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道德风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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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道德;金融风险;保障体系

金融道德,具有普通道德素质和金融特征的双重属性,金融道德的缺失会滋生金融犯罪,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要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也要树立良好的金融道德观念,降低金融犯罪的可能性,防范金融道德风险。

一、金融道德风险的特性

1.从发生主体看――风险人为化。金融道德风险带有鲜明的人为特性,取决于人的主观意识,金融道德观念的约束力是防范人为主观风险形成的重要手段。金融道德风险是人造风险的产物,是由于道德价值的偏离对人产生的影响作用于金融活动而导致的一些损害他人的利己行为。道德风险并不属于外部风险,所以显然不能够脱离人为因素而独立存在,进一步细化金融道德风险的分类,可以分为“人为性风险”与“为人性风险”,一种等同于人造风险,违背道德准则、人为地践踏社会法律损害他人利益,另一种指的是违背做人准则的风险。

2.从存在的状态来看――风险长期化

(1)金融价值观的无形性。尽管道德风险发生的根本诱因是来自于人本身利己欲望的本能反映,但本能与行为的发生之间还存在很多复杂的因素,从直观上来看金融价值观念的歪曲是直接诱发金融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然而蕴含在无形的价值观背后的是社会环境、制度规范以及个人成长经历等间接因素的影响。价值观念的无形性使道德风险的防范成为了长期性的主观修正过程,引导正确的价值观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工作,是通过思维转变来控制人造风险的过程。

(2)动机的隐蔽性。道德风险来源于对非道德金融受益的需求,满足个人不道德利益需求的动机是支配金融行为背离道德的根本。行为受动机支配,而动机由需求萌发,道德风险的触发是在背离道德标准的前提下满足个人膨胀的利益需求的过程。“欲”由心生,金融犯罪的隐蔽性就在于个人心理活动的内在特性,在道德风险的形成之初很难被发现从而做出适当的反应,只有心理的历程转化为行为的时候,人们才会做出一些事后的处理与补救。

(3)风险的累积性。道德风险的形成与防范一样是一个逐步转变与积累的过程,受内外因素的影响,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逐步加大,盈利受损,资本金亏蚀,流动性问题逐步显现,最后超过了银行的承受力,酿成危机。

(4)风险传染性。金融业的发展不仅为各金融机构的互相合作带来了契机,同时也为金融道德风险的传播营造了条件。各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的紧密和互相依存度的提高,使得在面临道德风险时容易产生连锁式反应,从而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银行业信息不对称性,也使存款人在动荡的金融局势下难以分辨所选银行的可信度,结果都一起挤兑,加大了道德危机的传染性。

3.从风险的结果看――风险社会化

(1)破坏性。金融道德风险通常会导致不良资产的形成,而不良资产形成的范围是可以受企业控制的,这时如果企业本着合作的态度,双方的损失将会减少到最低限度;然而“道德风险”强调的是道德准则上的违背,一旦道德底线突破后,事态往往不会受理性的支配而只会愈演愈烈。更多的企业并不是积极的应对而是选择不闻不问、能躲则躲的方式,使银行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损失金额的巨大性和负面影响的广泛性。

(2)不可转移性。从风险的化解和处理来看,道德风险不可向企业外部转移,这种风险具有不可控制性,至今既未找到度量道德风险的方法,也没有找到控制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道德风险一直是困扰承保人的难题之一,因而不敢轻举妄动,最终只能靠自己来防范和化解。

(3)综合性。道德素质作为一种普遍的个人行为准则,在金融行为中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道德素质是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是人们行为的约束思想在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中的综合反映,它贯穿于人们的各个社会形态,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金融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已经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道德风险的产生也成为社会生活各层次道德观念的直接反映,也体现了各金融活动参与机构的经营道德水准,具有一般的社会属性和综合属性。

三、预防金融道德风险的体系构建

(一)金融职业道德体系的构建

(1)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受道德规范约束的行为标准,金融从业人员首先要树立个人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金融工作,恪守职业道德,自觉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等。既要反映国内金融市场的对从与人员的具体要求,同时也要兼顾国际金融市场的价值取向,做到:“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文明服务”。

(2)道德风险日常监控体系。道德风险防范除了加强从业人员道德观念的培训以外,对日常业务的监督和检查也能够帮助我们从外在因素上防范道德风险的滋生。首先健全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并严格地对执行情况予以实时监督和检查,加强对储蓄、会计、出纳、信贷、保卫等重要部门、重要人员的行为监督,同时对于存单质押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案件易发的工作环节严格工作流程,设立上一级的专门风险管理机构。其次是强化日常自律监管,充分发挥其防范日常业务风险的主要防线作用。

(3)金融道德风险预警体系。由于金融道德风险具有潜伏性和突发性,因此建立健全金融道德风险预警系统显得非常重要。在全面掌握金融道德风险发生的根本原因和表现征兆的基础上,构建金融道德风险预警体系,使金融行为标准处于预警体系的全面监控之下,一旦金融行为越过预警底线,就将根据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予以警示,提高金融市场的安全程度。

(二)金融道德制度保障体系的构建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通过制度来规范金融从业人员以及金融机构的各种金融行为,以遵章守法的方式减弱或消除风险,降低交易费用,由此看来以制度保障来落实金融道德也是一种直接、有效的形式。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金融道德风险成为伴随金融活动的必然产物,我们要在正确的认识风险发生本质和产生的破坏程度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和研究,找到一条风险规避的有效之路。金融道德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和对从业人员道德素质的培养都是约束风险产生的手段,随着金融活动的日趋多样化,金融风险也在不断的变异,因此金融道德风险的控制是始终不断发展的话题。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金融风险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22～23

[2]曾欣.中国证券市场道德风险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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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

。中国实行“以药养医”的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而医院的用药利益与医院的经济利益一致，医生的个人收入与医生为医院创造的经济收入直接挂钩，这易促使医生为获得个人收入而提供过度医疗服务。（2）第三方支付制度。社会医疗保险特殊的“第三方支付”方式，使得医、保、患三方权利义务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不对等，医患有可能合谋产生高额医疗费用。且第三方支付制度容易导致患者缺乏费用意识和节约观念，从而导致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产生。（3）后付制费用支付方式。按服务项目付费的后付制支付方式最大特点是医院的收入与其向病人所提供的服务项目价格和数量直接相关。因此会使医院或者医生具有提供过度服务的动机，容易产生过度检查、用药等现象。

（二）具体表现

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医疗服务需方道德风险

（1）违法违规的道德风险行为。主要表现为出借与冒用医保卡、超量配药与贩卖、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外的费用造假骗取报销等。

（2）合规性道德风险行为。主要表现为增加非必要的检查和看病次数、要求医生多开药或者开贵药、延长住院时间等。这些多数都是在医生支持下的合谋，否则病人自己没有决定权。然而，此类道德风险的隐蔽性给对它的直接控制带来了困难。

2、医疗服务供方道德风险

（1）违法违规的道德风险行为。常见的供方违规行为包括挂床住院、分解住院、串换药品使用名（假处方）、串换诊疗项目、挂空号（即未提供诊疗服务却伪造挂号费和诊疗费并据此结算）、虚记费用、过度检查、超常规用药、降低入院标准和分解收费等。

（2）合规性道德风险行为。医生对患者疾病处置有相当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诊断，有权在不违规的情况下，从多套备选方案中选择自己认为最适合的。在收入与诊疗费用挂钩的情况下，医生的效用最大化倾向使其总是选择最昂贵而不是最有效和最节约的方案。相关理论表明：医生创造需求和床位创造需求，即医生人数每增加1%，医疗费用就会相应的增加1.1%。

二、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规避机制

（一）医疗服务供方道德风险的规避

1、正激励机制

（1）引进约束机制，建立合理的医疗服务费用结算方式。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可以分为后付制和预付制。前者有按服务项目付费；后者有总额预算包干、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等方式。而后付制会加速医疗费用的上升，导致医方的道德风险。因此，应改革医疗费用支付方式，逐步由后付制向预付制转变。采用按疾病种类付费与总额预算控制相结合方式，能够较好地对供需双方的道德风险进行规避。

（2）健全医疗供方考核评估激励机制，构建医疗保险市场诚信体系。第一，建立定点医疗机构诚信制度。由社保部门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考核评定，确定定点医疗机构不同诚信等级。对于诚信等级高的定点医疗机构可以免除医疗保险检查，对于诚信等级低的列为医疗保险管理部门重点监督检查对象。对有违规欺诈行为的，取消定点资格或暂停医疗保险协议；第二，建立医生诚信体系。由社保部门根据执业医师的具体表现将其守信情况记入其信誉档案，对严重违规或者一般性违规多次的，列入黑名单进行重点跟踪监察。对有违规欺诈行为的医生，取消其为参保患者提供服务的资格，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医师证。

2、负激励机制

（1）健全以实施负激励机制为特征的监督机制。第一，加强监督机制的法律法规。首先，在社会保险法中增加防范道德风险的相关章节、条款，以加大司法机关介入打击医疗保险欺诈行为力度；其次，制定社会保障、社会保险日常管理机构相关的反欺诈处罚办法，对医疗保险欺诈行为做出明确可操作的规定；第二，强化社会各方的监督功能。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企业和病人对医院服务质量、费用等有权进行监督；加强患者和外部专家对医院的监督等。通过完善举报来信来访制度，降低举报成本，为社会公众监督建立便利渠道和奖励制度，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

（2）健全以医疗服务供方收入补偿机制为特征的激励机制。改革以医院收入补偿机制为特征的激励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实行医药分开，改变以药养医的医疗服务模式，采取药店直接由医疗机构经营，药品生产企业只需要通过竞标的方式与医疗保险定点药店之间产生业务往来，以防止“以药养医”现象。

（二）医疗服务需方道德风险的规避

1、正激励机制

（1）基于医疗服务需方费用支付方式的激励机制。社会医疗保险对参保者的常用的在费用支付方式方面的激励机制有设置起付线、封顶线、自负比例等，此外我国具有特色的激励方式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实际上，统账结合制度已融合了上述激励机制，成为一个综合激励机制设计。

（2）加大以预防为主的激励机制。考虑加快社区战略，可以将社区居民按照区域范围与保健医生签订合同。不论疾病发生与否，保险机构根据对地区疾病发生费用的测算以固定的数额支付给医生，实施“节约归己，超支不补”的方针。

2、负激励机制

（1）扩大拒保范围。主要是加大对疾病和药品的审核，将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内的疾病和药品及时排除在外。

（2）加大监督奖惩机制，建立参保患者信息档案管理制度。医保机构对患者的监督核查处罚力度不够，使患者在违规医疗消费时没有后顾之忧，而加大违规行为发生。所以应增加对患者的惩罚力度。同时，还应建立参保患者信息档案管理制度，根据其信誉档案及时对其进行跟踪监察，一旦发现患者具有违规行为，对其进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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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研究始于Arrow1963年讨论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经济学一文，Arrow对道德风险的定义是：保险单背离了它本身的激励方向，从而改变了保险公司所依赖的保险事故发生概率。该文中Arrow认为如果医疗费用全部或部分地由医疗保险机构承担，被保险人倾向于比自付医疗费时，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Arrow指出，由于道德风险的严重，这种医疗保险种类不会出现在商业保险领域。但LeesandRice（1965）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商业保险机构不愿意提供这种医疗保险种类的原因是销售和交易成本太高。此外，Arrow还认为，道德风险问题实际上与道德无关，可以用正统的经济学工具来分析解释。自Arrow讨论过道德风险问题之后。Pauly（1968）对道德风险及其福利损失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认为，人们在投保医疗保险之后倾向于寻求更多的医疗保健服务，这并不是一种道德的败坏，而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但并不意味着不应该施加措施予以限制，个人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Pauly认为，如果道德风险的损失足够大，会抑制一部分消费者购买保险，同时，他还估计了道德风险带来的损失。此后又有部分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主要有：Feldstein，MartinS.（1973），Feldstein和Friedman（1977），Feldman和Dowd（1991），Manning和Marquis（1996）。这些实证研究估计了道德风险的损失大小并发现道德风险的福利损失较保险的收益更大。如果不对消费者进行补贴，几乎没有消费者愿意购买健康保险。Spence和Zeckhauser(1971)在研宄保险中信息和个人行为时，将与信息有关的个人隐藏行为划为两种，提出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发生在人知道委托人真实状态之前的属于事前道德风险，发生在人知道委托人真实状态之后的属于事后道德风险。按照这种划分，Arrow提出的医疗保险中被保险人过度利用医疗服务的情况属于事后道德风险，受保单激励而改变事故发生概率属于事前道德风险。EvansW.NandViscusiW.K(1993)认为医生与患者因专业知识的差异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进而会引发需求的偏向。医疗保险需求实际上是一种供给者诱导需求，医疗机构一方面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另一方面刺激医疗服务需求，以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这时，监管机构有效的监管措施和健全的管理体制就显得十分重要，约束供给方即医疗机构（医生）以保护需求方即患者的利益。Dave等(2009)对美国享有Medicare的人群进行了研宄。表明，医疗保险诱使被保险人产生道德风险行为。享有Medicare的美国老年人减少了预防疾病的行为措施并且增加了不健康的行为。JaumeandDavid(2011)针对共同保险豁免比例对退休老人处方药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将退休人员的共付比降到零以后，平均处方药的消费增加了9.5%，药品支出总额增长了15.2%，医疗总费用增长了47.5%，同时医疗费用特别是药品费用的增加并没有减少住院的发生。本文在分析医疗保险理论及经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形式：被保险人过度消费和医疗机构诱导需求做了系统的分析和讨论，并提出相应的风险控制方法。认为对道德风险的控制应该采用医疗机构为主，被保险人为辅的方法。此外，由于道德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外学者，尽管道德风险在理论上具有普遍性，但由于国内和西方保险制度、保险范围及医疗保险服务领域存在着诸多的不同，因此，作者认为必须依据国内的保险制度来研究道德风险问题。

2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问题

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与医疗保险市场的参与主体有关。典型的医疗保险市场由三方组成：保险人（社会保险机构或商业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患者）、医疗机构（医院或医生）。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医疗保险保费，获得医疗保险承诺；当其患病时由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患病期间发生的费用由保险人负责支付，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获得补偿。保险人最终支付的医疗费用多寡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疾病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二是被保险人的就医行为，三是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第一个因素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保险人较难进行控制。由于对预防风险进行投入会降低总效用，被保险人就没有动机积极避免损失发生或减少损失的大小。医疗保险中，被保险人参保医疗保险之后，容易忽视自身的健康，减少对疾病的预防投入，诱发道德风险，进而引起发病率的增加。但是，至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研究尚没有证据显示预防服务具有费用控制的功能。也就是说，医疗费用的高低更多的取决于其他相关因素，忽视预防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影响可以被忽略。后两个因素则具有主观性，医疗费用的上升增加了医疗机构和被保险人的效用，而保险人又没有能力对二者进行有效的监督，这时就容易诱发道德风险。现实表明，由于医疗保险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无论是面对被保险人还是医疗机构，保险人在疾病诊疗过程中都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保险人对两者的监督往往较为困难且成本较高，因此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具体表现为被保险人的过度医疗消费和医疗机构的诱导医疗消费。

2.1被保险人过度医疗消费问题

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表现之一就是被保险人的过度医疗消费，因为医疗保险降低了被保险支付医疗服务的费用，即相当于医疗服务价格下降，而被保险人不必承担全部的边际成本。这一道德风险解释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医疗服务与其他商品一样，具有需求价格弹性。不存在道德风险时，医疗服务被假定为完全没有弹性。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曾假设医疗服务完全没有弹性，这种假定来源于这样的观点，即被保险人一旦患病，其疾病损失大小被保险人自己无法控制，因此，其消费的医疗服务量不由自己左右。但这一假定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虽然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存在竞争和每种疾病治疗方案的多样性，使被保险人具有选择医疗服务消费量的可能性。因此，完全没有弹性的医疗服务是不存在的。如果需求曲线为D0，不存在道德风险，需求曲线无弹性，无论价格如何变化，医疗服务需求量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在被保险人投保医疗保险之后，虽然医疗保险降低了被保险人支付的医疗服务价格（P1），即使医疗保险方式是完全保险（P1=0），被保险人的医疗服务需求量仍是Q0。这时，医疗保险是不存在道德风险的，这对政府的医疗保险政策有积极的意义。如果需求曲线为D1，具有一定的弹性，需求量随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对于被保险人来说，拥有医疗保险是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的最主要原因。当医疗保险为部分保险时，被保险人仍需承担一部分的医疗费用，此时，医疗服务价格外生性的降低到P1（0<P1<P0），需求量增至Q1（Q0<Q1<Q2），需求曲线旋转到D2。Q1-Q0为道德风险带来的医疗服务需求量增量，即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部分。在不存在过度消费的情况下，保险人需要承担的医疗费用为矩形P0ACP1；如果存在过度消费，则保险人需要承担的医疗费用增大到P0BDP1，矩形ABCD构成保险机构的损失。更为极端的情况，当医疗保险为完全保险，即被保险人不用承担任何医疗费用时，需求量增至Q2，需求曲线旋转到完全没有弹性的D3。由于道德风险和医疗服务价格弹性的关系，一般用价格弹性来说明道德风险程度。[14]作者认为用Q1-Q0来计量道德风险导致医疗服务需求量的增量只是一种说明性表述，并不能完全反应道德风险的损失程度，因为被保险人中大部分为健康个体，只有当被保险人患病时才有医疗服务需求（发病率θ总是大于0小于1），因此，不考虑发病率问题高估了道德风险损失量。总的道德风险损失量，即过度消费的医疗服务量应该以（Q1-Q0）•θ表示，那么，因过度消费导致保险人的损失则应为ABCD•θ。被保险人之所以能够进行过度消费，是因为医疗保险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被保险人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就医行为掌握较多的信息，而保险人所能观测到的只是就医行为的结果——医疗服务账单，并不能观测到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因而对医疗服务过程的合理性较难做出判断，进而导致医疗服务中被保险人端道德风险的出现，即过度消费。

2.2医疗机构诱导需求问题

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另一个表现是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因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且这种信息不对称较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与被保险人过度医疗消费不同，在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中，被保险人处于一种较为被动的地位，其不合理的医疗服务消费大多是被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激发出来的，而不是出于自愿的医疗服务消费。给出了医疗服务需求量和价格增长，医疗费用的变化。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推动被保险人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即D0向右移动到D1位置。医疗机构诱导被保险人医疗服务需求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增加服务量来实现，如向患者提供过度检查、重复检查及不必要的住院服务等，使得医疗服务需求量由Q0上升到Q1；另一种则是通过提高单位医疗服务价格来实现，典型的表现是医疗机构使用“昂贵”的医疗服务手段，使得医疗服务量不变的情况下，医疗服务价格由P0上升到P1。医疗机构无论使用何种方式，其结果都是使保险人承担了过多的医疗服务费用，图中矩形P0BCP1和Q0Q1AB就是增加的医疗服务费用。由于在医疗机构诱导需求中，影响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疗服务需求量变化的因素不同。作者认为，需求曲线D0仅在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疗服务需求量变化比例相同的情况下移动到D1位置，而这种情况较为少见。更多情况下，医疗服务价格变化比例和医疗服务需求量变化比例不相同，此时需求曲线则会移动到D2或D3位置。医疗服务价格的变化相对具有客观性，医疗服务价格收费标准较为固定，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医疗服务价格受地域因素影响较为明显，一地医疗服务价格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密切相关，不同地区同种医疗服务价格一般不同。另外，同一地区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也不相同。而医疗服务需求量的变化主观性更为明显，更多的体现在医疗机构意志的改变，诱导被保险人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机构（医院或医生）具有内在动力进行诱导消费，这是因为现行的医疗制度中，医疗机构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相关关系，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医疗机构有动力促使医疗费用上涨。同时，医疗机构具有诱导消费的能力。这是因为医疗服务是一种专业性较高的服务，具有天然的非同质性，医疗服务提供方即医疗机构处于一种信息垄断地位，对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的有效性、医疗服务的适度性等信息更为了解，医疗机构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优势诱导需求，这就产生了医疗服务端的道德风险。而被保险人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医学知识和对疾病的恐惧心理，对医疗机构的诊疗大多持服从的态度。同时，因为没有交易成本，对被保险人医疗消费的控制能力和医疗费用的控制意识缺乏有效的引导和激励。严重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积极协助医疗机构扩大医疗消费。而保险人并不参与诊疗过程，对医疗机构的行为缺乏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兼有医疗服务建议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双重身份的医疗机构就可以很方便的实施诱导需求。如上所述，明显的信息劣势使保险人面临来自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的双重道德风险，如何有效控制二者行为，从而遏制医疗服务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成为了医疗保险成败的关键所在。下文则主要从被保险人道德风险控制和医疗机构道德风险控制两个方面探讨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控制方法。

3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控制

3.1被保险人道德风险的控制

被保险人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是过度医疗消费。对于过度医疗消费，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医疗费用分担机制。常见的医疗保险费用分担方式有三种：免赔额、自付比例和保单限额。免赔额即在医疗保险中设置一定的起付线，起付线以下的医疗服务消费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超过起付线部分的医疗服务消费由保险人承担。从医疗服务费用分布来看，小额医疗服务消费占医疗消费频次的绝大部分，而较高的医疗消费所占比例很小。设置免赔额可减少保险人医疗服务费用赔付，同时，降低赔案审查的管理费用，有效地降低保险人医疗保险成本。另一方面，抑制部分被保险人的医疗服务需求，从而降低医疗保险的赔付。自付比例是指保险人只承担医疗服务费用的一定比例，其余比例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自付比例使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承担一定比例的医疗服务费用，在自付比例下，被保险人的额外医疗消费需要承担部分成本，因此，被保险人有减少过度医疗消费的激励。保单限额则与免赔额正好相反，限额以下由保险人赔付，限额以上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即对被保险人的医疗服务消费设置封顶线。由于医疗保险限额以上部分发生人群的人均医疗服务消费极高，通常为灾难性病情，因此，保险人通常采用保单限额的方式进行规避。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但是，对于重大疾病保险仍需要区别对待，保单限额一般都会有不同的规定。以上三种方式均是通过适度提高被保险人承担比例，从而提高需求的价格弹性，达到抑制医疗服务费用增长的目的。作者认为，三种方式作用对象并不相同。免赔额对免赔额以内的医疗服务消费有效，而对于接近免赔额、以及免赔额之上的医疗服务消费非但无效，甚至还有推动医疗服务消费上涨的负面作用；而保单限额与之恰恰相反。通常的做法是将三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费用分担机制可有效减少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降低保险人医疗保险成本，但这种分担机制对医疗服务费用的控制力度却受两方面的限制。一是受到保障水平的限制。被保险人自己承担的医疗服务费用比例越高，对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抑制力度就越强，但同时也意味着被保险人获得的医疗保障减少，保障水平的下降使医疗保险产品失去吸引力。Feldstein（1973）研究发现，美国医疗保险的平均自付比例为0.33，将自付比例提高到0.50，则会减少医疗保险的需求量。二是受到医疗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限制。被保险人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费用的影响力远远强于被保险人，且被保险的过度消费往往需要医疗机构的配合才能完成。因此，对道德风险的控制，关键在于对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控制。

3.2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控制

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是诱导需求。诱导需求的根源，在于医疗机构相对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不仅表现在医疗服务的专业性上，还表现在医疗机构的信息不透明上，保险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有必要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完善医疗服务信息系统，使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诊疗过程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保险人的费用控制能力将大为提高。作者认为该系统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每一病例的患者基本信息、医生基本信息、疾病症状、检查项目、诊断结果、药品名称及数量、单项费用及总费用等详细信息，以及据此得出的各项统计指标和分析结果。各级医疗机构，应按照卫生部门要求，尽可能的建立符合标准的全内容电子病历数据库，并实行全网互联互通，在医疗机构、政府部门、保险人之间推进信息共享与交流。医疗信息系统的完善将极大的便利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的监督，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医疗保险成本。利用该系统，保险人可以对医疗服务费用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医疗服务费用异常变动，并采取控制措施，改变以往回顾性审查的被动局面，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同时，保险人也可以随时调用病例信息，审查医疗机构治疗的合理性，发现和控制重复检查问题。利用系统对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的合规性进行自动审核，降低理赔审核成本。当然，保险人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在医疗机构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做出正确的评价和奖惩。同时，利用该系统，完善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的征信建设。除了信息不对称容易诱发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之外，作者认为，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竞争也是诱发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一个原因。由于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公立医疗机构占比较大，竞争程度低，医疗机构的管理者竞争意识薄弱，各医疗机构之间的收费差距没有拉开，使得医疗机构自我约束动力不足，造成医疗服务费用过快上涨。在医疗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机制，将目前保险人医疗服务费用的被动控制方式转变为医疗机构自我约束的主动需要，就可以有效的抑制诱导需求。作者认为，在医疗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医疗机构的有效竞争，可以从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增加医疗服务提供主体，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投资设立新的医疗机构，打破地域垄断性。卫生行政部门要减少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干预，鼓励医疗机构之间相互竞争，发展自身的优势诊疗部门，突出特色，拓宽办医模式，逐步形成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以此扩大被保险人的选择范围。另一方面，保险人可以实行定点医院筛选淘汰制。目前的医疗服务市场，存在定点医院，但缺乏相应的淘汰机制。保险人需要拥有众多的客户（投保人），在医疗机构的服务人数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样，定点医院的资格对医疗机构才有吸引力。医疗机构淘汰机制才能很好的发挥。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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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风险；防范对策；信息不对称；信用制度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保险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居民的风险意识在增强，保险需求大幅提高，整体保险市场发展迅速。但是也面临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制约，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甚至恶意的保险欺诈并未随着保险业的兴旺发达而得到有效控制，相反地，已成为当前保险业的最大威胁之一。同一般民事欺诈相比，保险欺诈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极强的隐蔽性，往往被合法的保险合同关系所掩盖；二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仅对被保险人财产造成严重侵害，更重要的是对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也构成了巨大威胁。本文通过对道德风险表现形式、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对于防范道德风险的对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道德风险的定义及表现形式

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因知道有保险合同上规定的赔偿或给付利益可图而故意反道德规范，甚至故意犯罪，而引发扩大或漠视保险事故的行为所引起的风险。不论是投保人，还是保险人都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其表现形式如下。

对于投保险人而言，道德危险又分为事前道德危险和事后道德危险。事前道德危险是指被保险人在防损方面的行为产生的背离。投了汽车保险的人假如在发生车祸之后能够获得足够赔偿。他开车时在保障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不再像以前那么小心翼翼，还可能会比投保之前更莽撞一些。由于获得了保险的保障，投保人出车祸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损失的期望值也会变大。更为极端的例子是保险恶意欺诈，在财产险中表现为故意破坏保险财产以获取保险赔偿金，在人身保险中则会出现为获保险金谋杀被保险人的情况。法律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必须有可保利益，其目的也是最大程度地降低道德危险（避免出现谋杀的可能），但其效果却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事后道德危险是指被保险人在减损方面的行为产生的背离。例如，一个人给家庭财产投了足额保险，当发生火灾时他可能不会采取积极措施来抢救财产，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甚至他可能完全袖手旁观，任凭全部财产化为灰烬，因为他可以获得足额赔偿。但如果没有投保，他可能会试图抢救出尽可能多的财物，保险在无形之中将损失“扩大”了。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比起未享受失业保险的人，享有该保险的人可能在找工作时付出的努力较小。

道德风险也会出现在保险人身上，如保险公司可能滥用保险基金进行投机性活动，使保险基金受损的可能性增大。保险公司其他对投保人不负责的行为都可被视为道德危险问题。所有这些行为都会对社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保险分散风险机制的发挥，阻碍了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形成原因分析

第一，保险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特性。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标的，其危险事故的发生是不确定的，对有些险种来说，投保人购买保险仅仅支付了较少的保费，当保险标的发生危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金额将是保费的数十倍甚至是数百倍。出于贪婪本性，有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企图通过参加保险达到“一本万利”的目的，保险实践中，常有这样的案例：某人明知自己身患绝症，却隐瞒病情投保巨额寿险，企图在死后得到巨额保险金作为遗产分给配偶及子女。再如受益人为谋求保险单的期待利益早日实现而故意促成保险事故发生，甚至杀害被保险人。

第二，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信息不对称。保险经济活动有其本身的特殊性，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投保人都不可能如愿获得足够的信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道德风险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清楚自己面临哪些危险，危险程度如何，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保险人关于保险标的的信息劣势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保险合同是附合性合同，保险合同内容都是由保险人拟定的，投保人只能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其合同条款专业性很强，投保人对所购买的保险产品的知识少于保险人，一般投保人对险种适合与否、保险费率合理与否以及承保风险的保险人的状况如何都是无法十分了解的，投保人对于所购买保险产品的信息又是处于劣势的。

第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该问题无须详尽论述，我国保险业发展时间较短，《保险法》及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居民保险法律意识较淡薄，司法界对保险纠纷审判定案所积累的案例经验较少，使得一些保险欺诈能够成功，也是引发保险道德风险的另一原因。

第四，保险公司粗放型的经营、内部管理不善。我国保险公司经营时间较短，风险管理意识不够。虽然道德风险对保险公司构成极大威胁，但各保险公司并未将对其的控制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市场份额的争夺，“唯保费论”占了一定上风，保险公司出于对保费业绩增长的考虑，往往对客户、人的道德风险一再妥协，对道德风险采取了轻率放任的态度。在内部管理上也不够规范，核保和理赔是保险人对风险的选择和处理客户索赔防范欺诈风险的重要程序，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到位，但是保险公司在实际作业时，往往存在执行上的问题，这就给诈保、骗赔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引发了道德风险。

第五，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问题。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作为保险市场的中介人，他们的存在对于完善保险市场结构大有裨益。然而不能不看到，由于中介人的参与，原来只由保险供需双方构成的“两角关系”演变成了“三角关系”或“多角关系”，从而引发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第六，其他相关人员的不道德行为。其他行业的人员也利用保险的赔偿为自己谋取利益，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以健康保险的医疗险为例，医疗险多以费用型为主，即被保险人先自负，后报销的制度，最终付费的是医患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保险人）。第三方付费制度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均没有感受到来自费用的约束而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合理地利用医疗资源，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几乎没有动机去关心或监督医疗服务和成本。而被保险人的医疗消费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医院和医生的经济收入与其提供的医疗服务项目和种类直接相关，于是医生可能诱导被保险人做更多的医疗消费，轻伤重治，小病大养，以使医院和医生得到更好的经济收入。保险人很难对被保险人及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进行监督或监督成本很高，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三、防范道德风险的对策

（一）增加保险各合同主体利益趋同性

保险的不确定性是无法彻底改变的。对其道德风险的防范可以通过增加保险合同当事人利益趋同性，例如，在保险合同中设置共保条款，约定绝对免赔额（或免赔率）等，以增加双方利益趋同性，其实质是双方共同分担标的任何保险危险损失。

（二）建立信用制度，减少信息不对称

针对保险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应逐步建立投保人信用制度和保险信用评级制度，减少信息不对称。

1.建立投保人的保险信用评分制。对于保险人的信息劣势，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建立投保人的保险信用评分制。该系统将个人的信用记录，如偿还贷款情况划分为15-30个信用评价因子，按一定的百分比加权平均后得出一个关于投保人信誉度的保险信用分数。分数越低，投保人的信用状况越差，保险人的承保风险也越大。保险人根据投保人的信用分数，决定是否承保和以何种费率承保。因此，保险信用积分系统的运作给了保险人一个客观、准确、可靠的度量投保人资信情况的工具，有利于保险公司做出合理的承保决策，避免恶意保险欺诈。而且保险人对不同信用分数的投保人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措施，防范道德风险，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投保人也可以从中获得更公平的待遇，因为信用记录良好的投保人更受保险人欢迎并享受相对优惠的费率。

2.保险信用评级制度建设。对于投保人的信息劣势，可以通过第三方的介入来平衡保险交易双方信息水平的交易能力。保险信用评级机构凭借独立的专业信息中介机构的优势地位，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获得信息并进行处理，向保险市场的参与者尤其是投保人提供低成本且易于理解的保险人的信用等级，从而降低了投保人在保险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使投保人作出理性的投保选择，增加保险市场需求，扩大保险市场规模。同时，保险信用评级制度也是保险人一个展示自我经营状况和信用水平的平台，保险人参加信用评级，向消费者公开传递其经营状况，展示其竞争实力。所以，保险信用评级制度对保险人来说是一项集激励与约束于一体的信息制度安排。

（三）保险立法对策

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保险欺诈的发生，因此，国家应当尽快通过立法手段制定和完善目前的保险相关法律制度。比如通过立法确认投保人违反诚信原则的民事法律后果进行规定。如果投保人恶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国家司法机关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确认投保人行为的过从性质，责令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另一方面也要立法对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也进行约束。

（四）保险公司经营

保险公司应当摒弃以往那种“唯保费论”的粗放式经营模式，充分认识到保险欺诈对保险经营的巨大危害，以“注重风险、稳健经营”的观念来指导保险经营。成立专门的反欺诈的组织机构，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防范保险欺诈的管理制度。对承保、理赔等防范道德风险的重要环节加强管理，完善作业流程，严格遵守管理制度，切实落实防范保险欺诈的措施。

（五）加强对保险中介人员的管理

保险公司通过保险中介人员为自己招揽业务，虽然减少了许多人力和物力上的投入，但是也带来了保险欺诈的风险。因此，保险公司必须要加强对保险中介人员的管理，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加强法制教育。使保险中介人员认识到自身利益和保险公司利益从长远来看是一致的，让他们充分发挥“一线核保员”作用，将绝大部分欺诈风险消灭于萌芽之中。

（六）改变赔偿方式，提供直接服务型产品

保险赔偿中以现金赔偿为主，这也为不良投保人发生道德风险事故提供便利条件。保险人可以通过改变赔偿方式，提供服务型产品，减少道德风险发生机会。以健康保险的医疗险为例，可借鉴美国的管理型医疗保健模式，保险人提供费用型保险和津贴型产品转变为提供服务型产品。在此类服务型产品的提供过程中，保险人直接参与医疗服务体系的管理。保险人根据一定标准来挑选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诊所、医生），并将挑选出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组织起来，为被保险人提供医疗服务。有严格正式的操作规则以保证服务质量，并经常复查医疗服务的使用状况。被保险人按规定程度找指定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治病时，可享受经济上的优惠。这样既减少了第三方付费制度引发的道德风险，又能为患者和投保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综上所述，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保险业正面临发展的大好机遇。但是如果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对保险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道德风险的问题应引起保险业界充分的重视，找准原因，并多方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才能保证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洪涛,郑功成.保险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关婷.借鉴美国经验,打造诚信保险[J].广西金融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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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

一、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形式

1、事前道德风险

保险可能会影响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措施，改变被保险人的行为，个体通过选择不同预防措施会影响自身疾病发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风险会对被保险人疾病发生的概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保险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支出，给医疗资源带来更多的消耗。心理风险是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侥幸或存在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的因素。事前道德风险的发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

2、事后道德风险

个体在患病后相应的治疗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从便宜到昂贵的各种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昂贵越好。由于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道德风险的发生与疾病费用的价格弹性有关。价格弹性大的医疗服务可能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的作用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相对较高的个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风险来解决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或享受待遇较低的家属及亲戚朋友的看病吃药等问题。因此，在经济学中，将道德风险看作是人们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造成的经济激励机制的理性反应。

二、道德风险对社会医疗保险产生的负面影响

1、造成社会医疗保险效率低下，进而影响制度的长期运行

当前在第三方付费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医疗服务需求方追求医疗资源利用的最大化，造成了其对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费：而医疗服务供给方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和刺激医疗服务需求方的过度需求。道德风险引起的医疗费用的上涨给政府和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将减少医保卡冒用带来的社会保险基金的非正常转移，而随着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程度的加深，更多的人将纳入该体系中，若道德风险问题得不到很好的治理，将会导致更大的财政负担。因此，道德风险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和完善，有重大的影响。

2、医疗资源供给不均匀，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社会将承担这巨额的与其所维持的健康水平不相称的医疗费用，进而占用了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破坏着医疗市场的均衡，导致医疗服务提供的低效率。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在一定时期所收缴的医疗保险基金是有限的，而道德风险使得医疗保险基金出现差额。这一差额就要由财政来补贴，最终使得社会医疗保险成为财政负担。而政府想要弥补财政赤字，就要么通过提高医疗保险费率，要么降低整个社会的医疗保险水平。然而，降低医疗保险水平不符合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初衷，因此，只能提高医疗保险费率，在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缴费主要是由个人和企业来承担的，缴费水平的提高必然将加重个人和企业的负担，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破坏社会公平，违背诚信原则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而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诚信原则在医患关系中受到了严重破坏，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危机，增加了社会运作的总成本。医疗服务供给方道德风险的存在是医疗服务供给方在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信息优势、社会地位优势，赚取在医疗保险中不应得的利益，使社会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种种不公平，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原则的形成直接挑战。因此，社会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应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三、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防控体系的建议

1、加强医疗保险机构能力和制度建设

适当增加工作经费，充实医疗专业人才，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发现道德风险行为的能力：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改进监管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减少由于信息障碍导致的道德风险：建立、健全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各项管理制度，使监督检查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科学、合理的结算办法。

2、加大检查和惩罚力度

建立日常巡查、重点专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完善相关的各项管理规定。建立定点医疗机构防范道德风险行为责任制，当出现有关行为时，要逐级追究责任。运用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将必要的信息传播给公众，从而为实施社会惩罚和市场惩罚创造条件。

3、加强部门间合作，形成监管合力

对道德风险有关行为的监管，涉及到多个部门的综合管理问题，仅仅依靠医疗保险机构是不够的，同一行为，往往会违反多个部门的管理规定。医疗保险机构应与卫生、物价、药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坚决查处各种违规行为。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在各自领域的专家作用，提高整体查处能力，加大联合处罚力度。

4、打破医疗垄断，引入竞争机制

疾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会导致医疗服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一种疾病也有不同费用的治疗方案。医疗服务机构受到利益驱动往往会偏向于选择高费用的治疗方案，造成医疗过度供给。通过进行医疗机构信用等级评价，以及允许参保人自主选择医院和医疗服务，引发医院之间为吸引参保人而展开有关质量服务和节约费用方面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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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社会医疗保险概述

自从1998年开始我国就建立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建立了医疗保险体系的框架，改善了我国医疗保险体制，但至今为止仍存在医疗保险过度上涨和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制定有效的保险制度和保险措施，导致我国医疗保险事业发展缺乏机动性，备受外界因素的制约。现代化社会民生工程中逐步推广了医疗费用的使用人群，对于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问题，也正在积极深入研究，目前导致社会医疗保险费用增加的原因一共有两个，一是道德风险，二是实际医疗费用增加，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从本质上还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具有社会性、非竞争性以及非排他性，道德风险引起的不良现象，进一步明确实际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才有利于解决各种道德风险行为引起导致的不合理价格增长，将医疗价格维持在稳定范围内。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理想状况下医疗保险不应该随着发生概率和医疗费用变化而改变，保险人的行为不影响事件发生概率以及增加医疗费用，但实际生活中医疗费用不完全由个体决定，还取决于对医生的选择、就医习惯和所提供的保险服务，依据临床实验证实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也是医疗机构所面临的重要风险，医疗保险一方面为患者医疗服务提供医保动机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也为医疗机构过度供给提供条件，因而引发出“道德风险”问题。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需要得到有效抑制，才能提高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阻滞医疗卫生资源的过渡消耗，达到资源的合理利用。

二、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费用控制问题

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概念被应用到各个经济领域中，道德风险指的是一方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下所导致的风险，在社会医疗保险领域中道德风险普遍存在，医疗卫生体制存在较多的影响，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具有较大影响力，做好道德风险的防范和约束，是控制好医疗费用的关键。费用控制既要顺从价格的合理增长，又要规避不合理医疗费用消耗，防范好道德风险是控制费用的主要途径，对于保险体系而言，道德风险和费用控制是两大研究主题。市场经济存在则道德风险不可避免，市场经济效应和作用中必定会出现不作为行为，保险本身也是经济制度之一，也会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投保后人们对健康和医疗费用支出控制明显减少，所以道德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产生道德风险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疾病的不确定。疾病不确定则治疗也会不确定，诊断界限模糊，为医疗服务者的道德风险提供了依据，为增加治疗的确定性，减少医疗技术事故，医生会采用“高、精、尖”医疗设备，患者出于安全考虑也会同意，也因此从就诊开始增加了费用支出。二是医疗保险基金筹集不合理。目前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标准越来越高，加之目前的医疗保险覆盖问题频繁出现，人们为减少费用支出，就会用身边人的处方，导致参保人在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同时，还会出现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导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社会整体利益受损。三是医疗服务需求不受重视。目前医疗资源以及医疗费用都是直接由医疗服务供给方确定，服务需求方则不受重视，健康问题参保后，参保人认为自己拥有保险，则会放松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要求，对于一些自己可以防范的问题不采取预防，慢性病的诊断也比较滞后，缺乏疾病的风险意识，需求方不珍惜国家的医疗保健事业优惠，也会导致医疗资源浪费，难以将资源运用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使用别人那份保险利益且浪费了自身的保险利益，进而制约了整个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

三、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与费用控制策略

道德风险的防范要从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存在形式和实际情况入手，基于社会道德和法律法规，采取与医疗保障相关的措施，尽快促进社会医疗保险改革，积极提升医疗保险资源和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更好地发挥医疗保障制度，建立起健全的市场监督机制和提高医疗保险队伍综合素质和费用审核机制，保障医疗费用支出处于合理范围之内，更好地发挥医疗保障制度的作用。第一，健全市场监督机制，将合理的竞争机制应用到医疗机构中，进一步完善依靠保障制度，构建符合医疗保险事业发展的医疗服务开放系统，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定期对医疗机构的服务进行审核，并对医疗结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审核报告，并对价值信息质量和药品使用规范性进行公布，保证医疗服务能让更多地了解和使用，患者在就诊和医疗服务选择中，也具有更多的知情权和医疗常规知识。第二，要依据患者需求建立医疗机构评价机制，基于患者对医疗机构服务、价格及行为的评价，对医疗机构进行审核和考评，提高群众对医疗机构的监督作用，发挥医疗服务对象的监督作用，降低医疗机构对患者消费蒙骗，进一步实现医疗机构服务和价格的规范化。第三，要从基本药物目录入手，针对以药养医的行为进行全方位的审批，对各种医疗处方药以及费用建立完善的文件审批机制，保证医疗机构派药都是在监督下进行。医疗保险队伍综合素质和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加强对人员的监管和培训，保证医疗人员处于完善的监管和监督体系之下，能得到有效的培训和锻炼，达到优良治理和全面监管的目的。医疗机构要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展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学习活动，组织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培训，以提高医疗保险队伍的专业水平，并借助风险教育活动提高其风险意识和敬业精神。保证医疗保险队伍人员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将全民医疗保险监管事情办好，激励保险人员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积极应对时代带来的风险问题和保险事业挑战，承担起医疗保险资源合理配置的职责，全身心地投入到全民医疗保险治理中，推动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可持续发展。树立大卫生概念，依托社区实现医疗保险和卫生服务的宣传。为提高群众的卫生保健意识，需要加强教育和宣传力度，营造诚信文明的文化环境，做好医疗服务的规划布局，深入结合医疗改革逐步推广健康教育，做好健康预防工作。基于群众的逐利动机和医疗消费趋高心理，需要针对参保人员的健康意识展开教育，从参保人员不合理就医行为导致的医疗费用增长案例和动机展开教育，对群众做好合理就业的指引与宣传，抑制参保患者逐利动机，减少参保人员的消费趋高心理，宣传教育中需格外强调健康和经济两方面的内容，从健康角度端正患者就医态度，从经济不合理消费提高群众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医疗保险费用偿付机制的行为管理和风险控制两大功能，激励参保患者小病、常见病不出社区，实现合理就医。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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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利率市场化的“压舱石”。随着2012年7月20日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全面放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前提，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已势在必行。总理在部署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今年政府金融工作的重点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中也明确指出，2014年工作重点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市场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据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2014年5月7日报道，存款保险制度将在2014年年内甚至第三季度推出已是大概率事件。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呼之欲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公众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维护储户的经济利益，降低银行业风险，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会加大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特别是当大量道德风险问题出现后，反而会降低存款的安全性，损害储户和银行的双方利益，加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鉴于存款保险制度的两面性，研究各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形成机制和循环机制，进而以此为基础，探讨各参与主体道德风险防范对策，对于存款保险制度的顺利推行以及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和研究价值所在。

二、存款保险制度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较早意识到了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Grossman（1992）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出发，发现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机制下，银行会倾向于更多的风险业务［1］。Demirguc－kunt（2002）通过对61个国家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成立显著增加了银行的道德风险［2］。国内学者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相对较晚。但随着2004年《存款保险条例》的起草，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颜海波（2004）认为道德风险和存款保险制度并存［3］；张正平、何广文（2005）对全球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特征及运行绩效进行综述，发现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确会加大银行业潜在的不稳定性［4］。孟猛、郑昭阳（2005）对61个国家在1980—2002年期间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秩序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存款保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会干扰金融秩序的稳定，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5－6］。汤洪波（2008）认为制度环境的差异会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产生重大影响［7］。此后，国内学者研究重点更多的集中于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发展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尹杞月（2010）分别对美国、日本、欧盟等的存款保险制度进行比较，并对其引发的道德风险进行分析，以此为鉴，提出我国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过程中一定要对道德风险进行重点防范［8］。胡越（2012）分别从投保形式、保险费率的确定、保险限额的制定等角度对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存款保险制度进行比较后，提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之路［9］。谢雪燕（2013）对美国存款保险制度下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情况、形成机制以及关于道德风险的监管进行了梳理，以期对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相关问题有所借鉴［10］。温树英、齐向莉（2013）则从不同角度对《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阐明了其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启示和借鉴［11］。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存款保险制度引发的道德风险研究已相当丰富。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因此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借鉴国外做法设计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少有学者对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形成机制进行具体分析，且已有分析大多集中于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关于存款人和监管者的道德风险分析不多。此外，目前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已呼之欲出，如何防范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的风险，最大程度上体现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才是当务之急。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分别从存款人、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的角度分析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道德风险的形成机制和循环机制。进而以此为基础，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法律、观念等多方面因素，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建议，以期能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实现存款保险制度正向作用的最大化。

三、存款保险制度下道德风险的形成机制

其他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经验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已充分证实存款保险制度会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存款保险制度的参与者主要有存款人、投保机构和监管部门。下文将从不同参与主体的角度出发分析其道德风险的形成机制。

（一）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形成机制

存款人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存款银行的选择。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前，存款人选择存款银行的首要标准是抗风险能力，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是首要考虑对象；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后，收益率（利息）将取代资本充足率成为存款人的首要考虑对象，因此存款人更倾向于选择利息高的银行，而忽视高利息源于高风险经营的事实。二是关于存款银行的监督。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前，存款人关于银行资金的流向、银行的投资决策都颇为关注，防止自身资金无法收回；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后，存款人有动力将监督义务转移给存款保险机构，从而弱化了对存款银行的约束。

（二）监管部门的道德风险形成机制

存款保险制度只是一种制度，其具体的实施还需要监管者来执行，而监管者自身的素质与道德风险的形成休戚相关。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者一般是行政任命，且我国行政部门的人事流动颇为频繁，不排除部分监管者为追求政绩，会违背监管原则，形成道德风险：一方面为逃避监管责任，会对投保银行的风险进行隐藏或掩盖，允许高风险或经营不善的机构继续经营，减少破产银行数量，从而提升自身政绩；另一方面，监管者的政绩也与其管理的存款保险基金规模有关，不排除某些地方存款保险机构负责人为维护现有银行的保险基金，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投保，有可能利用虚假手段将不属于理赔范围内的事故合法化，进而向上级存款保险基金获得保费。隐瞒风险和虚假理赔的做法短期来看有助于投保银行的持续经营，长期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增大银行业风险，提高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三）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形成机制

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后，由于理赔数额的限制，银行的大客户存款很可能被分流。为吸引更多的存款，银行有动力去迎合存款人的偏好，抬高存款利息，争相揽储，贷款利息也势必会随之高启，贷款更多将流向高利息、高风险的企业和行业：一方面增加银行风险，另一方面当经济形式发生变化，也更容易出现不良贷款。由于来自存款人的监督压力弱化，另有存款保险制度的信誉保障，银行自身也放松了对于风险的警惕。为追求高额收益，银行更倾向于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从而产生更大的风险。以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为鉴，新近投保银行投保前的风险显著低于未投保银行，而一旦加入存款保险制度之后，风险防范意识也随之降低，经营风险又显著大于未投保银行（尹杞月，2010）［7］。存款人的压力、银行自身的风险意识弱化，再加上监管机构的刻意包庇，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稳定性堪忧。由图1可知，存款人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不考虑风险的高收益要求以及对存款银行的风险监督转移；监管者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放松对投保银行的监管进而与存款保险制度初衷相悖；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过度依赖存款保险制度而降低自身风险防范意识，再加上存款人的收益压力和监管者的私自包庇，投保银行更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经营活动且对风险过度容忍，如此恶性循环下去，“银行业风险加大———金融体系不稳定———存款保险制度效用降低———存款人利益受损———挤兑风险上升———银行破产倒闭”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未置可否。因此，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防范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的道德风险问题，最大程度上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效应。

四、防范道德风险的措施建议

从国际经验来看，适当的防范措施对于道德风险的防范具有显著的作用。为此，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下的道德风险防范工作可沿以下思路进行开展：采取强制保险原则，防范监管者在游说银行加入存款保险过程中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利用独立的评级机构对投保银行的风险进行客观公正地评级，以评级风险为依据，实行限额理赔、差别费率和风险共担，有效防范存款人和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完善破产退出机制，提高各参与主体的风险意识和压力，以提高存款保险制度的效用［12］。具体措施可参考以下建议。

（一）以强制保险原则取代政府的“软保险”

存款保险制度的具体实施需要有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来进行监督和保障。不论是新设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还是由中央银行或其他政府部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优先采取强制保险原则。一方面可避免监管者为追求政绩而在游说银行加入存款保险过程中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强制存款保险原则为银行退出机制奠定了基础，一旦所有金融机构都加入存款保险，政府的“软保险”可随之消退，更有利于存款保险市场化机制的发挥，也有效防范了监管者的道德风险。

（二）对投保银行进行独立的综合风险等级评估

风险评估工作最大的问题是评估机构的评估费用由投保银行支付。因此，内在利益的“一致性”使其很难做到独立公正，而保证风险评估机构的独立性是存款保险制度风险防范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保证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较好的解决办法是强制投保银行缴纳相应的评估费用，由存款保险机构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级，投保银行与评估机构之间不发生利益关联；或是由存款保险机构成立独立评估公司，对投保银行的风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对投保银行进行风险等级划分，进而对评估费用做出调整（风险越高评估费用越高），从而对投保银行产生激励作用，降低其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依据表2的划分标准，当某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0．62％时，其不良贷款率的风险等级可被评为B一级。类似可对投保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流动比率等指标建立相应的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最后将各项指标等级综合，评判出投保银行的综合风险等级。

（三）实施限额理赔和差别保险费率原则

为防范存款人和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降低存款人和投保银行对于存款保险制度的依赖性，提升投保银行自身的风险意识，可依据各银行的综合风险评价和存款人的最大理赔金额对投保银行实行差别费率。具体差别费率的标准可参考表3。由表3可知，风险等级越高的银行所要缴纳的保险费率越高。通过差别保险费率的划分，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投保银行对其风险行为进行约束，进而降低其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

（四）存款人和投保银行风险共担

由于我国一直实行隐形存款保险制度，大部分存款人风险意识不敏感。为培养存款人的风险意识，避免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存款人不顾风险追求高收益、转移风险监管责任的道德风险，可对存款人征收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率。该费率基数为保费金额而非存款金额。存款人和投保银行的相对征收比例均按其所在存款银行的风险等级来进行征收，多余部分以类似于“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放在存款保险机构，作为存款人的双重保险，如表4所示。由表3、表4可知，银行风险等级越高，投保银行和存款人所负担的保险费用越高。特别是保险费用共担准则的实施，将存款人和投保银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从对投保银行的选择和对银行投保进行风险监督等方面削弱了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存款银行的道德风险，实现了互利共赢。

（五）加强审慎监管，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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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用保险 道德风险 防范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逐步建立，信用保险也出现了渐渐做大的趋势，但道德风险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信用保险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信用保险通常由权利人直接向保险人投保，要求保险人承保义务人的信用，如果权利人因义务人不履行义务而遭受经济损失，保险人必须按照保险合同规定负责赔偿。

信用保险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信用风险的特点和特殊的业务处理方式两个方面：

1.信用风险的特点：

（1）信用风险具有综合性

金融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自然灾害风险、财务风险等各种风险，最终都会通过信用风险体现出来，具体表现则是信用交易中的违约行为。

（2）信用风险具有传递性和扩散性

在交易活动中，交易一方的信用风险可能导致另一方的信用风险，而另一方的信用风险又可能导致第三方的信用风险，最终形成一个“信用风险链”。

（3）信用风险具有累积性

由于信用风险具有传递性，一方的信用风险可能会扩散至关联各方，引起总的信用风险迅速累积增大。如“三角债”、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等。

（4）信用风险具有隐蔽性

信用风险可以通过安排新的负债得到缓解，如“借新债还旧债”，使信用关系暂时得以维持，起初难以显现。

（5）信用风险具有不确定性

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信用风险由于受交易方的道德水平、经营能力、努力程度等主观性因素的影响，其不确定性就更大，因而对其进行量化处理和客观评价都非常困难。

2.信用保险特殊的业务处理方式

信用保险承保的是信用风险，该种无形的利益标的与物质财产比较起来，其风险预测的难度较大，其经营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经营技术的复杂性。因而，为控制风险，保险人在经营时需采取特殊的业务处理方式，主要是资信调查，调查被保证人的支付能力、信用、经营管理等情况，以调查的结果为信用与保证保险决策服务。如果是涉外业务，还要调查被保证人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二、信用保险中的道德风险

在保险业中，道德风险是一种常见而且很难避免的风险。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保险活动中，不管是保险人的行为不能被被保险人所察觉时，还是被保险人的行为不能被保险人所察觉时，都可能导致道德风险。本文通过“分期付款购车信用保险案”讨论投保人/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案情介绍

A保险公司针对国内汽车生产厂或汽车销售商开展的分期付款售车业务设立了分期付款购车保险。A保险公司《分期付款购车保险条款》规定，由于下列原因购车人未能履行分期付款购车合同规定的付款义务，造成被保险人损失的，由保险人负责偿还购车人尚欠被保险人的余款，但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1）购车人连续三个月托欠购车款；（2）购车人失踪连续三个月以上。保险金额为售车款减去购车人首期付款金额。

1997年12月8日，B汽车厂与C公司签订了100辆X型轿车分期付款购车合同。合同约定，总车款为1397.9万元，首付款为279.58万元，余款为118.32万元，分12次还清，还款期限24个月，在C公司付清车款之前C公司不得转卖车辆，B汽车厂并应保留汽车抵押权，同年12月17日，C公司在已经资不抵债、无力偿还1000余万元到期债务的情况下，故意隐瞒自己的履约能力，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给A保险公司称其利润总额超过1500余万元，向A保险公司投保分期付款购车信用保险，被保险人为B汽车厂。随后A保险公司向C公司出具了100辆轿车分期付款购车保险单。

C公司为筹集购车首付款，于1998年1月9日同D公司约定，由C公司将上述100辆轿车中的40辆卖给D公司，C公司以此获得了D公司支付的3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并于1月20日经背书转让给B汽车厂。1月20日B汽车厂书面同意C公司的转卖行为，并于收到上述300万元首付款后，即将100辆轿车发运给C公司，未保留车辆抵押权，也未将此情况告知A保险公司。C公司将其中40辆轿车交给D公司以履行双方签订的购车协议，其余车辆全部用于冲抵其他债务。B汽车厂得知C公司无力偿还的消息后，仍继续与其合作，3月份又签订了100辆X型轿车合同（1397.9万元），要求与之前所欠的118.32万元一同还清，即还款日为1997年12月8日后的24个月。

1998年6月，B汽车厂接到C公司破产的消息，随向A保险公司诉讼索赔，要求A保险公司承担保险金额为2516.22（1118.32+1397.9=2516.22）万元的保险责任。

案情解析

首先，保险合同为双务有偿合同，保险人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的多少取决于保险人对其承保风险发生程度的估计或判断，保险人作为商业机构并不是对任何风险都予以承保的，1998年3月份B汽车厂与C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显然不属于承保范围。

第二，保险合同时最大诚信合同，保险人和投保人均应将保险合同所涉及的重要事项向对方如实告知或说明。本案保险标的是购车人的分期还款义务，投保人向保险人如实告知购车人的资信状况及其履约能力情况，是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的先决条件。C公司在与A保险公司签约时，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未尽如实告知义务，骗取A保险公司与之签订保险合同，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足以影响A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因此，A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B汽车厂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同意C公司转卖车辆，也未保留车辆的抵押权，违反了买卖合同和保险合同的约定，明显增加了保险人的保险危险程度，而B汽车厂又未将此情况告知A保险公司，故A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B公司明知C公司无力偿还已有债务，但有意识地制造事故，在保险标的收到损失时不采取减轻损失的措施，故意扩大损失程度，显然属于道德风险，不应获得赔偿。

可见，投保人C公司在投保前，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保险单有效期内，被保险人B汽车厂未履行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在得知C公司无法偿还应收账款的情况下，仍故意继续与其做生意，均属于道德风险。所以，A保险公司对所发生的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三、信用保险中道德风险的防范

信用保险作为保险的一种，为了维护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真正发挥信用保险的功能，避免将保险演变成赌博行为，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应遵循保险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符合信用保险业务的自身特点：

1.保险利益原则

信用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原则是指被保险人投保信用保险时，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可保利益；保险人支付赔款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也必须具有可保利益。

2.最大诚信原则

信用保险承保标的是债务人的信用风险，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由于地位、职责及任务的不同，在对债务人信用的掌握上可能各有千秋，保险人对债务人以往的、全面资信的静态掌握要优于被保险人，但对债务人未来的、某一具体的特别是承保标的下信用发展的动态了解要逊于被保险人。只有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彼此相互及时告知，交换债务人的资信信息，才能准确地评估、控制和预测风险，使各自的经济利益均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最大诚信原则应贯彻于信用保险经营的全过程。

3.近因原则

若引起保险事故发生，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近因属于保险责任，则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若近因属于除外责任，则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即只有当承保危险是损失发生的近因时，保险人才负赔偿责任。

4.损失补偿原则

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被保险人有权按照合同的约定获得保险赔偿，以弥补被保险人的损失，但被保险人不能因此获得额外收益。信用保险项下补偿原则的实现方式通常是现金赔付。

5.风险分担原则

保险机构对投保人投保的信用风险项下的债权实行比例承保。风险分担原则的意义在于通过比例承保有助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密切合作，共同控制风险，减少损失。风险分担把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

6.保险费原则

信用保险经营立定费率所依据的标准。在信用保险中，保险费作为对保险人承诺分担风险的经济补偿。

7.买方信用限额申请原则

买方信用限额申请原则是短期信用保险经营的特有原则。它是指被保险人应事先向信用保险机构申请买方信用限额。

买方信用限额具有以下性质：（1）买方信用限额是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赔款的最高限额。（2）买方信用限额一般可循环使用，即该信用限额不受交易时间、商品性质的限制，除非保险人书面通知被保险人更改或终止此信用限额。

8.赔款等待期原则

赔款等待期原则是信用保险定损核赔所遵循的必要原则之一，它是在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买家破产除外）并按保险条款的规定提交有关证明损失已发生的文件后，保险人要等待约定时间届满后支付赔款。信用保险实行赔款等待期的意义：（1）承保标的风险已经发生，但被保险人的债权仍有收回的可能性；（2）有助于被保险人在保险人的帮助下追讨债务人的欠款，减小损失。

9.债权不放弃原则

保险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被保险人获取赔偿的同时，不得放弃应收账款的债权，而且，被保险人获得赔偿后还须将应收账款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

只有遵循信用保险基本原则，才能防范道德风险的滋生，实现信用保险支持企业提供市场竞争能力，扩大贸易规模；提升债权信用等级，给予企业融资便利；协助企业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共同规避应收账款风险；确保企业经营安全的功能。

参考文献：

[1]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口信用保险操作流程与案例[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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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即具有社会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使它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社会稳定担负着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医疗保险，政府以各种形式来组建、完善和提供社会医疗保险。在理想的情况下，医疗保险的提供不应改变被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医疗费用的变化，也就是说，保险当事人的行为不应该影响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并不是完全由个体所患疾病来决定的，它还受个体对医生的选择、就医习惯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事实表明，由于医疗保险的提供，它为患者提供了过度利用医疗服务的动机和激励机制，也给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即通常会引发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医疗保险机构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风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如何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却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与研究。

二、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

在保险领域里，道德风险是任何一个保险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风险。国家实行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后，使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成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在做决策时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出发点。我国的基本社会医疗制度推出时间较晚，医疗卫生体制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就更为严重。如何对其加以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显得极为迫切。

（一）道德风险的概念及其影响道德风险最早源自于保险业，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亦可称之为“败德行为”，一般是指一种无形的人为损害或危险，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泛指市场交易中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外一方的行为而导致的风险。[1]在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是指一方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就是道德风险。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风险

1、从时间的角度分析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来自于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假设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2]是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以发生时间上的先后为依据，可以将道德风险分为事前的道德风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事前的道德风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1）事前道德风险。保险可能会影响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措施，改变被保险人的行为，个体通过选择不同预防措施会影响自身疾病发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风险会对被保险人疾病发生的概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保险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支出，给医疗资源带来更多的消耗。心理风险是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侥幸或存在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的因素。如企业或个人投保了财产保险后放松对保险财产的保护措施；投保人身保险后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等。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现象。逆向选择是说一个制度的实施非但没有把好的对象选出来，反而使比较差的入选了，逆向选择的存在说明此项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有待改进的。利用制度缺陷而获得额外利益的行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选择使社会承担的风险随着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风险直接影响个体的逆向选择，也影响事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个体的心理活动必须通过其行动来实现其目的，但心理风险是个体的心理活动，法律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只能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其具体行动进行约束来减少心理风险。事前道德风险的发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

（2）事后道德风险。个体在患病后相应的治疗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从便宜到昂贵的各种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昂贵越好。由于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道德风险的发生与疾病费用的价格弹性有关，价格弹性大的医疗服务可能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的作用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相对较高的个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风险来解决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或享受待遇较低的家属及亲戚朋友的看病吃药等问题。[3]因此，在经济学中，将道德风险看作是人们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造成的经济激励机制的理性反应。

2、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根据道德风险中不同主体在微观上的表现，可以将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为患者的过度消费引起的道德风险和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风险。

（1）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患者在投保之后，其实际承担的医疗费用下降导致其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现象。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提供减免了个体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造成个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会比没有医疗保险时的需求量大，从而导致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利用。

（2）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医疗服务人员利用其信息优势诱导患者接受过度医疗服务的现象。在诱导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医疗服务人员激发出来的。医生兼具医疗服务的指导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身份，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又存在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医生对诱导需求产生强烈的愿望和动机。他们就会通过增加服务量和提高服务价格来实现自己目的。

三、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分析医疗服务具有准公共性及专业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提供服务价格和数量时，可能偏离市场的实际需求水平，造成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经济学对医疗服务的观念，在于强调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强调医疗服务是消费者用于生产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受伤害，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由于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医疗服务又具有高度专业性，这导致消费者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缺少内在的成本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给方的诱导性需求，必然使医疗费用上涨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确立医疗保险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风险，减少因医疗费用开支过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从而保障公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客观上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我们必须看到，医疗保险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费者的道德风险意识，使得人们对医疗服务产生过度消费，进而导致全社会医疗费用开支不合理的过快上涨。医疗保险领域所涉及的医院（医生）、患者、医疗保险机构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会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博弈关系，于是，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在医疗保险运行过程当中，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钱，而是由第三方来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风险的概率就大大增强。

四、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探讨如何防范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必须首先对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进行分析，才能对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提出有针对性建议。医疗保险市场与普通的市场相比有它的特殊性，医疗保险市场实际上存在三个主体，即：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也来自这三个方面，即：一是被保险人（患者）；二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三是保险人（医疗保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的职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规规定的，因而其实质上属于医疗卫生体制范畴。在我国，由于体制原因而给医疗保险带来的道德风险更为严重。

（一）患者的道德风险作为医疗保险的需求方，患者就诊时医药费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医疗保险机构）来支付，患者的医疗消费需求可能会无限膨胀，出现小病大养、门诊改为住院等现象。在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人们将面临较低的医疗价格，当消费者只需支付其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且他们的消费行为又难以观察时，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不可避免。这种因医疗服务的提供使社会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而形成的过度使用医疗服务资源的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的目标相冲突，不利于医疗风险的完全彻底转移。而且会严重破坏医疗保险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医疗保险机构支出增加，甚至亏损，正常运行难以为继，进而导致医疗保险市场萎缩。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膨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预防的忽视从而增加疾病发生概率。众所周知，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的饮食结构、自我保健行为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减轻疾病造成的危害。参加医疗保险后，被保险人往往认为自己参加了保险，患病时医药费可以报销，不需要自己掏钱，对如何避免风险的工作可能就会较少去做，如吸烟、不太注意饮食和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等等；个人减少了健康预防措施，从而改变疾病发生的概率，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内虽然无法观察到，从长期上看却增加了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2、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后，患者就诊时不需要自己付费或付费很少，部分患者会提出要求给予过度检查及选择昂贵治疗方案。“过度消费”的心理倾向很普遍，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多多益善”的消费动机。许多患者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治疗方案的选择可以有多种，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治疗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复健康，而使用何种方案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在提供社会医疗保险的条件下，患者相互之间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疗的患者会觉得自己吃亏，因此往往会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出现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现象，从而影响医疗保险机构的成本控制。

（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疗知识的匮乏，使患者缺乏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进行事先判断的知识和能力，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质与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准确信息。国家不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医疗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性，造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是各类道德风险中最为严重的。

1、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的垄断性。医生在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对医疗技术又拥有足够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不能讨价还价，难以控制卫生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加上疾病具有突发性和需求缺乏弹性的特点，患者的被动地位非常明显。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物品那样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医生则可以通过抬高医疗费用，或降低收治标准或分解住院套取结算单元等方式增加医疗机构收入。在医疗卫生市场，病人获得的信息是相当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医疗卫生的服务质量，医生的工作资质与技术水平等几乎找不到客观真实的鉴别资料。尤其对要支付的价格具有不可预测性，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更没有选择余地，一直要到医疗服务提供结束后才能知道。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运转。

2、医疗服务的过度供给创造了需求。较高的专业性使医疗服务常常处于垄断地位，医院具有医疗服务供给的排异特权，不允许外行提供医疗服务。在信息不对称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医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病人只能唯命是从。一方面，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减少医疗事故发生的风险，存在着不适当服务现象，医务人员从最大限度减少自身利益损失的角度出发，要求患者做“高、精、尖”医疗设备的检查，甚至在病情已确定的情况下，仍然建议患者做这些检查。另一方面，来自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在传统的按服务付费制度的情况下，医疗服务提供方因为其提供服务越多，得到的收益就会越大，医生的收入与其提供服务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好处往往鼓励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过多的或昂贵的医疗服务，从而诱发了需求。并且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时，在利益驱动下，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等就成了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通过更换不同剂量的药品，提高用药档次，将过去价廉、疗效高、实用的药品变为价格昂贵的药品。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服务领域的“萨伊定律”：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4]

（三）医疗卫生体制造成的道德风险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医疗卫生体制，也使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道德风险更具有复杂性。实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对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不创造经济效益，为减少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而把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产业化，许多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点和结果是：（1）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医疗服务机构）在“交易”过程中的感觉是“免费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尽管医疗费用在交易过程中金额可能很大，但他们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面临着“零”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并没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结果必将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这两个委托人共同的人，在这复杂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疗机构、保险机构、患者三方之间信息不通畅，加之健康的标准和治疗的效果与其他服务相比很难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这个标准就难以写进合同之中，更何况一种疾病存在着多种治疗方案，不同个体之间在体质上也存在差异，采取哪一种为最佳就更难以明文规定了。由于医、保、患三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医务人员和投保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保险机构。[5]

2、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对卫生资源的配置过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在医疗上，而不是公共卫生和广大农村基层，造成了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受市场经济作用的影响，卫生资源的重复配置所形成的闲置和浪费，加上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的改造、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所引发的诱导需求等因素。[6]

表1卫生总费用

年份卫生总费用(亿元)卫生总费用构成(%)城乡卫生费用(亿元)卫生总费用占GDP%

合计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城市农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25790.03908.511539.383342.1415.726.657.73448.242341.795.51

20036584.101116.941788.503678.6617.027.255.84150.322433.785.62

注：①本表系调整后的测算数；②按当年价格计算；③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不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数据来源：卫生部《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1998年则上升为4.7%，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的短短5年，上升到了5.62%（见表1）。卫生总费用的筹资渠道不外乎三种：即政府、社会和家庭。政府财政预算中用于卫生的总费用在全国的卫生费用支出中所占比重从1982年最高时38.9%下降到2000年最低时的15.5%。家庭筹资却从1978年20.4%上升为2001年60.0%，并且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地大幅度减少，个人支出自然大幅度增加。最后都表现为个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国家相对减少对卫生事业的投资和拨款，又对集资加以限制，鼓励卫生医疗机构广开财源，提高效益，采取的措施是把医药费收入与医院利益挂钩，把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这一切都具有促使卫生保健系统进入市场，或使其逐步适应商品化的倾向。医疗机构对资源的利用极不合理，存在极大的浪费。

3、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太窄。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非常低（见表2），承保范围和水平也有很大的不足。新实行的基本医疗保险也没有为职工家属和学生提供保障，在实际运作中更没有覆盖城镇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截至2003年底，基本医疗保险仅覆盖城镇职工人口的31.10%，其所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0.81%（不包括全国农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过窄，造成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药，一卡多用（医疗保险卡）等中国特有的风险问题。

表2我国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发展概况

年份参保职工人数(万人)离退休人员(万人)基金收入（亿元)基金支出（亿元）参保人数占城镇就业人口%参保人数占城镇总人口%

1994374.6025.703.202.902.011.17

1995702.6043.309.707.303.692.12

1996791.2064.5019.0016.203.972.29

19971588.90173.1022.9017.107.654.47

19981508.70369.0019.5015.606.984.51

19991509.40555.9024.5016.506.734.72

20002862.80924.20170.00124.5012.378.25

20015470.701815.20393.60244.1022.8515.16

20026925.802475.40607.80409.4027.9518.72

20037975.002927.00890.00654.0031.1020.81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汇总

4、医疗制度不完善具体表现为政府制定的“以药养医”政策，使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必须依靠销售药品实现自己的生存，并且还要从药品的销售中获利，医务人员的收入也与开出药品价值的多少相联系。医生的工资奖金与医院的经济收入挂钩，想方设法从病人身上创收就成了医生的本能选择。部分地区出现平时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身体出现不适需要住院，就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去参加医疗保险，出院后就停止缴费。也是制度上的缺陷。常宁市中医院的“经济管理方案”，就是一种“以药养医”政策的具体体现。这种制度的存在更促使医疗机构想方设法从患者身上创收，并且这种制度并未触犯现有的法律和政策。院方声称，经济管理方案符合《劳动法》第47条和国家三部委2000年31号文件，具有明确的政策法律依据。[7]这种“不给钱给政策”的方式已经成为主管部门纵容医院乱收费的通行方式。政府一味鼓励卫生行业去讲究经济效益，财政自给，这就相对地转移开了对“预防为主”政策的关注，因为预防和保健在经济上是不盈利的，因此出现了整个社会对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事业越来越不重视的倾向，从而给未来的健康和医疗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湖南等地几乎灭绝的血吸虫病又有复发抬头的迹象，就是忽视预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恶果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国家体制和政策造成的。

五、道德风险的防范以上分析了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其根源，道德风险给多方的利益带来了损失，是各方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制度约束软化而导致的一些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法规的社会现象。加强对道德风险的防范也是势在必行。如何防范道德风险自然应从其产生的根源着手。

（一）对被保险人的防范措施

1、适当提高医疗保险自负的比例。提高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可以鼓励参加保险的患者参与成本管理，监督医疗供方道德风险并防止其与医生合谋。但是，患者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处于劣势，医生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力远远强于患者，且患者的过度消费也必须通过医生的配合才能实现[8]。由此可见，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此种方法必须与其它方法配合使用。

2、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全民覆盖。当前，我国应取消二元社会，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搞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管治，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强化社会等级身份等歧视性的制度，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真正实现广覆盖。如果全社会中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的卫生医疗保健，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出现中国特有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用别人的医疗保险卡来冒名顶替的现象。国家应强制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均应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不允许“想保就保，不想保就不保”的现象。

3、提高全民的卫生保健意识。参加医疗保险后，参保人认为自己拥有保险，患病不需自己付医药费或只需支付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往往会放松对自己的卫生保健工作。针对此种情况，可以采取经医疗机构诊断，因患者吸烟、酗酒等不良卫生习惯等原因而直接引起的疾病提高自付比例或者拒保。而对很少患病的参保者则可采取降低自付比例、提供免费体检等方法作为一种奖励。鼓励大家加强自我保健，增强体质，减少疾病的发生。城市以社区、农村以村庄为单位，定期举办卫生保健知识讲座，提高人民的卫生保健意识。

（二）医疗服务机构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患双方的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现行的“以药养医”的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医务人员的个人收入与医务人员为医院创造的经济效益挂钩，也推动了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滋生和蔓延。

1、改革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部门。当前我国医疗机构的管理机关是各级卫生部门，而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者，没有对医疗机构的管理权，起不到监督作用。应对卫生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将医疗机构的管理权交给保险机构，卫生部门则监督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相互之间业务往来关系，对医疗机构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2、行使对医疗机构的检查权。医疗保险机构要定期对病人的付费单据对照病历、处方等进行核对检查。要建立和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的评审和鉴定制度。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企业和病人对医院服务质量、费用等有权进行监督，包括对不合理的医疗服务拒绝支付医药费，索取赔偿直至解除医疗保险合同。[9]也可以参照商业保险的做法，即在病人住院后的规定时间内，必须向医疗保险机构报案，否则，医疗费用将要被保险机构扣除一定的比例，医疗保险机构则应及时派人员到医院进行实地检查，予以核实。在患者治疗过程还应不定期进行巡查。

3、切断“以药养医”的渠道。政府及有关管理机构应该加大药品市场改革力度，一方面，加大医药产品生产结构的改革，规定医疗机构采取招标采购，提高采购的透明度避免众厂家竞相向医疗机构推销药品，暗地给付医生回扣，导致医药价格严重偏离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实行医药分离，即医生只拥有处方权，医院只提供诊疗服务，除备有急救所需药品外，不能直接向患者出售药品，患者凭医生的处方在定点药店购买药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医院和医生不直接涉及药品利益，可以有效地遏制医药费用的大量增加。

（三）改革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现存的许多医疗道德风险从表面上看是医院和患者两方造成的。笔者却认为，其实许多问题都是政府在体制上没有理顺，各职能部门没有负起应承担的责任而引起的。必须对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

1、改革药品生产和流通模式。药品由药品生产企业流通到消费者身上时，是通过层层加价的方式进行的。我国生产药品的企业有5千多家，存在药品生产企业重复建设多、规模小、水平低，竞争激烈，药品超额利润多数被药品经销商所赚取，企业在销售领域投入的经费过大，销售成本过高，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对现有的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兼并，减少企业数量，提高规模生产能力。药品营销企业更有1万7千多家，同样存在小而多的现象，相互之间为生存，不断进行着恶性的竞争，经销商为了使自己的药品及医疗器械能推销出去，采取给医生药品回扣、对招标方或医疗机构的人员进行商业贿赂等方式，成为医疗界的一个毒瘤。可以实行由药品生产企业直接参与投标，减少中间环节。也可以采取药店直接由医疗保险机构经营，药品生产企业只需要通过竞标的方式与社会医疗保险定点药店之间产生业务往来，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将事后按服务项目后付制改为按病种预付制。按病种预付制，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性别、住院天数、临床诊断、病症、手术、疾病严惩程度等因素，将病人归入不同组，每个分组都代表具有相似病症和适用相似治疗方案的病例。再根据疾病轻重程度及有无合并症、并发症等将每组分为若干级，对每一组及其不同级别都制定相应的支付标准。[10]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按病种预付制强化了医院降低成本的动机，使医疗服务提供者承担了部分医疗成本风险，同时考虑不同病种和不同医院的级别，议定各项服务的合理收费标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实施按病种定额预付制后，在促进医院努力提高医疗服务的有效性、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按病种预付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竭力推荐的一种支付方式。

3、提高国家在卫生费用方面的投入。尽管卫生费用的总额增长较快，但卫生事业本身的发展却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且这种增长是在国家投入不断减少，个人支出不断增长，个人在卫生费用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实现的。只要多数百姓自费就医，看病贵就永远是制度难解之痛；只要多数医院还要直接向病人赚取维持运转的费用，看病贵就是社会挥之不去的阴霾。不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医疗卫生筹资机制，不从分配制度上兑现宪法的承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提高国家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是根本。

4、加强疾病的预防和保健工作。国家对预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忽视，也体现了这种重眼前而忽视长远的社会哲学。今天忽视了对慢性病发生和扩散的主要危险因素的预防，如吸烟、高血压、食物构成、环境污染等，今后将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更何况健康方面的损失具有不可逆性。世界银行1992年的一个研究报告预测，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健康及政策状况发展下去，卫生健康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由今天的3.4%增长到2030年的24%。如果是加强预防，提高现有的医学水平和服务效率，这个比例到2030年则可以保持在10%左右；而仅仅是预防本身就可以把这个比例降低15%。可见预防对整个国民经济是一种效益极高的投资，它对中国未来的健康卫生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建议将基层的卫生医疗机构改为保健康复机构，为本社区的居民提供医疗保健及预防知识。

六、结语本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进一步老龄化，对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双重的压力。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仍然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与公平性差等问题，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应对经济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是更加有效和充分地提高医疗服务资源利用的效率，同时强化政府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后医疗保障等方面所肩负的职责。表面上看，患者、医疗机构存在的道德风险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与政策体制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只有国家改变认识，改革目前的医疗制度，才能改变目前的状况。不管是从社会效益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国家都应该更加重视医疗保健事业，应该把预防疾病和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用法律的形式变成国家行政和财政支出固定的一部分。预防为主，免除后患。曾被联合国称赞的初级卫生保健网和公共卫生网是中国的长处，是中国能在短期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法宝，应该保持和发扬。应该使公共卫生事业制度化、规范化、群众化。当前，我国医疗保健的重点已不再是流行病和急性病，而是预防和治疗慢性病；不再仅仅是妇幼保健问题，而是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不再仅仅是饮食和水的卫生问题，而是综合的环境污染和生活方式变迁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健康是人类共同美好的追求，每一名患者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治疗的权利，医疗卫生服务不论从经济，还是从医疗的角度，均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国家理应实现全民医保，不要再让“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只是一句口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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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代志明、周浩杰：“试论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防范”，《卫生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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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曼：“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约束机制与道德风险规避”，《财贸经济》，2003年第2期，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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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凯峰、王小平、张越、林世昌：“现行医疗保险制度的缺失及对策”，《中国卫生经济》，2005年第6期，第11页。

[7]莫林浩：“收入不如门卫，医生良心的逆淘汰”，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27日。

[8]史文璧、黄丞：“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风险控制”，《经济问题探索》，2005第2期，第62页。

篇10

摘要：本文就审计人员道德风险控制进行研究。

关键词 ：审计人员；道德风险；控制研究

一、审计人员道德风险概述

（一）道德风险的含义

道德风险的概念源于经济活动，人们在探讨保险合同时提出这一概念。理论上这样界定道德风险，认为道德风险是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为了保证或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做出的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由于当事人在经济活动中抱持着机会主义的侥幸心理做出损人利己的行为，使得经济活动风险加大的情况。从委托—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道德风险是指签订契约的双方（即人甲方，委托人乙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签订契约时甲方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做出契约的乙方无法监测的隐秘行为，保护或扩大甲方利益而造成乙方的损失。

（二）审计人员道德风险的特征

①内生性特征，当经济行为者在计算成本和收益时便形成了风险的雏形。②损人利己特征，风险制造者因比风险承担者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而得到利益，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③牵引性特征，风险制造者基本上都是因利益诱惑，所以都是以利益为主要目的。

二、审计人员道德风险的表现

（一）审计人员道德风险在较低法律制约下所导致问题的表现

在我国，很多审计人员出错也会因法律约束机制不强、监管不力以及民事赔偿机制欠完善而不被发现，因此被起诉的概率也非常低，即便被发现和起诉，但也通常只是行政处罚，赔偿概率和赔偿金额极低，几乎对事务所及审计师没有任何影响，更谈不上威慑作用。长此以往，便可能因为低风险而引发新的道德风险。

（二）审计人员道德风险在会计师事务所的交易中所产生问题的表现

①会计师事务所与外部委托人之间的道德风险。对于审计人员来说，其职责应该是接受被审计单位的委托而对其会计报表给予正确的审计意见。但是他们却发表不实或错误的审计意见，给公众极大欺骗。②合伙人之间的道德风险。在道德上，合伙人之间应该诚信、忠诚。可是往往由于此项义务没有被履行而导致执业质量大大降低。

（三）审计人员道德风险在审计人员工作中所产生问题的表现

①审计人员工作不负责任，消极，不认真。②审计人员对审计结果瞒报、截留。③审计人员工作中虚报信息，推卸责任。④审计人员工作中不遵守原则，徇私舞弊。

三、审计人员道德风险的化解途径

（一）构建操作性强的审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如果要建立操作性强的职业道德规范，就要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是明确审计的理想行为，也就是审计人员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包括独立、责任以及技术标准等等，此行为不强制，但要提倡。第二是明确审计人员的行为，也就是审计人员在工作中的最低标准，如果违反守则将会受到处罚，所以其具有强制性。第三是详解具体行为，针对审计人员某一具体规定提出问题而进行解答，虽然其不属于强制性的，可是如果违背需要给出合理理由。第四是判定职业道德，也就是注册会计师协会相关的部分对职业道德中出现的情况进行裁定，为避免类似问题再发生而起到借鉴作用。另外，在审计法规中要明确最基本且重要的道德要求，即要高度注重法律的道义基础；再者，还要把“审计法治”与“审计德治”相融合，把遵纪守法为审计的最基本道义要求，以此建立和实现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审计职业道德体系。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树立牢固的自律意识

审计人员要想高效的履行职能，就必须知识面广，技能高超，政治素质过硬。所以在对审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上要予以加强，建设一支优秀的审计队伍，使审计人员有自我约束力和客观公正的工作作风，坚持原则，充分发挥审计的威慑力，让审计的监督作用得到最大发挥。

（三）建立管理当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人员的披露制度

在与管理当局的博弈中，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人员的变更是管理当局面对的最大威胁。所以需要建立相关的变更披露制度，使得相关利益当事人可以自行决策。我国的证监会虽然已有此项披露制度，但因为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实施，在此建议以其它发展相对较完善的国家为参照，规范我国的变更披露制度，详细说明所要变更的事项、原因和存在的问题等。让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的变更情况，发现背后可能隐藏的问题，使投资者提高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认识。

（四）尽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积极推进会计师事务所向有限合伙制转变

因为合伙制，所以审计师可能会承担连带责任，对其来说无疑是增加了道德风险成本，很可能会无错受罚。所以可以建立有限责任合伙制避免此类问题，即会计师事务所以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各合伙人对个人执业行为承担无限责任。对于不同的赔偿情况，有限责任制事务所可有不同的分配：如果是经营管理过错造成的情况，那每个合伙人都以各自的财产对事务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果是某一合伙人原因造成的情况，那么相应的无限连带责任由该合伙人个人承担，其余合伙人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只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可。

（五）健全和完善行业自律，大力加强行业内部监督

不管多严厉的行业自律也是存在道德风险的，安达信在安然审计失败便是典型的案例。与此同时，检查力度也要加强，对出现违章的事务所和注册审计师要给予严厉惩处，决不姑息；在行业内部，可以互查同业执业质量，一方面可以掌握执行审计准则的一系列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质量控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我国已出台了《质量控制准则》、《独立审计准则》两项准则，所有事务所都应严格遵守，认真履行审计工作底稿二级复核制和事务所的全面质量控制、审计项目质量控制程序。

（六）建立相应的审计道德激励机制

完善的激励机制可以让注册会计师不仅可以在物质上得到满足，也可以在精神上获得鼓舞，让会计师意识到要想获得认可，实现经济价值的增加，有好的发展前景，就必须有高的道德水准，注重高质量的审计报告；与之相反的，如果审计报告质量低，势必会减少价值，使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而浪费。只有高质量的审计报告，社会才会愿意买单，支付相应的报酬，从而审计师才会有机会获得良好的声誉，得到更多的审计收益。

目前，我国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审计职业界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有待加强，但随着国家规范的加强，公众监督力度的加大，审计理论界的广泛探讨以及社会的大力宣传，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审计人员能够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做出高水准的工作，真止做到以质量求信誉，以信誉求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