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学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客观归责的体系性地位陈兴良;

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法学研究 陈晓明;

难:一个中国问题的思索张卫平;

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叶名怡;

损害赔偿范围确定中的法律政策姜战军;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靳学军;石必胜;

证券监管的目标和路径宋晓燕;

公法传统的历史进化与时代传承——兼及统一公法学的提出和主张袁曙宏;韩春晖;

本刊重要声明

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杨登峰;

自然垄断产业授权立法成本的控制模式郭洁;

人民自决权与国家的关系赵建文;

识别的对象与识别理论的展开宋晓;

占有改定与善意取得——兼论民法规范漏洞的填补税兵;

风险社会与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朱岩;

为他人行为侵权责任之归责基础尹飞;

我国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慕亚平;肖小月;

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

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基准与规则江必新;

风险认知模式及其行政法制之意蕴戚建刚;

司法的限度: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吴英姿;

犯罪构成与诸特殊形态之关系辨析冯亚东;

假定因果关系、结果避免可能性与客观归责车浩;

立法问题研究张智辉;

法学研究 推定是证明过程的中断张保生;

司法或政务:清代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里赞;

裁判可接受性概念之反省陈景辉;

法律推理基本形式的结构分析雷磊;

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度朱广新;

安全保障义务与不作为侵权冯珏;

中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改革杨立新;

创意保护的法律路径任自力;

刑法的困境与宪法的解答——规范宪法学视野中的许霆案白斌;

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刘宪权;

中国法语境中的检察官客观义务龙宗智;

法律适用中的时间要素——中日东海争端关键日期和时际法问题考察张新军;

清代冕宁诉状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张晓蓓;

权利的道德基础与现代权利理论的困境薛军;

意志抑或利益:权利概念的法学争论朱庆育;

人类学语境中"镶嵌"的权利侯猛;

个人权利:公权力的边界和责任贾西津;

个人主义权利在俄罗斯的处境刘洪岩;

宪法权利的价值根基翟国强;

宽容的权利陈根发;

被指控人权利的扩张祁建建;HttP://

“动物权利”的法律保护常纪文;

生命权发展中的权利论证易军;

法治与和谐人权观严海良;

人权与政治合法性王立峰;

现代人权理论的宗教哲学渊源石佳友;

国际贸易中的人权法学研究 刘敬东;

重构人权的道德基础胡水君;

中国古代的皇权与法律——以隋代前期为例的实证分析张先昌;

违宪判决的形态翟国强;

服务理念下的程序裁量及其规制郑春燕;

中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基于地方立法文本的分析屈茂辉;周志芳;

信赖原则在现代私法体系中的地位马新彦;

动产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础汪志刚;

损害赔偿与民事责任李承亮;

陕甘宁边区民事法律的几个问题肖周录;马京平;

刑法解释学的独立品格徐岱;

拟制犯罪和拟制刑事责任——法人犯罪否定论之回归张克文;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证研究宋英辉;郭云忠;李哲;罗海敏;何挺;向燕;王贞会;冯诏锋;

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建构与反思易延友;

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的留置权张家勇;

联合国反恐全面公约中的武装部队问题;

法律的驯化与内生性规则支振锋;

法史学研究的两个视角王志强;

法学研究 走人类学的路,开创法史学新天地陈金全;

借鉴社会学方法,深化法史学研究汪世荣;

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中的苏联法影响孙光妍;郭海霞;

法律史学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贡献责无旁贷刘海年;

百家争鸣与学术批评侯欣一;

从容对待传统法马小红;

砥砺为学再创佳绩张晋藩;

“学术法律史学”与“应用法律史学”朱勇;

注重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研究全面揭示古代法制的面貌杨一凡;

应当重视古代地方法制与民间法律秩序的研究刘笃才;

加强和深化法律文化精神的提炼霍存福;

用现实的眼光洞察法史,于法史研究中体悟现实陈景良;

应当更加关注法学史研究何勤华;

重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避免重复研究李力;

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思路创新夏锦文;

基于债务关系之支配权金可可;

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叶金强;

妨害排除与损害赔偿王洪亮;

对常见犯罪量刑基准的经验分析王利荣;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检讨钱玉林;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自我约束与外部制约李建明;

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1985—2008)为例章剑生;

我国仲裁机构现状实证分析法学研究 陈福勇;

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左卫民;

法经融合经济匡时——前进中的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国际变革大势与中国发展大局中的知识产权制度吴汉东;

吕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梁凤荣;

法学研究所所雕·所训

《法学研究》注释体例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梳理张明楷;

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杜宇;

生产者延伸责任的扩张性解释马洪;

案外人异议之诉张卫平;

证据保全制度的功能及其扩大化许少波;

间接制度对仲裁条款的适用徐涤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三种模式陈瑞华;

刑事审判组织表决规则研究姚莉;

法学研究 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何海波;

罗马法中的四大民众发动程序徐国栋;

篇2

关键词：规范法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09-0002-02

一 引言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在其代表作《法学方法论》中说道：“法学之成为科学， 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法学理论的创新，依赖于其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变革。法律本身就是一系列规则、制度等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决定了法学研究必须以这些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因此，以法律条文的制定、修改以及实施为研究目的，以对策法学、法解释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规范法学”在传统的法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实践中，也为我国的立法完善和司法改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完美无缺，由于“规范法学”更注重对法律条文本身的研究，此种单一的视角势必会存在一定局限性。正如法国著名法学家勒内·达维所说：“立法者要改造法律条文本身很容易，但是法律条文背后的东西却是很难改变的。”[2]法律条文是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我们只有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同视角，才能看清法律条文背后的东西，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法学理论的发展。

二 “规范法学”及其局限性

陈瑞华教授认为，传统的法学研究无非在做两件事情：一是研究法律制度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从而为立法或司法改革作出贡献；二是对法律规则的立法原意和立法宗旨进行解释，以保证法律制度得到较好的实施。前者称为“对策法学”，后者则视为“法解释学”。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统称为“规范法学”[3]。

不可否认，“规范法学”对于法学研究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急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规范法学”更能够快速促进法律制度的更新，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我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的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框架。然而，这种追求实效的做法必然会或多或少忽略其他一些社会因素，导致其他方面的社会矛盾。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的脱节问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规范法学”视角的单一性，注定其存在一定的局限。

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历来缺乏对理论的重视度，更加看重实际效果。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已有的先进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法学家们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运用“对策法学”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立法建议。这种“对策法学”研究方法“往往采取教科书体例的研究模式，从概念到性质，从历史沿革到发展趋势，从比较法的考察到中国问题，提出对中国立法的建议和对策”，“以讨论立法对策、改革建议和制度变革为目的，喜欢'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4]“对策法学”看似有条有理、逻辑清晰，但受其研究目的的限制，这种“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的研究方法很难有理论上的推进和创新，也未必能够提出真正有效的对策。

“对策法学”的逻辑推理大致是这样的：大前提是西方的先进制度和理论，小前提是中国的现实问题，结论是借鉴西方理论提出针对中国的立法建议。而后，作为结论的立法建议又可以构成一个新的三段论，立法建议是“良法”，制度改革和实践作为小前提，又能够得出“良法美治”的结论。这种理论用于实践的“实用主义”做法无可厚非，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与法治发达国家的差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将先进经验“拿来”，为我所用。然而，这两个看似合理的三段论却忽视了因果关系之间的必然联系。首先，受不同政治、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各国的经验是不一样的，西方的理论在中国并不必然具有适合其生存的土壤，未必能够结出成熟的立法建议“果实”。其次，由于各国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使在相同的制度下也会存在不同的实际效果，作为“良法”的立法建议在中国背景下也并不必然就会带来“美治”。上述逻辑推理至多只能说存在某种可能性，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如果忽略了理论应用带来的其他可能性（负面影响），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

另一个方面，由于法学研究者往往本身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制定者，他们在解释立法原意的过程中不仅会分析立法者的立法宗旨，也会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这使得“法解释学”不仅是对条文的解释，更是法学家们的创造性法学研究。然而，由于不同的人对于法律有不同的理解，法律解释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色彩，这使得法律的稳定和权威受到了挑战。首先，由于立法者与法律解释者的不同，可能会造成解释者对立法原意的曲解。其次，针对变化的实际，通过法律解释对立法进行修正，也只能解决形式问题。更何况在中国的实践中，连这些仅有的形式也往往都被架空，因之这些所谓的“解释”也就无法解释中国真正的现实问题。

总之，以对策法学、法解释学为主的“规范法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局限性，它忽视了法律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将可能的因果关系当成必然，注重形式上的改变，仅仅治标，而不能不治本。

三 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

“法律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如果对解释一部分法律现象有帮助和价值，都可以加以利用。”[5]如果将法律现象置于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就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

梁治平先生在其学术论文集《在边缘处思考》中，展示了他“边缘化”的学术之路。在这条道路上，梁先生从法学走向史学，又从史学走向社会学、人类学，从“大传统”走向“小传统”，从“庙宇”走向“田园”。[6]他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对特定概念地不断相对化，抽丝剥茧地分析性研究，使其在复杂的中国语境中尽量的清晰。这种法学研究方法是多元化的，它没有局限于传统的“规范法学”研究思路，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法律这一社会现象。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都具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正是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的不同，才使得这些学科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在某些时候可能是对同一社会现象的不同角度的分析，因此，它们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如果将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的研究视角引入到法学研究当中，形成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就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法律问题，真正了解“规范法学”所无法改变的法律条文背后的东西。

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它从整体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社会学重视人的因素，研究人类的活动对社会的影响。

法律作为社会现象的一种，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例如，在现代法治理念中，“法治”与“人治”应该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治理方式，“法治”意味着公平正义，法律至高无上，而“人治”则代表个人的特权，往往带有贬义。但在社会学家看来，它们之间并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也不存在好与坏的区别。正如所说：“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即使在乡土社会这样的“无法”的社会中，“无法”也不会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7]可见，从社会学角度，“人治”或者“礼治”不再带有那么多的贬义色彩，对于社会学者而言，无论“法治”，还是“人治”都是在不同社会情态中的起作用的社会秩序，都具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

经济学研究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学是运用数学语言和模型进行逻辑推理、论证，从而得出某些结论。在法学家看来，法律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公平正义，而在经济学家看来，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提供一种激励机制，诱导当事人事前采取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动。张维迎教授对“杀人偿命”规则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两种研究视角的区别。从法治角度看，杀人者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权，以命抵命可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从效率角度讲，“杀人偿命”的合理性并不是因为它在事后为受害人提供了补偿，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最有效的事前防范激励。[8]经济学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很多的研究方法，如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激励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可以帮助法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解释法律现象。

除此之外，人类学、历史学、哲学这些社会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都可以引入到法学研究中来，这种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也必然能够发现更多新的问题，推动理论的创新。当然，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最终都应该落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上，我们要从不同的视角考察法律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而不是简单地以西方学者的关于法治的表述和标准来否认中国社会中规范人们社会生活的习惯、惯例和法律。” [9]这样在中国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社会学科研究方法，某些在西方观念看来无法理解的规则、制度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诠释。

四 结语

古诗有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传统的“规范法学”为我们“观赏”法律这座“大山”提供了一种角度，而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又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当我们局限于法律条文本身的研究而举步维艰之时，不防跳出来，考察法律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因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法学研究领域，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同西方国家的差距，我们还需要长时间的资源积累和沉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但不是要盲目立法，不是要一味的照搬照抄，也不是仅靠所谓的“对策法学”立法建议就能解决的。

法律不只有一种形态，法学研究方法也不只有一种范式。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不是要否定“规范法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是要弥补其固有的缺陷，为法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注入新的血液，创造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2] 陈瑞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3] 陈瑞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4] 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7页

[5] 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6] 梁治平著.《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7]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8]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9页

篇3

内容摘要：方法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是环境法学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我国环境法学的方法论研究尚不成熟，没有真正体现其交叉学科的特性。本文从我国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出发，分析我国环境法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环境法学 方法论 体系构建

问题的提出

方法论是从认识论高度对于研究方法的梳理、概括和总结。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由其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决定，直接涉及该学科的目的、立场、观念和认识方式。环境法方法论是连接环境法与哲学的纽带，也是环境法发展的航标灯。所以，方法论体系的建构是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法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和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法）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为目的而制定的，用以全面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并调整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环境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此可以看出，环境法既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法是法学与环境科学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它既可被视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又可被视为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如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法学从广义上讲是研究调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相关问题的学科。

环境法学属于法律科学，决定了它与其他部门法学在方法论上拥有诸多共性，但其与环境科学的交叉性又导致了其方法论上的特殊性。在我国，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法学方法论这两大理论的基础之上，并以照顾到环境法学科的特殊性（科学性、人文性、规范性和全球性）作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切入点，由此深入分析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本构造和体系安排。

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缺失

（一）取得的成就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注重以法学和环境科学为基础，综合运用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近年来，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环境法学方法论生态化，认为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是环境法学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学的方法论特征；将研究主体从“经济人”转换为“生态人”，以应对现代“经济社会”向后现代“生态社会”的转变；修整工业社会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和主客二分范式，建构有机整体世界观、可持续发展观和主客一体化方法论；一些学者在整合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法学命题，这是环境法学研究本土化的重大成果。

（二）存在的问题

整体论、有机论、生态学方法、法学方法、法域分析方法、博弈论方法、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等技术方法虽已被引入到环境法学研究之中，但是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尚未成熟，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渗透到环境法学的研究之中，没有真正体现其交叉学科的特性。具体而言，当前我国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哲学是理论法学的最高层次，而又以其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指导作用深深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对于法律实践来说，如果说现实法学是其后推力的话，那么法哲学则是其牵引力。环境法学隶属于法学和环境科学，其交叉性和边缘性决定了其方法论上的复杂性。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法学和环境科学具有不同的切入点。自然科学以自然环境作为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强调以生态利益为中心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着眼点。而法学则将人作为人与自然环境统一的基础，强调以人类利益为中心，解决环境问题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类的自身发展。环境法哲学研究的困境正是法学和环境科学内在冲突的反映，这种冲突导致了环境法学研究领域法哲学的缺失。目前，这种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的最大障碍，它使得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各层次的相互作用受到消极影响，不利于环境法学科体系的纵深发展。

其次，从基本研究方法来看，它普适于整个法学学科，体现了环境法学作为法学分支学科的特点。现行环境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承袭了传统部门法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传统法学的痕迹，环境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真正渗透到环境法学的研究之中。传统法学一般只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利益的最大化。而环境法学既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很显然照搬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必须在承袭的基础上吸纳环境科学的研究方法，将二者进行整合并进行创新。

再次，从具体研究方法来看，环境法学研究主要承袭了传统部门法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传统部门法学的痕迹。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主客二分”研究范式，以人类利益为中心，主要协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环境法学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与环境有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对于传统法学而言就显得鞭长莫及了。

最后，从技术和工具层面来看，基于环境法学交叉学科的特性，法学和环境科学的有关技术手段应被吸纳到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体系中来。但是，目前对于环境法学进行研究的学者大都是法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大多缺乏环境科学和生态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所以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难以达到融会贯通。这显然不利于环境法学研究方法在技术和工具层面上很好地实现多元化。

此外，目前的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注重的大多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批判，例如针对我国传统环境法学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吕忠梅有过较为全面的评价：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阐释现行法律法规，热衷于长官意志和行政部门解释，使环境法理论沦为长官意志的“注释”；主要是概念法学的逻辑演绎方法，缺乏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缺乏对中国环境法制度实施的本土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研究；环境法理论研究与其他部门法研究缺乏沟通和联系，研究方法呈现单一和幼稚化。

然而在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构建上，除了对少数专门问题进行过探讨外，尚缺乏在哲学方法论指导下对我国转型时期具体环境制度和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

总的来说，我国传统的环境法学研究虽然强调环境法学的学科交叉性和综合性，主张吸收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环境法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简单的类比层次上。环境法学交叉研究只是零散的牵涉环境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在方法论的指导下，明晰研究对象的属性，系统地运用合适的方法进行研究。

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环境法学理论研究日益蓬勃，环境法学界百家争鸣，有关“主客二分”或“主客一体化”的争论对环境法学的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亟需构建。

我们认为，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应从哲学领域、基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等层次入手。

（一）生态整体观―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之重心

鉴于环境法学是介于法学和环境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这使得研究现实事物的生态学研究方法应成为环境法学有别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独特研究方法。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中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环境法哲学方面的缺失，它亟需找到一种新的世界观作为理论支持，生态整体观的确立可以为这种困境找到出口。

生态整体观是在对机械世界观的质疑和批判的过程中与后现代有机论和后现代整体论结合并受现代生态学启发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它认为世界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动态系统，是由事物间动态的、非线性的、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呈现为一个可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

生态整体观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中心，强调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世界观的确立有助于打破传统法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同时吸收自然科学（如环境科学、生态学）的认识成果来解决环境问题，实现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发展。

具体而言，生态整体观的确立对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构建具有的积极意义如下：

第一，生态整体观的确立，有助于改变环境法学研究中“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消极影响。生态整体观要求环境法学者用“主客一体化”的思维方式探讨环境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主张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必须考虑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关系或从整个生态系统去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样可以冲破传统法学“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樊篱，为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奠定哲学基础。

第二，生态整体观为环境法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研究立场，即整体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是指以整体作为研究的基点，通过群体行动的分析来说明该学科的基本立场与基本内容的方法体系。环境法的学科特质，使我们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尤其要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倡导人类跳出数千年来的旧思路，努力去认识生态系统，进而将认识到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衡量人类发展模式的基本标准。

（二）基本研究方法的变革

在生态整体观的指导下还需要对环境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进行变革。对于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价值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哲学伦理方法，环境法学者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不能一味照搬。因为环境法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特性，仅沿用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不足以建立完整而系统的环境问题法律机制。因此，如何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引入环境法学研究领域并将其与法学研究方法融会贯通成为当代环境法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

我们认为，环境法学研究者不仅需具备深厚而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实践功底，还需要具备从事跨学科研究所需的自然科学理论功底以及敢于进行科研创新的勇气，这样才能真正做好环境法学的研究工作。

（三）具体研究方法的发展

具体研究方法是环境法学中各种方法的体系化和理论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前述两个层次的方法论在环境法学内具体化和个别化的结果。

环境法学技术和工具层面的方法论是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神经末梢”，是环境法学和社会实践实现相互沟通、交流的理论中介和技术媒介。前述层面的方法论只有与其结合在一起，才能对环境法学研究和环境法律实践产生具体的作用。

如前所述，传统的法学制度设计的技术手段用于环境法学的规范设计中，其弊端和不足已凸显，环境科学的有关技术手段没有真正被吸纳到环境法学研究体系中来。要想凸显环境法学研究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手段的真正融合，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环境法学研究者应加强与环境科学、生态学研究者的沟通和交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解决环境问题。

第二，将实证调查、定量分析、信息分析、伦理考量、利益分析、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都纳入到环境法学具体技术层面的方法论体系中。

总之，环境法学既与其他部门法学在方法论上拥有诸多共性，又有其方法论上的特殊性。环境法学研究方法由其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交叉性所决定，关系到该学科的目的、观念、认识方式和未来发展。我们必须在以往环境法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本构造和体系安排，因为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是环境法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和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蔡守秋.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

3.李可，李明华.环境法学方法论：学术检讨与体系建构.浙江学刊，2007（6）

4.刘国焘.“环境法学方法论”名称解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

篇4

论文关键词 刑法教科书 习惯性思维模式 研究方法

每个部门法都有各自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该部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要想从宏观上认识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研究刑法学的教科书。部门法的教科书是部门法的说明书，其叙述模式虽不能解决某一具体问题，但是通过对教科书的体系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晰发现刑法学的研究思路。部门法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发展至今形成的习惯性进路，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已经渗入到该部门法规范与理论的方方面面，通过对刑法学教科书尤其是对其体例的研究可以从宏观上认识刑法学的习惯性思维模式，把握其研究方法。

一、刑法学教科书在刑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地位

从学说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刑法学曾形成了刑事自然法学派和刑事实证法学派，两派学者都编撰了各自的刑法学教科书。刑事自然法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是费尔巴哈初版于1801年的《德国刑法教科书》，而刑事实证法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是李斯特初版于1881年的《德国刑法教科书》。进入二十世纪，成文法系各国刑法的发展各有特点，其中苏联刑法以及日本刑法对我国刑法发展影响较大。苏联直到1938年才出版了由全苏法律科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刑法总论》教科书，不同于传统的成文法系刑法理论，苏联刑法学无论是在犯罪论、刑罚论或者罪名的设置上都有自己的特色。日本刑法学受传统成文法系刑法影响较深，基本继承了德国刑法的理论构架，但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又有新的突破。中国的刑法学早先多受苏联刑法学理论影响，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转向对德日刑法理论的研究。这种分歧也反映在刑法教科书的编撰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本教科书分别是由高铭暄、马克昌老师主编的《刑法学》以及张明楷老师编撰的《刑法学》。两本教材在理论选择上各有倾向，体例内容上有较大差异。

本文选择德国费尔巴哈的第14版《德国刑法教科书》、李斯特的第26版《德国刑法教科书》、日本大塚仁的第3版《刑法概说》、中国法律出版社82年版的《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的第5版《刑法学》、张明楷编撰的第4版《刑法学》共六本刑法学教科书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刑法学教科书体例编排的特点分析

虽然六本刑法教科书的内容差异较大，出书时间先后相差200多年，且跨越三个国家，但其仍存在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刑法学发展至今形成的共同的习惯性思维方式。

（一）遵循由总论加分论的结构布置

本文所提到的总论是指分论以外所有的论述。六本教科书都有总论和分论两部分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仅基于对本国法律进行更详细阐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刑法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刑法典都清晰的划分了总论与分论两部分，虽然在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中就有了类似于现代刑法典中的总则的“具律”一章，但在西方，即便是成文于16世纪对德国刑法影响巨大的《卡洛林那法典》也没有总则与分则的划分，甚至都没有章节的划分。不过，刑事法律的发展必然意味着总论的出现，而刑法学理论的发展则将大大充实总论的内容。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总论的发达与否是衡量刑法学成熟的标准，丰富的刑法总论意味着刑法哲学的成熟，表明学者对于刑法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二）总论由概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组成

费尔巴哈的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将总论分为“概论、刑法的最高原则”、“总论中派生的法律原则”两部分，其中在第二部分中又分章论述了“关于犯罪的本质”、“刑法的特征及刑法适用”以及“刑罚本质及种类”。李斯特将总论的内容分为“绪论”“总论”两编，在绪论中介绍了刑法本质、功能，在总论中介绍了犯罪与刑罚。大塚仁直接将总论分为“绪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82年版刑法学分为“概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三部分。高教版刑法学三者统筹与总论之中。张明楷老师将总论分为刑法论、犯罪论、刑事责任论。虽然六本教科书中概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的组合不同，名称各异，但其总论部分都有三部分的内容。概论部分除了谈及刑法的一些适用范围、渊源、历史等内容主要论述的是刑法的性质、价值、目的、原则，而犯罪论则都围绕着犯罪的构成展开，刑罚论则全部按照刑罚制度及刑罚适用分别论述。

（三）各部分联系紧密

六本教科书在观点、立场甚至指导思想都不相同，但无论是结构还是排列布局都非常一致，均采用了总论加分论的结构，以及总论中概论、犯罪论、刑罚论的排列顺序。其原因就在于刑法学是一门逻辑清晰的学科，如同一环紧扣一环的流水线，虽然不同工厂具体细节各异，但整体的生产模式是固定的。这个“固定的生产模式”由总论加分论两个层次组成，总论由概论、犯罪论、刑罚论的三部分构成。总论是分论建构的基础；概论奠定了整个刑法的价值基础，是刑法学的理论原点；在概论基础上产生了犯罪论与刑罚论，犯罪论解决何为犯罪的问题，而刑罚论解决如何处罚的问题。

三、刑法学教科书所反映的刑法学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思辨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两大类。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刑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分为思辨和实证两种，所谓思辨方法是指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主要运用于人文社科领域。所谓实证方法是指根据经验或者观察的来事实采用归纳的方法得出结论的一种研究范式，主要的实证方法有调查、观察、文献分析、个案分析等。实证性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是实证主义在认识论中的体现。结合刑法教科书的一般性特征，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可具体分为以下三类。

（一）思辨性研究方法在刑法教科书中体现

刑法学的思辨性研究方法按照出发点不同可以分为价值思辨与理论思辨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价值思辨研究方法是指以价值论为起点对刑法进行指导的一种研究方法，理论思辨是指以已经成熟的某种理论或学说为起点，通过逻辑推演的方式，构建一套完善的体系的方法。以费尔巴哈的教科书为例，该书第一编第一部分是“概论，刑罚的最高原则”，在这一部分中提到心理强制理论和刑法的最高原则。第二部分是“总论中派生的法律原则”，该部分则探讨了犯罪、刑罚以及相互关系。从标题上看，在费尔巴哈的逻辑中，第一部分派生出第二部分，换言之，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的逻辑起点。从内容上讲，无论是犯罪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刑罚的分类都要受制于刑法概论中的原则，而这几个原则又都来源于古典哲学的学说。以李斯特的《刑法教科书》以及大塚仁的《刑法概论》为例，书中基于刑罚与保安处罚性质不同的认识，在刑罚论中单列了保安处分一章，从而形成了刑罚二元论的结构，而我国的刑法教科书基于刑罚与保安处分性质相同的认识，没有将保安处分单列出来，这种结构的差异就是理论性思辨方法的起点不同所致。

（二）实证性研究方法在刑法教科书中的体现

刑法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几乎所有犯罪论、刑罚论的理论学说都建立在对大量案件的分析归纳的基础上，换言之，正是通过对刑法分论的归纳才最终形成了刑法总论的体系。在刑法教科书中经常采用的实证方法是文献分析、调查、实验的方法。以刑罚论为例，为了详细介绍本国的刑罚制度，刑法教科书需要分析该国现行的全部刑事法律，从中找出有关的规范，并归纳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刑罚体系。高教版《刑法学》在刑罚的裁量情节一节中将量刑情节分为三部分，综合考察刑法典及所有司法解释规定将各种情节分门别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量刑情节体系。再如，大塚仁在《刑法概说》刑罚论一章中论及死刑时，引用二战后日本执行死刑人数及罪名统计数据证明日本近年来减少了死刑适用的事实。

（三）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刑法教科书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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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法学；研究；综述；主要特点；问题

一、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回顾

综观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主要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1949～1995年，中国体育法学的初步发展与酝酿时期.

（二）1995～2001年，中国体育法学加强建设与积极推进时期.

（三）2001年以来，中国体育法学研究的日益扩展与逐步深入时期.

二、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主要成果综述

1995年《体育法》颁布以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体育法》的热潮，有关主管部门为了指导《体育法》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释义》，它集中体现了当时体育法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成果。不久，部分体育院校学者又相继出版了《体育法学概要》《体育法学》《体育法理》等专著和教材。另外，《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一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当时的体育社科研究成果，其中有体育法学的专题报告。在科研立项方面，国家级和省部级社会科学、软科学项目的体育学课题指南中，都将体育法学和体育法制研究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鼓励相关的课题立项。在1997年首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中，就有3个体育法学课题立项，以后又有一些项目获准，使体育法学有了国家级层次的科研成果。1995～2002年，原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的社会科学、软科学立项中，有关体育法学的课题近30项。随着2008年奥运会脚步的临近，有关体育法学的研究课题每年呈几何倍数递增。

三、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展望―――主要特点及其存在问题

通过以上对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回顾与综述，不难发现

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1.体育法学研究与时俱进，具有较强的功利性。我国的体育法学研究始终紧贴时展脉搏，与社会形势保持高度一致，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如为了适应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出现了一大批加强依法治体、各种体育维权的研究；为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开展了一系列体育产业与体育市场法制问题的研究；为了适应2008年奥运会的需要，在保护奥林匹克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法学研究上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2.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专题亦日益深化。当前的体育法学所涵盖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广，对我国体育发展全局性的法律问题和绝大部分体育领域中的各种法律问题以及国外的一些体育法律问题，都有所触及。目前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对体育法制意义的阐述和呼吁性的文章，也不都是对体育问题与法学理论的简单结合或浅层次移植，已开始逐步深入到体育内在法制规律和具体体育法律关系的探讨，出现了一些对特殊性较强的体育问题进行一定深度法理研究的成果。

3.参与力量逐渐扩大，应用特色比较突出。以往进行体育法学研究的人员主要集中在专业体育院校，而现在参与体育法学研究的不仅有体育学院的人员，还有许多体育行政部门和体育基层组织的实际工作者以及综合性大学体育院系、法学院系的研究人员。体育法学研究内容呈现出较强的应用性特点，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和基本的立项课题都集中于各种体育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性研究，以及针对体育现实法律问题的研究，直接服务于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实践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当然，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起步较晚，在法学领域长期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其研究体制、研究规模、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与当前大力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之间也有较大的差距，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体育关系的调整，尚不能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和解决方法。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

1.体育法学科研力量尚显单薄，未能实现体育界与法学界的联合互动、深入跨学科研究。目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人员大多数集中在专业体育院校和高校体育院系，政法院校对体育法学普遍不够重视，其中专门从事体育法学研究的法学教师很少。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份公开出版的体育法学刊物，有关体育法的论文主要是在体育类刊物发表的，在法学类刊物发表的较少，这与其他法学部门众多研究成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法律院校和高校法学院系忽视体育法学课程设置。

2.研究成果总体数量虽然不少，但是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较少，缺少一部系统、深入的体育法学教材。目前，除了体育院校教师编写的体育法教材外―――这些教材大多还囿于对体育法的注释樊篱之中，尚无法学专家撰写的有关体育法的教材或专著出版，明显忽视了体育法的未来发展前景，研究质量、深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研究内容有待于进一步丰富。

3.体育法学社会团体较少，缺乏体育法学研究的组织行为，研讨与交流活动不够活跃.体育法的研讨交流主要是由政府组织的，已经举行的几次会议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结合地方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举行的，而学术界的体育法学研讨会活动较少。最近，全国第一个省级体育法学研究分会―――山东省体育法学研究会于2007年5月在山东大学正式成立，这或许能为我国各省市体育法学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的成立提供良好开端与契机。

4.国内体育立法相对滞后，法律法规数量较少、层次较低。主要表现为部门规章较多，效力普遍较低，一些过时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尚未清理，很多亟需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还不能及时制定，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新法与旧法之间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制定法的内容过于原则，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的内容和要求。尤其是一些重要领域缺乏配套立法，行政执法制度及体育执法机构存在严重缺陷，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与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的需要非常不适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以及体育法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张厚福，罗嘉司，主编：《体育法学概要》，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

[2]石刚：《体育法学》，《体育教学与研究》，1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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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性教学方法；法学；分层启发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229-02

一、法学研究性教学方法的内涵

随着社会对于复合型法科人才需求的增长，探索高校法学教学方法已成为高校法学教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受美国法律职业教育模式影响，我国高等院校法学教学方法的研究多集中在实践教学方法的探索上，主要以引入诊所式教学方式为方向。诊所式教学方式的引入确实为传统的讲授式法学教学带来新的生命力，为学生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法学知识提供良好平台。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的是诊所式教学方式亦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下，诊所式教学的成功典型主要集中在国内几所重点法学高校，而其他高校法学专业成功者寥寥。同时，更有在教学方法中以偏概全者，将实践性教学方法狭义化理解，将其仅等同于实践案例分析教学，侧重记忆法条，应用法律技巧分析案例，只强调法律经验，而忽略法学理论的理解和探索。只重视实践案例教学方法，忽视探索法理内涵，形成法学教学中的长短腿之态势，如此畸形，如何能利于法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因此，只有既强化法学实践应用能力，又重视培养法学理论的探索研究水平，实践性教学与研究性教学并重，才能均衡发展，有利于我国高校法学教育发展。

区别于传统的传授式教学，研究性教学方法在教育领域早已提出。然而如何准确界定其内涵，探索其深层次教学理念并非易事。区别于传统教学模式上台下的教与学，研究性教学方法的教与学的全过程凸显研究性，强调教师的研究性教学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以及其之间的互动关联，其目的在于，既有利于学科人才的培养，又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建设。具体而言，研究性教学方法的内涵由三层次内容构成，这三层次分别表现为一个中心，两种辅助。中心在于研究性教学方法旨在建立一种基于研究探索的学习模式，形成科研与教学结合的教学氛围，师生间互相交流互动成为常态；两种辅助，其一，要给学生提供参与研究工作的平台辅助，培养学生的研究参与性；其二，提供教师、学生研究问题的条件辅助，激发创新的欲望。前一种辅助主要要求教师将学生引入自己的研究体系中，给学生提供研究平台，创造机会。后一种辅助主要强调学科或者院系给予学生参与研究问题的支持，创造条件，设立奖励，激励学生创新[1]。当然，在分析上述内涵的时候也应注意到，首先，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目标绝不是一定要得出某一结果，而在于其研究、探讨的过程，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切忌强行创新，拔苗助长。其次，法学学科中的诸多门类科目，在应用研究性教学方法的时候必须有选择适用，对于有些科目应重视研究性教学方法的推广和应用，例如知识产权法学，学科发展新，且设置的研究性问题较多；而对于另一些学科，则可侧重实践性案例分析、法律技巧的应用教学，例如程序法等应用性较强科目。

二、研究性教学方法设计

研究性教学方法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强调以“学生作为研究性教学的中心，通过知、情、意的深层投入与参与，使学习与研究并进，学生成为自我反思、自我动员、自我发展的主体。”[2]重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动态作用，教师在过程中处于引导作用，引导学生发挥能动性，从题目参与到最后获得研究结论，学生的动态作用贯穿始终。

研究性教学方法是将研究与教学相结合，该方法的首要核心是提出研究“问题”，在分析研究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学会获得知识的自主性和研究性，进而形成学生的“问题意识”，扩宽学生的专业眼界，培养学生的专业理论素养，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结合这一目标，法学研究性教学方法应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设计：

（一）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分层启发式教学

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下以教师为核心的教学方法，研究性教学仍然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但是教师的中心作用主要表现为引导启发，教材的中心作用在于以教材为中心辐射出不同问题，以课堂为中心是将学生的发言讨论作为课堂中心，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去积极探索新知识。教师的引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启发学生思考，启发学生讨论，启发学生创新，最终促使学生从该过程中获得学习和启发。启发既是研究性教学方法的手段，又是教学过程所追求的目标。启发式教学方法并非一种笼统的、模糊的宣讲与激励，我们强调应该量化及细化这种教学方法，分层次设计启发式教学方法。这种分层启发式教学方法是对启发式量化分层所产生，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从法学学科角度来说，第一层次为正确理解内容层。该层次主要目标为理解问题中的基本概念，理解命题含义以及法律规定。第二层次为应用与掌握层。该层次主要目标为从目标问题辐射出各个知识点，查询资料，整理知识点，归纳整理；第三层为评估与思考层。该层次主要目标是理清思路，分析问题，发展预测，形成书面资料。在分层启发式教学法应用过程中，作为教师应当对以下内容予以把握，这样才能有效引导教学过程的顺畅进行，主要包括：第一，概念与关键词，即问题中的基本知识点，所涉及概念与关键词。第二，命题与完备关键词，即要掌握所设置的问题内涵以及理解该命题时不可或缺的关键词。第三，思考与思路，即要明确引导学生思考该问题时的方向与思路。第四，分析法，即引导学生能够将命题分解为几个部分、方面、因素等分别加以考察，得出各部分的本质属性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第五，归纳和综合，即引导学生能够由一系列个别的、特殊的前提推导出一般的结论，在考察事物的时候将事物的各个部分、方面和因素结合成一个统一整体加以考察。第六，整理思路和抽象概括，即当问题解决后，把解决该问题的正确方法梳理出来，将偏离的和不正确的剔除。同时，从具体结论中抽取出相对独立的各个方面，并且将其属性以及关系等共同点予以总括，将其本质特征推广形成对整个一类事物的认识。只有这种量化的、严格的分层次要求，才能增强启发式教学的可操作性。

（二）区分不同层次学生需求，重视多种能力培养

在推进研究性教学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一个班上不可能全部都是喜好这个专业且具有活跃思维且踏实勤奋的学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区分不同层次学生需求，并且根据这些不同特点对题目的设计有所区别。比如可分为资料型命题、辨析型命题以及创新型命题等，前者题目设计侧重资料的堆叠与整理，适合踏实型学生；辨析型命题侧重思维活跃型学生，在不同视角下提出看法；创新型命题针对学习成绩较好，基础较为踏实的学生进行尝试等等。同时，研究性教学方法中亦应重视多种能力培养，即培养书写能力又培养口头能力。一方面，即可以通过撰写小论文的方式来完成作业，或者鼓励学生创设杂志，组织同学写专业文章，自己编辑出版，既给予学生展现自我的平台，又激励学生进行初期研究论文的创作；另一方面，鼓励法学专业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辩论会、演讲等活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亦可积极鼓励学生上讲台讲课，教师选择部分章节，组织学生自学教材，自行备课，向同学授课，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同时，对于当前国内外学术动态、热点问题，鼓励学生准备资料，在课堂上开展讨论，组织学生发言，激活学生思维。

研究性教学并不是为了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为领域内的学术研究“专家”，而是为了引导学生使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学习和掌握知识，增强学生自身参与知识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促使每个学生能够自我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能够独立思考、判断、评价、选择，创造，最终落实到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以及对于其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等内容的思考中。因此，研究性教学方法的设计和完成实非一日之力，一时之功，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

三、法学研究性教学方法实施中的难点

（一）研究命题难于设计

法学研究性教学方法实施过程中的首要难题就是研究命题的设计，这对任课教师是一项较为艰难的考验。命题的难度不能过大，否则难以适应本科阶段学生的研究能力。同时，也不能过于简单，如果学生通过翻书本或者查百度就能轻易找出答案，则这种教学则失去它本来的意义。既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不会让学生觉得难度过高。既不能脱离书本，又要是开放性题目，能够让学生有思考发挥的空间。因此，这对高校法学教师自身的学术研究水平是一项考验，这需要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水平，在长期的教学实践探索中不断摸索。

（二）研究性教学评价体系难形成

研究性教学评价体系不同于传统的评价体系，其更为复杂，涉及学生评价体系、教师评价体系等等评价标准、评价指数的改变。从学生评价体系来看，研究性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都是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作业，一个小组中如何评价不同学生的表现，衡量其不同表现，以及如何衡量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学生的开放性思考和分析，对教师而言有较高的评价难度。从教师评价体系来看，如何评价教师的这种教学工作量，如何评价课程的教学效果等等，都显得非常复杂。

（三）研究性学习方法难以适应

一直以来，传统的教学都是以知识的传递为主要途径，教师将自己的知识和思考内容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学生，学生在课堂上只需要接受、吸纳、记忆就可以了。而研究性教学过程侧重问题的启发、思考、讨论，课程的学习不再侧重记住哪些知识，而重视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自我思考、自我分析的能力。对于适应的传统教学方法的学生，很难适应新型的研究性学习方法，这不但是一个从听老师讲到学生自己讲出来的过程，更是一个从被动的、接受型学习到积极思考、主动型学习的心理跨越。学生短期内往往难以适应这种学习方法，反而不利于知识体系的建立。因此，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此种问题的出现。

参考文献：

[1]黄学琴.推进研究性教学方法探讨——以法学专业的教学为例[J].科教文汇，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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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规章制度，保障社会秩序的有效运作，调解人们生活之间矛盾的法治体系，对于以法律来说，是一种比较有科学性质的一门课程，其理论知识不仅专业程度较强且在实践中涉及的专业性也是比较强的，以此作为法学中的服务法律和法学实践的实质。以此作为基本条件来对法学进行了分类，第一，直接服务于法律研究与法治研究，其主要的意思就是讲的法学中的实务研究。而在实务研究中又包含了两层意思，即(1)借助于法学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理论来对法律的制定实施有效的措施;(2)将法学理论作为法律运行的基础条件，以此来达到法律的完整性。第二，利用间接的形式来达到法律和法治在法学中的分析类别，其主要指的内容就是在法学研究中对原理的分析。这一种形式上的分析代表了法学实质上的理论构成，从中提出了法律和法治在社会中运用的一些法律依据。这两种类型的关系就像砍柴与磨刀的关系一样，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法学教育的类型。在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注重对人才的培育还需要注重培养专业人才。由于砍柴与磨刀都是法律和法治实践中所必须的，所以对于法科人才的培育就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1)重点培育有专业性质的实务人才和理论人才，从而能够形成两种法学教育类型。对于实务型人才的培育目的是在于实务工作岗位。对于理论型人才的培育来说，需要明白:要加强对学生书本知识的学习，使其能够熟练的掌握书本中的一些法律概念，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这有这样才能在运用时做到脱口而出，这样才符合培育理论型人才的目的与需要。从培育课程的内容上讲，需要加强学生两方面的知识，即一方面，对于以后打算就业于法学理论事业的学生来说，必须掌握全部的法学科目，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事业单位对人才需求的满足。(2)对于法律实务工作岗位来说，其自身带有的研究性要求实务人才要具备实务研究能力，对于培育实务型人才对学生所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就是研究能力。在校法科学生和法学老师是法学理论工作中最能反映法学教育的过程，对于社会中那些工作于法律实务的人员和工作于法学教学的理论者来说，其主要形成了法学知识的教育体系。但是，对培育类型进行具体的区分并不是代表了在法学理论型人才和学科型人才中某一个可以从事于理论工作岗位，而是要求这两种类型的学生都必须掌握理论知识，因为这无论对于理论类型的人才还是学科性的人才都是进行深入学习的基础知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均需要结合法律实务中的实际问题，因为在教学内容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重合与交叉。所以，对于不同的教育类型仅仅是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有所侧重。

二、法学研究类型是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础坐标

在一些学校中对法学知识的教育对法学类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校教育体制的完善和师资力量的雄厚都代表了这个学校中学生学习的好坏程度，无论是对于老师还是社会来说，最终的目的就是培养出拥有高知识含量、高素质的法学人才。与国外的一些法学人才培育机构来说，主要运用的教学方式是: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不同，却都是以两种法学研究作为内在依据的。

第一，根据其研究目的上的差别，需要对法学人才进行划分，可以根据学生自身的能力进行划分，因为在不同的国建中对法律教育的规定也是不同的，有的偏向于对学生实务研究的培育，有的偏向于对学生理论性的学习，所以，在这两种模式上，第一种更重视对学生在工作岗位上的培育，比较注重于法律实务与理论的结合。

第二，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设定不同培养层次。每个国家都设置了不同层次的本科、硕士、博士等，而培育出来的法科人才类型是要有不同层次的学历的。实际上，从事于法律实务的必须是科班出生的，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等高学历学位人员都集中在法学理论工作岗位上。

三、法学研究类型为法学教育调整提供指引

根据目前我国一些学校对法学人才的培育来说，知识在一些重点本科院校才会设置与法律相关的专业，对于一些职业院校来说，根本没有设立与法律相关的专业，因为法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需要具有一定的资格才可以从事于本行业，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以至于在中国的法律岗位上出现了对人才的大量空缺，造成了法律人才难找的现象。即使有一些学生获得了法学学习的资格。但其学习的成果不理想，而造成了在一些本科院校内学习法学专业的学生不能从事于法律事业。在社会中对法律在形式上设立了不同的学位，有研究生学位，还有硕士生学位，这二者的确立代表了我国法学教育的主要差别。对于解决法科人才的短缺是当前培育能够培育人才的师资需要，以法学二级学科为专业的法学是建设开始，形成了培育各门法学课程教师的理论人才品种。在之后出现的博士就是对此的延伸，而法学本科将培育任务转变成了培养实务人才。我国法学教育针对人才的缺失做出了重新的定位和调整。第一，将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作为标注，对社会法律中人才严重空缺的现象有以下几种解决办法:(1)将原来存在的本科院校法学教育作为学生学习实务法律的院校，将本科院校中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取消掉。(2)将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来进行保留，将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和法学本科。第三，将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作为一种门槛，清楚这两种岗位人才的准人资格，若是没有受过实务型法学教育的法学博士是不允许进入实务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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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法学研究生的分数线是320分，报名条件是全日制本科生。

广西大学，简称西大，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是中国南方著名高校，广西办学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高等学府。学校是教育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共建重点高校，国家211工程，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是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首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高校之一。

法学又称法律学、法律科学，是以法律、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它是研究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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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法学研究生毕业自我鉴定范文一】 从刚进大学时的懵懂到现在即将走出校门，我这大学四年收获了很多，进步了很多。在这大学四年中，我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发展，可以说，经过大学四年的ѧϰ，我已经具备了适应社会工作的能力。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画上句点，蓦然回首，至少可以自信地说一声我没有虚度。在此给我大学四年的青春一个交待!

在学校期间，我充分利用了学校优越的学习条件和浓郁的学习氛围，认真学习了法律专业计划规定的相关内容，且在校期间取得良好的成绩，多次荣获校级奖学金及国家奖学金，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

在学好文化课程的同时，我也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暑期实践。无论担任班干部或进行市场调查、参加学生实践团等活动，我都积极投入，谦虚谨慎，团结同学，吃苦耐劳，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表现出较强的与团队密切合作的能力、领导和组织能力及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

由于在校期间表现良好，我的学习及工作常常受到老师及同学们的好评与奖励。学习之余的我，是一个外向而热情的人。爱好广泛，音乐、书籍、电脑、舞蹈，运动等等都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这些丰富的学习、生活经验和完美的生活习惯，让我具备了很强的学习能力，组织与协调能力;也是因为自身综合素质及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让我变成了一个更顽强的自己，变成了一个敢于为社会奉献的年轻人。

在面临毕业的重要阶段，将来的工作既是对我知识的检验，也是对我人生的挑战。我希望自己能够迈好踏入社会的第一步。我将以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走向社会，在工作中不断地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用自己的行动让社会肯定我的能力。

常言道，不想当军官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当一个人满足于现状，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再前进一步。我是一个喜欢上进的年轻人，也是一个朝气蓬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敢于拼搏、敢于冒险、敢于开拓自己的生活!安逸的生活并不能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只有不断的挑战自我，不断走向新的成功才会给自己更多的磨砺!我相信如果我做不到的，世界上也就不会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的。这就是我人生的理念!

【2017法学研究生毕业自我鉴定范文二】 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热爱法学专业并为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在几年的学习生活中，系统学习了法理学、行政法模块、经济法模块等专业知识，通过实习积累了转丰富的工作经验。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总结过去，收获良多，现总结如下。

在校期间，我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通过紧张的学习生活，我已经熟悉并掌握了有关法律基础理论、基本法、部门法的相关知识。在学习之余，积极投身法律实践工作中，使自己在丰富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加了社会经验。四年中令我欣慰的是：连续两个学年，四次获得奖学金，顺利通过了大学大作文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二级考试。我把这些作为向上的动力，朝着更高的目标奋斗。

我校是一所理工学校，在培养人文素质的过程中，也渗透了理工科优良的作风，在我的身上，您会看到工科学生的扎实、看到理科学生的冷静。综合发展自己，成为文、理、工兼具的好学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作为一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我继承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坚韧不拔和不怕苦的精神。凭着这种精神，我边工边读，直至顺利完成学业。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发扬这种精神，爱岗敬业，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我不能自比千里马，便我相信您一定是伯乐，选准您的千里马。希望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会让单位满意，让您满意!

【2017法学研究生毕业自我鉴定范文三】 大学的四年里，学习了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掌握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和掌握国家的主要法律法规，理解和把握法律规则背后的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并能运用法学理论，方法和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但是书本的学习较有限，于是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和社团的工作，从事了大到组织策划晚会、小到文秘接电话的工作，积累了很多了从失败到成功的经验。我认为实际操作能力和组织合作能力的学习更重要。对自己总体评价是为人热情乐观，真诚，工作踏实、易上手，遇到困难能迎难而上，不轻易放弃。

从大学一直下来，我感觉我学到了很多，特别是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工作经验，虽然以前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从中我的到的是很多做事的原则和处事的经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做事也变得成熟稳重了。在过去的工作中，我做事认真负责，有团队合作精神，还有较好的交际能力。

篇10

 

笔者以为比较行政法学研究方法有四个方面的贡献，分别为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翻译著作和论文，为我国行政立法中借鉴吸收先进制度提供来源，为法学学科的基本范畴确定功不可没，为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提供方向。在研究比较行政法学研究方法贡献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一些局限性的问题，下面一一阐述。

 

首先是比较行政法学研究中可资比较的材料存在局限。比较行政法学的深入发展有赖于外国行政法学原始文献的全面的收集和准确翻译，开展比较行政法研究应该从规范比较、制度比较、理论比较、思想比较和运行环境比较等不同层次逐步展开。虽然外国行政法的翻译性著作和论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究其所提供的比较素材而言，总体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比较倾向于教科书式的介绍而对专题式的研究比较少量;比较倾向于成文规范的翻译而对司法判决书的翻译很少;比较倾向于制度的静态描述而对制度运行环境的动态描述比较少量;比较倾向于最新立法成果的翻译而忽视学说历史、制度历史的系统梳理。大家不难发现，从教科书式的翻译、成文规范的翻译到制度的静态描述，都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事情，对应的专题式研究、制度运行环境的动态掌控和学术史制度史，这是非常难且耗时的工作。在外国行政法所提供的素材极为有限的背景之下，有价值的比较行政法学研究就难以有厚重的土壤，这正是我们继续挖掘比较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有所作为的领域。

 

其次是域外制度的相关学说存在误读。比较法学研究一直是一把双刃剑。在正确的、全面的掌握外国行政法素材基础之上的比较研究，确实有可能发挥比较行政法学的应有功能。反之，如果在对外国行政法制度学说不求甚解甚至一知半解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其结论必然是失真的。特别是比较法的研究者在进行比较法研究之前基本上都接受过本国法教育，对外国法研究的时候就更存在既受法律思维模式影响导致的误读的可能性。在有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叙事格式是：域外各法治发达国家均已经建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其先进经验证明了中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我们深入考察西方主要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情况并非如此!这就是对西方国家相关行政诉讼制度的误读造成的。

 

再次，比较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使命比较模糊。在当下的行政法学研究中，一个日渐明显的趋势就是：无论对于什么样的研究主题，研究者大多偏好展示出比较法的视野，似乎没有外国法的东西就不能成为学术论文。为什么需要进行比较法的研究或者说比较行政法学的使命是什么，则出现认识上的模糊。当下的比较行政法学研究，有的借鉴他国成熟的行政法律制度为我所用甚至是直接进行法律移植为使命，有的通过比较论证中国特有行政法律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为使命，有的解释能够普遍适用于各国的共性行政法规律为使命，有的拓宽视野缩短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与发达国家差距为使命，还有介绍外国行政法学说提升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品味为使命的等等。研究使命的不同虽然在客观上形成了多样化的比较行政法学成果，但是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和分歧对于比较行政法学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在中国特别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比较行政法学研究的使命更是需要予以澄清的前提性问题。

 

最后，比较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存在问题。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曾说：“就像因自我观察而受折磨的人多数是病人一样，有理由去为本身的方法论费心忙碌的科学，也常常成为病态的科学，健康的人和健康的科学并不如此操心去知晓自身。”一般来说，同性的比较法研究方法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功能比较与概念比较、动态比较与静态比较、历史文化比较与单纯法规比较等等。当下我国的比较行政法学研究中，宏观比较、概念比较、静态比较和单纯的法规比较相对较为普及，而微观比较、功能比较、动态比较和历史文化比较数量较少。这种比较方法运用上的偏好使得我们对于外国法的理解会陷入肤浅而浑然不知。单纯的法规比较在当下的比较行政法学研究中十分流行，这种基于静态规范层面的比较将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问题简化为纸面上的法条对比，忽视了制度背后诸多社会影响和现实的运作图景，从而导致研究价值的降低。

 

比较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的分析，时刻提醒着笔者在利用比较行政法学研究方法时候刻意的克服这些不足，同时激发着笔者继续研究如何完善比较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