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竞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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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竞争

篇1

关键词:混合寡头;国企私有化;污染物排放;环境税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2)01-0059-06

收稿日期:2011-09-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频繁遭遇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1YJC790217);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与争端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ZR2011GQ005);中国人民大学新教师启动金项目“中国遭遇国际贸易摩擦的新动向:特点、成因及应对”(10XNF062)

作者简介:谢申祥(1978-),男,湖北荆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王孝松(1983-),男,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商龙燕(1976-),女,山东齐河人,中国重汽集团设计研究院会计师,研究方向:贸易与会计关系。

①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而得。

②凤凰网,“江西地税官员称正向国务院申请环境税开征试点”, finance.省略/news/20100810/2493614.shtml。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1995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量约为12万亿标立方米,而到了2008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总量超过40万亿标立方米①。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显得尤为迫切。正因为如此,开征环境税的呼声日益高涨,根据媒体报道,江西省正向国家申请开征环境税,而湖北、湖南、江西、甘肃四省则有望成为首批开征环境税的试点地区②。可以预见,我国开征环境税指日可待。

由于国有企业承载着部分政府的职能,许多国有企业经营效益较差,常被大众所诟病。而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目标转换改革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希望借助股份制改造,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进而提高经营效益。不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似乎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试图讨论在一国开征环境税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程对污染物排放和社会福利,以及环境税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就我国而言,本文的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一般来说,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会排出废水,排放废气,同时还会产生固体污染物,生产的产品越多,排出的污染物也会越多。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当国有企业从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取向转向以企业自身利润为目标的取向时,国有企业的产量将会下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将降低,因而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Beladi和Chao[1]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只有一个国有企业的经济里,如果社会的需求函数很凸(需求曲线十分凹向原点),尽管开征的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但是较低的环境税导致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量超过国有企业由产量降低而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最终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因此,文献[1]从需求的角度论证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提升。

而Wang L和Wang J[2]则在一个混合双寡头模型下,引入产品差异因素,通过比较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竞争的两种极端情况,即国有企业百分之百为国有时和私营企业的竞争以及国有企业百分之百私有化为私营企业时与私营企业的竞争,研究结果表明,当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时的环境污染会超出国有企业完全为国有时的环境污染。因此,文献[2]的研究侧重的是产品质量差异,同时也发现产品质量差异这一因素会导致国有企业私有化时污染物的排放增加。

国内学者就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徐有俊等[3]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工业企业在部分私有化后,政府征收环境税对企业产量、劳动力就业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当政府能够决定环境税税率和国有控股比例的情况下,部分私有化和环境税将通过资本租金和工资率的变化来影响企业的产出量。工业企业产量的变化会进一步引起城市就业水平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农业企业中工人工资水平的变化产生影响。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

第1期谢申祥,王孝松,商龙燕:混合寡头竞争、污染物排放与环境税

本文沿袭文献[2]的混合双寡头竞争框架,在相对更加现实的设定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基础上,发现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水平确定了污染物排放量和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向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不仅关注自身的利润,同时也关注社会中其它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程度影响了国有企业继续私有化时的产量,进而影响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政府为平衡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污染物排放量,致使其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中降低环境税。这样环境税的下降又会反过来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产生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不是单调的,因此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环境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不是单调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论证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并不一定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二、理论模型与分析结果

假定本国市场有两个企业1和2,其中,企业1为国有企业(public firm),企业2为私营企业(private firm)。两个企业生产同质产品。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q1,q2)=(q1+q2)-12(q1+q2)2(1)

qi为企业i的产量。因而,消费者剩余可以表示为:CS=U-∑2i=1pqi,其中p表示产品的价格。由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我们得到市场的需求函数为:

p=1-q1-q2(2)

两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相同,均设定为:

C(qi)=F+cq2i

为分析和计算的简便,不失一般性,我们限定F=0,c=1。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成本函数通常设定为关于产量的线性或二次函数形式。尽管更为常见的是采用递增的线性形式[4-7],然而为了与文献[2]进行比较,我们将成本函数同样设定为二次形式。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均排出污染物,假定其污染物的排放和产量之间的关系为ei=qi-ai,其中ai为企业自身的减排量,ei为企业的最终排放量。企业的减排成本为a2i/2。污染排放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其排放量有关,按照通常的设定方式为:D(ei)=m•(∑iei)2/2,m为损害的技术参数,同样为便于计算,我们设定m=1。另外,政府为保护环境,限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特征收环境税,其标准为每排放单位污染物征收t元税。

因此,两个企业的利润表达式为:

πi=pqi-q2i-tei-a2i2, i=1,2(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已具有高度自,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已和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在许多方面仍会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但是毕竟作为企业,它有追逐利润的本性,同时对一些负的外部性问题不会像计划经济时试图去内部化,典型的如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根据2010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关于限期完成上市环保核查整改承诺的通知》,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冷轧薄板厂因“周边富浩小区居民对宝钢薄板厂的异味问题仍投诉不断,新的酸洗机组工程尚未建设完成,无组织排放扰民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再次被要求限期整改。与此同时,还有大型的国有控股企业,诸如青岛啤酒、中国石油、和江西铜业等业内知名企业腾讯网,“宝钢陷排放门 环保部发通牒”,finance.省略/a/20100601/000631.htm。。正因为如此,我们参考文献[1],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

V=kπ1+(1-k)Wp(4)

其中:Wp=p1+p2+CS,表示国家所关注的微观经济主体利益,Beladi、Chao称之为私人经济部门利益(private welfare),k(0≤k≤1)表示国有企业被私人持有的份额。当k=0时,企业1为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而当k=1时,企业1则为百分之百的私营企业,因而此时称企业1仍为国有企业似乎不合适,不过,为了表述方便,我们仍然称企业1为国有企业,只不过此时的份额全部为私人所用。

本国的社会福利表达式为:

W=π1+π2+CS+t(e1+e2)-(e1+e2)22(5)

本文的博弈时序如下:在博弈的第一阶段,政府为控制污染物排放,特制定征收标准为t的环境税率;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产量竞争,同时确定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根据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规做法,我们采取倒推法进行求解。

首先,我们分析产量竞争阶段的情况。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1和私营企业2共同决定各自的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由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Vq1=1-2q1-kq2-t=0, Va1=t-a1=0(6)

由私营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π2q2=1-q1-3q2-t=0, π2a1=t-a2=0(7)

联立(6)、(7),我们求得:

a1=a2=t, q1=2(1-t)5+3k, q2=(1+k)(1-t)5+3k(8)

由(8)可知,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正好等于政府征收的环境税率。

回到政府制定环境税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环境税。将(8)代入(5),我们得到:

W=7+76t-233t2+k(14+56t-250t2)+k2(3+12t-69t2)2(5+3k)2(9)

由(9)的一阶条件,容易求得:

t=38+28k+6k2233+250k+69k2(10)

进一步由(10),得到:

tk=-48(62+51k+9k2)(233+250k+69k2)2

命题1: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政府的最优环境税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减少。

命题1的直观经济学解释是:因为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国有企业关注企业的利润程度增加,其产量相应降低,企业的减排量下降,边际减排成本下降,因而环境税率也相应降低。

将(10)代入(8)、(9),我们求得:

q1=78+42k233+250k+69k2, q2=3(1+k)(13+7k)233+250k+69k2(11)

进一步,可以求出:

π1=2(1882+5212k+4027k2+966k3+9k4)(233+250k+69k2)2

π2=6007+16168k+16954k+7896k3+1359k42(233+250k+69k2)2(12)

CS=9(39+34k+7k2)22(233+250k+69k2)2

两个企业最终污染物的排放总量E:

E=e1+e2=41+46k+9k2233+250k+69k2(13)

对(13)求一阶导数,有:

dEdk=-12(77k2+122k-39)(233+250k+69k2)2,也就是说当k0;当k>k*时,dEdk

命题2: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呈倒U形关系。

直觉上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越高,其产量越低,因而污染物的排放量越少,从而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也将越少。然而命题2显示,仅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方才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上升而下降,相反,当国有企业在私有化程度很低时,整个社会污染物的排放量反而会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增加。

图1E和k的关系图

事实上,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尽管国有企业会随其私有化程度的上升,产量会降低,因而自身的污染物排放量会下降,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和私营企业生产的产品间的替代关系,在国有企业产量下降的同时,私营企业的产量会上升①,因而私营企业的排放量会增加。当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很低时,国有企业的

①因为:dq2dk=6(705+734k+185k2)(233+250k+69k2)2>0

产量降低较小,而私营企业产量增加较多,因此,所引致的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反而增加,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产量将降低的较多,污染物排放量也将减少的较多,而私营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幅度将低于国有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幅度,因而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将下降。

尽管Beladi和Chao在垄断市场结构下,发现较凸的市场的需求函数会导致私有化的提高反而会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结论,不过,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由于国有企业初始的私有化程度较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私有化也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反而增加的情形。

我们可以进一步求得本国的社会福利为:

W=3(41+46k+8k2)466+500k+138k2(14)

将(14)对k求一阶导数,我们得到:

dWdk=-18(77k2+122k-39)(233+250k+69k2)2,同样,我们发现当k0;当k>k*时,dWdk

于是,我们得到下述命题:

命题3: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也呈倒U形关系。

本国的社会福利由五部分构成,即国有企业的利润、私营企业的利润、消费者剩余、环境税收入以及环境损害,前四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正,最后一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负。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降低,引致产品的价格增加,不过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产量较高,市场对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低,因而国有企业的利润反而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上升,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的产量较低,此时,市场上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高,因而国有企业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利润反而下降。这样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的利润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呈现倒U形。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由于价格提高和产量增加,私营企业的利润增加。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在私有化进程中下降的幅度要超过私有企业产量增加的幅度,因而消费者剩余是逐步下降的。而就征收环境税而形成的税收而言,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尽管污染物排放量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不过这种增加的幅度要远远低于环境税率的下降幅度,因此,从整体看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是下降的。对于环境损害来说,因为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先增加而后下降,因此环境损害也是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先增高后降低。上述五部分对社会福利的综合影响就是随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倒U形。

从命题3我们很容易推知,一味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可能并不会提升一国的整体社会福利。

三、结论性评述

在文献[2]的研究中,他们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和国有企业利润与消费者剩余之和的加权函数,然而,由于国有企业作为代表政府的经济行为主体,除了关注消费者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利益以外,还会关注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将其他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排除在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之外,显然并不能反应国有企业的本质。因此,尽管本文和文献[2]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我们基于国有企业在各国经济运行中所承载的作用,采取了更接近现实的设定,进而我们发现了私有化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又一重要因素。

自巨变后,一些转型经济体纷纷掀起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浪潮。同时,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我们更加清醒的意识到,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环境保护。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通过降低国有企业的产量,从而可能达到降低国有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的经济体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可能会通过替代效应,致使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增加,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上升,恶化环境。因此,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途径达到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可能并不可行。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一定条件下会恶化一国的社会福利,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审慎的对待期望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提高社会福利的策略。

参考文献:

[1]BELADI H, CHAO C C.Does privatizat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J].Economics Letters, 2006,93:343-347.

[2]WANG L,WANG J.Environmental taxes in a differentiated mixed duopoly[J].Economic Systems,2009,33:389-396.

[3]徐有俊,江旭,沈悦.发展中经济部分私有化、环境税及其影响[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7):36-41.

[4]谢申祥,黄保亮.产业安全视角下的外资并购[J].统计与决策,2009(1):131-132.

[5]李长英,谢申祥,王孝松.异质产品、中间品贸易与最优研发政策[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4):191-202.

[6]谢申祥,王孝松.技术外溢、国有企业并购与FDI[J].世界经济研究,2009(4):63-69.

[7]KATO K.Can allowing to trade permits enhance welfare in mixed oligopoly?[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88:26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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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 Duopoly Competition, Pollutant Emission and Environmental Taxes

XIE Shenxiang1,2, WANG Xiaosong3, SHANG Longyan4

(1.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Institute of Design and Research, China National Heavy Duty Truck Group Corp. Ltd, Jinan 250100, China

篇2

关键词:审计质量 寡头竞争 合并

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证券市场和注册会计师职业发达的国家,上市公司乃至众多大型企业的审计业务都是由极少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控制的,即审计市场呈现出寡头竞争形态。有资料显示,1991年欧美十国审计市场的CR8指数平均已高达86.6%。1997年美国原“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则占据了美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87%的份额。根据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相关资料的统计,2000年CR8指数值为44.70%,即使CR20指数值也只有64.24%。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集中度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没有形成对审计市场具有影响力的寡头型会计师事务所。为什么要培育寡头型会计师事务所;决定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培育寡头型会计师事务所,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对此进行了分析,提出应该借助非市场力量推动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以降低仅依靠市场力量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耗费的社会成本。

一、培育寡头竞争型审计市场的必要性分析

DaAngelo(1981)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师发现客户违约行为和披露该违约行为的联合概率。Watts和Zimmerman(1986)进一步指出,审计师发现违约行为的概率取决于其专业胜任能力和在执行审计过程中实际投入的人力与物力;审计师报告违约行为的概率取决于其独立性。影响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实际人力物力投入、独立性的因素有很多,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培育寡头竞争型审计市场主要是寡头型会计师事务所有能力、有动机从上述方面促进审计质量的提高。在专业胜任能力方面,如果能够建立起畅通的交流平台,寡头型会计师事务所中的审计师就能够拥有更广阔的知识共享空间,审计师人数的增加代表着知识资源的丰富,而知识的交流共享则能迅速提高单个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在实际的人力物力投入方面,寡头型会计师事务所无疑比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更具有优势。在独立性方面,寡头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优势更加明显,首先,其拥有更多的客户资源,对单一客户的经济依赖程度低;其次,注重自身声誉对自身未来价值的影响,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而言,由于某个客户解聘审计师而引起的“准租金”损失很可能小于不报告客户欺诈行为对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和未来审计收入造成的不利影响;再次,在寡头竞争型的审计市场上,上市公司选择会计事务所的余地小,不正当变更审计师的空间也小,从而有利于提高审计独立性。

二、培育寡头竞争型审计市场的主要方式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确定方式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在《企业性质》一文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手段,即企业是市场的替代或补充,企业实质上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主要依靠价格机制发挥的作用不同,企业更多的依赖行政命令,更多的采用计划手段。这两种机制相互替代的标准是什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是什么决定了企业的规模。人们知道价格的发现过程会耗费成本,即市场交易成本,企业的组织管理过程也会耗费成本,即企业管理成本。这两种成本是发生在不同时期中的不同性质的交易成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市场交易成本逐步减少如(图1a)所示,企业管理成本则逐步增加如(图1b)所示。市场交易成本是企业规模的递减函数,企业管理成本则是企业规模的递增函数,这两种成本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在产品生产成本确定的假设下,对企业规模的选择实质上是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使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管理成本之和最小化的行为过程,即企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直到通过市场交换进行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在企业内部进行交易的边际成本,两种交易成本之和达到最低时为止如(图1c)所示,其中实线表示两种交易成本之和。换言之,在权衡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内部管理的交易成本后,市场经济活动主体会自主的选择并确定企业的适当规模。

(二)自然状态下会计事务所规模的演变方式理论上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也是在比较上述两种成本后,由市场经济主体自行选择和决定的。但是审计服务产品的特有属性,导致这种规模决定机制在审计市场上失效。因为,经济主体在进行决策时,除了考虑交易成本还要考虑产品蕴含的劳动成本,总成本是做出最终决策的依据。审计报告是独立审计的主要产品,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报告在形式上不存在差异性,审计报告的质量在事前无法被测定,审计人员的劳动付出也无法被观察。付出多少劳动才能出具一份审计报告,完全是由注册会计师掌握的私人信息。因此,同样一份审计报告,其产出所依赖的劳动成本具有很大的弹性,在法律责任约束不强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可以任意缩减审计过程中的劳动投人。这样,即使在审计市场上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市场交易成本很大,其仍然可以通过压减劳动成本,将总成本控制在可赢利的范围内,从而弱化了其通过扩大组织规模来降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进而降低总成本的动机。“产品生产成本确定”的假设是企业边界决定理论成立的关键,而审计成本具有的弹性特征则打破了这一假设,使得会计师事务所丧失了做大做强的内在的动力。但市场机制本身仍然会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最终走上做大做强的道路,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会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审计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进入该行业不存在过高的金融资本“壁垒”,需要的资源主要是人力资本,如果由经济主体自主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初期的审计市场上将充斥众多小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审计成本具有的弹性特征,仅依靠市场力量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最初不会有做大做强的动机,相互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不是以利润为代价,而是以审计质量为代价的。这种以审计质量为代价的竞争方式将导致审计行业的整体价值受到质疑,审计职业的生存将面临严重的考验,即以诚信为代价提供低质量审计服务的竞争行为,最终将摧毁审计市场。在付出高昂代价后人们在重建审计市场时,才会考虑通过扩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来强化审计服务供给方的谈判能力,强化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从而保证审计服务的质量。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社会成本耗费是巨大的。因此,不能等待经济主体自发地做出扩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选择,而是要借助非市场力量,促使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通过相互之间的并购,迅速做大做强。

(三)借助非市场力量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借助非市场力量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是降低社会成本,培育寡头竞争型的审计市场的有效方式。所谓借助非市场力量,并非意味着对审计市场进行强制性的直接行政干预,而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引导事务所扩大自身规模,培育寡头竞争模式的审计市场。如提高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低资本金要求,规定从业人员数量和素质要求,限定

从业人员年龄等。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20世纪70年代前,日本的审计市场格局与我国的现状一样,众多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分散全国,即难以与国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竞争,也无法保证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为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大藏省于1974年修订了《公认会计士法》,规定设立审计法人并赋予其审计上市公司资格的要求。此举促使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并购形成十几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并逐步发展为会计师事务所控制上市公司审计的市场形态。当然在促进和推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走规模化发展道路的时候,必须坚持借助政府部门的权威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原则,即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保证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自主选择并购重组对象的权利。并购后的会计师事务所要实现人事、财务、执业标准、质量控制系统乃至企业文化的融合,防止出现各自为政、做大做不强、更做不久的尴尬境地,以避免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出现审计欺诈的事件再次发生。

三、寡头竞争型审计市场对审计市场竞争的影响

篇3

关键词:广告竞争; 微分博弈; Lanchester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4-0130-03

对广告竞争的理论建模和实证研究一直发展缓慢。在动态条件下,微分博弈常被用于对广告竞争进行建模。微分博弈框架下研究广告竞争的优点,在于其博弈论观点上的决策过程和连续动态博弈理论的应用。微分博弈的理论基础允许决策过程包含对竞争对手决策的预期,其动态本质使得广告策略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结果,还要考虑长远意义。然而,微分博弈框架下的理论建模和实证研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很多理论还处于探索阶段(Erickson,1992)。本文运用微分博弈理论中的重要模型――Lanchester模型(Case,1979),研究双寡头市场的广告竞争。

假定在市场份额的竞争中有两个竞争者,且每个竞争者都寻求无限期内折现现金流最大化。对于竞争者1和2,分别有:

maxA1∫∞0 e-rt(g1M-A1)dt,maxA2∫∞0 e-rt[g2(1-M)-A2]dt(1)

式中:M为竞争者1的市场份额,参数g1和g2分别为竞争者1和2的市场份额所代表的经济价值,r是折现率,且假定对二者相等。

Lanchester模型假定随时间变化:

M•=β1A1α1(1-M)-β2Aα22M(2)

式中:α1,α2∈[0,1]是使广告的边际价值递减的弹性参数;β1,β2∈[0,1]为广告的效果参数。为了找到两个竞争者随时间变化的广告水平A1和A2的纳什(非合作)均衡解,下面研究开环纳什解和闭环纳什解。要获取问题(1)-(2)的开环解,需要使下面的Hamilton函数最大化:

H1=g1M-A1+k1[β1Aα11(1-M)-β2Aα22M],

H2=g2(1-M)-A2+k2[β1Aα11(1-M)-β2Aα22M](3)

式中:k1和k2为主变量,其经济意义是,市场份额M的变化分别为竞争者1和2带来的边际价值。主变量k1和k2服从下面的动态约束:

k•1=rk1-H1M=(r+β1Aα11+β2Aα22)k1-g1, k•2=rk2-H2M=(r+β1Aα11+β2Aα22)k2-g2(4)

令H1/A1=H2/A2=0, M•=0, A•1=A•2=0(稳定状态),则有:

M=β1Aα11β1Aα11+β2Aα22,A1A2=g1α1g2α2(5)

这表明,稳定状态下的相对广告量直接依赖于市场份额的相对贡献值g1/g2和广告的相对弹性值α1/α2。为了寻求问题(1)-(2)的闭环解,利用完美均衡概念(Case,1979),即得到广告策略A1(M)、A2(M)均为给定对方策略下的最优选择。广告水平被视为市场份额的函数,且根据市场份额的变化随时间改变。

为了简化运算,假定折现率r为零。广告量和市场份额之间的关系可表述为:

g1M-A1+A1-α11α1β1(1-M)β1Aα11(1-M)-β2Aα22M=c1, g2(1-M)-A2-A1-α22α2β2Mβ1Aα11(1-M)-β2Aα22M=c2(6)

式(6)的解依赖于任意常数c1和c2。给定任意数对(c1,c2),任何满足式(6)的解都是闭环解。由于市场份额和广告之间的函数关系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因此要获取通解比较困难,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法。为了更好地阐述解的动态性,下面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对闭环和开环策略进行对比。

假定市场中的两个寡头竞争者处于对称的情形下,各参数取值为:α1=α2=0.5, β1=β2=0.5,g1=g2=1, r=0, c1=c2=c。由于闭环策略会根据c的变化而变化,本文假定参数c1=c2=c并取不同的值。代入式(6),得到闭环解为:

A1=132(1-M-c)M2(1-M)2-(M-c)+2(M-c)2-(M-c)(1-M-c)M2(1-M)2+(1-M-c)2M4(1-M)4

A2=132(M-c)(1-M)2M2-(1-M-c)+2(1-M-c)2-(M-c)(1-M-c)(1-M)2M2+(M-c)2M4M4(7)

图1给出了三个不同的c值下的闭环解。根据对称性,A1(M)=A2(1-M),因此这里只给出A1的解。从图1中可以看出,c=0.1时的解看起来有些异常,在需要以广告吸引市场份额的低市场份额时期广告量很小;而高市场份额时期的广告量却很大。c=0.3时的解在中间区域表现出广告量和市场份额相似的变动趋势;但二者的关系并非单调的,在M=0时广告量较大,而在M=1时的广告量为零。

c=0.5时的解比较特殊,因为此时竞争双方都有相等的最大稳态利润率。注意到M=0.5时,A1(=A2)=0,这也是唯一的稳态市场份额。这条曲线上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在区间M=[0,0.5]里,A1的值从0.5减为0;而在M大于0.5的区间里,曲线在下降到0之前略有上升趋势。这个解表明,如果某个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比较小,那么它将处于较高的广告水平以吸引对手的市场份额。随着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并接近0.5,其广告量将逐渐减为0。一旦市场份额相等,竞争双方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市场中没有广告。

图2描述了闭环均衡动态市场份额和广告路径。为了与后面的开环解进行对比,图2给出了c≥0.25的三个取值水平。对于不同的c值,选取的市场份额初值均为0.25。从图2可以看出,在c的三个取值水平下,市场份额都趋于唯一可能的稳态值0.5。而c=0.4和c=0.5时两个竞争者的广告路径大致呈相反的趋势。

作为对比,图3给出了用迭代法求出的开环解的路径。市场份额的初值设为0.25,从图3a可以看出,市场份额收敛于0.5。竞争者1的广告量水平在初始阶段比竞争者2高,这使得竞争者1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市场份额并趋于稳定状态的水平。因此,二者的广告水平呈相反的变化趋势――竞争者1的广告量递减而竞争者2的广告量递增――并趋于稳定状态时相等的水平。这些结论对于初始市场份额低于0.5的值都成立,而对于初始市场份额高于0.5的值,两个竞争者的情形相反。

从图形上看,闭环解中c=0.4时的解与开环解最接近。而且,竞争者的广告路径都从不同的方向趋向于稳态值。但相比较而言,某些闭环解中的竞争者具有比开环解下更高的稳态利润。这主要是因为闭环解的个数比较多,而开环均衡则是唯一的。

在Lanchester模型下,竞争者制定广告策略时,主要考虑的是自己和对手的市场份额以及广告支出水平,这种假定使得竞争双方之间的博弈更接近“格斗”模型,双方在对市场份额的争夺中面临“直接较量”,竞争局面非常激烈。开环策略的主要缺陷在于,一旦形成就被固定下来。虽然开环广告水平可能也随时间变化,但它的轨迹在博弈开始之后就无法改变。市场营销人员可能并不愿意将广告投放于这样一种自动控制的程序中,而更希望能够随时监测市场状态并在必要时改变广告策略。因此,更合理的可能是闭环均衡策略。分析表明,与开环均衡策略相比,闭环均衡策略似乎能够更好地反映广告支出的动态变化。这主要是由于闭环均衡策略所依赖的参数更多,解的数量也更丰富。此外,在某些情况下,闭环均衡下的竞争者拥有比开环均衡更高的长期利润。但闭环均衡策略中也可能存在与开环均衡策略相似的解,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动态相似性。

参考文献:

CASE J H. 1979. Economics and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ERICKSON G M. 1992. Empirical analysis of closedloop advertising strategies [J]. Management Science,38 (December):1732-1749.

An Investigation of Advertising Strategies Based

on Lanchester Model in a Dynamic Duopoly Market

CAI Xijie1WANG Yidan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2.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Financ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篇4

关键词:失眠症;头皮针;刮痧;膀胱经第一侧线

失眠症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之一,是一种以患者主观睡眠体验差,失眠者对睡眠时间或睡眠质量不满意、睡眠后存在未恢复感,影响日间功能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疾病[1]。失眠症大多原因未明,现在西医针对失眠症的治疗大多采用以非苯二氮卓类药物镇静催眠为主,但此类药大多具有成瘾性、依赖性、戒断性反应、抑制呼吸、影响昼间觉醒质量、行为和容易出现操作性事故等不良反应,也同样成为严重的医疗、社会问题[2-4]。中医将失眠症归属于“不寐”,是因为阳不入阴而致心神失养、心神不安、阴不敛阳的一类病症,可遵循补虚泻实,调整营卫阴阳,佐以宁心安神的治疗原则[5]。本文回顾性分析2015年6月~2016年5月我院睡眠康复中心采用头皮针配合膀胱经第一侧线刮痧疗法治疗失眠症患者资料,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共治疗44例均为十堰市太和医院睡眠障碍康复中心收治失眠症患者,男22例,女28例,年龄19~65岁,平均40岁;病程2个月~7年,平均18个月。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22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诊断标准 参照《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6]中失眠症的诊断标准:①几乎以失眠为唯一的症状,包括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易醒、或醒后不易再睡,次日精神疲乏,或白天困倦,或躯体不适等;②具有失眠和极度关注失眠结果的优势观念,活动能力下降,社会功能受损;③至少每周发生3次,并至少已持续1个月;④排除躯体疾病或精神障碍症状导致的继发性失眠。

1.3纳入标准 ①符合1.2中诊断标准;②中医辨证为心脾两虚、阴虚火旺、心胆气虚、痰热内扰、肝郁化火、胃腑不和;③患者依从性好,知情同意,配合治疗;④患者病后未行治疗,或近1w以上未服用镇静催眠类药物。

1.4排除标准 ①其它精神疾病或躯体不适所继发失眠;②酗酒或精神类药物所致失眠;③经期、围绝经期、怀孕、或准备怀孕妇女;④因皮肤问题不适合刮痧治疗患者。

1.5方法

1.5.1治疗组 头皮针配合膀胱经第一侧线刮痧疗法 患者仰卧,以传统头皮针刺法取百会穴、四神聪,采用一次性毫针,百会穴直刺,四神聪朝百会方向斜刺,进针深度0.5寸,留针30 min。每隔10 min行针1次,行针手法以平补平泻为主,1次/d,6次为一疗程。针刺结束后,患者俯卧,充分暴露背部,涂少许刮痧油,用刮痧板以45°角沿膀胱经第一侧线单向轻刮5 min,用力均匀,找出痧疹较密集的部位,即疹点,再在疹点处加大力度重点刮,以出现紫红色痧疹为度。心脾两虚者,重点刮心俞、脾俞;心胆气虚者,重点刮心俞、胆俞;痰热内扰者,重点刮脾俞、肝俞;阴虚火旺者,重点刮肾俞、心俞;肝郁化火,重点刮肝俞,1次/3d,2次为一疗程。每疗程间休息1d,治疗3个疗程统计疗效。

1.5.2对照组 采用单纯头皮针刺法,方法及疗程同治疗M。

1.6疗效标准[7]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疗效判定标准:①痊愈: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治疗指数≥85%;②显效:50%≤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治疗指数

2 结果

见表1。

3 讨论

失眠中医称之为“不寐”、“不得卧”、“不睡”,现代医学归属于睡眠障碍范畴。中医认为本病多因心脾两虚,生化之源不足;或数伤于阴,阴虚火旺;或心胆气虚;或宿食停滞化热,食热扰胃;或肝火扰神,均使心神不安,心血不静,阴阳失调,营卫失和,阳不入阴而发为本病。不寐的主要病机在于脏腑功能失调,营卫不和,卫阳不能入于阴[8-9]。《灵枢・邪客》篇:“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述:“夫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阴主夜,夜主卧,谓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矣。”[10]故治疗宜遵循“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或宁心安神”的原则。调整脏腑气血阴阳的平衡,以使气血调畅,阴平阳秘,脏腑功能恢复正常[11]。本次纳入患者均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多梦易醒,否认其他继发因素所致失眠,中医辩证为六中常见失眠症型,应用头皮针配合膀胱经第一侧线刮痧疗法治疗符合宁心安神、补虚泻实这一治疗原则。

百会穴为督脉要穴,是人体的最高位,《针灸资生经》用: 百会“百病皆主”“人身有四穴最急应,四百四病皆能治之,百会盖其一也”来描绘百会穴[12]。督脉,循行于后背正中,入脑络,有统摄全身阳脉经气的作用,故称“阳脉之海”,“脑为元神之府”[13],结合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及腧穴局部治疗作用,针刺百会穴,可有效调摄患者精神情志,调理诸身阳气;四神聪在百会穴前后左右各一寸,现代针灸学记载该穴有镇静安神、清头明目、醒脑开窍的功用,可治疗头痛、眩晕、癫狂、痫症、失眠、健忘、中风、震颤麻痹、脑炎后遗症、内耳眩晕症等疾病[14]。针刺百会、四神聪在中医疗法治疗失眠中发挥重要作用,贾莹梅[15]通过针刺百会、四神聪,探讨失眠患者血清氨基酸类神经递质释放,最终得出针刺该组穴位可促进脑络疏通,保证血浆中氨基酸类神经递质的正常合成与分泌,缓解因精神紧张与情绪波动诱发加重的中枢神经兴奋,从而延长睡眠时间、提高睡眠质量。本研究所有患者均采用百会加四神聪头皮针刺法,符合中医整体与局部的辩证论治观念,遵从疾病治疗原则,减少患者头针针刺数量,减少患者痛苦,提高患者依从性。常规头针取穴治疗失眠症[16-17],虽然也疗效确切,但头部血管神经分布丰富,针刺治疗常痛感明显,患者常因紧张而停止治疗,与本研究相比,百会加四神聪取穴,可有效避免患者紧张情绪,提高患者依从性,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对于失眠症患者,本组取穴结合膀胱经第一侧线刮痧疗法同样可以达到治愈效果。

刮痧这一中医传统治疗方法,具有清热泻火、舒经通络、祛邪排毒、调理脏腑、调整阴阳的作用,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临床各科常见病和多发病,且疗效比较显著,临床中可配合针灸、拔罐、按摩、刺络放血等方法使用[18]。“膀胱足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从巅入络脑…夹脊抵腰中”,是“阳中之阳”,是十二经脉中循行路径最长、联系脏腑组织最多的经脉。背俞穴位于膀胱经背腰部第一侧线,为脏腑之气疏注之处,具有反映脏腑功能状态、调节脏腑气血、治疗脏腑疾病的作用[19]。根据《内经》相关篇章的论述,营卫二气的昼夜运行节律,对人体睡眠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营卫之气主要循经脉而行,足太阳膀胱经处在由阴出阳的关键位置:“太阳之气又从营卫之气出入于内外也”[20-21],选取足太阳膀胱经第一侧线作为刮治部位,既可发挥刮痧的作用,又可发挥膀胱经的治疗作用,最终达到外调营卫,内调脏腑的治疗目的,同时,失眠症的发病常为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本研究先整体刮膀胱经第一侧线,整体调摄,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再针对不同症型,重点点刮相应背俞穴,施以虚实补泻手法,实现对因治疗的局部治疗观念,达到阴平阳秘、脏腑调和。

本次研究中采用头皮针配合膀胱经第一侧线刮痧疗法治疗22例失眠症患者,总有效率为95.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1.8%,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者睡眠时间及睡眠质量明显提高,因失眠所致躯体不适,也大有改善。

笔者认为头皮针配合膀胱经第一侧线刮痧疗法治疗失眠症方法简便,疗效满意,值得临床应用。在治疗期间,患者应注意饮食调摄、规律作息、畅情志,适度体育锻炼,避免因饮食、精神、情志等影响睡眠质量。头皮针刺法和刮痧虽为一种简便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对于其作用机制,现代医学研究很少,严重阻碍了这种方法的普及和发展;目前为止刮痧疗法尚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的操作,对其疗效评价也缺乏统一评判标准,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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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国际贸易理论;市场选择;差异产品;同质产品

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到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再到新贸易理论,市场类型从完全竞争走向了不完全竞争,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和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我们统称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都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到新贸易理论我们假设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即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类型。这种市场选择的变化与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一国要在国际贸易中获胜需要符合市场的什么要素呢?

一、市场类型与国际贸易各主体的福利水平

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中,我们研究的主体是国家,即国际贸易理论之下制定的政策是以一国是否福利增加作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国家福利的增加是各主体福利的加总,国家只有所有主体福利加总起来净福利大于零,制定政策才是可行的。

(一)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各主体的福利变化

完全竞争市场的主要特点是:产品是无差别的;每个生产者和每个消费者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价格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生产者进入和退出这个行业很容易,成本很低,即存在利润时有生产者不断加入直到利润消失,存在亏损时不断有生产者退出直到亏损消失,所以是一个盈亏平衡的市场类型;信息是完全的。

通常我们会认为消费者在完全竞争市场实现效用最大化,我们知道消费者的福利增加主要取决于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数量增加,这取决于价格是否降低。同时消费者的偏好各异,就要求市场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增加消费者的选择。而完全竞争的市场无法满足消费者福利增加的两个途径,产品的无差别和价格的不变让消费者无法提高其效用。

对于生产者来说,要实现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尽可能减少竞争对手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另一方面为了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力求产品有所差别,减少替代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在完全竞争市场上都无法实现。

最后我们看一下国家的福利变化,国家从长期来看追求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技术进步,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生产者无法获得更多的利润,也不可能实现资本的积累用于技术创新,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我们知道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是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的。

完全竞争市场上国际贸易各主体都无法实现福利改进,因而市场的最终选择不会是完全竞争市场。

(二)垄断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各主体的福利变化

在垄断竞争市场上,产品的差异性可能是主观的,也可能是客观的,这种有差别的同种产品相互之间具有较高的替代性;消费者的效用取决于产品的价格和多样性;厂商在提供多样性产品和实现规模经济之间寻求平衡;大量厂商的存在,市场是竞争的,单个厂商在单个品种上又区别于其他厂商的其他品种,所以又是垄断的。

垄断竞争市场上消费者最大的满足来源于多样化的产品选择,垄断竞争市场有很多的生产者,每个生产者(包括国内和国外的生产者)提供的产品既有差别又相互可以部分替代,消费者在垄断竞争市场中可以通过多种选择实现个性化的偏好的满足。就这点来说,消费者更愿意选择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但消费者同时也希望消费的产品价格可以不断降低,增加消费的数量组合从而增加效用,但垄断竞争的市场因为每个生产者生产数量有限,难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价格因产品的特性高低不一,所以消费者效用的增加有部分受限。

对于生产者来说,力求在规模经济和提供多样性产品之间寻求平衡点,国际贸易解决了国内市场规模有限的问题,让生产者可以追求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随着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生产者全球扩张的同时也意味着各生产者拥有的市场份额有了明显差距,少数生产者逐渐在竞争中拥有了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这样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下少数生产者追求走向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所以长期动态来看,成熟产品成熟市场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不是生产者的最终选择。

国家在垄断竞争市场中向消费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产品选择,让更多生产者在市场中拥有各自的生产空间和少量的市场份额,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市场呈现一定的活力,这是国家提高福利水平可以选择的市场。只是在国家层面竞争中,这样的市场规模和竞争力无法转变成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更需要规模大,竞争力强,具备多种因素(比如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六因素)的产业才能成为一国的支柱产业,而支柱产业的主体是少数几个寡头企业的支撑。

(三)寡头垄断市场与国际贸易各主体的变化

寡头垄断市场的主要特点:少数生产者控制着市场的绝大部分,每个寡头进行决策时都要考虑其他寡头可能做出的反应,不管是产量的变化和价格的调整都会引起其他的寡头的反应,从而给作出决策一方又带来新的变化;生产者提供的产品差别较小,技术条件相同,更多的差别来源于外观设计方面。

消费者在寡头垄断市场上可以消费相对信息公开透明的产品,因为寡头企业比中小企业的信息披露更多,寡头企业更注重品牌的良好塑造,寡头的规模经济让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让消费者可以消费更多的产品从而提高福利水平,但寡头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也让消费者的选择减少,减少部分福利水平。

活跃的市场应该有新的生产者不断加入,不断有生产者被淘汰。但在寡头垄断市场上几个寡头会形成一定时间的均衡垄断,几个寡头拥有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其他生产者很难在同一平台形成竞争的压力,所以对寡头来说他们获取了规模经济的好处,但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市场的竞争。

对国家而言,重大革新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基本是在公司层面完成的,这些公司是具有一定垄断能力的跨国公司,国家与国家在国际贸易的竞争其实就是公司与公司的竞争,所以国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依托这些寡头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国家出台的保护贸易政策会更大程度地有利于寡头企业的利益。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说明寡头企业如何得到政府的补贴等等。

寡头垄断市场一方面有利于少数几个生产者获取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通过资金积累不断技术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也为国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把产品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层面的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对其他生产者形成不利的竞争格局,新的生产者和规模小的生产者很难在竞争中得到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消费者的选择也有所限制。

二、新贸易理论下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

新贸易理论研究市场类型从完全竞争市场演变为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综上分析,完全竞争市场各福利主体的总和是最小的,而针对不同的国际贸易主体在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的福利总和因产品特性和市场格局不尽相同,两种市场的同时存在产生了差异产品产业内贸易和同质产品产业内贸易。

(一)垄断竞争:差异产品产业内贸易

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包括垄断竞争的市场、寡头垄断的市场、完全垄断的市场,由于完全垄断市场的固有特点,其效率的低下和各国反垄断法的限制,我们排除在外,那么新贸易理论就剩下了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更接近垄断竞争市场类型。

垄断竞争形成的关键是产品差别。这种差别不是指不同产品之间形成的差别,而是指同类产品之间存在的某些差别。这种来源于同类产品的差别可能是主观的,也可能是客观的。主观差别主要来源于生产者内在品质即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等方面。客观差别主要来源于营销手段比如广告产生的影响、企业倡导的文化氛围、产地的不同等方面给消费者带来感觉的差别。现实当中我们很难准确签定产品差别是主观还是客观的。比如宝沽推出的洗发水包括海飞丝、沙宣、潘婷、伊卡璐和联合利华的力士、旁氏等之间的区别那些是客观的,那些是主观的。它们在功能、包装、服务、外观、营销手段、配方上都存在差别。

我们知道,假如产品是同质的,产品相互之间的替代性是很强的,接近完全可以替代的关系。如果替代弹性介于零与无穷大之间,证明产品已不能完全替代只是部分替代,产品就不再属于同质产品。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垄断竞争市场差异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格局

现在我们假设两个国家的所有厂商技术条件相同、需求条件相同、每个厂商只生产4-品种,即厂商数目与品种数目是一样的,该行业投入要素的总量保持不变,市场总需求完全无弹性,即与价格无关。两国消费者偏好相同。

在国际贸易之前,两国国内的市场规模是有差异的。在MR=MC时,形成均衡的条件下,厂商数目和每个厂商的产量固定下来。假设用M表示市场规模,q表示每个厂商即每个品种的产量,所有厂商均分市场份额,n表示品种,那么市场规模M=q×n。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拥有的品种越多,每个品种的产量越高,市场规模小的国家,拥有的品种少,每个品种的产量也少。

现在两国开展国际贸易,假设A国是小国,B国是大国,A国需要九个品种,每个品种需要188件,市场规模就是1692件,B国需要22个品种,每个品种需要3116件,市场规模就是68552件。现在我们通过图形1来进行分析。

假设A、B两国的RE曲线完全相同,从图1中A国的市场规模我们假设是1692件,B国的是68552件,在国际贸易之前,A国的消费者只能消费来自本国厂商的9个品种,每个厂商只能生产188件,B国的消费者消费来自本国的22个品种,每个生产者可以生产3116件,国际贸易之后,两个国家变成一个大的市场,市场规模扩大,如图的w点决定新的市场规模是qW×nW,对A、B两国来说,每个国家的消费者可以消费来自本国生产者提供的产品,也可以消费来自外国生产者提供的产品。同时,两国之间会存在部分商品的重叠,两国重新布局生产,品种将在22个(至少要多于大国的品种,否则大国消费者减少了品种的选择,不符合国际贸易增加效用的假设)和31个(两国品种之和)之间确定,假设品种可以相互完全替代的有3个,A国生产者国际贸易之后只生产6个品种,B生产者国际贸易之后只生产19个品种,两国生产者都减少了品种,从而每个品种的产量都可以增加,同时两国消费者消费品种的数量A国从9个品种变成25个,B国从22个变成25个,很显然,国际贸易使小国增加的福利更明显。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因为进行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两国消费者都增加对产品的更多选择,同时因为各自减少厂商(品种)数量,更容易获取规模经济,从而带来成本即价格的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实现了均衡和福利的增加。小国因为国内市场规模的小,国际贸易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容量,通过减少品种而实现在少数品种上的规模经济。

(二)寡头垄断:同质产品产业内贸易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寡头垄断市场上同质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市场格局。

现在我们把西方经济学中的古诺模型的分析运用于两个国家之间如何开展国际贸易的。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B,两个厂商H、F,H是A国厂商,F是B国厂商。在国际贸易之前,A国的某一行业被厂商H完全垄断,B国的相同行业同样被F厂商完全垄断,现在开展国际贸易,两个厂商拥有相同的技术水平即生产的产品没有品质差异,两国的需求条件也完全相同。

篇6

中国的寡头形象由模糊而清晰,由清晰而巨大,像一个令人惊恐但却在加速逼近我们的“利维坦”

确山,是莫斯科一处风景宜人的避暑地。从1994年开始,一群俄罗斯新贵经常在这里的一个山顶别墅中聚会。这个由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商业巨头所组成的“确山俱乐部”,后来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转轨时期的俄罗斯寡头。

对绝大多数中国公众而言,寡头仅仅是属于俄罗斯的,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寡头,也同样是属于中国的。就在俄罗斯寡头即将灰飞烟灭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寡头却开始悄悄地进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显然,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故事,是寡头的一个中国版本。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降,一批脱胎于传统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集团,在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政策背景下,借助于一种含蓄但却强大的政治动力,开始进入他们的全盛时期。经过多年的横向和纵向整合,这批行政垄断集团的资产急速膨胀,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的寡头地位。2004年的一组统计数据强有力地呈现了中国经济中的这种寡头格局。据中国国资委统计,截至2004年10月,中国央企(即所谓直接隶属于国家国资委的中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44678.1亿元,增长29.2%;累计实现利润4188.9亿元,增长率更是达到53.2%。尤其让人刮目的是,在累计实现的4188亿元利润中,中石油、中国移动、中石化、中国电信、中海油、宝钢、中远集团等七大集团占据了其中的66%。在中国国有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的同时,中央企业却出现惊人的跳跃式发展势头。这个事实只能说明,无论是从行业还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中国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在急剧向极少数中央企业集中,中国经济的集中度正在显著提升。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已经大致抵定。

所谓寡头,是指少数几家厂商控制整个市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市场组织。90年代末期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国经济史,大概是对这个定义最为贴切的诠释之一。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不仅在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的通信、电力、金融等行业清晰可见,在竞争性的钢铁等行业表现得也同样明晰。与90年代炙手可热的俄罗斯寡头相比,中国的新型寡头虽然默默无闻,也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具有鲜明的人格化特征,但其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力则可能远甚前者。

诚如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评论的那样,从1992年到现在,激烈乃至残酷的市场竞争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似乎是在暗示,中国并不存在寡头形成的土壤。然而,商品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景象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面相。在这背后,中国经济还有另外一种面目,那就是:要素及资源的高度垄断。正是这个潜隐于市场竞争表象之下的基础架构,为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埋下了伏笔。

90年代中期之后,国企脱困成为中国各级决策者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个任务被分解成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中小国有企业被迅速的私有化,各级政府借此甩掉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就是在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国蔚为风潮的“改制”运动。按照既定的国企改革战略,这是所谓“放小”。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则是通过各种行政性手段将资源迅速向一部分垄断国有企业(主要是那些具有战略地位和重要影响力的国有企业)进行集中配置,即所谓“抓大”。在中国的决策层眼中,只要抓住了这些具有全局控制力的“关键少数”,行政力量才能在未来的经济控制中为自己保留重要的一席。实际上,中国今天已经赫然成型的寡头,就是中国在国企改革中长期奉行“抓大”战略所收获的历史成果。

回顾不久前发生的中国改革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寡头的成长轨迹。概而言之,中国的寡头主要是通过对要素资源的政治性配置,辅之以各种市场化手段催生出来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90年代晚近,通过债转股、通过各种财政优惠、通过强行压低资金供应价格、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银行坏账剥离、通过各种潜在和公开的准入制度、通过兼并重组手段,中国经济资源实际上经历了一次迅速的聚集过程。无疑,其对象明白无误地指向了大型垄断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

如果将范围缩小到中国新兴的资本市场,这部潜在的历史就会呈现出更加清晰的路线图。中国资本市场在初起之时,主要是为了当时处于边缘地位的城市集体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服务的,但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逐渐沦为各类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的解困场所,而到了90年代晚期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则进一步成为特大型垄断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融资场所。依恃一系列的政策倾斜和本来就设有的准入制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央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绝对主流和最大的受益者。在短短的十多年历史中,中国资本市场清晰地呈现出了一条“为边缘性企业服务――再到为国有企业服务――再到为央企(包括其他特大型垄断企业)服务”的完整路线图。这种格局,并非是中国资本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资本市场不断适应政治需要的一个逻辑后果。

放眼于资本市场之外的更加广阔的领域,这种情况也同样彰彰明甚。当大部分资源通过金融、财政甚至政治工具向极少数企业聚集的时候,寡头的速成就丝毫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判断,发轫于20世纪末期的中国寡头,并非是市场竞争的后果,而是政府战略性干预的成就。中国国资委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颇为兴奋地谈到了国企改革的这种成就,他引用数据说, “国有企业1998年全年利润才525亿元,但去年(2004年)仅国有工业企业就已达到5312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4785亿元”。如此跳跃式的发展,这位负责人当然应该引以为傲。不过,从另外一种眼光看,这恐怕就不再是国企改革的胜利,而是寡头的胜利。

中国前26年改革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一直是:中国经历了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私营化运动。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在90年代晚期,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同样激进而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的“国有化”运动――资源向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的迅速聚集。作为这场激进运动的一个历史后果,中国的寡头形象由模糊而清晰,由清晰而巨大,像一个令人惊恐但却在加速逼近我们的“利维坦”。以现有的证据,我们显然还无法对这个历史现象做出“祸”与“福”的判断,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历史大环境。

寡头的力量

如果嫁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中国寡头真的形成某种政府替代,那么,对政府和市场两方面都可能造成严重损害

1996年,年迈的叶利钦再次披挂上阵,准备竞选俄罗斯总统。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叶利钦已经不复是往日的叶利钦。民意测验显示,从前具有英雄魅力的叶利钦已经岌岌可危。在这个关键时刻,别列佐夫斯基等俄罗斯寡头运用旗下的媒体力挽狂澜,为叶利钦的连任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后,俄罗斯寡头们毫不掩饰地宣称:我们拯救了叶利钦。

这是一个发生在俄罗斯寡头身上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俄罗斯寡头不经意之间就展现了他们惊人的实力。那么,中国的寡头将如何作为?

与俄罗斯的寡头同行们不同,中国的寡头并不是那种依靠盗窃国家资产起家的强盗资本家,而是与体制完全融为一体的国有企业。换句话说,他们是合法体制的一部分。不过,这种特殊出身一点也不会削弱中国寡头的影响力,相反,正因为他们是合法体制的一部分,中国的寡头们可能更容易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垄断集团的既得利益之实。也因此,我们才更应该对中国寡头们的特殊性格加以仔细辨析。

中国的寡头虽然脱胎于旧式的国有企业,但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显然已经今非昔比。这首先表现在寡头们对市场经济的熟悉程度。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型企业集团基本上属于行政机构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寡头显然已经完全洞悉了市场的秘密。经过20多年的锤炼,中国今天的寡头集团的市场智慧已经不在任何私营企业之下。如果加上其本身具有的资本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只要寡头企业愿意,他们就完全可以巩固并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市场垄断优势。

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内的所谓整合、重组,还是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海外并购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寡头们对现代金融技巧的娴熟运用。如果仅仅如此,我们可能还无需对中国寡头格局过分忧虑,但问题在于,寡头们不仅仅是市场动物,也是政治动物,不仅仅具备政治意愿,而且也具备强大的政治行动能力。这种凭借行政权力扩充垄断利益的政治性格,在中国寡头一路形成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相当明确。在著名的陕北油田争夺战中,中石油就有透过游说行政管理部门并以文件方式强化自己垄断地位的“前科”。撇开具体的对错不谈,仅就运用行政资源介入商业争议这一点而言,中国寡头的政治权力显然已经侵蚀了市场本身的公平和正义。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寡头的壮大多少是以不公平地牺牲其他经济成分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代价的。

不过,陕北油田案例可能远远不足以展现中国寡头的政治行动能力。随着经济资源和利润进一步向寡头企业聚集,寡头在中国未来的政治权重也将越来越举足轻重。2004年,仅中石油一家的利润就达到1029.27亿元,占整个央企利润的1/5强。如此大的权重,寡头企业的超级政治游说能力已经呼之欲出。所以,当2005年3月16日中石油在香港骄傲地宣布惊人业绩的时候,许多人的心头也同时掠过了一丝阴影。

篇7

 

关键词:论特易购 如何改善 利润表现

 

市场结构分析

 

在市场中,大型零售商往往被定义为寡头企业。不论是已经存在于市场中的零售商或刚刚进入市场的新企业,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拥有庞大的企业规模,高效的生产力,强大的资本实力等。埃里克森.P指出,由于小型零售商受到商品丰富程度和价位的限制,无法在物流配送等方面和巨头企业竞争。巨头零售企业的经济规模就造就了自然的市场进入壁垒。因此,能够进入零售市场并参与竞争的企业就非常少。根据英国卫报(2014)的报道,在特易购的事件中,寡头企业是英国市场中的德国阿尔迪,利德尔,英国塞恩斯伯里,莫里森等零售企业。因此,特易购面对的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学中典型的寡头市场。

 

在微观经济学中,寡头市场模型有很多种结构。特易购则属于,非同质化企业的纳什古诺模型。罗杰和麦克卡尔洛奇(2014) 年的分析指出,2014年更正的最新英国反垄断法中,卡特尔和串谋行为依然是不合法的。由于零售巨头是不能串谋结为卡特尔组织,所以这些企业应该被首先定义为非合作性寡头模型。但非合作性寡头模型也有几个类型,非合作寡头模型的选择取决于企业的行动类型和次序。在特易购的例子中,寡头企业可以相互之间自由竞争,各大零售商并非序贯行动,市场不存在领导企业先行选择产量,因此非同质化企业中的斯塔克伯格竞争将不会发生。与此同时,伯纳德模型也不适合。原因是零售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差异性非常小,服务也是同质化且完美替代的,因而不能各自独立设定价格而不考虑其它寡头的行为。

 (见Graph 1)然而,纳什古诺模型则是解释特易购和其它零售企业的非合作寡头竞争的完美模型。佩罗夫指出,当一个市场中企业生产同质化产品的时候,企业更有可能决定的是产量而不是价格。因为产品和服务是相同的,市场的整体产量是所有企业产量的总和。每一个寡头都在拥有关于竞争对手的产量的不完全信息的基础同时决定自身的产量。任何企业的产量都会直接影响其它所有寡头企业的利润。因此特易购所处的寡头竞争市场应该被定义为纳什古诺模型。但是标准的纳什古诺模型是是建立在竞争企业的成本相同的基础上的。然而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即便是相同行业内不同企业的边际成本也是不同的。而非同质化企业的纳什古诺模型允许所分析的寡头企业拥有不同的边际成本。

 

 

 

战略对比

 

麦克德莫特.K (2013)指出特易购现在的边际成本比起其它零售商来说偏高。特易购在古诺模型中有两种战略可以与竞争对手博弈。特易购可以选择在当前情况下提升产量进而提升自身的市场份额,或降低自身的边际成本取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如果特易购增加自身的产量,则在短期中市场中的整体产量将会提升,这也将带动着市场价格水平将会下降。这个战略可能会降低所有寡头企业的净利润,但是对消费者则是有益的。然而其它寡头不会默许特易购单方面的增加市场势力,它们也会采用相同的策略。市场的价格水平会由于市场产品总量的持续提升而不断降低。一场直接的价格竞争也将无可避免地产生。然而由于特易购的边际成本是在其它寡头企业的边际成本之上的。在长期中,市场价格水平会逐渐降低并趋近于特易购的边际成本。最终特易购会被自己的竞争战略率先驱逐出英国市场,因为相对于其它竞争对手,特易购的利润空间会被首先压缩至不可容忍的范围。当然,特易购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特易购会降低产量,迫使价格回到合理的水平。但即便价格战因此停止,特易购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势力比起价格战前都在一定程度上缩水了。因此直接由产量战略引发价格战的策略对特易购是行不通的。 (图表 Graph 2)

 

佩罗夫(2011)年指出,打破非同质企业的纳什古诺模型平衡点的唯一方法就是降低自身的边际成本。在寡头竞争中,更低的企业边际成本带来的是更高的市场竞争力。在古诺模型中,分析起始于最初的纳什古诺均衡点。这意味着没有企业能够单方面的提升自身利润。在特易购的例子中,由于我们假设其他零售商的自身情况没有改变,因此他们的最优反应曲线始终保持着原有水平。但如果特易购的边际成本改变,,原有竞争条件的基础就会被改变,原有的纳什古诺模型也会被打破。现在,对竞争对手任何的特定产量水平,特易购的最有战略都是在原有水平下增加产量。相对于其它寡头企业,在新均衡点里更低成本的企业将更占优势。结果就是,高产量导致的更低的市场价格水平不仅没有降低特易购的利润空间,而且让特易购取得了更多的利润。其它的寡头企业可以以较少的市场份额与特易购并存在英国市场,或选择离开。总的来说,那是非同质化企业的古诺模型为分析特易购如何提升市场势力,改善利润表现提供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图表 Graph 3 and 4)

 

 

利润的组成

 

从另一方面来说,单纯的市场结构分析不足以给特易购改善利润表现的战略提供完整分析。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利润的定义是指总盈利与总成本的差额。而古诺模型并没有具体的方法和技术指出企业改善利润表现和降低成本或提升销量的具体方法。事实是,原本的均衡点不会自发地移动到新的均衡点。尽管成本是可以随着企业战略自主调整的内生变量,但销量却是难以自发提升的外生变量。原因是产量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管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和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因此根据古诺模型和经济学中关于利润的组成的定义,特易购改善利润表现的解决方法应该被分为两部分。特易购应该根据自己当前的情况首先降低成本,然后努力增加销量。新的纳什古诺均衡就会被实现,而且利润表现会逐步改善。

 

 

降低成本

 

威特曼.D (2013)的报告指出,特易购是世界上第三大零售商。而它的全球企业规模是由英国企业规模和海外规模的加和。所以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应该被区分为海外市场和英国本土市场两部分。

 

CBS(2013)的报告指出,特易购在美国的旗下品牌Fresh & Easy 和在中国市场均遭受失败。并没有证据显示特易购在美国和中国市场的运营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众所周知,和英国相比中国和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市场环境。相比于在这些国家已经存在的零售寡头而言,特易购明显处于劣势。而且特易购海外过大的市场规模导致管理团队变得低效,特易购应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也过于缓慢。对海外市场的持续投资会降低资本的整体回报率,进而降低特易购的盈利能力。佩罗夫(2011)指出机会成本应该被考虑进运营中来,而且沉没成本在企业制定战略的过程中应该被忽略。特易购的机会成本是在进行全球扩张的时候失去了进一步在英国降低边际成本和提升市场势力的能力。特易购在海外拥有的土地和厂房在短期是固定成本。但是这些因素可以考虑入长期战略中来。在长期中,固定资产可以被折算变卖。所以固定成本是可以被部分避免的,进而降低整体成本。总的来说,特易购应该变卖中国和美国市场的固定资产,进而降低企业规模和沉没成本。(图表Graph 5 and 6)

 

 

萨拉.S (2011)指出,因为网络购物已经被逐步接受,消费者不再倾向在郊区超级市场进行一周一次的采购了。换言之,网络购物和小型超市对大型超级市场有明显冲击。从另一方面来说,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喜欢方便的社区小型超市。已经改变的消费者偏好直接导致了郊区大型超级市场的逐步失败。没有证据指出郊区大型超级市场将会被消费者再度青睐。一些郊区大型超级市场成为了增加盈利的沉重负担。因此为了降低固定成本,特易购一些亏损严重的郊区超市应该被变卖。

 

总的来说,提升利润表现的第一步应该是降低任何可避免的成本,降低企业的负担。特易购应该变卖掉自己在海外的资产和本土亏损严重的郊区大型超市。

 

 

增加收益

 

LeapTomorrow(2015)的报告指出,由于消费者的偏好和市场环境已经改变,传统的零售模式遭遇全新消费模式的严峻挑战。销量是外生变量,它极大的取决于外部的市场。因此销量不会在降低成本后自发的增长。由于消费者的习惯已经改变,再加上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特易购在英国市场的经济规模从恒定规模收益变为增加的规模收益。相比于新的竞争对手而言,特易购目前的生产效率是偏低的。根据最新的市场情况来看,特易购的运营战略导致资本回报率过低。因此,增加生产科技,管理团队和消费体验方面的投资可以将特易购在英国本土的经济规模从递增的规模收益推回恒定规模收益水平。特易购的竞争力也会因此得到增强。(图表 Graph 7)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论消费者偏好大型或小型超市,消费者的整体消费能力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消费总量依然维持在相同水平。只要特易购适应了消费者最新的习惯和偏好,消费者的抽逃将会被控制到最低水平。因此特易购应该建立更多的社区小型超市,然后提升线上购物的体验水平。

 (图表 Graph 8)

 

总结

 

总的来说,特易购应该缩减其全球市场规模,回收在全球市场和大型郊区超市的投入,将资本更多部署在英国本土市场。通过增加对生产和管理部门的资本投入,边际成本会因此得到降低。通过合理的市场战略,销量也会提升。特易购应该重振品牌形象,重塑消费者信心。最终特易购的利润表现就会逐步提升。

 

参考文献:

1.      Skynews (2014) Tesco Shares Plunge 15% On Profit Warning [Online] Available from:

news.sky.com/story/1388408/tesco-shares-plunge-15-percent-on-profit-warning [Accessed: 09 Sep 2014]

2.      Ellickson, P. (2011) Supermarkets as a Natural Oligopoly [Online] Available from: paulellickson.com/SupermarketsAsNO.pdf [Accessed: Aug 2011]

3.      Theguardian (2014) How Aldi’s price plan shook up Tesco, Morrison’s, Asda and Sainsbury’s [Online] Avilable from: 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4/sep/29/how-aldi-price-plan-shook-up-tesco-morrisons-asda-sainsburys [29 Sep 2014]

 

 

索引

 

1. 特尔:多个寡头企业的结合或联盟,未得到垄断的市场势力。

 

 

 

 

 

 

 

 

 

 

篇8

寡头时代已然来临。

在普遍通涨的压迫下,竞争的加剧将使中国企业进入一个寡头时代,在完全竞争领域,这种情况更为明显。

最为典型的要数连锁经营行业。早在几年前,家电连锁业即从群雄并立时代过渡到了霸主时代,而随着去年国美收购永乐,今年也风传苏宁即将收购大中,未来家电连锁行业将形成双雄对立甚至是一家独大的局面。

在空调行业,早在几年前就出现过一种预言:未来10年内,激烈的竞争将使只有大约5个品牌可以生存。如今,预言已经部分实现:在过去的5年中,行业品牌从数百个锐减至目前的不到100个,格力、美的、海尔3家占领了整个行业超过50%的市场份额,如果加上其余如志高、奥克斯等几个次强势品牌,不到10个品牌即拥有整个行业9/10的市场。

在持续一年多的原材料涨价风潮中,好几大巨头已经开始出现溃败迹象,而出口退税政策的改变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是给予以出口为主的格兰仕等品牌沉重一击。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中,品牌的集中度将更为加强,只有寡头级的品牌才能够继续生存。

在饮料行业,多年的竞争,也已如大浪淘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两个国际巨头牢牢占据领导地位,而农夫与娃哈哈的绞杀,更使众多国内品牌失去立足之地;在乳品行业,蒙牛、伊利两业巨头占据了过半江山。而在酒类市场,五粮液、茅台两大家在高端白酒领域占据着50%的份额,张裕、中粮、王朝三大家则控制了中国葡萄酒47%的市场。

纵使是在所谓的分众领域,也逐步出现了“分众不分”的局面,分众自收购聚众以后,已经明显成为垄断性巨头,诗人出身的江南春的抱负还远不止于此,他宣称只要有可能,分众可以完成任何并购和扩张,大有一统天下的气概。

完全竞争的到来,不仅使开放性行业加剧集中、催生出各个寡头以外,对于目前的半开放行业,如汽车、石油、钢铁等也将造成巨大的冲击,乃至改变行业架构。

目前,汽车行业基本是合资品牌的天下,其本质,就是国外巨头与上汽、一汽等国字号联手垄断大部分市场,吉利、奇瑞等民营汽车企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寡头时代意味着竞争的更加白热化,但这对民营企业而言并非坏事。表面上,国企拥有大量的软性和硬性资源,但事实上,长期制约这些企业发展的体制性痼疾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企业的竞争力一方面取决于对资源的把握能力,更多还要依靠对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而这点是民企显著的优势所在。

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时代的升级,猛然增加的市场将吸引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也给了吉利、奇瑞做大的机会。

吉利等民营企业在汽车行业的破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标志着在很多政府管制和半管制行业,民营企业一样可以做大,一样可以成为市场的主体,而非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说的只能由国营垄断企业控制,所谓“中国经济不能完全放开”只是一个伪命题,这对于建立更宽松的宏观商业环境,将有着莫大的示范意义,中国也将迎来一个更为开放的国内市场。

篇9

由上可见:随着行业的发展,行业整合是发展趋势,市场必然由散点市场向三分天下的块状同质化市场转移,而求的企业的发展,企业要么成就行业寡头,要么就只有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独树一帜。下面是市场竞争的三个阶段描述:

如果市场竞争态势处于散点市场向块状同质化市场过度过程中,市场上必然出现并购现象风行,或者在激烈的竞争之下,弱小的企业纷纷倒闭等。那作为地方上长期坚守的企业应该如何应对被吞并或者被市场淘汰之风险呢?根据笔者多年的企业实操经验和咨询服务经验,特将如下的经验之道提供给大家,以便为区域品牌如何应对市场竞争提供参考和指导。

第一章:营销环境反包围,争取区域强势先机

A企业,是生产巴士奶的企业,几十年的耕作和积累,在生产技术上在国内行业内处于领导的地位,销售业绩在省内处于垄断地位。但因为其领导者对融资的观念比较落后,所以资本的积累一直是自我逐步积累,产能始终处于一定的水平,耕作的市场也一直没有发展到省外去,但其总体的销售量和盈利率在国内行业内却是可圈可点的。巨大的市场利益吸引了国内某寡头企业,该企业在资金和销售规模上比该企业大了不止10倍,为在该省取得不错的销售业绩,并且快速的取得。该寡头在并购谈判没有成功的情况下,采用的策略是直接在该企业所在地直营建设生产工厂,由此来进行对该企业从资源(主要是原奶供应)上将该企业扼杀在供应链的短缺上,另在市场上进行的是中心开花,欲凭借自己庞大的资金资源再市场竞争中将该企业进行釜底抽薪。面对如此的洪流,该地方企业冷静地探查时势,通过一系列的公关活动,反而将该寡头的阴谋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我们都知道,企业的发展成功都是和外围市场环境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娃哈哈的成功离不开消费者对食品饮料安全的需求发展,康师傅等方便面的成功离不开消费者对食品需求方便性的需求发展,等等。企业的生存更是和地方上的关系等因素是分不开的,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经济、文化、科技、政治、人文等,A 企业为避免真刀真枪的竞争,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战略的角度上对自己的企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出路的研究。

A企业的SWOT 分析:

S:1、在原料的供应上,和当地奶牛养殖户约5万家签订了长期的供应合同,在当地处于资源的垄断地位;

2、是当地政府的纳税大户,执政关系非常融洽,法人代表本身为省政协人员;

3、企业的生产技术在国内属于领先水平;

4、品牌为地方老品牌,品牌名又和省城的别称相同;

5、企业为当地企业,人员也都非常熟悉当地的人文环境。

总之,A企业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商战因素。

W:1、资金不如此寡头,此寡头可以为此进行大资本的运作;

2、人力资源素质上不如此寡头;

3、品牌力度上此寡头为全国知名品牌,在其他的奶制品上可以说家喻户晓。

此寡头和A企业比起来可以说是大象和蚂蚁的对决。

O:垄断供应链资源,增加寡头进入壁垒

T:该寡头不惜资金在自建产能的基础上再自建奶牛场

该寡头利用和上层的政治关系挟天子以令诸侯,破坏A在地方上的关系。

为此,A企业成立了战略管理小组,首要的职责是进行公关活动和供应链的建设问题,具体实施了如下的公关活动和供应链的整合:

1、消费者公关:

首先A 对该寡头企业即将进入本市进行巴士奶见长的信息进行传播,并且和消费者及各界人士共同探讨如何保护地方品牌的问题,唤起了消费者对A企业品牌的关注,以消费者和各界人士的地方情结作为突破口,激起大家对A 企业出谋划策。A企业对提供有价值意义的消费者进行物质等方面的奖励,通过消费者的街头巷尾的议论,A企业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其次,A企业对消费者进行了连篇的软文报道,报道的内容主要有介绍企业和企业的产品,对消费者进行一定的产品知识教育,使大家更加坚信企业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凭借产品企业也能够很好的生存,从而培养了消费者的忠诚度。

再者,A 企业定期召集消费者到生产厂进行参观,展开与消费者的互动,利用消费者的口碑传播,进一步增强消费者的信心。

2、政府公关:

A企业根据对市场的调研,提出为进一步扩大经营效益,为地方政府增加更多的利税,需要进行扩大产能、进行生产技术改进的项目计划书,为此,召开了由政府人员、媒体、行业协会,甚至银行人员参加的关于地方乳业发展的战略研讨会。在会上,A企业作了关于如何进行产业链整合、如何进行技术改造、如何进行营销拓展等的工作报告,取得了与会人员的认同。政府部门的领导直接表态,要给与A企业以政策上的帮扶,如果需要资金支持,也愿意协调银行给与一定的贷款支持。

在会上,A企业也得到了政府的承诺,愿意帮助企业协调当地乡镇政府进行企业供应链的改造。

3、供应链的整合:

A企业在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承诺后,即召开了由乡镇政府人员、各村干部参加的动员会,在会上,A企业进行了企业发展规划的介绍,并将和养牛户新的合作方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探讨。由于在新的合作方法中从过去的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分时期交易改为了保底供应的方式,并对各村按照收购量给与一定的提留,全然改变了过去的做法,所以各村干部非常赞赏。

由于过去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收购,有许多养牛户对价格更改时有意见,所以大家的养牛激情也不时非常高,加上村干部参与企业的收购管理,又从养牛户处予以一定的提留以支付相关人员的费用,所以村民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现在变成了保底收购使养牛户认为有了保障,村的提留变成了企业给与,村不需要从养牛户处提取,参与收购管理的村和养牛户都得到了实惠,所以各村的干部均乐意去说服奶农签订垄断性收购协议,而养牛户也非常的乐意支持家乡的企业。

在垄断性协议签订后,A企业又聘请养牛技术人员对养牛户进行一定的培训,使奶牛的产奶量有了一定的增长,得到了广大奶农和村的支持。

后续结果:

由于A 企业和广大的养奶户签订了垄断性供应关系,而且形成了一体化的经营与发展体系,所以在此寡头即将施工前,再次对市场进行充分论证的时候,必须将原先的奶源供应部分由原先的散奶收购调整为自建奶牛场,因为投资需要各股东的审议,所以项目不得不暂时搁浅。

篇10

    关键词:保险市场 结构特征 寡头垄断 垄断竞争 政策建议

    在强劲的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国际趋势影响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环境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保险市场结构处在激烈演变过程之中。在此迅速变化的国际国内背景下,通过政策引导,构建我国适应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需要的保险市场体系,是当务之急。

    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及结构类型

    1980年,我国恢复试办国内保险业务时,全国只有1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几千万元。2003年,我国经营保险业务的公司已经有61家,其中内外资分别为24家、37家,寿险公司31家,产险公司30家。至2004年底,我国已开业和正在筹备的保险公司数量已超过了80家,2004年全国保险费收入4138亿元。25年来,我国保险市场结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8年以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全垄断阶段。1986年以前整个中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自经营财产、人身保险业务,1986年成立了地区性的新疆兵团保险公司,但这并没有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构成任何威胁。

    第二阶段(1988-2000年):三足鼎立的寡头垄断阶段。1988年、1991年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两家全国性综合型保险公司的先后成立,才真正打破了我国保险市场独家垄断的局面。1998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产、寿险分离,后来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也实行了分业经营,于是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地区的产寿险市场上分别形成了三家寿(或产)险公司之间的相互竞争。

    第三阶段(2001年入世以来):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型市场演变的市场分化阶段。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外资、合资公司异军突起,内资新兴公司迅速成长。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所占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平安和太平洋飞速发展;处于第二阵营的泰康人寿、新华人寿、中华联合产险、天安保险等成长势头迅猛。在上海、广州等保险业开放较早的城市中,友邦、信诚等外资、合资保险公司凭借其品牌效应和较高的客户忠诚度异军突起,产寿险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尽管我国保险市场的总体发展速度很快,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在少数保险开放早的大城市如上海、广州,保险公司数量达到30家以上,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已经属于垄断竞争型市场模式,但在其它大部分城市地区,无论产寿险市场都只有3-5家公司经营业务,属于寡头垄断型市场模式,而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甚至还是属于双头垄断市场模式,只有人保和国寿在分别经营财产、人身保险业务。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的保险市场仍然属于寡头垄断型模式,在保险市场中仅有的少数几家公司即保险寡头瓜分垄断了绝大部分保险业务,这可以用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竞争理论加以佐证。

    产业经济学通常采用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平均度两个指标来比较分析一国市场的竞争程度。其中市场集中度,一般选用前五大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来表示,是反映一个产业市场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市场平均度是市场集中度的补充指标,是指平均每家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总的保费收入/保险公司数量),反映了产业市场的稳定程度和风险分散程度。

    2004年我国实际经营寿险、产险业务的公司分别为28家、26家,但是,寿、产险市场保费收入超过市场份额5%的公司分别只有5家和4家公司,60%以上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不到1%。我国寿险、产险市场的集中度指标(将前五大寿险和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分别相加)分别为88.69%、90.26%,这与10年前(1994年)的99.2%、98.7%的集中度相比,有明显下降。但是,与欧美国家大都在20%-40%之间的市场集中度相比(见表1),仍然明显太高;甚至,我国的保险市场集中度比高度垄断的日本(68%)、韩国(61%)市场也要高出许多。

    保险市场平均度,是指平均每家保险公司的保费规模。结合市场集中度指标,它可以反映出一国保险产业的市场风险分散程度和市场结构稳定程度。如果一国保险市场集中度指标很高,同时,市场平均度指标也很高,说明该国保险业务高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市场风险过于集中,这时一旦有一、两家公司经营出现危机,整个保险市场结构将趋于不稳定,即孕育着潜在的保险市场危机。反之,市场结构就会趋于相对稳定。在世界前10大保险市场中,大部分国家市场平均度指标都在1-3亿美元之间。在全球第一大保险市场的美国,这一指标仅为l.9亿美元,日本的市场平均度最高,为38亿美元,高出欧美国家二、三十倍,日本高度集中的保险市场结构必然隐藏着巨大的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相继出现了日产生命、东邦生命、第一百生命和千代田生命等5家保险公司破产,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日本保险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韩国的保险市场平均度为11.08亿美元,也存在着类似日本的市场风险过于集中的危险。我国的保险市场平均度为6.8亿美元,仅低于日本和韩国,远高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从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平均度两个指标分析判断,中国当前的整体保险市场仍处于与日本和韩国相类似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状态。

    我国保险市场结构模式的发展和建议

    我国保险业市场结构寡头垄断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市场自身发展的结果,主要是计划经济下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导致的。寡头垄断市场模式下的高市场集中度隐含着潜在的金融危机,很容易导致保险市场结构的不稳定,进而可能引发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同时,寡头垄断市场模式也易导致整体的市场低效率。

    从世界范围考察,各国的保险市场结构模式按照市场竞争程度由强到弱大致可划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四种基本类型。在未来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的保险市场结构应该采用垄断竞争市场模式。要促使我国寡头垄断市场向垄断竞争型市场体系的成功转换,必须在保险市场结构的各个环节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尽可能降低保险市场的集中度和平均度。

    培育多元化的保险市场竞争主体,优化保险市场结构

    要提高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适量的竞争主体是首要条件。那么,我国是不是也要像美国一样引入数千家保险公司呢?美国的保险市场总量比中国大得多,2002年的保费收入是中国的27倍,我国不可能也象美国一样需要5000多家保险公司,但按照比例推算,同时考虑到我国保险市场的高速成长性,我国保险市场应需要150-200家公司,当前的80家显然太少。另外,在培育更多的市场竞争主体时,还必须注意优化市场主体结构:在增加公司总数量的同时,要注重培育规模公司,促进更多保险集团、金融集团形式的公司成立;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大力发展新兴民族保险公司;强化市场细分,大力发展专业保险公司,鼓励设立更多的养老保险、健康保险、汽车保险、货运保险、农业保险等专营公司,促进优化保险资源配置,增强中资公司专业竞争能力;尝试设立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和专属自保公司,增强保险供给主体组织形式的多样化。  逐步放松保险管制,提供宽松的市场环境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严重的“保险抑制”。目前,我国对不同保险公司的经营仍存在着众多的不同限制,例如在产品定价、资金运用、经营地域、经营范围等方面。随着中国保险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和“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的趋势,应逐步放松保险管制,提高民族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弹性和自主性: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逐步下放保险价格的厘定权,实行保险合同条款制定的自由化;逐步打破中外资保险公司在经营地域、经营范围、税收和投资等方面的不同待遇;逐步消除大型保险公司和新兴保险公司之间在经营地域、资本规模、产品拓展等方面的竞争壁垒,使得不同性质的保险公司都可以自主决定其竞争战略。从长期来看,放松地域及业务管制后,众多大小保险公司在广泛的空间地域范围和业务范围内同台竞技;同时,由于保险价格的逐步放开、保险合同条款的自由化,保险投资限制的放松,拥有独立决策权的各保险公司在政府有效监管的环境下,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展开竞争,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其结果是促进保险公司行为市场化和经营高效化。

    以市场为中心健全监管体系,为促进有序竞争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要全面建立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制度。对保险公司的监管要逐步转向以偿付能力的考核为中心,减少对经营行为的直接干预,为企业管理及技术创新创造宽松环境。其次,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实行市场化的保险费率管理体制。根据我国实际,实行市场化的费率制度,应该是逐步放松费率管制:先可考虑将所有商业性险种费率的制订权完全下放给保险公司,同时在当前费率事先审批制中,逐步实施事实上的宽松监管,即较少使用否决权和修改权,然后再逐步向费率管理事先备案制、事后备案制过渡。第三,逐步放松分业管制,鼓励跨行业的经营竞争。混业经营已成为当今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但我国当前实行的还是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我国保监会应加强与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的政策协调与沟通,逐步取消分业经营的限制,促进保险业参与广义金融领域的竞争,降低保险市场的集中度,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分散保险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江生忠,郭颖,邵全权.回顾2004年中国保险市场[J].中国商业保险,2004

    2.李钢,胡坤.论建立竞争性的保险市场体系[J].保险研究,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