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学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尊敬的先生们，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今天的参观路线是‘文学家故居’。”女导游的声音听起来单调乏味，一点儿激情也没有。

“可揽客的人说今天参观的是高档商场和豪华饭店哪！”坐在后排的一个嘴唇涂得鲜红的阿姨大声嚷嚷起来，声音刺耳。

“这是一回事儿，”女导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我真想砸了你们的汽车和你们那些作家，不过既然你说这两条路线是一回事儿，我就去看看。”那个阿姨又喊了一嗓子以后终于安静下来了。

“请大家往右看，”女导游又换上了那种单调乏味的声音，“那个胡同里挂着一块‘货币兑换处’的牌子，那块牌子稍往下一点儿有一块纪念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那栋房子里创作的中篇小说《穷人》。”

“他早就预感到了，汇率的动荡会让很多人变成穷人。”一个戴着小眼镜的女人对自己的女儿悄悄地说，“对了，现在的汇率是多少？”

“请大家不要分散注意力，”女导游又招呼大家说，“我们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往前看，右边有一个很鲜艳的、上面写着‘女士内衣’的牌子，顺着这个牌子往上看，你们就能看到一块纪念牌，我们的伟大作家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就是在那栋房子里与世长辞的。”

“那个老头儿实在是看不下去今天的女士内衣了。”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阿姨又评论道。

“沿着这个方向再往前走就是涅克拉索夫故居纪念馆，杜勃罗留波夫和帕纳耶夫都曾在那里居住过，大家往那儿看，那儿有个牌子，上面写着‘俄罗斯的阿拉斯加赌场’。”

“大概就是他们把阿拉斯加也输给美国人了。”车厢里有人嘁嘁嚓嚓。

“就是参观了这个赌场，涅克拉索夫才创作了《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那个戴眼镜的女人又对自己的女儿说。

“再往前看，左侧有一栋房子，墙上挂着一块纪念牌，谢尔盖・叶赛宁1918至 1920年曾在那里住过。你们看，那儿还挂着一块‘爵士乐俱乐部’的牌子。”

“肯定是那个可怜的诗人实在受不了每天夜里的爵士乐声才搬家的。”有个家伙一边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倒着“斯捷潘・拉济”牌啤酒一边说。

“请大家继续往前看，右侧，那儿挂着一块写着‘法国角’的牌子，那个牌子的角上有一块我们的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布罗德斯基的纪念牌，他创作了《我要到瓦西里耶夫岛去死……》。”

“他想去瓦西里耶夫岛死，最后却死在了美国，可为什么他的纪念牌却挂在了这儿，挂在了‘法国角’呢？”后排座位上的那个阿姨又问了。

“那栋房子是他用诺贝尔奖金建的吧？”喝啤酒那个小伙子来了兴趣。

“最后一次请大家注意，”女导游说，“前面，左侧，那儿有一家叫‘伟人’的商店。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格里鲍耶多夫曾在那栋房子里居住过。”

“他是个伟人？”那个戴眼镜的女人的女儿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从他穿60号衣服这个意义上说，是。”女导游无可奈何地回答。

“就是那个写‘我再也不到这里来啦’的格里鲍耶多夫吗？”那个小伙子又喊了一句。

“总之，那个时代的情绪您领悟得不错，”女导游打断他的话说，“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什么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穿女士内衣。”一个戴着头花的小女孩儿像做梦似的说。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这个城市十分爱戴作家和诗人，”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女导游接着说，“我们这儿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酒吧’，有‘格里博耶多夫饭店’，还有‘木木夜总会’……”

“那儿能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吗？”一个爱开玩笑的女人问。

“您大概能见到吧！”女导游耸耸肩说。

“斯捷潘・拉济的故居和他的卫生间纪念馆在哪儿？”那个喝啤酒的小伙子打了个嗝儿问。

“我建议您去‘文学家’酒吧看看，普希金曾造访过那里，”女导游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普希金纪念馆。”

篇2

2、可以参考遵循一万小时定律。美国两位知名作家提出了一万小时定律，核心讲述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为此学习或练习累计一万个小时，就可以成为此行业的专家。这个定律和生活阅历让人们相信，很多优秀和成功的人，都是不懈努力和坚持的人；

3、需要家人的支持和鼓励。当孩子希望成为一个天文学家时，家人需要帮助和支持孩子内心确定目标，去激发他的潜能，配合孩子实现每一个小目标；

4、明确目标。明确如何通过学习完成每一步的目标，从易到难，达到小目标，最后实现大目标。目标越具体明确，越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

篇3

[关键词]气候 物候 文学家 生命意识 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6-0152-07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不止一个人提到过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法国19世纪著名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在《论文学》一书里，在讲到“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地域差别时说：“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斯达尔夫人之后，法国另一位著名批评家丹纳（1828-1893）在《艺术哲学》一书里，除了一再强调“精神气候”（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提到过自然气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英国小说老是提到吃饭，最多情的女主角到第三卷末了已经喝过无数杯的茶，吃过无数块的牛油面包，夹肉面包和鸡鸭家禽。气候对这一点大有关系。”自从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提到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之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文学批评界，也有学者提到这一问题。气候影响文学这一提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无论是对文学批评来讲，还是对文学创作来讲，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遗憾的是，斯达尔夫人等人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他们只是点到为止。气候影响文学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具体问题：一是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是什么？二是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果这两个具体问题得不到解答，那么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就只能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如果解答了这两个具体问题，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必然性的问题。关于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问题，笔者已有多篇论文探讨。①本文的目的，即在试图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笔者认为，要真正解答这一问题，必须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的知识，必须借助中国智慧。

一、从气候学与物候学的角度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气候是一种自然现象，文学是一种精神现象。气候是不能直接影响文学的，它必须以文学家为中介，气候只能通过影响文学家来影响文学。那么，气候影响文学家的什么呢？可以说，既能影响文学家的身体，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精神。换句话说，既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包括健康状况、寿命长短等等），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包括对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就生命（或身体）这一方面而言，气候对所有的人都能构成影响，文学家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有所不同的，是在生命意识（或精神）方面。正是在生命意识（或精神）方面，文学家对气候有着特殊的反应。

（一）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例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等等，可以称为“生命本体论”；一是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的不同看法，可以称为“生命价值论”。人的生命意识的形成，是与人的时间意识同步的。时间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面对有限生命和无限时间的矛盾，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学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本体论和生命价值论。所以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从本质上来讲，乃是一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与普通人的生命意识，就其内涵来讲是一样的。但是表现不尽一样。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比普通人的更强烈，更敏感，也更细腻。尤其是对时序的感觉这一方面，文学家的优势特别明显。

时间的流逝是悄无声息的，一般人对时间的流逝过程，通常是浑然不觉的。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之所以会有某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或危机感，是因为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这些生命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一是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即有关的物候现象。关于后者，英国学者弗雷泽说：“在自然界全年的现象中，表达死亡与复活的观念，再没有比草木的秋谢春生表达得更明显了。”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命是异质同构的。人的生老病死，与动植物的生长荣枯一样，都体现了自然生命的节律。问题是，一般人对人类自身（尤其是对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的生老病死的反应是敏感的，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则不够敏感，甚至有些麻痹。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种地的农民）和文学家算是例外。然而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例如种地的农民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想到的是季节的早晚，以及农事的安排；文学家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则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时间的流逝，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晋代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就是讲文学家因四时物候的变化，引发了关于生命的或悲或喜的情绪体验。郁达夫在他的散文《杂谈七月》中写道：“阴历的七月天，实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也，因而民间对于七月的传说、故事之类，也特别的多。诗人善感，对于秋风的惨淡，会发生感慨，原是当然。至于一般无敏锐感受性的平民，对于七月，也会得这样讴歌颂扬的原因，想来总不外乎农忙已过，天气清凉，自己可以安稳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缘故。”由此可见一般人和文学家对于物候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文学活动是一种生命体验。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他们的这些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清代黄宗羲《景州诗集序》云：“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倾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所谓“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就是指诗人能够敏锐地、细腻地、强烈地体验和感知动植物的生命律动；所谓“能结之不散”，就是指他们能够抓住这种体验和感知，并且把它用诗化的形式（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学家对生命的体验、感知和表现，又可以唤起或强化更多的读者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所以说，生命意识对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是重要的，对文学家尤其重要。一个文学家如果没有敏锐、细腻而强烈的生命意识，不能算是优秀的文学家；一个读者如果不能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他（她）对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乃至他（她）的生命质量，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气候与物候

文学家为什么对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这与物候的特点有关，也与气候的特点有关。

所谓气候，按照《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的解释，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同气候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周期性，一是它的地域性。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而所谓物候，按照《现代地理学科学词典》的解释，“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用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物候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时序性和地域性。通过物候，可以了解气候的变化、时序的更替和各地季节的迟早，所以物候学也被称为生物气候学。

物候被称作是“大自然的语言”。在大自然中。那些受天气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是非常广泛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现象；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现象；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等。物候这门知识，原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为了掌握农时，早在周、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了对物候的观测，根据物候来安排农事。中国关于物候的记载，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诗经》、《左传》、《管子》、《夏小正》、《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书，都有不少关于物候的记载。如《礼记・月令》讲：“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玄鸟至。至之日……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这就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黄河流域初春时的物候现象的一个概述。物候学最早是在中国产生的，中国是物候学的故乡。

（三）物候的时序性与文学家的时序感觉

在中国，最早关于物候的记载，是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诗经・豳风・七月》云：“四月秀萋，五月鸣蜩”；“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讲的就是西周时期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的物候现象。而《秦风・蒹葭》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邶风・北风》之“北风其凉，雨雪其雾”，《王风-黍离》之“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等等，讲的则是西周时期的秦（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一带）、邶（今河南汤阴一带）和东周时期的洛邑（今河南洛阳一带）的物候现象。这说明物候现象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影响到文学创作；也说明文学家对于物候现象的感受、观察和描写，实际上要早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出现，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诗经・唐风・蟋蟀》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蟋蟀在堂”，这是西周时唐地（今山西曲沃一带）秋天的物候。蟋蟀进屋了，一年的时光就所剩无几了，诗人由此想到有限的生命正在一天一天地流失，于是主张及时行乐。但是又认为行乐也不能过分，还得顾及自己的责任：“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所谓“忧深而思远也”。这就是文学家由“蟋蟀在堂”这一物候所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笔者认为，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就像物候与农事之间有必然联系一样。中国文学有着3000年的历史，其中有2900年是古代文学的历史。古代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精神产品，它的题材、情感、思想、表现方法和形成机制等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农业社会的种种印记。由物候联想到时间，再由时间联想到生命的流程、状态、价值和意义，这是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形成机制。

物候所体现的是大自然的节律。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同样体现了大自然的节律。是什么东西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呢？笔者认为，是时间。物候所反映的是季节的迟早和时序的更替，它的实质是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文学家对自身生命和时间的一种自觉，它的实质也是个时间问题。正是时间这个“节点”，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物候的出现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的流露，可以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当文学家写到物候的时候，多是为了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者思考；当文学家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思考的时候，往往离不开某些特定的物候现象的触发。

综上所述，正是气候的变化引起了物候的变化，物候的变化触发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才有了文学作品的产生。气候并不能对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物候为中介；物候也不能对文学作品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为中介。因此物侯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成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

二、用中国古代文论智慧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除了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的知识，还可以借助中国古代文论的智慧。笔者发现，早在南朝梁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约466-约537）和钟嵘（约467-约519）就曾经不自觉地涉及到这一问题。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乌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果”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骸毖Р莩嬷韵。

笔者认为，刘勰的这两段话其实就是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在讲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要真正理解这两段话的意思，必须注意厘清以下三组概念（词语）的内涵：一是“气”、“阳气”、“阴律”；二是“物”、“物色”；三是“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

先看第一组概念（词语）。“气”这个字在汉语中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在《文心雕龙・物色》的这两段话里，“气”字一共出现了四次，“英华秀其清气”的“气”当是指气味，“写气图貌”的“气”当是指气氛，“天高气清”的“气”当是指天气，这三个“气”字似乎不难理解，那么，“阳气萌而玄驹步”的“气”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联系同一语境中的相关词语来理解。先看“阴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玄驹”就是蚂蚁，“丹鸟”就是螳螂，而“阴律”二字，就是指“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这两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春天）阳气萌发而蚂蚁行走，（秋天）阴气凝聚而螳螂潜伏”。㈣刘勰这两句话，从意思和句式两方面来看，均源于汉代崔驷《四巡颂》：“臣闻阳气发而鸽鹧鸣，秋风厉而蟋蟀吟，气之动也。”阳气萌发而鸽鹧（黄莺）鸣叫，秋风凌厉而蟋蟀，这是讲春秋两季的两种物候。这两种物候的出现，正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所谓“气之动也”。清代宋荦《（明遗民诗）序》云：“譬诸霜雁叫天，秋虫吟野，亦气候所使然。”可以看作是对崔驷这几句话的一个最切当的解释。刘勰这两句是由崔驷而来，崔驷是在讲气候问题，刘勰也是。再联系“四时”这个词来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人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当“气”字与“四时”处于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便是指气候。所谓“微虫犹或人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意即小小的虫子（蚂蚁和螳螂）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原是很深刻的。总之，当“阳气”与“阴律”（阴气）并举，又与“四时”这个表示时令的词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就只能是指“气候”了。既然“阳气”与“阴律”这两个词是指气候，那么“春秋代序，阴阳惨舒”中的“阴”与“阳”这两个词，也是指气候，因为它们和“阳气”、“阴律”一样，也是与“春秋”这个表示时令的词组出现在同一语境里。

再看第二组概念（词语）。“物”这个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物，万物也。”本义是指客观存在之“物”。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龙》一书，用物字凡四十八处（物字与他字连缀成词者，如：文物、神物、庶物、怪物、细物、齐物、物类、物色等除外），……这些物字，除极少数外，都具有同一涵义。……即《原道篇》所谓郁然有彩的‘无识之物’，作为代表外境或自然景物的称谓。”由此可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讲的这个“物”，是指“自然景物”。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景物”不可笼统言之。按照物候学的观点，自然景物有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也有不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前者为物候，后者为一般的自然景物。例如《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讲的“物”，就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而是指物候。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搞清楚“物色”的含义。“物色”这个词，最早出于《淮南子》、《礼记》等书。《淮南子・时则训》云：“仲秋之月，……察物色，课比类。”《礼记・月令》云：“仲秋之月，……察物色，必比类。”可见“物色”这个词是和季节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又梁萧统《文选》“赋”的“物色类”中，收有《风赋》、《秋兴赋》、《雪赋》、《月赋》四篇，唐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之赋。”“物色”的定语为“四时所观”，可见“物色”是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即物候，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大凡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物，即属于物候学所讲的“物候”。刘勰这两段话是在讲“物色”，其实就是在讲物候。例如：“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讲物候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讲物候对人的影响；“岁有其物”，是讲物候的周期性（以一年为周期）；“物有其容”，是讲不同的物候具有不同的季相（也就是不同的色彩和形态），而‘‘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则是讲特定气候环境下的物候现象，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至如“‘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骸学草虫之韵”等等，也都是在讲特定气候条件下的物候现象，而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

再看第三组概念（词语），即“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这一组概念或词语，是指文学家的主观感受，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讲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中的“七情”，亦即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个不难理解。问题是，文学家的主观感受是有具体指向的，所喜者何？所怒者何？所哀者何？所惧者何？等等，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的情感也是有季节性的。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所谓“叹逝”，就是感叹时光的流逝。时光周而复始，今年花开叶落，明年还会花开叶落，但人的生命却不能周而复始，今年见到花开叶落，明年不一定还能见到花开叶落。此即所谓“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所以“叹逝”具体来讲就是感叹人的生命在一天一天地流逝。这就是人的生命意识。人的生命意识是人的一种人文积淀，其中既有人类集体的记忆，也有个体的体验和思考，它是长期形成的，久存于心的，并不是此刻才孕育的。通常情况下，人不可能每时每处都想到生命问题，人的生命意识沉潜在人的意识深处，它需要某种感召，某种触发，才能被激活起来。所谓“喜柔条于芳春”，是说看见早春刚刚抽芽的柳条这一物候，感到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新的一年预示着新的希望，预示着生命的新的起色，所以为之欣喜。所谓“悲落叶于劲秋”，是说看见深秋纷纷而下的落叶，感到一年的时光又将过去，自己的生命又老了一岁，离死亡的大限又近了一步，所以为之悲伤。这就是“瞻万物而思纷”。所谓“万物”，在这里就是指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谓“思纷”，就是指由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说，人的“七情”是有具体指向和具体内涵的，是有季节性的，不可笼统言之。同样，刘勰所谓“献岁发春”、“滔滔孟夏”、“天高气清”和“霰雪无垠”是说四时物候，而“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和“矜肃之虑”，则是与四时物候相对应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物候乃四时之物候，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文学家因物候的变化而触发的生命意识也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和“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几句话，实际上涉及到以下三组关系：一是“气候”（阴阳）与“物候”（物色）的关系，二是“物候”（物色）与人的生命意识（心或情）的关系，三是人的生命意识（心或情）与文学（辞）的关系。由此可见，刘勰对于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的认识，实际上要比斯达尔夫人全面得多，也具体得多，只是历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未曾察觉而已。历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只注意到第二、第三组关系，而忽略了第一组关系。例如，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两句很扼要地阐释了自然环境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只有真正地对自然环境有了深刻的感受，而这种感受迫使人们不得不用艺术语言（辞）将它表现出来，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才能够具有感人的力量。”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两句，扼要地说明了人们的感情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辞则又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他们都强调文学（辞）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而感情又是随着自然景物（物色）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他们都不曾意识到，自然景物（物色）又是因为什么而变化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刘勰已经触及到了，这就是“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就是“阳气萌”和“阴律凝”，也就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引起物候的变化（物色之动），物候的变化（物色之动）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心亦摇焉，情以物迁），文学家生命意识的触发（心亦摇焉，情以物迁）导致文学作品的产生（辞以情发）。这就是气候影响文学的机制。刘勰的表述本来是完整的，后人的阐释反而不够完整。

当然，也不能责怪后人思虑不周，或者“失察”，因为刘勰本人的主观意图并不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而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创作原则，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也就是主张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所以笔者认为，刘勰只是触及到了气候与文学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更没有对这种关系进行专门的研究。

刘勰之后，梁代另一位著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诗品序》里，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里的“气”，也是指“气候”。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书在讲到钟嵘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把“气之动物”的“气”解释为“气候”，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然，这条解释也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把钟嵘这里所讲的“物”笼统地解释为“景物”，二是把他这里所讲的“性情”笼统地解释为情感。实际上，钟嵘这里所讲的“物”，并非一般性的景物，而是指“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等四时物候；钟嵘这里所讲的“性情”，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指由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体验和思考，包括“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以及逐臣去国的悲哀，弃妇离宫的伤痛，将士久戍不归的惆怅，思妇独守空房的幽怨等等，而这种种的体验和思考，其实就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篇4

关键词： 吴时来 生平 仕履

吴时来是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的贤臣，也是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改革家、文学家。他一生坎坷，政绩斐然，在文学方面也很有造诣。然而对于其生平仕履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系统梳理。为此，笔者依据相关文献，对吴时来的生平、仕履等情况作一番初步考索，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吴时来其人。

吴时来，字惟修，初号寤斋，后改为“悟斋”，仙居人。

《明史·吴时来才传》载：“吴时来，字惟修，仙居人。”《（民国）台州府志》（以下简称《府志》）卷一Ο三《人物传》载吴时来事迹云：“吴时来，字惟修，仙居人。”《光绪仙居志》（以下简称《仙居志》）卷十三《人物传上》云：“吴时来，字惟修，号悟斋。”明林一焕《吴忠恪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载：“公初号寤斋，盖思太夫人产公之难，而取庄公寤生之意也。”由是可知，吴时来字惟修，号悟斋，仙居人。

生于嘉靖六年（1527）四月。

《行状》载：“公讳时来，字惟修，生于嘉靖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辰时。”

幼年聪颖，能诗文，童子试夺魁。

《行状》曰：“公七岁，丰神秀发，颖悟过人，书经目辄成诵。……族有骇公者，见屏山野火，呼公试之曰：‘半块火能烧千仞山’，公矢口对曰：‘一粒谷可种万亩田’，族大奇之。”《仙居志？人物志》亦载：“甫长，赴童子试。陈郡守尧奇其文，擢冠六邑。”

嘉靖二十八年（1549），乡试中举。

《行状》载：“乙酉科试……与叔见平公炳庶同举于乡，公报独迟，太封君默默坐于庭，忽庭前有气直冲于天，其声若雷，其色若绚，众聚观之，慰太封君者美公，留作状头之兆……倾报至，方知公秉天地正气，即于此时已充塞矣。”《行状》之“乙酉科”，即为嘉靖二十八年的乡试。《仙居志》亦载：“嘉靖乙酉，与从叔炳庶同举乡试，获隽之夕，有气自庭亘天，声若雷，色甚绚，经时不散。”

嘉靖二十九年（1550），以疾不第。

《行状》载：“庚戌榜，公以疾不第。”《仙居志》载：“庚戌炳庶联捷，时来下第。”《府志》亦载：“嘉靖二十八年，与从叔父炳庶同举乡试，次年炳庶捷南宫，时来下第。”可知庚戌乃是嘉靖二十九年。

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及第，授以松江推官，抵抗倭犯境。

《明史·吴时来传》载：“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松江推官，摄府事。”《行状》载：“释谒，就松江司理。”《府志》亦载：“登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松江推官，摄府事。”

吴时来任职期间，初显才能，抵抗倭犯境，保城护民。《明史·吴时来传》载：“倭犯境，乡民携妻子趋城，时来悉纳之。客兵犷悍，好剽掠，时来以恩结其长，犯即行法，无哗者。贼攻城，骤雨，城坏数长。时来以劲骑扼其冲，急兴版筑，三日城复完，贼乃弃去。”《行状》中亦详细载：“时当倭奴寇松甚急，公奉按台檄，监军摄城守，城外士女奔迸入城，有议键关止之，公独曰：‘城外非吾民乎？开关悉入，与之居处，济之药饵，存活数万人，松人至今祀之。寇猝至，攻城西南隅，骤雨城坏，当事与守城者皆股栗，公戒以死守，齐以箭弩，当其冲。诘朝，公弛一骑出，众张胆随之，城立完。”《仙居志》与《府志》皆提及此事，可知此战使时来名声大噪。

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召拜刑科给事中，劾罢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御史路楷等严嵩党人，遭严嵩记恨，遣使琉球，未行。

明郑晓《郑端简公奏议》卷十二“刑部类”载：“（嘉靖）三十五年九月，行取到京，选授刑科给事中。”可知吴时来于嘉靖三十五年九月任刑科给事中。《明史·吴时来传》载：“擢刑科给事中，劾罢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及巡按史路楷，皆严嵩私人，嵩疾之甚。会将遣使琉球，遂以命时来。”《仙居志》亦载：“擢刑科给事中，劾罢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及御史路楷，皆严嵩私人也。嵩恙甚，欲置之死地，会将遣使琉球，遂以命时来。”按：吴时来琉球之行未成，详下考。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劾严嵩，遭贬横州。

《明史·吴时来传》载：“（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时来抗章劾嵩……于是嵩疑阶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构陷，必有人主之，且时来乃惮琉球之行，借端自脱。帝入其言，遂下三人诏狱，严鞫主谋者……主狱者乃以三人相为主使谳上。诏皆戍烟瘴，时来得横州。”文有“时来乃惮琉球之行，借端自脱”之语，知上一年时来遣使琉球未能成行。

隆庆元年（1567），世宗驾崩，穆宗继位，诏吴时来回，委以重任。时来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等人，不久，擢顺天府丞。

《明史·吴时来传》载：“隆庆初，召复故官。进工科给事中。条上治河事宜，又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帝皆从之。抚治郧阳。……帝免丧既久，临朝未尝发言，时来上保泰九札，报闻。寻擢顺天府丞。”《明通鉴》、《行状》、《府志》亦有类似记载。

隆庆二年（1568），拜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

《明史·吴时来传》载：“隆庆二年，拜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府志》载：“隆庆二年，拜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操江向多家兵，时来首自裁革，并汰陆兵之抗悍者，岁省银数万。”《行状》亦有详细的记载，以此知吴时来隆庆二年有南京右佥都御史之任。

隆庆二年（1568）三月，移巡抚广东，因荐人过多，被劾免职，回籍闲居十六年。

《台州府志》载：“隆庆二年三月，移巡抚广东，将行，荐所属有司至五十九人。给事中光懋等劾其滥举。”《明史·吴时来传》载：“移巡抚广东，将行，荐所属有司至五十九人。给事中光懋等劾其滥举。会高拱掌吏部，雅不喜时来，贬云南副使。复为拱门生给事中韩楫所劾，落职闲住。”

《行状》载：“公归肃然，居无完屋，督耕瘠田数十亩，葛巾布衣，恂恂一书生耳……恬居林下一十六年。”《仙居志》亦云：“降云南副使，寻落职，闲住家居十六年。”

万历十二年（1584），起补湖广副使，升左通政，历吏部左侍郎。

《明史·吴时来传》载：“万历十二年，始起湖广副使，俄擢左通政，历吏部左侍郎。”《行状》载：“万历十二年，今上鉴公忠诚有素，诏起原职，除通政使。……寻转大理卿，复刑、吏二部侍郎，乃拜御史大夫。”《府志》亦云：“万历十二年始起湖广副使，俄擢左通政，历吏部左侍郎。”《仙居志》亦载此事，可知吴时来闲居十六年后，于万历十二年复职。

万历十五年（1587），拜左都御史，劾诚意伯刘世延。

《明史·吴时来传》载：“（万历）十五年，拜左都御史。”《明通鉴》卷六十八载：“万历十五年二月，吏部左侍郎吴时来为左都御史。”《仙居志》亦云：“（万历）十五年，拜左都御史，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诚意伯刘世延怙恶，数抗朝令，时来劾之，下所司讯。”

万历十八年（1590），为多人所劾，连乞休归，未出都而卒，赠太子太保，谥忠恪，寻被夺谥。

《明通鉴》卷六十九载：“（万历十八年）五月，吴时来罢。时来初以直窜声振，挫折沉沦十余年，晚节遂不能自坚。自赵南星劾后，言官交论之，乃乞休去。”《行状》载：“卒于万历十八年五月初十日戌时，由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谥忠恪。”《仙居志》亦载：“十八年五月，乞休归，未出都，卒。年六十四，赠太子太保，谥忠恪。”然“忠恪”之谥不久被夺，《明史·吴时来传》载：“时来初以直窜，声振朝端。再遭折挫，沉沦十余年。晚节不能自坚，委蛇执政间。连为饶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鳞、赵南星、王继光所劾，时来亦连乞休归。未出都，卒，赠太子太保，谥忠恪。寻为礼部郎中孔兼所论，夺谥。”明鲍应鳌《明臣谥考》卷上亦载：“忠恪：吴时来左都御史，万历年谥号，追夺。浙江仙居县人。”

参考文献：

[1][清]万斯同.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清]夏燮.明通鉴[M].上海：中华书局，1959.

[3]喻长霖.（民国）台州府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36.

篇5

白居易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重写实,尚通俗,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诗作通俗易解,广为流传。有“诗魔”与“诗王”之称。目前,学术界对于白居易的诗歌思想和艺术成就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于白居易诗作中渗透的教育思想有所忽视。笔者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白居易的教育思想,并从中映射出诗人关怀教育的伟大情怀,对当今的教育事业也有所裨益。

一、性习论

白居易于公元800年2月14日在高郢榜下擢进士第。在《省试性习相远近赋》中,他以“君子之所慎焉”为主旨,对“性”与“习”进行了颇有见地的阐述。他首先认为“德以慎立,性由习分”,“原夫性相近者,岂不以有教无类,其归于一揆?”由于“性”相近,人们就归于一类,然而,由于习相远,条件和途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习相远者,岂不以殊途异政,乃差之千里?”人们在“习”方面产生不同的结果是有原因的,“俾流遁者,反迷途于骚人,积习者,尊要道于君子”,正是由于尊道才使人们形成了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但是道不是先天而生的,“圣由志学,必切问而近思。在乎积艺于黍累,慎言行于毫厘”。所以道的目标境界有赖学习与探讨并且在平日的言行中养成。

很显然,在“性”与“习”这一传统的教育哲学的范畴问题上,白居易追寻战国后期思想家荀子,重视后天的学习与交往,但又不乏对精神心理的主体因素给与关注,丰富了孔子的人性论观念。对于如何才能使“习”更为经济有效,白居易提出了如此的看法:“如得其门,志弥笃兮,性弥近矣。……勿谓习之近,循迹而相背重阻,勿谓性之远,反真而相去几许”。这种情况就好像“一源派别,随混澄而或浊或清;一气脉分,任吹煦而为寒为暑”。所以,学习首重立志定向,掌握津要,重视发挥学习者的个性心理。成功的学习者感知考释、致思领悟都应有章法、循阶段,而不是随性放任。“是以君子稽古于诗习之初,辩惑于成性之所”。但是“性者中之和,习者外之徇。中和思域驯致,外徇戒于妄进”,如果人们不遵守学习的顺序及合理方法就会适得其反。“非所习而习,则性伤,得所习而习,则性顺”。 在学习过程中,德智交织,习与性成。因此,要着眼于在学习经历中心性健全及道性修养的提升。“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福与祸,在乎慎与不慎”。另外人们还要具有认识的工具及方法,不是随波逐流,任人牵制。也就是说“率道为本,见善而迁”,“诫于以往,审进退于未然。故得之则至性大同,若水济水也”[2]536-537。但同时,他又根据自身的学习体验,并汲取以往思想家,尤其是道玄学者的思想精华,在学习的内在机制及操作性程序方面有所深化,有一定认知学派的学习论因素。在对“性”与“习”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白居易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他认为只有遵循大道,才能形成正确的性与习关系认识及实践手段。

白居易年轻时推崇儒家思想,认为令才能统一国家,国家依靠儒学,当政者要遵循圣人要道;壮年时又吸纳了道家的思想,认同“人俭朴”和“俗清”的思想。但在元和十年(815年)受贬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由“达则兼济天下”转为 “穷则独善其身”。元和十四年(819年)他任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又具有了“兼济天下”的想法,而此时他的思想已逐渐由尊儒排佛转向了儒、释、道三教调和,“阐扬三教”[2]539。太和元年(827年),白居易出任秘书监,在《三教论衡》中,承认三教鼎立,而着意汇通儒释,声称儒释名教有异同,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这些思想其实在他对“性”与“习”的见解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重视学校教育

白居易在《救学者之失》中,对当时学校教育现状进行了描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学者,教之根,理之本”,设“庠序以崇儒术,张礼乐而厚国风”。通过学校教育以教育民众,实为理想政治实现之要图。“化人动众,学为先焉,安上尊君,礼为本也。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于学,本于礼,而能建国君人,经天纬地也”。学校教育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是君王君临天下的基础,所以人们要重视学校教育。

然而在当时的教育现实中却出现了种种消极现象。国家“命太常以典礼乐,立太学以教诗、书,将使乎四术并举而行,万人相从而化”,但是太学生徒诵读诗书却不知诗、书之旨,“太常工祝,执礼乐之器,而不识礼、乐之情”;“遗其旨,则作忠与孝之义不彰;失其情,则合敬同爱之诚不着”。这样下去,就会出现“去本而从末,弃精而得粗”的境况,从而导致学校教育质量下滑,礼乐沦丧。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教师的素质及能力有关,“官失其业,师非其人,故但有修习之名,而无训道之实也”。所以,学校教育振兴的基础在于教师,必须要审核为师者的才能,考查教师的教学才能,“辨教学之是非,俾讲诗者,以六义风赋为宗,不专于俎豆之数”。教师要能灵活地运用教材。“学乐者,以中和友孝为德,不专于节奏之变”,这样教师的教学才能切实做到“诗、书无愚诬之失,礼乐无盈减之差”,才能保证“睹之者,莫不承顺,闻之者,莫不率从”。[2]535-536只有圣贤道统的思想会扩及于社会,教益惠及于民众,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关于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白居易认为教育对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稳定的作用,把教育的教化作用与“建国君民”联系起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的功能意义,把教育事业当成一项公共事业来办,至少也应该是准公共教育事业。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如果认为教育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是万能的话,则又陷入“教育万能论”,显然是夸大了教育的社会作用。

三、德行修养论

白居易的生平命运是和文章联系在一起的,他由于文章而出名,也由于文章而得罪人,正所谓“成也文章,败也文章”。当时他的诗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力。他理想中的大丈夫就是那些能守能等、能进能退的人物。对于理想中的人物,他在《动静交相养赋并序》中提出了德行修养理论,对于道德教育实施的条件和途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白居易看到“今之立身从事者,有失于动,有失于静,斯由动静俱不得其时与理也”。他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个体道德修养问题,认为“天地有常道,万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终静,济之以动;性不可以终动,济之以静”。常性、常道就是具有规律性的本质特征,其中道也有动与静,“养之,则两全而交利,不养之,则两伤而交病”。他引用庄子“智以养恬”以及《周易》的“蒙以养正”,观察天文可以得知,“日明则月晦,日晦则月明。明晦交养,昼夜乃成”。在四季交替中,“阳进则阴退,阳退则阴进。进退交养,寒暑乃顺”,大自然就是遵循这样的发展顺序来运行的,这就是自然之道。

白居易根据自然界的变化,推论到教育问题,就如何进行道德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且躁者,本于静夜。斯则躁为民,静为君。以民养君,教化之根,则动养静之道斯存。”为了以动养静,就要对人民进行教化,进行情感陶冶。而且“生于无也,斯则无为母,有为子;以母养子,生成之理。则静养动之理明矣”。人们也可以静来养动,“动之为用,在气为春,在鸟为飞,在舟为楫,在弩为机。不有动也,静将畴依”,但是“静之为用,在虫为蜇,在水为止,在门为键,在输为柅。不有静也,动奚资始则知?则动兮静所伏,静兮动所倚”。[2]537-538所以,动与静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白居易认为当时的人们“知动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时,动必为凶;知静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静亦为贱”。他呼吁人们要把握时机,正确处理动与静的关系。他用动静得时的观点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基础,在《与元九书》中,又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2]550在道德教育中,要把知情意行统一于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既有静态的知(道德认识)、情(道德情感)和意(道德意志)这些主观认识和内心体验的精神力量,更有道德行为实践,即“行”,这是衡量德性高低好坏的根本标志。

白居易基于人生的理想对教育培养目标进行了设计,勾勒了一幅教育的图景,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在离乱社会中的一种不安定的社会心态。他对理想人物品格修养的思考虽然比拟于自然现象,特别是自然地理、物候交替的规则,难免有附会生硬之嫌,但与神秘的先验论及圣人说教的偶像崇拜相比,多少带有自然主义物质性特征,更具客观性,是一种思想方法的进步。同时,他关于道德修养的观念本身也具有德育原理的价值及精神意义。

四、女子平等观的教育意义

我国自古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天生就该是贤妻良母,主内庶务,这无疑是对女子能动性发挥的致命的桎梏。白居易生活在文明开化的唐代,虽说是相对开放的年代,但是,女子的地位仍然较男子低了好多。而诗人在当时把女性的地位抬到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实属难能可贵。白氏以女性为素材的诗有210余首,《长恨歌》中更将杨玉环提高到与唐玄宗平等的地位,在爱情里是平等的男女双方。《琵琶行》中,诗人直接与琵琶女对话,末尾写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把自己与琵琶女看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这更是将在唐代社会恪守士农工商价值观念背景下“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歌女地位抬到了很高的位置。

从白氏对于女子地位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心中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是很淡薄的。这对于封建社会妇女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伦理道德与纲常礼教,是无情的打击。即使到当今,女性也没有完全实现独撑“半边天”。在一些职业里,对于女性的歧视是很明显的。一些偏远农村,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还没有绝对的保障。家长对于女子受教育,认为是无用的。所以,女子受教育的绝对意义上的平等权还没有完全实现。追溯到唐朝的白居易,诗人倡导的女子与男子享有平等地位的观念,是颇具积极意义的。对于今天妇女的解放和女子生来就应该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尤其是受教育的权利,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现代教育研究者反思与借鉴。

五、余论

白居易以文学家驰名于世,本非专业或职业教育家,但他的经历及诗文创作却关涉教育,并以不同方式作用于教育。这真可谓教育与文学沟通的趣闻佳话,当然仍与他的教育观点主张是有所联系的。

唐代科举初步形成了“三级设考”的基本程序:乡试、省试和吏部试。在三级设考中,仅省试相对规范,即使是省试也“行卷”请托之风盛行。其实这倒表明唐代科举考试仍有汉代察举制、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余绪,荐举的成分仍然存在,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考试。所谓“行卷”,也称“投卷”、“投贽”、“贽谒”、“献所业”等,即考生在考前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投送至主考官门下。如此,一则可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二则又可形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白居易在参加京城长安尚书省礼部举行的“春闱”省试之前,以诗作作为行卷投送至考官,由于其诗文的水准质量而留下绝佳印象。据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七第81页记载:“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3]219 又据唐人张固所着笔记体裁典籍《幽闲鼓吹》所载“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着作。顾覩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及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3]219

两处所述史实相同,可作信史,一直作为唐代科举程序中的鲜活案例,生动有力。从中均能体现出青年白居易诗歌的上乘水平,可谓初出茅庐,既崭露头角,又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

白居易诗作风格独特,其文风重写实,尚通俗平易,他的诗作诵读吟咏中的明快易懂,妇孺皆知,流传甚广,是不可磨灭的宝贵文化遗产,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教育寓意及其影响力。诗词是唐代科举的重要考试科目,士子们争相学习。这时诗词大师不可胜数。宪宗年间(806~820年),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世称“元白”。白居易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杜甫的创作精神。他的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其流传之广泛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他在科举中的诗文,成了礼部、吏部选拔人才标准试卷的参考答案,是官学和私学的重要教材。各级学校,包括乡校、村校儿童都能讽诵他的诗。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的过程中,经常见到白居易的诗句,无论是士庶、僧徒还是妇女的口中,都吟诵他的诗句。民众对白居易诗句的喜爱程度,反映出唐代诗词之普及。士子们争相学诗,拜在名师门下,乡学中诗学之兴盛下文可证:

长庆末,浙东观察使元稹,为白居易集序曰:……予遣掾江陵(今湖北省境内),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诗。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泊自长安中 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衍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白居易号)、微之(元稹号)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光者。①

篇6

在19世纪的世界，女性接受教育并不是一件普遍的事。不过出生于1868年7月4日的亨利埃塔・斯旺・利维特比较幸运，她做牧师的父亲让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892年，亨利埃塔・斯旺・利维特从拉德克利夫学院（现已并入哈佛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期间，她还在哈佛大学天文台学习了天文学课程，并在第二年参加了天文学研究生课程。然而，在上大学后不久就开始的疾病使她几乎完全失聪。

19世纪8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天文台开启了一项记录天空中每个星星的位置、亮度和颜色的巨大项目。当时，天文台主任爱德华・查尔斯・皮克林的助手辞职，毕业后就失业的亨利埃塔・斯旺・利维特于1893年得到了这个职位，负责给世界各地的天文望远镜拍摄的星空照片中的恒星计数并编目，但是没有薪水。

亨利埃塔・斯旺・利维特每天都重复着检查照相玻璃板，然后计算、测量、在登记簿中记录观察结果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乏味，需要异乎寻常的耐心和细心。这些玻璃板非常易损，目前只有约50万张保存了下来。

大约7年后，她的工作终于得到了认可，成为一名正式的工作人员，每小时的薪水是30美分。然而，与其他女性一样，她被禁止使用望远镜。爱德华・皮克林安排她专门负责在麦哲伦云中寻找变星。这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比同一片天空的两张玻璃底片，一张是记录恒星亮度较暗时的负片，一张是记录恒星较亮时的正片。亨利埃塔・斯旺・利维特要将两张底片上的恒星仔细排列，并用放大镜依次检查每颗恒星。这些恒星亮度的任何变化都会表现为较暗恒星周围的白色小

光晕。如果她发现这类光环，就记录相应的恒星的位置，并调取同一天区数周或数月以来的玻璃底片，寻找其变化规律。

亨利埃塔・斯旺・利维特非常擅长这项工作。她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法系统地在成千上万的玻璃底片中连续工作几个小时。此时，她已经完全失聪。据说，皮克林会带领参观者到她工作的地方看她工作，但她因为失聪而对此一无所知。这也正好让她可以更加集中精神工作。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天文学家在给爱德华・皮克林的一封信中说：“利维特小姐在寻找变星这项工作中的角色无人能及。”

她做这项工作大约有10年，在麦哲伦云中发现了1777颗变星。更天才的是，她发现，恒星较亮时脉冲缓慢，较暗时脉冲迅速。她认为麦哲伦云中的所有恒星与地球的距离应该大致相同，所以如果她知道脉冲率，就可以计算恒星的亮度。她在工作中注意到，小麦哲伦云中的一些变星光变周期越长，绝对星等也越高。如果她能准确地测量这种变星的亮度，就可以计算出那颗恒星或包含这些恒星的星座与我们的距离。所以，只要找到一个准确的光度，这些变星就可以作为标准烛光，测量整个星座的位置。1908年，她在哈佛大学天文观测台发表了初步研究结果。4年后，她写了一份后续文件，证实了她的发现：造父变星从明亮到暗淡的变化呈明显的周期性。

在利维特之前，天文学家主要用视差来确定恒星之间的距离。使用这个方法，他们要在不同的时间，例如相隔6个月，拍摄同一恒星的图像，然后根据两次拍摄时地球所处的位置之间的距离和地球的两个位置与恒星构成的角度来计算地球与恒星的距离。这种方法在计算距地球10万光年以内的恒星的距离时是准确的。 亨利埃塔・斯旺・利维特（右）与另一位女天文学家安妮・坎农（左），1913年。

丹麦天文学家赫茨普龙使用视差法在1913年确定了几个造父变星的距离，并校准了利维特定律。现在，天文学家通过测量造父变星的周期和表观亮度，就可以确定其真实亮度，并计算出其

距离。利用校准后的利维特定律，天文学家可以确定1000万光年之内的天体与地球之间的距离。

在利维特所处的时代，大多数天文学家认为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在1923年至1924年，埃德温・哈勃和米尔顿・赫马森通过设置在威尔逊山上的新的100英寸（254厘米）胡克望远镜发现了一个暗弱的螺旋形星云仙女座（M31）的造父变星。他们使用利维特的方法确定了仙女座星云的距离，令人惊讶的是，仙女座与我们的距离远达250万光年！y河系直径只有大约10万光年，所以仙女座不可能位于银河系内，它很可能是一个单独的星系。

哈勃和赫马森又在其他几个星云中发现了造父变星，通过计算，发现这些星云也是分离的星系。他们得出结论，银河系只是宇宙中许多星系中的一个！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我们可见的宇宙中有超过2000亿个星系。

1927年，比利时天文学家乔治・亨利・约瑟夫・爱德华・勒梅特（他还是一名牧师）使用哈勃和赫马森的数据和广义相对论，做出了一个更奇怪的预测――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两年后，哈勃独立发表了星系红移与距离之间的线性关系。1931年，勒梅特提出，我们现在的宇宙始于大爆炸。也就是说，亨利埃塔・斯旺・利维特的突破，开启了20世纪的宇宙革命。

篇7

此前，超新星爆炸也被用来解释大规模的灭绝。在上新世——更新世交界时期海生浮游生物世界范围灭绝的例子中，存在着一些支持的证据：在对那个时期的海洋沉积物的研究中发现了超量的铁—60，超新星爆发产生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天文学家所不知道的是，那时候是否有离地球足够近的超新星爆发。

现在，Benítez认为，那个毁灭性的超新星可能产生于由炽热、年轻的恒星组成的天蝎—人马座星协，一个充斥着恒星爆发的小集团。现在，这个星协距离地球450光年，但是对于欧洲喜帕恰斯天文卫星观测数据的最新分析表明，在过去它可能距离地球很近。Benítez认为，有一颗超新星在仅仅100光年外爆发——近到产生的高能宇宙射线足以损害地球，破坏地球的臭氧层。此外，根据已知的类似于天蝎—人马座星协中超新星的产生率，巴尔的摩市空间望远镜研究所的合作者Jesús Maíz-Apellániz计算出在过去1千1百万年中那里至少有大约20次爆发。

尽管海洋沉积物中铁—60的总量大致上与Benítez所认为100光年外超新星爆发（的假设）相符合，Benítez认为还要进一步研究以确认绝大多数的铁元素沉积在灭绝发生的时期。

几位德国天文学家近日表示，他们在对一些天文学和地质学资料进行研究之后发现，200万年前一颗正处于爆炸期的星球差一点儿就将地球上的臭氧层炸飞并导致地球面临一场生态灾难。

天文学家表示，他们首先发现了一个由数千颗极不稳定的大型星球组成的恒星群曾在几百万年之前与太阳系“擦肩而过”，组成这一恒星群的星球寿命较短，外部均包裹有高温气体，很容易发生爆炸。

篇8

1、关汉卿是元代杂剧奠基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元曲四大家”之首。晚号已斋、已斋叟。汉族，解州人，其籍贯还有大都人，及祁州人等说，与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以杂剧的成就最大，今知有六十七部，现存十八部，个别作品是否为他所作，无定论。 最著名的是《窦娥冤》；

2、马致远，字千里，号东篱，汉族，元大都人，号东篱，元代著名戏曲、杂剧作家。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约在至元1250之前，卒年约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3，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其被尊称为“曲状元”；

3、白朴，字仁甫，一字太素，号兰谷。他幼年时值金国覆亡，饱经兵乱，赖诗人元好问多方扶持，并教他读书。金亡后流寓真定。在大都时，他曾和关汉卿共同参加过玉京书会，并到过汴梁、杭州等戏剧演出较盛的地方。晚年寄居南京。今存有杂剧《墙头马上》、《梧桐雨》二种。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古代天文学家有张衡、祖冲之、张遂、郭守敬、司马迁等等。

东汉天文学家张衡从小在数学、地理、文学等诸方面，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他在担任太史令时主持观测天象、编订历法、候望气象、调理钟律等事务。张衡在天文学方面有两项重要贡献，即发表著作《灵宪》和制作浑天仪。

南北朝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经过多年的观测和推算，发现过去使用的《元嘉历》存在很大误差。于是祖冲之着手制定新的历法，至公元462年编制成了《大明历》。并于公元510年开始正式颁布施行。

《史记·天官书》中说道：“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故月蚀，常也。”这一段文字中的数字由于千百年流传中的讹误而有矛盾，但，月食是有规律的，月食是件正常的天象，这却是叙述得十分明白的。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价值可以通过对故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组成部分与其整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过程得以发现。诸如外国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物的故事性的处理以及人物的行为的描写与人物行为的动机，即这些人物为何这样做，主宰这些人物行为的动机为何，以及作者眼中的世界观与世界观的表述，进而得到故事中人物的价值和故事推而广之的价值。

（一）从文风中发现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价值每一位外国文学家都有其特有的迥异于其他文学家的文风，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而言，文风其实就是构成文学的各要素之间的细微差异，这些细微差异最终形成了外国文学家之间的各自不同的文风。不同的外国文学家会以不同的文风表述其源于内心深处的感知经验与情感的宣泄，文风孕育在作者行文的修辞、语法以及图形图像之中。外国文学中同样重视修辞的运用，而且外国文学作品由于其词义的广泛性，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将作品主题价值的外延意义向读者传递出来。外国文学作品不仅以其内涵与读者进行心与心的沟通，而且其外延同样可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这一点与荣格的本我的意义以及心灵之间的关系理论不谋而合。外国文学在其作品之中所运用的全景技术更加突出，通过强调与事件关联的某些要素以达到强化与渲染的效果，与长篇大论的叙述及解释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样的全景技法所表现的意象更易捕获读者的注意力，也更加节省笔墨，同时，更加具象与生动。在外国文学作品之中，通常会同时使用多条线索对主题价值进行衬托，作者通过在行文之中的时间感一步步逼近，将读者带入作品深处，与此同时，通过在行文中的空间感一点点地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拉近，直到读者走入作者的内心，通过行文的抽象达到移情的效果，进而将抽象的文字变成具象化的包括意识、思维、想象、心理、生理在内的一切可资调动的“读者资源”共同涌向一个作者的终极目标———主题价值。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传奇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才在其诗作之中这样说：“书能将你的心带向任何一片热土，而我则从不曾离开。”外国文学作品中洋溢着的因地域而不同的文风，为读者提供一种近乎美妙的方式阅读、学习，并使读者享受作品所带心灵的按摩。作者以文风所达成的主题价值是作品的制高点，作品中的主题价值也常常会因此占据人们的心灵，这也是某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得以永恒的原因，因为这些作品的主题价值符合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人文精神。

（二）从心灵层面发现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价值心灵层面是人类作为客体与世界进行交流与建立关联的最高阶的通道，外国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成就要远比国内的文学作品更为出色，国内新时期的较为流行的文学作品要么是以低俗悦人，要么是以玄幻骇人，少有能够自然而然地真正地与读者建立心灵沟通的优秀作品，而外国文学作品更重视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从主体到客体，再从客体到主体的心灵协调与象征的能力，更关注个人层面之中的心灵统合能力。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伟大作家亨利•瑞德•哈格德在其名著《她》中即以心灵层面的映射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个“造梦空间”，以至于瑞士的伟大心理学家荣格也会经常在其作品之中对亨利•瑞德•哈格德杰出的描写加以引用。这就如同读过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与《巴黎圣母院》中足以震撼人类心灵的描写一样，透过文学的张力直达读者内心深处，并以此触及读者灵魂棱镜之中的心灵层面的主题价值的显现。再如法国伟大的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中为读者展现了一场以涅槃为开始的爱情悲剧，男女主人公的生离死别正是他们崭新的爱情的开始，这场以毁灭开始的爱情对于读者心灵的撞击是不言而喻的。

二、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价值的评估与弘扬

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价值是一种既可以被低估又可以被高估的价值，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主要工作并非仅仅为了主题价值，主题价值仅仅是文学作品中作者借以抒发其对于生活看法的一种表象。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学，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认为是神学，尤其是在外国文学作品之中，那种坚不可摧的悲剧性的命运主题往往会让人真的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的存在。外国文学作品会以探索人类的命运作为其主题价值，并且，每部作品中的主题价值都会在作品中不断地闪现出来。针对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价值的评估应将自己置身于作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参照那些足以影响作者文字的信仰与宗教因素，并加以综合考量，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公允、更加客观地对外国文学作品之中的主题价值予以正确的评估。比如，相传为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所作的四十八卷的《荷马史诗》中关于希腊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阿喀琉斯的命运的描写就能够佐证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神学性质的主题价值，一个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同时，非常凑巧也非常不幸的是敌人的箭又偏偏射中了他的致命弱点，读到这里所有读者都会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而叹息，同时也会对这部文学作品中所弘扬的荣誉、尊严、命运的同一律感到犹如神谕般的不可抗拒。

德国伟大的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其辉映千古的伟大作品《浮士德》中，再次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价值的评估与弘扬提到了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并在其中为全世界的读者展示了那道著名的“浮士德难题”，即自然欲求与道德渴求之间孰轻孰重以及二者之间如何平衡的难题。《浮士德》中囊括了人生之中可能经历的五大悲剧：知识、爱情、政治、艺术、事业，这五大悲剧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史中的悲剧命运的象征。道德渴求固然是崇高的，但是自然欲求亦是神圣的，面对这种两难境地，人类究竟要何去何从？也许正因为找不到正确答案，因此，浮士德选择了追随魔鬼继续探求，这就像从不曾休息的西西弗斯，明知道巨石必然会从山上不停地滚落下来，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没得选择。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