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权货币范文
时间：2023-03-16 05:31:1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超主权货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美国是否愿意放弃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
一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有哪些好处呢？简单的讲，该国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如果一国用自己的货币来做对外贸易的结算，就可以避免汇率波动的风险，而把风险留给他国。熟不知，这只是国际货币的蝇头小利，铸币税收入才是它的第一大利益。
铸币税为政府由于印制货币的垄断权而获得的收入，主要指政府通过印制货币所获得的购买力。这不难理解，想想中国正是通过低廉的劳动力，透支的环境资源来换取不断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拉动了中国30年的GDP高速增长，一举成为“世界工厂”。而美国只需开动印钞机，印制钞票来购买中国的制成品和中东的石油。在眼下金融风暴的关键时期，美国更是大肆印制美元来购买其国内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铸币税相关的是通货膨胀税，它指货币持有者由于通货膨胀而遭受的资本损失。在居民持有的经物价调整后的实际货币数量不变的场合，铸币税就等于通货膨胀税。政府铸币税的实质就是收入从居民手里向政府转移，这正是全世界讨伐美元的原因，美国发出大量基础货币，其他国家的财富就隐蔽地流向了美国政府，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
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利益还体现为，增加发行国金融服务业的需求和收益，因为发行国的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经营本币业务的竞争力比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占优势；国际货币的地位可以大大提高发行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
当然，充当国际货币也是有成本的，比如发行国有责任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全球的国家都需要国际货币，那么发行国就需要通过贸易赤字输出货币，但贸易赤字的过度积累，必然会导致各国对国际货币的担忧，进而引发国际货币的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
总的来讲，充当国际货币的角色是利大于弊，而且是利远大于弊。这也就决定了美元绝不会轻易让出国际货币的地位。 转贴于
二、目前有没有其他货币能替代美元
我们看现在的世界经济格局，美国虽然深陷金融危机中，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它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金融监管，是世界上吸引外资的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有强大的高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这足以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保驾护航。其实，在美元担当国际货币的时期中，美国已成功地阻止了日元和欧元的国际化，使得日本陷入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期，欧盟各国财政政策分而治之，而美元依然在国际货币的宝座中岿然不动。美元的强大由此可见。
三、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否切实可行
既然单一的货币不足以替代美元，为什么不用一篮子货币去完成这个任务呢。这就是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核心思想。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设想，可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将其变为超主权储备货币。收支盈余的国家将部分外汇储备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不能说超主权储备货币有多么的新颖，毕竟它只是对特别提款权的发展。特别提款权创建于1969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一种合成货币单位，代表一篮子实际货币。它的价值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的加权平均来计算。
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否能实现，通过特别提款权40年来在主权国家的国际储备体系中的变化就能瞧出一些端倪。主权国家的国际储备主要由黄金、特别提款权、和外汇构成，在1970年代，各国国际储备中黄金储备普遍超过了40%，特别提款权也一度占据了5%—8%的份额，其余为外汇。由于美元泛滥，到目前为止，国际储备体系中外汇储备超过了85%特别提款权被边缘化到约0.5%。既然特别提款权的40年如此惨淡，那么由它演变而来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又真的有实力替代美元吗？
篇2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篇3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
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
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3]周文贵等.国际货币体系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篇4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超主权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主权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篇5
[关键词]特别提款权(SDR)；“定量宽松”政策；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8-0057-05
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紧接着，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随即“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西方各国“大行其道”，西方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波动进一步加剧。对西方现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就其性质和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影响的论证不断深^。
一、“定量宽松”政策使用的实质
美国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行为，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经济学上的涵义是指：货币当局(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向市场注资的一种货币政策手段。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英等国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2009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它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这种货币政策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从某种意义上看，刺激经济的“定量宽松”政策与“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而“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政策角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并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的政策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二、西方向“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斜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并非近期美联储出台的货币政策，早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就多次表示“需要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和金融风险”，加大“非传统手段”力度，暗示美联储货币政策将发生变化。事实上，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在美国金融领域系统性危机进一步加剧，资本市场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美联储就已经在考虑和推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在大规模向市场注资救市过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悄然向“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斜。
尽管当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一出台，便遭到多方非议和经济学界的普遍质疑，但并没有阻止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导致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进一步增大。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任意发行又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的特权超越了国家范畴。不仅如此，美国的做法也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经济体所仿效，英国、日本、瑞士、加拿大等国货币当局也纷纷宣布开始实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向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美联储宣布出巨资购买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后，不久欧洲中央银行随即宣布将主导利率从1.5％下调至1.25％，并宣布在未来将“很有分寸”地进一步降息，同时还将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促进经济复苏。鉴于欧洲经济衰退的持续深化，我国自2008年10月以来已经第6次降息，降息的作用和空间越来越小。而欧洲央行的所谓“非常规的措施”讳莫如深，市场纷纷猜测。依照欧洲央行的解释，“非常规的措施”包括向银行提供长期贷款，或者通过增发货币购买欧元区公司债等。尽管受欧盟法律的限制和欧元区成员国的协调上的困难，欧洲央行通过增发货币直接购买各国国债的难度较大，但一旦成形，意味着欧洲继美国之后大量向市场投放欧元，欧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的风险也将随之而来。
虽然，当前西方货币政策的重心由“传统”的利率杠杆向“非传统”的“定量宽松”倾斜，但从“定量宽松”政策的本能看毕竟是“非常时期”的产物，带有“应急”和“救援”性质，是中短期行为，不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一旦经济与金融状况好转，市场流动性得到恢复，“非传统”的“定量宽松”政策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西方货币政策的重心也会回归到“传统”的利率杠杆宏观调控上来。但另一方面，当前西方“定量宽松”政策到底会延续多长时间?其力度是否会进一步加深还是逐渐减弱?“定量宽松”工具的使用能否使西方国家从经济与金融困境中摆脱出来?目前难以定论，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同时取决于形势发展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首先，目前西方整体经济与金融形势依然处在战后最困难时期，金融危机导致西方金融系统捉襟见肘，经济衰退导致西方“元气”大伤，西方国家要从经济与金融困境中摆脱出来并不容易，由此“定量宽松”政策延续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西方整体经济与金融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其次，西方各国“定量宽松”工具的使用，尽管在表面上是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带来的是西方“货币贬值战”，可看到的潜在风险是“通胀”压力复出，但最终将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是否会带来更新、更多的问题，还是一个未知数，由此“定量宽松”使用的力度取决于产生效应的大小；其三，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各国出现的问题以及衰退和危机的程度各不相同，在应对经济与金融危机上政策的协调存在着各种分歧，许多具体问题上的“患得患失”使西方各国在政策的使用上难以达成一致，“各行其是”是西方国家面对危机的“通病”，而“定量宽松”政策的使用无非是西方各国试图“转嫁”危机的体现，由此依靠“定量宽松”工具的使用来挽救西方整体经济是不可能的。
三、“定量宽松”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估，及其后续的影响和潜在的风险，经济学界议论纷纷，但无论结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扩张性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既有“转嫁”危机的性质，也有“释放”风险的性质，最终结果将有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通胀。随着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融入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危机的“转嫁”将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将缓慢加重，影响的层面也会扩大，其中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储备资产价值、国际结算和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上涨层面上的风险，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也是需要论证的新课题。
从全球层面看，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如果美国等有关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特别是美元作为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其为主，在美欧“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必然要使用外汇储备来注资救市，从而外汇“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外汇“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主要货币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加大。当前，各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而且将有可能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继欧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机的又一“重灾区”。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和相继出台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和手段，先是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拉下水”，而后是设法“脱身”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从美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
从中国国际储备现状看，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对拥有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超过1.3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随着2009年美国等西方国家超过万亿国债的发行和通过发行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必然导致美元等西方货币的贬值，中国的外汇资产储备价值也将相应出现大幅度缩水。与此同时，美元等西方货币的贬值有可能再度引发全球性通胀，并将可能带动新一轮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的上涨，导致中国承受更大的通胀压力。另外，美元等西方货币的贬值将导致中国出口更加艰难，出口产品在结算中也将面临巨大损失，实际上近期中国在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变化中，已经出现了外汇价值的负增长。因此，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人手：首先，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次，由于流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 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再次，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
同时，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中国现行的“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首先，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其次，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货币进一步贬值，以及国际市场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对通胀预期要有正确的判断，及时调整政策的导向。
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的“拐点”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近期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速开始减缓，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金额历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2009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4月开始大幅度回调，为5918亿人民币，意味着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中国信贷增长规模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但也不能否认，中国“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出现了减弱的迹象，说明目前中国国内流动性不足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已经在考虑如何防范潜在的通胀预期风险。
四、“定量宽松”政策与特别提款权的改造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为改造IMF现有SDR做出的努力。
关于IMF现有SDR改造的相关议题由来已久，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改造SDR的构成成为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关注的问题。G20伦敦峰会后，IMF启动了机构内部的相关改革，除了推进机构成员国表决的改革，IMF将启动2500亿美元的新增SDR分配方案(约合1670亿SDR)。为了逐步使成员国持有的SDR趋于合理与均衡，新增的SDR将按照现有份额比例对185个成员国进行分配，其中按照中国现有份额比例中国将获得约62.8亿SDR(约合93亿美元)。与此同时，在2009年4月25日IMF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上，IMF总裁卡恩表示，IMF将考虑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这将是IMF建立以来首次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虽然本轮增资将不涉及IMF各成员国份额及投票权的调整(将在2010年讨论份额调整问题，计划最早在2011年初执行新的份额)，但IMF的改革从新增SDR分配方案就此拉开了序幕，由此人民币国际化也迫在眉睫。
为避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汇贬值带来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周小川提出“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事出有因”，并非媒体渲染的“中国要终结美元时代”，也不能被视为“人民币挑战美元”。周小川的建议得到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IMF等的支持，但美国反应十分强烈，反对创造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取代美元，同时欧盟和各发达国家的基本态度也十分“暧昧”。尽管周小川的建议在国际间存在着巨大分歧，但有关问题的讨论和论证在金融界与媒体展开，其中也包括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思考。且不论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是非曲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目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外汇资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数的下降，中国也需要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进行评估和重新审视，不能一味地依赖于美欧的“信用”，而“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与IMF现有的SDR是否需要进行改造的论证也自然会浮出“水面”。
目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国际金融机构——IMF仍被世界各国视为不可取代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其作用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也有目共睹。IMF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作用的体现最重要的是SDR，是IMF拥有的内部储备资产，是IMF的计量单位，具备国际结算、储备和各国据此获得IMF贷款的多重功能。SDR是IMF1969年创立的，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构成，目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分别约占权重份额的44％、34％、11％和11％，通过这四种货币加权定值。SDR用于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结算，成员国也可在短期内用SDR来平衡国际收支，SDR除了具备国际结算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国际储备功能。SDR国际储备防范风险功能的核心也是SDR的构成并非单一货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单一货币的风险，因此许多国家把特别SDR视为“超国家主权”的“纸黄金”，尤其是SDR的构成国不断向IMF注资，主要原因是为进一步增加其在SDR的权重份额。虽然目前美元在SDR构成的权重份额仍占大头，但已经不足45％，与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比例相比相对偏低，特别是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七成的美元外汇储备相比低了近三成。由此可见，SDR的构成与单一美元国际储备的风险相比相对要低，而占其份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安全系数。
SDR创立40年来，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币种范围也没有扩大，其根本原因是SDR自创立以来主要份额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把持，其中主要原因不仅是美、欧、日注入资金的比例决定了其发言权，另一个不能否认的重要原因是SDR的构成。因此，尽管中国向SDR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可提高中国在IMF的话语权和投票权，考虑在IMF发行债券的情况下购买IMF发行的债券也可减少因美元资产过多带来的风险，但仅依靠提供资金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投票权，购买IMF发行的债券以此规避国际储备风险，并非万全之计。从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目前的财力来看，试想就是“倾囊”之力向IMF提供资金，所能够获得的话语权和投票权也将十分有限(目前中国在IMF拥有的份额仅为3.72％，美国为16.78％)，何况成本之高不堪重负。考虑IMF发行债券来购买IMF债券，尽管国际储备风险得到分摊，但并不等于没有风险，且不仅这类债券的发行收益率将相对“低廉”(由于IMF是多边机构，如果在国际市场上发债票面利息将会较低)，而且IMF采用何种方式发行债券是一个问题，如果债券以美元或者欧元计价，技术上可能复杂一些，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要小。
另外，现有SDR构成的定值也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家。因此，推动IMF现有SDR的改造，扩大SDR构成货种的范围，使SDR的构成货种更加多元化，由更多的国家根据在SDR构成的权重份额共同承担风险和共同承担责任。而SDR构成的改造和范围的扩大，首先应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权重的比例，并考虑将相对稳定的币种融入其中，其中人民币在实现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自然也应是SDR构成的选择，使SDR构成的权重份额相对均衡与合理。由此，IMF现有SDR的构成是否需要改造的论证，不仅关系到有关国家的国际储备安全，也是能否有效共同担负国际金融安全责任的重要方面。
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各国用于国际收支结算和防范金融风险，如果外汇储备风险加大，外汇储备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的损失难以估量，同时本国金融安全也相应降低，事实上国际储备资产的安危已经被美元所左右。而如果从美元储备的风险考虑，调整国际储备的构成，仅仅从换成了欧元、英镑或日元、澳元，以及购买原油期货、贵金属等方面减少风险并不可取，更不要说无条件地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债券。从当前的国际货币市场和期货市场看，国际外汇市场汇率的变化，随着各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汇率的变化将更加反复无常；国际期货市场的变化，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以及投机性“热钱”的入市和撤离，中短期风险不断加大。由此，从上述国际储备构成的调整，中国的选择余地的空间越来越狭小，甚至有时会陷入无奈，承受来自诸多不确定的风险。虽然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余地，而IMF现有的SDR构成的改造则更具有现实性，也是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考虑的选择。
篇6
一、东亚汇率合作方案及评述
1．东亚美元本位
麦金农分析了东亚汇率制度的困境，提出了“东亚美元本位”的构想。在这一构想下，东亚区域内各国(地区)将本币与美元建立一个长期的固定的比价关系，区域内货币间的汇价也相对稳定，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汇率合作区。
麦金农对东亚货币钉住美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在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活动中，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为该地区的国内价格稳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名义锚。在一个更微观的层面上，单一钉住美元有助于单个贸易商和银行家更好地对冲他们的外汇风险。其次，东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称之为“原罪”)，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内投资要么存在着币种上的不匹配，要么存在着期限上的不匹配(称之为货币“错配”)，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为了降低风险，最优策略当然是建立、健全国内债券市场；较为现实的次优策略是政府逐日或逐周地稳定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防范汇率风险。他通过超风险溢价模型的分析得出了存在名义锚的钉住汇率制优于浮动汇率制的结论，并指出危机之后东亚各国货币高频钉住美元的现象反映出钉住美元的合理性。
对于为什么集体钉住美元的原因，麦金农认为，东亚地区是一个“自然的货币区”，其中任何国家(地区)能否成功地将美元作为名义锚、钉住美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经济伙伴或竞争对手能否牢固地钉住美元。因此，东亚地区应实行一种“集体名义锚”，即东亚美元本位制。在实际操作上，东亚美元本位制的最大优势在于简单易行、转换成本低。目前相当多的东亚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浮动被控制在很窄的幅度之内，实行统一的美元本位制不用对既有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
评述：东亚美元制的优势在于，通过维持本币对主要货币(美元)的汇率稳定来提供一个明确的名义锚和一个非正式的风险屏障，确立了本币的长期预期，从而避免了浮动汇率的频繁波动性，减少了投机带来的汇率超调和以外币债务共同导致的金融不稳定。对于小经济体来说，如果区域内所有国家都钉住美元，那么区域货币合作自动达成，东亚区域金融将实现稳定。但是，这种汇率安排的构想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1)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日元的作用。东亚经济关系具有多元性，无论在贸易、投资金融领域，东亚其他经济体与日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东亚其他经济体钉住美元而日本保持浮动汇率时，日元兑美元汇率波动必然通过日本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金融交易渠道导致经济的波动，进而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源泉，1997年的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如果如麦金农教授所说，让日元也加入东亚美元体系，对美元汇率保持固定，目前来看还不具有现实性。
(2)集体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无法避免钉住汇率制的缺陷。首先是钉住国要承担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所带来的成本；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东亚经济体不能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将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非对称性的冲击。这是因为虽然汇率固定了，但是经济周期等诸多影响汇率变动的经济因素的变化难以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发生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背离，成为又一次金融危机的隐患。
(3)仍然难以摆脱以一国货币为钉住目标的“特里芬困境”。东亚事实上钉住美元长期以来积累的对美顺差和美元贬值的压力表明，东亚事实上存在着“特里芬困境”，不可避免的，在未来集体单边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将更多受制于美国经济走势及美国行为的影响。
2．日元区
关志雄、大野健一等日本学者提出了东亚构建“日元区”(Yen Bloc)的建议。其核心内容是把日元作为东亚地区的基轴货币，使日元在东亚承担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日元作为驻锚货币建立起区域性汇率联动机制。
这一建议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Yung Chul Park和Won－Am Park认为，日元区不具备建立的可能性。原因在于，第一，日本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缺乏吸收亚洲更多进口的能力。第二，日本的先进技术和较高的储蓄率使得亚洲国家的货币常常要对日元贬值，以防止它们经常收支的恶化。第三，亚洲国家不愿放弃货币的自主权，也不能容忍通货膨胀——失业平衡的恶化。第四，以日元为中心的货币同盟不可能缩小成员之间的通货膨胀的差距。最后，亚洲国家担心货币为政治同盟铺平道路。
评述：日元作为地区共同货币存在诸多障碍。除了日本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足以吸收亚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外，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封闭、日元国际交易市场不发达，以及日元作为国际贸易计价手段日趋呈下降趋势等，都使日元不具备担当起区域本位货币的可行性。而且，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没有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短视行为，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本地区其他经济体对日本的不信任情绪。总的来说，由于东亚对外经济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钉住单一货币的做法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弊端。无论是建立美元区还是日元区，都不可能避免来自外部的金融冲击。不过，对于与日本存在着较为密切贸易联系的东亚小国来说，在其钉住的货币篮子中增加日元的权重，将会对减少贸易流的波动比较有利。
3．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
对于钉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方案，主要涉及三方面问题：一是应采用严格的钉住制度还是采用可调整钉住制度?二是钉住的货币篮子是由区域内货币构成还是钉住区域外货币?三是在货币篮子中，各币种应占多大比例，即最优货币篮子的权重选择的依据应当是怎样的?根据目标货币篮的构成和钉住方式的不同又分为四类方案。 方案一：一篮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bbc规则)。
关于钉住汇率是否可调整以及调整幅度问题，williamson提出了一篮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dorabush和park将其称作bbc规则(basket－band－crawling)。bbc规则的主要内容包括：(1)东亚各国实行钉住美元、欧元和日元一篮子货币的货币制度；(2)各国根据整个区域对外贸易的比重来确定区域内各国钉住主要货币的权重；(3)区域内每个国家宣布一个钉住一篮子货币的中心平价水平，并单边确定平价浮动的范围；(4)合作阶段每个国家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汇率制度；(5)采用了麦金农的“复位法则”，当受到大规模货币投机性冲击时，各个国家可以暂时中断钉住汇率，但此后必须把汇率重新调整到旧的或者是新的均衡水平；(6)鉴于各国的经济基本面变化和相应的汇率失调是难以避免的，可以允许区域内成员根据经济基本面变动调整中心平价水平或者是平价波动范围；(7)建立类似于欧洲短期金融便利的融资机制，帮助成员国抵御货币投机的冲击。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比较灵活，便于操作，增强了区域内各国汇率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缺点是容易强化对区域外货币的过度依赖，而且各个经济体选择相同的货币篮子权重，忽视了各国贸易方向的差异，可能导致各国在权重选择问题上的分歧。
方案二：钉住由东亚区域内和区域外货币共同构成的混合货币篮方案。
即建立一种由东亚区域内的基轴货币和区域外的基轴货币共同构成的货币篮，并将本币同这种“混合驻锚”型的货币篮建立固定比价关系，从而实现同时稳定区域内货币与区域外基轴货币间汇价，以及稳定区域内货币间汇价的目的。对最优货币篮构成的研究结果有：(1)日本学者ito和ogawa就美元和日元在货币篮中的构成比例进行了计算，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口产品竞争力低于日本的泰国和印尼希望货币篮中美元和日元保持相同比例，而对日本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韩国、新加坡等希望提高日元的比例。(2)日本富士综合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亚洲各国(地区)共同钉住货币篮的最佳选择是美元、欧元和日元各占1／3。(3)ogawa和kawasaki认为，由于东亚贸易结构在近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包括区内的贸易联系，又包括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联系，而且与各区域的贸易联系有加强的趋势，所以，东亚应该建立由美元、欧元、日元和其他区内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各种货币权数的选择应该与对外贸易联系相一致。
方案三：钉住区域内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同时对区域外货币保持浮动。
篇7
1. Token经济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市场交换的基础是私有产权，即法律以所有权的形式把权利指派给特定个体，明确界谁在法律上拥有什么。确权的方式为法律，而法律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有大量的人工干预（陪审团），有漏洞可寻。而且多中心化和冗长的产权交换流程（不动产或汽车）无法让确权和执行绑定在一个原子级的操作中（技术角度即封装在一个事件中，要么成功要么不执行），因此才会出现众多的老赖。
清晰界定并严格执行的产权能够促进现存稀缺资源的有效使用，而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目前的中心化确权制度，已经无法安全有效地覆盖到价值交换的各个领域。随着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和线上聚类的便捷性，不同价值观的人群需要独立的价值体系，人们也在不断地尝试，比如Q币、积分、会员卡、购物卡等，但都没有脱离中心化的桎梏，而随着比特币的火爆，走进大家视野的除了底层的区块链技术，还有Token经济体系。
2. Token是什么2.1 Token的定义Token英文释义为代币；令牌，现在得益于通证派的不懈努力，国内普遍翻译为“通证”，通证派对它的定义为：可流通的加密数字权益证明，是基于价值互联网的可信任的价值共识的数字化载体。意味着现实世界的各种权益证明（股权、债券、积分等）都能以Token的形式，放到数字世界里流通。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可以想象成黑客帝国或者绿洲里的货币，不同的是，Token代表着对应角色在真实世界里的权益，有价值支撑。
2.2 Token的三个层次数字法币：
主权或超主权货币；
由国家信用背书，行法币功能；
将引发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系统根本变革。
有人可能会将数字法币和电子支付混同，两者的发行权都为央行，但电子支付的核心其实是依托现有的银行账户，通过数字的流转实现了价值的转移。用来支付的账号上显示的数字，更像是银行授予你支付和提现的信用，而真实的货币一直躺在银行里。数字货币因为本身的数字属性，所以价值转移和货币转移能够同时实现，钱包里的数字代表着实际的价值。
数字货币：
社区内代币，由社区成员共同背书；
在社区内充当价值计量、存储和交换媒介；
可自由兑换为其他数字货币甚至数字法币。
如ETH和EOS等公链Token。
通证：
由个体或组织发行；
代表一定范围内的价值共识，特别是可兑现、可交易的商品、服务及权益；
有内在价值。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没有价值支撑的空气币，虽然市面上现有的Token大多数都属于此类，但不在本次讨论范围之内。而数字法币也由于其特殊性，暂时不做深入探讨。
通证的价值：
一直在说通证需要真实的价值支撑，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在Token中的？
首先，Token要有物权属性，能够代表使用权，可交付实际物品或服务；其次，Token有流通属性，至少在生态内是硬通货；最后，在具备前两者的基础上，自然具有投资属性，代表收益权，未来可以持续产生收益，升值空间随着前两个属性的增加而升高。
以ETH为例，享受公链提供的基础服务，在以太坊上运行智能合约，需要燃烧用ETH购买的Gas，因此持有ETH即意味着拥有调用以太坊系统资源的使用权，这即是其物权属性； 而当生态内应用增多，不同应用间基于ERC-20协议的Token都需要通过ETH来进行生产资料的交换（包括ICO也使用ETH），此时ETH也具有了流通属性；ETH虽然每年增发貌似降低了其投资价值，但考虑到其生态中应用的数量多，每个应用都需要燃烧Gas，而且以太坊即将转为POS机制，会造成很大一部分币为了掌握投票权被保留且希望获得更多投票权的节点会大量买进而推高币价，因此ETH也具有了投资属性。
3. 区块链和Token的结合3.1 两者相互依赖缺少区块链技术作为一致性和安全性保障的Token无非是Q币、蚂蚁积分，而缺少通证激励体系的区块链，也无非是分布式存储技术，区块链和通证思想相互成就了对方，只有和区块链技术结合的Token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证。
区块链以密码学为共识基础，其去中心化、分布式存储特性为通证提供信任基础，使认为篡改记录、阻碍流通、影响价格的难度指数级提升，对通证代表的权益提供了可靠保护；同时区块链也是适合于进行价值交换的基础设施，价值的载体是通证，交换的基础是高度可信，这样的系统之间摩擦很小，通证的流通速度越快，也就具有越高的价值。
3.2 两者的结合方式区块链和通证构造的新产品形态，如元道先生所言，大概率在以下两种中形成一种。
前者就如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安卓/IOS两大寡头瓜分市场，基于某两条高性能的特定主链开发对应的应用，而使用上也需要两种经济形态并行，这与去中心化的理念相悖，也影响开发效率；后者类似传统信息互联网，有一个类似IP协议的跨链通讯层，对下要能够兼容多个基础链，对上要能够支持各种通证应用，但是它本身需要非常规约，最好规约到一个协议上。
而无论在何种形态下，通证都连接基础链和应用，是打造大规模强协作平台不可或缺的经济激励方式。区块链用技术手段解决共识的合法性和一致性问题，Token解决数据的真实性问题，看起来天衣无缝，但依旧存在着问题。
3.3 通证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发行通证作为经济激励工具，根据贡献分发Token激励；系统中每个角色都持有Token，持有越多的人越有动力去维护系统正常，作恶会让系统不受信任，影响力下降，Token丧失流动性，进而失去价值，从而惩罚作恶的人。这一段在比特币上验证过的完美的逻辑，却在最近BTG遭遇到的51%双花攻击中被证明，模型终究只是模型，人性总会战胜机器。
攻击者通过下图所示的过程，在本次攻击中获得价值达1.1亿人民币的BTG。
市场反应需要一定时间，在时间差内攻击者已经利用通证的高流动性和跨边界的特性将Token兑换为了其他数字货币甚至法币。在设计Token经济体系时，不能孤立地局限在自有产品内，共识机制需跳出原有狭义领域，从项目共识升级为生态共识。当生态封闭时，惩罚机制可以有效防止作恶，但失去流动性的的Token，其奖励效果大打折扣；而当生态丰富时，惩罚机制惩罚的却很可能是循规蹈矩的用户。
例如BTC总量2100万枚，如果有大量Dapp部署在比特币系统网络上，每个Dapp的Token都与BTC挂钩，用BTC做ICO，相当于金本位时代不断印钞，黄金的储藏量和产量却固定。最终结果是货币体系和黄金脱钩，黄金成为避险资产，支撑货币的变为信用，背后是强权和税收。
4. Token 系统设计Token经济系统包括建立数字身份，资产数字化并上链，Token权益设计，Token的分配、流通机制和价值锚定等步骤。虽然“去中心化”概念非常热门，但在Token系统中，并不能完全去中心化，在初次分配中，项目方一定要预留调控手段，能够对二级市场施加影响，不光是对币价的调控，也包括对Token流向、生态内不同角色权益和流通边界的调控。好比说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是中心化的强硬控制手段，那项目方要做的，就是在既定的规则范围内，利用初次分配时预留的Token实施货币政策，但无法随意增发，相对于传统经济中的中心，难度要高上很多。
4.1 构建唯一的可信数字身份Token承载着价值，Token的流通即是价值的转移，在现有的信息互联网上实现价值转移，需要基于可信的第三方中心做信用背书。中心之间数据隔离，用户在每个中心上都有独立的身份体系，将用户的属性和行为都割裂开来，无法形成唯一且可信的数字身份。
区块链系统数据分布式存储、不可篡改和匿名性的特点，可以让公钥私钥对成为公链上唯一的数字身份，在公链上的生态中产生的数据都权属于此数字身份，数据的产生、存储和使用过程，都牢牢掌握在用户手上，对于用户和系统来说，此数字身份双向可信。
4.2 资产数字化在现实世界中，产权明确归属于法人或自然人这样的身份下，那么在数字世界中，拥有了数字身份后，也就要明确数字资产的产权。数字资产既可以是线上产生的数据、挖矿挖出来的Token，也可以是数字化后的现实资产。其中现实资产既用非标通证来进行Token化方便流通，也可以直接通过智能合约进行C2C的产权/使用权让渡。
如果在物联网时代，想将一台车数字化，只需车载系统内置数字锁，通过智能合约将解密权限授予某个私钥即可，房产也是如此，所有资产都会有内置系统，通过系统内的智能合约即可确权。
而目前线下资产的数字化，必然涉及传统中心机构的确权，而经过线下确权的资产，上链之后也就失去了匿名性。比如现在如果想将一间房数字化，也可以增加一把数字锁，不过却只能是一把数字密码的物理锁，但如果我有物理锁，随便锁上一间房，它就是属于我了吗？显然不是。因此加锁的行为，必须建立在资产已经确权的情况下，而现在的确权，依旧只能通过中心化机构的实名认证，可想而知，这样的资产上链，必然关联到线下的真实身份。
4.3 Token权益设计Token所代表的权益，在之前通证的价值中已经进行阐述。物权、流通和投资三种属性，可以在一种Token中体现，也可以分开设计，前者好比ETH，后者可参考Steem的Steem、SteemPower和SteemDollar的三Token设计。
4.4 Token的流通和分配机制Token的分配和流通基于权益设计的基础之上，如基于ERC-20协议的标准通证的流通性大于非标准通证，重投资属性的Token流通性小于重物权和流通属性的Token，因为如果人们倾向于相信某个token具有储藏价值，那么他们就会愿意持有这些token，而不会迅速兑换成其他东西。人们持有资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预期这个资产未来会升值。
KYLE SAMANI指出，流通速度是影响token长期和非投机价值的关键，大部分的token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服持有者持有token超过数秒钟。除去投机因素，具有高流通速度的资产很难维持长期价格的升值。而现在的币圈，多数都是三权合一的设计，如何解决流通性和投资价值的矛盾，需要设计者在鼓励持有(POS)和鼓励使用（gas燃烧）的机制之间做好权衡。
Token的分配，首先需要确定Token的产出模式，相较于中心化机构的印钞模式，通过智能合约限定Token的产出方式并公开源码，更能体现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原则。尽管创始团队会在首次发行时预留一部分，但也是依据团队所投入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来进行分配，并且创始团队作为治理方，也需要掌握一定量的通证，来弥补初始设计中的奖励偏差（分红），同时也要设计好回收机制，弥补分配偏差（Gas燃烧、币安销毁等）。
在根据挖矿等机制产出之后，Token在市场上流通并依据效率原则自发形成再分配。这其中包括了交易所二级市场和场外C2C，二级市场的流通主要基于投资升值，场外市场则更多注重与物权的流转（非标通证）和Token的使用（节点竞选、Gas购买）。
最后为了防止极端情况或由于分配机制设计不完善而导致的分配不均衡，项目方需要通过手中预留的Token进行调控，而绝不是为了操纵币价收割韭菜而拉盘砸盘。
4.5 价值锚定价值锚定分刚性锚定和柔性锚定。刚性锚定就如SteemDollar(SBD），明确与美元的锚定关系为1SBD≈1USD，但除非如USDT那样宣称的有1:1的美元支撑，否则依旧存在波动性和溢价性。
柔性锚定就如般若链，核心在于系统资源和服务的调用，既可以使用法币，也可以使用Token，两者之间若出现价值差，则会出现套利者搬砖，通过市场调节实现法币和Token之间的汇率锚定。
无论采取何种锚定方式，都需要有真实的价值支撑，无论是产品或是服务，都需得到市场的认可，否则币价就好比空中楼阁，一旦泡沫破灭，便打回原形。
5. 结语区块链系统作为大规模强协作平台，如何避免协作者们出现《乌合之众》中所述的群体智商低于个人的情况？《群众的智慧》里给出的解释是：群众智慧依赖于四个前提，多样性、独立性、分散性和聚合能力，只有群体成员的观点多种多样且独立提出时，聚合的人群才会体现出群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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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F815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4-000290-01
一、欧债危机形成的原因
（一）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欧洲各国财政长期高赤字
由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欧盟各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欧盟2009年至2014年GDP增长率分别为-4.4%、2.1%、1.7%、-0.5%、0.1%和1.3%。欧元区国家2009年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3%的情况。在危机的冲击下，失业率不断攀高，就业条件日趋恶化。对于欧债危机的起始地希腊来说，经济结构不合理，严重依赖旅游业和航运业，更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刺激经济，各国不得不使用高赤字的财政政策。
（二）欧元区货币和财政政策二元结构为债务危机埋下祸根
欧元区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但与其关联紧密的财政政策框架却未能形成。欧盟1997年通过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了欧元区的各国年度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但这一规定没有充分考虑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距，故这一规定始终未能得到严格执行，关于债务的标准实际上丧失了约束力。因而，欧元区国家失去了利率和汇率两大工具。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调节各国的经济。且一些国家遇到经济困难时只能依靠成员国彼此之间的互救互助，欧洲央行却不能对某一国家实行单一的救助。
（三）欧元区各国经济结构失衡
欧元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德国、法国等国经济发展较发达，德国一国的GDP就占欧元区GDP总量的20%。而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经济相对落后，且这些国家在经济体制与运行方式上与德法等国也有较明显的差别。在欧元区成立之后，德法等核心国利用制度、技术和资金优势，享受了地区整合和单一货币区域的好处，垄断了欧盟对外出口的绝大部分份额。强国和弱国之间的优势与劣势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经济强国无法带动弱国发展，经济弱国的放缓同时拖慢了强国发展的脚步。发展后劲不足，又要筹措资金偿还不断到期的债务，所以欧债危机愈演愈烈。
二、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外汇储备缩水，外债风险增大
根据相关专业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投资于欧洲的外汇储备的收益率近年来已降至零，甚至一度出现负的收益率。用真金白银换来的外汇储备因为主权债务问题货币当局超发货币和该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而缩水。根据渣打银行的统计，中国外汇资产中欧元占比达到25%，因欧元贬值使我国损失达到了350亿美元。
（二）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
欧盟没能有效的遏制希腊债务危机，使得现在债务危机已经波及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大有席卷全欧之势，使经济危机之后的欧洲经济复苏难上加难。西方国家持续高失业率、高通胀、内需不足，各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大，贸易壁垒手段层出不穷。而欧盟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这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中国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出口又受到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压力。
（三）金融市场受到冲击，金融安全受到影响
投资者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担忧愈加严重，从而使国内金融市场短期内受到很大冲击。欧债危机实质上是信用的过度扩张。与欧盟联系紧密的中国国内企业即及银行面对的风险也会随之加大。此外，中国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较大的隐患，很容易受到金融体系震荡的影响。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金融监管部门也进一步加强了观测和预警，并采用了对冲等手段确保中国经济不受大的冲击，确保金融市场能够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几点启示
（一）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逐步化解地方债务问题
2015年中国地方债务大约为16万亿人民币，约占GDP的24%。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不断从银行取得信贷，加大对公共项目的投资力度，偏好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希望以此拉动GDP增长。而这些项目投资回收期较长，自偿能力较低，这就给地方政府留下了未来的债务负担。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欧元区较为贫穷的国家如葡萄牙等国通过实施过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赤字来拉动经济。再加上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较低，更使得部分省份财政收不抵支。因此，我国有必要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问题，以及由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引起的信贷风险，严防由此转化为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在运用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化解地方债务问题。
（二）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外汇储备缩水风险
中国具有高额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日本以及欧元区发达国家的国债，但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现实说明这种做法也不是绝对安全的。欧元贬值直接造成了我国外汇储备缩水。故在外汇储备的结构管理上，要发展多元化的投资方式，除了购买发达国家国债，也可以让外汇储备机构参股国际上的优质企业。此外，还要注意外汇储备的规模管理，过于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使我国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推进金融市场监管改革，保证金融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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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外资银行以其合理的治理结构、完善的内控制度、先进的技术水平、高盈利率等一系列因素成为内资银行竞相学习的标杆，内资商业银行多积极引入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以期改善自身经营状况，提高盈利水平。而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美国各大知名银行陷入严重困境，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银行业因为国际化程度不高，反而幸免于难，所遭受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小于外资银行[1].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对被我们一贯视为榜样的外资银行的经营模式进行一系列的理性思考：外资银行入股内资银行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又如何有效规避外资引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外银行在华经营现状，接着辩证地分析外资的引入对中国银行业的负面影响，最后提出了我国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安全负面影响。
一、中、外银行在华经营现状
（一）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现状
外资银行在明确了自己的战略规划和业务定位后，按照我国银行业的开放进程积极稳妥地开拓业务，在资产规模、机构数量、业务种类等方面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分支机构数量增加迅速。随着我国银行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外资银行纷纷在华“跑马圈地”.以汇丰银行为例，2006年汇丰银行在国内增加了9个网点[2].除在杭州、西安开设了两家分行以外，还在大连、天津、广州等地连续开出7家支行。2006年末，汇丰在中国的网点数已经达到30家，而在2001年底，汇丰银行在国内仅仅只有9家分行和一家支行，一共10个网点。2006年开设的网点数量，已经和过去4年的数量基本相当。除了汇丰银行，花旗银行、荷兰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等多家外资银行都加快了开设新网点的速度。同时，外资银行积极准备转制为当地法人银行。截至2010年末，中国银监会已经批准21家外资银行将其中国境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其中17家己经完成改制开业。经过不到4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市场格局已经实现了由“分行主导”向“法人主导”的平稳过渡。其次，业务范围逐步扩大。随着入世承诺的兑现，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业务范围已经从外汇业务扩大到人民币业务，再由人民币批发业务到人民币零售业务，并取消地域限制。2010年9月银监会已批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5家外资法人银行经营银行卡业务，上述5家银行在满足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银行卡业务相关技术标准后，将可以正式开办银行卡业务，外资银行逐步向各个业务领域渗透。第三，资产规模不断扩大。随着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外资银行在我国的资产份额进一步扩大。截至2010年末，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 1714.63亿美元，比年初增长47%.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4%,其中各项贷款余额951.56亿美元，比年初增长54.7%,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5%;负债合计1554.23亿美元，比年初增长45%,占全部金融机构负债合计的2.3%,其中各项存款余额606.63亿美元，比年初增长 68.8%,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1%.
（二）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现状
为迎接外资银行的进入，中资银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银行业发生了质的飞跃。
1.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有了重大变化。发展目标开始从片面的追求数量调整到数量与质量并重、质量为先的原则上来。突出表现在银行已初步确立了价值意识、资本约束意识、风险管理意识和品牌意识。
2.银行的业务结构逐步优化。商业银行正在改变以往主要是做公司业务的局面，零售业务越来越受到银行的重视；财富管理等新产品不断涌现；银行收益结构更趋合理，投资收益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越来越大。
3.银行业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目前基本上所有的银行都成立了合规部门或设立了专门的合规岗位，以风险为本的合规管理体系初步建立，银行的风险管控水平逐步提高。
4.银行业公司治理能力得到增强。银监会高度重视银行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将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作为银行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作为监管工作的重点。此外，中国银行业向海外发展的步伐有所加快，通过直接设立分行和参股等形式增加其海外网络，参与全球金融服务。
截至2010年6月末，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3.3%,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8%,主要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达到8%,有的己超过12%.财务方面，商业银行利润比5年前增长10倍以上[3].
（三）中外资银行竞争与合作现状
新税法实施前，外资银行在中国享有“超国民待遇”,在上海和深圳特区内设立的外资银行企业所得税率只有15%,而我国商业银行税率则为33%,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背负着沉重的税负，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然而，随着新税法的实施，外资银行的这种“超国民待遇”被取消，中外资银行得以在公平的环境中进行竞争[4].事实上，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逐步代替了过去的“零和博弈”关系。现阶段，中外资银行的劣势都很明显，中资银行的劣势体现在自身的竞争力不高，而外资银行的劣势则体现在外部环境对发展的制约[5].因此，双方为了各自的目标都有合作的迫切愿望。总的来看，入世6年来，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表现得并不突出，而业务合作特别是股权合作成为了主流。
入世以来，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成为外资银行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和提前开展业务的主要途径。2003年12月银监会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后，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出现了良好势头[6].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的目的、形态、份额、要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参股比例的不断提高，外资银行在参股中资银行的过程中也积极争取管理权。
例如：汇丰银行参股交通银行就获得了董事会中两个席位，并将参与交通银行的经营管理。引进外资后的中资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信息披露、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技术进步和产品开发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而外资通过参股中资银行也迅速扩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渗透速度。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规模、实力和网点上有着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无法比拟的优势，外资银行参股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国有商业银行充足的物理网点推广其公司现金管理、私人理财、信用卡、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等其看好和重点发展的业务领域。但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选择外资银行做战略投资者时，一定要坚持严格和谨慎的原则，结合自身经营战略和业务特点，选择对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有直接帮助的外资银行作为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战略联盟的初衷和意义[7].
截至2010年10月末，己有35家境外机构投资入股23家中资银行，入股金额210亿美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资银行间的合作，不仅推动中资银行在经营管理理念、公司治理结构、资本约束和风险控制手段、业务水平和金融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提高，促进了中资银行综合竞争能力的增强，还对我国银行业深化改革和银行业长远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外资银行开放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1.带来了崭新的金融理念
外资银行进入不仅激励我国银行不断改善竞争力，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服务、产品和管理经验。国内银行通过模仿可以更快掌握先进的银行业务技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8].特别是外资银行直接参与本国银行的经营活动时，如合资与合并等，这将对我国银行产生示范效应和学习效应。同时产品的开发成本一般较大，由于其特殊性，金融产品极易被模仿，国内银行可以模仿外资银行的金融产品特性，从而节约成本，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产品。
2.有利于我国快速步入国际化进程
国际化的形式可以是走出去，也可以是请进来。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国际经贸活动将更加频繁，对外招商引资、国际借贷活动将会进一步增多，这将给中资银行在境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在外资银行竞争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资银行将会采取措施，跟踪中资海外企业和中国经贸活动，在海外增设营业机构，更多参与国际竞争[9].
3.有利于我国优化资源配置、加速资本积累
我国可以利用外资银行的资金优势、信息优势和技术优势，来发挥本国的资源配置潜能，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外资银行的进入为我国提供了更好的获得国际资本的渠道[10].一方面，外资银行在华开设分行或独资银行，必然要在我国投入资本金和运营资金，增加我国外汇来源。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对其他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外资银行的进入增加了外部资金进入中国的渠道，有利于加强中资银行市场的实力，为中国境内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增加新的融资渠道。
4.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监管能力
外资银行的进入为我国金融监管出了一个新的考题，我国只有不断完善银行监管和法律的框架，包括更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和渐稳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政策可信度的提高以及体系风险性的降低和流动性的上升等。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国有银行的股权结构变革，提升国内银行的独立性。国内银行经营独立性的上升，会引起很多相应的转变—在监管制度的安排上会有一些转变，金融市场、货币市场的实施方式也会有转变。以利率政策为例，我们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规定利率，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不一样，美联储不会提高或降低存、贷款利率，它是调整联邦基金利率，至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由商业银行自己决定，这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
（二）负面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客观上有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外资银行不是慈善机构，其之所以进入中国不是为了增强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而是为了赚取利润，逐利性才是资本的本性。
因此，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资银行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外资银行凭借其丰富的经验、高素质的人才和先进的客户服务技术和服务理念，在竞争中会对国内银行产生巨大地挑战和威胁，一些资本实力弱地中小银行可能因此而破产，诱发银行业的信用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导致银行业地剧烈动荡，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1].同时，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后，外资银行的母国如果出现金融波动甚至金融危机，外资银行总行出现经营困难或外资银行在国际上的其它经营陷入困顿，为度过难关，它们会动用它们的全球资源进行补救，而此时的某些措施会对我国的金融、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如：抽调资金回国。其它的可能还有外资银行可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扩散而转移到我国的金融市场，这样就给我国的金融市场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导致金融风险或危机的国际间传导，从而严重威胁了我国的金融安全。如果不能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和监控手段，我国就非常有可能成为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转嫁地。
尤其是源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更是给了我们一个警示。据一项市场统计，仅2007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狂赚了7500亿，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的银行身上赚取的利润超过l万亿[12].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30亿美元购买中国建设银行9%的股份及在2011年前就从汇金购买建行股份至 19.9%的期权协议。短短2年后，美国银行的直接和潜在获利已达到320亿美元，远远足以抵消该行在次贷危机中损失的近40亿美元。通过购入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美国银行成功地规避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并获得超额利润。不仅美国银行，其他入股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也都获得丰厚回报。
2.侵蚀我国的金融主权
从存款、贷款品种比较，中资银行均远远不及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广泛的业务范围和丰富的投融资品种将抢夺中资银行的许多业务。由此可见，在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一段时间内，外资银行的业务将会急速增长，之前的数据分析己经显示外资银行的业务能力非常强，发展增速迅猛。外资对优质客户和人才的争夺也将削弱中资银行盈利能力[13].外资银行的目标客户是跨国公司、国有企业、政府机构和公用事业公司等潜在的优良客户。一方面这些优良客户可能会“易主”,使中资银行增加出现不良资产的可能性，降低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又将增大中资银行维持与开拓优质客户的难度，增加成本。
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主权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外资在银行业的势力日增将日益弱化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效果，外资银行行为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弱化主要体现在业务扩张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上。过去外资银行的经营主要局限在外汇业务上，影响被资本项目管制所屏蔽。随着资本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实现及人民币业务的允许开办和扩张，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的影响正逐步显现出来。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几种途径实现：（l）限制资金流动性是约束信贷总量的基本办法之一，但外资银行资金来源较广，可从国际融资渠道稳定获得资金，因而能减弱货币当局对货币总量的控制效果；（2）目前，外资银行的外汇经营不受利率管制的影响，外汇业务的进行能部份抵消货币当局利用利率杠杆通过资金价格的调整来调控资金使用量的初衷[14];（3）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经营的外资银行对“窗口指导”积极响应动力不足，可以对之置之不理，违背货币当局的愿望进行信贷扩张。外资银行势力的增强及政府宏观调控效力的降低将通过连锁反应严重危害诸多产业的产业安全，进而威胁整个国家的经济主权。
然而，我国现有的政策也对外资控制中国的金融主权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银监会2009年1月第2号令，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这一条令行使一年之后，由于众多非议而被取消，但已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利权外流。此后，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银行对美开放。2011年3月27日，中国银监会了《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在该意见稿中明确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此前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如果这一规定不加以修改的话，中国将成为有史以来国有银行任凭外资控股的唯一国家。一旦外资控制了中国的银行业，那么不仅银行业的产业安全受到致命威胁，甚至整个中国经济都可能被置于外资的控制之下，产业安全、经济安全更无从谈起。
（三）市场份额抢夺
外资银行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并结合国内客户需求，凭借完备的市场营销机制和强大的资金实力，为客户提供更具吸引力的金融产品，与中资银行争夺客户资源和市场份额。事实上，外资银行在某些具体业务上领先中资机构并已不断地扩大优势。首先，个人理财已成为国际活跃银行业务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
例如：花旗、东亚等银行推出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达4.5%,而中资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一般在3%左右。这表明，外资银行比中资银行具有更好的投资渠道和投资能力，其产品更具吸引力。论文格式其次，外资银行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优良的资产，还拥有发达的全球分支和客户网络，因而在外汇资金的存贷、结算等业务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另外，国际银行业早已完成从分业到混业的转变，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无一不是最富实力的全面经营的国际活跃大银行，因此它们在资产运作和管理、投资银行和衍生金融工具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大量的储备。总之，无论是从传统业务还是从表外业务来看，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外资银行的进入必定抢占中资银行的市场份额。
（四）优秀人才流失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争夺优秀人员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银行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众所周知金融服务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同时也是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员的素质是决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此，高级管理人才和金融专业人士必将成为中外资银行争夺的重要目标。二是外资银行本土化战略的需要。外资银行要在相对“陌生的我国境内拓展业务、开拓市场，就必须实施本土化战略。外资银行必然积极聘用既了解国际金融市场又熟悉国内金融市场且拥有充足的客户资源的国内高级管理人才和金融专业人士。外资银行的人才一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但他们更青睐那些有银行工作经验、熟悉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国内银行人才，而这些人大多是中资银行的业务骨干，外资银行将利用高薪和提供海外培训等手段吸引中资银行管理人员。外资银行在国际声誉、工资福利、晋升制度、出国培训等方面有较大优势，中资银行若不克服目前人才发展体制弊端，将会造成大量银行业务骨干的流失，这些优秀人力资源不仅意味着较高的金融专业技能，而且意味着优秀的客户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
因此，人才争夺战的结果势必给国内银行带来更大的影响。目前中资银行有不少业务骨干已被外资银行盯上，如果不创造环境，让骨干才尽其用，他们流失到外资银行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在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尤为明显。人才的竞争使国内银行业中具有较高的金融专业技能、优秀的客户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的优秀人力资源外流，从而造成中资银行优秀人才短缺的局面。
（五）高端客户流失
银行业具有明显的”二八效应“:银行20%的高端客户往往能带来80%的利润或市场份额。高端客户是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外资银行对高端客户的争夺十分激烈。已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一般是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大型跨国银行，凭借其全球统一授信体系、长期的合作文化以及强大的资金管理系统而为国内企业认可，其目标客户主要是跨国公司、国有企业、政府机构和公用事业公司等潜在的优质客户。中外资银行的客户竞争将直接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原本属于中资银行的优良客户可能会”易主“,使中资银行出现客户向外资银行流失的可能性，降低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将增加中资银行维持与开拓优质客户的难度，增加成本。这都将导致中国银行业越来越多地丧失自己的优势客户资源，使贷款业务逐渐萎缩，从而对自身盈利能力造成严重威胁[15].
1.在个人银行业务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推动型向个人消费驱动型的转变，消费者融资和消费信贷将成为中国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富有的个人提供服务将成为外资银行的重要目标市场。零售市场中的某些领域，诸如信用卡、汽车贷款或抵押贷款将成为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争夺高端客户市场的重要工具之一。
2.在批发业务方面。外资银行的目标企业客户主要是外资银行关注的客户群体，是拥有资金量较大且市场前景被看好的企业。其中，有中国的大型集团公司、高新科技企业，也有优质民营企业。多数大型外资银行己经经历了成熟市场近百年的锤炼，在业务品种上日趋完善。因此，以新业务品种作为突破口，成为外资银行争夺这些优质客户的重要手段。
3.从服务理念来讲。中外资银行并无差别，都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但在服务质量的管理、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将服务质量的管理与绩效考核有机结合上，外资银行具有明显的优势。正是由于外资银行拥有一套严格而有效的服务质量管理制度，使得外资银行能为客户提供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高端客户。
三、对中国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建议
面对上述发展趋势，中资银行都应未雨绸缪，积极应对，通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迎接激烈竞争时代的到来。
（一）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企业若要在竞争中不被淘汰并获得持久的竞争能力，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对中资银行而言，尤其如此。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际活跃银行相比竞争能力还很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银行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没有体现出企业组织和现代金融的时代特征，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的需要；其次，金融技术还很不发达，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低，与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最后，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育和管理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吸引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有效机制，人才流失仍然是各家商业银行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努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各家中资银行的当务之急。
中资银行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金融人才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当前中国的金融创新正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推动型转变，可以预见，创新将成为未来银行之间竞争的焦点，零售化经营的趋势使得围绕着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的创新，特别是理财业务和信用卡业务的创新，成为中外资银行的必争之地。能否提供满足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及根据客户的需求开发具有个性化产品的能力是衡量一家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国际活跃银行之所以能够长期在国际金融市场立足，与其加大对科技投入，重视金融技术开发，实现金融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密切相关。而当前中资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与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中资银行技术服务手段落后，没有产品的创新，正是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随着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其综合性功能业务操作和规范要求具有高素质的各类专业人才。业务的拓展和发展需要大批知识面广、业务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勇于开拓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山于银行业务的拓展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而我国商业银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软件开发不足，大部分业务处于半手工操作，工作效率低、无法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高层次需求。因此，中资银行要努力培养优秀的金融人才。同时，面对人才自由流动的趋势，中资银行不仅要提高薪酬待遇，更重要地是以人为本，实现人本管理，树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凝聚优秀的人才。
（二）审慎的战略联盟
长期以来，中外资银行间的合作，主要集中在银行贷款、国际结算、资金拆借、业务等方面的合作。中资银行借助网点和客户资源的优势，把外资银行先进的经营理念、服务方式传递给客户，提升了服务档次；外资银行则借助中资银行的网点扩大了影响力，获得更多的业务机会。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金融机构，建立战略联盟将成为中外资银行的合作趋势。诚然，通过战略联盟，中资银行可以获得先进的管理和经营理念，有助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外资银行可能凭借其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科技优势为客户提供高端和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进而成为知识密集型银行，而中资银行则仅利用物理网点多的优势成为外资银行向客户提供服务的一种通道。由于中资银行只能提供前端的、低级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成为劳动密集型银行。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改善还是对传统业务的改善，中资银行并没有充分利用外资银行的”鳃鱼效应“积极学习其先进的经营理念、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等。为此，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建立战略联盟中要谨防形成对外资银行的依赖，通过合作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三）转变盈利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不需动用或极少动用自身经营资金，并以中间人的身份代替客户办理收付和其它委托事项、收取手续费（或佣金）的业务活动。从国内外新兴金融需求看，伴随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企业与个人的投资与消费趋于多元化，导致大量新兴金融需求的产生，客观上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加快中间业务的发展，以适应、满足并推动这些需求。同时，我国经济日趋国际化所引发的国际投资、结算等领域的跨国金融中介需求，也为中间业务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在经济和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国际业务特别是表外国际业务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指标。发展中间业务，成为商业银行自身持续经营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这方面，中资银行明显要落后于外资银行。因此，中资银行应积极扩大客户存贷附加增值服务，扩大个人理财服务，扩大中小企业贷款，从传统的以存贷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转变到”净利息收入+费用收入“的盈利模式上来。
（四）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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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贸易对国际税收传统概念的挑战
网络贸易相对传统贸易来说是一次贸易革命。它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地域的概念一网络贸易在网络空间中没有国界。正是这种超地域的新型贸易形式，对现有经济运行与管理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由此引发了很多税收问题：一方面，由于网络贸易方式代替传统贸易方式，纳税主体、纳税环节、纳税地点等问题遇到了挑战；另一方面，传统的国际税收理论、税收原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难以确定纳税主体的身份
综观各国现行税制，判断对一种交易行为是否征税以及征多少税，与纳税主体的身份密切相关。在国际互联网中，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查清纳税主体的身份：“跟踪供货途径法”和“追踪贷款来源法”。但国际互联网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网络，企业只要交纳一定的注册费用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电脑地址，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监督机构，企业对电脑地址名称的使用并不规范，所以单凭一个电脑地址符号并不足以确认供货目的国。此外，电脑地址还存在不唯一和在不同时刻同名的情况，使得通过追踪供货途径确认纳税主体身份很难做到。在追踪贷款来源方面，虽然信用卡号码中有国家标识，可以查清持卡人的国籍，但大型信用卡组织将来都实行setp（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 protocol）标准，对客户的信用信息严格保密。从技术上讲，无论是追踪供货过程还是付款过程，都难以查清纳税主体的身份，从而无法确认该笔交易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使得传统的税制在应用过程中遇到极大的困难。
（二）常设机构的概念受到冲击
常设机构的概念是1963年oecd范本草案中提出的。该范本规定，只有在某个国家设立了常设机构，并且从该常设机构取得所得，才能认为是从该国取得所得，由该国行使地域税收管辖权征税。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出现，外国企业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再需要在该国境内设立常设机构，许多国内消费者或者厂商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在此情况下，该国便失去了作为收入来源国对该笔交易征税的基础。此外，在oecd范本中，常设机构的确认通常需要雇员进行营业活动，而对于一国境内的服务器来说，在不需要雇员到场的情况下，通过智能型服务器，允许消费者在满足所有先决条件（例如付款条件）后，下载服务器中的数字化产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该服务器行使着代表企业签订并履行合同的权力，但由于没有任何雇员进行营业活动，也就构不成固定营业场所或者常设机构。而且外国企业也可以轻易将该服务器移至该国之外，给常设机构的判定制造更多的麻烦。
（三）课税对象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
在大多数国家，税法对有形商品的销售、劳务的提供和无形资产的使用都作出了比较严格的区分。但在网络贸易中，许多交易对象都被转换成数字化信息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在没有对数字化信息进行变换之前，税务机关很难确定其内容，而且即使税务机关确定数字化信息的性质，由于数字化信息加密技术的运用，税务机关也很难了解其实质性内容。加上数字化信息本身易于传送和复制等一系列特性，使得征税机关对网络贸易所得很难确定其是销售所得、劳务所得还是特许权使用所得，也就难以确定应适用的税种和税率。
（四）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加剧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所实行的税收管辖权，有来源地管辖权和居民（公民）管辖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发达国家的公民有大量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能够从国外取得大量的投资收益和经营所得。因此发达国家都积极要求扩大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而限制其他国家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实施范围。发展中国家则从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出发，要求扩大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但总的来说，大多数国家都坚持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优先的原则。
网络贸易的出现使得跨国纳税人的活动可以更加自由地超越国界，产生大量跨国所得。由此出现了税收管辖权行使交叉重叠的问题，引起各国之间税收收入的重新分配。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必然重视通过税收手段（比如扩大或限制来源地管辖权）来维护本国的利益，使得各国对所得来源地的判定发生争议，给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加剧了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冲突。比如，美国已明确表态要求加强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限制别国扩大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而且外国企业利用国际互联网在一国开展贸易活动时，由于买卖的是数字化产品，服务器的营，业行为很难被统计和分类，商品被谁买卖也很难确定。加之网络贸易突破了地域限制，提供服务可以在千里之外，所有这些，最终必将弱化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在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受到冲击的同时，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也受到严重的冲击。目前世界各国判定法人居民身份一般以管理中心或者控制中心为准。在过去，召开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场所是判定法人实际管理控制中心的重要标志。随着网络技术的出现，国际贸易一体化以及各种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使居民身份的判定标准面临重大的挑战。例如，在国际互联网中，通过网络的可视会议技术，即使各大股东、董事会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仍可就地参加董事会议或者股东大会，而且一个企业的实际管理控制中心可以存在于多个国家，也可以不存在于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很难根据属人主义原则对企业进行征税，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也就形同虚设了。
二、针对网络贸易的税收政策建议
网络贸易方式的出现，对以传统贸易方式为基础的国际税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就需要对国际税收中部分传统概念重新作出界定。网络贸易方式的高流动性、隐匿性，也需要世界各国税务当局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与协调。
（一）重新界定国际税收中的部分传统概念
按照现行常设机构的概念，常设机构可分为由固定营业场所构成的常设机构和由营业人构成的常设机构。从常设机构的发展来看，不论常设机构的概念如何变化，物（由固定营业场所构成的常设机构）和人（由营业人构成的常设机构）始终是常设机构的核心要素。在国际互联网上，不论网络贸易如何发展，物和人这两个要素依然存在。网络技术这一新内容的引入，必将推动常设机构概念又一次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对现行常设机构的概念作出新的理解和定义。
1.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与提供商可以构成常设机构。对于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能否构成企业的常设机构，主要从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能否完成企业的主要或者重要的营业活动，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来考虑。在网络贸易中，尽管没有企业雇员的存在，但由于网络技术的自动功能，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可以自动完成企业在来源国从事的营业活动。因此，该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完全可以认定为居住国企业设在来源国的营业场所。通常情况下，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总是与一定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存在空间上的固定性和时间上的持久性。网络提供商变动网址和移动服务器，主要是为了逃避纳税，并非是由网络贸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网址和服务器的固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能够构成企业的固定营业场所。根据固定营业场所构成常设机构的理论，只要企业通过某一固定的营业场所处理营业活动，该固定营业场所就可以构成企业的常设机构。因此，网址和保持网址的服务器与提供商可以构成常设机构。
2.网络提供商可以构成独立地位的营业人，进而构成常设机构。通常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商在来源国建立服务器提供各种形式的网络服务。相对于销售商而言，网络提供商就是按照自己的营业常规进行营业活动，其地位是完全独立的。有鉴于此，可把网络提供商提供服务器，使销售商能够开展营业活动看作一种活动，这样，该网络提供商就应当属于独立地位的人，可以构成销售商的常设机构。如果该网络服务提供商仅向某一销售商提供网络服务，根据un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第7款规定，同样可以构成该销售商的常设机构。
另外，对网上商品的特殊性问题，可以通过对一些传统概念进行重新修订和解释，使其明确化。如对于特许权使用的问题，在征税时可以把握一个原则：如果消费者复制是为了内部的使用，就将其划分为商品的销售；如果用于销售，则将其划分为特许权使用转让。
（二）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完善国际税收协定
产生网络贸易征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联网上经济活动的高流动性、各个国家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和网络贸易征税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若不积极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各国对网络贸易的利益争夺将进一步加剧。单个国家在制定税收政策时，由于网络贸易的高流动性、隐蔽性削弱了税务机关获取信息的能力，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但是网络贸易的各要素、环节至少落入一个国家的税收管辖范围内，最终实际上是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的问题。各国在制定网络贸易税收政策时，应树立全球观念，注重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税收合作与协调，并建立一种世界性的“税务当局”，对世界各国的网络贸易涉税问题进行规范和协调。
（三）监控支付体系，完善纳税要素
网络贸易虽然具有高度的隐蔽性、流动性和侵蚀性，但作为一种交易方式，同样存在支付行为，因此，可以将支付体系作为网络贸易涉税问题研究的重点。
从支付体系入手解决网络贸易的涉税问题，首先要求各国政府对所有银行和电子支付体系进行监控，掌握所有的货币流量和金融资产。其次要求信息产业部门严格自律，在政府规定的法律框架内，信息产业部门以及相关部门相互间或者以国际性的方式达成协议，制定自律性的经营规则、契约范本和指导原则等，对客户的数据信息予以保护，防止客户的信息泄露或者被滥用，严防计算机hacker入侵，使其电子支付系统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信息要求和税务机关的稽查要求。
对采用信用卡支付形式的网络贸易，由颁发信用卡的机构（一般可规定为银行）从所收取的佣金中扣缴流转税并直接转付给税务机关，支付货款一方可以相应取得扣缴税款凭证。
对采用客户账户支付形式的网络贸易，由客户银行在接到中介人通知付款、缴税时，直接划款给销货方，同时扣缴税款并支付给税务机关。
对采用电子货币支付形式的网络贸易，由客户银行向客户发送一定数量的电子货币，客户向售货方订货时，以电子货币支付货款。售货方在向客户发货、传递发票的同时，向客户银行确认已经签付的电子货币。客户银行向售货方支付货款保证和扣缴税款凭证，并将所扣缴的税款划转至税务机关，同时向售货方银行提供真实的货币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