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育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首先一个问题是生育权是一项人权吗？这个问题好像不值一问，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有关国际和国内法律文件对于生育权的确认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几个最权威的国际人权文件中都找不到关于生育权的规定，在我国的《宪法》和其他国家的宪法中也很难找到有关生育权的表述。那么生育权还是一项人权吗？从常识出发这又好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事实上都可以生儿育女，因此这项权利的享有几乎已经跟人有睡觉和穿衣的权利一样是自然而然、毋庸置疑的。那么为什么生育权并没有得到《世界人权》（即三个上述公约的总称）和各国宪法的确认呢？道理也似乎很简单，因为从人类历史上看，生育权并不像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那样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强烈的干预[01]；即使是对生命权和财产权侵犯非常严重的，对于人之生育行为也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那么历史上各国政府为什么会对生育行为自由放任呢？原因有很多，例如因为可能人们在观念上认为人口越多越好，或者因为政府官员认为很难从对生育行为的干预中捞到什么好处，除此之外，干预生育行为的难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使在拥有发达的避孕、引产、绝育等技术的今天，强制干预生育行为也仍然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既然过去国家和社会几乎不存在对生育自由的侵犯问题，生育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自然没有上升为需要极力主张的人权问题。 但是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对生育权规定的缺位并不能否认生育权的人权属性，道理也很简单，就像美国宪法第九条修正案规定的那样，"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生育权就可以说是这样的自然权利，并且是比财产权、政治权等权利更"自然"的权利。

生育权作为一项自然权利，它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人权问题却还是非常晚近的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面对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许多国家，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从这个时候起，才出现了国家大范围干涉人的生育行为的现象，从此以后，这个在历史上曾经一直安享太平的权利就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口政策可能会将最隐私的个人行为置于政府的直接干预之下，从而使个人的自由与政府进行干预的权利相抗衡"。[02]许多国家为了限制个人生育而不惜采取诸如强制人工流产、强制绝育和强制放置宫内避孕器等强制性手段，这些对生育权限制措施的出现就使得生育权的保障问题也成为一个现实的人权问题。1968年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首次开始关注生育权问题，它首次规定了"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1974年联合国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通过的第XVI号决议也确认人口政策应该尊重"父母繁衍后代和自主、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的权利"。虽然我国直至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二十多年后，才于2002年9月1日生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首次确认了公民的生育权，但是在这之前法律实际上也并没有否认生育权，只不过只是承认受到严格限制的生育权罢了，这种对生育权的限制就表现为：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完全由法律作出规定，父母并没有自主的权利。

生育权既然是一项人权，那么它是一项个人的权利还是合法夫妻双方共享的权利呢？《德黑兰宣言》认为生育权是父母的基本人权，1974年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第XVI号决议也只是确认父母的生育权，但是在同一次会议中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却规定，"所有夫妻和个人都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获得做出这种决定所需要的信息、教育和方法的基本权利"，这个规定似乎又确认个人的生育权利，并且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联合国文件都没有明确说明夫妻、父母和个人必须是合法婚姻中的父母双方和个人。不过这对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和那些宽容非婚生子的国家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严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观念又相对比较保守的国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根据中国的《婚姻法》，"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如果生育权只能是合法婚姻夫妻双方的权利，那么很显然非法婚姻状态中的个人显然不具备生育的权利。二十多年来我国各个省份制定的计划生育条例正是根据这个思想制定的，几乎所有的生育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夫妻双方"而不是公民个人。在实践中，未登记结婚的个人或男女双方是不可能获得政府部门的生育许可的[03]，即使个人或双方生育的是第一胎子女。[04]这就是说，非婚生育在法律上完全是非法的，无论是同居的男女双方还是不同居的个人都不享有所谓的生育权[05]。但是2002年生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于生育权性质的认识上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该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从这种一般性的表述中，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出生育权是每个"公民"个人都具有的权利了。尽管立法者不一定有这样的立法意图，[06]但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的独身女子生育权就是根据这种理解制定的。

该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条法律破天荒的法律意义就在于，它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没有结婚的个人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享有生育权。但是它对现行计划生育法律体系的挑战也在于此。如果将生育权定位为是一个不依赖于婚姻状态为条件的独立的个人权利，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权利推论：既然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凭借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这类妇女与男人（不管同居与否、有没有感情）生育一个子女呢？既然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生育一个子女，那么为什么具有同样情况的男人不能拥有相同的生育权呢？既然生育权是个人的权利，那么为什么那些达到法定婚龄、没有子女的未婚男女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生育权呢？

尽管《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规定以及上述的一系列推论都会与原来的计划生育法律体系产生矛盾，但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从确认个人生育权的角度来贯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经常只是一味强调公民生育行为义务的一面，而对公民的生育权的保障考虑得还不够充分。尽管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上也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一些人权的价值取向，例如，在生育权的保障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区别对待农村与城市公民、汉族和少数民族公民的同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给予额外的生育配额照顾，但是对于未婚公民的生育权却始终缺少应有的关注，而《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规定无疑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吉林省规定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的条件显然不切实际，因为生育权的行使并不能限制结婚权的行使，但是它至少向人们表明法律对于一定条件下的未婚公民的生育权也应给予保障。

对于确认未婚公民生育权所引发的社会和伦理问题，人们提出了很多疑问和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却并不足以构成法律否认这种生育权的理由。有一种意见认为法律如此明确规定独身女子的生育权就好像法律在鼓励"非婚生育"，因此是在冒道德风险。但是我们必须对法律上保障的公民合法权益与公民行为的道德性评价有所区别。就像我国《婚姻法》宣布"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并不等于鼓励公民"非婚生子"，我国在娱乐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并不等于鼓励一样，法律保障独身女子的生育权，并不在于鼓励"非婚生育"，而在于一部分人的个人权利不至于因为有些公共政策的实行而受到不当损害。法律不能从道德的理想出发来设计法律的规范，而只能从实际存在的现实入手来实现对公民切身利益的关怀。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单身男女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未婚同居，或者只同居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不以某些道德理想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难道法律要为了传统道德的威严永远宣称这些人的生育行为为非法吗？为什么法律不可以对符合特定条件，例如达到晚婚年龄、没有子女的人的生育行为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容呢？有人担心如果允许法律作如此规定会导致单亲家庭的大量出现，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担心或许不是多余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对这种现象的防止也绝对不是法律的禁止所能奏效的，就像法律宣布未婚同居为"非法"并不能阻止未婚同居现象的日益普遍一样，这是一个现代经济、社会和观念变迁的结果，对这种趋势法律应该做的不是一味抵制而是予以积极回应。再说，法律允许符合特定条件未婚公民的生育行为并不等于说就会造成未婚生子现象的大量出现，因为毕竟对于生育这样的一个重大行为，除了法律外，人们不可能会无视经济、社会、伦理各个方面的巨大影响而草率行事，毕竟对于这些法律无能为力的社会压力，必须由当事人自己去承受。法律可以对公民许多不合习俗的行为表示宽容，但是生活却还要公民自己去继续。

法律对公民个人生育权保障的规定对于我国未来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很有启示和指导意义：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一味地要求公民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而且也应该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在计划生育政策严厉的面孔下，它也应该日益显示出对公民生育权这种切身利益的人性化关怀。在中国的语境中，似乎只要一谈计划生育政策就只能谈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而要求伸张权利就有反对计划生育之嫌。但是事实上，生育权本来就是公民固有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在生育权的行使有可能危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时，国家才对生育权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但是无论如何，这绝对不是要否定公民的生育权。有人认为，生育权虽然是公民的自然权利，却仍不宜用法律明确规定独身女子的生育权。但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境下，如果不明确规定这一条，独身女子要么根本不可能获得生育指标，要么会因为所生的孩子属于"非婚生育"或"计划外生育"而受到处罚。因此吉林省地方立法对独身女子生育权的确认表面上好像只是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中关于"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一条的具体化，但是实际上就实现对生育权的法律保障而言，它却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否则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行使将遇到不可克服的行政障碍。

生育权问题也说明实施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也必须保障公民的各种人权。我国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很长一段时间，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达到人口控制的目标简直不择手段，除了强制人工流产、强制绝育，还广泛采取扣留、没收、甚至恶意破坏公民财产，非法拘禁，乱罚款，对亲戚朋友大搞株连政策等手段，[07]并且计划生育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法律的盲区，政府为了实施这个政策可以为所欲为，而不服从计划生育政策的公民却几乎不能获得任何法律救济。这些极端的措施和状况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而且还严重损害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国际上的形象。虽然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背景下，政府在控制人口方面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政府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行为就不应受法律控制，恰恰相反，正因为这样，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方面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才尤为迫切。

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法治化方面虽然发展缓慢，但是已经显示出一些进展。2001年12月29日，我国制定了首部《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该法最大的亮点在于首次确认了公民的生育权，明确了对未计划生育的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且规定了公民的行政复议和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部法律规范性非常差，它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政策性语言，而且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一些关键的内容仍然采取了鸵鸟政策：对于非婚公民的生育权问题未作规范，对于强制人工流产、强制绝育措施未予以禁止或作出规范；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也不作规定；对于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株连政策也不予表态。如果严格按照法治中公权力"法不允许即禁止"的原则，那么像强制人工流产、强制绝育措施这种严重影响人身权利和生育权利的行为自然是非法的，但是在中国特殊的现实背景下，法律对这种措施的逃避态度只能为地方政府的各种任意行为提供法律漏洞。因此，从总体看，在使计划生育政策的法治化方面，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注释：

[01] 在纳粹德国时期，为了推行优生学政策曾经采用过强制绝育等实际上侵犯生育权的手段。

[02] [丹麦]卡塔琳娜·托马斯夫斯基：《人口政策中的人权问题》，毕小青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03] 《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第18条规定，第十八条："生育子女应当先取得生育指标；符合晚育条件的应当给予生育指标。"1999年这一条又修改为："育龄夫妻生育子女，实行《生育服务证》管理。"

[04] 根据《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第33条和第37条的规定，对于非婚生育的，也要征收超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并可以给予其他的经济限制和行政处罚。

[05] 根据法理学中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理论，我们也可以解释为生育权与生具有，但是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结婚并且取得生育许可）才可以行使生育权，这种不同的说法对于实际生活的影响几乎一样。

篇2

[关键词]计划生育　人口数量　人口结构　人权

自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人口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同时也由于人口问题，使得我国的发展出现了诸多困境。出生率过低，导致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老龄化的社会问题。人口结构失衡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事实是无可争议的，问题的存在一旦被感知，肯定要加以解决。那么在对问题的构建中，最终得出一个元问题，即计划生育是否符合国情，我们是坚持还是修改政策。

一、两种不同的观点

学界关于计划生育是应该持续或者进行改革的辩论早就已经开始，现在依然继续着，并且有更多的民众也参与了进来。从大的分类上，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以胡鞍钢为代表，这位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主张将生育多少子女的权利还给人民，以“人权”为中心，即生育权是人民的基本权利。第二种种观点。这种观点以中国社科院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为代表，认为我国暂时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并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即严格的“一胎化”政策。

二、两种观点的论据分析

政策建议的标准是根据用来支持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具体决策标准来考察几种理性选择。下面我将用政策建议的五个标准对这两种不同观点的论据进行分析。

（1）效益。反对方认为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计划生育已经不适应了，因为中国的在变化发展，另外中国的各种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在1980年前，中国现代化的一大限制因素是过多人口，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在提高，这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最佳的时期。支持方认为目前人口形势依然严峻，提出需继续坚持较为严格的计生政策，使总人口较先控制然后减少，提高人口素质，加紧赶上欧美的人均国力、人均GDP和人均生活水平。

（2）效率。反对方认为没有超过十年的政策，一般我们国家的公共政策的周期是七到八年，而且都是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客观来说，这期间没有改变的就是这计生政策。从公共政策视角来看，它已经不适应了，因为中国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中国发展的程度也在变化。计生政策属于公共政策，它确实需要进行政策辩论。支持方主张恢复生育二胎政策，用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他们认为计生政策是不可取，因为它不利于如环境资源、就业、人均生活水平等问题的解决。

（3）充分性。反对方认为我国人口构成、人力资源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政策当时被提出时，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4年，到2010年达到9年以上，翻了一倍多。因此，就不能简单地去看人口基数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力资本提高是个财富，消费财富，然后有消费市场，又是一个发展的动力。所以，公共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当地进行调整。支持方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然严重过剩，如果人口数量没有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等方面追上发达国家。他们还主张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且提出两个百年人口目标，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4）公正性。反对方认为“随着生产与科技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足够承受人口政策的调整了。”目前的问题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的挑战是“加速的老龄化” 和“加速的少子化”，第一代的人口政策是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它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实际情况了。支持方始终坚持一胎政策是不能放开的。中国人口基数很大，如果放开，环境和资源都承受不起。只拿老龄化的问题要求放开生育政策，没有考虑到环境、资源、经济的综合因素。

（5）适当性。指一项计划的目标的价值和支持这些目标的前提是否站得住脚。这是考察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压力的缓解是否能有直接的联系。反对方认为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统筹的人口治理观，必须突出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权”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数”为中心，即生育权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还要考虑到人口限制增长后产生的一系列的风险问题。支持方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不一定会像有些人所担心的，最终将会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与家庭负担加大、人口加速老化并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也有可能会出现宏观未能控制人口、微观也未能减轻家庭负担的后果。

三、争论后的思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没有谁对谁错，双方不一致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目标上。支持方主要是用数据预测的方式展示人口与资源冲突的程度作为论据来进行说明他的观点，目的是要达到人口与资源的平衡。反对方主要是用描述性的方式以社会现象作为事实论据，目的是想要规避风险，让人口结构达到平衡。而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威廉.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篇3

1、远离不良嗜好，孕育聪明宝宝。

2、少生优育，利国利民。

3、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4、优生检查进万家，户户盛开幸福花。

5、要想子女成才，先从优生抓起。

6、出生缺陷干预好，助你生个好宝宝。

7、孕前预防 家家吉祥，科学生育 民族兴旺。

8、稳定现行生育政策。

9、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10、开展孕前优生检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11、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12、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是党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关怀和爱护！

13、实行计划生育，提高妇女地位。

14、认真贯彻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

15、宝宝素质高，生活烦恼少。

16、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17、倡导孕前优生，促进生育文明。

18、实施孕前优生检查，减少出生缺陷发生。

19、计划生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0、人口素质要提高，优生优育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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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背景下的家庭发展能力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实施，我国的人口要素以及家庭结构、功能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结构以及功能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发展能力。所谓家庭发展能力，从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来论述，指的是家庭在各个生命周期阶段所拥有的权利、对家庭的发展任务的决策能力，以及追求更好的家庭生活水平的综合能力。

家庭发展能力核心要素分别为家庭功能的发展、家庭策略的发展以及家庭禀赋的发展，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且不能够相互取代。家庭功能是家庭关系结构、家庭规模、家庭适应性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家庭策略则主要指家庭成员对家庭资产的配置、生育的安排、家庭收入方式选择等实现家庭发展的行为;家庭禀赋则指的是家庭生存发展过程中有助于家庭功能完善的物质基础。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功能的影响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实施，我国的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的结婚率、离婚率、死亡率等家庭功能性结构也产生了变化。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我国的婚姻家庭逐步朝向小型化、核心化和松散化方向发展。家庭成员的数量减少，家庭资源呈现一种集中化，特别是在独生子女家庭里，由于独生子女的特殊性，以及对家庭后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造成了许多独生子女家庭里所有家庭资源集中在子女一人身上，这种过度的资源让许多独生子女的生活习惯、生活观念发生了不良改变，使得独生子女的性格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啃老族”的不良风潮，家庭的反哺模式弱化，家庭养老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成员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调，导致了家庭生育功能逐渐弱化。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策略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人们的许多生活观念产生了变化，直接导致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策略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中国家庭，由于子女众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大部分都用来养育儿女，少量用来生活消遣。而当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子女数量减少，一方面，家庭养育子女的费用减少，在总的经济收入不降低的前提下，家庭对于资金的自由分配能力上升，消费能力增强;另一方面，子女的减少，家庭对于子女教育资源的投入会更多，父母在有限的资源下必须实现对孩子的教育效益最大化，家庭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所占比重就会越高，而家庭收入多样性也会趋于增加。

计划生育政策下对于城乡采取二元分治的政策，导致了我国人口素质的参差不齐，造成了城乡的二元户籍制度的生成。目前，我国通过对城乡普遍开放“二胎”政策，统筹推进城乡改革，实现城乡一元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改善由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城乡家庭策略的差异性影响。实行城乡一体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采用分阶段、有步骤的逐步过渡方式。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降低人口性别比，加快人口素质提升。

（三）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禀赋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家庭成员数量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家庭结构因此也发生了转变，例如在我国农村的传统家庭中，家庭土地一般是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导致了家庭整体自然资本减少，从而造成了家庭面对生活的机会减少，对于家庭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不足以应对，对家庭外部冲击力的回复能力也减弱。而在我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不断增长，虽然子女人数的减少，家庭结构相对更加稳固，但同时也出现了核心化和集中化的趋势，也就是所有的家庭资源集中在子女身上，但独生子女家庭大多面临着严重的空巢家庭风险以及失独家庭风险，这对于家庭的进一步发展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篇5

11个省份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均延长了产假

目前，全国各地已进入地方计划生育条例修改高峰期，“全面两孩”政策更成为近日密集召开的地方会议关注热点。截至28日，广东、湖北、天津、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人大常委会已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明确“全面两孩”的具体实施政策。记者针对 “全面两孩”落地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追踪。

生育意愿

两孩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各种压力令不少家庭举步不前

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本该出现的出生人口增长却没有如约到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655万，甚至比上年还少32万。因此“全面两孩”实施后，各地实际生育水平能否达到预期，引发不少地方会议代表委员热议。

“国家卫计委分析去年出生人口减少的原因，认为是猪年生肖选择与育龄妇女数量减少所致。但我个人分析，近年来越来越低迷的生育意愿影响更明显。”浙江省人大代表汪恩峰说，过去孩子只求吃饱带大，现在还希望能养好成才，“各种压力让家庭对生育两孩更加犹豫，或者直接放弃。”

2019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已有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约为60%。国家卫计委表示，“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后，2019年初再对同样人群做调查，只有39.6%的人希望生育两孩。

实际生育行为其实更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山东威海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家庭中，70%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两孩，但实际申请量不足6%。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干部学院教授张原震认为，从“单独两孩”的实施效果来看，“80后”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已显著降低。

产妇权益

11个省份明确产假相应延长

有地方两孩津贴减少，职场容易受阻

已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的11个省份明确，女方产假在国家规定的98天基础性产假基础上，增加30天至60天。不少地区在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中明确，增加的产假，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据介绍，生育保险包括产检生育医疗费用报销与生育津贴等组成部分。女性完成生育后，社保部门将根据其个人生育保险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来计算。比如产前每月工资为5000元，产假为128天，则总共可获得2.1万元左右的生育津贴。

记者采访发现，全面两孩放开后，相比于生育一孩，生育两孩的产检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相同，但部分地区的生育津贴额度却有所减少。

天津、武汉两地社保工作人员介绍，两孩计算生育津贴产假天数仍只能按98天计算，“两孩增加30天产假是计生部门的政策，社保部门尚未做出具体调整”。同样按每月缴费基数 5000元标准计算，两孩生育津贴要少5000元左右。

相较于生育补贴额度减少，职业女性关注的就业与晋升等方面的权利保障，在生育两孩中所受影响更大。一位浙江省政协委员说，他在调查中发现，有15%受访女性担心生育两孩会导致职位变动或影响职务升迁，生育加剧原本就存在的隐性就业歧视。

“到底是‘生’还是‘升’?”湖南省政协委员张琳说，生育是社会和家庭赋予女性的职责，因就业权利无法得到平等对待，很多女性正面临着比生第一胎更艰难的抉择。

生育政策

如果总和生育率下降明显

可能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从2019年实施“单独两孩”到启动“全面两孩”，中间间隔仅两年。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短期是否还会继续进行调整引人关注。

业内专家表示，判断生育数量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总和生育率1.8——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1.8个孩子，或将成为重要参考指标。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1.8是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根据基本国情确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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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篇7

靳先生于2005年11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卖方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60天内,将其办理权属登记所需材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如因卖方的责任,买方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方不退房,卖方须按已付房款的4%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第二天,靳先生交付了全部房款,开发商于当年12月交付了房屋。随后,靳先生屡次催促,开发商总以正在办理为由应对。

今年3月,靳先生向法院,要求开发商立即为其办理产权证,并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3.4万元及本案诉讼费。开发商在法庭上辩称,靳先生确实购买了该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因部分建筑面积超出规划,政府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处罚,新的规划许可证因此迟迟办理不下来。另外,公司积极向有关部门申请办证,但多个政府行政部门抓住超面积建设问题不放,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拖至最近才办妥规划许可证。有了新的规划许可证,公司将尽快为靳先生等业主办理产权证。开发商认为,由于其不存在主观过错,且靳先生主张的赔偿事项超过诉讼时效,不同意支付违约金。

经法院审理查明,开发商确实因超面积建设导致原规划许可证失效,需要重新办理。开发商接受处罚后积极争取,并于近期拿到了新的规划许可证。靳先生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遵从双方意愿,内容合法有效,故当事人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依据双方约定,开发商负有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60日内,将其办理产权证所需资料报房产登记机关的义务,因其自身原因未履行义务,导致靳先生无法及时取得房产证,应向靳先生支付违约金。

同时,法院认为靳先生在诉讼前从未向开发商提出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是,靳先生一直要求开发商为他办理产权证明,该行为已足以表明其维护自身权益的意思表示,足以产生抵消其主张违约金超过诉讼时效的效果。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在判决生效15日内支付违约金的同时,将办理产权证的材料及时报相关登记机关,逾期要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支付靳先生自逾期之日到提交全部材料之日逾期赔偿金。

篇8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以来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学研究中也备受学者的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界的研究也一步步趋于成熟。此次研究希望通过回顾既有的研究成果，梳理现有研究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了解每一视角出发学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文献综述，为接下来的研究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切入点，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可借鉴的二手资料。读者们在综述中也可以看到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在相关的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二、概念澄清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停止增长乃至出现负增长而采取的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国家，因本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国在1982年至今推行的是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不等同于人口政策。

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也不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国内外学者在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分析时，很少有人明确区分计划生育政策与独生子女政策两种类型，事实上，考察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便可得知，一胎化政策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部内容，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限制，因此，学者们不能将计划生育的研究核心局限于生育数量的探讨。

三、文献回顾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来产生的人口效果研究很多，因为这样的人口政策作用于中国社会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人口转变，使中国人的“人口红利”时期迅速到来；另一方面，抛开国际社会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责，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一胎化”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人口红利”时期很快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不断攀升带来的“婚姻挤压”，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以及由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失独者的问题。

（一）“人口红利”时期

中国的人口转变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然而，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人口转变不仅要有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计划生育带来的不仅是排除社会经济要素使中国少生了4.58亿人，更包括一系列的经济效果。低抚养比打开了“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日趋缩小的年度人口增量减缓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人口增速缓慢对社会综合发展、人民福祉改善也有极其广泛的积极影响。

（二）计划生育带来的后果

计划生育带来的最严重也是最显著的后果，就是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这使中国处于一种“未富先老”的尴尬状态。在底部老化和顶部老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人口快速老龄化，日益膨胀的庞大老年人口数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还不足以支撑养老的费用，由此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困扰着中国人。国际上提出的精神慰藉等复杂的老年人问题，已经让中国望而却步了。在这一问题上，梁秋生和和刘宁所做的研究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研究结论中表示，人口老化现象是实施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但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大和老年人口问题产生却不是计划生育的产物。他们的观点是人口太多仍是我国人口的首要问题，其次才是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问题。

计划生育也带来了中国人口性别比的持续攀升，由此引发了“婚姻挤压”等一系列社会风险问题。学界的研究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计划生育是导致性别比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直接原因。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要改善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改变农民、农村、农业的经济社会条件，增强农民的创新能力，推动农村及城镇贫困家庭从生产性生育偏好向享乐式生育偏好的转变是根本途径。

篇9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1）12-0305-02

摘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和历史的创造者。人口问题不仅是家庭延续的个人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公共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计划生育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章阐述了影响人口发展的典型理论，论述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意义，并提出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人口；计划生育；生育政策；社会和谐

一、人口发展的两个典型理论

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类对于自身发展不断进行深入思考，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其思维也明显带有历史的局限。关于人口发展的典型理论有以下两种：

（一）人口数量是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

在早期的社会，人类普遍认为人口就是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以19世纪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数学家孔德的“人口就是命运”论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国家的兴盛衰亡与人口的数量密切相关。美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50多倍，这也是其从一个荒芜之地崛起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而在同一时段，法国人口却只增加了2倍，远远落后于德国。19世纪初，法德两国的人口比率是11∶10。到19世纪末，则变成了10∶15。这也是法德争霸，法国屡屡败北的原因。该理论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人口质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

人口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人口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有促进和延缓的作用。在社会生产关系中，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重属性。“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这也使得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必然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最终实现由盲目生育到计划生育的转变。后来的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人口问题。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学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对人口理论的进一步深化。该理论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

二、实行计划生育的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认识人口问题，实施计划生育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实行计划生育有利于缓解资源有限性和人口增长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人口发展一定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决定大地人口容量有限性，这一观点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的土地中2/3是山地，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沙漠、半沙漠，可开垦的肥沃土地已经不多，而且这种开垦还要受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对人口进行控制，实行计划生育。

（三）实行计划生育有利于加速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人的生存质量。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经过了一番谨慎的论证过程的。早在20世纪中叶，就对我国人口发展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新人口论”。1978年8月5日，田雪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这也为后来实行计划生育提供了理论借鉴。事实证明，在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国，推行以控制人口为主旨的计划生育政策阻力非常大。然而正是这项被严格执行的国策帮助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人口的失控。首先，实行计划生育，能够减少消费，增加资金积累；其次，实行计划生育，有利于缓解生产力发展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再次，实行计划生育，国家可以把积累下来的资金用于教育和培训，发展科技和文化，从而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增强民族的综合素质，最终实现民族富强和繁荣昌盛。

三、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从我国的国情和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具体措施包括以下方面：

（一）完善计划生育立法工作。

完善计划生育的法律和法规，是当前计划生育有效实施的前提和保证。除了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之外，还要建立健全《执法人员上岗责任制》、《立案审批制度》、《错案追究制度》、《计划外生育费征管制度》和《生育证发放审批程序》、《成人残鉴定程序》等工作制度和工作管理程序，做到执法过程中有规可循、有矩可蹈、有章可依、执法公平。

（二）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福利政策。

人有近忧也有远虑，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传统的生育观的体现。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福利政策改革是有效实行计划生育的保证。改革主要基于以下层面：

1.规避因执行计划生育国策而产生的确定性风险或不足，在养老保障个人账户下建立计划生育奖励／救助子账户，并且要做到奖励扶助标准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递增，奖励扶助标准还要和物价水平的变化保持协调，确保资金奖励的有效性。在计划生育的实施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计生委、财政部和民政部、社会保障部要加大对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服务条件等方面的财政资金投入，做好资金的运营、管理工作。同时，还要加大国家财政对计划生育夫妇在就业、交通、食物、教育等领域的资助。例如，资助儿童照料、育儿假、儿童／家庭津贴、家庭税收和住房津贴等。

2.规避对因特有概率事件而形成的不确定性风险，建立政策性生育保险，并覆盖全体育龄群体，包括城镇女职工、广大农村妇女和城镇非正规就业妇女。除了保障育龄妇女在生育期间的相应待遇和就业保护外，生育保险还应拓展到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子女伤残死亡等领域。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生命抽样调数据显示，每l000个出生婴儿中大约有3.05％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其中独生子女家庭占很比例；另外，根据全国残疾人生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岁以前发生二级以上残疾的几率达到8.2％。可见当前子女意外伤残死亡的风险直接影响到家庭的稳定和和谐，计划生育家庭风险规避制度至关重要。

（三）提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

为了有效实行计划生育，必须推进计划生育技术、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科学界定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标准，例如，制定人口计生技术服务的基础设施、基本设备和配套人员等实物标准，制定宣传教育的经费投入比例、结构划分。其次，充分整合基层资源做好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定期邀请专家为育龄妇女开展生育、节育、不育、生殖保健等科普知识普及知识培训。站在战略的高度制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实施科学婚检，有效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康复等工作，开展出生影响出生婴儿缺陷的因素展开重大专项研究。此外，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也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总之，在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中要避免态度冷漠和强硬，而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注入人文关怀和情感关照，使计划生育工程真正的成为一项民生工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

（四）完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流动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增加，目前已达两亿之众，而且流动对象多样化、流动频率快速化、流动时间延长和流动人口超计划生育严重，这也陡然增加了计划生育的管理难度。因此，加强区域与部门间的协作，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一管理和优质服务制度，加强社区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对流动人口开展“属地化管理”。

（五）加强计划生育队伍建设。

建立一支高素质、业务精湛、工作作风好、富有爱心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伍是有效实施计划生育的关键。首先，做好计生人员聘用考核工作，推行竞争上岗，择优录用。其次，抓好计生人员专业培训工作，使其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程序，做好专业发展，减少盲目执法造成的不良后果和恶劣影响。通过引导群众自觉学习和自我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生育文明素质，从而使宣传教育更持久、更深入，更有影响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长时期以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在传播生殖健康科学知识、推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落实、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我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问题互相制约和影响的事实，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采取有效措施，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促进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潜在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玲琪，田遇春．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2).

篇10

目前，全国各地已进入地方计划生育条例修改高峰期，全面两孩政策更成为近日密集召开的地方两会关注热点。

截至28日，广东、湖北、天津、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人大常委会已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明确全面两孩的具体实施政策。新华视点记者针对全面两孩落地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追踪。

生育意愿：两孩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各种压力令不少家庭犹豫甚至放弃

生还是不生?这是全面两孩后很多家庭面临的选择。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省份在公布地方计生条例修改结果的同时，还详细公布了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对当地生育水平影响的预测情况。

如广东省卫计委介绍，据测算和分析，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9年至2020年广东户籍人口每年多出生15万至18万;2019年可能多出生27万左右，达到峰值，之后逐年递减。

湖北省卫计委副主任朱惠民表示，按照生育意愿调查的情况，湖北十三五时期出生人口相比单独政策下多出生50万人左右，生育释放主要集中在2019年至2019年间。

根据国家卫计委此前预计，全面两孩实施后，十三五期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在300万人左右，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将在1750万至2100万人之间。

对于全面两孩后人口增长的预测有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就是单独两孩政策的落地情况。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本该出现的出生人口增长却没有如约到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655万，甚至比上年还少32万。

而2019年也仅比2019年多出生47万人。因此全面两孩实施后，各地实际生育水平能否达到预期，引发不少地方两会代表委员热议。

国家卫计委分析去年出生人口减少的原因，认为是猪年生肖选择与育龄妇女数量减少所致。但我个人分析，近年来越来越低迷的生育意愿影响更明显。浙江省人大代表汪恩峰说，过去生育孩子只求吃饱带大，现在还希望能养好成才，各种压力让家庭对生育两孩更加犹豫，或者直接放弃。

2019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已有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约为60%。

国家卫计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公开表示，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后，2019年初再对同样人群做调查，只有39.6%的人希望生育两孩。

不仅如此，实际生育行为其实更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山东威海市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家庭中，有70%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两孩，但实际申请量不足6%。浙江舟山市《2019已婚育龄群众生育意愿研究报告》显示，人们的理想生育数为1.78，政策生育数为1.59，而实际生育数仅为0.96。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干部学院教授张原震认为，从单独两孩的实施效果来看，80后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

产妇权益：产假相应延长，有地方两孩津贴减少，职场容易受阻

已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的11个省份明确，女方产假在国家规定的98天基础性产假基础上，增加30天至60天，其中四川、宁夏、山东女方产假均增加60天。不过原有一孩晚育、独生子女奖励等产假均被取消。

职场女性在生育期间收入是否会减少?不少地区在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中明确，增加的产假，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保证福利待遇不变，主要靠生育保险中的生育津贴来填补产假期间收入减少差额。

业内人士介绍，生育保险包括产检生育医疗费用报销与生育津贴等组成部分。正常缴纳生育保险的女性完成生育后，社保部门将根据其个人生育保险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来计算。比如产前每月工资为5000元，产假为128天，则总共可获得2.1万元左右的生育津贴。

记者采访发现，全面两孩放开后，相比于生育一孩，生育两孩的产检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相同，但部分地区的生育津贴额度却有所减少。

天津、武汉两地社保工作人员介绍，两孩计算生育津贴产假天数仍只能按98天计算，两孩增加30天产假是计生部门的政策，社保部门尚未做出具体调整，因此仍需按原规定执行直至相关文件正式下发。这意味着，按照每月缴费基数5000元标准计算，生两孩生育津贴要少5000元左右。

两孩生育数量增加，生育保险等基金支出额度增加，是否会对社保基金收支产生冲击?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医保研究室副主任董朝晖表示，从近期来看，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保险基金支出有一定影响，但生育保险基金前期结存较多，总体上可以承受。

相较于生育两孩获得生育补贴额度减少，职业女性关注的就业与晋升等方面的权利保障，在生育两孩中所受影响更大。

一位浙江省政协委员说，他在调查中发现，有15%受访女性担心生育两孩会导致职位变动或影响职务升迁，生育加剧原本就存在的隐性就业歧视。

到底是生还是升?湖南省政协委员张琳说，生育是社会和家庭赋予女性的职责，因就业权利无法得到平等对待，很多女性正面临着比生第一胎更艰难的抉择。尽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怀孕及哺乳期妇女的合法权益，但由于执行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女性维权很艰难。

生育政策：生育数量短期不会放开，基层计生需要生得好管得住

从2019年实施单独两孩到启动全面两孩，中间间隔仅两年。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短期是否还会继续进行调整引人关注。

业内专家表示，判断生育数量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总和生育率1.8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1.8个孩子，或将成为重要参考指标。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中国并非人口越多越好，也非越少越好，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是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根据基本国情确定的目标。

全面两孩放开后五年内总和生育率预计将有所提高，但此后将随着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化水平提升等因素缓慢下降。翟振武说，如果此后总和生育率下降明显，就可能随之调整计生政策，甚至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多次参与国家人口政策咨询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人口政策调整执行成效要有相当长时间才能得出结论，十三五期间对生育数量限制的政策调整可能性不大。

全面放开两孩并非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外生育三孩、四孩等违规行为，仍然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工作仍是基层重要工作内容。

国家卫计委明确，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主要目标任务未完成、严重弄虚作假、违法行政造成恶劣影响等情形，实行一票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