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文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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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黑色幽默 元小说 戏仿 不确定性

一、引言

20 世纪的美国文学发展可以用迭起，流派纷呈来形容。这一期间美国文学创作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学评论等各方面佳作不断，成就斐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更是给20世纪美国文学创作这一的黄金年代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以其强烈的讽刺性以及反叛性，在不断的冲击着传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多年来给人们塑造的文学模式。也正是因其这种不好理解的反传统性，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自出现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后现代主义文学以不在有其往日的轰动效果，但依然是许多批评家和学者青睐的目标。

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

后现代主义文学起源的具体时间在学术界一直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大致可以追溯至20 世纪50 年代未或60 年代初期这一论点，还是得到广泛认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与人类哲学理论的发展及20世纪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19世纪中期以后，现代西方哲学普遍形成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意义看法的演化而形成的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兴盛都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影响颇深。后结构主义对于结构主义传统的依附于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反对其把客观性和理性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打破固有的文学标准。后结构主义认为 “基础”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历史的连续性前面应该加上“断裂”二字，而“中心”的虚构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需要中心，可以离开中心。显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是以以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引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涉及地域最广，参战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其间战事的惨烈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其中，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暴行和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给日本造成的打击等事件给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他们开始怀疑一直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开始怀疑人性是否有善良的一面，开始怀疑人类是否能控制科技发展所造就的巨大能量。他们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信念产生了动摇。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一度被战争所淡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尤其在美国，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发展，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活动，黑人抗暴斗争，水门事件等，使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精神世界越来越困惑。人们的精神处于压抑、苦闷的状态之中，致使人们开始产生自我放逐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学领域直接表现为带有反文化、反艺术、反文学性质的虚无主义和多元价值观。带有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批判现存制度，谴责现有社会状况，从而使其与战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截然不同，形成了新的文学思潮，即后现代主义文学。

三、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

1.“黑色幽默”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应用。“黑色幽默”小说产生并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但其真正繁荣与70年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在传统文学中，悲剧和喜剧是完全泾渭分明的。而“黑色幽默”文学则打破了这种界限，运用喜剧的艺术处理手法表现悲剧的内容，将开玩笑的对象瞄准了痛苦和不幸。“黑色幽默”往往用独特的思维和夸张的语言来嘲讽作家想要嘲讽的社会现象。无论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作者使用的超越常情的细节、人物和场面和阴郁神秘的气氛来渲染主题，描摹荒诞，表现普遍意义的方法；还是在《在灵魂出窍》中，作者用冷漠的、自嘲的幽默，透过表面的荒诞喜剧色彩来深刻的表现悲剧性；以及在《五号屠场》中，作者塑造的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又有一定追求的“反英雄”形象，这些都是“黑色幽默”小说所具备的独特之处。可以说，“黑色幽默”在一定时期内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特有标志。

2.元小说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元小说，又被称作超小说，是指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与其创作过程的小说。元小说是被应用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奇特的形式。这类小说通常采用叙述者与想象中的读者对话的方式，将小说的创作过程穿插于叙事之间。小说中常常会直言作者是在虚构作品，并告诉读者作者虚构作品所使用的手法，同时将作者创作小说的一切相关过程展现给读者。作者在拉开读者与生活的距离的同时打破了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幻觉，从而加速了读者对于文本叙事过程本身的反应。如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所使用的元小说叙事方式，目的在于让读者在看似虚构的故事中，切身感受到冯内古特亲身经历的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从而突显《五号屠场》的反战主题。元小说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自身具有巨大能量，其在曝光自身产生的过程中，无声无息的将叙事与现实分离，从而将艺术与生活的差距呈现于读者面前。

3.戏仿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应用。戏仿，又被称作谐仿，是一种叙事方法，是将其他作品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也就是通过有意识地模仿其它一部小说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特征，其中就包括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故事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对于文本的模仿是为了将其运用到不适宜，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语境中，从而达到嘲讽、调侃、游戏甚至是致敬的目的。戏仿的叙事方法可以用了模仿一个句子，一种文体，一个经典作品等。甚至我们可以说，已存在的历史都可以成为其模仿的对象。戏仿的叙事方法通常是利用故事内容与叙述的不协调，已实现反讽的目的。如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对17世纪英国小说家约翰・班扬的作品《天路历程》进行戏仿，以此反映作者对战争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极具讽刺意味。现在，使用戏仿叙事方法创作的作品大量出现，且不单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电影，电视，以及网络上都可以寻到其踪迹。这种现象是后现代文化的表征之一。

4.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创作原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主题的不确定、形象的不确定、情节的不确定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不确定性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首先，由于人们对固有的理性、信仰、道德和日常生活准则产生了怀疑，后现代主义作家便强调打破固有一切，并强调创作的随意性、即兴性和拼凑性，同时注重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参与和创造，这就造就了其主题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已经由昔日的“非英雄”走向了“反英雄”，致使其形象不确定性的确立。最后，后现代主义作家对以往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所具有的逻辑性、连贯性和封闭性持反对的态度，因此，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必定要将其打破，并用一种不具有任何的逻辑顺序和连续性的，根本无法用任何的顺序进行说明的，充满错位式的开放体情节结构取而代之，情节的不确定性也因此成为其创作特点之一。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础，在特定的历史背景环境下，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其特有的创作特点和叙事手法，并以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讽刺、调侃、自嘲等叙事风格，引起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于兴起不仅对世界文学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学创作的现代化和多元化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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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祖友.后现代主义文学小结[J].社会纵横，2010 年1 月总第25 卷第1 期，82-84.

[3]王建刚.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与发展[J].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196-198.

[4]齐媛媛.浅析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美国本土小说[J].长城，2011年08期，116-117.

[5]陈世丹，论后现代主义小说之存在[J].外国文学，2005 年7 月2005 年第4 期，26-32.

[6]任红红.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现状述评[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0.10，29（5）：31-33.

[7]李维屏.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概述[J].外国语，1998，（1）：58-65.

篇2

［关键词］奇卡诺文学；后现代主义；解构；重构

墨西哥裔美国文学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美国新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墨西哥裔美国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杂糅特征，兼具拉美文学和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特征，体现了西班牙殖民文化和美洲土著文化的杂糅，以及美国主流盎格鲁－撒克逊清教文化和西语裔文化的交融，这就是其独特的“三种文化”渊源和“二次杂糅”的经历。

当代作家在创作中沿袭了拉美文学的某些手法，结合美国多元文化的现实，综合运用多种非传统的叙事手段。尽管学术界对于“后现代”的定义存在较多争议，但本文作者认为，这些手法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的文学再现手段，鉴于其鲜明的“去中心化”、“反讽”和“解构”等特征，将其认同为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本文通过分析这些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在文本中的具体运用，来解读奇卡诺文学如何利用语言和多重叙述来书写以文化杂糅为基础的少数族裔文化身份。

一、颠覆与重构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语言和表达的扭曲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者社会”中，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抹杀一些重要的分界线，特别是高雅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之间的传统界限”［1］。当代奇卡诺文学采用独特的语言和叙事手法对中心和权威进行解构，采用詹明信所说的“零散性”结构表现主体的消亡，将众多的叙述角度和叙述人物穿插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西班牙语的穿插使用外化小型叙事的功能，实现对元叙事及其权威的消解。

当代奇卡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造被主流叙事排除在外的“另类话语”和“自我历史”的叙述方式。文化差异及政治、经济矛盾冲突曾使主流文化对墨西哥裔群体带有很大的偏见，韦伯（Walter　Webb）在《德克萨斯骑警》中使用“凶残”、“野蛮”和“贪婪”等字眼来评价墨西哥裔美国人，集中体现了主流文化的霸权地位。帕雷德斯（Américo　Paredes）的《枪在手上》对德克萨斯边疆的科瑞多民谣《科尔特兹之歌》进行了整理，从墨美人的角度重述科尔特兹和德克萨斯骑警的冲突，塑造了敢于反抗压迫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形象，有力驳斥了主流文化对墨西哥裔群体的歪曲。赛勒斯·帕特尔对此类现象评论道：“美国新兴文学作品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多里斯所称的‘自我历史’：由于某些特殊群体的故事被美国‘标准历史’排斥在外或者加以篡改而在这些群体内部撰写的历史……美国历史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自我历史是一个特定民族的历史，它通常延伸到美国立国以前很长时间，而且往往发源于美国边界以外的各个领地”［2］577。创造“自我历史”包含着对权威和霸权的颠覆，同时也包含了自我身份的重建。

“重构”同样是当代奇卡诺文学的重要特征。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真理、理性和宏大叙事的挑战，是一种“深奥的、去中心化的、没有根据的、自省的、谐谑性的、衍生性、折中的以及多元性的艺术”［3］。哈桑（Ihab　Hassan）同样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重要特征就是“解构”和“重构”。奇卡娜作家、理论家安扎尔多瓦（Gloria　Anzaldua）在《边疆：新生混血女儿》这部“自传作品”中提出了“边疆”意象和“新混血儿意识”，其基本意旨遵循了“解构”与“重构”两个过程的整合。虽然大多数学者把安扎尔多瓦的批评理论划归到后殖民主义批评，但是《边疆》“支离破碎”的叙述结构、看似随意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交叉使用以及通过这些手段所强调的“中心的消解”都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表现特征。这印证了韦斯特（Cornel　West）将种族问题嵌于后现论之中的观点，他强调法国哲学家和批评家所强调的差异性、边缘性和异质性是后现代主义论争的中心问题。由此来看，那么包容差异性的“新混血儿意识”的确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尽管很多奇卡诺作家和批评家对后现代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影响了墨美人对主体性的追求，但事实上，奇卡诺作家在创作中又借鉴了某些后现代主义手法，如上面所提到的后现代主义对权威话语的解构。因为这些手法可以为“他者”提供话语空间，实际上使族裔文学获得主体性。胡克斯（Bell　Hooks）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普遍性身份”的批评恰恰有助于重构不同的身份，而所谓的族裔身份不过是主流文化群体对族裔群体的偏见。她说：“后现代主义总的影响就是，现在其他许多族裔群体即使没有相同的境遇，但是也和黑人一样有着孤立感、绝望和怀疑，没有归属感。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唤醒人们去关注这些超越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共同情感，而这些情感能够成为构建相互认同的沃土，促使人们认识到共同的义务，并成为团结和联盟的纽带。”［4］墨美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实践了这种“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叙述结构和叙述语言都带有明显的解构性和重构性，较鲜明地反映奇卡诺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

《边疆》为这种颠覆与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应用实例。这部所谓的“自传”包括诗歌和散文两种文体，语言以英语为主，夹杂着西班牙语、南德克萨斯方言和土著语言，这种“语码转换”集中体现了作者所谓的“边疆语言”。另外，文字的编排打破传统，采用了“拼贴画”风格，外化了文本的“反传统”主旨，展现了叙述者／作者作为“奇卡娜”、“女性”、“作家”和“女同性恋者”多重复杂的身份。很多评论家把安扎尔多瓦称为“激进的女同性恋者”，然而叙述者却明确地说：“同性恋是我的选择（对有些人却是遗传特征）”［5］。显然，叙述者对同性恋身份的“选择”是其主体性的体现，是对奇卡诺主流思想的宣战：作为“他者”中的“他者”，女同性恋者的身份可以让她进一步了解历史之外的历史，使她得以了解与平衡奇卡娜的二元性身份，反抗主流文化和奇卡诺男权意识对女性的伤害。她生活在各种边缘文化身份的交集之中———既不认同于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也不完全认同于墨西哥文化价值观，而是综合不同的身份，克服多重边缘身份的局限，对不同的文化身份进行全新的阐释。所以，她希望用包容差异性的“新混血儿意识”来综合多重身份所产生的张力，汇集出更强大的合力，赋予自己主体性和话语权，从而实现对男性权威和文化霸权的挑战和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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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中心化叙述

与“颠覆”和“重构”主题密切相关的叙事方式就是解构权威的“去中心化叙述”，较常见的叙事形式有多个叙述视角的转化、“碎片式”叙述，复调叙述以及梦境叙事等。“碎片式”叙述相当普遍，希斯奈罗斯（Sandra　Cisneros）的《芒果街上的房子》等文本通过这些形式表现了对叙事权威的挑战和文化杂糅为基础的自我重构。

《芒果街上的房子》由46篇相对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墨西哥裔女孩雅斯贝兰莎作为叙述者将这些故事串联在一起，讲述其在墨西哥裔社区中成长的故事。小说有别于欧洲传统成长小说，也不同于奇卡诺文学经典中的成长小说和家族历史小说，而是反映土著文化、西班牙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杂糅，并从女性角度对种族和性别身份加以界定。一方面，“芒果街的房子”象征着贫穷及其对主人公心智发展的束缚和伤害；另一方面，“房子”是归属感，也是墨美传统家庭观念对女性的羁绊。小说开始时雅斯贝兰莎对房子的渴望代表了她对自身物质生活的追求，主流社会的评价标准在她身上得到内化，破旧的房子成为她的自卑心结。即便如此，她已开始意识到独立的重要性。在“我的名字”中，她接受了祖母的名字，但是也决心冲破家庭对女性的局限：“我继承了她的名字，但是我不想继承她在窗前的位置”［6］。雅斯贝兰莎还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希冀的房子不仅属于她本人，书写的自由也代表了无数沉默的兄弟姐妹。在“阁楼上的流浪者”中，她表现出要为流浪者提供庇护的希望，因此这里的“房子”已经成为她和奇卡诺民众交流的桥梁，是叙述者用文字创造的奇卡诺人的精神家园。

去中心化的叙述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对权威的解构，尤其体现在奇卡娜文学中对墨西哥女性原型形象的重构，如“哭泣的女人”，玛琳琦和瓜达卢佩圣母等。安扎尔多瓦在《边疆》中将这些女性形象追溯到阿兹特克地母神科亚特利库。

这个掌管生死和善恶的女神是矛盾的综合体，安扎尔多瓦提倡的“地母神的境界”是对三个女性原型的综合，剔除了消极、被动的因素，褒扬其积极成分，创造出女性新形象“蛇女”。这既是对基督教“蛇”之形象的改写，也是对阿兹特克文化中雄鹰与蛇之间关系的颠覆。奇卡娜文学就采用了这种综合矛盾、跨越边界的立场，通过使用“碎片式”叙事解构宏大叙事的中心地位，确立多种叙事声音和多重身份。

阿纳亚在《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叙事方式———创造神话，通过梦境叙事和普通叙事的交替来实现。小说中运用土著信仰、民间医术等具有强烈象征色彩和神话暗示的手法，在传统上被解读为“魔幻现实主义”。希克斯（Emily　Hicks）认为这个术语没有摆脱西方思想中二元对立的束缚，而事实上，此种手法只是消解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界限。本文以此采用“创造神话”一词，从消解二元中心的多元化视角对现实和人类在“矛盾中生存”这一论题进行探索。就文本而言，它强调奇卡诺文化中的土著传统，提倡人们只有重拾历史的记忆，才能从现实的矛盾中找出契合点，从而探索生存的现实。民间药师乌勒蒂玛是神话原型中的“智者”和奇卡诺文化中被神化的祖母形象，是连接现实世界和灵性世界、基督教和土著信仰、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在主人公安东尼奥·马雷斯的成长中发挥了精神导师的引导和媒介作用。小说中穿插的十个梦境叙事是安东尼奥无意识的体现，存在于他理解自己族裔身份的集体记忆之中。“创造神话”的手法使得文本超越了奇卡诺群体的经历，从更广阔的背景下探索奇卡诺群体超越矛盾、寻找和谐的经历。堪诺莎（Theresa　M．Kanoza）也强调了文本的普遍性意义，即智慧与经历允许人们超越差异、寻求和谐。一定程度上说，文本通过梦境叙事和现实叙事的穿插交替创造了另外一种现实，实现了对现实的解构。看似神秘的民间医术其实根植于印第安文化中对灵性世界的信仰，即世间万物的灵性和人类的灵魂相通，自然和人类融汇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也颠覆了主流文化中的“人类中心论”。

三、“反讽”在虚构性自传中的运用哈桑认为“反讽”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哈琴（Linda　Hutcheon）同样视其为后现代表现手法的一个核心。

《记忆的饥渴：理查德·罗德里格斯的教育》是罗德里格斯三部自传作品中的第一部，一直是奇卡诺文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由于叙述者在自传中反对双语教育和赞行动，作者本人受到严厉抨击，被视为奇卡诺文化的背叛者。这部“自传”被奇卡诺文学界视为背叛族裔文化的宣言，而被主流文化群体视为美国平等与自由理念的成功实践。这部作品反映出部分奇卡诺作家从文化边缘向中心靠拢的事实，以及奇卡诺人在寻求社会认同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虽然罗德里格斯把《记忆的饥渴》称作“自传”，但是这部作品螺旋式的叙述结构和多重叙述声音使叙述者和作者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暗示了叙述的不可靠性。同样，迈克坎娜也提出一个“反论”：“正是因为罗德里格斯的第一部自传，我们才不知道他到底是谁”［7］。这就证明了奇卡诺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虚构性自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叙述策略，本身就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

表面看来，自传描述的是叙述者从“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孩子”成长为“美国化的中产阶级”的上升过程。而事实上，深层叙事结构却是循环式的，这就产生了文本最基本的一个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叙述本身的真实性。同时，叙述内容自始至终以奇卡诺文化为中心展开，分别从教育、自我奋斗、宗教、肤色和职业等六个方面对奇卡诺身份进行论证，文本因此成为奇卡诺文化身份的一种话语表征。自传的螺旋式叙述结构、多重叙述声音、叙述中的矛盾与空白都能够证明叙述具有不可靠性。表面看来，叙述者接受了主流文化、背弃了奇卡诺文化。然而，学业的成功却带来了记忆的饥渴和一次次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叙述者接受的教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状况：他背叛父母的文化，将自己局限于中产阶级的主观自我之中，话语权没有使他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他才通过语言再现这种异化。叙述文本成为叙述者构建“边缘”文化身份的媒介，同时也是对“记忆的饥渴”的否定，再次证明了叙述结构中的矛盾。通过叙述话语之间的这些矛盾可以看出，自传的叙述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也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叙述者将自己在上流社会中的形象比作棕色皮肤的“怪物”，凸显他格格不入的“无部落者”身份，也是他对自我背叛的嘲讽。撇开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差距不谈，仅仅从叙事结构的前后矛盾中就可以证明自传文本事实上是哈桑所说的“反讽”与伊格尔顿所谓的“谐谑性”［8］。

这种反讽与前面所论述的颠覆和重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美国的白人主流文化要保持权威地位，势必要努力消灭族裔文化的影响，利用其权威地位对边缘文化进行主观性的规划和改造。虽然这部自传作品表面看来从语言到文体和主题都遵循西方文学的传统，但其深层叙述结构却反映主流文化对墨美文化的同化压力。叙述者必须在父母的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做出选择，然而这两种文化不是势均力敌的，归根结底，主导他生活的就是一种文化———主流文化。他要么接受主

流文化的改造、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要么被其淘汰而成为无形的、没有声音的奇卡诺民众中的一员。实际上，对于任何有机会进行选择的奇卡诺人来说，这种选择几乎不带任何悬念，但也是无奈的。相比之下，白人中产阶级无需做出这种选择。因此赛勒斯·帕特尔认为：“它（自传）所记述的内容（几乎不管它承认与否）正是美国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所造成的损害”［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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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文学理念；护生；护理管理；临床应用

产生于上世纪末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追溯其发展的年代，在20世纪的80年代达到其鼎盛的时期，后现代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是和当时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密切相关的涉及到社会、教育、文艺等各个方面的文化思潮。这股文化思潮提出了很多与同时代相异的文学理念。随着我国护理事业的不断发展，必不可免地会受到当下后现代文学理念的影响，可以说后现代文学的新理念对日常的护理带教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如何将新理念、新思路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是护理管理者面临的新挑战，本文拟从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文学理念出发，浅谈如何将这些新的文学理念运用到临床的护生带教及实践时的体会。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念从产生之初，就是建立在对20世纪风行一时的现代主义的反思、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与现代主义完全不同的新兴的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强调事物的多元性而非一元性、强调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别性及悖谬性；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念倡导创新，要有主体的自我创新而绝非复制，强调主体要用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或是感性的态度看待一切问题和困难、强调主体要用知识的和理论的而非猜忌的态度解决问题。在护理管理者对护生实习带教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念塑造和锻炼护理人才新队伍；护理管理者尊重护生之间的差异与护生建立一种自由的平等的关系；不断加强护理人员的素质、提高护理质量并保证临床教学的质量。1 以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念塑造和锻炼护理人才新队伍

目前，护理管理者（大部分是临床的各科护士长）多以传统的带教方式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带教护生和实习护生，以《基础护理学》为准绳，以实习护生每人一册的《实习护士手册》中要掌握的各项护理知识要点为基础，以实践性为主，教会护生做好各项护理工作，传授其临床实用的护理知识。这样的带教方式有其优点，但是也有很大的弊端，即护理管理者很少重视护生对护理工作的接受程度，没有最大化地激发出护生对护理工作的兴趣。用后现代文学理念的眼光来看那是没有发挥出护生自主创造的能力造成的，因为后现代文学理念强调要用多元的观念和自主创造性的人性观，在临床上就要求护理管理者应根据实习护生和临床护理的实际需要，不仅要重视培养护生用多种思维方式和护生自主创造的思维能力，而且要将护生自我发现其潜在的能量，制定出相应的符合不同特点护生的护理教育计划，让学生不仅成为自我参与者，而且是一个自我引领者。后现代学者斯坦豪斯就提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强有力的个性是首创性和进取精神的源泉，反对灌输和被动接受。这种新型的文学理念不仅塑造和锻炼护理人才新队伍，也不失为培养和锻炼新一代护理人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2 护理管理者尊重护生之间的差异，与护生建立一种自由的平等的关系

2.1 护理管理者尊重护生之间的素质差异 每一个护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语言交流方面、和临床护理操作等方面的能力都会表现得不尽相同，尤其是对新加入或正准备加入护理队伍的护生来说，每个人承受的工作压力也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是否会得到护理管理者的认可或患者的赞同，每一个实习护生都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如何将每一个护生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作为护理管理者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发现护生之间的差异性，尊重护生个体素质的差异，比如说自信开朗的护生人际关系融洽，难度较高的操作也能完成得相当出色，这样的护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护理管理者主要以点拨为主，以诱导式的教育启发护生的创新能力；而对胆怯、内向的护生，护理管理者则以肯定式的教育不断鼓励护生增强自信心，克服护生的胆怯心理，发现这类护生的优点和长处并积极地鼓励和肯定，不断加强护生在护理实践中的动力。严防护生实习中因个性素质的差异导致各种不良护理事件的发生，对预防各种护理差错起到了积极的预防作用。

2.2 护理管理者应与护生建立一种自由的平等的关系 护理管理者和护生之间按照传统的模式，应是护生以护理管理者为中心，围绕护理管理者形成一种上下之间的关系，护生被动的接受护理理论，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念则认为，护理管理者和护生之间必须要建立一种自由的平等的对话关系。多尔说：“老师无疑是一个领导者，但仅仅是作为这个学习团体中平等的一员，是平等中的首席。”这一文学理念说明老师和学生之间不应该存在以谁为中心的思路，而是应该建立一种自由的、平等的、互动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护理管理者和护生在平时的临床护理教学与护理实践操作中应该是一种自由的、平等的、互动的关系。他们之间应该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良好关系的团队，护理管理者与护生共同学习最新的临床护理理论，探讨护理新进展，应用护理新实践。护理管理者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护生在实践中质疑的某些护理问题反过来也可以促使护理管理者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改进，这也是护理管理者自身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当新的护理理论应用到护理实践的过程中，可以不断改善护理质量，对提高护生的自身能力也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3 引导护生发散思维，不断提高护理质量，培养有事业心的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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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大时代的教育背景中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着眼于当代大学生教育的英语文学教学研究，将从后现代教育观的基本特性开放性、自发性、多元性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探讨。在前人对我国教育现状的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当前英语文学教育中存在的盲目性和差异性，批判、创新的提出英语文学教学建设性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教育观 英语专业文学教学 创新性

【中图分类号】G63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113-02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教育观诞生并开始迅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国家的教育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研究者们也纷纷从现代主义教育观的角度重新审视现行教育理论与模式。80年代，在我国，后现代主义首次在《读书》杂志出现，我国的教育正面临改革创新，后现代主义教育观更是一新兴的重要源泉。后现代主义关键在于反对现代主义的基础主义，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思想，具有综合性、开放性、自发性、多元性等特性。后现代主义教育观主要内容为：教育目的观，改革教育一元化，追求多元化发展理念；教育课程观，重视丰富性、严肃性、循环性等。教师要创新课堂形式，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教育师生观，鼓励师生平等对话、打破教师的绝对权威和师生关系不平等的现状；教育研究观，促进教育活动多样化，教育研究者要敢于批判，从多角度研究教育问题；教育评价观，强调人文化评价，崇尚多元的价值观，否定真理的唯一性。

一、英语文学教学的现状分析

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英美文化知识的了解，特别是文学素养的提高有着巨大的影响。然而英语文学教学出现不少问题，如文学课程受冷落，教学模式传统化、一元化，教材不合理、教学资源不充分、教学环境甚待改善等诸多问题。学生对文学的学习与阅读自主性积极性较低、功利性强、盲目从众、学习效率较低。

近十几年来，要求我国教育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英语专业要塑造一名合格的英语学生，必须重视文学教学。就英语专业来说，由于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的重要地位，从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对英语的学习就格外重视，学习者颇多，英语教学和就业环境也日趋饱和。然而英语文学教学现状并不乐观，教学体制亟待革新，学生文学素养亟待提高。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要努力促进英语文学教学的改革，从而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文学素养。

根据我们在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英语专业文学教学与专业学生文学论文撰写能力调研中所做的一项主要针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英美文学教学之教学现状问卷调查，参考对近200名英语专业学生的调研结果，英语专业文学教学存在如下问题：

（1）文学教材与教学不适应。目前我国各高校采用的文学教材具有很大差异性，然而各版本教材都存在编排结构单一化，内容多而泛且各个版本内容相似性高。对于时间有限学习任务较多的英语专业学生而言，问题颇多。通用的主要教材有两大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除此之外，很多高校也有自编教材，还有其他出版社的书目编入教材书目。这样一来，教材的分门别类就造成了书内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一，本身对文学作品的定义就有难度，太多的不同标准自然为文学学习也增加了很多困难。

（2）教师的教学方式单一化、传统化。阅读文学作品是学习文化的重要途径，通常情况下，能够长久流传于世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生活与精神的反映。教材中文学作品包含其时代最重要的语言和社会文化内涵。在文学作品内容不同的情况下，各校的授课老师也是有其自身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了解各地域文化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现在的大学课堂上，很多老师和学生都把重心放在了对词汇、语法等单一认知活动的学习上，对文学作品内涵的解读与赏析不够多或者解释传统化，课堂形式老套，很少有新式的教学活动与创新性讨论研究，不能激发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学习兴趣。在应试压力下，很少自主赏析，深入研究。

（3）各高校文学教学资源、教学环境有待完善。据对“您更倾向的网络资源”的调查，选择“电影等视听说资源”的学生占42%。由此可见学生在文学学习中对电影这一网络媒介青睐性很高。教学资源如何丰富其多样性，合理组构最适合学生有效学习的分配结构是各英语院校的共同问题。在对“贵校英美文学教学环境氛围怎么样？”的调查显示，占43%的学生表示“文学氛围薄弱。文化活动较少”。甚至10%的学生表示本校“软硬件设施都很差，不利于文学学习”。 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各高校的文学教学环境。

（4）学生对文学学习态度不端正。现在学生的独立意识和危机意识都强于十几年前，刚踏入大学时，很多学生就会开始关心毕业后的就业、考研和考公务员等问题，虽然这样有目标的学习生活值得赞扬，但从负面表现出来的功利性也不容忽视。英语文学的学习不同于单纯的应试结果，也不是考证热能够专注的领域。对于文学学习的耐心和对异国文化的通透理解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语专业学生的重视，对于“您看过几本英文原著小说”的调查中，“阅读过5本以上”的仅占19%，而选择“无”的也占到了17%。由此可见，学生对经典的阅读总体上数量甚少。能够在大学四年完整读完几本外国原著小说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学生抱着不挂科的心态来看待文学课，在他们眼里，读一本小说远不如做几套习题更有收益。

（5）学生学习文学的方法不科学。文学内容浩瀚无垠，因时代不同思想观念的差异、语言的晦涩难懂等等都造成学生学习的种种困难。而当代科技快速发展，学生学习文学十分急躁、功利性强，没有科学的学习方法与策略。根据问卷中对于“您平常学习文学的基本方法是？”的调查显示，有80%的学生选择“阅读原著看相关电影”，而仅有9%的学生选择了“看文学鉴赏深层学习”。看原著看电影是最基本的，但是学生不能看过一遍就算了，更应该注重深层次的学习，去感受文学作品的内涵，去欣赏文学的艺术性的美。

（6）英语院校文化氛围不足。良好的文化氛围对于激发学生学习英美文化的兴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然而，各院校举行的文化活动却很少，学生参与文学探讨研究的机会更是难得可贵。在对“贵校英美文学教学文化氛围怎么样？”的调查中，仅有8%的学生认为“文化氛围浓厚，文化交流活动多种多样”，而43%的学生表示“文化氛围薄弱，文化活动较少”。文学是一门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学科，需要多读、多思考、多研究。然而文化氛围不浓厚则没有很好地刺激学生的文学学习主动性。

（7）文学学习考核制度不完善。文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增长知识，提升文学素养而最终提高英语水平，做一名合格的英语专业学生。然而，现在学生对文学的学习多以应试为主，引发这一现象的根源则在于学校对于文学教学的考核制度不科学。多数学校文学考核形式单一，仅以传统的笔试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学习效果，并且笔试内容、考试范围一成不变，题目形式固定化。对“您认为文学学习效果的考核标准应该是什么？”的调查表示，仅有10%的学生支持“单纯考试成绩的高低”，而49%的学生选择了“对各个时期主要作家、思潮、作品的解读能力”和34%的学生选择了“自身文学素养的提高”。而这种考核制度无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文学，阅读文学作品，更不可能达到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的目的。

二、如何从后现代主义教育观研究英语专业文学教学

现代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完人”，事实上，这是一种理想上的教育目的观，忽视了个人发展的局限性和不完备性。后现代主义主张以人为本，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就是说，正确的教育目的观应该从教育者自身状况和社会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出发，找到适合个体发展的模式，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全面发展”。这种教育目的观体现在英语专业文学教学上就是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性并要尊重这种差异性。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进行分层教学。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的难度，注重培养其在对英语文学解读的基础上，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认识；对于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则要适当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重点帮助学生培养对英语文学的兴趣，认识到学习英语文学的重要意义。

同时，后现代主义者还提出了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它是在后现代状态下，为了如何构建一种新的课程，以摆脱现代主义教育所带来的弊端而提出来的理论和观点。后现代课程观的倡导者多尔勾画了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的框架。他认为后现代课程必须强调开放性、复杂性和变革性，课程目标不应是预先确定的，课程内容不应是绝对客观和稳定的知识体系，课程实施不应注重灌输和阐释，所有课程参与者都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创造者，开放的、互动的、共同的对话是构建后现代课程的关键。

将这些主张转嫁到英语文学教学过程中来看，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扮演好引导者和辅助者的角色，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话语权的平等关系，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上来，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兴趣。

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者鼓励老师和学生发展一种平等对话关系，也就是古人常说的“亦师亦友”，主张打破教师的绝对权威和师生关系不平等的现状。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教师掌握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并且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迅猛的发展，有些知识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求了。如果教师凭借自己身份的特殊，把自己的知识强加灌输给学生，就会禁锢学生的头脑，限制学生的眼界，阻碍学生创造力的发挥。所以，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教师应该变“灌输式教学”为“导入式教学”，协助学生培养批判能力，最终解放自己。小班教学、开放式自主学习、多媒体教学与网络教学、第二课堂活动等学习模式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教师角色的转变，他们不再是教学的主体和中心，学生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师生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平等对话的关系。

此外，后现代主义提倡反思批判精神、多元化视角，强调非中心性等，所以，新一代的教育研究者不能迷信权威，要敢于批判，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特点，从实际出发，对落后的不再适应教育发展的东西提出批判，只有这样不停地进行反思批判，教育研究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就要求教育研究者要从多角度出发研究教育问题，坚持多元化的视角。而传统方法论坚持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逻辑与非逻辑的对立，用逻辑与理性的科学方法来思考解决问题，排除包括直觉、想象在内的一切非理性的方法。因此，教育活动应该从现代性里解放出来，从一元走向多元，教师应主动引导学生开放思想，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问题，在学习的过程中，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不盲目崇拜权威和真理并敢于向权威和真理挑战，用新思想和新观念解决问题。

再者，从教育的目的观评价而言，后现代主义崇尚多元的价值观，否定真理的唯一性，倡导一种多元的、非理性的教育目的观。现代教育对理性与集体的强调忽视了人的个性，使个人生活的意义丧失。所以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教育不应该仅仅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完人”为目标，还应当重视受教育者的“片面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尊重，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也非常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次，从教育评价的主体来看，“现代教育评价已经不再把教育的评价者视为待查客体，而是把他视为教育评价的主体”。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这种不平等关系导致彼此间的对话、交流几乎不可能，被研究者的主体的真实体验完全被忽略，教育研究缺乏了真实性。因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教育评价应该建立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开放、平等的对话关系上。同时，我们对教育评价的关注应该从生硬的评价标准和条件转向学生个体学习的过程。评估的标准和主体要多样化，比如说，平时成绩与实际综合能力结合，学生互评和自我评价结合等。教学评价除了对学生的评价外，还有对教师的评价。这包括专家对教师的评价，教师自评、教师互评还有学生对教师的评价等等。不管评价的主体是谁，都要充分尊重教师人格，让教师自己主动认识自己在教学上存在的不足，从而更快的进步，找到适合自己和学生的教学方法。

三、从后现代主义观对文学教学的建议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差异性、多元化、不确定性、开放性等观点正是我们现代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也为我们英语专业文学教学的研究寻找了一个新的突破口，那么，就后现代主义教育思维的视角看英语专业文学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我们做如下思考：

首先，针对当前教材分门别类且内容编排不一的情况，各高校在教材的选择上应该达成一个基本共识。教育范围内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合作并不是难事，所以就教材编排和选择上各高校完全可以在合作讨论的基础上，以教学目的为出发点，拟定出一些适合老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优秀文学教材内容和教学模式。

其次，就教学模式而言，模拟情景教学能够帮助老师教学创新课堂形式，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吸收更深层次的文学内涵，并且有利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文化进行再创造。另外，角色互换教学也能够一改传统的老师――学生单向授受形式，转而变成互动双向教学。既可以丰富课堂形式又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建立一种平等、尊重、活跃的学习氛围，这是基于后现代主义师生观无可厚非的选择。

再者， 后现代主义否定唯一性、崇尚多元化的特点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也应该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模式，以一种开放的思想推动教学改革，引进吸收好的教学资源及设备为师生营造一种开放式的教学环境。

最后，从后现代主义教学目的观来看学生学习态度和考核制度的问题，文学教学的目的和学生学习的目的是紧密联系的，但是二者并不会一直保持完全统一的状态。由此学生对教学目的和自身学习目的关系的把握尤为重要，老师应保持在听取学生意见的基础上引导性的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从而推动教学目的的进行。此外，教学考核模式单一性仍然阻碍文学教学的理想模式，也是致使学生学习应试目的的主要原因。所以，为达到文学教学目的，师生之间多听、多说、多演的方式达到的测试效果绝对优于一纸试卷。

结语

当前，英语文学教学中教学模式传统化、一元化，教材不合理、教学资源不充分、教学环境甚待改善。在这种环境下，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学学习自主性、积极性、方向性等等都有待科学引导。时代在进步，经济、政策、社会思潮都应当与时俱进，当然也包括教育。教育，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被社会各界人士予以重视，应当更加积极主动的对教育进行创新改革。同样，英语专业文学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唤我们加速进行文学教学改革，让学生在大学期间学到英语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文学能力，拥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具备自主性地阅读、分析、研究文学的能力。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发展与强化了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教育观这一理论对于文学教育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本文将在对我国英语专业文学教育现状的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立足于后现代主义教育的综合性、开放性、自发性、多元性等本质特点，结合后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教育课程观、教育师生观、教育研究观、教育评价观科学地提出了英语文学教学建设性思路和方法。希望对于各英语院校改进文学教学制度、对于学生端正文学学习态度，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与质量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韩立福.浅论后现代主义教育观[J]，教育管理，2007（2）.

[2]李庆健，吴翠.大学英语中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研究[J]，考试周刊，2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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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己多年现代文阅读教学的经验，我觉得好的“主问题”设计一般应具备这样几个特点：（1） 新颖别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2）迅速集中思维，让学生直奔学习重点;（3）准确抓住整篇文章的要害，“一石激起千层浪”。

现代文阅读教学中，常用的“主问题”设计方法有以下几种：

1.着眼标题法

教学《向沙漠进军》时，可以引导学生依据题目提供的信息，自主设计这样三个“主问题”：（1）为什么要向沙漠进军？（2）怎样向沙漠进军？（3）向沙漠进军的前景怎么样？这样，全体学生在这三个问题的引领下，经过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自主完成了所有学习任务，可谓事半功倍。

又如《死海不死》，可以这样设计“主问题”：（1）为什么叫死海？（2）为什么又“不死”呢？前后不矛盾吗？学生在接下来的探究环节中自然可以快速发现问题的答案，进而完成本课的主要学习任务。

再如《最后一课》，根据题目的暗示，可以设计这样几个“主问题”：（1）这是一堂什么课？（2）为什么是“最后”一课呢？（3）是谁给谁上的最后一课？上课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学生带着这些悬念学习，效果是极好的，积极性也是极高的。

2.着眼重点段法

《松鼠》第一段“松鼠是一种漂亮的小动物，乖巧，驯良，很讨人喜欢”是全文的重点段。根据这段在全文中的地位以及与下文之间的联系，在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后，让学生找出文中具有“总说”作用的第一段，并概括出松鼠“漂亮、乖巧、驯良”这三个特点，然后明确这三个特点分别具体写在哪些自然段中，进而在逐段的探究中把学习不断引向。

又如《社戏》，引导学生抓住结尾段“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设计如下“主问题”：（1）那夜吃的是什么豆？果真那么好吃吗？（2）那夜看的是什么戏？果真那么好看吗？（3）该怎样理解这个结尾呢？这一组问题直奔中心，省时高效。

3.着眼关键句法

在不少课文中，一些语句，或者能标示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或者在写人叙事状物方面富于表现力，或者含意深长、耐人寻味，或者最能表现作者的情意，这样的语句就是“关键句”，关键句具有很强的表达作用。

如《苏州园林》第二段中“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以及第七段中“游览者必然也不会忽略另外一点，就是苏州园林在每一个角落都注意图画美”。这两个句子在全文中就是“关键句”。在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后，找出这两个关键句，并且有针对性地设计如下两组“主问题”（第一组，针对关键句1）：（1）怎样才能做到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2）这些做法具体写在哪些段中？各自有些什么特点？（第二组，针对关键句2）：（1）文中写了哪几个角落？（2）这几个角落是怎样注意图画美的？以上两组“主问题”的设计就可以使接下来的探究学习有了明确的目标。

又如《背影》，开篇的第一句话“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这就是全文的“关键句”，具有很强的表达作用。这一关键句，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思念，为全文定下了感情基调，又提示了全文内容核心。突出背影，可使读者产生如下悬念：（1）作者为什么最不能忘记父亲的背影？（2）作者是在什么情形下看到了父亲的背影？（3）围绕着父亲的“背影”，发生了哪些故事？而这三个悬念正好揭示了文章的中心，也完全可以作为本课学习的“主问题”。

再如《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闻一多先生还有另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这是一句在全文中起过渡作用的“关键句”，它明确暗示了文章前后两个部分内容的不同，以及闻一多先生前后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引导学生找出这个关键句，对接下来的自主学习确实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

4.着眼文章结构法

教学《在烈日和暴风雨下》时，学生朗读课文后，引导学生根据文章明显的结构特点把文章分为两部分，并先后设计如下“主问题”：第一部分 （1）勾画出有关描写烈日和祥子在烈日下拉车感受的词语，并谈谈自己的体会。（2）为什么要着力描写烈日之“烈”？这对描写祥子起到了什么作用？第二部分 （1）勾画出有关描写暴雨和祥子在暴雨下拉车感受的词语，并谈谈自己的体会。（2）为什么要着力描写暴雨之“暴”？这对描写祥子起到了什么作用？

又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学生快速阅读课文后，能很快找出写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两部分内容的起止句以及中间的过渡段，从而对文章结构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从结构入手，可以设计这样的“主问题”：（1）文章前半部分写百草园的生活特点是什么？是从哪些语句看出来的？（2）文章后半部分写三味书屋的生活特点是什么？是从哪些语句看出来的？（3）把前后两部分内容联系起来思考，你觉得文章要表现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5.着眼主人公法

教学《信客》一文，可抓住年轻信客这个人物，设计这样四个“主问题”：（1）作者重点写了年轻信客什么事迹？为什么重点写？（2）年轻信客的一生在哪里是一个转折？年轻信客的一生印证了哪一句话？（3）作者在写年轻信客之前，为什么要先写一个老信客？（4）年轻信客为什么死后要与老信客葬在一起？

又如《阿长与〈山海经〉》，学生在自由朗读课文后，可围绕“阿长”这个人物设计如下“主问题”：（1）文中写了阿长哪些事情？重点写了什么？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阿长是怎样的一个人？（2）写阿长买《山海经》的笔墨并不多，为什么不写她是怎么买到的？为什么此前此后反倒写了不少？（3）作者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感情来写“阿长”的？（4）为什么题目不用“长妈妈”而用“阿长”？

再如《伟大的悲剧》一文，可以根据感人至深的英雄群像，设计出这样三个“主问题”：（1）文中最感动你的人物是哪一个？是怎样感动你的？（2）文中写到的“恐惧”、“胆怯”、“惊慌”、“悲惨”等字眼是否有损英雄形象？（3）为什么这个悲剧是“伟大的”？在接下来的合作探究中，学生自然就会顺着这些问题，有的放矢地去阅读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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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学校教学

现代社会是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主的信息时代，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给社会的发展以革命性和划时代的影响。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掌握一定的现代教育技术，无疑会对教育教学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不仅是新时代对高校教师的要求，也是高校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1、现代教育技术的含义及特点

现代教育技术就是以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以系统论的观点为指导，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教育技术。简单地说就是现代教学设计、现代教学媒体和现代媒体教学法的综合体现。现代教育技术事实上已经成为除教师、学生、教材等传统教学过程基本要素之外的又一要素了。

现代教育技术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教与学的交互性、教学资源的共享性和多媒体信息的综合性。现代教育技术集图形、图像、声音、文字等于一体，可以将许多真实的情境和生活中五光十色的现象带进课堂，借助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神奇的网络环境，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对教育个性化的形成、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促进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教学效果得到显著的提高。

2、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虽然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教学条件，然而由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我国起步较晚，利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还处于起步阶段，致使多媒体技术在教学应用中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有：

2.1教师综合素质偏低，难以有效利用现有教学资源。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当一部分教师缺少相应的课件制作技术，他们上课所使用的所谓多媒体教学手段，只是简单甚至盲目地利用计算机将板书内容用一个华丽的飞屏动作做装饰，然后再依次投放在屏幕上，就成了一个“课件”，还美其名曰“多媒体教学”。实际上只是将书本或讲稿上的内容简单电子化而已，这样的情况当然不可能提高教学质量，甚至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还取决于课件制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教师在掌握专业知识、熟悉教学内容的同时，还要懂计算机知识，并有一定的文学、美学、音乐等方面的艺术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高教育教学过程的整体效果。

2.2过分依赖幻灯片甚至以辅代主，忽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多媒体教学中使用最多的是幻灯片，即通过powerpoint等软件制作的演示型文档（多媒体课件）。但多媒体课件在课堂教学中实质上还是辅助的教学工具，而有些教师却过分信赖幻灯片的作用，忽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基础训练。课堂上教师只是简单地用电脑演示这类多媒体课件，并照着电脑屏幕的内容进行讲课，这样的教学方式，虽然利用了一些传统教学手段所不具备的现代教育技术，但其在教学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局限性。如教学过程中没有或很少留有学生自学、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没有考虑到学生的阅读和消化能力，也忽略了“讲、写、演、画、算”等基本功的训练。这样的教学方法，实质只是单纯地利用了一些电脑技术，与现代教育理论是不相符的，是教学方式僵化的一种表现。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发展，现代教育技术无疑将是信息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课程学习方式，必将成为21世纪教育教学的主要方法。我们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实践中，要树立和强化现代教育教学观，努力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自己的多媒体应用技术，争取在素质教育和教学改革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谢朝玲.浅谈高校美术教育改革[J].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3）.

[2]王击恩.对当前高校差术教育模武的反思[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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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课件中整课式课件太多；

2.教学活动过分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

3.教学过程中计算机与其他媒体的优化组合不够；

4.教学信息交流渠道较少，多媒体视觉信息太多。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我现浅谈如下方法：

一、尽量采用片段式多媒体课件

纵观中学数学课堂教学内容，如果不是教师刻意把必须用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学数学教学相整合才能传授好的内容硬拼凑到一节课中，没有哪一节课必须用整课式课件，即使是很抽象难懂的内容，其中仍然有许多内容用师生互动、合作、交流等方法传授效果更佳！精美的片段式多媒体课件，常优于包装华丽的整课式课件！整课式课件无论是商品还是教师自制的都成本较高且教学效果常不理想——因为学生看的多，自己动手做的少！自制的整课式课件，教学效果常事倍工半！教师制作艰辛，教学效果却很一般。这主要是因为整课式课件其实常将“人灌”变为“机灌”！ 中学数学课堂教学不仅要给学生传授必须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整课式课件一般都是按教师事先定好的模式和程序组织教学，这就必然把师生的教学活动束缚在预设的程序中（否则，教师很容易出现点了这次鼠标不知道下一次怎么点鼠标），不利于师生充分交流，不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虽然教师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展示自己预设的思维过程，但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运算能力却得不到充分的培养和提高。

这是因为：一方面，一旦学生的思维与教师预设的思维程序不一致时许多教师常会直接或间接地想办法把学生的思维引导到自己事先预设的思维中去，否则，教师很容易出现点了这次鼠标不便于点下次鼠标；另一方面，整课式课件一般都是教师苦心加精心之自认杰作，增强了教师对它的信任性和依赖性，很容易束缚师生的思维，不利于师生的教学相长！转贴于

二、恰当选择教学手段和课件材料，排除无关信息的干扰，使计算机与其他媒体进行充分的优化组合

现代信息技术为中学数学课堂教学提供了先进的多功能的表达方式，但并不是每一节课的所有内容都适合制作成课件搬上课堂，如用板书展示就最好的内容——解题思路的探索过程、解题过程等就不一定要制作成课件！而这些内容几乎是中学数学教学的每一节课的课堂教学都少不了的内容！所以，教师对每堂课中的内容的教学，一定要恰当选择教学手段，对课件的内容及展示方式一定要精心选择，尽量排除无关信息的干扰，要把现代信息技术恰当、准确地用在最需要用的内容上，最需要用的学生身上，最需要用的课堂教学时间上。最好不要整堂课对全部内容、全体学生、几乎全部时间都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

整合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学数学教学，首先要选准媒体类型。教学媒体是储存和传递教学信息的工具，是教学信息的载体。在中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要根据教学任务和要求，灵活、恰当地选择教学媒体，无论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低级的还是高级的媒体，只要它能成为当堂课某一内容教学的最佳媒体，那么，它就是首选媒体！比如教材和教学设计，在进行动态的教学之前，它已是分别经过很多著名教育专家、授课教师精心准备的教学媒体，它不仅易得易用，浅显易懂，成本低廉，而且有利于培养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自学能力。假如教师启发、诱导学生阅读教材的指定内容，或观看由实物展示台展示的教学设计的某些内容，然后思考、讨论回答相关问题，也许就是教师向学生传授某一内容的最佳选择！显然，教师的板书，学生课前或课堂上做的练习及其他学辅材料，同样可能成为传授某一教学内容的最佳载体！此外，在数学教学的感性认识阶段，宜多选用非语言媒体；进行到抽象概括的理性认识阶段，则宜多选用语言媒体。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使片段式多媒体课件、教材、教学设计、教具、学具、学生作业、板书、实物展台、甚至师生形体、服饰等多种媒体进行恰当的优化组合，真正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学数学教学的最佳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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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多元文化 大学英语教学

一、后现代主义教学理论概略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流行于西方社会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大卫·雷·格里芬将后现代主义分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前者是一种对现代主义持完全否定态度的观点；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了后现代主义的大胆建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使后现代主义摆脱了那种遥不可及的状态，从而变得具有实际可行性”（王治河，l995，P1）。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教学理论及当今的教学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并通过对现代教学目的观、课程观、师生观及评价观的沉思、批判与解构，建构了自己的教学观。后现代主义教学观的基本内容包括：教学目的观、教学过程观、师生观、教学评价观等。

后现代主义认为，学校的教学目的应重新审视现代主义的完人教育和优势文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每个人的价值及其在这个社会上应发挥的作用，通过全校教师的热情参与和众多因素来决定。高等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最大化地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潜能并将这种潜能通过教师的指导及学生的自学形成能力，进而固定下来并为其终身受用。而且也要使其认识到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跨越文化差异，了解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认同自己，也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他人的价值。

后现代主义的教学过程观应以现代教育专家多尔的“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及严肃性”为代表。并以非中心化、不确定性和个体经验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等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课程模式。非中心化即消除某些知识的绝对权威性，鼓励学生带着疑问学习知识；不确定性即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应否认这个世界的既定性并积极投身到理性的探索之中。个体经验的相互作用即指教师与学生应互相交流分享彼此在某一知识领域的经验及心得，共同完成对某一知识的学习，在这种创造性的学习过程中，教育客体在选择性地接受教育主体的施教信息后，内化为认知、感情、意志，外化为行为过程。

后现代主义教学观对师生关系的转变也同样给出了建设性论述。后现代主义教学家更重视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建构，后现代主义主张消除教师的绝对权威性，逐渐消除教育客体对秩序和权威的机械服从，鼓励在课堂教学中以师生交流的方式来代替教育主体的传授与灌输，以培养求知者的平等意识和探索精神。

对于后现代主义教育评价观，多尔的主张为：“当下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一种共同体，通过批判和对话而发展智力和社会能力。”此主张即为在以学生作为评价主体的评价关系上，后现代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教育评价主张在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应建立一种平等、相互信任的对话体系，评价双方互相沟通、理解，使评价成为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的交流，而不是教育客体被动地在某些所谓精准、封闭的选项中做出选择。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英语教育存在的主要同题

由于历史的不断发展与时代的频繁更迭，现实的教育客体是多样化、多层次性的，不同的教育客体在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并具有不尽相同的现实利益、需要和能力，因而不同教育客体之间必然产生个性化、多样性的价值观，对同一门课程的理解也必然不尽相同。

在此多元文化背景下，笔者认为当前的英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教育理念发生严重偏差。将以语言为表象的一个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学习畸形地发展为一种以听、说、读、写、译为基本内容的应试学习。任何语言都是一个民族几百年、几千年文化历史积淀的代表，所以当学习者在学习任何一种语言的时候，都不可能将该语言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从这种语言中剥离出来而单纯地学习这种语言本身。（2）教学手段过于单一，教学过程枯燥乏味。目前在我国教育的各个阶段，英语教学手段全部大同小异，教具以一本书、一支笔和一块黑板为主要载体。近年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出现的多媒体教学只是在形式上有所改观，但在内容及目标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学习过程基本都是在教师的主导下讲单词、讲课文、做练习，采用的方法也几乎全部为语法翻译教学法。（3）教师的绝对权威不容怀疑。学习者个体差异不予考虑。尊敬师长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反映在课堂上我们将其错误地理解为教育主体所讲授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教育客体不允许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互动，完全是教师在满堂灌，进而忽视学习者的想法。对所有学生均采取一视同仁、一刀切的办法，没有对个体差异方面予以重视。学习者经过多年此氛围的熏陶，完全变成应对考试的机器。（4）教学评价体系构成存在缺陷，亟待改进。当下日常英语教学评价体系主要由平时出勤10%，作业及课堂表现10%和期末考试80%构成；终极评价体系即为英语四六级的通过率，以此可以看出该评价体系过于依赖考试分数，没有肯定学生的学习过程，学生学习中的情感体验及价值观的发展，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以及综合能力的培养。

三、如何运用后现代主义教学观改进英语教育

1.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对英语教学目的观的影响

这一影响在最新颁布的《教学要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教学要求》明确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同时该要求分为一般层次、较高层次和更高层次。这与1994年颁布的《教学要求》有质的区别的教学目的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教育理念。诸如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应尊重受教育客体的差异，实施因材施教。

2.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对英语教学过程观的影响

首先在教具的使用上应与传统教学的一本书、一支笔和一块黑板有质的飞跃。更多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具，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及注意力，从而更好地实现预期的教学目的。其次要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教师为平等主体的首席的学习共同体的建构的转移，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双方的积极性，注重交际教学法的运用，实现教与学的互动，让学生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未能有效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能力的弊端，使英语教学朝着个性化学习、主动式学习的方向发展。同时教师要真正实现平等主体的首席作用，即要注意方向性的把握，互动维度的掌控及阶段性目标的实现问题。

3.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对英语教师角色的影响

在新颁布的《教学要求》中，传统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教师控制论已经消失，鼓励教师在课堂中采用讨论法教学或交际教学法，从而在师生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共同体，让学生形成一种意识，那就是他们不是完全以学习者的态度向教师学习知识，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和教师共同探讨，探索某一领域的知识。学生的爱好、兴趣、个性与创造性必须得到尊重。同时应根据学生的爱好、兴趣及个性等构建不同的学习模式。

4.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对英语教学评估体系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教育观认为考试这样的教学评价把对人的全面检验简化为智力的某些方面的检验，不仅会使学生变成考试的机器，同时会使日常的课堂教学变得索然无味，只是运用简单的刺激—反应理论强迫学生记住某些所谓的知识点。教学评价应该是学生的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及价值观的发展，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及综合能力的培养等多方面全方位的考察。所以最新颁布的《教学要求》明确提出：教学评价要以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为出发点，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建立多样化评价体系。尤其要重视形成性评价，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督和指导。对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得的成绩等做出评价，其目的是激励学生学习，帮助学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他们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从而有效转变应试教育的导向。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对传统的英语教育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因其在对传统英语教育进行解构的同时，利用其特有的教育理念弥补传统英语教育的某些缺陷。但我们也应该很理性地看到，后现代主义教育观毕竟是刚刚兴起的教育思潮，其在很多方面还不是很完善，与英语教育的结合更是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优化英语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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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一鸣.从规限到自由：后现代教学模式的重构[J].继续教育研究，2005.

篇9

［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东方文化； 文学批评； 东西交融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无论是揭示庞德的“观世音”融基督教与佛教为一体，还是阐明乔伊斯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说明批评家已充分感应并认同现代主义作品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境，体现中西批评界旨在实现东西方融合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积极取向。

篇10

摘要：作为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的创作在某些方面也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特征。本文就以《城堡》为例，分析了卡夫卡作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如反讽、含混、语言的焦虑等。这些对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卡夫卡；《城堡》；后现代主义

在文学领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分本不是壁垒森严的，它们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作为一名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的创作虽然在许多地方都得益于传统文学，但他并不愿意沿袭传统文学的旧习，他的创作在当时是独特的、难以理解的，这种无所归属的独特性恰恰迎合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后现代因素。通过其代表作《城堡》，我们可以分析出这些后现代特征，这对卡夫卡研究而言具有进步意义。

反讽的艺术表现

卡夫卡的《城堡》是典型的反讽小说。无论是“城堡”本身，还是土地测量员的命名都显现了浓郁的反讽特色。

反讽就是把两种相互矛盾、互不协调的现象、意象不加评论地紧贴着并置起来，文本的真正意图只有靠语境的压力才能破解其中的奥秘。小说中的城堡并不遥远，可是K无论怎么努力都进入不了城堡：“虽然眼看快到山脚下了，却像故意作弄人似的在那里拐了弯，然后，尽管沿着它走下去并不会离城堡越走越远，却怎么也无法再接近它一步。”在这里，卡夫卡呈现了一对“看”与“走”的矛盾关系，城堡就在眼前，似乎触手可及，然而一旦迈开脚步，这脚下的街道似乎就没了尽头。卡夫卡将期待与行动的古老母题进行了现代演绎，表现了行动与目的的悖谬关系，有论者将这汇总悖谬性反讽形成的艺术张力称为“卡夫卡的距离”。【1】这个距离让理想的意义没有了任何的价值依托，从而将现代人的生存悖论凸显出来。

K.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则表现了对一个身份命名的反讽。K.为了达到在村子居住下来的目的，谎称自己是城堡派来的土地测量员。奇怪的是，城堡竟默许了他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虽然默许了他这一身份，却没有相应的工作，没有工作却仍获得了做这份工作才会得的嘉奖信。在对K.的土地测量员身份的认同中，虚假战胜了真实，谎言压倒了实话，真实与实话“被打成了碎片”，虚假与谎言与现代人的生存土象结合，于是K的形象就在寓言的反讽意义中获得了新生，被隐藏的话语意义也在小说审美的艺术张力中得以显示，即卡夫卡呈现了现代人在荒诞处境中的一种生存可能性。在这种反讽中，卡夫卡从人的荒诞处境出发，揭示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分裂状态。

二、含混的艺术表现

后现代主义的最根本特征之一就是深度模式的消解，即中心的消解。美国当论家哈桑将这一特征概括为“不确定的内在性”，“随着事实与虚构的混淆，媒介将历史非真实化为一种发生，科学将其自奉的模式当做唯一可取的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消解了。”【2】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将不确定性当做自己的创作原则，运用含混的艺术表现形式造成意义的“模糊性”、“多义性”、“微妙性”。

含混就是作者“故意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以便产生多种可能的解释，从而丰富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加强戏剧性效果和审美效果。”【3】具体的说，《城堡》的含混性体现在人物身份、文本情节、主体的含混三方面。

首先，人物身份的含混。卡夫卡并不着意刻画人物的性格，他塑造的人物大多是“外乡人”或者“孤独者”，他们没有确切的时空背景，没有清晰的面貌，个性缺失，性格暧昧，甚至连名字都只是个单纯的形式符号。譬如《城堡》中的主人公K，仅仅只是个姓名缩写，就像“人们通常可以在手帕上或帽檐内侧看到的标记，而人们无法由此查明已消失了的主人。”【4】这种形象是可以作多种解释的、含混的、无法捉摸的象征，这种形象因此就具备了某些后现代特征。

其次，文本情节的含混。人物身份的含混导致了人物行动的暧昧性，作为推动小说情节的动力，人物行动的暧昧性又造成了文本情节的含混。情节的含混主要通过人物言行的矛盾性、叙事的非逻辑性显现出来。《城堡》中人物的言行是充满矛盾的，譬如酒店老板娘似乎一边极力阻止K去见城堡官员，一边又将K往城堡的道路上赶。情节的含混还表现在对行为的重复描写上。K为了找到通往城堡的道路，而不惜与每一位跟城堡似乎有关联的人打交道，每一次行动的出发都是前一次的重复，其结果却完全相同，徒劳无功。在这里，卡夫卡不仅让故事的线索常常出现断裂，对人物行为的动机也不作必要的心理铺垫，这让读者困惑于情节的进程，这种文本断裂处留下的空白，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张力。

最后，主题的含混。卡夫卡的作品过于丰富的寓意性和歧义性最终使其作品走向了意向的含混。《城堡》就是如此，它讲述了土地测量员K想进入城堡的故事，然而城堡近在咫尺，却无法进入。那么城堡究竟寓意了什么？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意图？简单的故事引起了一系列的追问，各种追问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排斥。最早对“城堡”作出解释的是马克思・布罗德。他认为“城堡”是“上帝万能的象征”，人要到达城堡，犹如要建造巴别塔一样，都是不被上帝允许的。实证主义者则认为，城堡就是卡夫卡父亲的出生地沃塞克。对于“城堡”这一意象，呈现出了不同时代、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作者的不同理解，其寓意的复杂性、多义性、含混性，使作品走向神秘、走向虚无，走向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形成了难以穷尽的谜团。

语言的焦虑

在中心消解、主体消失之后，过去一直作为工具和手段的语言，一跃而成了主体。人们开始怀疑语言的可靠性，语言所再现的客观世界，是经过了语言这面“滤色镜”之后的一种“幻象”。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不经过语言的对象，不存在不经过语言的意识，语言对于存在具有先在性和生成性。

像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卡夫卡也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基石。在他看来，人只有在他的母语中才能呈现出他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在强调语言的存在论意义的同时，卡夫卡也意识到了语言的危机，并为此而感到焦虑。他说：“对于超越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语言仅能略示梗概，但几无半分正确可言，因为语言能够从物质世界取来论述的，仅限于它能够把握得住的事物，而它所能叙述的，也仅止于暗示而已。”【5】物质世界就好比是“城堡”，语言就好比是K试图进入城堡的种种努力，K能了解到他能了解到的关于城堡的一切，但城堡的中心他却永远也进不去，甚至连什么是真正的城堡，他也不知道。卡夫卡的这种对语言的认识，具有浓厚的现代意义。

本文仅从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城堡》中分析了卡夫卡作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事实上其后现代特征还有很多，譬如悖谬、调侃、延异等。但卡夫卡毕竟还是个现代主义作家，他的创作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标志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高峰。他在企图超越现代主义的同时，又一不小心沾染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参考文献：

[1] 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第275页

[2] （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转引自：曾艳兵，《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96页

[3] （美）威尔弗雷德・古尔灵等，《文学批评术语手册》，转引自：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第217页

[4] （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均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