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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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于2009年3月24日宣布了一系列贷款政策改革方案,扩大贷款项目的灵活性,并减少不必要的附加条件。之后,分别于4月17日和5月6日通过了墨西哥和波兰对IMF新贷款工具“灵活信贷额度”的总额达675.8亿美元的申请。本文通过评价其贷款政策的新变化及对我国的影响,提出我国应对策略。
一、IMF贷款政策改革的背景和内容
(一)背景
随着起源于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经济下滑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很多国家发现,它们的政策回旋余地受到更大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及时获得融资,而且融资的数额和形式得当,可以缓冲外部冲击引起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在这个背景下,IMF于2009年3月24日宣布通过下列措施对IMF的贷款框架进行一次重大改革:对IMF的贷款条件进行现代化改革;推出一种新的灵活信贷额度;提高IMF常规备用贷款安排的灵活性;将贷款限额提高1倍;调整和简化贷款的成本和期限结构;取消某些很少使用的贷款机制。此外,IMF还寻求大幅度增加其非优惠和优惠贷款资金,同时还准备改革面向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工具。
(二)具体内容
第一,贷款条件现代化。IMF通过两个主要办法实现这一现代化。一是更多地依靠事先确定的资格标准(事先条件),而不是传统的(事后)条件,作为向各国提供IMF资金的基础。这项原则体现在新的灵活信贷额度(Flexible Credit Line,简称FCL)当中。二是在所有的贷款安排(包括在与低收入国家达成的安排)当中停止使用结构性业绩标准。
第二,设立灵活信贷额度(FCL)。这是IMF对经济基本面、政策及政策实施记录十分强劲的国家实行的一项新的信贷额度。成员国可以出于危机防范目的而使用FCL。FCL的批准要求有关国家达到事先确定的资格标准,并在个案基础上决定贷款限额。与传统的IMF支持的规划不同,FCL的拨款不是分阶段的,也不以政策谅解为条件。
第三,加强备用安排(SBA)。改革SBA(IMF使用最多的解决危机的贷款工具)的目的是提高其灵活性,并确保没有资格利用FCL的成员国能够将SBA用作危机防范工具。新的SBA框架允许前倾式借款,并且在该国的政策实力和所面临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性质允许的情况下,降低检查和购买的频率。
第四,将贷款限额提高1倍。将对成员国的非优惠性贷款限额提高1倍,新的使用IMF资金的年度和累计限额分别为成员国在IMF份额的200%和600%。
第五,调整和简化成本与期限结构。有效延长IMF贷款的宽限期并简化还款表。新的承诺费费率表(随预防性贷款规模增大而增加)将有助于降低IMF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同时不阻碍使用IMF资金。
第六,简化贷款工具。取消近期未被使用的一些贷款机制(补充储备贷款和补偿融资贷款)。
二、对IMF贷款政策改革的分析及评价
(一)改革措施体现了IMF面对日益恶化的危机表现出来的与时俱进的态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纷纷指责IMF长期以来忽略对主要发达国家和金融市场实施有效监督。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后,二十国集团(G20)成立了旨在改革IMF的工作组,体现了其对各成员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呼吁的积极回应。
以“灵活信贷额度(FCL)”的设立为例,FCL的条件代表了对早先的“短期流动性工具(SLF)”的增强,SLF将因此终止。为了帮助成员国抵御危机,IMF于2008年10月设立了SLF贷款项目,但由于贷款期短、金额有限等原因,迄今没有发放出一笔贷款。尽管SLF也只针对表现非常强的成员国,但它的几项设计特征(包括贷款数额有上限,偿还期短,以及无法用于预防目的)限制了其对潜在借款国的有用性。FCL既可用于防范危机也可用于解决危机,专门针对表现非常强的国家,各项特征非常灵活。FCL的灵活性体现为:确保有资格的国家能够在没有持续实施的(事后)贷款条件的情况下先期获得大量IMF资金;可续信贷额度(有关国家可自行决定最初期限是6个月,或12个月);较长的偿还期(3.25-5年,而SLF的滚动期最长为9个月);对使用IMF资金的数额没有硬性规定的上限,在个案基础上确定限额(SLF的上限是份额的500%);具有在任何时候提取信贷额度或将其视为预防性工具的灵活性(SLF不能被用作预防性工具)。
(二)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有利于增强借款国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
长期以来,IMF所实施的宏观经济业绩计划中通常附加结构性条件。亚洲金融危机时期IMF对有关国家所实施的贷款计划以及1996年对俄罗斯的贷款就是如此。一国在制订调整与改革计划时,这些计划必须更多地是由本国政府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订的,即国家对这些计划应拥有更多的所有权;与此同时,IMF在提供贷款时,须附加贷款条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要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结构性条件实绩标准给借款国国内政策的余地太小,因而会削弱国家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从而会降低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同时,如果结构改革对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并非十分重要,那么在实施这些结构改革上的失误会削弱社会对总体改革计划的信心,从而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引发负面反应。本次贷款政策改革后,IMF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有利于今后借款国增强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
(三)更多依靠事先条件提供资金的方式,有利于具有良好政策记录的国家在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迅速获得资金,但操作非常困难
依靠事先条件的方式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在减少贷款条件后,必须有更严格的预选程序来选择那些符合条件的国家,以确保IMF的贷款得以偿还。它符合这样一条原则,即一方面要保证IMF资金的安全,另一方面要鼓励相关国家在向IMF申请贷款之前,能够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资金,从而使IMF成为最后的贷款人。显然,选择具有良好政策记录的国家,就可以减少那些明确的贷款条件。
这种方法的最大缺点是:会降低IMF资金的安全性。此外,事先选择国家的条件较高,可能会使得许多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无法获得IMF的贷款。当一国政策恶化时,这也是IMF所应关注的一个严重问题。一国不符合IMF贷款所设定的条件,这本身就会加剧危机。
(四)贷款政策改革并未改变美国和欧盟试图通过其实际控制的IMF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事实
从表面上看,FCL有助于危机影响国得到资金缓解国际收支困难,但是,符合FCL严格的“事前条件”的国家并不多,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获得FCL。事先确定的资格标准是FCL的核心,旨在表示IMF对合格成员国的政策及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的能力具有信心。根据IMF的说明,确定资格过程的核心是就以下方面对成员国做出评估:一是拥有十分强健的经济基本面和体制政策框架;二是正在实施非常强劲的政策,并且过去具有持续的实施记录;三是仍然承诺在今后继续实施这种政策。
评估FCL安排的资格时使用的相对标准包括:可持续的外部头寸;以私人资本流动为主的资本账户头寸;具有国家以有利条件稳定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记录;在预防性基础上申请FCL时具有相对充裕的储备头寸;健全的公共财政,包括可持续的公共债务头寸;在稳健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框架下,具有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银行清偿能力不存在问题,不会立即造成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威胁;有效的金融部门监管;具有数据透明度和完整性。不难看出,以上标准对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
IMF在4月17日和5月6日先后通过墨西哥和波兰的FCL申请。这两个国家都在以往的金融危机中接受过IMF的附带严格条件的贷款,其国内经济金融结构和资本开放早已向着美欧希望的方向改革,美国和墨西哥、欧盟和波兰之间的经济关联度相当高。FCL一旦使用,将有利于美国和欧盟在墨西哥和波兰受困的资金安全撤离,因此,FCL的实际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和欧盟。难怪IMF管理层在不同场合高调宣传FCL,并对FCL的使用设置极其宽松的条件(高额度、发放迅速)。
三、中国对IMF贷款政策改革的应有态度
第一,FCL的灵活性可能危及我国对IMF的出资安全。我国可对此工具持谨慎态度,在讨论其未来的制度框架时兼顾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我国利益。FCL对使用IMF资金的数额没有硬性规定的上限且具有在任何时候提取信贷额度的灵活性,这对IMF的资金安全构成了威胁。近日,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的蔓延必将对其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从而增加其使用FCL的可能性。由于对墨西哥和波兰使用FCL的讨论将决定该工具未来的制度框架,中国作为出资国,应高度关注IMF对墨西哥和波兰申请使用FCL的处理情况,并在对贷款使用的后续讨论中提出上述关切,督促IMF尽快对FCL的关键细节和程序进行评估和说明。同时可联合“金砖国家”呼吁IMF将救援重点放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兼顾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同时维护我方利益。
第二,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有利于增强借款国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符合我国一贯立场。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给予借款国政府在选择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政策时更大的决策权和灵活性,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争取的结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第三,加强备用安排、提高贷款限额、简化贷款结构等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有利,我国可敦促IMF尽快明确这些改革措施的操作细则改革备用安排(SBA)可以使没有资格利用FCL的成员国能够将SBA用作危机防范工具;提高贷款限额使成员国确信它们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满足融资需要;调整和简化成本与期限结构有助于建立从IMF借款的正确激励机制;改革优惠贷款机制可以增强IMF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短期和紧急融资的贷款工具。这些措施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有利,但是IMF并未明确这些措施的实施细则,增大了发展中国家申请使用新的贷款工具的难度,不利于这些国家及时利用IMF资源抵御危机。我国可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呼吁IMF尽快出台便于操作的细则。
第四,对于欧美等国要求我国出资的呼吁,我国可强调“权利和义务对等、各国按份额共同承担责任、多种方式融资和自愿参加”的原则。份额增资是IMF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根本途径,应尽快推动,在显著充实IMF的可用资源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更大幅度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使份额分配更能体现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应加快启动并完成IMF第14次份额总检查,尽早设计和通过新的份额改革方案,并为改革制定有时限、有约束力的路线图,明确各阶段的目标,争取早日实现份额增资。在份额改革的基础上各国可按份额比例通过多种方式(包括购买IMF债券)做出贡献,这将迫使欧美等国等比例出资,从而减轻我国因储备规模较大而承受的外部压力。在上述增资方式仍然不能解决IMF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各国可按照自愿原则决定出资数量,从而为我国今后开展工作留出空间。IMF应以创新、务实的态度积极探讨各种融资方式,充分考虑出资国对资金安全、合理回报的要求,并贯彻出资贡献与权利对等的原则。
参考文献:
1、IMF,IMF implements major lending policy improvements[EB/OL].省略/external/np/pdr/fac/2009/032409.htm.
2、IMF,IMF Approves $47 Billion Credit Line for Mexico[EB/OL].省略/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9/CAR041709A.htm.
篇2
次贷:危机开始深化并扩散
IMF认为,世界经济最大风险仍在金融市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动荡将造成近万亿美元损失。目前,危机正从次贷领域向优质房贷、消费信贷、公司信贷等领域蔓延,并演变成全面的信贷紧缩,拖累宏观经济。这反映了银行脆弱的资产状况和资本基础,以及金融创新监管滞后等深层次问题,并意味着危机的影响可能更广、更深、更持久。
虽然摩根士丹利、瑞银等机构近期作出了次贷危机即将见底的判断,但IMF认为,目前金融市场依然面临巨大压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次贷危机真正结束尚需2至3年时间,因为危机终结必然有赖房市反弹,但从目前数据看,美国房市仍持续恶化。
同时,次贷危机有从美国向其他国家扩散的可能。IMF认为,房价偏高、企业和个人资产状况偏紧的发达国家,以及依赖外资拉动国内投资的新兴经济体将面临较高风险。
不过,也有机构对次贷危机前景表示乐观。瑞银集团最新研究报告认为,鉴于美国应对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有力,以及美国多数企业盈利状况保持良好,金融市场已经“作好反弹准备”,走出次贷危机指日可待。
但相关措施的有效性尚待观察。2008年第一季度,信贷市场紧缩状况缓解有限,美联储降息效应未能有效传导到相关领域,部分企业融资成本和个人购房者的还贷压力反而有所上升,而财政政策也要在第二季度才能开始发挥作用。而受次贷危机影响,第一季度全球股市剧烈震荡、全线重挫。据彭博新闻社统计,当季全球股市蒸发掉3.9万亿美元市值。
衰退:美经济放缓波及全球
IMF预计,2008年美国经济将陷入轻度衰退,经济增长率预计为0.5%。第一季度,美国失业率升至5.1%,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5年来最低水平,服务业连续3个月收缩,住房市场持续恶化,信贷紧缩未能有效缓解,金融动荡影响到更深经济层面。
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预计,随着货币和财政政策开始发挥作用,美国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恢复增长。美国《商业周刊》高级编辑库珀认为,得益于贸易和金融全球化、商业管理及美联储调控能力增强,美国经济即便出现衰退也将短暂而温和。
同时由于经济衰退导致美国内需下降将使全球贸易出现萎缩,日本、欧盟和一些亚洲经济体的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日本政府预计,受企业设备投资、工矿业生产下降等因素影响,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复苏势头处于停滞状态。日本经济界对经济前景的看法更为悲观:次贷危机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美元贬值趋势难改,因此日本工矿业生产和出口2008年第二季度仍有可能继续恶化。欧洲经济同样复苏乏力。欧元对美元第一季度继续快速升值,一度逼近1∶1.6。欧元持续升值导致欧元区1月份贸易逆差再创欧元诞生以来新高。欧洲银行业的次贷损失估计近800亿美元,金融市场信贷紧缩,投资者信心受挫,作为经济增长引擎之一的投资短期内也难有起色。
此外,美国为应对危机不断降息,将导致全球宏观调控政策冲突。
通胀:粮油价高企压力加剧
美国经济衰退与次贷危机相结合加剧了全球经济风险,大宗商品市场热钱涌动,投资组合变动和资金无序流动增加,使得全球通胀和金融形势面临更大考验。IMF称,食品和能源价格持续坚挺造成全球总体通货膨胀加剧。发达国家在经济减速情况下核心通胀率仍然升高,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则更为明显。
对美国来说,美联储不断降息增加流动性、美元贬值、能源食品价格高企将导致美国未来通胀压力骤升。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认为,美国摆脱目前困境后将面临严峻通胀问题。
对欧洲和新兴经济体而言,通胀是目前经济的最大威胁。由于经历此前数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剩产能已充分利用,资源供给压力陡增,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导致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通胀风险。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应对通胀可能比应对美国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放缓具有更大挑战性。法国经济学家勒穆瓦纳认为:新兴经济体融入世界带来的低通胀时代已经结束,产业转移带来的通胀抵消因素已经消失,对此西方必须调整相应政策,而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结构转型考验。
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或升温
正值美国大选之年并发生经济减速,欧盟贸易赤字持续扩大,加上产业转移等因素,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升温,贸易冲突可能性增加,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难以推进。从历史经验来看,每当全球经济出现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总会抬头。
2007年底至2008年初,美国权威民意调查和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相关论题表明,美国可能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3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2008年度全国贸易评测报告》,指责62个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产品和服务设置壁垒。目前经济民粹主义、贸易保护等已成为美国大选的热门关键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系主任唐宜红教授说:美国整体经济不景气、对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产业转型和业务外包造成的工作岗位流失、底特律等传统制造业城市的衰退以及美国大选等因素,都使美国近期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
除美国外,整体经济形势好于美国的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很强。唐宜红认为,欧盟贸易保护主义趋强的原因,主要是欧盟外贸,特别是对部分亚洲经济体贸易逆差扩大及欧盟内部一贯强大的保护主义势力的推动。不过,欧盟贸易政策的制定比单一国家复杂,在反倾销案件中,其内部分歧也很大。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也承认,全球经济减速将不利于多哈回合谈判。唐宜红教授认为,今年的多哈回合谈判很可能没有结果。
脱钩:新兴经济体将受影响
近年来全球化的特点是,出口的构成和目的地更为多样化。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量相对于实际GDP的比重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稳步增长,亚洲已超过20%。世界银行4月1日的《东亚经济半年报》指出,东亚经济得益于地区内部贸易的发展和与美国以外其他市场贸易的扩大。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此前曾说,由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不断增长,亚洲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在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支持下,即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亚洲经济也不会遭受重创。
篇3
【关键词】货币基金绩效 风险调整收益指标 加权投资组合
一、风险调整收益指标相关理论
目前公认的三大风险调整收益指标陆续被提出。Treynor(1965)提出了特雷诺指标,提倡用单位系统风险的超额收益来评价基金绩效;Sharpe(1966)提出了夏普指标,旨在用单位标准差作为衡量超额收益率的指标;Jensen(1968)提出用资本市场线预期值和实际收益之间的偏差来评估基金业绩,后被称作詹森指数。
本文将在三大风险调整收益指标的基础上,对三大风险调整收益指标公式及运用手法进行分步和结合,提出风险调整收益综合指标,进行对货币市场基金绩效进行实证研究。
二、研究思路
为数据数量的充分性,我们选择了中国2007年前成立的货币市场基金(共计44只)自2007年1季度至2012年4季度的季度收益率作为本次实证研究的样本。同时,我们选择了1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最后,选择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基准组合收益率。而后进行加权投资组合构造,并以2013年1季度至2014年1季度的季度收益率作为观察期,观察组合表现。
本文在根据风险调整收益指标对货币基金进行甄选后,在构造组合时,采取加权形式对于资产组合进行构造。即对于货币市场基金进行组合投资,并且在构造组合时,根据指标的“看好”程度赋予单个基金不同权重,越看好的基金权数越重。权数的具体公式为。
本文中相关数值表示如下:表示有关货币基金的指标;"表示市场基准组合的指标;表示无风险利率;表示样本期,表示观察期;表示货币基金在时期的年化收益率(基金净值增长率);表示货币基金收益率和市场基准组合收益率的贝塔值;表示货币基金的特雷诺指标;表示货币基金的夏普指标;表示货币基金的詹森指标;表示加权投资组合权数的转置矩阵,=,其中n为甄选出的基金数量。
三、研究结果
根据研究思路,甄选出前10名基金的相关指标、组合权数和观察期内组合收益情况归纳如下表:
四、研究结论和评价
从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研究原理所构造的加权投资组合和平均投资组合的收益率,都高于一年期无风险利率,符合风险溢价原理。
(2)对于甄选出来的基金,加权投资组合的收益高于平均投资组合的收益,说明,使用风险调整收益指标并进行加权投资的效果,优于仅使用指标甄选进行无差异平均投资的效果。
(3)和研究前预期不同,两种投资组合方式的收益都低于一年期SHIBOR利率,表明研究所使用的基金甄选指标和投资方法的获利低于市场平均获利水平,对此研究小组表示值得在未来继续深入研究。
篇4
现货黄金(也叫国际现货黄金和伦敦金)是即期交易,指在交易成交后交割或数天内交割。现货黄金是一种国际性的投资产品,由各黄金公司建立交易平台,以杠杆比例的形式向坐市商进行网上买卖交易,形成的投资理财项目。通常也称现货黄金是世界第一大股票。因为现货黄金每天的交易量巨大,日交易量约为20万亿美元。因此没有任何财团和机构能够人为操控如此巨大的市场,完全靠市场自发调节。现货黄金市场没有庄家,市场规范,自律性强,法规健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帐单位,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它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作国际储备。
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特别提款权定值是和“一篮子”货币挂钩,市值不是固定的。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於1969年进行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修订时创立的用於进行国际支付的特殊手段。它依据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进行分配,可以供成员国平衡国际收支。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篇6
没有人会否认69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各国战后重建起到的作用,但同样也没有人会辩解这一体系带有鲜明的“美国色彩”。风雨飘摇走过近70载,布雷顿森林体系总是让人爱恨交加。其遗产和让人头疼的难题依然保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提出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国国内政治绑架就是明显例证。
与此同时,世界金融、经济和贸易领域出现多个互相交融的新趋势,这也给世界经济治理秩序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
如今,“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是个热门说法,但欲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未来,应知他从何来,欲知如何改进这一体系,应知原体系的内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这一“死而不僵”的货币体系,需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并接上世界经济版图变化的新“地气”。
从何而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见到曙光的1944年7月,美国、英国、中国等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商讨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和战后重建事宜。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各国决定建立世行的前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机构,前者致力于促进战后重建,后者司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加上1948年正式生效的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三鼎”成型,人称“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英、美两国全球经济盟主地位实现机制化的易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有其必然的历史背景。在地缘政治层面,二战之后,世界权力版图发生巨变,英、美两国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霸主宝座易位。在金融话语权层面,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金本位制下央行货币空间局促的弊端暴露,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以应战通缩,一战后成型的各国货币与英、法等大国货币挂钩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分崩离析,二战后大国开始新一轮角力,以建立有利于各自的全球金融秩序;在二战中耗费糜巨的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负债国,而美国则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巨量黄金储备成为美国经济实力和傲人财富的鲜活诠释。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地址,告诉世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当仁不让的主导地位。尽管英国人当年极力反对,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最终落户华盛顿,而且两大机构总部地址同白宫仅有一街之隔。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人物是学者出身的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Harry White)。在学术造诣上,怀特显然不能与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比肩,但是凭借战后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黄金储备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大国地位,怀特和时任美国财长的摩根索控制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议程设置、专家分组、讨论时间分配、会议文件起草等关键环节。怀特力主强化美元地位、采取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来防止英国等贸易大国进行竞争性贬值,他的提议力挫英国代表团团长凯恩斯,“怀特计划”成为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通过决议的蓝本。
是否还在
随着二战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全球各国对黄金的需求锐增,加上越战和美国约翰逊总统“大社会”福利开支扩张等因素冲击,到1968年,美国占全球黄金储备的份额降至四分之一,维持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固定汇率制日渐吃力。
上世纪60年代,美联储放松银根的举措又导致国内通胀抬头、经济竞争力下降。为应对国内经济困局,1968年,美联储取消发行美元必须要有币值2598的黄金支持的强制性要求,部分切断了美元和黄金的连接渠道。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的看法,当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完全以国内经济政策目标为导向。
历史总有相似性,如今美日等国央行完全以国内经济目标为政策导向的做法似乎在重演历史。随着其他国家积累的美元储备日益增多,美国面临黄金偿付危机,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不再向外国出售黄金,彻底切断了美元和黄金的连接渠道。若说随着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出现,布雷顿森林时代已是过去时,似乎又与事实不符。“怀特计划”是希望借黄金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阻止英国等贸易伙伴用货币竞争性贬值来谋求贸易优势,但由于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1971年,美国被迫结束怀特提出的构想。即便如此,美元依旧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国际机构总部所在地是所在国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仍在华盛顿,并未向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所建议的在伦敦设立第二总部,也没有在其他国家设立第二总部,两大国际机构的工作语言仍是英文。美国人一直担任世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美国是性一拥有对两家机构重大决策否决权的国家,各个关键职能部门中的重要决策背后都有美国人的身影。
让两大国际机构成为全球“金字招牌”的并非他们的办公楼有多气派,而是办公楼里藏龙卧虎。在两个各拥有188个成员国的机构里,高管尽管肤色不同,但多数拥有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美式思维和价值观有着较强的认同感。2012年竞选世行行长的美国候选人金墉、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奥坎波、尼日利亚经济统筹和财政部长奥孔乔一伊韦拉的肤色不同,大多数媒体和评论人士将注意力放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争。其实换个角度来看,3人皆毕业于美国常青藤名校并多年在美工作,能用流利的英语会话,美国是他们事业腾飞的平台,3人的履历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此外,两大国际机构的影响力并未被边缘化。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再度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持全球金融稳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在提供技术支持和全球宏观经济监测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世界银行在减贫、消除发展瓶颈方面的经验无人能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面貌发生巨变并非坏事,世行名称和职能的演变表明全球已走出了二战炮火的创伤;黄金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结束,从侧面印证了全球贸易流、物流的极大繁荣;区域性经贸、金融合作见证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多极格局。
走向何方
包括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在内的美国精英并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是过去时,而是处在不断演进的现在进行时,三大国际机构的构架、定位都在动态调整。若与三大国际组织建立之初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发生巨变。研究该体系的知名学者、美国外交学会资深研究员本·斯泰尔(Benn Steil)告诉笔者:“如果怀特和凯恩斯能活到今天,肯定已经认不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了。
尽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细节尚待完善,但已经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秩序调整中的一个标志_生事件。《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指出,金砖五国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两成,总共拥有约4.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金砖五国的提议将使得主要新兴经济体整合力量,全球金融体系中有影响力的将不只是美欧所主导的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
尽管世界经济治理秩序的未来面貌尚难定论,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势必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斯泰尔认为,金砖国家设立开发银行就是给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敲响了警钟。半个多世纪前规划世界治理秩序离不开美、英两国的协商,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誉所长伯格斯滕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治理架构的改革迫切需要美、中两个大国的合作与谋划,未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规划关键在于美中两国的协商。
凯恩斯当年曾提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由美国和英国共同享有否决权,一超独大的美国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是在目前的背景下,美国的相对经济和军事实力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在逐渐缩小,美国应当考虑在现有的国际舞台上,让其他新兴经济体大国享有否决权,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美国人一家的游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春季会议期间告诉笔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要像“镜子”那样反映世界动态。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背景是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和二战后大国间经济实力对比达到质变的临界点,如今全球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又达到新临界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总量将在历史上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拉加德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比例已升至44%来印证中国等国家力量的崛起,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借债国,颇像二战后英国的地位,中国、巴西、俄罗斯这些新兴经济体都是持有美国国债数额超过1万亿美元的债主。
关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内核,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迈克尔·杜利(Michael Dooley)等人在2004年提出“复活版布雷顿森林体系”(RevivedBretton Woods System,BW2)的概念,其观点有合理之处,也引发了热议。根据杜利等人的看法,资本富足的美国通过国际资本市场以较低的利率短期举债,来应付国内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同时再把国内的资本以长期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输出到劳动力富足但资本短缺的国家,赚取更大的投资利润,美国继续扮演“短借长贷”的“世界银行家”角色,这种金融循环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是一种双赢,尽管美国存在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但是BW2体系或许比原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具可持续_生。
但是,也有专家持反对论调。希腊央行的史蒂芬·霍尔(Stephen Hall)等学者则认为,BW2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稳定,他和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同样面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资产泡沫、金融危机这些稳定破坏性因素的威胁。曾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的埃德温·杜鲁门(EdwinTruman)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年度财政赤字占GDP高达8%、经常账户项目年度赤字超过3%的内外“双逆差”局面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可持续。美国接近债务危机临界点是学界的共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美国需调整过度依靠借贷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末日博士”鲁比尼认为,和原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在BW2时代,美国的经常项目从顺差变为逆差,美国国内的温和财政赤字变为巨额财政赤字,这预示着BW2时代或将是一个“短命时代”。
史可明鉴,布雷顿森林体系留下的遗憾也为未来的努力指明方向。在怀特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支柱,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设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尝试,但是该体系并未建立凯恩斯提倡的超储备货币,从而来克服信用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为了缓解国际金融体系困境而在1969年设立的IMF特别提款权(SDR)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超储备货币。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提议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划师”怀特将汇率作为自己思路构架的核心,汇率议题确实是连接各国利益的主要桥梁。BW2时代是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和国际贸易分工大繁荣的时代,贸易和金融政策密不可分,各国既要避免全球流动性不足造成的国际贸易萎缩,也要避免滥用央行创造流动性“无锚”的现状来谋求出口优势和减小偿债压力。
目前,日元等币种“竞争性贬值”尽管主观目标未必是谋求出口优势,但客观结果会使得日本出口商更具全球竞争力。怀特最初没有设立世贸组织的考虑,因而在原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在汇率、贸易政策上的有效合作来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缺乏有力的制度_生保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以对日本这样大股东的货币政策“吹响警哨”,这些都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软肋。
篇7
"国家破产"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新思路
"国家破产",实际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安尼・克鲁格在2001年11月的讲演中提出的"国家债务重组机制",它是解决当前国际债务危机的一种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的特别之处在于,所有遭遇外债或债务危机的政府,在获得国际资助或进行债务重组之前首先进入一种"破产"状态;这种正式的"破产"的程序启动后,危机中的政府的海内外资产便处于冻结状态,其解冻情况根据债务重组的进程而确定。克鲁格认为,这种新方式有助于推动债务危机的快速解决,避免危机恶化,促使像阿根廷一类的国家免受为世人瞩目的社会动荡和政局风波,避免传统解决办法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促使新兴市场国和国际投资界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债务问题的可持续性。
创建这么一种正式机制的基本目的,是促使债务人和债权人产生自愿达成协议的内在动力。然而在实践中真正启用这个机制的时候并不多。这个机制类似与诸如美国破产法庭那样的"国内"破产体制。
债务重组机制产生的国际背景
建立国家债务重组机制,主要是为了给动荡风险不断上升的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一种稳定器,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国际背景。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日趋严重。其债务1980年为5257亿美元,1990年为13245亿美元,2000年为22040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GDP的35.5%。在高外债的背景下,一旦出现外国债权人从本国撤回资金,本国政府或公司机构不能如期还债,社会公众对本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信心发生动摇,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已经成为威胁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各种证券投资的增加,各种类型的证券投资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外债的重要债权人,这使得80年代形成的外债解决方式遇到新挑战。
债务违约进入新的高发期。据标准普尔公司统计,在过去十年间,债务违约率高达19%,为1824年以来的第四个高峰期。2002年三季度,该公司确认的债务违约行为国有28个,违约金额为1326亿美元,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额,而本世纪头十年可能更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实际的最后贷款人可能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私人债权人的介入,使得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20世纪80年代,债重组是一个进展缓慢而有序的过程,那时重要的债权人是商业银行,它们通常想与债务人保持良好关系,并且很少有获得额外利益的企图。随着大量债券持有人的介入,他们与债务人的合作难度也在上升,这些债券持有人参与债务重组的目的也是多样化的:一些债券持有人想要迅速而有序的重组,以维护债权的价值;另一些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债务的人士宁愿重组过程出现紊乱,希望能够在诉讼中获利,比如像埃略特合伙人案例。
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外债解决方式的新挑战
埃略特合伙人是一家对冲基金,1996年以1100万美元从二级市场上买进面额为2000万美元的秘鲁政府发行的布雷迪债券。按原来的布雷迪债券解决方案,只能获得一点毛利。但该公司并不参与债务重组谈判,而是向法院提出债权追溯的申请。1999年,联帮上诉法院同意了其债权追溯的要求,秘鲁政府被迫接受了埃略特合伙人的全部偿债要求--2000万美元加上利滚利息3800万,埃略特合伙人从中获毛利4700万美元。
埃略特案例暴露出目前国际社会在债务重组的方法上存在缺陷。如果单个债权人可以依据国民法院及其判决对国外债务人的财产采取指控行为,这便等于同意"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原则,此时,只要任何一个不同意重组计划的单个债权人都可以采取行动并获得优先偿付,其他所有债权人都会效法,以此增加自己债权的价值而减少损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债务重组无法进行。这种情形显然是一个两难悖论:如果债务国有能力全额偿还外债,就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一旦出现债务危机,就表明债务国无力偿还外债,外债就需要重组,而任何外债重组必然以非全额偿还为前提。如果埃略特合伙人案例流行开来,债务危机中的债务国在理论上不再可能有解决危机的希望。
国际货币组织建议债务重组的用意正在于避免出现埃略特合伙人事例,试图为债务重组建立起一个规范的程序。由于多数债权国是发达国家,其法律都有完备的债权追溯条款,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要限定债权追溯范围。克鲁格认为,要有一个正式的启动程序,即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债务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债务重组申请,并得到审议和批准,一旦启动正式程序,该债务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官方资产便处于冻结状态,任何单个债权人不可对资产或其任何部分采取法律行动。这使得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将失去法律依据,债务重组的国际安排得到法律保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试图发挥类似世贸组织的作用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思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法律政策、法律关系必须进行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调整,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未涉及的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突破了其仅仅对短期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运行等传统领域进行关注的框架,反映出了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变化。在各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公私部门都大量卷入国际经济活动的背景下,各国的债权债务法律也应该适时地加以变化或积极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疑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出作用,这同世界贸易组织所出现的变化与调整应该有类似之处。随着国际贸易的广泛开展,世贸组织更加突出了对各国贸易政策与体制的关注,从某种意义讲,各国贸易政策和体制已成为制约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可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债务重组的新建议也是为顺应时势发展做出的调整与变化。
改革债务重组的目标在于降低围绕重组的不确定性
美国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泰勒于今年4月2日在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讲话,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以及采取行动解决债务问题的紧迫感:"研究与讨论的时代正在过去,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他特别建议由国际货币基金出面,把债权国和债务国聚合在一起,达成一揽子国际条款,以求妥善解决这类问题。目前对债务重组过程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当某国债务不再可持续时,债务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何时采取?同债权人的谈判如何进行?私人部门如何做出反映?如果一种重组方案被选定,它将费时多久?重组是否发展成某种可持续的局面?债权人是否会受到公平与公正的对待?
上述不确定性使人们(私人部门、官方部门或政府)的决策变得复杂化了。对那些步入债务不可持续状态的国家而言,一个更加可预测的债务重组程式将有助于减弱这种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爆发危机的概率和缓解危机。改革债务重组程式的目标不是要减弱国家全部并按时偿还债务的激励,而是要降低围绕重组的不确定性。鉴于利益和观点不同,可操作性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新程式将如何运转以及为什么比旧有的要好。最现实和最可接受的改革是让债务国和债权国签订新的、详尽的、分散或市场导向的一揽子条款。条款的细节由借贷双方在发行新债券时加以确定。此时法律方面的基本原则为:
首先,要有一个多数行动条款,如75%债权人同意的条款。目前许多债券条款要求的是债券持有人100%同意(英国法律)原则,该条款应该改变,这不利于可预测性和效率。
篇8
事实上,舆论制造者和投资者缺乏能用以准确预言希腊和欧元未来的先例。建立欧洲范围内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联盟是一种尝试,现代经济学中没有类似尝试。于是出现了潜在的解体,即使仅仅是部分解体,也将是前所未有的解体。显然,成员国自身并没有将解体的情况纳入条约框架内。因此,我们紧紧抓住我们掌握的数字不放,更重要的是,紧紧抓住该联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说过的话不放,试图破解他们的改变和其中的意图。
鉴于此,我们近期改变了对希腊的预测。我们预计希腊在年底之前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有20%至25%,而且在未来12个月内退出的可能性将超过50%。在此之前,就在第二轮选举后,我们预计的6个月内退出的可能性是5%左右,而12个月内的可能性是20%至25%。像市场上的其他预测一样,我们也修改了我们的估测,因为正在进行的紧急救助谈判的报告和声明变得更加清晰,其措辞也更具实质性。
在一个月的平静过后,我们现在了解到希腊与其债权人(即由欧洲中央银行、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的谈判进展甚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停止对希腊提供紧急援助,或者说他们至少不否认一旦临时救助资金被永久性救助所取代,他们将会停止救助。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的对希腊停止援助,包括希腊最大债权人的德国等几个核心欧盟国家也将很可能结束它们对希腊的援助。
有趣的是,德国副总理Philipp Roesler在最近一次采访中称,希腊现在退出欧元区“没有那么可怕”,表现出了一定的自鸣得意。德国政府的其他成员也坚持在遵守紧急援助条件中设定的目标方面,不给希腊留有余地。一方面这可以理解为对希腊施压,使其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政治家们改变了以往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不是一种选择”的观点。他们逐渐放弃长期持有的“欧元区不存在违约”的观点,转而认为违约将不可避免。我们认为最近有一个信号,即欧洲强国正试图让公众对希腊退出欧元区有所准备。
那么希腊将如何退出欧元区?如果希腊近期退出欧元区,希腊政府与“三驾马车”之间的谈判失败,将可能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回对希腊的援助。一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援助希腊,其他几个欧元区国家可能也会放弃对希腊的援助。没有外部资金的支持,希腊将无力偿还债务,因此可能需要采取内部支付方式支付政府雇员薪金。这个新的内部货币可能会逐渐替代欧元。
篇9
关键词:普惠金融;监测指标设计;国际经验;藏区实践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5)-0057-07
为掌握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向各国政策制定者提供普惠金融数据支持,世界银行于2011年启动了金融普惠专题调查,2012年4月了首份全球金融普惠指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于2012年开展了金融可得性调查(FAS),设计了国际领域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使用方面的可比性基本指标。中国在普惠金融指标监测方面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相应的数据,但尚未建立起本国独立的普惠金融监测指标体系。本文通过分析世行金融普惠指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可得性调查的主要维度、数据来源,尝试将这些指标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际普惠金融发展相结合,旨在探索设计适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监测体系。
一、普惠金融发展监测体系设计的国际经验
世界银行于2011年启动了涉及148个经济体、约15万成年人(15岁以上)的金融普惠专题调查,形成了一个包括7大维度47个指标的公共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关于正规金融机构储蓄和信贷账户的数据每年更新一次,整个数据库指标每3年更新一次。该数据库的具体指标详见表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可得性调查(FAS)包含了国际范围内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使用方面的可比基本指标。FAS数据库目前包含了189个地区(包括G20国家)2004-2012年近9年的全部数据。主要指标详见表2。
(一)世行与货币基金组织普惠金融发展监测体系的共同点
两套指标关注的目标大体相同。储蓄方面,两套指标体系共同关注了所有成年人中拥有正规金融机构账户的比率。信贷方面,世行关注了调查人群中从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信贷支持的比率,货币基金组织关注了每1000个成年人拥有的商业银行个人贷款账户数。支付环境方面,世行关注了正规账户的可获得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关注了金融机构数、分支机构数和ATM机的数量。由此可见,虽然具体指标设置有所不同,但两套系统关注的领域主要体现在居民的储蓄、信贷以及支付环境方面。
(二)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惠金融发展监测体系的区别
数据来源。世行数据来自于2011年随机抽取的,生活在148个经济体、年龄在15岁以上的15万名受访者。最终通过对这些受访者进行采访调查取得数据。整个采访调查和数据整理工作是由美国盖勒普(Gallup)公司结合其年度盖勒普民意调查完成。盖勒普民意调查自2005年以来每年是在157个经济体中进行的,其中每个经济体随机抽取近1000人的样本。调查使用各个被调查经济体的官方语言,当被调查经济体的电话覆盖率低于80%时,调查采取面对面方式开展,电话覆盖率高于80%时,使用电话调查。一般情况下,一个经济体的调查工作在2-4周内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可获得性调查(FAS)数据是由该组织统计部门汇总,的数据由参与该项调查的国家提供(中国也提供了相应数据),各个提供数据的国家对本国数据和元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指标层次。世行的指标体系是针对个人、家庭等微观层面的抽样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标体系主要体现各经济体各类金融机构针对个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宏观总量数据,例如:各类金融机构的总部机构数、分支机构数、ATM机的设置总数、各个经济体的存贷款余额、投保人和受益人的总资产、存贷款账户总数、保险单数等。
指标内容。指标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不同:一是世行的数据指标主要反映金融服务的需求方,即普惠金融体系的受惠方,体现了各年龄段、性别、文化程度的抽样成年人中拥有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数的比率、每月的存取款次数、存取款方式、存贷款目的、购买健康保险的情况等。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主要关注普惠金融体系的供给方,即各类金融机构的指标数据,如机构总数、分支机构数、ATM机数以及各类存贷款账户数、保单数、存贷款余额等。二是与世行数据不同,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不仅关注了个人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同时也关注了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情况。三是相对于世行使用数据百分比相对数据,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是各个国家的总量绝对数据。
二、普惠金融发展监测指标国际经验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适用性分析
设计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监测指标时既应充分吸收国际组织的实践成果,也应考虑到本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阶段性,在保持指标体系相对完备性和战略匹配性的同时,应重点突出金融发展的优先性指标以及行业、区域、城乡等中、宏观指标。
(一)数据获取方式适用性分析
1、数据调查主体。世行主要依托数据调研机构通过电话采访模式,收集并整理数据。由于我国现有的较为权威的调查公司普遍只专精于某一个特定产品或者市场领域,还没有发展起成熟的民意调查机构,采用世行数据调查模式的主体条件尚不具备。
2、数据调查对象。以青海省藏区为例,该地区的电话普及率相对较低,因此不宜采取电话调查的方式,而该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占比较大,与之沟通需要使用其本民族的语言,加之农牧民居住分散、有的农牧民仍保留游牧生活方式,对其进行面对面调查也具有一定的障碍。因此,经济欠发达地区调查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在该地区采用世行数据调查模式存在困难。
3、数据调查环境。由于存贷款交易信息、存贷款的目的等多属于个人隐私信息,在目前我国尚不存在权威数据调查公司、数据调查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的居民甚至大城市居民很难通过电话或面对面问卷方式将个人的存贷款交易相关信息告知他人,这也给采用世行数据采集模式带来障碍。
(二)数据维度适用性分析
基于对数据获取方式的分析,可以得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使用世行数据采集模式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对数据维度的适用性分析主要基于货币基金组织指标体系。
1、支付环境指标适用性分析
经济欠发达地区支付环境改善的制约因素分析。目前制约经济欠发达地区支付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机构分布和支付工具普及水平严重不平衡。从当前青海藏区的支付环境实际看,省内靠近东部的城市和农业区,金融基础设施资源较为集中,偏远高海拔地区银行网点数量少,居民可以选择的金融服务有限。截至2014年4月,青海省399个乡镇中,仍有153个乡镇无金融机构物理网点(其中75%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金融机构无法开展支付、信贷等基础金融服务,有些乡镇距离最近的金融机构网点接近100公里,农牧民办理简单的存取款业务都需要耗费较高的成本,不能方便地领取国家支持“三农”的各项补贴,难以充分享受到金融发展的成果,制约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1)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支付环境主要做法
一是推广“银行卡+POS机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模式。即在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成本过高的地方,通过政策引导,将零售机构作为金融服务的渠道。截至2014年4月,青海省依托乡镇供销社的模式,共设立了733个“银行卡+POS机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业务涵盖取款、查询、汇款等基础金融服务,填补了64个乡镇的基础金融服务空白,累计交易金额突破一亿元。
二是采用流动金融服务车模式提供金融服务。鼓励偏远地区农信社在分析乡镇居民金融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合理分配人力资源,在临近的乡镇开展流动金融服务车服务,采用定时定点的业务办理模式用最少的成本,最大范围的满足了偏远地区的基础金融服务。
三是推广手机支付业务。通过技术创新与移动支付等方式,实现了非现金支付方式在农村牧区多样化应用,解决青海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地域广、人口分散,物理网点金融服务较难开展的难题。例如: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借助贴膜卡技术实现手机支付;通过手机短信,在偏远地区借助商户实现手机取款业务等。
(2)国际现有支付环境指标反映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践的不足
一是金融机构和分支机构数无法反映支付环境发展不平衡问题改善的情况。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标体系中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数指标只能反映机构总数的增加,如果在城市和人口密度较大地区设立的金融机构数不断增加,偏远金融服务空白地区金融机构数不变,该指标仍会呈增长态势,但对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却效果不显著。
二是ATM机数无法反映当前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发挥较大作用的助农取款点、流动金融服务车、手机支付服务等业务。普惠金融支付服务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使用金融服务,也绝不意味着金融服务的供给者在决定提供服务时不顾成本和风险。以青海藏区为例,较之设立金融机构自助网点或ATM机,推广助农取款点、流动金融服务车、手机支付等适合其游牧生活方式、有针对性的“点对点”基础金融服务对发展普惠金融更加有意义,因此仅统计ATM机数无法全面反映经济欠发达地区支付环境改善情况。
2、信贷指标适用性分析
(1)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信贷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是贷款投向日趋“非农化”和“城市化”,一般农户贷款信贷需求难以满足。
二是利率定价机制在商业化目标前严重失衡,一些农信社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广大农牧民需承受较高的融资成本。
三是新设立普惠金融机构初始规模太小、要素缺失、机制不全,其普惠金融功能难以发挥。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青海农牧区作为试点陆续成立了乐都兴乐农村资金互助社、大通开元村镇银行、玉树称多富民农村互助社3家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但近年来因为严重超负荷经营,这些新设机构已被银监部门责令停贷,新型普惠金融萌芽呈现较大风险。
四是金融机构经营模式单一,缺乏产品设计和营销策划。以青海农信社提供的小额信贷为例,其贷款金额大多控制在2000元-5000元,仅能解决农牧民春耕生产购买种子、化肥等部分生产资料的支出,对发展高效、特色产业及农产品加工等项目所需的大额、中长期资金不能有效供给。
(2)目前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信贷的主要做法
一是2012年由青海省政府、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人行西宁中支三方签署《借助银行间市场助推青海省经济发展备忘录》,推动青海省50亿元保障房私募债发行,该资金支持全省621.22万O保障房建设,惠及12.76万户中低收入家庭。
二是创新林权质押、草场流转经营权贷款、“小额担保贷款+创业培训+信用社区”等金融产品14项,由此产出的贷款量超过120亿元。
三是促成青海省政府出台了发挥财政资金对普惠金融的引导撬动作用若干政策措施,包括:对有财政资金投入的产业扶贫项目,由财政资金提供贷款贴息;省财政出资为小微企业、“三农三牧”、扶贫开发等贷款提供担保和代偿损失;省财政每年安排5000万元作为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民生金融服务、银行普惠贷款增长和金融生态环境改善等。
(3)国际现有普惠信贷指标反映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践的不足
归纳货币基金组织普惠信贷的指标,主要包括了各类金融机构的借款人数、借款账户数、贷款余额,这些指标反映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信贷的不足表现在:
一是普惠金融主体即金融机构种类不适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践。基金组织指标中关注的其他存款机构、商业银行、信贷互助会、金融公司、存款型微型金融机构等是按照美国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特点进行分类的,其中部分种类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很多与推动普惠信贷无关,大部分机构类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根本不存在,因此在研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监测指标时,需对机构类型做出必要的调整。
二是信贷投放的地区不平衡无法通过现有指标体现。信贷总量的增长有时仅是由信贷资金集中流向大企业造成,并不能直接反映普惠信贷的情况和信贷配给问题的解决。
三是指标中没有体现旨在推动普惠信贷的各类金融创新工具。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工具的创新对于解决信贷配给问题,实现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货币基金组织现有的指标体系则无法反映这一内容。
四是财政资金对普惠金融的引导撬动作用没有体现在现有指标中。由于青海省普惠金融最重要的受益对象之一是藏区农牧民群众,而他们的信贷需求通常表现出小规模、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这恰恰与提供信贷供给的金融机构强调的资金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原则不对称,因此一定的财政支持对于撬动普惠金融发展是必要且必须的,这一因素的体现需要对现有指标体系进行扩充。
三、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监测指标体系的初步设计
(一)对普惠金融发展监测体系国际经验的主要调整
1、金融机构分类调整。突出了对推动普惠金融贡献较大的金融机构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设立较普遍的机构类型。将金融机构划分为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和其他金融机构。
2、增加反映支付、存贷款业务开展地区差异的指标。针对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各类金融服务地区差异问题,增加各市、州、地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数方差,无金融机构乡镇数,各市、州、地储户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方差,各市、州、地存款余额占本地GDP比例方差,各市、州、地借款人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方差,各市、州、地贷款余额占本地GDP比例方差6个指标,跟踪各类金融服务地区差异的改善变化情况。
3、补充5个分项指标内容。增加助农取款点、流动金融服务车、手机支付、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金融工具、财政撬动普惠金融发展措施等5方面内容的统计指标。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监测数据维度、分项和指标设计
本文设计指标体系中的基础数据主要依靠各金融监管机构、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的货币信贷、调查统计、支付结算、征信管理部门,以及各金融机构提供,同时需要应用简单的统计应用程序计算方差、各类比率等数据,具体数据设计见下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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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ef Analysis o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e in Economic Underdeveloped Areas
――Based on the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in Qinghai Tibetan Areas
HANG Yongquan YE Xiaodong XU Yan
(Xining Provincial Sub-branch PBC, Xining Qinghai 810001)
篇10
首先我们对SDR做一个简单的了解。SDR的全称为Special Drawing Right,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69年创设的。SDR本质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给成员国的一种资金使用的权利,如果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会员国之间可以通过SDR偿付国际收支逆差。起初SDR与黄金挂钩,单位价值等于0.888671克黄金,也是一美元的价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灭后,SDR与美元脱钩,由美、德、日等16个国家一篮子货币根据不同权重衡量价值。后来,IMF简化了SDR的定值方法,将美元、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这五种全球出口贸易额最大国家所持货币作为定价的一篮子货币。以下是1980年以来SDR中各货币权重变化情况。
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简析人民币加入SDR一篮子货币的具体意义。
第一,人民币加入SDR表明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已占据相当的地位。过去5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约5%,这反映了人民币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人民币加入SDR将使其更为投资者认同,进而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霸权。于此同时,我们知道特别提款权采用一篮子货币的定值方法。货币篮子每五年复审一次,以确保篮子中的货币是国际交易中所使用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货币,而各货币所占的权重反映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程度。此次调整,IMF将篮子货币的权重调整为:美元占41.73%,欧元占30.93%,人民币占10.92%,日元占8.33%,英镑占8.09%。人民币超越日元和英镑的权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金融更加完全,更加深入的融入了全球金融体系成为全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货币,这些影响无疑有利于构建一个全新的、有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也将肩负新的国际责任。
第二,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总体来说会对A股产生利好的刺激。由于人民币加入SDR的条件之一是可自由兑换,中国未来在资本项目上必将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于此同时,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未来中国很可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及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很有可能有大量热钱流出,但是我们不应忽略,一旦金融市场出现大量资本外逃,央行必将采取对冲手段调节,向金融市场投入大量货币,使资本外逃不至使股市有剧烈下跌。另外,由于SDR组成货币是世界大部分国家持有外汇储备资产的主要货币形式,因此,随着人民币参与SDR的定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国央行也会形成人民币增持的意愿。短时间内,各国央行虽然不会直接增加持有人民币资产,但这种国际范围里对人民币的认同效果可见,而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愈发突出的中流砥柱作用,各国央行将会提高人民币储备占其外汇储备的比重。而由于SDR篮子货币通常被视为避险货币,人民币在境外市场也将更受认同,境外市场将先于各国央行增持人民币储备,两者先后作用,能够为A股注入更多资金,对A股市场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很可能引发A股新一轮反弹。
第三,我们前面提到过,加入SDR后人民币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度和认同度必将大大提高,人民币加入SDR将增加国际范围内对人民币的使用。一般来说,出国前往往需要先用人民币兑换一些外币,兑换外币时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形成汇率兑换风险。随着人民币加入SDR,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认可人民币,愿意接收人民币,或者用人民币来开展各种交易,这样就使得出国留学、旅游等活动变得更为便利,同时也能减少或者消除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