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人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镇人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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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湄潭县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为411613人。2003年年末总人口47、5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1、2万人；非农业人口5、05万人。

2012年人口出生率千分之7、6，同比下降0.48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千分之1、64，同比下降0.62个千分点。

湄潭县境内有汉族、彝族、白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藏族、景颇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哈尼族、锡伯族、普米族、蒙古族、怒族、基诺族等民族分布。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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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带有本质性的变化，从此，在中国的文明史上，城市中国将正式取代农村中国登上历史舞台。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根据经济史家的统计，英国达到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大约花了200年，美国花了100年、日本花了50年。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19%，然而，中国只用了30年多一点时间，就走完了上述国家少则半个世纪多则两个世纪的城市化历程。

城市化将催生政改并推动经济发展

比起农村，城市因为有人口的集聚和规模效应，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及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明，这是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后还会催生出民主、法治等政治制度的变革要求。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保守估计接近70%，至少快城市化15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比肩而来的，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城市化也将很快来到，这中间的时间差不会很大。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不匹配，势必会产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矛盾，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目前的中国就是这样。因此，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暗示两者的时间差将缩小，有助于缓解其内在的紧张关系，消除矛盾隐患。

另外，就经济增长而言，城镇人口大于农村人口也意义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至少还有20多年的高增长。这个预测的前提和基础，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事实上，无论是其他国家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都充分证明，经济的快速增长都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目前美国的城市化率约为82%，日本和韩国的城市化率约为66%和82%，即使要达到日本的城市化水平，以中国当前每年推进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计算，还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何况，中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这意味着城市化对经济增长仍有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这种推动作用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的：首先，随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对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将产生巨大需求。其次，更大更多的城市需要更多的房屋、道路及更好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再次，从收入水平看，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人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6977元，若未来还有几亿农民成为城镇居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购买力也将提高。毫无疑问，这种种需求，都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成为继工业化后又一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城市化带来的户籍与平等问题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在看到城市化过半带给中国机遇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它所隐含的巨大挑战。某种程度上，挑战比机遇更直接和紧迫。因为城市化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它实现了其目的和任务后方能体现出来，在此之前，只具有理论上或书面上的意义，而挑战则是现实存在着的。

城镇人口首超过农村人口带来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城市新旧市民间在发展机遇和公共福利分享上的平等问题。

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要素的城市化，而不是人本身的城市化。换言之，无论是人还是资本，他（它）的价值只体现在作为要素这一点上。这就造成在城市化中，人作为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作为完整的人则不能流动；或者，人流动了，权利和福利却不能同步流动。可以说，过去30余年的城市化基本是要素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这是中国城市化存在的最大问题。

也可把这种城市化称做半城市化或被城市化。它的根源在于现行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在城市捆绑了养老、医保、教育、就业、住房等利益；在农村捆绑着宅基地、承包地、林权、林业用地等利益。由于户籍背后的制度福利和利益刚性太强大，致使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并没有同时伴生城乡户籍制度的废除，从而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农民作为城市需要的劳动力是可以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即自由流动，但农民进入城市后，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换言之，农民只有产业工人的名分，而无城市居民身份之实质。这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阻碍城市化的真正实现。中国长期的储蓄过高、消费需求下降乃至外贸顺差过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都与此有关。特别是考虑到在半城市化人口中，二代农民工比例持续提高，他们对社会的不满程度远远高于父辈，对公平的渴望更加强烈。

粮食安全问题

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带来的另一挑战是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粮食安全之间维系脆弱的平衡。

纵观其他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中国，这更多的表现为一个政府参与的拔苗助长的过程。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是通过县改市、乡改区的方式，把农村行政区划改成城镇行政区划，实现城市化的。所谓农民的被城市化，指的就是此种现象。

之所以如此，在于地方政府看中的只是土地在城市化中的价值。根据其他国家城市化的经验，土地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未来升值的幅度和潜力很大，对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贡献颇多，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目前的税制结构和政绩考核体系下。因而，土地的城市化成为地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就不足为怪。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多半是通过城市的外扩实现的，这势必会造成土地的减少，危及“18亿亩”的耕地红线。因为适合城市化的地方一定是土地最优质的，再加上缺乏科学的规划和执行，结果极可能是城市化越高耕地面积越少。此种状况下，若粮食单产的提高跟不上土地面积的减少，粮食安全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此外，在中国的土地城市化中，由大规模圈占农地及各地不断发生的强拆、暴拆而引发的矛盾冲突、恶性事件、，也对目前脆弱的社会稳定形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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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表1 部分年份小城镇基本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出版社.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

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表2 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情况 人/个

地带 平均人口 平均非农业人口 平均劳动力人数 平均企业人员数

东部 5842 2415 3155 1516

中部 5119 2378 2489 857

西部 3312 1460 1676 505

全国 5009 2169 2612 1077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前几年大量的县城转变为城市,导致剩下的小城镇人口规模普遍不大,全国大约70%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不到5000人,非农业人口规模不到2000人。小城镇人口规模超过2万,或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1万的小城镇,占全部城镇的比重在3%左右。从空间的角度看,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以东部地带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比西部高76.4%,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比西部高65.4%。根据17260个镇的资料,在人口规模最小的2000个镇中,约50%在西部地区。

表3 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规模分布 %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表4 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分布 %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由于大部分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只要增加几千人就可以让不少城镇人口倍增,由此带来生活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因此短期内大多数小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不大。

三、小城镇人口中实际非农业人口估算

在前面谈到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业人口”得不到承认为合法的非农业身份,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在部分小城镇中存在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在有资料的城镇中,有1226个镇的企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人数,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存在。这种情况以东部居多,数量最多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和重庆。如果大量实际从事非农业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对城镇户籍管理有益,这些城镇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表5 企业人数超过镇劳动力总数的城镇分布

地区 数量(个) 比重(%)

东部 650 53.0

其中:江苏 143 11.7

广东 148 12.1

中部 270   22.0

西部 306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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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

1.前言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城镇化进入了加速推进的轨道。然而，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城镇化的建设偏重物的城镇化，片面强调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人的城镇化，对人口、居住、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城镇化不重视，使得中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相对而言是滞后的，尤其是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2.中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现状分析

通常我们所说的城镇化，是除包括人口城镇化以外，还包括土地以及生活方式等的城镇化。然而，人口城镇化是基础性的，其他关于城镇化的丰富内涵都是从人口城镇化衍生出来的。单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来看，人口城镇化使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规模增大，造成城市范围扩大或设置新的城市，这样就需要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而实现“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再把原农村地区的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

目前，中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从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速度普遍快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2001到2014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001年的24026.63平方公里扩大到2014年的49805.28平方公里，提高了2.22倍，总规模扩大了107.29%，但是同期城镇人口大约仅增加了55.87%①。根据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基本内涵，通常利用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②来测定两者的关系。经计算，2003―2014年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平均值为1.67，超过城市扩展合理系数1.12③，说明中国城市用地规模扩展过快（表1）。另一方面，在对人口城镇化的衡量中，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是按城镇常住人口进行统计的，也就是说这其中包括有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及随迁人口。考虑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统计差异，土地城镇化快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的问题更加显著。一方面，地方政府将城市周边的地区纳入城市范围将土地城镇化；另一方面，原来土地上的农民只是被动地城镇化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很可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能够“洗脚上楼”，仍未能“洗脑进城”。再加上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的选取，这样的城镇化率只能反映有多少人住在城市，多少人住在农村，反映国内人口的居住集中程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城镇化率是虚高的，只能说是实现了“名义”上的城镇化，或者是“城镇化泡沫”④。

3.导致中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城市土地供需关系来看，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增加了对住房的需求进而增加对城市土地的需求，同时，地方政府出于“公共利益”动机会不断向城市边缘区扩展、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城市土地供给实现外延式扩大。为了更好地探讨影响土地城镇化过快发展的各种因素，本文首先对此进行定量分析。

本文选取1995―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选择中国城镇建成区面积（记为Y）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选取了总人口（X1）、城镇人口（X2）、城镇化率（X3），GDP（X4）、第二产业占GDP比重（X5），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6）、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X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X8）等8项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X1，X2，X3反映人口向城镇的聚集程度，X4，X5反映经济增长情况；X6，X7，X8反映产业结构调整。模型设定如下：

结果表明选取的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同时也说明总人口、城镇人口、GDP等8个指标在98%的程度上能够说明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程度。同时，X6的系数为负数说明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将会促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减少城镇土地扩张进而抑制土地城镇化过快发展，

除此之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但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存在使得制度因素仍然产生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之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总的制度框架，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一系列具体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无偿使用的土地制度使得各级政府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城镇化进程受阻。

“土地是构成空间的最基础的载体，没有土地便没有空间”。[1]城镇化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中国现行的二元土地制度，即城市土地的国家所有与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对于土地城镇化具有推动作用。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也就是说中国的土地城镇化的实现方式之一是政府征收农业用地，将农业用地纳入城市用地范围。而政府征收土地的补偿费总和最高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前三年年均产值的30倍。以平均每亩产值1500元计算，征地的补偿费用每亩不到5万元，即每公顷不到0.3万元，这远低于土地出让市场的价格。[2]中国土地出让成交价款逐年递增，从2005年的0.59万亿增加到2014年的3.34万亿⑤。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12.9万亿，其中土地出让收入4.1万亿，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达31.78%。地方政府的利益在于地方经济发展，土地是地方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为了更好地吸引企业投资，地方政府会尽可能地增加土地供应。而价格差背后的高昂土地出让金构成了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由此加深了城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进而使得地方政府越来越偏好于征收农业用地。有关数据显示，2005―2013年中国农用地征收面积占全国土地征收总面积的比重都在70%以上⑥，政府通过征收农业用地不断地扩大城市范围，导致土地城镇化过快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通常城市化进程对提高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并且随着高密度城市的发展，农村、农业人口将逐渐减少，进而耕地和绿地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但中国却并非如此。在中国，城市用地面积的扩张程度超过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程度，出现很多土地利用不够集约的地区；而且，农村建设用地并没有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而减少，反而也加速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双面夹击耕地，使18亿亩耕地成为中央政府严加保护的对象，成为中国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这根源就在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两头”占地，他们不仅占有100平方米左右的城市建设用地，同时保留着人均250平方米左右的农村宅基地。[3]

尽管经过近年来中央与地方多层面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探索，户籍制度的二元隔离特征已逐渐淡化，但未彻底改革的户籍制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城镇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镇规模迅速扩张，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4]然而，传统户籍制度对户口迁移的严格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农业无法实现发展意味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革难以展开，进而阻碍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另外，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制约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使农村人口负担过重的状况无法改变，妨碍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快速健康转化，加剧了城乡的不平等，而且制约了城镇大规模扩张与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反映出来的抑制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就在于“农民工”问题。“从农民转换为农民工，是人口城镇化的过渡状态”。[5]在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地点转换”和“职业转换”，仍需要继续前行完成“身份转换”，真正实现人口城镇化。但是，由于存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⑦，地方政府缺乏为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提供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的动机，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积极性不高，远远低于招商引资、拆迁建楼的积极性，从而抑制了人口城镇化。2013年、2014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别为538.77亿元、710.12亿元⑧，根据测算，未来五年“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将逐年增加，这对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加速实现人口城镇化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4.结语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必须直面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从理论上看，城镇人口数、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三产产值比上二产产值比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城乡之间的制度都是造成中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因素。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造福城乡人民，因而，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将“重物”转变为“重人”，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事实上的城镇化。（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注解：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

② 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城市土地增长速度/城市人口增长速度。

③ 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对中国历年城市化过程的分析，城市扩展合理系数为1.12。当K>1.12，城市用地规模扩展过快；当K

④ 著名房地产评论员和房地产战略研究员许子枋说，城镇化泡沫就是地方政府基于GDP冲动，人为拉升土地城镇化率，大规模“造城”，没有实体产业和消费基础支撑，以农民被城镇化为人口表征，以政府办公大楼迁址拉动房地产为规划表征，以经济开发区丢荒和“鬼城”为结果表征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现象。

⑤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05―2014）。

⑥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6―2014）。

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测算的2013―2020年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具体包括养老保险、低保、医疗保险和随迁子女教育成本等四类成本。只考虑由政府承担的增量成本，不考虑由企业和个人承担的相关成本。

⑧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

参考文献：

[1][5]厉以宁，艾丰，石军.中国新型城镇化概论[M].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P75；P92.

[2]范进.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学家，2012.05，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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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人口；转移；就业；承载力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8/09-0101-06

一、江苏省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趋势判断

建国50多年以来，江苏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非农化的快速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到2006年末，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1.9%。但与全国其他省市的“十五”末城市化水平相比，江苏省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而且低于经济相近省份广东61%，浙江56%，甚至低于东北三省黑龙江53%，吉林53%和辽宁59%。

江苏省城市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江苏第二产业份额过高，2005年，江苏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仅为0.9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这说明当前江苏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江苏现有农村劳动力2662.5万人，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约600万人，减去已经转移到二三产业的1608.82万人，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约有450万人有待转移。随着市场对劳动技能要求的逐步提高，在待转移的450多万农村人口中，减去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专业化和技能化需求的部分人口。①实际可供转移农村劳动力仅为1/3，约150万人。加上每年将有近60万新成长农村劳动力需要就业，2006-2015年间，每年需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约75万人。由于江苏是人口净流入省份，还需加上省际年净转移增加的供给量15万人。

两项合计，2006-2015年间，每年转移到江苏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约为90万人，共900万人。按照随迁家属占转移劳动力的13%计算，②届时，转入江苏城镇的农村人口总数约为1000万人，年均转移到江苏城镇的农村人口约100万人。

二、江苏省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现状与相关问题

江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特点表现为：待转移就业的人口数量庞大和已转移就业质量不高。目前转移就业的农村人口，属于名义上的城镇人口，但只是进行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并没有实现身份上的转换。真正实现农民变市民，具备城镇就业、生存能力的人口还不多。

要实现农村人口从产业转移到地域转移、从非农化转移到真正的城市化转移，就业和收入水平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推动江苏农村人口转移就业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平等的就业机会、较强的就业能力、收入的长效增长机制、城镇就业容量与承载能力、就业权益的保护、稳定已转移人力资源、城镇就业的意愿与预期、转移就业的有序化与组织化。

1.平等的就业机会

江苏省从2003年以来，全面清理了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歧视性政策和不合理收费，在制度层面上基本解决了就业歧视问题。但整个社会在观念上对农村人口就业的歧视仍未完全消除。城镇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失业登记、失业求助、就业管理)，受到物质与技术条件的制约，尚未将农民人口纳入服务与管理范围。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62.8%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的第一份工作是通过亲友乡亲找到的，每次求职尚需平均支出124元的求职费用（搜寻成本）。江苏城镇转移就业人口，同工不同酬的问题还普遍存在，转移就业人口的收入低于同行业城镇人口的比例为22%，平均低282元。市场机制主导的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劳动力市场城乡、地区、部门分割的状况还有待解决。

2.较强的就业能力

江苏农村人口转移就业的层次普遍不高，绝大多数在技术要求较低、主要从事体力的低端职业领域就业，靠吃青春饭和干体力活在城镇工作。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与农村人口技能素质偏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江苏城镇转移就业人口中，35.8%的人有过失业经历，25.4%的人遇到失业即返回农村家乡；江苏城镇转移就业人口中，接受过一年以上培训的转移人口仅占12.1%，且大多数人（74.4%）接受的是三个月以下的简单短期培训，受过两次以上培训的比例仅占接受过培训人口的24.3%。随着年龄增大和体质的衰退、市场对劳动力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相当部分仍在劳动力年龄内的转移人口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操旧业。

3.收入的长效增长机制

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较量形成了不利于农村人口转移的低工资问题。据课题组调查表明，受雇农村转移人口中，月收入比上年增加的人口比例仅为44.8%，平均增长幅度只有122.38元。对于佣工企业来说，农民工缺少组织化力量与之相抗衡，导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难以落实。企业从利润最大化出发，往往以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为借口，不愿意支付农村转移人口比最低标准更高的工资，尤其是在一些低端的竞争激烈的工种。省政府制定的工资增长指导线，对用工企业只是一种软约束。相对应地，农村转移人口在江苏省城镇的平均月花费则达到850元，月收入（不扣除花费）低于1600元的比例高达74.4%，低于1000元的比例为27.1%。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的低收入水平，严重影响了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的后续发展及城市化的进程。

4.就业权益保护

江苏农村转移受雇人口中，签订劳动合同比例占78.5%，即21.5%的人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合同，一旦发生劳动纠纷，权益难以得到保证。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个体、私营的小型服务单位。此外，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和工作环境差的状况还比较突出，就业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据课题组调查表明，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工作，有过以往被要求交押金、担保金、押证件等各种担保的比例为42.6%，平均每天工作9.55个小时，50%的转移人口一周内的休息时间不足1天。23%的转移人口有过以往被拒付或克扣工资的经历，30%的转移人口有过以往被拖欠工资的经历，平均拖欠4.3个月。

5.城镇就业预期

我们的调查显示，17.2%的农村转移人口对城镇工作生活的现状不满意，甚至2.4%的农村转移人口对城镇生活很不满意。直觉上往往认为农村人口有着强烈的城镇转移定居愿望，实际上，当被问及对于城镇生活将来的打算时，农村转移人口中21.9%的打算“干一天，算一天”，只有50.9%的人口打算“争取在城镇定居”。农村转移人口对长期城镇稳定就业的预期不高，导致其对自身素质技能提高的积极性不高，同时也难以造就其城市市民的责任感和对城镇生活的认同感。

6.转移的有序化

根据本课题组问卷调查显示，在转移人口中，62.8%是靠亲友乡亲介绍找到第一份工作，13.3%是通过人才或劳务市场，9.4%是通过职业中介机构，7%是通过用人单位主动招工，6.4%是通过各种媒体自己找到工作。农村人口的无序化流动就业不适应工业发展对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的要求。

三、江苏省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就业的承载力分析

1．江苏城镇的就业需求

从就业需求角度讲，江苏现有城镇，在未来的5-10年间能接纳多少转移就业劳动力，取决于江苏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根据江苏十一五规划，我们预测，在2006-2015年间，江苏GDP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如果城镇就业弹性系数维持在2000-2005年间的0.05的水平，则2006-2015年间城镇就业增长率约为0.5%。2005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2101.61万人，按照0.5%的就业增长率，2006-2015年间，江苏城镇就业需求增量约为105.1万人，江苏城镇就业需求增量年均约为10.5万人。

2．江苏城镇的劳动力供给

从就业供给的角度讲，暂不考虑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就业供给，2006-2015年间江苏城镇劳动力供给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2006-2015年间城镇净增长劳动力和2006-2015年间城镇单位富余人员。其中，2006-2015年间城镇净增长劳动力，为1989-1998年间江苏新出生城镇人口（247.91万人）减去2006-2015年间退出就业的城镇人口（男60、女55）（521.50万人），为负增长273.59万人。而2006-2015年间城镇单位富余人员，根据宋林飞（2000）在《江苏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近期、中期对策研究》的研究中估测方法，城镇单位富余人员约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20%。根据2005年江苏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为628.82万人，推算2006-2015年间城镇单位富余人员约为125.76万人。因此，2006-2015年间城镇净增长劳动力和城镇单位富余人员两项合计，2006-2015年间江苏城镇劳动力负供给为147.83万人，年均负供给约15万人。

3.江苏城镇的转移就业空间

结合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补充，2006-2015年间，江苏城镇劳动力就业供需缺口约为250万人，年均缺少劳动力就业供给约25万人。这部分缺口主要靠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来补充。

目前江苏省2600多万农村劳动力中，已经转移出去1600多万，还有450多万等待转移，在450人中，实际可供转移农村劳动力仅为1/3，约150万人。加上每年将有近60万新成长农村劳动力需要就业，2006-2015年间，每年需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约75万人。由于江苏是人口净流入省份，加上省际净转移增加的供给量和非劳动适龄人口就业供给量两项合计年均供给约25万左右。江苏城镇就业需承载的转移劳动力数年均约100万人。

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就业补充，综合城镇就业供需两个方面，2006-2015年间江苏城镇劳动力就业供需缺口约为750万人。在推动江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年均约75万转移劳动力在江苏城镇的就业问题无法解决。可见，在未来十年间，江苏城镇转移就业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四、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就业的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劳动力需求

目前，江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整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三大产业结构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不相适应，三大产业就业份额与产值份额也没有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相当，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即在第一产业排挤劳动力、第二产业吸纳能力弱化的情况下，第三产业产值份额、就业份额均未超过40%，与发达国家相比分别低15多个、25多个百分点，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也没有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潜力仍然巨大。

2.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劳动力需求

目前，江苏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拉动。随着江苏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二产业的生产要素逐渐向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导致劳动力需求弹性大大下降，新创造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一方面，要保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如提供生活用品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由于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导致吸纳就业的作用没有显现。另一方面，要强化外资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基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形成了产业集聚态势。这种大规模的产业集聚必将有力地扩大全省劳动力的就业。

3.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缓解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

当前，江苏省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另一方面，又缺少大量高素质的专门人才。这一多一少说明江苏劳动力素质还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新形势。解决这种结构性矛盾，就要有针对性地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从而扩大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一方面，政府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大力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掌握相关知识，学得一技之长，积极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

4.充分发挥小城镇、中小城市的集聚作用，抑制大城市就业过度膨胀

小城镇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重要的“蓄水池”，中小城市在吸纳农村劳动力方面发挥着较大作用。实践证明，发展小城镇、中小城市也是现阶段推进我国城市化的有效途径。这是由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城乡差别较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呈多层次性的现状决定的。为此，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局。当前，应该在重视发展以重点中心镇为主体的小城镇的同时，切实加大投资优先建设中小型城市，一方面提高中小型城市大量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大城市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

5.壮大县域经济，鼓励就地转移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扩大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容量，尤其是苏中、苏北地区，要通过招商引资、南北合作，鼓励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农村服务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就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充分利用中央和省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农民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和农民创业贷款担保机构，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苏南地区则需适应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趋势，积极引导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苏北地区转移。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统筹规划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把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充分利用当地原材料和劳动力，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6.全面开放城镇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本省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就业

以平等、健全的城镇公共就业服务(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失业登记和失业求助、就业管理、就业登记等)吸引本省农村人口向省内城镇转移就业，将有限的城镇就业机会向本省转移劳动力开放。既有助于苏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输出，也有助于苏南人力资源的引进，用政策引导本省农村人口在省内有序转移，将行政资源从繁重的具体输出与引进组织工作中解放出来。逐步将就业服务和就业资源从城乡户籍上剥离下来，在省内推行居住证制度，实行就业上的常住管理，先针对本省农村转移人口建立就业档案管理制度或就业信息卡制度，将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纳入整个信息网络。省内农村人口的优先转移就业，有助于农村转移人口形成对城镇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有利于进一步的市民化问题的解决。

7.营造优良环境，大力扶持引导返乡创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浙江致富农民的经验就是“百万农民创业，带动千万农民就业”，从扩大就业来说，中小企业包括中小服务业，是扩大就业的主渠道。目前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和“个私”经济，而农民创业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他们的创业带动了更多农民的就业。对此，要在大力发展民营、“个私”经济中给农民以热情关心和支持。建立全面引导农民工外出与回乡创业的机制。对返乡创业者给与政策上的优惠扶持，鼓励外出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大力弘扬创业文化，为返乡创业营造浓厚氛围；探索多种融资渠道，解决创业资金不足问题；引导项目向园区集中，解决创业项目用地问题；加快人才培养，为创业项目提供人才支持；鼓励技术创新，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搭建信息平台，优化政府服务；把返乡创业与劳务输出、招商引资结合起来，掀起返乡创业的。

8.将转移劳动力纳入工会体系，通过组织化力量，构建转移人口收入的长效增长机制

由于城镇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要解决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关键要相应地解决其收入长效增长机制问题，尤其是常住转移人口，常住转移人口已经基本具备城镇生存能力，要最终解决在城镇扎根问题，必须保证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由于劳动力市场现为买方市场，行政力量的监督指导只能在短期有效，无法形成长效机制，只有提高转移劳动力的组织化程度，才能形成劳资力量的平衡机制。因此，将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现有的城镇工会体系是应时之举。我们建议，首先在身份认识上，应将农村转移劳动力视为稳定的城镇产业工人，而不是随时流动的两栖人口。工会组织先通过经济纽带调动转移劳动力入会的积极性，再逐步建立工会的分支组织，如行业工会、区域工会，分层逐级细化对转移劳动力的组织领导，最终建立起工资的集体协商制度，稳步提高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同时，建立最低工资标准的长效增长机制，严格最低工资标准执法。

9.提高转移劳动力的维权意识，完善法律法规，增加违约侵权用工单位的违约侵权成本

通过调查发现，转移劳动力中，就业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的往往是两栖转移人口，由于这部分人口城镇就业的短期性、技能低、流动性强的特点，劳资双方的博弈属于一次性博弈，容易诱发资方采取短期行为，对劳动者权益形成侵害。相应地，劳动权益的侵害又加剧了这部分人口的流动性和短期就业，形成一次性博弈的长期恶性循环。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地方政府部门，首先要认清长期形成和谐、诚信的劳资合作环境，恰恰是吸引投资和高质量劳动力的有力资本，放任违约侵权的短期行为将以长期的更大损失为代价，近年来的民工荒一定程度上恰恰是这一问题在长期的反映。其次，用制度保证政策落到实处，如违约侵权保证金制度、劳动计酬手册制度、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预付工资制度、劳动合同书面报告制度、录用登记核查制度、维权法律援助和司法保障、维权热线、维权服务站、工会维权、最低工资制度、高危行业和特种作业持证上岗制度等等。

10.提高流动劳动力的转移有序化与组织化

除了目前的政府组织培训输出、苏南苏北对口输出（输入）等措施外，应考虑参照城镇职工的做法，建立农村转移人口档案。档案中记录农村转移人口的进城务工时间、就业情况、技能培训情况、社会保险参加情况等一系列相关信息。政府部门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农村人口转移情况，为进一步解决农村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提供参考信息，便于根据实际人口转移情况来制定分步进城门槛。建议先在省内转移务工人口中建立江苏省农村人口城镇务工档案，探索将有关社会保障、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子女入学等城镇服务、福利与档案信息挂钩，使农村转移人口重视个人档案信息内容，及时申报，关注个人档案信息。

11.选择适当的时机，公布进城门槛条件，给转移农民明确的城镇定居预期

对于转移不彻底的问题，现有的研究多着眼于农村土地的“脐带”对农村人口转移的牵制，形不成强有力的推力。但实际操作中，又不能轻率断掉进城农民的这根救命“脐带”，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我们从城镇拉力的角度着眼，建议公布进城门槛条件，给转移农民明确的城镇定居预期，使其产生明确的目标动力，形成有力的拉力，主动走上市民化和城市化道路，向成为一名合格的产业工人的方向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维护自身权益，摆脱现在干一天算一天的转移状态，走出农民工维权难、培训不积极与实际脱节的短期行为恶性循环圈。调动农民工自身积极性，去维权，去培训提高就业能力，提高自身素质来适应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使农民工的进城动机从目前简单地谋求经济收入，哪里有钱哪里赚，没钱就回乡的两栖流动心态，转向谋求永久性身份转变的努力上来。从而根本改变目前企业缺少高级工的无奈、政府疲于组织培训转移维权的被动、隔靴搔痒式的低效状态。

注释：

①在待转移的450多万农村人口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比重高达87%；88%的人没有一技之长，50%的人年龄超过了45岁，63%的人为女性。这部分人口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专业化和技能化的需求。

②关于农村人口转移总量规模的测算，目前大多数研究都使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来代替农村人口的转移规模。鉴于农村人口转移是劳动力转移的后续阶段，更是人口城市化的实质阶段。本文测算了近年江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本课题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在城镇工作生活期间，单身外出的比例为57.9%，携家属（父母、子女、配偶）外出的比例为42.1%。我们估算，在转移总人口（包括省内与省外）中，随迁家属约占20%，在省内转移人口中，随迁家属约占40%。因此，在根据转移劳动力数据测算转移人口时，我们估算随迁家属比重约占转移劳动力的13%。

参考文献：

［1］Todaro，M.P.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M］.London: Merlin Press, 1997:88-93.

［2］Todaro，M.P.Internal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Comment repl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7):105-109

篇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口城市化低碳发展战略研究”（编号：10ZD&032）；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人口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系统仿真与情景分析”（编号：11YJCZH26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我国人口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定量研究”（2011）。

摘要 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从居民消费视角定量评估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通过对Kaya恒等式向量形式的扩展，将人口城乡结构及城乡居民消费等变量纳入考察范围；采用LMDI方法将碳排放变动分解为人口规模、人口城镇化、居民消费、消费抑制、能源强度及排放因子六种效应。对1980-2010年我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表明，居民消费对该阶段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其他五种效应；199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力已持续超过人口规模的影响；居民消费率的降低由于伴随着投资与出口等相对高碳的经济成分比重的同步上升，对碳排放的驱动大于抑制作用；能源强度的持续下降对碳减排的作用明显，但能源结构调整的减排效应尚未得到显著体现。研究认为，以拉动内需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调整，伴之以能源强度与能源结构的持续改善，为未来我国人口城镇化的低碳发展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居民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

中图分类号 F062；X1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021-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04

随着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不断深入，化石能源燃烧引致的碳排放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人口发展、居民消费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人口城镇化水平因其与居民消费模式的显著相关性，是较早受到碳排放研究者关注的人口结构因素。人口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其作为人口地理分布结构的一种变动现象，伴随着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动，自然包括了能源利用方式的变化，也相应地影响着碳排放。一般认为，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为正、负两种效应：一方面，能源的生产性消费以城镇为主，与人口城镇化进程相伴的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亦会驱动生活性能源消耗的增长。因此，在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条件下，城镇化进程直接推高了碳排放。另一方面，人口城镇化对资源环境压力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城镇化本身是一种集约化的发展方式，其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表现为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清洁能源技术的推广、以及排放物集中治理的便利，从而有助于控制和减缓碳排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平均每年增加城镇人口约1 500多万人。与此同时，以不变价格计算，近30年来我国居民人均消费额增加了近8倍，居民消费模式亦发生了重要变化。考虑到目前人口城镇化程度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亦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对人口城镇化同步发展的要求，可以预期，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口城镇化仍将以较快速度推进。同时，目前正积极探索由扩大内需拉动的经济结构转型之路，居民消费规模有望持续提高。因此，在人口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双重拉动下，居民消费模式变迁对我国未来能源供应与碳排放的影响不容忽视。从居民消费视角定量评估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其变动特征与作用机制，并由此探寻我国人口城镇化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对于提高我国碳减排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促进经济社会的低碳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 文献回顾

明确界定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为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大多是通过生产、生活、技术、贸易等其他要素间接作用于碳排放。在国际层面，Satterthwaite[1]研究了1980-2005年世界各国碳排放增长与人口增长及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不只是人口增长驱动了温室气体排放，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与人口城镇化相伴的消费规模与消费水平的增长。Pachauri和Jiang[2]研究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与印度城乡居民生活用能的转换模式，并进行了对比分析。Poumanyvong和Kaneko[3]使用STIRPAT模型研究了1975-2005年99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对所有不同收入人群而言，城镇化对于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在中等收入群体中表现更为显著。

在中国层面，林伯强和刘希颖[4]将城镇化变量引入Kaya 恒等式，通过协整分析认为，城镇化的人口转移对能源和碳排放的冲击非常明显，城镇化进程中的高耗能增长特征是影响中国能源需求及碳排放的重要因素。Liu[5]的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与能源消费之间无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加速城镇化进程有助于减少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彭希哲和朱勤[6]基于扩展的IPAT模型对我国1980-2007年碳排放的分析表明，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城镇化率、人口规模三个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明显，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口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已高于人口规模变化的单一影响力。

目前，对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影响因素的贡献率进行定量测度的主流方法是因素分解分析，常用的分解方法包括结构分解分析（SDA）与指数分解分析（IDA）。SDA方法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以消耗系数矩阵为基础，较多地应用于产业部门、国际贸易等因素的分析；IDA方法则基于产业部门的终端产出数据，更易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与比较。现有的与中国居民消费相关的碳排放分解分析研究大多采用SDA方法，如Minx等[7]、朱勤等[8]等。由于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的历史不长，且仅在逢2、7和逢0、5的年份分别编制基本表和延长表，此类研究考察的周期都较短，且时间跳跃性较大。包含人口因素的中国碳排放分解分析则较多地基于Kaya恒等式[9]采用IDA方法进行研究，如Zhang[10]、Zha等[11]、朱勤等[12]、Ma和Stern[13]等。相比于SDA方法，此类研究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利用较长周期的时间序列数据，从而更为全面和细致地测度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但由于经典的Kaya恒等式仅包含人口规模因素，迄今为止，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定量测度中国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影响的贡献率的研究尚不多见。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方面，现有研究偏重于对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检验与分析；从居民消费角度探讨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定量研究大多采用基于投入产出表的SDA方法，其考察周期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

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因素分解方法考察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有效克服了现有研究中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解分析所受到的数据可得性与考察周期的限制。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向量形式的扩展，将人口城乡结构及城乡居民消费等变量纳入考察范围；在此基础上采用LMDI方法将碳排放变动分解为人口规模、人口城镇化、居民消费等六种效应，测度各因素的贡献值与贡献率。根据分解结果，分析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变动特征与作用机理，并阐释其政策含义。

2 模型与方法

经典的Kaya恒等式[9]建立起人口、能源、经济等因素与碳排放之间的数量关系，表达为：

其中，C、PE、GDP和P分别代表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费总量、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口总量。在Kaya恒等式框架下从居民消费视角考察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思路是将城乡人口及城乡居民消费在Kaya等式中表达出来。

以E表示居民消费总额，则式（1）可扩展为：

将人口城乡结构和城乡居民消费变量纳入考察范围，分别以Eu、Er表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额，以Pu、Pr表示城镇和农村人口数，则居民消费总额E可表达为：

将式（3）代入式（2），即可得到包含人口城乡结构和居民消费向量的Kaya恒等式扩展形式：

令：Cf=CPE，表示单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即碳排放因子；Ei=PEGDP，表示单位GDP的能源消费量，即能源强度；

Rc=GDPE，表示GDP与居民消费的比值，是居民消费率的倒数，表征了经济体对居民消费的抑制程度，本文将其定义为“消费抑制因子”；

eu=EuPu，er=ErPr，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额；

pu=pup，pr=prp，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则式（4）可表达为：

两边取自然对数，再取微分得：

由此得到可用于因素分解计算的碳排放量的连乘积形式：

因素分解的基本思想是将系统中因变量的变动分解为相关自变量各种形式变动的和或积，以测度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动贡献的大小。分别以上标0和T表示基期和计算期，采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LMDI）的加和分解方法[14]对式（6）进行分解分析，得到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的表达式分别为：

上述分解计算中，式（8）和式（9）仅包含了s0u而未包含sTu，这是一种近似处理。对于取微分的变化量而言，su实际上是基于0期的点弹性值，其相邻年份的变化很小，也就是说相邻年份的s0u与sTu可作近似相等处理。相应地，非相邻年份的变化效应可以由0期和T期之间各相邻年份变化效应的合计来得到。实际计算结果亦表明了这种近似处理的合理性。

这样，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向量形式扩展，将人口城乡结构及城乡居民消费等变量纳入了考察范围；通过对数及微分变换并使用LMDI方法，将碳排放变动分解为人口规模、人口城镇化、居民消费、消费抑制、能源强度及排放因子六种效应。由此实现了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城乡的碳排放因素分解。

3 数据与计算结果

本文测算1980-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数据资料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中国能源平衡表》。1980年代的部分年份能源平衡表只有实物量而无标准量，本文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所附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进行了标准量折算；少数年份未给出用作原料与材料的能源数据，本文根据其他年份该类数据的变动趋势，采用线性插值进行补齐。各类化石能源碳排放系数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15]采纳的数据。根据IPCC推荐的“参考方法”[16]，由历年各类化石能源的消费量（扣除其中用作原料或材料的“固碳”能源）及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计算得到相应碳排放量；由计算得到的当年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发电煤耗计算法）的比值得到历年排放因子；由当年能源消费量与定基GDP的比值得到历年能源强度。

人口、经济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城镇化率指标以城镇常住人口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建制标准和城镇人口定义均作过多次调整，不同年代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对此不作深入探讨，直接引用《中国统计年鉴2011》提供的历年城镇人口数据，其统计指标解释为：“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其中“常住人口”解释为：“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征，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数据亦对应于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经济数据统一按2000年不变价格折算。计算、整理得到的时间序列数据如表1所示。基于上述数据，应用式（7）-（13）进行LMDI因素分解计算，得到分解结果如图1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知，1980-2010年我国碳排放从3.73亿t碳增长至20.02亿t碳，增幅达4.36倍。模型所考察的人口与消费相关因素对该阶段我国碳排放的变动均表现为正效应，其中，居民消费因素的贡献值最大，为16.86亿t碳；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因素，为4.01亿t碳；消费抑制和人口规模因素分别为3.34和2.32亿t碳。两个技术性因素――能源强度与排放因子整体上表现为负效应，其中，能源强度因素的贡献值为-9.98亿t碳，是最大的减排因素；排放因子的贡献值为-0.39亿t碳，表

现为微弱负效应。

4 分 析

由分解分析结果可以得到1980-2010年各影响因素对我国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如图2所示。按贡献率绝对值大小排序，模型所考察的六种因素对该阶段我国碳排放变动的贡献率依次是：居民消费效应101.9%，能源强度效应-60.3%，人口城镇化效应24.2%，消费抑制效应20.2%，人口规模效应14.0%，排放因子效应-2.4%。以下分别从人口、城镇化、居民消费及技术进步等角度对分解结果进行分析。

4.1 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

图3所示为1980-2010年我国人口规模与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变动贡献值。该阶段，人口规模对碳排放变动的年贡献值始终在0.05-0.10亿t碳之间小幅波动；人口城镇化的贡献值在1996年之前低于人口规模效应，但此后一路上扬，2010年达到0.38亿t碳，为人口规模效应的4倍。由此可知，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驱动力已大大超过人口规模的影响。

该阶段，我国人口总数从9.87亿增长至13.41亿，增幅为35.85%；人口年增长率波动下降，从1980年代的1.5%左右降至近年的0.5%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

进程不断加快，人口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39%升至2010年的49.95%；城镇人口从1.91亿增长至6.70亿，增幅达2.5倍（见图4）。纵观人口城镇化的过程，1995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该年，农村人口达到历史最大值8.59亿，其后持续下降；城镇人口则从该年开始以每年超过2000万人的增量持续提高，城镇化进程由此进入快车道。这一变动特征与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贡献值在1996年之后有大幅提高的分解结果基本吻合。

由分解结果可知，作为人口因素，人口规模与人口城

镇化率的变动对碳排放增长均表现为正效应，但其贡献值远远小于居民消费效应。在本文所考察的人口、消费与技术框架下，居民消费因素对碳排放变动的贡献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人口城镇化驱动背景下，居民消费的变动伴随着农村居民消费模式转化为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过程，其对碳排放影响的特征与途径正是下文要探讨的内容。

4.2 城乡居民消费与碳排放

图5所示为1980-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对碳排放变动贡献值、以及根据式（9）进一步分解得到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分别对碳排放变动贡献值的变动情况。近3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贡献值远高于模型所考察的其他因素，其变动亦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0年之前，大部分年份的贡献值在0.2-0.6亿t碳之间波动，最大值是1996年的0.80亿t碳；2001-2007年进入快速增长期，从0.37亿t碳猛增至1.53亿t碳；高位运行2年后，2010年大幅回落至0.67亿t碳，降幅超过一半。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对碳排放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农村居民消费对该阶段碳排放变动的年贡献值始终在0.2亿t上下波动，最大值发生在1996年，达到0.45亿t碳，2010年为0.28亿t碳。城镇居民消费对碳排放变动的影响趋势则与不区分城乡的全国走势基本一致，与全国水平的落差在0.2亿t碳左右。对比城、乡两种效应可知，除1980年代中期之前及此后的个别年份（1996年）外，城镇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均大于农村居民，2000年代后期的贡献值高达后者的4倍左右，2010年又有大幅回落。

从城乡居民消费的变动来看，该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总额从0.83万亿元增长至10.79万亿元（均按2000年不变价格折算，下同），增幅达12倍。其间，城镇居民消费总额在1989年首次超过农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额则始终高于农村，且差距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10年居民人均消费城乡比为3.87（见图6）。居民消费引致的碳排放一般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居民家庭在炊事、热水、采暖等生活用能方面产生的直接碳排放；二是居民消费品在其原料、生产、运输及销售等环节中所承载的能源消耗导致的间接碳排放，即消费品载能碳排放[8]。由于后者反映的是消费品生命周期在各个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的总和，因此，从居民消费的视角测度的碳排放变动其实包含了生产活动的影响。先期研究表明，1980-2007年，我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占全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为9.9%-18.0%[17]；1992-2005年，居民消费品载能碳排放占排放总量的58.7%-64.3%[18]。粗略合计，居民消费引致的碳排放（包括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占全国排放总量的70%-80%。由此可见，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远高于居民消费额所占GDP的份额（即居民消费率）。

从城乡对比来看，198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生活用能的人均碳排放量总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人均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城乡比亦从5.9缩小至1.8左右[17]，城镇人口在生活用能及其碳排放方面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有所显现。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品载能碳排放的城乡差距则呈不断增大的趋势，近年来的人均城乡比在4.0左右[18]。由此可以认为，该阶段我国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来自城镇居民消费品载能碳排放的不断增加。

4.3 消费抑制因素与碳排放

尽管居民消费对该阶段我国碳排放的变动始终表现为正效应，但以GDP与居民消费比值表征的消费抑制因子（居民消费率的倒数）变动对碳排放并未始终表现出抑制作用。在大部分年份里，其贡献值均为正数，2010年达到最大值0.80亿t碳（见图7）。

根据GDP的支出法计量定义，GDP是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及净出口之和。因此，在GDP既定的条件下，GDP与居民消费的比值（即消费抑制因子）随居民消费反向变动，随政府消费、投资及净出口之和同向变动，实际上表征了经济体对居民消费的抑制程度。如图8所示，由于近3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从55%左右波动下降至近年的40%左右，消费抑制因子总体上持续走高，凸显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乏力。而消费抑制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正效应，表明了经济成分中的政

府消费、投资及净出口比重的同步升高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作用。由于不同经济成分对碳排放贡献值的区别主要来源于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上述实证结果实际上反映了居民消费品产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总体上低于其他经济成分。在经济产出规模既定的条件下，抑制居民消费意味着鼓励政府消费、投资及出口，其结果是鼓励了排放强度高的经济成分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我国碳排放的增长。由此可知，该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率与碳排放之间具有反向变动的内在逻辑，这也解释了包括2010年在内的居民消费率有较大幅度下降的年份同时伴随着碳排放较大幅度上升的现象。

4.4 技术进步与碳排放

作为表征能源技术进步的两个重要指标，能源强度与排放因子对该阶段我国碳排放的变动在总体上表现为负效应（见图9），凸显技术进步对控制碳排放的重要作用。由于研究中对不同种类的化石能源的排放系数以常量计算，因此排放因子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能源结构的变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80-201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和石油比重分别下降了4.20和1.73个百分点，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以水电、核电为主）比重分别上升了1.25和4.61个百分点，能源结构虽有所优化，但变动幅度较小。相应地，排放因子对碳排放变动的贡献值呈现小幅下降趋势，2010年为-0.26亿t碳。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变动则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除了2003和2004年有短暂反弹外，其他年份的贡献值均为显著负值且绝对值不断增大，2010年达到-0.81亿t碳。这一趋势与该阶段我国能源强度持续降低的特征基本吻合。1980-2010年，我国能源强度从3.98 t标准煤/万元波动下降至1.21 t标准煤/万元，一次比较明显的反弹正发生在2003-2004年。近几年来，随着政策层面节能减排力

度的不断加大，能源效率改善明显，其对碳排放的负效应亦呈不断增强的趋势。

由于碳排放强度在数量关系上等于能源强度与排放因子的乘积，因此，碳排放强度变动对碳排放的贡献值等于能源强度效应与排放因子效应的叠加。由此可推知，近30年来我国碳排放强度的改善主要来源于能源强度的下降，能源结构调整的减排效应十分有限。而近30年来居民消费对碳排放贡献值的增幅之所以远低于消费额的增幅，主要得益于碳排放强度尤其是能源强度的持续下降。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向量形式的扩展，将人口城乡结构及城乡居民消费等变量纳入考察范围；采用LMDI方法对近30年来我国人口城镇化驱动下居民消费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定量评估，测度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及其变动特征。此项研究有效克服了现有研究中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解分析所受到的数据可得性与考察周期的限制。主要结论如下：

（1）考虑人口规模、人口城镇化、居民消费、消费抑制、能源强度及排放因子等六种因素效应，1980-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其他五种效应。从消费视角而言，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规模扩张是1980年中期以来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以1990年代中期为转折点，此前，我国人口规模扩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高于人口城镇化效应；此后，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力持续超过人口规模的影响，且近年来增幅不断加大。

（3）以居民消费率倒数表征的消费抑制因素对近30年来我国碳排放的增长总体上表现为正效应，表明该阶段政府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及出口等经济成分的碳排放强度高于居民消费领域，居民消费率的降低对碳排放的驱动大于抑制作用。

（4）近30年来居民消费对碳排放增长贡献值的增幅远低于消费额的增幅，主要得益于碳排放强度尤其是能源强度的持续下降，能源结构调整的减排效应尚未得到显著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碳排放的变动分解为六种因素效应，这并不意味着碳排放仅与这六种因素相关。本文从居民消费视角考察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分析城乡人口变动及城乡居民消费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来实现，而对城镇化通过其他渠道（如生产环节）产生的影响并没有从指标中明确区分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排放只与消费相关而否认生产活动的影响。事实上，在生产与消费相对均衡的条件下，消费的变动同时反映了生产的变动，通过消费的视角同样可以间接反映生产的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同样的道理，这种影响也在本文所分解的消费抑制、能源强度、排放因子等多种效应中得到反映。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应于Kaya恒等式不同的变形与分解方式，也就决定了所考察的因素的范畴，对其他因素的测度及比较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

本文基于居民消费视角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对近30年来我国碳排放增长表现为正效应的四种因素中，人口规模因素的贡献率是最低的。考虑到我国的低生育水平现状，未来人口规模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下降，相比之下，人口城镇化驱动背景下居民消费模式变迁对碳排放的影响将日益显著。人口城镇化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是人类文明进步、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人口城镇化可以有效地缓解农村人地紧张的矛盾，缩小城乡区域差别；同时吸引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在资源集约利用与污染集中治理等方面具有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的优势。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消费对碳排放贡献值的显著差距亦提示我们，城镇化进程中不应忽视城乡均衡发展，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政策着力点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本文研究所揭示的我国碳排放的几种抑制因素为兼得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与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与实证依据。一方面，能源强度的持续降低对碳排放的显著负效应已为近30年的实践所证明，而排放因子改善所依赖的能源结构调整对于碳减排的重要作用尚未有效显现，表明未来我国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实现减排尚有较大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近30年来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并未对碳排放产生持续的抑制效应，与之相对应的政府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及出口比重的上升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作用明显。这提示我们，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并不必然导致碳排放的增长，除了技术进步可以有效促进减排外，经济成分中居民消费部门产出比重的提高，也可以因其在碳排放强度方面的比较优势，实现既定经济规模下的相对减排。就这一意义而言，本文的研究证明了以拉动内需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于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低碳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伴之以能源强度与能源结构的持续改善，将为我国改善民生与节能减排两大任务的并行不悖、人口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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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常住人口变动；人口城镇化；四川省；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3—0091—06

常住人口增长既是区域经济活力的体现，也是人口流动的必然结果。区域常住人口增长对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等具有重要作用。人口分布变动历程表明，人口总是从农村向乡镇、再向城市流动，最终形成城乡人口结构调整进而实现人口城镇化。中国人均GDP已迈过5000美元（2011年）大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序列，在不久的将来将跨入人均13000美元的发达国家序列，届时人口城镇化水平将达到或超过75%。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多以“链式”进行，即以乡村劳动力的城镇转移为依托链条，带动抚养赡养人口的城镇迁移并实现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身份转变。目前，我国城乡人口结构已发生根本逆转，城镇化水平达到51.2%，但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仅为35%（2011年），两者相差16.2个百分点，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能融入城市社会，被普遍质疑为“伪城镇化”。对此，十报告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质就是推进城镇常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四川是全国人口流动大省和西部人口大省，常年在外的川籍农民工达千万人左右。近十年四川呈现常住人口净减少和户籍人口净增加态势，与此同时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全国近十个百分点而老龄化程度却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目前，四川省人均GDP已达4300美元，步入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高速发展期。在全省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与常住人口区域分布的非均衡性背景下，如何加快城镇化进程并分享城镇化红利，需社会各界给予高度关注。本文从常住人口区域性变动视角，分析常住人口区域性变动的特点及驱动因子，讨论人口城镇化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人口城镇化的政策选择建议。

一、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基本特征

常住人口是经常居住在特定区域的人口，包括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和户籍常住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往往被称为移民，移民是现代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巨大特征，而人口迁移是大都市发展的巨大引擎。受制于户籍制度设计约束，中国城市化呈现出特有的中国特色，城镇常住人口数量远超过城镇户籍人口总量，呈现城镇外来常住人口持续增加现象。作为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近年来常住人口总量持续下降，而境内特大城市——成都市常住人口近十年却持续增长，外来常住人口成为成都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常住人口规模持续下降且呈现明显的区域非均衡性特点。

（一）省级常住人口呈现持续减少态势

省级常住人口是指在四川境内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和户籍人口。四川省统计年鉴自2006年起将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单独统计，至此拉开了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年度变动趋势。从2005年起，全省常住人口数量一直低于户籍人口数量，差额从2005年的430万增加到2010年的1008万人，6年净增578万。常住人口总量也从2005年的8212万减少到2011年的8050万，6年净减少162万，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从2005年的95.0%下降到2011年的89.9%。在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2.7‰的平均水平下，户籍人口总量从2005年的8642.1万增加到2011年的9058.4万，净增加416.3万（表1），户籍人口净增量低于常住人口减少量。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伴随着全省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全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全国平均水平高2，08个百分点。

（二）常住人口增减变化呈现明显的市（州）非均衡特点

全省常住人口持续减少的同时，21个市（州）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却呈现非均衡性变动。除成都、攀枝花、甘孜三市（州）一枝独秀地呈现出常住人口增长快于户籍人口增长外，其余各市（州）均呈现常住人口大幅减少的趋势。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市（州）从2005年的成都、攀枝花、阿坝、甘孜、凉山等5市（州）减少到2011年的成都、攀枝花、甘孜等3市（州），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的市（州）从2005年的16个增加到2011年的18个。期间，成都市是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外来常住人口从2005年的125.9万增加到2005年的243.8万，增长了1.93倍。其次是攀枝花市，成为唯一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增量从4.9万增加到2011年的5.4万，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成都市。甘孜州则从0.4万增加到2011年的1.1万，增幅较大。与此同时，各市州常住人口呈现净减少并持续扩大态势。其中，广安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占户籍人口的比重最高，达到31.5%，也就是全市三分之一的户籍人口常年在外；广元、达州、资阳等3市也是常住人口减少较多的市，减少幅度在20%～30%之间；自贡、泸州、绵阳、遂宁、内江、南充、眉山、宜宾、巴中等9市减少幅度在10%～20%之间，德阳、乐山、雅安、阿坝州、凉山州等5市（州）减少幅度低于10%。

（三）常住人口增减变动的县（市、区）分布特点

县（市、区）常驻入口缺乏直接的统计数据，但可以根据人均GDP的计算公式推算出各县（市、区）常住人口数量，再与户籍人口进行比较，最后计算出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即可。2011年，全省181个县（市、区）中，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县（市、区）仅有40个、常（住）户（籍）人口差为327万，常住人口等于户籍人口的县（区、市）2个，常住人口低于户籍人口的县有139个、常户人口差为1364.3万人（表3）。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最高的为金牛区（常住人口是户籍人口的1.7倍），常住人口比重最低的是乐至县（0.62倍）。在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40县（市、区），以各地级市与县级市的主城区为主，其中县级区19个、县级市3个（西昌市、都江堰市、峨眉山市）、县18个。在18个县中，甘孜州有11个县（色达县、康定县、白玉县、乡城县、理塘县、甘孜县、炉霍县、新龙县、得荣县、道孚县、雅江），成都市有2个县（郫县、双流），阿坝州有3个县（九寨沟、马尔康、理县），凉山州有1个县（德昌县），雅安市有1个县（石棉县）。再仔细分析这些县的构成，马尔康、康定州府所在地，九寨沟县为旅游大县，双流与郫县是成都主城区无缝对接县。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低于70%的9个县分别是自贡市的沿滩区、广安市的广安区、达州市的万源市以及武胜县、邻水县、剑阁县、井研县、岳池县、乐至县等。

二、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动力机制

常住人口变动是乡村劳动力流动与乡村人口迁移的结果。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从盲流、民工潮到进城农民工的身份转变，是区域性常住人口变动的重要驱动因子。而乡村劳动力的城镇流动和跨区域流动，主要驱动因子是城乡收入与地区收入差异的结果。海量研究文献证实，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导致乡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四川成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量从2001年的501万增加到2011年的865.4万。乡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导致全省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是乡村人口持续减少而城镇人口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四川是一个自然地理环境较为特殊的区域，境内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城镇体系不合理，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少，形成了特有的区域常住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一）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对常住人口变动的驱动影响

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是指四川省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到省外打工的一种劳动力转移形态，是全省持续劳务输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省级层面常住人口变动的直接原因。劳务输出一直是四川省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从2005～201 1年共7年的数据来看，跨省劳务输出人口在2010年前均大于户（籍）常（住）人口差，到2010年开始跨省劳务输出量小于户（籍）常（住）人口差且跨省劳务输出总量出现负增长，说明越来越多的乡村劳动力选择在省内打工。利用回归模型建立跨省劳务输出与户（籍）常（住）人口差的数学模型，两者之间呈线性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622。2011年21个市（州）户（籍）常（住）人口差与市（州）跨省劳务输出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多项式正相关系数达0.756。同期181个县（市、区）户（籍）常（住）人口差与跨省劳务输出量呈正向弱相关，相关系数为0.356。县级层面劳务输出对常住人口的影响由两种情形构成，一种是县外省内劳务输出，另一种情形是县外省外劳务输出。这里获取的劳务输出数据是后一种即县外省外劳务输出，这对县级常住人口影响有限。

（二）城镇化率对常住人口变动的驱动

城镇化是指特定区域内市镇常住人口占该区域常住人口总量的比重，反映乡村人口向城镇的集聚水平。四川省的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33%缓慢提升到2011年的41.81%，城镇常住人口从2005年的2710万增加大2011年的3366万，净增长656万，同期非农业人口净增加449万，也就是说有207万城镇常住人口为农业人口或者进城农民工。成都市常住人口同期净增长243万（高于城镇人口增长幅度），全市有21%的人口为非成都市户籍人口，在主城区甚至高达60%以上。城镇化与常住人口变动到底是谁起主导作用，是城镇化水平提高促成了常住人口的区域变动，还是常住人口的区域变动提升了城镇化水平。这个问题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难回答。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将21个市（州）的城镇化水平与常住人口增减变化进行模拟测算，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呈现出中等偏弱的线性相关，相关系数为0.457（见公式1）。常住人口比重高，城镇化水平也高；反之，常住人口比重低，城镇化水平也低。全省两个城镇化水平最高的成都市（67.0%）和攀枝花市（61.64%）是常住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这种情况，在县级层次更为明显，常住人口大幅度超越户籍人口的县级行政区域，全部为各地级市的主城区以及成都市一圈层内区市县。

y=0.018X2+0.684x+41.99 （1）

（R2=0.457）

（三）城镇经济活力对区域常住人口变动的驱动

纵观经济学历史，外地人总是作为商人出现，抑或是商人作为外地人出现。人们不是为了在一起而住在同一个地方，人们住在同一个地方是因为要在一起做些事情。城镇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天地，为需要的人们提供各种适应性与非适应工作岗位。工业是城镇发展的基础产业，而城镇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乡村人口的迁移流动，更多取决于城镇充满机会的就业岗位以及城镇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条件、生活环境。来自四川省县级层面的数据显示，外来常住人口比重较高的市（州）无一例外是经济活力较强且包容性更强的城市。成都、攀枝花两座城市，一直保持着常住人口持续增加的活力。相反，一些地级市却难以成为区域内乡村人口集聚的载体。人口大量流出的市（州）如广安市、资阳市等，一方面是区域内缺少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大中城市以及产业，另一方面缺乏合理的城镇体系布局，造成这些区域城镇人口的迁移流动和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最终演化成区域性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

三、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城镇化困境

未来20年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常住人口的区域非均衡分布实际上是人口城镇化单极快速增长所致，是中国城市等级化管理所导致的各种资源向高等级城市集中的现象。首位城市成都外来人口过快增长，次级（地级）城市发展滞后，底部城市（小城镇）基础薄弱，形成常住人口的非均衡分布。这种常住人口分布态势所带来的人口城镇化主要表现为：

（一）常住人口持续减少是未来人口城镇化面临的巨大困境

人口城镇化是指乡村人口向城镇的积聚过程，是城镇化的难点与终极目标。省级层面常住人口的减少应该说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常住人口减少意味着分母减小，在省内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区域常住人口减少意味着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会有明显提升。但是常住人口减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乡村劳动力减少所形成的乡村人口老龄化与乡村人口就地城镇转移不足，不利于全省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同时，部分地级市常住人口大幅度减少不利于城镇体系的良性发育与中心城市的规模结构调整，长期发展下去也不利于这些区域的城镇产业发展与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

（二）人口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建成区面积扩大

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建成区面积扩大是全国性的问题，四川省同样存在。2006～2011年间，全省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515.2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净增加了40.48%，而同期城镇化率仅从34.3%提高到41.83%，城镇化率仅取得21.95%的增长，远低于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在18个地级市中，自贡市、泸州市两市建成区面积扩张了1倍以上，达州市的建成区面积甚至扩大了2.2倍，这三个城市所在的行政区还是常住人口减少最快的市级行政区之一，这就充分说明这些城市在注重硬件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发挥乡村人口的吸纳功能，建成区面积的扩大与乡村人口城镇化呈现单项发展。

（三）地（县）级市的人口积聚能力受省会城市抑制

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就业在地里空间上具有中心城市指向，在产业上具有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指向。省会城市的行政中心、经济中心、人口规模对乡村劳动力以及二三线城镇的劳动就业人口产生虹吸效应，客观上助长了省会城市——成都市的常住人口超常增加，而地（县）城市尽管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却难以承载区域乡村人口的城镇流动，导致境内人口城镇化的单极发展。这种单极发展的背后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的推动，更有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发展差异。2011年，广安市有147.5万户籍人口常年不在广安市境内居住，其中有89.6万乡村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资源的41.35%，占流出户籍人口的60.7%）常年在省外打工；达州市有142万户籍人口常年不在达州，其中常年在省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有107万（占流出户籍人口的75%）；南充市有127.7万户籍人口不在南充，其中有119.5万乡村劳动力在省外打工（占流出户籍人口的93.6%）；资阳市有140.9万户籍人口不在资阳，其中常年在省外打工的乡村劳动力55.8万（占流出户籍人口的39.6%）。德阳、自贡、泸州、绵阳、内江、雅安、达州、南充等市，流出户籍人口的七成以上来自于乡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

（四）城镇化面临着人力资本短缺约束

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或其他任何地方，人类智慧在哪里，财富就在哪里积聚，这种趋势变得日益加强了。城市与城镇的发展面临着人口积聚的困境，地县级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缺少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相配套，而产业难以发展的根源是各色企业家的缺乏。我国的城市大多是从“城”即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其他国家的城市大多从“市”即市场发展而来。依托于行政管理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政府依靠所掌握的财政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管理资源，可以将城市新区面积迅速做大；做大的城市新区需要懂经营的“企业家”去经营管理并使之繁荣兴旺，借以积聚城市生产要素和城镇人口。目前，城镇面积的扩大与人口城镇化的不同步，真实的原因就是缺乏懂经营会管理的城市经营人才。

四、常住人口区域变动之人口城镇化建议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引擎。面对常住人口的区域变动与城镇化率的非均衡分布，要充分挖掘城镇化所带来的内需潜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全面推动四川省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合理配置次级城市与小城镇的公共资源

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是人口城镇化的基础前提，是城镇化内需潜力发挥的必要条件。四川城镇体系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首位城市过大，地级城市发展不足，底部（县城）基础薄弱，对乡村转移人口吸纳能力逐次下降。对此，应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和规模结构，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基础，形成布局合理、层级清晰、功能完善的全省城镇体系。在充分发挥特大城市的人口积聚作用的同时，高度重视中心城市的人口带动作用，依托现有城市，做好人口转移引领作用。高度重视县城和县域经济发展，为农民低成本就近转移创造条件。同时，应改革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降低高等级（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资源过度集中弊端，提高中小城市的资源集中水平，改善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就近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创造条件。

（二）提高中小城镇的人口积聚能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一城独大不利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应重点改善中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推进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根据全省常住人口变动特点与城镇化水平，重点是提高达州、资阳、内江、乐山、泸州、宜宾、自贡、广元、广安等地级市的城镇化水平。途径之一是吸纳已转移农业人口的城镇回流。这些区域呈现持续的常住人口比重低和乡村劳动力高水平跨省转移，可针对乡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制定相应的政策，吸纳转移劳动力回城镇创业定居，进而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途径之二是吸纳农村人口就近向城镇转移，降低乡村人口比重，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

（三）大力发展城镇经济，用城镇经济活力积聚人口

拥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城市并不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投资的理想地点，但这些城市却可以成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理想场所。城镇经济活力要体现在对移民吸引力上，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将劳动人口吸纳过来，通过劳动力人口的转移实现负担人口的逐次转移。工业化对城镇发展尤为关键，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依托产业发展城市，发展城市促进产业，推进产城融合，强化产业支撑，增强城镇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

（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需要城乡统筹政策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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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劳动力分布

由《陕西统计年鉴2013》年刊中的数据资料显示出，陕西进入21世纪以来，通过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省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以下从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为例，具体以经济发展与城镇乡村人口与劳动力分布分析展开论述。

一、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多方面变化，具体表现：

1、人口因素。在随着人均生产总值GDP由2000年的4968元增加到2012年的24171元（增大了2.37倍）。乡村人口数从2648万减少到1876万，减少了29.2%，与此同时城镇人口却从1176万人增加到1877万，增加了59.6%，总人口只增加了约3%，这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劳动力缓慢而大规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的现实。

2、就单独两个期间内部的变化来看，2000年-2005年即前期GDP与陕西省总人口数的相关系数由上面公式可得F1）=0.96。陕西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可分析出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潜力。利用刘易斯模型进行解读如图1所示。

二、城镇与乡村人口与劳动力分布

如图1所示，在刘易斯二元社会结构模型，该图反映城市部门增长对劳动力吸纳的两种情形。由图可知，W代表工业部门的现行实际工资水平，D1，D2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由图可知劳动力需求曲线为无差异曲线，说明在资本K固定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品下降。D（K）是在资本投入量为K时的劳动需求曲线，以此类推，D1（K1）

由左图可得，最初市场对于劳动力需求为D1，工业部门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即劳动力需求量上涨为D2），就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吸收到工业部门（相应的市场上劳动力供给由L1上升为L2），这样虽未改变整体劳动力供给数量，但增加了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由上面统计数据可得农村人口减少29.2%，而城市人口增加59.6%，而总人口只增加3%。因此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在工业部门吸纳完农村剩余劳动力之前，工资水平不变（维持W不变）一旦吸纳完剩余的劳动力，农村由于劳动力减少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民收入较之前有所增加。农民收入的增加必然要求工业部门工资刚性上涨。这时，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就不再是无限的，而与资本、技术等成为稀缺资源，如右图中劳动力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增加，说明工资水平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而上升，从而以资本或是技术更难以替代劳动力，同时表明市场在工资为W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若对于劳动力需求增加，市场也无法全部满足劳动力需求，因此劳动力供给始终维持在L水平。

刘易斯模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强调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但是，该模型没有考虑到资本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即广泛地采用了代替人力的技术，所以虽然资本投入增加，但是并没有同比重地吸纳劳动力。因此纵观前期与后期，劳动力的工资整体只增加2.37倍，说明企业管理者较为偏好以资本替代劳动，而非支付更多的劳动报酬以雇佣一定数量甚至更多数量的劳动力，这可以从陕西人口以及劳恿α鞫的实际情况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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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鄱阳湖地区；县域人口、城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协同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 (2006)08―0084-06

环鄱阳湖地区素以“物华天宝，鱼米之乡”著称。该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江西北部，为五河(赣江、抚河、信江、修水和饶河)汇聚鄱阳湖之地，水域辽阔，交通方便，北通长江，南连大庾岭。湖区周边有南昌、九江、景德镇三大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人口的聚集地和城市、乡镇的所在地。鄱阳湖地区县域，包括进贤县、南昌县、新建县、永修县、德安县、星子县、九江县、湖口县、都昌县、波阳县、余干县等11个县，2004年土地面积只占江西省的12．3％，但聚集了江西省15．9％的人口。如此大量的人口聚集，是建立在县域城镇化水平偏低、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协调、经济欠发达的基础之上，如何处理好人口、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促进环鄱阳湖地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环鄱阳湖地区县域人口、城镇化基本状况

资料来源：《江西统计年鉴》(1991、2005)、《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5)。

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以来，环鄱阳湖地区11个县人口增长过快的现象得到了有效地缓解，但人口增长速度仍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1990～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县域人口年均增速为9．88％，全省为8．39％，全国为9．21％。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11个县共有人口681．1万人，人口密度为332人／平方公里，远高于江西全省257人／平方公里、全国135人／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属人口稠密地区。人口众多依然是环鄱阳湖地区各县突出的特点。

应该说，县域乡镇企业的发展曾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然而，由于环鄱阳湖地区人口基数过大，农村剩余劳力增长迅猛，县域经济欠发达，乡镇企业、城镇解决剩余劳力的问题也只是杯水车薪。大量剩余劳力的出路何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民工潮”就是这些矛盾的突出反映。

如今，农民工的出现，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力转移带来了机遇，也为输入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环鄱阳湖地区大量的剩余劳力目前主要流向沿海发达地区，这种大量的人口流动也给输出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利弊两方面的影响，而且，利大于弊。有利的是各县每年大量的劳务输出人口带回可观的劳务收入，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2003年，南昌县输出劳务4．6万人，占总人口的5．09％，劳务收入达4～5亿元。九江县外出打工总人数达5．3万余人，占总人口的15．19％，劳务收入近3亿元，仅此一项，使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近百元。波阳县每年劳务输出35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5．36％，劳务收入约13．4亿元。更为有利的是，部分“打工仔、打工妹”通过去沿海发达地区打工，掌握了一些技术，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回家乡办厂，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不利的是环鄱阳湖地区县、乡、村留守在农村的大部分劳力，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妇女儿童，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很低。无论从身体状况，还是从劳动技能来看，他们都不能确保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然而，环鄱阳湖地区人口流动的增强，并没有加快环鄱阳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1996～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县域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2．21％，远低于江西省4．73％和全国4．01％的水平。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11个县城镇化水平为16．00％，仅及全省的44．97％，全国的38．31％。从环鄱阳湖地区11个县来看，2004年城镇化水平比较好的是德安县(51．54％)、永修县(25．75％)、九江县(23．43％)，其余均在20％以下，城镇化水平最低的是余干县(9．20％)、都昌县(10．45％)。与环鄱阳湖地区人口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趋势相比，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正是由于环鄱阳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滞后，才导致环鄱阳湖地区人口大规模涌入沿海发达地区，使异地转移成为该地区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之一。

不可否认，环鄱阳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对于吸纳县域剩余劳力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近些年，该地区的城镇数量也增加了一些。特别是1998年、1999年的两次洪灾后，湖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城镇化也伴随着移民建镇工作的开展，不断推向前进。截至2003年初，江西全省共平退圩堤427座，主要在以鄱阳湖为中心的滨湖地区，增加鄱阳湖蓄洪面积1174平方公里。新(扩)建集镇126个，中心村363个，基层村2097个；移民22．1万户，90．82万人。“移民建镇”工作有力推动了该地区的城镇建设，但真正名副其实的城镇增加并不多。广大农村众多的小城镇虽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而城镇基础设施普遍落后，城镇工作中心仍以农为主。如此低水平的城镇化必然制约着农民向非农产业、向城镇的转移。

根据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中国人口增长的综合分析，预测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60％左右，城市化率每年提高约1．5个百分点，近几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态势足见一斑。由此可以预计，在未来十几年的时间里，环鄱阳湖地区将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环鄱阳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也将明显加快。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县域城镇化水平仅为16．00％。假定环鄱阳湖地区县域城镇化推进速度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则每年至少有6万多农村剩余劳力要进城，形势严峻。一方面，环鄱阳湖地区现有城镇规模普遍不大，城镇聚集功能、辐射功能有限，城镇历史欠账太多，城镇发展将面临空前的压力。另一方面，环鄱阳湖地区城镇失业人数不断攀升。表2显示，近些年环鄱阳湖地区社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低于江西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除新建县、余干县、波阳县比较稳定外，其余大多数县社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环鄱阳湖地区可能存在失业人员较多、失业人员增速较快的局面。1996至2001年，环鄱阳湖地区8个县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增幅惊人。这种现象由于隐性失业的大量存在不足为奇，它还将继续，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农民进城的脚步。

二、制约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进程的深层因素

环鄱阳湖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不足，劳动力素质总体上偏低是制约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的深层因素之一。

环鄱阳湖地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均偏少(参见表3)。除德安县每万人拥有的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数高于江西省平均水平外，其余各县每万人拥有的大专以上人数均低于江西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且，这些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绝大部分是分布在教育和卫生岗位的教师和医务工作者，懂经济、会经营的人才普遍缺乏。这种低素质劳动力为主的状况决定了县域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的进程。提高劳动者素质，将是环鄱阳湖地区各县推进城镇化必须解决的问题。

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协调是制约环鄱阳湖地区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进程的又一深层因素。表4显示，随着环鄱阳湖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然而，与江西省和全国情况不同的是，环鄱阳湖地区县域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并没有带来城镇化的协调发展。1996～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工业化推进的速度超过了江西省和全国的水平，但其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却远低于全国和江西省的水平。正是由于环鄱阳湖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环鄱阳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追根溯源，制约环鄱阳湖地区县域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进程的最深层因素是环鄱阳湖地区县域经济的欠发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鄱阳湖地区11个县虽然靠近全省经济、文化中心区，但是由于历史上一直是传统的农产区，加之自然灾害频繁等各方面的原因，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低。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11个县土地面积占全省的12．3％，人口占全省的15．9％，但仅仅创造了全省9．15％的GDP，提供了全省7．28％的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4．68％，低于全省5．89％的水平。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近几年随着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全省经济发展步伐加快，环鄱阳湖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速度也开始加速，GDP增长速度接近甚至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环鄱阳湖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尽人意。1990～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县域GDP增速和全省乃至全国相比，差距在1个百分点左右。环鄱阳湖地区11个县除了南昌市所辖三县外，其余各县经济总量普遍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偏低。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超30亿元的仅有4个县，分别是南昌县(87．09亿元)、新建县(51．23亿元)、进贤县(48．01亿元)、波阳县(30．52亿元)；最低的星子县只有8．8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过2亿元的只有南昌县、新建县；有4个县地方财政收入未过1亿元；最低的是德安县，地方财政收入才0．64亿元。而国内生产总值超30亿元的这4个县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最低，进贤县为3．02％、南昌县为3．81％、新建县为4．16％、波阳县为4．62％。从人均占有量来看，这种经济发展的差距则愈发明显。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人均GDP为4690元，只及全省人均水平的57％、全国人均GDP的44％。

从产业结构来看，环鄱阳湖地区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第一产业比重过大，二、三产业发展不足，经济结构低层次，各县产业结构基本雷同。1990年环鄱阳湖地区11个县中只有德安县进入了以第二产业为主的阶段，其他10个县只有新建县在1996年时进入了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时期。到2000年，也仅增添了星子县。到2002年，又增添了进贤县、南昌县。截至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县域仍然有5个县第一产业比重高达36．4％1)以上。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县域三大产业构成为29．4：36．9：33．7。第一产业比重分别高出江西省9个百分点、全国14．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低于江西8．7个百分点、全国16．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低于江西0．3个百分点，高出全国1．8个百分点。工业不发达是其根本所在。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工业化水平为29．19％，仅及江西省工业化水平的91．8％，全国工业化水平的63．6％。除了德安县工业化水平比较高，其他县工业化水平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县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工业化水平最低的波阳县不足15％。20世纪90年代初工业化基础比较好的新建县，甚至出现下滑的趋势。环鄱阳湖地区11个县中，工业化进程最快的是进贤县，工业化水平由1996年的24．4％提高到2004年的42．45％。

从环鄱阳湖地区11个县从业人员构成来看，2004年环鄱阳湖地区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口占社会从业总人口的比重为56．7％，高出全省和全国15个百分点以上。各县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林牧渔业等第一产业，最高的比重达68．0％(余干县)，最低的比重也达44．5％(九江县)。

种种迹象表明，环鄱阳湖地区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是典型的传统农业生产区。环鄱阳湖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落后制约了人口的迁移和城镇化的推进。

三、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

1．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与人口迁移工作结合起来，以促使农村剩余劳力健康、迅速地转移。

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与农村剩余劳力转移的程度和速度密切相关。当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或受过职业培训时，其转移的速度就相对快一些，反之则慢些。农村人口素质低不仅制约环鄱阳湖地区县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和技术更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而且制约着剩余劳力转移的产业和地域选择的范围和适应性，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目前，环鄱阳湖地区待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中大多数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未受过职业培训，这无疑给这些劳力的择业和发展带来先天不足，致使这些待转移出去的劳力大部分弹性不足，所能从事的行业单一。环鄱阳湖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不是劳动力不足的困扰，而是经济发展对大量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矛盾。可以肯定，随着环鄱阳湖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这一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力的智力投资和开发将成为环鄱阳湖地区农村剩余劳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中首先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对于环鄱阳湖地区现有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应集中分批组织培训，这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鉴于环鄱阳湖地区县域经济欠发达，地方财力有限，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成为这些县农村劳动力培训出资的主体。根据鄱阳湖在我国的特殊地位，特别是要积极主动争取中央的大力支持。“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都是我国政府为缓解长江中下游洪涝灾害频发的重要举措，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与湖区人口迁移工作结合起来，正是我国政府以人为本，践行“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只有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了，湖区的人口迁移才有坚实的保障，农村剩余劳力才能健康、迅速地转移。

2．将推进城镇化进程与移民建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结合起来，以此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移民建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适应环鄱阳湖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搞好环鄱阳湖地区的移民建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往那种以集镇、中心村为主导的移民建镇方式，不利于环鄱阳湖地区的发展。环鄱阳湖地区“移民建镇”应本着有利于人口集聚，有利于带动城镇建设，有利于环鄱阳湖地区城镇体系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无论是从有利于防洪抗洪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诸如属九江县境内，位处长江的江心洲，也应列入移民建镇的行列，以利于环鄱阳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鉴于环鄱阳湖地区的实际情况，移民建镇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将县城、中心城镇的建设与移民建镇结合起来考虑。其理由如下：目前环鄱阳湖地区现有城镇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功能上来看，均难以达到理想的发展状态，以县城为主，发展成中、小城市，再辅之以把一些条件较好的乡镇，如乡镇企业集中、交通便利、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些新型乡镇扩建成中心城镇，适当保留、改造和建设一部分重点小集镇，这将是江西环鄱阳湖地区县域城镇化道路的最佳选择。

为使环鄱阳湖地区县城、中心城镇的建设能够很好地与移民建镇结合起来，首先要抓好环鄱阳湖地区县城、中心城镇的合理规划和布局，合理确定其城镇功能和发展方向，并纳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其次要想方设法移民，积极“引农造城”。除了县级政府要加强对城镇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外，更重要的是要从制订政策入手，鼓励农民加入到城镇的建设中去，以此推进环鄱阳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最后要将县城、中心城镇建设与培育块状经济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区域性的中心城镇和县域经济的增长极，以此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环鄱阳湖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也应与移民建镇、城镇化推进结合起来考虑。如通过集镇、中心村等方式开展的移民建镇工作，应以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标准。环鄱阳湖地区在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也应抓好城镇化的推进工作，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环鄱阳湖地区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有实现的可能，县域经济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3．将工业园区的推进与城镇建设、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以促使工业化、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作为发展中的地区，城镇化的进程与工业化、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它能够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社会经济的同步发展：即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互相协调、城镇人口的增长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相对一致、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提供的城镇就业量大致平衡、城镇化的发展与农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基本适应。环鄱阳湖地区正是由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不同步，出现了工业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缓慢推进的不协调局面。为什么?关键在于环鄱阳湖地区工业化发展未能与城镇建设结合。为扭转这种局面，环鄱阳湖地区工业化的发展应以县城、中心城镇的工业园为载体，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不是遍地开花式地建设工业园。环鄱阳湖地区工业基础差，城镇规模小、功能单一，推进环鄱阳湖地区县城、中心城镇工业园区的建设更应不遗余力，以促使它们尽快做大做强，使工业园真正成为环鄱阳湖地区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力转移的主要载体。

鉴于此，要尽快制定环鄱阳湖地区城镇工业园区的总体规划，将工业园区的建设与当地主导产业的发展、当地产业群的形成和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引进的产业是否有利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发挥，是否有利于当地核心竞争力的培养等等。通过引导招商引资行为，使内、外商的资金、项目、技术、人才向工业园区集中。给予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国有经济在进入领域、税收政策、金融、投资等方面享受同等的待遇，力争使民营经济成为环鄱阳湖地区最活跃、增长最快的一支生力军，促使环鄱阳湖地区工业园区建设有新的进展。将工业园区的建设与县城、中心城镇的建设结合起来，以此拓展城镇的框架，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增强城镇的工业实力，在做强做大工业园区的同时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环鄱阳湖地区在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要坚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尽力避免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负面影响，坚决杜绝小造纸厂、小钢铁厂等高耗能、污染重的企业在环鄱阳湖地区布局，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以保持环鄱阳湖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锐意改革，创造条件，给农民进城以更加宽松的政策，以此推进城镇化进程。

我国多年来实行的城乡分割的人口与劳动力政策，近些年已有松动。但农村剩余劳力转移仍面临诸如户口，还有教育、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困难，这从根本上堵塞了环鄱阳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根据江西省“十一五”规划，“十一五”期间，江西在城镇化推进中将重点打造环鄱阳湖城市群。无疑，这为环鄱阳湖地区县域城镇的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抓住机遇，顺应江西城市群发展的态势，环鄱阳湖地区城镇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环鄱阳湖地区可全面放开农村城镇户口，实行身份证登记制度，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吸引更多的外出打工人员回县办厂、经商，并尽可能给农民在购买城镇房地产、享受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受教育等方面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以吸引农民进城，促使环鄱阳湖地区城镇迅速发展壮大，为环鄱阳湖地区城镇经济提高规模效益打下扎实基础。

为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应对进镇农民在就业上实行双轨制。对进入环鄱阳湖地区城镇务工经商并转为城镇户口的农民，允许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原有的承包地。期间，允许他们或自己耕作，或将土地使用权转包给他人，但绝不允许撂荒。对于主动要求放弃承包地的农民，则给予适当的补偿。

同时，环鄱阳湖地区应根据城镇发展的经济实力和规模水平，在适当的时候考虑和酝酿出台有利于增强城镇人口凝聚力的社会保障政策。由于环鄱阳湖地区县域经济实力有限，目前只能考虑实行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保证基本生活需要。对已经在城镇落户、有稳定住所和工作岗位的农民，应根据国家的统一要求和本镇的实际情况，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逐步建立水平不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增强城镇的凝聚力，保证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质量。

5．树立科学发展观，走“以人为本”的道路，实现县域人口、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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