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污染环境罪，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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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污染；环境罪；立法；解析

污染环境罪是2011年2月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原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而来的罪名。这次修订主要是降低了犯罪的门槛，扩大了处罚范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原来规定的“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扩大了污染行为所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物质；二是将原来规定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降低了入罪要求；三是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规定，使该罪的适用范围更宽。

一、污染环境罪的构成特点

根据本条规定，构成污染环境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行为人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前者是已满16周岁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后者主要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在司法实践中，实施本罪的犯罪主体一般是从事特定生产的企业。（2）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制度。本罪侵犯的自然环境，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物质条件的总和，因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3）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故意，即对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而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是故意的。由于本罪在修改之前的责任形式是过失，因而仍有主张修改后的责任形式还是过失，i另外，还有主张是故意和过失。ii （4）行为人在客观方面实施了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

二、污染环境罪的具体解析

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规定，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罪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农业法》等。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3年《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8号）第13条的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国家有关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突发传染病传播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338条的规定，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罚。因而，“违反国家规定”还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等国家规定。

“排放”，是指将本罪提到的有害物质向水体、土地、大气等排入行为，包括泵出、溢出、泄出、喷出和倒出等行为。“倾倒”，是指通过船舶、航空器、平台或者其他运载工具，向水体、土地、滩涂、森林、草原以及大气等排放有害物质的行为。“处置”，主要是指以焚烧、填埋等方式处理有害物质的活动。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删去了原来条文中规定的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对象，即“土地、水体、大气”，实际上，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对象通常情况下，仍然是土地、水体、大气。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荒地、山岭、滩涂、河滩地及其他陆地。水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还包括内海、领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大气是指包围地球的空气层总体。

本罪中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都可以称为有害物质。有害物质包括了以废气、废渣、废水、污水等多种形态存在的危险废物。“放射性的废物”，是指放射性核素含量超过国家规定限值的固体、液体和气体废弃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是指含有传染病病菌的污水、粪便等废弃物。“有毒物质”，主要是指对人体有毒害，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固体、泥状及液体废物。根据《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有毒物质”系指下列物质：（1）危险废物，包括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废物，以及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2）剧毒化学品、列入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名录的化学品，以及含有上述化学品的物质；（3）含有铅、汞、镉、铬等重金属的物质；（4）《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5）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其他有害物质”，是指除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之外的其他可能危害人体、污染环境的物质。本罪修改后的变化是将“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而何谓“其他有害物质”则没有明确规定，从立法修改精神来看，其外延相当广泛，也即除了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以外，只要能够造成环境污染的任何有害物质都能成为本罪的行为对象，这便大大扩大了本罪的适用范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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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罪的特点

环境污染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有着不同于其他犯罪的显著特点，理解和掌握这些特点对环境犯罪的立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具体环境形成了环境犯罪立法的独特体系，主要体现在：第一，个人代替单位成为环境污染犯罪刑事审判的主体。随着企业的增多，经济发展的加快，单位环境犯罪现象已经不足为奇。但很多地区要靠实施地方保护，才能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政绩，加上行政执法不力等，致使许多单位犯罪并未出现在刑事法庭上。第二，虽然环境污染犯罪的前提与其他行政犯罪一样，一般要违反特定的环境资源保护法规定，但本质却与他类犯罪不同，是破坏人类环境和其他生态环境，正是由于这样，近几年来环境犯罪的种类不断增多，经过《刑法修正案（八）》的完善，我国已经有14个和环境污染犯罪有关的罪名，且有上升的趋势，随着现阶段由环境犯罪导致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例四川省绵阳市涪江水源被污染等众多水体污染导致给我国居民的恐慌，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刑法学者对环境犯罪的种类做了大量的研究，要求增加类似于噪声污染罪、大气污染罪和水体污染罪等罪名的呼声愈加增高。第三，环境污染犯罪大部分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犯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土地资源及矿产资源犯罪都有很高的逐利性，即行为主体为自身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不惜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身试法，破坏环境资源，构成犯罪的行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单位为主体的环境犯罪，基本上都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这种逐利性驱使行为主体敢冒着被法律惩罚的巨大风险去从事环境违法犯罪活动，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我国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为主。环境破坏类犯罪基本都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污染类环境犯罪除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还存在较大争议之外，也基本都是故意为之。第四，我国环境犯罪主要犯罪形态是结果犯和行为犯。众所周知结果犯和行为犯都是在行为主体作为或者不作为才可能有结果或行为犯的产生。在我国刑法中，虽然与环境犯罪有关的相关罪名有14个。但这14个罪名基本上都是结果犯和行为犯，对于环境犯罪危险犯我国刑法并没有相关规定。换言之，我国对危害环境的行为的态度仅仅是量与形式上的问题，形式上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产生了刑法所禁止出现的后果或是从事了国家所禁止的活动时，才被定为犯罪。量上也与德日的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有关规定相似，只要情节不严重则不为犯罪。或者只有当这个行为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时，才去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对待环境这一具有特殊性质的问题时我们是否应当是将保护环境的时间提前？即规定环境犯罪危险犯。笔者认为，增加在刑事立法上环境犯罪危险犯，刻不容缓。日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有了危险犯的规定，这就给我国的立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理论界通说都认为制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符合我国当今的国情。

环境污染罪中危险犯的导入

（一）危险犯的概念与理解对于危险犯各国学者也给予了不同的意见和理解，但我国应如何对危险犯作出科学的界定，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的就是界定的对象问题，危险犯的界定对象须是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犯罪；其次是明确其界定的标准，危险犯界定的标准应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的犯罪成立和犯罪既遂两个标准；还有就是指明危险状态在危险犯中的地位；发挥出危险犯概念的界限功能；涵盖危险犯各种典型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危险犯概念应有的界限功能，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危险犯的全部特征。所以，对于危险犯，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定义：危险犯，指以行为人出于故意而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法定既遂标志的犯罪（直接故意的危险犯），或者是以行为人出于故意或过失而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成立标志的犯罪。（二）从危险犯的客体特征看确立环境污染罪危险犯的必要性危险犯的成立，从理论上看，虽不需有法益的实际损害发生，只要对法益侵害有紧迫的危险性就成立危险犯。而危险犯所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公共安全秩序、国家安全、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及公民人身权利等重大法益，所以危险犯的犯罪客体是复杂的。而之所以设立危险犯，说明这种犯罪已经对法益的侵害成都相当严重，已经不容忽视。危险犯虽不是实害犯，但一旦危险变成了实际损害的结果，那么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无法估量的，继而应在危害结果发生前给予其以刑法上的严厉打击。对于刑法所保护的这样的法益可分为以下几种，主要是：一，利益的重大性。危险犯之所以不以时还结果为必要要件门就在于其所侵害的利益重大，给国家、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危及国计民生，造成社会秩序紊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使政府和国家政权威信降低，动摇社会根基。二，范围的不确定性。因为危险犯不知道是会给一个人还是多个人的法益造成侵害，所以形成了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危险可以是给人们的生活造成的，可以是人们财产安全等等。③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根据我过现阶段的社会状况和整个人文状况，笔者认为，更应该在环境犯罪中增加危险犯的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城镇居民生活密集的国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都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无论是这样的污染和破坏的后果严重与否，久而久之，都会给人们带来一种恐慌，继而对政府和国家失去信心，造成城镇人口流失，整体经济滑落，这样的后果时我们无法估量的。我们只有在刑事立法上增加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才可以防患于未然，将环境犯罪扼杀于摇篮之中。污染环境是一旦发生就会对现实社会产生潜在的危险。如果听之任之，结果必将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的不平衡，而对于这点，有些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注重污染环境危险犯的问题，许多发达国家也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刑法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单位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足以对人的健康和财产造成威胁的，就可以构成犯罪。我国也应该大胆借鉴上述经验，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以实现与国际环境刑法之并轨。

作者：刘琪 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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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偏轻无法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刑法第338条对污染环境罪规定了两个刑罚档次，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了方便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法律适用，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对何为“后果特别严重”“严重污染环境”做出了明确界定。在  《解释》出台之前，实践中对污染环境罪基本上没有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例。即便是在《解释》颁行之后，可以看到，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也只有7人，占总人数的7. 1。在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中，实际关押期限在一年以下的达到60人，占全部被告人总数的61. 2%。其中超过总数22. 4%的被告人判处缓刑，而无需被关押。很明显，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刑罚裁量在实践中总体偏轻。轻缓的刑事司法政策导致的必然后果是对潜在的犯罪行为人的威慑效果有限，不足以阻吓被告人和其他人挺而走险继续实施相同的犯罪。尤其是在当前环境污染已严重到影响国民正常生活、民众对国家和社会整体评价的情况下，继续延续轻缓的刑罚裁量政策并不可取。因此，有必要对污染环境犯罪司法实践中的轻判现象加以调整，从刑法裁判上加大对污染环境罪的处罚力度。

犯罪危害后果的因果关系认定难

调研发现，不少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污染环境后果的因果关系认定错误，具体包括对于某一污染结果可能有多个污染源导致，难以确定由哪一个或者主要由哪一个污染源导致污染结果的形成;二次污染的产生是否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等。事实上，学界对于污染环境罪等公害犯罪的因果关系认定，一直是理论的聚讼之处和关注热点。环境污染犯罪相区别于一般犯罪的特异性，使环境犯罪等公害犯罪的因果关系难以达到科学上所要求的确定性，导致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在公害犯罪中无法胜任。在公害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上，各国理论和实务上适用的方式各具特色，相继提出一些新型因果关系理论，包括疫学因果关系理论、间接反证理论以及因果关系推定法则。上述理论具有科学合理的证明犯罪的根据，符合逻辑推理规则，实现了刑法功利与公正价值，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明显的效果，在我国值得进一步推广。因此，实践中鲜活案例反映出的刑法理论上的短板与不足，有力地提醒理论界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需要进行更新换代。

二审调整一审罪名反映的刑法适用争议

从调研结果来看，有关罪名认定存在争议的有两个案件，分别涉及的是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及污染环境罪和非法经营罪的区别问题。上述两个案件中，二审法院都推翻了一审法院的罪名，并都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

第一，在通常情况下，污染环境罪和非法经营罪之间在刑法理论上不存在认定困难。在检索到的具体案例中被告人的行为模式为:在未取得行政部门相关许可的情况下，无证开设经营废机油回收处理厂，并且雇佣他人装卸、过滤、处理废机油。对此类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实际上废机油不属于国家专营专卖、限制买卖的物品，从事废机油的买卖也无需相关的特别许可，不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如行为人处置废机油过程中污染环境，达到人罪标准，可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因此，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污染环境罪，是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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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污染 犯罪 法定刑 探讨

一、重大环境污染犯罪法定刑的现状与不足

《刑法修正案（八）》对第338条的修订没有涉及到法定刑的问题，是这次修订的一个遗憾。因为自97刑法实施后的这十多年来，我国学者一直都对该罪的法定刑提出过许多批判意见，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无法起到有效抑制重大环境污染犯罪的作用。从这十几年来层出不穷的重大环境污染犯罪看来，也的确如此，有些环境污染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到法庭上才道出他们真实的想法：抱有侥幸心理，即使被追究了也不过罚罚钱，即使坐牢也最高不会超过七年。这些想法滋长了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实施严重污染环境行为的侥幸心理，同时也反映了我国重大环境污染犯罪的法定刑并不合理的客观现实。

这种不合理集中体现在以下两点：

（1）刑罚偏轻，威慑力不足。97《刑法》第338条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我们知道，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影响的地域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环境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危害结果，对人们的生命健康甚至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都会构成威胁，是一种后果十分严重的犯罪。对于后果特别严重的，也不过设置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里法定刑设置显然偏低，起不到有效预防重大环境污染犯罪的作用。对之前的97刑法，由于该条规定的是过失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较小，因此刑罚规定地较轻尚有可以理解之处。但《刑法修正案（八）》对第338条修订后，删除了“事故“二字，隐含着故意也可成立该罪的应有之意，却没有据此相应修改法定刑的确有些不合理。《刑法修正案（八）》第338条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此这般，即使是故意实施重大环境污染犯罪，也只可判处最高七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实在是对重大环境污染犯罪的变相纵容。这显示出即使是修订后的第338条也没有充分反映所侵害的环境法益的重要性，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不够重视的表现。

（2）仅适用刑罚处罚，未采用非刑罚处罚方式，刑罚种类单调，无法有效矫正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该条规定对自然人采取自由刑和罚金刑两种，对单位实行双罚制。这些处罚措施虽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但由于其并没有直接作用于环境，对于环境保护或者改善生态环境来说，所起的作用仍是间接的、消极的、被动的。这时，即使行为人被强制剥夺人身自由，受到了惩处，但对于他所造成的环境损失却得不到丝毫的弥补。这也说明我们并没有站在生态环境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只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认为做了坏事就应受到人类视野中的金钱和自由的处罚，却没有关心“被害人”环境，没有从“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应该帮“被害人”减轻她受到侵害后所遭受的损害。因此，在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上，我们还应贯彻地更加彻底。

二、重大环境污染犯罪法定刑的完善

对于重大环境污染犯罪法定刑的完善，笔者认为：

（1）应当完善罚金刑。罚金刑应该在环境犯罪中得到重视。首先，环境犯罪许多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罚金刑正是要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这种得不偿失的结果会从主观上预防犯罪人的犯罪欲望，客观上也就预防了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发生。其次，从罚金刑最后的去向用途来看，国家一般会将其用于环保事业，这也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和防治。但我国在相关罚则中没有明确规定罚金数额，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偏低，因此其实施效果不佳。因此，我们应该明确罚金刑的数额，在行为人所获利益之上设置不同的罚金数额幅度，使行为人预见自己的行为无利可图，从而打消其犯罪欲望。

（2）应当设置资格刑。重大环境污染犯罪的行为主体大多是企事业单位或在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重大环境污染的发生一般都与单位生产活动有关，而该条所设置的自由刑对单位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在单位责任人被剥夺自由之后，单位仍然可以运转，仍有可能继续实施排污行为；而罚金刑对于单位的威慑力也十分有限，我国罚金刑偏低，对一些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来说，低额罚金几乎没有威慑力，企业可借交纳罚金而长期放任危害环境结果的发生。1并且，我国还缺乏罚金刑执行的配套措施和时效限制，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对单位犯罪，最有效、最有震慑力的处罚方式是资格刑，即剥夺单位从事某些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格，资格刑正是行政法中规定的对单位的处罚方式，例如对经过限期治理仍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单位，责令其停业、关闭，这对于单位而言无异于被判处死刑。行政法尚且有这种严厉的处罚方式，而作为调整情节更为严重的危害行为的刑法就更应该加入资格刑的规定。无论是限制生产经营活动，还是吊销营业执照或责令停业、关闭，不仅对以生产经营为业的单位是一种严厉的打击，而且使其无法再从事相关行业，消除了他们再犯的条件，预防了环境被进一步的破坏。

（3）增设非刑罚处罚方式，使其直接作用于环境的建设。在现代社会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犯罪问题和监禁刑适用资源的短缺，世界各国大都在适用监禁刑之外，逐步丰富非监禁刑的种类并扩大其适用。1国外已有针对环境犯罪适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我国也曾有过这样的判例：2002年12月初，湖南省临武县法院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王某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在缓刑期内要植树3024株，成活率要求在95%以上。2我国可以在刑事司法实践扩大这种责令犯罪人恢复重建环境的处罚措施的应用，使其也作用于环境污染犯罪领域，使环境成为直接的受益者。只有这样真正从环境的利益出发，坚持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不是简单的罚钱坐牢了事，环境污染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三、结论

通过对重大环境污染犯罪法定刑的探析，笔者认为应提高“七年以下”的法定最高刑，明确并提高罚金数额，增设责令停产停业等资格刑和恢复被污染的环境等非刑罚处罚方式，并根据不同的主观心态设置不同幅度的法定刑。这样既能有效地惩治犯罪、预防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恶化，又是一种在实践中积极、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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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秋晨，乐清市人民法院刑庭助理审判员。

一、案件审理现状分析

（一）基本案件情况分析

2.除一起案件系正规电镀厂的管理人员违规排放之外，其余41起案件涉案的均为非法的电镀厂和酸洗厂，主要排放的是超标重金属、氰化物、氯化物，排放形式主要为废水，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废气，但目前环保部门在查处时并没有对废气进行检测。排放手段包括废水直排、渗坑、暗管以及桶装运输等使废水进入耕地、内溪河、滩涂和海洋。

3.案件的侦破方式主要为环保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合执法，或环保部门在日常检查过程中发现可能涉及刑事案件主动将线索移交公安部门。

4.每起案件均由环保部门对污染物进行了检测，均发现非法排放的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

（二）污染物情况分析（见图一）

2.以超标的比例分析，从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至几千倍不等。最高的一个案件中重金属铜含量为2.88*103mg/l，我国规定的为0.3 mg/l ，超标比例高达9600倍。

（三）被告人情况分析（见图二）

二、成因分析

（一）乐清地区经济发达，产业类型化

乐清地区经济发达，主要经营制造低压电器、电子、汽配、摩托车整机等，这些行业均需用到大量的金属或其他材料的零件。这些零件在使用之前，需要电镀、搪瓷、轧制等工艺的前处理或中间处理。于是电镀、酸洗行业在该地区极为发达。截止目前，该地区经工商登记的正式电镀厂有23家，其产值远远跟不上制造业所需。

（二）非法电镀酸洗的违法成本低下

从审理的污染环境罪案件中也可以看出，大多数非法电镀酸洗厂雇佣的工人为2-5人，文化程度也均有小学、初中水平。根据资深电镀从业人员介绍，这种小作坊式的非法电镀、酸洗厂开办的成本仅需几万元，只要有业务，收益非常迅速，投资成本收回的速度也非常快。反观正规的电镀厂，不仅审批手续严格，要经过环保、工商、财税等多个部门的审批，而且还需花巨资配置专门的环保设备，同时运行这些环保设备的成本昂贵。这就造成在污染环境罪刑诉之前，很多的非法电镀、酸洗厂被环保部门查获之后，经营者去环保部门接受处理的话要缴纳较高的治污费，直接将工厂及配备遗弃另起炉灶反而成本较低。环保部门当时处理的手段也仅有警告、罚款、限期治理、停止生产和关闭，对这些非法电镀、酸洗企业及其企业主无法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乐清地区非法电镀厂没有任何的治理措施，无疑会在成本上远低于正规电镀厂，具有更好的价格优势。这种明显的价格差异加剧了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导致正规电镀企业经营步履维艰，区域性的产品生产技术落后，长此以往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加强环保法律宣传力度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多数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由一定程度的认识，但由于从业人员文化程度的限制等因素，大多数被告人对污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和对自己身体的伤害没有全面、直观的认识。同时部分被告人认为之前的处罚仅为对企业主进行罚款，对企业进行停产等处罚措施，对务工人员没有任何处罚措施，突然之间对企业主、管理人员、务工人员均要处以刑罚，表示难以接受，被告人及家属不服判决、情绪激动的情况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应当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区域，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开展环保法律教育，强调污染行为对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推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二）高额治污费用如何承担及环保公益诉讼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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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重大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规定，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通过修改前后法条的对比可以看出，两个罪名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从犯罪的客体看，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改变了以前以通过注重对人身、财产的保护来实现环境治理的保护方式，而是更加注重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本身的保护，而且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扩大了其刑事追究范围，同时也增强了定罪的可操作性。第二，从犯罪的客观要件看，在危害结果上取消了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限制，使得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标准确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三，从犯罪的主观要件看，重大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要件为过失，行为人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而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规定不明确，在学界也存在争议。上述对于两个罪名的不同之分析，对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的研究存在必要的意义。

二、我国污染环境罪的缺陷及分析

（一）主观要件之模糊致使刑罚失衡

学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这种过失表现为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主观状态，表现为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说被看作学术界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的通说。第二种则认为故意和过失均可以是本罪的主观方面，其中又包含了两种不一样的观点：一种认为主要是过失，但也不排除故意，该观点为故意过失并存说观点的通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故意，但也不排除过失。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行为人在明知所实施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仍去实施，而过失不构成本罪。还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仅为间接故意，即明知危害结果而放任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如果过失实施了上述的违法行为，则不认为构成犯罪。这些不同的观点源于刑事立法对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此罪主观要件的模糊势必导致刑罚定罪量刑的不明与失衡。

（二）刑罚较轻

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7年，这与造成严重环境事故的法益侵害性相比，显然刑罚略显较轻，而且严重违背环境法益的立法宗旨。第一，同其他环境污染罪名相比的角度看，例如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相比，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明显偏低。即触犯污染环境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触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触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如果发生同样结果，造成严重污染环境要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样造成后果特别严重时，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可以看出，发生了严重污染环境的法定刑与没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法定刑相同甚至比没有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法定刑还要轻；同样都产生了严重或特别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法定刑却轻重不一；在刑事处罚方面，社会危害性大的反而比社会危害性小的还要轻，法定刑标准的不一致不仅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而且违背了环境资源保护立法的初衷，甚至达不到预防和惩治犯罪的目的。第二，从犯罪的成本和风险而言，由于我国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刑罚过轻，使环境污染犯罪者认识到违法犯罪的获益远远高于犯罪的成本，使行为人敢于冒着可能受到我国刑法追究的法律风险，而继续从事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对于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为追求某种不正当利益，侥幸逃脱刑事追究，使这些人意识到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环境监管职责而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比较小。所以，基于这种不择手段的获利行为和对环境法益的特殊保护，刑法应当适当提高环境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加大环境犯罪的成本，约束和限制环境污染者的不择手段。

（三）刑罚方式单一

根据我国刑法第37条的有关规定，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免于刑事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或责令补偿损失，或者给予行政处罚。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环境刑法的非刑罚性措施针对性较差，可操作性不强。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刑罚作为惩治犯罪的工具并非是唯一有效的观点已被法学界各学者所认同。我国现有刑法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种类单一，主要是以自由刑为主，广泛适用罚金刑，同时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然而，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自由刑的适用也不能有效遏制环境污染犯罪的持续危害后果，只能对行为人近期累犯的可能性加以预防，从而使得刑罚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刑罚制裁手段的严厉程度却远不如行政处罚手段。从处罚种类来看，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对单位犯罪的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执照等。而刑法中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只有罚金刑一种。从严厉程度来看，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执照都比罚金刑程度要重。传统的刑罚处罚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现阶段对环境法益的保护愈加重视，如果还继续沿用传统的刑罚处罚方式来惩治环境犯罪，会使遭受污染的环境得不到及时的补救和恢复，从而让社会承担了过多的环境危害和环境责任。因此，强化环境犯罪的刑罚处罚方式，完善我国环境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势在必行。

三、污染环境罪的完善建议

（一）主观要件下的罪名之重构

由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的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致使对该罪的主观要件是过失犯还是故意犯存在较大的争议。有过失说、故意说，还有过失加故意说，甚至还有间接故意说等等。但是，从法理学上讲，法律主要是研究和解决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相互如何对应的问题。在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既存在故意也存在过失，如果一个罪名只包含故意犯或者过失犯，显然不实际、不科学。因此，我不赞同单纯的过失说或是单纯的故意说。既然如此学说之争议无法统一，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搁置争议，重构罪名”。我们可以比照“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这种故意和过失合理地应用于环境犯罪当中。既然，污染环境的行为既包括过失行为也包括故意行为，那我们就分别设立“过失罪”和“故意罪”。保留修改之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名，把该罪规定为污染环境的“过失罪”；而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规定为“故意罪”。其具体规定大体为：一是针对设置排污处理设施，或是有意识地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的企业，由于其排污等设施破损，或非故意的致使环境污染的，按过失犯论处，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二是针对没有设置排污处理设施的，或者没有减少环境污染意识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的，故意或者是间接故意任意排放污染物等污染环境的行为致使环境污染的，按故意犯论处，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频频发生的现状下，用上述两种罪名加以规范，更符合环境污染现状的需要，更有利于惩治与打击污染环境严重的行为，从而达到预防和惩治犯罪的目的。

（二）适当提高法定刑

介于上述污染环境罪名之重构，两罪的法定刑也应作出相应的变更。当然，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要重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具体定罪量刑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为：“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对重大污染事故罪法定刑的保留和污染环境罪法定刑的提高，使刑罚处罚力度加大，从而更有力地打击环境污染犯罪。

（三）多元化处罚方式的探析

本罪的处罚方式过于单一，未充分体现财产刑的适用和多元处罚原则。对于多元化处罚方式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明确和完善非刑罚处罚方式。借鉴环境行政法的有关规定，设置相应的处罚体系，如责令恢复原状、限期治理、责令关停等处罚，这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还可以降低污染环境罪的持续危害性后果，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第二，设立排污处理设施登记制度。要求生产型企业在创办注册时，与企业相配套的排污处理设施也要随之登记。在有关行政环保部门登记备案，对环境保护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间接强制企业在生产经营之初，其环境污染处理的配套设施就准备就绪，使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污染物处置不当的情形；另一方面，当企业出现污染环境犯罪时，根据此登记制度，分析企业的主观意志及客观状况，更有利于对企业合法合理地定罪量刑。此外，有些学者还提出刑罚与行政罚相结合的处罚方式，我们认为不妥。虽然，刑法与行政法在立法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合，但在现实环境执法过程中，两种处罚方式常常不谋而合。例如，针对某环境污染犯罪者的犯罪行为，法院对其作出刑罚处罚，行政主管部门对其作出限期治理或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或者法院作出刑罚处罚的同时，建议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而在现实执法操作中，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往往会出于私利或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致使其行政不作为，从而未能达到对环境污染犯罪者合法有效的惩罚效果。相反，若能强化刑法的强制与威慑作用，增加针对环境犯罪的附加刑，势必会提高环境执法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而以下两种附加刑值得我们考虑：其一，增加限期治理的非刑罚措施。在追究污染环境罪的刑事责任时，要遵循刑罚与非刑罚措施方法相结合的原则。上述所提到的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即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或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非刑罚措施。而这里的限期治理措施不仅仅是对犯罪轻微或免于刑罚的适用，而且对于犯罪严重或给予刑罚的更为适用。即对环境污染犯罪者刑罚制裁的同时，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有效地排除环境污染的妨害。其二，增设吊销营业执照的资格刑。我国当前的污染环境犯罪中，单位犯罪的比重较大，造成的危害也相当大。然而，我国目前对污染环境罪的单位的惩罚方式只有罚金刑一种，与其较大的社会危害性难以相匹配，不能有效地遏制单位环境污染犯罪。因此，改变以前单一的刑罚方式，增设吊销营业执照的资格刑很有必要。通过这种吊销营业执照的方式，尤其是在环境污染犯罪者未达到限期治理的效果时，取消其营业资格，使其无法再通过不顾环境污染或犯罪成本等等的不择手段而获取利润。这一资格刑的增设和实施，会督促环境污染犯罪者更好地履行限期治理的环境义务，从而使得受到环境污染的区域得以及时有效地治理，以及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果。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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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陈村镇骏业永盛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偷排酸洗废水，将重金属严重超标的污水排放至排水沟，公司3名责任人因触犯污染环境罪，被依法作出判决。

1月13日上午，顺德区环境运输与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顺德区环运局”）交通综合楼的环保巡回法庭迎来了2017年第一宗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公开审判。此案也成为2017年顺德环保、司法部门联手向环境污染犯罪宣鸬牡谝慌冢

敷衍应对环保整改，

“工仔”被判处有期徒刑

据介绍，案件的被告人岳某是顺德区陈村镇骏业永盛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的厂长，负责管理该公司酸洗车间事务。被告人伍某、吴某则时任该公司酸洗车间员工，负责分班处理酸洗车间的废气、污水。检察院指控称，被告人岳某、伍某、吴某在工作期间放任公司酸洗车间的污水直接流到厂区与外界河涌相互连接的排水沟。

2016年10月30日，顺德区环运局对永盛公司厂区沙井及周边排水沙井内污水取样，并送佛山市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取样分为多个样品进行检测，其中，CC2016103001样品所测项目中总锌达标、总铬超标112倍、总镍超标18倍、总铜超标12.7倍；CC2016103002样品所测项目中总锌达标、总铬超标203倍、总镍超标101倍、总铜超标70.3倍；C2016103006样品总锌、总铜达标，总镍、总铬监测结果不予评价；其余来样编号的总锌、总铬、总镍、总铜均达标。

事实上，早在2016年9月，顺德区环运局在一次环保检查中发现该公司存在任由加入白石灰搅拌后沉淀变清的污水排出厂外的违规行为，并勒令其整改，但被告人岳某只是吩咐伍某、吴某将净水池周边的沟渠用水泥封住，却没有对水满溢出的污水采取任何措施处理，任由污水沿沟渠直接排到下水道，对周边环境产生了严重污染。

顺德区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岳某、伍某、吴某无视国家法律，排放含重金属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向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顺德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三被告人作出判决。岳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伍某、吴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打击力度不断加大，

企业需强化环保法治意识

“我没有文化，对此没有什么话好说。”庭审现场，被告人岳某的一句供述令人唏嘘不已，显示出其环保意识薄弱，敷衍应对环保整改的态度，其行为最终导致周边环境被严重污染。

此外，在庭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显示，被告人伍某及吴某均表示并没有污水和废气处理的资质和相关技能的评审，该公司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过针对环保方面的专业培训。

“企业设暗管，偷排工业废水的行为较之一般的排污行为，无论是排污方式，还是排放污染物的危害程度，都具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广东顺晖律师事务所律师江敏表示，企业是环境污染治理的第一责任主体，应落实环保主体责任，积极规避和防范环境违法的法律责任风险。

知法懂法，才能更好地预防环境违法犯罪。关于环境污染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于2013年联合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为从严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顺德区公检法机关和环保部门依法查处环境污染犯罪，加大惩治力度，取得了良好效果，自2013年《解释》颁布以来，顺德法院共判决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案件33宗55人。

为有效解决问题，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力度，2016年12月26日，两高再出《解释》，用18个条文对相关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具体把握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并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顺德区环运局局长助理凌伟峰指出，较2013年的《解释》，新《解释》明确了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适用、环境污染共同犯罪的处理规则、“有毒物质”的范围和认定问题、监测数据的证据资格。其中，将原来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十四项具体情形增加到十八项，明确超标入刑重金属的具体范围，超过三倍、十倍的重金属范围有所不同；明确将危险废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重金属的污染物以及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都纳入“有毒物质”的范畴。

下一阶段，顺德区环保部门将联合区公检法部门，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畅通“两法”衔接机制，严惩环境污染犯罪。

构建协同共治，

成立环保案件专门合议庭

骏业永盛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得以迅速解决，得益于顺德构建协同共治的打击污染环境工作机制。

2015年2月10日，顺德区人民法院成立了佛山市首家环保巡回法庭。经过近两年的运作，巡回法庭成为了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的连接点，法官通过巡回法庭更好地贴近环保工作一线，熟悉环保工作，实现审判中依法及时介入、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通过专业化的审判提升了审判质效。同时，巡回法庭也为法院及时向行政执法部门反馈审判中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提供了畅顺的渠道，不断推进和完善法院与行政职能部门合力构建多元化环境资源保护、管理格局。

近日，顺德区法院成立专门审理污染环境刑事犯罪案件的合议庭，由刑庭一名副庭长、两名法官及随机产生的人民陪审员组成，旨在适应当前国家环境治理战略，通过专业化审判增强依法打击污染环境行为的成效和警示效果，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

“环保案件专门合议庭是巡回法庭平台的延伸，通过专门的合议庭形成专人负责机制，更好地增强协同机制在打击污染违法犯罪行为的效用。”顺德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陈海强介绍，随着人民群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国家治理环境力度的加大，顺德区法院受理的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对比2014年以前增幅明显，案件也呈现出犯罪行为隐秘性强、调查取证难、鉴定技术标准高和专业性强等特点，因此相对于其他犯罪行为，对审判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要求较高。

顺德区法院组建专门合议庭审理污染环境形势案件，一方面在于适用新形势下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审理的要求，实现对污染环境形势案件的专业化审理，提高审判质效；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专门合议庭的成立，通过传帮带的措施和审判经验的积累，培养一支专业化的审判队伍，打造审判品牌，更好地为绿色顺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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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司法实现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50-02

近年来，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然而让人痛心的是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发生。一直以来，刑事救济成为捍卫生态法益的最后一道法律屏障，但其所取得的效果不容乐观。笔者在分析广西生态环境污染面临的刑事司法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以期对生态广西、美丽广西建设有所裨益。

一、广西生态环境污染的刑事司法困境

1.环境司法专门化并未落到实处。2014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简称“环资庭”）后，地方各级法院先后成立这一审判组织。环资庭在成立初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资庭的职责规定，主要负责审判第一审、第二审有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民事侵权案件，地矿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中有关权属争议的民事案件，森林、草原保护、开发、利用过程中发生的自然资源民事纠纷案件[1]。由此可见，环资庭仍然既没有从刑事审判中剥离出来，也没有涉及环境行政违法案件的专门化审理[2]。2015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成立环资庭，但其他各地市都没有设立环资庭。而且，广西高院的环资庭还负责交通事故和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并非仅仅承担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

2.行政权过于强势，地方保护主义不当干预司法，导致刑事责任难以实现。由于涉案企业往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因而在对其实施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常常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最后大多以经济制裁或行政处罚手段进行处理，真正进行刑事处罚的不多。更有甚者，刑事判决犹如一纸空文，得不到有效执行或是根本不执行。久而久之，就让人觉得只要事后缴纳罚款即可了事，不必过于担心。如此之下，犯罪成本不高，使得犯罪分子肆无忌惮，再次实施犯罪的时候完全没有心理压力。此外，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与环境司法机关在工作上没有良好的衔接，常常各行其是，执法上的空白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刑事判决有失偏颇。根据我国《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犯罪，那么当犯罪人故意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时应该如何认定呢？实践中，司法机关在万般无奈之下，通常只能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量刑。这两罪之间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在犯罪客体以及主^方面的具体内容上仍然是有很大区别的，再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判断标准不同，最终会导致同案不同判，大大损害了司法权威。

4.民众的环保意识偏弱，导致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势单力薄。由于大多数民众认为环境保护工作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因而对于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在收集案件线索、寻找犯罪嫌疑人、审理案件以及执行判决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困境。

5.环境公益诉讼难以推进。第一，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不仅要面对当地政府施加的压力，还要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面临着资金、技术和律师等问题。第二，环境污染公益损害追偿机制缺失，法官在处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通常只是对犯罪人判处罚金和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忽视该犯罪行为对社会和环境带来的长远影响，因而在环境的后期治理和长久损害方面没有要求犯罪人承担补偿责任。第三，环境公益诉讼的可复制性难度大。同样的案件，有些地区会进行审理，有些地区立案后被驳回，有些根本没有立案。案件审结后，一些企业常常以亏损为由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导致大量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受到处罚，刑事判决犹如一纸空文。

二、广西生态环境污染的刑事司法对策

1.将环境司法专门化落到实处。2016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要求中级人民法院应在高级人民法院的统筹指导下合理设置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个别案件较多的基层人民法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考虑设立环境资源审判机构。据此，广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增设环资庭或环境资源合议庭，尤其是在工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和水资源集中的区域优先设立，从而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环资庭统一审理，提高审判资源的利用率，实现环境资源案件审判的专业化。同时，吸收环保专业人士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工作，以便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增加判决的权威性。以广西高院为试点，逐步构建起包含审判机构、审判机制、审判规则、审判理论和审判团队在内“五位一体”的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

2.加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恰当处理地方利益保护与环境司法保护之间的冲突。首先，2015年广西高院与自治区公安厅、检察院、环保厅共同签订了《关于办理涉嫌环境违法犯罪案件衔接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院、环保行政机关之间的协作。2016年5月27日，广西高院又与自治区国土厅、环保厅签订了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配合备忘录，建立完善环境保护部门和司法机关环境执法联动机制。考虑到我国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均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为促进司法机关与各行政机关的通力合作，建议由各级人大的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工委”）来领导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3]，具体做法是：一是由法工委牵头，从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抽调骨干成员成立联合执法领导小组，搭建一个“两法”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平台，解决“两法”工作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减少执法空白；二是主持每个季度的联席会议，听取该季度的环境监督和环保执法工作报告，总结工作经验，指出不足之处，提出执法工作改进意见；三是督办大案要案，及时跟踪案件的查处进度和处理结果。

其次，要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无缝对接。在日常工作过程中，环保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于一般的污染行为，符合《环保法》规定的处罚情形的，要及时进行处罚和监督教育；对于污染环境构成犯罪的案件，要及时移送给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后，及时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确定被告人有罪并需承担刑事责任的，应当判处刑罚，不能用行政处罚来代替。在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的每一个环节，人民检察院均要认真行使法律监督权，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出现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等紧急情况时，环境保护、公安、检察机关要迅速启动联合调查程序，防止证据灭失。

再次，转变地方官员崇尚的“GDP第一”的片面政绩观，坚决杜绝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当干预司法机关工作的行为，否则要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干预行为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没有构成犯罪的，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行政处分。

最后，人民检察院应依法及时地介入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对环境行政、民事、刑事案件认真行使法律监督权，并严查环境污染现象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索贿受贿、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

3.依法公正判决，维护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在审理生态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过程中，首先区分环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对于环境刑事案件，又要进一步区分是构成污染环境罪还是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及是否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根据案件证据认定污染事实，运用想象竞合理论进行充分说理，适用恰当罪名，以真正保护生态环境。

4.鼓励、引导民众参与环境监管，走群众路线。首先，加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开展送法到乡村、到社区、到学校、到企业活动，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其次，建立健全有奖举报制度，鼓励公民举报任何环境违法行为。最后，利用各种渠道通报环境违法案件及其处理结果，邀请民众参与执法监督。

5.推进公益诉讼的发展。首先，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成立专项基金、邀请环保专I人士加入，从制度上、资金上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减免诉讼费用。其次，完善环境公益诉讼追偿机制。要求法官在处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不仅要计算污染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更要评估该行为给环境带来的长远影响和对环境进行治理的费用，要求犯罪人统统买单。如此算来，应该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起码能让犯罪人不敢轻易以身试法。再次，判决、裁定生效后，要及时敦促违法企业执行判决、裁定中的内容，有能力履行义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时候，会同水务、电力、工商、税务、房产部门及金融机构对违法企业采取停水停电、吊销营业执照，冻结账户、查封房产等强制措施。

6.创制典型案例。地方各级法院可以充分发挥智慧能动，在审理生态污染犯罪案件时，通过弘扬司法理念、论证法学理论观点甚至填补法律空白等方式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做出一批有特色的刑事判决，比如，只要污染了环境，即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凸显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在对生态环境污染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同时，判处非刑罚措施，如处以植树、清污等生态修复性责任方式，实现被污染的生态环境的全面修复；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办案标准，要求各级法院对不同地区发生的相同类型的案件要做出基本相同的处理决定，实现生态污染犯罪量刑规范化；对于证明生态污染犯罪的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极为困难的情形，可通过推定因果和推定过错的方式，降低证明难度以追究刑事责任等等。地方各级法院适时对创制的典型案例进行选编，首先在各自辖区内发挥一般性指导作用，进而对典型案例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探讨和挖掘，力争将其上升为指导性案例，以发挥其强制性指导作用，实现典型案例与指导性案例的良性互动[4]。

参考文献：

[1]安克明.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N].人民法院报，2014-07-04.

[2]周训芳.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体制改革构想[J].法学杂志，2015（5）.

篇9

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理论争议及评析

污染事件不断发生，污染事故损害程度不断加大，人们越来越感觉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对于处罚环境污染案件的不足。于是，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立法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笔者通过查阅一些学者的论文著作和司法案例，认为理论界围绕环境污染刑事责任主要有三个争论点:

(一)是否应加强对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追究

肯定者认为，环境污染具有危害范围广、危害后果严重的特性。在环境污染的调控中，侧重于运用行政手段，在防止污染方面的作用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抵触。只有加强对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追究，才能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慑作用。否定者认为，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这必然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且环境具有自我净化能力，在环境污染发生以后，重点是在补救而不是惩罚，如果过于强调追究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会使一些企业有所顾忌，导致经济发展缓慢。追究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这与刑法所强调的谦抑性原则是相违背的。笔者认为，否定者的理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环境确实具有一定的自我净化能力，一味地强调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可能导致企业发展缓慢，但是这是具有片面性的。(1)我们不能因为一些经济利益就牺牲环境权益，应该考虑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不论是公民，还是企业，环境保护的法律意识都比较薄弱，面对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单纯的民事行政手段已经不足以打击环境污染行为，只有加大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处罚力度，才能有效地预防环境污染犯罪。(2)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案件也逐渐增多。但是，依法追究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案件并不多。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5］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环境污染行为基本上还是依靠追究其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来解决。可是，这种解决方式的效果却远不如追究环境污染刑事责任。因为，在环境污染案件中，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通常会伴随着高额的利润收入。罚款和损害赔偿相对于这些利润而言只是九牛一毛，这些罚款、赔偿难以产生威慑作用。在利益的引诱下，一些人仍会以交罚款为代价去选择污染环境。而且，很多案件，其危害结果已经远远超过了民法、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可是处罚时仍然适用民法、行政法，这其实从根本上放纵了环境污染行为。面对如此多的污染环境的案件，如果只有少数被定为有罪，很难实现刑法的威慑功能，也难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3)从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污染犯罪的处罚力度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七年;非法进口固体废物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年;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只有非法倾倒、堆放、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的法定最高刑突破了十年。这与世界各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的严厉程度相比，过于轻缓，这种过轻的刑罚有悖于立法的理念，不能有效的震慑犯罪分子。所以，只有加强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处罚力度，才能从根源上遏制环境污染犯罪的发生。

(二)是否应采纳严格责任

自20世纪初，英美刑法学界开始突破传统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对一些公共利益和道德方面的犯罪采纳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随着全球重大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维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国学者对环境污染是否应该采纳严格责任，争论也愈加激烈，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肯定说。认为严格责任引入对有污染环境危险的特定行业的从业者也是一种鞭策，有助于加强排污者的责任感，［6］从而谨慎从事，自觉加大治污力度，把危险降到最低。［7］(P438)(2)否定说。认为采用严格责任违背了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8］(P200)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势必会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不利于人权的保障。［9］(3)折衷说。认为面对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环境污染犯罪，单纯的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独适用严格责任，又显得过于严厉。应该采取综合归责原则，即以过错原则为基础，以严格责任为补充的综合责任体系。［10］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看都有各自的价值，肯定者认为，为了保护人类整体的利益及生活质量，适用严格责任是必须的。否定者认为，环境污染犯罪中采取严格责任固然可以起到惩罚犯罪主体的目的，但是这一原则过于严厉，打击面太广。对于主观上并无过错，或者虽有过错但已经尽了注意义务的被告人，直接追究其刑事责任，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笔者认为，严格责任的引入固然可以严惩环境污染犯罪，提高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会扩大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打击范围，有可能造成随意入罪的司法弊端。所以在引入严格责任时，必须对其适用范围及法定条件进行严格限制，有限制的适用严格责任。1．适用条件环境具有自我净化能力，国家也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不超标准的排放废物，所以针对环境污染行为，不能一概由刑法进行规制，只有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严格责任的适用应该具备如下条件:(1)环境污染行为已经违反行政法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期，而经济的发展往往会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发生，所以国家根据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为企业设定了污染物排放标准，只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不超过这些标准，都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如果超标准排放污染物，就超过了环境所能承受的压力，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的结果。而且排放标准是事先设定的，行为人对于超标准排污行为是可以认识到的，主观上已经存在过错。(2)环境污染行为已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行政法规预先设定了排污标准，对那些超标排污，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或重大伤亡的，由行政法规即可制裁。只有那些严重污染环境，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员重大伤亡的行为，才有适用严格责任的必要。2．适用范围有的学者认为，只有部分环境污染犯罪才能适用严格责任，防止随意出入罪的消极现象发生，但笔者认为，只要符合上述条件的行为均可以适用严格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环境污染，才能体现出对人的生命、健康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权、环境权的重视，这是时代的要求，是预防犯罪的需要，也是当代福利社会的要求。［11］(P165)

(三)是否应处罚危险犯

众所周知，环境犯罪的既遂状态有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和举动犯四种。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只要对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构成危险就可成立的犯罪。其重要特征就是以出现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成立犯罪既遂的标志。我国的环境污染犯罪没有规定危险犯。其是否应引入危险犯，有肯定说和否定说。(1)肯定说认为，应该规定危险犯，其主要理由为:环境污染危害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严重威胁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恢复的破坏，所以不必等到危害结果的出现，提早刑法的介入时间，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惩罚环境危险行为。［12］(2)否定说认为，不应该规定危险犯，其主要理由为:很多环境污染犯罪都是企业在追求经济发展的情形下不小心造成的，如果加大处罚力度，会使一些企业驻步不前，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虽然过失犯罪的危害性日益增加，这已经是不可以忽视的事实，但不能指望通过犯罪化来预防过失犯罪，而应该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杜绝过失于未然。

篇10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顺应世界潮流，在环境保护中逐步扩大刑事法律手段的运用，其对遏制环境犯罪、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97《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发展，更是直接体现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要求，对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环境和资源、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日臻完善的表现。但是，从目前国内外环境状况和环境犯罪理论来看，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理论在犯罪客体、客观要件、因果关系认定以及归责原则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面临的理论困境

（一）困境一：犯罪客体有待商榷

根据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犯罪客体是指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危害的社会关系。我国通说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保护制度说。但是，不难发现，此种理论不足之处在于规定范围过窄，忽略或者遗漏了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等内容，尤与国内外倡导的“环境权”观点不相协调，有悖于刑法介入环境保护是为了配合环境法惩处危害环境的行为，进而达到保护环境之目的。况且，从广义层面上的环境犯罪看,仅凭我国刑法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之中,就由此认为其立法意旨就表明环境犯罪主体侵害的客体是环境管理制度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1]

（二）困境二：客观要件要求过严

我国新《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观要件要求过于严格，在各种具体环境犯罪类型中，绝大多数以“造成重大污染事故”、“后果严重”、“情节严重”等类似的表述作为构成犯罪的客观条件之一。这表明:新《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定除个别属于“行为犯”以外，大多属于“结果犯”。换言之，只有当危害环境行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环境犯罪，才会受到刑事惩罚。这样规定意味着，污染或者破坏生态环境者受刑事惩罚的风险极小，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危害后果，即使实施、甚至是多次、长期实施了违法排污或者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不存在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其显然既不利于预防重大环境污染或者危险破坏事故的发生，也不利于提高单位和个人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困境三：因果关系认定困难

因果关系是决定法律责任的关键，要使行为人对某一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所要求的因果关系。根据传统刑法理论，对行为人定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与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必须有严格的因果，即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必须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然而，作为一类新型犯罪，环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犯罪比较复杂，其因果关系的原因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之间关系的判断非常困难。因为对有害物质的排放及其致害途径和致害方式的确认与检验往往涉及到高深的科学技术，而不能简单依靠一般的经验、知识或规则加以判断。因此，倘若固守传统的因果关系判断模式、要求及规则，则势必把大量的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排除在惩罚范围之外。正是基于因果关系证明的巨大困难，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世界各国环境刑事立法中逐渐受到推崇。那么，面对同样的困境，我国是否也应在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中确立推定原则呢？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困境四：归责原则不够合理

环境犯罪是刑事犯罪的一种，但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犯罪形式，与其它犯罪类型相比具有其特殊性。正是因为其特殊性，为弥补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损害，威吓和惩罚此类犯罪，环境犯罪的成立仅以过错为依据已不足以严格控制由于现代生产建设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对此，一些环境保护先进国家如美、日、法等国在环境犯罪归责中引入了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补充，以加大环境犯罪的惩治功效。勿庸置疑，在环境保护方面，立足于国家全局利益和未来发展，为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有效地防止污染环境，在行为人对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对某些环境犯罪规定行为人应承担严格的刑事责任，并不有失公平或苛刻。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未确立严格责任，这使得我国环境犯罪归责原则既悖于环境法归责理论，也不符合世界通行做法，不利保护环境受害者利益。

二、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的理论调适

基于上文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环境刑法控制理论并非至善至美，而是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这不仅表现在犯罪客体方面，而且表现在客观要件方面；不仅表现在因果关系认定方面，还表现在归责原则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环境犯罪刑法控制理论加以调适，并提出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理论的建议。

（一）环境权为环境犯罪客体之提倡

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什么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主要有环境保护制度说、公共安全说①、双重客体说②和环境权说。对于环境保护制度说的不足，前文已做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公共安全说则遗漏了环境犯罪的一个主要特征,那就是环境犯罪表现在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危害。事实上，它是传统刑法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时代产物,是为适应打击1979《刑法》没有规定、现实中又存在的危害行为的需要,而不得不套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某些罪名下的解释。1997《刑法》颁布后,这种观点也就丧失了生命力。而双重客体说从形式上看虽然十分直观、清楚,但是却忽略了人本身所具有的对自然的支配力,“直接客体”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价值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层面的反映。而且，双重关系说比较抽象,不利于实践中把握。[2]毫无疑问，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犯罪不仅侵害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这一社会关系的侵害往往是以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为基础的。所以，在探讨环境犯罪的客体时,既要考虑刑法关于犯罪客体的基本理论,又要兼顾对环境、资源等要素的保护。因此，综合比较权衡之下，第四种观点即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环境权一说显然更具说服力。首先，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它是划分类罪的依据。环境犯罪作为一类罪的称谓而非单个具体罪的罪名，其同类客体应是基本上涵盖该类犯罪行为所共同侵犯的社会关系。因此，以环境权为环境犯罪客体有助于与相关犯罪（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等）区别开来。其次，环境权是一项特殊的人权，是环境法律关系的核心，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3]完整意义上的环境权包括程序上的权利和实体上的权利。程序上的权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参与法律决策过程,诉诸司法救济的权利。实体环境权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与环境质量有关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相对性与不可分性决定了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环境权利的同时,也负有环境保护的义务。最后，从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对环境犯罪客体的认识来看,都集中于法益侵害这一点。环境权经过不断发展已成为人权之一，是权利的一种，属于法益的范畴。因此，将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不仅有利于刑法对环境要素的保护，还有助于在国际法领域的协作,共同致力于对环境犯罪的打击。

（二）环境犯罪危险犯之设定

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危害环境的行为，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或者破坏，而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这种行为虽尚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但危险状态已造成即构成环境犯罪既遂。[4]作为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必须具有三个特征：①这种“危险”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想或推测的；②“危险”是针对人类环境而言的，是使环境犯罪的客体处于危险状态；③“危险”的程度是较为严重的，即有可能造成范围广、程度深、难以恢复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甚至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5]目前，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在环境危险犯的设定普遍表示认同，并付诸立法实践，形成了诸多关于处罚危险犯的环境刑事立法例。遗憾的是，我国新《刑法》并未以环境危险犯作为处罚对象。有学者认为，破坏环境犯罪在客观上必须有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给人民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且有现实的污染结果。如果不具有这种结果，可以采取其它方法予以制止或防治，但不能予以刑事处罚。[6]但是，笔者以为，缺乏环境危险犯之设定是我国环境刑法的一大缺陷，放宽客观要件要求、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首先，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定是由环境犯罪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由于环境危害后果一旦产生，往往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非经济价值所能衡量的损失，有的还会伴有公共安全、生命和财产等其他方面的危险或结果；且危害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甚至产生某种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而且，由环境污染所引起的某些疾病，往往不易及时发现，也不容易彻底治疗，需要时间较长。举世闻名的日本熊本、新泻水俣病和富山骨痛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就是明证。[7]因此，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对可能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的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予以处罚，才是对人类和环境的有效保护。其次，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定符合环境刑法“预妨原则”的需要。刑法所欲防治的公害污染，在于以刑事处罚作为事先阻吓，并防制其污染行为可能存在的危险，而并非专注其行为的实害结果，所以，应将危险犯作为环境刑法的重点。[8]惩罚危险犯，能够防患于未然，把环境犯罪制止在危险状态刚刚露头之时，促使危害环境行为人悬崖勒马，以避免实害发生后再做“亡羊补牢”式的事后救济，从而使环境得到及时的保护。第三，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定可以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以及威慑、惩罚作用。刑法的可预测性就在于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事先估计到将如何行为及行为的法律后果。如果我国环境刑法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使人们能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刑事后果，从而使得人们更为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生态环境。第四，环境危险犯的规定是弥补行为犯不足、防止结果犯滞后的有效措施。我国现行刑法环境犯罪的罪名中绝大多数是关于结果犯的规定，只有少数关于行为犯的规定。这是因为如果对环境犯罪的行为犯规定得过多，就有可能造成打击面过宽。而结果犯的规定却显得比较滞后，不能防患于未然，使环境得到及时的保护。如能在立法上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则可以弥补二者的不足，有效地防止环境犯罪。第五，国外立法经验对我国立法增加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提供了借鉴。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中没有关于危险犯的规定，但是一些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德国、葡萄牙等国的刑法中有关环境危险犯的规定可以为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立提供很好的参考。

（三）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之确立

诚如台湾学者邱瑞智先生所言，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那么,我国在认定污染环境的犯罪时,是否也应该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呢?笔者以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同样可以适用于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中，究其原因:①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复杂多样,同一危害结果可能是由多个排污者排放的有害物质所致。②各污染物排入环境后，相互间及与周围环境要素间发生了各种化学物理反应和作用，致使各污染物是否导致某种危害结果在科学上难以证明和判断，鉴定结论的准确度受到很多因素（特别是科技水平）的制约。历时十多年才确诊的日本水俣病便是一个典型例子。③环境污染行为是持续作用的，潜伏期很长，这一方面使因果关系表现出不紧密性和隐蔽性，另一方面则由于历时久远，证据容易消失，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连接方式更加困难，费时费力。④日本等国家适用推定原则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环境犯罪适用该原则是有效可行的，它不仅使污染环境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而且又不失科学，避免了无休止拖延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益。[9]但是，由于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实质上是在法律上无法直接明确查明因果联系时的一种排除其它可能性的推论，这种间接反面得出的结论有出现偏差的可能，而且，用推定来认定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无罪推定”的否定。因此，在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认定环境犯罪时，必须把握以下两个前提：一方面，必须把握一定的范围，即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仅在有关污染环境类的犯罪中才可适用，在认定破坏自然资源犯罪时，仍应恪守传统的严格因果关系理论。另一方面，“推定”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即对这种推定的适用必须有足够的其它证据加以证明，以排除其它可能性，具体包括：①企业在生产中排放了污染物；②客观上直接证据无法获得，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不可能查实或难于查实，如尚无排放标准或环境质量标准，科学上无定论等；③调查统计方法应符合科学技术规范要求，结论应符合盖然性（没有某原因就没有某结果）和必然性（有某原因才有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