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竞争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讲这番话的人名为胡小林,一位佛学界有名的“释商”。这些说法不论人们认同与否,都道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视角:原来商业竞争的事情也可以从“不竞争”的角度来思考,而且完全可能比竞争有更大的价值。

“跑”得太快,忘了为何出发

有读者可能会问:难道竞争不重要吗?是的,竞争很重要,不过笔者毋宁说:竞争的关键不在竞争上,而在“不竞争”上。

很多事情都有这样的规律:赢的关键不在赢,而在“不败”上,立于不败之地就离胜利不远了;发财的关键不在发财本身,而在背后的价值创造上――点石成金的手指永远比金子更重要;进而竞争的关键也不在竞争上,往往在那些“不竞争”的种种要素上。

想起学生时代的一件事情:当时很多同学想锻炼身体,于是一段时间里十来个同学总是相约就寝前去跑步。这本是很好的事情,可一跑起来,却发现谁也不甘落后,要被超过必定奋起直追,不一会儿整群人的速度都提起来了,这更像一场比赛。于是操场上一片急促的脚步声和各个争先的身影。结果一个星期下来,还在操场上锻炼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大家都“跑”得太快、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

这在商业里也有普遍意义,商家并没有更聪明。比如:面对今年火得发烫的房地产市场,开发商普遍要做一个选择:是赶紧加大开工量,还是稳步开发?是趁着市场好赶紧套现,还是为下一个行业波动周期做准备?从现在的情况看,开发商们的争强好胜和学生没有什么区别,即使万科这样以稳健著称的企业也比原计划增加了45%的开工量!

据说草原上的羊群,走在前面的能够吃到嫩草,而走在后面的却总是吃剩下的,于是后面的羊会努力跑到队伍前面。这样,羊群为了争夺食物,都不愿落在后面,开始不断地往前奔跑。而前面的路上是否有危险,已经少有关注;脚下的草是否已经够吃,也少有关注――一旦欲望膨胀起来,脚下的草是永远不够吃的。

这恐怕是不少人竞争心态的写照。常反思自己是否跑得太快、跑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应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好的竞争要避开“火药味”

有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商业活动本身就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事情,若按笔者所言,是否会削弱竞争力呢?

其实笔者所强调的只是事情的另一面:竞争在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最好的竞争往往在于能够发现事情“不竞争”的一面。

比如,西方最富盛名的“波特竞争战略”强调:企业运营一定要专一化,找到专一化的主攻方向,靠专一化的聚焦效应,使盈利能力超过行业的普遍水平。但企业实践的情形却往往相反。比竞争战略更早提出的“定位理论”的创始人里斯就总是表示:最头痛的事情是企业家会与竞争对手展开全线竞争:“我这个品牌已经做得很好了,为什么不能再多上几个产品‘全线出击’?”而这样的竞争结果,反而是削弱了自己的竞争能力。

这样看,最坏的竞争源自对竞争欲望的放纵,而最好的竞争是避开竞争中浓烈的火药味后,专一化和克制的结果。所以巴菲特说,他操作股票的时候,会避开所谓最有炒股氛围的营业厅――因为那里是让聪明人变愚蠢的地方。

“仁者无敌”的竞争力

除了这些西方的竞争理论外,东方的竞争理论也同样高明。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胡小林,他还有一些启示性的话语,例如:“当我遇到对立面的时候,就想起师父说的‘仁者无敌’,这个时候要检讨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仁。这个人跟我过不去,一定是我的问题,检讨自己。你放心,你的境界会越来越高!”

中国人讲究格局,常说:一个人心里有多大的格局,就有多大的事业。这是有道理的。对于“仁者无敌”我们往往会从“对外”的视角来看,如同林肯所说:“把敌人变为朋友,不就是‘消灭’敌人吗?”这确是非凡的竞争力:不仅消灭敌人,而且在壮大自己。

不过从“对内”的视角来看,仁者无敌也是管理者必备的竞争能力。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统治国家,安抚百姓,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可以说,管理者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把能人吸引到身边的能力。笔者认为这是仁者无敌的另一层解释:既要有仁的心态,例如爱惜、包容的心态,又要有仁的能力,如知人善用、赏罚分明,才能使人杰为己所用。虽然刘邦常被人以流氓批之,但是在管理者之仁上,要比竞争对手项羽强得多了。

成长,才是至理!

最后,笔者认为无论是仁者无敌,还是专一化竞争,乃至其他尚未谈及的“不竞争”视角,都有一个基础――管理者的成长。或者说成长是一个人最大的竞争力:仁者无敌需要一个管理者长期的成长、学习,才能一步步接近这种状态;专一化竞争战略,也需要管理者智慧和心性的成长,才能有意愿和能力不偏离轨道。

对于成长的力量,曾有个苹果树的故事给人很深刻的印象:一棵苹果树小的时候,一年结10个果子,但被人拿走了9个,它很难受;第二年苹果树结了50个果子,被拿走了40个……但是到第N个年头,苹果树已经成了参天大树,可以结上千个果子了,这时它会发现:被人们拿走的那些,它已经不在意了。

如同花草树木一样,成长其实也是人的一种本能,作为人最基本的一种生命力,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发生作用:思想的、行为的、心理的、能力的,等等。所以无论一个管理者是怎样的年龄,都永远有成长的空间。

篇2

水平竞争力强者恒强

2010年同时入围水平分项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30强榜单的城市提升至21座。综合顺序前15位的城市全部入围水平分项竞争力30强榜单，深圳、江苏苏州、上海等外贸“明星城市”仍牢牢占据榜单前排。相比之下，综合实力处于中下游水平的城市能够进入水平分项竞争力前排，主要是得益于某个单项指标的表现抢眼。

2010年，我国城市外贸水平竞争力30强榜单格局呈东高西低走势。东南沿海地区共入围18座城市，除甘肃金昌外，前10位悉数被沿海城市包揽，仍然保持“第一梯次”强大的整体综合实力。凭借人均进出口额、外贸依存度、外贸总值在全国比重等指标的突出表现，广东深圳毫无悬念地卫冕头把交椅，并率领珠三角地区7座城市携手入围；广东东莞成功超越上海跻身三甲，使得珠三角地区整体实力更加突出。与此同时，长二角地区由水平竞争力位于次席的江苏苏州领衔，共占据6席，上海市退出三甲屈居第4位，江苏连云港则落出30强榜单。此外，环渤悔地区的北京、天津、山东烟台、山东青岛稳居其位，海西地区则继续只有福建厦门独自入围。

反观中两部地区，虽进步显著但仍难望沿海地区之项背，相对劣势仍然明显。凭借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变差优势和外贸平衡度等指标的抢眼表现，西北地区、中部地区各自在竞争激烈的水平竞争力30强榜单中抢占4席，均比上年增加2席，成为最大赢家。东北地区入围3席，比上年减少1席，西南地区则仅有云南昆明1城上榜。

结构竞争力内陆不让沿海

2010结构竞争力30强趋于稳定，23座城市连续两年榜上有名，其余7座新上榜城市除福建龙岩外，均为非东南沿海地区城市。从区域分布看，东南沿海城市再次给内陆城市让位，仅占10席。

2010年全球经济重整待发，国内在刺激进出口恢复生机的同时，并未实现外贸结构的同步改善。2010年综合竞争力5强(深圳、苏州、上海、东莞、珠海)在外贸结构的评比上均名落孙山，跌落至50位开外。从进出口规模看，中小城市大量入围结构30强榜单，辽宁铁岭、甘肃兰州、四川巴中位居3甲，进出口值分别为4.8亿、11.6亿和0.5亿美元。而在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中，进出口规模最小的内蒙古包头也有近20亿美元。这表明对于外贸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的城市，结构失衡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实现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效益竞争力靠实力说话

尽管效益竞争力薄弱仍是目前我国城市外贸竞争力的“短板”，但效益分项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之间契合度较2009年有所增强。2010年，入围效益分项竞争力30强榜单中，14座城市最终杀出重围、跻身综合竞争力30强，“双优模范生”数量比2009年多了5座。

效益榜单稳定性低，连续上榜城市数量逐年减少，2010年进一步减少至7座。得益于多年深厚的外贸实力积淀，东南沿海城市走出低谷、收复失地，再度表现出强劲的效益竞争力。2010年的上榜率虽然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也迅速增多至20座。其中长三角地区占据14个席位，拥有左右榜单分布的中坚力量，浙江9座城市入围，傲视其他省市。珠三角近3年的入围数量分别是7座、4座和5座。从具体城市来看，广东深圳、上海2座外贸“航母级”城市连续3年蝉联效益竞争力冠、亚军后，2010年深圳再度夺魁，上海位次下降1位，仍斩获季军。

发展竞争力新格局渐稳

2010年，同时入围我国外贸发展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共计20座。发展竞争力30强榜单上，除广西北海、甘肃金昌和湖南湘潭外，其他城市均在综合竞争力60强之列；综合竞争力30强城市，其在发展竞争力榜单中均在前80位之列。四个方面相对均衡，分别人围“外商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进入外贸500强企业进出口比重”和“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30强的城市，在发展竞争力30强榜单中各占16、18、17和14席。

篇3

近年来，清丽秀美的衢州迎来了新一轮黄金发展期。然而，和许多城市不同的是，这座肩负着浙江西部生态保护重任的城市，每前进一步都会受到各方的特别关注。

“我觉得发展特色经济是提升衢州区域竞争力的关键之举”，他说，“这个竞争力的实质就是错位发展，差异化竞争，就是充分利用衢州的优势，发展壮大特色经济。”

2003年3月主政衢州之前，厉志海当过教师、秘书、技术员，历任磐安常务副县长、兰溪市长以及开创发展风气之先的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丰富的工作经历成就了他认识事物的独到眼光和把握事物发展方向的成熟能力。

“衢州的优势在哪里？”谈到发展思路，厉志海目光炯炯，言语节奏明显加快，“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衢州位于钱塘江的源头，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71%，生态毫无疑问地就是我们的优势和潜力所在。换句话说，生态就是生产力，生态就是竞争力，生态既是资源也是财富，关键是如何去发现运用这种优势来发展经济，提升竞争力。”

近年来，衢州市委、市政府前瞻性地提出了“工业立市、借力发展、特色竞争”三大战略，其中“特色竞争”战略是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有机融合与创新运用，在发挥特色优势，培育特色经济，营造特色环境，开展特色工作，增强特色竞争力等方面，为衢州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方向。

“衢州的特色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厉志海说：“首要的特色优势就是生态，这个刚才讲过了。第二个是特色经济。就是发挥生态、劳动力、土地、水资源等比较优势，来发展一些清洁型、生态型、环保型的经济。近年来，我们的工业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过去是化工、水泥占的比重大，很多企业都属于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我们痛下决心先后关停了五十多家相关企业，同时发展诸如消防器材、特种纸等特色产业，目前造纸已有十五、六家企业，规模效益开始显现，此外，我们还积极发展硅产业，包括单晶硅、多晶硅。在工业方面，我们确立了‘410’工程，即打造四个全国制造业中心和十个特色产业基地；在农业的方面，我们主要是实施“345”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规划（三大农业产业带、四大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五大农业生产基地），发展绿色特色农业；在服务业方面，我们主要是打造“三中心一枢纽”（四省边际物流中心、旅游集散中心、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交通枢纽）。神奇山水，名城衢州，衢州有真山真水真风情，衢州周边的名山名景也很多，比如说龙虎山、三清山、武夷山和黄山都在两三个小时车程范围内，休闲衢州，观光四省，衢州旅游大有潜力。第三是特色竞争力。就是始终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原则，靠特色来打造竞争力。”

厉志海继续说：“我们在制定规划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好考量，突出发挥优势、保护优势，保护发展两不误。从发展角度我们要加快脚步，衢州连续五年经济增幅高于全省水平，目标是到2010年跻身全国百强城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生态保护方面，我们分三步走，2003年我们在浙江省率先制定生态市规划，2006年成为全国生态示范区，2008年争创全国环保模范城，2015年要建成全国生态市。”

篇4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锏！

厉害之处在于，一是向人们炫示“我有一个世界级的研发平台”；二是向消费者证明，我的新车型将是世界一流的。

这一招的确很灵验。现在购车人流行一个说法：“选车就是选平台。”的确，一个卓越的平台，往往是孕育成功车型的最好摇篮。在当今充斥着用高配置低技术手段迷乱大伙眼球的中国汽车市场上，消费者在掏腰包选购爱车之际，还真得睁大了眼睛在长长的配置列表背后细细探寻“系出名门”的真正出处――研发平台。德国大众公司作为汽车平台鼻祖，就始终活跃于这个领域的最前沿。其即将在中国本土化生产的Octavia明锐就是来源于大众最先进的开发平台PQ35；其最新的中级车PQ35平台则是在衍生出世界销量冠军高尔夫以及宝来、甲壳虫等多款优质车型的著名PQ34平台上全新开发而成的。而这一平台推出的一系列卓越产品，恰恰成为精湛技艺与卓绝品质的标志。

拥有研发平台者气冲霄汉，拥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在万车炫目中当然也就更加青睐平台诞生的杰作，这也充分折射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平台时代”。

汽车研发平台正好反映出了平台时代里平台的竞争力。

我们不禁想问问国内企业：这样的平台，你有吗？

篇5

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新的挑战风浪又起。在颇为黯淡的世界经济前景中，还有哪些经济体具备竞争力，这些竞争力体现在何处？世界经济论坛（WEF）9月7日的《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给出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根据该报告，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三个经济体分别是瑞士、新加坡、瑞典。中国排名第26位，较去年上升一位；困难重重的美国排名第5位，连续第三年下降；英国从去年的第12名跻身前10名；亚洲只有日本和新加坡入围前10名；法国从第3名大跌至第18名；债务缠身的希腊在142个国家中排名第90位。

全球竞争力：赢在创新

全球竞争力报告始于1979年。今年共评测了142个经济体，排名依据为全球竞争力指数(GCI)。该指数由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威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为世界经济论坛设计，于2004年首次引入。

GCI由基础条件、效率提升、创新与成熟度三大类共12个项目决定。基础条件是指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初等教育；效率提升因素有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性、技术准备、市场规模；创新与成熟度因素包括商务成熟性和创新。

瑞士、新加坡和瑞典在本年度竞争力排名中位列三甲，被称作三“S”国家。报告数据显示，尽管各有所长，但三国的共同点是在创新方面有较强的实力。

在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兼首席商务官罗伯特・格林希尔(Robert Greenhill)看来，三“S”国家领先表明，在全球经济体竞争中，仅靠规模无法取胜。“竞争力和生产力是画等号的，最复杂的就是驱动生产力，也就是商业的创新能力，这是促使发展的关键因素。”

格林希尔认为，三国来自不同地区――中欧、亚洲和北欧。“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在不同特点的经济体中，其他国家可以复制这样的成功经验。”

以瑞士为例，其在12个大项中表现均很强劲，最强的三项为创新、技术设备、劳动力市场效率。瑞士的科研机构世界领先，学界与商业结合紧密，企业愿意花大成本搞研发，研发成果也能转变为可进入市场、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

亚洲国家中另一充分发挥了创新优势的是日本。在今年的榜单上，日本排名第9位，较去年下降了三位。其中，日本商业成熟度排名第一，创新性排名第四。报告指出，日本企业注重研发，拥有大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产品附加值高。

当然，日本排名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宏观经济稳定性仅排名第113名，公共债务数额庞大，2010年占GDP的220%。

萨拉-伊-马丁指出，在全球经济发展前景疑云重现的今天，决策者们一定不能忽视长期竞争力。

“为使增长更加稳健，新兴经济体应确保将增强生产力作为增长的基础。而复苏乏力的发达经济体应更专注于提升竞争力，建立良性的增长循环，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中国：得于稳定，失在体制

竞争力报告指出，在过去7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发展有所停滞，新兴经济体发展脚步更加稳健。

不过纵观榜单，新兴经济体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平平。在金砖国家(BRICS)中，只有中国和南非进入前50。巴西排名第53名，较去年上升五位；排名第56名的印度和第66名的俄罗斯名次较去年略有下降。

中国在12个大项排名分别为：制度48，基础设施44，宏观经济环境10，健康与初等教育32，高等教育与培训58，商品市场效率45，劳动市场效率36，金融市场发展48，技术设备77，市场规模2，商务成熟度37，创新29。

不难看到，与发达经济体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优势明显，在技术设备、高等教育与培训、制度、金融市场发展、商品市场效率、基础设施等方面亟待提高。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近年来呈上升趋势。报告认为，中国是世界上负债最少的国家之一，预算赤字较为适度，经济发展前景较好，中国的债务质量远高于其他金砖国家。中国的居民健康指标和初等教育普及率都呈积极态势，商业成熟度和创新方面也位居前列。

不过，中国在制度大项的排名仅为第48位，报告认为，主要原因是在腐败和司法独立性方面依旧存在较大挑战。

在不少外国公司看来，过去3年间，中国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在华企业为预防犯罪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另外，中国的商业道德和企业责任感也令人担忧。

金融市场发展与技术设备曾是制约中国竞争力的两个大项，但去年这两项均有显著改观。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较去年上升九位至第48名，主要原因是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及可负担性提高，信贷渠道改观；技术设备项上升一位至第77名，主要原因是中国网民和手机用户的大量增加。

从构成全球竞争力指数水平的三大决定因素来看，中国的基础条件因素竞争力水平近年来发展较快，受排名全球第10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拉动，已位居全球第30名；效率提升因素竞争力水平尽管位居第26名，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排名全球第2的市场规模因素的拉动，其他项目有待提升；创新和成熟性因素竞争力水平较高，尤其近两年发展较快。

有分析认为，包括市场规模、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和改革等众多因素，使中国保持了强劲增长。然而，中国无法单纯依赖丰富的低成本要素投入来维持增长，如何保持竞争力将是未来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欧洲分化

欧洲经济体在过去数年中遭遇了重重挑战，但不少欧洲核心国家竞争力仍排在前列，欧洲国家在榜单前10名中占据7席。

在另一端则是更为惨淡的前景。

希腊在今年的榜单中下降了七个位次，名列第90，在欧盟国家中排名最低。从各项竞争力指标来看，希腊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跌至第140名，金融市场发展跌至第110名，包括政府效率、腐败等在内的公共制度指标跌至第89名。

此外，排名第126的低效劳动力市场也已成为制约希腊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希腊近来已采取了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同时提高了退休年龄。

当然，希腊也并非一无是处，该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较高，更易接受新技术。

欧元区另一个麻烦不断的国家──葡萄牙，排名上升了一位至第45名。主要原因是该国在信息及传播技术的广泛运用上高居第18名，基础建设更是大幅提升至第12名，其中道路一项排名世界第5。

但葡萄牙仍是发达经济体中最不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储蓄率和公共债务均排名第128名，赤字排名第122名。报告建议，必要的改革以及吸引外资是葡萄牙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对于部分欧元区国家而言，减债与增长的需求好比远水与近渴的关系：减债需要长时间的坚忍变革，另一方面在减支与增税的“阴影”之下，竞争力低下的国家在短期经济增长着实无望。

欧元区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平庸的竞争力表现限制了长期的生产力增长。

篇6

我国的广播电视改革至今已有十几年的时间，尽管改革使我们在观念更新、体制调整、业务改进、技术进步等诸多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广播电视并没有从本质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产生变化，仿佛还是游离在市场经济之外的一个特殊系统。计划经济的观念和做法仍在这个特殊系统中沿袭：不计投入产出，不讲资源优化配置，过于强调政治属性而忽视产业属性。

在我们的笔下、节目中对那些经受不住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而破产倒闭企业的报道早已屡见不鲜。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早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也许有一天我们曾报道过的故事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激烈竞争中不断增强竞争力，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呢？

一、彻底改变从业人员的心智模式

所谓心智模式是指人们长期从事某一项工作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行为习惯和心理状态。人们的心智模式一旦形成就具有凝固性，不易改变。

作为一种媒体，广播电视一直被看作是事业单位、文化机关、宣传部门，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受此观念的影响，广播电视长期以来发挥的是宣传工具的作用。市场竞争是残酷无情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心智模式毫无疑问是不能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为了摆脱这一窘境，媒体煞费苦心、不厌其烦地改版，而始终不见起色。方法、形式、技巧的翻新难以掩盖其计划经济心智模式、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要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随着改革的深入，广播电视的信息产业属性被发掘出来。目前我国的广播电视机构都面临着国家财政逐步减少拨款数额，直至停止拨款，自负盈亏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遥控器在受众手中平均几十秒就换一次台，广播收听率则由1992年的57％降至1998年的44％。广播电视既然是一种产业，就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媒体走向市场以后，出现了一个最大矛盾是如何解决报纸和电子传媒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一方面传媒似属国有，他们的政治性质未变；但是另一方面，传媒在经济上获取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他们必须要十分重视发行量和收视（听）率，因为失去受众他们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这就迫使广播电视行业的从业人员必须更新观念，转变过去的心智模式，树立"以受众为中心"和"产业经营"的观念。

二、建立全新规则，实施组织创新

心智模式的转变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还需要借助外力，这就是规则和组织创新。其中，规则应是制度的一部分，它是广播电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传统的广播电视在运作时也有规则和制度，不过那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形成的，适于那个历史时期，而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可以说是不相适应的。而目前我国的广播电视系统实行的还是行政机关管理模式，政企不分，以政代事，条块分割，封闭运行。这既削弱了广播电视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动精神，也抑制了广播电视系统优势与整体功能的开发。

如何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竞争的广播电视系统的规则与组织呢？这需要通过改革使广播电视媒体成为独立的节目传播和文化产品、信息服务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法律允许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特殊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要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保证传达政令、正确导向、维护国家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稳步实行公司制改造，政府可以通过董事会或经营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对台长或总监实施监督。中央通过宏观调控，使广播电视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减少重复和浪费，最终使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走向集约化，实现集团化发展，在国际新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规则和组织创新下，一套类似现代企业的管理机制也应随之建立。作为一名被聘任的广播电视一台之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其基本职责，但他同时又应当是一名经营者，一个特殊的企业家。因为他既要完成宣传管理目标即围绕党和政府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挥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同时还要负责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管理工作即以最合理的资金投入制作出适应市场需求的高质量的节目，进而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提高媒体的盈利水平。

作为一种产业，广播电视机构的产品就是节目，其制作、播出的各个环节实质上就是一个产品生产流程。基于这种认识，在广播电视行业中建立类似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大势所趋了。也只有建立这种以成本核算、投入产出比等新尺度来衡量传播效果的管理制度后，才能改变从业人员的心智模式，使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节目才能推向市场，从而实现由社会需求决定节目生产，由节目决定人员配置，由效益决定人员报酬的良性循环。

三、再造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是管理、生产、经营、服务等工作在分工条件下先后完成的独立工作活动的一个程序。工作流程通常以工作必须完成的任务、目的、性质与要求而言，有什么样的任务要求就有什么样的工作流程。随着广播电视新的规则的建立和组织的创新，传统的广播电视的工作流程也应随之改变。这就需要再造工作流程。

与企业一样，广播电视机构也生产自己的产品--节目。这也是参与广播电视业竞争的根本所在。而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生产出那些具有竞争力的节目，因为只有有竞争力的节目才能吸引受众和广告客户，从而产生较为理想的效益，吸引更多的人才加盟，进一步增强竞争力。

传统的广播电视的工作流程能否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节目呢？传统的广播电视的工作流程是：采访（原料采购）编辑（加工）制作合成（包装）审片（质检）播出（成品出厂）。这一工作流程不计生产成本，生产的目的就是播出。不难看出这个工作流程正是以传者为中心的心智模式，只强调广播电视政治属性而忽略其产业属性进行生产的直接反映。

篇7

[关键词] 产业竞争力 来源 层次模型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力研究逐渐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课题，但多集中在国家竞争力层面。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首次从产业层面对竞争力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产业竞争力来源的“钻石模型”。本文借助经济学基本概念，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出发，在借鉴IMD区域竞争力模型和波特产业竞争力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竞争力来源的层次模型。

一、产业竞争力来源的层次模型

一般认为，产业竞争力是指在一定贸易条件下，产业所具有的开拓市场、占据市场并以此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利润的能力。在借鉴IMD的区域竞争力模型和波特的产业竞争力模型基础上建立的产业竞争力来源层次模型主要从企业层面、企业组织层面和产业层面来分析竞争力来源。

二、产业竞争力的企业层面来源

产业是指生产直接相互竞争产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产业由企业集合而成，企业是产业的微观基础。所以，产业竞争力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企业竞争力上来，缺乏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就失去了根底。因此，企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的基石，是产业竞争力的直接来源和核心因素。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因素主要包括成本与质量、市场快速响应能力、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等。

1.成本与质量。产品是企业的生命，价格是决定产品竞争力的直接因素。在同一市场上，其他条件相同时，价格与产品竞争力成反比。而成本是决定产品价格的基础，成本的高低决定了企业是否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和获利能力。“成本优势是企业可能拥有的两种竞争优势之一，成本对差异化战略极为重要，因为标新立异的企业必须保持与竞争者近似的成本。”“尽管质量、服务，以及其他方面也不容忽视，但是贯穿于整个战略的主题是使成本低于竞争对手。”无论是从消费者选择的角度还是企业获利的角度，成本优势都是企业竞争力的基础来源。质量是企业竞争力的功能性要素。质量较高的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质量较低的产品只具有较弱的国际竞争力。企业竞争的手段虽然很多，但产品质量过硬、取得信誉是根本的竞争手段。

2.市场快速响应能力。在现代快变的市场当中，产品的生命周期已出现变异，对市场的快速响应成为衡量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因此，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占优，不仅要在产品成本和质量上胜过对手，更要具备快速响应顾客的多元化需求、在产品开发速度上胜过对手的能力。这一点对制造企业而言尤其重要。很多企业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定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的。一个新产品，其生命周期可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往往可以获得较高利润，而在衰退期，竞争者之间往往大打价格战，却获利微薄甚至无利可图。因此，在新产品适销对路的情况下，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谁抢先一步占领了市场，谁就能在竞争中争取到主动，获得较丰厚的经济效益。

3.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从新产品或新工艺设想的产生，经过研究开发、工程化、商业化生产，到市场应用这一完整过程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即：技术创新是指与新产品的制造、新工艺过程或设备的首次商业应用的有关的技术、设计、制造及商业的活动，包括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扩散。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和促进产品差异化而起作用的。降低生产成本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技术创新改进生产工艺，减少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提高单位产出率是企业降低成本的主要方式。一般而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生产成本就越低。产品差异化也是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当产品技术趋向成熟时，其竞争的主要内容是成本和价格，因此，当其优势产品的技术成熟后，要重新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追求产品的差异化。

4.组织结构。组织是个体或个体集合之间的一种稳定的交易模式。经济组织的形态是多样的，其结构也各有差异。组织结构以对信息流动、权力分配等方面的制约而影响组织内各要素的协同效应，从而达到对企业竞争力产生作用的目的。随着技术开发和商品化周期大大缩短，顾客在市场中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在这种环境下，常规的组织结构已被无数的实践证明是难以维持竞争力了，“组织结构”本身成了越来越重要的竞争力因素。

5.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文化使员工们形成的巨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绩效的提升也有重要作用。在企业中，设备与技术可以改进或创新，但由员工共同创建的文化却不会因少数人的流失而削弱，也不会因个别人的带出而被仿制。

三、产业竞争力的企业组织层面来源

经济组织的形态是多样的，其结构也各有差异。传统的经济组织为宏观形态的市场和微观形态的企业。而理查德森在其《工业组织》一文中指出：企业与市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纯市场和纯企业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状态――“相似企业的市场”或“相似市场的企业”，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第三种组织形式”。

同时，产业是企业的集合，但是中观层次的产业竞争力却并不是企业竞争力的简单叠加，在竞争力由下向上的传递过程中，存在着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主要体现在产业组织状况上。产业组织从两个方面来影响产业竞争力，一是规模经济；二是市场竞争程度。产业规模经济是通过产业内企业的规模经济表现出来的，企业的规模经济分为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和企业外部的规模经济。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成本的节约。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业而不是企业规模增大而给企业带来的利益，比如成本的节约、产业的技术进步、管理效率的提高等。可见，存在外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产业内的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合作能促进了企业效率的提高。这样，产业的规模可能很大，规模效益十分明显，而企业的规模大小却无关紧要。另外，由于从许多个别的企业竞争力向综合的产业竞争力转化是一种复杂的“力的合成”过程，因而，市场竞争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企业之间的关系上。若各企业之间为无序竞争，则合成效果不佳；若为有序竞争，合成效果就会好得多。

四、产业竞争力的产业层面来源

产业间的融合与互补也会对产业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产业竞争力的产业层面来源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产业集群和政策环境三个因素。

1.产业结构。良好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产业结构状况对产业竞争力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业结构越是优化资源的配置越向高级产业转移，同时原有产业的资源使用效率越高，产业竞争力水平越高。建立地区的产业优势正是在现有的资源禀赋条件基础上，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来实现的。相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则不利于产业优势的发挥，制约地区经济发展。

2.产业集群。产业集成是指一组存在积极的纵向或横向联系的产业部门，其实质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等方面的系统集成。产业集群可以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集群内企业间的有效合作；同时，产业集群还可以发挥资源共享效应，有利于形成“区位品牌”，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产业集群既是各企业间相互协作的过程，也是产业间优势互补的过程，同时还是产业创新、相互渗透、相互利用的过程；它可以形成新的集成性系统能力，使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

3.政策环境。经济政策会对产业发展的基本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不同政策环境会对产业生产要素中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影响产业竞争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提高产业竞争力，就要为产业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从宏观角度看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实施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一个区域可以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结合区情制定符合实际的产业政策，促进主导产业群、辅助产业群和基础产业群的形成，进而提高产业竞争优势；从微观角度看，一个区域可以通过制定企业发展政策，优化企业结构，增强企业发展的活力，为区域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提供微观基础。

五、结语

企业、企业组织和产业三个层面五个因素构成了产业竞争力来源的新分析范式。因而，要使产业竞争力得到提升，应该在着力提高产业内企业竞争力、优化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同时，培育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为产业竞争力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裴长洪: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2]王秉安著:区域竞争力理论与实证[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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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食品贸易现状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食品贸易的进出口总量除1999年有小额下滑外呈每年递增的趋势，2002～2003年增长速度更快，这应该是由于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为食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进出口量的变化趋势与进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存在类似特征。净出口除2002年外基本呈下降趋势，可见进口增加速度明显超过出口，特别是2003年净出口减少更为明显。食品贸易顺差的减少可能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入世后进口关税总水平整体下调，二是由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国外高质量的食品需求增加。

2基于进出口数据的食品贸易竞争力指标分析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对我国食品贸易进行考察，本人选择了1998～2003年全球食品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都位于前15名的11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并将我国食品贸易与他们进行比较，构造12国经济模型来进行研究。本文利用进出口数据对各国食品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专业化指数进行分析，这三个指标相互联系和印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世界食品贸易主要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情况。

2.1用市场占有率指标对我国食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的实证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是一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反映一国出口的整体竞争力。一国特定产业的出口总额与世界同类产业的出口总额的比值，可以反映一国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或竞争地位。各国食品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的计算如表2。从表2可以看出，在1998～2003年的国际食品市场上，美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都是最高，均保持在10％以上，显示了很强的竞争力。这是由于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也是食品出口大国，且产品质优价廉，竞争力强。但是到2003年各国国际市场占有率均有较大幅度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非典”的影响。德国、法国、荷兰的市场占有率都保持在5％以上，意大利、英国、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也都保持在4％左右。中国、澳大利亚保持在3％左右，丹麦最低也在2％以上。从变动趋势来看，除2003年外，中国食品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处于缓慢上升趋势，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则呈现“U”型变化，在2000年或2001年达到一个低谷，之后上升，这可能是1999年在比利时发现的“污染鸡事件”，随之发现其中的二恶英含量超过标准140倍所产生的影响。法国、英国、丹麦则基本是缓慢下滑的趋势，美国、澳大利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保持稳定，加拿大前4年保持缓慢上升趋势，但是2002年和2003年有较大幅度下降，这可能是由“非典”的影响。

2.2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对我国食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状况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反映一个国家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巴拉萨（1976）提出了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ComparativeAdvanrages）指数（RCA指数）这个指标。他认为，一个国家某一产业贸易的比较优势可以用该产业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业占总贸易额的份额之比来显示。一般而言，RCA指数＜1，说明该产业处于比较劣势；RCA指数＞1，说明该产业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用进出口数据计算各国食品贸易的RCA指数，近6年来澳大利亚和丹麦的RCA指数最高，除2003年外都大于2.5，澳大利亚更是从1999年起连续4年超过或接近3，表现出了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很显然，在食品贸易方面，澳大利亚和丹麦是世界食品贸易市场上最具比较优势的国家，这种优势甚至超过了美国等货物贸易最强国。荷兰的RCA指数也一直大于2，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优势。法国的RCA指数也一直保持在1.5左右，比利时的RCA指数也一直大于1，都处于相对优势。德国、中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则RCA指数低于1，处于相对劣势。从6年来各国RCA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2002～2003年各国RCA指数都在下降。除此之外，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美国在前5个年份都处于上升趋势，法国、比利时、英国则是1998～2000年有上升趋势，2001～2003则是下降趋势。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基本保持小幅波动，只有中国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表现出我国食品贸易的竞争力正在逐步下降，这与我国国际市场占有率的逐年上升并不矛盾，因为国际市场占有率的上升可能只说明我国食品出口量相对于国际食品出口数量的上升，并不能说明我国食品行业在国内来说与其他产业相比有竞争优势，可能食品的出口在我国总出口量中所占比例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所以虽然我国食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逐年上升的，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却是下降的，这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技术含量高的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缓慢的现实是相符的。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国的食品贸易RCA指数很低，国际竞争力很弱，并有逐年下滑的趋势。一直以来认为食品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传统的商品出口项目，然而现在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对食品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劳动力成本的绝对状况只是决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一个方面，与此联系的另一方面就是劳动力成本与生产效率高低的相对程度以及劳动力的素质状况。随着中国食品工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这种成本优势也会逐渐减弱，比如今年沿海发达城市商务成本急剧提高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不难预测，如果我们在食品加工方面还是一味强调劳动密集，而不是技术密集或资本密集的话，劳动生产率的落后最终会使我国的食品产业面临纺织服装所面临的相似困境。我们必须关注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力在量上的优势发挥出来。

2.3用贸易专门化指数对我国食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的实证分析

贸易专门化指数（TSC）是某一产业净出口与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用来说明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该指标作为一个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剔除了通货膨胀、经济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即无论进出口的绝对量是多少，它均介于（-1，+1）的区间内，从出口的角度来看，该指数越接近于+1，表明国际竞争力越强。若该指数为0，即为水平分工，说明该国食品贸易与国际水平相当，进出叉明显，进出口纯属与国际间进行品种互换。如果TSC=-1，意味着该国运输服务只有进口而没有出口，如果TSC=1，则该国运输服务只有出口而没有进口。用进出口数据计算12国的TSC指数，结果如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德国、意大利、英国的TSC指数6年来一直为负，为食品贸易的净进口国，是食品贸易进口专业化国家，他们的食品贸易出口竞争力较差。其他9国6年来的TSC指数都为正，即为出口专业化，表明这9国6年来都是食品贸易的净出口国，因此他们的出口竞争力很强，其中澳大利亚的竞争力最强，前5年的TSC指数都保持在0.6左右，2003年最低也在0.5以上。其次是丹麦、荷兰，他们的TSC指数也保持在0.3左右，具有很强的出口竞争力。其中中国的TSC指数前5年一直大于0.2，2003年也超过0.1，表现出来较强竞争力，处于第4位。从6年来各国的TSC值变化情况来看，德国、意大利、荷兰的TSC指数呈缓慢上升趋势，2003年有小幅下跌。英国、美国的TSC指数呈下降趋势。法国则呈“u”型变化。比利时的TSC指数呈“n”型变化。丹麦的TSC指数则变化不明显，澳大利亚则在2003年大幅下跌。加拿大的TSC指数在波动中有所下降。西班牙的TSC指数则在前2年有所下跌，后4年缓慢上升。中国的TSC指数前3年较大幅度下降，2001年到2002年有所回升，但是2003年大幅下跌，这也体现了“非典”对食品贸易的巨大影响。总体来说我国食品的贸易专门化指数还是有竞争力的，但是并不稳定。

2.4结论

通过上述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的食品贸易竞争力最强，法国、加拿大等国竞争力较强。而现阶段，我国食品产业在国际食品市场上的处于相对劣势，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进一步发展我国食品贸易的建议

（1）加强内资在食品产业的投资力度，放宽信贷政策，降低税收。食品工业是一个完全竞争性行业，有市场就会有投资。外资的投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国家投资仍然是我国食品工业的投资主体，民间资本虽有所启动，但是国家对吸引国内民间投资的激励机制不健全。因此，食品工业企业普遍存在融资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政策性贷款很难申请，商业贷款抵押担保手续繁琐，额度小，申请时间长达一年左右。从税收政策看，如在食品加工业，计征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率为10％，销项税粗加工为13％，精加工为17％。因此，食品加工企业要比其它工业企业多负担3%～7％的增值税，一些地方食品加工品出口退税甚至存在“高征低退”的现象。在今后仍然把引进外资作为促进我国食品产业国际化重要手段的前提下，应进一步深化产业市场化改革，形成市场引导的产业投资机制，并通过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投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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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谈”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了《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的评比结果。我国（我国参加WEF2007年全球竞争力评比的经济体共3个：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本文仅针对中国大陆的评比情况）在131个参评经济体中名列第34，较上年进步1个位次，扭转了2004年以来排名下落的局面。

应该说明的是，2007年的排名结果，除了与上年可比之外，并不具有历史可比性。因为，WEF对2007年的评比体系做出了很大调整，与此同时，只重新计算了2006年的评比结果、并未对历史排名进行全面更正。而本世纪以来我国在该项评比中的位置大都在第40～50名之间，这个第34名，很容易被误解成我国的竞争力在2007年突飞猛进。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在可比口径上加以注意，避免直接引用历史上的排名位次。

评比体系调整使我国竞争力排名猛增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总体竞争力排名，在2006年首次应用了哥伦比亚大学萨拉・伊・马丁教授于2004年设计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简称GCI），2007年又对此进行了重大变更，主要包括自身模型体系的调整、评比对象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修正、问卷调查指标处理方法的改进。为了具有可比性，在今年的评比结果中，也对去年的GCI进行了重新计算和排名。

人们或许还会记得，在2006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榜中，我国的位次是第54，而按2007年新修订的方法重新计算之后，这个数字则变更为第35。由此可见，2007年评比指标体系调整对我国的总排名影响很大：致使我国的总体排名大幅前移，出现在排名榜的第一集团（前三分之一）之列。本人以为，从经济生活的经验来看，这种移位更为接近实际情况；而且对我国自身与上年的纵向对比分析，应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影响。

2007年的GCI 以 12个支柱为基础，由3个大类项目（被称为“子指数”）、12个子项目（被称为“支柱”），共113个指标组成。与上年相比最重大的变化是，通过分拆和新增两种形式，把支柱项目由9个扩展成12个，依次是：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和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 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技术环境, 市场规模、商务成熟性、创新。

分拆“市场效率”支柱。2006年的“市场效率”是一个包罗32个指标的最大支柱，如今被拆分为商品、劳动、金融市场三个并列的支柱，用以更好地评价市场效率的不同方面。在我国，这三个方面市场的发展并非均衡。相比之下，金融市场较为落后，劳动市场存在某些优势，商品市场也有个别亮点，在评比指标上的表现差异很大。原来的综合计算，相当于综合平衡了这些过大的差异，势必会产生因特别落后方面牵扯而拖后排名的结果；在三方独立计算之后，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在三类市场中的强弱状况，对于总体排名的评比结果，会比加总计算的方法趋好。

增加“市场规模”支柱。“市场规模”在2006年只是市场效率支柱中的一个内容，2007年被升级成一个支柱项目，包括国内市场规模、国外市场规模两个数据指标。由于我国在这两个指标上都具有特别优势，市场规模被当作支柱项目计算后，势必会因优势的张扬而推进排名大幅向前。

排名有升有降

总体而言，我国在全球竞争力评比中所显现出的强势，首先是市场规模（第2），包括国内国外的大规模市场，可为各类企业获得经济效益提供广阔空间；其次是宏观经济稳定（第7）, 尤其在政府债务管控，高国民储蓄率、低通货膨胀率三个方面表现良好。竞争力的弱势，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高等教育和培训、公共和私人的制度质量等领域。

与2006年比较情况。表面看来，两年参评经济体的数目不同，会直接影响可比性。但是，由于2007年新增的参评经济体的总排名、以及绝大多数的评价指标全都排在我国之后，完全可以允许我们在比较中忽略这一因素。

从三类子指数看，效率提升表现出了较大进步，排名上升3位、得分同时长进。基本条件则处于退步状态，排名下降2位、得分也略有下降。创新因素的排名下降5位、得分却有上升，意味着虽然我国的情况有所改进，但却落后于其他经济体的进步速度。

从12个支柱项目的情况看，在得分上普遍有增加，表明自我状况的进步；在排名中有4个项目上升、5个下降、3个保持，表明相对情况不容乐观。在下降的5个项目中，只有宏观经济是排名和得分同时下降的，分别退后4位和降低0.19分，该项目是我国的一贯优势，因而较多下降的情况值得关注；此外的4个排名退后项目在得分上都是略有提高的，包括高等教育和培训、技术环境各退步4位，制度退2位、劳动市场效率退1位，表明自身虽然有进步，但是还不同程度地落后于他人的前进步伐。在进步的4个项目中，商品市场效率进步2位，金融市场效率、商业成熟性各进步1位；比较特别的是健康和初等教育项目，排名大幅提升了24位、得分却下降了0.19，这种现象的确耐人寻味。经过比对排名表的整体数据可以发现，该项目两个年度的排名第1者也相差有0.4得分。或许应该这样说，健康和初等教育的国际总体水平在下降，我国虽然得分有降，其降幅却比整体下降的水平要强许多。此外，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创新3个项目，不仅保持了上年的排名，且得分还有上升，是好的信号。

商业竞争力评比。2007年，WEF继续了历年都有的辅评比――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主持的商业竞争力指数（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Index，BCI）。BCI的评比体系未变，仍包括原有的公司运营与战略、经济体商业环境质量两个子指数。只在评比方法上有所改进，同时更新了往年的数据、使之具有可比性，但在比较使用中还需注意历年参评经济体数量不同的情况。（详见表2）

我国的BCI排名在第57、比2006年进步2位。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首次改善。其中，公司运营与战略、国家商业环境质量两个子项排名分列第57、54位，也都比上年有进步。

排名突显政府改革的要求很迫切

与往年不同，《全球竞争力报告》缺少对我国的特别关注，但两位主持研究教授关于竞争力评比的表述意味深长。马丁教授提到，全球竞争力指数，是一个能够用来识别国家竞争实力和妨碍经济进步障碍的工具。波特教授指出，竞争力是马拉松，不是短跑；我们的目标是要促进使各国创造繁荣的长期政策变化，并非仅是告知它出发的位置。由此可见，我们看待国家竞争力的测评结果，不仅要看清排名，更要注重识别自身以及他人的竞争优势和弱点、全球经济中的显著趋势，进而加深对经济成功发展的理解与借鉴。

优势与劣势都非常明显。WEF评比所明确标示出属于我国竞争优势的指标共计16个，即排名在第33位之前的指标。其中，数据指标7个、问卷指标9个；位于前10名的有6个，依次为：国外市场规模（排名第1），国内市场规模、运输里程（都是第2），国民储蓄率、通货膨胀率（并列第7），农业政策成本（第8）。总括说来，我国市场规模属于无与伦比的禀赋优势，应当充分有效利用；宏观环境是我国已保有多年的优势，但当前正面临压力与考验，需要政府着力把握适应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方向与力度，避免竞争力的继续下落并争取向好；创新领域的优势正在积累之中，特别是在当前已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有利情况下，有望取得进步。

同优势相比之下，我国的竞争力劣势指标明显过多，排名在倒数33位（第98以后）之中的指标17个，其中排名在第110位之后的就有9个。特别是金融市场方面的表现最差，该项下共有9个指标，其中5个都排在第100位开外；最好的是投资者保护数据指标。也仅排第65位；而最差是关于银行资产状况的问卷调查指标，则落到了整个排名表的倒数第4（第128位）。结合实际情况看，金融领域的确是我国当前需要高度关注的领域，仅就评比所反映的的情况而言，除了银行资产的安全性之外，资本流动受限、证券交易监管不到位、获得贷款困难、金融市场的成熟度低等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教育领域也是重点，包括扩大教育投入、提高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管理院校的质量等问题，应当着眼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统筹安排。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若干需要抓紧改进的问题，其中一方面涉及政府体制改革和自身建设，另一方面涉及企业体制的改革和建设，包括提高企业董事会的效能、保护小股东利益、严格财务的审计标准和报告标准、强化商业道德，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司法独立性，继续有效打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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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高等服务要素禀赋状况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2年11月12日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2002-2003年的微观经济竞争力在80个国家中排名为38，比2001年上升了5位。据专家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环境有所改善。然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子指标国家技术水平的排名，中国从第53位下降到第63位，主要因为中国在人均专利数量、人均的信息技术投资、公司购买技术专利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并落后于发展中的印度和巴西。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从发展前景看，一国服务贸易能否构建国家竞争优势，关键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充裕的高等要素及其优越的要素生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讯网络、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先学科等高等要素的供给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竞争力还较弱，如1998年中国每千人拥有电话主线70条（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I].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66.），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7条）的12%，全世界平均水平（146条）的48%；另外中国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只有高收入国家的14%，发表于科技刊物的论文只有全世界的1.4%，高技术出口只有全世界的2.8%（详见表1）。

表1中国部分高等要素供给状况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为世界银行出版）数据整理。

另外，从表2可见，中国教育投入及接受教育机会的状况虽改革开放后有很大进步，但与高收入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都相差很远。1997年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NP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国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3.1、2.5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占相应年龄组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国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53、13个百分点；用于每个大学生的支出占人均GNP的比重比高收入国家高出28.7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人均GNP较低，所以其实际支出水平也是不高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仅占GNP的0.66%，更是低得惊人。可见，中国是一个高等要素比较贫乏的国家。

表2中国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二、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与竞争力实证性国际比较分析

2000年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排名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0多名上升到第14名（世界银行，2001），取得了很大进步。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很弱，国家竞争优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进出口结构尚待优化与升级

国际服务贸易中形成的出口结构是国际竞争力的直接表现。世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服务出口的主要国家，他们都在致力于改善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主要表现为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根据表3计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商业出口占全世界商业出口的平均比重分别为4%、16%、80%，可见，高收入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几乎一统天下。1998年中国商业出口占全世界商业出口的比重仅为1.8%，甚至低于1980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从表中还可看到，收入不同的国家整体呈现出运输百分比不断下降，旅游特别是其他类百分比迅速增长的结构调整趋势。而在这一整体趋势下，收入不同国家的出口结构又是大相径庭的，低、中收入国家其他类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偏低，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较高。中国作为低收入国家，国际服务贸易出口中旅游超过了一半的比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偏低，这种过分依赖自然禀赋的出口结构是相当脆弱和低级的，必须努力进行优化、升级，不断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

表3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以上分析的是出口结构，下面我们再考察进口结构。根据表4计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商业进口占全世界商业进口的平均比重分别为6.6%、22.8%、70.6%，1998年这一指标分别为6.4%、16.8%、76.8%。结合表3数据，说明低、中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总体处于逆差地位，而高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顺差地位。1998年中国商业进口占全世界商业进口的比重为2.2%，比出口高出0.4个百分点。从表中还可看出，低、中收入国家的运输进口百分比远远超过高收入国家，而旅游与其他类服务进口百分比相对较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从目前看还比较均衡，但随着中国加入WTO，服务贸易将逐步自由化，国际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等服务的进口将大规模增加，原有结构将被打破，如不及时予以调整，整个服务贸易国际收支将会失衡。

表4中国国际服务贸易进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2.国际市场占有率有待提高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衡量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它等于一国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出口额与该产品或服务世界出口总额之比。根据世界银行及《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约为0.73%，1998年上升到1.8%，这样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与中国整体的贸易地位不相称的。即使我们自以为不错的国际旅游业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并不高，尽管自1980年以来该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国际旅游收入由1980年的617百万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2,602百万美元，增加了19倍多；国际旅游收入占整个外贸出口的百分比也提高了2.5个百分点。然而直到1998年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才2.8%，而其他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国际份额更是微乎其微。

三、优化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思路与建议

1.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给能力

我们应把竞争策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优势上，从而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构建国家竞争优势打下基础。中国目前缺乏一种科学、合理的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先学科等要素的培育与发展，存在盲目扩张、急于求成的误区，对高等要素质量的检测与监督机制也不健全。作为一种全球趋势，国际服务贸易对扩大社会就业、增加收入成效显著。从短期来看，加入WTO与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存在一些冲突，譬如社会就业问题。因此，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给能力，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长足进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日益提高，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必须全力以赴地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尤其是对高新技术项目的投入。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相互配套的科研评估与检测机制，提高开发、研究质量，保证优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充分发挥政府的孵化、激励作用，审慎建立国际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

政府对构建国家竞争优势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对科技进步的孵化上，还体现在对企业创造力的激励上。国际服务贸易最发达的美国，其政府为了鼓励服务出口，长期以来给予服务企业很多优惠，同时非常重视技术研究、开发与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国政府要加大对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辅之以积极的产业政策，努力提高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另外，中国作为WTO成员已经承诺尽快实现相关服务贸易自由化，但目前中国在现代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数据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势单力薄，很难与外商抗衡，这对国内相关服务企业将造成直接冲击。这种冲击到底有多大，目前是较难预测的，不过，我们应该尽量多考虑困难，加快建立起国际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做到有备无患。当务之急，中国政府要加快制定相关法律，同时要深入研究并合理运用WTO的“保障措施协议”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多方寻求法律、法规的支持，有理、有利、有节地保护中国弱势服务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