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文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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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可谓是十分悠久，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里，有些数以万计的文明财富。其中文学是其中一种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宝贵财产。老祖先们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时事的看法都写入书中，尽管载体不尽相同，但都能从中看出老祖先的无穷智慧。

说到古代文学不得不提就是文言文了，这种简单又意味深长的文字实在是太有魅力了，也难怪即使是使用白话文的今天也依然要学习文言文。这种文字时常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都可以描绘出一副充满想象力的画卷。例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仅仅是两句话就把瀑布的雄伟壮丽描写得淋漓尽致。

古代文学中除了诗歌以外还有小说，例如古典文学的巅峰四大名著，即有纪实也有想象，还有着对政治军事的启发。至今仍然被后人所顶礼膜拜。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古代文学，继承好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努力把它们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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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了解文献的整体脉络，引入目录研究。开始研究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应该对文献建立一个整体情况的了解、概述体系，掌握某一本书的流传情况和书写情况以及主要内容，作为开始研究的敲门砖，广大学者要有一定的目录学基础。古代文学研究需要的文献内容分散在各类书籍当中，如果将文献进行重新的整理，工作量巨大，也会占用很多时间。目录学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中的指示学科，是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指路明灯”，能够有效提高古代文学研究的效率，对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本好的目录学作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整理一本书创作的年代、背景、内容、流传情况以及作者的生平、经历、主要写作思想等基本知识，还能够让我们判断出一本书的真实情况，提供新的材料并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还能直接关系到鉴赏批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帮助研究者在众多书海中筛选出有研究价值的作品，让我们的研究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文献，特别是古籍文献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刻本或者抄本，在内容上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变化，改串、错版的情况屡屡发生，但在流传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一本好的目录学作品，还能够帮助我们筛选优秀的文献作品。

1.2增加质疑的意识。对待文献要有正确的选择态度，就文献本身而言，它只是参考资料的一种，文献考据也只是研究中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学问。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多源自一代一代的流传保存，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伪造、篡改的情况发生，例如被世人称为“诗仙”唐代诗人李白在去世之前并没有将平生创作的诗作固定成集，很多都是后人整理结集而成，元稹等李白后代名家都曾受到委托进行编撰李白诗集，在清朝编订的《全唐诗》纳入李白名下的作品也有数集，其中真伪需要结合李白当时的创作风格、创作心情等慢慢敲定。而在明朝对古书的篡改更是广为人知。古书文献中的一字之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没有可靠的文献版本进行参考，将让古代文学的研究进入歧途。因此，在研究中参考的古典文集一定要时刻怀有质疑的意识，有判断真伪的能力，特别是现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很多从网络而来的文献信息也存在纰漏，需要广大研究学者活取活用，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工作，为后人留下可靠的文献信息。

1.3对文献的准确解读。文献中的注释是对文章中内容的进一步解释，一旦发生偏差将会影响整篇文章的分析，即使是文献中的一个标点，对原作也会产生影响，标点的错误不仅影响断句，特别是书名、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也要严格遵守标点要求。为了提高古代文学研究的准确性，必须对文献文本资料进行正确的解读，要有精准的注释内容、标点符号等，通过校对完成文学准确性的把关。校对过程就是寻求文献全貌的过程，根据创作的环境、作者的境况进行整理，把一本书不同的版本和相关的文献进行比较、筛选，校正对错，尽全力整理出最接近原稿的版本。如果研究者参考的文献与原稿相距甚远的版本，在注释和标点等方面存在出入，那么得到研究的结论也必然远离原作的本意。因此，我们必须对文献进行精准的解读和校对。2.4重视文献学的历史地位。将文献学方法引入到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存在的真实人物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有着特殊的历史时代，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历史无法重演，凭空臆造的不是对文学的研究。因此，只能借助历史留下来的文献作品帮助研究，只有重视文献学的作用，肯定它的历史地位，在思想上转变对文献的认识，将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2、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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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中与婚恋相关的作品，如《诗经•关雎》《上邪》等，让学生懂得爱情、婚姻是人类永恒的文学母题，是美好的情感，在谈论该类话题时无需隐晦、回避。教师可以让学生了解当今大学校园恋爱现状：67%的大学生谈过或正在谈恋爱，82.6%的人认为大学生可以谈恋爱，51%的学生认为大学生谈恋爱利大于弊。当大学生面临感情问题时，教师不能一味地堵、禁，而要耐心与学生沟通，引导他们认知爱的能力和责任。在品读不同作品时，让学生讨论自身及当今大学生的婚恋观，让学生敢于在课堂上畅所欲言，表达真实心声。

二、了解不同的婚恋动机、婚恋类型及其利弊

结合古代文学中的婚恋主题作品，如《诗经•氓》《西厢记》等，让学生分析、总结、评价历代不同的婚恋动机及不同的婚恋生活。在分析古代婚恋观的同时，结合当今大学生的婚恋动机，如：生理需要、排遣寂寞、排解孤独、寻求刺激、好奇、从众等，在众多的婚恋动机中让学生分析其利弊，在讨论中让学生明晰正确的动机并及时修正可能出现的不太正确的恋爱动机。在充分了解恋爱动机的基础上，让学生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归纳不同的婚恋类型，并结合当今大学生所预想的婚恋类型，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门当户对”“夫荣妻贵“”三从四德”等与当下的功利型婚恋观结合起来讨论。调查显示，当代男大学生婚恋过程中的功利化色彩也越来越明显，交往对象的经济状况和家庭背景往往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67.8%的男大学生希望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作为恋爱对象。不少人认为“：被爱者”只是“爱者”满足物欲的工具，“爱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和虚荣心。诚然，财富、地位和学历等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发展状况，在爱情选择中适当考虑是合乎情理的，但如果纯粹为了满足自己的功利要求，而把这些条件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就会使爱情成为一种利用和交易。

三、在解读婚恋作品时针对社会上相关婚恋事件进行评析

在解读古代文学中的婚恋题材作品如《牡丹亭》《红楼梦》等时，分析其社会因素及其对后世婚恋观的影响，结合当今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让学生分析其中存在的媚俗、庸俗、低俗、拜金主义爱情观。在针对具体实例的分析中，引导学生明白哪些是低俗的，哪些是高尚的，并探讨面对社会上的拜金爱情、“外貌协会”、爱情即性等观念时的应对策略。

四、分析错误婚恋观的危害

在古代文学婚恋题材作品如《诗经•谷风》《长生殿》《孔雀东南飞》等的教学中，让学生分析不同婚恋观的利弊，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错误婚恋观导致的人间悲剧，如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方面分析错误婚恋观的危害：对个人而言，如果处理好爱情，可促使恋爱双方奋发向上，不断进步，如处理不当，则容易沉溺其中，影响正常生活、学习，甚至从此萎靡不振；对家庭而言，因为感情不顺自暴自弃，并因此伤害自己及他人的家庭；对学校而言，部分大学生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接吻等，影响校园正常秩序；对社会而言，因感情受挫而引发的大学生自杀、报复等恶性案件数量正呈上升趋势。

五、在正确婚恋观引导下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观

在古代文学婚恋题材作品如《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金瓶梅》等的教学中，让学生分析不同时代的观，并讨论古代观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以便正确应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和网络文化的泛滥。我国大学生虽然接受了十多年的教育，但受过性教育的极少，有些学生在与异往过程中容易出现越轨和其他不当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不能很好地认识，对行为产生的后果也没有能力解决，从而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和障碍。大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性关系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有调查表明，74%的人认为婚前是不合适的，但55%的人却认为只要双方自愿，婚前无所谓。这表明大部分人对婚前是持保守态度的，但性解放、性自由等观念已得到一部分大学生的认可。鉴于此，需在大一学生中增设性健康及性道德教育相关课程，充分利用学校网络资源，积极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和性健康咨询服务，帮助大学生端正态度，调节学生因恋爱受挫而引起的心理冲突和心理失衡，从而培养其健全的人格。

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并及时评估、调整自身的婚恋行为

在充分认识婚恋动机、婚恋类型及各种婚恋类型利弊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并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婚恋行为进行自主的、及时的、客观的评估与调控，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婚恋观。

七、配合学校其他教育途径做好课后跟进引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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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压力与学习无用的困境

即便是重点、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都很困难，何况是三本的学生，他们在择业时往往受到歧视。而很多三本的学生在进校时之所以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多数是被调剂过来的，他们为了能读一个本科，很无奈地被迫选择了这个专业。因此他们多数对此专业并不感兴趣，语文功底也比较差。很多学生认为“：学习古代文学远不如学习法律、经济管理、财务会计、公关营销等课程实在而更能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导向，多背几首唐诗或宋词也远远不如多熟悉掌握几条计算机命令更能获取就业择业机会。”[3]因此他们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各种考证与社团、社会实践活动上，这样可以增加他们在就业中的筹码。因此，对很多学生来说，学习古代文学就是钻故纸堆，坐冷板凳，对以后的就业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在市场经济社会下，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压力下，学生心浮气躁，学习日趋功利化，许多传统学科面临尴尬的处境，而古代文学更甚。当然，要改变这种思想观念，并不能仅仅靠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时，对课堂教学实践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初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针对本门课程的特殊性，指导学生如何预习教材，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课堂上激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提高其兴趣。课后要求学生主动进行延伸学习，加深对课程的理解。课前预习的指导与探索针对当前古代文学课时量缩短，课程教学内容丰富，三本学生专业基础相对较差等，积极指导学生进行课前有效预习，这是保证课堂教学效率的前提。在每一次课后都布置学生预习下次课的相关内容，包括文学史的通读、作品选的阅读背诵、资料的查找等等。为了克服三本学生的自制力差、不能按时完成预习任务等，积极督促学生的预习，并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如每次课前抽查个别学生背诵经典作品的情况，上课时通过提问、讨论等进行检查预习情况，并把这些作为平时成绩纳入期末综合考核中。实践证明，这样能有效地督促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背诵经典作品，为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打好了基础。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实践课堂教学最主要、最常见的教学方法就是讲授法，如何讲授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值得探讨，笔者近年来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与文献资料辅助法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堂教学效率。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推广，课堂教学采取多媒体辅助已经很平常。它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可以借助直观形象的画面、声音、视觉艺术来生动地展现教学内容，还可以创设一定的情境来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比如古典诗词中的意境比较抽象，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出来，更好地促进学生去体悟理解。古典文学牵涉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史书的记载、前人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一些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可以通过PPT展示出来。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免去学生忙于记笔记而忽略听课，教师可以把每次上课前所需的文献资料、作品补充、每一章的精读与阅读篇目、思考练习、推荐阅读书目等，提前给学生打印复印，人手一份，这样在课堂上需要引用到某一文献资料或补充作品时就非常方便，也为学生课后预习、复习提供了资料。另外，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研讨式[4]、启发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演讲辩论法、参与表演法、研究性教学法、分类教学法[5]等，通过互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课外学习的指导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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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大背景下，应该重视对古代文学传统课程改革，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的现状、阐释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并拟从课程理论、培养创新型人才、尝试MOOC化教学等三方面探讨改革举措。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课程理论;MOOC教学

一、当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现状

1．重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而缺乏课程改革理念和目标

现阶段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应用方面许多都是专注于探讨教学方法手段上的改革。长期以来讲授法主导着古代文学的课堂，确实对学生整体把握知识和系统化学习有帮助，但单一和过度地使用容易导致课程变得枯燥反而会影响学习效果。而学者们已认识到单一讲授法的不足，认为教学方法应该多元化和灵活化，很多高校已经在践行各种教学法并取得一定效果。例如，普遍地使用多媒体教学，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以声光画形式感染学生，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提高了课程综合感染力;另外，情境体验法、任务法、阅读法以及多种教学法结合等实践尝试也取得一定的教学效果。但在古代文学课上，许多教师也采取了一些手段，却不知如何着手，也没有太多地去做理论探究，即“怎么做和为什么”，因此，教师对课程理论研究的欠缺势必影响了课程改革的深度拓展。

2．缩减课程理论学时，注重实训技能的培养，但缺少具体的实训手段

随着大学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的课时被不断缩减。原来古代文学课程一般设为两年四个学期完成，它的总学时约为300～320学时，而每学期约是72～80学时。据了解很多大学已把这门课总学时压缩到230～260学时，每学期课时由72学时缩减到58～68学时不等，甚至可能还会缩减。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训技能，不少大学还把部分理论学时转为实践学时，给学生增加了约2～4的实践学时。从业教师虽然知道实训技能培养的重要性，但是具体怎么去做就很模糊，而且课程本身实践性也不强，教师往往用观看影片来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以说实训技能培养效果不佳。

3．重视作品文本学习，强化国学经典诵读，但实施效果不佳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主要是学习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作品，但在长期教学过程中呈现出偏重文学史的理论学习而忽视对具体作品分析的倾向。目前古代文学课程已经逐渐开始向文本分析倾斜，甚至加重作品学习在课程中占有的比例。各高校也纷纷成立国学院或设立基地以开展国学教育，尤其是重视国学经典作品的诵读。例如，围绕着国学经典作品，大学开展阅读主题活动或让任课教师列出必读书目，将结果记入平时成绩，以此来鼓励督促学生阅读和传播经典文化。从实施情况来看，学生对古代作品文本的学习有所改善，比如唐宋诗词诵读实践已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一些学生阅读主动性不强，为了检查和平时成绩应付了事，笔记报告抄袭现象比较严重，这就导致有些作品的阅读还是流于形式，实行效果一般。

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

1．是解决存在问题，优化课程实效的需要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是探讨教学方法手段方面的改革较多而忽视课程理念的研究。第二是课程的学习观念以及人才培养目标滞后迫切需要转变。第三是课程改革的有些举措的确有效果，但尚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课程实效。如，在课时减少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古代文学课学时减少和教学内容繁多的矛盾。另外，有人提倡古代文学课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但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还有人提倡古代文学课实行MOOC教学，当前我国的一些重点大学部分课程已纷纷加入MOOC平台开始实行MOOC教学，但普通大学则较少加入。

2．是适应社会变革发展，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世界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高等教育质量竞争可以说是未来综合国力竞争，高等教育改革也就成了全球关注的热点，而课程改革更是高教改革的重点，因此为适应社会发展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古代文学课程也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增强课程竞争力。“世界某些发达国家大学课程改革的趋势主要是通才教育、学科整合、探究式学习、课程模式四方面”［1］，而我国现正经历着发达国家经历过的课程改革，大学课程改革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如，高校压缩课时和增加课程门数的做法就体现了通才教育和学科综合化倾向。另外，科技的进步也使人类以前一些悬疑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样一来课程内容就需要相应地变化。

3．是传承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需要

中国古代文学蕴含深刻的人生体验、哲学智慧和具有天然的教化功能。为了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国民修养，当今社会需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文化熏陶。因为它承载着中华优秀古代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开启民智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作用。可惜之前这门课程没能发挥其在国民教育中的应有作用，而随着社会不文明行为的增加，课程也需要由知识教育变为道德教育与综合素质教育。

三、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进一步改革的措施

1．强化课程理论研究，指导课程改革

教师应该重视课程理论研究，因为它往往直接关系着课程的改革方向。为指导古代文学课程建设，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底蕴，更需要研究课程理论以便开展前瞻性的探索。如，一直以来课程建设中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手段等都来源于现代课程理论中的泰勒原理。泰勒原理提出了课程开发的4个基本问题即确定教育目标、选择教育经验、组织教育经验、评价教育经验等，认可教师的权威性和强调课程对教育目的的实现程度以及用量化方式评价课程结果，这适应了当时社会条件和外部环境，有一定合理性和研究价值。而近年来多尔在《后现代课程观》提出“4R”课程理论，即“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和“严密性”，他强调课程的开放性、参与性、反思性和师生平等性以及反对定量的评价。他书中指出现代课程体系有不利于学生的自由探索与创造性学习和压抑学生个性的缺陷。当前学者在课程改革中提出的“以学生为本”、“开放式教学”、多元化成绩评价和“过程教学”等都基于多尔的“4R”理论的影响。

2．构建新型学习观，深化课程改革

世界各大学都很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而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新型学习观的树立，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要深化课程改革有必要构建新型学习观。新型学习观指的是探究式学习观，它在课程中主要体现在阐释和审美方式的运用，同时注重学习对象的反思和体悟，课堂表现为学生负责查找使用资料来分析解决问题和教师做适当点评。探究式学习有课堂讨论、小组讨论、大学生课题项目、顶点课程和研讨班课程等形式，把课堂变成是基于问题的学习，使大学生能主动去学习、实践和应用。探究式学习现已成为国外一些大学课程教学的重要方式。博伊本科教育委员会提出，“在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确定一种新的学习观———以研究为基础的学习。对于本科生而言，学习是基于导师指导下的发现而非信息的传递……要把视学生为知识接受者的教育文化转变为视学生为知识探究者的学习文化。博伊报告建议是:一年级学生应参加为其开设的研讨班，进行大量的写作练习，开展合作学习，新生的教学计划应该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和研究性。至于中高年级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则把研究与实习结合进来，或参与教师项目研究。”［2］

3．尝试MOOC化教学，完善课程改革

MOOC是massiveopenonlinecourses的简称，它的中文翻译是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2012年美国顶尖大学陆续设立网络学习平台，在网上提供免费课程，给更多学生提供了系统学习的可能，这是MOOC的开始。2015到现在MOOC在中国发展很快也很受欢迎，加入它的大学和学生越来越多，但是它无强制的特质也导致了辍学率较高，不能完全替代课堂教学。为了探索课程改革和拓宽教学模式，普通大学可尝试课堂教学与MOOC结合。古代文学课程也可进行MOOC的教学实验，因为MOOC能实现更便捷地与其他学科交流和更迅速地了解学科前沿问题，能为古代文学课程改革输入了新理念、新资源、新操作空间，使各国学生成为世界顶级学府的学生并能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交流文化思想，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MOOC还符合多尔的后现代课程的理念，因为它使教师从单一的文学知识传授者变为导学者和助学者，更强调过程学习和培养学生的研究分析能力。当然，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的一些有效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国学经典诵读问题。除唐诗宋词外，大学生对古代小说戏曲的阅读基本是空白，多数人只看过影视剧像《史记》《三国演义》等。学生不爱阅读与功利的社会风气以及学生的自律性有关，但教师检查不严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为解决严格检查阅读和检查时间有限矛盾，大学可参考普通话机测办法让系统自动评分来节省了人力时间。又如，关于缩减课时后的古代文学课怎样完成丰富的教学内容问题，可采用课内学习和课外自学自由组合的方式解决。为解决古代文学课实训技能培养效果不佳问题，教师可围绕当今发生的实际问题与古人展开交流，从而进行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总之，为了能不断培养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综合性人才，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作者：梁红 黄儒敏 单位：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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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梁启超曾预言:“今世纪之中国,其波澜诡谲,五光十色,必更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试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被裹挟在世界历史文化的大潮中,既经历过失落与耻辱,也感受到辉煌与梦想。其间,承载着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没有停止国外传播的步伐。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多元共存理念被各国人民所认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与需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文学也因此显露出独特的光彩。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外汉学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批以研究中国文学为学术专长的汉学家脱颖而出,如美国的克里罗、海陶洱、柳无忌、刘若愚、弗兰柯尔、韩南、蒲安迪、倪豪士、宇文所安、孙康宜,英国的亚瑟·韦利,法国的侯思孟、桀溺、保尔·雅各布,德国的顾彬、卜松山、莫宜佳,前苏联及俄罗斯的艾德林、李福清,日本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玲木虎雄、小川环树、布目潮氵风、中村乔、铃木修次、前野直彬、川合康一、松浦友久、花房英树、小野郊一、左藤一郎、宇野直人、田仲一成,韩国的李锡浩、李章佑、洪寅杓、柳晟俊等。

作为异域语境中的“他者”,其多维度的研究、开阔的视域和通达的识见,既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增添和丰富,也是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的认定。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外传播、影响与研究,在过去百年中经历了由注重“四书五经”的译介到文学的影响比较、由文学观念的比较到立足于中国语境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史开展多向度、多层次研究的过程。在欧美,上世纪70年代前汉学家大多继承传教士汉学研究传统,主要是影响比较。70年代后,在英美新批评派文论和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掌舵人雷纳·韦勒克的文学研究思想的影响下,国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法和理论已如百花齐放,精彩纷呈。欧美学者注重以国际视域探讨中国文学所呈现的与西方同中有异的文化精神,积极阐释中国文学文本,识别中国文化身份,在比较中总结中国文学特点以及在世界文学谱系中的地位,推进了中国古代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例如,“诺顿文学书系”是西方世界权威的经典文学文集,列入该书系的由哈佛大学宇文所安编译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由耶鲁大学梅纳德·迈克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集》,精选和英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附有导言和相关研究文章,是西方世界研习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

这样中国文学就从民族的,变成世界的。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看,1970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学术界由以往的汉学传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哈佛大学教书的宇文所安(StephenOwen)等人可以说是在转变方向时产生出来的重要人物,他们立足中国文学的特定语境并融入自己的学术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②近10多年来,国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一批代表国外研究前沿的论著相继在国内翻译出版,仅以美国学者宇文所安为例,其重要论著《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韩愈和孟郊的诗歌》、《追忆》、《迷楼》、《中国文论:英译与批评》等均有中译本问世。由于网络的发达及大量国外论著的在国内的译介和发表,今天,较完整地梳理、评述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已具备了基础和条件。积极开展该领域的研究,不仅能及时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影响与研究成果,认识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中的方位,而且将推进学科研究的深入。

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民族的文学经典是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是识别民族身份的形象符号。中国学者对本民族文学有着真切而深入的认识,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母体文化内部来认识和解读文学,有着自我认证的机制。国外学者接受、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学,则是一种“他者”的视域。梳理“他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阐释,是为了拓展跨文化的辨证视域,这种视域有助于达成互识和互补,以丰富我们对本民族文学价值的认识。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所指出的:“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

就文学而言,赛义德所说的文化的“杂交”和“混成”,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的文学可以在跨国传播中互为关照和互为阐释;所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的文学既体现了本民族的艺术特色,又呈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下面两个事例就很耐人寻味。其一,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有个叫叶限的姑娘乖巧能干,深受父亲疼爱。父死后,却遭后母百般虐待。一日,叶限意外得到一条神奇的鱼,她细心喂养,却被后母偷吃,并把鱼骨埋在粪堆下。有一男子从天上下来,告诉叶限埋鱼骨处,嘱其捡来鱼骨藏于屋中,如此可获所需之物。叶限遵嘱藏鱼骨于屋中,后偷偷前去参加洞节盛会,不料被后母发现,慌乱中丢失一鞋,被洞人拾到献给陀汗国国王。国王命举国试穿此鞋,却无人合适。后终于找到叶限,国王遂娶其为皇后。詹姆斯在《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一书中认为,从故事类型上分析,一个女孩受虐待、她被迫从事卑贱艰苦的劳动、她遇到一位王子或王子得知她的美丽、由于她的鞋子而被王子识别、她和王子终成眷属,这些都是灰姑娘故事的基本情节。詹姆斯认为,灰姑娘故事的基本情节叶限故事都具备了。詹姆斯于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世界各地都有灰姑娘故事的异文,是阿拉伯故事影响了中国故事?亦或安南人故事影响了印度故事④?俄罗斯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名家李福清曾谈及自己的研究体会:“将中国的史料放在国际比较民间文学中,可以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和民族范围内揭示这些因素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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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传播的文学与文学的传播。从传播学的外延上说,文学传播学则是依照以传播内容划分出的特定传播种类,它是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对文学传播这一传播内容种类进行考察、描述、说明、归纳和揭示等研究的学科,是传播学学科的分支领域。作为新的学术领域,文学传播学的开创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工程,因为文学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多层面的构成:仅就文学自身而言,从国别上看,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从时间上分有古代文学和现代、当代文学;从表达方式上说有口头文学和文本文学;就文学题材说,则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面对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学传播学的创建工作应该先从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个科学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认识,曹萌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作为其文学传播学建设的奠基和突破点。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具体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结合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进行描述和说明。二是开拓与创新。文学传播是经过学术嫁接产生的新学科。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带有突出的开拓与创新性。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立场和视角对文学进行描述和说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为被传播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和非文学的信息以文学作为传播方式而被传播。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它又是开拓与创新。

    在上述理论思考和学术战略鼓励下,曹萌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入手,展开文学传播学学科的创建,因此,汇编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就成为这一学科开拓工作的先导性着作。在曹萌的主导下,他的研究生们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方法和理论系统,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和现象,划分为传播行为、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传播组织与制度、传播类型、传播思想、传播媒介、辅助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等类项,然后以这些类项为基本标准,在各类古代文献资料中进行甄别、发掘、钩稽,而后按时间排序加以编纂,就有了以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朝代为断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再对所汇编的资料加以特定的评点,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与评点》,该书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继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学传播学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着《中国古典小说名着传播研究》。该着作选取中国古代几部代表性小说名着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受过反复学术煎炒的作品,实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从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和扩散范围,以及传播类型给予提炼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学传播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篇8

古代文学课程渗透“德教”的可能性

当前，大学教育更注重知识教育，其次是能力培养，相对忽视人格、道德、品质的培养和教育。尽管现行大学制度下，进行德育教育的科目看似不少，但那种说教方式的教育往往起不到良好的效果，甚至反而引起学生反感，流于形式。德育教育有显性和隐性方式，显然潜移默化的隐性德育教育更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文学通过象征式的意象思维，更易于引发联想，更有美感，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是适合隐性德育教育的方式。德国哲学家希勒说“：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诗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4](118)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学课程，其形象性和审美性对人心灵的净化，对人的影响恰恰高度契合了德育教育的隐性形式。其经典作品往往是文学家生活经历、情感信念、生命体验、人文情怀等等的艺术外化。在观照、欣赏古代文学的过程中，在审美体验中，使人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自身的生命价值，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潜移默化地陶冶、升华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古代文学教育的优良传统。这种渗透不是靠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自然、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感染力，从而使德育教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目前，古代文学教学也遇到了困境，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断隔，重视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等都使古代文学有些边缘化。要摆脱古代文学之困境，最根本的还是抓住古代文学作为文学的人文性特点。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描写对象、接受对象是直接或间接的人，文学写出特定社会关系中人的命运，人的感情，人的个性，甚至人的灵魂。脱离了社会与人生，文学也就失去了她的艺术魅力。古代文学作品作为古人艺术思维的结晶，不仅仅具有艺术特质，更重要的是包含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有抓住了文学的这种本质，以古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引导感染学生，激发其学习兴趣，让古代文学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水平，同时实现学生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在笔者进行的教学调查中，有的学生写到：“学习古代文学……看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当我学习《诗经》的时候，看到劳动人民的淳朴和男女之情的纯洁。“”当我学习屈原时，我了解了那是一种怎样的无奈，那是一种如何在‘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时代生存的痛苦。当他投汨罗江时，那是一种如何的悲壮和惋惜。”可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德育教育是完全可行，且是有其特殊优势的。

古代文学“德教”的可操作性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德教”渗透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爱国主义，对国家及民族的深厚的情感，包括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等；集体主义，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传统美德，包括敬老孝亲、诚信守义、崇德修身、崇俭抑奢、社会公德等；意志品质，包括立志笃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好学不倦、勇对挫折等。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其可操作性主要体现于：首先，找渗透点。教师可以在备课时寻找渗透点。作家生平经历、经典作品都可作为寻找渗透点的目标。如上古神话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艰苦奋斗、抗争精神等结合；屈原与爱国主义联系，但要注意屈原的爱国与现在意义的爱国、爱国主义之间的差别；《论语》与为学、修身、立志、孝悌等；司马迁发愤著书与立志、励志等。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渗透点不宜太多，多则散，起不到好的效果；也可多点合一，如讲解屈原、陆游、辛弃疾等可与爱国情感结合。其次，深入讲解。教师要在教学中对所选中的德育渗透点深入讲解。如笔者在讲《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等上古神话时，便将女娲、大禹、神农等带有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与他们的斗争精神、超卓智慧、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结合起来；在讲宋濂《送东阳马生序》时，将诚实守信、克服困难坚持求学等品质教育融入其中，将教书与育人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中接受精神洗礼。再者，读诵鉴赏。古代文学是人文学科，体现了强烈的人文性，可以使学生们在审美的过程中逐渐被感动，受到教育。因而，让他们利用课外时间阅读、背诵、鉴赏是提高审美能力、潜移默化升华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中国古代士人特别讲求“立人”，讲究培养君子人格，讲究诗人需有诗心。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背诵、鉴赏古代文学作品时，努力投入到作品所呈现的艺术境界、精神境界中，努力摆脱物质欲望冲击下的浮躁、庸俗、功利之心，保持高雅的精神状态，寻求诗心，寻求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5](152)精神领域。面对世俗的纷扰，坚守自己的理想；在审美境界的熏染下，保持内心纯真美好，提升道德修养。最后，提高升华。即通过写出来、说出来达到进一步巩固的目的。“写”包括读后感、小作文、小论文等“；说”包括讨论、演讲、甚至试讲等。如有的学生在学完《鲧禹治水》神话后写到：“洪水神话反映了古代人民治理洪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执着信念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精神，以及斗争中所体现的人类智慧，至今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芒。”从质朴而坚定的语言中可以看出，学生借助想象的翅膀，遨游于穿越时空的审美诗意世界，深切地体会到古人生存奋斗的艰辛和精神力量的可贵，从而深受鼓舞，升华了情感，提高了精神境界。因而，在充满审美性、形象性、感染力的古代文学教学中进行德教是完全可操作的。

本文作者：水汶作者单位：铜仁学院

篇9

（一）镜鉴功能

“鉴”，即镜鉴，在儒家哲人看来，诗歌和音乐具有镜鉴，即认知反观功能，通过诗乐等文学作品可以了解风俗、考见政治得失，对此，先秦及汉代典籍都有论述。《汉书•艺文志》云：“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艺文志》这里将采诗的动机和功利目的讲得很清楚，即王者通过所采之诗观察了解风俗、考见政治得失，从而自行修补王政。此即“诗乐以为鉴”。对此，汉代的大经学家、思想家郑玄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论说。《诗谱序》云：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透过业已形成的诗歌即可有效地观政、鉴政———时王通过它可以考察政治得失，后王通过它可以认识兴衰之迹、引以为鉴，无论是自行察过、补过，还是为后王提供警戒，都说明了诗歌具有社会认识作用，是文学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

除了《诗谱序》，郑玄在笺《诗》以及答弟子问时也明确表达了“诗以为鉴”的思想，清晰指出诗歌具有社会认识功能。《郑志》载：“（玄）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这里，郑玄是从“《诗》以为用”的角度谈“风、小雅、大雅、颂”。郑玄以为，若王能“以《诗》为用”，从中找寻政治治理的成功经验，规避导致政治失败的教训，则王道兴；若不“以《诗》为用”，则会重蹈某些先王的覆辙，导致王道衰。此与《诗谱序》所云“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意义相同。郑玄此时之认识，诗不独通乎政教，且为君所遵循，君政的兴衰系乎《诗》之用否。由此可见，郑玄以为，诗具有镜鉴作用，《诗》之用完全可以视为王道兴衰的教科书。

（二）教化功能

在儒家学者看来，以诗乐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具有移风易俗、化育人心的功效，文学艺术既可使受众自身的文化修养得到提高，还可使他们的道德情操得到升华。无论是人伦教化，还是政治教化都可在文艺传播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对此，古代文论多有言及。《尚书•尧典》云：“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尧典》此文明确揭示，帝尧认为乐作为文学艺术，具有教育子弟的功效。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使胄子成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理想君子。与此相类，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不仅如此，在自身性情得到完善的同时，孔子还认为通过《诗》的学习可使“小子”提高伦理道德修养“，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事父重在“孝”，事君重在“忠”，孔子认为《诗》中广蕴忠、孝、节、悌、长、幼、尊、卑等人伦情思，因此，具有强烈的伦理教化功能。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后代许多文学家所接受。《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经解》此文揭示了《诗》、《乐》对人性情所起的不同教化作用：温柔敦厚是《诗》教所致，广博易良是《乐》教所致。“温柔敦厚”与“广博易良”均属人之性情，此即明确《诗》、《乐》均可以作用于民之性情，有效地“移民之性、化民之情”。此外，《诗大序》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葛洪之“夫文学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汤显祖之“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劝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都是文学作品具有伦理教化之功的典型言说。除了伦理范畴，儒家学者还认为，文学作品的教化之功还表现在政治范畴，即文学具有政治教化功能。《礼记•乐记》云：“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輯訛輥在《乐记》的作者看来，音乐不是下层人民休闲娱乐的精神产品，而是圣人治理人民的工具。圣人重视音乐，在于他们注意到音乐可以深刻地感动人，改变人们的心与性，改变风俗，使民心归于善，这样，圣人就可以垂手而天下治。《诗大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上以风化下”輰訛輥，《诗大序》作者形象的以风吹万物，喻示国君充分认同文学作品的政治教化之功，因此以“风诗”教化百姓，“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即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功能，管理一乡，管理一国。《汉书•礼乐志》云：“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其威仪足以充目，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论其数而法立。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飨，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听者无不虚己竦神，说而承流，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至于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应降。故《诗》曰：‘钟鼓喤喤，磬管将将，降福穰穰。’《书》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輱訛輥《礼乐志》明确揭示，音乐具有感神动物、移风易俗、趋人向善、弊补政教之功，故先王用以教化万民。“教化”多指以上化下，即通过在上位者的提倡及教育，春风润物般的化育人心，这是“教化”的首要之义。其实文学作品的化育之功，不仅仅局限于此。通过文学作品的描述，“劝善惩恶”，净化灵魂，也是化育人心的方式和途径。

（三）美刺功能

“美刺”是文学艺术的又一社会功能。“美”即称颂赞美，“刺”即讽刺批判。中国文论的“美刺”观，滥觞于先秦，成熟于汉代。汉代以降，代不绝书。在儒家学者看来，文学作品旨在经邦济世，因此对于美好的行为要加以赞美，对于丑恶的行为要进行讥刺，如此才可使确保国家兴旺，社会进步发展。文学作品的“美刺”功能早见于《诗经》。《诗经》中有些诗篇已明显表现出“颂”、“美”的意向。如：“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小雅•甫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崧高》）；“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雅•烝民》）。与“颂”、“美”相对，一些诗篇则鲜明的表现出“刺”、“讽”的指向。如：“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葛履》）“；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墓门》）；“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作此好歌，所极反侧。”《(小雅•何人斯》)“；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以上这些诗篇的作者，已通过这些诗句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作诗的最直接动因及目的就是“颂美”和“讽刺”，虽然于时还没有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提出文学具有“美刺”之功，但透过《诗》中这些蕴含着明显“美”、“刺”之旨的语句，显见，当时的诗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文学作品具有颂美、讥刺之功。作为我国早期文学艺术的代表，《诗经》中的“美”、“刺”观无疑成为后代“美刺”文论观的滥觞。

除了《诗经》“春秋三传”也多用“讥”、“贬”、“美”、“恶”等观点解经，分析《春秋》寓褒贬、明善恶的意蕴，揭示作者的“美”、“刺”主张。《诗经》及“春秋三传”明显揭示出其时的文学家、经学家已充分意识到了文学的“美”、“刺”功能，希望通过颂美、讥刺，充分发挥文学积极干预社会的功能，但“美刺”之说还未明确提出。到了汉代，经过《诗大序》，尤其是《诗谱序》，文学的“美刺”功能观正式确立并完善。《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又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又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輲訛輥《诗大序》的意思是说如果君主德胜化钧、政治成功，就会感动诗人，诗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写诗颂扬、赞美，并告于神明；如果人伦废弃，刑罚严厉、政事苛刻，诗人则会伤感理想人伦关系的破坏，哀叹政令苛毒，其情感必然表现出对执政集团的不满，进而，将自己的感情付诸歌咏以抒发内心的波澜。“以风其上”、“以风刺上”，即以委婉的诗性语言讽刺处在上位的统治者。“美盛德”“、以风其上”、“以风刺上”等论述，已经包含了“美刺”论的要素，缺少的是更为明确的理论概括与阐述。“美刺”思想完整的理论形态则历史地落在郑玄的身上。

《诗谱序》中郑玄明确地提出“美”、“刺”的诗歌主张：“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輳訛輥在郑玄的思想中，盛世与乱世、圣主与昏君，都会直接影响诗人、艺术家的感受，他们遂用诗乐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且用诗乐干政。他们的感情基调会有好恶、喜怒的不同，他们对君主，对社会现实会流露出不同的态度，于是在诗中或为“美”，或为“刺”。现实政治状况合于诗人的理想，或君主功德卓著，诗人即会由衷地赞美他的时代、他的君主。相反，现实政治混乱，君主肆意妄为，荒无度，诗人则会感时伤怀，进而以诗乐刺世，表达自己对时弊的针砭。《诗谱序》中，郑玄具体阐述了周诗中“颂美”之作产生的概况：从后稷播种百谷，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这是周部族世代勤政修德的发展进程。“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輴訛輥几代圣贤相继建德立功，所谓“有颂声兴焉”，就是诗人在作品中论其功，颂其德，顺其美。诗人生活在这样的盛世，面对圣贤之君，亲见其功德，便自然而然地产生颂美的冲动，文学的颂美之功由此得以彰显。

与之相对，《诗谱序》也阐述了“讥剌”之诗产生的必然：“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輵訛輥郑玄明确指出，“刺”诗产生的现实基础是“政教尤衰，周室大坏”。生存现实的满目疮痍，给予诗人情感以强烈的震撼，于是他们借文学的讥刺之功书写内心的情怀，“众国纷然，刺怨相寻”。郑玄将“美”诗、“刺”诗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同君主联系在一起，同诗人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善者美之，恶者刺之。文学作品的“美刺”功能观自此确立。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作家都充分发挥了文学的这一功能，创作了名垂千古的作品。如《陌上桑》赞美了罗敷的坚贞智慧、不慕富贵；元杂剧《赵氏孤儿》颂美了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用鲜血和生命所诠释的舍生取义、大忠大义；而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讽喻诗、唐宋家的散文、《儒林外史》等小说、《窦娥冤》等戏剧，则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的“刺世”功能。

二“、任性自然”与道家的文学功用观

中华文苑百花争荣。在儒家积极倡导文学要承担经邦纬国、教化人伦、美刺镜鉴、扬善惩恶等文学功用的同时，道家学者却从生命个体的角度提出了以个体价值为本位的、与儒家截然不同的文学功用观。道家学派认为，文艺作品的生成及创作，不负载任何外在的功用价值，文学创作完全是“任性自然”、“自适其适”之举。文学作品的功用即在于满足作家的个体需求，以作家之心宜为宗。道家的这一文学功用观与道家的哲学理念紧紧相关。在道家学者看来，文学创作是“任性自然”的结果。“任性自然”一方面是说文学因个体之性而生成，文学作品的内容及形式完全出于个体的审美观照；另一方面是说文学创作的目的或功用乃是为了满足个体本然之性。这一文学功用观源出道家“道生万物”和“以自然为宗”的哲学思想。“自适其适”早见于《庄子》。《庄子•大宗师》云：“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馀、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庄子•骈拇》云：“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僻也。”庄子认为，立身行事都要“自适其适”，反对“适人之适”。无论是文学创作之由，还是文学创作的内容和技巧，都应该是自身生命意识和性灵的书写，反对外部的事功，主张超然物外，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道家学者高度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讲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在此哲学观念的影响下，他们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个体的行为，认为文学的功用即在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视文学为“自适”、“自娱”、“自戏”的行为，超然于社会之外，否定文学的功利性和社会功能。这种文学观在社会意义方面显然不及儒家以社会价值为本位的文学观，但在充分认可个体的审美需求，彰显人的生命精神，展示人的本质力量等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三、古代文学功用价值论的当代转化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为满足一定需要而存在的。这种需要，既有社会需要，也有个体需要。需要的多层次、多类别即决定了文学功能的多样化。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中国古代作家，对于文学的功能存在“认识”、“镜鉴”、“教化”、“美刺”、“自娱”、“自适”等多种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或是站在社会价值的角度，或是站在个体价值的角度，或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或是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不一而足。而这种不一而足，恰恰反映了文学的本质。高尔基曾提出“文学即人学”，充分凸显了“以人为本”的学说。“以人为本”不仅意谓文学要以人为描写对象，更重要的是要以人为中心，全面关注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人在社会中生活，大千世界的繁复要求他必须正确认知周围的人、事、物，认识历史和现实，尤其“地球村”时代，要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认知功能”，扩大人们的见闻和视野，由此文学的认识功能不可或缺；人在社会中生活，不能事事历尽，事事皆通，也不可能事事皆顺，古训曾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因此，文学的镜鉴功能也少不得；人生活于世，无不希望身边充满关爱和温暖，希望被和谐幸福所包围，因此，赞扬歌颂好人好事，鞭挞斥责坏人坏事，是千百年来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因此，在建设富庶、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进程中，必须充分汲取文学教化论的有益因子，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提高人们的人伦道德修养。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切社会美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上述这些注重社会责任和伦理规范的、以社会价值为本位的文学功能观无疑应是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应有之义。与古代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论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一样，注重文学的“自适”、“娱情”，强调文学审美功能的理念，同样在中国特色文论体系建构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即在《乐论》中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此论一方面揭示了音乐（即文艺作品）具有使人快乐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从人性论的角度指出，人对于音乐（即文艺作品）的欣赏是自身情感的需要，是出于满足自身快乐的需要。既然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给创作者带来“春蚕吐丝”般的自适，同时给接受者带来轻松、愉悦，使作者和接受者双方都得到快乐的心理满足，那么文学所具有的审美、娱乐、乃至消费功能无疑也应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丰富性、多样性、个性是文学的生命。基于此，经典作家一直站在宏观的、全面的视角去看待文学的功能与价值。

篇10

    幻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意境,是中国艺术中别具神韵的审美境界,尤以那些想象神奇、意动九天的诗歌和小说幻境最为集中地阐发了幻境美学之特征。

    (一)非实冥空———意中之意、境中之境

    中国山水画讲究以幻悟真,以幻启真。苏轼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主张在幻境中体验生命的真谛。幻境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艺术家心灵境界的呈现,它所描绘的情境要么借鉴于神话,要么发自于内心,不受时空的障碍,创造出一种现实不能出现或不能实现的人生过程。这种“意境”体现得最多的就是诗歌和小说。王维虽然以“田园诗”名扬天下,但在他的着名诗篇《桃源行》中,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蓝本,描绘了一处诡奇、梦幻的世外桃源。最擅长以“象”化“境”的诗人当属“诗鬼”李贺,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说,李贺诗“盖《骚》之苗裔,辞或过之。”认为尽管李贺诗中不少意象,“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但“求其情状”,例如在看他的《浩歌》中扪心拷问“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又说“漏催水咽玉蟾蜍,卫娘发薄不胜梳。”诗中各种意象应接不暇,有的采自神话传说,有的采自历史故事,有的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诗人将所有意象作了打破时空秩序的“蒙太奇”式的组合。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梦幻艺术的又一典范,众多想象的意象,亦幻亦真,使整部作品处于一个如幻如梦的境界之中,用一种浪漫的近乎神秘的笔调展示出人世的苍桑巨变,显示了人生中美的东西被践踏、被毁灭的现实,展现了一出女性和人生的大悲剧。青埂峰下的顽石既是这人生悲剧里的见证人,也是参与者,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跛足道人、癞头和尚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借他们之口用一种荒诞的手法传达了对人生深邃的感悟和感叹,以及饱经富贵与浩劫之后的那种无可奈何的豁达。

    (二)即真即幻———行而无常、法而不空

    中国传统之儒家,在学术思想上讲“经”讲“常”,以为天不变则道不变;但在立身治国上,则纯粹是针对人生生活面,所以讲仁义礼智信,讲诚正修齐治平,而不谈生前,不论死后,既无天国信仰,也不相信有来世,唯一确实掌握者为其现前自身之生命。这种观念,使中国人成为纯粹的现世主义者。然而岁月无情,现在转瞬即化为过去,万岁赓替,虽圣贤亦然。求长生而长生不可得,求及时行乐纵情声色而乐往哀来。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伟大诗人屈原亦早有感叹: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曹子建的“天地终无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陶渊明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处处皆显示人生无常苦短之恸,故令霸气逼人的曹孟德亦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之慨。被列为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的《红楼梦》,根本上也就是透过贾府人物的兴亡盛衰,表现人生若梦、世事无常的道理,字里行间佛家思想流露无遗,曹雪芹在第五回即安排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事,警幻仙子显示金陵因果名册,演唱十二曲红楼梦,暗示出生命的虚幻无常,与命运前定的因果观念: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巳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众散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徼律;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述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三)不落有无———元而不盈、通透达心

    佛教东传以前,中国本土原也有类似思想,但却与佛家所云大相迳庭。大抵言之,儒家讲的是“天道福善祸”,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种将人事因果归之于天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往往令人有一种天威难测、捉摸不着的感觉,故而对儒家此种说法的确实性与周遍性,颇有商榷之余地。佛家之果报思想则不然,讲的是生死轮回、三世业报。生死乃人生之大事,生从问来?死归何处?大圣大智之若孔子者,对此问题,尚仅覆之以“未知生,焉知死?”遑论其余?而佛家轮回之说,非但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也为果报之说做了一圆满之答复,因为“命系于业,业起于人;人禀命以穷通,命随业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小说发展史上看出这种趋势: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用梦来表达他痛定思痛,不能消除的悔罪意识;用梦来承载他“千红一窟(哭)”、玉石俱焚的悲剧意识;用梦来寄托他怀金悼玉的泛爱意识,这三重意识,“构成了作者心灵广袤、深邃的、奥秘无穷的内宇宙”。

    二、幻境之说的原始生命观

    应该说,中国幻境之说或者说古代神话过早过多地被历史化,以屈原《离骚》中对于鲧描写为例,“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王逸注谓“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化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图》云“犁丘山有应龙者,龙之有翼也。……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此应龙与禹的密切关系印证鲧化为龙的神话。另外,《天问》谓“伯鲧腹禹”,这不是现代人理解的父子意义,甚至不仅仅是鲧的腹中生子的奇异,这是鲧的直接复活。不管是黄龙,亦或黄熊,还是禹,都是鲧的新生命。当然这些又非完全偶然:禹继承鲧治洪水的心愿和神力,龙与鲧初生时的称呼“白马”关联,《周礼?夏官庾人》记“马八尺曰龙”,天马化龙,也就十分自然的事了。后来的应龙更是在治水中频频现身,透出鲧义不容辞的治水热情。它们属于鲧的生命图腾,而这图腾不是简单的崇拜或是奇异的幻想,在原始生命观中,它们是“互渗”的。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写到“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的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

    中国神话中正包蕴着这种原始生命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轻易陷入神话历史化以后的许多“理性”解释而曲解神话的本意。如果说《离骚》中记载的神话仅仅是原始生命观的萌芽,那么明清小说则将这种原始生命观发展成熟。例如,《西游记》中一段“众僧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原由……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传说,都揭示了原始生命观中神秘的互渗律和生死循环、磨炼复生的信仰,然而平心而论,在《红楼梦》确实将这一思想诠释得最婉转曲折、深辟入里却又自然生动、逼真如实。例如在书中,通灵宝玉历此半生,再非初始“自悼自叹”的未用补天石,他与空空道人讲:“历来野史,或仙修君相,或贬人妻女,奸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滥,以至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竟不如我这半生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反映、继承、传递了古人朴素的原始生命观,而这些智慧的感受,灵性的领略,也不仅仅属于原始人,也属于整个人类的永恒的、共通的生命感受。

    三、幻境之说的哲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