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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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道德 公共道德 公共领域 价值期许 践行维度

作为公民公共生活的重要调节体系，公民道德规范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以2001年国家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标志，更是将这一规范体系的内容系统化、建设明确化。但是，伴随着社会文化转型的不断纵深推进和生活领域的多维拓展，公民规范体系与公民行动之间、社会价值支持与价值期许之间的错位愈益明显。这使得生活领域变迁过程中，公共领域的探求和与之相应的公民道德体系更为丰富化与价值匹配化的研究成为必要，同时使得由之而来的“公民”与“道德”的对话成为可能。这种对话绝非“公民”加上“道德”的概念叠加，而是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关照和视阈融合性论述，它不但对于理解今天的公民道德状况具有必要性，更凸显出公共领域拓展下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针对性和公民道德研究的理论深入性。

一、公民伦理规范的双重意蕴：

“公民的道德”与“（公民）公共道德”

一般来说，公民道德是指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和国家事务中，用以指导其行为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原则要求。作为一种公民性要求和公共性准则，这个概念本身蕴含了公民道德的两个要义。其一，公民道德的主体“公民”是概念理解的切入点，因为它界定了道德主体的身份属性，由此可以区分出私人交往领域中的私人性道德和一般群体性道德。而且，由于“公民”这一概念本身还内含了政治、法律和伦理在内的多重指向，是作为政治概念、法律概念或伦理概念而有着不同使用的，所以，如果说政治和法律上的公民概念解决了公民的所属，即，公民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伦理上的公民概念则指出公民应当怎么样的问题。其二，承接上述要义，指出了公民道德的话语背景，为概念的理解界定了场域和实质性指向，即现代公民道德更多指导的是我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行为，因此是一种公共道德体系和公共道德话语。理解和践行现代公民道德需要我们对当代道德生活的这种主题转换有必要的认识。

虽然上述概念对公民道德做出了一般性规定，而且《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也指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和着力点，但是生活领域的变迁和公共领域的拓展，公民道德领域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思考，都使得我们对于公民道德在一般性理解的基础上，要更进一步地趋向其在现实境遇上所折射出的复杂内涵。如前所述，通常的理解认为：公民道德不属于私人道德领域的范畴，而是公民在参与公共生活和国家事务中所应有的公共性准则及对于公民自身的要求。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公民活动所处的不同社会分域及其对于公民行为的影响和塑造，却并不局限于公共性生活空间中，而是仍然有着与之交错的私人领域中的活动痕迹和个体道德范畴属性，尽管这种私域中的活动和个体道德范畴属性不但与公域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受到公域中公民活动的严重影响。《纲要》中所着重指出的“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正是这种私域活动和个体道德范畴属性的表现。毫无疑问，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作为公民道德，不但是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公民在公共人际交往中所必备的道德要求。但是，公民首先是作为自我意义上的个体而存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背景和公民身份的赋予，并没有也不能先入为主地侵蚀和掩盖公民个体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此外，尽管公民的经济行为也是在市场这一公共空间中交易完成的，但作为交易完成手段的资本和交易目的的满足自我需要，却更多是个体意义上的，在不关涉该过程对于社会产生的道德影响下，也同家庭和个人职业一样，同属于私人领域中的公民个体行为。由此，我们不能忽视公民道德中那些具有显著意蕴区别的道德层次或方面。

在此分析前提下，一方面，公民行为的范围和性质使得我们在关注“公”的核心要义的同时不能忽视“私”的交错存在与影响，公民活动的公共性不能也不会遮蔽公民个体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考量；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生活领域的已有划分（肇端于康德，延续于黑格尔，成型于阿伦特，完成于哈贝马斯），还是对于社会伦理的分域看待，都既回应了公民主体不同的道德实践领域，又使我们在分域中进一步看清公民的不同行动指向和权利义务界限。因此，我们不妨以此为依据，将公民道德区分为“公民的道德”和“（公民）公共道德”两个层面的意蕴。如果说这是研究建构上的合理方便之举，不如说是公民道德与其生活领域交互作用下的理论话语反映。

所谓“公民的道德”，指的是公民道德中更为侧重公民个体行为意义上的规则和要求方面。它既与纯粹的私人领域中的个体道德有所区别，又兼具私域与公域交错下的道德实践表征。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私人领域（尤其是传统私人领域）中的道德个体并非都具有公民的身份，并且私域中的道德实践囿于范围与性质之故而上升不到公域层面；另一方面，“公民的道德”则既是首先作为个体意义上的道德主体在私域中进行的道德实践，本身就是自然而合情合理的，又由于公民身份的缘故而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和国家事务之中，具有公域中道德实践的特征。但要指出的是，在公域的意义上，“公民的道德”也主要是公民个体在日常公共生活空间中的道德实践，它侧重的是一般性道德规范，是基于日常生活世界和日常价值批判上的规范，且更多地体现了公民人际间的道德认同和遵守。而且，在看待兼具公域和私域层面的道德表征时，还牵涉到重要且复杂的道德评价问题，如一个在个体道德修行或个体道德生活中有所欠缺的公民，可能只是其私人生活领域之内的事，也可能会影响一般公共生活空间中的其他人，但其却可能是一个有着公民理性和公共行动能力的人，是一个在公共领域中能自觉意识甚至体现公民权利并履行公民义务的人。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另有所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进行道德情境化识别的问题。这里，该意蕴层面上的公民道德，若从其所产生的功能上来看，则主要是社会风化层面的普遍改善和提升，以及公民日常生活领域中基本素质的养成。在此意义上，“公民的道德”似乎是一种较为“弱化”意义上的公民道德，尤其是与专注公共事务、追求公共善和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相比，更是如此。

三、对话中的公民道德的

践行与提升维度

公民与道德的对话不是一次性的，更非当下即时性的，而是一场持续性的探讨与反思；从对话的场域到内容，都以公民主体之“在”为前提，以道德维度之介入为主线，以视阈的宏观审视和分域透视为方法，而以形上的价值期许和形下的道德践行为旨归。我们常说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就在于公民与道德作为可以对话的双方，不但各自统摄和折射出具有复杂意蕴的价值载体和价值评价体系，而且有二者的交互作用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考量。作为对话可以预期的效果和功能，我们着眼于当代公民道德的稳步改进和提升，而寄希望于价值关照下的真实践行。在此，我们无意给出所谓的可行性和确定性路径依赖，而是本着反映公民与道德对话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原则，做出具有理性和合理尺度的理解。

首先，公民道德的践行与提升，需要健全和行之有效的制度与法律保障。事实上，关于如何引导公民德性和价值规范方面，制度、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论争一直都在进行。而三者之中谁都不能单独成为决定力量，而应在其致力于关注的共同目标上相互配合，协调应对，发挥不同调节手段的合力作用。在公民道德建设的旨归上，作为强约束手段的制度与法律，毫无疑问将给道德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持，即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实施和相关环节作出规定与安排，使得公民道德的教育和建设本身提高到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的地位与高度，甚至可以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作出道德督促和道德评价。从三者的互动角度而言，道德和法律、制度都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规范形式和调节手段，它们在调节方式上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却又体现着彼此间强烈的互补性。这又进一步决定了法律和制度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为道德建设提供支持和保证，并可让道德本身经过法律化和制度化过程，即纳入法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中，转化为相关具体的规则与条文，在长期的推行和贯彻中促进公民道德的养成。因为道德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有效推行总要靠相关的载体和施行方式才能可视化、具体化、可评化与可持续化。客观地说，这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最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之一，也是值得当下的理论工作者和制度执行者认真对待和反思的课题。

而以公民道德的提升为目标导向，以公民与道德的对话为逻辑思路，那么，通过实施完善的制度与法律手段，对于公民的意义而言，最主要的就是有效培育和构建其在当代的公共理性和公共人格。正如众所周知的，公民个体无论是其道德认知和道德意愿，还是其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都根本性地来自于公民个体自身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即公民内在的理性和人格才具有道德催生的决定性作用。因此，通过包括制度和法律在内的外在手段的引导和推动，其根本着力点即是如何达至公民道德理性和公共人格的真正养成。之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关键的原因。其一，从“公民”与“道德”对话的分析逻辑中可以看出，公民是作为道德主体而与“道德价值体系”之间进行有机互动，并在这种视阈交融性的阐释中逐步揭示出公民道德这一话语体系的多重意蕴，因此，在公民道德践行和提升的维度考量中，就不能只关注外在的规范和引导，而忽视对作为道德主体的公民自身在道德话语中的存在样态以及应当如何存在的问题。其二，如前文所述，“公民”与“道德”的对话并非是在静态的时空中进行的，而是兼具历时性、共时性和变动性的特征，即“公民”与“道德”对彼此的审视都从二者本身所承载的文化背景和意蕴变迁中走来，直至立足于当代的公共领域，从而揭示出为什么要在当今的公民道德建设中去着力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人格。因此，可以说，“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对话，在其深层逻辑上，正是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话，并且，经由这种对话所达成的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公民与道德之间在价值理解和实际践行中的有效融合，从而使得公民道德建设这一系统工程的推进成为可期可求的现实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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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社会、公民道德、道德权利、

一、道德权利：公民道德的题中之义

“公民”（citizen）这一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其原意就是“市民”。在古希腊，公民就是住在城邦中的自由民，他们着重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公民权利。对古希腊人而言，权利就是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的资格，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权利，它是公民社会的根本。而在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则强调法律对公民个人和公民团体利益的保障，特别看重个人私有权或公民权利的私人性，这对近代以来西方公民权概念的发展起着深刻的影响。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自然法的理论出发，把公民权看成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自由平等权利，而在社会中实现这种自由平等，就必须使国家保障人们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资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人人平等”和“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也是国家的公民，所以，在西方形成了“公民意识即权利意识”的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属于臣民社会，即没有实现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分离，个人是从属于国家的，是国家中的“子民”，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臣民社会的基本构架是单向度的国家权利与个人义务，即国家拥有无限度的权力，而个人则有尽不完的义务，从“五伦”“十义”到“三纲五常”，都是义务性规范。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专制造成了权利与义务的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反过来又强化了封建的专制统治。因为一个社会的人民，如果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自保意识；没有自保意识，就只能企盼“青天大老爷”的出现，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真正保障公民权益的社会，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以及计划经济的影响，我*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范项目“法治社会中的德治问题研究”（01JA72004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周蓉（1979——）女，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哲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们对公民社会的特性缺泛应有的认识，甚至出现过公民权利普遍遭践踏的局面。因为经济上的高度计划性指令和政治上的绝对服从，使得在道德生活领域也是主体性丧失，尤其是无权利可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在法的意识上而且在伦理意识上，都明确了权利意识。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所以公民的权利意识，不但是公民社会的法治基础，也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

权利精神作为一种伦理精神，首先体现着保持个体人格之独立性。现代文化环境使个体人格通过法律权利的保障而从社会整合中独立出来。在依法治国中，不管是与自然人人格相关的一些权利诸如人格权、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择业自等，还是和法人人格相关的一些权利如企业（公司）名称权、所有权（经营权）、产品的商标权等都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下来。这些权利规定，从本质上讲是使各种法律主体更加个体化，突出其个体存在及其能量的释放，从而也使个体在法律权利的营养中健康成长、发展壮大。可见，倘没有法律权利的营养，则自然人与法人便无法以独立的人格生存和发展，从而也很难保持个体人格之独立性。

其次，权利精神体现人的尊严实现和人格的完善。权利的道德意义就在于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包括道德选择的自由，人们在一定道德关系中的地位、尊严和受惠性以及道德行为的公正评价。从而使道德主体因行为高尚动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满足感。R·冯·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举例说，一个英国游客为了保卫古老的英格兰权利，为抵制旅店老板和车夫的过分要求，宁愿为此花费十倍于他被索要的钱财，也要讨个公道，索回自身在精神上的利得。这样的争权利难道不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怀吗？相反，在侵权者面前一味地容忍退让或者任意地割让权利，尽管也可以说是“自我牺牲”行为，但决不属于高尚的道德精神，而是出卖或牺牲公正的卑鄙！权利的品德和作风不仅直接表现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还表现为对肆意侵犯权利现象的反抗和斗争。一个人对自身正当权益的追求本身就是对善的、幸福的期待和向往。而如果他是出于对肆意剥夺自身权利行为的反抗，那么他就具有抗恶的意义,从而道出了“为权利而斗争”——权利精神的道德意义之所在。

再次，权利精神体现一种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法治价值中始终是相互的、对应的。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法律规范中，既不存在没有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没有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作为一定社会利益的体现，共同担负着对个体行为的评价功能。当法律分配义务时，这些义务必须是从权利中合理地被引申出来的。凡不以权利为前提的义务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可见，依法治国过程中的权利精神内在地蕴涵自主、平等、自由等道德要素，放射着崇高的道德之光。

当然，作为公民道德核心内容的权利意识，不仅是指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是社会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现代法之所以把权利作为一种道德资格来确认，就在于它有着要求他人或社会给予尊重和保障的内在因素。公民的权利是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国家政府及其法律应该保障的权利。法律保障公民的权利，首先在于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因为权利就是主体人的自由，就是主体人格的客观化，对权利的侵害就是对主体人格尊严与自由的侵害。若人们对权利侵害置若罔闻，甚至忍气吞声，那以主体性人格的权利为基础的法律秩序就难以建立起来，现代社会的德治也就缺乏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对权利的维护与对义务的承担，在公民社会里应当是对等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明确指出：“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民利，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1]只有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性质，才能了解公民道德的实质性内容；只有明确了公民道德的核心，才能有效地开展公民道德建设。

二、道德权利较之于法律权利的特殊性

权利表示着某种社会关系，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权利的最基本涵义就是一个人应该或可以从他人、从社会那里获得某种作为或不作为，最初是由道德和习俗来支持的表示应然的正义观念，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是融为一体的。中世纪后期，阿奎那提出把权利理解为正当要求的明确概念。格老秀斯把权利看作一种品质，认为权利是人作为一个理性动物所固有的一种品质。由于它是一种道德品质，就使得一个人拥有某些东西或做某些事情是正当的和正义的。近代古典自然法学家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根据自由权来解释权利。权利就是一种免受干扰的条件。耶林提醒人们注意权利背后的利益，他认为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利益。所有的利益并不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在边沁那里，对权利的认识就更为极端。他说：“权利是法律的产物，而且只是法律的产物；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与法律相反对的权利，没有先于法律存在的权利。”[2]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声称：“权利和法律权利是同一个东西。”[3]这种一味强调权利的法律属性，而排斥了任何非法律权利形式的说法被后来的许多学者予以了修正。美国伦理学家彼彻姆说：“权利体系存在整个规则体系之中。规则体系可能是法律规则、道德规则、习惯规定、游戏规则等等。但是，一切相应的权利之所以存在或不存在，取决于相应的规则允许或不允许这项要求权，以及是否授予这项‘资格’。”[4]美国法学家庞德也认为：“影响他人的行为之能力即可称之为权利。倘使某人虽有一种能力足以影响他人的行为，因关系某项利益之故，使之必为或必不为一事。然是持道德为后盾者，可称之为道德权利。惟一经法律承认或创造之后，而法院又随时可用国家权力加以强制执行者，如此能力可称为法律的权利”。[5]由此可知，道德权利并非不存在，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被包含在权利之中的道德权利也就渐渐为人们所了解。按照阿奎那的观点，权利就是一种正当的要求，它反映了人们对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我们知道，这种正当性的评价根据既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道德、风俗习惯，所以权利就不应局限于法的领域。它应当体现在社会习惯、道德、宗教、法律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习惯权利、道德权利、宗教权利、法律权利等许多内容。就是在边沁自己的理论中，也不得不隐晦地承认法律权利并非权利的唯一形式。边沁曾说：“除了通过法律或某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任何概念都不能与像‘权利’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6]可见，边沁的说法是留有余地的。既然除了法律之外，还有“某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那么，存在另外一种权利语言也就成为可能。于是，有人不无道理地推断边沁有这样的意图：即承认可以被称作为实在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东西。因此，道德权利的存在不是虚构，先前种种把权利局限于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观点就显得过于狭窄、失之偏颇了。那么道德权利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道德权利指的就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依据道德所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道德主体有权作为或不作为，作何种行为，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必要时借助于一定的道德评价形式（如社会舆论）协助实行一定的道德权益。为了更好地说明道德权利的特性，我们把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作个比较，从而使其更加清晰。

首先，道德权利的范围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人的具有社会效用（亦即利害人己）的行为无不为道德所规范，而一切权利与义务都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因而也就无不为道德所规范，无不为道德所承认或拒斥。反之，法律则仅仅规范人的一部分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法律权利义务亦仅仅是权利义务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权利义务则只是道德权利义务。按照富勒的说法，道德可以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其中义务的道德便可视为法律。亦即若是违反了义务的道德便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若是违反了愿望的道德，则不会受到法律的惩治。可以这么说，法所禁止的，必为道德所不容；法所提倡保护的，必是道德的应有之义。因此，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种种权利都是在道德上受到保护的对象，而反过来就不一定正确了。比方说，友谊和爱情中的关系就只是道德调整的范畴，而不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人们在友谊和爱情中所应享有的诚实对待、不被欺骗的权利只是而且只能受到道德的维护，只有当侵害他的这种权利的行为到了触犯法律的时候，法律才可以插手。否则的话，人们就不能请求法律的保护。因而，从权利范围的大小来说，道德权利的范围明显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

其次，道德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途径只是通过舆论的力量和内心的自省，不如法律权利受损时所得到的救济那么有效和明显。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上来说明。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和保证的规范，有国家强制力为保障。一旦法律权利受到侵害，人们可以诉诸法律，在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下，通过刑罚手段惩治侵权人，或是通过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手段将权利受损的程度降到最低点。而道德规范是以道德观念为基础，由社会舆论、习俗、一般的社会影响和人们内心信念所保证。当道德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只能通过舆论的谴责或者侵害人的良心自省来救济。显然，这种救济力度十分有限，对受害人的保护也很微弱。所以在现实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可能不会因为出于对道德的敬仰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权利，但是人们却会因为出于对法律惩戒的惧怕而尽量避免对他人法律权利的肆意践踏。

再次，在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上，道德权利显示出不同于法律权利的特性。一般而言，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一经典论述。在法律领域，权利与义务具有严格的对应性。法在赋予权利时应要求义务，法在要求义务时应赋予权利。有主体行使权利就必有相应的履行义务的另一主体；有主体履行义务就必定有另一主体享有与该项义务相对的权利。各法律关系主体都应在享有权利时自觉履行义务，在履行义务时依法享有权利。比如，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未成年子女有享有父母抚养的权利；父母年老时享有被赡养的权利，子女则相应地应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任何一个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是因为其必须履行义务，他履行义务是因为他必然享有权利。但是在道德上情况又是怎样呢？一方面，从权利和义务的对象来看，倘若像权利和义务的“逻辑相关性”所表达的那样，有履行义务的主体就必定有享有与该项义务相对的权利的另一主体，那么，一个人在道德上负有仁慈的义务、行善的义务，但是对于接受了他的仁慈对待和他的善行的人来说，是不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拥有受到仁慈对待和得到他人善行的权利呢？按照权利义务一致论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权利，这另一个人就有义务让他行使这种权利。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义务，则另一个人未必就有要求履行这一义务的权利。比如上面所举的行善的例子，有行善的义务存在，但这种义务并不赋予相应的权利。弗兰克纳在《伦理学》中写道：“一般说来，权利和义务是相关的，如果X对Y有一种权利，那么Y对X就有一种义务。但我们已经看到，反过来却不一定正确，Y应对X仁慈，而很难讲X有要求这一点的权利。”[7]很显然，这里涉及的道德义务不可能与债务人负有向债权人偿还债务的义务相提并论；至少，这种道德义务在其对象上不可能像债务人的义务对象那样确定和无可争辩。也正因为如此，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对等性就得以了弱化，即认为一切权利都赋以义务，但并非所有义务都赋予权利。[8]另一方面，从道德主体自身的义务和权利而言，其履行的义务和获得的权利也不是简单的直接相关关系。他获得的某种权利不是一定因为他履行了义务，他履行的义务和获得的权利即使具有某种因果关系，也不是完全对等的。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人在道德上有行善的义务，帮助困难中的其他人。对于其他人来说，他获得了接受帮助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获得不是一定因为他在此之前也履行了行善的义务；对于行善的人而言，他履行了行善的义务，但是即便当他日后处于类似情形之下也有请求报答或帮助的权利（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要论述），这种对等关系也不像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对等关系那样严格。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不完全对等性，而否认了道德权利的存在。

三、道德权利的在公民社会中的表现

道德权利的范围要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可以这么说，法律上规定的种种权利基本上在道德上有着同样的体现，法律权利同时也受到道德的尊重和维护。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道德权利以不同于法律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也就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第一，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道德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道德的领域是人自由自觉活动的领域。它与法律的强制性不同，人们的行为在道德领域具有鲜明的自律性特征。人作为道德关系的主体具有的意志自由，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动性，使人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人格，它使人们在多种可能性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信念和理想进行选择，使人不是屈从于外界的压力，按照别人指定的方式去生活，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来造就自己的德性和价值。因此在道德生活中，道德主体享有的行为选择的自由权，意味着行为主体有权在不同的道德价值之间、在对立的价值准则之间作出取舍，这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任何人不得干预。只有在这种自由权的行使过程中，人的本质、人的特性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道德的功能、道德的作用也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当然，道德主体在行使了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后，如果违背了道德义务，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上的责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此暂且不论。但是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总有一定的道德选择的可能性范围，这种范围也就是人们道德行为自由选择的范围。

第二，道德主体的被尊重权。这指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应受到的对待，即被尊重。人作为平等和独立的道德主体，有着作为人的人格和尊严，他应当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人们某种道德角色能否得到社会认可，将直接关系到人的道德利益能否实现的问题。在特定的道德关系中，人们往往扮演着特定的道德角色，有其特定的地位、尊严和人格，因而都应受到对方的尊重。比如在师生关系中，老师有权受到尊重，因此学生应珍惜老师的劳动，对老师的教诲诚心领悟、感激在心；同样，学生也有他的人格尊严，老师也应对其予以尊重，教而不厌、诲而不倦。在买卖关系中，买者应受到的对待是卖者的百拿不厌，百问不烦；而卖者所应受到的对待则是买者的恳切询问和真诚交易。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中，病人理所当然应得到尊重，医生应对其精心治疗，耐心调理；医生也须得到同等的对待，病人应积极配合，不能无理取闹。其他诸如演员与观众、律师和委托人，都存在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就是在家庭关系中，也仍然存在这种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在夫妻关系中每一方都有要求对方爱自己，关心自己、体贴照顾自己的权利。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给子女以家庭的温暖和长辈的疼爱；子女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的生活，给父母以爱和晚辈的孝心关怀。近年来，不断地有一些年老的父母状告子女只在物质上尽义务而忽视对其情感上的关心，一些法院在判决中对这种权利也给予了认定。尽管这种做法是否有法律扩张、侵犯道德空间之嫌仍然有待商榷，但是这种权利无疑首先应该是道德权利的应有之义。

第三，道德行为公正评价权。从道德主体而言，他履行道德义务，是出于无偿的动机和奉献自我的精神。但是从社会和他人的角度而言，则应该对其的道德行为给予褒奖和肯定，使尽道德义务的人能够得到社会和他人公正的评价。虽然他自身没有要求给以公正评价的权利，但社会必须认可道德主体有要求公正评价的权利，这是社会、他人对履行义务者应尽的义务，是对权利应尽的义务。只有这样，道德主体因其行为的高尚动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满足感。从而，不仅鼓励了道德行为主体，更重要的是还鼓励了其他的道德主体向其学习，促使社会当中产生更多的高尚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评价的形式不仅包括精神的褒奖，如新闻宣传、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而且还应视其情况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有人认为，给予物质奖励会使人们基于得到奖金的目的去行善，使高尚的行为变质。当然，道德义务的履行的确不能以获得某种物质利益、报偿或权利为条件和动机。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否认这种方式不合理的理由。事实上，善行的崇高并不因为他们在事后得到的荣誉和奖励而降低。现在有的人自己不履行道德义务，只要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可一见了别人拿了物质奖励就眼红，就说风凉话。对于这种人，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做了好事就只能默默无闻，做一辈子“无名英雄”吗？他们的高尚行为难道就因为他们事后得到了物质奖励就变成了不高尚的行为了吗？许多现象充分表明，不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不能完全尽到公正评价的义务，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往往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社会强烈要求建立的“见义勇为者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某人为了救落水儿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剩下他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需要赡养天年的父母，由谁来管？这个问题不解决，只怕见义勇为的事是没人去做了。道德主体在履行了道德义务后，自己的道德权利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种权利和义务严重脱离的现象必须得到改变。因此，道德行为的社会公正评价是道德主体价值分析方面的权利的要求和道德价值的显现形式。道德主体通过这种评价来完成价值观照，看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人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就内在地包含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9]

第四，请求报答权。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它与前文所述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对等性问题密切相关。这种权利适用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例如，甲见义勇为，帮助了处于困境中的乙，由于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特殊相关性，我们并不能说乙就有权利要求甲对其履行行善的义务。然而，如果乙在此之前，在类似的境况下曾经帮助过甲，那么他就有要求甲对其履行行善义务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对于行善的人来说，他在履行了道德义务之后，可能产生主张道德权利的要求。这些道德权利除了上述的社会公正评价权可能还包括对受惠人的请求报答权。这种权利的主体和与其相对应的义务主体都是特定的。但是这种请求报答权是否合理？这里涉及到一个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问题，也就是说，当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不能是以日后得到他的回报为目的，不能以获得请求报答权为行为的动机。一般说来，道德义务的履行不以获得某种个人的利益、报偿或权利为条件或动机，被看成是道德义务区别于法律义务的重要特征。道德义务的这一特性，集中体现了道德的纯洁和崇高。其极致的表达就是康德的“为义务而义务”这一经典命题。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其一，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并不意味着道德权利不存在，它不能作为否认道德权利的理由，不以获得道德权利为动机并不表明由义务行为所构成的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存在。一个人在某种境遇中履行某种义务就意味着他在相似境遇中处于义务对象的地位时亦能享有某种权利。他在履行其义务时是否意识到这种权利，或者是否把享受这种权利作为自己履行义务的动机，都不影响到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存在。其二，作为道德舆论，不能只是鼓励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还应当号召人们维护由于这种义务行为而产生的道德权利要求。密尔曾经指出，施惠的人在需要救助时希望得到受惠人的报答，这是人的“最自然”和“最合理”的期望之一，如果受惠人不予报答，那等于是对施惠者的侵害，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也会使施惠的行为变得少见。可见，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不完全、不绝对的对等关系只是相对的，在特定的情境下，强调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这种对等性对于维护一种公正合理和谐的道德关系是很有必要的。超级秘书网：

[1]《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出版社2001年10版，第7页。

[2]《边沁文集》第3卷，第221页，转引自：余涌：《边沁论权利》，《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2期，第32页。

[3]同上。

[4][美]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

[5]《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集》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页。

[6]哈特：《边沁论集》，第84页，转引自：余涌：《边沁论权利》，《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2期，第34页。

[7][美]弗兰克纳：《伦理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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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公正　道德　道德建设  

  

“从现代伦理学意义讲，社会公正是指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伦理认定和道德评价，是对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公平分配，它包括社会基本制度和秩序的公平合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成员的普遍公正要求和行为规范。”(李萍：《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可见，社会公正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直接影响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社会整体道德状况的重要社会因素。因而，探讨社会公正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对于现阶段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公正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  

  

社会公正是一个复杂概念，它涉及多个领域，就公正类别来看，有政治公正、经济公正、法律公正、道德公正等。但任何一个公正都蕴含着道德的意义，因此，本文从这个角度来探究社会公正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尼布尔认为：“社会将公正而不是无私作为它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它的目标是为所有人寻找机会的均等。”(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公正看成是社会的第一德性。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者库柏认为：“公民的品德的总则是‘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广泛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品德不可能仅仅是一种道德境界的倡导，也不是对自我利益的简单超越和否定，而是一种在恰当的机制下达成的公共和个人的‘双赢’。”(王云萍：《库柏对公民品德的研究及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而麦金太尔则直接把公正理解为是一种美德。从上述理论路径思考，我们不难得出社会公正乃是人们道德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公正对于一个人的道德人格形成和社会美德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公正观念一开始就塑造着人们是非善恶的观念。一个缺乏公正观念的人，也必然缺乏是非善恶观念，没有友谊、情感和信赖，往往唯利是图，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道德人格的基础。公正作为一种社会的力量和道德力量对我们的行为进行一种纠正和激励，作为观念的社会公正并不是苍白无力的，相反，它对人们的生存世界常常具有扳道者的功能，它对人们行为动机的形成、价值观念的选择和道德目标的达成是有直接的浸润作用。现实生活诸多事例已经表明，由公正体现的正义感，是道德人格的脊梁。其实，公正不仅是人们道德观念的生长点，同时也是建立社会道德新秩序，即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社会伦理的秩序往往因公正的衰退而式微，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始终与公正观念的确立和公正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可见，从人们伦理道德观念形成的角度看，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  

  

二、社会不公正现象影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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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乡党委、政府组织全乡干部职工专题召开“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会议，统一安排部署，要求各村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宣传实践活动。同时提拱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保障，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取得成效。

二、加大宣传、营造氛围

充分利用农村有线广播、标语、悬挂横幅、板报等多种形式对“公民道德宣传月”活动进行立体化宣传。印制宣传资料100余张，驻村干部入村分发到各村，努力形成宣传强势，吸引更多群众的广泛参与，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教育的浓厚舆论氛围。

三、开展“四德”教育为主题系列文化活动

为推动“和谐社会”道德建设工作，我乡要求全乡干部群众认真对照“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知识读本严格要求自己言行，做到文明行路、文明乘车，提升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共秩序、公共设施、环境卫生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文明水平，崇尚科学，破除迷信，革除陋习，强化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

四、深入宣传道德模范

认真开展学习我县被评为“绵阳市第二届道德模范”的四位先进人物（杨晓波、张兴寿、张碧爱、张仕强）事迹活动。我乡通过干部职工大会、乡村广播会等形式，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四位同志孝老爱亲、诚实守信、见义勇为的先进事迹。

五、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结合双节，组织以各单位职工、村干部为成员的志愿队伍开展以“五乱”治理为重点的环境治理活动，对场镇、公路沿线进行了大清扫，并动员各村群众对自家房前屋后进行清扫；并在赶集天组织志愿者到街上对不文明行为者进行劝导，纠正群众乱扔垃圾、乱丢烟头、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转变生活方式，养成文明习惯，倡导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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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教育；法律支持；公民

中图分类号：G4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196－02

公民道德就是围绕公民权利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与社会、与他人关系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强化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的认同。法律与道德教育息息相关，公民道德教育离不开法律的支持。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必然性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具有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道德教育，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公民道德教育需要法律的支持。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道德教育是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内容，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文明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为道德教育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是，目前道德教育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还存在着道德沦丧、是非混淆和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社会发展的大局。当前，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在法律的支持下，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法律作为规范化、制度化、客观化、权威化的社会意识，对道德教育有着强大的支撑作用。而道德教育通过法律的不断支持，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法律相配套的道德体系，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法律支持是公民道德教育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要求

道德规范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凝聚而成的，是一种软性调节，具有明显的非强制性特征。在一个充满复杂利益关系的社会里，只有道德存在是绝对不够的，社会需要另外一些约束机制来明确道德规则的内容和范围，这些约束机制就是法律。法律以明确性、制度性和威严性弥补了道德教育的不足，它把基本的道德义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将其系统化、具体化、明确化，使道德原则成为易于遵循且带有法律权威的广泛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道德规范的实现。目前，社会正经历着多方面的变革。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局面，面对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形势，面对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道德教育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通过立法活动使一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明确化，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化了的道德规范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法律来推进道德建设。否则，没有一个有效的约束与奖惩机制，公共服务意识无以确立，道德高尚者最终只能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结果或被同化，或归于消亡，道德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二、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表现与特点

法律和道德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国家机器（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后盾，靠法律制裁这种强制手段起作用的。道德则是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通过教育的手段，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及良好的道德环境，来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

（一）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表现

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是在道德教育过程中，通过法律所包含的精神、规范、制度、环境、文化等内容，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引导、确认、限制或保障作用，来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建立与社会经济相适应，与法律相配套的社会道德体系的社会实践活动。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直接把社会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强制；二是法律通过奖励或惩戒等手段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三是法律的实施过程也是对社会价值观进行道德整合的过程。

（二）公民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特点

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公民进行自我道德教育的过程。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不仅表现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表扬和奖励先进，树立先进典型方面。因此，道德教育的法律支持，主要是以法律自身高度的思想内容和崇高的道义精神，以它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来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的。可见，道德教育中法律支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强制性。法律把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确认下来，使之具有法的属性，成为法律上的义务，要求全体公民一律遵行，没有例外，体现了法律对支持道德建设的强制性。第二，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创新性。道德和法律同属于上层建筑，各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则是在理论上对二者的嫁接，是优势上的互补而不仅是简单的叠加和罗列，体现了在科学理论上的创新性。第三，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先进性。社会发展到现阶段，一方面多元的文化环境和思想意识使得社会环境空前活跃；另一方面，社会的良性运行对个体成员的道德要求越来越高，时代呼唤合适的制度和理论指导。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正好是社会所需，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性。第四，法律对道德支持的目的性。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通过肯定合法行为，表彰、奖励先进典型，惩罚违法行为，打击犯罪活动，可以教育人民遵守法律，改恶从善，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第五，法律对道德支持的辩证统一性。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体现了事物之间联系的必然性。道德和法律虽是不同的治理手段，却可以在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持上达到二者的辩证统一。

三、法律支持公民道德教育的途径

道德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在坚持道德教育的同时辅以法律手段，强化法律的支持作用，结合道德的软约束和法律的硬控制。

（一）在普法过程中宣扬和表彰高尚的道德行为

加强法治重要的是要进行宣传和教育，只有当道德成为公民个人的自觉追求、内在需要和自主行为时，才能实现它特有的功能。因此，要通过公民法制教育把法律规范内化为个体的守法行为习惯，实现对个体行为的外在强制。在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有机结合上，不断增强公民的道德观念。科学的法律宣传有利于树立崇高的道德观念。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当前形势下，各级政府要加强正面宣传，表彰道德的先进典型，为广大群众树立真实、感人的模范形象；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做出表率。宣传部门、新闻媒介要广泛宣传榜样的先进模范事迹，并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激励，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要利用各种形式，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积极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并利用法制监督机制，建立起隐性的道德教育系统，为道德教育提供保障。

（二）在立法过程中吸收和确认道德教育的规范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主导。法律只有和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基本吻合，才能获得普遍效力。因此，一部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和保障维系社会存在的基本道德义务。加强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把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直接纳入法律规范中，依靠一定的强制力量来督促执行，这就使“法”与“德”交叉渗透、融为一体，使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只有在立法过程中吸收和确认基本道德规范，才能真正做到对道德教育的有力支持。

中国是一个有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在这种伦理精神中，不乏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合理内核。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也具有消极的影响。法律能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传统道德的精华和糟粕作出明确的辨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可以说，法律在道德建设中表现出继承、批判传统与促进文明发展的统一。

（三）在执法过程中否定和惩罚严重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

良好法律的实施过程其实也是社会道德风尚的实现过程。通过法律实施来维护、促进道德风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对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缺德行为予以否定甚至制裁。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作用。其次，道德的法律强制还表现为法律能为人们提供和保障行使道德权力的空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道德监督和批评的权力。实施道德批评和监督要靠法律对公民权力的设置和保障来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有道德教育是不够的。道德的约束毕竟是一种软约束，没有法律手段作后盾，道德的作用常常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而显得软弱无力。而且“人性”中总是有“自利”的因子，有“好声色”的欲望，对那些没有自觉性的人，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道德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必须强化法律对道德教育的支持作用。国家要利用法律的约束机制，通过公正执法、惩治违法和不道德行为来强化公民的守法意识，规范公民的守法行为。国家要通过严格执法，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只有严格执法，打击歪风树立正气，体现时代风貌的道德才能顺利发展，才能为公民道德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二者的作用又是不同的，不可相互替代。只有相互配合，双管齐下，法律与道德才能既保持外在张力，又相互契合。公民道德教育只有与法制教育相结合，实现功能互补，才能相得益彰，使公民全面健康发展，社会稳定、有序进步。

参考文献：

[1]社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N].人民日报，2001-02-01.

[2]李宁.德法同构：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新探索[N].南方日报，2001-05-20.

[3]罗国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N].人民日报，2001-02-22.

[4]郝铁川.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J].求是，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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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乡党委、政府组织全乡干部职工专题召开“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会议，统一安排部署，要求各村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宣传实践活动。同时提拱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保障，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取得成效。

二、加大宣传、营造氛围

充分利用农村有线广播、标语、悬挂横幅、板报等多种形式对“公民道德宣传月”活动进行立体化宣传。印制宣传资料100余张，驻村干部入村分发到各村，努力形成宣传强势，吸引更多群众的广泛参与，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教育的浓厚舆论氛围。

三、开展“四德”教育为主题系列文化活动

为推动“和谐社会”道德建设工作，我乡要求全乡干部群众认真对照“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知识读本严格要求自己言行，做到文明行路、文明乘车，提升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共秩序、公共设施、环境卫生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文明水平，崇尚科学，破除迷信，革除陋习，强化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

四、深入宣传道德模范

认真开展学习我县被评为“绵阳市第二届道德模范”的四位先进人物（杨晓波、张兴寿、张碧爱、张仕强）事迹活动。我乡通过干部职工大会、乡村广播会等形式，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四位同志孝老爱亲、诚实守信、见义勇为的先进事迹。

五、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结合双节，组织以各单位职工、村干部为成员的志愿队伍开展以“五乱”治理为重点的环境治理活动，对场镇、公路沿线进行了大清扫，并动员各村群众对自家房前屋后进行清扫；并在赶集天组织志愿者到街上对不文明行为者进行劝导，纠正群众乱扔垃圾、乱丢烟头、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转变生活方式，养成文明习惯，倡导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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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首都 公民道德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B82-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5-0143-06

为深入了解首都市民道德状况，切实摸清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增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有关单位，于2012年底至2013年初对3100位市民进行了“首都公民道德形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首都市民道德理想与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吻合，爱国爱首都、诚实守信、友善、敬业等成为首都市民的人生价值追求，体现正能量的各类道德模范和先进人物被首都市民广泛认同。64.9%的受访市民认为北京市社会风气比十年前更好，首都公民道德建设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也有一些市民认为，道德领域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调查显示，市民最反感的四大不道德现象是违法乱纪、诚信缺失、不尊重别人和奢侈浪费，五大不文明陋习是不文明出行、公共场所争吵喧哗、网络不文明、放任宠物和乱贴乱扔，这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一、首都公民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评价

（一）首都公民的道德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吻合，爱国爱首都最受市民认同，且多数市民能以实际行动表达爱国愿望

问及首都公民应该具备的品质时，75.7%的受访市民选择爱国爱首都，70.3%选择文明有礼，64.0%选择遵纪守法，选择乐于助人、诚实守信、爱护环境的市民约40%。数据表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爱国精神仍最受市民重视，文明有礼、遵纪守法等品质也得到市民的较高认同。

大部分市民能从做好本职工作、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出发，表达爱国愿望。34.8%的受访市民表示干好本职工作是实现爱国愿望的主要方式，23.6%选择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秩序，20.7%选择积极参加公益活动，13.9%选择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6.7%选择关爱弱势群体、支持老少边穷地区。

市民对改善民生状况、促进社会公正的措施能够给予理解和支持。67.8%的受访市民支持车辆限行。64.o%的受访市民对支持老少边穷地区表示赞同，43.6%对关爱来京务工人员表示赞同。在家庭人均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市民中，仍有54.8%支持车辆限行。

做人标准集中体现了市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调查显示，48.6%的受访市民做人标准立足于多做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事，45.4%表示安分守己、做好本职工作，5.0%表示利已、但不危害他人和社会，0.6%表示小惜一切代价、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助人、奉献是绝大多数市民帮助他人的初衷而并非只为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好评。46.7%的受访市民表示提升自己、快乐自己是自己做好事的目的，28.9%出于行善积德，23.1%单纯只为了帮助别人，1.1%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好评。

当别人需要帮助时，多数市民表示愿提供帮助；在遇到陌生人对自己不礼貌或冒犯时，七成市民选择“礼让、不计较”。

假如市民看到小偷在公交车上行窃，多数市民愿提供帮助。其中，11.6%的受访市民表示会上前制止，43.4%表示会设法报警，34.7%表示会设法提醒被窃者，这说明市民的帮助以报警或提醒等侧面制止不道德行为为主.而直接上前制止的不占多数。若看到老人跌倒，39.1%的受访市民表示会上前扶起老人，如需治疗会帮助送去医院；27.8%的受访市民表示会保护现场，及时报警；21.7%的受访市民为防止被讹诈，会找周围的人一起帮助；10.5%的受访市民会先看看怎么回事，不轻易行动；仅0.9%的受访市民表示会悄悄走开。这说明多数市民遇到老人跌倒会采取帮助行动，而不是旁观或走开。

当遇到陌生人对自己不礼貌或者冒犯时，69.5%的受访市民选择礼让、不计较，22.2%选择以和蔼的态度进行劝说，8.0%会据理力争、绝不让步，0.3%表示会通过多种方式报复。

看到他人的不文明行为，超过四成市民愿意进行干预或纠正，从自身做起营造文明风尚。当市民看到有人在大街上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时，25.4%的受访市民表示会去提示对方这样做不好；18.9%表示会自己把垃圾捡起来扔进垃圾箱；46.5%表示反感、想阻止，但怕引起麻烦。

（二）老一辈革命家深受市民崇敬，各类道德模范和先进人物深入人心

问及市民最崇敬的人物时，69.1%的受访市民崇敬、等老一辈革命家，13.0%崇敬英雄人物和道德模范，崇敬科学家、学者和企业家的市民分别占7.9%、4.0%和3.3%，1.5%的受访市民崇敬文体明星。当具体问到对某位榜样的知晓度时，93.3%的受访市民听说过焦裕禄，86.5%听说过李素丽，74.2%听说过时传祥，68.3%听说过张秉贵。

电视、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传统媒体是市民了解好人好事的第一途径，网络是第二途径。95.9%的受访市民通过传统媒体如电视、报纸、杂志、广播了解好人好事，58.1%通过网络了解，31.O%通过周围人的传闻了解，12.3%通过会议和报告了解。邻里相传的方式在农村发挥较大的作用，而对年轻人和高学历人群而言，网络的作用与传统媒体势均力敌。45.6%的农村居民通过周围人的传闻了解好人好事，是城镇居民的两倍。在共青团员和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中，近九成通过网络了解好人好事。

（三）社会风尚逐步好转，道德建设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

64.9%的受访市民认为社会风气比十年前好转，且60岁以上的市民更认为社会风气在好转。38.0%的受访市民认为北京目前的社会风尚比十年前明显变好，26.9%认为稍有进步，11.5%认为变化不大，10.4%认为有所退步，3.8%认为明显变差，另有7.4%不了解十年前的情况。在60岁以上的受访市民中，42.1%认为社会风气比十年前明显好转，31.O%认为有所好转，两项比例之和比全市平均高8.2个百分点。

56.1%的受访市民对窗口行业的服务表示肯定。9.8%很满意北京窗口行业的服务水平，46.3%表示比较满意，38.4%表示一般，4.4%表示不太满意，0.9%表示很不满意。

市民对所接触人群在诚实守信、工作态度和孝敬老人方面的评价总体良好。71.3%的受访市民认为周围大部分人诚实守信，72.4%认为所接触人群工作精益求精或尽职尽责完成分内任务，41.7%认为身边的熟人都能孝敬老人。问到身边交往的人在诚实守信做得如何时，19.9%的受访市民认为所交往的人都诚实守信，71.3%认为大部分人诚实守信，7.8%认为少数人诚实守信，O.2%认为所交往的人都不诚实守信。在市民对接触人群的工作态度做出评价时，21.8%的受访市民认为所接触人群爱岗敬业、工作精益求精，50.6%认为他人能做到完成分内任务、尽职尽责，19.7%认为他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5.9%认为他人工作时只做表面文章、作风不扎实，2.0%认为他人工作敷衍了事、不负责任。在市民的熟人圈子中，47.1%的受访市民认为熟人中没有不孝敬老人的情况；46.O%认为熟人中有不孝敬老人的情况，但不多；3.2%认为熟人中存在很多不孝敬老人的情况。

市民与邻居的关系基本良好。50.3%的受访市民与邻居“经常交往，互相帮助”，27.6%选择“认识，偶尔来往”，17.3%选择“见面能打招呼，但没什么来往”。可见大部分市民和邻里的关系是比较和睦的，还有一定比例的市民与邻里的关系保留在“没有冲突、但交往不多”的层面。

二、市民最不愿意看到的社会不道德现象和反感的不文明陋习

（一）损人利己、诚信缺失、不尊重别人和奢侈浪费是市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四类社会不道德现象

在市民不愿意看到的各类不道德现象中，60.6%的受访市民选择损人利己，43.7%选择诚信缺失，29.1%选择不尊重他人和奢侈浪费。文化程度高和职位高的“双高”人群，最不愿意看到诚信缺失现象。在本科及以上学历、机关及社会团体中高层领导、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及教科文卫人员这四类群体中，选择不愿意看到诚信缺失现象的比例最高。

市民对食品安全、公众人物代言和出租车运营等行业领域表示担心和不信任，不少市民遇到过出租车拒载、担忧食品安全问题，许多市民不信任公众人物广告代言的真实性。在出租车运营方面，13.8%的受访市民经常遇到出租车拒载，40.6%偶尔遇到过，即遇到过拒载的市民超过一半。在食品安全方面，73.2%的受访市民担心地沟油，68.5%担心滥用食品添加剂，半数以上的市民对农药残留和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问题表示担忧。在公众人物广告代言上，67.9%的受访市民认为公众人物为了赚钱做虚假广告，影响不好，只有14.8%认为真实可信，17.3%认为不好说。

为了解道德问题发生的原因，调查加入了对社会不道德现象归因的询问。调查显示，市民认为道德风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法制不健全、执法不力。具体来看，59.4%的受访市民认为是法制不健全、执法不力；54.9%认为是道德教育不及时、没有针对性；53.6%认为是领导干部不率先垂范。以上三方面均为外因。另有40.4%的受访市民从内因方面找原因，认为人们普遍不重视个人修养是原因之一。

（二）乱吐乱扔、乱发小广告、不文明出行、宠物随地便溺、公共场所争吵或说脏话是市民最反感的不文明陋习

调查显示，市民最反感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方面的不文明行为。问及市民反感的不文明陋习时，76.5%选择乱吐乱扔，72.2%选择乱发小广告，72.0%选择不文明出行，63.5%选择在公共场所遛狗不牵绳、宠物随地便溺，48.2%选择在公共场所争吵、说脏话。由于乱吐乱扔、乱发小广告和宠物随地便溺均涉及公共卫生领域，可以看出市民对公共卫生不文明行为比较反感。

行人和非机动车乱穿乱行、车辆乱停乱放是市民比较反感的不文明出行行为。有41.6%的受访市民反感行人和非机动车乱穿乱行，39.6%反感车辆乱停乱放，另有29.7%反感开车乱并线。值得注意的是，在城乡结合部地区有45.9%的受访居民反感车辆乱停乱放，比例较高，侧面反映出该地区车辆乱停乱放现象相对比较突出。

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灯现象是一类比较典型的不文明行为，具有发生几率高，安全隐患大的特点。调查结果显示，遵纪守法意识不强是市民认为闯红灯现象严重的原因。近九成市民认为主要原因是市民的遵纪守法意识不强，比例最高；选择人车太多、实属无奈的占七成；选择交通道路基础设施不够、路通管理不够等客观原因的占六成以上。这说明市民认为闯红灯主要需从市民的主观意识方面找原因，而客观原因居其次。

传播虚假信息是最突出的网络不文明行为。在不文明陋习中，对网络谣言、谩骂表示反感的市民达到27.7%。在诸多网络不文明行为中，市民认为传播虚假信息问题最突出，55.3%的受访市民选择此项；其次是散布信息、谩骂/侮辱/攻击他人。传播垃圾邮件，约三分之一的市民选择此三项。

三、关于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思考

（一）深入开展“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

提出的“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深情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是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要通过举办“中国梦”大讲堂、组织“中国梦”巡回报告、开展“我的中国梦”征文、组织“中国梦”网上畅谈等活动，歌颂“中国梦”、描绘“中国梦”、放飞“中国梦”，进一步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坚定理想信念。要把“中国梦”学习教育与弘扬中国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和“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用榜样的力量教育和激励广大市民见贤思齐，弘扬中华美德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要引导广大市民把坚定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远大理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统一起来，与建设“美丽首都”、“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统一起来，以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努力做好首都各项工作。要引导广大市民把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理想落实到从我做起、努力提升自身道德与文明素养的实际行动之中，落实到爱岗敬业、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爱护环境等具体道德行为之中。着力实现以首都意识、首善意识、公德意识、法律意识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素质的显著提升，着力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服务水平、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市文明程度的显著提升。

（二）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持续推进公共文明引导工程

公共文明是公共生活领域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是文明风尚、公共秩序、社会服务、环境面貌的综合反映。从近年来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来看，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公共场所的不文明现象，公共文明日益成为影响首都形象、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为此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为主题，坚持不懈地推进环境、秩序、礼仪、观赏、服务、网络等文明引导行动。其中，建设优美环境和优良秩序始终应当作为重点任务来抓。要持续推进环境文明引导行动，继续纠正乱吐乱扔、乱发小广告等传统顽固陋习，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要针对流动人口多、卫生死角多的特点，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综合治理。“宠物随地便溺”是近年来逐渐突出的新问题.要把文明养犬作为创建文明社区的重要内容，加强文明养犬教育，发动养犬者共同制定“文明养犬公约”；成立社区文明劝导队，对文明养犬的行为进行具体引导，大力推进社区养犬文明风尚的形成。要持续推进秩序文明引导行动，针对“车辆乱停乱放”和“开车乱并线”等问题，加大对机动车驾驶员的教育和引导。要把“中国式过马路”作为秩序文明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加大综合治理力度。一方面，加强“文明出行”宣传教育，培育市民规则意识，劝导行人遵守交通法规，改善交通秩序；另一方面，建立常态化机制，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对“中国式过马路”给予适当处罚。同时，逐步完善公共设施建设，合理规划斑马线、红绿灯、人行天桥等交通安全设施，方便市民出行。保证市民安全、有序地过马路。

（三）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诚信问题涉及产品质量、产品信誉、服务质量、群众利益和社会安定，必须作为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教育和治理。要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诚信教育活动，大力宣传诚信文化，普及诚信知识，提高诚信意识，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坚决纠正、造假欺骗、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歪风邪气，引导广大市民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人人做社会诚信的自觉守护者。要重点抓好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在党政机关和窗口行业持续开展职业道德全员培训，完善职业行为规范，广泛开展服务承诺活动，深化政风、行风建设。在党政机关开展“创文明机关、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教育党政机关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争当诚信表率，始终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诚信办事，热情服务。加强商务诚信建设，深入发掘北京特色商业和老字号企业长期形成的诚信文化资源，宣传推广诚信品牌。开展“诚信经营示范街”、“诚信市场”创建活动，继续推进“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努力培育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引导广大市民在社会做诚信公民、在单位做诚信建设者、在家庭做诚信成员，着力形成讲诚信的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要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通过建立诚信档案和公布不良信用记录等方式，约束、规范行业和个人行为。针对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食品药品制假售假事件等热点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打击力度，搞好专项整治。要把解决诚信领域突出问题纳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爱首都、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之中，作为评比考核的重要内容，运用评价激励机制推动形成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四）发挥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保障支持作用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依靠思想教育，又要依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奖励与处罚结合起来，通过严格科学管理，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有效结合起来，运用法律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切实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在加强法规建设的同时，要加大文明规范体系建设力度，发动广大市民积极修订《首都市民文明公约》，制定《首都市民公共文明公约》，建立健全市民日常行为规范，修订街道、车站、机场、路口、楼院、影院、赛场、商场、医院、公园等各类公共场合的文明公约，推动文明礼仪教育覆盖社会各类不同群体和城市公共生活领域的每个具体场合。

篇8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从其外延来看，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多个子系统的建设。从其内涵来看，则包括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德育方式方法三个子系统的建设。在这三个子系统中，秘书工作的关注重点，应放在德育方式方法上。

德育方式方法，是通过说服和劝导，以多样而艺术的方法，让社会成员个体接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并内化为社会个体的道德意识。个体道德意识外化，就成为道德行为。由此可见，德育方式方法是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与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之间的中介与桥梁。所以，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要求一旦确定，德育方式方法就成了道德建设中应予注视的重点。这时，就必须寻找适应今天这一时代特征的德育方式方法的总体特点与规律，使秘书工作在参与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得心应手，卓有成效。这种特点和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秘书工作者首先要把握道德建设过程中的内化和外化规律，积极进行思维导向。所谓内化，是指帮助和引导对象将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要求转化为自己的道德意识的过程。所谓外化，就是帮助和引导对象将已形成的对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要求的认同转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并将良好的道德行为转化成道德习惯。内化与外化是辩证统一的，它们相互联系又相互渗透。只有经过内化与外化的交替进程，社会成员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公民道德建设才可能实现。

秘书工作者同时要把握好综合效应规律，进行多渠道、多方式的正面引导。道德建设过程从来就是一个德智并进、情理并进的过程。英国教育哲学家彼德斯认为：“一个人接受道德原理是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亲自体验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强烈的个人动机去寻找这些道德原理所要求或所规定的东西。”由此看来，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应更多地尊重主体的选择和情感体验，把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对象内在的道德信念，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正确的价值体系。这就要求秘书工作者在辅助决策过程中综观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整体，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遵循公民道德建设的综合效应规律。

在道德建设过程中，还有一项不可违背的规律，那就是双向互动规律。道德建没的过程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活动过程。正如《纲要》指出的那样，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体，既是道德建设成果的受益者，也是道德建设的参与者。这种双向互动的规律要求各级秘书工作者将自己融入到社会整体的洪流中去，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完成当代公民道德建设这一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篇9

群众文化指代的是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工作之余将自身作为主体和对象的基础上，使用到社会活动这样一种形式，积极的开展群众文化性艺术活动和娱乐活动。其所涉及到的领域是比较多的，也具有比较强的渗透性，内容较为丰富，是一种以自我欣赏为主的文化活动，群众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设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发挥出来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二、群众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设的载体

在现代化城市中，社区是基础和细胞，在开展现代化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过程中，积极的推行社区文化建设是具有一定的现实以的，与此同时它也是开展公民道德建设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功德教育是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要内容，在开展这一项活动的基础上可以使得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在某些层面之上也是可以对社会文化建设工作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性作用的，所以就应当在社区中开展具有群众性的公德教育活动，之所以开展这项活动就是为了能够使得社区中成员的社会公德自觉性得以提升。在社区当中，只有构建起来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氛围，社区成员才有可能自居的遵守有关的社会宫格，从而也就能够在实现社区团结友爱、民主法治以及安定有序这几个目标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性作用。

精神调节作用。为了可以使得公民道德建设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公民自身的参与性占据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群众文化可以使得群众积极的参与到其中，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及到的群众文化起到的精神调节作用。只有在公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才可以将道德建设工作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之上，让数量众多的人民群众从中获得一定的益处，受到道德文化的熏陶，从而实现陶冶身心这样一个目的。由此可以见得，群众文化本身具有的精神调节作用，在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进行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较为重要的。

另外一个层面上，榜样起到的作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崇备至的。人民群众在工作之余，开展的一系列身边模范人物学习学习等活动，其实是可以在某些层面上促进道德文化建设的发展的。模范起到的典型示范作用不单单是可以给人们留下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的，也是能够师爹公民自身的意识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从而也就能够使得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的参与到各级政府组织的公民道德建设活动中去。

宣传教育作用。现阶段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针对公民展开的道德建设工作并不是十分的完善。为了可以使得工作的质量水平及其发挥的效果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就一定需要充分的应用到群众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既然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及到了群众文化活动是公民道德建设的载体，那么如果可以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空间，并使得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从而想要使得公民道德建设工作逐渐的完善起来就变得比较容易了。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水平呈现出一种日渐提升的态势，这和群众文化互动在基础知识普及领域中起到的作用是存在较为密切的相互关系。群众文化活动是具有一定的宣传和引导性的，也是可以使得参与到活动中的人们接触到很多以往没有涉及到的知识。从而也就可以在传达我国各级政府在某一个时期颁布的政策方针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性作用

篇10

“明礼诚信”主要是规范公共生活中的公共道德行为。大学生没有真正的进入社会，虽然懂得一些基本的礼貌，但还是缺乏应有的社交礼仪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校内进行必要的文明礼貌教育，既能帮助他们懂得在公共场合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又能提高他们个人的社交能力。“诚信”主要是规范公共关系中的道德行为，是对“明礼”规范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很多人认为社会转轨时期自然会出现信用危机，甚至把市场经济与信用滑坡混为一谈，其实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信用经济，“诚信”是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现在社会上的信用危机也开始侵入校园，大学生中不守信用，不重承诺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大学生个人至上，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牺牲学校和他人的利益。所以，要让大学生成为守信用、重良知的人，必须进行信用教育，这是学会做人的一个基本道理。我国历来十分重视立身处世之道，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修养模式。

“团结友善”主要是规范公民与公民之间的道德关系，强调公民之间的亲和力。现代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很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强调个性，好胜心强，所以大学生之间的竞争也非常厉害，很容易造成好、中、差学生的分化现象，这使学生间的交往有了一定的障碍，也是大学生普遍缺乏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原因之一。所以，教育大学生懂得尊重他人和尊重自己，适当地让他们学一些与人相处的技巧，有利于加强同学间的亲善关系，增加与人相处的亲和力。

“勤俭自强”主要是对公民个人提出来的道德要求。现代的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比较好，依赖性较强，个人意识比较强，于是就出现了“勤俭”不足，“自强、自立”意识不足的人格特征，所以，在学校里要培养大学生的自立意识，学一些基本的理财知识，鼓励他们参加勤工俭学，让他们接触社会，体验生活的艰辛，在这基础上培养“勤俭自强”的道德素质。

“奉献敬业”主要是规范公民与职业的道德关系。对在校的大学生来说，“敬业”就是努力学习，通过学习不断地了解世界，了解他人，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成功的人；“奉献”主要是规范个人与学校、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关系，并引申出大学生对待他人的道德责任。学校可以在校内外设立一系列学生实践基地，组织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参观、社会调查等，让学生在奉献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总之，高校德育要有成效，《纲要》的道德规范在高校德育中要有其侧重点，针对大学生的不同特点，开展各具特色的道德教育，尤其是要重视大学生道德的养成教育，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只有这样，才能把对大学生的道德要求落实到具体的行为规范上

一、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公民道德教育是世界各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公民道德教育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我们重视公民教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的部分，特别是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教育系统应一其他机构一起，帮助促进人权、培养民主的行为和确定从未像当今时代如此必要的价值观，如尊重人的尊严，宽容，对话，团结和互助。”

就我国的历史、现实情况而言，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提高，都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其根本之点在于全体国民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高校作为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的专门活动组织，其对大学生实施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尤为深刻。尤其是在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趋于复杂化、多样化，社会上存在着道德松弛、世风沉沦、价值混乱、舆论不张的情况下，开展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有助于提升公民的素质，建立起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健全的公民。无论是从减少犯罪、减少道德上的无序，还是从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而言，都将有其积极作用。

二、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任务和内容 

当前我国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任务和内容主要有：

1、要加强普世伦理的教育，使大学生在“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意识层面上逐渐形成对待和处理全球问题有道德自律。全球伦理，又叫世界伦理或全球伦理，简言之，即是全球共行的道德规范和共同道德价值。它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处基本共识，凝聚了各种文化传统、各种伦理思想的共同智慧和主要精华。决定人类的共同命运的诸多世界性问题只有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全球问题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自然问题、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因此，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全球伦理可以被理解为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关系的一些基本行为规范体系，是人类整体为了求得生存和健康发展所能够接受、也应当遵守的一系列基本伦理道德原则。应通过全球伦理的教育，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起科学的经济伦理观、环境伦理观、生命伦理观、生态伦理观、科技伦理观、交住伦理观、消费伦理观等等，使大学生学会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前提来思考道德问题，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的道德文明成果，具有整合不同道德价值的能力，能够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事务。（1）

与本篇 2010年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总结 内容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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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重视对大学生综合道德能力的培养，全球化导致的道德价值多元化需要个体的鉴别和选择能力，要引导大学生学会选择，以教育、宣传、监督、规劝、舆论压力等他律形式促成大学生自律意识和自控能力的提高，使大学生具有高度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意识，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仅如此，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当代德育内容中，对实践及其它综合的道德能力的强调亦成为趋势。正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学校道德教育“所追求的目的并不是以刻板的规约形式去教授一些戒律，而是使学校成为民主实践的典范，以便使孩子们结合具体问题了解自己有哪些权利和义务，以及自己的自由怎样受到他人行使权利和自由的限制。

3、遵循在道德教育内容结构上的共同理解，强化大学生道德教育内容的四个层次：

基本文明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教育，如在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等不同领域内基本的待人接物礼仪的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等；基本道德品质的教育，如公平、正直、诚实、勤劳、勇敢、仁爱等德育应是恒常的内容。当前应着重加强对大学生的“八荣八耻”的教育；还应重视加强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教育，特别是中化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爱国精神、百折不挠的改革精神、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注重现实的务实精神、“厚德载物”的凝聚精神、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天人合一”的协调精神等教育，以发挥其凝聚民族、规范行为、陶冶情操等重要作用；公民道德或政治道德品质的教育，如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主与法制教育；信仰道德的教育，指以终极价值体系建立为目标的教育活动，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体制中的主要内涵，包括世界观、人生观教育和理想教育。

三、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

1、实施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应当遵循学校德育过程的一般规律和学生思想形成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应从公民教育的特殊性出发。我们认为，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过程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学生掌握公民道德知识，形成公民道德意识，养成良好的公民行为习惯的过程。

公民道德知识是指形成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所必需的政治、经济、伦理、社会、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掌握公民道德知识，一方面是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是形成公民道德意识、养成良好的公民道德行为习惯的基础。

公民道德意识是指个人对于公民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所决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认识和态度。包括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法制意识和公德意识。公民道德意识是在获得知识、升华情感和锻炼意志的过程中形成的，是知、情、意的统一。公民道德行为是公民道德意识的外部表现，是否养成良好的公民道德行为习惯是衡量一个人公民道德意识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志。为此，教师在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中不仅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更重要的是要导之以行，即抓好公民道德行为的实践和训练，防止和行脱节。

2、精心设计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课程体系。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文化交融的不断深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日趋迫近，必将使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任务更为艰巨。以公民道德教育目标为总纲，改进高校现行的道德与社会性教育，关注大学生的社会学习和生活，重视大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主发展，精心设计课程体系，是使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落到实处的关键之所在。在课程设计中，如何体现课程目标、内容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如何体现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有机结合，使大学生既能掌握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必不可少的道德、法律、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等知识，又培养相应的情感、态度和公民评价能力，是课程付诸实施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

3.营造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社会文化环境”。这种环境是在积极、正面价值导向下，以有利于促进社会现代化和现代化为标尺的，它能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又不拘泥于时代精神，继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遵循本国实际又不漠视世界演进之潮流。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既是全社会的责任，也是每个自主、自律公民的职责。应积极挖掘、充分利用全社会丰富的公民道德教育资源，通过多种途径，推行多种模式，对大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公民道德教育，以培养出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明达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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