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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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农村改革――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2010年8月7―8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以“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一一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为主题的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于海口隆重举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森，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中圆经湃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昌元，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大媒体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共计400多人出席本次论坛，
与会专家就新阶段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十二五”农村改革的重点，难点和热点进行深入探讨，专家普遍认为，“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重大，是实现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举措。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现实需求出发，“十二五”将是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需要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本刊摘取论坛发言，供决策参考。
“目前，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上被大大高估了。因为在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包括1.5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陈锡文认为，目前，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亩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但是，与“土地的城市化”相比，“人口的城市化”却进展缓慢。主要的标志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无法享有市民的权利。
据他介绍，2005年，公安部统计的农业户籍人口为9.49亿人。但是，此后由于有13个省宣布取消农业户口，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难以准确区分，2006年后，公安部不再公布全国农村户籍人口总量。
在他看来，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成果到底有多大，应该有实事求是的评估。至少有一点，目前的城镇化模式，并未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据他估计，2006年以来，中国新增的数千万城镇人口中，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可谓凤毛麟角。
陈锡文警告，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融入城市。但是，中国各地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更多是农村土地的城市化，更多强调城市边界的扩张，更多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去制定政策，而在“农民的城市化”上进展缓慢。
“在现有模式下，虽然中国城镇化率每年都在提高，但农民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城乡二元结构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大量进城农民工根本没有享有市民的权利。”陈锡文指出。
近年来，一些地方强力推进村庄撤并，大量农民被迫集中上楼居住。从统计上看，农民人口减少了，但由于这些农民缺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集中居住不仅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而且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加剧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篇2
但日本最老牌的综合性企业之一的日立集团似乎并不这么认为。日立20多天前在北京召开了2014年中国事业战略会议，包括董事级别的高层在内，共有约200名集团高管出席。
会上，日立新任总裁东原敏昭明确要求，2015年度日立在中国市场希望实现763亿元人民币（12，200亿日元）以上的销售额。这意味着，日立希望，2015年度比2013年度671亿元人民币（10，736亿日元）的销售额增加13.6%。
两数位的增长目标实现起来也许并不容易，但日本制作所（日立）常务董事、中国总代表小久保宪一却相当有信心。
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为实现2011年3月的‘十二五’规划目标，正在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扩大内需，以及低碳社会和绿色经济建设，并致力于培育高端产业、提高附加价值等创新领域的工作。日立以自己现有的技术、市场开拓能力，能在相关方面作出贡献。”
小久保还透露，2013年度日立在中国的销售额就比2012年度增加了32%。在中日政治关系并不顺畅的时候，日立公司仍然在中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是长期以来重视深耕中国市场的结果。现在，将增长率设定于更加平稳的13.6%，应该说是十分务实的。
打造世界最高速电梯
为中国客户量身打造全世界最高速的电梯，将是日立在中国的重要业务内容之一，每一部电梯都将由中国和日本团队合作推出。
在中国事业战略会议召开之前的4月21日，日立就公布消息说，将为广州在建的超高层复合型建筑“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俗称广州东塔）提供速度达到1200米/分（20米/秒）的世界最高速电梯。这样的速度，从1层到95层共440米的距离，仅需约43秒即可达到。
高速电梯需要保证安全和舒适。这一最新产品除了拥有世界最高速度的驱动力外，还具有精确的制动力，配备了安全停止的制动装置和调速机，以及防止横向振动的主动式滚动导靴、缓解耳塞的气压调节装置，能在高速行驶中确保乘坐的安全和舒适性。
在广州东塔内，除世界最高时速电梯外，日立还负责制造了其所有电扶梯设备，包括95台电梯和65台扶梯。
小久保宪一告诉《望东方周刊》，“城镇化”加速发展以后，中国在建大楼数量多、楼层高，是全球电梯厂家的必争之地。2013年度，日立电梯的签梯台量和生产台量均超过6万台，市场占有率约15%，位居电梯行业前列。
日立除在广州开拓市场外，还在上海、天津、成都设有制造基地。技术、品牌加上四地构成的制造基地，能够迅速对应中国市场对各种电梯的需求。过去数年，日立电梯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保持强势，为企业在华效益的提升作出了很大成绩。
ATM机占领34%的中国市场
日立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业务增长点是建筑机械。
建筑机械的销量，常常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基建及经济总体状况。很多了解建筑机械行业的人，会从其销售和租赁情况来倒推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销售好，短期内经济发展形势应该不错，如果出现持续畅销的局面，经济形势则是长期向好。
小久保宪一告诉本刊记者，日立在华业务中，电梯之外，建筑机械的贡献也很大，因此日立也一直对在中国发展业务很有信心。城镇化时代的中国，购买和租用建筑机械的市场更是充满潜力。
日立建机在世界各国美誉度都很高，在中国也不例外。日立的要求是，建筑机械要在所有地方都做得出色。比如，有些挖掘机挖掘后不能边收回挖斗边旋转，但日立就做了这方面的设计，大大提升了机器的工作效率。
日立建机还提供严密的销售管理记录，每到需要更换零部件的时候，售后服务人员就会带着零部件来询问使用情况，并推荐维修保养方面的业务，为工地上的客户节省时间，也就缩短了建机租赁期，能节省租赁费用。
由于不少工地是流动作业，日立建机还装有GPS导航系统，每天在哪里工作，使用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还能通过这一系统做运行管理与维护保养。
此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日立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存取款设备ATM机的制造商之一。城镇化的一个结果是，金融业务在城市全面铺开。2013年度，日立的存取款一体式ATM在中国市场已占有约34%的份额。
寄望低碳经济
小久保宪一在未来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要完成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将日立在中国的销售额占集团全球总销售额的比率，从11%提升到12%。一个百分点，对日立这样的体量来说（2015年度总销售额预计达到10万亿日元），就是1000亿日元。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小久保宪一认为，日立在低碳和绿色经济方面“还有很多牌可以打”。他的意思是，在环境保护、智能电网和交通等方面，日立还有很多“优势产品”，而中国今后在这方面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篇3
关键词：城镇化；节能减排；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7-27（8）
1 现代城镇化进程
1.1 基本认识
同人类其他文明一样，城市化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尽管人类社会的城镇建造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城镇化（城市化，下同）”一词的出现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与古代城镇化发育相比，现代城镇化发育的最大特征在于城镇职能的扩展：即现代城镇不仅继承了其古代时期的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的传统功能，而且极大地发展了集聚生产和集聚污染的新功能（图1）。这种功能的扩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城镇对农业生产的依附性，并且最终将城镇推到了国家或地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
1.2 中国现代城镇化
客观地讲，过去60多年中国现代城镇化的发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经济城镇化发育进程（系指城镇经济在国家GDP产出中的比重）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进程。相关研究表明，1952年，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仅有14.1%，其中经济城镇化水平为15.6%、人口城镇化为12.7%，经济城镇化于人口城镇化两者比例为1.22。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上升至65.4%，其中经济城镇化水平为85.6%、人口城镇化为49.9%，两者的比例为1.71（图2）。这一差异值不仅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1.13的标准，而且也超过了同期发展中国家1.60的水平（图3）。
导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这种差异特征的关键在于城镇经济、特别是二产的快速发展，这正是造成中国能源消费需求高速增长及其投入产出水平长期保持相对低下的基本原因所在。
2 能源消费
2.1 总量增长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有了大幅提升。在现代初始发育阶段（1952～1980年），强烈的传统职能色彩（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使得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维持在一个很低水平上。1952年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不足1500万吨标煤，仅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30.5%。此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各地城镇的集聚生产职能得到明显增强，从而导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水平有了快速提升。到1980年，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超过了3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53.7%（图4）。换言之，在初始发育时期，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1100多万吨标煤的速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城镇化进入了快速发育阶段（1981～2010年），其中经济的产出职能得到大幅增强。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外向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增长势头。数据分析表明，到2010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达到了27.3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84.1%。以此计算，在这一期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增长8000多万吨标煤，约为初始发育期的6.3倍。
2.2 结构演进
在现发育阶段，中国城镇的能源消费主要用于满足工业生产发展的所需。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石油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明显加快。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为51.2%，与1952年时相比，降幅超过42个百分点（图5）。受此影响，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达到了1.95，较1952年时的增长了0.88（或增长了82.6个百分点，图6）。
进入快速发育阶段后，在国内能源政策摇摆和国际能源市场动荡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城镇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反而呈现明显倒退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约为64.1%，比1980年时上升12.8个百分点（图5）。这一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为1.56，比1980年时下降了0.39（或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图6）。
2.3 单位产出能耗
客观地讲，中国现代城镇化进程的能源产出效益呈现出明显改善趋势。
20世纪50年代初，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的传统职能使得中国城镇化的发育对一次能源消费有着较少的依赖。因此，有限的城镇生产集聚尚能将能源消耗的投入产出效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正是1952年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水平能够达到14.0吨标煤（万元，1952年不变价，下同）的根本原因所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由于资本与技术投入的有限造成部门结构单一和重工业发展优先的倾斜性产业发展政策，中国城镇的能源消费表现出异常强烈的需求增长。因此，尽管近30年的初期发育使中国城镇的经济的总体产出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但其单位产出的能耗也随之呈现出大幅上扬态势。1962年中国城镇万元产出能耗达到了24.8吨标煤，比1952年时上升了77个百分点。经过了3年调整后，1965年中国城镇万元产出能耗开始回落到17.6吨标煤。此后，受“时期”的政治干扰，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再次开始攀升。到1975年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为21.7万吨标煤，比1965年增长了23个多百分点。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城镇万元产出的能耗上升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图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外来资本与先进技术的引进，特别是相对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最终扭转了城镇单位产出能耗居高不下的局面。
1990年，全国城镇万元产出的能耗为12.0万吨标煤，比1980年时下降了约42%。2010年进一步降至到5.0万吨标煤，比1990年时的有降低了约58个百分点。
3 碳排放
3.1 总量增长
随着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长，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1952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仅有0.11亿吨碳，约占全国碳排放比重的31.0%。此后，在工业化运动的推动下，城镇的集聚污染功能得到大幅增强，其结果，全国城镇的碳排放水平快速增长态势。到1980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达到了2.1亿吨碳，是1952年时的19.4倍（图8）。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伴随着集聚生产功能的大幅提升，城镇集聚污染的功能也得到了明显放大。到2010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已接近18.4亿吨碳，是1952年时的169.4倍。重要的问题在于，1981-2010年期间，中国城镇碳排放的年均增速超过了0.54亿吨碳，为现代城镇化初期阶段的7.6倍。
3.2 单位产出碳排放
与单位产出能耗的变化近乎完全同步，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也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
受到落后的燃料供应结构影响，中国现代化之初的城镇单位产出碳排放便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此后，随着生产职能的增强，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1980年中国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接近13.4吨碳/万元（1952年不变价，下同），比1952年时增长了30.5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集约化的生产彻底扭转了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居高不下的局面。到2010年，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已经降至不足4吨碳/万元。与1980年时相比，降幅接近3/4（图9）。需要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下降趋势明显变缓。
4 产出效率国际比较
4.1 比较结果
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镇的能源投入产出效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的能源投入产出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为此，我们选择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5个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为代表进行了相关比较。
以2010年为例，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均超过了85%，除了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当年单位GDP的产出能耗均低于1.5万吨标煤（亿美元，2010年价）的水平（图10），其中日本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投入不足1.0万吨标煤。
至于印度，由于目前该国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尚不足45%，因此其单位GDP的产出能耗接近2.5吨标煤的水平。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2010年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超过了65%，但是，中国当年的单位GDP产出能耗接近3.0万吨标煤，如此的单位产出能耗不仅数倍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相比，也高出20%。
4.2 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造成中国城镇单位产出能耗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结构演进的刚性特征明显。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优先产业导向政策，造成了不断增强的第二产业产出能力极大地挤压了其他社会活动的能源消费增长空间。其结果是，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近乎完全依赖二产、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推进，从而使整个经济结构的演进具有明显刚性特征（图11g）。如此产业结构发育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国家、特别是城镇单位GDP产出能耗的居高不下。
第二，供应结构落后。 与多数国家相同，中国现代城镇化的一次能源供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均建立在本国资源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镇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国内资源供应的有限，石油等现代燃料矿种的进口规模不断上升。然而由于出现一定程度的战略决策的失误和国家能源市场供应的失调，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便开始止步不前，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其结果是，到2010年煤炭占据了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70%以上（图12），相应地，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系数仅为1.4，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一般在4.0以上），就是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也有近0.5。
5 节能减排路径选择
5.1 基本思路
能源消费是人类社会生存与财富积累的原动力来源，是一个涵盖了从资源开发以及制成品生命使用周期在内的所有物质产品消耗和使用过程。其中，包括资源开发和产品的制造过程可以称为社会生产性消费；制成品的使用过程则可称为社会使用性消费。能源消费正是这种由社会生产性和社会使用性两种形态所组成的社会能量消费过程（图13）。
遗憾的是，人们并未系统地认识社会物质能量消费的这种组合形态特征，因而在论及社会的节能减排时，常常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产品社会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上，而较少关注制成品使用过程的节能减排效益。这种有意或无意地将两种消费形态分离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社会节能减排的事倍功半效果。中国的实践正是这一方面教训的典型例证。
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相同，长期以来中国的能源战略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单向伺服模式。这种单向伺服模式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消费需求的合理性，而只是强调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能源消费需求，因此也可以称为能源被动供应战略。换言之，在这种单向伺服模式下，社会能源消费完全决定着能源供应的规模增长和系统发育走向，而很少顾及因各种外部环境变化所造成的供应成本提高和运行风险增大。
5.2 路径选择
应当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单一伺服模式或被动供应战略基本上保证了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并成功地实现了系统空间发育从地方化区际化和国际化的跨越。与此同时，国家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也因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内外环境变化压力与挑战。有鉴于此，未来国家能源供应进行从 ‘单一服务’ 或‘被动供应’向‘主动协调’的战略转变，其中‘源头调控、效率优先、整体协调’是这一总体战略转变的基本构成（图14）。
5.2.1 源头调控。
同其他人类社会活动一样，能源供应的终极目标就是满足能源消费，这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一种固有观念。然而，人们很少从能源消费的合理性出发，考虑能源开发与供应自身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质疑原有观念。但若完全取代国家能源供应的传统观念，人类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中国的情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能源消费始终保持在6.0%的年递增速率。其结果，2010年中国最终超越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超过美国的水平甚至上升至了15.1%，比2010年时的情况增长了8.7个多百分点。形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快速发展，例如，2010年中国的矿业和制造业部门在国家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达75.3%，为发达国家的2～4倍。因此，‘源头调控’就是要通过主动抑制工业生产部门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最大可能地降低工业生产部门在整个社会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5.2.2 效率优先。
作为一个发展中能源消费大国，中国的社会消费与社会生产具有同样的节能潜力，有时甚至超过了社会生产部门。在这里，有两个可以说明这种社会消费节能潜力的实例。
首先，中国现有建筑面积430亿m2，由于门窗保温性能低下（例如北京节能门窗的标准为K =2.8w/m2.k，仅相当于欧洲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如果采用欧洲现行标准，中国的建筑能耗将因此每年减少4.3亿吨标煤的能源消费和13.8亿吨的CO2排放量。如果考虑到未来每年城镇竣工建筑面积的总量将持续保持在10亿m2以上的话，那么中国一年的建筑节能潜力将变得更为可观。相比之下，中国46种出口贸易产品的能源消耗为3.1亿吨标煤，CO2排放量7.96 亿吨（2005年），分别相当建筑节能潜力的72.1%和57.7%。然而，出于惯性思维，政府和企业仍将主要精力放在能源生产和供应能力的扩大方面，以解决快速城镇化发展的能源供应问题。根据相关报道显示，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准备上马新疆庆华能源集团等15项、年产能力为110亿方的煤制气工程，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与之相比，在国家建筑节能方面，中国至今仍未能够制定出一个可供国家、企业及社会共同遵循和执行的发展目标和法律依据。
其次，2008年中国的照明用电已占全国电力消费总量的12%以上，并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递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节能灯生产国（2010年中国生产节能灯42.6亿只，约占全球总产量的80%），中国目前约80%的照明市场仍然在使用传统的白炽灯。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如果我国城市道路照明光源的1/3更换为高效节能的照明产品，其节约的用电量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的发电量。面对日益严重的全国性电荒，中国不得不每年投入3600亿元用于电厂建设，而政府每年用于鼓励节能灯使用的补偿不足1亿元人民币。显然，最大限度地提高包括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整个消费链条的能源消费效率应置于国家能源总体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5.2.3 整体协调。
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持续发展而言，能源供应质量的提高主要集中在结构改善及供应方式转变两个方面。
在未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将更多地发挥国家和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作用。受此影响，未来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将会发生重大转变，其中，天然气消费增长将超过其它能源矿种，成为中国燃料结构演进的核心。因此，为满足天然气生产与进口（包括液化天然气）规模的快速增长，专业码头、储配装置和输（配）气管线等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便成为未来国家能源时空协调发育的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外部环境变化的干扰，确保能源供应规模快速扩张下的系统运行稳定性，应加速推进国家智能化电网的建设，并着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与区域储备机制体系的建立。
6 对策建议
为了尽早实现上述总体战略目标，以便使未来中国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之路走的相对从容一些，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继续坚持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二，提高对结构节能的认识，将产业结构节能置于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首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结构节能降耗的效应；
第三，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尽快改变目前第二产业一花独秀的局面，这样才能使得结构演进的节能减排效果完全发挥出来；
第四，逐步调整国家财富分配格局，为实现产业结构的正态演进提供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
第五，增大科技和教育投入，为三产的顺利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7 风险分析
中国未来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发育将主要面临来自地缘政治、资源价格和环境压力3个方面的挑战。
7.1 地缘政治挑战
冷战结束后，全球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美国一霸独大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1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严重地损耗了美国的软硬实力，而发生于2008年的金融次贷危机则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为了继续维护世界霸权地位与确保自身国家安全，美国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调整，将其战略重点东移至亚太地区。美国的这一战略东移不仅深刻影响着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也对未来中国能源供应时空协调产生重大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因岛屿等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国家近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油气产品进口海路通道的安全保障问题。
另一个地缘政治挑战可能来自中东的波斯湾地区。长期以来，美国及西方盟国试图通过打压伊朗的核发展计划，维持所谓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为了国家安全和宗教尊严，伊朗政府坚持既定发展方针，美伊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之一，中国油气进口来源地的安全与产品价格的稳定将面临这一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7.2 资源价格挑战
与地缘政治相比，国际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波动对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时空协调更具挑战性。
经历了二战后的长期政治波动，国际油价的变动开始进入经济主导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石油市场博弈程度和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目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石油出口国、老牌（欧洲、美国等国家）与新兴石油进口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三足鼎立”的格局（图15）。其结果是，投机行为开始占居了油价运行机制的主导地位，国际油价从此开始进入了一个高油价阶段。
总体而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石油输出国、老牌与新兴石油进口国“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此种状态下，投机成分主导下的风险机制将使世界油价继续处在一个高风险阶段。所不同者，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石油市场的消费格局将发生相应变化。随着其消费比重的不断增大，新兴石油进口国在新油价机制的建立方面将获得较大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大气变暖和减缓经济衰退趋势，老牌石油进口国对油价新机制的确定也将会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此种情况下，国际油价很可能呈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据此我们得出的判断是：未来国际油价有可能保持在100美元/桶的范围（按2008年价格计算），其价格变幅大体保持在80—120美元/桶之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石油进口国，未来经济发展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将有明显提升。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干扰，有效地发挥自身市场的潜在优势乃是获取国际油价稳定的一个关键。
7.3 环境压力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在国际方面，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尽管目前全球尚未在国家碳减排方面达成一致的协议，但是要求各国、特别是能源消费大国减排的呼声和压力与日俱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在未来世界碳排放中的比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趋势，因此，能源供应的国际环境压力也将随之增大。
在国内，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相对脆弱的资源环境基础，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已经对国家的生态系统的稳定造成巨大压力，其中以大气和水环境两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为国家社会经济、特别是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计，减缓乃至最终遏制大气与水环境的恶化应成为国家能源发展不可推卸的责任。
7.4 其它风险
为实现社会整体节能的目标，确保能源供应系统发育的时空协调，中国还将面临其它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
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变化，会使某些既得利益部门和集团的既得利益受损，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
第二，第三产业的某些部门，如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同样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第三，在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仍然十分关键。因此，政府部门的改革进程可能还会面临一定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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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婧.大型能源企业“豪赌”煤制天然气[N].经济参考报，201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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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于当地时间7月18日申请破产，由于底特律目前欠下18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预计会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仔细分析底特律曾经的辉煌到现在的破产路径和原因，将给中国目前正在推行的新型城镇化有很大的警示。
随着航运、造船以及制造工业的兴起，底特律慢慢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汽车工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来自美国南部的大量居民，使得底特律的人口数量在20世纪上半叶急剧增长。到1950年底特律达成人口峰值185万人，一度成为了美国第四大城市，这也是底特律最辉煌之刻。
造成底特律从辉煌走到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两个，一是底特律过于依赖于汽车业，二是人口大量向外迁徙。
随着日本汽车业的崛起、石油危机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市场需求空间的扩大。一方面导致底特律的汽车业所占市场份额在下降，另外一方面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开始在全球兴建汽车厂，这直接推动了底特律汽车产业就业岗位和提供税收的能力急速下降。再加上前几年的金融危机让底特律的汽车业雪上加霜，遭受沉重打击。而在这过程中，底特律也想改变过于依赖汽车业的局面，力图实现转型，但其并没有匹兹堡那种把握机会的能力，最终转型不成功，被汽车业活活拖死。
底特律的人口向外迁徙首先是和汽车业萎缩提供的就业岗位下降有关；其次由于民权运动引发的种族紧张局势以及该市发生的极具破坏力的骚乱，使得白人和中产阶级流向郊外，减少了城市的税收基础。人口向外迁徙让底特律成为美国过去60多年中城市人口削减最多的城市之一，60%的人口向外迁徙离开了底特律。
从底特律由辉煌到衰败的历程和原因上可以看出，一个城市要想得到发展，产业和人口聚焦能力是至关重要。这对于目前正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放到更高战略地位上的中国需要好好的借鉴，尤其要对因为产业引导的人口迁移率日益走高。最终导致的人口再分布要有更精细化的预估。
当前，由于中国的行政和财政体制的主导，绝大部分中国大中小城市都有做大做强的梦，都想做加法。但必须要看到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继续走低，中国未来的总人口日益接近峰值，同时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人口流动加剧的格局下，各城市人口数量必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也就是意味着，一些大城市人口、产业进一步聚焦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市、农村人口会减少；即使在大城市之间，也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一些大城市也可能因为产业聚焦、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意味着中国部分城市必须要考虑未来是要做减法的。
篇5
关键字：比较优势；城镇化；县域经济；小微企业簇群
中图分类号：F299.2
一、城镇化概念与核心
通过人类历史上城市产生、形成、发展的研究，认为城市的核心是“市”而不是“城”，“市”是与交换、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城”是为“市”而建立起来的配套服务设施。“镇”实质上是“城市”的雏形或“微型城市”。
传统意义的城镇化，是指以生产交换产品和服务、改善自身生活环境为主要目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农村人口的空间转换、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本文的城镇化是以农民的发展为核心，通过产业升级增加就业，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实现城乡服务一体化，引导农民在本地就近参与工业化生产，获得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资本的共同收入，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距，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过程。
二、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与目的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增长只有0.05%/年，需要1400年才能达到今天的水平（Maddison）。而在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迅速。因此，经济学普遍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与技术的不断创新。伴随经济增长的城镇化进程，最初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以工业化取代农业化推动城镇化，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为代表的工业高速发展推动大城市圈-小城镇，第三阶段是二战以后拉美国家依靠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支撑工业发展，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在整个西方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工业化进程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明显。
中国城镇化提出的背景是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而在2012年底增速下降至8%，围绕着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背景下提出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认为，按照汇率―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十五”、“十一五”期间，中国已经快速地走完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意味着进入“十二五”，中国工业化进程将步入工业化后期。其中，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七大区域中，长三角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珠三角、环渤海和东三省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六省和大西南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大西北的工业化水平最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中国现阶段区域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势必决定了中国城镇化必须是在客观审视本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特点，依靠工业提升转化及配套服务业耦合协同发展，逐步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费不平衡，三大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过程。
通过对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河北白沟、杭州湾义乌、广东狮岭、湖南娄底、广西百色、甘肃白银等县域小微生产企业簇群经济的调研，发现这些地区城镇化成功的主要经验如下：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发现、挖掘本地或县特有的经济发展要素，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帮助、引导居民进行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并通过设计、建设与该经济活动相配套的场所（市场），吸引从事该经济活动的小微企业形成产业簇群、分类并进行产业链的整合，形成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区。由于产业链的互动与彼此的不可分割，产业链中的各生产环节企业都能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大量的信息、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创新的方向与动力，及时对自身进行调整，凭借不断地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转换，实现经济增长。随着市场规模的壮大和从业人员的增加，客观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合的住宅、学校、医院、商场等满足从业聚集人群的衣、食、住、行等需求的另一公共产业链，城或镇就此形成了。原本仅仅作为居住功能补充的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在城镇中对外来务工人员、本地原住民及周边区域的居民均产生了较好粘滞性，对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挤出效应”明显，实现了对产业反哺和耦合增值效果。在这种良性的产业升级转化与配套服务业提升的耦合互动中，中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逐渐得以加强。
以下先基于理论研究层面分析梳理产业簇群转化升级与城镇化的关系，再以白沟新城为例，分析实际发展过程说明产业簇群升级转换和配套服务业耦合联动对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运用H-O原理（要素禀赋）和产业集群耦合方法演绎出具有指导价值的城镇化建设方案。
三、文献综述
1984年中央会议首次提出了发展小城镇的设想，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书面提出了“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的发展思路。当时理论界对城镇化的理解也仅仅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配套方案，所以初始的城镇化理论研究多停留在政策研究阶段。在进入21世纪后，以大城市圈概念为主导的城市化理论研究逐渐的涉及到了小城镇的理论研究，其中张贵先、赖景生[1]在分析了重庆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后，提出了以区域发展规划体系为指导，依托创新，因地制宜的挖掘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以改善配套基础设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建议，但并没有具体的给出以金融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建议。徐维祥、黄祖辉[2]利用动力学模型流图，通过系统仿真，分析了义乌专业批发市场产业集群对环杭州湾地区“葡萄串”式组合城镇互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关系后。得出产业簇群化与城镇化耦合联动是驱动强县发展的引擎，发达地区已经由“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小城镇”向“特色工业园+现代物流业+城镇化”的模式转变。孙华臣、张东辉[3]采用了能够反映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泰尔指数方法对国内各省份城市收入差距进行了测量，之后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得出制度或政策因素对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差距变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提出改变政绩考核方式、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农村教育发展均是城镇化过程需要在政策层面关注的问题。笪可宁、赵希男[4]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归纳出体现城镇核心竞争力的9项主要指标，并提出了提高城镇核心竞争力的策略——提高城镇政府管理能力、关注城镇环境保护、提高新移民人力资本力、提倡科技创新、提倡文化激励，和最终的两条，城镇主导产业的构架和集聚、龙头企业的培育。何静、戎爱萍[5]在确定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经济城镇化为基础，社会城镇化为表现的城镇化系统结构后，针对性的提出了金融支持农村居民、小微企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策略，在宏观层面倡导以BOT结合城市建设债券扶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和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支持农村居民涉足金融产品，但是没能对农村普遍存在的小微企业给出具体的金融投资建议。
总体而言，学界普遍在政策和政府管理层面对城镇化建设实施研究并提出建议，缺乏对成功案例的分析和总经，进而将个性案例上升为可以推广和借鉴的模式，也就无法在更深层次上结合金融创新给出具有操作性、示范性、具有推广价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四、比较优势视角下县域小微企业簇群经济的城镇化案例分析
白沟镇系河北高碑店市所辖副县级建制镇，历史上曾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水陆码头，享有燕南大都会之美誉。白沟先后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命名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小城镇试点”，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镇”，被国家建设部命名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镇”。2010年9月16日，保定市正式挂牌成立白沟新城，地域包括原白沟白洋淀温泉城产业聚集区和白沟镇全境。至2011年底，白沟常驻人口达20万，流动人口达到60万人。白沟镇的传统特色经济为箱包生产，全镇现有箱包生产小微企业20000余家。2011年全镇实现市场交易额人民币457亿元，从2002年到2011年实现交易额年平均增速20%（见图1）。
（一）精确把握区域自身经济特征和禀赋结构
1998年镇、县两级政府与当地龙头企业一起沿京港澳高速一路南下，考察本地区经济情况及周边各个县城的特色经济，比较之后发现周边各县域经济各有特色，具体情况见表1和图2：
通过县域之间的横向比较，发现高碑店的箱包产业在规模、声誉、生产专业人数数量、商户资金沉淀量、上下游产业配套（皮革、五金、辅料）等方面，均优于上述其他县域的特色产业。另一方面，白沟在地理上恰好位于上述县城的地理中心，未来会对产品的集散启动示范和带动作用。
对白沟箱包制作产业进行深度的调研后，发现当地箱包生产上下游产业从业人员充裕，单位劳动力成本较低；下游原辅料和基础原材料接近原产地；白沟作为传统的水路码头，市场性资本数量大、流动性强，对市场反应速度快；白沟商户与沿海贸易商联系紧密，海外订单数量逐年增加。因此政府与当地龙头企业合作牵头规范整合散布于城镇各个角落的箱包销售门店，限期统一搬迁进入箱包批发市场经营，以集中经营整合区域整体箱包产业的综合实力——加强对外融资、吸引周边劳动力、加强商户与贸易商和原材料供应商的议价能力等。为了加快市场的建设，当地政府给予建设企业以土地优惠、土地款延期支付、证照提前办理的特殊优惠政策。牵线搭桥帮助企业面对银行和社会融资，依靠企业的自有资金和募集所得的社会资金，首期批发市场有序的开工建设，并按期实现了开业。
（二）借助政府公权消除约束城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在城镇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了政策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并辅以小部分出资，利用杠杆和政府信用撬动民间资金参与城镇化开发建设，确保城镇化建设和运营工作的顺利进行。政府将分散化的商户、小微企业统一安置进入新城镇的配套功能区，出台优惠政策：①进入新城镇功能区的每家商户/小微企业每年一次性缴纳400元管理费，涵盖了除税费以外的所有政府收费，运营期间禁止任何政府部门对商户/小微企业再收取其他行政费用；②对新城镇开发建设区域给予土地价格优惠、市政配套减免政策；③帮助入住新城镇的商业、物流、工业、服务业的龙头企业向发改委申请发行企业债，企业债按比例投资新城镇的功能区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④市县级政府尝试为新城镇市政配套发行城投债；⑤通过政策导向，吸引基金和企业投资新城镇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有效的解决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瓶颈。
（三）创造能够吸引特色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投资人的软硬环境
为了强化企业和商户的粘滞性，企业积极拓展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陆续在首期批发市场周边建设和经营了 “五金市场”、“皮革市场”、“小商品市场”、“服装市场”等，吸引箱包制造的上下游行业——皮革、五金、辅料、物流、设计、装饰等配套企业入驻白沟，带动了白沟区域轻工业制造水平的整体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在金融领域，为了加强龙头企业与商户及下游生产型小微企业的联系，政府牵线，由龙头企业出面向省级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作为对接各个批发市场的小微生产企业的专项贷款，基于专业批发市场的投资和运营由龙头企业实施，通过对销售流水的统计，可以比较全面客观的掌握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龙头企业对小微企业提出的贷款申请提供担保，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一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剩余部分可以租赁更大的商铺扩大经营面积，资金实际反哺投资给了龙头企业，实现了贷款人和担保人双赢的局面。
作为企业之间互保机制的延伸和金融创新，在白沟城镇化的实施过程中还引入城镇化发展基金与政府城投债和企业债互动的市场化融资模式（见图3）。
将箱包生产链条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经济信用沉淀，通过金融手段构筑城镇化基金经济委托关系，通过银行贷款进入基金激发企业活力：①当地龙头企业隆基泰和作为银行高信用等级客户，为其园、区或中心商户/小微企业经营性贷款提供担保保障；②商户/小微企业获得经营性贷款后，以部分资金认购城镇化发展基金，基金以募集的资金投资新城镇功能区及配套市政基础设施；③商户/小微企业作为基金的投资人，对新建功能区的各类资产具有优先购买权或租赁权；④商户/小微企业既是基金收益的受益人，又是基金收入的贡献人，激发了小微企业和商户的经营热情；地方龙头企业、小微企业和银行形成互保、互投、共经营的经济关系，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城镇建设。
（四）壮大自我可持续发展产业规模
当“白沟”品牌逐渐成为河北甚至华北地区轻工业品批发零售的代名词之后，政府和龙头企业逐渐将业务扩散到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县域特色产品的集散上面，“建材家居市场”、“汽车配件城”、“鞋帽批发市场”政府利用增长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大幅投资改造县城市政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二级甲等医院，；企业在陆续成型的市场周边，建造了大量的宜居住宅，满足了商户和企业主就近定居的愿望。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见图4）。
（五）初步形成涵盖行政产业商业居住的集成性工业园
经过近10年的经营，早期的以箱包、小商品批发市场为核心的老旧城区在面积、功能和定位方面已经陈旧，需要实施升级改造。2010年当地政府再次与龙头企业合作，以传统的批发市场升级成现代物流产业园作为实施城镇化的契机，将新型现代物流产业园定位成白沟新的行政与商贸中心，承担区域行政、生产、商贸、居住及配套职能。产业园包括商业CBD、会展中心、综合商贸区、科技产业园、信息物流区、工业园区、配套居住区等，产业园的实质就是功能完备的新型城镇。
白沟以“甄别”和“因势利导”自身区域经济要素为核心，按照“精确把握自身经济特征和禀赋结构”、“借助政府公权和金融创新消除约束城镇化发展条件”、“创造能够吸引特色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投资人的软硬环境”、“壮大自我可持续发展产业规模”、“初步形成涵盖行政产业商业居住的集成性工业园”等共五个步骤实施规划和建设。基于自身区域的经济要素特点，判断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土地等资源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平台上合理配置资源，提升产业转换升级速度，提高配套服务业水平，以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吸引生产和商贸参与者定居，并给予居住者与大中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环境。
白沟城镇化成功案例的精髓是，通过营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凭借产业转化提高生产和生活要素与资本结合的效率，增加优质劳动力占有的资本数量促进单个经济体的增长，利用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耦合单个经济体组成产业簇群，簇群内部的良性互动对外产生的挤出效应，影响和吸引周边一、二、三产业逐步向其聚集。借助城镇化的平台，实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和资本的重新配置，借助工业拉动了农业和服务业的提升和转化，进而创造了农业产业化、服务业拉动消费的机会，在区域范围内实现了投资、消费、出口（外埠）三者的平衡。
五、白沟城镇化模式的理论分析
白沟城镇化模式可以总结为“两个核心指导的五步实施法”，其中涉及到的主要经济学理论有比较优势理论、H-O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和产业集群耦合互动理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最初始于亚当.斯密的观察，自由贸易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都可能是有利的，“如果外国提供给我们的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的便宜，我们最好是购买这些产品，而在那些我们具有优势的行业生产产品与之交换”，[6]但是上述观点只是在生产中绝对优势的表述。更为完善的比较优势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罗伯特.托伦斯是最早提出的学者，但是做出更大贡献的是大卫.李嘉图，他在其1817年的著名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不但对这一概念做了精确表述，而且还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说明，当每个国家都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时，这将提高产出并对两个国家而言均有利可图。克鲁格曼（Krugman，1996）基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运用比较优势指导经济活动必须发现其背后隐藏的三个前提条件：①劳动力和资本可以在不同区域之间自由流动；②竞争区域均为充分就业；③各交易体之间的贸易是平衡的。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后，国内各个省份之间，省内的市域和县域之间由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地理要素（沿海、沿边、沿线）等禀赋结构的不同，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极度不均衡，造成了中西部输出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东部依靠装配制造实施出口的格局。在欧美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陆续确定了扩大内需、城镇化的发展战略。
我国实施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在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视为增加国内省市之间的贸易交易的行为。城镇化战略的目的是为将优质劳动力资源回归三四线城市，引导资本进入中西部和中小微企业，通过城乡一体化提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创造就业、创业的机会。可以认为扩大内需和城镇化战略符合了克鲁格曼提出的、运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在白沟城镇化案例中，政府和企业首先自我审视了传统产业的基础情况，再与周边县镇进行比较，确定了特色和支柱产业之后，借助政府公权力消除初期发展障碍，借助资本引导新兴市场，嫁接沿海沿边（浙江义乌、广东狮岭）销售企业，依靠市场价格的变动准确反应供求关系，淡化甚至放弃政府的补贴，遵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城镇建设。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之间的关联性，在迈克尔.波特富有影响力的著作中，他提出了竞争优势，根据波特的观点，一国如果希望加强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其产业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而且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第二，产品有很大的市场；第三，形成了产业集群；第四，每个产业集群在国际市场是竞争性的[7]。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该产业应该遵循由该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只要这些产业与该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第三和第四个条件也将满足。因此上述四个条件可以简化成两个独立的条件：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的规模。在两者中，比较优势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产业遵循了该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该产业的产品将会拥有整个国际市场。作为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白沟的特色箱包市场恰恰是着眼于国际中低端箱包市场的巨大规模，遵循比较优势，充分使用的当地最为充沛的资源——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扩大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完成与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的贸易交换。
综上所述，在实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运用比较优势的目的是通过挖掘当地传统特色产业，借助市场化机制实现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优质资本和自然资源配备高素质劳动力，促进产业的升级改造、生产技术提高，完成现阶段当地经济要素的禀赋结构的优化，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见图5）。
（二）H-O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
在利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说明白沟案例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要素禀赋的概念，要素禀赋最早出现在H-O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中，以经济要素分布为客观基础，强调各个地区不同要素禀赋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产函数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要素合作型FDI是该理论的扩展，其基本原则是转移可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的结合，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8]
狭义的要素禀赋泛指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以白沟为例，在发展初期，该区域的要素禀赋表现为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裕，该区域的生产活动倾向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轻工业手工作坊），表现为企业规模通常很小，市场交易不正规，基础设施落后，法律法规滞后。但是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作为当时区域的核心要素禀赋，拉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整体降低了贸易总成本，也确定了该区域的总预算。同样，该区域的经济要素结构、消费偏好和企业的可用技术也就决定了经济中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当期经济分析中的两个最基本参数。然而，特定时间给定的要素禀赋与结构也会随着时间改变。这些特征使得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成为分析经济发展的最佳切入点。
在以扩大内需为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手段的当下，人口红利的消失、过度采伐自然资源对环境的破坏，使得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不再成为核心要素禀赋，表现为国内劳动力工资持续大幅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使用成本普遍上涨。与之相反，技术、资本逐渐成为现时社会禀赋结构的核心，在相对完善基础设施平台上对技术、资本、劳动力耦合优化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极大的影响着区域的总预算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基础设施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至关重要，它会影响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回报率。硬件基础设施决定了获取投入和出售产品的交易成本，也决定了市场的范围和规模。软件基础设施也有类似的效应。例如，金融监管可以影响一个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难易程度；法律框架决定了签订和执行合同的成本；社会网络决定了企业接触信息、资金和市场的难易程度。
以白沟实施城镇化建设为例，引进先进的箱包生产设备和制作技术，能够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快速应对市场的反馈，大批量的生产潮流箱包，扩大市场份额。发起商户、银行、批发市场业主、区域龙头企业共同参与的股权投资基金，通过金融创新为优质商户融资，提高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数量。政府统一的补贴性行政收费、配套医疗、教育、金融、物流设施的建设“了”日常的经济运行，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特定时间的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于其给定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充裕程度，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速度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和所需要的相应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金融、法律和其他基础设施会有所不同，生产结构也会有所差异。随着资本的积累或人口增长，经济的要素禀赋会发生变化，只要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会被视为达到了禀赋结构的最佳水平。为了保持最优，这一变化将需要产业升级和新型的基础设施服务，以促进生产和市场交易，使经济达到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三）产业集群耦合互动理论
耦合（Coupling）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从接触、影响、作用直至联合的物理现象[9]。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经济贸易活动，关联度逐渐增加，借助高流动性资本和网络技术等虚拟软性手段，加速了经济体之间的嵌入和融合活动，由地方生产企业与社会网络耦合便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
目前经济学家对产业集群的耦合普遍划分为三个阶段，磨合阶段、发展阶段和稳定阶段。
在磨合阶段，企业群凭借聚聚效应，对外部的上游市场，下游供应商和同业竞争对手的话语权明显增加，集中表现在订单数量增加、运输便利性增强、生产弹性提高、成本降低、政府扶持力度加强。对于企业内部表现为工艺流程和产品服务的升级。这一阶段是企业和集群快速发展的阶段，耦合产生的“挤出效应”、“波及效应”使得集群的整体能力提升。
在发展阶段耦合机制的目标和重点是与垄断性竞争对手的博弈和适应外部细分市场专业要求。在上一阶段企业和集群固有的优势耦合放大后，会扩大传统优势市场的份额，但是全球化的竞争会以吸引资本进入产业链中附加值较高的增值环节，往往这些环节被发资本发达型实体所掌控。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与销售服务渠道、设计研发耦合，坚持差异化的创新发展，是发展阶段集群突破外部与自身发展瓶颈的不二之选。
在稳定阶段，集群内部网络（包括但不限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集群）的管理水平与外部价值链的交互耦合治理是维持本集群处于行业优势的核心，这里所提出的外部价值链是基于泛竞争前提下的全球产业网络。通过发挥集群的集体效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建立全球品牌，把握产业发展和升级的主动权。
坐落在白沟的11家专业批市场对产业集群的耦合起到了拉动作用。作为国际知名的箱包批发市场，国内国外销售终端和渠道汇聚在白沟，国内渠道商多关注产品的价格、质量和交货的灵活程度；国外的采购渠道则在环保、绿色、原始设计、创新方面愿意追加投入。这种市场需求造成的“切换”在客观上要求企业之间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共享各个消费层次的收益。借助批发市场对产业簇群耦合的粘滞效应，白沟已经走过了初级阶段，正处于发展和稳定并存的过度时期。凭借城镇化的契机，白沟产业集群整体搬迁进入以品牌孵化中心、设计创意中心、教育培训中心、电子商务交易中心和融资交易大厅为核心的白沟新城，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为企业提供技术升级、资本金融服务、品牌推广宣传的平台，帮助各个产业集群后发而先至，在国际和国内的竞争中保持明显的差异化优势。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白沟案例理论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实现城镇化需要产业基础和区域优势的支撑。中国较为理想的城镇化模式是，基于比较优势视角对县域经济禀赋结构优化，借助小微生产企业簇群升级转化和配套服务产业提升耦合配套发展，进而带动当地产业和技术升级，吸引农村人口在城镇安居乐业的转变。
中国的城市发展是解放后40年以来，人为压制的、对改善性居住要求的集中释放而实施的房地产化进程。而城镇化绝对不是简单照搬城市化的经验，更不能做成县域城镇的房地产开发运动。只有以建设“宜居宜业城”为中国城镇化的基础与落脚点。其中，应先有比较优势的“业”后有与之相配套的“城”形成“以业聚城（镇）—以商旺城（镇）—以农养城（镇）”的良性循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内需不足、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资本风险控制与融资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小微企业融资难、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可以这样说，“绿色生态城”、“现代智慧城”从本质上都是基于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视角下“宜居宜业城”或者其升级版。根据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宜居宜业城”的建设，能够促进产业与技术结构的升级，扩大内需、增强民间资本活力、加速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转型与升级、带动中国城镇化的方向与进程。使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张贵先，赖景生.重庆市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研究[D] .西南大学，2012：112-118.
[2]徐维祥，黄祖辉.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及运作模式研究[D] .浙江大学.2005：121-143.
[3]孙华臣，张东辉.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D] .山东大学，2012：107-113.
[4]笪可宁，赵希男，小城镇核心竞争力及其综合评价研究[D] .东北大学，2009：108-121.
[5]何静，戎爱萍.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创新研究[J] .经济问题，2012（1）：126-129.
[6] Smith ，A. The Wealth of Nations， IV.2.1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76.
[7] Porter， M.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篇6
关键词：低收入住区；低收入人群；城镇化；新路径；生活水平
中图分类号： F2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中国城市低收入住区的现状
1.1中国城市低收入人群来源
当前中国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来源主要包括两部分：城市内生的低收入人群和城市外来的低收入人群。城市内生低收入人群的主体是贫困职工；城市外来低收入人群的主体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其中农民工约占80%~85%[1]。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开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城市工业化程度迅速提升，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同比增加。因此在“内外力”双重作用下大批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据资料统计，每年流向大中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1亿人以上（2009年为1.4亿人）。
1.2中国城市低收入住区的影响
城市低收入家庭聚居具有诸多负面的影响：（1）城市空间分异使会使低收入住区病理特征进一步恶化，威胁城市的健康发展；（2）大规模布局城郊的保障房小区，周围配套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完善和滞后，给社区居民带来工作、生活的诸多不便，使生活成本增加；（3）低收入阶层聚居区远离城市就业中心，就业岗位提供稀少住职分离过度，严重影响低收入居民发展机会；（4）低收入家庭不仅空间集中，而且也被其它社会阶层隔离，从而激化社会冲突。[2]
2 中国城镇化发展特点分析
2.1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
中国的城镇化，有自己的发展历程。自建国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1个阶段从1953一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化，城镇人口有计划地增长，是城镇化稳步进行的阶段。第2个阶段从1958一1978年，“”、“”时期，是城镇化徘徊、停滞的阶段；第3个阶段从1978年至今，是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大幅上升。中国50年的城镇化历程表明：（1）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城镇化，城镇化又会从正面或负面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2）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对城镇化进程有很大影响；（3）至2020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的城镇化还将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3]。
2.2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特点
大致从1996年至今连续12年的高速城镇化时期，城镇化率从29.4%（1996）提高到45.7%（2008），年均增长1.36个百分点，城镇总人口从3.59亿增加到6.06亿。这段时期中国城镇化的动力背景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大形势的影响，其主要特点是“人口迁移”型，即农村人口迁居城镇。主要路径是“农民工进入大中城市------提高城镇化率”[4]。据统计，在6亿城镇总人口中，约27%是农村迁入的人口。
“人口迁移”型的城镇化模式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使之适应了国家高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夸张的说，今天的大城市，农民工顶着“半边天”。每当春节假期前后，大城市的很多企业、工地、市政、服务等几乎全面陷入缺工窘境，就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这种城镇化的路径缓解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和生活问题，拉动了消费，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3 低收入住区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及问题所在
3.1低收入住区是城镇化发展的产物
农民工进城缓解了中国城镇化停滞不前的尴尬状态即大批的农业非农化，但是也为中国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不断扩大埋下伏笔。据资料统计，每年流向大中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1亿人以上（2009年为1.4亿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分人口中能常住城镇的，估计不足10%。中国城镇化迅猛发展，城市人口增长飞速，然而有太多的城市人口（城市低收入人群）仅仅是身处城市而没有享受、融入城市。
3.2低收入住区降低了城镇化的“门槛”
低收入住区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作用突出。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日益提高，房价、生活费用上升，城镇化的“门槛”愈来愈高，初次来到城市的农民以很难找到自己临时的栖身之地。因此，低收入住区是大批农民工进城的中转站，让进入城市的门槛降低。城市中有许多的失业居民或者低收入居民也会聚集于此以降低自己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
3.3低收入住区降低了城镇化质量
低收入住区的存在使中国城镇化的质量大打折扣。由于低收入住区中的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收入水平较低且多为老人和儿童，因此对居住环境的建设和维护差，绝大多数低收入住区存在建筑密度过高，幢幢住宅楼像排排木桩密不透风，严重缺乏休闲的共享空间；绿化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低，绿化率一般在18％以下，不能形成林荫，生态功能不明显；社区配套设施缺乏，没有人们休闲的设施和场所；社区环卫管理混乱，垃圾随意存放，导致了很大的危害，如病菌滋生、污染视觉和心灵等[5]。这些生活环境很差的居住区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整体生活环境和城市景观。
4 解决路径
4.1改善城市低收入住区的生活条件
（1）加强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程度，提供多样化、低成本的改造途径满足居民对廉价
住区的需求是必须的，建设便利、低成本的社区是治理成功的基本保证[6]；（2）加大低收入住区内部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的建设力度，拆除违章建筑，提升绿地率，改善居住生活条件；（3）努力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培训生存技能的培训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人群收入低的困境。（4）提倡混居模式，城市各个阶层的人群聚居于一个大的社区，共享服务和市政设施，同时低收入者为中高收入者提供各种服务以获得就业机会。
4.2改善我国城镇化路径
（1）要改变追求数量，重在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农村迁移进城的人口真正融入城市，提高城镇人口普遍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生活质量；（2）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的发展大中小各级城市，特别要注重小城镇的发展，增强小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引，另一方面小城镇生活门槛较低，“农民工”不会像在大城市中那样生活艰辛；（3）新农村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技术和效率的提高，从而在有条件的中心乡镇发展以农林产品为加工链的非农产业，留住一部分劳动力就地城镇化。
参考文献：
[1] 姚士谋，吴建楠，朱天明. 面对全球化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 28(3):37-41.
[2] 郑绍庆.城市低收入住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的文献综述[J].理论探讨.2010(09):316-317.
[3] 邹德慈. 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几点认识[J].城市规划汇刊.2004(03):3-5.
[4] 邹德慈.中国城镇化发展要求与挑战[J].城市规划学刊.2010(04):1-4.
篇7
关键词：城镇化；城市发展曲线；比较静态；聚类分析
本文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9年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09KJ
CX053）“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其经济效应研究”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城镇化发展，尤其是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城镇化战略，不仅是我国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和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所在，还对节约土地、保护环境和低碳化发展道路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总的来说，东部好于西部、沿海好于内地，导致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呈现同样的特征。自然条件优越、国家政策倾斜、市场趋利导向好的地区经济发展得比较好，城镇化率也比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也就比较低，这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具有了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因此，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潜力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如何推动经济落后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点。研究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对全面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二、基本思路、指标介绍与具体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主要有两类：主要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主要指标法是为了便于测度区域城镇化水平，选择对城镇化表征意义最强又便于统计的个别指标，主要有人口比重指标、土地利用指标和产业发展指标。复合指标为了弥补单一指标在反映区域城镇化发展方面的不足，选用与城镇化有关的多种指标进行分析和测度，但由于很难给出一套令人信服的指标体系，因而通用性较差。本文认为，新时期的城镇化发展主要由城镇的人口、经济、地域、社会、环境和城市开放度等因素反映，但城市经济发展是驱动力，城市人口增长是载体。因此，本文主要依据主要指标法中的人口和经济指标对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发展进行综合测量，涉及数据来自《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聚类分析方法是研究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全国区域经济综合评价的重要方法，基本思想是在样本之间定义距离，在变量之间定义相似系数，距离或相似系数代表样本或变量之间的相似程度。按相似程度的大小，将样本或变量逐一归类，关系密切的类聚集到一个小的分类单位，然后逐步扩大，使得关系疏远的聚合到一个大的分类单位，直到所有的样品或变量都聚集完毕，形成一个表示亲疏关系的谱系图，依次按照某些要求对样品或变量进行分类。
三、2008年各省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
根据2008年各省城镇人口比重、人均GDP、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进行聚类分析，将31个省区划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地区：北京、上海、天津；
第二类地区：江苏、广东、山东、浙江；
第三类地区：广西、云南、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湖北、河北、河南；
第四类地区：青海、宁夏、黑龙江、陕西、吉林、重庆、内蒙、贵州、甘肃、新疆、、辽宁、福建、山西；
第五类地区：海南。
聚类的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天津属于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三大直辖市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城镇人口占比、人均GDP、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与其他地区相比，发展优势十分明显，这类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这类地区的产业结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三、二、一”产业格局比较稳固（天津属于工业中心，仍然处于“二、三、一”的产业格局），就业结构也与之相适应。第二，这些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比也远远超过其他省区，已经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第三，由于这三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大、产业高度集中，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如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居住面积等方面压力较大。
属于第二类地区的有江苏、广东、山东、浙江。这类省区城镇化水平的各项指标发展都比较均衡，绝大多数指标处于上游或中上游水平，城镇化水平基本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阶段，主要特征是：第一，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四省区的人均GDP指标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经济发育程度高而且具有规模特征；第二，四省区的产业结构比较发达，但仍然呈现“二、三、一”结构，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第三，这类地区从城镇化率提高趋势和目前的城镇人口占比来看，发展比较迅速，属于全国前列。
属于第三类地区的省份有广西、云南、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湖北、河北、河南。该类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一般，各方面指标处于全国中等和中等偏下水平，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主要特点有：第一，这类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比和人均GDP都相对偏低，但又相对平衡；第二，产业结构呈现“二、三、一”特征，但第一产业相对其他地区偏高，第一产业吸纳了较多的社会劳动力。
属于第四类地区的省份有青海、宁夏、黑龙江、陕西、吉林、重庆、内蒙、贵州、甘肃、新疆、、辽宁、福建、山西，这类地区各方面指标处于全国中等或较低水平，城镇化发展相对比较缓慢，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海南是第五类唯一的省份，情况更为特殊，究其原因，海南三大产业比例依次为30%、29.8%和40.2%，经济结构呈现出仅有的“三、一、二”格局。典型的是，在工业化发育不足的基础上强行推进第三产业，反而适得其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单独一类。
总的来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东部好于中部、中部好于西部，个别省份发展异常，城镇化发展极度不平衡。
四、中国城镇化发展政策建议
1、在第一、二类地区中构建以大都市区为主体的城镇体系。第一、二类地区具有较高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特别是北京、上海，均已进入成熟的城市化阶段，所以未来城镇化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潜力并不大，而更主要的是依靠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城市发展方面，在已有的城市圈的基础上建立全球性的大都市区已成为这类地区的必然选择。这类地区的特征是，核心区与周围地区存在极为密切的产业联系及合理的空间结构：核心区的作用突出表现为服务业高地的功能，是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交通通信枢纽和人才聚集地，也是公司总部尤其是跨国公司总部的集中地，而周围地区则体现为制造业基地的功能；空间上表现为由高速通道连接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庞大城市群。北京市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并开始推动京津冀城市群经济一体化，这正是建立全球性的大都市区、打造新的增长极的重要举措。在城镇化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有必要建立大都市区，通过建立卫星城形成多层次经济增长极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在第三、四类地区中因地制宜地建设新型城市群。第三、四类地区中的大部分省区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将成为中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但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弱，城镇化水平不高，需要结合本地特色，因地制宜地建设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型城市群落。一是要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规划和协调。打破原有的行政框架，形成跨部门、跨区域的规划协调机制，协调各地政府行为，这是推进新型城市群假设的前提；二是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健全保险机制，解决新一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问题。新一代农民工长期定居城镇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应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好农民工居住、就业、就医和子女教育问题，这是扩大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三是产业调整与升级要充分考虑地方特色。农业占比较高的地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工业占比较高的地区更是国家富强的主导力量，应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分别发展新型农业和新型工业，不断提高农业产品附加值和加强工业自主创新，政府在新兴产业空间配置、土地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适当支持；四是要大规模建设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部的高速交通设施网络，加快发展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使之成为保障全国各城市群高效运行的基础条件；五是要严格遏制城市粗放式扩张蔓延发展，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保障城市空气质量、水源，合理解决城市扩张的同时带来的交通堵塞、住宅拥挤问题，在现有经验和条件下建设宜居型的新型绿色城市。
3、对城镇化发展过度“滞后”的地区，国家要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学术界通常用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只有北京、上海两地区没有滞后现象，说明中国城镇化发展整体滞后，但这种滞后既是现实问题又是过程问题，是一种正常现象，大多可以依靠内生的力量以较快的增长速度提高城镇化水平。但是，对于经济总量非常低、经济结构极度不合理、城镇化严重滞后的地区，特别是城镇化率还没有超过30%的省份，政府有必要给予宏观指导和经济支持，包括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这些省份尽快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
4、关于城镇化发展必须建立在相当的工业规模基础之上的讨论。城镇化发展的起步阶段离不开工业化，在工业化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服务业的繁荣也将推动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城市具备工业化条件，即达到一定的工业规模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一环，但由于第三产业运作成本较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少，也能拉动城镇化发展，于是有些地区开始探索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即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依靠第三产业繁荣区域经济，如大力发展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但对海南城镇化发展分析的结果表明，海南在这种跳跃路径下发展的确相对滞后。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当在第一产业仍然占相当比重、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基础上依靠发展第三产业带动城镇化，经济是不是就一定增长缓慢，是不是只有当工业化基本完成，农业占比水平相对较低时，才能依靠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充分发展第三产业，循序推进城镇化发展。几乎在同时期，在中国广大的乡镇地区，相继提出过这种模式，但结果大多没有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一些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依靠实体经济立命的地区则较快地发展起来。但就此得出跳跃式发展模式行不通的论断却过于草率，还需要对国民整体的消费习惯和收入水平、城镇化发展阶段、本地区与外部经济发展的联系等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严谨的结论。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篇8
关键词：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度
一、引言
农村和城市是人们生活的两种环境，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随后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中指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相互协调。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50%达到了5127%，这个中国社会结构中历史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聚集在城市的人口首次超过了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优先程度和相互关系，城乡隔离的二元制度以及具有“城市偏好”的发展方式和模式的选择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城乡关系不协调的问题。
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关系来看，钱纳里和赛尔奎因（1975）在论述发展的型式时，提出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的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改变，带来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的提高，从而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进而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辜胜阻（1991）认为城镇化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物质技术基础和资金，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土地制度会对城镇化产生制约。韩长赋（2002）认为，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实现小康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必须城乡统筹考虑，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两个题目一起解。尹成杰（2012）认为城镇化是释放农业农村需求的重要战略基点，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实现城乡发展均等化的重要途径。
在对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方面，郑鑫（2005）论述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关系，认为我国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不够重视农业现代化，只有两者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刘玉（2007）认为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主要因素在于农业与现代工业、服务脱节、农民与城镇居民脱节、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脱节。韩长赋（2012）认为工农城乡关系不协调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农业现代化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孙云霞（2009）通过构建区域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来计算两者间的协调度，结果发现我国大陆各省市区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区域差异明显。曾福生等（2011）通过选择反映城乡差距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加权计算城乡协调度水平，认为湖南省城乡协调度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对农业农村发展投入不足是主要原因。
综合来看，学者们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结构转变等方面探讨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二者均为对方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也在资源配置方面产生一定的相互制约。对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学者们大多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分析认为二者发展不协调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缺乏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定量研究。其中已有的对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协调性研究中，局限在城乡关系演变和城乡一体化评估，没有从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发展的角度对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程度进行综合量化测评。
因此，为了量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并计算其系统综合得分，在此基础上通过协调发展理论构建协调度函数，测算二者之间的协调系数，以此量化分析中国近20年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协调情况。
二、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构建方法
一个完整的系统由依照严格标准选择出来的不同层次的评价指标构成。通过测算每个层次的权重和得分，可以得到系统的综合得分。
（一）系统构建原则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多层次和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量化这些影响因素的效应，我们依据几个原则来构建系统。第一，科学性原则，即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通过观察、评议和测试等方式确立评价指标；第二，系统性原则，要求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指标具有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即各个评价指标能够全方面、多层次、高效率反映系统的主要特征和发展状况；第三，层次性原则，即评价体系应该能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反映出系统变化的实际情况；第四，可操作性，即数据来源需要确实有效、可以获得，降低指标之间的冗余程度；第五，可比性原则，即保证数据统计口径和测算方法的一致性，使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具有可比性。
（二）系统得分测算方法
本文主要应用AHP模型来确定各层次权重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各层次的综合得分。
在系统分析中，为了更全面完整地说明系统受到的各种影响，会选择多方面、多层次的指标来进行综合衡量。所选取的每个指标都反映出某种影响因素的信息，但这些信息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使得系统整体中的统计数据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重叠。为了解决在研究多个变量时因变量太多导致的相关性和复杂性，可以采取主成分分析法（降维），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在尽可能保持原有信息的基础上，将能反映变量信息的主要因子提取出来。本文应用统计软件SPSS180进行分析计算，主要步骤有：
第一，对每个子准则层指标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利球体检验。KMO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是对抽样充足量的测度；巴特利球体检验相关系数矩阵是否是单位阵。如果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过小、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阵，则表明变量不适合采用因子分析。当KMO检验系数>05，巴特利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值
第三，建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R，计算矩阵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第四，根据特征值和方差累积贡献率选出主成分，一般认为，特征值大于1或者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因子，可以选作主成分因子。
第五，根据选择作为主成分因子的特征值和因子得分，计算出各主成分总得分。
将各子准则层主成分得分矩阵与权重矩阵相乘，得出指标体系综合得分。
三、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评价结果
（一）城镇化系统
城镇化是农业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的动态发展过程。随着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化的发展逐渐从数量上的发展转向内在质量的提升。因此，在构建城镇化系统时，依照十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内涵，我们除了考虑传统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外，还考虑了城镇生活设施、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等。具体指标见表1。
（二）农业现代化系统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不断改造传统农业生产力的过程，伴随着农业生产手段的改进、农业科技含量的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方式的优化等变化。因此，在构建农业现代化系统、评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时，应该从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水平出发，结合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环境变化等方面综合考量。具体指标见下页表2。
通过比较各层次重要性构造判断矩阵得到各层次权重（结果见表2），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农业现代化系统综合得分，见图2。
四、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发展的协调度
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发展存在相互影响和内在关系。两个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可以看成是为了实现系统整体有序发展的目标，各系统间相互配合、相互调整而形成的各自自身状态、相互比例关系以及相互影响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对于两个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的评估，是对各系统实际发展水平的观测值与其两个系统协调发展时的协调值接近程度的定量描述。
。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选取4个维度26项指标构建新型工业化系统，选取4个维度22项指标构建农业现代化系统，运用层次分析法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利用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文章建立了协调度标度函数测算两者之间相互发展的协调系数。结果表明，城镇化系统与农业现代化系统总协调系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1994-1999年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协调程度较好，即这段时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离城镇化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较大，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因为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业的弱质性和相对较低的农村发展投入回报水平，使得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城市发展建设中，结果导致城镇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综合环境越来越好，而农村依靠政府投入的发展则缓慢滞后。2000-2006年，城镇化水平离农业现代化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较大，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步改变，政府开始着力进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大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投入、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并逐步为进程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打造良好的务工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2007-2010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离城镇化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又开始变大，农业现代化发展动力和支撑力不足。
总体来看，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效果明显大于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滞后于城镇化的发展。说明城镇化发展中后期不可能光依靠从农业农村获得资源要素的积累，而将城镇发展收益投入农业农村建设则会带来良好的效用。在我国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大环境下，协调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包括加大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条件，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转变、带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农业产业链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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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尹成杰主编，2012：《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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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一、前言
关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源于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各个派别的相关人员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都有着局限性，并不能真正的探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现阶段，国内外有较多的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但并不是认为城镇化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快速演变。此外，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规律分析。例如，Northam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粗略的线性关系等。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并且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因而对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国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的方法和数据的来源
（1）研究方法。1）设定经济增长的模型。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要想将两者联系在一起，需要在研究中发挥影响要素的间接作用，以建构经济增长的模型。一般情况下，需要考虑投入要素和结构变革两个因素。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总产出的持续增长，美国的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格拉斯共同对经济总产出的持续增长进行了有效论述，并用函数说明了相关理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主要有物质、人力、知识，因而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充分考虑了资本要素。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化对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模型设定中，要将产业结构的因素进行单独考虑。不仅如此，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还有较多的因素对模型理论有影响。例如，文化发展的程度、技术进步等。[1]2）设定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要想更好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介入更多的因素来设定模型。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将我国就业人数的数量代表劳动力的总量，以进一步研究。就业人员主要指年龄在16周岁以上，通过从事社会劳动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和经济收入的人员。在数据来源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充分利用了《中国统计年鉴》，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其次，利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各变量的具体系数。最后，在计量分析时，采用Eview5.0软件实施操作。[2]
三、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但其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城镇化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正比例的关系和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
（1）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的关系。通过许多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演变有着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正比例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具体可用函数而表示。陈彦光利用幂指数函数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有效拟合，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有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研究可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发展和演变有带动作用：在1978～1984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使城镇化水平提高1%；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使城镇化水平分别上升为1%。由此，我国城镇化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的同时，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其关系越趋复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的幅度逐渐加大，使单位城镇化的拉动力越来越强。[3]
（2）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极其不明显，可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本文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时，较多地采用了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的检验分析方法，进而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首先，对二者关系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有着时间的发展趋势，因而比较不平稳，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在检验数据不平稳的基础上，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一般情况下，利用ADF的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进而对检验结果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确定二者的关系。其次，对二者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一般情况下，采用Engle提出的E-G两步法进行检验分析，以检验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有效性的检验，可以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间有一定的协调性，并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最后，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滞后期，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滞后期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4]
四、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加快，为此，更多人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固然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其关系却是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反之则不然。
（1）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例如，人力资本因素、物质资本因素、知识资本因素等，分别设定这些因素为变量，然后利用逐步回归法将各个变量引入产出模型中，并对每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的检验，在检验中，不断剔除影响较小的变量，与此同时，在影响较大的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引入其他相关的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在变量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变量选择不当的问题，因而要在检验分析过程中，对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反复的研究和验证，其结果显而易见，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最大，物质资本因素、产业因素和知识资本因素等位居其次。[5]
（2）我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要想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需要从人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机构转化等四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有效分析四因素与城镇化的联系，以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首先，对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在各个影响因素中有效剔除影响较小的因素不做分析，这势必会引起数据分析出现偏差，影响分析结构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而在回归分析中做了高阶自相关校正，以确保回归模型数据分析的精确性。通过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间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较多的经济增长因素之间没有更为明显的相关性。[6]
（3）我国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相关计算可知，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以人均物质资本的贡献程度较大，人力资本居于其次，第三产业因素的贡献程度最小。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众多因素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有较多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并且长期以来仍然以这种形式为主，进而使人口对生活需求和城市发展中的基础设施等需求发生较大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素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影响和制约着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知识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比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更强。[7]
（4）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通过本文对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可以推断，并不能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从我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加快了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城镇化对我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全球发展角度来看，知识资本积累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为此，我国应该采取一定措施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8]
关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两点：首先，选择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将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城市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次，加强我国城镇发展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城镇区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镇化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平台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的争夺者，我国采取有效策略将争夺者转化为生产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为促进城镇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利的转型和升级条件。[9]
五、结论
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镇化的发展会引起经济发展成本的变化。其次，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动态均衡的关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再次，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因素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有着决定性作用。最后，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以引导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发挥城镇化的有利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本文针对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杨建翠.川西民族地区旅游业推进城镇化研究[D].西南民族大学，2012.
[2] 刘嘉汉.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3] 王格芳.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4] 李敏飞.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镇化进程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
[5] 王佳.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机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6] 潘加顺.城市体系结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4.
[7] 周小刚.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D].南昌大学，2010.
篇10
中国城镇化问题如何解决？对此，《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主要执笔者魏后凯，他认为，现在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城镇化的速度和水平，而在于城镇化的质量太低，是没有质量的市民化，没有市民化的城镇化。
观念、制度、成本等障碍
阻碍市民化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只比2011年上升了0.07个百分点，从部分指标来看，市民化进程还是下降的。对于这样的变化，报告用止步不前来描述。这也表明，我国推进城镇化的现实难度很大，你认为主要难在哪里？
魏后凯：难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量比较大。当前，我国需要市民化的农民工有2亿多人，我国的户籍制度导致多年来没有市民化的人口累积在这里。现在中国的市民化仍然是双轨制，虽然政府允许有条件的农民工落户，但是条件很高，比如，要求博士、博士后学历，缴税多、有稳定的工作单位、有住房等等，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落户。
另一方面，还面临观念障碍、制度障碍、成本障碍等多个方面的障碍。城镇人口不愿意农民工来分享城市的福利待遇。比如北京高考的问题，北京人就不愿意外地户籍的学生参加北京市的高考，他们认为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你来了就减少了本地人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这是一种偏见，是认识上的障碍。
大城市“高配”
导致农民工大量涌入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市民化，是否意味着更多的人流向大城市？这是否会让城市更加难堪重负？
魏后凯：从现在的调查数据来看，大部分的农民工的确是流向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农民工也愿意留在大城市。这种倾向的形成是因为政府的资源配置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集中在行政中心，就连很多机构、单位也将好的资源都投向大城市，所有的资源和功能都集中在高等级的行政中心。这种大城市的偏向、行政中心的偏向带来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公共服务存在很大的差异。
例如，北京市的公共服务很好，而北京市周边的中小城镇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就不行，如果这些周边的小城镇就业岗位多、公共服务好、生态环境好、住的房子又宽敞，那我为什么要挤进大城市？如果农业转移人口进入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也就能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要减少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的差异。对于大城市偏向，政府要进行合理的引导，让公共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至少让中小城市享受同等待遇。
市民化成本要
多方共担、改革配套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你们专题报告的测算结果，一个农民完成市民化平均需要公共成本13万元；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另外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的购房成本。根据我国当前政府和个人的经济现实，解决这两个成本问题难不难？
魏后凯：首先要厘清的是，公共成本不一定完全是政府掏钱，它也可以引进社会资本，而且13万元的公共成本包括一次性支付成本2.6万元，剩下的是每年2400元的后续投入，如社会保险。
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的市民化，政府每年一次性的投入是6500亿元，相当于我国2012年公共财政收入的5.5%，我们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可以承担的。
对于市民化的个人成本问题，单纯让农民负担，是负担不起的。我们提出一个办法，把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中央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而农民在农村有承包地、宅基地、山地、林地等资源，能不能把这些资源变成资本，再把这些资本变为可以出租、抵押、变现的资金，让农民带着资本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购房、改善生活、开公司等方面的来源。
要解决这些问题，第一，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成本分摊机制，对于公共成本，中央和地方都要投钱，企业也需要参与进来。第二，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尤其要重视中小城市。有调查报告显示，大城市的市民化成本是中小城市的2～3倍，特大城市是中小城市的3～5倍，也就是说我们到中小城市落户的成本是低的，所以，引导农民到中小城市工作生活意义更大。
地方吸纳农民工多，
中央转移支付相应多
《中国经济周刊》：推行城镇化，地方政府可能最不愿意的是在同样财政收入下，却要加大财政支出。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魏后凯：我们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要改变观念，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将农民工当作劳动力，很多地方要人力但不要人口，他们愿意农民工来就业，但不愿意农民工来落户。这是一种歧视观念，农民工参与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建设，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平等地看待农民工，让他们在参与城市建设的同时共同分享城镇化的成果。
第二，建立长效机制，用体制、机制来保障政府在市民化上的财政投入。在这一点，中央已经明确，地方政府要加大投入，中央政府要建立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地方吸纳的农民工多，中央的转移支付也会相应多。
没有规划，
可能出现“鬼城”和大量贫民窟
《中国经济周刊》： 有人说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的历史过程，难以规划。你多次参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讨论，你怎么看待规划对于城镇化的作用？
魏后凯：这不矛盾。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目标。城镇化是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搞规划。这就如同过去我们说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那政府就不应该规划引导，但是后来大家还是觉得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所以，不能否认政府的作用。
政府编制规划可以发挥引导作用，政府可以对城镇化做顶层的设计，有一个整体的安排。毕竟，城镇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应该有配套的体制机制，推动相应的改革。相反，如果没有规划，城镇化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在拉美，因为过多人流向大城市，造成了大量的贫民窟，这就是没有政府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城镇化规划上合理引导的教训。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大量贫民窟，这是中国城镇化很大的经验。
当前，我们需要规划来避免当前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一些误区，来弥补当前市场造成的缺陷。如果没有好的规划，城镇化可能出现房地产化，大家都去搞房地产；如果产业跟不上，就可能一些地方出现“鬼城”；如果城镇化在推进时没有和农业现代化结合，农村就可能出现一些“空心村”，出现“农村病”；如果大城市没有规划，就会出现交通拥挤、房价上涨、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 所以，城镇化规划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当前亟须的。
城镇化不能以生态、农业为代价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很多人认为我国城镇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如何实现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魏后凯：当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基本协调的，过去我国城镇化曾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但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这种情况已基本改变。现在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城镇化的速度和水平，而在于城镇化的质量太低，是没有质量的城镇化，没有市民化的城镇化。所以，下一步中国城镇化的重点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而不是去追求速度有多快、水平有多高。
同样，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也是一个大的问题。过去，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地区的城镇化就是建立在牺牲耕地、牺牲农业现代化基础上的。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在快速推进，但耕地在减少，粮食产量在下降，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它们由国家粮食主产区变为国家粮食主销区，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甩给了中西部地区。如今，要是我们都采取这个办法，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谁来保障？这可是个天大的问题。所以，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千万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耕地、农业为代价。
我国城镇化率
2050年接近天花板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你的研究，未来还将有多少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我国何时能完成城镇化的过程？
魏后凯：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即由加速向减速转型推进的时期。一般来讲，城镇化率在30%～70%时，城镇化是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在30%～50%时是一个加速推进的时期，50%是一个转折点，50%～70%是一个减速推进的时期。现在中国的城镇化是53.73%，我们正处于减速推进的过程。未来，我们城镇化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1996—2012年，我们城镇化年均推进速度是1.39个百分点。我们估计，在2013—2030年，我国城镇化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会是0.8～1个百分点；到2030—2050年，速度为0.6～0.8个百分点。相比较，我国现在的城镇化速度还是很快的。估计到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68%左右；到2033年，我们的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