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竞争力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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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竞争力；旅游亲和力；旅游供给；培育；杭州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5—0032—09

一　“旅游竞争力”中的“旅游亲和力”

(一)值得注目的《旅游竞争力报告》

说起“旅游竞争力”，研究者们大多会联想到世界经济论坛(WEF)对全球旅游竞争力的分析。除了一些专家解读和相应研究外，这个分析主要体现在该组织多年的系列报告中。世界经济论坛《旅游竞争力报告》①是从2007年起开始的。在连续4次的报告中，中国旅游业的表现非同凡响，因为它着着实实地迈出了三大步——从2007年124个国家和地区比较中的第71名，一跃到了2008年13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62名，再到2009年133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47名，再到2011年139个国家和地区中的39名，从全球中等偏下位置上升到了中等偏上的前1／3的位置，所以也令世界震惊。就像2011年该报告的分析所述，“从旅游消费市场的主体来看，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西欧和北美市场仍旧继续发力，但是在最近10年，在中国一直保持着每年7.2％的令人佩服的增长势头的时候，北美却只有年均复合增长率1％的微弱增长，而西欧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甚至是-0.7％”。

世界经济论坛《旅游竞争力报告》中的“旅游竞争力指数”(Travel&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dex)共有3级指标：第一级指标有3大板块，分别是“旅游监管架构”(T&T regulatory framework)、“旅游商业环境和基础设施”(T&T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infrastructure)、“旅游人力、文化、自然资源”(T&Thuman，cultural，and natural resources)。第二级指标共有14根支柱，分属于前面的3大板块。第一板块“旅游监管架构”下共有二级指标5组，它们分别是“政策法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安全保障”、“健康和卫生”、“旅游的优先次序”。第二板块“旅游商业环境和基础设施”下也共有二级指标5组，它们分别是“空中交通基础设施”、“地面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设施”、“资讯科技基础设施”、“行业的价格竞争力”。第三板块“旅游人力、文化、自然资源”下共有二级指标4组，它们分别是“人力资源”、“旅游亲和力”、“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二级指标下的第三级指标每年的数量并不完全一样，2011年共75个类项(2009年为73项，2008年为71项)。

从表1不仅可以看出《旅游竞争力报告》指标体系的结构，还可以看出在2011年与2009年旅游竞争力比较中，一级、二级指数变化反映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二)中国“旅游亲和力”落在了全球百名之后

如果回溯“三级跳”之前的2007年，那时中国在该指标体系里低于全球中等水平的类项是很多的；而在“三级跳”之后的2011年，中国高于全球中等水平的类项明显增多(表1)。然而，在这可喜的发展中，中国在第二级指标里却仍然有个大项落在了全球的后面，表1反映的“14根支柱”的第12根“旅游亲和力”(12thpillar：Affinity for Travel&Tourism)，现在仍然排在全球的第124名(得分为4.1分)。

在《旅游竞争力报告》的二级指标“旅游亲和力”，实际是由3个子类项构成的：“12.03对旅游活动的扩展推荐”(extension of business trips recommended)，以“当国外企业高管们第一次为经营目的访问贵国时，你们如何推荐他们将其行程扩展为旅游休闲”作衡量标准(1=微乎其微；7=尽可能地推荐)，《旅游竞争力报告2011》中，中国得4.9分，全球排名第105。“12.02居民对外国游客的态度”(attitude of population towardforeign visitors)，以“在你的国家如何欢迎外国游客”作为衡量标准(1=非常不欢迎；7=非常欢迎)，中国得5.9分，全球排名第110。“12.01旅游的开明度”(tourismopenness)，以“旅游经费和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作衡量标准，中国得1.7分，全球排名第122名。

显然，这里所说的“旅游亲和力”就是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对外来游客表现出的好客度，他们是不是能够给游客的旅游活动更多的帮助和指引；为了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国家和地方是不是对旅游发展给以更多的投人；而旅游亲和力的发挥也就为国家和地方带来了更多的旅游收入。当然，世界经济论坛的《旅游竞争力报告》也许还有它的不完整或者不准确之处，但是绝不会有故意的不当操作。因为不仅报告中的有关数据大多来自中国或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而且报告中也列出了2011年中国的25个“优势项”(即超过该年本国或本地全球排名的类项)，甚至中国也有11个类项在全球排在了前10名(其中有3项全球第一，1项全球第二，1项全球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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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10月30日公布了2003－2004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芬兰排名第一，重新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自1979年起，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要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各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评价并作出排名。世界经济论坛是根据宏观经济指数、技术指数和公共机构质量这三项标准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作出评判的。

报告指出，美国虽然在技术领域具有领先地位，但在公共机构以及宏观经济环境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这使其从去年的首位降为第二。排名第三至第九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瑞典、丹麦、台湾、新加坡、瑞士、冰岛、挪威。

英国和加拿大降至第15和第16名，主要是因其公共机构的质量下滑。德国和法国由于在公共机构和技术领域的优势，排名较去年有所上升，分别为第13位和26位。

台湾和新加坡是亚洲竞争力最强的两个经济体。台湾的优势在于技术领域运行出色，新加坡则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共机构的质量而得分。日本因技术领域的革新，排名升至第11位。

尽管许多欧洲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模棱两可，全球竞争力报告却显示，欧洲国家为在全球化经济中参与竞争而作的准备普遍好于其他地区。

中国排名下滑

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较上一年度略有下滑。中国的成长竞争力指数在102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44位，商业竞争力指数在9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6位。两项指数分别较前一年实际下降4位和7位。然而在竞争力排名下降的同时，中国经济仍在快速发展，即使是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也没有挡住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脚步。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竞争力报告并未准确地描述中国经济状况。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奥古斯都博士承认全球竞争力报告有其局限性，但他认为通过报告可以了解各经济体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分析各经济体的强项和弱势，因而有助于企业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作出决策。

中国在宏观经济指数中的排名位列第25，这是相当不错的；但其他两项的名次分别为第65位和第52位，这使得中国的最终排名落到后面。奥古斯都博士说，全球竞争力报告不仅要描述国家现在的经济水平，还要寻找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在技术和公共机构质量方面的欠缺，说明中国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3增长竞争力指数排名前10位

中国零售业十大风云人物

11月17日，第九界中国（上海）零售业博览会上评选出"2003中国零售业十大风云人物"。此类评选在中国零售业界还是第一次。博览会组委会认为，入选者有的在购并潮流中风云突现，有的高举"价格大旗"异军突起，有的虽然默默耕耘但始终奇迹般地坚守区域老大的位置，因此，当之无愧。

亚洲银行业: 脆弱的复苏?

英国《银行家》杂志最新排出"2003亚洲银行200强"，并刊文指出，亚洲银行业的持续进步取决于各国监管当局如何应对突发事件。

表面上看起来，亚洲（包括大洋洲地区，不包括日本）银行部门已经走出了1997-1998金融危机的阴影，正处在缓慢而持久的复苏进程中。2002年，前200强银行的一级资产总值比2001年增加5.5%；资产总值增加 15.8%，达到54330亿美元；税前利润总额增加 6.5%，达到3279.9亿美元。不过，从2003年初开始，伊拉克战争和SARS爆发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对这种复苏构成了很大威胁。加之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恐怖活动和在菲律宾出现的军事骚乱等诸多事件，使得这种复苏体现出很强的国别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基础稳固与否，政府当局正确快速应对政治经济冲击的能力如何，将决定这种复苏能否持续下去。

在前200强银行所属的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在过去5年间经历了衰退，今年又遭受了SARS的打击，加之地产业持续低迷，银行业的日子也就更难过。2002年，香港11家上榜银行的税前利润总额减少3.7%，为51.78亿美元。

不过，比起台湾来，香港的麻烦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台湾地区41家上榜银行税前总亏损达31.45亿美元。对一个出口主导的经济而言，世界经济的下挫真可谓"感同身受"。除此之外，台湾银行业的问题还在于过度竞争，因而亟需重组和资本金的注入。

相形之下，泰国经济可谓"全线飘红"。国内需求增加，出口转旺，2002年GDP增长5.2%，通胀降至0.7%，失业率也降至2.4%。不过，不良贷款还是银行业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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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改进建议

随着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起金融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新鲜血液的注入带来了机遇也伴随着未知的风险与挑战。以四大国有商行为主的改革逐渐深入，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显现，但是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国际地位较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缺陷。

国内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开始于1989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简称IMD）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国际竞争力评价理论体系，所以我国政府于1995年和WEF、IMD合作，参与《全球竞争力报告》所有项目的比较和全球竞争力排序。

一、国际竞争力理论

由于研究背景和角度不同，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竞争力的理论也有较大的差距。目前较为成熟的是WEF和IMD的国际竞争理论，其中都涉及到对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又以IMD的研究更为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1.IMD国际竞争理论。2006年出版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建立了一个由4层、312项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通过将指标分成一二两级，以对比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将竞争力归结于四个主要因素（main Competitiveness Factor）：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对于其中每个因素又进而分为5个二级指标，分别为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就业、价格、公共财政、财政政策、制度框架、商务法律、社会框架、生产力和效率、劳动力市场、金融、管理实践、态度和价值观、基本的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科学基础设施、健康与环境、教育，来衡量国家竞争力在不同方面的表现。

2.WEF国际竞争力理论。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每年都会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WEF-GCR），作为国际竞争力研究领域中认可度极高的权威报告，一直备受各国政府的重视。WEF是按照要素分类指标进行竞争力评价分析，其数据主要来源于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和向参与评比国家发放问卷得到的调查数据。八类要素项目有不同的比重，其中开放程度、金融环境、政府管理、劳动各占1/6，基础设施和技术两项各占1/9，管理程度和法律法规各占1/18。

3.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评价。国际上现行依据金融业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来衡量一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的指标包括：（1）国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2）银行规模（资产位于世界前500家银行的数目）。（3）银行业资产占GDP的比重。（4）利息加息率。（5）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健全程度。（6）国家金融教育的普及程度。（7）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和可信度。（8）一国劳动力市场上金融人才资源的情况。（9）人均信用卡持有数和交易额度。

我国由于技术和能力的限制，对于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6个方面，即盈利能力、资产流动性、安全性、银行规模、人力资源、技术创新。

二、我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分析

1.银行规模分析。这一指标通过统计一级资本排名位于世界前1000家之内的银行数量来对一国的银行规模进行评价分析。图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在2016年的规模状况。最近几年技术的成熟与突破再辅以国际化程度加重，国际金融业界竞争加剧，全球银行也在逐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增强抗风险能力，争取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从一级资本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排名逐年上升，目前已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说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且走在一条逐步扩张的道路上。

2.银行经营能力分析。经营能力主要从银行资产收益率、资本流动性等方面考虑，我国排名世界第一的商业银行2016年资产收益率约为1.30%]，排名第三的美国摩根银行同年资产收益率为1.00%[4]。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头号强国美国，它的金融行业是达到了高度发达的水平，所以从数据可以得出，我国商业银行在收益率方面基本和世界其他银行相持平，且呈逐步发展状态。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能力已达到其他国际银行水平，若以净利润来衡量，工商银行2016年约为1800万左右，美国摩根银行则为460.830万美元，可见我国商业银行仍然与欧美银行间存在着较大差距。

3.人力资源分析。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商业银行在当今知识经济潮流的大背景下，同步提升素质与能力的高质量金融人才是银行竞争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商业银行在高学历人员方面的比重明显不如中小型银行，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小型y行拥有更加灵活的选人用人机制，吸引了大量双高人才。

根据对我国商业银行核心资产数据报表的分析发下这样一个结果：在一级资本、核心资本方面我国银行相对于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具备了一定撼动的实力，但从资产质量、人力资源、社会信用和国际化程度来看，我国商业银行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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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历来都是国民经济的高地，它关乎就业，关乎经济的创造力，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中美制造业高地争夺战以及相关的争议持续不断。为了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多个国家计划来启动“制造业回归”，因为美国发现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心仍然在制造业，制造业也是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由于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越来越近，这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必须尽快重新塑造竞争力，“世界工厂1.0版”必须尽快升级到“2.0版”、“3.0版”，才能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

美国快速启动“制造业回归”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从美国迅速向全球蔓延，随之全球经济结构与国际分工进行深刻调整。自2008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对高端制造业的重视前所未有，希望重新找回经济稳定之锚。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加大了对低端制造业市场的争夺。在这张世界制造业坐标系里，美国、德国等制造大国，率先意识到要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征战中取胜，必须抢占制造业制高点，于是率先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重振制造业大潮风起云涌。

特别是美国对制造业的定位与以前已截然不同。其中最明显的是美国政府对制造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首先是美国开始特别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美国从就业培训、研发、融资、基础设施、国际贸易规则、商业环境等方面都提出要促进制造业的回归和发展。其中美国在2009年12月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制造业创新中心网络发展规划》，推动所谓的“制造业回归”。 随着特朗普当选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大潜在政策也非常值得关注，其中之一是特朗普的“产业回迁”，意在通过汽车、电子的制造业工厂的回迁美国来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包括福特、通用汽车、丰田、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联合技术、开利等美国最强大的企业都已经感受到这种政治压力；之二是提高自身的制造业服务能力，吸引更多的国外制造业去美国设厂，这点在今年年初的曹德旺的评论中就可以体现出来。

虽然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于制造业的政策不同，但是他们对制造业的观点还是非常一致的。因为美国和很多国家都发现，经济增长的实质以及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心仍然在制造业，制造业将成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奥巴马政府强调“再工业化”，目的是为了保持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方面的领先地位。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美国更是浓墨重彩地规划，2009年出台了《美国创新战略：促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优良的工作机会》等，重c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清洁能源、航空产业、电动汽车等产业布局。2012年美国财政年度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预算，开发先进制造技术，并启动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所以“再工业化”也好，“制造业回归”也好，本质上是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

特朗普政府则一方面将汽车、飞机等机械制造业复兴当做未来的产业政策关注点，目的是为了扩大美国就业，解决类似于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之类的难题；另一方面则将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产业升级也作为未来制造业的重点。特朗普提出一个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计划，承诺选民要花上万亿美元来重建道路、机场、桥梁、排水系统和电网。这个新的“造城运动”同样也会发挥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的带动作用。

美国“制造业回归”源于制造业成本下降

在美国启动“制造业回归”的过程中，很多人将美国启动“制造业回归”的动机归因于美国制造业成本的下降。波士顿咨询集团出具的报告显示，如果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以美国为基准（100分），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这就表示目前在美国进行生产只比在中国进行生产贵4%。该研究报告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在2020年左右将不复存在。

埃森哲咨询公司认为，受益于美国多方面的成本优势，目前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十多万家中小制造企业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埃森哲咨询公司首席技术战略家鲍勃？苏在一份报告中分析说：“美国制造业所拥有的劳动力仅有服务业的1/4，但每位员工所创造的利润几乎是服务行业员工的6倍。”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产出几乎占全球产出的1/4。

那么，究竟是在哪些领域美国“制造业”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呢？

首先在资源与能源方面美国制造业成本优势一直在增强。高盛在其2013年前景展望中指出，美国的可开垦土地面积比中国多出5.3倍，水资源是中国的4.6倍。2004-2013年，我国工业用电价格上涨了66%（我国工业平均电价0.6元/度，比美国高出30%左右），工业天然气价格上涨了138%；而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使则其能源价格出现下降。目前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米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为2.2元每立方米。美国的原油价格要比中国原油低30%左右。

另外中美两国的物流成本差异巨大。由于高速公路网是由美国各级政府修建，所以美国高速公路几乎不收费，只有一些私营道路收费，但也很便宜。而中国高速公路费用惊人，中国的运输成本相对来说就太高，而且过路费按里程和载重量双重收取。毕马威曾经报告称，中国的运输成本占中国GDP的18%，比发达国家普遍高出10个百分点。对厂家来说，物流成本可以高达生产成本的30%-40%。

在劳动力方面，中美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美国的人工成本总体来说大约是中国的4-6倍。美国有些地区失业率非常高，在高失业率地区，工资水平也不高，招聘工人也比较容易。美国很多地区平均工资月薪大概在2000-3000美金，是中国的5-6倍。

在税收方面，美国地方政府权力比较大，每个地方的税率政策也不一样，失业率高的地方，税率就低，而且美国税率是根据企业的赢利情况而来，利润越高，税率越高。甚至还有些州不设企业所得税，如南达科他州、内华达州。美国也有企业所得税较高的州，如纽约州、路易斯安纳州，税率也要达到35%。通常来说，企业家可以选择税赋较轻地方去办厂。

美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危机以后，欧美国家开始审视原来重视虚拟经济的政策，很多国家于是重新回归并更加重视“高端制造”，如美国将“再工业化”作为其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当然，美国真正想让回归到美国的产业，也并不是所有的产业，因为很多产品在美国制造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比如在美国，纺织品、服装和家具制造业是典型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没有强势品牌支撑下，毛利率很低。而家电、电脑和电子设备等高科技制造行业，或者被称为“高科技组装行业”，也居于半导体产业下游，竞争超级激烈，且产业附加值整体较低。所以在这几个方面，美国都把制造业放在了发展中国家，但是将设计、研发和销售等其他环节留在了美国。以手机行业为例，在2015年，苹果独自赚取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92%利润，再加上三星，两者利润之和超过了全球手机市场利润的100%。换句话说，所有其它手机企业的整体利润总和是负数――其中，包括了年产16.3亿部手机的中国手机制造商。通过树立高利润制造行业的竞争优势，以及在中低利润制造行业里控制高利润价值链环节，美国制造业获取了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利润率。

早在2011年，Booz&Company的一份制造业分析报告中，包含了一张美国制造业在国内市场竞争力分析图表。该图表清晰显示，美国在化工、宇航、机械、医疗和半导体等领域，仍然占据着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弱势的制造业只是纺织品、服装、家电、家具和计算机设备等领域。由于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较长时间的组织能力，所以短时间来看，纺织品、服装、家电、家具和计算机设备等领域回归到美国的概率还是非常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机器人技术在这种产业中大量应用，那么纺织品、服装、家电、家具和计算机设备等领域回归美国的潮流将会成型，比如最近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已经计划赴美投资建厂就是典型的案例。

综合来看，目前正在回流到美国或者肯“主动”回流美国的产业，主要是高技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因为这些产品在美国有着先天的优势，即美国强大的基础科研和科技转化能力。目前科技界三种飞速发展的技术，即“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服务”，都与美国强大的创新和创造力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中在基础科研领域，很多企业看中的是美国在信息协作竞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对现代制造业来说，信息技术已经远不是上个世纪末的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和MRPII（制造资源计划）那么简单。从设计、生产、装配到服务，它已经深深嵌入制造业的各个关键环节。在产品设计方面，利用可视化和仿真软件，制造商的产品设计、测试和优化都得以加速，并获得改善。比如飞机无需大规模风洞试验，就可以进行风阻系数优化；零部件只需要在模拟软件帮助，关键零部件就可以测算使用寿命；制造企业使用企业资源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系统，可以综合成本、交货速度、生产率、设备利用率、能源消耗和产品质量等多方面因素，整合上下游供应链的关系，制定最优配置产业链资源的生产、制造和销售计划。

几十年前，制造业资源管理最为核心的MRPII/ERP理念，就是由美国企业提出的，目前，全球最好的ERP软件，也出自美国。在未来信息产业创新的前沿领域，如大数据、云技术、虚拟现实与可穿戴技术、3D打印，美国有大量最先发明与创立的公司。比如大数据，事实标准Hadoop就是由美国制定，全球最大的十家SaaS供应商都是美国公司。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在信息技术的领先，还会让美国制造业的创新优势继续保持。

在科技转化领域，美国企业重视研发，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严格，所以他不管别人做什么，只做自己的，而且要做最好的。连最小的企业也会在研发方面下血本，有了专利就迅速转化成产品。美国制造业会随时调整自己，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劳动密集型基本上没有办法生存，所以都向高端、核心发展了。这就是美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要问什么是未来美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说，就是美国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信息协作竞争方面的优势。美国的战略意图是让“人工智能设计”应用于制造业，辅助人们进行设计、测试和制造，使制造业的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用“数字化服务”对新产品进行构思、利用模拟器进行测试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等高技术服务集成应用于制造业，以此来引导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革命”。

反思：“中国制造”何以持续竞争力？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美国制造”最突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产品承载的科技含量与创新能力，所谓的“制造业”回流是一种结果而非强制的措施。美国强调制造业回归，是重视制造业的重要性。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学习的，因为制造业一直而且永远都是所有行业利润的源泉，也是创造与创新的最大承载载体。

Booz&Company的一份制造业分析报告分析认为，未来全球的主要工业国中，只有美国和墨西哥的成本结构会逐渐向好。较低的薪资增长率、持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稳定的货币汇率，以及显著的能耗优势，将让美国和墨西哥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新星。除中国和韩国以外，其它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商品出口国，平均制造业成本均超出美国成本的10%-15%。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还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但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看，仍处于低端加工组装环节，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偏低。目前我国彩电、手机、计算机等主要电子产品产量占全球出货量的比重分别达到50%、70 %和90%以上；但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实现利润仅为美国苹果公司利润的40%。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7年2月的《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6）》指出：我国工业制成品中，我国出口产品主要是中等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和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最少。我国低技术含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尽管拥有较高的占有率，但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则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

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比如中国制造业成本最大的优势――人口、资源等红利逐步褪去，而在其他领域的劣势（如税收、物流、能源、隐性成本等）逐步突显。但在很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挑战还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而非劳动力成本或者资源成本。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中国制造业现在主要的挑战不是劳动力成本上涨，而是整体技术含量偏低、和国际一流企业差距较大，并且趋同化现象普遍。企业的差异化和核心竞争力不强，使得制造业企业目前有相当数量处于经营困难的状态。

中国正在从改善制造业的生态环境以及减轻制造业的运营成本等多方面做出努力，《中国制造2025》作为我国第一个为制造业长期发展明确方向和实现路径的纲领性文件，相比于以前常规性的五年规划甚至更短的近期规划，《中国制造2025》更具战略性和全局性。《中国制造2025》在基本的政策思路上有了较大的转变，重视公共服务体系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技术基础、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制造业国际化和中小微企业等方面的突出作用，对优化制造业的长期发展环境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但是事情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中国制造业并不会因为少部分制造业回流美国而就此式微。但是制造业的两极分化可能会更加严重：有的苟延残喘，有的却傲视群雄，主要原因就是科技含量和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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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日报》等韩媒报道，目前韩国国内普遍存在着对韩国摇摆不定的IT强国国际地位，产业竞争力逐渐下降，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促进就业，提升经济方面作用并不明显等一系列不满和指责的态度。相关人士认为，近年来韩国IT制造业膨胀很快，但是在重要的高附加值技术服务领域以及软件市场仍未摆脱基础薄弱，竞争乏力的落后局面。因此IT产业（请注意并非IT技术产业而是制造业比重过大的IT产业）这根支撑韩国经济的支柱并不牢固，随时都有摇曳的可能。

韩国IT产业竞争力下降？

报道称，首先从韩国IT产业的现状来看。英国《经济学人》旗下权威经济情报机构-经济学家智库（EIU）最近的一项全球IT产业竞争力评估报告称，韩国IT产业竞争力排名继从07年第三位降到了去年的第8位之后，今年则下降到了第16位。另外一家权威机构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IT产业竞争力榜单上，韩国的排名则从去年的第9位下降到了今年的第11位。

因此，有舆论认为BSA（商业软件联盟）并未在9月份出台的《世界IT产业竞争力报告》中公布有关韩国IT产业竞争力排名更进一步的细节。而是在两个月后由其亚太区总裁在韩国国内宣布，“韩国IT人力资源竞争力指数全球排名第二”这一消息，多少有点安慰的成分。

另外，世界性IT公司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受全球性咨询公司LECG以及伦敦商学院委托，最近的信息通讯技术（ICT）经济发展及生产率贡献程度调查资料显示，韩国在全部25个发达国家中排名仅为第18位。10月末，日本总务省高调宣布：“在发达国家IT基础设施调查中，日本超过韩国位居首位。”

报道称，对于这样的现实，韩国人已经开始学会平静的接受，而不会感到特别的吃惊。因此，在韩国国内关于IT产业的盛世危言，也开始成为热门的话题。KT（原韩国通讯）会长李锡采在今年4月演讲时疾呼：“（韩国）国内IT产业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停滞不前。现在到了大喝一声：（韩国）已经不再是IT强国的时候了。”三星电子公司顾问黄昌圭先生9月份则在首尔大学做专题报告时直言不讳的警告：“（韩国）IT产业的增长率一直处于下降倾向。”

其实，韩国政府也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直属总统领导的未来规划委员会在9月份召开的报告会上，了《IT Korea（韩国）5大未来战略》。据说韩国李明博总统亲自拟写了题为《大韩民国永恒的力量，IT》的闭幕词，并坦陈：“最近好像出现了IT产业气势大不如前的各种言论。”参加闭幕式的（韩国）国策研究院有关人员则表示：“尽管这是一场久违了的政府有关IT产业综合战略的重要会议。不过，气氛不是很好。”

不过，现阶段来看，IT产业依然是韩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韩国IT产业占GDP比重约为24%，占出口的比重则约三成。即便在去年韩国创纪录的出现130亿美元进出口逆差的时候，IT领域也实现了600亿美元的顺差。10月份韩国IT进出口贸易差额更是创造了64亿美元黑字（顺差）的记录。IT出口已经成为韩国09年度全年贸易顺差（截止10月末韩国进出口贸易顺差达345.83亿美元，全年将轻松突破400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截止9月末日本进出口贸易顺差仅为110亿美元；全年预计约200亿美元左右）的关键所在。

韩国IT行业面临“集体困境”

7月份，韩国IT巨头POSDATA（浦数达特）公司宣布，计划放弃下一代增长动力的WiBro业务。该公司声明中表示，由于市场活性化（普及进程）的延迟以及全球竞争力不足、公司无力负担巨额投资等因素，使得该公司被迫放弃该项业务。同时，POSDATA表示，去年因WiBro开发费用巨额投入导致该公司出现450亿韩元（约RMB2.73亿元）的巨额损失。

目前，韩国企业WiBro开发费用累计已达1700亿韩元，但累计销售额则仅为30亿韩元，先期投资额巨大，投资回报周期过长，导致WiBro成为韩国IT企业烧钱最快，赚钱最少的鸡肋业务。但是，WiBro却是韩国政府主导的下一代IT核心战略业务之一。因此，韩国业内开始出现“先把WiBro搁置起来，等到今后政府补贴时再重新上马”观望态度。

当然，海力士半导体、三星电子、LG电子等韩国三大IT巨头，前3季的业绩表现非常出色。但是，三大巨头均不同程度的加快了海外市场投资建厂的步伐，海力士半导体约半数以上的销售收入来源于中国工厂，三星、LG在中国大陆斥资数十亿美元投建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等等。在韩国国内掀起了一阵阵，有关“降低出口、核心技术外流、对促进国内就业并无贡献”等等争议。

另一方面，对韩国IT企业而言，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用反对“IT轻视论”向他们示好，另一方面则又将IT产业发展战略推迟到城市规划及绿色经济增长战略之后。再加上，拆分情报通信部（情通部）、大幅削减IT关联预算等等，韩国IT业内对于政府政策的批评也开始多了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则是将政府IT产业发展战略戏称为：“只有外表没有实践的（空中楼阁）战略。”

尤其是对政府9月份宣称今后5年IT产业投资总额将达到189兆韩元的表态，韩国IT业内普遍持有怀疑态度。

篇6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加速，在追求公平、效率、收入的基础上，世界公司所得税改革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提升到提高本国税制竞争力、吸引国际投资的高度，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消除股息双重征税以及对现金流量税的理论推崇也成为实现这一价值理念的基本措施。

关键词：公司所得税税制竞争力税率税基双重征税

一、提高税制竞争力是全球范围内新一轮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公司所得税的改革目标一直是在最优税收理论之下对公平效率的追求和平衡，即在保证税收收入、减少偷逃避税行为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减少公司税对公司经济行为的扭曲。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国际间流动加速的背景下，公司所得税改革的目标也进一步提升为如何最大限度地提升税制竞争力，从而提高经济竞争力。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税务当局的观念已经从害怕因国际避税造成税收收入流失变为害怕因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制而造成资本流失。”①过高的税率和过重的税负减少了资本形成和劳务供应，导致大量资本流出和公司的数量减少。从Jorgenson、Hall以及Sandmo等构建的标准资本成本理论模型可以看出,①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高税率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资本外流,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外国资本进入。IMF的研究也表明在其他条件相近时,低税率的国家相对于高税率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投资。如，2000～2005年间受外国较低公司税的吸引，大量瑞典公司的生产基地、控股公司和公司总部迁到海外，资金流出达2730亿瑞典克朗。而日本在2005～2006年直接投资的净流出额分别为4.7万亿日元和6.6万亿日元。②其他许多国家也正面临着本国税制竞争力不足而导致的资本外流的风险。

有鉴于此，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对本国税制进行改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税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早在2002年8月，澳大利亚财政部的“国际税收政策评述”报告就称：“为了保持澳大利亚对企业和投资的吸引力，澳大利亚的税制应该需要不断地适应日益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澳大利亚也需要顺应国际趋势和别的国家的需求，与吸引投资的竞争国家的税制相互呼应”。③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彼特.卡斯特罗声称，对澳大利亚的国际税收政策进行审查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促使澳大利亚公司具有国际竞争力。

英国财政部也在2003年指出，英国自1997年以来的公司所得税改革，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经济扭曲和反避税提高了税制的竞争力和公平性，但仍需进一步的改革，以保持高水平的国内资本投资和国外资本投资，提高经济增长率。一个有竞争力的税制不仅要使英国对资本有吸引力，同时也应减少对投资的水平、时期、结构的影响。④2005年11月，美国税收专家ScottA.Hodge等人表示，⑤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公司所得税税率方面的差距已经阻碍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美国的公司所得税制已经由曾经的世界领导者，转变成美国经济的绊脚石，从而提出相应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等相关改革意见。

在2007年3月，日本经济战略研究中心报告，称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公司税税率在20%～30%之间，日本相对较高的税率和税负必然会降低日本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以及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日本迫切需要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以降低企业的负担。⑥另外，加拿大智囊团HoweInstitute也在2005～2007年连续的税制竞争力研究报告中指出，加拿大最近几年正在稳步地推进其税制改革：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更依赖消费和支出相关的税收，减少对投资和储蓄的税收。而所有这些改革的措施就是为了促进加拿大经济的增长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⑦2007年OECD了《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的报告。

该报告分析了OECD成员国近年来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后认为，⑧公司所得税的改革近年来已经成为大多数OECD成员国的一件重要的政治议题；公司所得税的改革是因为政府需要提供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财税环境；根本性的公司所得税改革已经超越了目前的降低税率和扩大税基的问题，政策制定者主要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政府如何保证当前的公司税收入水平？

2.政府如何维持或创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3.政府要如何减少由税收带来的扭曲？

4.政府如何简化日益复杂的税制？

从以上各国的改革实践可以看出，新一轮的公司税改革潮流已经或即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提高本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已然成为各国新一轮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消除股息双重征税与简化税制是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降低税率从近年来OECD成员国的实践可以清楚的发现，降低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是世界性的趋势。

OECD成员国公司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从1996年的36.60%下降到2009年的26.29%，下降了10.31个百分点。①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尽管下降的幅度不尽相同，下降速度也并不稳定，但是下降的趋势依然在持续。税率下降减轻了公司的负担，在减少了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干扰和扭曲的同时，也为国家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Grubert和Mutti的研究表明：②在增加税后收益率的假设下，公司税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吸引至少3个百分点的资本投资。

（二）扩大税基在税率下降的压力下，为了保持税收收入的稳定，必须进行扩大税基的改革。公司所得税的税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OECD《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采用了OECD各国折旧扣除值（贴现现值法）变化的事实来反映税基的变化趋势。

上图显示了19个OECD成员国折旧扣除的现值变化，计算采用的贴现利率排除了通货膨胀和实际利率的影响。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国家折旧扣除现值从20世纪80年代到近几年，都显示出普遍下降的趋势。现值的减小意味着允许扣除的折旧降低，这表明公司所得税税基在扩大。1982～2005年间，19个OECD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降低了其固定资产折旧率。这些折旧现值的变化反映出各国政府在折旧政策方面的改变。由于税基的扩大，虽然各国的法定公司所得税税率普遍下降，但是税收收入却保持着同GDP增长速度相当的增长水平。

（三）消除股息双重征税股息的双重征税问题不仅会给公司带来经营方式、利润分配、融资方式的扭曲，更使得公司的税收成本和税收负担加重，这显然会对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产生负面影响。

改善股息双重征税的问题，一直是公司所得税改革的热点。许多国家都选择了不同的改革方式，比较常见的有公司权益备抵制（ACE）、股东权益备抵制（ASE）、综合企业所得税（CBIT）、改进的古典制等。1991～2000年间,约有一半以上的OECD成员国采用完全或部分的归集制来消除股息的双重征税；2000年以后,一些成员国在所得税一体化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国家实行了改进的古典制的方法，通过降低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减轻对股息的双复征税。如德国在2000年7月，取消了归集抵免制和双率制，采用改进的古典制，对居民股息收入实行“一半所得制度”（half-incomesystem）；芬兰在2005年1月把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9%降至26%，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9%降至28%；葡萄牙（2005）也相继采用了改进的古典制来解决股息的双重征税问题。①

（四）简化税制税制的过于复杂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税收效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2007年联合公布了其对178个经济体税收状况研究的报告,②根据企业每年纳税次数的多少、企业遵从税法花费的时间以及企业的总税率，对企业在178个经济体纳税的简便程度做出评估

篇7

被认为是“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谈”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了《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的评比结果。我国（我国参加WEF2007年全球竞争力评比的经济体共3个：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本文仅针对中国大陆的评比情况）在131个参评经济体中名列第34，较上年进步1个位次，扭转了2004年以来排名下落的局面。

应该说明的是，2007年的排名结果，除了与上年可比之外，并不具有历史可比性。因为，WEF对2007年的评比体系做出了很大调整，与此同时，只重新计算了2006年的评比结果、并未对历史排名进行全面更正。而本世纪以来我国在该项评比中的位置大都在第40～50名之间，这个第34名，很容易被误解成我国的竞争力在2007年突飞猛进。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在可比口径上加以注意，避免直接引用历史上的排名位次。

评比体系调整使我国竞争力排名猛增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总体竞争力排名，在2006年首次应用了哥伦比亚大学萨拉・伊・马丁教授于2004年设计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简称GCI），2007年又对此进行了重大变更，主要包括自身模型体系的调整、评比对象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修正、问卷调查指标处理方法的改进。为了具有可比性，在今年的评比结果中，也对去年的GCI进行了重新计算和排名。

人们或许还会记得，在2006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榜中，我国的位次是第54，而按2007年新修订的方法重新计算之后，这个数字则变更为第35。由此可见，2007年评比指标体系调整对我国的总排名影响很大：致使我国的总体排名大幅前移，出现在排名榜的第一集团（前三分之一）之列。本人以为，从经济生活的经验来看，这种移位更为接近实际情况；而且对我国自身与上年的纵向对比分析，应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影响。

2007年的GCI 以 12个支柱为基础，由3个大类项目（被称为“子指数”）、12个子项目（被称为“支柱”），共113个指标组成。与上年相比最重大的变化是，通过分拆和新增两种形式，把支柱项目由9个扩展成12个，依次是：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和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 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技术环境, 市场规模、商务成熟性、创新。

分拆“市场效率”支柱。2006年的“市场效率”是一个包罗32个指标的最大支柱，如今被拆分为商品、劳动、金融市场三个并列的支柱，用以更好地评价市场效率的不同方面。在我国，这三个方面市场的发展并非均衡。相比之下，金融市场较为落后，劳动市场存在某些优势，商品市场也有个别亮点，在评比指标上的表现差异很大。原来的综合计算，相当于综合平衡了这些过大的差异，势必会产生因特别落后方面牵扯而拖后排名的结果；在三方独立计算之后，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在三类市场中的强弱状况，对于总体排名的评比结果，会比加总计算的方法趋好。

增加“市场规模”支柱。“市场规模”在2006年只是市场效率支柱中的一个内容，2007年被升级成一个支柱项目，包括国内市场规模、国外市场规模两个数据指标。由于我国在这两个指标上都具有特别优势，市场规模被当作支柱项目计算后，势必会因优势的张扬而推进排名大幅向前。

排名有升有降

总体而言，我国在全球竞争力评比中所显现出的强势，首先是市场规模（第2），包括国内国外的大规模市场，可为各类企业获得经济效益提供广阔空间；其次是宏观经济稳定（第7）, 尤其在政府债务管控，高国民储蓄率、低通货膨胀率三个方面表现良好。竞争力的弱势，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高等教育和培训、公共和私人的制度质量等领域。

与2006年比较情况。表面看来，两年参评经济体的数目不同，会直接影响可比性。但是，由于2007年新增的参评经济体的总排名、以及绝大多数的评价指标全都排在我国之后，完全可以允许我们在比较中忽略这一因素。

从三类子指数看，效率提升表现出了较大进步，排名上升3位、得分同时长进。基本条件则处于退步状态，排名下降2位、得分也略有下降。创新因素的排名下降5位、得分却有上升，意味着虽然我国的情况有所改进，但却落后于其他经济体的进步速度。

从12个支柱项目的情况看，在得分上普遍有增加，表明自我状况的进步；在排名中有4个项目上升、5个下降、3个保持，表明相对情况不容乐观。在下降的5个项目中，只有宏观经济是排名和得分同时下降的，分别退后4位和降低0.19分，该项目是我国的一贯优势，因而较多下降的情况值得关注；此外的4个排名退后项目在得分上都是略有提高的，包括高等教育和培训、技术环境各退步4位，制度退2位、劳动市场效率退1位，表明自身虽然有进步，但是还不同程度地落后于他人的前进步伐。在进步的4个项目中，商品市场效率进步2位，金融市场效率、商业成熟性各进步1位；比较特别的是健康和初等教育项目，排名大幅提升了24位、得分却下降了0.19，这种现象的确耐人寻味。经过比对排名表的整体数据可以发现，该项目两个年度的排名第1者也相差有0.4得分。或许应该这样说，健康和初等教育的国际总体水平在下降，我国虽然得分有降，其降幅却比整体下降的水平要强许多。此外，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创新3个项目，不仅保持了上年的排名，且得分还有上升，是好的信号。

商业竞争力评比。2007年，WEF继续了历年都有的辅评比――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主持的商业竞争力指数（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Index，BCI）。BCI的评比体系未变，仍包括原有的公司运营与战略、经济体商业环境质量两个子指数。只在评比方法上有所改进，同时更新了往年的数据、使之具有可比性，但在比较使用中还需注意历年参评经济体数量不同的情况。（详见表2）

我国的BCI排名在第57、比2006年进步2位。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首次改善。其中，公司运营与战略、国家商业环境质量两个子项排名分列第57、54位，也都比上年有进步。

排名突显政府改革的要求很迫切

与往年不同，《全球竞争力报告》缺少对我国的特别关注，但两位主持研究教授关于竞争力评比的表述意味深长。马丁教授提到，全球竞争力指数，是一个能够用来识别国家竞争实力和妨碍经济进步障碍的工具。波特教授指出，竞争力是马拉松，不是短跑；我们的目标是要促进使各国创造繁荣的长期政策变化，并非仅是告知它出发的位置。由此可见，我们看待国家竞争力的测评结果，不仅要看清排名，更要注重识别自身以及他人的竞争优势和弱点、全球经济中的显著趋势，进而加深对经济成功发展的理解与借鉴。

优势与劣势都非常明显。WEF评比所明确标示出属于我国竞争优势的指标共计16个，即排名在第33位之前的指标。其中，数据指标7个、问卷指标9个；位于前10名的有6个，依次为：国外市场规模（排名第1），国内市场规模、运输里程（都是第2），国民储蓄率、通货膨胀率（并列第7），农业政策成本（第8）。总括说来，我国市场规模属于无与伦比的禀赋优势，应当充分有效利用；宏观环境是我国已保有多年的优势，但当前正面临压力与考验，需要政府着力把握适应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方向与力度，避免竞争力的继续下落并争取向好；创新领域的优势正在积累之中，特别是在当前已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有利情况下，有望取得进步。

同优势相比之下，我国的竞争力劣势指标明显过多，排名在倒数33位（第98以后）之中的指标17个，其中排名在第110位之后的就有9个。特别是金融市场方面的表现最差，该项下共有9个指标，其中5个都排在第100位开外；最好的是投资者保护数据指标。也仅排第65位；而最差是关于银行资产状况的问卷调查指标，则落到了整个排名表的倒数第4（第128位）。结合实际情况看，金融领域的确是我国当前需要高度关注的领域，仅就评比所反映的的情况而言，除了银行资产的安全性之外，资本流动受限、证券交易监管不到位、获得贷款困难、金融市场的成熟度低等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教育领域也是重点，包括扩大教育投入、提高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管理院校的质量等问题，应当着眼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统筹安排。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若干需要抓紧改进的问题，其中一方面涉及政府体制改革和自身建设，另一方面涉及企业体制的改革和建设，包括提高企业董事会的效能、保护小股东利益、严格财务的审计标准和报告标准、强化商业道德，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司法独立性，继续有效打击腐败。

篇8

[关键词] 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服务贸易已成为当今国际贸易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0%，其经济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365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3200亿美元,增长了17倍。服务业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成为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服务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服务贸易总额由1982年的4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509亿美元，25年增长了57倍，年均增长17.6%。2007年，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2年的9.4%上升到10.3%，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升至4%；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位居第五位，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国家。分析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提出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方法是广大学者的一项艰巨任务。

一、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

为了精确的分析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状况,在此我选用其他8个在服务贸易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在2001年～2006年的数据作为对照分析。

1.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服务贸易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服务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服务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RCA=(某国服务出口/某国总出口)/(世界服务出口/世界总出口)。

一般认为: RCA>2.5,表明该国在服务贸易上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若1.25

由下面的表1可以看出：RCA指数始终大于1.25的是美国、西班牙、英国三个国家。这三国在服务贸易竞争力上展示了很强的显性比较优势,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有些年份的RCA指数大于2.5,凸显了其在服务贸易上极强的竞争力。法国、荷兰的RCA指数分布在0.8到1.25之间,说明这两国在服务贸易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荷兰的显性比较优势有所减弱;日本虽然在2001年～2004年间，其RCA指数都小于0.8,但自2005年起开始超过0.8,显性比较优势逐步显现,而中国和德国的RCA指数一直小于0.8,而且中国的RCA指数显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显性比较劣势进一步凸显。

资料来源:由2007WTO annual report上数据计算所得

2.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服务竞争优势可以通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即TC 指数来衡量, TC指数是指一国贸易进出口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TC 指数=(出口-进口)/(出口+进口),取值范围为[1,-1]。TC指数越大,说明该贸易竞争力越强;TC指数越小,则说明该贸易竞争力越弱。

从下表2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我国各服务部门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差异十分明显。综观最近2001年～2006年数据,只有属于资源密集型服务的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的TC指数为正值, 说明这两部门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而建筑服务的TC指数由2001年的-0.012转为2002年的0.131,这表明我国根据国内的劳动力数量庞大，成本低的特点,所采取的加快建筑工程承包走向海外市场的策略卓有成效。金融服务的TC指数只有2001年为正数0.120在此之后一直为负数，竞争劣势明显。运输、保险、咨询、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部门的TC 指数皆为负值, 说明我国在这些部门的服务贸易缺乏足够竞争力。

资料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1年～2006年计算得到。

二、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策

1.加大对优势行业的扶持力度并保护比较劣势的行业，增强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

国内政策可以适当向旅游和建筑等优势行业倾斜，使之产生规模效益而增强国际竞争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充分理解GATS精神的基础上，对我国国内需求较大而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根据李斯特“幼稚产业理论”制定有关政策加以保护，以促进我国服务业均衡发展，为服务贸易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2.加大服务贸易开放程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各国跨国公司和大的金融资产部门为了提高其在全球的竞争力, 纷纷向劳动力素质较高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服务性工作平台, 以达到利润最大化。我国应抓住服务业全球化的机遇, 扩大对外开放和市场准入,为服务业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强大动力。对金融、保险、电信等服务业应逐步放宽市场准入机制; 在软件开发、物流服务等部门, 让外资充分参与, 促进中国服务业向更高水平发展。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加大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和服务业外包的力度, 优化政策环境, 创新服务业聚集区功能和制度设计, 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和营销中心来华投资。

3.调整服务贸易内部结构, 加快以信息服务贸易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

基于具体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选择，目前, 我国服务业产业内部结构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但我国要想使服务业有较大发展, 必须优化服务业结构, 跟上世界服务产业和服务市场变化的步伐, 要在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基础上，加快以信息服务贸易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

4.加快服务贸易领域的人才培养

要加快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增强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必须培养服务行业的专门人才, 加快培养熟悉服务贸易业务的复合型人才, 尽快了解和掌握国际服务贸易相关协定和国际惯例。一方面遵守国际惯例, 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事物; 另一方面灵活运用国际惯例维护国家权益、企业权益和公民权益, 尽量减少我国服务市场所受的冲击, 同时最大限度地分享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利益, 提高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5.着力改革政府管理服务业的模式,大力提高管理水平

政府应加快职能转换,使政府机制按管理市场经济规律运转。能运用市场进行监管的领域,应创造条件让市场去行使管理职能,政府则应该用规则去管理。政府应加强对服务业的引导,强化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创造公平环境的能力。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管理各自为政、多头和交叉管理现象十分严重,既不利于国内服务业发展和对内开放,不利于我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和对外谈判;因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管理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刘 涓:入世五年看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3月

[2]魏下海: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6月第19卷第二期

篇9

关键字：中国 印度 纺织品 出口竞争力

作者简介：聂扬(1985-),女,湖南益阳人,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情况。

2005年1月1日国际纺织品贸易正式取消配额制，世界纺织业进入了“后配额时代”。作为世界纺织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受到世界的关注。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分析中指出，后配额时代最大的受惠者是中国和印度。据WTO研究报告称，美国及其他富国的进口配额取消以后，在所有国家当中，中国和印度将最大幅度地扩大服装以及其他纺织产品的出口。报告指出，中国将以高达4000亿美元的全球纺织品和服装市场独占鳌头，最终垄断后配额时期的市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认为，印度是世界上第二的大服装和纺织产品生产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与中国在纺织、服装工业进行竞争的国家，印度也将大幅提升其在国际纺织市场中的份额。因此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中印两国纺织业各具竞争优势与不足，相互间既有竞争又有互补需求。

纺织品配额取消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和印度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认为，印度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服装和纺织产品生产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与中国在纺织、服装工业进行竞争的国家。

一、两国纺织业的产业整体状况比较

中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大国，具有纺织、印染、成品生产的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我国纺织品服装的整体配套能力强，在主要加工产业区内可以解决包括机械设备零部件、服饰配件在内的原料供应。我国纺织服装业具有产品区域化的明显特征，全国已形成数十个各具特色的纺织面料、服装、家用纺织品的生产、销售基地。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在接单、生产加工、供货等方面具备快速反应、优良服务的能力，符合后配额时代进口商采购纺织服装产品的要求。

印度的纺织工业是该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行业，是印度的支柱产业，占全国制造业的比重为20%，其产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印度是世界上第三大纱线生产国、世界上第五大合成纤维生产国。印度纺织企业的规模小，投入不足而且分散，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较落后，使得印度纺织业产能受到限制。

从产业方面看，我国的总体情况好于印度，其规模经济效应是印度无法比拟的。

二、两国纺织品的生产原料比较

中国和印度的纺织原料资源都具有丰富且多样化的特点。

（一）天然纺织资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2007年的棉花产量高达约763万吨。由于国内棉花价格飞涨，部分企业被迫从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进口原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蚕丝生产国，蚕丝产量占世界的70%以上。中国是亚麻主要生产国，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二位。苎麻纤维虽然仅占我国纤维总量的1%，但却占到世界苎麻纤维产量的99%。

印度是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产棉国，目前印度棉花产量比中国低70%，但产量保持持续增长势头，而且印度的棉花基本能够自给自足，且棉花价格低于国际市场。印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麻生产地、第二大生丝生产国及第五大合成纤维生产国，原材料供应较为充足。

（二）人造纤维生产比较

中国拥有1300万吨纤维资源，纤维加工工业体系占世界1/4左右。美国纤维经济局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在亚太地区人造纤维生产厂有1030家，中国占总生产能力的2/3。

印度的人造纤维生产起步较晚，由于政府对人造纤维行业实行递减税政策，使得印度的人造纤维生产成本竞争力不强。统计数据表明，在印度生产加工丝和布匹的成本远高于中国。中国生产1千克加工丝的成本是1.40美元，印度则需2.06美元。然而，印度化纤的人均消费量大约为世界平均值的1/5，个人消费纺织品和工业用纺织品的消费量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在服装成衣、丝绸、化学纤维纺织品以及毛纺织品等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印度的丝绸出口逐年增加，并与中国的差距在缩小；在棉纺织品出口上与印度相比优势不太显著，竞争比较激烈。根据美国贸易委员会一项研究表明，未来纺织品的出口趋势是织品、时装和制成品，而印度在这些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其服装出口占纺织品出口的50％以上。

三、两国生产纺织品的生产成本比较

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都非常廉价，但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已高过印度，中国内地的劳动力价格则低于印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对美国纺织服装主要供应国的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纺织服装业平均工资为0.68美元/小时，印度为0.38美元/小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成本优势逐渐消失。

据有关研究显示，中国在纺织品总生产成本方面高于印度，主要是中国在生产中的损耗费用和原材料费用明显高于印度。因此，尽管中国在动力费用、资本费用和制造成本方面的支出与印度相比较低，劳动力费用和辅助原料费也与印度基本相当，但总的生产成本还是高于印度。对结构纱、环锭纱和自由端纱的生产成本比较显示，印度更具有劳动成本竞争优势，如中国环锭纱的生产成本为2.76美元/千克纱，而印度为2.45美元/千克纱。

四、两国纺织品的贸易竞争力在各指标上的比较

中国与印度相比较，中国纺织业对外依存度要高于印度。中国比印度实行改革开放早10年，因而中国的纺织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也高于印度。

（一）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有率方面

2004年中国纺织品（不含服装）出口占全球纺织品出口的17.2%，同期，印度纺织品出口占全球纺织贸易的4%。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世界纺织品出口中所占份额比印度高了近一倍；2000年时中国所占份额是印度的两倍多；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快速增长，在世界纺织品出口中所占份额大大提高，到2004年时中国所占市场份额已是印度的4倍。

目前中国服装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远大于印度。2003年中国服装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3.04%，印度服装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86%。

中国主要出口大宗纺织品，但大宗产品出口仅占全球纺织品贸易的10%。未来出口的趋势是织品、时装和制成品，印度则在这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二）在出口市场方面

从出口市场看，印度在欧盟市场占有率高，美国市场相对较低。中国在美国、加拿大和欧盟都较高，印度只在欧盟市场占有优势。但配额制结束后，美国、欧盟等国陆续对我国采取特保措施，而市场准入对印度不再成为障碍。印度纺织业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出口潜力势必显示出来，一抑一扬，其结果是印度在后配额时代纺织品出口如鱼得水，出口势必大幅度提高。而我国则在面临国内厂商无序竞争、原材料上涨等诸多不利竞争因素的同时，又面临国外重重设限，除出口受影响外，更关键的是整个行业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不良影响。从高技术智力因素看，印度的优势比较明显。印度的教育体系承继英国，其英语教育的优势较中国更明显。纺织业中，印度的高技术的人力素质高于中国，纺织业是印度的支柱产业，行业内吸收了国内最优秀的人才，所以印度在纺织品尖端技术上优于中国。在向高附加值链上游发展方面，印度制造商和出口商的潜力都很大。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方面即是中国比较薄弱的环节，也是将来重点解决的一个难题。印度纺织服装出口120多个国家，主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以及加拿大等原配额市场；中国纺织服装主要的出口市场是日本、中国香港以及韩国等原非配额市场。

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品在美欧等原配额市场的份额会有大幅增长。印度对美欧等市场出口商品中能够减少25%～35%的配额费用，因此印度能够承担价格下跌的压力，对原配额市场的出口也会增加。2005年，美国、欧盟先后对中国纺织品采取设限措施，增加了印度对这两大市场的出口机会。以欧盟对中国设限的10种纺织品为例，除了其中两种商品印度没有出口外，其余8种纺织品则是印度最大也是最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 2005年11月中美达成纺织品协议，美国对中国的21种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使印度获得了更多的订单。由此可见，中印两国纺织品在美国、欧盟两大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

（三）在出口竞争力指数方面

据我国学者王亚静、陈富桥、祁春节于2005年对中国与印度纺织品净出口竞争力指数（TSC）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种类非常相似，主要集中在中低档的、高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如人造纺织品、遮盖物、男式服装与机织物、女式衣物、针织或钩编男式衣物、针织或钩编女式衣物、别处未注明的服装项目以及帽类等产品，两国在这些纺织品上存在明显的竞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中低档的、高劳动密集型种类的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都不如印度，如在女式衣物、针织或钩编男式衣物、针织或钩编女式衣物这三种类别的产品上，印度的TSC值一直保持为1.0，国际竞争力强劲；在衣着附件、棉纤维和织物、别处未注明的机织物等项中，印度也比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在纺织纱、人造机织物、薄纱、装饰带、刺绣品、装饰带等项目上，中国的TSC值大多为负，不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而印度的TSC均为正值，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另据国外一家顾问公司的报告显示，在对每小时生产的男式衬衫数量进行比较后发现，印度的生产率是美国的35%；中国的生产率是美国的55%，表现好于印度。而印度纺织业的总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6%。印度纺织业还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改革，否则将限制印度纺织品出口的年增长率不超过8%。

鉴于中印两国纺织业发展各有所长，两国应拓宽合作渠道，加大合作力度。中国在纺织业产业链构建、产品设计研发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印度在原材料供应和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两国通过投资合作，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和贸易规模，相互促进技术进步和纺织产业结构调整。两国还可通过共建纺织工业园区以及企业购并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实现优势互补，这也是印度企业感兴趣的两种合作方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中印两国纺织领域的合作潜力不可限量，随着合作的深入，将为两国带来广泛的收益。

参考文献：

[1]文富德.印度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与教训[J]当代亚太,2004,（05）.

[2]陈继东,晏世经.印度的国际竞争力[J]当代亚太,1998,(12).

[3]张理平,浅析配额取消对我国纺织品服装业的影响[J]对外经贸实物,2004,(03).

篇10

竞争情报实际上是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研究，它即是对竞争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过程，也是指由此而形成的情报或策略。以下即阐述开展竞争情报工作的具体流程和实施步骤。

具体流程

实施步骤

一、企业自身调研

企业开展竞争情报的首要工作，是设立一个专门的情报部门，情报部门的工作职责主要是通过企业所有部门的配合，统计和整理该企业具有竞争力的数据和信息，将这些信息或数据进行有效的汇总，以方便企业各个部门进行有效运用。同时，做好反情报工作，捍卫企业自身信息安全。此可谓“知己”。

二、竞争对手调研

在了解自身的基础上，同时了解企业竞争对手的动态信息。竞争情报帮助企业了解供应、客户、现有竞争者、新进入者、替代者的异动，及竞争者绩效指标、能力指标的异动，同时竞争情报帮助企业了解和跟踪与产业的基本特性相关的情报，例如产业的集中度、进入壁垒、国际化程度、管理程度、技术变化速度、品牌忠诚度、业态变化等。此可谓“知彼”。

企业的情报部门在调查竞争对手时，可采用的公开方法包括：利用各种合法手段搜索、收集各种资料，也可以留意各类出版物、权威机构的可靠信息、上市场竞争对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等信息、参加展览（销）会，交流会，会、参加相关的论坛或讲座、通过人脉资源获得半公开的信息等。但还有些比较隐蔽性的信息或数据还是需要知道的，这时如果企业的情报部门有足够的底蕴也可以自己通过一些方法去做，但更多的企业做法是委托第三方调研信息公司提供相关所需的信息。如果企业对竞争对手的情况要求具时效性的话，第三方公司可以为企业提供每日或每周的竞争对手、相关行业信息快报，以满足该企业对实时信息的需求。与此同时，再根据该企业所需了解的一个或多个竞争对手信息，提供竞争对手调研报告和通过几个竞争对手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行业报告。

三、企业整体竞争环境调研

企业整体竞争环境包括宏观环境和市场环境。

企业的宏观环境，包含政法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的异动等，它们是企业竞争战略的长期影响要素和前提条件。此可谓“知天”。

竞争情报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使企业免受突如其来的袭击。竞争情报有助于发现市场上的威胁和机会，给自己更多的反应时间，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竞争情报就是企业的智囊，起到市场的导向作用，商品营销的警示作用，及做出战略决策的参谋作用。此可谓“知地”。

四、使用的分析方法

无论调研工作是该企业的情报部门还是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实施的，其分析的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其中对竞争对手（企业竞争力）的常用分析方法包括了SWOT法、财务分析法、核心竞争力分析法（包括竞争对手价值链（即各项流程）、技术、人力、资源配置、市场情况、知识产权等进行分析）、客户满意度分析法。通过前面分析方法得出企业或竞争对手的各项指标后，再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对比，或是在选出标杆企业后，将本企业与标杆企业进行定标比超分析。

五、制定竞争策略

企业可以根据情报部门或第三方公司提供的数据、报告进行再次分析后，分发到相关的部门，使之能有效地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产品的价格定位与营销策略、流程及管理方法改进等。如果调研的是第三方公司，就应该提供相关的研究报告后，结合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策略建议以供企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