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险法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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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

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

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篇2

前言

保险业作为一个对当事人要求最大诚信的行业，却饱受社会各界诟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保险法》立法较为原则，许多规定在保险经营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在具体的问题上对保险公司经营缺乏明确的指导，导致保险公司在决策上无所适从，难以进行前期的法律风险管控，从而增加了后期纠纷出现的可能性。随着国内保险事业的发展，这一粗线条的法律已经不能满足保险经营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司法审判实务中，裁判机关因保险立法的滞后与不完善，难以对法律进行准确的把握，导致保险纠纷的裁判充满主观性，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也贬低了保险行业的形象，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

我国现行《保险法》是1995年制订的，2002年进行了首次修订，02修订主要是针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对保险业的要求，所以对《保险法》的修改基本上都是围绕保险业法展开的，没有触及保险合同法的内容。保险合同法存在很多不够明确和不够完善的地方，现实中保险纠纷主要都是因保险合同争议而引发的。2004年10月，中国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正式启动保险法第二次修订准备工作，历时4年余，几易其稿，该法终于在2009年2月28日通过并公布。

第二次保险法修改所涉内容、幅度远远大于上次。透过媒体的一些报道，我们发现除保险公司以外的社会各界对本次修订予以了肯定得评价，甚至部分媒体、专家、政府监管机关对此次修改大加褒扬，认为保险法的修订“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既照顾弱势群体，又兼顾公平原则；既力促发展，又确保稳定。”可谓尽善尽美。仔细分析保险合同法修改部分，我们认为，这次修订确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并不尽如人意，一些受到追捧的条款修订虽迎合了大众，但却是忽略了保险的基本原理。保险公司是一个商业主体，也有民事权利，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被保险人的利益，而无视保险公司的利益，保险产品以条款及费率的形式表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合同，不能用民法的或一般的公平理念来评析保险条款，如对保险公司提出了苛刻的违反规律的要求，其表面牺牲的是保险公司利益，实质上葬送的是保险共同体利益。商业主体必然会追求利润并维系其自身运营，将立法不当倾斜导致的损失通过提高费率的手段转嫁到广大投保人身上是保险商自然的必然的做法，最终损害的还是广大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

不管怎样，作为保险业经营的根本大法，本次修订虽不能满足各方意愿，但此次对保险法合同部分的修改还是增强了可操作性，对保险审判实践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同时对保险公司展业、核保、核赔、条款制定费率厘定乃至整个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通过新旧条文的对比，对保险合同法部分修订对保险公司合规经营及诉讼影响作一浅析。

明确保险利益主体和时点

现行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修订后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三十一条（人身保险中） ……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第四十八条（财产保险）中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保险法修订之后，其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分别在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章节中对保险利益的主体做出规定，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主体由投保人修改为被保险人；二：从保险利益享有的时点也在财产、人身保险合同中做出规定，财产保险保险利益享有的时点明确为保险事故发生时。

我国修订前的《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的表述方法比较模糊，从文义上应解释为财产保险合同行为中，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及损失发生这两个时点均要有保险利益，这样的规定确实可以有效的防止利用保险进行赌博，限制不当得利、对防止道德风险有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权流转的更为频繁，固有的保险利益的传统观念受到了理论及实务上的广泛的抨击。因为对于财产保险来讲，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合同并不为投保人的利益而存在，而是仅仅为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存在，惟有被保险人可以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此时仍然强调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有保险利益，没有现实性，也不甚合理。

现在不少单位以福利的形式为员工投保家庭财产险，由单位作为投保人，员工作为被保险人；汽车销售商推出的购车送保险，以销售商为投保人，购车人为被保险人，根据现行保险法，单位对于员工的个人家庭财产并无保险利益，汽车销售商对于出售之后的汽车也无保险利益，这类保险合同均为无效。但是，这种投保行为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上述操作方式

早已得到保险公司在内各方主体的认可，在保险实践中屡见不鲜。 保险法修订这一修订顺应了我国保险业的现实需求。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团体保险、赠与型保险等险种以及代购代付保险费等行为将名正言顺的受到法律保护。

本条的修改对于财产保险合同而言，核保核赔尺度相应变松。投保人在投保时对保险标的是否不具有保险利益不能再成为保险公司核保的审核内容，同样，投保人在投保时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也不再成为公司的拒赔理由，保险公司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修改核保规则。保险法第十二条是保险人拒绝赔偿援引频度较高的条文，保险法修订之后，保险公司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修改核保及理赔规则。原先设定的一些核保程序应作相应废止，保险公司应当加强业务及核保人员准确判断享有保险利益主体、时点等问题的意识，只有对于不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依法做出不予承保、或者拒赔的决定。本条修改也使财产保险的合格投保人主体范围得以扩大，保险公司财产保险业务可藉此得以拓展。

人身险保险利益范围的拓宽及困惑

现行保险法第五十三条　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 （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 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保险法修订第三十一条 增加了第（四）款“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并同时增加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此处增加扩大了人身保险利益的范围，增加用人单位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员工具有保险利益。修订前的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仅对以下人员具有保险利益：1、本人；2、 配偶、子女、父母；3、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4、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被保险人。按照上述规定，用工方为工方办理工伤保险等人身保险时，只能根据现行保险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同意保险利益”进行，所以必须经每一个工方签字确认，这给操作上带来相当麻烦，特别是一些大型公司很难实际执行。考虑到用工方为工方投保人身保险对员工有利，修订后的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具有保险利益，可以直接为其投保。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保险法修订只是规定了“劳动关系”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除劳动关系外，还存在大量雇主为与其不具有劳动关系的雇员投保的业务、社团以及其他组织为其成员投保的业务等情况，就团体保险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劳动关系维系的团体较以其他关系维系的团体在保险利益、道德风险、社会秩序问题上存在差异，看不出“其他关系”与“劳动关系”存在重大区别，将这些关系剔除在外，似乎也无特别的理由，不清楚立法者出于何种考虑。

不管如何，修订之后的条文有利于保险公司拓展员工综合福利保障计划，但同时也要注意对其他团险业务则仍有限制。在雇主为与其不具有劳动关系的雇员投保等团体保险业务中，要求投保人提供被保险人同意投保团体保险的有效证明。如不提供同意投保证明，大量团险合同将都仍被法律认为无效合同。

明确保险合同生效可以附期限或条件

现行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

保险法修订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保险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保险法的本条修订有两个方面：一：新条文删除了“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进一步强调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明确签发保险单等保险凭证是保险合同成立之后保险公司的义务。二：新条文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增加第三款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已经成立的合同附条件或者期限,作为合同最终生效的必要条件。

对于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很多保险公司从业人员认识模糊，普遍认为保单签发是保险合同成立的时点及标志，认为保险单的签发意味着核保的通过，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要约作出了承诺，没有签发保险单，如何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同意承保、没有保险单，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索赔的依据何在？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从现行保险法条文分析，其也是确认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保险单只是保险合同凭证之一，签发保险单只是保险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但是现行保险法具体条文表述上并不十分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保险合同是否为非要式合同存在不同的理解。本次保险法进一步明确了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这个争论应当随着保险法修订的实施而不再存在。新条款将双方就合同条款协商的过程排除在合同订

立的过程之外，对公司在承保时应尽的审慎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这个保险人可能是保险公司的核保部门、更多的是公司营销员及专兼业人，根据该规定,只要在投保的意愿基础上保险人的代表人做出了予以承保的意思表示,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保险合同即成立,而对于合同条款双方是否协商并且是否达成协议则在所不问。如公司未尽审慎义务就同意承保，在合同生效前又发现保险标的不符合承保条件，公司就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就要求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严格履行保险人审慎的审查义务，在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主体及标的风险全面进行过审查的基础上再做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保险实践中，由于保险专兼业人以保险人名义进行活动，因此加强保险人管理，在展业过程中不可擅自对投保人作处同意承保的决定。

新增条文赋予了保险公司可以对已成立的合同附条件或期限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合同已经成立，但如果所附的条件未发生或者所附期限未到来，则合同虽成立但并未发生效力，一旦保险标的在合同生效前发生保险事故，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裁判机构肆意否定保险合同中附条件或期限约定的效力，这一条修订与合同法的规定相一致，对此作出了肯定，限制了裁判权的滥用，值得赞同，建议公司两核部门充分行使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权利，对于在合同订立时双方权利、义务并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为保障公司权益，可对合同附生效条件，约定合同自该条件成就时始发生效力，自合同生效保险人始承担保险责任。特别是在保险费缴纳与保险责任承担等重要事项上作出约定。

现行保险法与修订之后的保险法均没有将保险费的缴纳作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一个前提条件，应当认为是保险法的重大缺陷，这也显示了保险行业在立法上弱势地位，保险费缴纳是投保人的一项主要义务，保险费也是构成保险赔偿基金的的基础来源，如果保险费是否缴纳与保险责任承担没有关系，对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言，不出险就延迟交纳甚至不缴纳，出险即补缴纳保险费甚至仍不缴纳，反正保险公司也不能藉此拒绝赔偿。这其实鼓励了投保人对保险人的逆选择行为，属于保险经营过程中须严加防范的道德风险。保险监管机关近年来在部分险种上推行的“见费出单”， 说明也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但可惜的是在整个保险法修订过程中没有人进行此项提议，试想如果能在保险法上加入这一条，缴纳保险费必然是投保人自觉地行为，也就不需要高调推行所谓的“见费出单”这种欠缺法律依据的行为，保险公司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应收问题”，同时也增加和稳定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保护了广大投保人利益。现在保险法修订赋予了保险合同可以附条件生效，保险公司应当将保险费的缴纳作为保险责任承担的一个前提，特别是在没有推行见费出单的险种上。

保险事故通知义务及法律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二十二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险法修订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它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相对于现行保险法，本条修改涉及三个方面：一：明确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该义务所造成的后果法律。二：保险人仅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明确了保险人拒赔的范围。三：一定程度上免除了被保险人的通知义务，增加保险公司自觉主动进入理赔查勘程序的义务。

旧条文虽然规定了投保人等应当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但是对于未履行该义务所造成的后果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保险法修订规定对于未履行通知义务而导致对事故无法准确定责，定损的，对该无法确定部分的损失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有人认为该规定赋予了保险人依法拒赔的权利，即只要投保人等因主观故意、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而导致对事故无法准确定责、定损的，该部分损失公司有权不予赔偿，实际上，根据民诉法及证据规则，被保险人对自己的损失有义务进行举证，如举证不能自然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所以本条并不是对保险公司权力的赋予，而是对原有权力的复述。另保险公司也不是保险事故损失确定的唯一主体，被保险人即使没有及时报案，它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对事故原因及损失大小进行证据固定，如车辆发生事故，被保险人未报案，保险公司未进行现场查勘，如果被保险人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保险公司是不能否认事故发生这一事实；保险公司未定损，而被保险人通过合法程序由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在保险公司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是无法否认损失存在及大小这一事实的，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无法拒赔的。

另一方面，明确了保险人拒

赔的范围，从而限制了保险人通过合同条款自主约定责任后果的权利。客观而论，这种规定是合理的，有的时候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及时通知投保人，或者对未及时通知不存在重大过错，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完全剥夺其请求赔偿的权利太过严厉，也不合理。

上述条文的修改，要求保险公司在实务中重新检视条款约定，尤其在财产保险合同条款中，保险公司通常会通过保险条款或特别的方式约定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及时通知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依照新条文，该约定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当属于无效。另增设的条文规定从一定程度上要求保险公司对重大事故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被保险人的通知义务，而增加保险公司自觉主动进入理赔查勘程序的义务，比如一些重大保险事故，保险人通过媒体等途径可以很快得知事故发生的，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关当事人未能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也不应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对于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故，应该自觉提高敏感度和关注程度，对属于公司承保项目的，自觉主动的介入现场查勘，防止陷入由于迟延查勘而无法定责、定损，但是又由于违反了法律规定而无法拒赔的两难境地。保险公司在新旧法过渡阶段，单证设计及保险条款引用方面要多注意保险法的这些变化，利用这段时间对条款及特别约定进行符合保险法的修改活动。

明确了保险条款的解释原则

现行保险法第三十一条：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保险法修订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适用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本次修改体现了二个方面的进步：其一：争议条款限定为格式条款而非所有保险条款。其二：不能一有争议就不分清红皂白的作不利与保险公司的解释，而是应当遵循合同法的规定，首先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才可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现行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确定的不利解释原则在司法裁判中被极度滥用，裁判机构习惯于仅因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作出了对合同条款的不同解释，便随意突破法律基本原则，使用不利解释规则，简单判决保险公司败诉，使保险公司在诉讼中极度不利的地位。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表现为恶意诉讼以获取更大收益，道德风险泛滥，司法无权威信可言。

保险实务中，并不是所有的保险合同均是格式条款，虽然格式条款占据主体，但协商条款亦日趋增多，协商条款系双方合意达成，显然不能适用不利解释规则。即使保险条款中的格式条款，也是保险人按行业惯例，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等保险合同单据格式化，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提高工作效率而设置。

当然，必须肯定的是法官在处理案件中，对一般合同与格式合同的内容的注意程度及肯定标准是不一样的，保险公司作为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机构，又是格式的保险条款提供者，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保险合同种的格式条款虽具有特殊性，它却仍然是合同的一种类型，《合同法》的原则和精神仍对保险合同的理解和适用具有指导作用，在对保险合同条款产生争议时，应当依据合同法、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

不利解释原则应当以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基础，而目前法院只要合同双方对条款发生不同理解，便一概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受益人的解释已成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获取不当得利的工具。保险法的本次修改，值得赞许。该条的修订是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订为数不多的亮点，当然，保险公司在制定合同条款时，要尽量使条文本身意思明确，避免条文本身出现两种以上的解释。因为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在司法实务中，保险公司如果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或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可能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我们赞同在这种问题上将举证责任更多的分配给保险公司。

明确了保险标的转让后法律后果

现行保险法第三十四条;　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保险法修订第四十九条 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自收到前款规定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本条第二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

责任。

本条确定了保险标的转让之后，被保险人权利的推定承继。在这一前提下，后三款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进行了均衡。该条文的意思有三个层次：第一、保险标的转让之后，由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受让人作为标的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第二，标的转让的，原所有权人应当通知保险人，但是没有通知的，保险人并不能因此而拒赔，只有当保险人有证据证明标的的转让会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方可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第三、对于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原所有权人对标的转让未通知保险人的，如果保险人有证据证明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标的转让危险程度增加而导致的，保险人可以不承担责任。

而依照修订前的保险法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保险标的转让未经保险人同意，保险合同应属无效，保险人就可以不承担保险责任。因为保险标合同成立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保险标的转让之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应属无效，而保险标的的受让人其虽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与保险公司并无保险合同关系，也无权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我们知道同样的保险标的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其危险程度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保险人的承保风险会因保险标的转让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对保险人确定是否承保、拟定费率及履行保险合同的主要义务产生重大影响。保险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根据新的合同相对人的保险条件，确定是否承保、拟定费率。 新条文可能导致以下二种情况：一是剥夺了保险公司对转让之后的保险标的确定是否承保及重新拟定费率的权利。二是可能产生对被保险人权利的侵害，如出现保费应当减少的情况。

从诉讼实务来看，一个方面保险人如果能够证明保险标的转让致使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那么法律赋予了保险人可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另外方面即使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的转让没有通知保险人，只要保险人无法证明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增加，那么在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就必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总体来说，保险法本条修改增加了保险人对于标的转让而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举证责任。如果无法证明，则拒赔存在一定风险，而何谓危险程度增加，目前没有规定，可以想象，保险公司对此举证非常非常困难！因此当发生了保险标的转让的情形时，应当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危险程度的增加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不可抗辩条款、解除分故意和重大过失及解除时效

现行保险法第十七条：……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保险法修订第十六条：……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前款规定的保险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除本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外，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新条文一：将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过错仅限定在故意和重大过失范围内，而一般过失则不包括在内；二：同时，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无论是因故意还是重大过失，都只有构成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后果时，保险人才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与旧条文相比，增加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时，投保人因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应当造成一定结果的要求，限制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范围；三：明确规定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自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行使，否则权利消灭；同时该权利的行使还要受到保险合同期间的限制，即只能在合同成立之日起2年内行使，超过2年的解除权自动消灭。

关于一个月除斥期，现行保险法没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对告知义务者违反告知义务已经知道，但为占据保险费，并不行使解除权，保持沉默，等到保险事故一旦发生后，立即提出告知义务者违反告知义务的事实，从而拒绝给付保险金，这种将投保人长期搁置在不安定的状态中，而保险人则永久性地掌握着解除权的做法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合理的，有损于公平原则。因此本次立法将除斥期规定在1个月之内，如果不行使则意味着放弃行使。但是，如何证明保险人是否在已经进入计算除斥期，换言之，怎么知道保险人在1个月前已经掌握了告知义务者违反了告知义务的事实？这是司法实务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根据我理解和国外的司法实践，该举证责任落到了投保人的头上。由投保人提供给保险人已经掌握该事实的证据。

关于2年的不可抗辩原则，我国《保险法》中没有对“不可抗辩”的内容进行规定，本次保险法增加了不可抗辩条款，这条规定主要是针对长期人身保险。部分保险公司宽进严出，在承保阶段不对投保人或保险标的进

行了解，出现之后理赔阶段挖地三尺找理由，影响很坏，保险公司最为有力的拒赔理由就是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在目前这国情下，保险公司没有信用平台可以比较便捷的获得被保险人的相关信息，保险公司的调查手段和方式存在障碍与缺陷，采用二年的不可抗辩期，是否会诱发逆选择及道德风险值的思考。

另新条文不仅限制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范围，增加了保险人的举证责任，因此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解除合同的难度就大大增加；同时对公司行使解除权在时间上提出了要求，保险公司一：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对于足以影响公司是否承保或者费率等重要因素的，尽量严格现场勘查，认真审核其资质，防止出险漏洞而出现投保人可以不如实告知的可能；同时对于明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信息，必须及时向投保人反馈核实，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二：在合同成立以后，对于可能存在投保人未如实告知可能性的，必须在2年进行认真调查或者审核，并且在知道确切的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一定行使解除权。三：加强保险营销员、保险专兼业管理，这些人员代表保险公司在一线展业，对保险标的情况最可能了解。

弃权与禁止反言原则

增加条款：第十六条第六款：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人承保时，需要了解投保人的有关情况，以确定承保风险，进而决定是否承保及保险费率。因此，修订前的保险法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该规定对保险人较为有利，实践中受到保险人的滥用，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往往并不对投保人提供的有关情况进行审查；即使在保修期间内发现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也仍继续收受保费，但是，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就以上述规定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修订后的保险法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作了适当限制：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弃权与禁止反言”原则是最大诚信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保险法首次明确规定了该原则，该原则适用于保险人已经知道其有解约权和抗辩权而明示或默示地表示放弃解约权和抗辩权的情形。构成弃权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保险人必须知悉权利的存在，这里的“知悉”应理解为“保险人确切知情为准”，二是保险人须有明示或默示地意思表示。禁反言适用于保险人已经知道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违反保证而明示或默示地向被保险人表示保险合同仍有强制力，被保险人不知其事实而信以为真地情形。在很多情况下，弃权和禁反言存在重复和交叉。

从保险实践看，“弃权与禁止反言”原则主要是约束保险人，但往往涉及到保险人、保险人和投保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保险人为谋取佣金收入，对保险标的或投保人的声明事项不严格审核甚至代填投保单，由于保险人是以保险人的名义进行行为的，因此，一旦保险合同生效，即使保险人发现被保险人不符合保险条件，也不能以不实告知主张保险合同解除并不承担保险责任。这要求保险公司要加强保险人管理，要求其诚信规范展业，同时提高核保人员业务技能，严格审核投保单。

投保单应附格式条款、说明和明确说明义务加重

现行法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保险法修订第十七条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对照新旧条文，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变化：一：新条文在规定保险人应当对合同条款说明的同时，也规定了保险人提供的投保单中应当附有保险格式条款，投保人以此为基础做出是否投保的决定。二：将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从“责任免除条款”扩大到“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三：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除应当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外，增加规定了保险人应当在投保单、保单、或者其它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的义务。

自从《合同法》明确规定格式条款以来，保险条款就被认定为典型的格式条款， 个别工商、消费者维

权机构及媒体直接称之为“霸王条款”，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形象和声誉。其实上述组织并未正确认识保险条款和格式条款的区别和联系，造成了人们对保险条款的模糊认识。

对于第一点，我们认为其规定是合理的，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及明确说明应当是在缔约之前或之时，只有在合同签订之前，保险人通过说明解释的方式让投保人了解合同的内容，才能体现对投保人知情权及选择权的保护，合同成立之后在交付及说明条款没有实际意义。该法律条文明确了保险公司负有对保险条款交付时点的举证义务，应当引起重视，保险公司在认真履行保险法规定的义务同时，也应当从诉讼取证角度检视单证制作，因为，在一对一缔结合同的情形下，一方不认可实际情形，另一方均难以举证，而承担举证义务的一方必定会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目前，产险公司条款印制作有以下几种形式：一，单独印制，与保单一起交付，加盖骑缝章；二，印制在保险单正本之后；三：附印制在投保单之后。对照保险法的规定，从诉讼举证角度分析，第一、二种方式显然存在问题，保险条款单独印制，与保单一起交付，加盖骑缝章虽能证明条款的交付，但同时也证明了交付时点不符合保险法的要求。第二种方式于第一种方式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建议保险公司采用第三种方式印刷，并在投保人声明中要求投保人做出保险条款已受领的声明内容。

对于第二点，首先必须名确，保险条款是由专业人士拟定，内容比较复杂，条款中夹杂着大量的专业术语，一般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尤其是专业性、技术性条款难以准确理解，保险人作为合同的起草者应当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做出解释说明，充分保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知情权及选择权，但是该条文有几点尚需进一步明确，1、说明义务的范围从“责任免除条款”扩大到“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其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涵盖的范围有多大？责任免除条款的基本意义在于允许保险人免除本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即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已经构成，却因因免责条款的存在，不用保险人实际承担。而根据修改后的条款，对一些根本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本就不需要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条款是否属于保险法修订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畴，如免赔额的设置系保险人为规避道德风险依国际通行的行业惯例设定、是不是也要明确说明？再如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条款导致的免责、双方特别约定导致的免责、援引法律规定导致的免责等情形是否一并纳入“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2、从保险实务来看，强势的投保人日益涌现，如部分单位投保人构配备专业法律人员、部分投保人通过经纪公司选择保险公司并代为订立合同、甚至部分投保人在协议承保项目中、保险合同直接就是由投保人起草的，对于这种情形，是否同样科以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

对于第三点，保险人如何证明已经尽到说明义务，是一件不易解决的事情。根据保险审判司法实践及保险案例，法院在审理保险诉讼案件中，对保险公司以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或免责条款拒赔的，无论原告是否以“保险人条款未尽如实告知义务”作为抗辩理由，法院将主动援引保险法加以审查，保险人无证据证明已履行“明确告知义务”的，免责条款一律不生效，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口头说明在只有利益关系相对的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很难举证证明和认定。因此保险公司必须制作相关材料做相关记录，保险公司能向法院提供的最用力证据就是投保人的亲笔签名的投保单，保险公司格式投保单投中保人声明栏目中一般均有“本保单相应条款被保险人已领阅，保险人已对全部条款明确说明，特别是责任免除于被保险人义务部分，本人已悉知其含义，同意投保”之描述，保险公司如能向法院提交符合规定的投保单，而投保人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条款的效力一般予以确认。由此可见，在诉讼中，是否能向受诉法院提供投保人亲笔签名的投保单决定了绝大部分保险诉讼的成败。根据修订的保险法，保险人因对投保单做相应调整1、增加受领条款内容。2、将“免责条款”的描述修改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另保险公司务必重视保险法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切实履行，重视投保单亲笔签字的落实工作，规范程序并不必然导致效率的下降，该项工作只要保险人愿意来做，是能做到的，也是必须做到的。 如法有明文，保险公司知而不守，届时败诉赔钱，纯属咎由自取。

另保险公司大量业务通过专兼业单位达成，建议保险公司司在与相关单位签署（兼业）协议中，明确约定“人应向投保人全面告知保险合同条款内同，特别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及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部分须做明确说明，并确保投保人亲笔签署投保单，如因未履行上述义务，造成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人应当以此保险赔偿数额向保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具体措辞，可酌情修订，我们认为该约定明确了人应承当之义务，符合保险法及保险监督机构的文件规定，符合保险公司利益，有利与投保人权利的保护，公平合法有效。

规定了较短的理赔时效

第二十三条：……

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二十二条：……

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

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保险理赔的程序、时限，解决理赔难的问题。一是约束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补充索赔材料的行为，规定，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等提供的有关索赔请求的证明和材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书面”通知被保险人等补充提供，以避免保险人以此为由拖延理赔；二是明确核赔期限和通知义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索赔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30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书面”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督促保险公司及时受理索赔，及时核定责任；三是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要求保险人说明拒赔理由。

修订前的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应当提供其所能提供的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当上述证明和资料不完整时，保险公司应当通知其补充提供。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故意每次只通知补充提供一部分资料，并以证明和资料仍不完整为由多次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借此拖延赔付时间。修订后的保险法规定，上述情形下，保险人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另这一规定由于缺乏明确的时限规定，有的保险公司常常以未完成核定为由，故意拖延赔付时间；认为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也不及时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修订后的保险法规定：1、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2、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赔偿或者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此外，还必须说明拒绝赔付的理由。新条文比较旧条文的修改在于当投保人等提供的索赔资料不完整时，保险人向投保人等提出的要求投保人提供补充材料的请求仅有一次，而旧条文对于保险人的该请求并没有做出次数限制。条文明确了核赔的期限，同时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还要求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说明拒赔的理由。

该条文修订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保险理赔的程序、时限、解决理赔难的问题。立法本意在于保护被保险人的权益，但对于保险公司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其核赔的时间进行了限定；当然，法律也允许当事人对于核赔的时间做出约定；增加了保险人对拒赔案件的说明义务。首先，核赔人员应当树立在案件发生之后，就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全面了解案件情况的意识；其次，加强培养核赔人员的法律思维，提高迅速甄别案件焦点问题的能力以及学会把握证据对于案件事实认定的作用。其次、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尽量加快核赔的时间，遵守法律的规定，防止由于未在时间规定内理赔而受到的损失；其次，对于所承保的大型项目，如果预估到将来核赔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那么可以在签订合同时在合同中约定核赔的时间，从而排除法律关于“及时”与“三十日”的规定，争取更多的理赔时间。最后、对于拒赔案件，在实务中，保险公司一般都会给被保险人做出拒赔通知书，说明理由，因此仍应当贯彻该做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法院在裁判阶段将保险审判争议焦点聚集在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上，如拒赔通知书载明的理由无法成立，将对保险公司在诉讼阶段提出的其他理由不再审核，由此可见，拒赔通知书的制作也特别重要。

责任保险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现行保险法 第五十条  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保险法修订第六十五条在原来基础上增加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通过上述条文的描述，我们发现，责任保险从以前的从“保障被保险人利益”向“保护第三者利益”转变，体现了责任险的第三者利益属性，根据增补的两款规定，被保险人可以将保险赔偿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给予第三者，使第三者可以直接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赋予第三者保险赔偿保险金代位请求权，以保证第三者能够及时获得赔偿。实践中经常出现被保险人怠于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情形，而最终的受害人还是第三者，而被保险人从保险人获得的赔偿保险金最终要支付给受害的第三者，新保险法参照合同法关于代位权的原理，规定第三者

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很显然受害第三者可以诉讼方式直接起诉保险人，因为对被保险人是否怠于行使请求权如何判断保险法没有明确，在未来的诉讼中必然也是充满争议，同时本条的规定也会滋生被保险人消极履行赔偿责任的情绪，而司法实践中法院显然不会拒绝第三者的诉讼行为，可以想象，在新法实施之后，保险公司不得不面临新法修改导致的大量此类的诉讼案件的涌现。

另新法强调了保险公司对第三者获偿利益的注意义务，限制被保险人领取赔偿保险金 ，保证第三者获得有效赔偿。在过去的责任保险实践中，曾经出现被保险人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保险金后隐匿躲避或挥霍一空或用于清偿其他债务的情形，以致第三者无法得到赔偿。这种情形的存在违背了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这个规定也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保险金提出了条件：一是被保险人在向保险人申请领取保险金时必须提供已经向第三者进行赔偿的证据；二是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时必须审查被保险人是否向第三者进行了赔偿。但这种规定，无疑使保险公司在实际操作实务中增加了难度，我们认为保险公司的这种注意义务应是形式上的审查义务，保险公司尽到形式审查义务之后，第三者如仍终未获得被保险人赔偿的，第三者无权以保险公司违反注意义务为由向保险人主张损害赔偿。

本次保险法修订对责任险理赔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应当重新设置责任险理赔规则及流程。

明确了理赔时效的性质和起算点

现行保险法第二十七条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 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

保险法修订第二十六条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期间的性质是“除斥期间”还是“诉讼时效”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新保险法将索赔期限性质明确为“诉讼时效”平息了争议，与《民法通则》诉讼时效的规定保持了一致，同样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这对被保险人权利的保护更为充分。

另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法修改将起算点确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按照民法通则的理解，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如拒绝赔偿，可以视为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方开始起算。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分歧，须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进一步明确。

诉讼时效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合同约定的形式加以排除适用，也不得增加或缩短。理赔索赔时效明确为“诉讼时效“后，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和延长的规定，扩大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理赔索赔时效期间。现有保险条款种存在大量的关于索赔期限的约定，新保险法实施之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即使违反此这约定，并不导致索赔权利的丧失，因为这些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因此，产险公司应当根据该规定对产品条款进行梳理，对理赔政策进行修改以保持与法律规定一致。

明确了催交保费宽及扣减保费的效力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条　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 。

保险法修订第三十八条  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

保险法修订增加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被保险人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但可以扣减欠交的保险费。

保险法修改缩小了禁止诉讼催缴的范围，由原先的人身险缩小范围至人寿保险。

人身保险包括人寿险、健康险及意外险，根据保险法修订之规定，保险公司可依法追缴投保人欠缴的健康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团体人身保险存在定期结算业务，部分投保人拒绝缴纳结算保费，由于原先的保险法禁止保险向投保人追缴人身保险费，因此造成保险公司财务坏帐。现保险公司可向投保人追缴保费。保险公司可以在保险合同中对投保人欠缴保险费约定带有惩罚性的违约金，对于欠缴健康险及意外险保费的客户，及时采取各项法律措施，必要时可依法提起诉讼。

扣减保费的规定使得被保险人宽限期出险后公司可以在先扣减所缴保费后给付保险金的做法具有明确法律依据。实务中，被保险人宽限期出险后公司扣减所缴保费后给付保险金，受益人往往以该做法没有法律依据而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胜诉。该条款规定可减少公司保费损失。保险条款和理赔操作中加入本

条款内容。

死亡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同意权

现行保险法第五十六条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修订后保险法第三十四条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投保人投保时，如被保险人未在投保书上签字但口头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有效。

该修改避免被保险人口头同意死亡险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促进交易和保护交易安全。实务中如有确切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曾口头同意死亡险并认可保险金额，公司就不能主张合同无效。本条的修订主要和寿险公司有关，但产险公司也经营的短期健康险也涉及这个问题。实践中的确出现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因无被保险人签字而导致保险公司拒赔，更为恶劣的是一些保险公司在投保之时，明知被保险人未作书面确认，但也不提出要求，出险之后却据此拒绝赔偿，这种行为是极不诚信的，可能是基于上述纠纷的出现，保险法修改中删除了“书面”二字，我们认为本条的修改动机是好的，但做法是非常不人道的，可以预见，因“书面”二字的删除而增添众多冤魂，原保险法之所以强调书面形式，其便于举证是次，重要的是提醒被保险人慎重，避免因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导致被保险人的死亡，其实是对生命权的一种保护和关怀，它对抑制道德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认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这一行为的话语权更多的是掌握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一方。 从保险公司角度思考，为维护合同稳定性，防止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串通退保，我们建议，保险公司仍然采用书面形式为妥。

团体保险中的受益人的指定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一条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修订后保险法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第三十九条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的，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有的用人单位在为员工投保时，将本单位指定为员工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按照保险法的一般原理，这笔保险金的所有权就归于用人单位。通常情况下，在职员工遭遇意外身亡后，单位会支付一笔抚恤金以示对逝者的哀悼和对家属的安慰，须说明的是，在工伤制度普遍实行的情况下，单位对员工家属的一些抚恤款项的支付更多的是出于道义而非法律义务。这些用人单位往往拿这笔保险金作为抚恤金，这样就可以达到安抚原工家属又无经济上负担性支出的目的。保险法修订规定投保人对与其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保险利益，可以为其投保，同时规定，此种情形下，保险合同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我们认为这种规定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单位通过购买保险的形式规避或分散部分用工风险是正当的行为，其行为没有法律上的禁止，在实践中，这种保险行为得到保险公司及员工的认可。我国实行保险制度以来，为谋求保险金，亲人间相残很多见，单位为谋求保险金而谋杀员工的极其鲜见，没有证据表明，在单位作为受益人的情况下，道德风险会被诱发。投保单位不能指定自己受益人，这种无理规定使投保单位无法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转移用工风险，保障员工利益，将给团体人身保险市场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因为投保单位投保动机丧失，团体险业务可能出现萎缩。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员工、保险公司均因该规定受损害，特别是没有保险公司经济支付作为保障，用人单位与死者家属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被激化成社会问题。

由于新保险法禁止企业为员工投保的保险业务中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因此保险公司再依据投保单位与被保险人之间关于指定投保单位为受益人的协议，将保险金支付给投保单位的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受益人即使签署上述协议后，仍可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保险公司将面临重复理赔的法律风险。建议保险公司修改承保手续，如果投保单位要指定自己为受益人，应明确告知法律规定。

保险金作为遗产给付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四条  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

（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二条  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

，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

增加了“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保险金应作为被保险人遗产，并按《继承法》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依法继承，解决了实务中受益人为“法定”情形下的争议；同时明确了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死亡，且无法判断死亡先后顺序时，推定受益人先死，填补了立法空白。

保险法将司法实践中已经采取的规则法律化，避免了争议，保险公司应根据法律规定完善理赔业务规则，提高服务时效。

自杀的保险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六条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四条  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保险人依照前款规定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本条明确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另增加了“二年”期限的起算点的规定，即在合同效力中止的情况下，自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算。 在我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前者从年龄上即可进行判断，而后者则需要经过法定程序认定。由此可见，自杀必须以被保险人有意思能力能力为前提，自杀是自杀者在意思自主状态下作出的决定，自杀以主观故意为限，被保险人因过失导致自己死亡的，不属于自杀。 实际上，对一个已死亡的人临死前的心理状态进行认定是有难度的，保险公司不得不面对举证上的尴尬。修订之后的保险法无论从立法价值取向还是具体条文具限制了适用自杀免责的范围，公司将承担更多的自杀赔付责任。保险公司应完善理赔政策，避免不必要的诉讼。 

受益人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五条 　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三条  　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如果一份保险合同，指定了多个受益人的，其中部分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当然不能获得保险金。那么，其他受益人是否可以获得保险金？目前的做法是，保险人有权拒赔，其他受益人拿不到保险金。在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时,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这对于无辜的受益人不公平。新保险法对次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此种情形下,实施非法行为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但保险人不因此免除保险责任,保护了无辜受益人的合法利益。再发生上述情况，仅仅是“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而不再连累其他受益人。另指定受益人有两人以上，明确约定受益份额或顺序，其中一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这种情况下如何赔偿需出台司法解释加以明确。

综上，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时，公司不能拒赔，仍应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修改完善理赔政策，准确履行赔付责任。

刑事强制措施损害的保险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七条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五条  　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的行为是属于对社会的危害性行为，应当遭到社会否定，因此犯罪不赔原则必须确立。从条文分析，被保险人在因犯罪导致自身伤残或死亡均不赔偿，“导致”二字表明，犯罪行为与伤残或死亡必须有因果关系，否则不能适用该条规定，当然导致伤残或死亡的原因包括：自身过错致所致、受害人、第三人或警方所致 、同伙所致（如分赃不均，反目成仇）、执行死刑。另值得思考的是，如过被保险人在犯罪预备或者犯罪中止阶段伤残或死亡，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免责？被保险人死亡，国家机关显然无法通过刑事判决来确认其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这种情况下，商事审判中是否

可以对被保险人罪与非罪的判断？

总之，本条修改增加了保险人免责范围，比较明确的是被保险人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公司可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有五类，按照强制力度从轻到重，依次分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

本条修改扩大了保险公司保险责任免除的范围，有利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应相应完善理赔政策，准确认定赔付责任。

严格保险条款的制定要求

新增条文第十九条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

    （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

    （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本条参照了《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格式条款的强制性规定，对格式条款的内容进行限定。实际上，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条款的拟定、申报、审查等事项均有规定，为强化保险公司对自身条款合规及合法性审查，监管机构规定了法律责任人制度，由法律责任人对保险条款的合法性履行审查职责，另保险条款须向保险监管机关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保险监管机构应履行职责，对保险条款加以审查，经备案或审查之后的保险条款应当认为不存在本条规定的问题。

篇3

【关键词】法律法规 合同化 说明义务

案例回顾

2010年6月，范某将自有皮卡汽车在重庆某财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9月，范某驾驶保险车辆与宋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相撞，造成摩托车受损、宋某受伤、摩托车乘车人巫某、程某二人受伤。后巫某、程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范某驾驶肇事车逃逸，后经反思主动投案。交通部门认定范某承担主要责任，为此范某向死者家属支付474500元赔偿金，扣除重庆某财保公司已经赔付的交强险保险金120000元，范某实际支付354500元。其后，范某向保险公司索赔商业险。2010年12月，保险公司以范某肇事后逃逸，违反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第四条第八款为由，判定该事故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范某对拒赔理由不予认可，诉请法院称该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义务。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认为，责任免除第四条第八款具有效力，理由如下：第一，该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具有广泛性和强制性，该免责条款应属有效。第二，法律规定保险人的说明及提示义务，其目的是为了让投保人充分了解保险条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确认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员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且该规定应为驾驶员理应遵守的普遍准则及道德底线，保险车辆驾驶员理应知晓。第三，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驾车逃逸后仍能从保险公司处获得赔偿，则客观上将放任这种行为发生，为违法规避法律提供了方便之门。结合本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范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产生法律效力。①

理论争鸣

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在于：类似“交通肇事逃逸不赔”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保险条款，能否免除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目前，对于法律法规合同化能否免除保险人告知义务，理论界存在着不同声音。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首先，从司法运用上来说，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0]5号的批复，关于保险人“说明义务”并未将肇事逃逸、酒后驾车等情形区别对待，因此肇事逃逸、酒后驾车等免责条款保险人也必须履行说明义务。其次，不履行说明义务不利于遏制肇事逃逸、酒驾等违法现象。保险人在缔约时告知投保者如果酒驾则不能获得赔偿，至少能起到警示作用。如果完全免除这种说明义务，则更不利于遏制此类违法现象的发生。最后，知晓酒驾违法不一定知晓酒驾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酒后驾车虽说是每个公民都知晓的违法行为，但并非每个公民都必然知道酒后驾车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有义务对投保人进行口头告知。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法规合同化可以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其理由是：第一，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明确说明义务设置的目的在于矫正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果保险免责条款只是重申了保险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对于该类免责条款，可以推定为人人皆知，因此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故保险人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必要。第二，肇事逃逸禁止不但是公知规定，也是规章性免责条款在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延续，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它的强制性规定必须遵守。第三，人不能以不知道法律而获益。作为公民，尤其是在醉驾已然成罪的今天，当然不能以不知道法律作为自己抗辩的理由。同理，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交强险条例》，任何人不能以不知道其内容从而获得利益。

各地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意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认为，法律法规内容合同化不能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出现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免责条款，如无证驾驶、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等情形，也可以适当减轻保险人的说明义务。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合同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不应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④。故保险人对此类条款未履行说明义务也并不直接导致条款无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如果免责条款是相关法律规定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⑤

法律法规合同化免除说明义务的条件

法院对于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应注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出于弥补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考虑，保险人针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说明义务能够起到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另一方面，保险条款针对某些行为的免责规范是基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同时也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即使保险人未告知投保人肇事逃逸不赔，投保人也应该清楚其内容。有观点认为，通过比较肇事逃逸、醉酒、无驾驶资格这三种行为的违法程度及其主观恶性，肇事逃逸行为的违法程度及其主观恶性都远比另外两种情况严重得多。醉酒和无驾驶资格充其量只是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而肇事逃逸则触犯了刑法。因此，根据举轻以明重原则，既然醉酒和无驾驶资格都不能获得保险赔偿，那么性质更为恶劣的肇事逃逸行为当然更不应该获得保险赔偿。⑥这种观点是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思考肇事逃逸行为的后果，对于判断肇事逃逸不予赔偿是否应该由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亦有启发。

笔者认为，法律法规合同化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此类条款具有公开性和普遍性，为公众所熟知，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发生。二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此种情形保险人免于赔偿。满足上述条件的条款，法院可以适当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法院不应支持。

回到开篇所列案例，免责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具有广泛性和强制性。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肇事逃逸保险公司不赔”，但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原本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民事赔偿的内容在肇事逃逸后则由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可以说，“肇事逃逸不赔”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已经达到了“公开和普遍”的程度。虽然范某在诉状中主张保险公司没有履行说明义务，但是正如本案判决所言，该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作为一名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应该在第一时间抢救伤员，而不是逃逸。如果肇事逃逸后仍能获得赔偿，无异于鼓励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范某明知肇事逃逸行为后果恶劣仍从事该行为，法院对于此类情形可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故范某提出保险人未履行说明义务的主张不成立。

但是正如反对者所担心的那样，我们也应该防范保险人利用法律法规合同化而忽略说明义务的情形。即条款公开性和普遍性的判断标准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其免责条款必须是法律法规规定免责的内容。如果保险人滥用缔约优势将一些法律法规断章取义地引入保险合同之中，再借此免除自己的说明义务对于投保人来说极不公平。

综上所述，法律法规合同化并不必然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因为保险条款可能存在断章取义、曲解法条等情形，同时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也是对缔约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弥补。但是，对于那些法律法规明确免除保险人责任且为社会大众所熟知的免责条款，法院可以适当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本案例详见《重庆渝中区法院判决书（2011）中区民初字第05498号》。

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5]67号）第五条。

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6号，2009年9月8日）第十一条。

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通知》（2011年3月2日由审判委员会第1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九条。

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2011年1月7日由审判委员会全委会第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六条。

篇4

鲜花垂头时，可剪去花枝末端一小段，再放到盛满冷水的容器中，仅留花头露于水面，经一至二小时，花枝就会苏醒过来。此法对草本、木本花卉均适用。

2、使用保鲜剂法：

在插花的容器中加入适量的鲜花保鲜剂，能延长插花时间。

3、折枝法：

对于一些枝梗脆性的花木。要用手把它折断。这样花梗没有受到压力，导管保持正常，容易吸收水分。鲜花保鲜剂：插花溶液中加适量的化学药剂，利用要即抑制花枝，可延长保鲜时间。玫瑰花怎么保鲜如果一时买不到保鲜剂，可用高锰酸钾四千分之一水溶液防腐，或用阿司匹林三千分之一水溶液配制成简易的保鲜剂，也能使开花。成简易的保鲜剂，也能使开花。

4、末端击碎法：

将花梗末端（约一寸左右）击碎，吸水面积扩大。一般木本花枝如玉兰、绣球、丁香、牡丹、紫藤等，可多多使用此法，玫瑰花怎么保鲜。

5、浸烫法：

将草本花卉基部浸于沸水中约10秒钟，或在热水中浸2分钟，取出后更再浸入冷水中，可起到梗塞切口，防止花卉组织液汁外溢的作用。多用于草本花卉热水浸泡法，玫瑰花怎么保鲜。

6、水中剪取法：

将花枝放于水中剪取，使切口在切离母体时不与空气接触；也可将已剪切下的花枝浸入水中，在水中再剪去一段，同样避免空气的进入。此法除有乳液的花枝外，其它花枝均适用，但要注意花头一定要露出水面。

7、热处理法：

分浸烫法和灼伤法。浸烫法是将草木花卉的花枝末端剪口，浸入80度热水中1分钟左右后取出插入瓶中，这样可起到梗塞切口作用，防止花枝组织中的液体外溢，从而延长花期。灼伤法是将木本花卉的枝条末端放在火焰上烧2—3分钟后，将烧焦的花枝剪去一点放入酒精中浸泡1分钟，取出后放在清水中漂洗干净后插入瓶中，这样既可避免花枝的输导组织堵塞，又可防止枝条剪口被细菌感染。使花朵不断得到水分供应。

8、酸、碱处理法：

用醋酸、稀盐酸、硼酸、盐等任一种涂抹于切口处。

9、增加营养法：

插花容器的水中可加入糖、维生素、生长激素、医用止痛片等，均能延长花朵保鲜时间，也能起到延长花期作用，但必须适量。

10、切口物理处理法：

篇5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维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为宗旨，全面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重点将全县事业单位和建筑施工、矿山等高风险企业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为工伤保险纳入市级统筹奠定基础，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全县经济快速发展。

二、工作目标

全县各类用人单位参保率要达到80%以上；基金收缴率要达到90%上。

三、扩面范围

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为全县各类企业、事业单位（不含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四、工作重点

1、全县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2、全县建筑施工、矿山等高风险企业。

力争月末将未参险的全县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和建筑施工、矿山等高风险企业依法全部纳入工伤保险统筹。

五、方法步骤

工伤保险扩面工作主要采取全面调查、集中检查、重点监察的方式开展，主要遵循以下步骤。

（一）全面调查。由县医保中心负责协调县财政、建设、安监等部门对全县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和建筑施工、矿山等高风险企业进行全面调查，全面摸清用人单位的在册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等基本情况。

（二）动员发动。拟在11月上旬召开全县工伤保险工作推进会议，动员全县各类用人单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全面部署工伤保险扩面工作。各参保单位集中办理参保工作。

（三）集中检查。由县人社局牵头会同县财政、建设、安监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工作组，对全县各类用单位参加工伤保险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下发参保通知书和保险费征缴计划，限期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四）重点监察。由县劳动保障监察牵头，对不能按期限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进行重点监察，并依据《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及有关规定予以严厉处罚，确保应保尽保、基金按时征缴到位。

六、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为加强对工伤保险扩面工作的领导，县政府成立工伤保险扩面工作小组。

各有关部门要把这项工作摆到突出位置，作为当前头等大事，纳入工作日程，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责任，要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扎实做好扩面工作，保证工伤保险参保任务目标如期实现。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人社部门、新闻单位以及城镇各中小学校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抓住时机，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开展政策宣传和舆论宣传，要突出宣传内容的针对性、实效性，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社会宣传手段，讲清工伤保险制度的办法、内容和参加的好处，宣传群众受益的典型，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要通过宣传，让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是关系工伤职工切身利益的民生工作，从而提高用人单位参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篇6

1、常规测试区域的规定

保险杠拐角保险杠拐角是指1个与汽车的纵垂面呈60°夹角，并与保险杠表面相切的垂面与汽车之间的第1个接触点。从第1个接触点沿保险杠外表面弧线向Y0方向移弧长66mm的距离得到第2个接触点，2个第2个接触点之间的区域被定义为测试区域。通过上述几个区域的划分，得到了全部的保险杠测试区域。

2、试验结果要求对于前保险杠装置，在欧盟的行人碰撞保护技术指令2003/102/EC执行的第1阶段、第2阶段和Eu-roNCAP中，下腿部或选择上腿部的试验条件基本相同，但2个阶段有不同的伤害度限值。2个阶段的限值分别为：第1阶段：胫骨加速度200g，弯曲角度21°，剪切位移6mm；第2阶段：胫骨加速度150g，弯曲角度15°，剪切位移6mm。从上面这2组限值可以看出，2个阶段的主要差别就是伤害度限值，但达到第2阶段限值的难度远远超过了第1阶段。

二、外观造型的注意事项

一个好的造型师，不仅要考虑汽车外观新颖别致，还必须考虑如何让汽车更安全，更有利于制造，更容易满足法规要求。

1、正面造型对于前保险杠的正面来讲，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保险杠蒙皮与前防撞梁之间要有足够的间隙，只有这样，才能在发生碰撞时有足够的缓冲距离，也能让结构设计工程师有空间进行合理的结构设计。通过设计实践和多款车的CAE分析，采用目前通用的蒙皮和缓冲材料，这一间隙至少要达到70mm以上[1]。如果采用特殊材料，可根据材料供应商的意见来适当调整。另外，前部造型应更竖直一些，应尽量减小车头保险杠的突出角度，使车头更加圆滑，以增大碰撞时的受力面积，从而降低与行人碰撞的危险性。

2、两侧造型两侧造型就是考虑如何在符合法规的前提下合理地缩小测试区域，而且最好能使测试区域不要超出前防撞梁。为了更有利于缓冲结构的设计，应是保证测试区域在前防撞梁边缘以内30mm以上。

3、下部造型由于欧盟的行人碰撞保护技术指令2003/102/EC第2阶段的严格要求，仅仅依靠中部的缓冲结构很难保证弯曲角度一项顺利过关，因此需要在前保险杠下部增加一些缓冲结构。正因如此，在外观设计时以往光滑圆润的下部弧线可能不再适合，需加入一些下部突出造型，并在其内部加入刚性缓冲结构，可以大大提高弯曲角度的通过系数。

三、前保险杠缓冲结构设计

按保险杠的功能，可分为非吸能式和吸能式。非吸能式保险杠由于没有内部的缓冲吸能结构，所以缓冲吸能的能力较差，基本只起装饰作用，不起保护作用。在行人保护法规执行以前，大部分车都没有考虑缓冲吸能问题，因此汽车前部的结构通常包括前保险杠蒙皮、前防撞梁和下部的发动机护板。吸能式保险杠按缓冲吸能的方式不同可大致分为3类：自身吸能式、液压吸能式及带气腔式。另外，出于保护行人的要求，现在国外也在研究安全气囊式保险杠。同时还有国外公司尝试使用过一种叫Xenoy树脂的新型材料来设计“行人下肢碰撞安全保护能量吸收器”。但由于液压吸能式及安全气囊式保险杠造价较高，通常用在高档轿车上，而新型材料目前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因此，文章重点研究自身吸能式保险杠。这种前保险杠的典型结构应包含4个方面：1）前保险杠蒙皮，2）前防撞梁，3）中部缓冲结构，4）下部缓冲结构。对于结构设计来讲，只有在中部缓冲结构和下部缓冲结构上下足功夫，才能确保顺利通过低速行人保护碰撞测试。

1、中部缓冲结构中部缓冲结构目前主要有2种设计方法，一种是用发泡的缓冲泡沫，另一种是用塑料的防撞盒结构。1）缓冲泡沫使用比较普遍，常用的结构，置于前保险杠蒙皮和前防撞梁之间。通常此件的原材料为可发性聚丙烯泡沫塑料（Expandedpolypropy-lene，简称EPP）是一种发泡后的聚丙烯，该发泡材料除具有比重轻、高耐热性、高冲击能吸收能力、良好的回弹性和热成型性外，还受100%厂家的喜爱而被广泛应用。此件的形状设计并不是很复杂，它的设计关键在于形状与密度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该材料的特性。2）塑料的防撞盒结构目前在国内用得还比较少，但国外已有很多车使用这样的结构来做行人保护缓冲装置。塑料防撞盒结构，这种结构通常由2个件组成，构成一个盒形的结构。内外板通过自身的卡接结构联接在一起，内板用4个卡接结构与前防撞卡接；外板起主要的缓冲作用，当受力达到设定值时，内板与防撞梁连接的卡扣会脱开，以防止塑料件受力过大。上述2种结构都需要CAE分析来辅助结构设计。

2、下部缓冲结构由于欧盟的行人碰撞保护技术指令2003/102/EC第2阶段对弯曲角度的严格要求，增加下部缓冲结构的设计既有利于通过法规关于弯曲角度的要求，又能够避免发生碰撞时，行人被卷入车下。这种设计有2种常用的结构，一种是用高强度的塑料件，另一种是在下部增加一根金属管梁。1）塑料的缓冲件，通常是以以往的发动机下护板为原型，在上面增加一些加强的结构；2）金属管梁结构是在保险杠的下部增加一根金属梁做为缓冲吸能装置，形状上与保险杠蒙皮保持间隙均匀即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采用上述2种方案中的哪一种，其与车身的安装结构都需要重新设计。为了能达到较好的缓冲吸能效果，这2种方案所设计的产品都应与水箱下横梁相连接，而且要有一个比较牢固的连接方式。同时，要在保险杠拐角点附近设计比较强的结构与车身的水箱下横梁连接。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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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国证券期货》记者 韩熔桓

近几年，互联网保险发展迅速。2015 年1 至5 月，共有91 家保险机构开展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累计实现保费收入659.93 亿元，互联网保险占总业务规模已达5.7%。但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销售行为触及监管边界、服务体系滞后和风险管控不足等风险和问题，亟待规范。7 月27 日，保监会召开会，对《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进行详细解读。

放开部分险种经营区域限制

按现行监管规定，任何保险产品的经营区域仅限于保险公司注册地以及已设立分支机构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而《办法》有条件地放开部分险种的经营区域限制，如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定期寿险和普通型终身寿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个人的家庭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能够独立、完整地通过互联网实现销售、承保和理赔全流程服务的财产保险业务等。

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主任袁序成解释，对于未明确放开经营区域限制的其它人身保险险种，一是考虑到一些险种可能无法通过互联网实现销售、承保、理赔等全流程服务，有赖于分支机构的设立满足其产品经营服务需求，比如健康险；二是部分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难以有效突破保险本质，而是简化成重收益轻保障的理财产品，偏离了保险保障。

他表示，对于没有放开区域限制的人身保险产品，保险公司仍然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也可以继续与第三方平台进行合作销售，但前提是，保险公司不得将这类产品销售给本公司尚未设立分支机构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保险公司或第三方平台应该通过技术手段，识别投保人的地理位置，而且，作为保险公司来讲，应该作好消费者的说明和解释工作，包括风险提示以及可能无法提供服务的提示。

在《办法》明文放开区域限制的险种中，并不包括车险，但此前不久，并无线下分支机构的众安保险获批可开展互联网车险业务。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主任刘峰说，如车险等一些保险产品对售后服务的要求很高，原则上在无解决方案之前，监管部门禁止这种跨区域经营。不过，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提出有效解决方案，那么经监管部门审核后，也可开展该类业务。之所以批复众安开办车险业务，是基于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即与平安财险合作，后续的理赔服务完全依托平安财险的网络来进行。

规范高现价理财险 近期或约谈几家公司就人身保险而言，目前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大部分为存续期短、收益高的网销理财险。目前，一些网络在售的理财险预期收益率高达6-8%，且短至三个月或一年便可零手续费退保。去年9 月，理财险借助网络渠道快速发展，期间出现了一些公司违规销售及过分夸大收益率现象，保监会曾集中整顿网销理财险，一时间，网销理财险曾纷纷下架。

不过，近段时间，网销高收益理财险悄然回归。在第三方互联网理财平台招财宝上，大部分短期理财产品均为保险机构开发的万能险种，期限三个月到三年不等，显示的历史年化结算利率最高达8.02%。

对此，袁序成说，保监会已注意近期部分保险公司的网销产品偏重强调高收益，近期可能会约谈几家公司， 要求他们按新出台的《办法》进行规范。

去年保监会曾要求存在销售误导行为的公司进行整改，整改期间停止互联网业务。如果再发现部分公司有违监管部门规定，可能会禁止其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是不再允许其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

《办法》关于“信息披露”部分规定，“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不得进行不实陈述、片面或夸大宣传过往业绩、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等误导性描述。”袁序成表示，对于互联网人身险业务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能做到如线下业务的投保、承保等流程，保监会根据《办法》对高现价理财险加强规范。

第三方平台参与经营要取得资质

保监会称，在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过程中，部分第三方网络平台对保险业务不熟悉，合规风控意识薄弱，出现了违规承诺收益、产品信息披露不合规等违法违规现象。因此，《办法》明确了第三方网络平台的业务边界，强化了其参与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行为约束：一是明确职责定位。第三方网络平台可以为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业务提供辅助支持。若第三方网络平台参与了互联网业务的销售、承保、理赔等关键环节，则必须取得相应的保险业务经营资格。二是强化合规管控。

刘峰解释，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销售、承保、理赔、退保、投诉处理及客户服务等保险经营行为，应由保险机构管理和负责。第三方网络平台可以为保险机构经营保险业务活动提供网络支持和服务，如果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不需要另外取得任何行政许可。但是如果第三方网络平台参与了保险业务经营活动当中的承保、理赔、投诉等等经营活动，则应取得、经纪等保险业务经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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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保监局副局长傅安平介绍，这五家受罚的机构包括财险、寿险、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违规行为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对产品宣传中存在对客户的误导，主要是在对分红险的宣传上，对客户擅自许诺高额收益；二是未经批准非法设立分支机构。

    “一旦发现违规行为，我局不光是处罚当事人，更要着重处罚保险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要让经营者树立依法经营、违法必究的观念。”傅安平说。

    在去年对违规违法保险机构的处罚中，四川省保监局共对12家存在问题的保险机构进行了行政处罚。浙江省保监局也处罚了5家保险机构，并对7家保险公司发送了“保险监管报表异动质讯书”。湖北省保监局去年共对31个保险机构、12名乱收佣金和搞假赔案的高管人员进行了处罚。而江苏省保监局也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表示，2005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加强市场行为监管、加大合规性检查力度。保监会将出台《保险营销员管理办法》，并完善“黑名单”制度，强化失信惩戒制度。

    据了解，《保险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已在去年起草完毕，并将以国务院令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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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果品产业的发展步伐，把开县建成全国锦橙第一县，重庆市果品第一县，以提高果农的经济效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农业局的总体布署和安排，结合果品生产的实际情况，由经作科、果树站3名技术干部，分赴到花林、长沙、铁桥、临江等乡镇，对果品产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规划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于后：

一、 果品产业发展现状

开县是三峡库区乃至全国久负盛名的柑桔产业大县，素有“桔乡”、“金开县”之美称。果品产业是开县农村经济中农民致富、财政增收的优势产业。近几年，我县大力实施“换掉柑桔劣种跨世纪、改善基础条件上档次工程”，对盘强果品产业，改善果品质量，提高果品商品率和市场竞争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果品生产初步实现了布局合理化、基地规模化、生产专业化。

（一）有宏大的生产规模。开县果品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先后建立起以长沙镇为中心的柑桔生产基地乡镇22个，面积27万亩，年产量8万吨；以铁桥为中心的伏淡季优质水果生产基地11个，面积10万亩，产量2万吨。果品产业常年产值突破1亿元，占全县农业产值的10%，已成为重庆市果品生产大县。特别是 “渝开”牌优质锦橙名闻遐迩，2002年已获“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形成了以“渝开”牌锦橙为主导品种的传统优势柑桔产业。

（二）有较多的优良品种。1998年“白桥会议”之后，果品产业加紧实施高换工程，加速劣质品种改换，积极推进果品产业化，坚定不移地走优质、高产、高效的发展道路。截止2002年，全县累计完成柑桔高换790万株，共引进、推广锦橙、脐橙、夏橙、血橙、桠柑、杂柑等名、优、特、新品种品系50多个，20多个伏淡季早、晚熟梨、李、桃品种，果树良种率达60%，果品优质果率达55%。

（三）有较高的生产效益。90年代以来，成功地实施了长江柑桔带建设项目、重庆市柑桔高接换种项目、果品品种改良示范基地项目和锦橙标准化基地建设项目。通过实施，果品产量、质量和效益同步上升，果品改良新增产值800万元，改良实施区域农民人均收入增加300元以上。如去年长沙镇长沙村改良的优质锦橙和脐橙，销售收入较2001年增收60万元。随着良种柑桔的逐年推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逐渐显示出来。

（四）有知名的品牌。 我县是全国闻名的锦橙生产基地县，开县锦橙曾连续六年获全国柑桔鉴评锦橙组第一名， “渝开”牌锦橙先后于1999、2001年获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金奖，2002年已获“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开县锦橙、纽荷尔脐橙、太田桠柑被推荐为全国柑桔产业结构调整良种；开县“铁桥牌”优质梨已名扬川、渝两地。加入WTO后，三峡汇源果业集团等龙头企业的推动，将使我县优质水果生产更具有广阔的前景。

（五）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本县境内地形以丘陵低山为主，立体气候明显，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8.5℃，年降雨量1220毫米，相对湿度80%，日照时数1463小时，无霜期306天。我县海拨500公尺以下的耕地占70%，土壤以紫色土为主，成土母质氧化钾含量丰富，PH值6.5左右，土层深厚肥沃，保水保肥力强。因此，发展果树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六）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国内市场上， 我县与“三北”地区和京、津、沪、渝等国内大中城市建立了长期的较为稳定的产销关系，县外年销售量柑桔7万吨以上，梨主要销往“渝——万”干线为纽带的周边区县；在国际市场上，我县每年向俄罗斯、蒙古、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出口柑桔5000吨左右。入世后，我县以“渝开”牌锦橙为主体的开县柑桔将抢滩国际国内市场，优质梨、李等伏淡季水果也将在整个渝东北市场觅得更多的机会，开县水果将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销售前景。

二、果品产业发展规划

2003年至2007年，全县果品种植面积发展12.5万亩，其中：柑桔发展8万亩（锦橙3万亩，夏橙5万亩），优质梨2.5万亩，桃李等2万亩。到2007年，全县果品种植面积发展到50万亩，产量达20万吨，产值2.4亿元，实现果品生产增加值1.77亿元，税收1939万元。其中：柑桔发展到35万亩（锦橙22万亩，夏橙5万亩，红桔4万亩，脐橙、桠柑等4万亩），产量16万吨，产值2亿元，增加值达1.5亿元，税收1664万元（锦橙产量5万吨，产值0.7亿元，增加值0.5亿元，税收560万元）；优质梨发展到5万亩，产量1.2万吨，产值1200万元，增加值877万元，税收96万元；桃李等发展到10万亩，产量2.8万吨，产值2240万元，增加值1637万元，税收179万元。

三、 果品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发展资金。按照县委、县政府打造中国锦橙第一县、重庆市果品第一县的发展要求，需果品产业发展资金2.5亿元，就目前看，资金投入较少。一是农民不原出钱发展果品生产，全县在县外打工的农民达30多万人，每年打工收入达2.4亿元，其资金主要用于农村房屋建设和发展三产业上，用于发展果品生产的资金较少；二是乡镇近年财政较困难，在果品产业发展中，很少有资金安排；三是据了解，今年县上安排的扶贫资金用于果品生产的发展资金只有75万元，较去年少一半，退耕还林政策也只有2万亩（其中柑桔1.5万亩，优质梨0.5万亩）；五是去年县上安排用于柑桔高换的扶贫资金，经过县上有关单位验收后，至今部分乡镇资金还没有到位。

（二）部分乡镇认识不到位。部分乡镇领导对果品产业发展认识不够，认为年年都在抓果品生产的发展，但“卖果难”现象仍然突出，没有真正将果品生产工作作为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硬仗来打，对今年工作及“届期”规划思路不够清晰。如江里片区县上规划发展优质梨，但该片区的个别乡镇领导认为县上硬性规定发展优质梨，而农民认为这些区域不适宜种植优质梨，愿意种植柑桔，因此这些乡镇领导对发展优质梨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县上规划的任务难以完成。

（三）部分乡镇规划不成片。前两年虽然新植的柑桔、优质梨面积比较大，但由于没有集中规划成片，而是分散种植，不利于田间管理；加之建园的基础条件差，管理技术没有到位；特别是去年其他部门从县外引进的优质梨种苗质量差，导致果树栽植后成活率不高。

（ 四）果树栽后管理不力。有些干部没有督促、指导果农按照科学技术要求抓好果树生产的管理，配方施肥、保果壮果、病虫综防、树盘覆盖、果实套袋、人工授粉六大实用技术落实到位差，特别是今年少数乡镇出现了柑桔高换树不能下砧的问题。

四、 果品产业发展中的对策

（一）借鉴工业思维模式。用工业思维谋划果品业，着眼于经济全球化，按照技术高新化，生产专业化，产品标准化，商品品牌化的要求，把果园办成“绿色工厂”，使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全面提升果品产业升级。

（二）推行企业化运行机制。按照政府引导，业主开发运作的产业化运行机制，在果品业发展中积极推行企业化管理。要主动与三峡汇源果业集团等企业建立合约关系，为果品加工争取订单。大力争取有一定资金、技术实力的工商企业、私营业主到我县落户，从事果品鲜销及批发市场建设。壮大果品生产者及运销协会、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能力。

（三）探索绿色食品生产模式。果品业本质上即是一个生态型产业。 “猪——沼——果”生态模式实用性强，经济、环保效益高，颇受果农的欢迎。要进一步合理利用果品业发展的自然资源，注重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增值，大力引进环保技术，开展环境综合治理，按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开发生产绿色食品。

五、 果品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落实果品产业发展资金。县政府应设立果品产业发展资金，安排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农村移民开发、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等各种农业专项资金应集中使用。同时，建议县委、县政府及时安排和兑现今年果品产业发展资金，以确保果品产业的稳步发展。

（二）积极引进龙头企业。汇源三峡果业集团已落户万州，并计划在我县长沙镇建立分厂。建议县上应尽快与汇源三峡果业集团联系，早日在我县建立加工分厂，以确保果农生产的水果不售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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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邮政保险业务合规问题描述

合规是指保险公司及其保险从业人员的保险经营管理行为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以及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作为保险兼业机构和办理保险销售业务的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同样应该遵守合规要求。综合近年来保险监管机构对邮政企业典型处罚案例分析，目前邮政保险经营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合规问题。

1.1销售误导

邮政金融网点存在的销售误导行为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宣传上将保险与储蓄、基金等混淆，使用“本金、存、取、利息”等不规范用语，自行编写、设计、印制保险产品的宣传单、宣传彩页、宣传展板或其他销售辅助品，夸大保险责任或者保险产品收益，以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存款等其他金融产品的名义宣传销售保险产品。二是在营销方法上使用保险产品的分红率等指标与银行存款利率、国债利率等其他金融产品收益率进行简单对比，对保险产品的不确定利益承诺保证收益，给予或者承诺给予客户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收益，以中奖、抽奖、送实物、送保险、产品停售等方式进行诱导销售。三是在保险产品解释说明中存在向客户隐瞒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隐瞒提前退保损失，诱导投保人不接受回访或者不如实回答回访问题等。

1.2客户信息不真实

网点存在的客户信息不真实主要表现为：以网点电话、网点相关人员等电话冒充客户联系电话，伪造、篡改客户联系电话、地址信息等行为。

1.3代签名、代抄录、代回访

代签名、代抄录、代回访主要表现为网点人员代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抄录有关声明，保人或被保险人签名，以及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其中一方不在销售现场的情况下，销售人员暗示、指导或默许由另一方代替签名或抄录有关声明，代替客户接受保险公司回访等行为。

1.4其他合规问题

除上述问题外，还存在网点为完成保险业务指标由网点人员或亲属购买保险产品并在犹豫期外短期内退保的即保即退、虚增保费行为，不具备保险销售资质的网点或人员销售保险产品，邮政自办保险重要的空白凭证、一类业务印章不按规定使用或管理而造成遗失或短缺，专（兼）岗人员违反操作流程、规章制度进行业务操作等问题。

2邮政保险业务合规问题成因及风险分析

2.1邮政保险业务合规问题成因分析

合规风险是指保险公司及保险从业人员因不合规的保险经营管理行为引发法律责任、财务损失或者声誉损失的风险。保险兼业机构同样会由于合规问题而存在上述风险。从客户角度分析：在邮政保险业务量上，农村网点较城市网点大；在受众客户上，农村客户较城市客户多；在年龄层次上，中老年客户较年轻客户多。邮政保险业务的部分客户存在对保险知识了解少，对保险产品保障功能关注少，而对保险产品收益要求多的“两少一多”现象。同时，这部分客户多为网点的存款或理财客户，他们对资金的安全性要求较高，增值期望大，风险承受能力则相对较低，且客户相对集中，如发生严重的合规问题，其风险程度和破坏效力往往成倍放大，成为影响邮政保险业务发展的重大风险隐患。从企业角度分析：邮政保险业务经营管理合规风险的成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个别单位在邮政保险业务发展上合规意识淡漠，重经营轻管理，经营方式简单粗放，对保险监管法规、相关合规制度落实不到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二是有的邮政保险管理、检查人员存在不想查、不敢查、不会查的问题，检查中不善于发现问题，整改不闭环，问责不落实，造成合规问题屡查屡犯。三是一些网点以经营业绩为导向，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对销售中存在的合规问题存在侥幸心理。

2.2邮政保险业务合规问题风险分析

一是监管风险。前述列举的合规问题违反了国家法律、保险监管法规的相关规定，一经查实，企业或个人将会受到监管机构严厉的行政处罚，处罚的形式主要有高额罚款、停止保险新业务等。二是声誉风险。销售人员的销售误导、客户信息不真实和代签名等行为，不同程度隐瞒或欺骗了客户，造成客户不能获得最佳的保险保障或收益甚至产生经济损失，容易引起客户投诉和纠纷，给企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三是经济损失风险。由于销售人员夸大产品收益或违规承诺收益，一旦在产品期满后没有达到前期承诺，极易产生客户纠纷，甚至会发生集中退保进而引发区域性、，给企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3提升邮政保险合规检查工作质效的策略

3.1遵循总体原则

邮政保险合规检查工作要贯彻落实国家法律、保险监管法规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政储蓄银行总行风险合规相关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检查、举一反三的总体原则，实现合规检查全流程管控，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风险和的底线。

3.2关注前台营销和后台管理风险环节

在合规检查中要强化对前台营销和后台管理（指邮政自办保险业务）两大风险环节的重点检查。对于前台营销，重点加强对销售误导、客户信息不真实、代签名、代抄录、虚增保费等问题的检查；对于后台管理，重点关注邮政自办保险的岗位配备、专岗资质、系统权限、单证印章管理、资金出口、业务操作规范性的检查。

3.3紧抓问题线索

以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和各类保险客户投诉中发现的问题线索为抓手，通过综合分析研判，对相关单位或网点实施精准检查，提升合规检查的工作效能。

3.4综合运用多种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应采用“望、闻、问、切”4种检查方法，准确发现问题和风险。望：检查网点及销售人员是否具备保险销售资质，保险重要空白单证管理是否规范、是否账实相符、宣传材料是否符合要求，调阅录音录像资料检查销售过程是否合规等。闻：现场模拟销售情景，听销售人员能否正确宣传保险产品，调阅录音录像资料检查销售过程中有无违规话术。问：通过询问，了解销售人员对保险监管法规、相关管理制度是否熟练掌握，对存在的合规问题是否有正确认识。切：通过检查，准确发现和“诊断”网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要求。例如，对客户信息真实性的现场检查方法有：一是检查投保单填写的客户信息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保险大集中系统中录入的信息是否一致；二是检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保险大集中系统中录入的信息与网点客户台账登记信息是否一致。对代签名、代抄录的检查方法有：一是调阅网点录音录像资料，检查是否由投保人本人填写投保单、抄录投保人确认语句和签名；二是检查投保单实物，看投保人确认语句与签名笔迹是否基本相符；三是如有必要，可直接与投保人进行联系核实。

3.5落实管控措施

根据检查中发现问题的风险程度，综合运用教育提醒、风险提示、问题整改、实地督导和差错考核5种形态，严肃问题整改考核，形成震慑。教育提醒：若在检查中发现宣传话术中存在“本金、存、取、利息”等不规范用语，对销售人员进行现场教育提醒。风险提示：对某些单位普遍存在且可能引发风险的问题，由合规检查人员及时下发《风险提示函》，要求相关单位予以关注，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限期反馈。问题整改：对每月各类检查中发现的合规问题，检查人员要向相关网点或市县中邮保险局缮发《邮政保险业务检查整改通知单》，限期进行整改并要求整改结果经单位（部门）负责人签章确认后反馈，合规检查人员要对整改结果进行抽样复核。同时，合规检查人员还要将检查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纳入相关风险合规信息系统管理，全程监控和督导，实行问题销号制度，形成闭环管控，确保件件有落实。实地督导：对个别单位或网点合规问题整改成效不明显的情况，合规检查人员要进行实地督导，通过协同检查、合规培训等形式，帮助该单位发现问题、分析原因、立行立改，力争在短时间内消除风险隐患。差错考核：各级合规检查人员对相关单位存在的严重违规行为、《邮政保险业务检查整改通知单》中相关问题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等情况，按照相关制度落实考核并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