社会环境分析范文
时间：2023-03-24 05:46:2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环境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教育体系
学校作为公民环境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宣传、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和培养生态意识的中坚力量，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无疑是公民环境教育持续长远发展的关键。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进行公民环境教育，可利用学校这一阵地，通过完善学校的环境教育体系来达到环境教育的目的。首先，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加强幼儿环境教育。对幼儿环境教育，我们必须明白“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把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①，必须尊重幼儿学习的规律，重视兴趣的培养和直接的体验。其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强化中小学环境教育。遵照教育部《中小学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的精神，中小学环境教育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再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抓好高校环境教育。大学生是将来“两型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因此，高校环境教育是学校环境教育的关键。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也离不开合理、科学的教材。要进行公民环境教育，须加大学术研究，组织编写更多条理清晰、实践性强，更接近大众的、内容生动而思想深刻的教材。产学研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是把教育、研究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学术教学和研究，只有当它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两型”产业，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希冀于纯粹的给学生灌输关于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理念就能为构建“两型社会”培养出生态公民，是欠成熟的考虑。通过产学研的结合，可以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素质的学生队伍直接服务于低碳经济所倡导的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等，而低碳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为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的深入研究提供物质基础，并为广大学生提供实践生态理念的最佳平台。可见，产学研相结合开创的是一种多赢的局面，绿色产业因此而获得了促进发展的生产力，环境科学因此而获得了保障研究的后盾，环境教育因此而获得了联系实践的桥梁。
企业责任
培养企业责任意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因此，保证生态环境教育工作的成效，“对企业而言，它要求负责任的企业不能只具有消极被动的责任意识，更应当具有‘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以一种实现责任的精神，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向导，在确定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都无害以后，才去从事追求盈利的生产经营活动”。②具备了环境污染防治的责任感和“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企业将在实现经济资本积累的同时，获得一种道德资本———一种“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③。由企业自觉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积淀的道德资本不仅能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且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转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要环节。节能减排与我们常说的“低碳”联系紧密，企业主要应在这样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开发运用绿色能源。二是积极推进低碳化、生态化的绿色生产。要培养企业的责任意识和引导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是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对企业进行的环境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有影响力的企业在行业和社会中的权威，对其它企业和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发挥对公民进行环境教育的作用。企业的节能减排是对前瞻性责任意识实践，也是企业道德资本的积累，它不仅可以直接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其榜样作用还为深入开展公民环境教育，实现“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影响。
传统文化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等思想中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以至于我们的前辈们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与自然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不管是儒家抑或道家，其主要就表现就是尊重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是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来考虑……在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的生产活动，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关系。在推崇生态伦理的同时，我国古代先贤也非常重视从制度和法律层面来追求生态文明。“历朝都立有类似保护动物的法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统治者虽然原来是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但入主中原以后，也能适当地注意保护动物。”④因此，中国先哲言简意赅的格言、警句里深刻的生态智慧，都可供我们运用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公民环境教育。促进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打开传统文化的经典，我们会发现先哲们的言论和文章都简短、晦涩。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清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⑤但是，这种暗示却也为我们大众理解其中的智慧增添了难度。因此，要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智慧，必须将传统文化大众化，要把深奥、晦涩的传统哲学思想转化成通俗易懂、接近生活的生活智慧，特别是传统文化中关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部分。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主要可以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当局组织编写一些推广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二是通过电视、网络的传播媒体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三是在学校开设普及传统思想精髓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在条件适合的大学还可以增设国学院。
篇2
2015年1月1日，新《环境保护法》实施。随后柴静自费所拍摄的雾霾深度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于2015年2月28日在网络上线，引发了国人对雾霾甚至环境保护的深切关注。这两件环保史上的大事件聚焦对国内企业基于环保义务的整改。企业环境责任亦成为媒体学者热烈讨论的话题。企业社会责任（CSR）理念为现代化的公司法理念之一。企业环境责任属于CSR的一部分。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被吸纳进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战略体系，各种环境问题也纷至沓来。以在华IT行业为例，2010年至今对该行业重金属污染的调查报告中，众多知名跨国公司如，日本的松下、三洋、日立、索尼、佳能公司，美国Intel、苹果、Motorola公司，新加坡电信，韩国三星，欧洲诺基亚公司等均涉入其中；服装行业中，阿玛尼、梅西百货、CK、家乐福、迪士尼等世界知名品牌在中国的纺织原料供应商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跨国公司在其经营历史和现实中突出表现为“资源输入”和“污染输出”。对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的考察，国内外学者一般从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一是传统视角，在环境法和国际法的学科范围内分析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此种视角下的研究成功较为充分；二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将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笔者较为赞同后种视角，但同时必须立足于国际法的视角来进行论述，因为跨国公司较一般环境责任有着诸多特殊之处。
二、跨国公司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
（一）企业环境责任内涵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主要集中于人权、劳工和环境责任三个部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是CSR子系统和组成部分，体现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基于公众的强烈要求、政府的大力倡导和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等各方因素合力的结果。到达这个发展阶段，公司开始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考虑各种利益相关主体的要求，秉承公平、诚信和正义等价值观和责任感，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环境责任在具体内涵上也应当是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任意责任四个层次，这是解决了企业环境责任“是什么”的问题。笔者认为企业环境责任可分为经济、法律、道德和美德责任。因此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亦可以分为相应的四个层次。1.跨国企业环境经济责任。在利益关系者视域下，强调企业的经济责任就是强调企业对股东的责任。虽然企业的社会环境责任的强调，在直观上常常与企业的盈利活动相背离，但二者并非总是对立，也有一定的统一性。德国最著名的跨国企业之一西门子集团已转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绿色技术供应商，目前该企业建造的风力发电厂数量超过了燃煤电厂，咨询公司预计2025年环保技术和资源效能的全球市场将会翻番，2020年德国绿色技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达到14%。2.跨国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经合组织主导制定的《跨国公司准则》在第五章环境部分明确规定了环境法律责任：企业应当在它的业务所在国家的法律、规定和行政惯例框架内，并在考虑到相关的国际协定、原则、目标及标准的情况下适当考虑保护环境、公共健康和安全的需求。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就需要遵守东道国的法律。企业的环境损害具有影响范围广、因果关系复杂、非经济损失难以评估以及影响的长期性等特点，决定了环境保护必须贯彻预防为主原则，不能计算“效率”问题。3.跨国企业环境道德责任。环境道德责任是从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的层面考察企业的环境责任。跨国公司的道德问题则尤为复杂，因为跨国公司无可避免地面临“求助于谁的伦理”的问题，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环境问题成为最普遍的道德问题之一。尤其是在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活动中，当东道国的环境立法和环境标准较之其母国更加宽松时，道德问题便凸显出来。4.跨国企业环境美德责任。美德是对道德的卓越追求，环境美德责任超越环境道德责任之上，体现出高于道德要求而主动采取的对环境有利的各种措施。OECD《国际投资与跨国企业宣言》提出“鼓励跨国企业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做出积极贡献”，均是环境美德责任的表达。
（二）跨国公司环境责任的承担模式及障碍
1.在东道国提讼——“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的适用。关于跨国母公司与其子公司的环境责任承担的冲突与矛盾，一般有三种理论。第一种是传统的有限责任原则，认为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根据各国公司法上的法人有限责任原则，在公司内部关系上，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而公司则以全部资产承担责任。第二种是整体责任说，将母公司与子公司看成一个企业实体来承担责任。2.在母国提讼。美国针对外国被害人向国内的跨国公司提起的人权诉讼、环境责任承担的诉讼作出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789年制定的《外国人侵权赔偿法》以及不方便法院原则。前者在Filartigav.Pena-Irala一案中得到重新复苏，巡回法院的这一判决使个人也可以根据《外国人侵权赔偿法》提起人权诉讼。“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美国法院拒绝接受外国受害人的人权诉讼，但Jotav.Texaco,Inc.案中上诉法院了原审认定的以“不方便法院原则”而作出的美国法院无管辖权的认定。英国Cape公司案（原告主张由于Cape公司在南非石棉开采，使得当地环境及工人工作环境恶化，这种恶化使他们患有石棉病）中，法官们以“关键决策地”和“不方便法院原则”认为英国法院拥有管辖权。3.跨国公司承担环境责任的障碍。东道国基于其国家原则，对跨国公司驻东道国的子公司及其经济活动拥有属地管辖权。后者表现在跨国公司的一种奇怪环境责任现象上：即母子公司间是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子公司在经济上并非真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母公司作为指挥者和核心策划机构给子公司造成环境责任时，却要由子公司这一独立的法人主体独立承担。
三、跨国公司环境行为的规制体系构建
（一）东道国的环境监管制度
东道国的相关监管制度应从以下方面完善：首先，东道国政府设立针对跨国公司的监督、评估机制。其次，东道国应当加强对跨国公司信息的强制披露，保障公众的知悉权。再次，将向母国和东道国汇报其经营投资行为、税收优惠及其他政府鼓励情况，作为跨国公司的一项基本义务，若违反此项义务，政府应当停止政策优待或税收优惠，代之以改革措施，追究违规的跨国公司的负责人的责任。
（二）母国的环境监管制度
虽然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管辖是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但是大多数东道国无法真正做到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管。因此，母国的环境监管是有一定的必要的。第一，建立完整的法律框架，依此认定域外的子公司何种行为为最佳的行业行为，同时设立一个独立的审查机构，该机构受理相关利益方对域外的子公司提出的申诉，如1999年欧洲议会决议与《欧洲公司行为守则》。第二，对于在外国雇佣超过一定数额雇员的域外子公司，规定都应当遵循各自的公司行为守则。第三，要求域外子公司采取一切合理的手段控制其对环境的影响，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行为作出评估，若部分评估结果低于法案中的最低标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澳大利亚的“2000年公司行为守则法案”。
（三）环境责任社会化——环境责任保险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对投保者因正常的原因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赔偿，并负责承担污染物清理的费用的一类保险业务，可以分散风险，有助于环境污染受害人获得及时和充分地赔偿，同时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关于现行环境责任保险的规范体系，无论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方面都有一些硬法支撑。从文本考察，无论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抑或国内法以及政策，都表述为环境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经济担保的选择性制度。关于跨国公司环境责任保险的实施机制，综合各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实施体系，一般来说亦有三种。第一种，强制保险，在一些环境高危行业，强制推行环境责任保险，已经形成国际共识，并被有效实施，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如果从事法律要求取得和保持环境责任保险的活动，就应当依法投保，这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一种环境法律责任。第二种是主动投保。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段规避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其结果是保险公司的保费池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环境责任保险也难以发展起来。因此跨国公司在其经营实体或船舶等装置位于或登记于没有强制性保险要求的国家时，应主动考虑到其危害环境的可能性，主动投保适当的环境责任保险，才是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行为。第三种是环境责任保险与商业贷款相结合。环境责任保险可以通过国际或国内立法强制施行，但是调整的范围非常有限；也可以由跨国公司主动投保，但这完全依赖于跨国公司的道德认知和情感认知。此外，环境责任保险与商业贷款相结合，通过把企业的环境经济行为同自身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能够对企业取得和保持环境责任保险形成有效激励。环境责任保险是商业银行控制贷款的环境风险的一种重要的措施和方法。
四、小结
篇3
渤海海洋环境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长期以来渤海“碧海工程”整治专项等工作都集中在渤海内部环境科学治理上，未能对引起海洋环境污染的源头进行规划治理，难以达到治本的目标。本文将治理渤海海洋环境的视角从海域转移至陆域，认为研究沿海社会经济活动对渤海海洋环境的影响是破解“渤海难题”的关键。环渤海地区已经凸显出其经济迅猛发展的趋势，未来一段时间该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开发力度和强度都会随之加大。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规划都紧紧围绕渤海沿岸而制定，新一轮的发展起点将渤海区域再次推入快速发展的队列，形成了环渤海的开发建设格局。渤海海域在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港口航运、发展空间的同时，其海洋环境在这种高开发强度背景下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未来的经济开发活动会对渤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规划要在环渤海地区布局哪些产业?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农业结构的改变对渤海环境造成多大的压力?工业结构的调整是否有利于渤海环境的改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渤海环境是否有影响?调整产业发展方式能否成为解决渤海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对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趋势有个宏观的把握。
一、30多年来渤海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主要原因
过去的30年环渤海经济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经济总量增长了76倍，以中国4.39%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21%的经济总量，工业经济密度为全国平均的4倍，其工业发展对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更是不可替代，形成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城市人口在过去30年增加了4600万，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城市建设在近20年里，扩张了一倍多，即在20年里又建成了一个1986年的环渤海城市群，其扩张速度让人震惊。
伴随着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活动强度不断加大，渤海海洋环境在过去30年的时间尺度内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渤海海水质量几乎全是一类水质，二类水质比例很小，而2000年左右，以三大海湾为主，海水水质出现了三类水质，其中以二类水质为一般状态，一类水质比例急剧减小，时至今日，渤海三大湾的水质主要以四类和劣四类水质为主，一类水质海域几乎没有，而且每年的变化趋势均是较清洁水域面积减少，污染水域面积逐年增加。
渤海环境质量问题已成为很多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关注的环境问题，甚至有些专家学者提出，如按此状态发展下去渤海将成为“死海”。根据海洋局监测资料统计，海上活动及临岸活动的污染贡献约20%，而陆域社会经济活动对海洋环境影响的贡献占80%，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是陆源污染的三大来源。陆域经济活动产生的废水通过排污口、地表径流、河流排入海中，而通过河流入海的污染物量又占入海污染物总量的80%以上，其中携带大量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重金属等污染物。
因此，渤海环境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究其原因自然因素应该排除在外，渤海周边人类的开发活动应该是其最主要原因。目前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力度相比过去的30年更是有增无减，该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大量的废水，污染物经由40余条河流注入渤海，渤海容纳了该区域几十年来的生产废水，其环境压力巨大，时至今日渤海仍承受着巨大的环境负担。
二、社会经济活动影响渤海海洋环境的压力分析
(一)农业污染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与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农业相比，农业生产在发展规模、产业构成、现代化生产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地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的生产规模迅速增长。30多年来，环渤海地区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0多倍，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25倍，畜牧业产值增长110倍，渔业产值增长160倍。粮食产量由4000万吨增加到6800万吨，增长了70%，水果产量由291万吨增加到3513万吨，增长了10倍多。
2.农业的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传统农业中种植业占绝对优势，比例达80%以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等畜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现代农业中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3%增加到2011年的34.6%，畜牧业与种植业共同成为农业发展中的支柱产业。环渤海地区畜牧业具有排污量大而处理率低的特点，从污染排放量上畜牧业排污量远大于种植业，快速发展的畜牧业已成为渤海地区水体污染的重要源头。
3.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规模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除农业科学技术的贡献之外，这些成绩大多仍是依靠了大量的物质和能量的投入而取得的。大量的农药化肥用于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了4倍，农药增长了3倍(相比1990年)，化肥施用量和农药施用量超出安全施用量上限2倍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物质和能量投入水平上对于渤海环境而言并不能构成多大的影响，这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也快速加重了农业生产这个面源污染源的强度。可见，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农业总体规模的增长、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是推动环渤海地区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的最主要原因。
(二)工业结构调整趋势不利于环境改善
环渤海区域经济目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中后期，主导产业仍然集中在工业部门，且工业结构整体呈现重型化特征，钢铁工业、石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从环渤海地区主要重化工业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上来看(见表1)，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产业发展势头迅猛，重化工业在各省市工业结构中的支柱地位将不断加强，同时重化工业布局呈现向渤海沿海集中趋势，包括山东半岛的城市群，河北唐山的曹妃甸、黄骅港，天津的滨海新区，辽宁沿海城市群等。
由于钢铁、石化工业等重化工业属于资源依赖型产业，也是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环渤海地区工业结构重型化趋势势必会加大对资源的消耗，还会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主要重化工业行业呈现向渤海沿岸集中的趋势，当众多重化工业企业在小范围内集中时，其污染物排放强度增大，这对渤海环境肯定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因此，未来的重化工业发展对渤海环境的影响还将持续，生产废水如果处理不当则对渤海环境的破坏将加剧。
(三)城镇化加剧环境压力
由于城镇居民生活废水经管道排放，容易排入河道，入河系数高，污水处理规模和程度较低，导致城镇居民生活产生的废水入河量较大。随着城镇化率的大幅提高，城市规模将不断扩大，城市地表径流污染量也逐渐增加，城镇化将成为加剧渤海环境压力的重要因素。“十二五”期间，环渤海地区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到了快速增长阶段，三省两市提出的城市化目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达到了90%(见表2)。以沈阳为核心的“五带十群”发展规划指出至2015年城镇化率要达到80%以上，这些因素将使辽宁城镇化在“十二五”进入加速发展期。
山东省“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发展目标为，城镇化水平达到55%以上，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从农村转移出120万人口。河北省提出要进入全国城市化发展先进行列，未来的发展要把城市群作为主攻方向，构筑环首都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带“两群一带”城镇化空间新格局，大力推进城镇建设水平。随着环渤海地区周边城市群不断扩大，渤海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是发展趋势，居民生活废水排放将加剧对渤海环境的压力。
三、缓解渤海海洋环境压力的解决对策
(一)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农业污染物排放量与农业经济发展规模直接相关，而农业经济规模的发展壮大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农业污染治理的根本出路。以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选择集约型、生态型、精细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是降低农业污染的根本途径。畜牧业生产方面，逐步取消“一家一户”的养殖经营方式，通过建立畜禽养殖小区，将各养殖专业户在空间上集中起来，使畜禽养殖污染的面源特性转变为点源，实施污染物的统一收集、统一处理和循环利用。种植业生产方面，应完善和发挥有机肥与低毒农药使用的补偿机制政策，引导种植业生产向低成本、高利用率、低污染的模式发展。
(二)调整工业发展方式
根据相关规划环渤海地区未来的重工产业将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调整工业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走集约化生产、清洁化生产、低消耗高产出的发展之路将是降低工业污染的重要出路。一方面，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目前不仅在环渤海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处于一个供过于求的状态，同时由于该产业高耗能、高污染的特性，因此，该产业生产规模需要得到有效控制，并通过技术更新和企业重组等途径对冶金产业进行有效整合，提高产品生产质量的同时有效控制工业污染。另一方面，石化工业属于资源消耗型产业，环渤海地区依托资源禀赋在石油开采、储存以及粗加工方面有着竞争优势，但石化产业链下游工业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不足，是典型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因此应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整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技术水平，积极推进产品向高端化、精品化、专业化发展。
(三)提高污水处理规模与水平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居民生活污染物产生量将不断增加。加大城市废水治理投资，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提高污染物消减率，避免污水直接排入雨水管道以及河流、湖泊、水库等环境水体是治理城镇生活污染的最根本途径。
篇4
关键词：社会大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新媒体；校园环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社会、社会风气和社会文化等环境的影响较大，马克思认为：“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社会环境中发生的每一次变化，其影响均会波及高校，在社会中流行的各种观念和思潮，也会渗透进学生的思想观念体系中。从社会大环境来看，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有利于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另一方面当前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经受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多元思想频繁交锋，普世价值难以形成统一，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大环境现状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但社会多元价值观冲击校园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可靠接班人的主阵地，是广大青年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与形成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并主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学生的政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和自立意识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价值观的反思、裂变、更新和塑造时期，文化多元化带来的冲击造成部分大学生价值取向移位、道德失范、理想信念缺失。主要表现在：政治理想上政治信仰模糊，主张以自我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政治问题；生活理想上追求物质享受，淡化艰苦奋斗；道德理想上提倡利己主义，重利益轻奉献，诚信意识淡薄；职业理想上更偏重经济和权利价值，社会责任感缺乏、团队协作观念较差等等。
1.1 新媒体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但实际运用存在不足
新媒体资源丰富、交流便捷，当前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微德育平台主题教育效果显著、特色鲜明、认可度高，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新媒体环境为新时期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赋予了科学意识、创新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等新的内涵，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途径，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即时性、效率性。
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同时缺乏有力筛选与监管，网络暴力、错误思想及腐朽文化等信息造成少数大学生理想信念迷茫、价值观扭曲、社会责任感差等。少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新媒体环境认识不到位，工作目标滞后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要求，使得“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理念不能有效契合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工作合力不能有效形成。
1.2 全社会重视高等教育的与时俱进性，但高校施教水平不足、手段单一
党的十报告指出高等教育方针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据调查，截止2013年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30%，全面进入大众化稳定发展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紧随高等教育发展步伐，在体制、风格、人员、技术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思想政治教育风格由防守应急转为积极主动；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由结构单一转为以专为主、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素质较高、动态平衡；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从无到有。
但由于部分高校教育资源困乏、施教水平不一等原因，普遍存在学科专业结构失调、管理观念落后等问题。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部分教师认识出现偏差，不关心国家大事；教书育人中“重才轻德”；工作缺乏主动性；缺乏事业心与责任感，重个人权威轻真情实感交流，造成师生间缺乏信任。加之部分高校校园物质环境和人文精神环境不够理想，缺乏文化底蕴和校园文化，学术氛围淡薄等等。以上因素都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大环境优化措施
复杂的社会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进一步优化的机遇。要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与针对性，就必须对社会环境的积极因素进行系统整合，对不利因素找准改进和优化的方向。
2.1 政府主导，调控优化，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积极健康的社会大环境
党和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大环境的调控，完善高等教育相关政策制度。充分整合各类社会资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造良好社会大环境。
首先，注重社会公平，减轻高校贫困学子的“后顾之忧”，面对当前大学生就业困境，提出合理解决办法，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推进依法治校，完善高校章程建设，提高大学生法治意识。
其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文化。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使他们逐渐产生心理、情感的认同，进而内化成个人行为的道德自觉。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学生挣脱各种负面价值观的羁绊，做一名“责任担当、诚实守信、立志成才”的优秀大学生。
2.2 加强新媒体等传播渠道的调控和运用，弘扬主旋律，规避不利影响
高校应有的放矢的开展有针对性的新媒体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内容上兼容包并，寓教于乐；形式上丰富多彩，集思广益；管理上监导并重，疏堵结合。建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微文化运营管理体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体应用技术水平。
首先，重视利用新媒体密切关注大学生动态。通过新媒体设立“网络舆情监测员”等，系统了解和掌握学生思想动态，进行正面引导、宣传，弘扬社会主旋律。其次，重视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系列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将形势政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生日常教育的全过程。再次，重视通过新媒体开展与大学生开展思想互动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完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互动平台的建设，通过QQ群、微博、微信等，加强思想互动，及时了解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妥善解决实际困难，有效化解矛盾，确保安全稳定。
2.3 提高国民文化素养，打造和谐校园内外育人环境
提高国民文化素养，而且要从根本上使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责任意识、爱国情怀等人文素质得以提高，要引导学生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奋发图强、开拓进取。
首先，加强校园周边社会环境整治，创建与大学育人理念协同发展、步调一致的校园周边社会环境。形成以政府指导落实、高校组织排查、校际完善紧密联系的齐抓共管模式，投入全社会力量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其次，强化高校物质硬环境与文化软环境建设。教育家苏霍姆利安斯基曾说过：“努力使学校的墙壁也在说话。”高校校园文化在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完善校园物质硬环境的同时要凸显文化软环境的人文关怀，做到实用性与育人作用的完美统一。
再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做到教书与育人有机结合。根据学生实际灵活设计教学方案，积极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注重课堂互动，让学生走上讲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 结语
总之，社会环境是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对象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上都有很多新特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和工作者要主动探寻学生特点，适应正在变革的社会大环境，充分认识到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大环境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工程，需要我们利用各种优势资源，实现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和凝聚，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廖晓衡，付小容.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与创新.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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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耦合度；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态势；边疆山区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59-05
1引言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当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配合得当、互惠互利时，为良性耦合；反之，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时，为恶性耦合［2］。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或称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3］。目前，国内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颇为丰富。许多研究人员利用现代系统理论体系，建立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来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状态和规律［4~5］、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演进态势［2，6］、区域系统耦合状态［7］、城乡耦合地域空间演变规律［8］以及资源开发中的耦合效应［9］等内容，其理论和方法在区域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该系统的稳定性、可控性决定着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否实现，因此，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已成为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10］。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建立于资源环境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能量与物质循环方式对资源环境产生胁迫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效应又通过降低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而对其产生约束作用。在这种双重机制作用下，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土地总面积38.32万km2，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是一个典型的低纬度高原山区省份，固有的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尚不发达。1949 ~ 2005年，全省总人口由1595.00万人增加到4450.40万人，增加了2.79倍；经济规模（GDP）由8.93亿元增加到3472.89亿元，增加了388.90倍。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041.79元，相当于1990年的4.20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265.90元，相当于1990年的6.11倍，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城镇化水平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同时，云南又是一个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省份［11］，资源减少、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较为突出［12~13］。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4~16］：云南省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低，土地资源承载力始终处于超载状态，这对区域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极为不利。因此，研究识别云南省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态势，对协调未来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
遵循建立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性及系统性原则，结合云南省区域状况，构建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状态评价指标体系（表1）。为统一各指标量纲与缩小指标间数量级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式（1）、（2）中，xij表示第i年j项指标值，x′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max(xj)为第j项指标最大值，min(xj)为第j项指标最小值。当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式（1）进行处理；而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好时，则采用负向指标计算式（2）进行处理。
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每个准则层及指标层的指标因子的权重值（表1）。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本文从1991 ~ 2006年《云南统计年鉴》［17］、1991 ~ 2006《中国统计年鉴》［18］、1991 ~ 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以及1990 ~ 2005年《云南省环境状况公报》获取1990 ~ 2005年原始数据，并进行处理和计算。
2.2 系统耦合状态评价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李崇明等［20］提出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 与的协调程度（后有研究人员称为耦合度［3，7，21］），模型如下：
公式（3）中，为两系统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为各指标权重。鉴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二者间的交互胁迫关系，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复合系统来考虑，显然与是这一复合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该复合系统的演化方程可表示为：
公式（4）、（5）中，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社会经济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的演化状态。VA、VB分别为二子系统在受到自身与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演化速度。在整个复合系统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将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即V=f(VA,VB),这样就可以VA与VB为控制变量，通过分析的变化来研究两个系统间的协调耦合关系。
由于整个系统的演化满足组合S型发展机制，可以假定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协合关系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这样在每个周期内，由于V的变化是VA与VB引起的，可以把VA与VB的演化轨迹投影在一个二维平面(V经济发展初期，不受资源环境限制，资源环境不受经济影响，发展只受自身因素影响。此状态下，只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其发展能力无限提高，资源环境始终不变，是一种理想状态。
良性发展阶段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开始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此状态下区域社会经济提升速度快于资源消耗和环境变化速度，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一定的胁迫作用，但处于可接收范围内，两个子系统向着良性状态发展。
分水岭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此种状态下，资源环境刚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两者变化速度相等，系统处于由良性状态向不可持续演变的临界点，为系统状态演进的分水岭。
不协调发展阶段
资源储量制约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环境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此状态下，高度重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明显增强，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不足，系统向着不可持续状况演变。
系统崩溃阶段
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的影响下达到极限，在经济增长极限值要求下，资源增长呈现无穷大趋势。此种状态下，过度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完全忽视自身支撑能力的提高，系统处于一种无限消耗阶段，面临崩溃的危险。区域系统将有两种演进方向：一是两系统间的矛盾不可协调，走向崩溃，因这种情况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二是人类采取一系列政策、技术、工程等措施，及时调控系统运行状况，引导其进入螺旋式上升阶段，实现系统的高级协调共生。
3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状态分析
3.1 系统耦合度计算
根据表1及公式（1）～（3）可计算出云南省1990～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结果如图2所示。然后依据f(x)和g(y)进行非线性模拟，首先计算A与B、VA与VB，其结果为：
3.2 结果分析
（1）从社会经济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来看（图2），1990～2005年，云南省f(x)和g(y)均呈上升趋势，除在1996年和2001年之后有所波动外，两者基本同步增长，但在2003年之前g(y)>f(x)，f(x)不断逼近g(y)，表明云南省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内部关系中，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大大超前，而环境保护则滞后得多。2004年之后f(x)>g(y)，说明在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在1996年、2002～2004年，g(y)下降趋势下，f(x)仍能获得相同速率的增长，这表明，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环境的投入不但不会降低其发展速度，反而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
图4 1990～2005年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耦合度
（2）从VA与VB变化情况看（图3），两者大致可看作“U”型曲线，两系统处于同步变化状态，1994年之前VA>VB,1994年之后VA
（3）从耦合度α的变化情况（图4）并结合表2分析，近15年以来，1990～1993年α处于39°～42°之间，为协调发展状态，1994年突破45°成为系统发展的分水岭，之后均处于50°～84°之间，2001年更高达83°。α经历了先下降（1990～1992年）后上升（1993～2001年）再下降（2002～2005年）的过程，尽管近4年来呈快速下降趋势，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有所提高，但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在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资源高消耗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4未来发展态势分析
近年来，云南省在环境保护和治理、降低能耗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2005年，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达1.4%，相当于2000年的1倍；1990～2005年，“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相当于1990年的4倍多；2005年，万元工业产值耗能、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万元GDP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万元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元GDP工业废水产生量均有所下降，吨能创造工业产值和吨能创造生产总值也有极大提升。这些因素的促进下，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呈下降趋势。
尽管如此，云南省未来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胁迫和约束双重机制加强，二者协调发展仍面临巨大压力。可以预见，云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胁迫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5年以来，由于过度追求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上马，加之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致使区域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严重，区域土地、水、矿产等各种资源供给日趋紧张，区域综合支撑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而历史上对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所欠的旧账越积越多，形成累积效应，并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效应表现出来，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
（2）长期以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素质不高、技术落后，云南省在国际、国内区域分工中处于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经济增长主要靠过度消耗资源和加重环境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以能源消耗指标为例，在1990～2005年，云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耗能（规模以上）以年均5%的速度下降，2005年为3.55吨标准煤/万元，仍高于全国2.59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且在“十五”期间呈波动状态，下降极其缓慢。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以5.9%的速度下降，2005年降为1.73吨标准煤/万元，高于全国1.22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云南省在通过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方面面临不小压力。
（3）“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资严重不足。根据2005年《云南省环境公报》，SO2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大气污染防治面临较大压力，昆明等6个城市空气污染加重，15个开展降水酸度监测的重点城市中，11个城市出现酸雨。云南省77条主要河流的150个监测断面中，水质在Ⅲ类以下的断面达42%。1990～2005年，废水排放总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8.05亿t，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年均8.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6646.08亿标立方，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年均5.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4661.49万t。与此同时，“三废”处理能力却提高不大，例如，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仅为35%，远低于全国57%的水平。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年均增长4.7%左右，2005年达1.4%，略高于全国1.3%的水平，但远远低于云南省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水平。生态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入不足加大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
（4）全省总人口将继续增长，加之云南为边疆山区多民族省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各项建设起步晚，对环保设施和技术投入欠账较多，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交通、能源、水利等各项建设将大大加快，必然加大对资源环境胁迫强度，这已是难以逆转之势。
（5）环境保护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受自然灾害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严重。一方面，云南省自然条件差，全省山地、高原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94%，盆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源富集但开发利用成本高，各类用地受到限制，环保工程措施投入大，技术要求难度高。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影响也较为严重。以农业生产为例，在1952～2005年间，全省农业自然灾害总受灾面积达4745.99万hm2，年均受灾86.29万hm2，占年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0.28%。1996～2006年，因自然因素（洪水、地震等）和某些人为因素造成的灾毁耕地共计达4.88万hm2（年均因灾毁而减少耕地0.49万hm2）。此外，云南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1999年以来，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36.9%，土壤平均侵蚀模数达1340t/km2・a。以金沙江流域为例，全流域年均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相对量达4427.4元/km2・a，其中坡面侵蚀损失3247.6元/km2・a，重力侵蚀损失1179.8元/km2・a［22］。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云南省未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5结论
（1）从系统理论思想出发，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系统进行耦合态势分析，以识别系统协调发展状态，对今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评价结果表明，自1994年突破分水岭以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近10年，耦合度均在50°～84°之间。尽管2002年后呈下降趋势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但其速度极其缓慢，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其滞后效应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将越显明显，系统间的胁迫约束机制加强，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极不协调状态。
（3）分析表明，未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仍将面临一系列的重大挑战，系统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的难度大，达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同步协调发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此，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明确区域科学定位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同时加大环保资金和技术投入，特别是重视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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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智国（1977－），男，云南武定人，汉族，讲师，主要从事生态安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篇6
“教与学环境、学习资源、教师、学生、教学组织形式是学校教育活动的五个基本要素。”“互联网+”的新时代下，大数据、新媒体迅速冲击传统教学模式运行机制，也促使学校的教育随之发生改变。虚拟化的教学环境更加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通过智能设备所提供的便利，在虚拟空间内打破“一位导师，一群学生”的传统教学，通过科学技术的辅助，增强虚拟与现实的叠加，将网络虚拟教学空间与真实的学习环境相互融合，师生打破时空限制，利用二者优势最大限度的提升教学效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需要更多的科技人才充实社会的创新队伍，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探索教育体制的改革提升地方师资水平。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开始注重下一代的教育工作，投入更多的?r间和精力提升学生学习能力和知识涵养。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全民向学、不断创新的社会浪潮。因此，如何调整、规范在线教学网络平台，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教育问题。对此，笔者试做以下对策分析。
（1）国家及时制定出台相关制度规范网络教学平台，净化网络教学环境。
科技是第一动力，人才是创新之本，教育是发展之基。把好教育总开关，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人才之源。网络教学平台，不能成为社会教育法外之地，国家应及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强化准人标准，细化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资源。提高教育类网络平台创建标准，完善准人机制，将投机者拒之门外。严格审核网络教学内容，严禁三俗、低质、非科学资源流入和传播，在源头上遏制“病原体”的介入。
（2）教师积极发挥引导示范作用，教育学生科学合理高效的利用网络学习资源。
“教师作为影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发展状况备受世界各国的重视。”在学生求学路上，教师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引导学生通过正确的道路获取知识、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远大理想。同时，多年的教学经验，使得教师具有更加理性、严谨的判断力，能够甄别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网络资源。处在求知初期的中小学生，往往难以清晰的判断网络资源的正确与否，教师的积极正确引导能够有效的帮助学生“少走弯路”，激发学生求知热情，提高学习效率。
教师也应该积极寻求角色转变，由传统的“讲授者”向“指导者”、“管理者”过渡，成为学生个性化成长、发展的引领者。对于年轻化的新生代教师应更加注重智能化教学方式的学习与创新。在其对新兴科技具有较快的学习和接受能力下，积极将智能化学习的方式、方法教授给学生，引导学生科学、理性的进入“智能化”时代。
（3）家长守好监督管理责任，激发孩子学习兴趣，培养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漫长的成长道路上，通过自身行为规范，熏陶影响后代的人生发展，因此，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发展责任重大，责无旁贷。首先，家长要摒弃陈旧观念，不断学习新知识。有些家长仍然抱有“教育是学校、老师的事情，家长只负责孩子吃穿问题”的错误思维。孩子的教育是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四者间的共同配合，任何一方的角色缺失都将影响到整体的教育效果。对此，家长应该抛弃陈旧观念，积极的投身到孩子的教育活动中，多参与、细体悟、勤反思、常沟通，与学校、教师、学生搭建畅通的交流平台，为孩子的教育发展最大限度的铺平前行道路。其次，在学生进行网络在线学习的过程中，要强化家长监督责任，不可放任自由。由于孩子的自我约束能力较弱，网络资源的极大诱惑力往往会诱使学生迷失正常的学习任务。例如网络游戏的低智化、快捷化，大量的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充斥网络空间，在家长监管缺位的情况下，孩子极易沉迷网络游戏而放弃在线学习。最后，对于网络教学资源家长应提前进行筛选，选择适合孩子使用的在线学习APP，同时，注意保护个人个入账户，以防在使用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4）学生个体不断提升个人判断能力、沟通能力，强化学习能力。
篇7
关键词：技术创新 行动 环境变量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具有工具合理性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而一体化发展的结构功能连续统，乃是现代社会系统为满足其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之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系统结构功能分化的结果。技术创新不仅在微观上构成了企业为满足其生存发展所必须作出的主导性行动，而且在宏观上也逐渐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功能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技术创新“已经构成了一种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的基础发动机”（[1]，p.13）。
正因为如此，自从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建构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理论体系以来，技术创新就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理论概括和统计测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透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技术创新主要是在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领域中得到生成和发展，故而首先主要是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由技术经济学、科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等学科作出了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但是，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层次的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而且也随着技术创新活动逐渐越出单纯的经济系统并在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功能凸显趋势的增强，其所具备的社会行动性质和社会关系结构等非经济特征就远非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涵括的了。而这实际上就是为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即对技术创新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技术创新给出这样的解释性定义：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入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或阶段，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技术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无论其创新资源的获取与社会动力的提供，还是其社会运行机制的展开和社会功能满足方式的呈现，都总是离不开其社会环境的。因此，考察技术创新行动或行动系统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社会学理论中，环境是与行动相关联的。从社会学中行动或行动系统的概念来看，任何社会行动总是行动者与其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而社会行动之所以具有区别于行为或“观念的流溢”的规定并从而具有客观的自主性正是从这一关系中得出的。一般来讲，社会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者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②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②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正是这种行动参照构架（又可简化为手段——目的构架或条件——规范构架）的形成，不仅从整体上规定了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行动本身是包含其环境因素的行动参照构架整体，或者说是一种行动系统，而且也规定了社会环境的性质，即环境是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而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环境是不能脱离行动而自在成立的。这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一方面作为条件限制了行动的取向和范围，另一方面又为行动提供了手段或工具；行动者在其行动过程中不能超越于环境之外，但却能从环境中获取行动的手段或工具。同时，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的目的相连接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更进一步地讲，环境只有在和行动的互动关系格局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才能获得其与行动者相对应的独立性和外在性。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的作用是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也必然具备上述的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技术创新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是从环境中获取技术创新的手段和资源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了对环境的重建。另一方面则表明，要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必然离不开技术创新行动本身，因为环境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行动构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的考察应以环境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不仅对环境因素的作用强调不够，而且即或有所提及，也只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和其环境当作两个无内在关联性的分离系统来处理的。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出发点来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和机制等就更是殊见。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以技术创新行动之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去考察技术创新行动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变量及特征，而技术创新与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和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及特征则留待它文中再作阐述。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大系统。社会系统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集合而成，其中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环境的等等因素，构成了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体。因此，广义地讲，这些因素及其关系均可作为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而存在。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考察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理论出发点是技术创新的行动参照构架，这种行动参照构架中的环境因素或者作为创新手段为创新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创新目标的达成。这就表明，要确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就必须从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特征出发，才能从广泛的社会环境因素中获得技术创新之独特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的定位。从环境因素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或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出发，我们可以确定出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定社会环境因素的几个变量，即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
1.社会物质资源
社会物质资源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最基本环境变量，是社会环境系统中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硬性”约束要素。如果社会物质资源出现短缺，或者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互动交换关系发生障碍，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手段要素的比例减少而条件要素的比例增加，其结果，是在限制了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有效获取的基础上也阻碍了技术创新行动的正常展开和顺利实现。
如果以文化的主层次结构的标准来看待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话，则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是居于该系统结构的器物层次，其和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和交换关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领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居于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结构的器物层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并非纯然是一种具自然物质性的要素的集合，而是一种包含了生产要素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市场需求和信息资源等在内的广义性社会物质资源系统。
生产要素资源包含了技术创新所必须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它是影响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最基本的成份。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环境要素的供给，技术创新行动将无从谈起。在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就曾指出，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生产体系之中，而其中的一种新组合形式即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的实现就是一种创新。由此可见，虽然生产要素资源不能涵括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要素的全部特征，但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物质资源性环境要素却是技术创新行动所不可缺少且必须与之发生互动关系的。
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的人才性资源环境。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包含诸多运行环节或阶段的社会行动，其全过程的顺利展开和成功实现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或行动才能完成；其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运行质量和速度都取决于从事该环节工作的专门人才的科技水平、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的高低。企业家群体是技术创新的启动者、协调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则是创新能否正常运行和顺利实现的技术性保证。因此，如果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不能同其人力资源环境要素发生通畅的社会交换和互动，则势必导致创新所需的企业家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的匮乏和枯竭，从而也必将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的瓦解。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舒尔茨也曾指出， 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上，“资本的传统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容纳人力资本”（[2]，p.1），“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可能将所有不同形态的人力资本集中在一起，其作用会大大超过全部非人力资本”（[2 ]，p. 2）。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以一种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的资本概念阐明了人力资源的贮备以及对其进行的投资对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资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又一重要的约束性因子。由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效益性质，从而决定了资金投入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要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指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 社会资本总拥有量与总产出之间存在着由资本产出系数所表示的关系；若资本产出系数不变，增量产出则完全要依赖增量资本投资。据此，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投资和由此造成的资本累积是使一国经济实现起飞的前提条件。不管这种纯粹的经济学增长模型的假设是否恰当，单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来看，如何选择合理的资金投入方向以及降低资金投入的风险- 效益比，则的确是制约技术创新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市场需求既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社会动力，也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实践来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则以市场需求信号为主要表征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地起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引导其创新发展方向的作用。因此，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如何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的类型及其发展趋势，如何建构良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从而把市场需求从技术创新行动参照构架中的条件取向转化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手段取向上，并形成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市场需求之间灵敏通畅的社会互动关系，乃是技术创新能否顺利启动和成功实现的重要保证。
信息资源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又一重要成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行动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以及该行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关系的总和。就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来看，在创新的启动和决策、R&D、生产、销售和创新扩散等诸环节或阶段上， 都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的流动和交换活动。如果缺乏这种从外部社会环境中获得或输入的足够的信息资源，如科技发展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地区和行业技术改造信息、技术引进信息等，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由于得不到适度质量和数量的信息保证或是无法作出决策而启动，或是创新诸环节之间联系纽带中断，或是创新产出过程受阻，或是创新扩散过程失效等。因此，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时，就不能只定位在人力、资金、市场或生产技术要素等物质性的成分上，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和制约能力，从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触发作用、纽带作用以及创新资源集聚作用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必须谋求有效的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并建构出有效的沟通渠道。这种信息沟通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大众新闻媒介；②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③政府部门的信息；④技术市场；⑤行业之间的信息网络；⑥同学、同乡、熟人等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2.社会制度模式
在社会学看来，社会制度是“被历史地加以传递的外部社会安排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加以传递的内化了的社会价值”（[3]，p.316）。帕森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有限制的模式”（[4]，pp.144—145）。这就表明，社会制度作为人们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价值体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它在规范人们社会行动、实现社会进步以及必要的社会秩序的维系等方面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从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社会制度具有相对于社会行动的外在性和独立性。社会制度是在人们为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并维持社会秩序的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但社会制度一经建构出来，由于其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形式化程序和合法化价值，从而导致了它逐渐地同具体的人类社会行动相脱离而具有了外在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正如P.布劳所指出的：“社会制度构成一种历史现实，它至少部分地存在于人类之外并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人类”（[3]，p.316）。第二，社会制度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具有限制性和规定性。由于社会制度的外在性和独立性，导致其表现为一系列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种限制性和规定性。作为制度的外在安排，这种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往往是由制度建构者或提供者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而也使得社会制度本身具备了一种强制性的力量。
对于技术创新行动而言，社会制度的这种外在性和独立性特征必然导致其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外部环境变量而出现；而社会制度的强制性和规定性力量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所必须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变量的性质。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变量，社会制度或制度模式不仅为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共享的行动规范，从而使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和交换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或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而且在这种互动或交换活动的制度化过程之中，它也历史地塑造出了一种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企业在共享这一制度安排后果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其合法化和形式化程度的提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种制度化安排付出不断的、大量的利益投入尤其是机会成本投入，并对其抱有长期的利益收益预期。由于这种在历史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投入- 利益收益行为选择模式是很难更改的，因为更改意味着企业以往的成本投入可能全部或大部分作废，因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从而对企业从事具“更改”性质的技术创新行动构成了强大的障碍和挑战。这就正如帕森斯所说的，社会制度模式以及其所塑造出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它们在满足处于某种典型条件下的系统功能必要条件的意义上，维持一种稳定状态的条件。它们规定的限制使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约束得以生效。这种限制一旦被打破，不仅会涉及利益的得失，还会涉及权力和义务的破坏和侵犯。”（[5]，p.90）对于企业的技 术创新行动而言，其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目标要求与企业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表现为那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业或企业成员对由技术创新行动所建构出来的新的制度安排或原有制度安排的调整其社会认同方面的严重差异和分歧，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企业从事技术创新行动并由此建构新的行动规范和组织形式以及实现其制度化过程的严重障碍。
根据社会需要类型的分类标准，即根据社会制度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和规范协调人们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维度，我们可以把社会制度模式划分成如下类型：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军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其中能够纳入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成为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变量的主要制度类型有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而其他社会制度类型虽也可作为环境因素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实现，但较之于前述几种的影响而言则仅具有一种间接性和边际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对它们存而不论。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制度这个词在社会科学或社会学中的使用其涵义是十分广泛且有较大差别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指“由周密制定、易于确认和相对稳定的规范、价值观和法律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6]，p.298），不仅“指日常意义上在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模式”（[6]，p.299），而且也指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制度领域或社会系统中各种独立完整的结构功能层面。上述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或维度均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必须面临且不得不产生和运行于其中的一种制度环境，而不论这种环境是表现在制度建构的发生学维度上还是表现在制度转轨的结构过渡维度上。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思曾对所谓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了区分，在他们看来，“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7]，p.270），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7]，p.271），它可能是正规的、长期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暂时的。其实，这种区分从社会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来看，并不是一种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区分，而只是表明了社会制度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其作用方式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之分，表明了在社会制度模式中正规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同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即所谓社会潜网的区分。但是，从这种经济学家对制度所作的区分中却可以启发我们看到，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体现为一种新的制度规范或创新潜网的建构过程，而这种创新潜网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潜网之一部分往往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更直接更具体的影响。因此，同上述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我们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时，应当更为关注这种社会潜网及其作用，因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起作用的就是这一类行为规则，而且对于具创造性、新颖性和超前性的技术创新行动来说更是如此。
3.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又一重要环境变量。前面已经指出，社会制度模式由于其外在性、独立性、强制性和规定性的特征而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环境影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赖以发生、运行并实现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制度性依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技术创新行动中所依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完全是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系统中还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且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来补充社会制度模式在规范现实的技术创新行动时之所不及。这种力量不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模式相对立的，也不能仅仅被理解成是社会制度模式的补充力量，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模式在内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它甚至还成为了社会制度赖以创生、演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这就是以文化价值规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规范和制约中，社会文化背景作为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殊环境变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全以正式形式为条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正式组织或设备作为其实体性物质基础；但正因为其不具备完整的、正式的实体形式，才显示出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力量来。可以说，它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技术创新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范围和路线，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技术创新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第二，作用层次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力量具有超越于单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之上的外在性，同时又具有影响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的内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进行技术创新行动的选择或决策时，不得不依从既有的文化价值规范，从而力求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开启、展开和实现谋求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后者则指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累积的性质并积淀在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者的意识之中，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具体表现。社会文化背景的这种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的特征，体现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制约作用的张力范围，塑造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既促动又限制的作用性质。
最后我们可以说，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之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或作用虽不如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那样直接，也不如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它却通过自己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和作用层次的内外统一性的作用特征为基础，以一种文化规范潜网的方式发挥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影响，并填补了此二种环境变量对技术创新行动影响不及的作用真空地带。
4.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特征
上面我们从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行动参照构架出发，阐述了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已经包含了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所有社会环境因素，而只是表明在和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关联中它们被确立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有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性和重要性。但尽管如此，通过上面对三种环境变量的阐述，我们已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因素的主要内容和面貌，并且进而也可归纳出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及其关系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一，关联性。这是指构成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着的。社会物质资源的交换与获取离不开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限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价值影响；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性限制离不开社会物质资源的支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认同；而社会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物质资源为载体才能具体表现出来。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社会环境诸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表征了我们前面把技术创新视为一种行动系统并以其整体性的行动参照构架作为考察其社会环境的理论出发点的正当性。因为，由于环境变量之间关联性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和任一环境变量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时候，都必然牵连着其他环境变量乃至整个环境系统的影响，如果不从系统的角度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特征，不以技术创新行动的整体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的内容，就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之间互动交换关系网络的离散，并最终导致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之结构和秩序的紊乱。
第二，层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的结构划分成分别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为表征的三个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和价值观念层。其中，器物层是以社会物质资源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制度层是以社会制度模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层是以社会文化背景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同时，如果我们从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社会环境系统之互动作用的顺序考察，也可以看到环境结构的很明显的层级性，即首先是技术创新行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其次涉及到社会制度模式，最后是社会文化背景。而反过来，则是形成一种作用调节的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即在信息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制约着社会制度模式与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并限制着其互动关系的变化范围，而社会制度模式作为对扮演技术创新主体角色的企业的期望，又限制着其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动机、目的和决策过程。
第三，差异性。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行动主体，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收益预期、行动方式和功能要求，从而决定了技术创新行动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会有差异，而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社会环境的差异性特征。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讲，其可能采取不同的创新方式，或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或组织创新。而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物质资源和社会制度模式，而对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等。社会环境的差异性一方面可以为技术创新行动提供适宜的行动契机和行动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和手段的机会和位置的差异，从而导致创新主体之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不平等竞争。
第四，动态性。这是指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创新行动的展开会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之中。首先，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具有较大的可变性。一方面每一环境变量都处在其他环境变量所构成的环境中，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每一环境变量都将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表现出一种动态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参与了其周转环境的构造与重建，因此由技术创新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更新取向也必然导致环境变量的动态性发展。其次，各种环境要素或变量之间的结合方式或互动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地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结构。
最后，利用上述的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及特征的分析框架来对照中国现实的技术创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结构的三个变量层次上，明显地存在着短缺效应、转型效应和迟发效应等三种环境变量的影响和制约，并形成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结构的刚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它们阻碍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的顺利启动、运行和实现。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消除这种环境影响的障碍和限制，就必须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目标选择和具体操作上要有一种系统的观念，即不单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同其社会环境看作是两个互无内在关联的系统，而必须是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对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通过行动建构系统的过程不断地把环境因素中的条件成分转化到手段成分中去，形成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共同创新和重建过程。
参考文献
[1]G. Dosi， Techn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1984.
[2]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P.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
[4]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5]T·帕森斯：《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篇8
关键词：共享单车；行业分析；PEST模型
2016年底，我国共享单车行业莫名其妙就火了起来，一张24个全是共享单车APP图标的手机截屏引发了广泛关注。OFO共享单车最先进入共享单车行业，摩拜单车紧跟其后，据统计，2016年至少有25个新的共享单车品牌进入这一行业，其中可能还有些电动自行车共享品牌。共享单车行业发展快速，但欲速则不达，随之而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也不断出现。本文通过PEST宏观环境分析模型对共享单车行业做出全面的分析，以期为该行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参考。
一、共享单车的定义
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形态下产生的新物种，指企业与政府进行合作，在户外公共区域如校园、公交地铁站点、居民区、商业区、公共服务区等提供自行车共享服务，它的特点主要是共享经济、互联网+、智能解锁、低碳、环保。PEST分析指的是宏观外部环境分析，指一般不受企业掌控的、一切能影响行业或者企业发展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具体PEST模型包括政治环境（Political）、经济环境（Economic）、社会环境（Social） 和科技环境（Technological）四个方面。对行业进行PEST模型宏观环境分析可以更好地认识行业环境，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经营需要做出适合的影响活动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从而达到其营销目标。
二、PEST宏观环境分析
1.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现在，随着城市私家车增多，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如何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成了每个城市政府都头痛的问题。以前政府也出台过相关措施来解决城市出行问题，像限制外来车辆牌照、限行单双号等，但效果并不明显，无法从根源解决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绿色环保、健康出行模式，政府对这一模式也持鼓睢⒅С痔度，也更愿意看到OFO共享单车、摩拜单车等互联网企业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一分力量。
今年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发言人称要鼓励支持共享单车行业的发展，政府部门要加强规范指导，企业首先承担主要的管理责任，提升服务水平，社会公众更要文明出行，文明用车，共同促进共享单车行业的良性发展。对于共享单车出现乱停乱放的痛点问题，北京、广州、深圳等地都加紧出台治理乱象政策。一方面政府要大力推进自行车硬件设施的建设，整体规划停车容量；另一方面，将信用体系纳入到共享经济中，加强信用机制的建设，将他律变成自律，处理好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
2.经济环境分析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5年底我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达到6.88亿，手机网民比例超九成，移动互联网为社会公众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对于普通用户而言，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最后1-5公里的出行选择共享单车，会比乘坐地铁、公交车等在金钱上节省很多。以广州的上班族为例，使用摩拜单车是0.5元/小时，乘坐公交车上班2元/程，一个月21天出行上班产生的费用，摩拜单车对比乘坐公交车可以省到60%-75%。而且，选择公交车个人交通拥堵成本，如因堵车造成的身心健康成本、因堵车等待的时间损耗的社会成本也更高。
3.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文化是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共享单车的出现，唤醒了中国自行车传统文化的回归。摩拜单车的创始人胡玮炜说过，她是一个有自行车情结的人。自行车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单纯而美好。在城市里骑着黄色、橙色 、绿色等色彩艳丽、时尚又有文化设计感的共享单车穿梭，充满浪漫复古的文艺气息。此外，共享单车也倡导一种全民健身的理念，骑单车不仅是满足出行的需要，更是一种健康的锻炼方式。饭后散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单车小运动”，在生活中运动健身，方便也健康。
4.科学技术环境分析
科学技术给很多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共享单车能迅速普及也是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具体技术主要依赖以下几点：1）智能手机的技术红利：智能手机的出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购物到出行，都为新时代用户体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2）共享单车将物联网运用于城市的交通升级，规模化的实现人与物的连接，探索过程中的二维码识别、防盗、定位等各方面，开创了人与物互联互通的新模式。3）高科技智能解锁、精准的GPS定位技术发展都推动了共享单车行业的发展，互联网移动支付也为共享单车建立起了它的盈利模式。4）工业技术方面：像实心轮胎、轴传动、铝合金车架焊接工艺等都使得共享单车对比传统的单车骑行时更为稳定，也为用户创造出了更好的骑行体验。
三、总结
共享单车的出现对于满足公众“最后一公里”出行需求，带动健康、环保、绿色出行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当下崇尚低碳环保、健身强体的生活理念相吻合，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据艾瑞监测数据显示，共享单车现在的用户数量已接近千万，如今，共享单车在公众的出行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未来共享单车要如何发展，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各共享单车平台需要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形成完善的沟通机制，对城市单车的投放数量以及投放位置进行合理规划；另一方面，共享单车企业要加强对自身运营的管理和要求，及时维修有故障的单车、回收已损坏的单车，对不规范停车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维护好市容市貌。
参考文献：
[1]谢慧敏.共享单车大混战[J].经理人，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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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与社会环境分析。短期的规划比较注重组织环境的分析，长期的规划要更多地注重社会环境的分析。
3、生涯机会评估。生涯机会的评估包括对长期机会和短期机会的评估。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结合本人的具体情况，评估有哪些长期的发展机会；通过对组织环境的分析，评估组织内有哪些短期的发展机会。
4、生涯目标确定。职业生涯目标的确定包括人生目标、长期目标、中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确定，它们分别与人生规划、长期规划、中期规划和短期规划相对应。首先要根据个人的专业、性格、气质和价值观以及社会的发展趋势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长期目标，然后再把人生目标和长期目标细化，根据个人的经历和所处的组织环境制定相应的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5、制定行动方案。把目标转化成具体的方案和措施。这一过程中比较重要的行动方案有职业生涯发展路线的选择、职业的选择，相应的教育和培训计划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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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战略制定企业战略有效执行思路途径
为确保企业快速、健康和持续地发展，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逻辑思维来制定企业战略，还必须确保企业战略的有效执行。企业战略和有效执行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科学制定企业战略是企业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第一步，而能否成功有效地实现企业战略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本文拟通过企业战略制定和企业战略有效执行的研究，为实现企业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 科学制定企业战略的思路
1.企业内部能力和外部环境分析
第一，企业内部的能力分析。企业内部的能力分析主要是对企业内部价值链（生产价值链和管理价值链）进行分析，也包括对企业内部组织流程进行诊断。可以采用以客户为中心企业内部的能力分析框架，并且从生产和管理两个角度分析价值链对客户价值的关键影响因素，认识企业在价值链上各环节的相对位置，识别企业的相对竞争状况，帮助企业认识自身的各个环节上的优势和劣势，确定企业内部的能力重大提升方向。
第二，企业外部的环境分析。企业外部的环境分析可以帮助企业正确认识外部环境的特点，认识企业未来发展构成重大影响的政策、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等外部因素，了解企业运营所处的外部发展机会和所面临的挑战。企业外部环境分析包括宏观环境分析和行业环境分析。宏观环境分析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技术环境等。
2.制定企业的中期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
在通过对制定总体战略目标与思路在内部能力和外部环境分析的基础上，认清企业发展的外部机遇与挑战、内部优势和劣势之后，即可制定企业的中期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以统一全体企业的工作思路，明确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企业中期战略目标要结合企业运营的实际环境及企业的发展远景来制定，为进一步确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关键措施奠定基础。
3.编制战略措施规划
战略总体思路明确之后，应制定落实思路的关键措施并进行措施的中期战略规划分解。这是确保中期战略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战略措施规划是将目标实现的关键方面层层分解为一系列可执行、可衡量的战略行动（包括战略关键措施、主要工作和项目三个层次）。关键措施是根据战略总体思路确定的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关键方面；主要工作是为实现每一个战略关键措施及其目标需要实施的几个主要方面；项目是每一主要工作下需要相关部门独立开展或者牵头开展的完整的最小工作单元内容。其中，关键措施应由企业领导层进行决策，突出战略重点，对跨部门、跨职能战略工作进行整合，以支撑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 企业战略有效执行的途径
1.建立健全战略管理组织与制度
企业应成立企业战略发展管理委员会以统一决策和协调企业战略管理的重大事项，组织企业战略目标与思路的制定、中期年战略规划的编制及年度战略重点计划的制定，统一协调企业战略的各项实施工作，组织和协调企业战略管理项目的资源配置，推进企业战略的有力执行。组织开展战略环境分析、战略课题研究等工作，为企业的决策提供参考。
2.注重战略、预算及绩效管理的有效衔接
企业战略管理体系由战略分析、制定、执行和评估控制等环节构成的管理闭环，战略管理在企业运作的“神经系统”中起着“大脑”的作用；全面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分别由预算及绩效的制定、执行、控制与调整、考核等构成管理闭环，这两个管理体系位于战略管理大闭环的战略执行与评估的环节上。加强战略管理与预算管理及绩效管理的衔接，强化其相互间的支撑并发挥其综合效能，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综合管理能力，实现战略管理与运营管理的有机结合，有效推进企业的战略落实，确保绩效指标与战略目标指标体系的一致性，形成由目标到行动，由行动到控制，由控制到结果的完整闭环体系，确保企业向既定目标前进。
3.加强战略实施的评估
战略实施评估与控制是在战略规划的执行过程中及阶段性任务完成后，对战略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给出相应的评价。战略实施评估是战略管理体系形成完整闭环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略执行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证。为开展好战略实施评估，必须建立完善的战略评估体系，明确评估内容、评估时间点和评估主体等三个要素，专人负责、专业评价、高效沟通、电子化评估平台的应用和一定的奖惩措施等确保战略实施评估工作取得成功，确保战略方向的正确和战略的有效落实。
三 结论
为实现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必须在对企业内外部环境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清晰正确的企业战略，正确描绘企业未来发展的总体目标与思路，做好战略措施规划的滚动编制。有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后，更重要的是强有力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自己的企业战略。如果没有有效的执行，再好的决策，再宏伟的战略，也毫无意义。只有既制定了良好的战略，又能有效地实施这一战略，才能使企业获得成功。 因此，要坚定不移地将战略“落实”，使战略管理与实际运营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企业上下达成战略共识，使各级管理者和员工在了解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的基础上，自觉地将自己的工作融入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快速、健康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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