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城镇化进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城镇化进程；问题；突破点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07年末，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达 44.9%。 到 2010 年城镇化率达到了 47.5% ，2012年2月2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达到了51.3% 。但是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存在的众多问题。

一、中国城镇化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推进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就必须找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而创造条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城乡经济融合度不高

城市与农村经济联而不合、合而不一，城乡功能双向辐射力度不足，城乡诸要素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尚不畅通，缺少相互间紧密的配合和支持。城乡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低，农产品加工业不发达。世界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 3:1，而我国仅为 0.5:1；加工食品占饮食消费的比重发达国家为 90%，我国仅占 25%。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各产业之间关联度太低，农业产业链条短，这种情况既影响了城乡的商品交换，更使城市和农村形成了彼此孤立的经济体系。

（二）城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城乡统筹发展，有赖于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城乡社区更加开放的态势下，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强化，城乡资源流速加快，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我国农业是个弱质产业，风险大、比较效益差，资金回报率低，因此城市资源要素缺乏向农村流动的内在动力，农村资源要素受市场利益机制的驱动，争向外流，向城市集聚，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三）农民土地缺失

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垄断性征用，导致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和城乡土地市场分割，导致大量无地失业农业人口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利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 30 余年以来，政府向农业征用土地所产生的城乡土地价格差累计达到2000亿元，这些资金又全部投入到了城镇。在某些地区，由政府垄断性征用所导致的土地市场价格差甚至成了政府推进城市化、维持政府运行的主要收入来源。

（四）农民工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对农业投入力度的增大，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大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也促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

农民工进城后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外，难以实现市民化。农民工进城一方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城镇化的必由之路，更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农民工进城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一条路径，有其可行性和现实性。但现实情况是，能够真正由农民变为市民的群体只是占了少数，大部分人很难在城市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不确定性对农民工来说是一种常态。具体来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水平和覆盖范围上都有明显差距，农民工在劳资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使其难以享受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事故保险等待遇，在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领域都没有达到市民化的标准。

这就导致了农民工虽然在表面上进了城，但却没有享受到城里人该有的待遇，使我国的城镇化大打折扣。

二、改善中国城镇化建设现状，完善城镇化建设水平

（一）普及小城市，促进城镇化建设

小城市不仅与其周边的广大农村是密不可分，而且是我国城镇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小城市与大中城市相比，较易发展成规模。较之大中城市，小城市具有区位优势，即其所处地域与农村临近，其生活习惯和消费水平与农村相差不大，农村劳动力较易融入其中，易产生人口集聚。特别是乡镇企业极易在小城市生存，农村劳动力较易转移到小城市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赢得了机会。这一切，都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动力和积淀。

（二）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

土地不只是意味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要素，还是农村赖以生活的根本。对于迁往城市定居的广大农民来说，放弃土地就意味着放弃生存烦人依靠。农民的土地产权分属不甚明了，其劳动力的迁移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转移农户土地收益权不仅体现对人口城镇化产生了粘效应，也造成了大量的“两栖”农民。因此，尽早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三个群体:一是失地农民，主要是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被征地农民。近年来城镇快速扩张，失地农民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善的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计划，失地农民中老龄的、大龄的也没有养老保障。二是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就是非农就业。据农业部统计，大概有两亿左右。针对这部分人没有完善的失业、养老保险制度，恐怕大多数人要回农村养老。

（三）把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城镇化战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上，更应该考虑城镇化的系统性。具体来说，就是指城镇化进程要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城镇和农村的协调、共同发展。城镇化发展并不代表着农村社区和农民群体的消失，在中国存在着巨大农村人口的形势下更是如此。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不仅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还包括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只有将这两个协调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有望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战略。因此，新农村建设要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一定作用，实现农村生活条件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农村的就地城镇化，从而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

总结

文章主要对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按照可持续发展和节约资源的原则，既不能违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也不能完全照搬别国模式，必须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贾林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J］.绿叶，2011，( 3) ．

篇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我国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协同发展研究”（编号： 11&ZD012）。

摘要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如何以最小的生态损耗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利用中国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超效率DEA，在测度区域生态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对IPAT模型扩展建立了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非对称U型关系，且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效率较高，部分省份已进入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中西部还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不断下降，西部地区更为突出。而产业结构、环境政策和技术水平都从不同方面影响城镇化的生态效率。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环境政策、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城镇化的生态效率，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水平；生态效率；超效率DEA；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05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08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城市的热岛效应、水华效应、灰霾效应、拥堵效应、垃圾效应等。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短缺和环境退化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地位，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如何以最小的生态损耗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即提高生态效率，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我国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效率的基本状况是怎样的？城镇化是如何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我国不同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效率的差异及其原因是什么？怎样去提高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效率？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自1990年Schaltegger和Sturm首次提出生态效率概念以来，很多学者和机构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WBCSD）的定义被广泛认可，即“生态效率是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有价格竞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使整个生命周期的生态影响和资源强度逐渐降低到和地球的估计承载力相一致的水平，并同时达到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1]。生态效率是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与环境影响的比值，它不仅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系，而且也代表着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这引起了很多学者对生态效率相关概念、指标以及评价方法的深入研究，如Hellweg等提出生态效率可以用相关费用和环境影响因子的比值来表示[2]；Kobayashi等利用DEA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径向投影决策单元的评价方法[3]；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开始研究生态效率与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的关系，比如Grossman和Krueger研究发现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呈现倒U型，并以此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4]；陈傲以中国29个省际截面数据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赋权的研究方法，评价了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差异性，并以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值为因变量，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环保资金投入、环境政策及产业结构等对生态效率的影响[5]。而对于城镇化的研究也比较多，但是主要集中于城镇化发展的特点、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等的关系，比如黄金川、方创琳采用数理学方法对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6]；简新华、黄锟通过对中国城镇化情况的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基本合适，且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7]；朱孔来等通过建立VAR 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8]； Burak等从生态、农业以及土地利用等方面，对地中海沿岸地区城市化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城市化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9]；刘耀彬、宋学

锋建立了辩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的指标体系，同时利用主成分加权合成方法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关系[10]；王新杰、薛东前对西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演化分析[11]；宋建波、武春友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得出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总体水平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结论[12]。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对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有关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相互关系的研究却很少，特别是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时期，如何以最小的生态损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协同发展，是各区域政策决策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探讨城镇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利用我国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在测度区域生态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各地区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关系，同时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种类不同，使得其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存在显著的地域特征，所以本文进一步从东、中、西三大地带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进而为我国各区域确立城镇化发展目标、减少生态损耗、提高经济社会效益提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1 中国省际区域生态效率的测度

1.1 模型和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由Charnes和Cooper等人于1978年提出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该方法以相对效率为基础，以凸分析和线形规划为工具，根据多投入、多产出指标对相同类型决策单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s）的相对有效性进行测度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13]。由于DEA方法在建立模型前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也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是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这有效解决了区域生态效率测度指标赋权的问题。

假设对n个地区的生态效率进行测度，每个地区都有m个投入变量和s个产出变量，xjk表示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j个输入变量，yjk表示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j个输出变量，其中第k个决策单元的输入表示为xk=（x1k，x2k，…，xmk）T，输出表示为yk=（y1k，y2k，…，ysk）T，θ是第k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且满足0≤θ≤1，以第k个地区的效率评价为目标函数，以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约束条件，使用CharnesCooper变换就可以得到经典C2R模型的线性表达式如（1）所示：

根据上式计算区域生态效率时，对于有效率的 DMU都显示为 1，不能区别出有效决策单元之间的效率差异，鉴于本文重点研究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所以为了避免多个评价单元同时处于前沿面最优而无法区分其生态效率的高低的情况，本文选择Andersen和Petersen提出的超效率DEA模型（Super Efficiency DEA，SEDEA）来测度中国各省市1999-2011年的生态效率[14]。SEDEA模型在进行第k个决策单元效率评价时，使第k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被其他所有决策单元投入和产出的线性组合代替，从而将第k个决策单元排除在外，而传统DEA模型则将这一单元包括在内。在SEDEA 评价值中，无效或弱有效的决策单元（DMU）仍然是无效或弱有效的，但对于有效率的 DMU，却可以区分它们的有效程度，进而可以将决策单元进行有效的排序。SEDEA的数学表达式如（2）所示：

1.2 指标选择和测算结果

1.2.1 指标选择

生态效率强调经济价值与环境效益的统一，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与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而在超效率DEA模型中，一般将收益型指标作为产出指标体系，将成本型指标作为投入指标体系来处理，因此，为了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省际区域生态效率及其变动情况，本文以1999-2011年我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以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废水污染、废气污染和固废污染）和资源消耗（主要包括土地消耗、水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为投入指标，以经济发展作为产出指标，同时在考虑了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本部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由于缺失数据较多，故不计入本文实证分析。

1.2.2 结果分析

根据超效率DEA模型，运用MYDEA1.0软件，将中国1999-2011年30个省市的数据进行逐年计算得到各省市13年的区域生态效率值，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中国1999-2011年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结果可以发现，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生态效率在13年间变化不大，整体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从中观层面来看，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生态效率差异较大，东部生态效率最高，每年平均效率值均在1.0以上，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值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且中部地区生态效率略高于西部地区，且变化趋势不明显；从微观层面来看，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等东部较发达省份生态效率较高，贵州、宁夏、甘肃等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生态效率较低，这说明相对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份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得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所以中西部各省市应该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向低消耗、低污染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2 中国城镇化对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

2.1 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的拟合分析

我国城镇化率2000年为26.22%，2011年为51.27%，年均增长1.92%，而区域生态效率却从89.65%下降到了73.03%，年均下降1.28%，这说明在我国城镇化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对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研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区域生态效率的变化趋势，这里以区域生态效率为因变量，城镇化率为自变量进行拟合，结果如图1所示，二次项系数为正（3.961 6），一次项系数为负（-4.365 3），即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率呈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区域生态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是我国目前还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不断下降。

2.2 实证模型

2.2.1 模型构建

经典IPAT模型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Holdren和Ehrlich提出来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影响的经典模型，他们认为影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口（Population）、富裕程度（Affluence）和技术水平（Technology），即I=PAT，式中，I不仅可以表示环境负荷，还可以表示能源消耗、环境影响状况等，所以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研究环境、人口、经济和技术之间的定性或定量关系[15]。之后，Dietz和Rosa对IPAT模型进行了扩展，他们将IPAT用随机的形式表示，提出了环境影响随机模型[16]，即Ii=aPbiACITdiei 。本文在此模型基础上取对数，且由于城镇人口对环境承载力的影响远大于农村人口，所以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水平来表示上式的P，并根据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的拟合分析结果，针对城镇化水平设立一个二次项，同时，为准确分析造成区域生态效率差异的原因，加入了产业结构和环境政策两个变量，最后得到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实证模型：

式（3）中，i代表地区，t代表年份，βi为个体效应，βt为时间效应，β1、β2、β3、β4、β5为估计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其中i、t分别表示第i（i=1，2，……，30）个省和第t（t=1，2，……，13）年；EE（EcoEfficiency）表示区域生态效率，UL（Urbanization Level）表示城镇化水平，IS（Industrial Structure）表示产业结构，EP（Environmental Policy）表示环境政策，T（Technology）表示技术水平。

2.2.2 指标选择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本文选取生态效率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环境政策以及技术水平为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其中，生态效率利用前面的超效率DEA模型计算所得，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来表示（考虑到全国历史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部分数据选取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对于产业结构，由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率越高，生态文明水平亦趋于较高，所以本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对于环境政策，由于一些政策还处在发展阶段很难量化，所以从数据可得性的角度考虑，本文选择排污费收入总额来代表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而技术水平则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来表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强度关系，即每创造一个单位的社会财富需要消耗的能源数量，单位GDP能耗越大，说明技术水平越低。本部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2.3 实证分析

2.3.1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虽然面板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数据的非平稳性，使得变量的相关性降低，但是各变量还是有趋势、截距问题，可能还是非平稳数据，存在单位根，这样可能会造成虚假回归或伪回归。为了避免伪回归的出现，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综合了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特性，可以较好的推断单位根的存在情况。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包含两类：一类为同质单位根检验，该检验方法假设面板数据的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比如LLC检验、Breitung 检验和 Hadri检验；另一类为异质单位根检验，该检验方法允许面板数据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比如ImPesaranShin方法、FisherADF 检验和 FisherPP 检验。以上方法除Hadri 检验的原假设为不含有单位根外，其他检验的原假设均是含有单位根。本文采用两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即相同根单位根的LLC（LevinLinChu）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的 FisherADF检验，如果在两种检验中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我们说此序列是平稳的，反之则不平稳。

对区域生态效率ln（EE）、城镇化水平ln（UL）、城镇化水平的二次项[ln（UL）]2、产业结构ln（IS）、环境政策ln（EP）、技术水平lnT分别进行 LLC 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区域生态效率、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的二次项、产业结构、环境政策均存在单位根，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各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一步分析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2.3.2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根据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区域生态效率、城镇化水平以及各控制变量均表现为一阶单整，可以进一步考察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所以在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接着对 lnEE和 lnUL 进行面板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基于残差的检验，通过检验残差是否平稳来检验协整关系的存在，主要有 Pedroni检验和 Kao 检验；另一类是基于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类似于时间序列中的Johansen 协整检验。本文采用 Pedroni 检验和Kao 检验，由检验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除Group rhoStatistic 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外，其余统计量都通过5%显

著性水平的检验，可以判断我国30个省市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此时的回归结果是比较精确的。

2.3.3 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于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显示了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直接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一般而言，面板数据可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 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 估计方法，究竟是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则根据Hausman 检验的结果来确定。本文以区域生态效率为因变量，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环境政策以及技术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由于东中西三大地带在区位、禀赋、政策等发展条件上存在较大

差异，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可能不同，所以本文对东中西利用上述模型和框架分别进行了回归，以探索区域城镇化过程中生态效率产生差异的原因，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1）对于全国而言，城镇化水平的一次项系数为负值（-1.620 194），二次项系数为正值（0.214 187），表明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U型曲线的特征，即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程度加剧，区域生态效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后随着城镇化水平进一步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程度逐年下降，区域生态效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通过比较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虽然东、中部地区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一趋势的转折点却有所不同：对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很多省市已经达到这一转折点，区域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对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大部分省市还未达到这一转折点，区域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而对于较落后西部地区而言，城镇化水平的二次项系数虽然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西部地区生态效率与城市化呈现U型曲线特征不能得到证实，而后通过对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生态效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可以发现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负相关的关系，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技术水平较落后，尚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所以区域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2）以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比例所代表的产业结构对区域生态效率有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且区域差异较大。根据产业结构比例以及区域生态效率的评价值，可以发现，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地区生态效率较高，且产业结构比例最优，尤其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比例均在40%以上；而对于中部地区，由于近年来承接东部地区第二产业转移，虽然工业发展迅速，但资源消耗不断增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导致生态效率不断降低；西部地区虽然从比例上看第三产业发展较好，但由于绝对数量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导致生态效率最低。产业布局在空间上的差异，导致东、中、西产业结构发展差别较大，这是区域生态效率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之一。

（3）排污费收入总额与区域生态效率负相关。全国以及东、中、西部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随着排污费收入总额的不断增加，区域生态效率在下降。根据回归结果，结合各省市历年排污费收入总额情况可知，尽管大部分省份的排污费收入总额在逐年增加，但是区域生态效率却在降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城市道路、供水、供电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忽视了对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得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虽然企业缴纳的排污费在不断增加，但是这些费用远不够环境治理、恢复生态、赔偿群众损失的费用，而且还有很多企业把交排污费当成继续污染的借口，导致环境污染愈加严重，所以我国不仅要完善排污费收费制度，而且要将各种环境政策综合利用，减少“先污染、后治理”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与生态效率负相关。全国以及东、中、西部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越大，生态效率越低。由于单位GDP能耗越大，技术水平越低，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高，资源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越多，那么生态效率也就越低，所以技术水平与生态效率呈正相关关系。通过比较东、中、西三大地带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各区域生态效率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对生态效率的弹性系数最大，这是因为西部地区不仅生产方式落后、环境政策缺乏，而且地方性企业的生产技术也非常落后，这些“高投入，低产出”的企业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所以中西部地区迫切需要提高技术水平，提升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成本，进而提高生态效率，逐步实现城镇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1999-2011中国各地区生态效率变化趋于平缓，但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东、中、西三大地带生态效率差异明显，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生态效率较高，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较低，这说明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压力较大；②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非对称U型关系，即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经转折点而上升的趋势，且东、中、西三大地带这一趋势的转折点有所不同，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已达到这一转折点，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还未达到这一转折点，但是对全国而言，目前还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不断下降；③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政策的转变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区域生态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根据本文分析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伴随着资源的不断消耗和环境的不断恶化，导致区域生态效率低下，这决定了这些地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促进城镇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走资源节约、低碳减排、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②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第二产业，所以急切需要加大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淘汰和转移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积极发展高效率、低污染、低排放的环境友好型产业，进而提升区域生态效率；③研究表明，以排污费收入总额为代表的环境政策比较有限，所以各地区应在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大对生态环境管理的投入，构建集强制手段、经济手段、协调手段以及信息手段为一体的综合环境管理政策，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要加强环境教育，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环境问题和环境监督方面的作用；④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各地区要降低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提高生态效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先进节能技术，开发非石化能源，不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节能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得到推广和广泛应用；另一方面要引进国内外较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来武装本地区的能源工业，使其在较短时间内摆脱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WBCSD. Ecoefficient Leadership for Improv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M]. Geneva： WBCSD， 1996.3-16.

[2]Hellweg S， Doka G， et al. Assessing the Ecoefficiency of EndofPipe Technologies with the Environmental Cost Efficiency Indicator [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2005， 9（4）： 189-203.

[3]Kobayashi Y， Kobayashi H， Hongu A， et al. A Practical Method for Quantifying Ecoefficiency Using Ecodesign Support Tools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2005， 9（4）： 131-144.

[4]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353-378.

[5]陈傲.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 2000-2006年省际数据为例[J].中国管理科学，2008，10（16）：566- 570.[ Chen Ao.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logy Efficiency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China： Evidences from Provincial Data during 2000-2006[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8，10（16）：566- 570.]

[6]黄金川，方创琳.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制与规律性分析[J].地理研究， 2003， 22（2）：211- 220.[Huang Jinchuan， Fang Chuanglin. Analysis of Coupling Mechanism and Rule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J].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3， 22（2）：211- 220.]

[7]简新华，黄锟. 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经济研究， 2010，（3）：28-39.[Jian Xinhua， Huang Kun. Empirical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the Level and Speed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0，（3）：28-39.]

[8]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1， 28 （9）：80-87.[ Zhu Konglai， Li Jingjing， Le Feifei.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2011， 28 （9）：80-87.]

[9]Burak S， Dogan E， Gazioglu C.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on Coastal Environment[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04，47（9-10）：515-527.

[10]刘耀彬，宋学锋.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式及判别[J].地理科学，2005，25（4）： 408-414.[Liu Yaobin， Song Xuefeng. Model and Criterion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pling[J]. 2005， 25（4）： 408-414.]

[11]王新杰，薛东前. 西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演化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9，24（8）：1378-1385. [Wang Xinjie， Xue Dongqiang. The Analysi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Xi’an[J]. 2009，24（8）： 1378-1385.]

[12]宋建波，武春友.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0， （2）：78-87. [Song Jianbo， Wu Chunyou. The Study on Evalu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mong City Cluster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China Soft Science， 2010， （2）：78-87.]

[13]Charnes A， Cooper W W， Rhodes E.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78，2（6）： 429-444.

[14]Andersen P， Petersen N C. 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t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Management Science，1993，39（10）：1261-1264.

篇3

[关键词]城镇化发展进程；困境；措施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178-02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是一个国家实现城市化的“先锋”。加速城镇化是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人口结构性矛盾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和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别的推进器。基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我们要善于总结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1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困境

11城镇化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制度不完善一些城镇规划的编制缺乏科学、充分的研究和论证，规划与实际发展脱节，建设又与规划脱节。规划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不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不严格执行城镇规划、随意改变规划和违规建设的现象时有发生，使规划丧失了调控城镇发展的刚性。同时，由于受行政区划影响，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各城镇仅按照本城镇行政区划做城镇规划，难以从区域经济角度考虑，难以做到与相邻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

12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镇对外辐射能力还比较弱大、中、小城市结构不合理，与国际普遍规律相比，我国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集中的人口比例明显偏低，城镇群发展刚刚起步，城镇之间联系交往程度还不高，城镇聚集程度还较低，人口总规模还比较小，人口吸纳能力还不强。目前，我国城镇一般都还处于人口和产业的集聚阶段，对外辐射能力还比较差，郊区化和分散化的趋势虽然也存在，但还不十分明显。

13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为代表的、城市区域空间为主体发展的新格局日益显现，一些区域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城市群。除原有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外，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厦泉漳闽南三角地带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也开始形成。

14城镇化进程中忽视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不但要重视城镇化发展速度和城镇经济的规律，也要重视社会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各地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往往是把城镇化发展速度放在首要的位置，而对社会协调发展关注不够，造成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城镇失业人口增加、失业率升高，社会保障发展缓慢，覆盖范围太小。社保基金管理制度不完善，保险社会化发放不能有效实施，资金缺口迟迟不能弥补。城镇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成为制约人口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

2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措施

21必须转变城镇化建设思想彻底走出“人口只有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大城市集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的认识误区。城镇化不仅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同时也包括向县域小城镇的转移以及农村社区向城市型社区的转变。中国人多城（市）少、城市承载力不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这一现实国情决定了仅靠单一的大城市根本无法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只能选择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及新农村建设三位一体、相互补充的多元化、低成本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22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城镇规划是城镇建设的蓝图，决定着城镇未来的发展。要推动城镇的科学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作用，深入研究各城镇历史文化、风俗民情、产业基础、承载能力、发展前景，用先进的规划理念制订科学的城镇规划，充分展示城镇的历史内涵、现代风貌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切实做到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为此，城镇化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以规划统领城镇化，提升城镇设计和建筑水平，明确城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工和空间布局，引导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并加强对实施规划过程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保障实施规划的有效性，防止和制止实施规划过程中的随意性。

23成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组织领导机构建议成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领导小组，通过高位推动，纲要引领，顶层设计，把新型城镇化推向跨越发展的快车道。一是加强组织协调，加强发展建设、公安、国土、财政、民政、计生、统计等部门的合作，形成多方协作、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城镇化发展新格局。二是建立考核评价制度，制定全面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指标体系，定期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工作进行考核评价，指导新型城镇化建设科学、有序发展。三是城镇化的发展不得不改变现有的传统政策与管理体制。改革现有的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其城乡统一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制度。逐步疏通现有的管理体制，降低农村劳动力进程居住的成本。另外，加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考虑好医院、市场、学校、住宅布局，方便人们的生活，使城镇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24增强产业聚集功能按照“工业园区化、园区产业化、产业集群化”的思路，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投资、技术和对口支援项目，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加强产业配套，推动产业聚集，提高产业的关联度。要着重培育2～3个有经济规模、有市场需求、有竞争力的特色主导产业，通过加快主导产业的发展，为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创造条件。同时，要依据各自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集中的原则，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为产业集聚区的快速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

25拓宽投融资渠道，为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要通过政策引导，逐步建立起由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一是建立城镇发展建设基金，实行有偿使用、滚动经营。二是加快城镇财政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建立乡镇财政新体制，增强镇级财力，逐步提高中心镇政府对城镇建设的投入和调控能力。三是积极引导商业银行拓宽服务领域，积极参与和支持城镇建设。促进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开展对有稳定收入的进城农民在购房、购车和其他消费方面的信贷业务，拓宽金融服务领域。

综上所述，城镇化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应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要针对不同地域、不同自然环境、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民族风俗、不同资源条件、不同城市规模的城镇，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地进行科学决策和科学规划，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走出我国自己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10）.

[2]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经济研究，2010（3）.

篇4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第一要义，就是要打破计划年代城镇户口与非城镇户口造成的身份差别与歧视，以此来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市流动。当前的户藉制度改革正在走这一步，但是还不够。特别是当前大城市的户口仍然附着不少特别的权利时，户籍制度改革更是要打破这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限制。

但是按照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户籍放开的主要范围放在中小城市。按照这种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不仅会为大中城市的户籍流动创造更多的寻租设租机会，导致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机制扭曲，而且也向市场表明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方面是倾向于中小城市，或有人所提的城镇化。但是，从世界历史进程来说，现代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基本上都是先聚集在大城市开始，然后等这些大城市发展之后才逐渐向这些城市周边扩散，以此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如果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是限制在城镇化的取向上，希望通过创造中国城镇化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发展中国经济，这样做可能如早年通过户籍制度制造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模式一样，造成中小城市，或小城市及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与大中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并非是“城镇化”，而是中小城市的居民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流动的“城市化”。由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限制，这种城市化受到严重阻碍。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就得通过重大的户藉制度改革来实现。

其次，中国的城市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立起全国性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全国劳动力人口能够自由地、没有歧视地在国内劳动力市场流动。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而正是这种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不仅将调动全国人民加大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提高整个民族的人力资本素质，而且它也是加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繁荣的关键所在。比如，现在许多非精英人士不断地在寻找发展新机会、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大量民营企业家涌现、大量的农民子弟进入国家公务系统等，都是这种合理的社会流动的结果。

第三，中国人口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向一些特大城市集中，而不流向中小城市？这在于中国中等以下的城市，不仅经济发展程度不够或经济发展落后、文明程度较低，而且现有的政治体制结构也决定了人们在这些中小城市不容易获得应有的公平发展之机会。

篇5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我国而言，城镇化能否持续地健康发展，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如同志所言，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大战略、大问题。特别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及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研讨城镇化科学发展的问题，这很有必要，意义重大。而城镇化的健康与否，与城镇化过程中所选择的途径和方式，即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近代城镇化发展的变革历程

城镇化历经了千年的演进之后，在上个世纪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经历了破解“城市病”、“农村变城市”、“区域网络化”三大变革。

（一）破解“城市病”——城镇化发展的首个革命性标志

自20世纪以来，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一种此前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达到的高度，即对“城市病”宣战的革命，对二战后早期城镇化路径弊端认识的深化。据记载，早期城镇化路径是以剥夺农民利益、破坏农业生产为起点，以“城市瓦解农村”为基本运行模式的。马克思在论证资本原始积累时就指出，“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因此现代的反“城市病”作为革命的举措，一方面是加快推进城市的现代设施规划和建设，形成有目标的发展和治理；另一方面，限制城市发展的盲目膨胀而反过来重视人口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由核心区向郊区的转移，甚至开始了向农村转移和重视对农村的建设。

（二）“农村变城市”——城镇化发展的第二个革命性标志

“农村转变城市”的兴起，当属对农村发展的重视和扶持，直至“农村转变城市”路径的产生。它既是第一次革命的继续，又是在医治“城市病”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城镇化发展理念和整体路径的创新。“农村转变城市”与早期城市产生时一些农村由于工业发展和人口集聚而自发地变为城市并非同一概念，是指在已有城市发展造成城乡对立的条件下，由政府为根治“城市病”而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使一部分农村加快发展和内生能力提高，最终形成“变身”、就地转变为新的“城”或“镇”的过程。

（三）“区域网络化”模式形成——城镇化发展的第三个革命性标志

百年来的城镇化演进，不仅形成了反“城市病”革命和“农村转变城市”的城镇化实现路径的创新，而且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城镇化格局。这种格局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自身结构问题，而形成一种城市与区域以及农村的新型结构关系，这就是在城市疏散和“农村转变城市”及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伴随下，逐步地产生了一种区域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相融合、相伴生的发展。这种发展，事实上带动了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即由原来一个城市的自身发展跨越到了大区域的整体性泛城镇化发展，产生出一个大区域内城乡一体的新格局。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依托现代网络经济的崭新条件，开辟了一条区域性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双重创新路径，破解了传统城镇化路径下“城市越大而城乡对立越突出”的矛盾状态。因此，这既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或数个城市孤立的发展，也不能沿用早期的城市郊区性扩张来解释这种新的发展，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适应网络经济新时代而出现的“区域网络型”城镇化新模式。它是一个更大区域的城镇化，是区域城乡一体性的城镇化，更是以现代网络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一个国家级的城镇化，既顺应消灭城乡对立的历史客观趋势，又体现城镇化理念和路径上的整体性变革，因此是一种现代新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二、国外都市发展模式与纽约城市规划的特性

（一）国外大都市的发展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世界范围内的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各个地区、各个层面的经济发展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这样的大环境同样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增加了发展中的风险。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借鉴国际大都市中心城区的发展经验，少走弯路，乘势而上，谋求和实现跨越式发展。

1.纽约中心城区的发展模式——以中心区域高强度开发为特征

纽约中心城区的发展模式是以华尔街为核心的曼哈顿下城，形成了曼哈顿下城金融中心区与中城商贸区的双中心，中心城区复合有商务办公、金融、专业服务、会议及展览、酒店及配套公寓、娱乐、文化休闲、高档零售等多种功能城市中心城区，是城市中心城区高强度开发的典型模式。其发展规律是：

一是中心城区的发展强化了纽约在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带中的商贸中心地位，并为城市带中其他城市商贸中心的形成起到了指导作用。

二是中心城区的城市副中心地位是随着纽约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高度集中而形成的。

三是在中心城区的发展过程中，纽约政府完全发挥自由市场机制，通过规划提供的不断加码的高强度开发以及政府税收优惠，吸引投资商和开发商。

四是功能复合化，以商贸、商务为主，兼具消费、娱乐等多重功能。

2.伦敦中心城区的发展模式——以中心城区保护与限扩为特征

伦敦中心城区发展的模式是严格限制中心城区的扩张，在中心城区地带建设新城镇化中心区。伦敦的中心城区发展以保护城市中心历史风格为重点，抑制以伦敦城和西敏寺区等中心城区的扩张，制定了“限制性分区”政策，将主要公共活动严格控制在市中心区域，对古城和居住社区严格保护。在保护中心区的同时，为了进一步适应商务发展的膨胀需求，伦敦在荒废的伦敦东部建设了新的城市副中心道克兰区。其发展规律是：

一是抑制中心城区扩张策略，注重中心城区历史风貌的保护，但可能会带来吸引私人资本投资方面的负面效应。

二是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体现高度的市场化机制，政府资金用来营造投资环境，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民间企业投资。

三是城市副中心的形成缓解了城市中心区开发的压力，为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造了空间。

3.巴黎中心城区的发展模式——以构建中心城与副中心的双核化为特征

限制传统市中心城区的扩张。谋求市中心城区的商务化演进的规模适度与市中心城区传统格局和风貌的有效保护之间的和谐关系，在郊区开辟新兴商务区，形成双中心发展模式。其发展规律是：

一是抑制中心城区扩张策略，注重中心城区历史风貌的保护。

二是城市副中心的建设选择在郊外的非城镇化地区实施。

三是以政府先导、社会跟进的方式集中发展。规划上灵活地运用强度开发区化和特殊保护区化来掌握开发控制权，资金上通过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先行投入推进私人投资。

4.东京中心城区的发展模式——以中心区集聚与多副中心为特征

东京城市中心城区的发展模式是市中心区集聚发展和地区建设多副中心。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为制止市中心区的过度畸形发展引发的地价、交通、环境等问题的加剧，政府开始抑制中心城区的扩张和聚集，向外分散实现工作和居住就地平衡的城市构造，形成了包括7个副中心和多摩地区5个核心市的多心型城市结构。其发展规律是：

一是新宿区作为城市副中心，成为东京与日本东海岸城市带中其他城市商业、文化等联系的纽带，巩固了东京在城市带中的核心地位。

二是新宿区的发展是在抑制原城市中心区域过度聚集发展中引发的地价、交通、环境等城市病问题的情况下实施的。

三是新宿区的发展主要采用引导策略，如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的优惠和补助。

四是新宿区作为东京的城市副中心，功能高度复合化：以商务、商业功能为主，兼具文化、娱乐、居住等诸多功能。

（二）纽约城市规划的主要特性

位于纽约州东南哈得逊河口的纽约市，是由五个区组成，即曼哈顿、布鲁克林区、布朗区、皇后区和史坦登岛，是美国第一大都市和第一大商港，是全世界金融中心之一。[1]其城市规划主要呈现四大特性：

1.前瞻性——超前规划理念

一是长远的规划理念。纽约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如何让城市有秩序、有条理地综合发展。二是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念，“立足生态，立足发展”是21世纪美国制定城市规划蓝图时的重要理念之一。

2.整合性——协调整合发展

借助大都市圈规划实现城市间的协调发展。面对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为了克服各城市主要从自身角度独立制定规划而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过度竞争的弊端，纽约等大都市越来越注重城市与城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规划协调，通过推行大都市圈规划来建立城市之间的规划协调机制，进而实现城市间的协调与整合发展。由此，一种由地方政府自愿联合、并获得联邦和州政府支持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纽约区域规划协会便应运而生，许多涉及区域规划及经济互补发展等重大问题（如交通规划、环境规划等）都通过它来实现协调统一。特别是建立了各个区域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形成了分工合理、良性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

3.导向性——公共利益取向

市民至上的规划理念在美国深入人心。“以人为本”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城市发展的核心理念。从市民的需求出发，将人口发展、土地利用、住房供给、就业、能源、环境、交通体系、娱乐、社区建设、公共空间、城市安全等与市民息息相关的内容纳入城市规划中统筹考虑，以便更好地满足人们发展的需要。提升全体居民的居住环境质量是城市规划的第一大目标。由于美国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国家，在纽约等大城市里，居民习惯于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哪个城市税制好、基础设施完善、生活质量高就向哪个城市移民，从而迫使各个城市拼命发展高水准的公共设施，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进而通过竞争促使各城市以最低成本建成了最发达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投资项目涵盖市政中心、道路管线、公园、污水处理、消防站、图书馆等，提供着最人性化的公共服务产品，包括公共健康、公共救济、公共安全、公共福利等诸多方面。另外从土地利用结构可以看出，各类用地分布均衡，可以较大程度地实现区域资源共享。

4.广泛性——公众积极参与

美国城市规划十分强调公众的参与，除城市规划行政管理机构外，还设立了一系列参与规划立法及执法的非政府机构。如纽约大都市区除了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外，还有纽约市发展委员会、纽约住房与区域规划委员会、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委员会成员大多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市民志愿者，通过申请由城市议会正式任命，其成员构成、选拔条件、任期、权利与责任都是法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规划立法、修法、执法的公开和公平。在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依法制定详尽的公众参与计划，形式包括公民咨询会、公众听证会、访谈、问卷调查、媒体讨论、社区讲座以及社区规划的分组讨论及汇总等。市规划机构所收集的资料、研究成果及提出的规划建议必须提交有公众参与的定期研究会议并进行讨论和确定，在提交给市规划委员会和市议会决策之前还必须召开公众听证会等。

三、中国特色新城镇化的三大设问

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的三次变革和发展，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重视乡村发展、加快乡村城镇化进程中，主要是改革开放步伐相对较快的沿海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中，我国也形成了“农村转变城市”的新路径。[2]这就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依托早先的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使原来乡村的发展不断地接受着来自城市优质资源的进入和渗透。同时，通过农业产业化、创办工商企业、发展壮大非农产业，提高农村的生产力、积累力和投资能力，在改造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完成由种地到务工经商、农民到工人和市民、乡村到城镇的转化，从而在根本上淡化了城乡之间的界限，逐步地由“村村是镇、镇镇似村，村与镇分不清”，演进到直接创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城、乡形态。

正确地认识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的三次变革规律和演变中的进步性，是正确把握我国都市城区发展路径所必需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一条既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又能够很好吸取历史教训，且具有一定前瞻性的道路，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思考。

（一）问题之一——中国特色新城镇化的变革实质是什么？

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城镇化，其实质意义何在。在传统意义上说，城镇化就是把农村的各种有效生产要素都集中到城里去，让农民到城里就业、进城居住，成了“城里的人”。而这里的所谓“城镇化水平”，实质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其次要认识现代意义上城镇化的实质何在。其根本自然不在于人口集中，而在于对城、乡间“经济社会整体素质”差别的化解。“二元结构”本质上是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发展方式，与经历了工业化的城市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不对接。显然现代意义的城镇化就在于应解决好城乡之间产业、市场、发展方式、设施条件、生活水准、文化精神、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管理方式、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对接和均等化问题，即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整体素质”少差别或无差别。

（二）问题之二——中国特色城镇化的主要“创新点”在哪里？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创新，一定要走出那种孤立地研究“城”的“发展”这一个方面的思路，立足于农村和城市两个领域的发展和相互间的依存性转变，甚至是把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放在“乡”的方面而绝非是相反。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加快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提升城市对乡村的辐射性和带动能力；二是鼓励农民自我创业和农村工业化、非农化发展，加快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三）问题之三——如何发挥好政府对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推进和引导作用？

由于中国城镇化是与经济体制转型相伴推进的，而经济体制转型又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如何发挥好政府对城镇化的引导功能至关重要。按照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城镇化率达到50%是政策调节的最佳切入点。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0%，其经济结构水平已具备了加快调整的条件。然而，学界对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认识却仍旧莫衷一是。发达国家的学者们非常重视对“未来”性城镇化道路和模式的探讨和研究，而我们却常常忽视从这种趋势上想问题。现在全国有上百城市在追求所谓“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大家都津津乐道于扩展城区面积和增加城市人口上。我们认为，一个城市发展并非是它的城区有多大、人口有多少，而应看其是否有利于城乡一体的真正实现，有利于城乡两个领域发展潜力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城乡人民幸福指数的共同提高。

四、上海新城发展的路径借鉴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未来的城镇化建设也面临诸多复杂而专属的问题，包括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劳动力双向流动等。从某种意义而言，作为郊区城镇化典范的新城建设，是当下城镇化建设的重头戏。换言之，从城镇化发展的规划角度，有关郊区城镇化问题可能是破解上海当下城镇化症结的关键。因此，如何将上海目前的新城发展推进到未来产住协同发展的渠道，有待于我们结合实际甄别选择，并提出积极的对策。

（一）三方面的发展推力

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城市建设重心向郊区转移”，“将重点新城建设成为功能完善、产城融合、用地集约、生态良好的长三角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市政府文件也明确了新城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提出了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发展、产业支撑、用地倾斜、惠及群众、健全协调机制和探索建设运行新模式等政策意见，为下一阶段新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支持。[3]可见，上海新城发展具有三方面的强劲推动力：一是中心城区功能的转移；二是郊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三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海的新城发展又迎来了一轮契机。

随着新城开发建设的深入推进，大家对新城在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认识更加统一，对新城发挥优化城市空间格局、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参与长三角区域联动作用的期望值也相应提高，进而对新城的规模、功能和能级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高目标。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新城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项目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要承担起带动郊区崛起、推动全市新一轮发展的重要使命。综合各个层面的形势来看，上海市在新城发展中，机遇和挑战并存，要求加快转变传统模式，必须更加注重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要求加快提高综合竞争力，更加注重产业发展和功能培育；要求加快形成规模能级，更加注重与中心城区的联动发展、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转型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二）新一轮的六个创“新”

在探索新一轮上海新城建设时，应该更加注重突出六个新，即：新模式、新体制、新理念、新技术、新形态和新标准。

1.新模式——强调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步、开发建设与管理服务并举、功能培育与人口集聚互动，由单一的开发建设转变为功能培育、能级提升、形象塑造等的全方位提升。

2.新体制——不能仅靠一区之力来推动，而要立足全市大局，建立市区合理分工、合力推进的体制机制。市级层面加强战略统筹和引导，区级层面做好推进落实和服务，加强开发建设与运行管理的有机衔接，形成市级主导、区级主抓、多方参与的新体制。

3.新理念——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宗旨，注重科学发展、注重民生需求，积极实践“世博”先进理念，处理好人口集聚、产业发展、设施建设、管理服务和资源环境的关系。

4.新技术——要在新城建设和管理中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支撑低碳城市、指挥城市建设，配置多样化、人性化的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营造具有吸引力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成为体现新理念、展示新科技的窗口。

5.新形态——更加注重新城发展的前瞻性，立足长远谋划，坚持适度超前，塑造有特色的城市面貌。着力构建现代化的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建筑形态，加强城市风貌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6.新标准——参照中心城区乃至国内外更高的标准，提高规划建设的起点。同时，结合现代城市的特点要求，研究设置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规范标准，促进高效、集约和可持续发展。

结语

我们只有按照党的十关于“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海新城发展只有立足于发展现代意义的城镇化的战略高度，促进新城与中心城区的互动发展，加强新城之间的功能协调与分工，才能真正建设成为“四个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功能载体。

参考文献：

[1]陈飞燕，陆萍.国际大都市中心城区的发展及其对上海的启示[J].城市道桥与防洪，2009（9）.

篇6

论文关键词：因地制宜,城镇化,建设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放在了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地位上，突出了城镇化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对于刺激消费、带动民间投资、积极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东部与中西部应因地制宜。对于东部地区，可以采取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通过大都市的辐射能力，直接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对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据点式城镇化，在中西部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中小城市，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东部三大都市圈可以吸收一部分农民工，但是大部分中西部的农民工可以在中西部通过县城的发展实现城镇化。对于中西部的县城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建设不同规模的城市：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县，把现在的城关镇发展成30~50万人中等城市，在50~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30万人的中小城市，50万以下小县把县城做大。“十一五”期间，贵阳市进一步加快城市化步伐，贵阳城市经济圈城镇人口385万人，城镇化水平50%，其中核心城市总人口180万以上。[1]

一、中国城镇化的基本趋势

过去3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以年均近一个百分点的速率提高，未来10年我国的城镇

化仍会以较快的速度推进。这是因为：（1）未来10年我国经济仍会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城镇化有可靠的物质基础。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3260美元左右，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阈值。我国将会在2010年左右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这个行列后，经济增长速度与前30年相比将有所放慢，但仍会维持较高的水平。经济规模的扩张和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必将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和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机会，城市化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而继续向前推进。（2）农村人口众多和耕地资源有限，城镇化有强大的内在压力和动力。2008年，我国尚有7.2亿农村居民。这些人占有的耕地总面积只有18亿亩左右，人均占有量不足3亩。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使农村居民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只有把农村居民转移到城镇。而广大农民自身也有比较强烈的愿望到城镇寻找生活和发展的机会。

“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仍将快速提升，但是慢于过去10年；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速度相对过去10年则明显放缓。这主要是由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1）我国总体上还将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流动还有较强的拉动力。（2）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慢于前10年。（3）城镇化的成本也会不断提高，对城镇化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学术界通常使用Logistic曲线方法预测未来城镇化率趋势，该预测方法的基本假定是：（1）每个经济体自身的各种条件决定了其城市化率的峰值水平；（2）每个经济体城市化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一个类似于S型的轨迹。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缓慢上升，第二个阶段快速上升，第三个阶段则又是缓慢上升，逼近于峰值。

为进行预测，首先需要确定城镇化率的峰值。从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都可以看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其城市化水平既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也并非越高越好，而是会在一定的水平上达到平衡，既达到其峰值。这是因为，第一，总有一些生产活动（比如农业、开采业等）不能实现集中；第二，当生产活动过于集中时反而效率降低，也不利于环境保护；第三，随着发展阶段和生活水平的变化，以及通讯交通条件的改善，分散化居住往往成为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途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甚至可能会出现城市人口比例降低的逆城市化现象。显然，由于各国资源环境特点及人口规模的不同，不同国家达到峰值时的城市化率也是不同的。

从24个高收入的OECD国家的历史经验发现，卢森堡、芬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希腊、瑞典和英国的城市化率在过去30年中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这些国家2005年的城市化率依次为82.8%、61.1%、97.2%、75.2%、66%、59%、84.2%和89.7%，最低的是希腊的59%，最高的是比利时的97.2%。这些国家当中，人口最多的是德国，为8千多万，人口最少的为芬兰，为500多万。对中国而言，参考意义较大的可能是德国和英国。两者2005年的城市化率分别是75.2%和89.7%。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在城镇化率达到其峰值之前，城镇化率的提高一般可以看作是一国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享受现代文明生活人口的增加。但当城镇化率达到峰值以后，城镇化率的变化便不再适宜作为反映现代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指标。在特定情况下，城镇人口的减少也许是人们追求更高质量生活的结果。当然，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够，我们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提高城镇化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

中国的城镇化率峰值水平，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因素可能会使我国城镇化率峰值水平高于一般国际经验的情形，有些因素则可能会使其低于国际经验的情形。

一方面，土地资源稀缺，人地矛盾突出，决定了城镇化率峰值水平可能高于国际经验的一般水平。另一方面，人口全球最多，所需粮食数量巨大。为保证粮食安全，必须主要依靠国内生产满足粮食需求。这样，即使土地和资本投入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程度也要高于国际经验的情形。这就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可能比发达国家一般水平要高。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些农业人口最终也能享受到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还要考虑，由于人口总规模异常庞大，在城镇化率相同的情况下，中国城镇人口总规模要比一般国家多很多，人口向城镇的聚集所带来的成本也会高于一般国家。这一因素也可能会使中国城乡人口的动态平衡点的来临早于人口规模不如中国大的国家。综合这些因素，认为我国城镇化率的峰值，保守估计约在75%—80%之间；较高的估计则约在80%—85%之间。为此，我们以100%、85%、80%、75%和70%等五个城镇化率峰值情形，估计了我国的城镇化Logistic轨迹方程。我国的城镇化率不可能达到100%，所以该情形只是一个参考。在其余四个情形中，以80%的城镇化率峰值水平的情形为基准情形。

在不同的城镇化率峰值水平下，利用我国1978—2008年的城镇化率历史数据，估计出Logistic轨迹的相应参数，之后外推，得到了城镇化率的预测结果。在此基础上，结合联合国最新完成的各国人口预测数据，推算出相应的城镇人口规模。这一结果高于联合国2007年对我国城镇化率所作的预测，而低于麦肯锡公司2008年所作的预测，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和较高的可信度。

预测的主要结果是：在假定2010年的城镇化水平达到“十一五”规划的47%的预期目标的基础上，在基准情形下，2010—2020年包括城市自然增长的人口在内，我国城镇人口总规模年均增长1650万人左右，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6%左右，城镇总人口将达到8亿左右。[2]

二、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和政策取向

中国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过程，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产生巨大影响，也向人们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成功实现这一转型过程，必须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和现阶段发展实际的城镇化战略，明确城镇化的战略思路、战略重点和政策取向，妥善处理城镇化进程中的若干重要关系。

“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路。以让全体人们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坚持区域统筹、城乡统筹、经济社会统筹和人与自然统筹，遵循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密切结合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和基本国情特点，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合理地界定和发挥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采取系统综合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

1．把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城镇化的核心目标，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本质规定。推进城镇化，首先要有利于不断改善全体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使全体人民共享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的问题，重点推动一亿多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向城镇居民全面而真正的转变，逐步消除农民工的两栖状态。同时，城镇化不仅是工业化的成果，也是工业化的动力。有效和健康地推进城镇化，也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扩大需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

2.坚持区域统筹、城乡统筹、经济社会统筹和人与自然统筹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原则。所谓区域统筹，就是要突破区域分割式的城镇化模式，打破一切阻碍要素特别是阻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壁垒，促进经济活动和人口向更适宜于城镇化的地区集中。所谓城乡统筹，就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规划的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的一体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和市场的一体化。所谓经济社会统筹和人与自然统筹，就是要突破就城镇化论城镇化的思维，使人口向城镇的聚集于城镇就业岗位的创造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城镇空间的扩展与土地的节约使用、产业的优化布局、人居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城镇的空间布局与国土空间开发结构的优化特别是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结合起来。

3.遵循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密切结合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和基本国情特点，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的另一重要原则。人口在空间上的聚集以及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但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随着收入的增长，一般地说，城镇化率会相应地提高。但是，它会以什么样的速度提高以及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却因国家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口密度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二是城镇人均生活空间的大小往往与一个国家人均国土面积的大小高度相关。人均国土面积比较大的国家，城镇人均生活空间也会比较大，反之亦然。

推进城镇化，既不能违背规律，也需要考虑国情特点。同时，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城镇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突出任务不同，所需要的政策也不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作出调整。

4.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合理界定和发挥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人口在空间上的聚集以及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既受市场规律的支配，也受政府法律、规划、政策的影响，推进城镇化离不开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这一点不言自明。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必须更好地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作用。城镇化过程中的不少问题，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所需经费问题、社会保障在全国范围的持续问题，建设用地指标在区域间的调剂或建设用地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问题等，都需要由中央政府出面在全国范围统筹解决，而不宜或不能由各地政府各自为政解决。

5.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是健康推进城镇化的根本保障。就是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导致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体制因素，营造统一公平的有利于经济和人类活动在空间上合理分布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这尤其意味着国家所建立的与城镇化有关的制度和所制定的与城镇化有关的政策，应普遍地适用于来自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的居民，所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应无差别地惠及全体国民。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很难也不应当通过制定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特殊政策来解决。换言之，制定相关政策要从有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整体推进出发，进行统一系统的设计，农民工问题应当也只能在这种统一的政策框架中加以解决。

6.采取系统综合的措施，是由城镇化的内涵和特征所决定的。城镇化不单是城镇空间的扩大，也不仅是人口向城镇的聚集，还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其他方面的要求，如就业机会的创造、公共服务的提供、交通通讯文化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城镇化也不单是城镇自身发展的问题，还涉及到城乡的互动和城镇之间的互动等。这些要求对城镇化政策进行顶层设计，打破城镇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部门分割。

“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中国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和政策取向。

1.继续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更加注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中国城镇化水平较低，扩大城镇人口规模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它是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需要的城镇化既是与我国国情特点相适应的健康有序的城镇化，也是意义完整和内容充实的城镇化。不仅要通过经济的发展，不断为城乡居民创造更多稳定的就业岗位，也要通过消除居民的身份差异和对农民工的歧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那些在城镇就业、生活的居民在城镇获得比较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公平地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从根本上解决大量人口“钟摆式”流动问题。

2.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发挥大城市在创造社会财富、吸纳转移人口、带动中小城市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使用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国人地矛盾异常尖锐，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有限，其城镇化必须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之路。而大城市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显著，发展大城市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创造、土地资源的节约使用和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的共享。一方面由于大城市是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场所，具有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大城市通常是科技创新的中心，发展大城市还可以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庞大，还由于中小城市在方便人民生活、为人民提供惬意的生活空间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也有独特的作用，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应受到高度重视。

3.根据各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结合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优化城市在国土空间上的布局，提升沿海和东北城市群人口承载量，促进形成中部城市群体系，着力培育西部核心城市。中国各地城市发展的条件差异较大。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土地相对平整、气候相对宜人，可以承载更多的经济和人类活动，适宜发展更多的城市；西部多山地或沙漠戈壁，大规模聚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条件不如其他三个地区。总体上说，未来我国人口应更多地流向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目前，沿海和东北的城市群已初具规模，继续扩大城市空间受到土地资源不足的制约；中部城市群尚在培育之中，继续扩大城市空间受到的土地资源制约弱于其他两个地区。鉴于此，沿海和东北城市群不应再单纯追求空间的蔓延，而在提高城市人口承载量的同时，降低人均占地水平，走集约式的发展道路。中部地区采取空间适度扩张和人口聚集并举的城镇化战略，积极推进城市群发展。西部地区把现有的核心城市打造成西部城镇化的引擎，做大这些城市的规模；控制资源环境容量较小的现有城市的人口扩张。同时，为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还要在资源和土地等综合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设立新的城市，使之发展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区和经济增长点。

4.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大中小城市的发展都要贯彻节约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原则，形成节约资源的城市发展模式。

着力提高城市单位面积人口承载量，严格限制城市空间无序扩张。合理规划、科学引导、优化城市内部功能分区，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减少城市内部通勤量，促进土地、能源等的节约，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使城市就业充分、社会和谐，成为推动创新和生产力增长的中心。

5.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推进城镇化，使城乡居民公共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在城乡之间前瞻性地公平合理分配公共资源，既是继续留在农村的居民也能享受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又根据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化搞好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设施的空间布局，避免出现公共设施闲置和公共资源浪费的现象。统筹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使城乡经济相互促进、城乡社会相互融合。在城市空间必要扩张和城市内部功能调整的过程中，土地产权和用途转变将产生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在政府、居民及开发商之间合理分配这一增值收益，遏制开发商牟取暴利，保障居民和拆迁者的正当、合理权益。在就业、子女就学、租住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使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享受公平的待遇。

三、中国未来城镇化需要处理和协调好的几个重要关系

健康有序推进城镇化需要妥善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关系。

1.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城镇化是通过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实现规模经济和积聚效应及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推动这一过程的基本力量是市场。但是，使城镇化健康有序进行，还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制定和实施具有综合性、前瞻性的规划，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使“国土变平”，消除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国土上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障碍。中央政府要通过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促进区域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人口自由迁徙创造条件。城市政府也要按照以人为本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其全部常住人口而非仅仅户籍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2.各级政府间关系。按照全国一盘棋推进城镇化的理念，规划城市群和大中小城镇布局，彻底破除和改变行政区域分割式城镇化模式。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关系，建立全国统筹的公共服务提供体系，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平的国民待遇。不宜提倡全国各省区市的城镇化率同步提高。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不宜简单地以城市空间的扩展和经济规模扩大为标准。

3.城镇化速度和城市能力建设的关系。推进城镇化需要一定的速度，但速度不宜过快。速度超过某种界限，就会带来城镇失业、住房紧张、社会不稳等问题。中国的城镇化要走城镇化速度和城市就业机会创造能力、接纳迁移人口能力、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相协调的道路。以时不我待得精神推进城镇化，也要周密筹划、稳妥推进城镇化，要着力建设文明城市、和谐城市。

4.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城镇化水平即使大幅度提高到目前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仍有数以亿计的人留在农村。考虑到人口总规模和收入水平提高后对农产品需求的刚性增长，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需要保留人力密集的农业耕作方式，仍然需要相当数量的人口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由中国国情特点所决定，中国城乡居民数量的动态平衡点（城镇化的终极水平）将很难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鼓励农村地区的人口适当集中，以便统一规划和建设自来水、环境保护、交通通讯等设施建设，使农民也能过上现代化的生活。

四、降低城市化成本是提升内需的必由之路

一是，昂贵的城市化和滞后的服务业。如何提高内需，一直是中国面临的难题，突出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的深层问题。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并未充分就业，其原因又是严重滞后的城市化和服务业。

由于排斥性的户口政策和昂贵的城市化成本，中国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居民，他们自然也没有在城市生活的长期打算。按照经济学家华生的计算，由于户口限制，中国城市化的真实水平不到28%。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倪鹏飞博士与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彼得·卡尔·克拉索教授等多国学者携手完成的《2007~2008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城镇人口已达5.94亿，城市化水平达到44.9%”。又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主编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5年修正版)提供的数据，2005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已“达到49%，并且还在快速提高中”。以中国人口大约13亿计，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能达到约50%的世界平均水平，应该有城市人口6.5亿。

对中国是否能够接纳如此多的城市人口，最多的质疑是，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过度膨胀，哪有就业机会，持这种观点的人亡了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

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服务业所吸收的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严重偏低。

根据2007年财经蓝皮书《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5——中国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指出：“2005年中国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仅为31.4%，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据学者杨玉华：“中国2004年服务业只占总就业的30.6%，低于2000年世界平均45%的水平约14.4个百分点。”又据学者陆学艺：“中国2007年总就业劳动力增加到76900万人，三产就业劳动力24917万人，占32.4%。”

这说明，如果中国的服务业所吸收的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能够从2005年的31.4%提高到200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5%）。按2007年的总就业劳动力76900万人计，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达到1亿766万。

二是，城市化和服务业滞后的制度障碍。尽管中国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第二大贸易强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而且根据世界银行，中国人均收入也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城市化和服务业都迟迟难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一点只要和一些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较早的国家相比，就清楚了。据学者谢九的调查：“1820年，英国有30%的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15%。1890年，英国有41%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38%。而到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服务业人口都超过70%。我国目前则为32%，和100多年前的英美相当。”[3]

中国服务业的滞后主要根源于城市化的滞后，而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制度障碍是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理由如下：

中国的城市化虽然因为可以廉价获得农民土地，廉价获得中西部的劳动力而不需为他们的长期定居付出代价，因而使城市化的硬件部分进展很快，在基础设施的兴建上后来居上。但从长远看，这种城市化模式只适用于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样没有农业部门和农村人口的地区。推行这种城市化模式也失去了城市化的真谛。

以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政策为代表的城乡二元体制，虽使中国能源源不断地汲取农村的低廉劳力、土地（原料和环境），但广大中西部，特别是农村人口并不能平等分享沿海和城市的繁荣，造成内需的相对萎缩。

城市土地的供应走的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思路。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已有城市在空间上的扩大只能来源于土地指标的获得，而不是市场引导的结果。新城市几乎不可能产生，即使产生了，也绝不是市场引导的结果。并没有强大集聚效应和区位优势的城市却照样因得到土地指标而人为扩大。根据复旦大学陆铭的最近研究，这种土地配置方式使中国丧失相当部分的区位优势和集聚效应。

同时，这种配置土地的模式使一般的土地开发商只能拿到成本很高的土地、加上政府又制定了不合国情的较高的城市建筑容积率和较低的建筑密度标准，因而民间是不可能主动开发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

现在建成的楼盘和愿意在城市中定居的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严重脱节。例如，到2008年中国累计已有将近2亿平方米的楼盘，相当于两个老上海的建成面积，由于房型和价格远远超过民工乃至一般中下阶层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成了空置楼盘。

世界上的一般规律都是城市的人口扩张远远快于城市住房面积的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延伸，造成对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持久的需求，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大量的资金、土地、钢铁、水泥和活劳动虽然转化成了住房和基础设施，却无法转化成可以良性循环的财富，也无法用来转化农村人口，自然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

上海从1842年开埠到1949年的100多年时间中完成建成面积100平方公里多一点，但由于主要依靠市场调节，人口从几十万增加到将近600万，迅速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航运、商业中心、文化、出版和电影娱乐中心，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对国家财政贡献最大的经济中心。无论是以每平方公里的产值，还是每平方公里的就业计，其效率之高是无可置疑的。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在土地的使用上效率很低。据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的数据，建成区面积2007年相对1990年提高175%，而城市化率仅提高70.16%。很多小区的规划追求的是大、洋、全、贵，违反中国人多、收入低、急需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多的国情。

农民在土地被征收或征用后，所拿到的补偿并不基于土地的市场价格，而是基于土地作为农地所能带来的十分有限的现金流的现值，加上对地面附加物的一些补偿。这些补偿远远低于同类土地在土地市场上的公平市价。这样微薄的补偿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些无地农民接下来就要生活在物价昂贵的城市中，他们的技能和教育水平又极难使他们在城市中具有较强的谋生能力。失地农民的困难处境自然大大抑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

使城市变得富丽堂皇的资金和土地虽然来源于农民，却并没有加速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据张立和贾治堂的研究，中国耕地面积仅到2004年为止的近7年内便减少了1亿亩，相当于两个台湾，或670个1950年代初的上海市区面积。以当年的上海人口600万计，并以低于当年上海市区土地容积率一半计算，1亿亩可以容纳20亿左右人口。

[4]

在土地稀缺的中国，甚至在土地特别稀缺而又特别肥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新区的面貌也越来越不像香港、东京、台北、1979年以前的上海等东亚城市，却越来越像北美那样地广人稀的地方出现的以汽车代步的城市化模式。当务之急是大力降低城市化成本，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房价——收入比远远超出世界上一般水平的危害性，可是目前的思路仍局限于通过政府拨款，每年建造一批廉租屋和经济适用房，解决由正式城市户口的中低阶层的住房需要。这种措施只能改进已有城市的自我现代化，却不会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真正需要被城市化的人口是广大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应该考虑立即改革中国的区划和城规。发达国家的区划和城规的原则是和市场原则相一致的，能够充分反映土地的不同区位优势带来的不同机会成本，因而在土地使用上不但效率高，而且能够尊重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利益。

五、贵州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城镇化实现的主要途径。1.人口向中心城市转移。人口向中心城市转移，是目前实现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人口向中心城市转移在贵州多表现为梯度转移的形态即农村人口向县中心城镇转移，中心城镇人口向中心城市转移，如贵阳市转移，也有大量农村人口作为流动人员直接进入中心城市，如贵阳市两城区2002年人口比1996年增加14.72万人，2009年全市流动人口达92.8万人，这种人口流动和梯度转移促进了城镇化进程。

2.城区扩张将农村人口并入城区实现城镇化。城区扩展将农村人口并入城区实现城镇化，最突出的是贵阳市小河开发区和金阳新区建设。近几年来，贵阳小河开发区通过房地产开发，大面积扩展城区，从2000年后，城区每年以100万平方米的速度扩展，原小河镇城区周围的农村如大寨等9个村寨，已被并入城区，约1万多人口在失去土地后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居民，实现了这部分人口的城镇化，目前贵阳市小河区城镇化率已高达85%以上。金阳新区是贵阳市规划新区，规划项目建设启动后第一期工程即2010年将有3万本地农民转化为市民，第三期开发完成后将有10余万本地农民转为市民，目前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已涉及野鸭乡15个村，农户1万多户，其中有一部分已事实上非农化。

3.小城镇兴起，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许多小城镇伴着工业、旅游服务业兴起后人口向小城镇转移和聚集，是目前贵州省实现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息烽县小寨坝镇、开阳双流镇、白云区麦架镇、修文扎佐镇、久长镇等，镇区人口均比原来有较大地增加。扎佐镇镇区人口从1997年近1万人发展到2002年2万多人，双流镇区人口从1998年0.42万人增加到2002年1.28万人。

4.农村人口向其他区域城市转移，实现异地城镇化。农村人口向其他区域城镇转移，是贵州省实现城镇化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省农村向广大沿海地区城镇输出大量劳动力，如贵阳市开阳县2009年4月份统计，全县约有5万农村劳动力在外面务工，相当一部分是在沿海地区城镇，其中有一部分已长期居住在一个固定城市，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这部分人口的城镇化。

（二）贵州在近期要着力发展大城市，适当兼顾小城镇。城镇化发展道路，实际上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聚集的道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化道路应该是充分放开各大中小城市及城镇，让城镇化主体即农民自己选择其转移和聚集的道路。同时，由于政府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功能，在城镇化进程中要进行大量投入，因此研究和选择城镇化的正确发展道路，对于避免城镇化过程中投资失误和造成巨大浪费，少走弯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按照目前我国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即100~200万人口为特大城市，50~100万为大城市，20~50万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为小城市。目前贵州省有13个城市，有特大城市1个（贵阳市），没有大城市，有中等城市3个，即遵义、安顺、六盘水，有小城市9个，建制镇有697个，其中县城有68个，人口规模普遍偏小，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的城镇体系。在城镇体系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特征，依次表现为省域中心城市为省会贵阳——地区中心城市为各地州市政府所在城市——县域中心城镇为县政府所在中心城镇——一般城镇。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以贵阳市为全省中心城市和地理中心，主要城镇沿贵昆铁路、渝黔铁路、湘黔铁路和黔桂铁路等四条铁路线和210.、320两条国道公路线展开，在贵阳、遵义的城市周围，城镇分布较密集，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较好，而省际边界地区城镇规模小、数量少、发展能力弱，多是贫困山区和多民族聚集的地区，生态环境较差，生产力水平低。目前贵州省城镇体系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全省辐射功能强的大城市只有贵阳市一座，而贵阳市资金投入过于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向外拓展空间少，目前虽然在加快金阳新区建设，但新区定位于行政、文化、科研等及高新产业，制造业布局不集中，外围的中心城镇、小城镇发展相对较慢，限制了贵阳市的发展。

（三）贵州省城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因素。

因此，从长远看，要全面实现城镇化，小城镇是贵州省城镇化的一个重大战略目标，也是治理大城市人口过多、交通拥挤、住房短缺等城市病的措施。

3.发展小城镇要有新思路，有长远眼光。在近期内主要发展有成长潜力的小城镇，尤其是那些靠近大中城市的周边城镇和交通干线上的城镇。要搞好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建设，如遵义虾子镇。乌当区东风镇、兴义威舍镇等，把乡镇企业聚集和乡镇企业园区建设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如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修文县扎佐镇等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在一些地方要与移民搬迁安置相结合，如开阳县双流镇把构皮滩水库建设部分移民安置与本镇小城镇建设相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移民安置资金，修建移民一条街，包括其营业用房和住房，在搞好移民安置的同时，使小城镇镇区得到扩大，使城乡经济协调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贵阳城市经济圈“十一五”发展规划,2006年11月2日;

2 杨庆宏,城市化建设要因地制宜,时势参考,2009年第50期;

篇7

关键词：城镇化进程；小城镇发展

Abstract: our country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well-off society's main goal is to raise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speeding up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our country. But, as a whole, our country's urbanization level, relatively low also. So need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s. But, small towns construction is not achieved overnight, it is a system engineering, need careful plann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dapt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our country to study this issue.

Key words: urbanization process; Small towns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城镇化标志着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城市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现阶段，我国的各级政府都将城镇化作为社会发展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来抓，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由于急于求成，城镇化这一战略思想以及做法上也暴漏出很多问题。特别是如何的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如何适应当时当地的发展要求帮助城市未来的发展这一问题上。

我国在城镇化进程道路的选择上，历来学术界都有三种不同的重点发展项目和发展策略，其主要分为“对大城市的重点发展、对中小城市的重点发展、对小城镇的重点发展。但是上述的种种观点都完全忽视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资源分布差异较大、且各地区之间的城市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多元化国家。所以，我国在城镇化进程的道路上不能一刀切，而应该因地制宜，协调大中城市和小城市二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对区域经济准确定位、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应该看到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性。

加快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应有之义

我国最初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实际上是我国1979年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被迫选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化进程的推进，可以看到的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是符合我国工业化发展趋势、符合我国国情，实现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尽管小城镇在综合效益以及社会经济水平上不能和大中城市比较，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现阶段我国资本积累不足，工业化水平较低、城乡差距较大的局面，使我国的小城镇不能不转移富裕的劳动力，而唯一实践途径就是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小城镇的发展。

1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关键是发展小城镇

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我国的城镇化速度为1%，到末期使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40%―42%。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化水平在1985年为20%，小城镇占到这个总比率的12.71%，而十五年后的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每一年平均提高0.83%，而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每年平均提升0.46%。从上述所列数据反映，我国的城镇化总体水平的提高最终是依靠小城镇的发展。

2小城镇的发展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别的有效途径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并且人口众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相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扶持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居民的温饱问题。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农村经济的发展产业化和工业化程度较低，还处于粗放式增长阶段，发展农业本身仅仅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而主要的收入来源来自于进城务工，但是国家的相关政策并不能够完全接纳“农民工”，这是由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模式所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很多的农民虽然打工但不挣钱，虽然增产但收入增长缓慢，与城市相比较而言，农村经济的发展始终处于停滞落后状态。据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农村人均收入为2253.42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6280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79倍，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所以，如何用好小城镇这个市场如组织和引导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使农业发展走向产业化经营模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3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最初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转型而兴起的一些手工作坊。到2000年，我国的乡镇企业资产已经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这是我国政府各种政策鼓励引导和扶持的结果。从这个层面来说，我国的乡镇企业是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活跃农村经济，推动乡镇工业化发展，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的必然选择，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乡镇企业都存在着技术含量不高、布局不合理等等的问题。

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小城镇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

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每个地区的小城镇在对其自身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都应该充分考虑自身的经济因素，量力而行，因地制宜，不能盲目追求政绩，不能以数量取胜而忽略了其本身的质量。作为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应该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进行合理筹划，准确定位，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重视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该注重环境保护。

2培育新市场

小城镇的发展必须要有支柱产业，所以，在对小城镇进行建设的时候，就应该完善当地的农村经济市场，发挥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利用小城镇这个桥梁将农村和城市结合起来。作为小城镇的发展要有自己的支柱产业，要有自身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3改革户籍制度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采用的是具有分割性、世袭性的“二元”户籍制度，这种模式严重的妨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无形之中损害了农民朋友的利益。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直在对其进行相应调整，但是其本质上并没有变。所以，要加快小城镇的发展，就必须要招贤纳士，取消“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规定，让外来人员获得与本城镇居民相同的就业、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待遇。

结语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提高城镇人口比重，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相对来说，还较低。因此需要加快小城镇的建设。但是，小城镇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认真筹划，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当地经济发展，以实现区域发展的协调。

【参考文献】

[1]孙长仁.浅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各方利益协调[J].中国西部科技，2011（13）：34

篇8

关键词：城镇化；民俗体育；演进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2-0165-03

1城镇化――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必然

城镇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物质生活的满足，必然带来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更高的追求。闲暇时间增多，也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体娱乐活动。然而由于“”引起的文化断层，社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时间压缩”效应，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因素，引发了社会文化意识领域的迅速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上的断层、不断涌现而又很快变化的社会现象让人们在文化活动的选择上一度迷茫。给人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产品成为学界长期思考的问题。西方文化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对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物竞天择、强者生存的竞争信条冲击着和为贵的价值观，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消极颓废思想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与价值观，人际关系淡漠，人际交往日趋减少等社会现象不断出现。以上种种因素使中国传统文化生存的土壤正在逐渐消失，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发展的民俗体育也面临着生存危机。中国悠久的历史千百次的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民俗体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面对城镇化进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城镇化的社会转型期如何做好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2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民俗体育研究和发展现状

2.1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俗体育研究现状近年来，随着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对民俗体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科研工作者的重视。有些研究从民俗体育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进行研究，对民俗体育文化建设进行了理论探索，探寻了新时期民俗体育的发展路径，如《论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特点及其现展》（王俊奇、刘国华，2004，2）运用体育史学、社会学理论对江西民俗体育形成的文化基础及现代转型进行了探讨；《民俗体育文化的开发与发展》（马连鹏，2006，s2）提出了开发民俗体育的文化资源,加强民俗体育的现代化和社会化建设的理论构想。

有些研究立足于农村城镇化变迁这一时代背景，把民俗体育作为农村体育的主体进行了研究，并揭示其随着时代变化（包括农村城镇化）而呈现新的发展规律，如《论城镇化对农村体育的影响――上海市张江镇农村体育发展的启示》（王永、熊晓正等，2006，1）、《加强农村基层体育文化研究的历史契机与现实需要》（虞重干、李志清，2005，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大众体育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夏强等，2005，9）、《湖南省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发展探索》（龚德贵等，2005，5）。

有些研究从民俗体育的功能价值出发，对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发挥的功能价值进行探讨，如《试论民族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杨莎莎，2005，4）、《对开发西部体育旅游资源的初步研究》（史斌，2003，6）、《广西少数民族体育旅游的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郑国华，2003，2）等从发展民俗体育旅游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分析总结，对其经济功能的开发进行了深入研究；《民族传统节日中民俗、民间体育的价值》（冯萌，2006，5），探讨了传统节日中的民俗、民间体育在现代社会所体现出的价值，提出民俗、民间体育是传统节日得以复兴的主要形式之一。

应该来说，这些论文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俗体育特征、现状与发展取向都做了很好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了有关部门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但是在这众多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对城镇化发展对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认识不够，基本上没有从民俗体育的历史发展、演变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为切入点去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民俗体育文化的社会依附性，同时，也很少有人以实地考查为基础，去认识民俗体育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很少有人结合实际提出一个民俗体育在社会变迁情况下的科学发展模式。而这些对于我们在新时期开展民俗体育活动，促进体育事业和保持文化生态多元化是非常必要的。

2.2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俗体育发展现状城镇化发展初期的农民从事民俗体育活动，由于健身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意识不强，因此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健身，而更多的是放在精神、娱乐目的上。如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前后，农民由生活贫困而逐渐解决了温饱，在节庆活动时就通过民俗体育活动来表达丰收的喜悦，笔者成长的山东某城镇，每逢过年就会有舞龙、舞狮等民俗体育活动表演。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绝大部分青壮年和有些知识文化的劳动力转移到民工潮流中，使民俗体育活动的主体渐渐流失；同时民俗体育也受到外来体育文化的冲击，西方体育有着规范的规则，鲜明的竞技性等等吸引人们参与的特点，民俗体育虽然也有竞技特点，但更多的倾向娱乐，加上政府以及舆论的引导，经济杠杆的调节等因素，西方体育项目正在排挤着民俗体育活动，特别是一些流传范围较小的民俗体育活动，正面临着消失的危机。

进入21世纪，在发展城镇化的进程中社会发展的热点逐渐倾斜到旅游文化方面，因此民俗体育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借助于旅游经济的发展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城镇化水平不高，旅游资源贫乏的地区民俗体育的市场却越来越小。表现出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在整个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活动与精神文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民俗体育活动成为宣传国家政策法规、社会主义道德观等的载体。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民俗体育活动的健康发展，逐步剔除了封建迷信和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使其更加符合人民的健身娱乐需求，科学性越来越高。

总体来说，在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经济条件刚刚得到改善，心情愉悦，各个地区的人们在节庆时通过民俗体育活动来庆祝丰收，表达收获的喜悦心情。此阶段民俗体育达到一个。在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投入许多精力和时间，无暇顾及看似与经济无关的民俗体育活动，从而使民俗体育活动陷入低谷。第二个是人们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发现了民俗体育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力，把民俗体育活动和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各地的民俗体育活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3反思与展望――对城镇化进程中我国民俗体育演进的思考

3.1全面发挥民俗体育的多元功能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民俗体育本来是一种不能带来任何财富和利益的民间活动，但是在“全民皆商”的经济大潮中却被赋予了极大的经济价值，使民俗体育在表演、娱乐、文化保存等功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经济功能，如许多地方政府把民俗体育活动开发成旅游产品，为振兴地方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像郑州国际武术节、岳阳龙舟节、潍坊风筝节等都是成功的以民俗体育为主题运作的例子。在经济功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同时，民俗体育的其它功能相对弱化，特别是在文化保存上尤其明显，如在一些节庆活动结束后，民俗体育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精华并没有给当地人们带来太大的影响。有些民俗体育活动由于对促进地方经济价值不大，流传范围小，耗时费力、旧体制的影响等等因素，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一些没有旅游资源的地区，特别是一些城镇化初具规模的地方，由于人们忙于经济活动，民俗体育也正在逐渐被人们遗忘，如山东莘县张鲁镇，是当地一个典型的小城镇，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往在当地盛行的舞龙、舞狮民俗体育活动已经有多年不再举行了。

只注重民俗体育经济功能的开发，而没有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支撑，民俗体育将会昙花一现，是没有持久生命力的短期行为，不利于民俗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城镇化进程中使人们的健康观念逐渐增强，休闲娱乐意识得到提高，并且具有了更高的文化需求，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因此，在重视发挥其经济功能的同时，应加强对民俗体育的健康身心、文化保存、休闲娱乐、道德教化等功能的开发和研究，使民俗体育的多元化功能和谐发展，真正使民俗体育融入到人们生活中去，让人们在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体悟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通过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加强民众的凝聚力和基层组织的整合能力，充分发挥民俗体育的社会维系功能，使作为个体的人焕发斗志，燃起信心，利用民俗体育协会或团、社等组织把民众联结成一个整体，振奋民族精神，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

3.2民俗体育的内容、形式应保持地域特色民俗体育活动的形式、内容灵活多变，丰富多样，城镇化的到来使其不仅仅局限于节日、祭祀以及游戏活动中而日趋日常化，在城镇的街头巷尾都可看到民俗体育的身影，如各地方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健身秧歌舞、毽子、高跷、登山、野外郊游等活动。信息化使本来具有地域性、乡土化的民俗体育活动流传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并且呈现同一化趋势，如赛龙舟是典型的带有南方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但在山东聊城也已成功举办了三届龙舟节，并于2003年代表中国参加了威尼斯国际龙舟节。再如扭秧歌是我国东北的特色活动，现在大江南北到处可见扭秧歌的人群。城镇化的推进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将使民俗体育在内容、形式上面临着以往从未遇到的问题，如生活环境的变化必将带来民俗体育活动场所的变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的生活作息的变化也将对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内容、形式产生深刻影响，人口的大量流动将引起活动主体的改变，进而影响民俗体育形式、内容的选择等等。

由于民俗体育有地域性的特点，因此，在其活动形式、内容以及流传范围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应注意保持各地的特色，百花齐放、争相斗艳。《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第七章（二十九）指出，“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适应当代生活，体现时代特点，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坚持不懈地抓好移风易俗，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节庆内容、风俗、礼仪，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重要节庆和习俗活动，创设出浓郁的传统文化场的氛围，重新赋予民俗体育应有的地位。

3.3民俗体育的传承方式应日趋科学民俗体育的传承一般是在节日庆典、宗教祭祀以及劳动闲暇当中,通过有意识的教授亦或是无意识的浸染将民俗体育的活动形式、文化精神过继给年轻一代的民族成员,并通过反复地重复将其在他们身上固定下来。然而这种社会范围的大教育缺少组织性,它不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规范继承，而更多的是通过寄希望于潜移默化地将民俗体育移植到年轻一代民族成员的行为习惯里。因此从存在形式和发展看,总体呈现出一种自然生灭的发展状态。在城镇化进程中，以往被冠以“迷信”的一些民俗体育活动，由于原来制度的惯性作用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继续发挥影响，从而使这些活动继续受到压制，人们被强制地接受统一的模式，对原有的民俗体育活动没有进行科学的整理、区分，对一些有益的活动或一些活动中的有益部分没有继承，以致原有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日益衰落和逐渐消亡。民俗体育活动是一种自愿参与的群体竞技活动，但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官方”即政府行为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活动中来，有时把民俗体育活动作为政治、经济工具，带有了一定的强迫性，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从而导致参与活动人数和群体的变化，也必将影响民俗体育的传承。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科学日益发达，我们应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对民俗体育活动进行科学整理，深入挖掘民俗体育对人类、社会有益的组成部分，从有形的器具物质和无形的仪轨制度、精神信仰等多层面全方位的传承，如运用先进科技对民俗体育活动的器材加以积极保护和改进，充分利用学校、社区、协会等组织的各种资源加强民俗体育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的传承和创新，使其“活化”到民众生活中。政府应加大管理职能，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为民俗体育的科学传承提供人力资源的保障。物质条件的改善保证了人们有更多的便利参与到民俗活动中，我们应积极引导人们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壮年和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人主动参与到民俗体育活动的传承中去，并不断创新。

3.4民俗体育应和依附的社会形态与时俱进民俗文化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形态。民俗体育文化本身是由于人类在创造体育文化过程中，遵循文化发展的结构性规律从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不断提炼出体育的成分，并逐渐从生产生活中剥离出来的，在活动时间上有逢节日、庆典、婚嫁、集会、岁时而进行的特点，在内容形式上都烙有非常浓厚的生产及生活性印记。我国民俗体育是在农耕社会形态下生成的，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社会人口和行政组织、环境、生活生产方式以及等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变化，必然面临着原有生存基础的消失而出现生存危机。

民俗体育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是我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体育在推动农村地区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和谐社会构建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在民俗体育日趋消亡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提高对民俗体育价值的认识，把民俗体育提升到文化遗产的高度加以保护，并同时努力探寻民俗体育发展的新途径。寻找民俗体育与社会发展的新的结合点是当前民俗体育发展的前提，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城镇化程度不一，各地区人们的行为规范、道德伦理、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等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这种复杂的社会形态将对民俗体育产生强大的冲击。因此，民俗体育的发展不应原封不动地保存其古老形式，而应该结合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种种变迁进行文化整合，以扬弃的态度构建民俗体育发展的新模式，以培养人们的爱国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身心健康、体会民俗文化、调剂生活及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

4结论

民俗体育项目、地域发展不均衡，有的已形成规模，成为地方发展经济的产业，有的却逐渐萎缩面临消失的危机。凸现了经济功能，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等功能发挥不足。民俗体育的传承科学性不够，要从“物”和“人”等层面全方位的传承。民俗体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的载体，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把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传统文化加以提炼，并于时代精神相结合，从而培育出既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特征的全新民俗体育。在城镇化引起剧烈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应把民俗体育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叶连松．中国特色城镇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267.

［2］ 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5.

［3］ 虞重干，李志清．加强农村基层体育文化研究的历史契机与现实需要［J］．体育科学，2005(2)：16－20．

［4］ 王娟．民俗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吕树庭．关于小城镇作为中国农村体育发展战略重点的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3(3)：7－10.

［6］ 虞重干．苏南小城镇体育现状调查报告［J］．体育科学，2002．9：8－12．

［7］ 王俊奇，刘国华．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特点及其现展［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2)：26－29．

篇9

体制和制度障碍是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的根本原因

城镇化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城镇化进程的快慢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快慢。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改革开放的前一个时期，曾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九十年代后，却出现了明显的滞后现象，这其中有经济等多种原因，但从深层分析，制度因素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我国城镇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系列体制和制度障碍，在特有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户籍制度，致使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城镇化虽然有所发展，但始终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城镇化滞后已成为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而要改变这种现状，根本的是要加快户籍制度等体制和制度创新，消除障碍，从而打破“二元结构”，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

计划经济体制下，其管理的对象不仅包括各类原材料和产成品，而且包括人力资源，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就业。它在产业政策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在工业化初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导致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影响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因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加大了城镇就业压力，从而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对农业生产等的管理，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地区和部门利益的驱动，政府机构往往利用行政权力排斥地区、部门间以市场为纽带的社会化大分工，导致城乡经济封闭，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这些体制和制度导致了城镇化进程的滞后。改革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其相关的体制和制度有了较大改变，但仍然很不完善，必须加快其创新。

加快体制和制度创新

首先，加快户籍制度及相关福利保障制度等创新

现有的户籍制度与相关的福利保障制度如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联系在一起，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进城就业。这些制度不仅提高了农民变市民的门槛，加大了农民进城就业的成本和风险，也为城市政府对农民的就业和其它歧视提供了政策依据。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现行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其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成为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制度。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的改革，应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可采取逐步放松户籍管理制度的做法，让那些在城市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来源、并愿意在城市长期生活的新移民，获得城市户口，同时为其子女受教育提供同等机会和待遇。2001年3月，公安部出台相关法规，初步放开了户籍管理制度，全国11个省区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江苏省对户籍管理制度进了重大改革，自2003年5月日起全面实施，这一改革彻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二元结构”，全面建立了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户口准迁条件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

其次，在稳定长期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允许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

这是我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内核，这对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是，当前土地使用权流转还受到土地的产权以及土地的外部环境等问题的限制。因此，土地配置的效率十分低下，土地经营兼业化、粗放化等现象十分普遍，土地抛荒、规模不经济、农业投入下降也较突出。因此，必须在稳定当前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行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正确的政策导向应是：“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完善农地“三权”分离机制。使用权的让渡应实行有偿原则，按照“依法、自愿、规范、有序”原则，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放活土地使用权，提高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转移劳动力的基本前提。为此，应进一步研究，明确界定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健全土地法规，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的法律依据，健全农地市场和机制，通过土地租价等经济杠杆，推动土地的合理流转。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占用土地，涉及到土地征用问题，在此问题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要克服当前一些地方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土地制度的重点是：一方面，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赋予农民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依法有偿转让。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允许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合理流动，使农户获得多样化的收入来源，让农民逐步脱离土地，加速城镇化创造条件。

再次，加强体制创新和宏观调控，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

篇10

【关键词】 急诊；儿科学；氯胺酮；程序化镇静镇痛；眼压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平均眼压（intraocular pressure， IOP）为15 mm Hg， 且97%的人均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1～15岁的患者。为控制年龄差异对研究造成的影响， 将患者分为1～5岁， 6～10岁， 11～15岁三个年龄组。

排除有青光眼或其他眼部病史的患者， 且排除对脂类局麻药， 如丙美卡因等过敏的患者。

1. 2 实验设计 本研究为前瞻性非劣效性研究， 以评估主诉无眼部疼痛且眼部健康儿童进行氯胺酮PSA后眼压的改变。

本研究由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执行。所有患者监护人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所有>7岁的患者也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 3 研究方案 患者入组后， 在PSA之前， 即在患者右眼滴1～2滴盐酸丙美卡因滴眼液。作者使用Tono-Pen XL眼压计（Reichert Technologies， Buffalo， NY）于PSA之前、氯胺酮注射后即时、2.5、5以及10 min测量患者右眼眼压。眼压的测量由本急诊室参与临床实验且受过Tono-Pen XL使用培训的医生完成。同一患者由同一医生完成眼压的测量。由另一名参与临床实验的医生完成氯胺酮的静脉注射治疗。氯胺酮的注射剂量及流量由疼痛科主管医生决定。人口统计学和临床变量， 包括年龄、性别、体重、执行程序， 给予的其他药物， 以及服用氯胺酮总用量， 记录到一个标准化的数据收集表中。由参与实验的实习医师及研究生进行与眼压同期的脉搏及血压的测定。

1. 4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指标为注射氯胺酮2.5 min后的眼压与眼压基线的平均差值， 非劣性边界为15%。次要观察指标为眼压在10 min之间的变化。

1. 5 统计学方法 因三组间使用氯胺酮的总剂量为非参数性分布， 故对其进行Kruskal-Wallis检验。注射氯胺酮2.5 min后的眼压与眼压基线的平均差值及95%CI用以评估是否为非劣性。对眼压的变化趋势根据年龄及基础心率分组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可作为患者不适的指标。以效能=0.9及检验水准α=0.05进行样本量的计算。这样， 对主要观察指标， 注射氯胺酮2.5 min后的眼压与眼压基线的平均差值， 非劣性边界为15%计算， 每个年龄组需要入组26例患者， 研究共需要入组78例患者。数据由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自2012～2013共入组83例患者。1～5年龄组28例患者， 6～10年龄组26例患者， 11～15年龄组29例患者， 其中49例（59%）为男性， 见表1。研究中， 最常见执行PSA原因为骨折/关节脱位复位， 不过在1～5年龄组最常见的原因为脓肿切开引流术和裂伤修补术。其他原因包括妇科检查及口腔异物取出， 见表1。平均氯胺酮静脉注射总量为1.6 mg/kg （95%CI=1.4～1.7）。每组患者应用氯胺酮总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4）。患者PSA过程中用的其他药物包括格隆溴铵， 咪达唑仑以及昂丹司琼。

眼压基线均值为17.5 mm Hg （95%CI=16.4～18.6 mm Hg）， 注射氯胺酮2.5 min后的眼压均值为18.9 mm Hg （95%CI=17.9～ 19.9 mm Hg）。其平均差为1.4 mm Hg （95%CI=0.4～2.4 mm Hg）非劣性边界为2.6 mm Hg（15%）。注射氯胺酮2.5 min后的眼压与眼压基线的平均差值：1～5年龄组为1.4 mm Hg（95%CI=0.4～3.3 mm Hg）， 6～10年龄组为2.0 mm Hg（95%CI=0.7～3.3 mm Hg）， 11～15年龄组为0.7 mm Hg （95%CI=1.5～3.0 mm Hg）。没有统计学证据证明总氯胺酮注射量和10 min眼压有剂量依赖性关系（P=0.15）。对眼压的变化趋势根据年龄及基础心率分组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在整个10 min的研究过程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本研究认为， 氯胺酮并没显著增加进行PSA患儿的眼压。尽管可以在10 min的研究过程中观察到统计学差异， 不过作者不认为这个结果有临床意义， 因平均眼压的改变仅有2.5 mm Hg。如此小的改变甚至对青光眼患者都没临床意义， 因眼压昼夜波动的幅度都比此高。之前氯胺酮并不被常规应用于急诊科对行PSA的眼部损伤的患儿， 因通常认为其会增加眼压， 故此研究结果对临床实践意义很大。本项研究的优势在于入组了全部年龄段的患儿， 严格计算样本量， 并应用了常规PSA的氯胺酮的剂量（静脉注射1～2 mg/kg）。并且， 结果表明， 应用氯胺酮剂量与眼压之间并没有剂量-反应关系。

作者的实验结果与近期的一个研究的结果一致――常规PSA剂量的氯胺酮的应用对眼压的影响无临床意义。虽然这项研究里， 眼压的变化趋势在其研究时长中没有统计学差异， 但这个研究仅入选了25例患者。所以， 作者研究中的小的统计学差异可能会被这种小样本研究的过小样本量忽略。

先前关于手术室肌注氯胺酮会升高眼压的研究， 但麻醉时肌内注射的氯胺酮剂量（5～10 mg/kg）远超PSA常规肌注用量（2～4 mg/kg）， 而静注氯胺酮标准起始量为1 mg/kg， 通常不超过2 mg/kg。此外， 这些研究并没把眼部手术患者列为排除标准， 或许这些研究的入组患者本身就有某种类型的眼部疾病。这些手术室进行的研究同时也混合应用了多种其他辅助物， 如阿托品、苯巴比妥、度冷丁、美索比妥及吸入。

作者也特别入组了1～5岁的患儿， 因没有研究有着相关数据。之前的研究入组的最早的研究为Drayna等[9]入组的7岁患儿的研究。Nagdeve等[10]有过8例1～6岁患儿入组的研究， 但他们的研究对象在研究之前还应用了氟烷麻醉。已有研究证实， 吸入麻醉剂会减少眼压， 因此其不适用于急诊患儿常规PSA治疗。作者认为本研究结果很重要， 包括最低年龄组， 因为这些患儿最有可能需要的PSA进行彻底的眼科检查。令人欣慰的是， 在这个年龄组的眼压并没有表现出临床上有意义的变化。

给予急诊患儿常规程序化镇静镇痛剂量的氯胺酮并没显著增加眼压。仍需更多研究来评估对于有眼部疾病患者应用氯胺酮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 Albert DM， Jakobiec FA.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phthalmology （Vol. 1）. WB Saunders Go， 2000：50.

[2] 杜驰， 彭寿雄， 黄文敏. 24小时眼压测量在疑似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患者诊断的临床应用.眼科学报， 2006， 22（02）：68-70， 84.

[3] 陈辉， 周激波.青壮年近视患者的眼压变化及其规律探讨.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2002， 20（1）：33-35.

[4] Antal M， Mucsi G， Faludi A. Ketamine anesthesia and intraocular pressure. Annals of ophthalmology， 1978， 10（9）：1281-1284， 1289.

[5] Hofmeister EH， Mosunic CB， Torres BT， et al. Effects of ketamine， diazepam，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intraocular pressures in clinically normal dogs.American journal of veterinary research， 2006， 67（7）：1136-1139.

[6] 刘聚堂， 腾清雷， 刘国燕.氯胺酮单独及复合麻醉对小儿超声乳化术眼压的影响.眼科新进展， 2007， 27（09）：718-719.

[7] 周军， 吴众.异丙酚与氯胺酮麻醉对小儿眼压的影响.眼科研究， 2005， 23（02）：131.

[8] Blumberg D， Congdon N， Jampel H， et al. The effects of sevoflurane and ketamine on intraocular pressure in children during examination under anesthesia.American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2007， 143（3）：494-499.

[9] Drayna PC， Estrada C， Wang W， et al. Ketamin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elevation of intraocular pressure during procedural sed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2012， 30（7）：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