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方法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学方法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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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学研究方法；价值；规范；田野调查

《论语・卫灵公》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孟子集注》中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这都形象道出方法在解决社会纠纷、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方法论是从认识论高度对于研究方法的梳理、概括和总结。①法学方法论是指对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是对法学研究方法的总体认识，对具体的研究方法有着根本的指导作用。②法学研究方法是指特定主体在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并探讨解决问题的法律之道的方法，成为法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价值分析方法、规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比较研究分析方法等。

一、价值分析方法。

普遍认为，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价值分析方法就是特定主体通过认知、分析和评价社会现象的价值属性，进而揭示或者确定一定社会价值的方法。

价值分析实际上是揭示法的应然状态，法律本身体现着人们对自由、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的追求。以环境法学为例，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法，主要以环境法为研究对象，环境法的立法、司法、执法领域以及法律运作的各个层面和过程都包含人们对价值的判断和利益的取舍。人们在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和利益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本身无法自行解决，必然需要人们根据公平、正义、秩序、效率等价值理念进行选择。某公司未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排放污水，排放的污水污染了当地的水质，给该地居民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损害，某公司排放污水的行为与当地居民身体损害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公司排放污水是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其排放的污水造成环境恶化，导致居民的身体健康受损，环境法作为第三方对该公司的排污行为与居民的身体健康受损后果进行价值和利益取舍的判决，其判断的标准就是法所对应的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同时，当法律规则缺位或法律规则之间冲突，甚至出现法律原则的缺位或原则之间相互冲突时，价值分析方法更为重要。

二、规范分析方法

“规范分析”所针对的只能是表达行为的应当指向的法律规范或法律命题，规范分析只是固化了特定价值的实在法为自身对象，而拒绝了对法律正义与否的评价。规范分析方法是相对于实证分析方法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更多的是从规范角度出发或以规范性问题为核心的研究，由于规范指引如何行动，其分析方法代表了一种实践理性，并与那种描述性、说明性的科学研究不同。规范分析方法应是独立的一种研究方法。③

规范分析方法以现有法律规范为前提，以概念分析为核心。比如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是斯大林提出的民族概念，通过规范分析，可以看出民族有四大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规范分析方法实际上就是明确所分析对象概念，并分析该法律命题的真实含义，从而理解概念和命题的真正意义。

三、实证分析方法

实证分析解决的是法的实然状态。实证研究方法是在特定主体主观价值中立的条件下，以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为基础来建立和检验知识性命题的各种方法的总称。④实证分析主要包括田野调查分析方法等。

田野调查，在特定时间，通过自观、他观等方式在特定区域、特定范围进行实地走访的调查研究工作，体验当地人的生活，记录当地人风俗、习惯以及特色文化。首先，应明确田野调查的目的和目标，之后开始选取特定区域和调查点，必须确保典型、有特色、有代表性的区域；其次，开始调查前，应搜集当地有关的文献资料，尽快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及特色文化，了解当地民族分布、历史等情况；再次，应设计调查提纲、调查问卷和相关需要记录的表格等，选择好调查时机，对被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可以通过自观、他观、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最后，撰写调查报告，根据所调查内容，汇总并分析后，提出调查结论。

四、比较研究分析方法

比较研究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其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对于法学而言，比较研究分析方法是比较法中最重要的方法，针对主要对象是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的法律制度、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等进行分析、评价，并得出结论的一种方法。⑤

一般来说，应先选取比较对象，确定比较的内容，寻找比较对象中内在联系关系，设立比较的范围、标准等，在对比各种资料后进行归类，提出所要比较的具体内容，并详细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最后全方位多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对象的本质，得出结论。 总之，法学研究方法是学习各种法学学科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价值分析方法要解决价值判断、价值冲突，法的价值就是保障自由、人权、公平、正义，从而解决社会的价值冲突；规范分析方法解决了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实证分析方法通过田野调查等实践的方式，为理论与实践结合，提供了一条真实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突出不同国家、不同法律制度、不同法律文化等之间的比较分析，从而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 --！>

掌握并运用法学研究方法：明确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不管何种研究方法，应明确“谁来研究”和 “研究什么”；法学研究方法所需要的思维模式主要是归纳推理的思维方法，即从特殊到普遍，从单一社会现象到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规范的思维模式；法学研究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发现社会中各种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具有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依据。（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商业时代》，高俊英，“环境法学研究方法探讨”，2012年12期

② 《科技与法制》，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2011年11期

③ 《法学论坛》，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2008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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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学方法论；法学概念；研究对象；范围

一、法学方法论的概念

法学方法论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唯物辩证法去进行论述，其主要的观点则是社会意识，并在研究时和不同的时代现象进行结合然后进行分析。就现在的研究结果而言，法学方法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就没有固定的研究范围和对象，那么在进行相关研究和分析时，就可以用更广泛的思维去进行扩展。但是。为方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学习，并对其进行更好的传播，人们会将其理论基尼险那个实体化，并对它赋予一定的概念。通过文献学习，我们在对法学方法论进行理解时，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社会结构形成系统化的理论。

二、法学方法论的背景

（一）法律制度的背景

法律作为社会道德中的最终底线，对维护社会和谐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我国而言，法律制度的背景有着深远的历史。在尧舜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的法律制度，一直到秦朝，法律制度的体系得到了基本的形成。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背景主要是以现代法律制度为主。我国自成立以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十分曲折。特别是在时期，这时的法律制度已经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其真正的发展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所以，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近年来，我国也意识到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所以对相关制度内容也开始进行完善和建立。而我国人民的法律意识也逐渐增强，在面对一些问题时，可以考虑到用法律手段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近几年我国许多底层人民也会用相关的法律去维护自身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法律制度在我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也说明我国在逐渐步入法制社会，也说明我国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主要是用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

（二）法学方法的基础

法学方法的基础主要是不断从社会发展中得到的，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人们对相关法律在认识上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在每个时期法学方法都是一直存在的。通过对法律历史背景的了解，不论是在秦朝时期还是到现代，其历史理论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由于国家法律发展阶段不同，以及人文文化的差异，其理论也会有所差异。这种现象也导致现代社会出现不同的法系。也正是由于理论的差异化，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才会有所不同，才会有党派的区分，同时也造成社会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并不是法学方法论得到发展的所以原因。上述也提到过，由于人文文化的不同，其思考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在进行理论解析时就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解析程度也会不一样。所以，可以认为法学方法的基础是由人文和社会共同发展下的产物，其内容既包含了个人主义，也包含了整体主义。

三、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范围

法学方法的定义是在遇到某些纠纷时可以利用有关的法律规定也解决相应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其方法。为了对其概念进行正确的理解，需要了解以下几个内容：首先，法学方法中的主体是法律人。根据一般观点而言，法律人主要是实务法律人和学院法律人两种。实务法律人即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工作者等等，而学院法律人员则是指研究法律的人员，也被称为法学家。而在法律人中，法官的工作占据了一定的主导作用。这是因为立法的主要目的为了保证法律的适应以及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被实施；并且，从诠释学而言，法律最终代表什么是由法官最后的判决来决定的。此外，法律人在解决案件纠纷时，所用到的是法律规范并不是法律条文。对于法律条文，不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只是法律规范的一种表达形式，但是并不一个法律条文就对于一种法律规范。而概念法学则是用来对法律进行强调，其体系主要是由法概念作为构成因素而组成的，法的适用是通过法律概念和逻辑推演而来的。这种法学方法所强调的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忽视了实质问题，仅对安定性进行了强调，而忽视了法的目的性。并在这一概念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而现代资本主义其发展已经突飞猛进，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在运用这类概念和这类推演方式时，已经不能适应了。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其科学主义所带来的是更加注重结构主义方法和实证分析，同时由于这一发展过于极致，也为现代法学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法学方法论中由于过度的在乎科学主义，而导致法学中人的主体性和其自身价值而逐渐消失。综上所述，在案件纠纷中，法律人利用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解决，其过程需要经过逻辑中的三段论推，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通过具体分析，就是在案件纠纷中，法律人需要先对案件的事实进行确认，并作为案件的小前提；然后对案件中可能需要的法律规范进行总结，这一内容则是大前提；最后，要以整个法律体为主要依据，从上述的前提中对案件作出裁决，最终得出结论。

四、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影响法学方法论的主要因素就是时代和国家的管理制度。即使学者在对法学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但是由于国家差异化，导致所需要的依据和理论也会有所不同。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对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导致法律制度中还存在严重的不足，所以，在对法学方法论研究时并没有准确的方向更没有完善的理论依据，因此我国的研究道路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只有进行不断的探索，才能让我国的法学方法论的基础理论变得更加完善，而我国的法律制度体系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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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转参考文献:

[1]〔英〕卡尔o皮尔逊.科学的规范[M].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张鸿骊.科学方法要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3]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德〕卡尔o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

[5]林来梵.法学方法论辩说[J].法学,2004,(2).

[6]张守文.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J].现代法学,2001,(6).

[7]刘大椿.科学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张守文.经济法系统的系统分析[A].杨紫.经济法研究:第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张守文.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初探[J].法商研究,2003,(5).

注释：

①各类学者之所以纷纷加入方法论的探讨,是因为方法论实在太重要。诚如皮尔逊所言:"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

②如近些年来出版的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版;拉伦茨(KarlLarenz)的《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等等。

③如果说比较有法学特色的研究方法,大概学者一般会提出"权利-义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但除此之外,恐怕很难提出真正的法学所独有的研究方法。

④对于法学方法论的内涵如何,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看法不尽一致;同时,就法学方法论本身的含义,学者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对此林来梵等学者已经有了一些探讨。

⑤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方法"一词在西文中源于希腊文,是"遵循某一道路、路径"之义;而在我国,学者则认为"方法"一词最早出自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意指"度量方形之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⑥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包括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即时空人的三维"二元假设")和特殊性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知行"二元假设")。前者体现了经济法同各个部门法的共通性,而后者则体现了经济法同各个部门法的差异性。

⑦随着人们对于实证研究的重视,许多经验方法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例如,调查方法在法学研究中已有了广泛的应用;此外,统计方法的运用也正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因为人们越来越强调要"言之有据",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尤其强调要有"数据"。

⑧如维特根斯坦、福柯、波斯纳等大家,就分别在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法律经济学方法等重要方法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⑨整体主义的方法或整体主义方法论,曾经被认为是人类最早选择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例如,柏拉图就被称为"整体主义鼻祖",而且在东方古代先哲的思想中,也大量地存在着整体主义的印记。此外,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也存在着多个整体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孟德斯鸠、涂尔干等。尽管有学者对其方法论提出过质疑,但不应全盘否定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积极作用。

（10）个体主义方法或个体主义方法论,是17、18世纪以来的一些思想家所坚持的一种方法或方法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布斯、洛克、米塞斯等。而"个体主义方法论"一词,则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08年最早使用的。目前,有许多学者,特别是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较为推崇个体主义方法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11）系统分析方法是可用于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其中还包含着若干具体方法,如整体分析方法、动态观察方法、级次分解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

篇4

【关键词】个人主义方法论；法学；经济学

个人主义方法论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但是其工具价值也备受争议，一些学者甚至试图通过建立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框架替代个体主义方法论，致使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它在法学领域也不可避免地陷入理论困境。[1]

一、个人主义方法论概述

个人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古希腊哲学家用“从部分说明整体”的方法来阐释生命现象。“个人主义方法论”则最早由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08年提出并运用。

个人主义方法论可以作如下定义：它是指以个人作为学科分析的基点或进行研究的基本单位，通过对个人行为、动机、目标、利益取向的分析，来展开学科的一般原理及规律性问题的研究，从个人视角探究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困境

个人主义作为方法论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后备受关注和争议，一方面遭到整体主义方法论、群体主义、集体主义等观点的挑战，另一方面还无法摆脱自身所存在的理论缺陷，从而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困境具体从以下两方面论述：

（一）外部困境：整体主义方法论

整体主义方法论发展至今已较为成熟，它主要站在分析主义、外部归因或是社会决定论的立场来看待个人，对社会进行整体分析，其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人或是个人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或倾向，认为社会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的大规模行为是由宏观规律所调节和支配的，不能解释成由相互作用的个人行为所产生的规则或倾向。[2]

（二）自身困境：极端孤立化的倾向

个人主义方法论有试图完全消除人的社会属性的理论倾向，并且试图用纯粹的个人主义术语来表述和解释社会理论，容易走向极端孤立主义的误区。任何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揭示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律，而以孤立的个人作为研究对象过于片面化。个人主义术语无法实现对社会术语的替代，如“阶级”、“统治”等社会术语并不是由单一的个人关系组合而成，难以通过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术语来进行阐释。[3]

四、个人主义方法论存在于法学研究的合理性

从多种角度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对于法学方法的具体研究和启发意义不容忽视，我们应当重视个人主义方法论在法学研究中的移植与创新。

（一）整体主义方法论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证成

从关系角度讲，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出现并非否定和对抗个人主义方法论，反而证成了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存在价值。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其一，整体主义方法论难以跳出因果决定论的陷阱，因为它在研究的过程中忽视了制度、规律背后的个人行为和主观感受，从而陷入了“历史决定论”的误区，认为在历史流变的过程中，个体观念是一种无意识的创造。[4]其二，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作为两个不同的分析方法，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整体主义方法论以集体、群社、国家等集体概念作为分析的单位，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理论构建的原理，从而确立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流程。

（二）现代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进步

个人主义方法论并未完全排除个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它所指称的个人，主要是通过对人的一般特性进行提炼所得出的抽象个体，而不是以某个特定的人作为参照对象，其研究的个体具有人的一般特征，它实际上是学科的抽象使然。[5]社会科学研究本身针对的是常态的行为，而不是异常现象，只有从抽象出的具有一般特征的个人作为出发点，才能够真正发掘社会活动的全貌。例如，法律规则便是根据人的普遍类型来制定的，这种普遍性必然包含了人的社会属性。

个人主义方法论首先是在经济学的运用上成为成功范例，推而广之，蔓延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法律与经济学本身存在着天然的同盟关系，法律中蕴含着极丰富的经济因素。因此，我们不可忽视个人主义方法论在法学领域蕴藏的巨大的工具价值，应当注重它在法学研究中的移植与创新。

【参考文献】

[1]（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邓正来，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2：387.

[2]（法）E.D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19.

[3]（德）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52.

篇5

【关键词】法学；研究方法；方法论

对于方法一词，我们并不陌生。在工作中，我们要注意工作方法；在学习中，我们要讲求学习方法；在科学研究中，我们更要运用研究方法。那么何谓方法？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方法就是人类在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特定方式；这种方式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内容。所谓方法论是指某一科学领域中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的集合。方法论对于学科的研究尤其重要；科学、正确的方法，不但有利于研究，而且会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法学研究中，我们又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论？

一、法学方法论释义

所谓法学方法论，指的是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各种方法以及对这些方法所作的理论阐释。在广义上，法学研究方法指的是在法学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人们所采用的各种方法；既包括学者们在法学理论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也包括司法工作人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特定方法。在狭义上，法学研究方法仅指后者，也即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在运用法律处理案件时采用的方法。

二、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方法论的原则在方法论的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原则是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思路。对于法学研究而言，我们所坚持的方法论原则有以下几点。

1、以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求”就是研究。在进行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做学问、搞研究时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凭主观臆断。

2、以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观点。法律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因此，在法学研究中，我们必须结合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状况来研究各种法律现象，否则就不能解释法的相关理论。

3、以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在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在研究法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法律置于缤纷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其与各种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来研究法律，从而把握其本质和发展规律；而不是将其与社会生活孤立和割裂开来。

4、以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社会历史的发展观点。按照的世界观，整个世界是运动和发展的，人类社会如此，法律也更是如此。社会生活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法律也应适时地做出调整来应对这种变化。在法学研究中尤其要用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分析各种法律现象。

三、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在法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中，法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在众多具体的研究方法中，有一些方法在法律现象矛盾特殊性方面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同时在法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中也被普遍适用。这些方法被称之为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就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占有重要地位，其在法学研究中也被广泛应用。人们普遍认为法律具有利益性，法律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来调整利益分配、影响人们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关系。作为法学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法为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也为法制实践提供了理论参照。

2、价值分析方法。所谓价值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实践活动的目的和动机的体现。在法学理论的文献中，价值经常被定义为值得希求的或者美好的事物。价值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对社会现象价值属性进行认知和评价的方法，对一定的社会价值或理想予以揭示、批判或确证。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从终极的意义上说，它本身的存在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一定价值的实现。

3、实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是在价值中立的条件下，以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为基础来建立和检验知识性命题的各种方法的总称。实证分析方法之所以是法学的基本方法，就在于法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揭示法的实然状态，即回答法在实际上是怎样的。法学之所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这类“法律实然”问题的解决，只有经过严格的专门训练并借助于特定的实证分析方法，才能做出准确的回答。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法律出版社，1997.

篇6

关键词：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国宪法问题，实践

近期以来，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成了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i]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学科成长的体现，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滞后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界的研究方法还远远没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主张以中国宪法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模式。以期对宪法学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

（一）第一代宪法学教材对研究方法的探讨[iii]

1982年宪法的修改通过迎来了宪法学研究的春天，一些宪法学教材和普法性质的宪法读物相继出现，[iv]1985年10月份在贵阳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标志着宪法学人开始有一个正式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当时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专著或者论文中所提及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阶级分析方法；[v]2、历史分析方法；3、比较分析方法；[vi]4、系统分析方法；5、理论联系实际方法。[vii]

从学者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方法的自觉意识开始萌芽，不同的教材都提及了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了研究方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正如学者们自己所言，其所论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当时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宪法学研究方法还没有与法理学及一般部门法有根本区别；方法与教材内容联系不大，相互脱节，方法与内容是两张皮；对宪法进行注释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等。

（二）第二代教材及论文对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viii]

如果说第一代宪法学者开启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伟大航程，第二代宪法学人则开辟了不同的航线，其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方法论自觉性也大大增强。[ix]宪法学人所运用的方法举其要，有以下几种：

1、用法权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x]2、经济分析方法。包括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宪法学。[xi]3、规范宪法学的方法。[xii]4、宪法哲学的方法。[xiii]5、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xiv]6、宪法社会学方法。[xv]7、宪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xvi]8、宪法学研究的逻辑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等。[xvii]

方法的多元与流派化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宪法学研究开始进步的体现。宪法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忌讳的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方法、一种立场。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有少许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认为宪法学者在确立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至少要考虑如下因素：什么是研究方法？何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注意那些问题等？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研究方法

所谓研究方法是指在探讨问题或社会现象时所持的立场基础和方式方法手段的总和。方法是有层次的，一般而言，方法有方法论和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xviii]方法论基础是本，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是末。方法论基础决定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的运用，而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又为一定的方法论立场服务。学者在论及方法时要意识到自己是在那一个层次上探讨方法的，否则讨论就会失去共同的话语平台。

本文认为法学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层次：

（1）方法论：哲学基础、逻辑、范式、价值、客观性；

（2）普通方法：历史分析、比较研究、规范分析、阶级（本质）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分析法等；

（3）具体方法：方法手段如：问卷、访问法、观察法、计算机技术、统计分析、利益衡量、价值补充、漏洞补充、文献研究等具体方法

宪法学是法学学科分支之一，宪法学研究方法要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述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在一般意义上也适用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宪法学包括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前者主要运用方法论进行研究，[xix]后者主要用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进行研究，方法论基础决定了具体方法的运用。一般而言，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与政治哲学、逻辑、价值取向连在一起。作为普通方法的传统注释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宪法的政治哲学基础，其实宪法学研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上，即你的立场是什么？一定的政治哲学观念、立场又指导对宪法本质、基本价值、范畴等的看法。因此，规范分析等具体方法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规范分析等普通方法的运用，而过多关注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而规范分析又是宪法学研究之特色的体现，这样离开规范分析，只注重政治哲学基础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流于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中。因此，方法的融合才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偏见”。

三、什么是宪法学研究方法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宪法现象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宪法学研究方法有一般研究方法的共性，更有宪法学学科特性，其特性是由宪法现象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宪法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于其他学科所要面对的问题决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上，在比较中体现其方法特性。

（一）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方法主要从法的一般规律出发来研究法这一社会现象，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围绕法的产生、运行、变更、存废等而展开，宪法是法的一种，也有一般法的特性，但宪法是高级法，其特性也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一般法的研究方法有区别。因此，把法特别是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宪法学中是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只是看到宪法的法的维度，而没有看到宪法“宪”的维度，而“宪”的维度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在。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以宪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对象不同决定了方法具体运用的不同方式，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学者总结宪法现象主要有以下四大要素：1、宪法规范；2、宪法意识；3、宪法制度；4、宪法关系。[xx]这种总结当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本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上述四大要素其本质是围绕个人自由、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力“三位一体”而展开的，宪法就是在上述三者之间划定界限，达到“定分止争”之目的。法的一般研究方法只有用来分析如何控制、规范、保障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时，这时法的一般研究方法运用到宪法学中才有意义，如果法理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用来研究宪法现象及其本质规律，只是简单的“嫁接”，则对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就不大，而这个“转化”要多年的功力，特别要在对宪法现象有深刻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能完成，否则一般的法理学研究方法对于解释宪法现象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宪法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与宪法学是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中国传统上，这两个学科没有明显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没有分野，[xxi]近些年，学术界又出现一个新的趋向，有学者认为一个学科的成熟是它与相关学科越来越远，因此，宪法学研究要远离政治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偏颇之处，因为事实上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一个学科与相关学科既远又近，说远，是指一个学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相对独立的学科话语系统，说近，是指一个学科会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不断完善自己，在交叉中获得发展。宪法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关系不是平行线，他们之间有“交集”。

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要直面政治问题，[xxii]宪法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离开政治问题就没有宪法存在的价值，关键是宪法学者主动或者被动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如果像“”时期中国情景那样，学者对政治声音只能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这种宪法学术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今天宪法学的部分学者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以为宪法学研究方法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宪法学研究与政治、政治学的分野，我们以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宪法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共同的对象是国家，是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规范、保障等的研究，宪法学的研究离不开政治和政治学，这是宪法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只是要以宪法学的方法和立场研究政治问题罢了，而不是说宪法学研究可以回避政治问题。

研究对象的大致相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类似，特别是政治哲学与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有极大的一致性，因此，宪法学研究方法离不开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宪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毕竟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又要反对宪法学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混同。

（三）宪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解释方法

一般学者在论及宪法研究方法时可能会混淆二者的界限，我们认为宪法解释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是在解释宪法时所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解决宪法适用中的问题，属于实用宪法学的范畴。宪法解释方法其实是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进行解释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与宪法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限于对宪法及相关宪法性文本进行解释，而宪法学具体方法所涉及的有宪法文本，也有其他宪法现象。当然，由于宪法解释在司宪国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占去了宪法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因而部分学者把宪法解释学方法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民法学者在谈及方法时，其本质是民法解释学，甚至民法解释学就等同于法学方法论。[xxiii]因此，把宪法解释学看作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精粹，甚至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抽象的宪法和静态的宪法只有经过解释才可以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而宪法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是宪法的生命所在，适用具体案件的宪法解释方法也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生命所在。

但是，宪法解释方法毕竟不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研究方法除了宪法解释方法外，还有方法论、其他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其中方法论是理论宪法学研究方法，这明显有别于作为实用宪法学方法的宪法解释方法。

四、什么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

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中国宪法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当然要遵循法学及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及共通的方面，但是其研究对象毕竟是“中国”，而且是“当代中国”。因此，研究方法注定会有一些特殊。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坚持一般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要注意个性，本文不重点探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类型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探讨在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要注意的几个维度。

（一）要有问题意识，注意到宪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面向。[xxiv]研究方法其实只是说明或者研究具体问题的手段，中国宪法学所面对的是中国问题。目前宪法学界研究方法与内容、问题脱节的情况依然存在，问题意识还不够强。[xxv]学界纯粹谈方法，开了研讨会，也写作了不少研究宪法学方法的论文，但是其方法论上的自觉性还是不够，少有运用自己所主张的方法写作、针对具体问题论述的专门著作。方法与自己的学术著作及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两张皮。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对宪法学界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有在自己的专著或者论文中使用了方法来探讨问题，方法多元的格局自然会到来，如果硬要创造一些所谓的方法来，实在是不可取的。宪法学学术流派和学术良性争鸣的局面要靠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来形成，对一个问题可以运用一定的方法论从历史、比较、逻辑、价值、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方法存在的地方和意义所在，而这种局面现今还远远没有形成。

方法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本，方法是末，在问题中体现方法、运用方法。笔者甚至设想，什么时候不谈方法了，在宪法学教材中也不论述方法了，[xxvi]而只是在教材论述中或者研究宪法具体问题时运用方法，这时宪法学研究才会真正成熟。

（二）要对中国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对中国宪法文本主要有两种大致相反的看法，一种研究者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宪法文本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基础，对宪法文本指责成分大于辩护，这种研究者本文称为宪法悲观主义者，宪法悲观主义者研究宪法主要以西方理念，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为理论基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侧重对宪法的原则、价值、民主、法治等宪法理念的研究，这种研究者在宪法学研究会中人数相对较少。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宪法本身是良好的、有其正当性基础，认为建设主要是一个现行宪法的实施问题，在贯彻实施中国宪法后所达致的就是状况，这种研究者是宪法乐观主义者，宪法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运用宪法解释方法对宪法文本进行分析，坚持现行宪法，就能够逐步实现。

应该说，持上述两种宪法观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中国宪法问题意识，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既不能建立在对中国现行宪法“妖魔化”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对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的基础上。既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的优点，也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研究者要保持的适度理论张力。当然，正如斯密特所持的看法一样，宪法分为与宪律，宪法文本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的决定权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决断的结果，研究者从自律的角度看，只能在现行宪法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宪法问题，这是学者所要注意的面向。

当然，理论上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各种研究都是值得提倡的，这种研究也许是从批评或者建设的角度出发，也许是从合理性论证角度出发。本文主张要对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不事先预设价值判断，只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实事求是进行客观评价，这是研究者确立中国宪法研究方法时所应持的态度。

（三）在研究方法运用时处理好宪法学研究中的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的关系，即世情与国情的关系。纠缠在宪法学研究者心中的“结”之一是宪法有没有普世性价值，如果有，则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是什么关系？怎样理解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如果宪法没有普世性价值，则中国宪法价值观与西方宪法价值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否则会影响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使用。[xxvii]

主张宪法普世性价值者认为：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纵向范围是没有例外的。一般而言，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部分学者主张民主、个人自由、在民、权力的相互制约、法治、违宪审查等具有普世性价值，这些普世性价值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实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所谓的途径差异。而主张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更愿意看到宪法价值的地区特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宪法经验是不可以照搬的，主张中国宪法研究者要看到中国宪法所坚持的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宪法价值观的道路，他们更加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者的潜意识中，这种所谓西方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是客观存在的，前述对中国宪法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其研究的前提预设是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法的普世性价值有悖，其所持的是宪法的普世性价值观。而对中国宪法文本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价值观。对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和中国特色所持的理论倾向可能会影响到宪法学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持普世性价值观的学者在对中国宪法文本解释时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批判”，甚至不屑于所谓文本分析，这种学者的潜意识里是中国有宪法文本，但只是“名义”宪法，不是“实质”宪法。这种学者的知识背景主要是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的宪法价值观，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是更加注重对西方宪法的研究，并且相信西方宪法价值观可以在中国得到适用的。持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学者不承认宪法的“名义”与“实质”之分，认为中国现行宪法既是“名义”宪法，也是“实质”宪法，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区分的概念，认为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强调中国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注意中国宪法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特色，侧重对现行宪法进行合理性、正当性的诠释和理解运用，认为建设法治国家，只有在坚持现行宪法基础上进行，任何偏离现行宪法的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反对任何急剧变革宪法的思路。

其实，人的两面性决定了宪法价值观的两面性，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决定了关乎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价值观的普世性。人在不同社会和历史状况的不同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宪法保护方式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宪法的普世性价值会使问题简单化，看不到人的社会性差异的一面。过分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则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中的共通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规制方式的一致性。因此，既要看到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又要看到普世性价值的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途径的不同。因此，我们不可以照搬西方的制度，也不可以拒斥其成熟的经验，既要看到中国的特色，也要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他国法律趋同化趋势。[xxviii]把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既注意到宪法的普遍性原则，又看到宪法原则的具体实现途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方法，否则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就会迷失方向。

（四）正确处理“时差”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也是中国基本国情之一。中国宪法与西方国家的宪法也存在“时差”，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法治观念、民主实践、宪法观念、宪法原则、宪法文本、宪法的司法适用等。西方国家近代宪法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是要认真考量的。由于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存在“时差”，当代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实践，主义的背景和前提更是应当研究的重点，即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如何达致等难题。当然中国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种“时差”，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近代宪法诸如控制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司法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语境是把中国看作成熟的国家，把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其研究的中国宪法问题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宪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证明和论证，这样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对宪法问题的看法势必会“水土不服”。同时，在对宪法所研究的问题取舍方面，比较注重“前沿”问题，其实有些宪法问题即使在当代西方也存在重大的观点分歧，这种“前沿”问题对中国宪法研究的实践意义不大，我们主张当代中国宪法研究的重心还是宪法基础理论和主义的背景，这是确立当代中国宪法研究方法的务实态度。

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对当下中国宪法所处的世界革局中的“位置”是要牢记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注意到研究问题的“语境”，才不会照搬西方宪法学话语，其实西方理论有自己的言说语境，离开具体的语境而论述宪法问题是很难对解决中国宪法问题有所帮助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意识并且发现当代中国宪法学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其研究才会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否则就会超越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其所研究的就不是“中国宪法问题”。

当然，在看到“时差”的同时，研究中国宪法时也要考虑到目前中国宪法与世界他国宪法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即除了历时性的差异外，也有一些“接轨”的共时性问题，这也是确立研究方法时要认真考虑的，我们反对走极端的偏见。

（五）要注意到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难题在于实践的亏缺。宪法与法律一样，其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困境在于没有或者很少有违宪审查实践，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违宪审查的案件，只有少数宪法“事例”。因此，学者研究的“题材”少，年轻学者或者海外归国人员只好在研究中引用大量外国宪法案例，这种研究对于了解外国宪法的运用和理解其宪法原则、精神、价值、制度等方面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其研究不“发现”外国宪法与中国宪法的“对接”点所在，则实用价值也不大，毕竟宪法学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所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论述外国宪法时引经据典，鸿篇巨制，而中国宪法教材或论文在论述中国宪法问题时则显得相对较“空”。这样，宪法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就到了瓶颈阶段，这是目前所谓方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研究西方国家的宪法，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要从西方宪法中提炼对中国宪法发展有价值的原则和经验。另一方面，学者在价值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同时，应当用更多和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用宪法学原理去说明、分析、阐释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宪法理念为指导去关怀我们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和一切事，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研究的唯一源泉。

注释：

[i]比如在2004年度，中国宪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于杭州联合举办了“宪法学基本范畴与研究方法研讨会”。另外也有就宪法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的专业论文，部分论文在下文会提及。

[ii]中国研究宪法的学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以宪法学研究会为标准，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本文被当作一个群体对待。另外一部分学者也研究宪法及宪法现象，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宪法学研究会，这一部分学者主要以自由主义学说或者其他学说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基础，对宪法问题进行更加宽泛的研究。当然，对研究宪法的学者进行的这种界分是不精确的、粗线条的，宪法学研究会中的宪法学者也有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理论基础进行宪法学研究的，而宪法学会外的研究者包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有观点上的分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规范研究。本文所探讨的方法及其反思主要是针对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而言。

[iii]这里所举主要是第一届宪法学研究会干事会及其领导机构成员所编写的教材及专著、论文的观点。

[iv]1982年到2002年宪法学教材索引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1982——2002），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959页。

[v]参见张光博主编：《宪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光博著：《法辩》，2002年征求意见稿等。

[vi]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吴教授较早提出了阶级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对照与联系实际四种方法。

[vii]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许教授认为阶级分析方法是本质分析方法的一种。

[viii]本文所谓第二代宪法学人的著作主要是指第一代学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第子们所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等。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当时在读或者后来毕业的博士和硕士。当然在中国参加宪法学研究会并且对宪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者绝不仅仅限于上述高校的老师与学生，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留学回来的宪法学者也对宪法学研究方法有贡献，因此，本文的划分是粗线条的。

[ix]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二代学者所编的宪法教材都有关于宪法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有少数没有介绍研究方法的，比如朱福惠主编：《宪法学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潘伟杰著：《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x]参见童之伟：《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改造》，载《法学》1994年第9期。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xi]参见邹平学：《的经济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经济分析方法对研究的导入刍议》，《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赵世义：《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经济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世义：《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赵世义：《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等。

[xii]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以下。

[xiii]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郑贤君教授认为自己主张宪法哲学研究方法，并且有高度的自觉。也可参见郑贤君：《宪法学及其学科体系科学性的理论依据》，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江国华博士也对宪法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其博士学位论文就与宪法哲学有关，参见江国华：《宪法哲学批判》，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xiv]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作者介绍了韩大元教授主张宪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同时韩教授还对宪法文本研究有很有兴趣，写过相关论文，参见“中国网”所载韩教授及其与学生合作的论文。

[xv]参见韩大元：《试论宪法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xvi]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5页。

[xvii]莫纪宏教授所编教材提出了历史、逻辑、实证、价值、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参见莫纪宏主编：《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xviii]有学者认为方法有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之分，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也有学者认为方法有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认为方法有方法论与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宪法学者一般谈及的方法事实上都是具体方法，而很少从方法论角度谈及方法，方法论关涉到宪法的政治哲学或者其他理论基础，他决定学者的“立场”。有关方法论的书籍主要是政治哲学或者法理学、法解释学方面的，本文不一一提及。

[xix]一般而言，政治哲学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当今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政治哲学基础，其中自由主义又因具体观点不同可分为形形的各种派别，除了上述三大派别外，其他如功利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等也是政治哲学的派别分支。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xx]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xxi]最先的政治学研究会和宪法学研究会没有分开，宪法学研究从属于政治学研究，第一界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后，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开始在体制上分开。

[xxii]斯密特把宪法分为与宪律，前者主要是掌握制定宪法权力者，对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形式及属性，所作的政治决定。参见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7—18页。

[xxiii]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两本书都以“法学方法论”命名，但是谈及的都是民法解释学的内容。

[xxiv]所谓注意中国问题面向的研究者主张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宪法学研究的根本，宪法学研究要注意不同的利益问题，人的利益是宪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权力要尊重不同的利益，宪法的精神在于规范、控制、保障国家权力，以达致尊重人的利益和人权保障的最终目的，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用宪法来规制国家权力以达保障个人自由之目的是宪法的基本价值所在，其中违宪审查机制是制度性保障，因而是宪法学研究的最重要课题。这种研究范式被称为“利益——权力”模式。其研究特点是把研究方法融入到所探讨的问题中，不具体讨论研究方法，但是运用了研究方法。探讨相关问题的论著参见胡锦光著：《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宪法的精神》，载王锴著：《公法论衡》（代序），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胡锦光著：《尊重利益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等。

[xxv]至于宪法学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和“范畴”、如何获得“问题”等，不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内容。

[xxvi]国外学者除日本外很少有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比如德国阿列克西是方法论大师，其名著《法律论证理论》探讨了方法，但是在其《宪法权利理论》（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一书中也没有专门探讨方法的章节，只是其研究过程中方法自觉性很强，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宪法学著作也很少有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在宪法学研究比大陆发达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参见台湾学者的宪法学论著如陈慈阳著：《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法治斌、董保城著：《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等。

篇7

整体与部分从来都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整体与部分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整体是由部分有机组合而成的，整体不能脱离某部分而存在；另一方面，部分作为整体内部所包含的因素或过程，总是处在与其它部分相互联系或相互作用之中。因此，从人们对客体的认识来说，只有认识了部分，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也只有认识了整体，才能更好地认识部分，这应是理所当然的认识论原则。指导学生在学习和复习过程中学会辩证地看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学会运用整体学习法和部分学习法进行学习，无疑对提高学习效率和掌握研究事物的科学方法有着重大意义。

一、整体学习法与部分学习法的内涵

任何事物都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也必须遵循这种辩证关系及其规律：首先，在认识事物的特性时，应该坚持从整体出发去认识事物，而不应从部分出发去认识事物，否则就会陷于谬误；其次，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又应努力通过部分去认识事物整体，通过部分去改造事物整体。

基于上述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笔者认为：整体学习法就是把学习的内容当作一个整体来学，先求得一个概括、全面的了解，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整体到部分，以大带小的学习方法；部分学习法就是把学习内容分成几个相互联系的部分，通过学习部分去认识整体，通过学习部分来改造、完善认知结构的学习方法。

二、整体学习法与部分学习法的学法指导

对学生进行整体学习法和部分学习法的学法指导，就是指导学生在学习和复习过程中坚持从整体出发去学习文化知识，并努力通过部分去学习文化知识。

1.从整体到部分进行认识，建构学科知识体系。对学生进行整体学习法指导，从整体到部分地对一门课程进行学习，建构学科知识体系。具体做法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进行：

（1）分析整套教材，建构学科知识结构。布鲁纳认为，掌握事物的结构就是以使许多别的东西与它有意义地联系起来的方式去理解它。他认为每门学科都存在一系列的基本结构，选择学科的基本结构来教学生，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则，有助于学生记忆。

教材的整体知识结构设计反映了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与学生心理发展顺序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是教材中所有知识要素和知识之间逻辑关系的总和，也是教材中最深广最复杂的设计。教材整体知识结构的设计既要考虑保证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更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教材设计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从而便于学生自主学习，有利于学生意义建构知识体系，完善其认知结构。这就要求教师在学法指导上应特别注重在吃透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对整套教材的设计思路和编排特点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在了解整套教材结构的同时了解学科知识结构，以便站在较高层次上对所要学的学科知识结构建立起整体认识，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意义建构知识体系，完善其认知结构。

（2）分析教材，建构学科知识体系。奥苏贝尔认为，“课程设计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学科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它们能显示出最宽广的概括和综合特性”。所谓“特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是指某门具体学科中那些具有高度概括和包摄水平的基本概念、原则、原理等，它们是“强有力的观念”，决定了该门学科的基本结构。

课程模块是学科知识结构“逐渐分化”的产物，在学科知识结构体系中居于中层，起着“特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的作用。要指导学生通过分析教材的知识结构设计，充分认识、利用模块在学科知识结构体系中承上启下的“纵横贯通”作用，就应处理好三对关系：第一，模块与学科知识结构的关系：模块是学科知识结构“逐渐分化”的产物，是学科知识结构的具体化。对模块的学习需要理清模块在学科知识结构中的位置、作用以及对学科知识结构体系的意义，突出了模块对知识体系的“纵向”联系。第二，模块与模块的关系：模块与模块之间的关系包括必修模块之间、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之间以及选修模块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必修模块之间和选修模块之间往往以横向联系为主；必修模块往往是选修模块的基础，选修模块是必修模块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理清了模块与模块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很好地突出知识体系的“纵横”联系。第三，模块与主题的关系：模块进一步“逐渐分化”则是主题

，模块与主题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教材与教材章节之间的关系。指导学生分析教材的知识结构设计，帮助学生理清模块与学科知识体系关系的同时，还要理清模块之间的“纵横”联系，充分发挥模块的“特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作用。

（3）分析教材章节，建构模块知识体系。主题是模块“逐渐分化”的产物，教材的章节有机构成教材体系，而且对基础知识起到“特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的作用。分析章节的知识结构设计，也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主题与模块的关系、主题与主题的关系和主题与基础知识的关系。通过指导学生分析教材的章节结构，帮助学生理清主题与模块关系的同时，通过理清主题与主题的关系指导学生认识并建构起“纵横”联系的模块知识体系，通过理清主题与基础知识的关系指导学生认识并建构起“纵横”联系的主题知识体系。

对学生进行整体学习法指导，就是分别以学科知识体系、模块知识体系和主题知识体系为整体，从整体到部分地对课程进行认识，建构起学科知识体系的“立体网状结构”，为进一步学习筑牢“固着点”和“生长点”，以利于学生的意义建构。

2.从部分到整体意义建构，完善认知结构。指导学生通过整体学习建构起学科知识体系的“立体网状结构”后，在运用部分学习法学习章节知识时，教师要特别注重指导学生把部分学习与整体学习结合起来。为了巩固所学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其“结构化”到其上位知识中去，也就是说，在用部分学习法学习时，要有意识地把所学内容这个部分“结构化”到其上位的整体中去。具体做法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 　（1）基础知识“结构化”到章节，完善主题知识体系。学生用部分学习法学习时，教师要指导学生及时将所学基础知识“结构化”到其上位章节知识体系中去。特别是对一些具有“特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的理论知识，要指导学生将其“结构化”到模块甚至学科知识结构中去，在学科背景或学科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解和掌握，然后再以这些重点知识作为“固着点”来学习其它相关知识。

（2）章节知识“结构化”到模块，完善模块知识体系。在学完一个章节的内容后，教师要指导学生及时进行总结，理清所学章节与其它章节以及教材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使所学章节与其它章节及教材“发生联系”，进而将所学章节“结构化”到教材中去，完善模块知识体系的认知结构。

（3）教材知识“结构化”到学科，完善学科知识体系。同样，在学完一本教材的内容后，教师也要指导学生及时理清所学教材与其它教材以及整套教材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使它们“发生联系”，将所学教材“结构化”到整套教材中去，完善学科知识体系认知结构。

通过指导学生将所学内容“结构化”到其上位知识体系中去，可以引导学生理清所学知识这个“部分”和学科知识体系这个“整体”之间的关系，达到使所学知识在学生认知结构中都有稳固的“固着点”，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牢固掌握所学知识的目的。

三、小结

总之，只有认识了部分，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也只有认识了整体，才能更好地认识部分。整体学习法与部分学习法是充分利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为指导的学习方法。进行整体学习法与部分学习法指导，就是指导学生对知识的学习采取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这样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即先整体学，对全部内容有一个总体认识，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于那些重要的部分再深入探究，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始终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做好“纵横联接”，建构起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1]孙小礼.从部分与整体谈科学方法[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15(4):10—18.

[2]常绍舜.从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看系统论与还原论的适用范围[j].系统科学学报,2008,16(1):87—89．

[3]布鲁纳.布鲁纳教育论著选[m].邵瑞珍,张渭城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27．

篇8

关键词：法律公理体系，论题学，实践知识，情境思维

一、法律公理体系之梦

体系思维对职业法学家有一种诱惑的力量。近代以来，由于受到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法学家们对公理体系思维抱持某种近乎拜物教式的信念，认为：法律内部应当有某种前后和谐贯通的体系，所有的法律问题均可通过体系解释予以解决[1].建构概念清晰、位序适当、逻辑一致的法律公理体系，对于所有的法学家都有难以抵御的魅力。道理很简单：假如法学家能够将法律体系的各个原则、规则和概念厘定清晰，像“门捷列夫化学元素表”一样精确、直观，那么他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千百年来一直困扰专业法律家的诸多法律难题。有了这张“化学元素表”，法官按图索骥，就能够确定每个法律原则、规则、概念的位序、构成元素、分量以及它们计量的方法，只要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来操作适用规则、概念，就可以得出解决一切法律问题的答案。法律的适用变得像数学计算一样精确和简单。我把这样一种体系化工作的理想称为“法律公理体系之梦”。

在19世纪的德国法学中，“法律公理体系之梦”风行一时，众多一流的法学家曾经为之倾心。当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就指出：法学是“彻底的历史及彻底的哲学性”之学。他将法学的“哲学性”因素同“体系性”因素等量齐观，认为：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实在”法有一种“内在的理性”，这种理性促成实在法的统一及关联性，只有体系化的法学才能发现之[2].其门徒普赫塔（Georg Friedrich Puchta，1798-1846）进一步将这个体系理解为形式逻辑的、抽象概念体系，从而走向“概念法学”之途[3].其后的“潘德克顿学派（学说汇纂学派）”法学理论（即概念法学）大体上具有相同的信条：法律是一个内含多样性而又具有意义整体的有机体系，该体系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建构的“概念金字塔”（Begriffspyramide）。人类根据国家的“理性建筑学”（Architektonik der Vernuenftigkeit）标准来进行建构，就可以通过一定的质料将这个体系表达出来（成文法典体系）。有了这个通过成文法典之质料表达的体系，所有的案件均能够由此加以涵摄。因为：“判决就是将法律概念作为（数学）因数进行计算的结果；自然，因数值愈确定，计算所得出的结论则必定愈可靠。……只有通过全面把握法律概念，真正的法律体系，即法律规定的内在相互依存性才可能产生。”[4]当时，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将这个“概念法学”的理想讥之为“琢磨着把法学上升为一门法律数学的逻辑崇拜”[5].

然而，现代的法律家们发现，法律体系本身不可能如概念法学所想象那样是一个公理体系（例如“法律数学”），即使建立起一个法律概念的逻辑演绎体系也是十分困难的。从理论上说，法律公理体系和法律概念演绎体系的建构本身尚有细微的差别：“从一些公理出发，根据演绎法，推导出一系列定理，这样形成的演绎体系就叫做公理系统。”[6]而如果从某个初始的范畴或概念（基石范畴或概念）推演出某个学科的全部概念，所形成的就是概念演绎体系。前者包含具有真值传递功能的命题（公理、定理），后者只是概念体系的排列顺序，而其未必有真值传递功能[7].

依据上面的标准，如果要创建法律公理体系，那就意味着：（1）必须首先寻找到法律逻辑推演的初始概念或符号（primitive symbols）、初始命题或公理（axioms）、初始推演规则（rule of primitive inference）；（2）要保证法律逻辑推演的初始命题或公理是“自明的”、“直觉的”、“公认的”、“不言而喻的”，并且具有真值传递功能；（3）要保证法律逻辑推演具有“完全性”，即从若干“法律公理”推演出整个法律体系或法学体系的全部命题。在这一点上，它必须满足或符合4个条件：第一，这个法律公理体系必须是没有矛盾的；第二，这个体系必须是独立的，不能包含任何可以从其余公理推导出来的公理；第三，这个体系必须是充足的，即能够推导出属于公理化理论的全部陈述；第四，这个体系必须是必要的，它不可包含多余的假设[8].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时代的实在法能够符合上面的形式化、公理化标准，恐怕未来的法律亦不完全能够在严格性、纯粹性和精确性上达到这个标准。原因在于：法律永远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生活，法律的语言尽管可以经过专门的建构，但也不能完全脱离日常语言。

也可以说，法律这样一种“质料”在本质上具有糅杂不纯的性质，体现在：（1）法律的概念并非纯粹形式逻辑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多义性；（2）法律之质料载体（判例法、成文法典等等）的有限性，使实在法律规范（规则和原则）可能含有漏洞、矛盾、晦涩、歧义；（3）由于前两个缺点的存在，实在法律规范作为推论前提本身不具有不证自明的确然性，而是具有可争议性的或辩难性的；（4）法律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它们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存在和发生效力的，没有任何一种实在法是无时间（适用一切时代）和无空间（适用一切国家或地区）规定性的。反过来说，实在法均具有“暂时性”和文化多元的特质。短暂性意味着法律的变动性、非确定性，这种属性与法律追求的安定性、可预期性、一致性理念是自相矛盾的。文化多元表明实在法的民众信仰基础的分化和在价值追求上的多目标化。所以，由于实在法律规则具有糅杂不纯的实在特性，下列问题在所难免：a）法律规则及法律语言大量存在着各自的意义“波段宽度”（Bandbreite），需要解释才能确定其相对明确的意义；b）法律规则之间发生冲突；c）实在法律规则存在规定上的漏洞，即：现实中发生的案件没有任何事先有效的法律规则（规范）加以调整；d）在特定的案件中，所作出的裁判可能背离实在法律规则之条文的原义 [9].由此可见，法律的上述特性难以完全满足形式逻辑之证明推理的形式化条件。

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作为法律公理体系演绎之初始命题或公理极难确立。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从最普遍化的、最抽象的“属”（genus）之意义上来寻求所有法律之有效性推理的前提条件。比如说，“法律来自上帝的意志”，“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律是公正与善良的技艺”，等等。但做这样的设定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从这些本身尚需要作初始界定的命题能否作进一步的推理，以至于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呢？恐怕没还有人有足够的确信来实现这个雄心，因为上述命题很难说就是“自明的”、“直觉的”、“公认的”、 “不言而喻的”，所谓“上帝的意志”、“理性”、“公正”、“善良”这些大词并非是“必然性的知识”，也不是一切法律文化都普遍接受或承认的逻辑前提，以此推论法律公理体系几无可能。换一个思路，我们先确定法律概念的“最小公分母”（如同美国法学家W. N. 霍菲尔德所做的那样），围绕此最小概念设定作为公理体系推演的初始前提，比如，“无权利则无法律”，“无救济则无权利”，诸如此类，那又会怎么样呢？不可否认，如果条件适当，法学家在有限范围内能够根据设定的前提进行逻辑推演。但这种推演能否依照公理化标准建构起跨越不同法律制度、不同法律部门的宏大体系呢？至少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哪位法学家已经做到这一点。汉斯·凯尔森曾经在实在法律规范体系之外假设一种“基本规范”（Grundnorm），但这只是一个逻辑推论的基石范畴或概念，而并非一个公理。那么，我们能不能将“所有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于基本规范”当作公理？这个问题本身实际上可能就存在“理论争议”，至少上述命题不会像“从任一点到任一点均可作直线”或“所有直角均彼此相等”之类的几何学公理一样不证自明。正因如此，把法学等同于形式逻辑学、甚至将此建构成为所谓的“法律数学”或“法律几何学”是不现实的。寻求这样一种“法律公理体系之梦”无异于试图寻求法律之逻辑纯粹性的“乌托邦幻想” [10].

退求法律概念的演绎体系又如何？应当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法学家都天真地认为法律体系或法学体系就是法律公理体系，但他们也从未放弃过“体系思维”，而提出过各种各样体系性法律建构的思想。比如，按照德国法学家埃塞尔（J. Esser）的说法，法律体系可能是“封闭的体系”，也可能是“开放的体系”[11]；卡纳里斯（G. –W. Canaris）把法律体系理解为某个法秩序之普遍原则体系（“价值论－目的论的”体系）[12]；还有些人则将之说成是“争端决定的体系”、“生活关系体系”、“单方面的体系”与“双方面的体系”、“可变性”体系或法律规范与法律原则体系等等[13].当然，也不乏有人愿意循着概念法学的思路去寻找法律概念的演绎体系，以实现诸法律概念有某种形式逻辑的（不一定属于公理化的）排列顺序的目标。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将它称为“外部体系”（或“抽象概念式的体系”）[14].他相信：由（作为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中分离出若干要素，将此等要素一般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类别概念（Klassenbegriff），进而借助增减若干（规定类别的）要素，形成不同程度的概念，并由此构成体系[15].这个建构路径确实十分诱人，也不乏可操作性。但有学者从中看出了“抽象概念”作为思考形式（Denform）的局限性，指出：我们常常在（作为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或具体的生活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与其说是抽象概念，不如说是各种“类型”（Typus）。依据阿图尔·考夫曼（Arthur Kaufmann）说法，类型思维是有别于抽象概念的思维形式：抽象概念是封闭的，类型则是开放的，概念式的思维是一种“分离式”、“非此即彼”的思维，类型思维则是流动的思维[16].进而言之，与抽象概念相比，类型具有下列3个特性：（1）“层级性”（Abstufbarkeit），一个类型之内可能会有无数的层级之依序排列；（2）“边界的不明确性”，由一个类型到另一个类型之间是由“流动的过渡”（fliessende Uebergaenge）所相接的；（3）“组成分子的不固定性”，类型是可以允许许多各式各样的元素组合的，从而形成“有弹性的标志结构” （elastische Merkmalsgefuege）[17].有关类型思维在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中的价值这里暂且不表，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指出：面对无以计数、无以穷尽的生活关系事实，仅仅依靠建构法律概念的演绎体系是远远不够的，法律的“过度概念化”反而不能适任其职。

二、被科学话语遮蔽的“法学范式”

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律公理体系之梦”其实就是法学的“科学性之梦”。追求法律客观性、确定性和一致性之实用目的与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数学）在近展中所确立的实证性之“科学范式”相遭际，造就了法学的“科学性之梦”。

由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法律概念之意义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几乎无所不在，而如何保证法官在解释法律和续造法律时具有统一的标准，以符合法治国之基本的理念（法律的确定性、安定性和一致性），是所有的法学家都必须首先予以关注并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从本性上说，法学作为一门学问，应当“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18].建构法律公理体系，按照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来完成法学的“科学性”、“实证性”范式转化，不失为近现代以来法学家力图解决“不确定性”难题的一种尝试，也是试图实现“合理化法律分析” （rationalizing legal analysis， 罗伯托·昂格尔语）众多努力之一。

但这也是被近代以来渐成强势的“科学－技术理性”话语所宰制的一种“理性化”努力，一种“科学殖民”的过程，是“科学”的方法论将“实践知识”的古老方法论驱逐出法学论辩与写作的过程，也是法学对自然科学之话语权力的主动归依。这样一种话语归依，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学家们经年形成的“内部观点”之惯习主义传统相牴牾。它采取了“法学外的法学”之“外观的立场”，模仿自然科学探求数学化的、经验主义的、可验证的实证客体，并且通过观察、比较、实验、分析和归类过程对法律进行“科学研究”。或者说，这种标榜“科学性的法学”以后验的（a posteriori）方法取代先验的（a priori）方法，象物理学那样把法律当作一个物质的实体——实际的法（actual law）或实在法（positive law），用可以度量、权衡轻重和精确计算的方式来研究和分析。如此建构的法学（可以名曰“法律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有的科学之“控制的动机”，正如自然科学研究的动机是通过认识自然来控制自然，社会科学发展的动机是根据科学规律来控制社会一样，法律科学兴起的动力则是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尤其是立法行为、司法行为，当然对违法行为的控制也是其研究的任务），在社会生活中确立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恒常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不受它所制约的生活和关系的影响（德国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1856—1938]即持此种观点）。很显然，这种“法律科学”的理论旨趣及其对法律的理论想象与所谓的“法则科学” （Gesetzeswissenschaft， nomological science）之旨趣和想象并无二致。

我们在此处实际上身陷于法学性质的宏大问题场域之中，对我们而言，被“科学话语”遮蔽的“法学”的学科形象似乎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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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学研究；实证主义；人文主义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至今，其理论与方法取向一直存在着分离与对立。在其1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诸多社会学流派，也产生了诸多的理论对立和争论，这些争论赋予了社会学更多的活力，也促进了社会学学科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论上的混乱。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争论。

一、方法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方法论是指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是人类认识和行动方式的总指导。社会学方法论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1）社会现象的性质及其理解；（2）社会研究的哲学基础及其假定；（3）社会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问题；（4）社会研究者的价值与研究之间的关系；（5）社会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及其应用；（6）不同研究方式的内在逻辑等（风笑天，2005：7）。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只有对方法论有了明确清楚的认识才能够对接下来的研究有清晰准确的把握。方法论对于社会学研究尤为重要，其原因在于社会学越是发展，越是没有一套绝对固定的方法论。由于社会学研究对象较强的主观性和社会学研究目标较强的客观性间的矛盾，社会学应在不同方法之间矛盾的选择中不断地诠释社会。在实践中社会学研究通常是以实证主义和以诠释、理解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的综合。这两套方法论虽然对立，但它们自身的逻辑合理性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指导。

二、社会学研究的两大方法论

（一）实证主义方法论

作为西方哲学中的一种传统，实证主义通常是指关于人类知识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态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前提是：研究对象不依赖于研究者而独立存在；事物本身具有其内在固定的、可以重复发生的规律；事物的量化维度可以用来考察事物的本质（陈向明，2000：14）。该方法论认为，无论是人还是物质，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会和自然界的变化都受同样原则的支配。人类行为、社会变化与自然物质变化都存在着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并能够被客观地计量，因而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和研究程序也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骆玲，2005）。

孔德等实证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将实证主义引入社会学并规定其唯一合法性地位，开创了实证社会学。孔德的“实证”范畴是：（1）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2）有用的而不是无用的；（3）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4）确切的而不是含糊的；（5）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孔德将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法则带进了社会研究，并且认为“人”与动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对人性及社会的研究应类同于动物甚至对原子的研究――即实证研究（袁方，1997：31）。

作为孔德的继任者，涂尔干将实证主义发展到一个极高的水平。他认为社会学应该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社会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是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在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时，他认为任何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都是另一个社会现象；同时他也反对使用历史的方法和功能分析的方法，认为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通过社会的环境来解释特定的社会现象（陈成文、陈立周，2007）。他的名著《自杀论》就是完全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自杀的社会因素而非个人原因，通过对自杀的类别区分，归纳出社会在自杀这一个体行为中的角色，从完全实证的角度阐释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至此，社会学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基本确立了。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发展，大量的数学知识和逻辑推理被引入到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以数据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定量研究，增加了研究者对社会更精确的认识。西方工业社会不断发展的新技术革命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使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成为压倒一切的“话语霸权”，客观上强化并巩固了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

（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挑战

尽管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人文主义也一直有很大的影响。早在19世纪中期，在孔德的实证主义日益扩大影响的同时，对其思想的怀疑与反对也与日俱增。孔德的弱点在于：他认为社会学家可以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客观地”观察和测量社会现象，因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也就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人类社会有着不同于自然界的特殊性。首先，人有意识；其次人有差异性，而这两点是被早期的实证主义者所忽视的（袁方，1997：33）。

在社会学建立之初，韦伯就提出社会学应该以理解个人行动的意义为主要目的。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深入理解社会以便对行动过程及行动结果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社会现象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具有不同价值意向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理解”是社会学的基本方法，社会研究者只有通过对行动者的移情和体验，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因此，他反对17世纪以来的自然主义，特别是19世纪孔德和涂尔干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陈成文、陈立周，2007）。与涂尔干将社会整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相反，韦伯主张应该着重研究个人的社会行为。即使称之为个人的社会行为，韦伯也认为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纯粹个人的行为不应该进入社会学领域（董才生、徐晓海，2003）。由此可以看出，韦伯和涂尔干思想尽管有很大分歧，但他们都强调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层面的意义，前者注重个体，后者则更侧重于社会。20世纪60年代，沿着韦伯的思路，社会学领域逐渐兴起了符号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统称为人文主义，尽管这些流派五花八门，思想上也是百花齐放。但是它们也有着共同的特点：拒绝实证主义所谓客观的知识，拒绝实证社会学中的信度和效度，主张从丰富多样的个人生活中发掘社会（刘巍，2010）。

人文主义反对实证研究是因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者一样都是能动的个人，所以社会学研究绝不会达成诸如实证社会学家认为的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实证社会学从方法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人文主义方法论更强调从个体的能动性和研究的价值层面判断。

三、社会学两大方法论的简评

由以上分析可知，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与人文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论观点。人文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强调对人的行为应从其主观因素的方面去理解，它指出了“人”与“物”的区别，但是这种方法论否定了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否认客观认识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片面的、错误的研究取向；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正好相反，它片面强调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外部原因，盲目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它的缺陷在于忽视“人”的因素及历史、文化因素（骆玲，2005）。

由于社会学研究对象较强的主观性和社会学研究目标较强的客观性间的矛盾，社会学研究应在不同方法之间矛盾的选择中不断地诠释社会。事实上，在社会学研究的不同阶段可以交叉地、灵活地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在确定课题阶段，可采用文献法、观察法；在搜集资料阶段，可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在总结分析阶段，可采用社会统计法或抽象分析法等。总之，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论及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各有千秋，在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将两大研究方法论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运用或整合，并且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形成互补、呼应、主辅等关系，这才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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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言学习 开放式课堂 模拟实践 实用性

1.背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各国的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近几年中日关系已由日本主导型转变为相互依存型。日本作为友好邻邦，与我国有很多商务、国际文化交流等活动，与我国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在所难免，如何处理好两国关系，并借鉴日本先进的技术、企业管理等已成为我国国际外交中的重要课题。因此，国内需要大量的全能日语人才，不仅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学习日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纵观当今日语教学，2009年12月参加国际日语能力测试的考生突破37万，日本语能力测试在2010年后进行了改革，更加重视考查学生对语言的应用交流能力。我国的日语教学也在不断地进步发展，近年来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随着高校扩招，日语专业数量与日语学生的数量激增，以至于使高校学生学习水平良莠不齐。并且就我国的日语教育现状来说，依然存在过于强调语言技能而缺少实践与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了解。想成为真正的佼佼者必须有自己的发光点。日语专业的我们学以致用，结合社会现状和日常课堂中常出现的问题，将“开放性”和“实践性”相结合，总结试行了一套独特的语言学习方法――OP学习方法。希望通过此项目，在夯实学员基础翻译能力等基本功的同时，培养学员各自擅长之处，服务于有关日语的多个领域。

2.准备阶段

首先从2012年9月开始我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关于世界日语学习者分布、中国市场对日语人才需求情况及现阶段日语教学方法中的问题和弊端的市场调研。

据人事专家介绍，日资企业需求人才突出要求是懂日语、具有专业操作技能，即“能说会做派”。毕业生主要到国家机关、外事外贸单位、科研院所、涉外企业及高等院校等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翻译、外事、管理等工作。

同时通过以问卷，访问的形式，对高校日语专业学生，日语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走访，我们发现，日语学习者中大多存在以下问题：

2.1听力与口语偏弱。日语专业学生的口语能力普遍较弱，学生当中许多人发音差，基本的日常会话都不能掌握，专业词汇与表达能力更是孱弱。

2.2兴趣得不到培养，高校授课大多根据课程大纲，缺少对学生兴趣的培养。如对日本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启蒙。

2.3就业定位不明，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大多数高校学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还有学生因为日语水平所限选择不从事日语相关工作。

因此，2012年10月，我们团队初步制定了方向与创新式学习方法，给学生一个开放、实践的课程环境，使学生通过该教学法夯实基础翻译能力，为语言类专业学生提供持续发展的可能。教学法的关键词是Open，Practise，其英文缩写即OP教学法。

3.实施阶段

将日语1001班全员作为试验对象模拟课堂，邀请指导老师授课，我们将中期培训分为四个阶段。

3.1第一阶段

3.1第一阶段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基础日语的学习，同时日语敬语的规范使用，日本社交礼仪，日本文化概况。使学生懂得如何表达自己对人的礼貌与尊重，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增进对国家的了解。

Open：体现在课堂采用开放式课堂，课前大家进行寒暄语的联系，培养大家大声说日语的习惯，迅速进入日语环境，而后由师生互动的语言小游戏将学生带入轻松的课堂氛围。在学习日本概况这一阶段，采用多媒体教学，通过看电影、唱日语歌曲等方式了解日本文化。

Prectise：起初，老师以日汉双语授课，即先对内容进行日语阐述，再用汉语复述，其间加入与同学的简单日语问答对话。学生通过观看视频与图画和听老师的讲述，感受到了多彩的日本文化魅力，对形形的日本生活更加好奇。

而在基础日语课堂上，学习单词和语法之时，OP学习方法中的重要学习理念――“联想”发挥着重要作用。班级中有英语优秀的学生，也有精通朝鲜语的学生，根据每个学生的自身情况，学习日语单词和语法的时候，并非全然解释为汉语的意思，而是根据感受不同语言的联系与语境，更准确、牢固地理解所学单词和语法。例如：学习单词「染みる时，中文解释为“沾染、渗”，但在中文中根据不同语境也有“铭刻”不同的意思。这时，若用英语/韩语中的“engrave/”联想，便能更深刻地领会其意义。这一阶段我们力求在巩固学生日语基础的同时，尽量在课堂上多训练听、说、理解的能力。

3.2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与锻炼口语表达能力。

Open：为了使同学们在学习外语的同时，能够懂得更加有礼有节有理性地爱国，我们利用资源安排了中日交流派对，邀请在沈阳的日本留学生与老师参加。融洽了中日学生的关系，也建立起了初步的友谊，使学生更加了解对方国家文化，增强了学习语言的信心。

Prectise：教师首先将重点阅读篇目列出，让学生利用寒假从中寻找感兴趣的日语原文作品。返校后3月份组织读书研讨会，将每个阶段的文学史概况、代表作家和名作以专题形式进行讨论，效果颇佳。这一阶段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阅读水平限制了同学们的阅读兴趣。因此在读书讨论会上，老师在总结时启发学生用自学的方式借助网络等资源了解作品的内涵，例如：先看翻译后的汉语版作品，有些作品已经被拍成了电影，也可先看电影再看文字，更好地把握故事情节，品味作者的创作风格与创作个性。了解大概后与大家分享。

结果：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了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提升能力，同时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分享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与公众演讲能力，增强了学生自信。

第二阶段后期的三个月的主要任务为商务日语学习与政治时事学习，同时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学习方向（适用于有计算机、工科、旅游等专业基础的学生）。每周通过摘取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了解政治用语和政治时事。另外，日本NHK新闻对听力是很大的锻炼，刚开始听时，其语速之快与专业术语之多使大多数学生很是苦恼。但经过一定的学习与积累之后，学生逐渐开始适应这种节奏，听力水平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3.3第三阶段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系统学习，顺利进入第三个阶段，也是OP教学方法最核心的阶段――模拟实践阶段。

Open：让学生选择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学另一专业的学习方向。学生的专业选择方向主要为计算机、工业与旅游日语。并且在商务日语的教学和其他专业日语的教学中，我们聘请了有专业经验的老师进行授课。

Prectise：通过在口译教室模拟场景会话锻炼学生的翻译水平和口语能力。第一个月老师讲授了口译相关的基本练习方法：①跟述练习（シャドイング）。②笔记、复述练习（ノトテキング、リテンション），并多次进行演练。这个阶段学生显得比较紧张，语法和句子常常出现错误，还伴随着声音不够适中、语速过快等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学生已经基本适应了口译的临场紧张气氛，并掌握了一些各场景常用语句。

经过一个月的知识积累，课堂转化成模拟场景模式。每堂课前制定一个会话主题，将场景中的谈话内容梗概交给学生，剩下的由学生分饰角色自由补充会话。会话主题选取了有“迎接外宾（出迎え）”、“宾馆安顿（ホテルで）”、“欢迎宴会（迎宴会）”、“工厂参观（工学）”等翻译人员常接触到的场景，由学生分别饰演中方与日方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对话。这阶段的课堂上，学生成了主角，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求知欲与想象力充分地发挥出来，每堂课上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阶段我们共进行了九次模拟场景训练，均由科任老师点评学生的表现，提出提高口译水平的建议。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学生的临场经验不断丰富，临场应对能力与翻译水准有了显著提高。

4.结语

学习语言中记忆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语言。对于每一个外语学习者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苦苦学习好几年的外语却说不出口。OP学习方法具有开放性、实践性，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在实践中提高了各方面能力，学习语言成了一件快乐的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