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比较文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为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诞生不过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并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宏阔的背景下认识文学。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说，了解比较文学的有关知识，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文学教育。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教育部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治学方法的改进

比较文学是以一种跨越国界的视野研究文学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一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从中揭示和把握文学的规律和联系。杜甫诗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比较文学犹如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它使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在思维方式上，比较文学提倡多元思维，或曰立体思维，即从线性转向发散，注重文学的多方面联系。法国结构学派的代表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历史时期，就必须看到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性。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综观各国文学史，其发展就不仅仅是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有横向的多因素的渗透以及文学与社会其他各层面的百动。

这种整体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必然带来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传统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国别文学，将对象限定在一个特定范围之内。人们习惯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国别为界将各国文学分割开来，再以历史分期为线将国别文学加以划分，以致最后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这是一种原子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有助于对对象的深入开掘，但由于分工过细，使文学之间缺乏贯通。比较文学将采用一种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文学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传统的以古证古、单纯作背景、源流、注释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把中国古代文论同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对照着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采用这种联系和比较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说明那“无心契合”而“会心不远”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立场和眼光，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都是很有用的。比较文学将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重新认识和评价本国文学。

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坛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对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艺术价值有一个参照性的判断，从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倾向。例如，只有把《离骚》、《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歌等作品与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较，才能向世界显示出它们的美学价值。同样，在将中国文学与相似的外国作品作比较之时，也可以看出外国作品的价值和特性，如《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的比较研究，使得我们对《追忆逝水年华》的艺术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叙事作品的映照中，人们对中西的叙事艺术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曾对这种比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和贡献，还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如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是一个范例。通过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学的价值，多方面地观照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对作家作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产生影响。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各国文学交流、吸收和改造的历史。比较文学介入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是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首先需要考察外来文化、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我们可以研究魏晋时期印度的佛教、音韵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唐以来西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等，以丰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郑振铎曾说：“因为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也会看到中国文学的辉煌。这种新的文学史将既包含本文化系统的纵向发展，也包含对他种文化系统横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质。

就理论建构而言，文学的共同规律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内完成，必须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加以综合考虑，才能面对和解决文学上的一些共同问题。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杨周翰先生认为：

我想比较文学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起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往往要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这种对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识到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同之处。第二，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两个目的都是一国文学的内部比较所无法达到的。

4.有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比较文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历程诞生的，是在文学和文化交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文学科中，比较文学处于文化沟通的前列，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国文学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当今是一个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往往一旦问世，就借助各种媒介广泛传播。就我国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毋庸讳言，我国20世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深受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如何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人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设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理论，就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国当论的构成。可以说，在今天，试图封闭地“自足”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已经不可能了。

而我国的文学研究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学与理论推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应该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话语。而在这方面，我国做得远远不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虚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获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仿佛在证明西方人对东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国主义(或日一体化)之单极文化的发生，又遏止文化观念上盲目自守、拒绝对话、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是摆在比较文学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比较文学并不追求某种终极意义，而是通过联系与比较，寻求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和谐共处。一方面，使各国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国文学与文化，分享他国文学与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减少敌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认识和评价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实和丰富，这就是比较文学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说，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也可以说，穿越西方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比较学者的素养问题。

比较文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难度较大的学科。从事比较文学需要广阔、扎实、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缜密的思辨力、敏锐的感受力，尤其是对文学美的领悟力。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一文中表达了对“理想的比较学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除了受到一个历史学学者应受的训练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个社会学学者应受的训练，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触总体文化。此外，他应该具备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有关造型艺术和音乐的较完备的知识，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这方面产生他自己的见解!”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学者会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总之，“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狄德罗那样的雄心”。比较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其中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比较学者应该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文学并不是将两部作品随意拿来比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地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性质，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科学的比较文学研究。

第二，比较学者应尽可能地熟悉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关系，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是难以胜任的。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比较学者不仅要了解本国文学，还要了解外国文学，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贸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努力并深入学习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是对比较学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较学者应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各国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要进行可靠的比较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有一定的认识，否则就会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爱情小说时，我们发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西方的骑士传奇中女子的择偶标准很不相同，中国深闺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贵夫人则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历代实行文官治政，以科举取士；而西方靠功业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会女子婚嫁图的是终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实力构成了中西女子择偶的区别。这一解释已经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见，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掌握比较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并进行认真的思考。

第四，比较学者应努力掌握多种语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除自己的母语外，至少应掌握一门外语。人类各种语言之间，有其可译的一面，也有其不可译的一面。语言往往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中，语言中的文化沉淀是造成其不可译性的根源。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较两个对象的特质，比较学者最好掌握第一手资料，仅靠翻译是难解其中味的。这种情况在中西诗歌研究中尤为突出，中国有些很隽永的古典诗词一译成外文，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原诗所蕴涵的韵味。

篇2

“比较文学的学科话语”，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范围和边界、内涵和外延以及相关学术规范等等问题，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比较文学研究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路径和准则。比较文学虽然长期被当作一门正式学科，但其学科的正当性却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自比较文学诞生以来的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这种强烈的质疑未曾间歇，从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到美国知名学者华威大学(theUniversityofWarwick，U．S．A)教授苏珊•巴丝尼特(SusanBassnett，1945－)，学界不断有人指责比较文学的“不合法性”。以至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危机”。可以说，比较文学发展到今天，是不断从“危机”中找到“转机”的。这是各学科门类中绝无仅有的现象。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ReneWellek，1903－1992)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的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1］韦勒克的这个警告，其实说的正是比较文学学科话语的问题，也就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要明确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及独特的研究范式。与此相应的是，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主要在于两方面:比较文学作为研究方法还是一种文学鉴赏、辨析、比较、研究的视野?大多数研究者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三大块综合起来构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基本内容和理论模式。早期研究基本上是前两个板块为主。在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框架下，下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等法国学派常用并激赏的具体研究方法;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理论框架下，又细分为“主题学”、“题材史”、“类型学”、“文体学”、“比较诗学”等文学学科范围之内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学与宗教”等跨学科的研究范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晚近的一些比较文学研究又加入了第三板块，即所谓的“跨文化研究”(曹顺庆先生则在其《比较文学论》等著作中将它称之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2］。这三大板块构筑起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也是时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模式。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建构，无论是两个板块还是三个板块，其最根本的缺陷是历时性理论描述带来的一系列困惑:第一个问题是在几个理论发展阶段中，或者说是几个理论模块中，各自理论言说规则不一，难免形成自说自话，分类混乱的现象。比如同样是对主题的探究，在法国学派的所谓“影响研究”中，着重关注的是作品主题如何从A国流传、转变为B国作品中的同类主题。换句话说，就是A国作品的主题如何影响到B国作品中的同类主题。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平行研究”中，关注的重心则是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不同作品的同类主题的研究，即所谓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的“主题”研究。这样，同为对“主题”的研究，但实质内容却大不一样。另外的问题就是理论重叠，相互叠合的问题。同样是关于“主题学”，究竟是归诸于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中，或者既放在影响研究中，又放在平行研究中，花开数枝，各表一点，面面俱倒却又浅尝辄止?这样一来，理论凌乱，容易使人莫衷一是。如前所述，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中，“主题学”关注是的“材料”的寻根溯源，但在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平行研究”中，则是强调没有事实影响关系的不同文学体系间的主题研究。正因为各有偏重，又都属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关注范畴，因此，给“主题学”准确定位———它是属于影响研究呢，还是平行研究，竟成了不少研究者难以解决的问题。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每位研究者都试图说清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结果却始终没有真正地说清楚它的理论体系。怎么样才能梳理清楚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整合、建构完整的比较文学学科话语?我们认为，唯有从比较文学的最根本的学理———“跨越性”和“文学性”这两个基点来进行融通，才能真正把握住比较文学的理论内核。

二、比较文学是一种跨越性的研究

无论在比较文学发展的哪一个阶段，比较文学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这就是它所具有的开放性的眼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跨越性”。对于“跨越性”的学科特征，应该说在比较文学界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但是，在“跨越性”这个问题上，各家阐释又众说纷纭。其中传播最广的要数“四跨说”，即指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3］。

可以说，在比较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开放性眼光的“跨越性”成就了比较文学学科，也造成比较文学学科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四跨说”虽然都在法美学派的定义中的有所超越，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澄清或者说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这是因为:有关“跨民族”的问题。法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跨国文学研究的观念给出了比较文学最初的学科界限，但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中这个界定并不精准。比较文学是为了突破民族文学的界限而兴起的，它的着眼点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国家”是政治地缘概念。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是一个民族的，也可以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因此，比较文学的界限，应该是跨越民族的，而不是国家的界限。其实，在法国学派兴起的时候，在欧洲各国，民族和国家总体而言是重合的，只有极少数国家和民族不相吻合。而且，比较文学兴盛之时，欧洲民族国家尚未大量崛起。因此，更加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这样“跨国”与“跨民族”并无实质上的二致。但是，当比较文学兴起之后，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问题就显得复杂了。一是大量民族国家的崛起，另一个是比较文学开始越过法国边界，拓展到西欧以外的地方。现代国家大多是多民族的，比如中国，就有56个民族组成，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民族多样性更加丰富。如果每个国家内部的几十上百种民族之间都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那么难免造成文学研究领域的混乱。而且跟比较文学的创始者们提出的比较文学要具有国际眼光的学科初始宗旨也不相符合。所以，尊重比较文学学科实践，把一国内部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仅仅当作一种大的民族范畴文学来研究应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中国有56个民族，美利坚合众国差不多集中了世界各种民族在一起，但在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我们仍然将中国、美国等这样的民族国家的文学当作一个国别文学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集合概念。

有关“跨语言”的问题。以语言界限来限定比较文学的学科同样存在一些问题。语言和国家的界限是难相吻合的，英国和美国、澳大利亚及世界很多说英语的国家之间，虽然语言发音、表述习惯等方面略有区别，但总体而言是没有语言界限的。那它们之间的比较是否就不能算是比较文学了呢?反过来说，同一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语言，比如南美的一些国家，同一国家内部可能既说西班牙语又说法语，甚至还可以说英语，这些国家的文学研究就不能算是比较文学的范畴吗?还有一种现象更让人迷惑，如一些跨语际写作的作家，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写作，这让“跨语言”问题更加扑朔迷离。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充分展示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效果呢?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着眼于“世界性”的学科情怀。虽然各个发展阶段的理论表述各有偏重，但“世界性”始终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终极关怀。法国学派强调文学关系的重要性，强调“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研究“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4］。基亚(MariusFrancoisGuyard，1921－)更是明确地说比较文学是一种“国际文学的关系史”［5］。这些学科开创者的理论表述，其实都有一种国际眼光，即强调将跨国文学史的关系研究触角伸到国别文学史的研究之外。美国学派的学科理论更加务实，将比较文学开疆拓土的视界投得更深更远，提出超越文学史的限制，可以将文学性(美学价值)纳入比较文学的法眼中来，格外重视没有实际事实联系的文学比较研究。这样，比较文学研究的“跨越性”就不再仅限于文学关系史的比较研究中，视野更加广阔得多。在此基础上，美国学派更进一步提出了跨学科研究，从而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更向前推进了一步。雷马克(HenryH．H．Renmak)在其著名的《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认为，比较文学可以“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6］。雷马克实际上说的就是指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为规避跨学科比较研究在可比性上“大而无当”的风险，雷马克提出了可比性的“系统性”原则，即只有当文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比较时，比较文学的学理性才能确立。但是，雷马克虽然注意到了比较研究可比性“系统性”法则，但并没有作出非常严格的逻辑界定，因此，这个“系统性”仍然显得比较空泛无定。即使这样，跨学科研究仍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比如诗与画、文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等等。近些年，中国比较文学界更进一步提出了比较文学话语的“跨异质文化”论。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的时候，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文学内部的很多东西。曹顺庆先生在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学科特征是“跨异质文化”。“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线，沟通了各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关系的各国文学，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

近些年来，曹顺庆对其“跨异质文化”略有修正，进一步升级为“跨文明研究”。在他看来，“文化”一词涵义过于混乱，难免有理解上的误区。实际上“跨异质文化”和有些学者提出的“跨文化”研究是不太相同的。“跨异质文化”更加注重中西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是文化差异的最大包容点”，所以以“跨文明”取代“跨异质文化”表述更为妥当［8］。

从比较文学学科创立之初法国影响研究学派的“跨国”至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跨学科”再到当下的比较文学界的“跨文化”，万变不离其宗，比较文学始终具有“跨越性”，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石，是比较文学学科开放性的、世界性的学科特征最根本的保证。

三、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关系”的研究

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从法国学派有关国际文学系史的实证性研究开始的。前面我们提到，比较文学刚刚创立的时候，就遭到了来自著名美学家克罗齐等人的非难。为了应对这种理论质疑，法国学派必须考虑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具备的科学基础。所以基亚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只不过是一门名字没取好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9］法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实证性的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公允地说，这种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奠定了比较文学学科的严谨的科学性研究基础。但是，由于在实际操过过程中，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过于强调实证的影响研究，束缚了研究的有效展开，逐渐使后人对这种研究范式产生怀疑和反思:首先是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作出激烈批评。在著名的教堂山会议上，美国学者认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是僵硬的外部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在当时文学研究由社会学的外部研究向关于文学性的内部研究转向的历史语境下，韦勒克提出比较文学研究要“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10］，应该把美学价值重新引进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来。因为“文学性”问题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作品得以存在的内部规律性。相应地，比较文学应该从简单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的定位中重新回到文学本身。比较文学不应该只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同时它也应该包括文学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内容。

美国学派韦勒克等人的质疑和责难当然自有它的道理。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科，比较文学学科话语不应有自我束缚和限制。而且，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对文学内部规律的重视也是应有的题中之义。但是，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责难也有它的一些片面性。作为学科发展第一阶段的重要理论，“影响研究”有其充分的学科理论价值。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的“影响研究”，首先是一种文学关系学研究。就其最初的学科定位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强调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它继续追求一种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的文学关系研究实际上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波斯奈特(H．M．Posnett，1855－1927)在1886年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文学的专著《比较文学》，实际上就是一部关于文学的进化史著作。波斯奈特用进化论的观点来检讨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探讨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她提出:“我们采用社会逐步进展的方法，从氏族到城市，从城市到国家，从以上两种到世界大同，作为我们研究比较文学的适当顺序。”［11］氏族———城市———国家———世界的文学进化图式实质上使比较文学在其最初发展阶段着重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就是文学的进化史。法国学派在波斯奈特的定义之下有所拓展。梵•第根(PaulVanTeighem，1891－1958)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可以在各个方面延长一个国家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能够“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上，纺织一个更为普遍的文学史的网”［12］。其意在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于不同国家的文学史之间，是国别文学史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是一种弥补国别文学史视野片面性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这样，比较文学的这种国际文学关系史就共同编织出国际文学发展的总体网络，从而形成一种总体国际视野。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互相交流、对话、融合是形成文学发展的重要途径。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了文学横向发展的新动力，促进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进步。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的文学关系研究特别强调实证研究。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文学的实证研究。它力图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法国文学对其他国家的文学的影响力量，从而证明法国文学的重要性。应该说，法国学派的这种理论起源，深层意识中含有一定的文学沙文主义，但是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它逐渐摒弃了这种观念，而向着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开放。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影响研究的实证性方法，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形成了一整套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包括:渊源学、流传学和媒介学等实证性的文学研究范畴。渊源学主要通过溯本求源的方式来探讨一种或多种文学现象的横向来源;流传学主要研究一个文学现象在另外的文学体系中获得的影响和传播的情态;媒介学研究不同国家文学之间文学影响得以形成的中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及其它所提供的种种研究方法，在用实证性的科学研究方法来求证法国文学在国际文学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的时候，虽然注意到了文学在传播和影响的过程中的种种变异现象，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美国“平行研究”为主流的阶段，文学现象之间的变异现象也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从“文学性”出发，来研究不同体系内文学现象的共同点。它注重强调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某种关系性”［13］。

这种关联性在韦斯坦因那里就是所谓的类同或者平行研究中存在的“亲和性”［14］。无论是“关联性”也好，“亲和性”也罢，其实都是求同思维范式的体现。这在单一的西方文学体系中是很有效的一种研究方法，但是，在世界文学的范围看来，这种理论并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除一些基本的文学原理大致相同外，在不同文化体系内，文学现象表现为更多的是不同状况，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除了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的变异性之外，我们还应看到异质文化中文学的差异性。也就是除一些基本的文学原理外，在文学表现形式、表现习惯，审美观念等具体的文学形态上，不同文化体系内的文学都会存在不同的样态。我们将这种样态称之为文学的差异性。这种文学差异性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是存在的，在强调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的今天，更是色彩斑斓。这种状况的出现，给比较文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比较文学作为研究文学关系的一门学科，比须面对这种新的状态。怎样处理这种不同文学变异甚至差异?比较文学的世界性眼光要求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必须具有博大的胸怀。因为，正如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贝托•艾柯(UmbertoEco，1932———)所说的，在文论多元化的语境下，“人们发现有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15］。这就告诉我们，比较文学研究不仅要关注一种文学现象的影响形式，更要关注它的变异形式，同时还要关注它的差异之所在。只在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才有真正进入“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埃柯的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作为居于欧洲文明中心的他，不仅意识到了不同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并且对这种差异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睿智的洞见。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文学要以各民族异质文化的相互尊重和理解为前提，比较文学要从“异”出发。因为，只有容得下各种不同文化的“变异性”、“差异性”的胸怀，才真正会有文学“世界性”的天空［16］。但是，我们强调比较文学“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变异”、“差异”问题，又必须警惕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极端化的文化相对主义;一是将文化“他者”乌托邦化。文化相对主义固然超越了对“化者”文化高低优劣的划分，超越了以某种中心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偏见，但它如发展到极端，极易走入另一个“自我中心”，从而缺少宽容性，与“世界文学”理想背道而驰;而将“他者”文化或文学乌托邦化的结果是陷入到一种对“差异”或者“变异”的梦幻迷恋之中，将“他者”镜像化为一种理想模式，从而缺少一种识别与批判的勇气［17］。

四、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总体)性的研究

比较文学从它创立学科起就致力于文学的总体性研究。但是在比较文学草创时期，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却有着纠缠不休的关系。法国学派主将基亚就曾指出:“人们曾想，现在也还在想把比较文学发展成为一种‘总体文学’来研究，找出‘多种文学的共同点’(梵•第根)，来看看它们之间存在的是主从关系抑或只是一种偶合。为了纪念‘世界文学’这个词的发明者———歌德，人们还想撰写一部‘世界文学’，目的是要说明‘人们共同喜爱的作品的主体’。1951年时，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打算，对大部分法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些形而上学的或无益的工作。”［18］基亚的这种批评，是针对梵•第根的“总体文学”观，力图维护以他的老师伽列等人的比较文学学科观念的纯洁性的。因为，在伽列等人看来，比较文学什么地方的“联系”消失了，那么那里的比较工作也就不存在了。

事实上，梵•第根与基亚的争歧，仅仅在于梵•第根在强调比较文学“关系”的同时，还设想过“总体文学”:“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之间的‘二元的’关系……所谓‘文学之总体的历史’，或更简单些‘总体文学’，就是一种对于许多国文学所共有的那些事实的探讨。”［19］比基亚学科眼界稍微开阔一些，在梵第根看来，“总体文学是比较文学的一种自然的展开和一种必要的补充。”［20］他提出的“总体文学”实际上是在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启迪下对文学整体性的一种最初把握。事实上，它冲击了法国学派其他代表人物如基亚等人刻板固守的一国对一国的关系，冲击了法国学派的根本立场，即比较文学非“比较”而是“关系”、“贸易”。因此，他所提出的“总体文学”，启发了后人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之后美国学者韦勒克、雷马克等人进一步修正了梵•第根的比较文学学科观念。韦勒克说:“我怀疑梵•第根区分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意图是否行得通。他认为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个文学之间的互相关系，而总体文学则着眼于席卷几国文学的运动和风尚。这一区分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无疑是不恰当的。”［21］这样，在韦勒克看来，“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术语，指的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文学研究。”［22］雷马克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更加直截了当:“比较文学研究超越一国范围的文学，并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的关系。”“简而言之，它把一国文学同另一国或多国文学进行比较，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23］。雷马克的“比较文学”定义几乎成了金科玉律。但依然遭到来自韦勒克等人的质疑。韦勒克认为:“内容和方法之间的人为界线、渊源和影响的机械主义概念，以及尽管是十分慷慨的但极属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是比较文学研究中持久危机的症状。所有这三个方面都需要彻底加以调整。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线应当废除。……(比较文学)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干脆就称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研究。”［24］雷马克和韦勒克等人对比较文学的重新定义，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纠正了法国学派的文学沙文主义倾向，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从狭隘的文学“贸易”关系转而为文学性之间的研究，无疑挽救了比较文学局促的颓势。但是，雷马克、韦勒克等人却又为比较文学危机打开了另一个口子，即比较文学疆界的无限化，使比较文学限于到“无边的比较文学”新危机中。特别是近些年来，文学研究界“文化研究”热潮的崛起，“文化研究”渗入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使得比较文学研究更加拓宽了视野，也使得比较文学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中来，即当一个学科没有一定的学术界限时，这个学科存在价值等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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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比较文学思维的发展

    从早期的希腊文化中,人们可以发现大量的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文学,但这时的比较方法具有盲目性和肤浅性,还没有形成体系,同时,还具有相当的哲学印记。在古希腊早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提出的“和谐”观点,就包含了丰富的比较思想,他认为“和谐是许多混杂要素的统一,是不同要素的相互一致”[1],对于和谐音乐规律的发现,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据说有一次,毕达哥拉斯路过一个铁匠炉,听到打铁时发出的各种声音非常悦耳,于是,他对铁锤的重量加以比较,发现不同重量的铁锤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他由此受到启发,创建了音程的数学原理。辩证法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的美的相对性的问题也体现了比较思想,作为例证,他把人与神相比较,认为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而“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1]。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诗与史的关系时,明显采用了比较的方法,认为诗比史更真实,因为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2],诗与史的区别在于“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一叙述已发生的事”;“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并得出结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2]。从这里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带有明显的比较的思维痕迹。到了启蒙运动时期,莱辛在《拉奥孔》中详细阐述了诗和画的区别,并对他们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诗和画的区别主要有三点:第一,媒介不同;第二,题材不同;第三,感受的途径不同。同时,莱辛不但看到了诗和画的区别,还看到了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融合,可以化静为动,化动为静,诗可以转化为画,画可以转化为诗。理查德?赫德在《论诗的模仿》中,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赵氏孤儿》和古希腊的悲剧《厄勒克拉特》的相似之处。

    (二)比较文学的正式提出

    在经历了比较思维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之后,比较文学逐渐开始以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文学的舞台。据赵小琪在《比较文学教程》考证,最早使用“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这一词语的是法国两位中学教师诺埃尔(FrancoisNoel)和拉普拉斯(E.Laplace)[3]。他们在1816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文学作品选集《比较文学教程》,但该作品并未对比较文学作理论探讨。1829年法国学者维尔曼(Vil-lemain)出版《比较文学教程》一书,1830年另一名法国学者安贝尔(Ampere)开设了名为“各国文学的比较史”的讲座。但这一时期,主要是停留在对作品的罗列和简单对比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到了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发表了《比较文学》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文学的理论着作”[4]。这本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比较文学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因为在这本书里,作者对文学的本质和比较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详细的论述,还对东西方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比较。此后,比较文学的论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世界各地的大学相继开设比较文学的讲座或课程。同时,针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先后出现了法国学派、德国学派、英国学派、俄苏学派等等不同的派系。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开始在西方蓬勃地发展起来。

    二、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兴起要比西方晚,但就比较思维而言,如果从中国文学理论中寻找,总会发现很多有关比较思维和比较法的记载。

    (一)比较思维的发展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中就有有关比较思维的记载,在《述而篇第七》中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就体现了丰富的比较思想。南北朝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写道:“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这段话将个人的性格气质与所写文章风格作一比较,“触类以推”,认为“表里必符”。与《文心雕龙》并称的钟嵘《诗品》更是大量的运用了比较手法,在其各章中,钟嵘首先便判断每个作者写作的来源,如在品鉴汉都尉李陵时,钟嵘写道“其源出于《楚辞》”,在品鉴晋平原相陆机时说“其源出于陈思”,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实这就是一种比较。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在论述每种文体风格时采用种种较为具体的意象作比,在比较中得出其共同点,即构成题目的风格,例如在说明“洗炼”时,写道“如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缁磷。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体素储洁,乘月返真。载瞻星辰,载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种种意象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以其特征的共同性得出“洗炼”的内涵。以后,西学东渐,东西文化得以沟通,一大批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成了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如严复、王国维和林纾等人。他们翻译外国作品,着书立说,敲开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大门。王国维就曾用叔本华的哲学研究《红楼梦》,写出《红楼梦评论》,林纾将《老古玩店》和《红楼梦》作了比较,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文学主要集中在中西个别作品的比较和对西方作品的翻译上,还有一些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解放后,由于当时特定的国情,我国在比较文学方面主要是中苏文学关系的论文,直至70年代末,在这期间,虽然出现了像钱钟书的《管锥篇》这样的优秀着作,但从整体上看,取得的进步很是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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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1．跨学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通对文学现象中的道德、伦理、思想、宗教、地理、经济等多种社会价值标准进行评判，并通过比较研究区分审美与艺术形式，使得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更紧密联系在一起。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正盛兴的“生态批评”，即把文学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在强调该领域研究具有跨学科和全球性视角的同时，认为我国学者研究生态批评应具有自己的视野和更客观的角度。正如文学反应的任何一个社会侧面一样，环保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概念，它牵涉到诸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蕴含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武汉大学张箭飞教授则以“比较文学之外———略谈风景学的范围和重点”为题阐述了兼容或跨越地方研究(placestudies)、空间研究(spacestudies)、环境研究或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三支貌似独立的学科的风景学(landscapestudies)。比较文学的风景学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对象锁定在其与文学、艺术和美学交叠的范围之内。近年以来西方学界围绕风景的定义、风景引发的诸如文化民族主义、地方感、身份认同、自我意识、人与环境等重大议题曾展开争论。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必要在厘清诸家学说的承继或扬弃关系的基础上，对许多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从而确立学术走向。邹建军教授在题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反思与构建”的发言中，反思了国内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他认为中国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西方空间批评的翻译和介绍、文学的历史地图描绘、文学中心的地理变迁、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比较文学地理学批评进行建构:对重要概念术语(如地理基因、地理建构、地理影像、地理叙事)进行定义，使其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文学地理学的框架下来重新梳理文学史，探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并可援引其指导其他一些研究。武汉大学张晶通过《山楂树之恋》及《唐山大地震》所引起的反响谈到文学通过影视艺术的嫁接、传播及文化的透视所引起的思考，由此比较文学研究应可涉及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传播学、文学与文化等多个方面。中南民族大学尹锐则以“人文地理学与英语后殖民文学的关系”为题提出了将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后殖民文学进行结合研究的倡议，他认为后殖民文学在当今是热点，人文主义地理学至少可以从风景与创伤、风景与权力、地理与逃避等三个方面切入研究。

2．比较文学研究实例。除了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与会学者也对自己在本领域所进行的一些实例研究进行了交流。惠州学院外语系汤富华教授首先以“论翻译之颠覆力与重塑力量———重思中国新诗的发生”发言，利用大量文学史料论证了翻译在中国新诗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武汉纺织大学谭燕保教授则以“他者镜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蓝的眼睛》中的女性书写”为题，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分析了汤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书写方式角度上的表层相似，但深层书写方式的巨大不同。通过对比二者去追溯主体的身份诉求便可明显看出其差异，进而推知同为美国少数族裔的华裔和黑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蒋金运则以“北美华人诗歌中的生态伦理中国想象”为题，通过生态伦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内容的研究透视了北美华人作为主流文化边缘体的心理图式。安徽大学刘云以“《庄子•齐物论》与《盗梦空间》的互文性解读”为题，从互文性视角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梦”的异同，从而昭示了东方文化的务虚和西方文化的务实。武汉纺织大学刘慧则以“生态伦理视域下杨克的悲剧”为题，对奥尼尔戏剧“毛猿”中的珠宝店、皮货店场景、人与猩猩的握手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细节的精心设置显示剧作家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识和人文关怀。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教授谈了自己对公安文学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生韦照周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杜雪琴分别关注了“羊皮纸效应”和易卜生创作中的地理诗学问题。

二、比较文学研究原则的坚守

比较文学自诞生百余年来，可以说一直是危机重重，质疑不断。中南民族大学叶绪民教授通过对比较文学学科肌理的再思考，在承认比较文学不断吸纳新方法、新角度的创新意识的同时，道出了比较文学的核心何在之疑惑。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谨防过宽，应注重比较本体及本体的文化角色，在文学流通中去进行比较研究。如果说比较文学研究以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来分，本学科应以内部研究为主，且在外部研究中注重文学性这个关键所在。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则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在质疑声中显示其生命力，其研究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化用，应谓之顺理成章。同时，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在于主体间性，主要表现在研究主体与研究主体间性、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研究对象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等方面。这种学科特征决定了比较文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别文学的间性关系、不同诗学的间性关系、文学与文化理论的间性关系、文学与其他学科的间性关系。胡亚敏教授对比较文学提出了三点思考:其一，比较文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拓展应让我们更加清醒认识本学科所受到的理论冲击、文化冲击及与政治的结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与文化冲击，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而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得本学科担负着对强势文化反叛的使命。其二，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应清楚，比较文学应有自己的坚守。应当把比较文学定位为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既要开放又要保守，要有自己的阵地，要有助于文学的发展。其三，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民族性坚守。当今的中国需要研究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与他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而湖北省比较文学的特点，在于中文与外语两支学术队伍的融合和互借，及身处中国腹地的包容胸襟。综上所述，此次研讨会不仅关注学科理论构建，也重视具体案例研究。这昭示着，比较文学的发展不仅要吸纳各种新思潮和新观点，更要有自己的学科坚守和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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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国内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评价主体来看，主要存在两种主要模式:一是高校督导的听课及评价，二是本专业同行的评教。这两种教学评价对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教学督导在教学效果、同行在教学内容及技巧方面的督促、提醒，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于比较文学教学的帮助作用。但问题是，仅仅局限于教学督导和同行们的角度来评价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而忽视了对于其他评价主体的关注，显然难以达到真正、全面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就国内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评价反馈机制而言，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忽视了对于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课程开展之前教师教学能力、教学效果以及学生的知识储备、外语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评价。一般而言，高校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往往是依据既定的本科培养计划开展，根据学生所在的年级、专业等情况而设置。但是在开设比较文学本科课程之前，院系通常并不会关注授课主体和听课主体的能力、素质及其匹配性。院系在开设比较文学本科课程之前，注重教师教学任务的承担、学生学时的多少、具体的课程设置等内容，而对课程开设之前教师的授课风格、讲授技巧、学生的接受心理、外语能力以及学习氛围等往往不太重视。这种教学活动开展前预评价的不足，使得不少院校在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开出之后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教师的研究兴趣与授课内容的偏离;教学任务与学生学时的不对称;教师的讲课风格、技巧与80、90后学生的难以兼容;学生外语能力欠缺，导致比较文学教学中涉及外文文献查找、阅读等活动难以进行;知名教授过于学术化、专业化的讲授与本科学生既有的知识储备、理解能力出现巨大鸿沟等等。

第二，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评价缺乏定性、定量的指标体系，因而使得不少评价显得较为随意，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即便一些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较久的院校摸索了一些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评价指标，但它们也大多因为停留在描述性、结论性的评价水准上，评价方式主观性大，评价标准模糊，难以成为客观的、可复制的评价指标。体现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就是一些督导、同行根据自己的理解、喜好对比较文学任课教师进行评价，他们虽然也可能向学生问及对于任课教师的评价，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精确的评价项目，个人的好恶、亲疏以及专业背景等因素严重干扰了评价的可靠性。

第三，目前的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评价体系不太全面。较为全面的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评价机制应囊括教学设计、学前评价、教学管理、外语能力培养等内容在内，以便尽可能地展现出影响比较文学教学效果的一系列因素，进而揭示能够有效提高教学效果的途径。而目前的比较文学课程评价则往往只突出教师的讲授能力、课堂纪律、学生互动等评价，而对其诸如课程规划、教师配置、学前考察、考后评价等功能较为淡漠。

第四，从评价主体构成来看，通常的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评价注重的是学校管理方和同行的评价，而对于教学活动中的其他相关主体的评价是忽视的。目前的比较文学教学评价比较看重来自学校督导、院系同行的评价，这构成了评价的核心部分。虽然也有不少学校开展了学生评教的活动，但是这种评价往往带有许多变动因素，显得不太客观、准确。例如，学生往往从教师授课的风趣与否、个性突出与否、老师与学生的亲切与否等进行评价，而对于比较文学课程本身的授课策略、授课技巧以及教师本身的学术能力缺乏辨别的能力，难以有效地反映出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很多院校对于学生比较文学专业外语能力、查找文献能力、中西比较视野的养成等相关评价不太重视，许多指标都没有体现在当前的教学评价体系中。正是由于当前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本科教学没有建立一个全面、立体、合理的评价机制，使得比较文学课堂教学及其效果中隐藏的一些内在不足无法得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学生在比较文学的课堂学习过程中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无法达到比较文学教学的预期目标。

二、建立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评价机制的原则

针对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建立科学、立体的比较文学教学评价机制，以期切实提高教学效果。其中，有这样一些原则应体现在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评价机制中:首先，建立多方联动的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考核机制。多方联动的考核机制较之一般教学评价，它的突出特点是将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涉及相关部门、主体组织为一个有机整体，考核主体既包括授课教师、教学督导、同行同事，也包括教务部门、学生、社会单位等。它可以使每个教师都有机会接受来自校内外、上级部门、社会和同行、学生等各方面的评价，更为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其次，应该制定具体的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考核办法，依据评价指标体系组织考核，并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为了充分发挥评价机制的引导、激励作用，院系应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反馈评价信息，进行比较文学教学的考核工作。评价与考核并不是目的，评价、考核的主体和对象应进行良好沟通，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此后课堂教学的提高提供切实的帮助。同时，应该将比较文学教学评价与考核结果纳入教师的年度工作考核，作为晋升工资、评定职称、评优等的重要依据，使教师们形成自觉搜集课堂教学评价信息、进行自我提升的意识。再者，在比较文学教学评价机制中，应合理安排好教学评价的先后顺序。在评价目标的选择方面，我们可以先以教学资历较长、各方评价较好的教师课堂教学评价为试点，引导其他教师逐步转换，通过典范的影响推广经验，然后再推广至其他老师的课堂教学评价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宜操之过急，否则很可能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压迫力，反而使得教师在授课时无所适从。同时在评价内容的制定方面，应制定科学、全面、合理的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评价指标和标准，使之能够多方位地揭示比较文学课堂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上课学生的实际情况，由此来进行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评价及考核。我们力图构建的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评价反馈机制的若干原则，充分考虑到课堂教学活动开展前后的不同阶段、不同部门的作用，尽可能地客观揭示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的各方影响因素，综合课堂教学的各方主体形成全面、科学、客观的评价，从而能够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和不断提升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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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较文学系,这些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引起学界思考和争论。笔者以为,将“比较文学”放在师范院校中文系,并将它与“外国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种学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系。从学科知识结构建构看,将“比较文学”放在中文系,相对于放在外语系,更为合理。这既是因为中文系诸学科具有接受“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还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诸学科。外语系的文学学科,仅仅是外国文学,而中文系的文学学科,既有中国文学,又有外国文学,还有文艺学等,在学科知识板块基本设置上具备了在汉语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结构。在中文系中,“外国文学”的设置本身,给中文系学科整体带来一个可与中国文学互照互识的参照,使学生具有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但由于没有“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各门课程虽然在知识结构上具备整合基础,却各自封闭,缺乏沟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过输入新学科———“比较文学”,使原有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有了整合的学科理论,可以对整个中文系原有诸文学学科知识板块加以自觉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赋予该学科整合中文系诸学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国文学”在中文系的学科地位,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成为中文系诸学科整体中的结构要素。确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中文系学科整体之结构要素,意味着认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性质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响到中文系所有学科,使中文系诸学科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规定的基本性质下相互作用转换生成一个结构整体,具有传统中文系原来所不具备的新的性质和功能。

这种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体性质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与视野、“比较文学”异质文化文学互照互识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诗学核心概念等,将使中文系诸文学课程整体具有“世界文学”之整体性质。这种“世界文学”整体性质放大影响中文系诸传统学科,将使中文系原有诸学科相互作用转换为一个整体———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语文工作者的载体,将使传统中文系培养的能说会道的“笔杆子”,具有当下语文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世界文学”基本知识结构和全球视野。因此,“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怎样整合中文系原来分散孤立的诸学科呢?首先,从中文系本科一年级开始,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给学生讲“学术导引”课,让学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学习过程中的总体要求,并与其他学科商讨确定读书写作的具体要求:文学课程要求背诵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诵要求、细读基本书目以及细读要求、学科小论文写作基本规范与基本要求、中国古代文献阅读基本要求、英语文献阅读基本要求等,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语文工作者应该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实基础。

在中文系诸学科中,只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具有主持这种“学术导引”课程的宏观视野和整合能力。诚然,国别文学学科就具体文学事实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艺学学科可能就具体理论研究更加具体,但应看到,封闭的国别文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知识结构上贯穿中外、古今的跨越优势与互照互识的视野,传统的文艺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文学实证基础。所以,在主持“学术导引”课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虽应与其他学科充分交流沟通,尊重其它学科的意见,但还是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统筹兼顾这种“学术导引”课程更为适宜。虽然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学术引导”课程,但学生“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却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学科的任务,而应由中文系所有课程共同承担。中文系一、二、三年级专业基础课程,应落实各学科的背诵要求、阅读要求,以及学科小论文写作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三年级(或四年级)“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开设的专业学科相互沟通,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一年级的“学术导引”课,与四年级的“比较文学概论”互相呼应,因此,“学术导引”课程可以视为“比较文学”课程的一部分,课时由“比较文学概论”课时拨出。最后,通过四年级毕业论文写作,学生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上选择题目,尝试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表达自己观点。学生四年级毕业论文题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学比较,但是,由于学生论文题目是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总体知识结构基础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选择,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与传统的中文系学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觉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语境的知识结构和学养,具有与世界沟通的能力,更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学科合并方式:学科独立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现状是不同学校处于各自尝试阶段:有的学校把比较文学的内容放在外国文学课程中讲授,有的学校严格坚守两个学科的各自边界,两门课程分开讲授,并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性。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指出,子结构保持自己的结构边界、结构平衡、结构转换规律参与更大结构构造的自我调整性,是结构的三大特点之一。[1](1-11)从理论上讲,如果“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是一个整体,“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国别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理论课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学科要参与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都应该保持自己作为子结构的结构边界、结构构成元素以及结构要素等。“世界文学”作为更大结构对中文系包括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课程整合,不是打乱各学科的边界,随意改变各课程的特定对象,而是中文系诸学科保持各自学科独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结构转换,在保证各自学科的学科边界与独特学科对象稳定性前提下整合。学生跨越异质文化的知识结构与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独立学科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核心相互作用转换生成的新的整体结构性质与结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系诸学科不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学科独立性,还要保证自己学科的扎实基础,这既是中文系诸学科整合之绝对前提,也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合并之绝对前提。没有各学科之独立边界,“比较文学”主观随意地放在国别文学课程中讲述,学生没有各自学科的扎实基础,很有可能不同学科知识混同于一大锅浆糊。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把比较文学有关基本概念说得头头是道,但不仅学不好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也不可能学好。从文学知识结构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国别文学基础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学”知识建构。如果中文系学生只具备“中国文学”的知识结构,没有相应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就缺乏“世界文学”观念上互照互识的基本参照,不具备进一步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准备。反之亦然。如果学生不具备完整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这时给学生讲授“比较文学”课程,对学生来说,就只是能指的游戏,学生根本不具备接受这些概念的期待视野。#p#分页标题#e#

三、学科基础:双语双文本

围绕“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核心,中文系需要打好扎实基础的学科,主要是涉及基本语言能力培养与基本文学经典阅读训练的学科。从语言角度看,强调扎实的英语基础是对的,诚如刘象愚先生所说,学生英语基础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笔者要补充的是,中文系学生的古代汉语基础,也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基础之一。具有世界眼光的世界公民,跨文化语境的中国语文人才,不能不具有阅读自己祖国古代文献的基本语言能力。一个中文系学生,获得英语国家六级考试合格证书固然不错,但如果这个学生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只能看横排现代汉语译本,这样的中文系学生显然是不合格的。不管在什么时代,作为中国的语文工作者,都必须具有直接阅读没有断句的、竖排本的中国古代文献的语言能力。扎实的英语和扎实的古代汉语基本能力,是对当下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语文工作者的基本语言要求。从文学角度看,在“世界文学”前提下打好扎实的国别文学基础,学生应该总体把握中西两个文化系统的基本文学经典作品,成为在知识结构上学贯中西、学贯古今的博雅之士。具体说学生应该背诵有关中国古代诗文代表作,细读中国戏曲、小说代表作,细读从荷马史诗到19世纪小说的西方文学代表作。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提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合并,不仅要求保持国别文学原有知识结构基本内容的稳定性,而且还应保证国别文学课程处理的厚古薄今原则,从源头上打好基础。古代文学经典是中文系学生基础中的基础,任何文明中的文学事实,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国别文学课程中,只有古代基础打扎实,学生才能水到渠成地理解后来的文学现象。否则,学生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阅读,不过是在当下期待视野下的误读;学生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阅读,不过是在中国文学语境下的误读。《诗经》、《离骚》不过是古代版的朦胧诗,奥菲尼娅的故事不过是莎士比亚版的张爱玲小说。在这种误读情况下,中文系课表上虽然开设了“世界文学”诸课程,但中文系学生并不具备“世界文学”的文学知识结构与专业训练。中文系国别文学教学还应以“还原”为目标从各自文化语境阐释文学作品。因此,打好扎实“国别文学”基础,还要求跨越文学、历史、哲学的学科界限,以“还原”为目标,从中西文学文本各自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来阐释文学作品,尽量避免以今日中国语境误读古代中国文学,以中国语境误读西方文学,或者以现代西方语境误读中国文学。诚然,历史永远不可以在100%的意义上“还原”。敦煌文献与传世的唐代文献就存在很大差异。然而,作为文学史的知识传授或者文学史研究,毕竟又与文学欣赏者的自由阐释不同,它要求尽量将作家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时空,从作家作品所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阐释作品。在此意义上,笔者以为,在中文系教学中强调外语是不错的,但仅仅是外语也是不够的。文化哲学是读解文学文本非常重要的基本途径,是丝毫不亚于语言能力的基本途径。遗憾的是,在当下中文系教育中对学生英语能力比较重视,对学生文化哲学功力培养相对比较忽略。如果主体不具备与国别文学相应的文化哲学知识结构,仅仅具有阅读文字的能力,不管是古文能力或英语能力,在阅读文本时都只能在能指层面认字而不知所云,或者根据他人的观点鹦鹉学舌地“阐释”文本。不能在“还原”意义上与经典文本对话交流,国别文学课堂就徒具空名而流于文学欣赏沙龙或者文学故事会,学生不可能具备博雅之士的内在学养。在此意义上,学生“双文本”扎实基础,还意味着倡导学生尽量拥有“双文化”的功力。

四、学科目标:独立批判精神的博雅之士

篇7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理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日后，学术界将雷马克将所言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具化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与宗教”等。比较文学的“跨学科”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75年，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该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②。这是比较文学领域首次出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吁求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杨周翰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较文学的一般定义，它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它还包括文学和其他学科、其他艺术或其他表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③。他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在前一个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在“跨学科”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为此，他发出呼吁:“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①。

历史上，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又被称为“科际整合研究”，即把人类社会童年时期处于同一个母体的、日后被细化的社会分工所割裂开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学科重新整合起来，以文学为中心，从文学的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较的视野中，对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进行研究。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构建，得益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视野的拓宽和思维方式的嬗变。这种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①，而且已不能满足宏观视野下综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和超越文学自身的综合性研究，既可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顺应时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择。其实，在提出“跨学科”理念的同时，雷马克就谈到了“科际整合”或曰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们必须综合，除非我们宁愿让文学研究永远支离破碎。只要我们有雄心加入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就必须随时把文学研究中得出的见解和成果集中起来，把有意义的结论贡献给别的学科，贡献给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为比较文学“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连结起来的桥梁。”如果想发挥这座桥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领域上做文章，即“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③。跨学科研究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边缘性、渗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外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空间，使文学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藩篱，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学现象连成了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又将文学置于同其他学科相关联的时空领域中，不但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开辟出一条文学与其他学科沟通与对话的渠道，还使我们有机会站在文学以外，站在其他学科的视角上观察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学，从而对文学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如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径已为比较文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二、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现状

中国比较文学的文献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纪80年代。1982年，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选入了美国学者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的《文学与思想史》和玛丽•盖塞的《文学与艺术》;1985年，干永昌、廖鸿钧、倪瑞琴编选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也选入了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除了将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文章选入外，还选入了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1987年，杨周翰、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除了继续收录乐黛云和钱仲联的同名成果外，还收录了傅鸿杰的《奥尼尔与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潜与尼采》、朱维之的《禅与诗人的宗教》等;1989年，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除了王宁的长篇《导论》外，还收录了很多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乐黛云的《文学与其他学科》及《文学与其他艺术》、许明的《文学与哲学》、王锦园的《进化论与文学》、徐志啸的《文学与宗教》、伍晓明的《文学与音乐》、王长俊的《文学与绘画》、王宁的《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孙津的《中西文论的哲学背景》等。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内容也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非本科范围研究”为题介简要提及了“社会学与文学”、“神话、民俗学与文学”、“哲学与文学”、“宗教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语言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学的关系”等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在“科际整合”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与艺术”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等跨学科内容。#p#分页标题#e#

同年，陈惇、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和艺术”、“文学和宗教”、“文学和心理学”以及“文学和哲学”等跨学科内容。90年代及至21世纪，“跨学科研究”不但成为比较文学教材必不可少的内容，外延还拉伸到“文学和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系统论”、“文学与信息论”、“文学与控制论”等领域。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现于20世纪尾声和21世纪初叶。如陈洪的《文学与宗教》、龚每律、谭桂林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冯川的《文学与心理学》、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麻承照的《文学与民俗》、许建昆、陈又凌的《文学与电影的对话》、阮庆岳的《文学与建筑相问》、王宁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等。此外，一些非文学工作者也在自身学术视野内探索文学与其专业的关系，如罗小平的《音乐与文学》、蒋容理的《音乐与文学的对话》、罗立刚的《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唐德刚的《史学与文学》、周群的《宗教与文学》等。另外，还有学者将“跨学科研究”引入具体的学术领域中，如郑杰文的《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陈致文的《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等。与著作类成果相比，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论文类成果上呈辐射式和多元化态势。除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及“文学与宗教”外，在“文学与计算机”、“文学与网络”、“文学与动漫”、“文学与医学”及“文学与农业”等方面均有数量不等的成果出现，展现出一种较为可观的局面。纵观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历程，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1)全方位、多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经形成。其内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马克当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随新兴学科发展的脚步不断延伸，使比较文学的“边缘性”、“交叉性”和“渗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学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学领域的学者纷纷从自身的学术追求出发，深入探讨所在学科与文学的关系，如“绘画与文学”、“建筑与文学”、“医学与文学”等，有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赶超文学之势。(3)整体理论性探索不够，实践阐释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层，流于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泛泛叙述。系统的、有理论探索的、有实践个案的、有学术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论。

三、“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教学中的角色转换

在比较文学基础教学中，“跨学科研究”至今还是一个配角。尽管作为三大研究途径之一，“跨学科研究”拥有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等的地位，但落实到教学环节中，“跨学科研究”则往往成为可有可无的边缘性角色。这一点，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来出版的教材中就可见一斑。最早的“跨学科”内容，是以“附”的方式出现在教材的角落中，篇幅也很小。随后的“跨学科”内容，或以“科际整合”，或以“跨学科研究”为题，正式出现在教材的章节中，范畴和篇幅也有所扩充。日后及今的比较文学教材，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格局，即大多把“跨学科研究”作为一个章节的内容加以介绍，范畴相对稳定。然而，一旦进入到具体的教学，对“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关注度，就远远大于“跨学科研究”。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留给“跨学科研究”的寥寥无几，其“附属”的配角地位至今没有大的改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首先是前面所述的理论建构的不足。自雷马克提出这一理念起，“跨学科研究”始终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没有产生“影响研究”的“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以及“平行研究”的“主题学”、“题材学”、“文学类”、“比较诗学”以及由此变异而生的“形象学”和“译介学”等理论范畴。缺少了理论根基，就缺少了底气，教学上自然会产生无话可讲的感觉。其次是知识结构的陌生。由于“跨学科研究”的外延超出了文学本身，使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们对所“跨越”到的学科领域或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在文学与这些学科之关系面前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下手。

篇8

曹顺庆教授1995年提出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认为五四之后中国出现了文化断层，继而在面对强势的西方思想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论话语和言说系统，也就丧失比较之可比性基础，陷入以西释中、以中注西的中国思想西方化之路。在法国比较文学家于连看来：“这是一个要害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所以，比较文学不能盲目地用“比较”一词了否定文明之间的异质性，要重新反思比较文学的学科史，重新阐释“可比性”问题，绕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把可比性建立在求“同”存异之上的研究模式，去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和无关性所在，去主动求“异”，通过“异”来还原文明自身的原生态存在样貌，让这些独立性、自主性的文明用自己的话语规则来言说，继而进行优势互补，对话融通，这就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基本思路。也是对比较文学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那么，什么是变异学？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曹顺庆先生在2005年主编的《比较文学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该书第三章就命名为“文学变异学”，分为译介学、形象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这六小节来展开论述。他认为：“从‘变异’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以前比较文类学研究的‘求同’思维中走出来，从而拓宽文类学的的研究视野，为比较文类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开拓一片新的园地”，紧接着，在2006年年初，他就为变异学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从这个定义当中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关键词在于“异”，摆脱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对“同”之可比性的依赖，转而求异，用异质性来建构另一种形式的可比性。正如吴兴明教授所说：“‘变异学’所着力关注的不是旅行在地的理论与理论原本的‘同’，而是‘异’。不是凸显它们之间的在理论观念‘同源’基础上的同一性，而是在历史状态中的差异性。”进一步说，如果说，跨文明比较必然产生文本意义的变异，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变异的客观事实，我们既不能像比较文学法国学派那样去忘却和忽略，因为只要有语际转换，只要有时空挪移，只要涉及不同的文明，变异是绝对存在的，实证性的求同只是一种乌托邦，一种学理上的梦幻；也不能像美国学派那样去逃避和拒绝，因为从一种辩证哲学的角度来看，异质性凭什么不能作为一种可比性论域而存在？比较不仅仅是从同的角度来画出一个圈，然后在这个圈中带着镣铐跳舞。对“异”的分析和清理，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也是一种比较的价值。更不能像中国学派那样去“不知”，不知意味着行为的盲目性。比较的出路不在于单纯求同，而是要主动求异，要研究文化过滤中的意义变迁问题，当然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异”，而是要追求“创造性叛逆”。

二、文明异质性与比较文学变异性

比较文学最初是跨文化研究，后来，曹顺庆教授把它变成跨文明研究，其实不仅仅是术语上的变更，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学科理论思想，曹顺庆先生认为“文化”较之“文明”，还缺乏一种对更宏观的异质性的考查，如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就认为只有在同一个文明圈内才能比较，曹先生认为他的局限就在于它的“跨文化”而不是“跨文明”，他认为“跨文明”就是“强调对不同文明之间异质性的研究”。那么，学贯中西的钱钟书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不是跨文明研究呢？在于连看来，他的致命之要害也和刘若愚一样，在于求“同”，只不过，刘若愚是更典型的以西释中的模式，而钱钟书则是意义相似基础上的类比，于连说“我很敬佩他，他学识渊博，对中国传统了如指掌，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他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在这个问题上我提到过刘若愚，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前言里与他拉开了距离，我认为他出发点错了，他试图用一种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国诗学，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于连的比较研究策略就是，完全回避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影响、关联和指涉，比较不是在一个文明圈之内加以类比，换言之，两种文明，如果所追求的意义之重叠性越大，那么，两者相加之总和就没有重叠性小的两者相加的总和大。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展开异质文明之间的对话，如果文明之间总是求同，那么，会逐渐缩小差异，尽管我们可以“存异”，但是这个存却是从理论上的一种放任的意识，而没有意识到这个“异”对总价值的作用。所以，于连的无关性的比较研究策略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比较研究并不是必须要建立在“同”和“异”的基础之上进行展开求同去异、等相关性比较，真正的比较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在“不比较”的过程中实现“比较”。曹顺庆教授指出：“可以说，中国比较文学就是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之下催生出来的，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结果。文明冲突中的异质性和变异性大于共同性，而异质性与变异性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表现形态，也是跨文明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在‘求同’思维下从事跨文化研究，是会面临诸多困难的，而变异才是现今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应该着重研究的内容。”。

篇9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篇10

【关键词】比较文学，理论问题，思考

在我国，比较文学的讨论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在汉语学界建立中拉开了帷幕。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人文学科的发展背景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学界的内外，对“比较文学”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文学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若干的理论问题。在比较文学的发展中，不管是学科的建设还是对学生的培养，都是成倍的增长。

一、比较文学存在的问题

1、比较文学在研究中存在问题。在研究中许多人对比较文学都持有意见，学者们很难达成一致，这既是一件好事，也是问题所在。这种争论有助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但是，在这种争论中，也使这个学科非常难形成完整的一个理论体系。关于对比较文学的争议不只我国存在，国外也存在着这种问题。关于文学对比的影响，不可以明确出要研究的对象，也不能提出有利的研究方式与思考。特别是一些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没有关系的内容介入进来，使原来就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

2、比较文学理论的反思过程中没有目的性。任何一种理论的反思都是具有一定的目的的。理论不是审美，而是一个命题，它的表达不是一种美学性。理论的意义在于其目的性与针对性。比较文学理论在反思与研究中，理论的表述不能反映出理论的目的性。

3、比较文学理论在反思中的问题缺少关联与系统性。比较文学理论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而对每一个问题，学界的学者们都会做出思考与分析。每一个比较文学理论的问题都单独的被研究与思考过，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没有对其它的问题建立一个层次性，也没有与学科的宗旨、目标建立一个关联性。所以，这些问题当作独立的问题思考研究，看不出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由于各问题之间没有关联性，使比较文学理论思考变成一种分散的状态，不能很好的运用所拥有的反思成果，还可能造成同一个问题在一个角度上的重复。所以，缺乏理论的整体性。

4、比较文学理论反思中思考路径的误区。比较文学理论的反思总会涉及到起点问题，不一样的问题就会有不一样的预设起点，需要遵循一般的思维规范。传统的比较文学理论认为，比较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的思路应该先考察比较文学理论的对象与方法。其次，重点的讨论和比较文学的发展有关系的任务。思考比较文学的各种问题，就要优先的思考其对象与方法，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在进行比较文学的发展有关任务的问题。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思考路径没有为比较文学弄清关系，也就是说这样的思考路径是不成功的，本身就存在问题。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

想要研究比较文学，就要把它与我国的研究状况相连接，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思考，不然，比较文学的研究就变成了一张空白的纸张。总体来说，就是要充满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主要强调的就是民族是世界的。我国的文学作品丰富多样，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多的资料。但是还要注意，所有的文化都想要发展，不会封闭自己，而且都需要吸取其它文化的精髓。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这样的，，才可以更好的进行发展。所以，想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就需要大家和谐相处。

比较文学是一门特殊的独立学科，它与翻译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把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是最重要的。我们最先要确定的是，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学者们在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抓住重点，知道哪个轻哪个重，不然的话就会失去探讨研究的意义。比较文学比翻译的范围大很多，但是翻译是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思考的必经之路，如果只是单纯的把比较文学归类到翻译的研究中，就真的是太浅薄了。

比较文学研究具有可比性。在任务确立以后，就要确定方法，方法的确立以研究比较文学的目的与对象作为参考依据。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比法是为了凸显比较对像之间的不同之处。比较文学的研究不是把求同与存异相互分开，而是把二者相互结合在一起。比较文学的研究可比性有三个原则，分别是：同类原则、对应原则、关联原则。同类原则指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事物不需要进行比较，完全不一样的事物也不需要进行比较，既同又异的事物才能更好的进行比较，但是不是所有的既同又异的事物都可以比较；对应原则是在事物对比中，同一类型的事物都是相对应的，但是相对应的事物不一定是同一类的；关联原则指的是各个国家的文学直接或间接的事实联系。关联原则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被广泛的运用。

三、对比文学的出路

对比较文学提出的问题，要在以后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时候解决的问题。它在未来的发展有很好的前途。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原因是，承担着对我们人类生活状态思考的重要责任。比较文学的研究一定需要与外界进行联系，而且在练习中还要不断的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只有通过不断的与外界沟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通过外界的理论来增强自身的知识，这样才会使文化共同的发展、繁荣。

在对比文学的研究中，不要只是局限于自身的领域内，可以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对比较文学进行研究。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研究的细节，要注意学科中的分工。比较文学不应该是一种比较干枯的理论，它应该与各个学科相互融合。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一定要遵循其本身的发展规律，重点的抓住核心内容。

结束语：比较文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发展的道路是波折的。在比较文学的理论中，比较的是方式、特点等。在比较文学理论中，一定要明确比较文学的对象、范围、目的等。比较文学理论的不同研究方式，不断的推动着世界比较文学理论活动很好的运转。在以后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要学会变通，不断的学习新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程培英. 比较文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D].复旦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