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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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这一轮新型城镇化，必须直面城市如何合理布局的问题。从当前各种要素分析来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平台将是特大城市群。

规模效应的经济规律体现在，中国特大城市对资源有巨大的汇聚作用。规模越大的城市，一方面其产业承栽能力越大，创造的收入和机会越高，而财政收入越高，就可以以更低价格和更高质量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其吸纳资本、人才、技术、人口等的能力，相比中小城市优势明显；另一方面，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需要有人口和产业规模来支撑，中国1.9万多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仅7000多人，相当多的镇不足5000人，对于这种规模的小城镇或者略大规模的小城市而言，很难让基础设施投入有可持续回报，从而使得更多的资本不会进入到这些小城市；还有一方面，当前中国特大城市总体还处于资源吸纳而非溢出阶段，最终出现城市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这从当前中国三大经济极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而人口承载了18%，创造了40%的GDP就能够清楚感觉到。

因此在这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中国需要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这三大城市核心城市群外，选择在中国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在发展条件较好、人口聚集较多、生态承受能力较强的区域，再建设数个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作为“第四极”乃至“第五极”。

同时，这也就意味着第二，我们必须大力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一方面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就业问题，不让农民成为“流民”；另一方面大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走集约、节能、生态的城市发展新路子。

这轮新型城镇化明确提出，核心将是以人为本。之前中国的城镇化更多体现为以物为主，直接造成土地城镇化远高过人口城镇化；而人口城镇化中还出现了2.6亿人处于夹生层的农民工群体，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半城镇化现象。这些人尽管生活工作在城里却分享不到城里的公共服务，这种以物为主的城镇化肯定是低质量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要想从以物为主转身走向以人为本，最大转身并非是基础设施、土地开发这种“硬转身”，而是牵涉到制度改革层面的“软转身”。比如要直面与城镇化关联程度很高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而当这两项改革的进行，肯定会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改革予以配合。

由此可见，这轮新型城镇化重在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主要通过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释放并扩大内需，最终实现安居乐业，而每向前进行一个制度改革就可能产生众多的关联制度改革，从而在中国更大范围内形成绵绵不息的内生型改革的格局。换言之，这轮新型城镇化推行的改革将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总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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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城镇化是一柄双刃剑，过分利用其机遇而忽视其挑战，就不能正确面对所伴生的问题。从1978年城镇化率不到18%，到2011年城镇化率首超50%，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堪称世界翘楚。在取得城镇化优异成绩的同时，中央政府也不遗余力地解决与其伴生的相关问题和应对未知的复杂形势。

在2012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未来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方向。报告中指出，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从各地实际出发，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根据资源环境和人口承载能力，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和与国土规模、资源分布、发展潜力相适应的人口布局。各类城市都要夯实经济基础，创造就业机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加强管理服务，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报告》中，也提到了把更加注重将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的目标，包括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等广泛关注的问题，皆以明文加以明确。

诚然，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服务，着力解决农民工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子女入园上学、住房租购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和加以解决的问题和难题，只有让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等在城市化中易被忽略的群体得到良好的安置，城镇化本身才能称之为成功，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后才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到2011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意味着我国成为30年来城镇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们能否像城市人一样生活，享受到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该如何看待中国城镇化进程？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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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引擎”，“新型城镇化”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有力动力。但事实上，城镇化的道路上没有固定模式，更不能简单地将某个地区归结为某种模式、方式。近些年，全国先后出现过各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例如成都模式、天津模式、广东模式以及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从共同性来看，主要是：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

成都模式：以大城市带大郊区发展

截至2011年末，成都城镇化率已达67%。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另外再配以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成都的“城乡统筹”虽然只有四个字，却代表了国民经济的全局。成都的改革不仅涉及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小调整，而且涉及现行国家征地制度的根本变革。成都的实践提醒大家注意我国有比土地流转更根本、更基础的工作有待完成，即对农村各类土地和房产资源普遍的确权、登记和颁证。

天津模式：以宅基地换房集中居住

天津的小城镇发展主要分为四种子类型：整体推进型、都市扩散型、开发拓展型和“三集中”型。其主要做法为乡镇政府主导的“以宅基地换房”，先解决搬迁农民的安置问题，然后通过土地集约增值的收益发展地区产业，解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将农民的集中居住与城镇化、产业化有机结合。

广东模式：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

广东模式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是珠三角模式，即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展依托；二是山区模式，即围绕着县城，发展专业镇。

珠三角模式的主要做法是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进而实现城市周边地区的快速崛起。很多人在谈论广东时总是喜欢将广东当成一个整体与其他地方比较，但是从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来看，广东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都可以进入世界前十。但广东内部差异太大，仿佛是中国的一个缩影。珠三角的城镇化以镇为主，粤东西北的城镇化则是以县为主，因此没有城镇化的广东模式，只有珠三角模式。广东目前城镇化率已达到66.5%左右。

苏南模式：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企业负责人。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苏南模式最早是由先生提出的，传统苏南模式对苏南地区的经济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重要贡献：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开拓者，农村城市化道路的探索者，农村富民裕民的先行者。通过就地城市化，职业非农化，居住社区化，生活方式城市化这些途径来实现。然而，传统苏南模式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由此必须发展出新的苏南模式，新苏南模式也正在形成。苏南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传统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的动态发展过程，其发展的特征就是一个从以农村为主到以城市为主再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

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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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1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1）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人是由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人的发展应该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三者综合统一的全面发展。现实的、具体的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主体，它自身的发展是否全面和谐，对一个社会是否和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点，虽然是在于它不断地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但从根本上说，它本身却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并且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它就永远属于自然界。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本，倡导诚信友爱，并不断塑造互帮互助、融洽相处的新型主体，使人的自身发展逐步走向全面、和谐；必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自觉统一、和谐相处，切实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型文明发展道路。

（2）城镇化是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目前，城镇化是我国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紧迫而又重大的历史任务。第一，城镇化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第二，城镇化是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第三，城镇化有利于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四，城镇化对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城镇化归根到底应该是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城镇化。以人为本是城镇化建设的主题和核心内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城镇化建设中，在高度关注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等问题的同时，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把人放在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在城镇环境和居住环境规划建设中，把改善人居环境，保持地方特色，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创造最佳人居环境放在首要位置。

（3）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保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重视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维护人们的切身利益，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经济大发展，使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气污染、水土流失及土地荒漠化、草地沙化等现象日趋严重，城镇发展也出现了上述问题。因此城镇发展应以科学发展观打破城乡壁垒，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城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开发、保护自然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2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

（1）农民工问题。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基本上没有将城市流动人口包括在内。城市职工普遍享受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将农民工完全排除在外。进入企业的城市流动人口，一般不是企业的正式职工，企业在考虑员工福利时对他们往往忽略不计。与同企业的正式职工相比，农民工在工资、奖金、节假日、医疗和抚恤等社会保障方面总体上处于一种待遇十分低下和无保障的地位。虽然他们在企业中干的都是苦、脏、累、险的活，而且干活也最勤奋、最卖命和时间最长，但他们不能像正式职工那样累计工资，不能评定职称等级，无资格参加各类培训，更没有晋升的机会等。这种城乡二元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处于一种近乎缺失的状态。

进城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当前义务教育工作中的一个新难题，它实际上涉及的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问题。进城农民工在农村交纳了教育附加费，但这部分费用并没有根据其就业流向划转，他们打工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再加上目前的教育统计仍以户籍人口作为口径，这等于说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它的实际受害者是进城务工农民的下一代。于是农民工对其子女的教育问题的解决只能是：要么在农村接受教育，但子女无人照顾或委托他人照顾；要么让其子女辍学或失学；要么花高价进入城市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非法”的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应运而生。虽然中央有关部门曾经两次颁布了关于流动儿童就学的暂行办法，如提出以就近入学为主等意见，但这些原则精神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对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地方政府的具体管理行为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不管不问；要么统统取缔。

（2）失地农民问题。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在提高,而推进城镇化,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进行道路、住房、厂区等的建设。据不完全统计,7年来全国有近亿亩耕地被征用,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4000多万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失地大军”,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关政策,导致失地农民问题越来越突出,已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

3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城镇化进程

（1）坚持以人为本，全方位解决农民工和失地农民问题。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城市的农民工政策。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实现居民的迁徙自由，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城乡统一的居民身份证一元户籍制度，使户籍制度恢复其只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和人口信息统计功能的本来面目，使更多农民工成为“名正言顺”的城市人。二要积极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应根据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发展情况和生活安置能力等各种具体条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农民自愿和政府组织引导相结合的办法，根据不同的条件逐步建立有利于农民成为永久性城市居民的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三要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首要的内容，就是必须给进城农民工以“市民待遇”，让农民工与市民享有同样的合法权益，享有平等参与各种竞争的机会，如职业培训、子女受教育等权利。四要打通农民工进城渠道。应深化城镇就业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就业壁垒，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制度。要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构建补偿、就业、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失地农民利益保障体系，即：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提高补偿标准，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就业优先”原则，改变传统安置方式，按照“市场引导就业、培训促进就业、社会帮助就业、政府扶持就业、个人自主择业”的思路，加大组织领导、宣传引导和就业服务力度，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以“土地换保障”为原则，以被征地所承载农民安置的实际社会成本为依据，构建政府主导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失地农民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成果的长效运行机制，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具体措施为：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给予农民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坚持就业优先原则，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2）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发展观。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虽然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城乡充分就业，但重中之重是强化产业支撑，实现城镇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如下方面下足功夫：

①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城镇化提供物质支撑。新型工业化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步入信息社会后，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尽早赶上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步伐，而采取的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其核心是以先进的信息技术改造与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其关键是发挥后发优势，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

②重视产业集群的发展，积极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一定要十分重视和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大力推进产业的集聚，并以集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统筹优化生产力布局，把工业园区整合为产业功能区；二是把产业链做成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脉；三是创新产业集群的体制和机制环境；四是明确产业集群的城镇化指向，高度重视集群产业的就业扩张效应。

③加快城市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以生产要素的聚集为条件的，而我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因为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的长期阻碍，导致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在城镇立足，城镇第三产业发展缺乏劳动力和消费群体的支撑，必须把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紧密结合。在大力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下大力气打破城市第三产业的行业垄断，加快改革步伐，对外资和民营企业开放，在用工制度上取消户籍限制和对外人员的限制，第三产业作为劳动力吸收器的作用将得到更大的发挥。

④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非公有制经济是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其发展通过技术、制度和资金三大因素的影响，促进着城镇化进程。可以说，未来城镇化的希望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一是继续强化政策扶持；二是加快非公有制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创新，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三是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层次。

（3）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职能应当表现在如下方面：

①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服务是以政府等公共机构为主体、以非营利的公共服务为宗旨，面向全社会的公共消费需求的全部生产和服务活动，分为公共行政和公共安全服务、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服务、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服务三个主要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治安管理；第二，城镇市容卫生管理；第三，城镇文化管理；第四，城镇经济管理；第五，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管理；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时，必须十分注重电子政务在政府改革中的巨大作用。

②加强规划、规范和引导作用，培养城市核心竞争力。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城镇化进程并不排除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市场失效时期和城镇化的初期，以及城镇化超常规发展时期，更需要政府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加强规划、规范和引导作用，由政府制定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对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的产业布局、城市规模的扩大等方面，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构建良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秩序，优化城镇化的组织架构，树立城市经营的理念，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

③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增强城镇的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其着力点在于培养城镇的“软性竞争力”。科教文卫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之一，这些产品对于提升城镇的凝聚力、城镇发展的和谐度、城镇文化的影响力，城市品牌形象的美誉度以及城镇居民文化观念及精神风貌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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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对比“十一五”以来我国城镇化所经历的以“速度扩张、数量增长”为特征的发展历程，此番城镇化概念的再度兴起，应以“新型城镇化”加以定义。然而资本市场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仍较为模糊，资金则倾向于简单的将新型城镇化理解为“钢筋+水泥”的造房运动，房地产及建材板块一时受到追捧。

新型城镇化仅仅是城镇化的简单延续和数量上的扩张吗？我们认为，过往的城镇化概念更多的强调了“硬件的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将向“软件的城镇化”发展；过往的城镇化为“物的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将是“人的城镇化”。围绕这种从内涵到外延的改变，投资者的思路应摆脱传统城镇化的藩篱，并把握新形势下的投资方向和策略。

传统城镇化：问题重重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的数据在51%左右，而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已接近或高于80%。即使对比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其城镇化率也在60%以上。有分析人士指出，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达到70%才会稳定下来。因此从城镇化率的指标来看，我国城镇化的进程还远未结束。

然而自“十一五”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尽管带来了巨额的人口红利，却又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以速度扩张、数量增长为特征的城镇化模式，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日渐削弱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发展问题凸显。

东兴证券分析师弓永峰认为：“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这是建立在广泛开展的‘县改区’、‘县升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率快速提升。但实际上这样的城镇化质量并不高，并未在社会结构、城乡差别、基础设施等方面实现相应的跨越，因此我国的城镇化尚处于‘人口转移型’的初级城镇化过程中。”

新型城镇化：全新内涵

显而易见的是，新一届政府推动的将是全新内涵的城镇化，是在经济转型大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其立足点和目标都在于经济转型。

十七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仅为两次，主要出现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章节中。而到了十报告中，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七次。光大证券的解读认为，更重要的是“城镇化”两次主要出现的位置——第一次出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相关章节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第二次出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章节中，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换言之，城市大兴土木、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度开发房地产的模式已经“落伍”，新型城镇化固然会提高城镇化率，但已不再是“摊大饼”式修高架、征地拆迁、建高楼的老路。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区别于以往钢筋混凝土背景下的人口单纯转移，实现从简单的“要素与人口城镇化”变为“农民转为市民的城镇化”。

湘财证券指出，围绕着这一转变，将是一系列层面的变化，包括产业机构的转变，就业方式转变、居住环境转变、社会保障的提高等。

光大证券则认为，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简单引导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镇化至少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依靠非公有经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正常来说需要包含消除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2；城镇化要促进创新升级，提升工业生产效率，为服务业打开空间。3；城镇化意味着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粮食安全必须保障，所以离不开农业现代化。4；加快城镇化离不开房地产行业的平稳健康发展。5；既要重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也要重视培育新的城市群。

长期布局及投资方向

梳理传统的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差异，我们认为，传统的“钢筋+水泥”的进程依然会存在，但核心与重点却不在此，市场所理解的大规模基建投资建设以及相关的房地产、水泥建材等板块难以成为长期受益者，而“绿色环保、智慧城市、城市燃气、城市轨道交通、屋顶光伏建设”等领域则有望获得中长期的提振。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逐步深入，以教育、医疗、社保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将快速发展，商业贸易、餐饮旅游、文化传媒等消费板块以及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也有望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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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进行的是追求物质效益为主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要转向人口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同时，这30多年，走的是一种“灰色”城镇化的道路，大部分工业企业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累积的结果使中国城市常受雾霾袭击。中国要从“灰色城镇化”转向“绿色城镇化”，就必须从速度、广度的城镇化转向深度城镇化，由此提出深度城镇化的命题。深度城镇化，属于城镇化策略创新，即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来提政策建议。

新常态下城镇化的主要特征与挑战

1.城镇化速度将明显放缓。人们常用若塞姆曲线来表达大国城镇化的历程。曲线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城镇化率为30%的时候，城镇化开始加速;第二个转折点是70%的时候，城镇化开始减速。实际上此曲线是美国地理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描绘的，是以新大陆体系国家（移民为主体的国家）为样本的城市化基本规律形象化。而旧大陆国家（原住民为主的国家）并不是这样，它们的城镇化峰值一般在65%-70%之间，转折点实际上在57%附近。这就意味着中国近几年城镇化速率就要开始转折。同时，根据人口数据分析，中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大部分都存在回乡养老的趋势。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国际经验显示，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中后期，这意味着每年从农村迁入城镇的人口将开始显著减少。

2.机动化将强化郊区化趋势。国际经验表明，机动化率达到30%，即每百人拥有30辆车的机动化水平的时候，郊区化趋势就会非常明显。中国2014年每百人拥有机动车20辆， “十三五”末期将接近30辆。目前东南沿海已普遍达到30辆的水平。再加上高速公路总里程将居世界第一位，同时空气污染、高房价等因素都将对大城市人口转移产生巨大影响。香港1974年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借助其完善的信息分析，可以揭示南方城市雾霾的主因是城市尾气。北方地区则是因为机动车污染和冬季取暖煤烟的双重污染相叠加。

3.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快速来临。通过模型计算，如果按照现有政策不变的情况，到2050年，中国人口中位数将比美国还要老十岁，这无论是对经济竞争力还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

4.住房需求将持续减少。主要有两个数据，一个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城镇化中后期，进城人口会逐步减少。二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数据，城市化之后的日本、法国人均住房面积约为35到40平方米。中国虽然未经住房普查，但是通过抽样，我们基本上可以估算人均住房面积已达35平方米。各地的空城、鬼城不断涌现，再加上最近报道东北三省人口出生率低于日本，一些城市住房的库存去化周期已经超过10个月，有的甚至达到50个月左右。即使几年不再建设，库存房产都处理不了。

5.碳排放的国际压力空前增大。在2015年的一次国际论坛上，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惊呼“中国水泥三年消耗量等于美国一个世纪的总量”;我回应他：“在中国解决住房问题必须依靠水泥钢筋，不像美国靠的是木材，水泥消耗量占全球40%属正常，但当前建筑节能工作进展较好，碳峰值将在2030年左右下降。”现在碳排放为什么压力空前巨大？中国不仅碳排放量是世界第一，而且人均排放超过世界平均值，同时总量是当前美国、欧盟的总和。尤其是近10年，中国碳排放增速是美国的近5倍。

6.能源和水资源结构性短缺将会持续加剧。根据世界城镇化经验，中国总体上不会出现城镇供水难。但是由于气候变化和突发性水污染，能源和水资源的局部性短缺、结构性短缺将会加剧。许多江南水乡缺水，均属水质性缺水。

7.城市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先行国家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超过50%的时候是三大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在北京周边，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违法用地，这些违法用地就像“包饺子”一样把北京包围了，导致传统的风道被封死。国家气象局给出数据：北京市内地面风速每10年就下降10%。水污染、土壤污染治理难度非常大，一旦污染，治理成本往往是排污利润的5倍以上，治理周期非常长。

8.小城镇人居环境退化，人口流失。中国的城市跟国外相比，大城市的光鲜度差不多，而小城镇却相去甚远。再加上管理不善、公共品提供不足、生态环境退化、就业岗位减少，十年间，中国小城镇居民人口减少10个百分点，相当于从小城镇流走了一个日本的人口。

9.城市交通拥堵日益严重。当前交通拥堵正从沿海城市向内地全面扩散，从早晚高峰向全天候全面扩散，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全面扩散。再加上城市高架桥、大院落都扼杀了绿色交通、步行交通;交通拥堵导致空气污染加剧，又使原本骑车出行的人们转乘私家车，造成了恶性循环。

10.城市特色和历史风貌正在丧失。一大批国外后现代建筑师和具有崇洋思想的决策者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后现代建筑的大型试验场，大量“大、洋、怪”建筑在各处拔地而起。北京有“鸟巢、鸟蛋、鸟腿、鸟嘴”，以致全国都流行，甚至连贫困县都有“鸟巢、鸟蛋、鸟腿”。

11.保障性住房过剩与住房投机过盛并存。当前许多城市保障性住房没人申请而大量空置，前段时间中央台报道，贵阳有五万套保障房空置，同样的问题在许多城市都存在。许多保障房已经搁置了两年，表现出供给侧机制出了大问题。但是大城市住房的投机过盛也正在成为现实的难题，如不尽快采取措施，将可能会遭遇日本式泡沫破裂的悲剧。

12.城市的防灾减灾功能薄弱。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全球600多个大城市中，有450个暴露在同一种灾害之下。中国这个比例更高，因为中国“城市群”众多，地下管道为“城市的良心”，却因“看不见”而被长期忽视。中国城市领导任期又比较短，再加上城市人口越密集，人口规模越大，对城市灾害的放大效应越明显。中国城市属紧凑型城市，城市灾害一旦发生，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将特别巨大。

深度城镇化主要策略

1.要稳妥地开展农村试点。 “十三五”期间将是中国大城市郊区化活力最高的时期。为保证城市的紧凑式发展和节约耕地，首先必须正视和有效克服农村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式改革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并使其服从、服务于健康城镇化。应该明确指出，在机动化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防止出现美国式的城市蔓延。如果集体建设用地没有规模控制，城市蔓延的局面将难以收拾。这方面的限制政策已出台，有的正在进行更全面的调整，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已有体现。

2.以“韧性”城市规划来统领整个城市各种基础建设，提高防灾性能。国际韧性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将“韧性城市”定义为“城市或城市系统能够消化并吸收外界干扰（灾害），并保持原有主要特征、结构和关键功能的能力”。韧性城市应具有技术弹性、组织弹性、社会弹性和经济弹性，其中技术弹性是指城市生命线受到外界干扰（灾害）之后，保持其主要功能的那种弹性。这种弹性对城市宜居性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以这种新理念对城市进行整体的基础设施规划再创新。建议把海绵城市、城市综合管廊示范城市、新能源城市、低碳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统筹起来，用城市弹性的理念加以整合，使城市极大提高防灾减灾性能。

3.推行城市交通需求侧管理。在城市交通空间资源非常有限情况下，增加道路供给往往不易实现减堵效应，必须实行需求侧改革。过去强调满足私家车出行的供给侧项目，比如说建设高架路、立交桥，盲目拓宽街道，取消和压缩自行车道，这已经形成恶果;而且各种交通工具对雾霾和能耗的贡献完全不一样。应该从需求侧入手调整，大幅提高绿色交通比例、倡导可持续的交通模式。

4.变革保障房建设体制，降低房地产泡沫风险。如果继续放大房地产泡沫，那可能会出现日本式的经济断崖式下降恶果。应该将中国保障房建设模式及时转向欧盟模式，学习欧盟各国动员低收入群体自发开展合作建房的经验，出台相关法规和扶持政策，变政府建、政府管为民众合作建、自己管，政府监管扶持的新模式。战后欧盟形成了住房合作社模式，这种模式是中低收入市民自己组织建房的模式。如果市民收入低、无房住、缺房住，才开始合作建设，就不会出现中国保障房供需脱节、工作地和住宅脱节、建设与配套脱节等弊端。

5.全面保护历史街区，恢复城市文脉。城市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历史街区是城市特色的主要载体。只有传统的、历史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样，城市历史文化才会成为能不断增值的绿色资源。很多北欧、西欧城市是二战以后重建的，完全按照原有面貌重建。尽管这些城市目前很少有工业产业，但其经济收入的80%以上是靠独特的建筑历史文化传承发展旅游产业而来。

6.推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保护和修复农村传统村落。中国有约70万个传统村落，这些传统村落历史上都是先人们精心选址建造的，也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桃花源”。如果错误地把它们整合成小规模城市社区，则我们不仅损失的是文化的软实力，而且损失的是以乡村命名的无数优质农副产品的地理依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把这些文化遗产保留下来，会源源不断增值。

7.编制和落实城市群协同发展规划。雾霾等污染问题不是一个城市就能解决的，应该通过管理机制创新，通过空间规划，城市间协同进行资源共享、环境共治、基础设施共建、支柱产业共布局来解决。许多其他城市问题也都需要从“群”的角度来解决。

8.对既有建筑进行“加固、节能、适老”改造。这类建筑约占城市建筑量的35%。这一批建筑寿命大都已30多年。现在阳台塌下来、结构出现大问题的比比皆是，通过“加固、节能、适老”改造，对这种建筑分批进行统一改造，不仅利国利民、还可以增加有效投资。对于这种改造，大维修基金可以出钱、节能减排国家给补贴、老百姓再出一点资，总体可以形成约十万亿的市场规模。

9.以绿色小城镇为抓手，分批进行人居环境的提升和节能减排改造。小城镇最容易融入到“望得见山水”的美景之中，最容易改造成绿色城市。通过调查农民进城意愿，子女教育和就医资源需求排在最前面。浙江省、上海市已经推行新的模式，动员当地三甲医院、名校对口把小城镇的医院、学校改成它的分院、分校，这样当地的医院、学校一下子提高了质量档次，深受老百姓欢迎。

10.以治理“城市病”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现在的“智慧城市”，十有八九是“伪智慧”“白智慧”“空智慧”，不能解决城市实际问题。“智慧城市”必须有三个导向：一是有利于节能减排;二是有利于提高城市治理的绩效;三是有利于解决城市病。在此基础上再实现老百姓生活的丰富化，便捷化。若离开了这三大核心公共品的提供，智慧城市建设就如同隔靴搔痒。

小结

1.城市几乎是我们面临的所有社会和环境病症的根源，但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深度城镇化”，正是解决过去“广度城镇化”所带来问题的总抓手。

2.城市是80%的GDP、95%的创新成果、85%的税收和财富的聚集器;更重要的，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的财富隐藏在空间结构中间，若空间结构是引人入胜、是历史传承的，就会是不断增值的，否则就是一堆建筑垃圾。

3.城市“硬件”的改善必须从建筑到基础设施，从小区到城市使其“绿色化”，再加上智慧城市这个“软件”，通过“中西医调治”，才能达到治理“城市病”、扩大内需这样具有双重效应的目标。

4.深度城镇化，要求治理的策略扩大到城市群以及城乡范围，才能奏效。

篇7

前不久，居住在江阴市申港的老朋友寄来一份礼物，我看了看地址，发现“申港镇东刘村”变成了“临港新城申港街道金水湾小区”。这个小小的变化给我美好的想象，我实在太喜欢申港这个地方了，虽说六年多来我只去过三次，但她好似家乡一般让我时刻牵挂。

重温田园牧歌

第一次去申港是在2006年春天。当时参与一项关于苏南乡村治理的调研，我以申港为“根据地”在苏南地区跑了两个月，对申港也分外熟悉了，并且产生了一种难分难舍的情感。

往事历历在目。那年，朋友刚刚办了个塑料厂，主要生产包装薄膜。他骑着一辆摩托车到申港境内的340省道路边接我，指着左前方的一片工业园区说：“看，我的厂就在那边。”让我感到欣喜的是，省道的这边是现代化厂房，省道的那边是一望无际的田园风光，成片的油菜花开得灿烂。我感慨道：“我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代，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和谐共处啊。”朋友笑了笑说：“那时你们那里也是乡镇企业吧，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创业都想成为跨国企业呢！”

朋友家在绿林深处，一幢三层的小洋楼。朋友颇为兴奋地告诉我：“申港拥有五六公里长的长江黄金岸线，现在已启动临港新城建设，过不了几年，我们也要搬迁。到时候，申港就和江阴市新城区融为一体了。”

那段时间，我走遍了申港每条道路，这个江南水乡宁静又热闹，宁静是这里一派祥和，热闹是这里充满激情与期盼。这是我第一次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近距离接触，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中国的乡村并非都是一个样。

经济比较富裕是申港给我最直观的印象。走在田间道路，你随时可以看到百万元级的豪车；当地人朋友同学聚会，谈论都是公司如何运作；公园、产业园的建设规模和档次，不输大城市……后来问了问政府人士，方知申港的综合实力居江阴市第五位，而江阴市长期是全国百强县市前三强；亚洲最大的软塑料包装生产基地——亚洲包装制造中心就在申港；申港还拥有一家上市公司。

科学规划先行

第二次到申港是2009年，彼时申港已撤镇建街道一年多了，道路更密更宽，新小区也多了不少，朋友的几个合伙人也都独立门户了。朋友说，赶到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大家都想创业，同村四分之一的家庭都开了公司。

朋友所说的“一个很好的时代”，可用“天时、地利、人和”六个字来阐述。“天时”不必多言了，虽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但中国仍处于重要机遇期，沿海地区依旧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近年来，申港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0%，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物流业、商贸业发展迅猛。

说到地利，得益于历史成因，也有后天努力。申港堪称风水宝地，北临长江，南濒太湖，东接江阴，西邻常州，半径百公里内有10多个与苏州、无锡同等规模的发达城市；距上海港150公里，距张家港20公里，境内还有江阴新港；省道横贯境内、3条高速公路环镇而过，还有3条铁路、6个机场相邻。值得一提的是，申港近年投入了数十亿元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市政建设方面已形成了“五纵五横”的城市路网。

在朋友眼里，“人和”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科学规划。早在2005年，申港就给自己做出定位：临港新城核心区、宜居和谐生态新家园、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接着，在城镇布局方面，划分为低碳产业区、临港核心区、城南生态区、港口物流区和南部老街区。在产业引导方面，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形成了“一条鱼、一张膜、一根管、一匹布、一片风叶、一缕阳光、一根导线、一个码头”产业集群。

“其实，像申港这样拥有先天优势的城镇也不少，为何申港发展很快，我觉得与科学规划、科学管理密不可分。”朋友感触良多。

高楼只是外表

第三次到申港时，时间又过去了三年，申港给了我许多震撼。朋友的“广田”已换成 “宝马”，我问他，一年到底赚多少钱。他老老实实回答，产值过了两千万，纯利也就几十万元。我又问，产值两千万在申港的企业中算什么级别。朋友摇摇头说，小，很小，申港已有3家上市公司，年销售过亿的企业至少也有50家。

更震撼的在于申港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我找不到曾经走过的乡村公路，也寻不见带着泥土芳香的农田。所幸朋友带我去了芙蓉大道南侧的城南生态区，这里有万亩良田，全是现代化的高效农业，让我的田园梦还有着寄托。

申港何以有着这样的巨变？或者说，中国城镇化的精髓究竟是什么？朋友给的答案是文化。不错，申港的历史文化相当悠久，申港的文明史可追溯到2500年之前。“申港”这名字就来自楚相春申君开凿申浦河。

我故意问道：“放眼神州大地，哪个地方没有悠久文化，为什么有的地方还没有富裕起来？”朋友并没有被问倒，思考片刻后回答：“地区经济差异有很多机缘巧合，不是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而且大多数地方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

由文化展开，我们谈到了教育。穿行申港，你会发现这里的人们很爱学习。单不说小学、中学、职校的数量和规模，远高于内地同等规模的乡镇，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从内心里追求知识，有的上成教，有的去上海进修，有的抽时间泡图书馆。

篇8

首先，目前粮食主产区面临的城镇化、工业化压力非常大。根据数字，我们国家除了山东、江苏这几个比较发达地区，剩下的粮食主产区的GDP、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河南的城镇化率、工业化率都很低。现在城镇化成为主导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下一步压力非常大，这种压力就意味着下一步的农业生产、粮食生产面临压力。

其次，城镇化的影响是，前十年、前二十年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中西部的农民工到东南沿海打工，形成了打工和城市定居两张皮、人和城市两张皮的现象，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产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这样人和城市化的两张皮现象正在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复制。如果说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再完全复制到中西部，对于中国整体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比如说“三留守”问题。为什么十提出改革户籍制度是重点，这的的确确是重要的事情。

再次，现在城市建设除了大拆大建，除了仿古，拆了真的建假的、拆了旧的建仿的，完全用人工办法，花大量的钱在山上建城，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生态后果不是一两天能反映出来了，是持续性的，对于农业生产、对于生态环境带来的持续性的后果是不可逆的，这是目前城镇化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大家从媒体上都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开始削山建城了，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最后，农民的生活方式变化的问题。现在的政策，动不动就说农民，其实农民已经高度分化。比如说目前我们说城镇化，让农民进城，那么农民怎么看待城镇化呢？目前至少有四种农民：第一种是根本不想进城的农民，这部分农民主要分布在大城市、特大城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北京郊区的农民根本不愿意进城，城市户籍的含金量没有什么吸引力的。现在农民当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愿意进城；第二类农民是进了城回不了农村的农民，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他对农村根本没有认同，不认为自己将来会回农村，也不懂农活，也不喜欢农村的生活方式，更不喜欢回到老家，这部分有几千万，这是肯定要进城的；第三类是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这部分人喜欢城市的高收入、有保障的就业和生活、质量相对高的教育，又比较害怕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同时又不想失去农村的权利特别是土地权益，这部分人正在徘徊。他们在想进城和想回乡之间很纠结；第四类人是已经在城市里定居两三年、三四年，乃至七八年、十年以上的企业家农民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最后一类已经携家带口在城里居住。这一类农民是要进城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也是要进城的，所以我们的政策要先解决这两类人，剩下的两类还在徘徊的也要有分类的政策。

篇9

在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城镇化率”指标下，一个现实问题正在引人担忧，那就是农村会不会出现“撂荒”，进而引发“粮荒”？近日在湖北省考察工作时强调，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4、5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所以只有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

其实，本届政府反复提到的“新型城镇化”中的“新型”2字，深意所在正是为避免单纯城镇化，导致农村出现土地荒芜的现象。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应该和谐统一，不存有矛盾。从经验来看，城镇化水平越高，农业发展也会越好。保障土地不荒芜，要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规划，降低农业综合成本，促进非农产业的开拓，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谢扬表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普遍现象，农村耕地的大量减少，同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客观现象。一方面，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支持，更离不开市场的培育，所以这不仅是农民要考虑的问题，更是国家要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不能单一靠农产品，也应在农村区域适当发展一些乡镇企业、非农产业等。这样既可与农产品的市场发育相衔接，又可以跟整体城市相衔接，实为小城镇发展的主要目的。谢扬说：“但问题在于，农产品的国家支持保护政策在逐步完善，而小城镇的政策虽一直强调其重要性，却总把它放置在完全的市场环境中。简而言之，国家的支持、补助和投入现在还相当少。近几年来，地方较为重视城市扩张、强调规模，真正给农民补偿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支持往往不多，因此这种只考虑城市个体，而不考虑农村的大拆大建，应予以防范和制止。”

眼下农业生产成本高，再加上有些耕地的质量和条件较差，加之交通不便，种了之后收成不好、离市场又远，还不如打工挣钱多。于是，农民不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种地，土地才会荒芜。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一部分村庄从地图上抹去，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要想把农村的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好，帮助农民降低农业综合成本是关键。这包括几方面，一是推进规模化农业，发展家庭农场，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土地利用率；二是采用先进技术，推进农业机械化；三是帮助农民降低流通成本；四是改善整个农村的基础设施。在农村，改进服务设施、基础保障，特别是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策略的重要体现。改革的方向尽量与市民的社会保障接轨，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肤浅意义上的“就地城镇化”并不实际、准确，要推进城乡一体化，还是得吸引人口大规模到城市去。目前，我国二、三线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潜力还很大，希望真正把土地的城镇化转变为人口城镇化，打破以往制度束缚，为农民创造自主迁移、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优良条件。

篇10

中国官方已经多次公开表态将要通过城镇化改革来强化市场机制和法治建设，提高私人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改革的决心毋庸置疑，不过难题在于实施过程中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城镇化并不一定带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才是城镇化的基础。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没有经历明显的城市化率的提高。亚洲发展银行的研究也表明，将教育程度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和工业密集度等因素考虑进去之后，城镇化率提高对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也明显降低。

缺乏经济增长的城市化会给中国带来风险，包括贫民窟和收入分配不公。相反，经济增长推动的城镇化可以提高劳动力和产业的聚集度、教育和信息分享程度、资源投入的使用效率。这些成果进而帮助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资收入的上涨。

这样看来，中国地方政府热衷于追求经济增长的习惯自然有助于推动城镇化。然而，在不计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模式下，中国不仅创造了现代化的大都市，也带来了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过度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高企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要改变这样的状况，中国需要在更为统一和协调的政策指导下进行城镇化，这也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权威需要巩固。

根据联合国的估算，在过去三十余年里将城市化率翻番的中国，还将贡献约3亿新增城市人口。此外，中国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从100个增至221个，五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将从14个增至23个，远远超过欧美国家的水平。中国官方估算每个城镇化人口的投入成本约为10万元，2亿农民工和3亿新增城市人口需要50万亿元的投入。实际上，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这一数额还可能会增加。在地方政府还企图摆脱近20万亿元的债务负担之际，让它们再承担城镇化成本颇有难度。那么城镇化所需的巨大成本，那么该由谁来支付呢？

可以预见，中央政府不得不主动承担责任。目前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至关重要。不过即便在一个多元化的政治模式下，中央政府也需要保留对土地政策的决策权，同时承担社会保障和公共投资的成本。地方政府职能和收入来源也应当改革。地方政府需要在中央转移支付之外拓展其财政收入渠道，包括增加地方税种和发行市政债融资，同时从基建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主导者转型成为更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更长期看，城镇化的支出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弥补。相比于过去通过制造业和基建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未来中国政府将会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鼓励教育和医疗服务等方面下更多功夫，而这些领域的投资增长在以往十分缓慢。此外，中国还将开发劳动密集行业以维持就业率。

成功的城镇化不仅需要坚定地执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更需要处理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否则，那么城镇化和户籍改革的前景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行为如果不受中央政府强大财权的约束，很容易使中央通过平稳的经济增长带动城镇化的目标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