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困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道德困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世纪后半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个人电脑的广泛普及，大学生的人际交往逐渐扩展到网络交往，网络交往是人们通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进行沟通交流的交往方式，因其覆盖广泛、信息迅捷、平等隐蔽、价格低廉等传统交往无可比拟的优势，迅速获得世人的青睐。统计显示，美国是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次就是中国，大学生是网民的主体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有的大学生视其为最亲密的伙伴，并产生强烈的依赖。网络交往是对人类交往手段的丰富和时空的延伸，是社会的进步。但应该看到，网络在大学生中引发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社会责任缺失，自我精神麻木，追求暴力刺激，社会情感冷漠，等等。一些大学生疏离人群，热衷网络交往，人际交往的“异化”趋势令人担忧 。自我认同的困惑与道德教育的薄弱社会转型期大学生自我认同矛盾使以“教”为主体的传统道德教育的弊端凸显。（1）自我认同的困惑。大学生正处于生理成熟而心理尚未成熟的特定成长阶段，良好的自我认同很难实现。独自住校，脱离父母的照顾，自主支配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人际交往增多而容易盲从，他们渴望像成人一样被肯定和信任，得到社会认可。但是，由于社会实践经验和生活阅历不足，面对冲突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困境，他们中一些人往往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或是缺乏自制力，或是缺少道德智慧，理想中的自我定位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或不切合实际，以往的道德教育难以解决生活中的道德命题。（2）自我认同与他人的困惑。社会转型期，新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层造成贫富差距加大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如今，大学生之间各方面的差异逐步增大，过多的差异使大学生既不能正确地认知自己，也不能很好地对待别人。“千人一面”的道德教育难以实现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中各类学生出现的各类问题。（3）自我认同与社会的困惑。学校教育更多是基于课本和培养计划，在以往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学生并不能全面地了解和认识社会的问题所在。如今的大学早已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通过网络和社会实践等广泛的信息获取途径，大学生已不能隔离于社会的诸多现实问题，是坚守还是适应，一些大学生往往难以正确调整道德认知，并做出理性分析，大学生的道德难题只从一些学校灌输的道德教育中难以找到确切答案。

问题成因

经济发展与独生子女抚养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改革开放给国人带来了经济上、思想上和文化上巨大的变化，造就了当代大学生开放活跃的时代气质和多元多样的道德风貌。中国的大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由于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他们既具有思维活跃、性格开朗和兴趣广泛等良好素质，也存在由于“四二一”这一特殊抚养方式和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爱导致的部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责任感缺失和逆反性强等不健康人格。高等教育的大众化2004年，中国高校毛入学率占适龄青年比例至达到19％，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变。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之间都开始出现明显的不适应，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普遍短缺到知识分子结构性过剩的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感到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收入丰厚且安全稳定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5］。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6］。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发展，引发了很多的教育问题，如师生关系的淡化。2006年，《中国教育报》的一份“新时期大学生师生关系”的调查显示，94％的学生希望在授课和答题外有机会多与老师交流。有90％的学生对“有无与老师课余交流的时间和机会”的问题回答是：“基本没有”或“有，但很少。”［7］社会转型引发的文化脱序中国的道德教育有着优良的传统，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等活动的开展，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全球化时代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当代的反映时代特征的社会伦理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了文化衔接的脱序 。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强调自我实现、追求利益最大化和享乐主义等观念，影响人们的生存原则。

篇2

解决当代道德哲学的困境，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即存在着价值真理。只有个人的本真生活与道德都是具有真实性的价值，它们之间的冲突以及如何解决冲突才能真正地成为问题。否则，如果价值怀疑论是正确的，即价值是虚幻的，不存在价值真理，那么，价值之间的冲突问题以及解决这种冲突便是一个伪问题。因此，德沃金能否解决当代道德哲学的困境，取决于他能否做到如下两点:一是批判价值怀疑论;二是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德沃金对价值怀疑论做了批判。德沃金是如何批判价值怀疑论的，不是本文内容，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德沃金对价值怀疑论的批判是成功的，即存在着价值真理，那么，在德沃金的视阈中，价值真理究竟是什么?为了解决当代道德哲学的困境，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德沃金的价值真理观以及价值哲学方法是以休谟原则(Hume''''principle)为基础的。按照德沃金的解释，休谟原则是:不借助于价值命题，单凭经验事实不能肯定或否定一个价值命题。休谟原则导致自然科学的真理与价值真理之间的差异，导致自然科学方法与价值哲学方法之间的不同。科学方法与价值方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这样的基本前提:自然界中存在的某种现象事实与据此提出的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即存在着“事实科学理论”的因果链条。这个因果链条的存在，导致科学研究者坚持如下方法:一方面，科学家根据观察到的现象事实提出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在辩护方面，一个科学理论是否正确，取决于它能否对观察到的现象事实做很好的解释。易言之，证明或者否定一个科学理论所提供的辩护理由，是由事实来承担的。

然而，价值哲学不同于科学理论。价值哲学是对某种行为做规范性(应当与否)评价的理论。人们观察到了某一成年人甲虐待儿童的现象，假设某种道德哲学针对该现象做出评价:甲不应当虐待儿童。在这里，“甲不应当虐待儿童”是一个价值判断，它本身是独立于现象事实(甲虐待儿童现象等)的，即不能单凭“甲虐待儿童”这个事实有效地推导出“甲不应当虐待儿童”这个结论。既然如此，该道德哲学是如何做出“甲不应当虐待儿童”这个判断的呢?既然“甲不应当虐待儿童”这个价值判断不是单凭现象事实推导出的，那么，一定存在着该价值哲学本身所拥有的价值理由，它与现象事实一同推导出“甲不应当虐待儿童”。因此，任何一个价值哲学在对事实现象做评价的时候，它自身一定会提供某种独立于事实的价值理由。当然，不同的道德哲学，在对甲虐待儿童的行为做评价的时候，会提供不同的独立于事实的价值理由。例如，某些功利主义道德哲学提供的价值理由是“应当增加快乐减少痛苦”，康德道德哲学提供的价值理由是“人是目的”。既然如此，这里涉及到对道德理论本身的辩护问题:某些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必须证明为什么它所提出的价值命题“应当增加快乐减少痛苦”是正当的;同样，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证明为什么它所提出的价值命题“人是目的”是正当的。这需要某些功利主义提出其他的价值命题来为“应当增加快乐减少痛苦”辩护;同样，这也需要康德道德哲学提供其他的价值命题为“人是目的”辩护。因此，任何一个道德哲学理论，就是由多个价值命题组成的体系。但问题在于，究竟哪个价值哲学是最优的?这里涉及到价值真理问题。德沃金的答案是，价值真理在于价值概念之间相互解释而形成的相互支撑的融贯的网络，而那种使众多价值概念之间融贯的价值哲学是最优的。

德沃金坚持融贯论的价值真理观。按照休谟原则，既然事实不能为价值理论做辩护，那么，对一个价值命题的辩护只能由其他的价值命题来承担。价值真理在于为某个价值概念提供最佳辩护。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价值概念，如个人的伦理、公共道德、政治道德，等等，对某一个价值概念(如平等)的最佳辩护，就是该价值概念与其他价值概念(自由等)之间的融贯。在解释一个价值概念的时候，诸多价值概念之间相互解释，内容上相互规定，由此形成价值概念之间相互支撑的融贯的价值网络。具体说来，在解释A概念的时候，需要B概念来规定;而在解释B概念之时，同样需要A概念来规定。这样，A和B相互规定、相互支撑。解释B概念，在需要A概念来规定的同时，也需要C概念来规定;C概念也需要B概念来规定……这样，价值概念之间形成一个在内容上相互规定，在理由上相互辩护的一个融贯的整体。在这个融贯的价值网络里，每一个价值概念的内容都由其他概念来界定，这种被界定了的具体价值概念的内容就是它的真理。价值融贯的网络，就是由诸多具体的价值概念真理组成的体系。德沃金坚持价值真理的融贯论，这使德沃金在价值问题上，持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哲学方法———价值融贯论的解释方法。德沃金正是运用它来解决当代道德哲学困境的。

二、本真生活与道德原则的融合

当代道德哲学的困境是个人本真生活与道德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某些价值概念在德沃金这里有着特殊用法:伦理，是关于个人如何才能活得好的学问;道德，是关于我们必须如何对待他人的学问。因此，按照德沃金的概念用法，当代道德哲学困境就是伦理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决当代道德哲学困境的关键在于如何回答如下问题:一个在个人伦理生活上活得好的人，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或者，一个违反道德的人，为什么他的个人伦理生活上活得不好?德沃金分两个步骤来解决当代道德哲学的困境。首先，规定个人伦理生活活得好的必要条件。德沃金认为，一个人在伦理生活上活得好需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尊重生活的客观价值;过着本真生活。他运用价值融贯论的解释方法将价值客观性与本真生活解释为一个融贯的整体。其次，德沃金以价值的客观性为出发点，将它提升为任何人都要尊重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

一个人在伦理生活上活得好，需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即尊重生活的客观价值以及过着本真生活，德沃金把这两个必要条件表述为伦理生活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自尊原则(Principleofself-respect):每个人都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他必须接受:是成功的表现而不是浪费机会对他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原则是本真原则(Principleofauthenticity):每个人都有一个在他的生活中什么算作是成功的判断责任;他有一个个人责任:通过他本人所认同的一种整体的生活叙事或者生活类型来创造那种生活。”自尊原则强调个人生活价值的客观性，即“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客观价值”，它与本真原则共同构成了个人在伦理生活上活得好的必要条件。德沃金运用融贯论的解释方法，将自尊与本真解释为相互规定、相互支撑的融贯整体。首先，本真规定自尊，以本真生活解释生活价值客观性，得出了个人在伦理生活上活得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成功的表现具有重要的生活意义。德沃金将客观价值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价值，一种是产品价值。表现价值是人的活动本身具有的价值;产品价值是人的活动为社会带来的效用。

在作家作画过程中，表现价值是作家的构思等创造性活动本身具有的价值;产品价值是作家所作的画为人们带来的效用。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生活价值是客观的，那么为什么生活的客观重要性在于表现价值，而不在于产品价值?这是本真概念规定自尊概念的结果。如果以产品价值作为个人生活意义的基础，那么这会破坏个人的本真生活。本真原则要求个人通过自己的判断形成自己的善观念，在动机上追求自己所认同的生活。如果将产品价值作为评价生活意义的基础，那么，个人的本真生活便只是具有工具价值，成了实现功利最大化的手段，人成了工具，一种实现异己力量(功利)的工具。甲与自己的母校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关系，并认为这种良好关系是他成功生活的一部分，他决定为母校捐款;但是，产品价值要求甲把款项捐给贫困地区，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如此，甲所认同的生活意义与产品价值之间形成了紧张关系。如果将产品价值作为生活重要意义的基础，会使甲不能过上基于自己的判断为基础的真正地属于自己的本真生活。相反，如果以表现价值作为生活意义的基础，则不会破坏本真生活。在生活中，一个过着本真生活的人，他的善观念与他的行动表现之间是统一的:他通过自己的判断，形成自己的生活善观念，并通过行动表现出来。如果将表现价值规定为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评价它的标准就是表现行动本身;而表现行动本身又是个人通过行动展示自己所认同的生活观念的结果，所以，评价表现价值的标准与个人的善观念是统一的。这使得个人的本真生活本身是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如实现最大效益)的工具。

其次，自尊规定本真，以价值客观性解释本真，得出了个人伦理生活上活得好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生活价值具有客观性，应当认真对待生活。本真原则要求一个人应当基于自己对生活意义的判断，过着自己所认同的生活，但是，并非任何过着自己所认同的生活的人活得都好。按照自尊原则，生活价值具有客观性，一个过着本真生活的人应当自尊，尊重生活的客观意义，不浪费生命，认真对待生活。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即使认同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在伦理生活上活得也不好，因为他否定了生活价值的客观性，没有认真对待生活，他失去了自尊。同样，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靠抛硬币来决定如何处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如果抛硬币的结果是正面朝上，他满怀热情对待家人;如果抛硬币的结果是正面朝下，他对家人冷漠。这个人活得不好，因为他的生活的意义受偶然的随机性摆布，他否定了生活意义的客观重要性，没有认真对待生活，失去了自尊。自尊与本真的相互解释，得出了个人在伦理生活上活得好的必要条件是:自尊(过着客观表现价值的生活)和本真(过着自己认同的生活)。但是，为了消解伦理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德沃金必须做到如下一点:从个人伦理生活活得好———过着自尊和本真的生活———出发，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客观道德原则。

德沃金以价值的客观性为出发点，由自尊原则这个伦理原则推导出尊重他人的道德原则。他提出康德原则(KantPrinciple):“你所认为自己如何生活具有客观重要意义的理由，同时也是任何人如何生活所具有的客观性的理由:你看到自己生活的客观重要性反映出任何他人的生活的客观重要性”。康德原则所表达的是，既然按照自尊原则，生活的意义在于客观的表现价值，而客观价值是不受主观任性支配的，那么，这种表现价值的客观性要求任何人都无条件地尊重。一个人在过着一种自己所认同的表现价值生活的同时，也会对其他人所认同的表现价值生活给予尊重，这是对客观表现价值本身的尊重。假设有这样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分子:他认为只有自己所属的种族所过的生活具有客观重要意义，其他种族所过的生活不具有客观价值，于是，他过着残害其他种族人的表现生活。这个种族主义分子是自尊的吗?这个种族主义分子只认可自己的生活具有客观重要性，否定其他种族人生活的客观重要性，他是自我矛盾的，这是因为:同样的表现价值，为什么在这位种族主义者那里具有客观重要性，而在其他种族人那里就失去了客观重要性?实际上，种族主义者把生活价值的客观重要性视为可以随自己主观任性来任意改变，把生活价值的客观性看做具有偶然性，他在否定价值的客观性。与那位靠抛硬币来决定对待家人态度的人一样，这个种族主义分子没有尊重生活意义的客观性，没有认真对待生活，失去了自尊。

篇3

关键词：道德教育；困境；构建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2-143-01

道德是一种精神，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高贵品质，是束缚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当前我国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实效性低下，可以说处境非常尴尬。究其原因，还是道德教育没有走到学生的心理深处，简单的道德说教难以引发学生的共鸣。

一、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现状

青少年正处于少年和成年之间的“心理断乳期”，心智发展还不够成熟，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青少年的一些不良现象，如满口脏话骂老师殴打侮辱老师，甚至有上课玩手机被教师批评，杀害教师的极端现象，有的青少年没有礼貌，打架斗殴，向低年级同学收保护费等，还有学生对生命毫不重视，虐待动物甚至同类，有的对自己生命也如同儿戏，自杀现象也常有报道。这些都说明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现状不容乐观。针对这些现象，人们认识到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出现了滑坡，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教育不到位。很多人认为学生的道德教育只是政治老师的事，实属愚昧之见。作为教育工作者，都要把培养学生的道德作为首要任务来抓，要通过各种机会来提高学生的品质修养。当然，这些都需要教师言行一致，做好榜样。

二、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困境

青少年是人生发展的转折期，其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处于形成阶段，面对学习中的困难，生活中的困惑还找不成熟的解决办法，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就可能会走向邪路。这要求教师要正确剖析青少年的生命困境，给予积极正确的引导，让学生顺利过渡到成年。但道德问题可以教吗？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是可以教的。中国古代也有道德引导的标准，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曾经取得很好的德育效果。但现在的道德教育大多是在搞形式，对学生进行灌输式和说教式的道德教育，比如用考试来测评学生道德水平，强制学生做好事，公众人物不能以身作则，给学生的德育带来负面影响等，这些道德教育导致学生口是心非，思维混乱，说一套做一套，道德情感缺失。长此以往，学生都会认为道德教育都是骗人的，都是没用的废话，是十分乏味和无聊的，导致很多青少年一听到道德说教就头疼。因此，道德教育要知、情、意、行相统一，如果仅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说教，举一些老旧的事例，是不能让学生有亲身感受的，也很难得到切身的领悟和感受。因此，道德教育如果失去了情感和灵魂，就变成了苍白干枯的语句，培养出来的人是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因为我们道德教育水平欠缺，形式主义严重，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导致很多青少年道德情感脆弱，缺乏同情心，甚至没有道德底线，看问题比较偏执，容易走极端，不能够理性看待问题。如果在这个时候能给学生一次打动心灵的谈话，看一部优秀的作品，是可以触发学生的道德情感的。青少年正处于生命的敏感期，对世界和自己的认识还比较片面，还要借助于别人的看法，这时候他们希望别人能够理解自己、认可自己、尊重自己。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情感需求展开针对性的德育，让他们能够走出困境，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构建

1、明确道德教育的目的和定位。

青少年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给道德教育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定位，道德教育的方法要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道德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只能发挥引导作用，可以给学生点化和点拨，但不能从头到尾式的说教。传统的德育弊病就是违背了道德教育的法则，没有让青少年进行生命体验和道德感悟，把道德教育当成了知识教育，不能打动学生的心灵。其实道德教育是知情意的统一，要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教师和学生能够和谐相处，平等对话，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学生，二者都要敞开心灵，真诚交往，也就是说教师要摆正姿态，不能倚老卖老、高高在上，要潜下心来走进学生的世界，倾听学生的心声，体会学生的困境，感悟学生的困惑，这样才能达到师生互动，实现德育水平的高效化。

2、重构青少年道德理论体系。

新的青少年道德理论体系要关注学生的道德需要，要支持和满足学生的道德需要，对不合理的需要要进行疏导，鼓励学生自我控制、自我提高，激发青少年的自我道德修养，把道德修养进行内化。这就要求转变传统教师灌输式的说教模式，将教师为主导的道德教育模式转变为学生自发遵循的基本原则，强调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教育模式。新的德育模式并不是教会学生多少道德方面的知识，也不是给学生讲多少道德楷模的例子，而是让学生对道德意识进行内化。这都要求教师从学生的需要入手，研究青少年的道德需求层次，确立道德在青少年中的基础性地位。

3、建立多元化的道德载体。

教育教学活动需要一定的载体，道德教育也同样需要载体。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要借助载体的，道德教育就要借助家庭、学校、社会三个载体，只有把这三个载体有机结合起来，对青少年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随着互联网和现代媒体的发展，社会已经相当开放，家庭、社会、学校各子系统相互融合，这说明任何单方面的道德教育都是难以凑效的，需要建立一个立体化的道德教育载体，其中家庭教育是基础性教育，对青少年的道德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校教育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发挥着主渠道作用，而社会领域的德育需要社会媒体、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发挥整体熏陶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茂坡.新时期青少年道德教育体系的构建[J]. 现代农业.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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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制度德育；道德之“得”；功利之“得”；善行；善性；同情心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2384（2017）03-0031-03

在传统观念中。德育主要由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和德育评价等要素构成，很少有人把制度视为德育的要素，尝试通过建构道德的制度来培育道德的人。1996年，南京师范大学班华教授在其《现代德育论》中提出要“建设现代德育制度体系”，强调德育制度对于德育实践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认为“任何一种德育。都要根据一定的德育思想建立起一套实践体系。其核心就是德育制度”。班教授为德育制度正名后，有学者对制度德育做了大量的研究，丰富了制度德育的理论与实践。但毋庸讳言，随着近年来现代学校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管理主义的兴起，学校表现出对制度过度依赖的倾向，把德育简化为各类制度规范，认为抓好学生行为规范就是在进行德育了。这说明学校对制度之于道德的“作用域”并不清晰。

一、制度的德育价值：“止恶”与“扬善”

要讨论制度对于道德的影响。先要了解人类为何需要制度。人类的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在于物质资源的有限和人类欲望的无限。而制度是缓解甚至避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伟大创造物，其目的是为了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制度主要诉诸他律，是一套针对人之逐利本性精巧设计的行为规范和带有强制性的“奖善惩恶”机制，以此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针对当前存在的“老人摔倒旁人不敢扶”等社会问题。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之所以存在一系列道德问题。是因为人们缺少应有的道德动力。”外在道德动力来自于外在的舆论，特别是制度环境。如果社会制度缺乏公正性，善行得不到善待，那么要求个人通过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来改变社会道德失范的局面只能是妄想。从“奖善”而言，制度对善的保障甚至奖励，可以让为善者愿意继续为善，激励更多为善者或潜在的为善者表现出善行。就“罚恶”而论。如果恶行得不到惩戒。那么不但为恶者会受到纵容，而且会使更多的人选择不道德。导致道德风气的恶化。

很多人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事实上。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人性并没有变得更高尚，也没有变得更恶劣。而是一直随着制度的好坏左右摆动。一个社会的制度是赏善罚恶的，这时，人性善的一面就表现得多些：而如果其制度让善恶无报，甚至好人吃亏、坏人得利。人性就会倾向表现出恶的一面。就如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曾指出的：“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向善是徒劳的。”令人悲哀的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有缺陷，人们往往寄希望于道德来弥补，这无异于缘木求鱼。道德并不能成为制度缺陷的补充，相反，制度的完善才是道德的保障。

可见，制度的德育价值首先在于“止恶”，即让不道德的学生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使其不敢为恶。在这方面，德育往往力不从心，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此时制度具有管理学意义。其次，制度还可以“扬善”或“护善”，即让有道德的学生因其善行而有所得或至少不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从而愿意继续为善。就此而论，制度有其教育学意义。

二、制度德育的道德困境：只能扬“善行”却无法育“善性”

如前所述，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强化机制。不管是奖励还是惩罚。都是由外而内地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教育则关注人的内在动机，使人的心灵发生转向，然后再外化于人行为的改。道德是基于主体对道德价值之于自身、他人和社会意义的深刻体悟。其行为并非出于外界要求甚至强制。而是遵从于自己内心的动机和愿望，其主要特征就是“慎独”。因此，德育的终极目的是达至自由。所谓自由。即行为主体的道德行为并非是对外在要求的被动遵从，而是基于道德判断后的一种自主选择。显然，以外部控制为表征的奖惩与“自由”相悖，因此。也与道德的本性相悖。奖励是对善行的认可和鼓励，但也可能导致人的功利（为了奖励而道德）：惩罚只能使人因惧怕而谨慎（怕惩罚而不敢不道德），而未必能培养出人的内在德性，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

以下是一位全国知名班主任的案例：

针对学生对班级工作责任感不强，对班级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师生间和生生间关系也比较疏远、淡漠等问题，班主任创设了“道德券”制度，赋予一些好的行为，如主动捡纸屑、主动关灯节能、报名参加运动会、为同学答疑解惑等以不同的分值。学生做了好事可自己申报，经确认后就可以获得相应面值的“道德券”。一学期结束，“道德券”可以用来换取价值不同的物品，也可以用来换取某些“权利”，如选座位权。不同的座位事先都被评估并赋予了不同的价格，学生可以根据自己“道德券”的数量换取心仪的座位。这一制度创新大大激发了学生为班集体做好事的积极性。

在该案例中。班主任通过“使善者有所得”的制度设计，激发学生的道德行为。从管理角度看，由于这个制度带来了好的结果（学生表现出了好的行为），似乎是一个好的制度：但从德育角度看，学生的这种“道德行为”背后的动机是道德的吗？或者说，学生的“善行”包含着“善性”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澄清一对概念：道德之“得”和功利之“得”。道德之“得”是主体行为的非预期结果。而功利之“得”是主体行为追求的目的。如果“有所得”是某个道德行为的自然结果。那么这个行为还是道德的：但如果“有所得”是某个道德行为的刻意目的。那么这个行为就称不上道德。而只是一种功利的交换行为。例如：一个路人捡了一部手机，想办法联系上了失主并交还，失主拿出500元表示感谢，那么就算路人收下了酬谢。我们还是认为“交还手机”的行为是道德的。因为获得酬谢是在其“交还行为”之后。即获得酬谢是路人的非预期结果。而如果路人捡了手机。联系上失主后要求对方支付500元酬谢费，拿到钱后才将手机交还，那么这种“交还行为”就不能称之为道德行为。可见，同样的“交还行为”和同样的酬谢，其背后的旨趣大相径庭。

在前文案例中，由于“道德券”制度的预期导向，学生表现出的“好行为”可能不是因为学生觉得行为本身是好的，是值得做的，而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奖励，是为了奖励而做。因此。这些表面的“道德行为”背后并不含有道德的动机。这些外在的“善行”并没有内在“善性”的支撑。

这样。制度德育的道德困境就出现了：“善恶有报”中的“有报”本来是善行和恶行的结果，但由于制度的目的要导人向善、阻人为恶，因此，制度在实施之前就呈现了奖惩措施。制度一出台，学生对道德和不道德行为的结果就可以预期了。在此预期下。学生不为恶可能只是为了逃避“恶报”，而非发自内心对“恶”的厌恶：学生为善可能只是为了追求“善报”。用“善行”换取自己所偏好的利益。而非出自内心对“善”的向往。将道德必要性的基础建立在其外在功利性价值之上。使道德脱离了人的内在需要。隐藏着道德工具化的重大隐忧。道德功利化的思维方式将导致道德的消解或沉沦。

可见，制度德育的提法本身存在着一个悖论。作为一种道德强化机制，德育制度只能作用于学生的行为，但无法作用于学生的心灵和品格：只能“护善”和“扬善”，但无法“育善”“成善”：可以导出“善行”，但无法形成内在的“善性”。说得再通俗一点，制度只能使好人愿做好人，而无法使坏人成为好人。可见，制度的教育学意义是有限的。子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要涵养一种非功利的“善性”，制度无能为力，只能有赖于道德教育。如果我们不恰当地夸大制度的德育价值。甚至将德育的希望寄托于制度之上，那么德育很可能退化为满足人现实功利需求的纯粹工具。

三、走出“制度德育”的悖论：将制度指向“善行”，用德育涵养“善性”

学校的德育制度是必要的。制度是道德的基础，制度的缺失和不公正。很难使人产生持续的道德行为。但德育制度只能使人的行为“合乎”道德，而非“出乎”道德。道德只有回到德性伦理的框架和视野中，才是返璞归真的道德：“善行”背后有善性的支撑。才是名副其实的善行。何为“善性”？以下一位四岁男孩与成人的对话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问：你看见刚才发生的事了吗？

答：看见了。小刚把小明打了。

问：你会不会这样做？

答：不会，而且不会打得那么重。

问：有这种规定吗？

答：有。

问：规定怎么说？

答：不准打架。

问：如果没有这个规定，去打人可以吗？

答：不行。

：为什么？

答：因为他可能会受伤、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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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康德;义务;自律;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同舫，华南师范大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31

内容提要：康德的道德哲学主张依靠理性力量建立纯粹的道德。康德强调，唯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应将义务推向道德动机的至上地位；道德教育要逐渐使人由他律升华为自律，以摆脱自然因果律的辖制而实现真正的自由，自我立法又自我遵从的自律原则是道德的唯一原则；康德围绕义务、自律范畴阐发的道德观，为当前良好道德动机的培育、道德规范制定的主体参与及自律坚持注入了源泉和动力，充实了道德教育的内核。康德道德观的思想精髓对改善当前形式化道德教育的现状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是开解现实道德教育困境的一把钥匙。

关 键 词：康德 义务 自律 道德教育

伊曼努尔·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三大批判理论更是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泰山北斗地位。我国康德研究的开创者郑昕曾评论康德说：“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1]康德凭借批判哲学闻名于世，其在教育哲学尤其是道德教育方面的贡献，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

在道德教育方面，康德摒弃了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所注重的培养个人心灵情感的品质，转而从理性的角度诠释道德教育的真正内涵，主张依靠理性力量建立纯粹的道德，即不掺杂任何感性成分的道德。康德所强调的基于理性的道德是对永恒人性的思考，具有超出其个人所处时代的普遍意义。尽管康德的纯粹道德在实践性运用等方面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但他的道德哲学观并没有在众多的质疑声和批判声中沉沦，而是一直保持着巨大的理论魅力，巍然伫立于世界哲学之林。在道德教育陷入形式化困境并缺乏内在驱动内核的今天，康德的道德教育观依然闪耀着智慧的璀璨光芒。其道德教育观，尤其是其中对义务和自律的阐发，在一定意义上为当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源泉和动力，对道德教育由外在规范向内在自发转变以实现真正的“至善”目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义务：道德的至上动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对义务做了详细阐述，认为义务可分为德性义务和法权义务两种：德性义务“并不涉及某个目的(质料、任性的客体)，而是仅仅涉及道德的意志规定的形式东西(例如，合乎义务的行动也必须是出自义务发生的)。只有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才能被称为德性义务”；法权义务则是“从目的出发，发现合乎义务的行动的准则”。[2]两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依靠主体自我强制；后者是主体之外的外在强制。在此，本文探讨的侧重点是德性义务。

就德性义务而言，康德认为，义务有“出于义务”与“合乎义务”之别，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被认为是道德的，而合乎义务的行为，不论其结果如何，都称不上是道德的。于此，康德将义务归结为三个命题。

第一，“只有出于责任(义务——笔者注)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3]这一命题从质的规定性上限定了道德的范畴：真正符合道德内在要求的是出于义务的行为，而非合乎义务的行为。出于义务的行为，就是个体的行为没有目的、动机的附加，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一种自觉和应然状态下的行动；合乎义务的行为，是指个体行为的结果受到爱好或其他目的性意图的驱使，具有明显的功利趋势。前者完全是受自身理性的驱使，而非受到外界任何环境因素和目的的影响，是纯粹的义务，或者说是为了义务而义务；后者尽管可能有善意的结果，如商人在交易中童叟无欺、公平买卖，但是其原本目的或动机却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这种看似善的行为称不上道德的行为，只有当他本身认为其售卖行为理应做到童叟无欺、公平交易而不论结果如何时，才能彰显出道德价值。

第二，“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规定的准则”。[4]这一命题从量的规定性上说明了道德价值的多少与欲望、目的对象无关。康德所要强调的是：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并不以行为对象的实现作为评判标准，在判断行为的道德价值时，不能够将引起该行为的目的纳入考虑范围；决定行为道德价值的是行为所遵从的原则规定性的多少，包括主观原则与客观原则的量的规定。不论如何，“只有实行自己责任的原则或准则，而不管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才能给予行为以道德价值”。[5]

第三，“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6]这一具有综合性的命题表明，真正道德的行为，其必然性取决于理性规律。理性规律就是成为普遍规律的绝对命令，尊重法规和规律的意志是最为根本性的。根据规律的内容，义务的强制性要求行为与客观法则具有同一性，同时也要求主体具备履行义务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履行是对主体意志的要求，它不仅仅出于爱好等经验动机，而且还出于义务动机。

在对义务命题陈述的基础上，康德将义务视为道德的动机，并赋予其至上的地位。但在康德之前的思想家中，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将义务直接作为道德的动机，他们大都倾向将善或者至善作为道德出发点或最终目标。康德打破了传统的思维理路，用义务而非善或至善作为道德的动机，将义务动机提升到至上的地位，而且还对善、义务与动机之间的关联性及其递进关系进行了剖析：善并非动机法则是使义务成为动机的根源道德律将义务推向至高。

善不是作为动机而存在。康德认为，那些关于善的理论都是从目的论出发，将善作为目的来进行理解，这种理解具有缺陷性。正如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言：“只有联系到这些目的，完善(我们自身的内部的完善或上帝的外部完善)的概念才能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7]通过预期的目的，“完善”才能规定意志。而“完善”对于意志而言，只是一种经验、一种质料，不能构成纯粹理性实践原则中纯粹化的前提。当然，康德并没有完全否定善，他也强调德性和幸福的完美结合，即道德的最高境界与至善有密切的关联。

法则的存在是义务成为动机的根本原因。康德明确指认，对于内在或外在行动的任何立法而言，都不能够缺失法则与动机两个维度：法则在客观上把应当发生的行动体现为必然，使行动成为义务；动机在主观上把对行动的规定根据与法则必然性关联起来。法则、义务与动机三者的关系是：“法则使义务成为动机。”[8]但值得提出的是，法则仅仅只是在动机领域嵌置了义务，并没有给义务至上的地位，义务的至上性客观要求道德律的责任承担。

道德律将义务引向了至上的地位。在康德看来，动机是存在者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我们不能赋予上帝的意志以任何动机，但人的意志的动机(以及任何被创造的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的动机)却永远只能是道德律。”[9]康德将道德动机直接指向最为根本的道德律，并将道德律对于上帝与对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不同意义做了区别。“道德律对于一个最高完善的存在者的意志来说是一条神圣性的法则，但对于每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来说是一条义务的法则，道德强迫的法则，以及通过对这法则的敬重并出于对自己义务的敬畏而规定他的行动的法则。”[10]这就使得道德律这一动机，在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范围内转变成了义务动机。因此，对于并非完善的理性者而言，凡是出于义务的行为都是道德的，任何不是出于义务的行为，不论其结果如何，都是不道德的。

较之于传统的思想家，康德对道德动机的思考更为深刻，他将道德动机继续向前推移，深度挖掘了人在善和至善背后更具有本源意义的道德出发点——义务。康德对义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用罕见的感叹文字表达了其对义务的崇敬：“义务!你这崇高伟大的威名!你不在自身中容纳任何带有献媚的讨好，而是要求人服从，但也绝不为了推动人的意志而以激起内心中自然的厌恶并使人害怕的东西来威胁人，而只是树立一条法则，它自发地找到内心的入口，但却甚至违背意志而为自己赢得崇敬(即使并不总是赢得遵行)，面对这法则，一切爱好都哑口无言，即使它们暗中抵制它。”[11]

二、自律：道德的唯一原则

在康德的道德大厦中，自律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柱性作用。自律原则，即自我立法而又自我遵从，“在同一意愿中，除非所选择的准则同时也被理解为普遍规律，就不要做出选择”。[12]只有当自身所立之法成为普遍适用的法时，才是可以遵从并付诸实践的法。康德明确地指出：“自律性是道德的唯一原则”[13]，也是最高原则。

康德认为，自律是一种积极自由。自由是康德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它“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14]，是理性者意志的因果性所固有的性质。康德将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指理性者意志的自律；消极自由是指理性者完全不受外在因果律的限制与干扰。显然，康德的自律是一种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并非肆意妄为，而是要服从规律并受其制约，这种制约不是来自于外在自然规律的束缚或限制，而是来自于自身强加的约束和规范，亦即来自于理性者自身规定的规范准则。这种自我立法的理性动因与自我遵从的实现，便形成了自律。

康德的自律也是绝对命令的一条重要命令形式。人的理性是不完全的，不像完全理性者——上帝那样能够按照其对规律的意念而行动。因而，对不完全理性者而言，必须用客观原则从外在强加于其意志，使得个人的行动变为“应该做什么”的形式，从而构成了一种命令式。“一切命令式，或者是假言的，或者是定言的。”[15]定言命令即绝对命令，是指“把行为本身看作是自为地客观必然性，和另外目的无关。”[16]康德断言：“定言命令只有一条，这就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17]从这条总的绝对命令出发，康德又推导出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要这样行动，就好像你的行为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似的”[18]；“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19]；“意志能够通过其准则同时把自己视为普遍立法者”[20]。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中，前两者并列性地构成了后者的前提，并衍生出后者。

在阐明自律范畴的基础上，康德对自律在道德哲学中的地位也进行了充分论证。他从道德法则的性质与特点出发，认为作为道德依据的道德法则必然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先天存在，他否定把后天得来的经验作为道德根据的可能性。一方面，经验中的事实并不包含普遍必然性。经验事实本身具有不确定和不可预知的因素，若用不确定或不可预知的经验事实去推断反映普遍必然性的道德，则难有可行性和可信度可言。另一方面，偶然的道德事例不可推论出道德规律的必然性。在现实生活中，从道德特例现象到道德规律本质不可能构成必然的单向因果关系。既然后天经验中难以发掘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根据，那么就只有从完全理性存在出发去寻找能够作为道德原则的律令，这便是自律原则，而且，自律原则是道德的唯一原则，“道德原则必定是个定言命令，而这命令所颁布的，不多不少恰好是自律性”。[21]这里的“不多不少”与“唯一”在根本上是统一的，表征的是自律原则的唯一性。

自律对他律在伦理学上最畏惧的问题——自由与道德法则关系问题的圆满解决，凸显出其在道德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近代哲学为了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在关于人生观是自然主义还是超自然主义的选择中偏向自然主义，发展了一种以自我保存等自然属性为本性的人性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系列伦理、政治、社会等不同方向的理论学说。但在康德看来，这类伦理学说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们的他律性：无论是从自然出发引出的具有动物性或物性本质的人性，还是从上帝那里引出的具有神性特质的人性，其意志均不是以自身为依据而是由在它之外或之上的东西所主宰。这种他律性不仅因其决定论品格而泯灭了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而且由于其外在性和条件性使道德法则失去了内在的普遍约束性，最终使道德成为不可能。人之道德性必须要以自由为前提，但在他律伦理学中，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具有深层悖论并表现为形而上学一元论与道德二元论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康德创立了自律伦理学，主张道德法则乃是理性为自己确立的法则，从而使伦理学从他律转向自律。他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不在于神性或者自然属性，而在于人所具有的超越神性与自然属性的一种理性，以及由这种理性为自身立法所凸显的道德性。自由即自律，道德法则是理性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则，两者通过自律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此，伦理学的相关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康德在论证自律原则的唯一性时，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否定他律原则的重要性。自律与他律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康德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即“现象界”和“物自体”。“‘现象’是依存于主体的、可认知的对象，而‘物自体’则是永远处在认知能力(包括直观形式)之外的不依存于主体的‘对象’。时间空间是我们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通过时空所能得到的只是‘现象’而不及于‘物自体’；所以时空乃是‘玛雅之幕’(叔本华语)，它使我们根本无法认知‘物自体’。”[22]与“现象界”和“物自体”相对应，人也具有两重性：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必须服从自然因果律，受到自然因果律的制约，具有不自由性，这叫他律；作为理性存在的人，能够超越自然因果律的限制，遵从理性为自身所制定的法则而行动，具有自由性，即是自律。他律与自律的不同特性，决定了其对人的作用也存在不同，这也是康德重视他律原则的缘由之一。康德将自律和他律原则对人产生的不同影响引入教育领域，认为人并非纯粹的理性者，在教育之初必须受到他律的规制，而后人逐渐从他律转变为自律，摆脱自然因果律的辖制，实现真正的自由。在道德教育体系的全过程中，若是缺少道德教育中的他律环节，道德教育可能难以达到建立良好德行的要求；若是缺少自律原则在道德教育中的自觉发生和最终体现，道德教育也就变成对丧失尊严的受教主体人的一种单纯驯服教育。毋庸置疑，在道德教育中，他律只能作为初始阶段的引导，不能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自律才是道德教育的最根本方式，是道德的唯一原则。

内容摘要：康德的道德哲学主张依靠理性力量建立纯粹的道德。康德强调，唯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应将义务推向道德动机的至上地位；道德教育要逐渐使人由他律升华为自律，以摆脱自然因果律的辖制而实现真正的自由，自我立法又自我遵从的自律原则是道德的唯一原则；康德围绕义务、自律范畴阐发的道德观，为当前良好道德动机的培育、道德规范制定的主体参与及自律坚持注入了源泉和动力，充实了道德教育的内核。康德道德观的思想精髓对改善当前形式化道德教育的现状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是开解现实道德教育困境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康德;义务;自律;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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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德道德观：开解现实道德教育困境的钥匙

在物欲横流、商品琳琅满目的现代社会，人们对物质的欲求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而持续膨胀。这股对物质片面追求的浪潮容易使人的价值、文化和精神追求逐渐被抛之脑后，甚至淹没于追逐财富的足迹之中。公民道德教育无法抵抗这股浪潮的威力，不可幸免地被卷入其中，接踵呈现出各种不良态势，诸如形式化道德教育等(将道德教育拘泥于表层形式的教育或者以单一片面的教育方式等同于实质上的道德教育)，这种道德教育趋势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经济利益与价值对道德良知的严峻考验及道德理想与客观现实比照的差距，使得康德的道德观在道德教育的尴尬处境中更加彰显出其独具的理论魅力。

在现实的道德教育境遇中，形式化的道德教育已经渗透到道德教育的各个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方法以灌输式为主，忽视对受教育者内在道德动机的发掘。灌输式的道德教育方法带有强制性和被动性，倾向于道德知识的硬性填充，效率较低，所能达到的效果有限。这一教育方法与道德的真谛相悖，是对人的自由、尊严和个体主体性的藐视。一种非内化而仅独立于主体主观意识之外的具有强迫性质的道德教育方式，使得接受主体不但没有自觉吸纳教育内容的动机，反而有产生逆反心理的可能性。当前，较为单一地灌输社会主旋律的道德条款占领主导地位，相对缺乏其他方法的合理运用，忽视开启道德教育良性动机的重要性，这一道德教育现状势必会引起道德教育“消化不良”的后果。二是教育内容重知识教导轻实践培养。作为普遍化和客体化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知识形式出现，对道德生活具有指导意义，理应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是，与道德知识化教育相对应的道德实践培养更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只有道德实践培养才有可能真正触及道德教育的内核，只有在道德实践中才可能形成道德法则，也只有道德实践才能真正为自律的道德行为提供现实的广袤空间。某种意义上，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只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必将导致道德教育陷入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困境。如果片面强调道德的知识教育，不能保持道德知识教育与道德实践培养两者之间的有效平衡，无疑会使道德教育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

形式化的道德教育带来了诸多负面后果。一方面，它致使主体自觉性缺失，个体道德行为缺乏由内及外的动力和源泉，使道德对主体的牵制力和引导力显著下滑。在个体行为中，道德修养不足，道德规范对个体的指导作用减弱，个体逐渐从道德主体向道德客体转变，最终形成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将道德规范看作是规制他人的条款，从而完全取代道德规范应作为自身及他人活动行为准则的全部功能。另一方面，形式化道德教育披着知识化的外衣，不切实际地希望所倡导的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上能与法律对等而坐。实际上，缺乏道德内核的驱动和道德实践的培养，不仅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难以得到较大提升，甚至各种形式的触及乃至僭越道德底线的行为频频出现，屡见不鲜，以至于现实呈现给我们这样的画面：反面道德事例做主角，正面道德知识唱大戏，这不禁使人望而生畏、引人深思。只有真正把道德知识的运用与道德实践行为融合起来，才能将道德引向实质化、实践化的方向。

道德教育令人忧虑的现状，根源在于形式化道德教育未能触碰道德教育的内核，道德动机和道德原则的培育尚有欠缺——缺乏良好道德动机的培育，不能使个体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将道德意愿变为现实行动。对此，康德的道德观恰恰是开解现实道德教育困境的一把钥匙，其思想精髓对改善当前形式化道德教育的现状所具有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一大瑰宝。

第一，关于良好道德动机的培育。人类的活动都是动机的外在展现，道德教育要转向良性发展，必须从源头开始改变，培育良好的道德动机。在康德看来，良好的道德动机即是义务，唯有从义务出发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康德在如何培育义务动机方面的思考也将我们引入沉思：“人理应有德性(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因为尽管绝对能够并且必须预设由于自己的自由而克服一切感性地起相反作用的冲动的能力(facultas)，但毕竟这种能力作为力量(robur)是某种必须来获得的东西，其方式是通过对我们心中的纯粹理性法则之尊严的沉思(contemplatione)，但同时也通过练习(exercitio)来振奋道德的动机(法则的表象)。”[23]要“振奋道德的动机”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对义务保持敬重，二是要“通过练习”从而“振奋道德的动机”。

义务作为一种道德情感需要被敬重。人作为不完全理性者，其行动的动机错综复杂，但唯有是否出于义务行动的动机才是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至上标准。作为与义务相对的“任性”不得成为阻碍因素，“因为一种在病理学上刺激起来的(虽然并不由此被规定，从而也永远是自由的)任性带有一种愿望，这愿望产生自主观的原因，因而也可能经常与纯粹的客观规定根据相悖，从而需要实践理性的某种抵抗来作为道德上的强制，这种抵抗可以被称为内部的，但却是理智的强制”。[24]因此，我们需要对义务给予充分的肯定，并逐渐在肯定中消融、内化、升华为对义务的敬重，从而真正将义务视为行事的纯粹动机。

“振奋道德的动机”要通过不断“练习”来完成。在道德教育活动中，义务动机必须被视为行动的至上动机和评判行动道德的最高标准。个体在行动中需锻炼自己出于义务而作为、行事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并通过刻意的反复练习，不断警觉、改进自身的不足，在练习和反省中将它演变为生活的习惯。但这种练习并不只是量的积累过程，更是质的逐步提高，正如康德所言，“把不同的不充分的根据并列起来，并不使一个根据弥补另一个根据的不足而达到确定性，甚至连或然性也不能达到。它们必须作为根据和后果而在一个序列中一直前进直至充足的根据”[25]，即将出于义务真正意义上确立为人们行为的动机，“行动不仅是合乎义务的(依照惬意的情感)，而且是出自义务而发生的，这必须是一切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26]只有这样，义务动机的培育才能将道德行为从根本上引向纯粹道德的方向。

第二，关于道德规范制定的主体参与及自律的坚持。在通往道德的路途中，出于义务的动机固然必不可少，但要自觉地遵守道德法则并始终贯彻于主体的一切行为之中，就必然要求道德主体充分发挥其自主、自觉精神，坚持自律原则——倡导道德主体参与道德规范的制定，实行自我立法自我遵从。“他之所以服从，由于他自身也是个立法者，正由于这规律，法律是他自己制定的，所以他才服从。”[27]在此，康德言明了自我立法与自我遵从的内在逻辑，为自我立法向自律发展提供了佐证。进一步来讲，倡导主体参与道德规范的制定，也充分体现了道德主体的理性能力及尊重其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存在。个人自发形成的道德规范能够调动道德主体的道德积极性，引发道德主体的道德认同，成就道德主体德行与德性的道德诉求及道德超越，发挥道德主体自觉的自律功效；而国家、政府或集体组织强制推行的以某一或某些集团利益为前提的道德制度安排体现的是一种制度他律的精神，往往容易使人们对其道德规范形成反感或冷漠的态度，因为在其中个人的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可能被抑制。道德规范的制定，只有在国家、政府和集体组织与个人的主体参与的制定中充分权衡他们之间的张力时，才能使道德规范真正回归到个人应有的动机状态，为自律的持续坚持提供保障。

从道德发生学的视域来看，道德始源于外在约束的他律，最终形成于内在道德自觉的自律。道德由他律升华为自律的基本发生学指向表明：道德行为的充分展开与彰显有赖于道德主体内在道德的自觉形成、道德主体道德品质的精神觉醒与自我完善。道德是主体的自觉意识，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自律，只有通过道德内化，才能真正昭示道德的价值和活力，“如果只能是与法则相结合的某种欲求的客体的意欲质料进入实践法则作为它的可能性的条件，那么，由此就形成任性的他律，亦即对遵从某种冲动或者偏好的自然法则的依赖性，而意志就不是自己给自己提供法则，而只是提供合理的遵循病理学法则的规范”[28]。康德道德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使人从他律到自律地遵守道德规范，从而达致人性的完满。当然，这种自律还需要个体从幼年开始，经过长期培养才能在道德主体中保持其稳固状态并自始至终发生作用。“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因为强制是必需的。我怎样才能用强制培养出自由来呢?我应该让儿童习惯于忍受对其自由所施加的强制，并应同时指导他去良好地运用其自由。”[29]在道德教育的全过程中，康德认为个体应该从儿童期就开始接触并分辨好与坏的概念，让其认识到道德是崇高的、神圣的，理应自觉遵守。仅仅靠惩罚的方式把道德教育降格到规训的层面上是难以使自律得到坚持的，因为“教育必须带有强制性，但绝对不能是奴役性的”[30]。

归根结底，道德教育和整体道德发展水平的关键落脚点都在于道德实践主体，道德实践主体如何看待道德并由此付诸怎样的行动，是道德教育关注的核心，也是实施道德教育所直面的最大难题。人们往往都会有一条内化的道德标尺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他们不会过多地纠结于康德道德观中关于自律的问题而将自律视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一种应然的本能行为。但事实上，人们却没有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诠释自律的全部内涵，而是更多地将用于自律的道德法则“暗度陈仓”地转化为对他人的强大约束力，忽视了自律对自我的道德约束。换句话说，自我主体意识过于强大以至驾驭于自我的道德规范之上，只在他人的行为中评价道德的合理性和制约力，这显然脱离了道德自律所要通达的目标。尽管道德实践主体的道德自律不可能等同齐一，但是外化的道德规范应当作为平衡道德行为张力并使道德自律持久稳定的首要依据。培育道德实践主体，除了要在道德动机上加以引导和强化，还必须还原道德自律的相互性，使自律的坚持不仅在衡量他人、约束他人的道德行为时发生效力，更在规范自我道德主体意识时发生效力。只有道德规范的自我规约实现了，它们才有可能规约他人，道德教育才能够在根本意义上取得成功，道德实践主体的现实行为才真正富含具有渗透力的道德品质。

康德建立在纯粹理性基础上的道德观，为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时代如何透过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的迷雾、重建道德教育体系提供了源泉和动力，在一定意义上使道德教育的形式化“躯壳”充实了道德内核，为其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对于某些由康德哲学观出发来思考康德在道德教育所作贡献的学者来说，康德道德观的纯粹理性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质疑、批判康德道德观的借口。确实，康德的道德观立于先验理性之上，并强调遵循绝对命令的道德法则。正是这种强调形式主义而脱离现实生活、偏向于先验而忽视经验的带有先验色彩的道德法则理论，引来了诸多批判之声。我们姑且不去评价这种质疑或批判是否科学合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教育的现实境遇中，康德的道德观着实以强调内在力量的方式为道德行为的外显镶嵌了一颗美丽的心灵，复归了一种本真、高尚的道德情怀，激励着我们不断向纯粹的道德奋进。可以说，在摒弃形式化道德教育，纠偏道德教育存在误区的倾向，构建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对于道德观问题，“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绕过康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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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当北京遇上西雅图；基督教神学；救赎

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223-03

当下有些人生活在一个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席卷一切、掌控一切的“怪圈”里。他们美好的爱情和崇高的道德理想被利益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就像那些过去的老黄历，被人遗忘在破旧的神龛里，间或还有人会匆匆瞥上一眼，内心却只是泛起一阵不痛不痒、无足轻重的涟漪。或许还有些淡淡的困惑，但也和青春一道，被窗外的风吹散，消逝不见了。《北京遇上西雅图》就是这样一部颇为精致而唯美的电影，讲述了一个身负“小三”恶名的拜金女和沦为“软饭男”的老好人的都市爱情童话，笑点和泪点都恰到好处、适可而止，淡淡地戳痛了这个时代的某根神经，只留下淡淡的忧伤和惆怅，甚至连喜悦和幸福感也都是淡淡的，氤氲如雾，似有似无。但是，这部看似“淡淡”的电影却用隐喻的方式探讨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现代社会爱情和道德的双重困境，在委婉地表达着大家对“无力去爱”和道德日益丧失底线这些现象共同的焦虑，言说着这个时代所不能承受之轻，但它同样也在客观上以隐喻的方式描述了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救赎方式――远离浮华，赎回真实的人性，重建对“真爱”的信仰。“真爱”在片中成了某种代表着最高的善的具有超越性的源端，犹如福音书中说言的“来临中的上帝”。

许多人把他们的信心放在了今世可见的事物上，他们在无意识中已经开始追随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没有上帝的位置。现在已然是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为了在一个更利于平等对话的层面解析《北》片中对当下我们面临的生存困境的隐喻，唤起读者从形而上的角度进行反思，笔者尝试借助基督教神学的话语工具来进行比较和观照，从神学的视角出发，寻找片中关于“救赎”的种种具有超越性意义的隐喻。

一、倒塌的圣殿：背离真爱的人，必将流散四方

《约翰福音》云：“上帝是爱，是人世的光。”若抽离信仰本身，基督教神学中的上帝更像是一个形而上的道德原点，是人格化的最高的善和最高的美。如同上帝之“灵”，纯洁的爱情也是一种形而上的“道”，它就是我们这个不信神的时代最高的美和最高的善。正如彼岸的基督是基督徒的信仰一样，真爱也是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信仰，它是时代的光，是我们苍白单调的人生历程中的亮色，是滋养灵魂的“面包”。不少世人把爱情也当成了获取利益的工具和资本，真爱已然有了污点，供奉真爱之“灵”的圣殿在拜金之潮的冲击下颓然倒塌。这仿佛是《旧约》中背弃耶和华的犹太子民在现代社会中的历史重现。犹太民族因而遭受天谴，流散四方。我们这个时代对爱情失去信仰的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爱情和婚姻都支离破碎，如同那倒塌的圣殿，我们在一夜间变成了心灵上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影片开头，文佳佳和Frank作为两个飘散在异国他乡的落魄人，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相遇了，他们已然就是背弃真爱信仰的狂妄的现代人的缩影。文佳佳的身份是职业“小三”，Frank则是“软饭男”，这样的身份安排，集中而又深刻地喻示了某种“爱情原罪”的真实存在。这样熟悉的场面，就如同迷失了方向和自我的现代亚当和现代夏娃的再度相遇，他们必将发生一段看似平淡，实质却轰轰烈烈、意蕴深长，折射整个人类社会的救赎故事。

二、女性主义的“上帝”视角

虽然背负着爱情的原罪，文佳佳美丽、可爱、阳光；Frank敦厚、沉静如水，都完美得不可思议，他们是人类的精华，一如上帝精心打造的完美造物――夏娃和亚当。电影从一开始讲故事，就带着一种怜悯、疼惜的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他们，充满了“母性”的温柔和包容，并把观众带入其中。对影片人物而言，这既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每一个具体的人自己的故事。坐在影院里的观众既是文佳佳或Frank的具体化身，又是作为旁观者的上帝，跟着导演的思路怜爱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只不过，这个“上帝”并非《旧约》里那个严苛、暴虐的“父”，而更多的是饱含慈爱的“母”神。

确实，电影画面自始至终充溢着一种柔美、包容的母性之美，镜头尽量避免从男望的客体来讲述“女人”的故事，而是刻意地把它处理成“妈妈”的故事。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女人不是生就的，而宁可是逐渐形成的。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一位在形成中的母亲，因为这个身份，所有的叙事内容、所有的人性之陋，就都在母性的光环下被镀上了一层玫瑰色。导演以非常世俗化的方式演绎了女性神学话语中关于人性救赎的严肃话题；或者说，这个当下的世俗故事应和了神学体系中关于人性救赎的隐喻。

三、文佳佳：前一半是夏娃，后一半是玛利亚

基督教神学中对女性的看法呈现出“魔鬼之门”和“救赎之母”两个极端。第一位女性――夏娃受魔鬼诱惑，导致亚当一起犯下原罪，被逐出伊甸园。以夏娃为代表的大部分女性因而被视为是魔鬼的帮凶，是“魔鬼之门”和“死亡之门”。而童贞女玛利亚作为耶稣的生母，是上帝选中的唯一没有沾染原罪的圣女，和耶稣一样是世人救赎的工具。而且，玛利亚有着充满母性的慈悲和温柔，是“高高在上的严苛父神”的绝妙补充。殉道者查士丁（JustinMartyr）①认为：夏娃的罪恶来自对上帝的背叛，而玛利亚的荣耀则来自于她对上帝的信仰与顺从，一个是背叛上帝走向堕落，一个是信仰上帝而成为圣灵降临的对象。

在影片中，爱情就代表着最高的道，如同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却无人认识的“圣灵”。文佳佳最初因拜金而背叛了真正的爱情，至少在形式上，她选择了与爱情伦理相悖的身份――“小三”，她因此而背上了爱情的原罪，并被“流放”到了遥远的异国他乡。遭受了这种普世的“道”的惩罚，她在“流放”中慢慢领悟着生活的意义，并孕育着“道”的化身――象征着自我救赎希望的孩子。历经艰险，最后孩子顺利出世，文佳佳也修成正果，完成从背负原罪的夏娃到圣母玛利亚的神奇转变。这个过程颇有些佛家“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味，但这种救赎，最终因为纯洁孩子的降生而实现，则又完全是浸透着基督教色彩的神学隐喻。孩子的孕育、降生，所带给文佳佳的变化就是――人性的苏醒和母性的回归。从文佳佳身上伟大的母性力量中，我们看到，导演意在说明，隐秘不现的“大道”始终没有放弃拯救这位“夏娃”的努力，文佳佳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暂时的迷茫中的、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潜在圣母”。从更深的层面来说，这也喻示着，每一位女性就可能因为成为母亲而完成救赎，既是对自我的救赎，也是对男性世界的救赎。

四、Frank：女性眼中最完美的男性，代表着需要充满母性的“女神”的救赎的男性世界

人的堕落始自亚当和夏娃，而人的救赎则要靠信仰基督和玛利亚。耶稣基督是男性救赎的希望，以玛利亚为代表的贞信女是女性得救赎的榜样。随着女权主义思想的兴起，基督教神学领域也出现了女性主义神学，这股神学思潮主张女性至上，认为女性或者说母性在基督救赎人类的事业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追根溯源，早在教父时代就有神学家认为，玛利亚由于其贞洁的生活和对上帝的顺服，以及她怀圣灵生耶稣这一上帝赋予她的使命，已使她免除了夏娃给人带来的罪孽，而成为人类救赎的起点，是堕落了的人类与上帝相联系的桥梁。

吴秀波扮演的Frank，温柔敦厚、沉静若水，如一坛岁月酝酿的陈年老酒，醇味厚重，百味杂陈，集合了中国女性最理想男的所有优点。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他其实代表了在危机和冲突之中迷茫、彷徨、等待着弥赛亚降临的男性群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福音运动确信：人类的基本问题不在于人类败坏的本性，而在于影响我们的邪恶的社会环境。女性神学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由男性主导的世界已经走到了堕落的深渊，女性要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后基督教时代，严苛的“父”神和救赎者基督离他的子民越来越遥远，弥赛亚降临之前，那个温柔慈爱、充满母性的玛利亚才是这个时代大众真正的救赎“工具”。玛利亚充当了上帝恩典的一条渠道，把上帝之爱传给人间，其作用与基督无异。

电影前半部分的文佳佳整个就是一个市侩而狂妄的拜金“夏娃”，叫人又爱又恨。金钱对于彼时的她，就是一种具有性的符号，扭曲了她的心灵和意志，令她迷失了本性，一如魔鬼用以唆使夏娃犯罪的蛇。后半部分的文佳佳逐渐摆脱金钱的控制，随着母性力量的复苏和善良本性的回归，她渐渐觉悟，实现了从夏娃到玛利亚的惊人转变，从被“道”抛弃的人而变成“载道”的救赎者。反观Frank，作为片中唯一正面塑造的男主角，身边围绕着众多女强人：特会挣钱的妻子、独自开办月子中心的黄太、特立独行的周怡、有着Frank梦寐以求的行医执照的华人女医生，连女儿也是古灵精怪，异常聪颖。在这样的环境中，Frank始终被压抑着，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集众多男性优点于一身的他，却背着“软饭男”这样一个世俗的罪名，他的存在只为等待来自文佳佳的爱情救赎。而救赎的实现，在这里就是回归象征“母体”的爱情本体，Frank在爱情之道中才完成了事业和人性的双重价值。

五、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老钟和可疑的儿子――暗处的魔鬼路基菲尔和道成肉身的基督

在电影中，老钟始终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没有出场，却是电影故事发生的背景，给人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金主的感觉。在基督教宗教神学中，这个老钟的所有特点都指向了魔鬼――路基菲尔。上帝代表着最高的善和最高的道，魔鬼就是其对立面，它一直在败坏上帝的得意之作――人。在如今这个时代，最能蒙蔽人心的东西就是金钱，片中似乎拥有无穷财力，引诱文佳佳为之出卖肉体和灵魂的老钟怎么看都是现世中的魔鬼。

根据电影中的交代，文佳佳怀的是老钟的孩子，但没有出场的“老钟”似乎对这个孩子不甚关心。英文差劲的文佳佳独自来美国生孩子，一方面是为了凸显母性的伟大，一方面也是在暗示老钟对这个孩子并不太在意。这个孩子在他看来可能更多的是威胁其家庭稳定的定时炸弹，是文佳佳借以“转正”的手段。在得知是男孩时，他在电话中欣喜了一阵，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关心欠奉，连孩子出生都不在身边。文佳佳离开老钟后，老钟居然让她独自带着孩子过日子，这实在不像亲生父亲的所为。所以，老钟或许并非孩子真正的父亲。老钟给了文佳佳一切物质享受，作为交换，文佳佳让渡了自己的身体和部分青春。老钟并未承诺给文佳佳名分，文佳佳为了前途着想，找个“备胎”也并非不可能。

这就埋下了伏笔：电影中对此含混带过，并没有给出孩子身世的其他线索。我们不妨把这个孩子看成一个象征符号，他来自没有“原罪”的未知者，没有沾染老钟的铜臭，也没有任何其他世俗人物的种子。他是象征着文佳佳实现救赎的起点。

孩子降生之后，魔鬼的化身――老钟又回归了（结案了），他还派司机回来接文佳佳。这其实正应和了基督教神学中一个数千年的话题：魔鬼成功诱惑了亚当，使其堕落，也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诱惑和控制耶稣。连他的司机――黑衣、黑墨镜、黑车――完全就是地狱使者的扮相。他要的只是文佳佳手中的孩子――救赎者，文佳佳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所以，回到老钟身边的文佳佳，大部分时间都独守空房，最后老钟对她的离去也并未做过多的挽留。

但是，摆脱了老钟的文佳佳居然带着他的儿子独自生活，这看似极不合理，仔细分析，又尽在情理之中。人性的力量越强，魔鬼的力量就越弱。已经醒悟的文佳佳决意要离开，除了钱，老钟已经没有办法来留住她了。母性力量使然，文佳佳亦绝不会把孩子留在这样一个铜臭的堕落环境中。当然，道成肉身的救赎者――孩子也必然不愿和老钟生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她在Frank身上找回了久违的真情，心中燃起了爱的希望，她要变得坚强、独立，迎接真爱的到来。且看影片中的两句点题的台词：“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找个知冷知热知心的好男人疼着你。”“我在努力让自己的肩膀强壮起来。或许会苦、会累，但是每一分钱我都挣得硬气、花的踏实。我觉得只有到了那一天才有资格对我爱的人说。嘿！我准备好爱情从天而降了。”

诚如世俗神学派大师迪特里希-朋霍费尔②（DietrichBonhoeffer）所言：人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并利用之，逐渐独立于上帝而存在，成熟起来，坚固自己，并逐渐融入世界之中，这才是救赎的真正意义所在。”文佳佳既摆脱了魔鬼，也独立于高高在上的神，她已然在真爱的信仰中找到回真正的自我。

六、结语

神学在当下的语境中更像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熟悉的陌生人”。事实上，根据词源学的解释，“神学”（theology）由两个古希腊语词――“Theos”（神）和“Logos”（道，话语，学问或逻各斯）构成，神学因而可以被诠释成：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逻各斯、关于神的学问等等。统而言之，其本质就是关于神的学问。乔焕江教授认为，基督宗教两千年的神学历史就是在为耶稣这个已经不能眼见的原点在辩护和省思。这种对不能眼见之物的坚信说进行的辩护，也正是神学相对于其他学问的绝对地位所在。因为这一绝对性，神学对其他知识形式有着绝对审视的功能。换句话说，在当下基督教文明的语境中，神学为思想者们提供了一个站在形而上源端的高度来追问“存在何以存在”的崇高视角，成了对一切存在的历史性解释背后的终极解释。一滴水中蕴含着整个世界。基督宗教的上帝就是人的另一面，这样一个无所不在的心灵的“神”寄托了人类对自我救赎的终极渴望。

当下社会中，神学秉持的彻底理想主义的姿态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它在事实上也成了理论哲学走向终结后人类最后的形而上家园。相较于已然式微的理论哲学，基督宗教神学在痛苦而严肃的追问彼岸世界何以可能的同时，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母性情怀，表现出了对形而下的俗世生活超乎寻常的关切。《北》片是一部站在女性主义的视角言说当代社会爱情神话的优秀电影，它以唯美和隐喻化的方式探讨了“爱情对人性的救赎”这个母题，和基督宗教神学对上帝救恩论的现代诠释旨趣相投，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了惊人的契合。影片的镜头语言始终没有离开当今世俗社会中的爱情琐事，但其叙事基调洋溢着柔美而温情的“母性”之美，恰似一朵时代绽放的精神之花。

参考文献：

[1]圣经.新旧约全书[M].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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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竞争程度日益激烈,审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公司账目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一些会计师事务所面对一些客户不合理要求时,无法抵挡巨大的利益诱惑,放弃了自己应该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要求。这种与被审计单位合谋进行账目造假,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的行为日益突出,严重误导了使用审计信息的人员。

二、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对策建议

(一)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基础。一是要把《会计职业道德》作为专业必修课。专业教师在授课时,应着重对学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观念的熏染,以使学生在工作以后,在会计工作岗位上能自觉依照会计职业道德行事,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品行。二是要加大对会计工作人员的再教育力度。对会计工作人员进行再教育时,要着重于对最新财经动态、会计法规的传达,以便于会计工作人员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误区。同时,会计工作人员也应该自觉的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主动学习相关的会计法规和财经知识,养成良好的自我学习习惯。三是要加强法制教育。对会计工作人员加大相关的法律宣传,促进其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不仅有利于他们清晰明白违法行为的界限,还有利于他们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四是要发挥先进典型与集体感染作用。各级领导不仅要在会计工作中以身示范,还要在日常会计工作中挖掘典型,树立典范。通过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和弘扬来影响广大会计工作人员。在宣扬先进典型的同时,要鼓励会计工作人员互相学习、互相激励,两者互相结合,相互促进,更有利于会计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五是要促进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应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结合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灵活的开展课程活动,例如先进典型报告、正反事迹对比展示等,这样不仅可以吸引受众的兴趣还可以使其熟练掌握会计职业道德的理论知识。通过对先进模范典型的宣传和学习,进一步增强会计工作人员对会计工作的认同感,提升会计工作人员的道德素养,在社会上形成支持会计工作,为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营造社会氛围。

(二)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

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保证。要不断强化财政、税务、工商等机关对会计工作的监管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计工作清查行动,对于违反会计相关规定的人员应加大惩处力度,切实提高其违规违法成本。建立企业内部会计监管机构,使其直属董事会,增强会计监督的针对性、独立性、实效性。构建统一的信息集成系统,在依法检查的过程中,对于查处的违纪行为,不仅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罚手段,还可以将这种信息共享,使其他相应部门配合监督,对会计违规企业做出相应处罚,比如吊销营业执照、禁止贷款等,形成会计监管合力,提高监管实效。

(三)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

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关键。要加快完善会计委派制度,逐步探索会计独立于企业制度,加大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对企业委派会计制度,改变会计隶属企业的旧模式,切实增强会计工作者的独立性,促使其有效监督企业经济行为,并提供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加快探索会计公司化,制定更加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规范企业与会计公司之间的合同,为第三方会计公司正常运转提供法律保障,实施企业依据自身需要选择会计公司模式。针对职业道德缺失的会计工作者,要加大对其所属会计公司的惩处力度,严重者可以对其营业执照进行吊销,形成多方合力来约束会计工作者的行为。要更加侧重于会计制度的完善和修正,要把会计工作者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最大限度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制度的科学性、公平性、适应性方面下足功夫。要不断丰富和补充会计制度内容,着力强化会计日常管理,从源头上把虚假会计信息扼杀在萌芽时期。要进一步细化会计规章制度,严格规范会计业务流程,探索建立会计工作24小时监督机制,真正消除会计的可能性。

(四)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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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困境产生的原因

1.学校方面的因素

一是近几年来，由于生源竞争激烈，很多中等职业学校在招生时往往更多地考虑学生的“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在文化课成绩上“零入学”，在德育考核上“零考核”。这导致了目前中职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令人担忧。二是大部分中职学校为了吸引生源，紧跟市场变化设置热门专业，学生盲目就读热门专业，没有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专业，结果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厌学情绪，思想道德滑坡。三是学校没有根据学生实际开发校本德育教材，并且德育课的教学形式和方法比较传统、单调，不能真正发挥道德教育的目的。

2.家庭方面的因素

上中职学校的学生，一般出身于两类家庭，一是单亲家庭，一是父母外出打工家庭。单亲家庭的孩子由于缺乏母爱或父爱，往往心理脆弱，自卑感强，有的甚至自暴自弃；父母外出打工家庭的孩子绝大多数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看，思想放纵，自由散漫，养成了很多不良的行为习惯。

3.社会方面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冲击，正处在成长时期的中职生，容易受到错误价值观的感染和冲击，社会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可见，社会环境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网络世界中的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对缺乏免疫力的中职学生危害极大。

二、解决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困境的对策

1.发挥学校正面主导教育作用

（1）加强对学生的德育考核。学校应通过学生填写社会调查表，村委会、居委会和乡镇、街道办加注意见等方式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学生入学后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考核，将考核成绩纳入学生学分制管理，与学生毕业和就业相挂钩，严把“入学关”，控好“就业关”。

（2）重视学生的特长。拥有一技之长的中职生，只要品行端正，不管是什么专业，在当今就业市场上都很紧缺。中职学校招生时应该关注学生的特长，让学生根据特长选择相关专业就读，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习带来的快乐，克服自卑，拥有自信，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人。

（3）改革德育教学内容。根据学生实际，编写校本教材，增删教学内容，改革过去在组织德育课堂教学时，不了解学生实际而进行单纯理论灌输的学科本位思想。

（4）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出口成“脏”、躲在厕所抽烟、跟教师顶嘴等现象在中职学生中屡见不鲜。因此，帮助学生规范日常行为、树立法制观念是中职学校德育工作的重点。同时，要求学生从自我做起，自觉养成良好习惯。

2.加强正确的家庭教育

一是家长要多关心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除了校内学习时间，学生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家长要善于分担孩子的困难与烦恼，妥善解决生活和学习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外出打工的父母，要常回家看看孩子，正确疏导和调节孩子出现的思想问题和心理障碍。

二是家长要重视与学校多渠道沟通。学生家长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校道德教育工作中来，让学生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培养学生的家庭责任感，引导学生的思想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3.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1）通过播放积极健康向上的影视作品，出版宣传包含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刊书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通过政府文化部门、公安部门加强对学校周边网吧的整顿管理，让学生少上网、健康上网。

（3）动员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为中职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提供必要条件，让学生在活动中耳濡目染，净化心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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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德育中应帮助家长转变自身教育观念

每位父母对孩子都是有所期待的，只是局限于自身的教育观念，很多时候家长会在家庭道德教育中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因此，教师在平时的家校联系中可以跟家长更多地探讨教育理念。

在教育目标上应当注重德才兼备，以帮助孩子“成人”作为核心的教育目标。当前家庭道德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重智轻德。作为父母，家长应该转变这种观念，不能只注重知识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21世纪是需要人才的，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不仅仅是学习好，更重要的是品德高尚，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人才。为此，家长在给予孩子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关注孩子智力发展的同时，必须时刻关注孩子品德的发展，关注孩子的精神世界，积极引导、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教会孩子如何生活、怎样做人。

父母应该转变对待孩子的态度，不能将孩子当成是自己的附属品，忽视孩子独立人格的发展，在孩子犯错时打骂孩子，不尊重孩子。也不能将孩子看成是家庭的中心，所有事都围着孩子转，溺爱孩子。更不能认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责任，自己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父母应当将孩子看成是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人，家长要以平等、民主的观念对待孩子，在尊重、理解孩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道德教育，主动承担起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责任。

二、学校德育中应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方法和原则

家长在进行道德教育时必须遵循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原则，不能简单随性而为。

1.以身作则原则

在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时，最重要的是言传身教，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应该做到。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依靠口头的说服教育而忽视言传身教。家长应当通过自己的一举一动、言传身教告诉孩子应当怎样与他人相处，怎么处理夫妻关系、朋友关系，怎样做到尊老爱幼。父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孩子展现家庭美德，孩子会自觉以父母为榜样，向父母学习。言传身教比口头教育更具说服力，父母在孩子面前孝顺老人，帮助亲人，孩子也会学着父母的样子做到孝顺父母、乐于助人。父母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会对孩子品德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2.以情动人原则

和谐的亲子关系有助于父母开展道德教育，孩子与父母之间和谐，会使得孩子更加信赖父母，更愿意接受父母的教育。因此，父母应积极开展各种家庭活动，搞好亲子关系，做到以情动人，进而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以感情为基础的道德教育不会引起孩子的反感，反而会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更近，孩子在这种氛围下会自觉关爱自己的父母，培养孝顺心和爱心。

3.持续性、及时性、针对性原则

孩子的品德是在父母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品德一经形成，具备一定的稳定性，贯穿于一个人的一生，具备终身性的特点。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应该贯穿于孩子发展的各个阶段，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孩子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进行教育，应遵循持续的原则，随时关注孩子的发展状况和心理变化，及时发现孩子思想和行为上的偏差，及时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从而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和偏差思想。

总的来说，父母应当遵循道德教育的科学方法和原则，以身作则，以情动人，有针对性地在孩子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教育。

三、学校德育工作中应当帮助学生正视家庭道德教育的环境

家长应该努力优化家庭内部环境，为孩子营造优良的家庭道德教育的环境，具体而言，应当给孩子营造和谐、友好的家庭环境。破裂的家庭环境必然在孩子的心中留下伤痕，使得孩子在性格上内向、孤僻或是忧郁，缺少爱的孩子更容易走上极端，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则能使孩子乐观、自信。

教师需要帮助孩子正视自己的家庭环境，让学生明白营造良好、和谐的家庭环境需要家长和孩子双方之间共同努力。孩子要处理好与父母的关系，应当多多主动和家长沟通，告诉父母成长和自己的困惑，让家长慢慢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平等对待孩子、尊重孩子，最终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与和谐的家庭氛围。

四、借助家长委员会加强家庭与学校的联合

学校可以建立家长委员会并定期召开家长会，及时向家长展示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使得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所接受到的道德教育，在此基础上家长可以结合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和目标开展家庭道德教育，促进家庭道德教育和学校道德教育的一致性，促使道德教育在学校和家庭中保持连贯性，增强道德教育的效果。同时，学校可以通过组织家长委员会活动，教给家长一些进行道德教育的方法。学校也可以通过家长委员会了解孩子的大体情况，便于学校开展针对性教育。

家校之间密切联系，共同关注孩子的道德教育，增强道德教育的一致性、延续性和连贯性，增强道德教育的效果。

五、借助社区平台，提供实践场所

家庭道德教育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支持，对此，可以借助社区这一平台，将道德教育渗透到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开展诸如社区敬老、社会环境保护、社区帮扶等活动，为孩子道德教育提供实践平台，使得孩子在参加社区的活动中，实践其学到的道德知识，逐步形成诸如爱护环境、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等社会公德，促进其品德的形成和发展。

六、发挥社会民间慈善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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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指导；困境；对策

一、大学生的职业指导内容

（一）职业指导的含义

职业指导是随着经济社会和职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中国教育百科全书》中对“职业指导”的解释是：职业指导，亦称职业咨询或就业指导，指根据社会职业需要针对人们的个人特点以及社会与家庭环境等条件，引导他们较为恰当地确定职业定向、选择劳动岗位或者转到新的职业领域的社会活动，是沟通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教育部门和社会的有效途径。

（二）大学生职业指导的内容思考

大学生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相对于其他就业群体来说，文化基础较好；家庭负担相对较轻，就业压力较小；没有经受过挫折的磨砺，缺乏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生活经历相对单一，对劳动力市场没有足够的认识；自我设计规划职业生涯的能力较欠缺，面对职业选择常常茫然无措。这些特征决定了针对于学生的职业指导应该突出如下内容。

1.职业观念的指导。帮助大学生了解社会发展对大学生择业就业观念的影响，分析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政策实施以来大学生择业就业观念变化的轨迹，引导大学生学会从社会需要、社会现实问题、市场规律、职业发展等多角度认识择业与就业现象，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这是大学生职业指导工作的重要内容。

2.职业目标的指导。清晰的职业目标会提高效率、信心、热情与动力。要帮助大学生分析确立目标的影响因素，如所学专业、兴趣和专长，还要考虑现实的市场供求关系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帮助大学生掌握实现目标的途径与方法。指导学生学会确立具体的、可量化的、能够实现的、注重结果的、有完成时间期限的有效目标。

3.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道德是从业人员必备的职业素质。爱岗敬业、文明礼貌、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开拓创新等职业道德规范是对从业者的基本要求，要帮助学生明确想做好工作离不开职业道德的自律力量的观念。

职业能力是从事某种职业必须具备的多种能力的综合，是择业的基本参照和就业的基本条件，是胜任职业岗位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追求自我职业发展的立身之本。

4.求职方法与技巧的指导。在搜集招聘信息、准备应聘材料、选择求职方式、参与招聘过程等求职过程中，每一环节都有可总结的经验技巧，职业指导就是通过传授求职经验给大学生以具体可操作的指导。

二、高质量职业指导面临的困境

1.职业指导形式单一，教学内容空泛，缺乏针对性。有调查显示，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职业院校的学生对就业期望值也有所提高，不愿从事生产一线的工作，希望一毕业就成为白领、拿高薪，否则宁愿在家等待。这说明职业指导缺乏针对性，特别缺乏对求职者职业观念的指导。

一些职业院校在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时热衷于开大会、做大报告、大宣传，依旧停留在传统的课堂授课形式上，形式比较单一，内容也比较空泛。职业指导中忽视了职业咨询、素质测评和职业设计等具体的职业指导内容，也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差异，使职业指导流于形式。

2.职业指导时间明显落后，缺乏过程化的渗透。目前大多高职院校的职业指导仅仅是停留在毕业年级单纯的就业指导方面，指导的内容更多地停留在就业选择和就业技巧，指导领域较窄。大学生的职业指导应该是贯穿于整个大学生活学习过程的教育和指导。

3.职业指导的专业化程度不高，职业指导师资严重不足，心理教育师资匮乏。就业市场的复杂化，使职业指导工作的专业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具体体现在职业指导程序规范化、方法科学化、手段信息化等方面。

三、实施高质量职业指导的对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通过《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建议》中指出“学习和职业的方向指导，应看成是一个连续过程和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帮助每一个人在教育上和职业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就业指导教育是十分迫切、必要的。

1.树立全程就业指导理念，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就业指导不应只针对毕业学生，应面对所有学生，贯穿于大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加强对学生个性化、人性化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专家认为，大学时期是毕业起跑的助跑期，如果从大一开始就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无疑会让学生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占尽先机。因此各高校可将大学生在校的时间按阶段划分，并在各时期内各有侧重的进行就业指导。

2.提高从业人员素质，重视职业心理辅导，使就业指导走上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道路。我国的就业市场己完全开放，因此，加强就业指导机构的建设是必须而必要的。就业指导中心和各院系应该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既熟悉学生工作又了解就业市场的师资人才，能经常性地开展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咨询、推荐和服务工作，并能开设一定的讲座和课程，帮助学生掌握求职的技能和知识。

各高校要特别重视加强心理咨询和辅导工作，狠抓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建设。通过专兼结合等多种形式，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骨干，专兼结合、专业互补、相对稳定、素质较高的高校人学生心理咨询工作队伍，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提供经常、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当前社会就业竞争日益激烈，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就业，实施高质量的职业指导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才能够促进学生更好地就业，并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董丽君.当前大学生职业指导师队伍建设[J].教育与职业，2013，（13）.

[2]何鹏飞.张卫新 吴进军.多元职业指导应用之路[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