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因管理范文
时间：2023-04-05 00:37:0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无因管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无因管理，适法无因管理，不适法无因管理，不真正无因管理
引言
我国古有“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遗训，今有“见义勇为”之义举。罗马法有“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英美法系亦倡导“私法自治” 的原则。然而人类之存在，彼此互相联系，如何规范人类之行为，一方面维护禁止干涉他人之事务的法律原则，一方面又要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干预他人事务为合法，趋利避害，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罗马法创设了无因管理法律制度，近现代大多数国家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因管理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也对无因管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颇难操作，笔者拟用比较的分析方法，对无因管理的概念、缘起、特征及其意义以及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类型及其法律效果进行探讨。
一、无因管理的概念及缘起
1、无因管理的概念。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称管理人；受管理人管理事务或提供服务的人为本人，又称受益人。
2、无因管理的缘起
从法的历史发展看，无因管理作为一项一般性制度，其制度理念源自于古代法中对遗失物拾得这一具体事实的法律规定。无因管理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法，属于准契约之一，赋与两种诉权：一种是无因管理正面诉权，也称无因管理直接诉讼，即本人对管理人之诉权。另一种是无因管理反面诉权，也称为无因管理反对诉讼，即管理人对于本人的诉权。
近现代各国民法对罗马法中具体、个别的无因管理诉权予以不同程度的抽象，而建构起一般性的无因管理制度。
（1）法国民法
《法国民法典》于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之第四编非经约定而发生的债中设有两章规定：一为准契约，一为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准契约包括无因管理及非债清偿两部分。
《法国民法典》对无因管理设有四条，即第1372-1375条。第1375条规定， “其事务受善良管理之本人，对于事务管理人以其名义所为之约束，应予履行；对于管理人为管理事务所负担的全部个人债务，应予赔偿；对其支付之一切必要或有益费用，均须偿还。”
（2）德国民法
《德法民法典》于第二编债的关系法的第七章（各个债的关系）的第十一节设有无因管理的规定，紧接在委任一节之后，称为无委任的事务管理。共计11条，即第 677-687条，其规定了管理人的义务和权利。并创设了准无因管理，包括误信的管理和不法的管理。如第677条规定，“ 未受他人之委任，并对他人无权利，而为他人处理事务，负有依本人之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适合于本人利益之方法而为管理之义务。”第678规定，“条无因管理之承担，违反本人之真意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且为管理人所明知者，虽有不可归责之事由，管理人对于本人亦应赔偿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
（3）瑞士法
《瑞士债务法》在第二编（各种契约关系）的第十四章设有无因管理之规定，共计6条，即第419-424条。该法第419条规定，“ 未受委任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负有适于他人之利益及得推知之目的，而管理其事务之义务。”第422条第一项规定，“ 管理事务如认为保护本人之利益所必要者，本人应偿还管理人支出必要或有益而且适应其情事之费用及利息，并依同一情形为免除管理人所负担之义务，至其他之损害，有依法院之裁量，负赔偿之义务。”
（4）日本民法
《日本民法典》在第三编（债权）的第三章中规定了无因管理，共计6条，即第697-702条。第697条规定，“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应依事务的性质，以最适合于本人利益的方法而管理。管理人知悉本人的意思，或可得推知的，应依其意思管理。”第702条规定，“ 管理人为本人支出有益之费用，得请求本人偿还。”
（5）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在第二编债的第一章通则中的第一节债之发生中的第三款设无因管理，共计7个条文，即第172-178条。该法典第172条规定，“未受委任，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其管理应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于本人的方法为之。”第176 条规定，“管理事务，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费用，或负担债务，或受损害时，得请求本人偿还其费用及自支出时起之利息，或清偿其所负担之债务，或赔偿其损害。”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
二、无因管理的法律特征
1、无因管理的主体包括管理人与本人，区别于其他一般民事主体。一般民事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而无因管理的主体则无此限制，只要能从事一定的事实行为即可。任何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都可成为无因管理的民事主体，即只要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主体均可成为无因管理的主体。
2、无因管理是一种事实行为。
无因管理为一种法律事实，是产生无因管理之债的法律上的原因，基于无因管理产生的无因管理之债是法定之债，此债的关系的内容是由法律直接规定，而非当事人约定的。无因管理属于法律事实中与人的意志有关的人的行为事实，无因管理事实的构成以事务管理的承担为准。无因管理属于事实行为，但无因所管理的事务，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
3、管理人没有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
在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对于本人须无法律上的义务，既没有法定的义务，也没有约定的义务。管理人依约对于本人负有义务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对于本人依法负有义务时也不能成立无因管理。这是无因管理的最基本特征。
4、管理人为他人管理事务。
管理人在进行管理时，其管理的对象是他人的事务，目的是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
5、补偿性。
管理人对本人的请求权仅限于必要的管理费用支出的补偿，而没有报酬请求权。
三、无因管理的法律意义。
首先，倡扬和肯认社会互助的道德追求。没有法律上的义务或者约定的义务，管理人为本人管理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干预本人私人事务，是一种侵权行为。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相依的，需要互相帮助。因此，法律一方面需要维护“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的原则，一方面又要在一定条件下，倡扬和肯定人类互助精神，追社会之和谐，从而设定无因管理制度，规范人们行为。
其次，无因管理制度经济上的意义。无因管理，是因本人的利益可能要遭受时，管理人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前提下而实施的管理行为。管理人的管理行为，不仅可以避免本人的利益遭受损失，同时可以使社会整体利益免受损失，具有经济意义。
再次，确认无因管理的合法性。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而为本人管理事务，利于本人，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与本人间产生法定之债，确认了管理人的管理行为的合法性，排除了管理人行为的侵权性，具有违法阻却的法律效果。
最后，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无因管理制度规定了管理人与本人的法律关系是法定之债的关系，管理人因管理行为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有权向本人请求偿还。在管理过程中，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本人的利益而进行管理，有时往往要支出一些必要的费用，甚至管理人要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如果这些费用或者损失得不到一定的补偿，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不能形成权利义务的对等，体现不了公平性。
四、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1、主观要件。
无因管理的构成在主观上须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管理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即管理意思，是指以其管理行为所生的事实上的利益，归属于他人的意思。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有“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服务”一文，其中的“为”字即说明管理人之管理事务，在意思上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已。这种管理意思，就是在管理人主观上，使管理或者服务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归属于本人。区别于行为，行为的法律行为效果，直接作用于本人。即使管理人以自已的名义而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所产生的事实上的利益，归属于本人，也成立无因管理。如果管理人没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管理人的管理行为则构成侵权行为。“为他人”的判断标准，是依社会通常客观标准，就是以本人事实上受益为准。同时，为他人管理的意思与为自已管理的意思可以并存。例如修理邻居快要倒塌的房屋，既为邻居，也可以使自己免除危险，也可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对于本人是谁，没有认识的必要，即使对于本人认识错误，对于真实的本人依然成立无因管理。
2、客观要件。
（1）管理他人事务
管理行为的范围。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管理，就是处理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因为是为本人谋取利益，因此管理行为不仅包括保存、利用、改良等处分行为，而且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的行为（如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第二版第75页）。笔者认为，无因管理的管理行为仅限于保存、利用、改良等处分行为，而不应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的管理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为避免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一语，概定了管理行为的范围。管理行为仅仅是为避免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而不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将管理行为范围扩大到为本人取得新权利，无限扩大了管理人的行为范围，干涉了本人的私人事务。
管理人进行管理的事务须为他人满足生活需要的事项。事务应为积极的事务，单纯的不作为，则不能成为无因管理的事项。管理的事务，可以是经济的事务，也可以是非经济的事务，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75条规定“管理人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管理者”一段，即可明了。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可以是继续的行为，也可以是一时的行为。但宗教、道德或习俗的事项，如有的为病人祈祷、为朋友介绍恋人；违法行为，如为盗窃分子保存赃物；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须经本人授权方可实施的行为，不能作为无因管理的事项。
无因管理的事务必须是他人的事务，而非管理人的事务。他人的事务依据事务的性质，有的学者将它分为三种：客观的他人事务、纯粹的自已事务和中性的事务。如我国台湾郑玉波。有的学者将它分为两种：客观的他人事务和主观的他人事务。如我国台湾王泽鉴、我国大陆学者洪学军。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细化，将他人的纯粹的自己的事务也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研究。中性的他人事务与主观的他人事务在概念上是一致的。
客观的他人事务，是指依事务的性质，当然属于他人的事务，如对他人所有的房屋予以修缮；对落水的人进行救助；对失火的房屋的抢救等 .管理客观的他人事务足以成立无因管理。
主观的他人事务（亦称中性的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特定人并无当然的结合关系，须依管理人的意思以决定是否属于他人事务。如何判断为他人事务，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对于中性事务，是否属于“他人”事务，客观上无从判断，应依管理人的主观意思定之，因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而成为他人事务（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37页）。但管理人的主观意思是内在的，对于本人来说无从判断，在诉讼实践上无法操作。大陆学者洪学军认为，如何判定是否属于主观的他人事务，不能仅依管理人的主观意思，而须依其行为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结果之归属，客观地加以决定。例如购买物品系为他人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他人事务，如为自己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自己事务（西南政法大学，洪学军，2004年10月16 日发表的《无因管理制度研究》）。后者的观点，是务实的，便于实际操作。
纯粹的自已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务。如自己修理自己的房屋，清偿自己的债务。管理人在管理中管理自己的事务当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主观上认为管理人所作出的管理行为是为他人的管理，为误信管理，因实际上最终利益的归属属于管理人自己，管理人与本人主体的合一，也就没有了他人之存在。
（2）无法律上的义务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一语，明确了构成无因管理的一个重要客观要件，就是管理人无法律上的义务。法律上的义务包括法定的义务和约定的义务。管理人依约对于本人负有义务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如管理人与他人签有、雇佣、承揽合同时，管理人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依合同关系确定，管理人与他人不能构成无因管理关系。管理人对于本人依法负有义务时也不能成立无因管理。如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虽然对其财产和人身进行了管理义务，还有消防队员的救火行为，但这些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但是管理人虽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如超过其义务范围而处理事务时，就其超过部分，仍属于无义务，可构成无因管理。 管理人是否有法律上的义务，应依客观判定。
五、无因管理的类型及法律效果
（一）无因管理类型
我国民法通则仅在第93中条对无因管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无因管理作出细化，国内外学者对无因管理的类型在学理上作了不同的分类。如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根据是否具备无因管理的主客观要件将无因管理分为无因管理和准无因管理（亦称不真正无因管理）。无因管理完全具备无因管理的主客观要件，准无因管理只具备无因管理的客观要件，而不具备无因管理的主观要件。准无因管理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不法管理、误信管理和幻想管理。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根据管理人没有法律上的义务，管理人主观上是为他人或为自己，将无因管理分为真正无因管理和不真正无因管理。真正无因管理中，根据管理人履行义务适法状态，分为正当的无因管理（或称适法的无因管理）和不正当的无因管理（或称不适法的无因管理）。不真正无因管理分为误信管理和不法管理两种类型。我国大陆学者多采用台湾学者 王泽鉴的分类方法，如江平、洪学军等 .
不同类型的无因管理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真正无因管理是管理人具有为本人管理意思，无法律义务而为本人管理事务。这种无因管理产生两方面的法律效果，一是阻却违法性。使无因管理成为合法行为，以排除对他人事务干涉的侵权性。二是在管理人与本人之间产生法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真正无因管理，是指在管理人明知系他人事务，却故意当成自己事务或误信他人的事务为自己的事务或误信自己的事务为他人的事务而加以管理的情形下，本人主张为无因管理的。不真正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为，一是不能阻却违法性，即不真正无因管理仍属违法行为；二是往往加重管理人的责任。
（二）适法无因管理
适法无因管理是指管理人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他人管理事务，所管理事务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
1、适法无因管理的构成
适法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构成无因管理的要件，即管理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另一方面是适法性的要件，即要求管理事务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第一方面的要件，前面已讨论。所谓管理事务利于本人，指管理事务之承担，对本人实质有利，客观上有益，如救火、救落水的人等。这种对本人的有利行为，指的是管理行为本身，而不是指管理行为的结果。如救火行为，其本身对失火者来说是有利的，但也许救火者在救火过程中造成死亡，所救财产价值不及所赔付金额。这种财产上的不利不能否认管理行为不利于本人。管理事务是否利于本人，并不违反其意思，必须于事务管理时既已具备。管理事务是否利于本人，应结合一切与本人、管理人及事务的种类性质客观决定。所谓明示的意思，是指本人事实上已表示的意思。但是管理人是否知道本人所表示的意思，在所不问。所谓本人可推知的意思，是指本人并没有明示，但依管理事务在客观上加以判断，采用通常人的标准，推断管理行为本身与本人在客观利益上是一致的，符合本人的意思。如邻居家煤气中毒，一人砸开门窗，送入医院抢救。邻居并没有作出明示，但救人者的行为在客观利益上与邻居的主观意思，按通常 人的标准进行推断，是一致的，不违反邻居的意思。
但是有时管理人虽然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而为事务管理，但其管理系为本人尽公益上的义务，或为其履行法定扶养义务，或本人之意思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管理人的管理行为仍是适法的。这是公序良俗原则在法律上的体现，为多数国家所肯定，在无因管理法律制度方面也不例外。如德国民法第679条规定“不管理事务，即不能适时履行本人公益上之义务，或本人法定之抚养义务者，则无因管理是否违反本人之意思，在所不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有类似规定，如第174 条规定：“管理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而为事务之管理者，对于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虽无过失，亦应负赔偿之责。前项之规定，如其管理系为本人尽公益上之义务，或为其履行法定扶养义务，或本人之意思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者，不适用之。”
2、适法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
（1）阻却违法
罗马法有“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 的原则，无因管理系干预他人事务，实属对他人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的侵害本应构成侵权行为。但无因管理因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他人管理事务，其管理本身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意思，或虽违反本人意思，但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有利于社会，故法律使无因管理的行为成为合法行为，以阻却违法性。
（2）管理人与本人之间产生法定的债权债务关系。
1）管理人的义务
无因管理本来是管理人没有法定的义务或约定的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但是管理人不管理则作罢，既然管理人已经手管理，管理人就有适当的义务。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均有相关的规定。主要有三方面的义务。
第一、管理人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以利于本人的方法为事务管理。所谓依本人明示的意思管理，是本人曾向非管理人明确表示其管理意思。如果向管理人表明管理意思，则不是无因管理，而是委任管理，双方构成合同关系。所谓依可得推 知的意思管理，是指本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依客观情况，可以推出本人有某种意思。如果管理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而进行管理本人事务，对本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时，管理人应以有利于本人的方法进行管理。管理应履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否则就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因情形紧急，管理人为免除本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上的急迫危险进行管理，对本人造成损害，除有恶意或重大过失外，不负损害赔偿责任或减轻责任。如日本民法698条 规定，“ 管理人为避免本人之身体、名誉或财产之急迫危害，而为其事务之管理者，非有恶意或重大过失，对于因此之损害，不负赔偿责任。”瑞典民法第420条第二项规定，“ 管理人之责任义务，为避免本人之急迫危险而为管理者，得减轻之。”
第二、管理人应履行适当的通知义务。事务管理开始时，如能通知本人，应通知本人，如无急迫情事，应待本人指示。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73 条第一项规定“管理人开始管理时，以能通知为限，应即通知本人。如无急迫之情事，应俟本人之指示。”德国民法第681条也有类似规定，“管理人之管理承担，应不迟延通知本人，且无因迟延而生损害之虞者，应俟本人之决定。”管理人有通知义务。但管理人的通知义务是以管理人能够通知为限的，如果不能通知，如不知道本人是谁，或不知道本人的联系方式等客观事由，不能通知的，则可免通知义务。管理人负有通知义务，如果没有履行通知义务，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管理人将管理事项通知了本人，管理人应等待本人的处理意见。本人可能对管理人有指示，也可能没有指示。本人有指示时，管理人与本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双方不再是无因管理关系。本人指示管理人继续管理的，管理人与本人构成委托关系；本人指示管理人停止管理的，管理人应按本人的意思终止管理。本人无法通知的，或通知到了本人，而没有明确指示的，管理人仍应继续履行好管理义务，不得随意终止自己的管理行为。有的学者认为，管理人通知后，本人无指示时，管理人应不再继续管理。笔者认为不妥，如果管理人此时终止管理，相对开始管理时更为有害于本人，无疑对本人的利益来说是更大的损害。
第三、计算义务。我国台湾民法第173条第二项规定：“第五百四十条至第五百四十二条关于委任之规定，于无因管理准用之。”第540条至第542条的规定内容，是确定受任人的计算义务，适用于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计算义务。根据相关规定，管理人的计算义务包括三项：第一，报告义务，管理人应将管理事务进行状况，报告本人，管理关系终止时，应详细报告其管理情况。第二，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所收取的金钱、物品及利息应交付本人，管理人以自己名义为本人取得的权利，应移转于本人。第三，管理人为自己利益，使用应交付于本人的金钱或使用应为本人利益而使用的金钱，应自使用之日起，支付利息，如有损害，应负损害赔偿义务。管理人的计算义务是管理人的核心义务，只有管理人完全履行了其计算义务，才能达到无因管理的实际法律效果，才能体现管理人为他人管理的目的，让本人现实得到利益的保护。
2）本人的义务
管理人管理事务对本人有利，且不违反本人明示的或可得推知的意思；或者管理人管理事务虽然违反本人的意思，但是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是为本人尽公益上的义务，或者是为其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或者本人的意思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管理人与本人之间产生法定之债。管理人对本人享有请求权，本人有履行给付的义务。这里所说管理事务对本人有利，不是针对管理的结果而言，而是指管理事务承担本身。管理人不担保管理的结果，本人应承担其危险性。这是罗马法以来所确立的原则。本人对管理人的义务有三项：
篇2
一、大陆法系的“准无因管理”概念
根据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即使事实上管理了他人的事务，但若欠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原则上不能构成无因管理[1]602.下面有两个例子：
例1：甲明知道乙是某发明专利的权利人，自己没有该项专利，却仍然利用该专利生产产品，取得巨大的收益。
例2：甲没有经过乙的许可，把乙的小说作品拍成电影，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这两个例子当中，行为人明明知道自己没有某项知识产权，却擅自使用并获得丰厚利益，这构成很典型的侵权，权利人原本可以按照侵权和不当得利的规则请求侵权人赔偿自己的损失，而并不能适用无因管理的规则。但是，根据传统民法理论，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一般是以本人的损失为准，不能及于“管理人”以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等而取得的利益；如果能适用无因管理的规则，那么赔偿的范围就不受本人损失范围的限制，管理人有义务全部返还所得利益（当然，“管理人”也可以根据无因管理规则保留部分利益作为“管理费用”）。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调整目的，在司法中准用无因管理的规则，可以为权利人提供更好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知识产权的领域，比如下面的例子即出现在传统债法的领域。
例3：B明知自己家中所停之自行车是A借给自己的父亲使用的，却自行出卖得利300元，而自行车的实际价值只值200元[2].
例4.B夺走A的一批货物，原本市场价值1万元，目的是自己使用或者出售，之后市场价格上涨，出售所得2万元。
例5：E和C是父子关系。C因做生意到朋友D处借贷10万元。C到期不能偿还，D就到E处要求偿还10万元借款，E误以为是自己以前欠了D10万元（或者错误地以为儿子借的债也就是自己的债务），就进行完全的清偿。
在例3和例4的情形，如果依照我国民法上违约或者不当得利的规则，A同样也只能分别以自行车和货物的实际价值要求赔偿，而不能取得B已经得到的额外利益；如果准用无因管理的救济，则能使B吐出所得利益。
德国民法和台湾地区民法对准无因管理制度有明确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687条第2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77条第2项。），而为日法等国所不采[3]（不过，日本民法的教科书和理论书多对准无因管理制度进行讨论。）。虽然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并没有确立这一制度，但是多数教科书和理论书中对准无因管理制度也都有介绍[1]607.不过，学者基本同意：“准无因管理”和真正的无因管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所谓准无因管理，仅是在法的构成上和救济手段上对无因管理制度的借用而已[4]（参见[日]内田贵：《民法Ⅱ债权各论》，第516页。我国学者也主张：“在准无因管理，对因管理而取得的利益，也有不当得利的适用。如果管理人因管理本人事务取得的利益大于本人所受的损害，则本人可准用无因管理的规定请求管理人返还全部利益”。参见，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理论上，准无因管理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自己管理。明知道自己没有该项权利，却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管理。如例1和例2中所示，这些案例很多出现在知识产权领域，性质上属侵权无疑，因此也有称之为“不法管理”的。[1]607由于权利人所受损害的范围并不容易确定，根据准无因管理的理论，在解释上应该让侵权人吐出其因侵权而取得的收益。至于例3和例4中的相关情形是否能使用准无因管理的理论，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案例的证实。
第二，误信管理。误以为自己有管理某项事务的权利或者资格，以为所管理的事务是自己的事务，而实际上是他人的事务。因为管理人欠缺为他人利益管理事务的意思，所以此时并不构成无因管理。“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支出的费用或受到损失，可以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但是，按照我国相关法律中不当得利的规则，还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被侵权人是否能请求“侵权人”返还所得全部利益的问题。而根据准无因管理的理论，在例1和例2中，若行为人是误信自己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而进行管理和使用的，就构成误信的无因管理。例3也是如此。同样也是因为传统的不当得利理论无法解决返还的范围问题（下文讨论），准用无因管理的规定，本人可以对于管理人的管理行为表示承认或者追认（法谚有云：承认等于委任（Ratihabitiomandatocomparatur）。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另请参见“台湾民法”第178条。），则该行为溯及既往地产生无因管理的效果。例5也是误信管理的典型例子，即使C和E是父子关系，由于E并没有为C清偿债务的意思，此时E的行为并不能构成第三人清偿，E可以根据不当得利向D提出请求。不过，在例5中，由于属于典型的金钱之债，对E使用不当得利的救济已经比较充分，并无借用或者准用无因管理救济的必要。
二、“准无因管理”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准无因管理制度的实质在于，在当事人债的关系符合侵权、不当得利等的条件之时，若侵权、不当得利等制度为当事人提供的救济仍然不能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即使“管理人”欠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也可以借用无因管理制度中关于返还所管理财产及所得利益、“管理人”有请求合理的管理费用这种独特的救济方法，这样能够较好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利益。也就是说，准用或者借用无因管理制度的前提是：侵权法、合同法和不当得利法等制度没有为权利人提供充分的救济。
（一）传统侵权法的规则
如在例4的情形，B的行为构成侵权似无问题，但是若按照侵权的救济，B的侵权所得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构成A的损害，按照现有的侵权理论还是存在疑问的。学者一般认为侵权法的功能是填补损害、损害移转与损害分散乃至预防损害的功能，可见侵权法的救济是以原告的损害为中心的。[5]似乎可以认为，传统的侵权法理论主要是围绕侵害人身权建立起来的；侵权的救济也多是对人身权的救济。即使是对财产权的救济，也很少考虑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而取得超出侵权之标的以外的利得（孳息等除外）的情形，更少考虑侵权人利用侵夺所得财产权而取得利润的情形（如果把侵权比如为一种交易的话，和契约的交易为正值或者至少是零值的交易不同，这是一种负值的交易。参见[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不过，在现代社会，侵犯财产权、特别是侵犯无形财产的案例大量出现，这迫使我们改进侵权法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理念。
对侵权的救济方式的改进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对侵权中的“损害”概念做扩大解释，以侵权人的利得作为受害人的损害的范围。若如此就没有准无因管理适用的余地了。第二种是准用无因管理的概念，让侵权人吐出其利得。我国的相关法律采取了第一种路径。
（二）我国不当得利法的规则
同样在例3中，在侵权人B的利得超过本人A的损失的时候，就超出的部分是否可以作为不当得利中的“得利”来返还，也还存在争议。虽然说在不当得利的构成上，并不要求利得和损害必须一致，但是，如果对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则进行分析，就能发现：我国的司法实践和传统的不当得利理论并不能容纳“利得”大于“损失”这种特殊的情况。关于利得超出损失时的返还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这样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之后，应当予以收缴。主导性的学说认为，该条规定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在所取得的利益与所受的损失不一致时，利益小于损失的，以利益为准；利益大于损失的，以损失为准；但超出损失的利益，在扣缴劳务及管理费后，由法院收缴[6].由此我们可以推出三点结论：第一，我国的不当得利制度虽然是让受益人返还利得的制度，但是，并非让受损害的人取得全部利得，受损害的人所能得到的救济仍然是以自己的实际损失为上限。这背后的理由是不允许受害人因别人的不当行为而取得“意外之财（windfall）”。第二，受益人也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来保留超出原告损失的利得，而应由国家收缴。而实际上，在我国民法的领域内，这种随处可见的国家收缴行为因缺乏正当性而被广为诟病（在私法的领域，财产利益在私的主体之间的流动即使没有合法的根据，如果不危及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应按照私法的规则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调整，而不应使国家通过收缴的方式取得所有权。）。第三，受益人可以保留一定的劳务费用和管理费用，这在受益人是善意的情形并无疑问——在受益人为善意的时候（如误信的无因管理的情形），受益人有保留其因自身的技能、知识、运气而取得的超出受损人损失的正当性。不过，在受益人为恶意的情形，受益人能否保留部分利益、能保留多大的利益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由受损人取得就构成取得“意外之财”或者“逆向不当得利”，进而让国家收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按照我国现行的不当得利理论，也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超出损失的利得的返还问题。从上面可以看出，在侵权救济和不当得利救济本身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借用无因管理的救济理念（准无因管理）以保障双方的利益得到公平的调整可能还有一定的余地。不过，如果能对侵权的救济和不当得利救济进行适当的改进，比如对“损害”和“得利”的概念做扩张解释，准无因管理制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
三、我国侵权救济的发展和准无因管理
根据传统的侵权理论，侵权行为乃给人带来损害之行为，侵权人绝少能给自己带来超出侵害标的之利益，因此，侵权法以全部赔偿为原则，而赔偿的范围为原告遭受的损失。这样一般而言是公平的。但是这一救济原则并没有告诉我们：在侵权人的利得超过原告的损失的时候，原告是否可以主张被告吐出其全部或者部分所得归自己所有（表面上看，与侵权不同，在违约中原告可以请求得到期待利益的损失，而“期待利益损失”这一概念似乎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损害赔偿中包括这种“利得”。不过，期待利益损失的救济受很多规则的限制，比如可预见性标准的限制、因果关系的遥远性的限制和减损规则的限制。事实上，在英国法上，违反信赖义务（这种义务更接近侵权法上的义务）的时候判令返还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做法，而在违约的时候判令返还则是极其例外的情形才有的。
。比较典型的是在知识产权法等领域内，出现了侵权使侵权人有所得，而且所得可能会大于、甚至远远大于受害人之损失（受害人并没有和别人签订授权使用合同，所以很难说存在期待利益的损失，因此受害人的损失很难计算）的情形，而现代法在侵权法内部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做法：其损害的计算方法是把被告的所得当作原告的损害。
在我国过去的侵权法理论中，对侵权的救济一般也侧重于对受害人损害的填补，采“全部赔偿”原则，但似乎不能请求被告吐出因侵权而取得的超过被害人损害的利得。不过，根据知识产权法领域的有关法律，要求侵权人吐出利得已经得到了立法的认可，具体情形如下：
（1）《专利法》第60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2）《商标法》第56条第1款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3）《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这些法律条文都是把被告的利得作为计算原告所受损害的标准。从理论上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可以把这种救济方法理解为扩张解释不当得利中的利得的概念，以此作为知识产权领域内对侵权进行救济的方法；第二，也可以理解为侵权的救济手段中包含了准无因管理的救济理念。不过笔者以为按后一种解释从理论上更彻底一些。无因管理的概念中不仅包含着让侵权人吐出利得以保护原告的因素，而且，由于无因管理的理论中包含了“管理人”请求返还合理的管理费用的因素，这为侵权人（特别是对因误信和疏忽的过失而侵权的人）保留其因自己的管理、专业技能等而增加的合理收益（知识产权领域内）提供了依据。根据这几条，例1、例2中的权利人都可以分享因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而取得的巨大利润，而侵权人似乎也可以保留因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等而增加的部分利润，因而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
准无因管理制度在不少大陆法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可以准用无因管理的原理来解决侵权人利得的吐出问题。既然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由立法直接规定了这些救济手段，似乎就没有必要再去承认准无因管理制度了。不过，在侵权法上的“损害”概念和不当得利法上的“利得”概念没有做出顺应救济理念发展的解释之前，准用无因管理的必要性似乎并没有消失。
我国新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仍然坚持了以被害人的损害作为赔偿范围的传统原则，比如该法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而在第20条前段也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不过，在第20条的后段似乎可以看到一些顺应时展的变化，“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这里在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的时候可以以侵权人所得的利益作为计算损害的标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规则适用的前提被限定在“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似乎意味着因侵犯财产权而带来的损失就无法适用这一规则。这种限定的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
四、英美返还法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一）英美返还法的概念
英美法上有返还法（lawofrestitution），不当得利法（unjustenrichment）、准合同法（quasicon-tract）这样几个概念。其中准合同是来自罗马法的概念，罗马法上的准合同应包括大陆法系的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两个概念，英美法过去没有统一的不当得利法和返还法理论，采用默示合同理论（impliedcontract）来解决相关的问题，不过在现代已经抛弃了默示合同理论，相应也不再使用准合同的概念，而采返还法或者不当得利法的概念[7].英美法上的返还法的发展，一方面包括传统普通法上的准契约的内容，另一方面包括衡平法上的拟制信托（constructivetrust）、衡平法留置（equitablelien）、代位（subrogation）、equitableac-counting等。（RestatementofRestitution§1（1937）。）值得注意的是，返还法作为一种救济方式，出现在几乎所有的私法领域：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信托法、公司法、法等。[8]（以被告的利得作为救济的范围的返还救济既有实体意义又有救济法的意义。）返还法是以被告取得的收益或者利得为基础的救济方式；而相比之下，损害赔偿法是建立在损害基础上的救济方式。当法院支持返还的救济的时候，它会命令被告把自己的获利返还给原告；而当法院支持损害赔偿的时候，它命令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可以看出，虽然说英美法上并没有大陆法系的无因管理的概念，但是，这只是表明英美法上一般不允许擅自管理他人事务的人取得请求管理费和报酬的权利，（在美国，与无因管理相关的典型案例是Glennv.Savage，13P.442（Or.1887）。1880年，在俄勒冈的达拉斯城，一大批珍贵的木材掉进了哥伦比亚河，即将被水流冲走。由于木材的主人Savage不在现场，在现场的为Savage从事建筑工作的Glenn采取了措施把这些木材打捞了上来，使Savage免于损失。事后Glenn对Savage提讼，要求返还其服务的合理的价值以及因打捞木材而雇佣的工人的费用。7年后，俄勒冈最高法院驳回了Glenn的请求。法院并不否认Glenn的行为是有价值的、也是对Savage有利的，但法院坚持认为，这一服务并不能使Savage产生法律责任，这种行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自愿的美德行为。法院指出，要使Savage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他必须是要么曾经要求Glenn那样做了，要么是在知道了这一服务之后答应为此付费。否则，会导致破坏性的诉讼滋生，人们会因此失去对其个人商业的控制，人们会受到陌生人、闲逛者、醉酒的人甚至敌人的以此为幌子的干涉，个人权利和自由就会遭到破坏。法律不允许一个善行事后演变成一个金钱要求。）不过应该说其返还法（主要指不当得利法）当中仍然包含了大陆法无因管理概念中所包含的让“管理人”吐出利得的救济理念。
（二）英美法上的放弃侵权之诉（waiveroftort）等救济和准无因管理的关联性
在英美法上，放弃侵权之诉至少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形成。某人受到侵权，从而享有的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如果其选择以准合同，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而替代以侵权行为提讼，要求获得损害赔偿的，则被称为对侵权之诉的放弃[9].例如在例4的情形，被告拿走原告的货物，为他自己使用或者出售，此时市场价格上涨，出售所得超过在拿走之前原告本来能得到的钱。如果原告凭借侵占他人财产的侵权行为诉被告，他作为赔偿所能得到的只是侵占货物行为之时的货物的价值。但是他可以选择放弃侵权之诉，把被告视为曾作为他的受托人出售了货物，因此可以凭借准合同追回出售所取得的利润。而如果货物的市场价格下降，则他仍然可以凭借侵权，得到出售这些货物时的价值。现在，旧的诉讼格式已经不被使用，更简单的、符合理性的做法是：原告能在侵占时的价值或者日后出售的市场价格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作为对侵权救济的一种方式，受害人也能要求侵权人返还超出自己所受损害的获利。英美法上衡平法的救济中类似的制度为推定信托（constructivetrust），这是放弃侵权之诉制度的现代体现。可以认为，这里的侵权救济中包含了大陆法上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救济理念。
实际上，在我国的民法领域，需要引入无因管理救济理念的不仅仅是在知识产权的领域。比如，无因管理的问题往往和错误、虚假陈述、欺诈等因素牵连在一起，和民法的合同、侵权等领域密切相关；[10]再比如，在违背信任义务（fiduciaryduty）的情形，具体而言是指在委托合同、信托关系、合同、公司法上董事等违背义务等场合，都需要引入返还救济理念，或者改进不当得利制度、扩大其救济范围，以使违反义务的受托人（对于受托人的义务是约定的义务还是法定的义务，理论上有争议，不过主导的观点是：受托义务的核心是忠实义务，这种义务为法定义务）吐出所得。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我国《公司法》上。该法第148条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法定义务），并相应在第149条的第2款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违背了忠实义务的时候，应当把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信托法上，我国《信托法》第25条规定了受托人应当“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且“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虽然没有使用“忠实义务”的措辞，但是本质上和忠实义务无异。《信托法》在第26条规定：受托人“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所得利益归入信托财产”，和公司法上的归入权相类。从董事、受托人等的义务或者责任的角度看，如果不采用返还救济的理论（或者大陆法系的准无因管理理论），用传统的损害赔偿理论解释这种责任或者义务的性质总有无力之感。
篇3
[关键词]：无因管理，保险利益，财产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
一、关于无因管理的认识
在罗马法中有一句格言：“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但也正是在罗马法时代，无因管理被列为了准契约，视为债的发生依据之一。《法国民法典》沿用此分类，该法典第1371条将准契约解释为：“为个人纯属自愿的行为而对第三人发生的义务，有时为当事人双方相互的义务”。第1375条具体规定为：“所有人的事务如管理良好者，所有人应履行管理人以所有人名义所订的义务，补偿管理人因管理而负担的一切个人债务，并偿还管理人支出的一切必要的费用”。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开始将无因管理作为债的独立发生依据而进行专门规定。之后，许多国家的法律，诸如瑞士债法、日本民法等均将其作为完整独立的债。无因管理之所以在各国民法中都加以肯定，这主要是从无因管理的社会功效方面考虑，无因管理的存在发扬了人们之间互助的美德，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因而立法者赋予它在法律上对于无法律依据而干涉他人事务的行为具有阻却违法性的效果。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对无因管理的规定是：“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从这一条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到无因管理有三个构成要件：1.管理他人事务2.需要为他人利益管理他人事务之意思。3.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目前学界关于无因管理的界定不一，笔者倾向于台湾郑玉波先生的观点，将无因管理分为无因管理和准无因管理中的不法的无因管理。
二、无因管理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
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从该条可见，保险合同除具备一般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外，还以保险利益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基础性原则。何为保险利益？我国采用的是利害关系说，《保险法》第11条概括性地规定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无因管理这样一种带有公益色彩的行为在保险领域是否能张显出保险利益？笔者以下将按郑玉波先生对无因管理的定义详细探讨关于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问题：
《保险法》第33条规定，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以及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具体体现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的不安全而受到的损害的利害关系，或者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免受损害的利害关系。
（一）无因管理分为尽适当的管理义务的无因管理和未尽适当的管理义务的无因管理两种，对前者而言，它会产生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依一般的民法原理，管理人对于本人有费用偿还请求权，负债清偿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且三者的总额即使超过本人所受的利益，本人也要悉数偿还。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上对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是十分赞许和推崇的，此时的无因管理充分发挥了助人的功用，维系人们之间的情感，合乎相互扶助的理想，为道德所奖励，并为法律所提倡。同时于此对于本人而言更是有益无弊，因而从一个市民社会的经济人角度来说，本人理所当然不会拒绝这种管理，而应为欣然接受。虽然以上仅为推定，然而也要看到立法为避免无法适从，更多的是以常态推定作为模型。故在这种无因管理的行为下所订立的财产保险合同也应是立法者所积极鼓励和提倡的，同时由《民法通则》规定对特定财产具有保管和保护的责任，类推可知投保人基于无因管理行为在订立财产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标的是有保险利益的，在具备合同成立的一般条件的时候此时订立的财产保险合同是成立，保险人对于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有危险承担的义务。
对于未尽适当管理义务的无因管理首先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考虑：
1.不利于本人，且违反本人之意思。
2.不利于本人，不违反本人之意思。
3.利于本人，违反本人之意思。
笔者认为在厘定无因管理的范围时，其它任何要素相对于结果而言都应是次后的，应以结果为主要划分依据。如果在结果上事与愿违，不仅没有使本人受益反而因此受到损害，这与无因管理存在本应有的社会功用相悖，显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之债。因而对于以上前两种情况应排除在无因管理之外，在此不作分析。对于第三种情况，因为无因管理是站在公益的角度突破侵权，因而有必要进行限制，防止流于专恣。所以笔者认为此时在判断是否有保险利益的时候应该赋予本人一种选择权，让本人来决定他是否接受这种管理，当本人接受这种管理时应该肯定保险利益的存在，由此订立的财产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有危险承担义务；但本人拒绝这种管理时，财产保险合同当然不成立，保险人不用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承担任何责任。笔者认为这样区别对待相比那种一刀切的做法，既发挥了无因管理的美德效应，也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是双赢之道。
（二）准无因管理中的不法无因管理是指明知为他人之事务，仍作为自己之事务而管理。这种管理是具备了无因管理的客观要件，而不具备主观要件的管理。不法无因管理的存在能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就是出于保护本人的考虑，让该不法管理人与无因管理人负同一义务，从而本人能请求不法管理人返还全部利益，因不法管理的利益仍归属本人享有，从而除去经济上的诱因来减少不法管理的发生。因而笔者认为对于基于不法无因管理而订立的财产保险合同，也应从本人角度出发，通过赋予本人对无因管理行为的选择权来决定保险利益的存在与否。
三、无因管理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
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在人身保险合同上，保险利益体现为投保人对自己的寿命或者身体所具有的所属关系，与他人之间所具有的亲属关系或者信赖关系。
对于人身保险合同来说，笔者认为人们对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享有的权利是人类在自然状态就有的自然权利，带有强烈的专属性，这种权利排除他人的干涉，不需要他人意志和行为的介入也无需征得他人的同意就可以依自己的意思行使，到了国家状态，人们虽然让渡了自己一部分权利，但是这些关乎生存的自然权利应该不仅不可限制和剥夺，也应该完全不允许他人来干涉。而无因管理是法律在奖励人类互助行为的考虑下对“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规定的突破，它是法律为鼓励行善而对人类道义行为嘉奖的产物，但相对于先于法律存在的自然权利而言，无因管理没有适用的空间是其应有之义。并且笔者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提倡“人权”的国际环境下，把出于无因管理行为投保的人身保险合同一概认定为没有保险利益能切切实实地保障好公民的自然权利，符合国际潮流趋势，有利于国际交流。
四、无因管理在责任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我国《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现行《保险法》中并没有把责任保险合同单列出来，而是放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规定，它的保险利益的概念与根据法律利益理论产生法律责任类的保险利益相关联。一个人对于许许多多的个人负有潜在的侵权责任。对他人负有潜在侵权责任的人就对投保责任保险以保护自己不受他人责任的侵害具有了保险利益。笔者认为侵权行为是不适用的，据此类推，责任保险合同中所蕴含的侵权责任也不应该由他人代为管理。不过，当管理人与被保险人具有某种关系或者与标的物有某种关系时，可能使得投保人要负有替代责任，这时还是有保险利益的存在。例如；父亲已经把汽车的所有权转让给了儿子，父亲虽然不是所有权人，但根据家庭车辆原则，他负有潜在的责任，有订立责任保险合同所需的保险利益，保险人在承保后负有危险承担义务。
最后，笔者认为行为人基于无因管理去投保，无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如果保险人与之订立了保险合同，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相对于“术业有专攻”的保险人而言，其它的普罗大众鲜有保险专业知识，他们基于一种最纯朴的心境去投保，如果事后又得不到补偿的话确实有失公允。更有甚者，倘若保险人是觊觎那份保险金可以带来的利益而承保，此时若一概以无保险利益抗辩而不负任何责任，不仅促进了道德危险的滋生，更是对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人利益的亵渎。故笔者认为适宜的处理方法是保险人要么事前就尽足先契约义务，合理勘查一番，如果认为这种管理是不会有保险利益的，就应及时告诉投保人自己不能承保，以避免损害他人期待利益；要么同意承保后，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有基于无因管理行为没有保险利益的抗辩理由，那么保险人也要以公平原则给与被保险人一定的补偿，一方面可以照顾到相对人的期待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不谨慎勘查的惩罚。
参考文献
[1]郑玉波：《民法债则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年3月修订2版
篇4
[关键词]无因管理；必要性；权利义务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3-0080-02
doi：10. 3969/j.issn.1671-5918.2015.03-040
[本刊网址]http：//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了避免他人利益的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者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管理事务的人称为管理人，被管理事务的人称为本人。罗马法需要创立这一制度是考虑到当时的交通不便，导致财产的异地管理发生困难，尤其是由于及第三人契约制度不发达，为了保护本人利益而创设的。而后世界各国在立法上纷纷留有这一制度，并将其引申为无客观义务主动为他人管理事务的债权债务关系。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从构成要件，管理人权利及本人义务等方面规定了无因管理制度。道德来自于社会意识形态，而法律是制度的上层建筑，同时也是道德的最低底线，在当今社会，当道德不足以调整社会关系时，我们需要借助法律来调整。单从无因管理所代表的道德层面与法律理论层面的联系，可以看出，我国民法对这一制度的规定并不够全面。接下来，本文将着重探究我国无因管理完善的必要性提出完善这一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的必要性
无因管理制度对于个人与社会来说，都有其价值的体现。首先，无因管理具有个人利益，其设立的初衷在于保护不在人利益，而今的存在也是为他人管理事务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同时，无因管理具有社会价值，因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管理他人事务，更是促进整个社会能够形成一种助人为乐，互助互利的道德风尚，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我国关于该制度的立法简单从而导致司法审判过程中适用困难，因此完善该制度的必要性将是本文探讨的一重要课题：
（一）我国相关立法法规简单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的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2条规定：“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收到的实际损失。”
单从法条来看，相比于侵权行为和合同之债，无因管理制度没有形成应有的作为债的发生依据的形式的立法体系，其独立地位不够明确。其次，我国立法在这一制度上对于调整管理人和本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清晰。
同时，我国民法对于该制度的规定较为简单，不够细致。从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上来看，我国民法确立的也是学界所一致认同的三个要件，管理他人事务，无法律上或约定的义务，具有为他人利益而管理事务的意思。但对于“管理人须利于本人或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是否为其要件问题上，学者们意见不一，大致有三种主张：其一，不承认其为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只是将其作为决定无因管理效力的考虑因素；其二，认为违反本人意思成立不适当无因管理；其三，另一些学者认为，此时本人与管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依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之规定而定，而在民法上并未规定。笔者认为，无因管理制度应该区分适法性质，也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好人做好事”和“好心办了坏事”的区别，而这也是我国民法中欠缺的。
（二）司法审判过程中适用困难由于我国在无因管理的立法上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无因管理制度适用困难。本文就其在司法审判过程中遇到的分歧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
2009年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13岁的少年甲与同班同学乙等人到河滩游泳。乙因水性不好被河水淹没并挣扎呼救，甲见状急忙游至乙身后奋力将其推向河岸。在其他同学共同帮助下，乙得救，而甲却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因溺水时间过长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甲的父母与乙的监护人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诉至法院。
这是一个区分无因管理与防止侵害的典型案例，文章一出就引发学界的争议。原文作者认为，甲舍己救人的行为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第109条规定的防止侵害行为的特征，在没有侵害人的前提下，乙作为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另有学者则与原文作者持相反意见，认为生命健康权同样作为利益，为避免在他人生命健康权受到损失而进行管理符合无因管理之要件，乙作为受害人应当承担甲因救助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和损失。在本案中，甲无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求助他人并保障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而付出了生命，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纵观两种不同意见，学者对于法律的剖析和实际案例运用中，都有自己的理解，适用条款不同所造成的赔偿结果必然相差甚远。立法将无因管理行为与防止侵害行为区分开来，不利于对无因管理案件的协调。笔者更倾向于该行为属于无因管理的说法，见义勇为行为应当属于一特殊的无因管理制度，防止侵害与无因管理两者并不矛盾，两者互相有联系，防止侵害行为是包括第三人侵权行为在内的无因管理。立法上的缺失，导致司法审判过程的适用困难，可见无因管理这一制度的重要性。
二、完善的建议
无因管理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的原则化，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难，并不能掩盖其对于人类对于社会深远的价值。本文就无因管理制度的完善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确在我国立法上的地位纵观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民法上关于无因管理的立法地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继续沿用了罗马法认定的其为准契约行为的观点，比如法国民法典；第二类，德国民法认为其不属于准契约，也不认为其与准契约行为完全没有联系，因此将无因管理作为一种特殊的债的形式加以规定；第三类，在立法地位上，日本民法将无因管理作为单独的债发生依据，与合同之债、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相并列，突出了其在债法中的地位，同时也完善了债法的体系。
我国民法在无因管理的立法地位上，较为接近日本民法，将无因管理列为债发生的形式之一，但是相比于形成体系的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来说，无因管理在立法上的简单显然与其应有的地位是不相符的。明确无因管理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的地位是完善无因管理制度的起始，其地位的明确，有利于无因管理在司法审判的实施，同时也能帮助大众更好理解及区分其深层含义。
（二）完善其概念界定及体系对于无因管理的概念，有不少学者认为无因管理仅仅指保管他人物品的行为，也有不少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于因实施无因管理造成纠纷而提起的诉讼，要么不立案，要么将案由定位“损害赔偿”，无因管理的性质和功能被抹杀，这显然是不妥当的，也是因为对于无因管理缺乏一定的认识。虽然我国民法对于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有所涉及，但是规范较为模糊，以至于如何区分无因管理，在何种情况下适用无因管理，无因管理与防止侵害的界定，学者在自己的意识中都有不同的理解。
《德国民法典》在设置无因管理制度中，首次列出了不真正无因管理。我国立法上对无因管理的体系并无体现，但并不代表学界对之没有研究。在学理上，多数学者认为，依据管理人是否有管理意思为标准，来区分真正无因管理和不真正无因管理，承认不真正无因管理的存在。如邻居乙擅自将外出打工的甲的房屋出租按月收租，又如邻居甲误以为乙的单车为自己的单车而出租的行为，都属于不真正无因管理行为，原则上应适用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之规定。笔者认为，无因管理制度应该有其相应的体系，不同性质的无因管理应做详细的分门别类，适用不同的法律效果。
（三）完善管理人权利义务关系《法国民法典》采用意思推定主义来认定双方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在条文中规定了管理人以善良管理人的标准管理事务的义务、管理人因过失或疏忽大意而损害赔偿责任之减轻、管理人享有的因无因管理而负担的全部个人债务返还请求权和支出的有益或必要费用返还请求权以及本人的权利义务。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主要继承了德国民法典中相关条文的体系骨干，也兼顾日本民法典将其作为债发生的依据之一的形式，分别从无因管理之要件、管理人之通知及计算义务、管理人之无过失责任、因急迫危险而为管理之免责、适法管理时管理人之权利、不适法管理人之本人权利义务、无因管理经承认之效果等7个方面规定。
篇5
一、案情简介：
某日，李某在骑车上班途中发生意外，随后通过其所在单位甲公司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赔偿，5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工伤保险基金中报销李某的医药费14000元。后经查证，证明李某的损伤并非工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撤销了其工伤认定书，并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要求甲公司退还在工伤保险基金中报销的医疗费14000，并处罚李某骗取工伤保险费罚款1000元。处罚决定做出之后，甲公司即向县工伤保险管理所支付了李某在本次工伤保险基金中报销的医疗费14000元。甲公司认为李某本次事故并非工伤，该笔费用应当由李某自行承担，故要求李某支付其垫付的医疗费，经多次协商未果后，遂向人民法院提讼。一审判决李某支付甲公司已垫付的医药费14000元。判决做出之后，被告李某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改判。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的因工负伤事实不真实，其工伤认定决定书已撤销，李某无合法依据报销14000元医药费，现甲公司已退还了在工伤保险基金中报销的李某医药费14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故甲公司有权要求李某支付，判决李某支付甲公司已垫付的医药费14000元。二审认为，甲公司才是向国家行政机关退还14000元的主体，李某在行政程序中受到的处罚仅是罚款1000元。在甲公司和李某之间，并未由此形成不当得利的债权债务关系，遂予改判。
二、意见分歧：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关于此案件性质的认定上存在无因管理之债与不当得利之债的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甲公司与李某之间是一种无因管理之债。其理由是：李某虽是甲公司的职工，但本案中李某负伤的事实与甲公司无关，甲公司支付李某14000元医疗费的事实，是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甲公司所为的行为符合我国法律对无因管理的规定，所以本案应定性为无因管理之债。而第二种观点认为，甲公司与李某之间是一种不当得利的关系。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李某获得14000元医药费是以甲公司的损失为基础的，工伤认定书的撤销也使得李某的受益失去了合法根据，满足了法律上规定的不当得利的四个要件，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
三、案件分析：
就此案件的定性而言，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将案件定性为不当得利更具合理性：
首先，该案不符合无因管理的法律规定。无因管理是以鼓励社会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弘扬良好的社会道德为目的而设立的一种制度，属于合法的事实行为。为了避免管理人滥用此制度侵害本人的合法权利，法律规定了成立无因管理之债所必须的三个构成要件，即管理他人事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者服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笔者认为，如果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是要求李某退还在工伤保险基金中报销的医疗费14000元，而甲公司予以垫付，则可认为甲公司与李某之间形成无因管理之债；但是本案中，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要求甲公司退还在工伤保险基金中报销的医疗费14000元，即甲公司支付14000元医药费的原因是存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是为了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所确定的义务，正如二审的判决理由中所认定，甲公司是向国家行政机关退还14000元医疗费的主体，所以甲公司履行该义务是在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并非是为了避免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自愿对他人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行为，因此，甲公司与李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能认定为无因管理之债。
其次，将案件定性为不当得利更具合理性。所谓不当得利，就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作为一项传统的民事法律制度，其构成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1、一方取得了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必须具备该要件，如不具备，即使他方的财产遭受损失，则可能构成其他侵权责任，却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取得利益包括财产的积极增加和财产的消极增加两个方面。本案中，被告李某的本应自己支出的医疗费用而没有支出，是属于财产的消极增加。
2、他方遭受了损失。既包括了直接损失，也包括了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指现有财产的减少；而间接损失则指应得财产利益的损失。虽存有受益的一方，但并未有人受损，也不能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甲公司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即向县工伤保险管理所支付了李某在本次工伤保险基金中报销的医疗费14000元，是属于财产的直接损失。
3、一方取得利益与他方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学术上一直争议，分为直接因果关系说与间接因果关系说两种。直接因果关系说认为，受利益与受损失必须基于同一原因事实，即由于同一原因而引起了一方受益、他方受损的结果，二者之间才为具有因关系。而间接因果关系说则认为，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不限于由同一原因事实造成的情况，即使是基于两个原因事实而引起的，如果二者之间有牵连关系，也应当认定二者具有因果关系。一般认为，间接因果关系说承认在由第三方行为的介入而导致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发生牵连性关系时，构成不当得利之债的因果关系。出于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考虑，我国《民法通则》中不当得利之债因果关系的界定应解释为间接因果关系说。
本案中，事故发生后，工伤认定书认定李某此次受伤属于工伤，因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工伤保险基金中报销李某的医药费14000元，即李某受益的原因事实是其受伤被认定为工伤；而甲公司受损的原因事实则是因为其因工负伤事实不真实，其工伤认定决定书被撤销，并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要求甲公司退还在工伤保险基金中报销的医疗费14000元，即甲公司的受损的原因事实是工伤保险机构撤销工伤认定书后做出的行政处罚。虽然这并不是同一原因事实，但是作为第三方的行政机关是针对李某工伤认定不真实的事实所作的处罚，这二者之间具有社会观念上的牵连性，应当解释为符合我国不当得利之债中的因果关系。
3、没有合法根据。合法根据是社会利益取得的标尺，无合法根据取得的利益是不当的。如果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即具有合法根据，即使因受益人的行为造成他人的受损，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比如赠与，在受赠人受益的同时，赠与人也受损，但是赠与是受法律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以受赠人接受赠与并不构成不当得利。
篇6
（2010）广海法初字第70号
原告：遂溪县草潭恒利渔船修造厂。住所地：广东省遂溪县草潭镇长洪水产站门前。
法定代表人：欧养，厂长。
被告：张耀，男。
被告张耀未作答辩，在举证期限内亦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2008年10月11日，湛江海关缉私局与原告签订《船舶委托看管协议》，约定：湛江海关缉私局因执法办案需要，暂扣船舶“长海188”轮，委托原告看管。原告必须保证标的物不受任何损失，如发生损失原告负担全部赔偿责任。湛江海关缉私局在遂溪草潭码头将船舶交付原告，由原告自行选择看管地点，运送费用由原告承担；看管期间费用按每天550元计算。合同自双方代表在船舶交接确认书签字之时起生效。
原告主张其向叶三九支付了84，500元的拖驳费、人工起锚费、护船人工费等，一方面原告所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是其单方面制作，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法庭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即使原告实际向叶三九支付了84，500元的拖驳费等费用，也属于看管船舶期间的必要支出，已经包含在每天550元的包干费用之中，如果另行支付拖驳费等费用，则原告有重复获利之嫌。故原告关于拖驳费、人工起锚费、护船人工费等84，5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依法不予支持，该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耀向原告遂溪县草潭恒利渔船修造厂清偿船舶无因管理必要费用210，100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倪学伟
审 判 员 文 静
审判员 杨优升
篇7
一、指挥部财务印章分三种：财务专用印章、法人代表人名印章和会计人员人名章;
二、指挥部财务专用印章，用于代表指挥部办理银行款项支付、出具有关票据等业务;指挥部法人代表人名印章，用于办理银行款项支付时预留银行印鉴;会计人员人名印章，用于办理财务部门有关会计凭证等会计业务，对外提供会计报表。
三、财务印章是指挥部在银行设立账户、支取现金、办理款项结算的重要依据和证明，必须加强管理，严格按规定使用，确保指挥部货币资金的安全;
四、财务印章应指派专人分开管理。财务部门负责人保管财务专用印章，指挥部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人保管法人代表人名印章，出纳会计保管本人印章;
五、财务印章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外借;保管人不得擅自将自己保管的印章交他人使用、保管，也不得私自接受他人保管使用的印章，特殊情况必须经财务部门负责人同意;
六、财务印章必须安全存放，作到“人走章走，随用随锁”;财务专用印章或法人代表人名印章必须放入保险柜保管;
七、财务印章应严格按照规定的业务范围和批准程序使用，不得乱用、错用。印章保管人应负起监印责任，在监印中应严格审查，注意内
容，防止漏洞。
八、财务印章具体使用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办理各项收入业务
1)检查各项收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单价和收费标准是否准确;
2)检查有没有齐全的计量发货手续，数量、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3)与有关文件、拨款单、合同等相核对，看是否一致、有无差错;
4)待以上各项逐一核对无误后，方可办理收款业务，并在相关收款凭证上加盖财务印章。
2、办理各项经济业务支出业务时
1)检查原始凭证是否合法、齐全，是否符合要求;
2)与计划、合同、计量支付证书等相核对是否一致;
3)有无经办人、计量人、验收人、经办部门负责人、财务部门负责人签字，有无指挥长(或指挥长委托的审批人)审批签字;
4)检查付款凭证和银行票据金额是否相符，填写是否符合要求，有无差错;
5)与往来账核对时，核实有无应扣款项。
待上述各项逐一核对无误后，方可在银行付款票据上加盖财务印章。
篇8
第一条为加强电子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保障客户及银行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银行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电子银行业务，是指商业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通讯通道或开放型公众网络，以及银行为特定自助服务设施或客户建立的专用网络，向客户提供的银行服务。电子银行业务包括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网上银行业务），利用电话等声讯设备和电信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电话银行业务），利用移动电话和无线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手机银行业务），以及其他利用电子服务设备和网络，由客户通过自助服务方式完成金融交易的银行业务。
第三条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设立的外资金融机构（以下通称为金融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开展电子银行业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开办具有电子银行性质的电子金融业务，适用本办法对金融机构开展电子银行业务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经中国银监会批准，金融机构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办电子银行业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居民等客户提供电子银行服务，也可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开展跨境电子银行服务。
第五条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合理规划、统一管理、保障系统安全运行的原则，开展电子银行业务，保证电子银行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六条金融机构应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特性，建立健全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明确电子银行业务管理的责任，有效地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电子银行业务风险。
第七条中国银监会负责对电子银行业务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申请与变更
第八条金融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办电子银行业务，应当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向中国银监会申请或报告。
第九条金融机构开办电子银行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正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在申请开办电子银行业务的前一年内，金融机构的主要信息管理系统和业务处理系统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
（二）制定了电子银行业务的总体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电子银行安全策略，建立了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
（三）按照电子银行业务发展规划和安全策略，建立了电子银行业务运营的基础设施和系统，并对相关设施和系统进行了必要的安全检测和业务测试；
（四）对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情况和业务运营设施与系统等，进行了符合监管要求的安全评估；
（五）建立了明确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部门，配备了合格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六）中国银监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金融机构开办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上银行业务、手机银行业务等电子银行业务，除应具备第九条所列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电子银行基础设施设备能够保障电子银行的正常运行；
（二）电子银行系统具备必要的业务处理能力，能够满足客户适时业务处理的需要；
（三）建立了有效的外部攻击侦测机制；
（四）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电子银行业务运营系统和业务处理服务器设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五）外资金融机构的电子银行业务运营系统和业务处理服务器可以设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境外。设置在境外时，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置可以记录和保存业务交易数据的设施设备，能够满足金融监管部门现场检查的要求，在出现法律纠纷时，能够满足中国司法机构调查取证的要求。
第十一条外资金融机构开办电子银行业务，除应具备第九条、第十条所列条件外，还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有营业性机构，其所在国家（地区）监管当局具备对电子银行业务进行监管的法律框架和监管能力。
第十二条金融机构申请开办电子银行业务，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的不同类型，分别适用审批制和报告制。
（一）利用互联网等开放性网络或无线网络开办的电子银行业务，包括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利用掌上电脑等个人数据辅助设备开办的电子银行业务，适用审批制；
（二）利用境内或地区性电信网络、有线网络等开办的电子银行业务，适用报告制；
（三）利用银行为特定自助服务设施或与客户建立的专用网络开办的电子银行业务，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另有规定的遵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报告制。金融机构开办电子银行业务后，与其特定客户建立直接网络连接提供相关服务，属于电子银行日常服务，不属于开办电子银行业务申请的类型。
第十三条金融机构申请开办需要审批的电子银行业务之前，应先就拟申请的业务与中国银监会进行沟通，说明拟申请的电子银行业务系统和基础设施设计、建设方案，以及基本业务运营模式等，并根据沟通情况，对有关方案进行调整。进行监管沟通后，金融机构应根据调整完善后的方案开展电子银行系统建设，并应在申请前完成对相关系统的内部测试工作。内部测试对象仅限于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外包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和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得扩展到一般客户。
第十四条金融机构申请开办电子银行业务时，可以在一个申请报告中同时申请不同类型的电子银行业务，但在申请中应注明所申请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
第十五条金融机构向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申请开办电子银行业务，应提交以下文件、资料（一式三份）：
（一）由金融机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开办电子银行业务的申请报告；
（二）拟申请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及拟开展的业务种类；
（三）电子银行业务发展规划；
（四）电子银行业务运营设施与技术系统介绍；
（五）电子银行业务系统测试报告；
（六）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报告；
（七）电子银行业务运行应急计划和业务连续性计划；
（八）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体系及相应的规章制度；
（九）电子银行业务的管理部门、管理职责，以及主要负责人介绍；
（十）申请单位联系人以及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箱等联系方式；
（十一）中国银监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第十六条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在收到金融机构的有关申请材料后，根据监管需要，要求商业银行补充材料时，应一次性将有关要求告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应根据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的要求，重新编制和装订申请材料，并更正材料递交日期。
第十七条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在收到金融机构申请开办需要审批的电子银行业务完整申请材料3个月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决定；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金融机构在一份申请报告中申请了多个类型的电子银行业务时，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批准全部或部分电子银行业务类型的申请。对于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未批准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金融机构可按有关规定重新申请。
第十九条金融机构开办适用于报告制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不需申请，但应参照第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在开办电子银行业务之前1个月，将相关材料报送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
第二十条金融机构开办电子银行业务后，可以利用电子银行平台进行传统银行产品和服务的宣传、销售，也可以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的特点开发新的业务类型。金融机构利用电子银行平台宣传有关银行产品或服务时，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章的有关规定。利用电子银行平台销售有关银行产品或服务时，应认真分析选择适应电子银行销售的产品，不得利用电子银行销售需要对客户进行当面评估后才能销售的，或者需要客户当面确认才能销售的银行产品，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金融机构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加或变更电子银行业务类型，适用审批制或报告制。
第二十二条金融机构增加或者变更以下电子银行业务类型，适用审批制：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规定需要审批但金融机构尚未申请批准，并准备利用电子银行开办的；
（二）金融机构将已获批准的业务应用于电子银行时，需要与证券业、保险业相关机构进行直接实时数据交换才能实施的；
（三）金融机构之间通过互联电子银行平合开展的；
（四）提供跨境电子银行服务的。
第二十三条金融机构增加或变更需要审批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应向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送以下文件和资料（一式三份）：
（一）由金融机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增加或变更业务类型的申请；
（二）拟增加或变更业务类型的定义和操作流程；
（三）拟增加或变更业务类型的风险特征和防范措施；
（四）有关管理规章制度；
（五）申请单位联系人以及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箱等联系方式；
（六）中国银监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第二十四条业务经营活动不受地域限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全国性金融机构），申请开办电子银行业务或增加、变更需要审批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应由其总行（公司）统一向中国银监会申请。按照有关规定只能在某一城市或地区内从事业务经营活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地区性金融机构），申请开办电子银行业务或增加、变更需要审批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应由其法人机构向所在地中国银监会派出机构申请。外资金融机构申请开办电子银行业务或增加、变更需要审批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应由其总行（公司）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主报告行向中国银监会申请。
第二十五条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在收到金融机构增加或变更需要审批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完整申请材料3个月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决定；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其他电子银行业务类型适用报告制，金融机构增加或变更时不需申请，但应在开办该业务类型前1个月内，参照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将有关材料报送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
第二十七条已经实现业务数据集中处理和系统整合（以下简称数据集中处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准开办电子银行业务后，可以授权其分支机构开办部分或全部电子银行业务。其分支机构在开办相关业务之前，应向所在地中国银监会派出机构报告。未实现数据集中处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如果其分支机构的电子银行业务处理系统独立于总部，该分支机构开办电子银行业务按照地区性金融机构开办电子银行业务的情形管理，应持其总行授权文件，按照有关规定向所在地中国银监会派出机构申请或报告。其他分支机构只需持其总行授权文件，在开办相关业务之前，向所在地中国银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外资金融机构获准开办电子银行业务后，其境内分支机构开办电子银行业务，应持其总行（公司）授权文件向所在地中国银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二十八条已开办电子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按计划决定终止全部电子银行服务或部分类型的电子银行服务时，应提前3个月就终止电子银行服务的原因及相关问题处置方案等，报告中国银监会，并同时予以公告。金融机构按计划决定停办部分电子银行业务类型时，应于停办该业务前1个月内向中国银监会报告，并予以公告。金融机构终止电子银行服务或停办部分业务类型，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并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有效的处置方案。
第二十九条金融机构终止电子银行服务或停办部分业务类型后，需要重新开办电子银行业务或者重新开展已停办的业务类型时，应按照相关规定重新申请或办理。
第三十条金融机构因电子银行系统升级、调试等原因，需要按计划暂时停止电子银行服务的，应选择适当的时间，尽可能减少对客户的影响，并至少提前3天在其网站上予以公告。受突发事件或偶然因素影响非计划暂停电子银行服务，在正常工作时间内超过4个小时或者在正常工作时间外超过8个小时的，金融机构应在暂停服务后24小时内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国银监会，并应在事故处理基本结束后3日内，将事故原因、影响、补救措施及处理情况等，报告中国银监会。
第三章风险管理
第三十一条金融机构应当将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纳入本机构风险管理的总体框架之中，并应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的运营特点，建立健全电子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和电子银行安全、稳健运营的内部控制体系。
第三十二条金融机构的电子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应当具有清晰的管理架构、完善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内部授权控制机制，能够对电子银行业务面临的战略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实施有效的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
第三十三条金融机构针对传统业务风险制定的审慎性风险管理原则和措施等，同样适用于电子银行业务，但金融机构应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环境和运行方式的变化，对原有风险管理制度、规则和程序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正。
第三十四条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根据本机构的总体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制订电子银行发展战略和可行的经营投资战略，对电子银行的经营进行持续性的综合效益分析，科学评估电子银行业务对金融机构总体风险的影响。
第三十五条在制定电子银行发展战略时，金融机构应加强电子银行业务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第三十六条金融机构应当针对电子银行不同系统、风险设施、信息和其他资源的重要性及其对电子银行安全的影响进行评估分类，制定适当的安全策略，建立健全风险控制程序和安全操作规程，采取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对各类安全控制措施应定期检查、测试，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保证安全措施的持续有效和及时更新。
第三十七条金融机构应当保障电子银行运营设施设备，以及安全控制设施设备的安全，对电子银行的重要设施设备和数据，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一）有形场所的物理安全控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标准的要求，对尚没有统一安全标准的有形场所的安全控制，金融机构应确保其制定的安全制度有效地覆盖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
（二）以开放型网络为媒介的电子银行系统，应合理设置和使用防火墙、防病毒软件等安全产品与技术，确保电子银行有足够的反攻击能力、防病毒能力和入侵防护能力；
（三）对重要设施设备的接触、检查、维修和应急处理，应有明确的权限界定、责任划分和操作流程，并建立日志文件管理制度，如实记录并妥善保管相关记录；
（四）对重要技术参数，应严格控制接触权限，并建立相应的技术参数调整与变更机制，并保证在更换关键人员后，能够有效防止有关技术参数的泄漏；
（五）对电子银行管理的关键岗位和关键人员，应实行轮岗和强制性休假制度，建立严格的内部监督管理制度。
第三十八条金融机构应采用适当的加密技术和措施，保证电子交易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与保密性，以及所传输交易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不可否认性。金融机构采用的数据加密技术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的安全性需要和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定期检查和评估所使用的加密技术和算法的强度，对加密方式进行适时调整。
第三十九条金融机构应当与客户签订电子银行服务协议或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电子银行服务协议中，金融机构应向客户充分揭示利用电子银行进行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金融机构已经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和客户应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以及相关风险的责任承担。
第四十条金融机构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和采用适当的技术，识别与验证使用电子银行服务客户的真实、有效身份，并应依照与客户签订的有关协议对客户作业权限、资金转移或交易限额等实施有效管理。
第四十一条金融机构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搜索、监测和处理假冒或有意设置类似于金融机构的电话、网站、短信号码等信息骗取客户资料的活动。金融机构发现假冒电子银行的非法活动后，应向公安部门报案，并向中国银监会报告。同时，金融机构应及时在其网站、电话语音提示系统或短信平台上，提醒客户注意。
第四十二条金融机构应尽可能使用统一的电子银行服务电话、域名、短信号码等，并应在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中明确客户启动电子银行业务的合法途径、意外事件的处理办法，以及联系方式等。已实现数据集中处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网上银行类业务，总行（公司）与其分支机构应使用统一的域名；未实现数据集中处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网上银行类业务时，应由总行（公司）设置统一的接入站点，在其主页内设置其分支机构网站链接。
第四十三条金融机构应建立电子银行入侵侦测与入侵保护系统，实时监控电子银行的运行情况，定期对电子银行系统进行漏洞扫描，并建立对非法入侵的甄别、处理和报告机制。
第四十四条金融机构开展电子银行业务，需要对客户信息和交易信息等使用电子签名或电子认证时，应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金融机构使用第三方认证系统，应对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定期评估，保证有关认证安全可靠和具有公信力。
第四十五条金融机构应定期评估可供客户使用的电子银行资源充足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线路接入通畅，保证客户对电子银行服务的可用性。
第四十六条金融机构应制定电子银行业务连续性计划，保证电子银行业务的连续正常运营。金融机构电子银行业务连续性计划应充分考虑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对业务连续性的影响，并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第四十七条金融机构应制定电子银行应急计划和事故处理预案，并定期对这些计划和预案进行测试，以管理、控制和减少意外事件造成的危害。
第四十八条金融机构应定期对电子银行关键设备和系统进行检测，并详细记录检测情况。
第四十九条金融机构应明确电子银行管理、运营等各个环节的主要权限、职责和相互监督方式，有效隔离电子银行应用系统、验证系统、业务处理系统和数据库管理系统之间的风险。
第五十条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电子银行业务的内部审计制度，定期对电子银行业务进行审计。
第五十一条金融机构应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技术，记录并妥善保存电子银行业务数据，电子银行业务数据的保存期限应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
第五十二条金融机构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电子银行业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客户信息和隐私保护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金融机构应针对电子银行业务发展与管理的实际情况，制订多层次的培训计划，对电子银行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进行持续培训。
第四章数据交换与转移管理
第五十四条电子银行业务的数据交换与转移，是指金融机构根据业务发展和管理的需要，利用电子银行平台与外部组织或机构相互交换电子银行业务信息和数据，或者将有关电子银行业务数据转移至外部组织或机构的活动。
第五十五条金融机构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以与其他开展电子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建立电子银行系统数据交换机制，实现电子银行业务平台的直接连接，进行境内实时信息交换和跨行资金转移。
第五十六条建立电子银行业务数据交换机制的金融机构，或者电子银行平台实现相互连接的金融机构，应当建立联合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协调跨行间的业务风险管理与控制。所有参加数据交换或电子银行平台连接的金融机构都应参加联合风险管理委员会，共同制定并遵守联合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规程。联合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工作规程、会议纪要和有关决议等，应抄报中国银监会。
第五十七条金融机构根据业务发展或管理的需要，可以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交换或转移部分电子银行业务数据。金融机构向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交换或转移部分电子银行业务数据时，应签订数据交换（转移）用途与范围明确、管理职责清晰的书面协议，并明确各方的数据保密责任。
第五十八条金融机构在确保电子银行业务数据安全并被恰当使用的情况下，可以向非金融机构转移部分电子银行业务数据。
（一）金融机构由于业务外包、系统测试（调试）、数据恢复与救援等为维护电子银行正常安全运营的需要而向非金融机构转移电子银行业务数据的，应当事先签订书面保密合同，并指派专人负责监督有关数据的使用、保管、传递和销毁；
（二）金融机构由于业务拓展、业务合作等需要向非金融机构转移电子银行业务数据的，除应签订书面保密合同和指定专人监督外，还应建立对数据接收方的定期检查制度，一旦发现数据接收方不当使用、保管或传递电子银行业务数据，应立即停止相关数据转移，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电子银行客户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金融机构不得向无业务往来的非金融机构转移电子银行业务数据，不得出售电子银行业务数据，不得损害客户权益利用电子银行业务数据谋取利益。
第五十九条金融机构可以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网上支付平台。为电子商务提供网上支付平台时，金融机构应严格审查合作对象，签订书面合作协议，建立有效监督机制，防范不法机构或人员利用电子银行支付平台从事违法资金转移或其他非法活动。
第六十条外资金融机构因业务或管理需要确需向境外总行（公司）转移有关电子银行业务数据的，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并遵守有关数据交换和转移的规定。
第六十一条未经电子银行业务数据转出机构的允许，数据接收机构不得将有关电子银行业务数据向第三方转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章业务外包管理
第六十二条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将电子银行部分系统的开发、建设，电子银行业务的部分服务与技术支持，电子银行系统的维护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业务工作，委托给外部专业机构承担的活动。
第六十三条金融机构在进行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时，应根据实际需要，合理确定外包的原则和范围，认真分析和评估业务外包存在的潜在风险，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第六十四条金融机构在选择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服务供应商时，应充分审查、评估外包服务供应商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实际风险控制与责任承担能力，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
第六十五条金融机构应当与外包服务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外包服务供应商的保密义务、保密责任。
第六十六条金融机构应充分认识外包服务供应商对电子银行业务风险控制的影响，并将其纳入总体安全策略之中。
第六十七条金融机构应建立完整的业务外包风险评估与监测程序，审慎管理业务外包产生的风险。
第六十八条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的管理应当符合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标准，并应建立针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的应急计划。
第六十九条金融机构应与外包服务供应商建立有效的联络、沟通和信息交流机制，并应制定在意外情况下能够实现外包服务供应商顺利变更，保证外包服务不间断的应急预案。
第七十条金融机构对电子银行业务处理系统、授权管理系统、数据备份系统的总体设计开发，以及其他涉及机密数据管理与传递环节的系统进行外包时，应经过金融机构董事会或者法人代表批准，并应在业务外包实施前向中国银监会报告。
第六章跨境业务活动管理
第七十一条电子银行的跨境业务活动，是指开办电子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利用境内的电子银行系统，向境外居民或企业提供的电子银行服务活动。金融机构的境内客户在境外使用电子银行服务，不属于跨境业务活动。
第七十二条金融机构提供跨境电子银行服务，除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外汇管理政策等规定外，还应遵守境外居民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规定。境外电子银行监管部门对跨境电子银行业务要求审批的，金融机构在提供跨境业务活动之前，应获得境外电子银行监管部门的批准。
第七十三条金融机构开展跨境电子银行业务，除应按照第二章的有关规定向中国银监会申请外，还应当向中国银监会提供以下文件资料：
（一）跨境电子银行服务的国家（地区），以及该国（地区）对电子银行业务管理的法律规定；
（二）跨境电子银行服务的主要对象及服务内容；
（三）未来三年跨境电子银行业务发展规模、客户规模的分析预测；
（四）跨境电子银行业务法律与合规性分析。
第七十四条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跨境电子银行服务，必须签订相关服务协议。金融机构与客户的服务协议文本，应当使用中文和客户所在国家或地区（或客户同意的其他国语言）两种文字，两种文字的文本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七章监督管理
第七十五条中国银监会依法对电子银行业务实施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和安全监测，对电子银行安全评估实施管理，并对电子银行的行业自律组织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七十六条开展电子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建立电子银行业务统计体系，并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银监会报送统计数据。商业银行向中国银监会报送的电子银行业务统计数据、报送办法等，由中国银监会另行制定。
第七十七条金融机构应定期对电子银行业务发展与管理情况进行自我评估，并应每年编制《电子银行年度评估报告》。
第七十八条金融机构的《电子银行年度评估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本年度电子银行业务的发展计划与实际发展情况，以及对本年度电子银行发展状况的分析评价；
（二）本年度电子银行业务经营效益的分析、比较与评价，以及主要业务收入和主要业务的服务价格；
（三）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状况的分析与评估，以及本年度电子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
第七十九条金融机构的《电子银行年度评估报告》（一式两份）应于下一年度的3月底之前报送中国银监会。
第八十条金融机构应当建立电子银行业务重大安全事故和风险事件的报告制度，并保持与监管部门的经常性沟通。对于电子银行系统被恶意攻破并已出现客户或银行损失，电子银行被病毒感染并导致机密资料外泄，以及可能会引发其他金融机构电子银行系统风险的事件，金融机构应在事件发生后48小时内向中国银监会报告。
第八十一条中国银监会根据监管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金融机构的电子银行业务实施现场检查，也可以聘请外部专业机构对电子银行业务系统进行安全漏洞扫描、攻击测试等检查。
第八十二条中国银监会对电子银行业务实施现场检查时，除应按照现场检查的有关规定组成检查组并进行相关业务培训外，还应邀请被检查机构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和技术人员介绍其电子银行系统架构、运营管理模式以及关键设备接触要求。检查人员在实施现场检查过程中，应当遵守被检查机构电子银行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八十三条金融机构的总行（公司），以及已实现数据集中处理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电子银行业务的现场检查，由中国银监会负责；未实现数据集中处理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以及地区性金融机构电子银行业务的现场检查，由所在地银监局负责。
第八十四条中国银监会聘用外部专业机构对金融机构电子银行系统进行检查时，应与被委托机构签订书面合同和保密协议，明确规定被委托机构可以使用的技术手段和使用方式，并指派专人全程参与并监督外部机构的监测测试活动。银监局与拟聘用的外部专业机构签订合同之前，应报请银监会批准。
第八十五条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是金融机构开办或持续经营电子银行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机构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与监管的重要手段。金融机构应按照中国银监会的有关规定，定期对电子银行系统进行安全评估，并将其作为电子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八十六条金融机构电子银行安全评估工作，应当由符合一定资质条件、具备相应评估能力的评估机构实施。中国银监会负责制定评估机构开展电子银行安全评估业务的资质条件和电子银行安全评估的相关制度，并负责对评估机构参与电子银行安全评估的业务资质进行认定。
第八十七条中国银监会对评估机构电子银行安全评估业务资质的认定，不作为评估机构开展电子银行安全评估业务的必要条件。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机构开展电子银行安全评估业务，如需中国银监会对其资质进行专业认定，应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办理。
第八十八条金融机构聘请未经中国银监会认定的安全评估机构实施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时，应按照中国银监会制定的有关条件和标准选择评估机构，并应于签订评估协议前4周将拟聘用机构的有关情况报中国银监会。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八十九条金融机构在提供电子银行服务时，因电子银行系统存在安全隐患、金融机构内部违规操作和其他非客户原因等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因客户有意泄漏交易密码，或者未按照服务协议尽到应尽的安全防范与保密义务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服务协议的约定免于承担相应责任，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十条金融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开办电子银行业务，或者未经批准增加或变更需要审批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造成客户损失的，金融机构应承担全部责任。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由客户承担的责任除外。
第九十一条金融机构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要求，尽到了电子银行风险管理和安全管理的相应职责，但因其他金融机构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外包服务商失职等原因，造成客户损失的，由其他金融机构承担相应责任，但提供电子银行服务的金融机构有义务协助其客户处理有关事宜。
第九十二条金融机构开展电子银行业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但尚不构成违法违规，并导致电子银行系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中国银监会将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者其安全隐患在短时间难以解决的，中国银监会可以区别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暂停批准增加新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
（二）责令金融机构限制发展新的电子银行客户；
（三）责令调整电子银行管理部门负责人。
第九十三条金融机构在开展电子银行业务过程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中国银监会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章附则
第九十四条金融机构利用为特定自助服务设施或客户建立的专用网络提供电子银行业务，有相关业务管理规定的，遵照其规定，但网络安全、技术风险等管理应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没有相关业务规定的，遵照本办法。
第九十五条本办法实施前，经监管部门批准已经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其已开办的电子银行业务不需再行审批，但应于本办法实施后1个月内将已开办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开办时间、审批文件等相关材料报中国银监会。本办法实施后，上述机构开办尚未开办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应按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申请或报告。
第九十六条本办法实施前，已经开办网上银行业务但尚未报批或已经申请但尚未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金融机构，其开办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及其他以互联网或无线网络为媒介的电子银行业务，应在本办法实施后6个月内按本办法提交有关申请；已经递交申请材料的，应按照本办法的要求补充有关材料。上述机构已经开办适用于报告制的电子银行业务，应于本办法实施后1个月内将已开办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开办时间等报中国银监会。上述机构新开办其他电子银行业务，应遵照本办法的规定。
第九十七条本办法实施前，未开办网上银行业务但已开办电话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应于本办法实施后1个月内将已开办的电子银行业务类型、开办时间等报中国银监会。上述机构新开办其他电子银行业务，应遵照本办法的规定。
篇9
关键词：工业工程；服务业；质量管理
作者：潘晓明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7-0229-02
餐饮服务业是一种富有特色的服务行业，它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一个“无形”服务的过程，也包括一个“实物”服务的提供。因而，可以将餐饮服务业的质量问题从这个特点出发，将它的质量形成分为两个研究课题分别进行讨论。本文系统地介绍服务质量管理中的科学方法与理论，及其在餐饮业中的应用。
一、发展概况
服务是服务营销的基础，而服务质量则是服务营销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凡德彼尔特大学的服务研究中心等院校的学者和专家在“服务质量”领域的研究日趋深入。
随着质量管理的发展日趋复杂，质量管理呈现多头发展趋势。制造业中的质量管理从开始的质量检验，到质量控制，然后到全面质量管理，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同样产生了很多和其他管理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企业管理专家彼得德鲁克提出的质量目标管理；以六西格玛管理为核心的精益质量管理，等等。这些质量管理理论的共同特点就是，分析企业现有资源，从工作质量、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等方面不断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增强企业服务意识，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二、餐饮业服务质量管理
首先介绍几个与服务质量相关概念。服务质量是产品生产的服务或服务业满足规定或潜在要求（或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综合。预期服务质量即顾客对服务企业所提供服务预期的满意度。感知服务质量则是顾客对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实际感知的水平。
三、提升服务质量的措施
许多餐厅管理者习惯于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时突击、事后检查的办法，这将难于从根本上长期保证餐厅服务质量的高标准和稳定性，这也是目前我国餐厅业的服务质量不能适应国际餐饮发展需求的重要原因。
下面从几个环节分别讨论提升服务质量的措施。
（一）事前质量
餐饮服务业中习惯上将大部分产品进行初加工，然后在提供实物服务时可以尽可能地缩短顾客等待时间。因此，事前服务的质量控制是一个重要环节。其次，初加工产品一般都交予学徒来完成，因此组织产品管理的时候，应该结合人事管理和规划来进行综合思考。
餐饮服务的外部环境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舒适和特殊的饮食环境可以提高顾客接受服务的愉悦性，也可间接地促进顾客消费。基于人因工程的现场环境改善对于改善服务环境、员工工作环境等，都具有现实的意义。外部环境可以根据餐饮特点来进行，如西餐厅或咖啡厅，可以装修成欧式风格，增添一种幽静的感觉，可以吸引顾客的初次光顾。根据季节的不同，餐厅的局部环境应该有所变化。如可以更换台布或沙发颜色，增加舒适度等。无论是局部还是整体的装修，时间的安排和成本上的分析是必要的。
对于预定服务的管理，特别是大订单的安排，对于组织管理者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一般的订单都属于加单，因此管理层需要考虑到自身提供能力，分析服务影响来评估是否接受订单。这里，除了采用经验方法外，历史数据的利用也有很大的作用。通过利用历史数据，来分析自身承受能力，并且根据人动来处理预订单，是做好事前质量控制的前提，在追求收益的同时，将产品的质量考虑进来。
（二）事中质量
服务业中服务人员的素质是顾客接受服务愉悦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个良好的服务人员，不仅从顾客进入服务区开始就给以好感，而且在整个服务过程乃至结束，都是无形中影响质量水平的关键因素。服务员工的培训和工作制度可以解决这个关键问题，辅以员工自评，顾客留言等方式，对于改善服务和增强顾客参与度，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要说服务人员的素质和外场布置是一种无形服务的话，那么另外一个突出的主要因素便是产品的质量。餐饮也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即它在提供无形服务的同时，也提供一种实物服务。吃喝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很多地方都极其注意食物口感。因此，产品的质量在整个服务过程中居于重要位置。这一过程的质量管理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具体的措施有：加强产品原材料质量，强化产品加工过程质量控制，规范产品出品流程，等等。
在服务过程中，对于员工和各项事务的管理对服务质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产品的估清，员工休息，服务中遇到的突发事件处理，等等，都需要有经验的管理层出面来解决。要完善这些繁琐和重复的管理活动，应该建立清晰的责任体制，员工特殊离岗制度以及冲突处理方案，等等。
（三）事后质量
在餐饮服务业中，经常将顾客划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忠实顾客，例如经常来光顾或消费较高的顾客群；另外一种是尝新顾客，例如过往游客或不属于定位群的顾客，等等。第一种顾客的维持，需要靠一定的方式来维持，比如食物口感，优惠服务，个等。第二种顾客的开发是扩大第一种顾客的源泉，对于组织的壮大和增收有着关键的影响。这种顾客群则需要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因而管理层需要在如何创造并维持顾客的忠诚度上花大力气深化工作。
在顾客接受服务之后，他们的感知对于企业的改善提供了一个重要方向提示。在每一个餐桌上放一个顾客反馈记录册，让顾客注意到餐厅对顾客需求的关注度。对于新产品的开发过程，可以邀请顾客进行免费品尝。诸如此类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使得顾客满意度得以提升。
最后讲讲外卖产品的质量问题。外卖产品一般在制作过程中不是很注意质量，并且往往时间上也跟不上服务需求。然而，可以利用外卖产品来进行产品和组织的推广，在这过程中利用附加服务和特殊包装，在保持优质服务的同时，产生较低的宣传效应。
四、结论
没有顾客的需求就没有社会的需求，满足不了顾客的需求，也就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满足不了顾客的需求，组织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因此，提高服务中的顾客满意度，
是质量管理推广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服务经营者和管理者都应该清晰认识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朱良保.现代质量管理思想在服务行业管理中的应用[J].商业.2006，08：89-90.
[2]罗国勋.质量管理与可靠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G.Salvendy.HandbookofIndustrialEngineering（ThirdEdition）.JohnWiley&Sons，Inc.NewYork，2001.
[4]BenjaminNiebel，AndresFevalds.MethodsStandardsandWorkDesign（ThetenthEdition）.McGrawHill，1999.
篇10
【关键词】农户 转基因作物 选择 安全管理
目前，转基因玉米、棉花、烟草已经在我国大规模推广，越来越多的转基因作物已经完成试验阶段，进入商业化推广的准备阶段。但是转基因作物与以往传统的改进良种有根本的区别。广大农户作为最为重要的主体对作物的认识和可接受度将决定转基因作物的未来。笔者通过实地调查，选取典型案例，进一步分析农户的选择行为，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管理提供依据，
一、典型案例
农户一：家中有4亩田，2个劳动力。当他到农技站购买种子时，技术员便向他推广转基因稻种（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个新品种叫转基因水稻），当听说这种水稻不用施药时，他并一口气买了8斤种子（即他计划将全部田用作新品种）。因为传统的水稻品种每季要施3-4次药，而他最害怕施药。以前每次都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施药。
农户二：家中有7亩田，2个劳动力，当他到农技站购买种子时，技术员也向他推广转基因种子，优点多，缺点少。但是该农户只是将信将疑买了4斤种子（即2亩田），他是一个勤劳的农民，不管风雨都按时进行田间管理，当然施药，施肥也很及时，但是岁月不饶人，近年体力也在下降。于是他选一部分田用新品种，即使新品种有可能不理想，也不会对收入产生大的影响。如果今年的新品种正如宣传的那样，有许多优点，明年便进一步提高新品种面积。
农户三：有6亩田，2个劳动力，男性劳动力常年在县城务工，农忙或需田间管理时，便回家进行短期劳动。当他听说农技员推广的新种子，并没有立即购买。在一次闲聊中，他得知一个工友去年在选用这个品种时，没有听说产量高，还略低于传统品种，但考虑耽误一天时间便会损失40-50元，而回家打一次药要用2-3天时间，他最后买了6斤种（即3亩田），这样一天时间就可以。
农户四：有7亩田，2个劳动力，儿子在一重点大学上学，男性劳动力在镇邮政所上班。当身边的农户买着这种前所未闻的新品种时（因为他从来没听说水稻不需施药而产量高），他们便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告诉他们，这种水稻是转基因水稻，有可能对人体有害，并且不一定高产。因此他没有选用这种品种。
农户五：有4亩田，2个劳动力，村长，高中学历。他有阅读报纸的习惯，知道这种新品种的确抗虫，生命力较传统品种强，但是有可能对人体和牲畜有害，但是考虑自己是村长，其他农户很多选用而自己却没有，影响不好。于是他去农技站购买了2斤种子（1亩田的种子），并且他不打算将这亩田的水稻自用。
二、影响农户对转基因作物选择的因素
1、经济效益是第一因素。当农户在选择新的品种时，首先考虑现实的经济收益，如果新品种的总收益不如以前的品种，农户是不会轻易地改变对旧品种的依赖。转基因作物一般较传统作物的产量高，特殊的转基因作物还有一般品种不具备的品质，如抗虫、耐水旱、高温、有药用作用。农户可以省工时、省农业生产资料，减少不正常气候带来的损失。6个农户基本上考虑了这一因素。即使没有选择转基因作物的农户，也是出于对自身未来收益稳定性的担心。
2、农户对转基因作物的了解程度。转基因对于大多数农户是陌生的。他们对于这个新品种的优点主要集中在无需打药，而且产量高，而潜在的风险并没有被认识。农户中也有一些知识水平较好的，他们在多方权衡后才大规模改种。但是我们发现他们自己往往不食用转基因产品，而将其推向市场，进行风险转移。在农户4、5表现最为突出。农户4，户主本身知识不高，但其儿子有较高的文化。这时，儿子的建议决定了农户的选择。农户5，在农村中属于文化人，有读书阅报的习惯，平时对转基因作物有所了解，所以，他在选择时持慎重态度。
3、农户自身的劳动习惯。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无论是现代农业，还是传统农业，对于农户自身劳动习惯都有依赖。特别在传统农业产区，农户的劳动量还比较大。杀虫除草是农作物管理最为重要的环节，许多农民认为这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这些工作一般在气温较高的天气下进行，农民在田间作业非常吃力，甚至出现高温农药中毒的现象，所以相当一部分农户疏于杀虫除草。转基因则减少了这些工作。所以平时就不爱田间管理的农户非常青睐转基因作物。而平时比较勤劳的农户的态度不是很积极，可以通过农户1和2的比较分析看出来。
4、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与非农收入的上升。当前，许多农民在外务工，其中的一部分的劳动场所在居住地附近，没有放弃农业生产。这些农民一方面日平均劳动所得较农业生产大，另一方面没有足够的精力应对农业生产。转基因作物能够减轻生产负担，降低经济损失。同时他们比在家单纯务农的农民信息多，来自不同地区的工友有时提供不同的生产经验与建议。农户3将其一半的田地改种转基因水稻，既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又防止潜在的经济风险。
三、农户转基因作物选择对安全管理的要求
1、完善制度，建立严格的转基因作物管理体系。转基因作物具有许多传统作物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存在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对于环境安全的危害的人体危害。它可能演变成“超级杂草”，诱发自然生物种群改变，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引发害虫，野草等生物体对药性产生抗体，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这些问题虽然当前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爆发，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因此向农户推广转基因作物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管理。
目前，我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法律文件主要有：《农业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作物标识管理办法》，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销售转基因植物品种种子，必须有明显的文字标注，并应当提示使用时的安全控制措施。但是这些文件大多不够具体，容易出现政出多门，互相推诿的局面。
上述案例中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实际上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批，进行推广，这正说明我国当前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不够严格规范，对于潜在的风险认识不够，经济利益至上观念浓重。
2、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转基因作物比较特殊，其内在的一些特征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目前，我国开展转基因研究的科研院所有不少，但大部分以从事科学研究为主。从事种子推广，农业管理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不了解转基因。在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介绍作物是报喜不报忧，当发生问题后，不能及时得到处理。
在案例中，也可明显看到推广人员缺乏相关知识，对于转基因作物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上。但现实是，大部分农民一般信任工作人员。造成一种信息的路径依赖。各级政府应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各种形式的转基因知识培训。受到培训的工作人员向农民宣传相关知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3、建立农户参与式的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体系。转基因作物关系到国家的食品、粮食和环境安全。农民作为最大的主体，不应该仅仅是被管理者。他们在日常的农业生产中，能够逐渐了解转基因作物的一些特征，比较与传统品种的差异，提供宝贵的意见。建立参与式管理体系，即是村为单位，划定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责任区，指定一些有一定文化、有责任心的农民为巡视员，及时跟踪转基因作物。当发生风险事故时，能够及时迅速将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启动风险应急处理预案，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
4、设立转基因作物风险基金，提高安全管理能力。农户选择转基因作物最主要是考虑经济收益。但是当发生风险事故后，转基因产品便会出现卖难的局面，农户自身也不敢食用，容易造成社会事件。转基因作物风险基金的建立，能够在发生风险事故后，补偿各方损失，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避免产生恐慌心理。
（注：本文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基因安全管理研究”）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