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学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先看例子。梁启超是个出名人物，说他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没有疑问，听起来顺耳，这是习惯。翻翻关于近代历史的书籍，既不能不提他，也不能不这样称呼他。此人当然了得，以现代学术分类来看，不论哲学、文学、政治学、史学，还是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等，都有涉猎，而且颇使现代学人心存嫉妒。说他是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甚至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虽说有点不大对劲，但也基本有些习惯了。然而，说他是法学家，便不免有些让人犯难。毕竟过去压根儿没人这么说过。对于我们研习法学的人，更多是将其和“变法维新”联系起来的，再多一步，则知除了上述某些哲学社会科学之外由于有阵子时局吃紧，梁曾出走国外避难，其身上挂满政治活动分子的“形象LOGO”。

时代是会变的。历史人物在我们心中也会变的。

这两年见到一本书，名为《梁启超法学文集》，此书列入一个文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是由颇为正规的“政法大学”出版的。盯住看看，便知道梁启超该是“法学家”了。的确，编者说应当记住“作为法学家”的梁启超。再将《文集》翻翻，仔细读来，觉得其中文字颇有“现代法学家手笔”的意思。说个细节。梁对“法”字之语源，很有考究，称“法”字可源参《说文解字》，与“刑”有关，“平之如水，从水”，而且与“律”、“典”、“则”、“式”、“范”等意有关，梁并给出了精巧的解说注疏。可以指出，后来中国法学著述（一般著作文章特别是教科书）只要提到“法”字的意思，叙述解讲，与“梁说”十分相仿，干脆就是“梁说”的翻版。

以为梁启超只是个案，所以又去翻阅另外资料。发现，类似者仍有。张君劢、胡汉民等即是。张君劢的法学文章写得漂亮，很是专业，尤其长于宪法之类，故近来已有学人拿其法学理论说事。胡汉民在高举的时候，也是细说法律肌理，亦有行道，当年其学说受到批判之际，是被当作法学业内人士来对待的。还看到方孝岳，其写有《近代法律思想之进化》，载《东方杂志》1921年十六卷十八期。文章写得不泛，梳理精细，近代法学重点都有渐次的评说。另外方孝岳编译了《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分为上下两册，1921年和1923年分别初版，没过几年又再版三次，很是畅销。此书源自英文The Progress of Continent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世纪欧陆法律发达史》，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英文原著作序者有三位：John Wigmore、Frederick Pollock和Edwin Borchard.他们是清一色的法律学者。英文原著部分译自法文。法文作者和英文译者也是正宗的法律学者，像（法文作者）Leon Duguit、Joseph Charmont，还有（英文译者）Layton Register和Ernest Brunchen.通过中文译著，可以看到细节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看到讲究技术性的法学，当然又不乏宏观的社会背景交代。不过，现在都说方孝岳是文史学家，网上以其名作关键词查询，莫不如此。

如果梁启超可称“法学家”，那么有何理由说张、胡、方等不是？

后来继续翻阅资料，包括其他学科的相关资料，发现一个现象。要是文学专业人士提到梁，除了“思想家”外，一般首先说他是文学家，要是政治学专业人士则首先称梁为政治学家，依此顺之……换句话说，各专业人士基本首先以自己专业确定梁的“……家”冠名。说起张、胡、方，基本也是这样。看来，法学专业人士说梁启超是“法学家”，进而说张、胡、方是，自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专业视角总会而且必须发挥作用。行业队伍的发展壮大，是靠业内分子的“……家”命名运动来实现的。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百科全书式学问盛行，梁启超已经开了先例，后来者则频频跟进。这是当代人已经承认的。学问做到一个份上，自然可以在各个领域内“通吃”，哪有学问之理互不相通的？的确，以法学来说，其学术运作，基本上是在法律之上寻理推论，其特别之处只是“围绕法律来转”。其他学问也是这样。政治学不就是围绕政治来转？经济学不就是围绕经济来转……既然除了特别之处，皆为寻理推论之事，那么以康德主义来论，推理能力是 “先验”的，于是，稍有训练熟悉，自然可以无所不通，剩下需要打理的事情就是确定所谓专业的基点：比如法律、政治、经济……从近代相当一些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考察，他们是相信这点的，否则，他们不会那么“百科全书”。如此，就给当代人发挥专业视角，要么冠名这“家”那“家”，要么冠名“法学家”，提供了左右自由的历史平台。

但是，这些不是最关键的。最为关键的是，近代是个内外交融、地覆天翻的时代，因为社会问题杂多，故而主义标榜辈出，知识分子透露了特别的“公共化”。当1926年北京出现悬挂外国国旗事件的时候，还有1930年代初期的牛兰事件以及后来更为明显的沈崇事件，当然还有其他形形的种种争执，各类知识分子只要有工夫，情绪稍有调动，无一不站出说上几句。

社会问题的纠葛，时常和法律有着联系。说到根子上，许久以来，由于作为制度的法律总是在场的，如果要解决纠葛甚至纠纷，则必须在法律上思考一番，人们并且经此可以拿出一个观点。就像今天一样，当出现了孙志刚案、刘涌案、消费纠纷案，甚至一般笔墨官司还有争执一项教育收费是否合理……的时候，只要相关法律条文拿到桌面上，一般知识分子可以读到，并有兴趣，挑起神经，那么，提出个法律分析不说特别容易，也是并不怎么困难的。在此，知识分子的特别公共化，是和法律问题本身的时常公共化有着密切联系。法律的技术一面，只是表象，通常是个“查阅资料”的工作，也就是查阅有关的规定。一般来说，条文不至于让一般人读不懂。于是，读到了条文也就等于“查阅到了资料”。剩下的事情就是“持之有据”的论理。所以，在法律问题公共化之上实现知识分子的言说公共化，并不存在特别的专业障碍。而说多了，说得到位，并且常有法学行话的外表包装，论理也就有“法学家”的味道了。

篇2

中国消费者协会与国际消联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以人为本，消费维权”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法学家江平在发言中呼吁尽快完善消费者权利法律保护8个方面的不谐调和空白：

消费者身份的界定需进一步明确。消法界定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购买使用商品较易界定，而接受服务则范围难以界定。国际有关服务贸易的范围大大宽于中国的界定。金融服务，医疗服务，律师、会计师是服务，甚至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服务，这些领域是否也称消费者，是否也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需明确。

广告欺诈的性质及适用消法如何认定。广告欺诈是侵犯消费者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房屋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什么情况下销售房屋的广告属于要约。但其他众多领域广告是否构成要约，能否就其虚假广告内容要求双倍赔偿，需立法完善。

垄断行业中侵犯消费者利益的规定不够具体。中国目前还没有反垄断法。涉及公用企业垄断行为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一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而这一条恰恰是规定垄断经营者对其他经营者之间的不公平交易行为，而不是规定垄断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不公平交易行为。

交易习惯、行业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关系。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关系往往不会像两个经营者之间订立的合同那么周密，往往连书面合同都不一定有。在这种合同约定不明时如何补救？与交易习惯密切联系的是行业规范（即行规），中国现在正在制订商会和行业协会法，而行业协会又会制订一些规范，这些行规可能与消费者利益冲突。如何解决好行业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关系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营者合法利益如何得到应有保护。不良消费者侵犯经营者合法利益的违法行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和制止。最典型的是超市货物被偷现象。经营者规定的“偷一罚十”在学者和业界一直有不同的认识。应当给予经营者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保护其正当利益不受损害。

消费者权利保护中的举证责任。

消费者权利受侵害诉讼中消费者利益难以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举证困难。消费者往往因为无法举证或举证不力而导致败诉。如能根据不同情况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不同规定，将会对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很大帮助。

采用更灵活的消费权益诉讼与仲裁方式。现行的法院诉讼制度不适合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最大的缺点是诉讼期限长，诉讼费用高。可以借鉴有些国家的小额争讼法庭的办法解决众多的消费者权益的争讼。现行仲裁制度主要是商事仲裁的规则，也不适用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篇3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由基于共同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特点而形成的具有诸多共同性的法律从业人员组成的。塑造具有共同价值观念、伦理观点、职业信念和职业道德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关乎法治目标的实现。法律职业道德是内容丰富的行为规范和主流意识,它包括法律职业理想、法律职业荣誉、法律职业态度和法律职业纪律等因素。对于不同的法律职业者而言,由于职业的性质和具体内容不同,而形成他们对法律负责的原因不同、追求的直接目的不同、从业的态度和方式不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职业道德要求有所不同,但追求和实现正义是恒定不变的主题。“在中文里,正义即公正、公平、公道。”「’〕就我国现有关于法律职业人员的道德规范要求看,树立正义观并努力实现正义,是对法律职业者的基本要求。现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1条规定:“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通过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体现出公正,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将检察官职业道德概括为“忠诚、公正、清廉、严明”。其中关于公正的要求是“崇尚法治,客观求实,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觉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二章第4条规定:“律师应当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公证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2条:“公证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J洛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受非客观事实和法律之外因素的影响。”正义观不仅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更广范围上的法律工作者所必具的价值观。大学是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摇篮,是法律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基地。在大学法学教育中,重视和强化正义观的培养与塑造,对于提升法律职业者的总体价值观水平,具有决定意义。世界上法律制度和法学教育发达的国家,都普遍开设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课程,并把学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并通过相关考试,作为其具有执业资格的必备条件。这是由法律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而法律职业人员无疑是公平与正义的守护者,法律的这一应然价值必然通过法律职业者的执业活动以实然的状态体现出来,法律的生命不仅取决于其制度自身的完善与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制、适用和宣示它的法律人的资质和素养。“法学教育更重要的是‘法德’教育,法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未来的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专家,也应是为国家行法治、为人民争权利、为社会伸正义、为万世开太平的先行者。’,〔“〕正义的实现依赖法律职业者的执业活动,必须在以正义观为核心的职业道德规范下,通过法律的实践活动实现自然正义向现实正义的转化。

二、正义观的内涵与要求

什么是正义?正义观的具体内涵和范围包括哪些?古往今来无数哲学家、历史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为此争论不休。正义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人们基于社会经济文化和观察视角的差异,对它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其中蕴涵的基本价值要素则具有共通性。法学家吴经熊先生曾指出,正义并不是单纯的元素,它的观念很复杂,含义也很丰富,含有“真”、“善”、“美”三种成分。“真”,强调对证据的收集和衡量,将事实弄清楚,它是正义的基础;“善”,注重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体现出自然法的思想,它是正义的目的,也是法理学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与正义的关系最微妙;“美”,其实就是正义,它追求法律的适用要斟情酌理,恰到好处,达到平衡与和谐的状态,它是正义的本质,与正义的关系最密切。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有科学的头脑(真),道德的修养(善),以及欣赏美的品质(美),这样正义才可充分实现〔’]22一25。在这种正义观的指引下,法律职业道德中对实现法律正义的内容和要求,具体可归结为:真,须从科学意义上要求法律活动反映客观规律、尊重客观事实,也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法律职业人员应当遵从的基本道德准则。随着现代法治的发展,对“真”的理解和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它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法律事实优于客观事实。案件事实是客观的,它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它的认定是凭借事后的证据判断与运用,这种事实是按照法定程序发现的案件情况,是一种法律事实而非案件的客观真实。二是注重程序的价值功能。现代法治社会对于程序在构建法治秩序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已形成广泛共识。这主要是因为程序独具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在保证权力正确有效行使、抑制专横与悠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体现为可以在权力主体与公民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有利于形成一种和谐、合作的新型法律关系。程序正义既吸纳了民主和人权价值,通过程序构建社会共识;又吸纳了权力制约和法治价值,通过程序促进稳定与连续,将权威奠基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善,则是从道德伦理上要求法律的实际运作充分反映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秩序等价值诉求。在法律职业者的执业活动中,不应只是简单被动地适用法律,而应当通过具体的法律运用,彰显正义的价值追求,否则,只能算是形式意义上的法治,还不是实行法治的充分条件。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4〕“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强调法律至上,是法律权威性的要求,具有形式特征。而“良好的法律”,则要求法律必须是体现公平正义的“善”法,“恶”法非法。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界定,体现了对实质法治的追求。随后,古罗马的西塞罗和近代的哈林顿、洛克、孟德斯坞、康德等,都继承了这一法治思想传统,认为只有符合正义的、自然法的或自由、平等原则的法律,才能导向法治。因此,法律职业活动不应满足于机械的形式法治,尤其当法律规范出现空缺时,更应通过造法、执法活动妥善地解决各种争端,实现和维护正义。美,主要是在美学及社会学意义上真与善实现了和谐统一后的状态。法治是当今人类所发现的解决社会纷争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手段,是实现人、社会、自然之间和谐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基本保障。我们现处于一个文化多元与价值多元的社会发展阶段中,要想和谐稳定地进步,就必须注意到多元性差异的存在,尊重各自的价值与利益,最终达到人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理想状态。《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人民的权益得到确实尊重和保障”。在司法活动中,司法伦理道德建设必须注意各方利益的保障与协调,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依靠其所有的智慧和道德力量准确度量各个案之间的差异,并依据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作出理性的适当的判决,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此外,美,还可包括法律职业者的礼仪形象之美。司法礼仪要求法律职业者的外表、行为、言语等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体现一定的法律素养,反映一定的审美情趣,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良好形象。

篇4

一、序

自那次法律改革以降，整整一个世纪的光阴已然逝去，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人正怀着无限热情呼唤着民法典的诞生。

回顾中国历史，最初的法律移植乃出于民族强大的希冀。这一移植西法的过程至今已经历了百余年的风雨沧桑。由西而来的近代法律，起初出于被迫，今天在现代化的引诱下变为自愿。在全球现代化甚嚣尘上的今天，无论我们给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中国人对民法典的想象与渴望，其本质处仍然没有逃离现代化编织的普遍主义的功利罗网。无论如何，我们是已经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了，中国人需要一部民法典，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私法建设，无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事业。合同法已经出台，物权法初稿也已拟定，民法的法典化似已露出一线曙光。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要成就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有赖于我们透彻领悟民法典的价值意义和形式意义，有赖于我们对民法的原则、概念、结构体系及相应理论的把握，有赖于繁荣而成熟的学理背景。只有当我们对上述诸问题有了深彻的理解与把握，一部富于生命力的民法典才成为可能。尽管近二十年的学术努力使我们对概念法学有了一定的认识，可是，我仍然认为我们尚未摸透概念法学的深奥学理，其精神更未被我们充分理解。

笔者躬逢民法法典化之盛事，在这里想以旁观者的心情对法典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二试探性的想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二、中国人何以需要民法典

李静冰和姚新华先生在《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的译后序里深情地写道：“民法典是民法法系传统的结晶……民法法系的形成过程，也是法律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的结果使传统民法具备两种理性品格：一谓形式理性；二谓价值理性，即对人的终极关怀”。[1]在这里，我无意对二位译者寄予民法如此高渺的希望作出评价，只想说民法作为塑造人的此岸生活的根本法，如果说它有价值理性的话，那这一价值理性体现在，民法肯认人的现世欲望，并提供满足工具（纵使它在一定度上希望人于追求物质功利的同时，获得道德上的提升），从而给个体创造一种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而民法的形式理性则提升了民法应付社会生活的能力。西方的民法实践经验已告诉了我们，民法的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使民法获得了经久的生命力，或许今天的中国人完全可以从中深切地领悟出民法典对我们的深远意义来，我们需要民法典的价值基础也就在这里。故而，关于中国人何以需要民法典，作者便从它所具有的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展开讨论。

（一）民法典的价值理性

1.市民社会之成就——民法典的社会理想

我妻荣认为：“如果从严密的逻辑学角度讲，既然法律应该规范社会生活，那么就必须要预先确定通过这种规范所要实现的理想。而法律所要实现的理想，如果没有一个预先确定的人类生活的最高理念，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法律中的理想探究，其实就是法律生活的趋势、目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探究”。[2]故而制定中国的民法典，对于我们而言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需要民法典，民法典对我们有何意义以及中国人对民法典到底寄予或应该寄予一种什么样的期望？

回首世界各国民法实践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大陆法民法典的成就均有着各自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负载着不同的理想和目标。法国民法典的诞生浸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经由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早已弥漫法国社会，民法的法典化旨在践行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自然法理想，希冀以私的所有权、契约自由和自己责任为核心完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起草委员会主席包塔利斯这样说道：“我们发展了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原则”。[3]法国民法典，与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相适应，致力于树立这样一种原则，所有人对所有权的行使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限制，不受其他人所有权的限制，甚至也不受国家的限制。[4]“依法缔结的契约，在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契约在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效力的观念赋予了当事人的意思以至上的效力，将契约效力提升至法律的地位，从而使主体感受到了作人的力量。而过错责任原则使个人行动自由便成为可能。无论是私的所有权、契约自由，还是过错责任，都可以在古老的自然法那里找到依据，[5]可见，法国民法典的诞生完全出于法兰西民族对自然法理念的向往与渴望，以实践一个民族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

然而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则是另外一番情形。1814年德国自然法学派的代表蒂保特在反击拿破仑侵略的的鼓舞下，提出整个德国应编纂一部统一的民法典。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萨维尼的反对减弱了法典编纂的势头，同时也由于当时的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愿望过分强烈，编纂一部统一的民法典的理想被淹没在政治统一的渴望里，德国未能及时实现私法的法典一元化。第二帝国的缔造终于使德意志人有条件去实现统一法典的梦想了。同时，由于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缔造需要强有力的集中的国家权力，因此在德意志历史上，绝对主义一直出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民主、自由的近代化国家便成了遥远的梦想。故而1896年德国民法典诞生于德国国家主义支配社会生活的时代，是各种因素较量的结果，目标在于巩固民族统一的成就和实现一个私的自治的社会理想。

大陆法系其他各国当初均抱持着各自的理想加入了该法系，是主动参照法国法和德国法的结果，希望将自己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中。

而自清末以降，中国放弃自己独特的古老的规范体系而移植西法完全是出于被迫，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极不情愿地被纳入世界历史的轨道中去的，故而我们可以每每发现这一移植过程的沉重与无奈。在全球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已变得自觉自愿。然而，21世纪的中国人到底应该对民法寄托一种什么样的希望呢？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缺乏私法传统，进而缺乏权利观念的宗法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华文化，与孕育了罗马法私法同时又深受其影响的西方文化的私法文化相比，俨然是一种礼法文化；在这种礼法文化里，“民法”或者说“私法”自始便无由产生。[6]在古罗马，由于家国分离，家是私人单位，不负担行政、司法等公的职能，故不触及公法。著名的罗马私法即是在此过程中孕育并发达起来。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家与国的合一，家担负着公的职能，当然就不能成为一个纯私人单位，这注定了不能有私人生活领域的存在，私法的独立存在和发达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在那样的社会里，整个社会生活秩序靠的是一种等级森严的礼来维系。礼是个人的，亦是家国的，其中注如了诸多的道德内容，礼成为个人修身养性的功夫，适用于所有人；同时也是政治纲领。[7]礼不仅是政制纲领，同时也是一种日常生活规范，它对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规范功能。如此背景下，法律，包括私法实在无生长的空间。礼与刑相结合，成为礼法。这种礼法文化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态、行为、价值取向和政制安排，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

家国不分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这种基本的社会结构使公私混淆。在公的利益绝对高于私人利益的背景下，市民社会无法健康地发育与成长，这剥夺了私法文化生长的土壤，私人利益始终无法获得其正当性。加之，传统的伦理社会为实现无私的理想，对个人反复实行去私欲的宣传、灌输、教化、劝戒乃至刑罚。[8]结果，私固然未能干净地去除，但对权利观念生长的妨碍却是深重的。权利观念无由生长，这是国家社会衰微，国民不振的根本缘由。

19世纪末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碾扎和挤压下，中国人开始领受到西方私法文化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此时中国古代法的命运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它已不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了。于是，开始移植西方法律制度，以拯救泱泱中华。光绪28年，清廷委托沈家本、伍廷方二人为法律大臣修订大清律法，制定了大清民律，希望用西方的“器”或“用”去护卫中国的“道”或“体”。结果，未及挽救清王朝的覆亡命运。我们现在已无法、也无力去追溯一百多年前那次法律改革运动的曲折故事，亦无暇去哀恸其所经受的屈辱沧桑。如果说百年前的西法移植是为了挽救中华于覆亡，那么21世纪的今天我们则有着不同的社会理想。

一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世界各国制定民法典均有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不管我们是否承认中国民法的法典化也出自相同的理由，我们确实寄予了民法典诸多的理想和渴望。今天，在传统的家国观念依然未获根本性的转变的情形下，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用私法的权利观念去革新固有的国家观念，摆正公权与私权、国家和人民、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等重大关系……并进而提倡所谓私权神圣，即个人权利不可侵犯，非有重大理由不可限制或剥夺。在私法领域实行意思自治原则。[9]经由此，来标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立，进而明确政治权力的运作范围和主旨在于确保市民社会的自治，从而给个人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伽达默尔说：“追问正当性、追问真正的国家，这些都似乎是人的此在所具有的本质需要。”[10]也许，我们已最大限度地领受了国家对私人生活的“过分关怀”，痛感自己生活的长期的无权状态，也许我们实在是饱尝了人格任意受践踏的屈辱，所以今天的中国人才会如此强烈地希冀用私法去促进国家观念的变革，才会如此过高地寄望民法。我们对民法能有如此多的寄望么？民法能否不辜负我们的期待么？我想无论世界各国当初是为了何种目的而制定民法典，但民法对个体的主要意义还在于对自治生活的塑造。这才是我们需要民法典的合理动机。

2.民法典对生活的塑造

从我们降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我们的生命历程，我们的生命内容就不断地在整个过程中展开。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有生老病死的体验，有诸种欲望，痛苦以及焦虑，有对好生活的憧憬、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对财富的希冀和对幸福的追求。那么民法作为以人的关怀为永远的价值取向的根本法，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希望呢？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民法吧！

(1)民法创设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

法国大律师兰盖特曾提出“法律的精神是所有权”的命题。[11]这一命题深刻地揭示了财产权利在法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可知财产对个人生存的决定性意义。民法的权利体系由财产权和人身权构造而成，无论人身权还是财产权的设定都是以人对物质的把握为依归。洛克发现，人所拥有的最私下的东西或说私人财产，就是“人本身”，即他的身体。法律确认人身权，其意义在于人对自身身体的把握，即对自己的身体享有所有权。有了人身权，权利主体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人事，参加财产关系，进而取得和支配财产。可以说，人身权愈完善，权利主体可参加的财产关系就愈是广泛。美国大法官斯托里曾断言：“一个自由政府的基本准则似乎应当是，要求把人们的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维护财产权是社会契约的首要目标，没有财产权，人身权就没有实际内容。[12]故而，人身权以财产权为宗旨。可见，财产权是法律的核心。财产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就使得民法便围绕着财产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从而给个体创造生活条件。那么，在商品经济社会条件下，民法是怎样为个人创造生活条件的呢？

正如经典作家指出的，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准则。

民法，无论在传统意义上还是现代意义上，都是与一定社会的商品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描述商品交换过程时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上去，不能自己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为了使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就表明，商品交换的实现，必须要求交换者具有独立人格权、财产自主权以及与这两种权利相适应的合同自由权。这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这些内在要求就必然表现为民法上的民事主体、所有权、债权与合同这三位一体的制度。

人们对充裕生活的追求才促成了商品经济的发育，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育和有效运作必得依赖于民法。正是在对商品经济的缔造过程中，民法才发展出了一套私权体系，并以此为中心完成了对生活条件的塑造。

故而，无论是主体制度，还是物权制度，抑或债权制度，均是以权利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民法乃是一部权利宣言书。民法的主体制度确立了普遍的权利能力，这种普遍抽象的权利能力涤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经验因素，他的个性被熨平，感性的光辉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抽象为“人”这一类的存在。[13]它不知道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工场主、企业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体，只是人。而且它视这种人为绝对自由的人。[14]民法物权制度使人类获得财产，[15]打破了国家对物质资源的垄断，由此个体才能保有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而债权制度则将追求财富的可能赋予每一个人，从而使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行动去创造好的生活条件。于是在民法所有这些制度中，财产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没有财产权，民法诸般制度将失去意义。可见，正是人的生存对财产的需要，才演绎出一系列其他权利，这样民法才完成了对一个完整人格的塑造。

权利就是民法为我们提供的生活希望，民法对我们的基本关怀也就在这里。民法之所以为生命个体创设权利，建筑在这种前提之上，即生命的内容由欲望、焦虑、渴望、想象等组成。市民社会的长足发展充分解放了人的欲望，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从社会与文化准则中脱离出来而获得独立化的结果。在这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而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6]主体、自我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而且对其自身的行为和社会地位负责。于是人类历史便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从归功上帝到追求自我成就的发展。[17]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激发了人的欲望、想象和渴望，生命的幸福不再存在于神圣的价值主义追求的心灵的满足和宁静之中，没有什么古老的道德哲学家书中提到的伟大目标，也没有什么最伟大的财富……幸福就是希望的一个不停顿的过程……。[18]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强烈地表达出人的欲望的可满足性了。历史预定论的坍塌使历史和人生不再被解释为趋向某一神圣或先定的目标，人自身的进步被解释为历史的目的，于是人的在世欲望获得了合法性质，正如科斯洛夫斯基所描述的那样，追求利润的动机结构摆脱了宗教和文化的羁绊，人的欲望便得到了开发和伸展。市民社会中充分伸展的欲望提出了对满足手段的无尽需求，于是民法便大量地创设权利。权利就是民法为我们提供的满足工具或手段，目的在于实现个人的人生幸福。可知，民法肯认生命的基本需要，并为人的需要之满足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可将其合理地解释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和人的全面关怀。

(2)民法对个体行动自由的塑造

民法对个体行动自由的塑造在于其自治法性格（私的自治法）。民法的自治法性格是由其为权利法决定的。民法的自治法性格，使得民法的规范展现了不同于其他法律的特质。所谓私的自治是由人们自己创设彼此约束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此关系达成各自的生活目的，并解决由此而起的争端。自治法的功能，在于提供自治的基本规范，在符合这些规范的情况下，国家承认这些私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于民法上的效力，并且私人在必要时得借国家公权力实现权利。总之，要不要发生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与何人发生关系，全由人们自己决定，国家不予干预。同时纠纷的解决，也委由有关当事人自己，只在双方不能协商解决而一方向国家公权力求助时，国家才介入私人间的关系。[19]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为了追求对等的公平正义，民法这一自治法也会直接给民间的经济或非经济活动提供一些行为规则，但仅使逾越者于相对人请求时承担一定的责任，国家并不直接执行这些规范。

总的说来，根据私的自治原则，国家不介入私人间的法律关系，只在私人向国家求助的情况下，才有国家公权力的发动。同时国家法律也一般不会给当事人直接创设一些强行规则，强制当事人遵循，只在为了追求对等的公平正义时，才为特定当事人提供强制性的行为准则。同时，如果有当事人违反，也不强制执行，只有在一方当事人诉求国家的情况下，国家才强使一方承担责任。

所以，民法中的规范大多数为任意性、授权性规范，只有少数为强制性规范。这些授权性规范告诉人们可为，而不告诉人们不为或应为。

民法作为自治法，其建立在对人们自治能力的信任上，相信人们有认识自己幸福的能力，相信人们有安排生活与管理自己的能力。将安排生活、追求幸福的权利交给人们自己，交给我们每个人。故而，自治法中洋溢着自由的精神和气息，它拒绝各种形式的干预与强行，尤其是拒绝国家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而行的各种剥夺和限制行为。它也拚弃国家对个人假惺惺的关怀。在这里，一切都是自治的，一切均交由自己。在民法之下，一切皆自由，我们可以为了某种生活目标，积极地投入社会中，与他人建立各种各样的法律关系；当我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身心疲惫而想得到休整时，可以退出竞争，退到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而这一切都是在民法的关照之下完成的。孟德斯鸠说：“自由的要义就是，一个人不被强制作法律所没有规定要作的事情；一个人只有受民法的支配才有自由。因此，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民法之下”。[20]每个人仅就其自由决定负担的义务而负有义务。[21]

感谢民法，是民法给了我们以自由，是民法让我们体会到了做人的伟力与尊严。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22]于是，只有在这里，个人才获得了依自己的意志而生活的力量。

（二）民法典的形式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欧洲的法律具备逻辑形式理性的特征，这种特征使道德与法律、伦理的说教与法律的命令区分开来……它能保证个人和团体在相对宽泛的自由制度里活动，并使之可预料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23]形式理性意味着，法律以其自身为合理的制度形式存在着。[24]法律的形式化与逻辑化使法律摆脱了社会文化的控制而获得了纯粹的形式，这种纯粹的形式是法治主义的基石。法律的形式化有着古老的历史，是罗马人对西方文明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而罗马法的形式化得益于法律职业集团的形成。在古罗马，法学家、法律顾问是法律职业者群体中的成员，他们专门负责解答诉讼当事人或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的法律问题，并通过问答这些实践中的问题对法律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一些一般性的理论。通过他们的努力，一套只有法律职业者才能能够完全理解的法律语言被发展了出来。这套以法律概念和法律格言编织成的形式化语言造就了一套精制的私法法律体系、概念和原则，使私法富有深刻的法理性、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从而产生了法律科学。[25]这些法律语言、法律逻辑和法律体系就使法律获得了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它使法律臻于纯粹，成为法律科学而保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与个性。所以，即便是今天，成长中的法律工作者也仍然要以它作为古典的典范而进入法学概念世界。[26]

罗马法在形式上凝练、有序而富于理性，是古代法中难能可贵的理性主义的体现。它摆脱了古代法的神秘主义性质，追求公开形式，从而使社会生活逐渐从虚无走向真实，从犹疑走向肯定，从模糊走向精确，从无用走向有用；最重要的是真正以法律的形式（而不是以神的形式）开始组织社会生活，富于建设性。[27]

篇5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学史上的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这对于法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设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设是建立和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方法。通过不断提出假设，并不断地证实假设，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即使假设被证伪，也同样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正确的理论的形成〔1〕。

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说不出某些困难究竟是来自哪些假设。”〔2〕事实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但是，法学因其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正义之学”或关于“正义的艺术”，特别是由于法学学科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见，致使法学在吸纳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时总是相对滞缓，即使是在对一些基本假设的判定方面，也几乎未有太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法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法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以及法学研究对“客观性”、“科学性”要求的提高，对于法学研究的基本假设问题进行研究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经济法学领域，基本假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密切相关，其专业性更强，现代性也更为突出，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乃至各类科学的“假设之网”中，如何找到关键性的“纽结”，以使经济法研究能够借以实现“纲举目张”，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假设的提出、选择和确立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研究路径和框架选择来看，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设（如“二元结构”假设），它当然也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此外，在经济法学上，还应关注那些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将先提出和确立两类基本假设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体假设，然后再探讨这些假设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并对其局限性作出相应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的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设：二元结构假设

各类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内含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可称之为“二元结构”。如同中国道家理论中指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身也可以层层演化，从而形成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系统。

经济法学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结构，从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问题和视角，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依据与经济法学关联的紧密度，可以从诸多二元结构，发掘出对经济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一）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二元结构

先讨论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是因为它对于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认识二元结构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较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欲望（或称需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

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说，正因资源有限，而欲壑难填，才产生了各个学科需要研究的相对专门的问题。针对人类的某类欲望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中，由于人类欲望而形成的各类二元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人类欲望尽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类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这样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公私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人类欲望的公私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结构，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几个重要学科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这些满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场来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满足私人主体的私欲为主要目标的私人经济。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表明，基于人类欲望的二元结构，相应的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被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经济也被分为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这种经济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不仅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

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这种划分自黑格尔在理论上予以普及化以来，就一直研讨未绝，包括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相关讨论，都说明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以及它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国社二元结构”存在着各类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进“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的发展，是否要推进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以弥补国社二元结构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国社二元结构，仍然是相关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国社二元结构，虽然陈旧，但并未过时。

同上述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类公私二元结构相对应，在法学上对于法律也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法律上的这种公私二元结构，对于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开，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划分标准以来，相关的讨论就一直绵延未绝。其中的一些划分标准，如主体标准、利益标准、权利结构标准等，都可以展开为具体的二元结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解释力的标准融为一体。由于在法学上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两大法系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且对于法学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结构，还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否主张在公法与私法之外还存在所谓“第三法域”，无论是否赞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应当首先对公私二元结构，以及划分的标准等问题做细致的研究，以免轻率地得出结论。

可见，只要存在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公益与私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等多种公私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为解决认知和理论构筑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为理论-认知层面的重要内容。

上述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它已经具备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经济法学是新兴的学科，但它也同样要继承法学中的一些共同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同样也是适用的。对此在后面还将探讨。

（二）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层面也存在。其中，在经济层面就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又影响到制度建设，从而使得相关的制度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因而可以总称为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下面主要探讨以下几类：

1.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重要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该问题表现在，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经济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育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过去，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曾广为人知，而其中的前两类差别，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最后一类差别，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凸现。在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和农业已经为城市和工业作出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牺牲性的贡献。虽然作为一种转机，最初的改革也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毕竟由于诸多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又负担过重，以及基层管理不当、违法、涣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区别式”的治理方式有关，即与国家对城乡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关。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农村的统治是较为放松的。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的治理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很多统治清明的时期，税收负担是比较低的，不仅存在“什一税”，甚至有时税负为“三十而一”。这比许多现代国家的税负都要轻得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限于统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观的情况，国家的统治主要是到达县一级，而其下的部分则主要是发挥民间的力量。这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国家统治与民间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法学需要研究的国家法律规则与民间治理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延续至今的分级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时往往鞭长莫及，一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难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种形式的“下乡活动”，其中也包括“送法下乡”。此外，由于财政控制的松弛，较为现代的“税收法定原则”很难贯彻下去，以致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于是不得不进行号称是农村第三次革命的“税费改革”，以求把具有经济法性质的财政法、税法在农村也推行下去。

从成因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综观历史和现实，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城市法与乡村法的划分。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庄园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称上的划分，而从现代法制来看，现代法律实际上主要更适用于城市，更适用于工商业，而对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往往是不太适用的。在农村，曾经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适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的区分，从而推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形成。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制度的形成。从制度构成上看，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工商业成分较高的县级以上城镇，国家财政的约束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强，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各级政权的财政支出是由国家来予以保障的；但是，在农业成分较高的县级政权以下的区域，国家的财政则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乡级政府等基层组织自行解决，由此带来了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官民关系、地方稳定、法治状态等多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在税收制度上，我国区分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其中，工商税制更主要地适用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而农业税制则主要适用于农业较为集中的乡村。同时，在相关税法的立法宗旨、侧重点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城乡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

与上述财税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样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例如，在银行体制方面，我国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类别，它们过去曾长期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银行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同时，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布点，业务领域、服务范围等各个方面，也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特征。上述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计划制度中当然也突出地存在着。

另外，在市场规制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其影响。例如，由于城镇的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因而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市场规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镇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客观存在着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坑农害农事件屡禁不止-这与行政垄断的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规制法在农村不能有效实行等因素都有重要关系。这同样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经济法适用的体现。

2.南北二元结构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类似，还存在着一系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如南北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等。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结构。

南北二元结构的存在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主动，如何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争取在确立竞争规则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作出特殊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精神，恰恰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因而相关保护制度的确立便非常必要。为此，在一些规则中，已经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保护性的规定，如“普遍优惠制”等，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在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关系，全面加强“南南合作”，也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难的体现）。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并在本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把国家协调的有利成果确定下来，甚为必要。

与上述的南北二元结构相关的是“东西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存在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其中，国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诸多国家，同传统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国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由于在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国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即我国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地区竞争、转让定价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都与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有关，都是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关注或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它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学研究都会带来影响。

可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南北二元结构，还是东西二元结构，都是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又会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和需求，从而影响到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整个经济法研究产生影响。上述对于“地域”上的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助于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人为界限，从而可以在整体上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3.内外二元结构

上述的各类二元结构，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此外，透过经济活动与相关主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关联性，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内外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包括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国经济与涉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因此，在经济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由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所构成的内外二元结构。下面分别略做探讨。

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一国必须首先发展好国内经济，这是现代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又必须协调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导因于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而且也导因于某些领域法律规则的趋同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事实上，在强调法制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国内经济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经济法制度等），同样，国外经济也需要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的国内经济法制度于国际经济法制度加以协调便非常必要。尽管两类制度总会有许多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来的。其重要途径，就是把体现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有关国际经济法规范，适当地转化为国内经济法规范。因此，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某些法律规则的融合和沟通，对于现代通行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国内经济法的立法上，已经越来越在总体上强调：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状况，代之以普遍实行的国民待遇（当然也不是毫无差别），从而使各类在中国土地上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有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法律环境。这些立法努力，将使得内国的经济法制度与涉外经济法制度日益水融，两者虽然仍在内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却越来越大。从而使经济法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这种二元结构与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划分，与地域上的国内与国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与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关。因此，内部经济也可称为“内部市场”，外部经济也可以称为“外部市场”。通常，人们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市场，而对内部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内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则探讨较少。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按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内部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恰恰是新兴的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如经济法是否调整市场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对内部关系应如何界定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经济法具体制度方面的罅漏。转（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尤其具有意义。下面略做一点分析。

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由于人们对“现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现代”界定为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段，则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曾为一系列传统部门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为现代部门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它是产生于现代社会，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诸多现代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从而体现出突出的现代性〔3〕。特别是经济法通过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的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对社会本位的强调等，都体现出与传统部门法的诸多不同。而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等，对于这方面的保障则很不够。

此外，现代社会由于普行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节奏更快，并且已经完成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因而“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并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互赖而又互动”的关系。陌生人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偏在问题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导致市场失灵的其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现代社会的效率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私人主体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同过去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新型经济关系。由于这些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部门法所未予预见和未能涵盖的，从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调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新型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是客观之需。于是，经济法等现代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在经济法产生问题上的一种重要解释。

从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会影响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许多学者都关注文化对法律制度的产生流变的影响。事实上，工商文化是与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的，而农业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可能在总体上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类文化极可能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一国在立法上的统一性，而且也会影响统一的立法在适用上的统一性。由于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主要是与工商文化相对应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经济更加适用，而对于工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适用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被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所不断证实。就我国来讲，经济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突出的二元结构；同样，在经济法实施方面，如何认识因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法实施受挫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上述的二元结构对于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基础以及所适用的时代等问题，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和探讨了二元结构假设问题，它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具体的经济法研究，仅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还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讨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三、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它们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设-二元结构假设，能够为经济法理论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的前提和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问题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这些特殊性假设主要有：

（一）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假设。其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是“看不见的”）。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协调并用。

双手并用假设的思想不仅在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体现在宪法的规定之中。我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①。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双手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在法律体系中的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事实上，经济法上的一系列具体假设，主要是在双手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单用一只手来调节经济，则在相应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恰恰是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

（二）两个失灵假设

与双手假设相一致，在经济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失灵”假设，或称“双手失灵”假设。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失灵假设，一个是政府失灵假设。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市场失灵假设在经济学界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和应用。在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来在配置资源方面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上述诸多领域却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弥补。而从总体上的能力、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由国家来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是更为合适，也更为现实的。从而，国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所谓的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或称“介入”的新时代。

对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否必然导致国家的介入和弥补，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选择政府配置，以及对于政府配置所产生的失灵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了用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配置，就应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有总体上的把握，特别是应当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而对于政府失灵的原因，解释是多个方面的。如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这对于经济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要深入研究两个失灵假设，必然涉及到失灵原因的探讨。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探讨较多，并为相关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从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来看，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无论是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领域，还是在政府干预的领域，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例如，在市场调节的领域是很强调个体的营利性，崇尚效率价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视社会公益性、漠视公平价值，则必然会加剧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失序，微观经济失范，经济生活失真，从而使宏观调控也很难有效进行。同样，在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营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驾于社会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而忽视整体上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则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在研究两个失灵假设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设等问题，从而使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等都会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失灵的假设也导源于“有限理性假设”。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波动，并不能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于它并不能获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认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的，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驱使，就极可能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情况，从而产生政府失灵。

事实上，即使假设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问题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难非常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作出相应的调节回应，因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正因两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双手并用，才需要综合协调。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体假设

利益主体假设，即假定在经济法上，各类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利益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上的主体，可以大略分为国家一方（调制主体），以及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调制受体）。

上述的国家一方，要考虑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此外，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在国家的各类机构中，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实际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复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保障问题。

上述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市场主体（或称之为“市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主要是社会成员或社会实体、组织等。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经济法制度的实施必须尽量对各类主体的利益给予公平的、有效的保护，以实现各类主体利益的平衡。为此，在经济法上，不仅要像传统私法那样更关注私人主体的利益，也不仅要像传统公法那样更侧重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更要全面兼顾各类主体的利益，即不仅要在总体上兼顾国家与私人主体（企业、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顾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经济法在法益保护方面又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为假设

与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直接相关，既然各类经济法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则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则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不管怎样，行动者都要既考虑自己的情况，又要考虑相关主体的情况，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个领域。它既可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展开，也可能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展开，还可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对微观层面的主体行动进行博弈分析是很有价值的。

各类主体之间的行为，既然都属于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主体就需要关注其他行动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对于各类主体而言，分析“别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在博弈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假设，便是“理性预期假设”。该假设会提醒人们：任何主体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当国家要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要分析该行动所影响的主体将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这对于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效果，从而对于确保经济法的调整实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设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假设，既然各类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因而必然会关注自己的产权，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明晰，也必然会关注为取得产权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同时，既然各类主体之间都在进行着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各方，便都会关注自己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与其相对应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博弈行为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便在博弈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设。

随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产权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认识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已经耳熟能详。基于该理论，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不仅要重视微观主体或称私人主体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国家的交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应重视本益分析方法在具体经济法问题上的运用。

以上提出的五种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具体体现了“二元结构”假设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对称性”，有助于学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把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基本假设，此外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设，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开。

此外，提出上述假设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设的方法在经济法学上的价值，以及如何将其用于经济法研究。为此，还应研究各类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尽管前面在探讨各类假设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法学的相关问题，但仍然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做一些探讨。

四、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及其应用

经济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学界所认同的一个大略的“基础”，而基本假设的提出和确立，恰恰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因而对于“基础”的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对于“基础”本身的追求是否恰当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研究的效率，从研究的整体推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基本假设这类较为基础的问题，还是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设，就是因为这些假设最贴近于一般的个体、最能够反映一般性的情况，与基本的人性、与市场行为的一般情况，也都最为接近。上述基本假设，大都来自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而按照一代宗师马歇尔的理解，经济学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学的研究，或者是整个法学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这些一般性的假设，发挥其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独特作用，以解决法学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学（而不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距离，比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更远的问题。由于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写照”，毕竟总是存在着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性在片面强调“法制原则”的情况下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过借鉴，形成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来拉近法学研究与现实的距离，以确保法学研究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讨表明，从直接的价值来看，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围和基础，这也是上述假设被称为“基本假设”的直接原因。它们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类基本假设，实际上也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新兴的、具有突出现代性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应当注意方法的综合性，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法学研究不仅不能只注重单纯的“阶级分析”，而且也不能仅注重单一的“权利义务分析”。今天的法学研究，尤其应当多注意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其必要性导因于法律调整领域的广阔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客观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相关学科之间自然应当打通。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各类主体的“微观特点”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类的较为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往往可以作为法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而法学本身则更为“上层”一些，它需要通过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发现和体现自我。

纽拉特曾指出，从科学史上看，假设总是会频繁地产生和消失，没有任何对它们进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相关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假设应当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且应当在内在联系上存在一致性。为此，有必要对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应用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各类基本假设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各类假设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相关层面的概括，也仅具有源自不同视角的相对意义。其中，理论-认知层面，更主要考虑了主体的价值；经济-制度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地域或称空间的影响；社会-文化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实质上的不同时间的影响。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假设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在二元结构假设中，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与市场的对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重要价值，从而为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等奠定了基础；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体现了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即提出了两个失灵假设等各类假设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其他各类假设的现实体现；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主要体现了时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关假设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各类假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类假设，在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从形式上看，两个失灵的假设在经济法理论上是很基本的，但两个失灵假设作为一种“对结果的描述性假设”，又与双手并用假设（这是对手段的假设）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两个失灵假设，还是双手并用假设，在更深层次上，它们都离不开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而在这两个深层次的分别侧重于主体和行为的假设中，又包含了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假设等，同时，它们还都与交易成本假设直接相关。

可见，上述各类假设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从而它们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假设，使经济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同时，各类假设与一些具体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也值得关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结构假设，与系统论上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体分析方法等有关；双手并用假设，也与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等有关；博弈行为假设，与博弈分析方法有关；利益主体假设，与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关，等等，从而使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论意义，提高了基本假设在解决经济法理论问题上的应用价值。现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1.从二元结构假设来看，它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到经济，从政治到社会，从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公法与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实上，二元结构的假设虽然较为宏观，但它毕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边缘，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以一定的（虽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状态）区域为“基地”进行研究。在公与私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否有所谓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间，是否能够存在与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会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不过，根据二元结构的假设，结合客观实际，从总体上说，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认为经济法只能属于公法，而不是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5〕。因此，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分析经济法的性质问题。

2.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如果一国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虽然要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要保障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制，但它并不是传统的行政强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法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并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更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双手的协调并用，使双手都能够更扬其长而避其短，从而体现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手段的特点，体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调控与规制所发挥出的调制功能，与传统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命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事实上，双手并用所体现出的合力，是对传统的调节经济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矫正。

可见，透过双手并用假设，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问题，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等问题，从而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内在联系。

3.从两个失灵假设来看，该假设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经济法学界一般都把市场失灵的存在作为探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点。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而就需要由国家来介入或称干预。而国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则主要是经济法。上述的解释，是目前较为通常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再进一步细化。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对经济的调节才不能仅用市场调节这一只手，而是还要用国家调节这只所谓的“有形之手”。但是，在运用国家之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而政府失灵的存在，主要导源于政府的失控。从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论来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才认为有必要强调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论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经济法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

两个失灵假设表明，经济法不仅要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相关的规范，来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两个失灵的存在，对于经济法产生和存续必要性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两个失灵假设，对于探讨经济法的发生论问题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

4.从利益主体假设来看，在经济法研究上重视各类主体的利益，真正关注不同主体客观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认识经济法调整方面的问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的独特利益；认识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类主体之间去平衡利益，才能让各类主体更好地去代表和实现某一种利益。从规范的层面看，经济法主要是规定和解决相关主体的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利益既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源泉。没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体，没有相应的利益主体假设，就无法说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动力机制等相关方面。因此，利益主体假设，对于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举例表明，经济法学的各类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以上述的“二元结构”假设和其他各类假设为基础，在经济法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结构”。例如，在调整对象理论上，存在着宏观调控关系和微观规制关系的二元结构；在体系理论上，有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在主体理论中，有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二元结构；在行为理论中，有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二元结构；在责任理论中，有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的二元结构，等等。此外，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相关部门法理论上，也都存在着一些以上述相关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具体的二元结构。这些都是二元结构假设与其他假设应用的成果，对于增进经济法理论的体系化或严谨度，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五、各类基本假设的局限性

前面探讨的各类基本假设，尽管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但也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要加以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做更恰当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来自假设本身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假设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学科的假设，许多假设不仅本身尚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而且是否适合于法学研究，是否有利于推进法学研究，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

其次，二元结构假设的局限还体现在，它虽然已是各学科的学者都比较认同的，但并不是法学本身能够有效证明的。限于自身的特点，法学要在很大程度上从其他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设等。但在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和证实性方面，法学很难大有作为。这对假设方法的应用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再次，各类假设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为此，在运用这些假设的过程中，不应把各类假设绝对化。即应采行“相对论”，而不是“绝对论”。具体言之，一方面，上述这些假设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是否都合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当性，还有待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类假设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简明，更有说服力，等等。而作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观点也都是一种“偏见”。为此，就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考虑，来看待各类基本假设。而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所能够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

例如，在对二元结构认识方面，并非要强调“两极论”，即并非认为二元结构中只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在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两端，要以两端为起点才能知道何为“其中”。但关键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两端为何物，因而也就很难作到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二元结构的假设，恰恰是要给出两端、边界，也就是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元结构假设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例如，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曾经包括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结构，而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两极中间还会存在一些混合的领域。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还会存在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台，对于具体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为此，哈耶克认为，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之间（也就是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作者注）保有一个第三领域，即独立部门（Independent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门）是至关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结构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论者引申出经济法就应当以第三部门为依托，以社团为主要主体呢？恐怕至少在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尽管第三部门也是很重要的，尽管社团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诚如伯尔曼所认识到的那样，自20世纪以降，教会早已不再构成对世俗权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经济和社会秩序内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已经失去了效力〔7〕。

因此，尽管需要有第三部门的适度发展，尽管也需要对第三部门的壮大作出一些积极的倡导，但在现实中其地位无疑较为式微，无法和无力全面地替代国家，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结构的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也都具有相对性，特别是在经济法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尽管在经济学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理论或重要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在经济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适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关的研究，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

正因如此，对经济法上的基本假设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假设是经济法理论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假设不仅确定了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宗旨、性质等问题，而且也确定了经济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这种有针对性地确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确保经济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已经在宪法上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也就承认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宏观调控的普遍需求和不可或缺。

[2]经济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同传统部门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不同的。例如，民商法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私人主体之间的私益冲突，而经济法则要解决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冲突，由此它们的调整方法、价值取向等会有所不同。

[3]在马歇尔看来，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性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

「参考资料

〔1〕张鸿骊。科学方法要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27-128.

〔2〕〔4〕[奥]奥托·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M].华夏出版社，2000.37-38.

〔3〕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5.

〔5〕张守文。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0，358，371.

篇6

一、的缘起

罗马法是世界共同的，各国在不同程度上无不受到罗马法的。然依据通说，大陆法系国家乃是罗马法的真正继受者。其基本的论据是：作为罗马法集大成之作的查士丁尼法典分别为法、德等诸多国家民法典的编纂提供了范式，[i]并由此使大陆法系诸国具有了共同的特征：即高度的逻辑性、抽象性和体系化。正因如此，罗马法高度的系统化特性往往被认为是罗马法区别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法诸国最为显明的标志。然而，在笔者阅读一些法学的过程中，却发现这些文献对于罗马法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有不同的认识，即罗马法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英美法有着更明显的相似性。著名的比较法学家K？茨威格特和H？克茨在其著述中较为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十分相似的控告方式，使古罗马和英国的法律实务者都更多地注意诉讼类型，而不注重实体权利，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可以归属到不同诉讼或令状的具体事实，而不是以某种合理的方式为基础将实体法精制成一个体系。所以，罗马法和中世纪英格兰普通法都被‘程序的思考’所主宰着；在这两种制度中，实体法规则的形成晚于持续性规则，实体法‘隐蔽于持续法的缝隙之中’ [梅因《早期的法律和习惯》1889第389页].尽管这两种制度相隔上千年，它们的发展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相似之处。”[ii]哈耶克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他认为，“……第一个充分发展的私法体系，与普通法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此一私法体系的精神与此后的《查士丁尼法典》大异其趣，但不无遗憾的是，决定欧洲大陆法律思想的却是后者。”[iii]英国法学家巴里？尼古拉斯也持相近的意见：“历史上，无论对于罗马法还是普通法来说，制定法在私法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是比较小的。”[iv]这些观点与我们惯常的认识未尽一致，也提醒我们在的过程中必须对罗马法做更为全面和切合历史的理解，不能将代表着体系化最高成就的《民法大全》看作罗马法本身或罗马法的全部，还必须把关注的视角投向罗马法生长、演进的历史轨迹，对罗马法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进行认真考察分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误读历史、真正揭示出最能体现罗马法精神实质、最能反映罗马法个性的东西。本文将通过对罗马法形成过程中基本状况的考察，对罗马法在法典化之前的一些特性作粗浅的分析，期望藉此说明罗马法中与我们通常的认识不同的另一面。

二、从其发展过程看形成中之罗马法的开放性及其灵活性

（一）、罗马法的发展过程及其法律发展状况的简要评析

关于罗马法的分期，中外学者认识不一。本文在论述时所采的是四分法，即将罗马法的演化过程分为王政时期（公元前753年——前510年）、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10年——前27年）、帝政前期（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和帝政后期（公元284年——565年）四个阶段，[v]并循此脉络对罗马法演化过程中的概况作简要梳理，继而在这种大背景下重点考察罗马法在形成过程中的基本特征。

在第一个阶段，即王政时期，法律渊源较为单一，主要为习惯法。罗马法还处于“幼年”（德国罗马史学家G？胡果语）。私法不发达，尚不具有成文化的法典形式。此一时期，对法律的解释为僧侣所垄断。

殆至共和国时代，罗马法发展甚为活跃，法律渊源亦趋于多元。一方面出现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表法》，该法主要吸收了古罗马早期的习惯法，是一部采诸法合体体例的成文法律，其中含有家长权、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相邻关系）、私犯等大量民事实体法的内容；另一方面各种大会的立法及长官谕令则成为法律的主要渊源。在这些大会中，贵族大会很少立法，只办理少数遗嘱、收养事务；地区大会仅通过十分次要的法律；军伍大会和平民会议在共和国时期的立法中扮演的角色较为重要，但其侧重点不同，前者通过的法律（lex）是性的，属于公法方面的居多，而后者则主要颁布私法意义上的、适用于全民范围的法律，一些重要的民事立法诸如取消平民与贵族通婚限制的《卡奴利亚法》、私犯法、限制赠与的《辛西亚法》、《法尔西地亚法》等都是平民会议制定的。在长官谕令中，执政官的谕令多属于政治性的，只有大法官的谕令构成罗马私法的重要渊源。正是通过这些谕令，“罗马的大法官，在共和国时期按照商品发展的需要，不断纠正市民法的缺陷，补充其不足，这对促进罗马法的发展，使之后来成为世界性的法律，起了直接的决定作用。”[vi]与此同时，这一阶段，法学家的解答，也成为罗马法间接的法律渊源，与裁判官的谕令一道共同推动着罗马法的蓬勃发展。

帝政时代前期，伴随着罗马经济的繁荣和疆域的扩大，罗马法进入“法学昌明时期”。就其法律渊源来看，除了极少数的习惯法及地区大会、元老院的决议外，皇帝的敕令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其具体形式又可分为敕谕（即皇帝对全国居民的通令）、敕裁（皇帝对他所受理的案件的裁决）、敕答（即皇帝对人民和官吏提出的法律问题的答复）和敕训（皇帝对下属个别官吏的训令）。与此同时，长官谕令仍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皇帝权力的日益扩大，高级官吏就不敢像共和国时期那样随便变通法律了，因此大法官的谕令未有太大发展。及至哈德良皇帝时，法学家优利安努斯受命把历代大法官、市政官等的谕令整理、编纂起来，并经元老院批准通过，供法官一体遵行。从此，谕令便固定起来，所有法官必须循此办案，不得更改和创新。未经皇帝同意，不许增删和变通。至此，裁判官通过告示创制法律的历史使命即告终止。[vii]此外，此一时期，法学家众多，且形成不同学派展开友好而又激烈地争鸣，大大推动了罗马法和罗马法学的发展。在这些法学家中，较为出类拔萃的是“五大法学家”，即盖尤斯、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莫德斯体努斯。法学家的解答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是十分活跃的因素。其中，那些被皇帝授予公开解答权的法学家所作的解答，还对法官判案具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

帝政后期是罗马法衰落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皇帝独揽大权，“议会的立法、元老院的决议、长官的谕令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至于习惯，虽保持着创造新的规范的作用，但君士坦丁皇帝已命令取消其变更成文法的效力；因此，皇帝的敕令几乎成为唯一的法律渊源。”[viii]法学思想的发展已较为薄弱，法和法学不受重视，法学家的解答效力只有在皇帝的许可下方可产生约束力。与此同时，罗马法律制度没有太多的新发展，法典的编纂却极为繁盛。先后出现了《格莱哥里亚努斯法典》、《赫尔摩格尼亚努斯法典》、《特奥多西亚努斯法典》、《特奥多里克谕令》、《巴西尔法律全书》等多部法典，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民法大全》。这些法典是千年罗马法发展精华的汇萃，直接影响了后世大陆法系的法律发展。尤其是《民法大全》（由《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和《新律》构成）为大陆法系诸国民法典的编纂提供了权威的蓝本和示范。

（二）、形成过程中罗马法的基本特征：开放性与灵活性

综合考察上述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形成过程中的罗马法，与法典化后的罗马法相比，具有一些截然不同的特征。笔者在此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即开放性与灵活性。以下，笔者就这两个特征作进一步地说明。

1、罗马法在形成过程中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性，意指罗马法不是一个高度体系化的法律，构成私法意义上的罗马法内容的不是单纯的一部法典，而是成文法和习惯法以及裁判官法等多种形式；不像后期的《民法大全》那样完全是一个极度自我封闭的规范体系。

在王政时代至帝政后期一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罗马国家的兴衰更替，罗马法经历了由内容简单、形式单一到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再到法典化的变化。考察罗马法形成的过程尤其是公元前最后150年这段历史时期（其可谓罗马法发展最为活跃、繁盛的时期，有人称之为“罗马法最伟大的形成时期” [ix]），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法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其十分开放的一面：从法律渊源角度分析，罗马法呈现多元化的格局，既包括习惯法，又包括军伍大会、平民大会等会议的立法以及后来的元老院决议等制定法，还包括能够迅速因应现实发展的裁判官法。法学家针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种种解答也成为罗马法直接或间接的法律渊源。所有这些，共同为罗马法体系的最终形成准备了无限丰富的原料和素材。正因为有了每一种法律形式的涓涓细流，才汇成了罗马法这条宽广博大、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历千年不止，至今仍能听到其汹涌澎湃的涛声。当我们今日讨论中国民法典编纂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从罗马法形成过程的每一步中去找寻法典发展的历史踪迹，而不可仅仅陶醉于对既有各国民法典内容的摘取和引进。再从形成法律的主体而言，罗马法的创制主体也具有多样化的特性。既有军伍大会、地区大会、平民大会及元老院等立法机构，又有裁判官等长官，还有包括被授予“公开解答权”的法学家在内的诸多法学家。这一特征与受民法大全直接影响的后世大陆法系以立法机关作为唯一（或主导性）立法主体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此外，就法律的创制方式看，既有对习惯的认可，又有制定成文法的模式，同时还在一定范围内维持着“法官造法”的模式，法学家解释法律也成为法律得以形成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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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大多数国家虽然都在号称依靠或者利用法律来进行治理，但现实是，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不能说是自由的，那里的市场也受到政府权力严重的扭曲。

经验的事实是，共和的罗马，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商业城市，还有17世纪后期以来的英国，人民最为自由，也拥有最为典型的自由市场制度，社会最为繁荣富裕。这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哪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忽视其中的一个因素：罗马法，商人法，普通法。

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探究这些法律的内在结构，就会发现其间惊人的一致之处：它们都是自发的法律秩序。正是这种自发的法律秩序，与自发的市场秩序一道，造就了文明的几道亮丽风景。

自发的法律创造过程 今天的人们一遇到麻烦，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赶紧让立法机构制订颁布一部法律。在大多数民众，更不要说在大多数法学家那里，所谓的法律，就等于国家或地方立法机构表决通过后白纸黑字印出来的那种正式文件。

然而，放到历史中看，这种关于法律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晚才出现的，真正被人广泛接受，也就百十来年。而意大利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布鲁诺·莱奥尼指出，这种法律观念的流行，及因此而导致的立法膨胀，正在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自由市场的。它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也即以捍卫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法律之治。而罗马法、普通法却属于这样的优良法律。

我们这里所说的罗马法，是在法典化之前的罗马法。莱奥尼说，“罗马人和英国都坚持同一个理念：法律是有待于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可以制订颁布的东西，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将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国家之法律。在这两个国家，‘发现’法律的任务被授予法学家和法官——这两类人，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今日的专家。”（布鲁诺·莱奥尼著，秋风译，《自由与法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6页；以下凡未特别注明者，均系引本书）对于普通法，人们比较熟悉了，它被称为法官造法，即法官通过案件的裁决而创造出一套复杂而灵活的法律体系。对于中世纪中晚期以来的商人法，笔者所知不多。下面仅谈谈罗马法。

在古罗马，参与发现法律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法学家，另一类是裁判官。关于法学家，莱奥尼这些描述他们： 在几个世纪中，古罗马的法律家以一种职业的、获得公众认可的、几乎是官方的方式，“制造”着法律。他们自己确实普遍地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在制订法律规则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习惯于引用古老传说中的法规，比如十二铜表法中的规则。然而，实际上是他们制订了这些规则，而他们的同胞们则非常乐于接受这些规则，他们的政府通常也不干涉这个过程。（第212页） 这些法学家是市民法的解释者。所谓市民法，就罗马人的习惯法，它是“在城邦机构的权威之外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规范体系”（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罗马法史》，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5页），它本身就是一种“自发出现的制度”（《罗马法史》，第96页）。这样的市民法需要解释，才能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市民法最初的解释者是祭司，后来则是世俗的法学家。归根到底，规范罗马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法律规范体系——市民法，就是以不成文形式由法学家创造的法，法学家们通过对传统的法的解释，创造着法律。

共和时期罗马法的另一个基本部分是所谓荣誉法，即“由裁判官根据自己的司法审判中的职责而的所谓所谓裁判官法”（《罗马法史》，第240页）。每个裁判官在上任之初，会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前任的经验，张贴一张告示，向民众宣布自己未来从事司法活动的方针，主要是表明，他将接受哪些诉讼程式，拒绝哪些诉讼程式。而诉讼程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地实体的诉讼，从而在创造着新的法律。这样，每个裁判官都以个人的身份、零敲碎打地、无声无消地创造着法律。

几百年下来，正是法学家跟裁判官们通过法学解释和司法活动，在罗马习惯法的基础上，以个体的身份，分散地、自发地为罗马人、为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创造着。这个法律制度，可能就是罗马人的自由和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根本基础之一。

而到了查士丁尼皇帝编篡罗马法典，罗马已经进入皇帝的专制。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因为，现在，法律成了国家、也即成为皇帝可以控制的东西。而在这之前，法律是国家所不能控制的，因为，法律的创造者是在国家权力机构之外的。尽管罗马法典是根据法学家和裁判官的和裁决编篡而成的，但法典化却让法学家极大地丧失其创造法律的力量。从那以后，伟大的罗马文明也就进入其衰亡期了。

市场与普通法 正是在自发的罗马法鼎盛时期，罗马文明的基础——市场体制，最为健全。英国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探讨一下上自由市场与自由的造法过程之间的紧密关系，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由市场在国家鼎盛之时，也正是普通法实际上是调整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的唯一法律之时。”（第94页）这时期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而在这之后，在边沁、奥斯丁等实证主义法学家的鼓吹下，英国人开始用立法来替换他们的普通法，而政府的干预也开始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可能是西方最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而大英帝国也就此走向了衰落。原汁原味的普通法转移到了美国，同样，美国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典型，尽管它也不能免于政府干预。

因此，莱奥尼得出一个非常有力、也许会被某些人视为偏颇的结论： 除非我弄错了，否则，在市场经济与法官或法律家之法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analogy），就像在计划经济与立法之法之间，也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市场经济最成功的地方，恰恰是在奉行法律家之法的罗马和奉行判例法（judiciary law）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下面的结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第28页） 那么，市场经济与那种以法官和/或法律家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之间，计划经济、政府干预与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立为法律体系之间，何以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莱奥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关窍所在： “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就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的中央集权经济，在这样的中，所有重要的决策都是由几个领导们作出的，而他们对于全局的了解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即使他们确实尊重人民的意愿，其结果也受到这一知识的有限性的约束。”（第27页） 这正是哈耶克中年之后全力论证的“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有限性”。不管是对于计划人员，还是对于立法者，先不管其动机是否纯正，是否真心地谋求公众的利益，即便他们人人都是活雷锋，也无法解决他们的知识局限性。

计划经济所面临的知识难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谈论得够多的了，今天的信息经济学不过得其皮毛而已。而一部立法，总是普适的，试图规范所有人之行为，然而，立法者却注定了是“无知的”： 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光凭本人而不与相关的每个人合作，创建出指导所有人现实活动的规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与所有人无穷无尽的关系中。不管是民意调查，还是全民公决，或者是磋商，都不可能使计划经济中的局长们发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那么，同样，也不可能真正地使立法者具备决定这些规则的能力。（第24-25页） 而哈耶克论证了，市场是一个发现信息、传递信息的最有效的程序；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以古典罗马法、普通法为代表的自发的法律秩序，也是一个发现规则、创造规则的最有效的程序。因为，每个法学家、每位法官都参与了法律的创造；事实上，每个民众也参与了法律的创造，因为，正是当事人的争议活动，引发了法学家和法官对于习俗、对于司法先例的创造性解释活动。所以，古典罗马法和普通法可以说是“人人参与创造之法”（第147页）。这一过程，集中了有关社会生活的海量的细节性信息，而任何一个立法者，都不可能掌握这样的信息，因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可以说总是不很适宜的；就像再严密的计划，最后总是要落空一样。

自发的与家精神 这种自发的法律秩序，能够真正做到“与时共进”。它允许人们去做具有正常的情感与理智的人认为合理的一切事情，人们甚至根本可以不管成文法是怎么规定，一旦出现了纠纷，则提交给法学家、裁判官或法官来解决。法学家、裁判官、法官为解决这些千变万化的纠纷，必须以全部的智慧，寻找各种各样的规则，包括创造性地解释出新的规则。在这里，法律在适应创新，只要你的创新是正常人认为合理的。

因此，只有在自发的法律秩序下面，每个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才会层出不穷。而这正是市场发育、繁荣的推动力量。

另一方面，这样的法律秩序又是稳定的。企业家的一切活动都是面向未来的，因而，内在地具有风险。企业家的活动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在创新的同时控制和降低风险。为此，企业家必须对于他人会对自己的行动作出何种反应形成比较准确的预期。而规范人们行为模式的除了道德之外，就是法律。道德本身不大容易变动，因而，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就是法律。法律的急剧变化，会使企业家损失惨重。最近20多年来得及企业家对此深有体会。

立法也不能确保这种对于预期的确定性。表面上看起来，立法白纸黑字，非常精确，然而，事实上，立法总是立法机构中临时凑合成的多数的意志的表现，而通过运用种种技术，少数派可以很快变成多数派，从而制定出相反的法律，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而在自发的法律秩序下面，法律是零碎地、分散被创造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机构不可能自上而下进行全面控制，因而，在短时期内，法律不可能发生剧烈变动。在罗马，“法律永远不会在受也预料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改变。而且，一般情况下，法律也永远不会受制于某次立法会议或某个人（包括元老或国家的其他执政者）的随心所欲的专断权力。”（第87-88页）罗马法、普通法法律所具有的这种“长远确定性”，为企业家进行大胆创新提供了风险最小的制度框架，而罗马法和普通法的灵活性，又为容纳企业家的创新成果，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对于企业家活动的规则框架来说，法律体系既稳定又灵活，既能提供稳定的预期，又能提供创新的激励，在确定性与包容性之间取得平衡，还有比这更优良的品性吗？ 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例 罗马、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英国、19世纪以来的美国证明了自发的法律秩序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还可以简单讨论一下新加坡、香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它们一直是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城市，而这两个城市的法律制度正是普通法。

普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诉讼程序，普通法法官的首要是解决具体的纠纷，而要解决本地人之间的纠纷，当然要看争议人所在的社会的习俗、惯例。于是，端坐在法院中、来自英国的普通法法官，却会以《大清律例》或广东的习俗作为实体规则对于华人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决。这样，香港社会就没有经历大陆的商业习俗断裂。当然，这些法官也通过对中国原有法律、习俗的解释，通过零碎地引进英国的新规则，为当地人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纠纷解决规则。这样，在香港，普通法的架构包容了中国传统法律、习俗、英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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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践逻辑；法律权威；政府权威

一、两套逻辑的比较

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

既然找镇政府来解决矛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不然，郭星华先生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一文中谈到“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全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

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现实生活，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当事人的期望是以法律规定所包含的经济和功利意义来确定的。然而，从法律逻辑来看，这种意义是“非理性的”。这并不是导致这种冲突的现代法理学所特有的缺陷，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这种冲突是形式的法律思想具有的逻辑一致性与追求经济目的，并以此为自己期望基础的私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造成的。

在基层政府，为了应对现实的压力，法律走向了反形式主义的方向，原因在于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基层政府干部的利益（政绩）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府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性轨道，还包括农民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逻辑解释的要求。

正是这种基于自己利益行动的合理准则，每个基层政府干部在行动时，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到上级政府的行动。这种期望得到了客观的证伪，虽然缺少法律的保障，这种秩序仍成为基层政府干部行动时思考的主题。

从以上的分析情况来看，农民个体的力量和法律的威力、和政府的权力相比似乎是无法较量的，但在农民自愿地将他们的问题呈现给政府来解决的时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接受政府权威的意愿，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完全放弃：他们试图通过对基层政府的抗议来控制他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过程。

行政干部期待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性的文件能帮助他们毫无争议地去处理地方事务。事实正如所韦伯指出的“法律制度中的空白区不可避免：在将一般规范或者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司法程序从来都不是一致的，或者说，从来不应该一致。”正是法律制度留下的空白，才给了纠纷各方产生争辩的可能性，也给了他们发挥自身力量来判断、影响纠纷解决过程的空间。

三、多重关系的交互

在乡村社会，庞大的血缘关系使得农民不需要精心策划、积极动员，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抵制力量来影响基层政府对问题的处理。笔者所调查的Z村如同中国大部分村庄结构一样，除了家族内部的层次性，还有同一层面及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常常与亲属关系发生重叠；通婚关系则将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连接起来，村庄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网络中。

如果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这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性的纽带，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乡村社区所熟悉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百人的集体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动员，不论我们用何种理论或规范来解读乡村生活中人们的客观行动，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把乡村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可以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实际上很难真正发现处于其中的人们的各种想法。而中国的司法实践正是加上了主观行动者对实践的解释，从而使法律的生命体现为不在逻辑而在于经验。因此在紧密的乡村血缘、地缘关系中，存在着不同于城市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种实践经验正是法学家感到失望的地方。

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或伦理学的观点引入到法律概念中去，法律观点的准确性就会受到质疑。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9.1.

［2］ 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1.

［3］ 郑也夫.沈原.潘绥铭.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说是论文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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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法的理解上，规范比较方法比较接近实证主义法学的立场和观点。规范比较方法认为，比较法就是对不同国家的规范体系的比较（宏观比较）或具体规范的比较（微观比较）。在规范比较中，比较的单位是法律规范或法律规范体系。规范比较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在被比较的各个国家的法律渊源中寻找对应的或对等的法律规范，然后对这些对应的或对等的法律规范进行比较。功能比较方法是德国学者茨威格特和科兹等人在批判规范比较方法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新的比较方法。在对法的理解上，功能比较方法比较接近学法学的立场和观点。功能比较方法认为，“在法律上只有那些完成相同任务、相同功能的事物才是可以比较的”。在功能比较中，比较的出发点和基础是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或社会需要。比较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找出人们共同遇到的社会问题或社会需要，然后是所比较的国家对这种社会问题或社会需要所采取的法律解决方法，即有关法律规范、程序和制度，最后是这些法律解决办法进行比较。

在近一二十年，随着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文化比较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比较法学者所倡导或支持的比较方法。在对法律的理解上，文化比较方法把法律视为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一个民族的法律都反映着该民族在世界、社会、秩序、正义等问题上的看法、态度、情感、信仰、思想。一些从形式上或功能上看似乎相同或类似的法律，可能实质上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差异。因此，要理解一种法律体系，必须深入把握其背后的文化底蕴。从这种法律观点出发，文化比较方法认为，比较法就是法律文化的比较。

在比较法的发展过程中，早期的比较法学家大都具有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在1900年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一届比较法国际大会上，这种普遍主义情绪达到了顶点。在这次大会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比较法的目的是“从各种法制中寻求共同基础或近似点，以便从各种不同的形式中找出世界法律生活的根本性质”，比较法的任务在于发现或创立“文明社会的共同法”。近年来，一些比较法学家开始对比较法中盛行的普遍主义倾向提出了质疑，强调法律的多元性、特殊性和地方性。关注比较法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指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

比较法中的特殊主义思想与后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强调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差异性、多元性、异质性。特殊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普遍主义的缺陷，但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首先同法律的可比性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法律的协调和统一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在全球的范围内，还是在某些 区域（如欧洲）内，（自愿意义上的）法律协调或统一的趋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强劲。

在传统的比较法中，比较法通常被理解为是一种纯粹的比较活动。按照这种比较法概念，只有对各种法律体系及其规则的比较活动（以及对此种比较活动中的论的探讨）属于比较法的范畴。而探讨法律的性质等基本问题、建立法律的一般等，都不属于比较法的范畴。比较法被认为没有自己独立的目的，只是一门工具性的、辅的学科，其存在价值在于为其他学科法律实践服务。这种工具导向、技术导向的学科定位，导致传统的比较法一直处于一种理论匮乏的局面。

在认识到传统比较法在理论上的种种缺陷后，一些比较法学者开始积极地寻找比较法的理论之路。美国佐治亚洲大学教授沃森通过对法律移植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法律发展理论。他认为，法律是自主发展的，法律与的其他因素（如、、文化）没有必然的联系。意大利都灵大学法律教授萨科提出了“法律共振峰”理论。萨科把包含着不同法律规则的立法机关的成文法、学者的学理解释、法官的判决等法律表现形式以及立法者、学者、法官为了对规则进行抽象的阐释和论证而提出的其他成份称为“法律共振峰”。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中，法律共振峰并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是有可能发生冲突。英国肯特大学法学教授萨缪尔提出了“作为认识论的比较法”，以取代传统的“作为方法论的比较法”。萨缪尔主张建立一种以认识论研究为特色的比较法，把比较法研究、法律理论、法律推理和法律史结合起来，既为比较法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法提供法律认识论的基础。这种比较法的目的是揭示法律知识的内在结构或模式，即能够从法律范畴、制度和观念的中抽象出来的结构或模式。这种结构或模式在法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比较法追求纯粹的法律比较研究，不关心这种纯粹比较之外的其他事情，因而表现为一种封闭式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期，整个领域普遍兴起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一些横断性、交叉性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产生。但是，比较法学家对这种趋势的反应相当迟钝。直到近些年，一些比较法学家才明确提出比较法的跨学科研究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法与比较法教授马太是这种跨学科研究的积极倡导者与尝试者。马太认为，比较法的命运取决于它能否充当联系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的领域，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法生存下去、走向成功的唯一机会。近些年来，马太一直在从事以“比较法与经济学”为主题的跨学科研究。他认为，比较法与经济学（包括法律与经济学）是两门可以相互促进的学科。在比较法研究中引入经济能极大地丰富比较法的理论观。跨学科研究对比较法的发展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值得大力提倡和践行的研究模式。

篇10

一 序言

人们通常说，从远古罗马法到古典罗马法的进化，以在契约问题上从身份制度到确认契约自由的过渡为特征。人们以此强调，在更远古的时代，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和由此产生的缔结契约的可能性，强烈地受到其主体为自由人、市民和自权人的制约，而在后来，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这些制约被缓和以至在某些情况下消失，使得每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可自由地完成法律行为。这样的解释，在其很一般的线索上，人们肯定可以认为是有效的，不过，现实更加复杂，有必要作更深入的分析。而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报告中试图达到的目的。第一步是澄清身份之术语在罗马私法中的含义。尽管缺乏一个明示的定义，从一些罗马法学家的作品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用身份的概念指称每个个人所处的由权力、权利和义务构成的情势，与他所属的一个更广泛的单位有关[1].属于一个为罗马私法所考虑的更广泛的单位。一种身份的构成是与奴隶相对立的自由人的集合（自由人的身份） 、与非市民相对立的市民的集合（市民的身份） 、与在家族内部从属于家父的人们相对立的家父的集合（家族的身份） .这些就是罗马法中的三种基本的身份：即自由人的身份、市民的身份、家族的身份。每个是自由人、市民和自权人的人，如果我们使用现代的术语的话，就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事实上，身份制度是罗马法对现代民法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三种身份现在不被看作是僵硬地封闭的，而是在每一种身份的内部，个人可以从有身份的人转化为没有身份的人；或者从没有身份的人转化为有身份的人。这种在身份内部的转化被罗马法学用一个术语名之为人格变更。当个人从自由人转化为奴隶或作相反的转化；从罗马市民转化为外国人或作相反的转化；从自权人转化为他权人或作相反的转化时，他承受了人格变更，换言之，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承受了一种身份的改变。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把这些人格变更分类为：涉及到自由权的取得或丧失的最大变更；涉及到市民权的取得或丧失的中变更；涉及到自权人地位的取得或丧失的最小变更。一旦澄清了这些要点，现在让我们首先来看罗马的法学以及优士丁尼的《市民法大全》是如何讨论现在正在被说明的身份制度的。

二 法学家著作和优士丁尼编纂的法律中的三种基本身份

前一节中所描述的三种身份制度，在公元2 世纪中叶的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首次在理论层面上得到确定，该书新近也被译成了中文，并附有拉丁文本相对照[2].盖尤斯肯定不是探讨这一问题的第一个法学家，但他继承了公元前2 - 1 世纪的法学理论。他的证明尤其重要，因为他的《法学阶梯》是在《学说汇纂》以外达成的著作，反映了古典时期的、未受到优士丁尼的观念影响的关于身份制度的法理思想。在《法学阶梯》中，盖尤斯指出了最重要的人的划分：自由人与奴隶的划分（人法的主要划分是这样的：所有的人，要么是自由人，要么是奴录[3]） ，这样就开始了以自由人的身份为对象对身份进行的分析。在第10 节和第12 节中，他继续谈到了生来自由人与生为奴隶、后来被解放的人（解放自由人） 之间的区分，并阐述了从奴隶状态中获得解放的方式。在手稿的一段阙文之后，在第22 - 35 节中，盖尤斯致力于市民的身份，讨论了因为与罗马人有共同的历史起源、相较于所有其他的外国人享有特权地位的拉丁人的不同类别，然后在第36 - 47 节中，重新拣起了解放的主题[4].在第48 节中，法学家最后引入了自权人与他权人的划分（接下来探讨人法的另一种划分。事实上，某些人是自权人；另有些人是承受他人权利的人[5]） ，并由此分析了家族的身份。从这一整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盖尤斯十分了解这三种基本的身份间的区分。他没有给身份的概念下一个定义，但他论述了每一种身份的最重要之点。2） 该法学家认为，自由人的身份和家族的身份是基本的，而忽略了市民的身份，将之与自由人的身份一并论述，并把拉丁人的特殊状况作为独有的参照系。因此，尽管在其教材的其他要点上，他经常谈到外国人使用的不同于罗马人的法，但在用于讨论人的这一卷的开头却缺少一个对这种身份的详细分析。这是它在市民法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明确表征。3） 为了探讨人法，身份的理论被看作是根本的。事实上，正如已经指出了的，盖尤斯的教材旨在让学生了解市民法的初步原理，该书解释了以自由人和奴隶、自权人和他权人的两分制为基础的全部的人法和家庭法。但是，以身份理论为来源的财产问题则在《法学阶梯》的第二卷，即在关系到财产取得方式的部分被加以论述（2 ，86 - 96 [6]） .对这种分开的探讨所作的自我解释是因为财产问题对于奴隶和对于他权人来说，是共通的，因此构成了一个单一的讨论对象。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阐述的身份制度，也是在其他古典时期的法学家的思想中要遭遇的，尽管他们的著作经过了优士丁尼的《市民法大全》的“过滤”才传给我们。在《学说汇篡》第一卷第5 题中，有一个关于人的身份的标题，它包含了古典时期法学家著作的27 个片段。在这些法学家中，最古的是杰尔苏（公元2 世纪初） 和盖尤斯（公元2 世纪中叶） .这一标题是完全用于自由人的身份的，因此是用于自由人（生来自由人和解放自由人） 与奴隶的根本划分[7].D. 1 ，5 ，17 是乌尔比安的，它是唯一的探讨市民身份的片段，它谈到了公元212 年的敕令，安东尼。卡拉卡拉皇帝以此敕令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以罗马市民权。实际上，乌尔比安的这一文本，具有确认市民身份在212 年之后，在市民法领域最终已变得不重要的目的。《学说汇篡》随后的题D.1 ，6 ，冠以“关于自权人或在他人权利下的人”的标题，它讨论的是以家族身份为基础的人的其他基本划分。这一题只包含11 个片段，在它们之间，第一重要的角色被赋予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和乌尔比安的著作。因此， 《学说汇篡》允许我们作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它报道了对三种原始的身份都了解的古典时期法学家的思想内容，尽管在212 年的敕令之后，市民的身份已不再有具体的功能；尽管如同我们在第4 节中将要看到的，在理论上仍继续存在着一些外国人的类别。另一方面，法典编篡过程中的整理，反映了优士丁尼和他的合作者的明确的观念，根据这些观念，所有与人有关的市民法应该只以两种身份，即自由人的身份和家族的身份为轴心转动，而以市民权为基础的划分在形式上也被废除了[8].在御制的《法学阶梯》中，人们还可以更加明确地理解优士丁尼的这一观念。该书我们正在着力于第一次直接从拉丁文译为中文[9].《法学阶梯》1 ，3的标题意味深长地是“关于人法”，事实上，它包括了自由人与奴隶的根本划分，在紧接着的4 个题中，谈到了生来自由人（1 ，4） 、解放自由人（1 ，5） 和一些与解放有关的问题（1 ，6 和1 ，7） ，这些论述废除了在212 年后仍存在的拉丁人的范畴（1 ，5 ，3） .而在《法学阶梯》1 ，8 中，正如它的与《学说汇纂》相同的标题“关于自权人或处在他人权利下的人”所指出的，谈论的是以家族身份为基础的人的其他划分，以此为基础，阐述了整个的人法和家庭法。在更详细地探讨各种身份的人的人身方面和财产方面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作一个简短的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