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住户调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镇住户调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收入不断提高

20*年，我县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实现13586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766元，列13个县考核圈第四位；同比增长10.7%，列13个县考核圈第三位。城镇居民收入工资性收入仍占主导地位，其次是转移性收入。从人均总收入的构成看，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为7429元、3157元、2434元和566元，占总收入的比重依次为54.7%、23.2%、17.9%、4.2%。

（一）兑现绩效和就业，拉动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

20*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7429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99元，增长12.05%，工资性收入增长对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64.7%。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县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全县共计兑现教师绩效工资7000余万。二是我县20*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2402人，比上年同期增长10.8%，就业人员大量增加，从而拉动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三是居民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其他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也随工资水平普遍提高不断增加。

（二）社保政策向好，助推转移性收入大幅增长

随着各级政府对民生的持续关注，我县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关注弱势群体，按照国家政策要求连续提高离退休金待遇以及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转移性收入大幅增长。20*年我县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315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8%，成为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力军。其中人均养老金或退休金2971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8%，占转移性收入的94.1%。转移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从20*年1月份起，国家再次提高了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每月提高100元，提高幅度近10.0%。据县社保局资料显示：20*年全县发放离退休金713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8.4%；二是凡是符合条件的超龄城镇居民，经本人申请，并按规定一次纳养老保险金的，从20*年1月1日起，每人每月补领数额不等的养老金，大多数在20*年上半年兑现。据资料统计：参加超龄养老保险人数为2614人，发放金额1803万元；三是政府不断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关心和扶持力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断提高,由20*年的每人每月平均96元提高到20*年的每人每月平均135元；四是政府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惠及老百姓的实质性措施，向困难群众发放生活补助，开展送温暖活动，从而增加了城镇居民的社会救济收入。

（三）着力拉动内需，激活经营性收入快速增长

近期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我县消费品市场持续活跃，与城镇居民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批发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日益活跃,全县批发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分别增30.5%、24.3%、25.1%。城镇居民从事个体经营的效益逐步提升，加之我县不断完善就业和创业服务体系，切实减轻了个体工商户创业负担和经营成本，促使经营净收入快速增加。又特别是近年来我县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来我县的游客成倍增长，20*年接待旅游70万人次，同比增长55.6%，从而拉动我县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的快速发展。20*年我县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达到2434元，增加384元，同比增长18.7%，占总收入的比重由去年的17.2%提高到17.9%，提高0.7个百分点。

（四）利息和房租，保持财产性收入稳步增长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房产投资成为居民投资的首选，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逐渐增多，多余房产用于出租收取房租。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2.99亿元，同比增长22.5％，居民利息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出租房屋收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长使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收入增长成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566元，同比增长15.1%，人均出租房屋收入和利息收入占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7.8％、25.1％。

二、消费领域不断拓宽，消费能力增强

随着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消费领域不断拓宽，消费能力不断增强。20*年我县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236元，同比增长10.1％。从类消费支出构成看，呈“六升二降”的态势。（见下图）

（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衣食住行仍是消费主流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穿着打扮越来越讲究，更加突出个性化、高档化和品牌化，既追求款式新颖，又追求舒适方便。20*年我县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1164元，同比增长38.3%。人均医疗保健支出888元,增幅达到20.5%。医疗保健支出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居民越来越关注健康，加大医疗保健（如推拿、针灸、购置保健用品等等）消费支出。

（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家庭设备用品日益高档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日趋高档，且更新换代步伐逐步加快。20*年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9%。其中耐用品消费支出220元，同比增长13%；家庭设备支出219元，同比增长47%。

（三）享受生活模式凸显，服务性消费支出攀升

全年我县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654元，同比增长5.9%，服务性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0.1%，服务性消费支出仅次于食品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同时也说明服务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四）消费理念逐渐转变，外出旅游倍受青睐

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各旅行社推出的优惠旅游线路，大大刺激了居民的消费，特别是沪渝高速路的贯通，外出游玩成为我县城镇居民家庭的新时尚。全年我县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支出340元，同比增长45.9%。

三、增收措施保障有力，努力提高居民收入

（一）调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城镇居民收入

从全县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来看，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居民收入过分依赖就业者的工资收入以及养老金和离退休金，群众就业渠道不宽，收入来源单一。为此，应大力增强经济活力，不断扩大就业领域，拓宽收入渠道，稳定有效地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

（二）促就业，从源头上解决社会贫困根源

低收入家庭之所以收入低，就业负担系数高，主要是因为其文化水平低，专业技能缺乏，导致就业困难。因此，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和失业人员的岗位培训，加大对下岗失业人员培训力度，提高职工素质，培养有文化、有技能的劳动力，有步骤地扶持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家庭走出贫困。使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获得较高收入，承担起发展自己、抚养家庭的责任。

篇2

一、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城调工作要不断的应对新知识、新形势的挑战，就必须不断学习，加之住户调查工作技术含量高、实施难度大，由于年度内专业调整等因素，提高人员自身素质，增强爱岗敬业、勤劳踏实的工作精神，使调查结果能为国家报实情，为居民说实话，为领导服好务成为当务之需。一年来，我们加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学习。一是加强了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二是加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学习，特别是统计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三是加强了统计业务知识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学习。四是高度关注地方党委、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工作重点，把工作真正干在点子上。通过多方面的强化学习，提高了专业人员政治理论基础及业务水平，使调查工作能及时把握时代的脉搏，适应形势的变化和需要，高质量的服务于党政领导，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二、不断健全和完善责任制，增强制度的约束力。

根据市、县局的总体要求和部署，在年初结合城调工作实际，制定了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确定了岗位职责，明确分工，目标责任到人。强化基础资料的收集、管理，建立完善了相关记录和台帐，管理行为的规范，模范遵守了局机关规章制度，保证了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强化质量意识，把握重点环节。

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是城调事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居民收入来源渠道、消费支出结构呈多元化格局，加之调查户的自觉配合程度日渐低下，给调查工作带来了不少难以预料的问题和困难。对此，我们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在强化质量方面着重把握了以下五个重要环节：

1、扎扎实实做好调查户培训工作。年终，召集全县城镇调查户总结会，一是对当年记帐工作的总结表彰，二是对安排新年工作，对记帐户进行新调查表培训，同时，每月我们都要上门访户，辅导记帐，通过这些措施，为确保源头数据质量夯实了基础。

2、勤勤恳恳地抓访户工作。为了确保记帐质量，今年采取上门访户和电话联系相结合的访户方式，做到平均每月上门访户两次，并随时加强电话联系。访户时：一是纠正记帐错误；二是查看帐本，辅导记帐；三是交心谈心，建立感情。通过访户，赢得了调查户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3、踏踏实实地做数据处理工作。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编码以“手册”为依据，录入以帐本为准绳，发现问题及时查找及时更正，坚决杜绝随意更改现象，基本做到了归类、编码准确，录入不错、不漏。做到了报表数据与调查户台帐数据、计算机数据一致。

4、实实在在搞质量检查工作。在工作中，我们严格把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城镇居民收入和支出作为重中之重进行了认真检查核实，同时加强对调查户记帐的规范性、计算机录入的准确性检查。

5、切切实实做数据评估工作。为保证调查数据的高质量，报表数据都要和县局综合统计数据如劳动工资，GDP增长速度、商贸统计数据等专业多方面情况进行比较评估，检验我们数据的代表性，进行合理修正，减少抽样误差。通过评估证明，调查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四、强化服务意识，提升工作地位。

篇3

完成国家863课题夏粮野外调查

近期，国家863课题“国家粮食主产区粮食作物种植面积遥感测量与估产业务系统”野外调查工作在江苏进行。目前，调查工作圆满完成，调查结果已上报国家统计局。

江苏调查总队领导高度重视此次调查工作，专门成立领导小组负责试点工作，并将任务明确到处，责任到人，确保调查工作顺利实施。

调查组织实施阶段，江苏调查总队在宿迁专门召开会议布置野外调查工作，总队领导到会作动员讲话，对调查意义，调查规范和调查时效分别提出要求。会上课题组有关专家详细介绍了《农作物播种面积野外测量技术规范》及野外调查工作方法。会后，各地调查队认真研究调查方案，并对参加野外调查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确保调查质量。

实地调查阶段，各调查队组织人员，分批分次，按照课题组提供的调查图板。根据调查村点位分布图和调查村地块详图资料，结合调查村、调查地块GPS点位坐标，运用GPS工具，严格按照操作流程，准确查找调查地块，现场完成主要农作物及其他地类标注，认真绘制抽样调查村调查地块详图。

山西总队

创建城镇住户数据控制标准体系

为了进一步贯彻“三个提高”方针，强化数据质量建设，山西调查总队年初启动了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目前，《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初步形成，并进入试运行阶段，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创新思想观念，强化控制体系建设意识。结合山西工作实际，总队确立了全员、全过程质量控制的理念，把调查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建设工作提上工作日程、列入中心工作，引入了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理论，构建质量控制体系。

加强组织领导，开展专题研究。总队专门成立了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建设领导组，并下设办公室，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和讨论有关标准体系的实际问题，结合全省城镇住户调查专业实务工作制度，反复归纳，提炼，整理起草了全环节，可定量、可控制、可考核的重点控制环节标准体系。

针对重点环节，深入基层试点。组成专题组深入到基层，针对城镇住户数据生产过程、控制体系中的数据采集、双人访户，双人审核等重点环节，进行了实地访问。

深入开展调研，推进控制标准体系的建设。在广泛征求基层队领导和专业人员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调查员、辅助调查员工作和记账户记账的全过程中验证了数据质量控制标准体系的可行性，掌握了修订完善数据质量控制标准体系的第一手材料。

河南总队

今年以来，针对景气调查单位多、行业多，覆盖面广的实际，河南调查总队着力在“访”字上大做文章，积极开展“三访三查”活动，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努力提高景气调查质量。

带着调查报表找企业家回访，查填报质量是否真实。即一查企业确定的景气报表填报人是否符合要求；二查该填报人的工作状态是否良好，是否重视景气调查工作纪律和工作制度的严谨；三看填报是否有序，有无疲沓、软散等不负责任的现象和行为。

篇4

相知：期待下的自发记账

石建军小时候就很喜欢数字，对账本情有独钟。成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记账就是她的爱好。提起自己的这个爱好，石建军笑称自己与记账缘定今生。

最初，为这段姻缘牵红线的“月老”是石建军的母亲。当时，石建军的母亲在供销社从事会计工作。出于会计的职业习惯，母亲在家里也记账。一沓沓的账本、井井有条的生活，是石建军对记账的最初印象。

无巧不成书。石建军上班后在企业做人事、劳资工作，而所有的这些工作，无一不与数字打交道、不与账簿有关系。因此，相较他人而言，石建军对记账有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情感。

与记账的第三段缘分，在石建军看来，颇具戏剧性。婚后的石建军与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公公，不仅负责家里的收支记账，还曾是一名城镇记账户，当时每月的补贴是15元。“公公对这份账本特别上心，每晚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记账。”十多年后，提及此事时，石建军仍记忆深刻。

1999年，石建军住进了新居，开始独立生活，也开始了期待已久的自发记账生活。

牵手：责任下的正式记账

2008年，对石建军来说，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石建军被统计局抽中，成为北京市门头沟区200户城镇记账户中的一员。

从正式成为城镇记账户，与为国家记账牵手的这一刻起，有着八年自发记账经验的石建军，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与社会，甚至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息息相关。这些新账本也犹如磁石一般吸引着她。“正式记账中的某些内容和自发记账有一定的相似性，不是漫无边际、无迹可寻的。”“同是账本，只是格式标准不同而已，并且在对比后，我惊奇地发现这份账本对规划生活更有效。”石建军如是说。

对新账本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后，石建军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记账哲学：“言必行、行必果。今天的账今天记，今天不记明天还，否则后天就是糊涂账。”在石建军看来，记账是一项很琐细的工作，一拖再拖的记账很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出现问题。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影响着数据的真实性、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大计。

2010年，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北京市进行记账户大样本轮换。石建军居住的小区再次被抽中，她自己也以保留户的身份第二次成为城镇记账户。原以为驾轻就熟，但变化说来就来，北京正在推进电子记账工作，对于石建军而言，则要实现从手工记账向电子记账的转变。

多年来，石建军已经习惯了手工记账的生活，甚至有些上瘾。在此情结的驱使下，石建军有两套纸质账本，一本上交统计局，一本自己保存。也正因此，在电子记账这个拦路虎面前，50多岁、从未摸过电脑的石建军，选择了彻底转型。克服了应用电脑的恐惧心理后，石建军积累网络知识的同时，真正开始向电子记账进军。

但令石建军想不到的是，另一个困难又接踵而至。此时已经当上祖母的石建军，经常奔波在丰台区的儿子家与门头沟区自己家之间。虽然生活因为小家伙的到来有点手忙脚乱，但是记账不能耽误。石建军每天就利用小孙子睡觉的时间把当天的花销记在纸质账本上。在月底快要交账本的那两天，石建军一定赶回门头沟的家里，按照纸质账本记录一笔一笔地输入到电脑里。白天要带孙子，回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稍事休息后她就得马不停蹄地往电脑里输入这一个月来的相关数据。为了弄懂一个操作程序或记录方法，或是遇到电脑卡壳、死机、网络不能登陆、系统报错等情况，一心想着及时向统计部门提交数据的石建军，也顾不上是深夜11点了，想也没想就把电话打给社区调查员马文娟进行咨询。这样的情况在刚刚进行电子记账时常常发生，并且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而马文娟的耐心解答和指导也让她由衷敬佩统计系统同志的爱岗敬业精神。而自己能做的就是把账记好，承担起一名记账户的职责。“看到数据录进电脑、上报成功时，我的心才能平静下来。”石建军如是说。

爱恋：坚守下的记账生活

如今，石建军对电子记账已应对自如。而这份“突出”的成绩，正是在石建军十多年如一日的坚守下，如约而至的。

十多年来，石建军对记账的激情一如往昔，甚至更强烈了。“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有翻看过去账本的习惯。”在翻看账本的过程中，感受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生活的美好。石建军认为，因为有了账本的真实记录，才能切实对比出生活的变化。就以自己一家的收入变化情况为例。相较2004年石建军刚退休而言，如今石建军的收入由当时的1100元提高到了2300元，基本是刚退休时的两倍。再加上爱人在某公司的收入，一家的年纯收入大概在八九万元。

在热爱记账之余，石建军也逐渐学会了理性、客观地分析。“自从成为记账户以来，我学到了很多统计知识和理财的小窍门。现在，周围人谈论CPI高涨时，我能够依据账本记录，有理有据地阐明收入提高的幅度远远超过物价上涨速度这一结论。”石建军说道。

石建军与记账间的浪漫故事还在继续……每月一本，每年十二本，现如今，这几十个记账本静静地躺在书柜里，它们记录着石建军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每一段收支路程。密密麻麻的数字中，是共和国的记账人对统计工作的信赖和坚持！

链 接

城镇住户调查又称为“家计调查”。它是以家庭为对象，搜集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而组织的各种调查的总称。2002年起，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对象改为国际较通用的按地域定义，也就是按住宅门牌号码抽选调查户，将城镇内的常住农业户和暂住户纳入调查范围，弥补了城镇住户调查对流动人口以及城乡结合地带居民家庭漏统的不足。

篇5

[关键词]利息税；税收负担；累进程度

一、税负累进程度与税收公平

税负累进程度是指纳税人实际承受的税收负担随收入数额的增加而提高的程度。若税收负担与其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则税负就是累进的，反之。税负就是累退的。但是，税负的累进性不同于税率的累进性，税率的累进性是考量法定税率的设定形式的，法定税率一般有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和累退税率三种形式。法定税率是否累进与实际税收负担是否累进并非一一对应。法定税率是比例税率，其实际税负也可能是累进的，法定税率是累进的，其实际税负可能并非累进，这取决于对具体税种税收负担的具体考察，随实际情况的不同而异。

税负的累进程度是福利经济学理论在税制设计时对税收公平方面考量的最直接和最核心的问题，税收公平主要体现在税负公平上，它一方面要求税负的横向公平，做到纳税能力相同的人缴纳或负担相同的税收；另一方面也要求税负的纵向公平，做到收入水平高、纳税能力强的人比收入水平低、纳税能力弱的人缴纳或负担更多的税收，从而使税制具有较强的累进性。税负的累进性越强，越有利于实现收入调节的纵向公平。一般认为，税负的累进程度越高，税制越公平。税负累进程度是税收公平性的一个直接的衡量指标。因此，我们可通过分析利息税的税负累进程度来考察利息税在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

二、关于利息税公平作用的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利息税是否发挥了公平功能的问题，学术界争议较大。一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利息税没有起到很好的公平作用。姚长辉认为，把利息税的纳税人确定为中高收入者，给低收入者免征利息税应该是个好想法。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实际问题无法解决。比如，银行该怎样确定来存款的人月收入多少、家庭经济情况如何，如果只从他的存款数额判定，又难以知道他在其他银行的存款数额。这些环节的公平的确难以实现，因此，以利息税实现公平似乎不太现实。张文春认为，不同收入者一律按20％的税率进行纳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性。相比之下，高收入者的纳税额与低收入者的纳税额与其负担能力是不匹配的，尤其是低收入者要全面纳税显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我国利息税的税基基本上是固定的，没有反映物价的变动情况，这也有违公平原则。刘桓分析了我国银行储户的构成情况，指出目前银行的大部分储户是收入不高的老百姓，他们投资渠道狭窄。相对来说，富人投资渠道广，可投资实业、证券、债券等，其投资收益普遍高于普通百姓。因此，实际上利息税的大部分负税人是普通老百姓，对他们仅有的少量储蓄征收利息税有失公允。那英剑从征收的利息税对高收入和低收入者边际效应的不同出发，认为利息税按比例征收有悖税收公平原则。周雪飞的研究表明，利息税是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之一，增长稳定、明显，但因税率属于累退税率，所以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他建议利息税应该在完善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设计合适的税率及起征点，实行累进税率。同时，国家应该把利息税收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定向用于解决低收入者和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和补发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易宪容还提出，为解决利息税的不公平现状，除了争取采用累进税率，还可以考虑将利息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中进行合并征收。这样既可以让中低收入家庭得到一定的免税优惠，又可以保证国家增加税收收入，同时也可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吴敬琏认为，征收利息税中小储户受到的影响最大，严重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对富有者与维持生计者征收同样税率的利息税，起不到调节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应尽快改变目前一成不变“一刀切”的利息税率，创造条件采取累进税率，与国际接轨。

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钟伟 认为，富人的银行储蓄账户余额比较高，所缴纳的利息税本身就比普通百姓要多，所以那种认为对富人应该多收税，对穷人应该少收税，而累进税率更公平的看法基本上是错误的。还有人认为，不应过分强调利息税的公平功能。高辉清表示，负利率所引起的“劫富济贫”问题与利息税无关，公平问题应更多地通过利率来解决。从税制的角度看，当前利息税的问题存在于：一是起点太低，实际上是零起点；二是简单“一刀切”，没有体现“多收入者多交税”的原则。他建议，利息税税制可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一是像个人工资所得税一样提高起征点，以避免中低收入者利益受损；二是与国际接轨，实施税收累进制，根据居民存款的多少进行分档，储蓄越多，税率越高，但要注意各档税率之间的差距不要过大，以免造成富人储蓄分流过猛；平均税率也不能提高太多，以避免资金外逃。

三、我国利息税税负累进性的测定

(一)我国利息税的运行现状

我国现行利息税的全称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它不是一个单列的税种，而是现行个人所得税的一部分，是对个人应税项目中的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建国以来，利息税几征几停，经历数次调整。但从税率来看，开征利息税期间，一直实行固定的比例税率：1950年制定的利息税税率是5％，1959。年停征，自1980年以来税率是20％(1999年前免征)，2007年8月15日起再度调整，税率从20％调减为5％。从税收收入来看，2000～2005年，共征收利息税2 262.79亿元，年均增加377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2.07％，个人储蓄利息所得税已经成为一项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

表1显示了2000－2005年个人所得税中利息税的变化：一方面，利息税增长速度较快，年均增速为22.07％，高于税收收入增长速度(17.80％)；另一方面，在利息税的绝对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其在个人所得税中的比例却逐渐降低。

(二)测算方法和数据选取

表1中利息税收入的数据只体现了利息税税收总量的变化，不能反映利息税在各种人群中的分布情况。为测定利息税在不同收入阶层中的税负分布情况，我们以北京地区为样本，将全体纳税人按照收入高低分为五组，分别考察其利息税的负担情况，然后进行对比分析。

具体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采用了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城镇住户调查处对2005年北京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的统计数据。北京地区城镇住户调查是依据国家统计局统一制定的城镇住户调查方案，收集资料并逐级上报，城镇住户调查口径范围是北京城8区及10个远郊区县县城，城市住户调查口径范围是北京城8区。一般情况下，住户调查公布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都是人口平均数，掩盖了高收入户比平均水平高、低收入户比平均水平低的矛盾。因此，要客观地反映各类家庭的收支及生活状况，必须按不同收入水平进行分组来观察和分析。国家现行的住户调查方案要求住户调查资料中包括居民家庭五个等次的不同收入分组情况。“五等分组”即城镇住户按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住户按人均纯收入从低到高排队分成五等份，有低收入组、中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五部分，各组的户数均占总户数的20％。通过对调查户的分组，可以分别计算各组的人均收入、消费支出的具体情况，以观察不同收入组之间的差距和存在的问题。

我们需要的具体数据包括家庭总收入、储蓄额、利息及利息税税额。其中，家庭总收入指调查户中生活在一起的所有家庭成员在调查期得到的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总和，不包括出售财物和借贷收入。收入的统计标准以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无论收入是补发还是预发，只要是调查期得到的都应如实计算，不作分摊。为获得利息税的信息，我们先根据每组居民的储蓄存款情况和一年期利率，计算各组居民每年的存款利息，再根据每组居民每年的存款利息依据20％和5％两种利息税率，来计算每组居民在不同利息税率情况下所承担的利息税税收负担。结果如表2所示。

(三)税负累进程度的测定结果

根据表2中的各项数据，我们可以分别画出5％税率和20％税率下利息税税负的累进程度(如图1所示)。之所以要测算5％和20％两种不同税率下的税负累进情况，是因为我们不仅要对各个税率下的税负累进程度进行考察，还要对二者进行对比，这样就能分析出税率由20％调减至5％的政策对利息税公平作用的影响。通过观察可发现，利息税在两种税率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累进性。和息税税率为20％时税负的累进性强于5％税率下的累进性；5％税率下税负的累进性微弱，基本接近比例税。  

四、结论分析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利息税在不同税率下累进程度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国2007年8月15日之前实施的20％的利息税具有一定的累进性，它在调节公平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考虑到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利息税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更大。因此，总体来看，我国利息税的累进性微弱，在税收公平方面起到的作用比较小。第二，2007年8月15日后利息税税率由20％调减为5％，利息税税负的累进性进一步被削弱，在调节公平方面更加难以发挥作用。所以，仅从公平方面来看。这次调整是不利于税收公平的，但是国家进行这项政策调整有着更为重要的政策目标，比如降低实际利率、促进储蓄等。

利息税的公平功能难以简单地通过税率的升降来实现，但是税收公平的确又是利息税设定所必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存款大部分集中于高收入者手中，对这部分资本利得征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充分发挥利息税的公平作用，增强利息税的累进性，可供选择的途径有以下几种，需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和选择：

第一，提高利息税税率。根据前面的结论，利息税越高，其税负的累进性越强。一些欧洲国家，像德国和瑞士的利息税税率比较高，分别为30％和40％。这与各国的储蓄意愿有关，居民储蓄意愿越强的国家确定的利息税税率越低，反之越高。提高利息税率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税负的累进程度，但是这与当前我国实际利率为负利率，广大人民群众储蓄意愿不强，需提高实际利率促进储蓄的现实情况不符合，因此，此项措施不宜作为现实考虑。

第二，设定利息税的起征点，并考虑实行累进税率。这是一条能从根本上提高利息税累进性的有效措施。由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将钱存在银行，对于这部分人。利息本来不多，却要承受利息税，相对于有更多投资选择的高收入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能设定一个起征点，对于存款少利息少的人免税，无疑可起到较好的公平作用。将税率改为累进税率，则能直接有效地提高税负的累进性。比例税率的税负累进作用毕竟是微弱的，只有累进税率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税收的累进作用。国外有很多国家都实行多档累进税率，税率在10％－50％之间，分四五个档次征税。

篇6

一、内设办公室：

（一）科室职责：负责局机关运行的日常管理、政治业务学习组织、干部人事管理、财务收支管理、信息化建设、计算机维护管理、统计信息网站更新维护、各项普查数据处理、统计从业资格认定、统计职称考试，参与各项普查工作。

（二）岗位设计：

1、行政管理：负责日常行政事务处理、政治业务学习组织、公文处理、人事管理、统计从业资格认定、统计职称考试、会务接待、老干部管理，参与各项普查工作。

2、机房财务管理：负责信息化建设、计算机维护管理、统计信息网站更新维护、各项普查数据处理、资料汇编印刷管理、财务收支管理，参与各项普查工作。

二、综合统计科：

（一）科室职责：负责国民经济核算、综合平衡、统计法制、能

源统计、第三产业统计，负责相关专业抽样调查、统计监测评价、名

录库更新维护，参与各项普查工作。

（二）岗位设计：

1、综合统计：综合统计、核算统计、能源统计、统计法制，参与

各项普查工作。

2、贸易统计：负责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统计、城镇住户调查、统

计执法、本专业的能源统计、本专业的名录库更新维护，参与各项普

查工作。

3、服务业统计：负责（除贸易统计以外）服务业、劳动工资统计、

统计执法、本专业的能源统计、本专业的名录库更新维护，参与各项

查工作。

三、专业统计科：

（一）科室职责：负责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统计，负责相关专业抽样调查、统计监测评价、名录库更新维护，参与各项普查工作。

（二）岗位设计：

1、投资统计：负责固定资产投资、建筑业、房地产统计、统计执法、本专业的能源统计、本专业的名录库更新维护，参与各项普查工作。

2、农业统计：负责农业统计、欠发达乡镇统计监测及农民收入统计、农村住户调查、统计执法、本专业的能源统计、本专业名录库更新维护，参与各项普查工作。

3、工业统计：负责工业统计、科技统计、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统计执法、本专业的能源统计、本专业的名录库更新维护，参与各项普查工作。

四、普查中心：

（一）中心职责：负责人口、经济、农业等普查和大型调查的日常工作，负责统计名录库建设、1%人口抽样调查、劳动力抽样调查、平安调查、妇女儿童统计监测。

（二）岗位设计：

篇7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然而，城乡二元体制这一中国最鲜明的特征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相比于改革之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将近50%。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历来受到政府部门和学界的关注。然而，城乡收入差距研究是以城乡收入差距的正确度量为前提，而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加速的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提出了挑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对这些流动人口进行归属，即农民工应当归入城镇还是农村①；二是如何对这些流动人口的收入进行统计和调查。对于第二个问题，主要依靠统计部门去解决，因此本文主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农民工收入的归属。

    20世纪50、60年代建立的户籍制度、劳动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造成了城乡分割的局面。1978年开始，国家通过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自由生产、自主投资、自行择业，赋予农民进城务工的权利，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每年的转移规模在500万人以上②。然而，当前户籍制度尚未完全打破，造成了农村到城镇就业的流动人口“尴尬”的身份。这些人居住、工作都在城镇，却没有城镇户籍，如同“候鸟”一般在城镇和农村之间流动。按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6%，但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只有35.3%③。研究表明，全国80%以上的地级以上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半城镇化率超过50%④，城镇内部被割裂成新的二元结构（李爱民，2013）[1]。

    当前，农村都是农业户口，但既有从事农业劳动，也有从事非农业劳动；城镇都是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但既有非农户口，也有农业户口，城、乡之间的界限并不像以往那样清晰，而矛盾的焦点在于农民工。应当把这些农民工归为城镇人口还是农村人口，也就是本文所指的“农民工收入的统计归属问题”，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随着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收入的归属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

    归根结底，农民工收入的统计归属有两种方式：按户籍人口划分和按常住人口划分。户籍人口划分和常住人口划分的根本区别在于农民工的归属，若按户籍人口划分，农民工仍属于农村人口；若按常住人口划分，那么“常住于城镇”的农民工便属于城镇⑤。“常住人口”是国际上人口普查常用的统计口径，是指经常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口，包括常住该地而临时外出的人口，但不包括临时寄住的人口。但是关于“经常”到底是指多长时间各国的标准不同。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的居住标准是6个月，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的界定标准是1年；新西兰的统计标准是12个月；而香港的统计标准是3个月。然而，无论是以往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方案，还是2013年实行的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的统计方案，并非完全采用户籍标准或者常住人口标准。在以往的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方案中，具有固定住宅的流动人口属于城镇常住人口；而外出6个月以上，但主要收入带回农村老家的外出从业人员仍然属于农村常住人口，举家外出1年以上的农民工不算农村常住人口。如果举家外出，但没有固定住宅，那么这部分人就被现有的住户统计忽略。而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方案中按照“是否分家”来对农村外出从业人员（农民工）进行归类。可以看到，“固定住宅”、“主要收入带回家”、“分家”这些划分标准与国际通用的“常住人口”标准并不一致，更加偏重于经济上的联系，而“常住人口”则更加侧重于居住时间的长短。此外，在城镇住户调查中到底包含多少农民工，他们又是如何抽样等问题也都是未知的。

    日前，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⑥。因此，本文提出以地域发展差异为视角，以常住人口为基本口径的城乡收入差距度量方式，不仅具有自身合理性，也能保持纵向一致性。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关于农民工收入不同归属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对农民工收入不同归属下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数理分析，主要提出3个假说；第四部分采用CHIP2007年数据对假说进行检验，并对总体收入差距进行城乡分解，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农民工收入的不同归属

    李实、罗楚亮（2011）。

    在第一类文献中，蔡昉、王美艳（2009）[6]对“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理由是现行的调查制度不能覆盖“常住流动人口”，从而在住户统计中低估了这个群体的收入，夸大了城市收入水平，低估了农村收入水平，所以以往的城乡收入差距是高估了；根据户籍原则，常住流动人口应当归入农村。他们采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对全国收入差距进行城乡子群分解，发现：相比未包括流动人口的城乡收入差距，当流动人口归入农村时城乡间收入差距有明显的下降，为29.4%。然而，问题在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收入不包括非劳动力收入，如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解释了将近一半的城乡收入 差距，而且劳动力的流动不会降低诸如与住房有关的收入，以及养老金等非劳动收入的差距（史泰丽等，2008）[8]；城乡之间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可能比工资性收入的差距更大（黄祖辉等，2003）[9]。因此，蔡昉、王美艳（2009）[6]的结果存在低估问题。

    华生（2010）[3]认为目前城镇人口中有一半是来自外地的农民工和本地郊区农民，城乡收入比测算出的已不是城乡收入差距；而且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归入城镇，将其留守的老小归入农村，会人为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他将所有的外出农民工从城镇人口中扣除，将其收入也从城镇人均收入中扣除，然后加到农村人口和人均收入上，从而得到的城乡收入比下降了27%。但是这样做的问题在于：第一，采用宏观数据，将外出农民工收入加回农村的过程中会产生重复计算，从而高估农村人均收入；第二，采用12个月来换算农民工外出从业的总收入也会产生高估问题。王萍萍（2011）[4]也认为华生（2010）[3]的调整方式是不恰当的，原因在于即便将举家外出和稳定外出的农民工从城镇划出，从而归入农村，这样的做法不仅会提高农村收入，也会提高城镇收入，因为在农村外出从业人员是收入较高的人群，而在城镇他们属于收入较低的人群，所以调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只下降2%。

    在第二类文献中，都阳、朴之水（2003）[7]指出迁移人口（即农民工）与农村家庭中其他成员实际上属于不同的消费群体，应当将两者分开考虑。史泰丽等（2008）[8]在测算了城乡收入差距时也考虑流动人口⑦收入，并且认为流动人口应当归入城镇。他们采用CHIP2002数据，发现将流动人口归入城镇之后，城乡间泰尔指数下降11.6。他们还对收入的口径进行了调整，即加入住房补贴和估算租金，扣除城乡生活费用差异，通过以上处理得到的城乡收入差距比统计局公布的数值低24.6%。

    也有学者通过重新界定农村住户及其收入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如王建国等（2012）[5]。他们采用了3种农村住户人口的界定方式——常住人口、全部家庭人口、按照居住时间调整得到的全部家庭人口；相应的外出从业人员的收入有两种归并方式——将全部外出从业收入纳入家庭收入；只将外出从业人员寄回或带回的收入纳入家庭收入。如果将外出从业人员寄回或带回的收入计入住户总收入，然后除以“按照居住时间调整的全部家庭人口”得到农村人均收入，那么城乡收入比会下降7%～11%（群间泰尔指数下降12%～19%），但城乡间不平等仍然占总不平等的36%以上。他们核算方式的问题在于：第一，如果仅仅将外出农民工寄回或带回农村老家的收入计入农村住户总收入，那么就应该把外出从业人员排除在本住户人口之外，而不是按照居住时间进行调整后计入家庭人口数量。事实上，寄回、带回的收入相当于农村住户的“转移性收入”。第二，他们采用的是CHIP2007年农村住户调查中外出从业收入的信息，也就是由居住在农村的家庭成员替外出从业人员上报的收入，而不是专门针对外出从业人员调查的收入信息，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会产生低估的问题。在CHIP2007年农村住户调查的样本中，大约有12%人口有外出从业行为，这一比重是偏低的⑧。

    可以看到虽然上述文献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归属方式，但都是直接将农民工全部归入农村，或者全部归入城镇，并没有给出不同归属的依据。王建国等（2012）的研究介于这两种归属方式之间，但是他们并没有把1个农民工当作1个人来看，而是按照在农村老家居住时间换算成1/2、1/3、1/12个人等。笔者认为这是欠妥的，不应把单个人再进行拆分。

    此外，鉴于城乡居民收入口径的不一致性，学者们也做出了调整。一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尚未包括各种隐性补贴，如医疗补贴、社会保障补贴、实物收入等，这些隐性补贴的城乡差距是巨大的，因而仅仅采用可支配收入与纯收入之比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是低估的。这就需要对收入口径进行调整，得到具有可比性的收入口径。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和农村的生活成本不同，城镇的生活成本更高，如果不考虑这种差异得到的城乡收入差距是高估的，因此要进行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调整。李实、罗楚亮（2007）首先确定了一篮子生活商品及购买数量，这些商品覆盖了农村生活用品的40%、城镇的60%；接着搜集篮子中所有商品1990年在各个地区的价格，从而得到地区的生活费用。按照每年的CPI进行调整，就可以得到生活费用的时间序列。

    归纳而言，现有文献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对农民工收入归属不一致，到底应该归入农村还是城镇没有定论，而且也没有给出不同归属的依据，这种归属的不清晰来源于对城乡收入差距本身认识的不充分；第二，没有按照常住人口的标准对农民工进行分类后而进行归并，那些常住于城镇的农民工具有稳定工作，外出从业时间也比较长，这部分农民工应该归入城镇，而那些从业时间短、且工作不稳定的农民工还是应该归入农村；第三，收入口径不一致，蔡昉、王美艳（2009）[6]只采用了劳动收入，而李实、罗楚亮（2007）[10]采用的收入口径的内涵最为全面。针对以上不足，本文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改进：第一，本文提出应当以地区发展为视角，以常住人口为基本口径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未来户籍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第二，在对不同归属下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数理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HIP2007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第三，对收入口径进行调整，采用更加全面的收入口径，从而考察城乡收 入差距的变化。

    三、农民工收入归属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数理分析

    （一）基本假说

    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收入的不同归属直接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更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更大？这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节以城乡收入比为例，从数理上推导出不同的农民工收入归属方式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本文提出了3个假说，分别是：

    假说Ⅰ：相比忽略农民工收入情形下的城乡收入差距，无论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城镇还是农村，城乡收入差距都会降低。

    假说Ⅱ：当农民工收入与城镇居民相对差距较小时，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农村时城乡收入差距更小。

    假说Ⅲ：当农民工收入与农村居民相对差距较小时，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城镇时城乡收入差距更小。

    在二元经济中，只要存在城乡期望收入差距，劳动力就会流动（Todaro，1969）[13]。由此可以推测，刚开始出现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时，农民工的收入会比农民高，但不会高很多，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会比较大。随着农民工收入的上升，农民工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而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也就是说，在劳动力流动的初期（即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收入与农民之间的相对差距要小于城镇，此时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城镇时城乡收入差距更小；而在劳动力流动的后期（比如现在），农民工收入与城镇之间的相对差距要小于农村，此时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农村时城乡收入差距更小。卢锋（2012）[14]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名义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0%。到2012年农民工月收入2290元，如果以10个月的工作时间来换算农民工的年收入，他们的年收入为2290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只相差6.8%；农村居民纯收入为7917元，农民工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8倍。

    （二）数理分析

    假设全国人口分成3部分：农业户籍的农业劳动者（农村居民）、农业户籍的非农劳动者（农民工）、非农户籍的非农劳动者（城镇居民），他们的平均收入为：F104Y5163.jpg；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人口份额为：F104Y5164.jpg。之所以选择城乡收入比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是因为90%的实证研究文章都采用了该指标，而且城乡收入比非常直观、简洁。

    F104Y552.jpg

    1.假说Ⅰ的验证。

    F104Y553.jpg

    因此，假说Ⅰ得到验证，即相比忽略农民工收入情形下的城乡收入差距，无论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城镇还是农村，城乡收入差距都会降低。

    2.假说Ⅱ的验证。

    当农民工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更小时，有：

    F104Y554.jpg

    3.假说Ⅲ的验证。

    当农民工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更小时，有：

    F104Y555.jpg

    也就是说当农民工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更小时，农民工收入归入城镇时城乡收入差距更小，假说Ⅲ成立。

    四、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测算

    （一）数据和统计口径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2007年城镇、农村、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不同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并决定了他们以后将长期居住于城镇，还是回乡，因此可以根据农民工的特征来决定应归入农村还是城镇。“常住人口”是国际上人口普查最常用的统计口径，因此，本文采用“常住人口”的标准来确定农民工收入的归属。为了考察不同的“常住”标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采用了4个“常住人口”的确定方式：常住人口Ⅰ是以是否从事现有工作1年为界，常住人口Ⅱ是以2007年是否在外出地生活6个月为界，常住人口Ⅲ是以2007年是否在外出地生活12个月为界，常住人口Ⅳ是从事现有工作2年以上且2007年在外出地生活12个月为界。

    在收入的口径方面，由于可支配收入中并不包含实物收入、自有房屋估算租金和当期社会保障支出所带来的未来收益，而这些收入所带来的城乡差距更大。本文定义“人均总收入”为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加上自有房屋估算租金、住房补贴、实物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总和（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之和），城镇自有房屋估算租金为可支配收入的10%（Khan和Riskin，2005）[11]，农村自有房屋估算租金为纯收入的10.3%⑨；城镇住房补贴和实物收入为可支配收入的12.5%⑩。由于农民工未取得城镇户籍，因此他们无法享受到城镇居民的隐性补贴，因此农民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总收入之间的差异非常小，相差不到1%。

    由于城镇和农村的生活成本不同，城镇的生活成本更高，如果不考虑这种差异得到的城乡收入差距是高估的，因此要进行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可以借鉴Brandt和Holz（2006）[12]关于1990年城乡生活费用的估算，然后采用CPI调整到2007的物价水平。1990年，农村的生活费用为696.56元，城镇的生活费用是862.83元，城乡实际货币购买力平价为1.24。以1990年为基期，2007年农村的CPI是222.23%，城镇的CPI是240.37%。因此，2007年城乡实际货币购买力平价为1.34。当农民工归入城镇时，就要用城镇的生活费用对其收入进行调整；若将农民工归入农村，则不需要进行调整。

    （二）城乡收入差距的初步测算

    以不同的归属方式，以及采用3种不同收入口径测算得到城乡收入比。结果显示，采用可支配收入的城乡收入比最小，而采用总收入的城乡收入比最大。在相同口径下，忽略农民工时城乡收入差距最大，而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农村时城乡收入比最小。这是因为农民工收入与城镇居民的相对差距更小，农民工收入比城镇居民低15%，比农村居民高1.6倍，这就验证了假说Ⅰ和假说Ⅱ。以可支配收入为例，农民工归入农村时的城乡收入比为2.42，比忽略农民工和农民工归城镇时低22.2%和14.5%；以PPP总收入为例，农民工归入农村时的城乡收入比为2.54，比忽略农民工和农民工归城镇时低19.4%和1.5%。

    采用常住人口标准得到的城乡收入差距大于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农村时的情形，但与农民工收入归入城镇时的情形很相近。以PPP总收入为例，常住人口Ⅰ标准下的城乡收入比为2.58，比忽略农民工时的城乡收入差距低18.1%，与农民工归入城镇时的城乡收入差距相等，比农民工归入农村时的城乡收入差距高1.6%。而且，不同“常住人口”口径下的城乡收入比相差不大，差距都在0.3以下。由于在对农民工按照常住原则进行分类时，相比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农村，城镇人均收入更低 ，而农村人均收入也更低，但农村人均收入低的程度更大，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更高。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5年的数据，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小于1.6，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只有3个国家超过2，中国便是其中之一（11）。考虑农民工收入后，城乡收入差距略微缩小，但仍然高于2.5，依旧处于世界较高水平。而且也高于改革开放之初和90年代初的水平，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仍需重视。

    （三）城乡收入差距的分解

    为了解城乡收入差距在总体收入差距（或称“总体收入不平等”）中的贡献，笔者对全国收入差距进行分解，计算得到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全国收入差距的城乡子群分解的实证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采用泰尔指数，因为泰尔指数可以分解净尽，不会像基尼系数那样由于城乡收入的重叠而产生剩余项的问题。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F104Y556.jpg

    其中，μ为总体（全国）的平均收入，F104Y557.jpg为每个个体的收入，n是总人口。

    泰尔指数的分解公式为（Mookherjee和Shorrocks，1982）[15]：

    F104Y558.jpg

    不同收入口径下，不同的农民工收入归属得到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小显示，采用泰尔群间不平等指标表征的城乡收入差距与采用城乡收入比表征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而且与第三部分提出的理论假说是一致的。首先，相比忽略农民工时的情形，无论将农民工归入农村还是城镇，总体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组间差距）都有所降低。以可支配收入为例，相比忽略农民工时的城乡收入差距，将农民工归入城镇时城乡收入差距下降12.4%，将农民工归入农村时下降43.8%，城乡间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下降16个百分点。第二，以可支配收入为例，农民工归入农村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比归入城镇时低35.8%。第三，相比可支配收入时的城乡差距，采用总收入口径时，城乡收入差距上升1倍，而且总体不平等上升将近0.1；而采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后的城乡收入差距略高于采用可支配收入时的情形。

    采用常住人口标准来确定农民工归属的城乡收入差距显示，与不同收入口径下的城乡收入差距相比，采用常住人口标准得到的城乡收入差距大于将农民工归入城镇时的情形，小于将农民工归入农村时的情形，这与采用城乡收入比来表征城乡收入差距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在同一种收入口径下，采用不同的常住人口标准得到的结果相差不到2%，因此不同常住人口标准得到的分解结果是稳健的。在常住人口标准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仍然在27%以上。

    表1是对以上不同口径、不同归属方式下城乡收入差距分解结果的总结，可以看到：第一，就收入口径而言，总收入得到的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收入差距是最大的；第二，对总收入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下降，但仍然高于可支配收入的城乡差距；第三，就不同归属方式而言，忽略农民工时的城乡收入是最高的，而将农民工归入农村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最小的，而采用常住人口标准的城乡收入差距介于二者之间。

    五、结论

    本文鉴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度量研究中对农民工归属不一致的理论背景，以及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庞大却未被现有统计调查体系完全覆盖的现实背景，从数理和实证角度比较了农民工不同归属时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首先，笔者从理论上推导了农民工收入不同归属下的城乡收入差距，发现：如果在城乡收入差距估算中忽略农民工，就会造成高估；不同归属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取决于农民工收入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相对差距，如果农民工收入与城镇的相对差距较小（也正是当前的现实情况），那么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农村时城乡收入差距最小。

    F104Y559.jpg

    本文最大的创新在于——提出应当以地区发展为视角，以常住人口为基本口径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式。当我们关注地区发展时，那些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尤其是在城镇具有稳定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应该归入城镇；而那些流动性较大，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工，则应当归入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流动改善了以人为角度度量的城乡收入差距（13），但以地区为研究目标的城乡收入差距却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也就是说劳动力流动只解决了农民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

    笔者发现，当采用“常住人口”标准来对农民工进行归属时，这时的城乡收入差距要小于将农民工完全归入城镇时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大于将农民工完全归入农村时的城乡收入差距，且更接近于前者。以城乡收入比为例，若忽略农民工，那么城乡收入比为3.11；若将农民工完全归入城镇，城乡收入比为2.83；若将农民工完全归入农村，城乡收入比为2.42；若按照常住人口标准，即将在城镇居住满1年的农民工归入城镇，不满1年归入农村，那么城乡收入比为2.72。

    目前城乡独立的统计调查体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确度量提出了挑战，《农民工监测报告》虽然从2009年开始反映农民工的现状，但是关于收入的信息偏少。笔者希望提高现有统计调查体系中农民工的覆盖率，并且增加关于农民工就业、收入的指标，如外出从业时间、是否在城镇有稳定住所、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单位等，便于对农民工进行不同的分类，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城乡收入差距，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注释：

    ①本文中的流动人口与农民工等同。

    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数据显示：1979—1988年的10年间，平均每年转移规模达到500多万人，年平均增长10%左右。《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的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2005年，农民外出就业年均增加580万人左右。《2012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2012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从14041万人增加到16336万人，年均增长570万人左右。

    ③《2020年，户籍制度城乡统一》，news.china.com.cn/live/2013-12/18/content_23929079.htm.

    ④半城镇化率是指城镇常住人口中非本地城镇户籍人口数占城乡总人口的比重。

    ⑤城镇住户调查方案中调查对象包括“户口在本地区的常住非农业户；户口在本地区的常住农业户；户口在外地，居住在本地区半年以上的非农业户；户口在外地，居住在本地区半年以上的农业户。包括单身户和一些具有固定住宅的 流动人口。”国家统计局，《2012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常住人口指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外出从业人员在外居住时间虽然在6个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带回家中，经济与本户连为一体，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在家居住，生活和本户连成一体的国家职工、退休人员也为家庭常住人口。但是现役军人、中专及以上（走读生除外）的在校学生以及常年在外（不包括探亲、看病等）且已有稳定的职业与居住场所的外出从业人员，不算家庭常住人口。家庭常住人口主要作为计算农村住户平均每人收入、消费和积累水平及分析家庭人口状况的依据。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范围内。

    ⑥2020年形成新型户籍制度常住地登记为基本形式[N].现代快报，2013-12-18.

    ⑦农村进入城市的暂住户。

    ⑧都阳、朴之水（2003）发现2000年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比例为25%。

    ⑨Khan和Riskin（2005）估算的农村居民自有房屋租金是重置价值与房屋负债的8%，但由于缺乏重置价值和房屋负债的信息，无法直接估算自有房屋租金。笔者根据李实、罗楚亮（2011）计算得到的农村卡恩收入和纯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来得到农村自有房屋估算租金的比重，是10.3%%。农村的房屋都是私有的，因此不需要估算共有房屋补贴；而自产自销部分已经计入纯收入，因此不用再计算实物收入。这样做就忽略了自有房屋租金和实物收入所带来的农村内部不平等。但不会影响城乡之间的差距，因为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此处是关于城镇居民收入均值和农村居民收入均值的函数。

    ⑩由于缺乏计算住房补贴所用到的房租数据和实物收入数据，笔者根据李实、罗楚亮（2011）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卡恩收入推算出城镇居民住房补贴和实物收入的比重，大约是12.5%。在处理中，笔者将每个人的住房补贴和实物收入的比重都定为12.5%，这样就忽略了住房补贴和实物收入所带来的城镇内部不平等。但不会影响城乡之间的差距，因为城乡差距在此处是关于城镇居民收入均值和农村居民收入均值的函数。

    （11）财经网.“亚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3.5倍”。

    （12）在式（2）中忽略了农民工收入时的城乡分解。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城镇时泰尔指数的分解公式为：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农村时泰尔指数的分解公式为：如果把农民工单列，那么泰尔指数的分解公式为：

    F104Y560.jpg

    将农民工收入归入农村时泰尔指数的分解公式为：

    F104Y561.jpg

    如果把农民工单列，那么泰尔指数的分解分式为：

篇8

一、顾全大局，配合省市完成区（市）、县级调查队体制改革

*年，是县级调查队改革的关键之年。按照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做强市队、整合县队”的改革思路，积极向区统计局党组、地方党委、政府汇报，争取多方支持，配合省市业务部门，完成对县级调查队体制的改革工作。

二、抓好基础工作，促进专业工作升级

（一）强化城镇住户调查基础工作。按照温府办发*号文件精神，从基础工作入手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会同社区及调查户所在单位做好记账质量抽查，明确账本的收送时间，确保调查户客观、真实、规范地记好家庭收支账；二是积极与各镇、街道和区级各部门、驻温各单位协调与沟通，为调查户落实记账补贴，做好调查户的稳定工作。（住户科承办）

（二）进一步完善价格监测体系，抓好价格预警。一是健全商品价格调查网络，准确、及时地反映居民消费价格动态；二是开展低收入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编算工作，科学测算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的影响程度；三是争取地方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的支持，率先在全省乃至全国推行及价格资料网上直报；四是会同物价部门，利用新闻媒体定期向社会主要农副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信息。（价格科承办）

（三）建立失地农民可支配收入指标监测体系。围绕全区的工作重点，建立并完善失地农民可支配收入指标监测体系，为加速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服好务。（综合科承办）

三、开展业务培训，提升队伍素质

（一）抓住调查队体制改革的契机，选派职工参加省、市调查队组织的各类业务培训，提高职工的业务技能。

（二）利用统计网络健全的优势，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班，有效提升辖区内辅助调查员的业务素质。（各科室承办）

四、跟踪社会热点，搞好调查研究

一方面以问卷形式开展抽样调查，收集城乡居民关心的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民意问题，特别是跟踪社会热点开展“每月一情”问卷调查，为区委、区政府当好参谋服好务；另一方面以记账形式（抽中户逐日逐笔登记家庭收支流水账）开展抽样调查，收集不同收入阶层失地农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情况的数据资料，为区委、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依据。（综合科、住户科承办，全队协办）

五、配合相关部门完成工作目标和临时性工作任务

（一）配合区政府农普办完成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开发应用工作。

（二）配合区纪委完成投资软环境测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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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圆满完成各项统计工作

（一）、圆满完成街道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普查工作。我街道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普查工作在区经普办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我街道经普办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各项普查任务。共完成收表、录入基本单位737个，其中法人单位485家，产业单位252家。并受到市、区经普办的肯定，推荐上报省级先进个人1人，市级先进集体、个人各4个。

（二）、完成2008年统计年报（经济普查）和2009年定期报表工作。今年是经济普查年份，为做好统计年报与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衔接。我站召集辖区内“三上”企业统计员召开街道年报培训会议，使他们认真学习统计调查制度，掌握制度修订变化情况，特别要注意学习经普报表。共完成了各专业的年报工作253家，其中限上的工业51家、商业16家、其它服务业23家、建筑业2家、劳资143家。

（三）、做好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满意率调查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的统一部署，我站认真了做好2008年深圳市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满意率调查工作，保证调查数据质量和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街道抽到西岭、仙湖两个社区，各30调查户。我们深入到调查户家庭认真做好问卷调查，如实采集记录各种相关信息。

（四）、完成人才资源状况抽样调查。为弄清深圳本地人才资源家底，为编制《全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纲要（2009-2020）》提供基础数据，开展一次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单位）人才资源状况抽样调查工作。我街道抽到18家企业，顺利完成。

（五）、做好2008年度入驻单位公共水电消耗量及金额分摊工作。针对我区租赁经济发达、物业管理覆盖率高、各单位水电消耗普遍由自用、公共两部分构成的状况，要求我街道辖区各物业管理公司（处）、各业主单位做好2008年度入驻单位公共水电消耗及金额分摊工作。我街道共收到26家物业管理公司（处）交来的公共水电分摊表。

（六）、做好城乡劳动力流动及生活质量调查。根据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通知精神，此次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对部分城市住户的抽样调查，了解城镇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及对家庭、社会的影响，深入研究城镇劳动力市场问题。我街道抽到鹏兴社区10户。

（七）、根据《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关于开展“城乡劳动力流动及生活质量调查”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统计站认真做好相关工作。××街道鹏兴社区是被抽中的调查点之一，调查样本量为10户。

（八）、做好2009年消费者信心调查和居民国内旅游调查工作。了解和掌握我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的总体状况，分析研究旅游业的发展变化情况，为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信息。我街道西岭社区各抽到19户调查户，每个季度填写一次。

（九）、认真开展罗湖区2009年劳动力调查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一部署以及少2009年劳动力调查培训会议的精神，按照市、区统计局的要求，认真开展了此次劳动力调查工作。共调查两个调查小区，分别62户和56户。16周岁家庭人员填报，半年一次。

（十）、协助国家发改委调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在我街道仙湖社区进行“我国城市居民对发展改革热点问题的反映”调查。本次调查是针对全国城市18-65周岁的常住人口，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抽取样本，由我街道统计员陪同调查员入户访问，为被抽中的调查对象解答调查问卷。

（十一）、做好2008年留学回国人员基本情况调查。为了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全面掌握来我市工作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此次调查。我街道共调查5家企业单位，均无留学回国人员。

（十二）、根据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投资状况及心态调查的通知》（深调函[2009]41号）文件精神，我街道鹏兴社区是被抽中调查社区之一。我街道统计站按照通知的注意事项上门对抽中调查户进行问卷调查，并顺利完成此次调查工作。

（十三）、2009年基本单位核实工作。根据罗湖区统计局文件关于开展罗湖辖区基本单位核实登记工作的通知。对辖区新增、变更、注销单位的核实登记工作，以便更新维护区基本单位名录库。我街道共完成182家企业单位核实登记工作。共登记确实存在的基本单位114个，法人77个，产业37个。

（十四）、全国r&d资源摸底调查。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广东省统计局《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总体工作方案》的要求，我街道开展了r&d资源清查摸底调查，按时完成《摸底调查单位科技（科研）活动情况表》，我街道共完成了5家企业的调查工作。

（十五）、为贯彻落实市、区“服务年”活动部署精神，结合我街道实际从7月份起开展了“统计大走访”活动。通过走访企业，帮助企业解决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宣传讲解统计法律法规，提高企业依法统计意识，加强政府统计机构与统计对象的联系和沟通，构建和谐统计关系。并对“三上”企业补充法律确认程序，共为辖区内80家企业签定《关于经常性政府统计调查对象确认的通知》。

二、统计站明年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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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受教育年限 明瑟教育收益率 个人收入 工作年限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教育在个人分配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教育对个人收入分配影响力的大小主要体现在教育收益率的高低上。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精确法(又称代数法,是基于精确法的内部收益率)和收入函数法(又称明瑟收入函数)两种,其中运用收入函数法计算的教育收益率使用较多,并且把该方法计算出来的收益率称为明瑟教育收益率。明瑟教育收益率是美国经济学家明瑟(Mincer)1958年提出来的,他在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研究》中首次将个人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用受教育年限来代替)以及工作经验(用工作年限来代替)联系起来,并于1974年提出了明瑟教育收入函数,而且运用此函数计算了居民的教育收益率。此后,很多研究者开始尝试用这一方法估算世界各地的居民教育收益率。

一、文献综述

最早对中国明瑟教育收益率进行研究的学者都是外国学者。Jamison和Gaag(1987)1985年3月根据甘肃徽县的家户调查资料计算了城乡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徽县80年代中期城镇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男性为4.5%,女性为5.6%。在农村,户主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成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农业产值的贡献相当小,农村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分别为0.4%和2%。Byron和Manaloto(1990)利用1986年国际羊毛秘书处对南京市民的一次调查,在考虑了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交互作用的基础上估算了明瑟教育收益率,得出明瑟教育收益率为3.74%。

李实和李文彬(1994)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集的1988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算了私人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城镇职工的平均明瑟教育收益率为3.84%。农村住户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2%。赖德胜(1998)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的调查数据,估算了城市职工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男性为5.14%,女性为5.99%。并结合李实和李文彬的有关数据,指出中国城市的明瑟教育收益率整体上偏低,但是1995年的明瑟教育收益率较1988年有较明显的提高,并且女性职工的明瑟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职工的明瑟教育收益率。

陈晓宇、陈良和夏晨(2003)使用国家统计局年度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别估算了1991年、1995年和2000年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953%、4.655%和8.534%。刘泽云(2008)运用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估算了2004年中国城镇职工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10.9%,其中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11.6%,男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6%,女性的教育收益比男性显著地高出2个百分点。王云多(2008)利用2005年个人问卷调查的数据,估算出2005年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11.3%。何亦名(2009)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根据1991―2006年各年份的家户调查资料,估算了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其中1991年为3.46%,2006年为9.1%。以上是许多学者对我国教育收益率的分析结果,由于不同学者采用的分析数据不同,使得各自估算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也不尽相同,但从上述学者的估算结果来看,我国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在逐年上升。

从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全国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对于某个省份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浙江省明瑟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更少。对浙江省明瑟教育收益率进行研究的学者有Junsen Zhang等人和南亮进等人。Junsen Zhang和Yaohui Zhao等(2005)在《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一文中运用USO(The Urban Survey Organization)的数据分析了北京、辽宁、浙江、广东、陕西和四川六个省份城镇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其中浙江从1988年到2001年明瑟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2%、3.6%、3.0%、3.7%、3.8%、3.8%、6.5%、4.4%、6.1%、7.1%、7.4%、8.4%、9.0%和10.9%。南亮进和罗欢镇(2006)使用2003年浙江省农村调查数据,推算出明瑟教育收益率为4.5%―5.5%。以上两次研究分别估算了浙江省城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和农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没有将整个浙江省城镇和农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在迅速增加,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浙江省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目前为多少,还不得而知,因此有必要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的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国庆期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该次问卷调查是通过宁波教育学院学生“国庆”回家探亲期间开展的。被调查对象为2008年参加工作的浙江居民(包括务农的居民),年龄要求到2008年12月31日为止,女性年龄小于等于55周岁,男性年龄小于等于60周岁。本次问卷调查的选项比较简洁,涉及到出身年月、到2008年12月31日为止的实际年龄、性别、工作单位所属类型、文化程度(代表受教育年限)、初次参加工作的年月、到2008年12月31日为止的工龄(代表工作年限)、2008年全年的税后收入(代表个人收入)、2008年的工作地址共9项内容,共发出500份问卷,被调查人员涉及到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湖州、嘉兴、台州、金华、舟山、温州、丽水、衢州11个地区,初次收回500份问卷,经过分析和回访,实际完全有效的调查问卷共352份,本文以下数据都是对这352份问卷资料进行处理的结果。

本文在计算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的时候,分三步进行,选用两个回归模型。

首先,不考虑性别差异,计算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运用明瑟教育收入函数的基本公式(根据lnYt=?琢+b1S+b2t+b3t2+?自转换而来):

lnY=?琢0+?琢1S+?琢2EX+?琢3EX2+?自 (1)

在公式(1)中,lnY、S、EX、EX2、?自分别代表个人收入的对数、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即工龄)、工作年限的平方和误差项,?琢0为常数项,?琢1、?琢2、?琢3分别代表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平方项的系数估计值。其中?琢1是明瑟教育收益率,表示受教育年限(S)的变化引起收入对数(lnY)的相应变化。

其次,考虑性别差异,在明瑟教育收入函数基本公式中加入性别这一虚拟变量,计算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运用明瑟教育收入函数的扩展公式:

lnY=?茁0+?茁1S+?茁2SE+?茁3EX+?茁4EX2+?自 (2)

在公式(2)中,SE表示性别的虚拟变量(女性为0,男性为1),?茁0为常数项,?茁1、?茁2、?茁3、?茁4分别代表受教育年限、性别、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平方项的系数估计值。?茁1仍然是教育收益率,与公式(1)中的?琢1的含义一致。?茁2表示在其他影响收入的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性别差异,男性的收入对数比女性的收入对数高出的比率。

最后,运用公式(1),分别计算浙江省男性和女性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进行比较。

三、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思路,运用EXCEL软件中的数据分析工具将352人的具体数据资料代入公式(1)和公式(2)中,整理出来的资料见表1。

从回归模型计算的结果可知:第一,尽管回归方程模型的可决系数R2并不太高,但是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分别通过了t检验(?琢=0.05,n=352,双尾检验:对于公式(1)自由度df=352-3-1=328,运用公式(2)自由度df=352-4-1=327,通过查统计用表可知t120=1.980,以上t检验值都大于1.980,因此运用公式(1)和(2)进行计算,均通过t检验。参照J.M.伍德里奇的《计量经济学》一书,第8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总体也通过了F检验(?琢=0.05,n=352,对于公式(1)F(3,328)=34.280788,对于公式(2)F(4,327)=30.677640,通过查统计用表可知F(3,120)=2.68,F(4,120)=2.45,查表的数据均小于实际计算的数据,因此运用公式(1)和(2)进行计算,均通过F检验。参照J.M.伍德里奇的《计量经济学》一书,第8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说明无论性别因素考虑与否,居民的个人收入与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居民的工作年限和居民的工作年限平方关系较密切。第二,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的,说明无论性别因素考虑与否,受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都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居民收入水平随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加。只是考虑性别因素计算的明瑟教育收益率比不考虑性别因素计算的明瑟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不考虑性别因素,2008年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为8.8972%,意味着浙江省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个人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根据e?琢1-1求得,即9.31%=e8.8972%-1,参照刘泽云的《教育经济学》一书,第96―9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为9.31%;考虑性别因素,2008年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为8.7664%,意味着浙江省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根据e?茁1-1求得,即9.16%=e8.7664%-1,参照同上)为9.16%。第三,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工作年限与个人收入的函数关系应表现为倒U型,也就是说收入随工作年限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少。在以上计算的收入函数中,工作年限和个人收入的函数均表现出倒U型,即个人收入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这与一般的人力资本理论观点相一致。根据回归模型的结果可知,不考虑性别因素,居民收入的拐点工作年限为24.77年,即居民的工作年限达到24.77年,居民收入开始由上升趋势转为下降趋势。考虑性别因素,居民收入的拐点工作年限为23.81年,收入的工作年限拐点比不考虑性别因素的工作年限拐点降低0.96年。第四,根据回归模型计算的结果可知,在同等条件下,男性的收入水平比女性的收入水平高,收入对数高出的比率为26.6049%,或者说收入水平平均高出的比率(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根据e?茁2-1求得,即30.48%=e26.6049%-1,参照刘泽云的《教育经济学》一书,第96―9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为30.48%,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个人收入比女性的个人收入平均高出30.48%。

最后,将352名被调查者按照性别分组,分为男性和女性各一组,分别将190名男性和162名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平方代入公式(1)中,整理出来的资料见表2。

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可知:第一,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同样都通过了t检验,总体也通过了F检验,说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居民的收入与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居民的工作年限和居民的工作年限的平方关系较密切。第二,男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低于女性,两者分别为8.6051%和9.0964%。在上面计算的收入函数中,工作年限和收入的函数表现出倒U型,这与一般的人力资本理论观点仍然相一致。并且根据回归模型的结果可知,男性居民收入的拐点工作年限为25.55年;女性居民收入的拐点工作年限为20.02年。男性收入的工作年限拐点比女性收入的工作年限拐点高5.53年,也就是说在浙江省,男性的收入开始下降的工作年限比女性晚5.53年。

四、结论

通过对问卷调查得到的352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浙江省2008年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8.8972%,其中男性为8.6051%,女性为9.0964%。这说明对于浙江省居民来说,受教育年限越长,平均收入水平就越高,因此增加受教育年限从总体上是有利的。并且在浙江省,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个人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为9.31%,接近10%。同时2008年浙江省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这一结论仍然与Jamison和Gaag(1987)、李实和李文彬(1994)、赖德胜(1998)、刘泽云(2008)等学者的观点相一致。但是目前在浙江省,男性和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差距只有0.4913%,比以上学者估算的差距都小,这说明男性和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差距在缩小。第二,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进行分析,这352人的工作年限和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都与一般的人力资本理论观点相一致,呈现倒“U”型,没有出现特殊情况。并且男性的个人收入拐点工作年限比女性要来得迟些,大概迟5―6年。这与女性整体工作年龄比男性小5年有关,因为在浙江省(参照国家的标准),女性的正常退休年龄为55岁,而男性的正常退休年龄为60岁,两者相差5年。第三,尽管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比男性高,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比男性低30.48%,说明在浙江省,收入分配仍存在着较严重的性别差异。这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在浙江省,女主内男主外的整体格局并没完全改变,因此男性在事业上有更多发展机会,比如说有更多升迁的机会等,与此相对应,受教育年限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

本文对浙江省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进行了研究,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数据资料,但是本文仍存在着很多不足。由于目前缺少能全面反映浙江省居民受教育年限和个人收入的数据(目前只有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所获得的浙江省居民受教育年限的数据,但是那是接近10年前的数据,与2008年的数据可比性较弱),因此无法得知本次抽样调查的数据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误差大小。此外本次调查所获得的有效样本容量也较小。因此有必要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后,对浙江省城镇和农村居民进行分别调查研究,然后进行整体分析,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反映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1] Jacob Mincer: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8(8).

[2] Jamison,D.、Gaag,J.:Education and Earn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87(2).

[3] Byron,R、Manaloto,E.:Return to Education in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1990(7).

[4] 李实、李文彬:中国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的估计[A].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 赖德胜:教育、劳动力和收入分配[J].经济研究,1998(5).

[6] 陈晓宇、陈良、夏晨: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

[7] 刘泽云: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8(3).

[8] 王云多:城镇居民教育水平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

[9] 何亦名:教育扩张下教育收益率变化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9(2).

[10] 孙百才: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