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范文
时间:2023-03-17 1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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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货币流通理论是指,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不断在卖主和买主之间转手,这种连续不断的货币转手,便形成一个与商品流通相伴随的货币流通。
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是由货币发行和流通两个环节共同决定的。通常发行是由国家控制,流通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银行在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等业务时可以创造出大量流通货币,这是现代金融体系运转的一个基本原理。在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当中,国家只要发行或回收少量的基础货币,就可以通过银行的信用扩张来增加或缩减大量的社会流通货币。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关键词:货币需求理论;马克思西方货币理论
[中图分类号]F224;F8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7-0007-02
从货币流通角度看,货币需求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商品流通对货币的客观的需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货币需求量表现为一定时期内各经济主体对货币形式持有总和。
一、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
1.流通中必须的货币量为实现流通中待销售商品价格总额所需的货币量。
流通中所需货币量=待售商品价格总额/单位货币流通速度
公式表明:货币量取决于价格的水平、进入流通的商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三因素。
2.执行流通与支付手段的流通中货币量
一定时期内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需要量=(待销售商品价格总额赊销商品价格总额+到期应支付的总额相互抵消的总额)/同名货币流通次数
3.流通中全部的银行券所代表的货币金属价值
流通中的全部银行券所代表的货币金属价值=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金属价值
单位银行券代表的货币金属价值=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金属价值/银行券流通总量
二、西方货币需求理论
1.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说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购买力》一书中,对传统货币数量论作了系统清晰的阐述。费雪十分注重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认为货币是用来交换商品和劳务,以满足人们的欲望,货币最终都将用于购买。因此,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货币支出量与商品、劳务的交易量的货币总值一定相等。据此,费雪提出了著名的数量方程式:
MV=PT
式中,M代表货币数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
费雪分析,V是由制度因素决定,而制度因素变化缓慢,因而它可视为常数。T与产出水平保持一定的比例,大体上也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费雪认为货币与价格在短期内存在如下所示的函数关系:
M/P=a其中a=T/V
交易方程式虽然主要说明M决定P,但当把P视为给定的价格水平时,交易方程式也就成为货币需求的函数:M=1/V・PT。
2.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数量说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从微观经济学中关于需求的一般理论出发,对货币需求问题进行了研究。庇古认为,行为人持有货币可以随时满足行为人对于交易的需求(也就是交易动机),因此,货币需求可以根据行为人的效用最大化原则推导出来。由于交易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具有稳定的比例关系,货币需求应当与收入水平正相关。剑桥学派认为,在短期内,如果其他情况不发生变化(特别是利率保持稳定),有如下的货币需求方程式:
Md=k・PY
式中,Md代表货币需求量;k是个常数;P代表物价水平;Y代表总收入;PY代表名义总收入。剑桥方程式表明,实际货币需求由实际收入水平决定,并且与实际水平同比例变化。
3.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
凯恩斯把行为人对于货币的需求称为流动性偏好,他认为形成流动性偏好是出于以下三个动机:(1)交易动机。指人们为日常交易而持有货币。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对剑桥传统的继承,因为费雪和剑桥学派的理论都假设个人持有货币的动机是因为货币具有交易媒介的功能,可用来完成每日的交易。(2)预防动机。又称谨慎动机,是指为了预防意料之外的情况而产生的持币愿望。它的产生主要因为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为了防止未来收入减少或支出增加这种意外变化而保留一部分货币以备不测。(3)投机动机。是指愿意持有货币以供投机之用。其原因是相信自己对未来的看法,较市场上一般人高明,想由此从中取利,所以愿意持有货币以供投机之用。综上,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M=M1十M2=L1(Y)十L2(r)
式中,M1代表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它是Y的函数;M2代表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是r的函数;L是作为“流动性偏好”函数的代号,货币最具有流动性,所以流动性偏好函数也就相当于货币需求函数。
4.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论并非关于产量、货币收入或物价的理论,而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是明确货币需求有何种因素决定的理论。他认为,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他用一个多元函数来表示货币需求,其公式为:
Md=f(p,rb,re,1/P・dp/dt,Y,w,U)
式中,Md代表名义货币需求量,f代表函数关系,p代表物价水平,rb代表固定收益的债券利率,re代表非固定收益的证券利率,1/p・dp/dt代表物价变动率,Y代表恒久性收入,W代表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比率,U代表反映主观偏好和风尚及客观技术与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变数。这个货币需求函数被称为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新解释。
在影响货币需求的多种因素当中,弗里德曼认为各种形式资产总和的财富总额是最重要的变量,但由于财富总额的直接计算比较困难,故以收入来代替。又由于年度收入常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经常变化,故弗里德曼提出了恒久性收入的概念,就是所有未来预期收入的折现值,也可以称为长期收入的平均预期值。
[1]何昌周.西方货币需求理论发展综述[J].知识经济,2009,(08).
[2]王云中.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货币需求理论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08,(01).
[3]李占兵.费雪与马克思宏观货币需求理论比较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7,(07).
[4]董睿.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综述和简要分析比较[J].世界经济情况,2006,(15).
[5]郝斌.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及其评析[J].武汉科技学院报,2005,(12).
篇3
[关键词] 最优货币区域经济货币联盟
最优货币区域,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为“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 或是几种货币, 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 其汇率在进行交易时互相钉住, 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发展
1.20世纪60年代。1961年, 蒙代尔第一次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概念和组成货币区的一个经济标准, 即要素的充分流动性标准。他认为, 当要素在某几个地区内能够自由流动, 而与其他地区之间不能流动时, 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几个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最佳货币区”。
其后该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麦金农(Mckinnon,1963)认为应以经济开放度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肯南(Kenen,1969)认为应以生产的多样化程度为标准; 英格拉姆( Ingram ) 则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 而托尔和威利特(Tower and Willett,1976)、哈伯勒(Harberler) 和弗莱明(Flemming) 则把注意力从微观的供求变动转移到宏观经济现象上, 提出通货膨胀和政策一体化的标准。
2.20世纪70年代。因为前人的努力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条件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突出该理论的正面效用同时忽略了成本的产生。该理论在70 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开始转向对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
加入货币区的好处有:(1)降低交易成本;(2)不变的固定汇率减少了不确定性, 并能排除伙伴国之间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3)节省成员国的外汇储备, 降低储备成本;(4)货币一体化能促进经济政策的一体化。而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则包括:(1)单个国家失去了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2)国家财政政策的决策权受共同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限制;(3)有可能加剧失业;(4)有可能恶化本已存在的地区失衡。
3.20世纪70年代后理论的新发展。进入80 年代, 经济学家通过大量运用历史经济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翔实的实证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联盟内政策的协调以及其有效性的分析。格鲁夫认为,在理性预期及政府政策随意性存在的前提下,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借助同另一个货币政策声誉比本国更好的国家结成货币联盟部分或全部实现。格鲁夫的这一分析既为近年来拉美趋势加强的美元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也为东亚国家危机后重建其汇率机制提供了一种参考依据。
二、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批判
对该理论的批判很多,但不能顺应时展和理论发展变化是一个主要的批判点,而另一个方面则集中于批判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具体来说:
第一,世界经济运行环境的新变化和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重新界定了被OCA理论强调的货币同盟的宏观成本。致使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结论值得进一步商榷。
第二,无论是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还是后来新的理论, 都只强调了实际经济因素对组成和加入货币区的影响却忽视了金融市场的作用。
第三,OCA理论某些标准自身有理论弱点,且标准间存在常被人们忽视的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等种种关系。OCA标准有内生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政策的适用性。
总的说来,仍然有许多声音认为该理论的体系和框架依然不够成熟, 线索过于庞杂, 难于梳理。
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欧元区
最优货币理论区理论的实践就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
欧元区的建立,是为了实现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统一市场, 实现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同时,有效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及货币政策。
欧元的流通促进着欧洲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其成功运作更对世界区域货币合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即建立在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上的货币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四,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1.亚元: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和欧盟相对成功的示范效应,加之亚洲经济的日益发展与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 亚洲一些国家和学术界也提出了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想法和建议, 而且很多已经开始付储实施, 这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但是, 货币合作有着十分严格的基础性条件, 就目前亚洲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来看, 仍存在很多的难点。归纳而言主要有:
首先, 目前东亚各国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颇多,尤其是对资本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严格限制,这与蒙代尔提出的要素流动性标准相去甚远。其次, 经济开放度。东亚一般对美国市场依赖比较大,对美贸易额较大。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贸易额的比例总得说来不是很高,而且不同国家差别较大。再次,产品多样化。除中国、日本等建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外,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产品分散程度较低。
基于最优货币区特性指标的分析, 再加上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东亚建立通货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学者们普遍认为, 东亚经济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 东亚货币合作的前途也是乐观的。
篇4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后,国际金融市场汇率波动频繁,对世界经济稳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货币发行国忽视广大非货币发行国的利益,只从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角度出发制定货币政策,使得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亚洲国家的这一现象更为明显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尤为突出,它们将本国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亚洲美元”,然后又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将之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在此背景下研究货币国际化问题对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道路探索具有深有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货币国际化的含义研究。
Cohen(1971)最早从货币职能的角度进行界定,他认为货币国际化是指货币国内职能在国外的扩展,当私人部门和官方机构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将一货币扩展到该货币发行国以外发挥职能时,这种货币就发展到国际化层次。Hartmann(1998)进一步发展了Cohen的定义,他对国际化货币的不同能进行了分类:作为支付手段,国际化货币在国际贸易和资本交易中被私人作媒介货币,在外汇市场干预中被官方用作干预工具;作为记帐单位,国际货币被用于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计价,被官方部门用于确定汇率平价:作价值储藏手段,国际化货币形成的金融资产是构成私人部门资产组合的主要分,也是构成官方储备资产的源泉。货币国际化概念始于日本学者对日元国际化的研究。从日本学者及我国几位著名的日本经济研究学者( 刘玉操、刘昌黎等人) 对日元国际化的研究看,一种货币的国际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占世界各国官方储备资产的比例; 二是在国际外汇市场所占的交易量比例;三是以该种货币命名的国际债券发行量占世界国际债券的比例; 四是该种货币的“欧洲”信贷占世界离岸市场的信贷比例; 五是在国际交易的计价结算中所占的比例。
(二)关于货币国际化条件的研究。
Bergstern(1975)提出货币国际化的四个条件:第一是历史惯性。在20世纪早期,英国的经济规模、国际贸易规模已没有优势,但英镑仍作为当时的国际主要货币,主要是历史惯性,人们习惯使用英镑;第二,该国的国际贸易与金融规模。通常,一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所占比例越大,非居民对该国货币的需求越大;第三,开放且发达的金融市场。非居民持有一国货币,必然具有保值增值的需求,这就需要为该国货币提供一个可交易的金融市场;第四,对该国货币价值的信心。
克鲁格曼(1980)认为,作为国际交易媒介货币,即国际本位货币,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转换费用等)必须最低。而交易成本是随着交易量的增加而递减的,因此,具有最低交易成本,即具有最大交易量的货币,会成为国际媒介货币。Rey(2001)建立模型分析了克鲁格曼的研究他发现国际媒介货币的出现是由各国的商品偏好决定的,一国的商品被需求得越多,它的出口越高,对该国货币的国际需求就越大,其外汇市场就越具有流动性,相关的交易成本就越小。Wincoop(2002)在研究制成品贸易中本国货币和贸易伙伴国货币的计价选择时发现,决定计价货币选择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市场份额和产品差异度。他认为,出口国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越高,产品的差异度越大,可替代性越低,出口商越可能以本国货币定价
蒙代尔(2003)认为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取决于人们对该货币稳定的信心,而这又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该货币流通或交易区域的规模;二是货币政策的稳定;三是没有管制;四是货币发行国的强大和持久以及货币对付冲击的能力。
(三)货币国际化带来的收益研究。
A1iber(1964)、Cohen(1971)、Bergsten(1975)、Tavalas(1998)研究认为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的收益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能够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2)可通过发行本国货币为国际收支赤字融资;(3)随着一种货币国际运用的扩张,使得贷款、投资和商品、服务的购买都将通过该货币发行国的金
融机构进行,金融部门的收益会增加。
何帆、李婧(2004)对货币国际化的成本收益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货币国际化的收益为:(1)降低汇率风险;(2)为国际收支赤字融资;(3)灵活性优势;(4)收入优势;(5)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焦娜(2009)分析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元以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得美国处理危机时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在危机成本、政策选取、融资能力及受影响程度方面都由于其他国家,美国不仅能取得铸币税的收益,还能在金融危机中享受到风险转移的好处。
综上所述,根据以上中外专家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一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与该国的综合竞争力密切相关,货币国际化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市场选择的条件包括政治上的强大稳定,经济规模、国际贸易、投资的市场份额、金融市场的发达、货币价值的稳定和产品的差异度等。货币国际化理论为我们研究和正确认识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开始,如何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Sylvester C.W.Eijffinger & Jakob De Haan(2003):《欧洲货币与财政政策》,向宇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刘玉操、刘昌黎.日元国际储备地位的变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J ].现代日本经济,2000,( 5 ): 12-18。
篇5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域经济货币联盟
最优货币区域,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为“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发展
1.20世纪60年代。1961年,蒙代尔第一次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概念和组成货币区的一个经济标准,即要素的充分流动性标准。他认为,当要素在某几个地区内能够自由流动,而与其他地区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几个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最佳货币区”。
其后该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麦金农(Mckinnon,1963)认为应以经济开放度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肯南(Kenen,1969)认为应以生产的多样化程度为标准;英格拉姆(Ingram)则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而托尔和威利特(TowerandWillett,1976)、哈伯勒(Harberler)和弗莱明(Flemming)则把注意力从微观的供求变动转移到宏观经济现象上,提出通货膨胀和政策一体化的标准。
2.20世纪70年代。因为前人的努力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条件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突出该理论的正面效用同时忽略了成本的产生。该理论在7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开始转向对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
加入货币区的好处有:(1)降低交易成本;(2)不变的固定汇率减少了不确定性,并能排除伙伴国之间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3)节省成员国的外汇储备,降低储备成本;(4)货币一体化能促进经济政策的一体化。而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则包括:(1)单个国家失去了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2)国家财政政策的决策权受共同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限制;(3)有可能加剧失业;(4)有可能恶化本已存在的地区失衡。
3.20世纪70年代后理论的新发展。进入80年代,经济学家通过大量运用历史经济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翔实的实证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联盟内政策的协调以及其有效性的分析。格鲁夫认为,在理性预期及政府政策随意性存在的前提下,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借助同另一个货币政策声誉比本国更好的国家结成货币联盟部分或全部实现。格鲁夫的这一分析既为近年来拉美趋势加强的美元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也为东亚国家危机后重建其汇率机制提供了一种参考依据。
二、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批判
对该理论的批判很多,但不能顺应时展和理论发展变化是一个主要的批判点,而另一个方面则集中于批判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具体来说:
第一,世界经济运行环境的新变化和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重新界定了被OCA理论强调的货币同盟的宏观成本。致使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结论值得进一步商榷。
第二,无论是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还是后来新的理论,都只强调了实际经济因素对组成和加入货币区的影响却忽视了金融市场的作用。
第三,OCA理论某些标准自身有理论弱点,且标准间存在常被人们忽视的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等种种关系。OCA标准有内生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政策的适用性。
总的说来,仍然有许多声音认为该理论的体系和框架依然不够成熟,线索过于庞杂,难于梳理。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欧元区
最优货币理论区理论的实践就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
欧元区的建立,是为了实现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统一市场,实现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有效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及货币政策。
欧元的流通促进着欧洲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其成功运作更对世界区域货币合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即建立在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上的货币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四,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1.亚元: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和欧盟相对成功的示范效应,加之亚洲经济的日益发展与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亚洲一些国家和学术界也提出了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想法和建议,而且很多已经开始付储实施,这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但是,货币合作有着十分严格的基础性条件,就目前亚洲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来看,仍存在很多的难点。归纳而言主要有:
首先,目前东亚各国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颇多,尤其是对资本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严格限制,这与蒙代尔提出的要素流动性标准相去甚远。其次,经济开放度。东亚一般对美国市场依赖比较大,对美贸易额较大。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贸易额的比例总得说来不是很高,而且不同国家差别较大。再次,产品多样化。除中国、日本等建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外,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产品分散程度较低。
基于最优货币区特性指标的分析,再加上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东亚建立通货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学者们普遍认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东亚货币合作的前途也是乐观的。
篇6
[关键词] 货币供给 内生性 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一、引言
货币供给的可控性是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存在着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并在相应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从货币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上看,争论的焦点在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的客观关系上,争论的真正意义在于货币内生性供给的客观必然性上。
根据货币供给内生性还是外生性的不同可以指定不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和作用方式来影响经济运行。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可以有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两种选择,并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主要是从货币供给方面来进行调控,即通过调节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现金充裕度,这称为供给型调控模式;而以基准利率为中间目标的、着眼于货币需求的货币调控则称为需求型货币调控模式。
目前我国在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并实施了以“盯住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截止目前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为21.5%,但现实情况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货币流动性依旧较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为货币供应量,传统观点认为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调控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从而调节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使货币供需均衡、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和经济平稳增长。但是现实情况存在“倒逼机制”,盯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只能带给人们预期上的政策效果,而无法达到其实际控制货币供给的目标。
二、文献综述
1.主流观点下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做了深入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银行学派的内生货币供给思想。银行学派主张,流通货币数量为社会交易的商品价格总额所决定,或者说,物价决定通货而不是相反。另外,银行学派还进一步分析了收入、利率和物价的关系,说明了物价的变动不是通过货币供给影响利率进而对物价产生影响,其理论体现了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思想。2.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内生货币供给观点。拉德克利夫委员会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可变性,中央银行并不能依靠控制货币供给决定支出的水平。货币供给是不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函数之所以稳定,是因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3.格利和肖的货币内生供给观点。格里和肖试图建立一个以研究多种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的货币金融理论。在这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在信用创造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货币当局又不能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弱化了货币当局对信用货币的控制能力,从而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2.我国学者的货币内生性研究
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不显著导致了许多学者对货币外生性产生了怀疑。经济学者结合国内货币供给情况提出了货币内生性的理论观点。南开大学王兰芳通过分析讨论货币供给的产生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在一个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给具有完全的内生性特点。 柳欣、靳卫萍通过对中国财政政策中的收支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在没有中央银行存在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通过各种宏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共同产生货币供给,这也是最本质的货币供给内生性。芦东、陈学彬则在接受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下提出了中央银行没有能力控制基础货币的发行,因为货币发行中供给具有内生性。
在这些研究表明,在我国,学者认为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并接受外生货币供给更加有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的观点。
三、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分析
在一般人看来,我国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倒逼机制”的呈现,我国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货币供给(Ms)可以分解为基础货币(B)与货币乘数(K)的乘积,因而可以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两个角度来考察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我国成立中央银行体系以来,央行调控经济的方式也开始尝试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货币供给在形式上也开始表现为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作用。
1.基础货币内生性分析
首先是再贷款、再贴现。1995年以前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占央行的总资产中占60%。由于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而中央银行为避免经济衰退,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呈现内生性。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业务和再贷款一样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被动正是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体现。
其次是外汇占款。近年来随着出口增加,巨额外资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这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外汇市操作是单一方向的运作,迫使其通过大量购入外汇,以满足货币需求。2003年外汇占款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首次超过全部广义货币供应量,2005年和2006年,大约是广义货币增长量的1.5倍和2.1倍。到2008 年底更是达到了2.4倍。上述贸易顺差持续放大和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
2.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乘数是连接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纽带,经济理论界认为货币乘数(K)是基础货币(B)扩张的倍数。我国将货币层次定义为:流通中的货币C和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D组成了广义货币M2,即M2= C+D。基础货币则由法定准备金R、流通中的货币C、非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NR、超额准备金Re组成,即B= R + C + NR + Re。若记c为现金流通比率,c=C/D。r和re分别为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则(r+ re)×D=R + Re,nr =NR/D为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则货币乘数K= M2/B,也就是K=M2/B= C+D/C+ R+ Re+ NR= 1+c/(c+ r+ re+ nr)。可见,影响我国货币乘数的直接因素有法定准备金率r、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nr、现金流通比率c和超额准备金率re。
由以上货币乘数(K)的求导式可以看出,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是典型的负相关,货币乘数与经济波动保持一致,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性特性。
四、货币内生供给条件下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条件下,货币供给量不是由一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所决定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共同决定并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
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利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一般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构成。在经济运行中,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整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使实际的市场利率与预期设定的目标利率趋于一致,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依此确定自己的存贷利率水平,以及各种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水平,从而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及对货币供求关系产生影响,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深化,我国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经济行为正向着市场理性化,且有利于间接调控的方向发展,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也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盯住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模式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必须打破这种直接管理模式,建立起以基准利率为主导的间接货币调控模式,同时配合其他经济政策来引导货币供给的合理化。
1.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利率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向以利率为主的中介目标进行转变。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经济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央行应逐步扩大利率弹性,完善利率体系,重视利率在宏观金融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2. 重视经济预期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学界都较为重视经济预期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已证明预期在政策调控中的重要地位。因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加强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适时传递货币政策意向,正确引导经济主体和社会预期。
3. 注重经济周期波动性变化的影响,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和力度。由于我国货币供给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故而必须科学把握货币政策的取向,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缩短政策外部时滞;同时加强货币市场建设,协调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性,疏导货币政策初到渠道,从而真正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货币理论 评价 政策 凯恩斯
一、《货币改革论》中的货币理论研究
1920年,英国爆发了一战后的首场经济危机。1923年,凯恩斯针对这次危机出版了《货币改革论》,在这本书中,凯恩斯详细分析了这次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如何摆脱经济困境的对策。在货币理论上,此时的凯恩斯受古典货币长期中性理论的影响,继承并发展了庇古的剑桥方程式。他认为在庇古的剑桥方程式中,以小麦的数量来表现货币的价值(即一个货币单位相当于多少小麦)回避了物价问题,他对庇古的剑桥方程式进行了修改,取而代之是如下方程式:
n=p(k+rm)(1)
式(1)中n为现金总量,p为一个消费单位的价格,k为以现金形式持有的消费数量;m为人们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的消费单位数量,r为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凯恩斯认为和由货币当局决定,k和m随经济周期波动,在繁荣时期,人们倾向于持有更多非货币资产,货币形式的消费单位k和m减少,而在萧条时,人们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货币形式的消费单位k,非货币资产m就会减少。因此,它的货币数量论更加突出了调节货币数量以保持价格稳定的政策含义。凯恩斯指出:“如果k、m和r都保持不变,则n和p成为正比变动,因此,货币当局可以直接调节n和r,或是通过利率影响k、m,从而影响价格p,获得价格的稳定。……具体来说,在经济萧条时期,k和m 增加时,货币当局通过降低银行利率r就可以维持原有经济的均衡状态。如果利率政策不能奏效,则可增加货币总量n,以便抵消k和m的变动,这样价格同样会保持稳定,在经济繁荣时期,k和m下降时,货币当局可以使用同样的工具进行相反的操作[1]。
以上可以看出,与古典货币数量论相比,凯恩斯认为引起价格水平变动的因素更多,作用过程也更复杂,并且此时的凯恩斯已经对市场自发调节能够自动实现价格稳定的古典观点产生了怀疑,因此,与古典货币理论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不同,他提出货币当局应该对利率和货币量加以干预,以实现价格稳定。但在这一时期,其货币理论的本质仍然是货币数量论,其货币理论也是围绕价格稳定来构建的,他坚信货币长期中性的古典信条,所以他在提出货币当局对利率和货币量控制以实现价格稳定的方案时,完全没有提及货币变动或者利率变动对产出带来的影响。
二、《货币论》中的货币理论研究
在经历1920~1921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英国经济进入了长达10年的萧条时期,而同时期的美国则迅速摆脱危机影响,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增长时期。这使得凯恩斯逐渐意识到他在《货币改革论》中提出的理论过于简单,忽略了许多与经济相关的复杂因素,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成为本质上的不同。”[2]于是凯恩斯又在1930年发表了《货币论》,这本书对20世纪20年代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以及货币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和研究,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如何稳定价格,此时的凯恩斯依旧没有摆脱古典货币长期中性理论的影响。
《货币论》是在《货币改革论》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他对《货币改革论》中的货币数量论重新进行修改,增加了更多影响价格的因素,将其扩展成为“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其形式如下:
p=e/o+(k-s)/r (2)
q=e/o+(i-s)/r (3)
(2)式为消费品物价水平方程式,(3)式为全社会物价水平方程式。其中p为消费品的当期价格水平;e为全社会当期总货币收入,它由要素收入工资、地租、利息和企业家报酬组成;o为全社会生产的总产量;k为投资品部门所获得的收入;s为储蓄;r为消费者所购买的消费品数量;q为全部产品的当期价格水平;i为新生产出的投资品增量的当期市场价值。以上两方程的含义都是:价格=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单位产品的利润。在写作《货币论》一书时,凯恩斯已意识到了古典学派关于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观点的错误,并把储蓄和投资两者之间的矛盾看成是英国当时经济萧条的病根。根据以上二个方程式,凯恩斯认为物价波动是由于储蓄和投资率的波动引起的,当投资大于储蓄时,物价上涨,企业家可得意外利润;当投资小于储蓄时,物价下跌,企业家形成意外损失;投资等于储蓄时,利润等于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另外凯恩斯借用了维克塞尔积累过程观点,认为投资与储蓄的差额决定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差额,如果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投资大于储蓄,经济扩张;如果市场利率超过自然利率,则会使投资减少,经济收缩;如果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则经济保持均衡。要稳定价格,必须使“意外利润”为零,方法是使新投资等于储蓄,使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也就是满足前面所述的三个均衡条件。
三、凯恩斯早期货币政策主张
在政策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给予中央银行更大的权力,让其大胆采取措施放松或收紧信用,调节利率,以刺激或抑制投资率,从而稳定价格水平。显然,凯恩斯的这种货币理论已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有很大的不同,他对传统货币数量论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加进了维克塞尔的积累过程理论,认为货币作用于价格的机制是由利率中介来完成。而古典货币数量论却认为价格水平直接受货币数量或流通速度的影响,与利率完全无关,因此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已经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货币政策思想,他认为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自动调节储蓄与投资的失衡,因此凯恩斯提出了多项中央银行干预经济的主张。
四、对凯恩斯早期货币理论的评价
与《货币改革论》一样,在《货币论》一书中,凯恩斯论述的货币问题仍然是围绕如何稳定价格进行的,同样他也没有考虑货币变动对产量影响,在他提出的“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中,产量是被假定不变的,因此凯恩斯在《货币论》的货币理论本质上仍属于货币长期中性论。以后,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序言中还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到:“该书(《货币论》)所谓的基本方程式,是在一定产量这个假定之下所得到的刹那图……对于产量变动的后果,并没有充分的讨论。”[3]“货币被当成了供给之外的一种力量”[4]。因此就其实质而言,此时的凯恩斯仍是一种中性的货币观,但此时的凯恩斯已经认识到了市场机制固有的一些缺陷,并主张政府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物价水平,这也说明此时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已经开始脱离古典主义的货币面纱论。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货币改革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45页.
[2][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6~72页.
[3][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页.
篇8
关键词:货币危机理论;道德风险模型;羊群行为理论;金融过度危机模型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70年代后期的拉美货币危机开启了学术界对于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Paul Krugman是其中的先驱者,早在1979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构造了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他提出的货币危机的理论模型主要受Salant等(1978)对于商品价格稳定机制研究的启发。随后,Flood和Garber及其他学者基于Krugman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方面对货币危机模型进行完善、修正,最终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在Krugman模型中,一国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不协调导致危机的爆发。当政府实施的扩张的货币政策和具有赤字化的特征的财政政策,本国货币的供应量会因此增加,外币的影子价格上升,即本币贬值,理性的投资者会抛售本币,持有外币,保证自己的资产不缩水;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本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央行会以固定的汇率卖出外币。在这一过程中,央行的外汇储备会随着赤字的货币化的加深不断减少,直至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固定汇率机制就会崩溃。而事实上,市场上的投机者的存在加速了这一过程,他们在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开始理性的投机冲击,不管外汇储备有多少,都会将其消耗殆尽。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源于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与稳定汇率政策协调一致。在Krugman模型提出之后,诸多学者继续改进、完善Krugman的工作成果。Flood和Garber(1984)放弃了Krugman模型中市场上完全预见信贷过程的特征,将随机因素引入,认为投机攻击的时间的不确定性,构建了简单的线性模型。Connolly和Taylor(1984)着重突出一国商品在汇率崩溃前出现的相对价格行为,通过对蠕动盯住汇率体制的研究,指出汇率崩溃前存在的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项目恶化的现象。
Krugman模型及其他学者的扩展一起构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又称为理性攻击模型,认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它较好地解释了“拉美型”货币危机,如1973~1982年的墨西哥危机、1978~1981年的阿根廷危机。针对危机发生的基本面恶化的条件,政策制定者必须保证经济政策间的协调一致,维护加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保证基本经济面的良好。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全盛,然而第一代模型中,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外生性的变量,并没有考虑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很多发生危机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政府的行为在危机中也是有影响的。Obstfeld等人针对欧洲货币危机的研究,提出了货币危机的第二代模型。
在第二代模型中,Obstfeld等人将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放入模型中,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主体,会权衡利弊得失,既会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也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同时,他们提出了自促成的概念,即在外汇市场上的投资者和央行之间会存在相互之间根据对方的行为修正自己的行为的现象。如果公众对于央行维持汇率的目标的能力失去信心,或存在预期上的偏差,中央银行相应认为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大大增加,由此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这个模型虽然强调危机的自我促成,但仍然重视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同期的另一些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认为危机的发生不一定建立经济基本面恶化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恶化的经济基本面,危机也可能发生。在投机者的恶意攻击下,市场上其他的投资者的预期发生变化,在“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的作用下进一步推动危机的发生。
第二代模型和第一代模型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性,不相同的地方是,第一代模型认为过多的国内信贷创造促成了中央银行的货币贬值或汇率浮动,而第二代模型认为在货币危机发生以前并不存在政府政策上的不一致,是危机本身导致了政策的变化。第二代模型较好地解释了所谓的“欧洲型”货币危机,如欧洲1992~1993年的货币危机和墨西哥1994~1995年的比索危机。对于政策指导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先天不足”需要辅以相应的资本管制政策。
三、新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上个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出第一、二代模型的缺陷,理论界开始寻找新的模型解释新的货币危机。这次危机主要是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低,缺乏谨慎监管导致信用扩张造成,由此,许多主流理论分析逐渐开始将目光转向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变化等方面,跳出汇率机制、公共政策等宏观经济分析范围,由此提出一系列基于金融中介的金融危机模型。下面对这些模型作简单介绍:
1.道德风险模型
道德风险是金融市场中借贷者的不道德行为而导致贷款方式损失的风险。Krugman的模型中主要指金融中介的不道德行为,尤其是金融中介有免费的担保而且监管不严时,这时经纪人会比较冒进,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整个经济很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在开放的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如果国内的金融机构无法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时,国内投资需求的过度会促成利率的上升。国内的金融机构转而向国际市场融资,政府在其中为国内的金融机构做免费的担保,就会导致经济的过度投资。如果国外的债权人停止为国内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政府为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得不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其中的资金空缺,由此在投资者预期中的通货膨胀就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通过回顾货币危机中韩国等的表现,Burnside等认为政府为金融部门提供大量的贷款担保是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亲缘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银行、企业等借贷部门与政府机关的密切关系,使得相互之间存在担保关系,道德风险加大。
2.金融恐慌危机模型
金融恐慌危机模型又称为“D-D”模型,最初是由Diamond和Diybvig(1983)在分析银行挤提现象时提出的。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的基本功能就是以短贷长、期限转换,将不具流动性的资产变得具有流动性。该模型认为在这一特性下,存款大量存放银行时,银行的贷款能够支持长期经济投资,存款人得到合理的存款利息。然而一旦发生经济恐慌,大量的存款人提现,银行面临挤兑风险,
银行的资金流动性不足,只能停止支持长期经济发展的项目贷款,由此造成银行的损失,银行也失去全额支付所有存款人本金和利息的能力,导致所有人都受到较大的损失,这种现象被称为“金融恐慌”。这种情况之下,企业也会陷入资金困境,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也发生挤兑现象,货币危机爆发。
3.资产负债表危机模型
在用前两个模型——道德风险模型和金融恐慌模型解释东南亚危机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展使Krugman意识到传递、传染的重要性,因此他加入了另外两个因素: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决定其在投资方面的作用,资本流动在影响实际汇率方面的作用。对于这两个方面,他与Aghion作出了新的解释,在他们看来,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与外币的风险头寸是同向关系,在“资产负债表效应”下,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也会加大。他们认为在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偏大,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时要求足额的担保。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国内企业的财富水平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因此,当一个国家国内的企业持有大量外债时,国外的债权人不会乐观地看待该国的经济,减少对该国的贷款,由此导致本国的货币贬值,国内企业的财富下降,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逐渐萧条。整个过程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虽然这个资产负债表危机模型提出了对资产负债表效应的考量,但是关于企业的外债累积的程度,还有对危机的影响程度,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4.货币危机的羊群行为理论
在个体根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相近或相似的行为时,羊群行为就会产生。一般认为,羊群行为主要发生在投资者信息不完备或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预期形式模式下。当市场上的投资者根据对方的行为来获取对方的投资信息时,模仿他人会被认为是一种理智的行为。Krugman(1998)分析金融市场上发生这种行为的原因是委托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跨国投资的资金一般交由人代为管理的,在资金涌入某个新型市场化得国家利用利差赚取差价获益时,即使人认为这样的投资存在较大的风险,他也会倾向于跟进,因为如同“法不责众”的道理,如果所有的投资者都获益时,自己因为担心风险没有跟进,会被指责无能;相反,若是亏损,损失可以所有的投资者一起承担。
5.金融过度危机模型
针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Krugman 提出了新的想法,在他看来,货币危机一种原因是一个国家本币的实际贬值,或者是经常帐户的出现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在这个理论中,Krugman 介绍了金融过度的概念。金融过度是指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国内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无障碍,金融机构会成为风险偏好者,将资金大量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泡沫,诱发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许多人将金融过度作为金融深化的表现,反对过度的金融监管,由此导致政府对于金融危机的插手太晚,危机发展深化。(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04期.
[2] 金洪飞.货币危机理论综述[J].当代经济科学,2001年05期.
[3] 陈雨露.国际金融理论前沿问题评述[J].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07期.
[4] 傅小斌.金融危机的最新理论及评述[J].经济师,2003年04期.
[5] 王喜平.货币危机理论与模型:文献综述[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4年04期.
篇9
【关键词】虚拟货币价值;财富;帕累托最优;产权
一、价值定义
王海明先生在《价值释义》、《效用论价值定义辩难》文章中研究了价值的概念,并在《新伦理学》中对价值的概念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定义“价值为客体对于主题的需要——或其各种转化形态,如欲望、目的等等的效用”。
价值是一种相对关系,衡量的是客体对主体需要满足的效用性。在虚拟经济中,价值主体是具有趋利避害与好坏评价能力的人;价值客体即是虚拟货币。价值的存在必须以价值客体的某种属性满足主体需要为前提,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的价值客体才能成为价值实体。
虚拟货币没有实物形态,没有实在的价值,但它的存在却实实在在的满足了价值主体的效用。它对拥有者的交换价值更直接地体现了一种社会契约、社会信用和社会符号。比如Bitcoin,其交易的匿名性、抗通胀性、可兑换货币等一系列特点,使得大量信奉者坚持持有这种新型虚拟货币,而Bitcoin的价值却越来越大。
二、虚拟货币价值的探讨
(一)虚拟货币的财富价值
1.财富从功能上讲,可分为个体性财富与社会性财富,它体现了财富的社会价值。个体性财富对个人的消费具有重要意义,它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分工,但却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性财富对于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依赖于社会形态而存在。这样可以从财富角度理解网络经济。虚拟货币即是社会性财富,离开现实社会的分工合作它便失去价值,因为虚拟货币并不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网络社会中,拥有大量的虚拟货币,代表个体性财富的富足,同时,为社会的其他较少货币持有所羡慕和敬仰。
2.财富从储存方式讲,可分为分存性财富与统存性财富,它体现了财富的技术形态。同时,财富具有两面性,分存性财富可由自己存储,通过投资获得更多财富便具有正性特征,自行销毁便具有负性特征。社会财富由于社会统一存储而具有正性特征,若有社会协助而销毁便具有负性特征。虚拟货币即是统存性财富,它无法离开社会的存在而单独存在,若没有发行者的协助,虚拟货币拥有者无法自行销毁。
3.社会性财富与统存性财富的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认可这些财富价值的人数的多少。例如,货币以国家信用发行,并以一国税收做担保;无论是本国居民还是外国民众都倾向于持有一国货币。然而金融危机来临,国家债务陷入危机,经济的衰退导致税收收入减少,货币就倾向于贬值,因为认可其财富价值的人数越来越少。
(二)财富管理的成本
1.个体性财富的管理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即个体性成本;社会为了维持现有财富制度运行而花费的社会成本称之为公共性成本。社会发展变化,货币的根本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与财富管理成本,既降低个体性成本又降低社会性成本。金属货币阶段,人们需要持有实物货币,自己花费成本进行储藏保管,而国家负责铸造、防伪成本;电子货币阶段,人们仅需要持有一张银行卡,记住其账号和密码即可,而国家仅需要维护电子信息网络的安全即可。
2.在探寻虚拟货币之所以风靡全球,受到各国人民的追捧,核心原因是它极大降低个体性成本。然而对于社会成本可能降低也可能升高。在一定使用范围内,虚拟货币体系的管理成本不随使用者数量变化,其边际成本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可有效降低社会成本;当使用者主体发生变化,则需要相应的制度与系统变革以满足新使用主体的需求,即扩大使用范围,这样就会增加社会成本。Bitcoin发展之初只是为了满足特定人群的交换需求,然而巨大的升值潜力,使之具有了储藏价值,吸引大量的投机者参与,极大的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
(三)人的需要的价值
克雷顿·奥尔德弗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实际经验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本主义需要理论——--ERG理论。认为人有三种核心需要——生存、相互关系和成长发展的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有某种需求对行为起作用,当这种需求得到满足后,对这种需求的强烈度不仅不减弱还会增强;当事人可能会追求更高层次需求;当较高级需求受到挫折时,可能退而求其次。实物货币随着经济发展,退化为商品而满足人们的实际消费需要,从而具有直接的消费价值。在符号货币时代,货币仅能满足人们交换商品的需要,仅有交换价值存在;同时,人们可以通过持有更多符号货币,以满足其获得社会地位和人们尊敬的需要,从而具有价值尺度的作用。
(四)经济价值
货币形态的演变促使以更低的交易成本实现社会分工,不断改进帕累托最优以获得潜在剩余收益,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利。当社会制度、经济结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没有一个人的效用能在不损害其他人效用的情况下得到提高,即达到帕累托最优经济状态。当影响这种经济状态的某一因素调整时,使至少一人的效用提高而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时即为帕累托改进,这种改进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就是潜在剩余收益。而与之相对的是内生交易费用,是人们分工合作协调失败而造成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差距。在各种经济行为中,机会主义策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都视为内生交易费用。在纸质货币阶段,走私、仿制货币等行为所造成的印刷、防伪成本,都极大的增加了内生交易费用。货币作为经济的产物,也就是潜在剩余收益与交易费用相等时的产物,此时的经济形态决定了货币的形态。
经济活动的创新实质就是发现潜在剩余收益,然而人类的每一次创新性活动并非有利可图,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货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其固有的形态。历史上的金属货币尽管没有足够的便利性,但仍然在很长的历史长河里主导货币史,正是潜在剩余收益大于内生交易费用,才推动人们不断展开社会合作与分工。在当世界贸易一体化、区域货币一体化,社会分工与写作遍布五大洲四大洋,推动货币形态迅速发展。虚拟货币作为网络经济的创新产物,正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费用,大大实现了大于相关交易费用的潜在剩余收益。
三、虚拟货币的价值特征
(一)具备有限信用特征
在货币形态的历史演变中,从足值铸币到不足值铸币,从可兑换银行券到信用纸币,从电子货币到虚拟货币,交易的载体与货币形态始终在变化,而货币的本质——人们在交易过程中所达成的一种默认的信用关系,却恒定不变。
1.在商品货币阶段,商品所具有的普遍适用性使得任何人相信持有该商品能为自己所用,所以货币的信任来源于商品自然普遍适用性的信任。
2.在信用货币阶段,国家通过立法保证对货币的发行制作的垄断,并对危害货币体系的行为严加惩罚,信用货币来源于对国家行政权力的信任。
3.在电子货币阶段,来源于对发行者的信任,政府通过提供电子货币管理的法律法规与发行资格的认定以辅助提升发行者的信用。
4.虚拟货币发行的信用担保也以发行机构为主、国家信誉为辅。由于担保能力与担保范围有限,虚拟货币没有使用价值作为内在信用担保,单纯以发行商的外在信用为担保,且仅限于网络虚拟世界使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旦发行虚拟货币的商业组织破产倒闭,那么其虚拟货币所具有的外在信用则为零,则虚拟货币的价值也为零。
总结来看,不管货币信任是来源于自身的价值量或是货币发行机构赋予的信任,都必须具备足额的信用才能广泛流通。而虚拟货币显然只具有有限的、不完全的信用。
(二)具有货币的部分职能
在不同时期,经济学家对货币职能有不同定义。目前的虚拟货币,职能种类有限、职能程度不充分,使其还并不完全具有现实货币的职能。
表1 历史各时期对货币职能的理解
人物及时期 对货币职能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三世纪) 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
马克思(1867) 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米什金(1984) 交易媒介、价值标准、价值储藏
金德尔伯格(1985) 支付手段、记账单位、交换媒介、价值储藏
斯蒂格利茨(1993) 交换媒介、价值储藏、计量单位
乔治考夫曼(2001) 交换媒介、价值标准、价值储藏
1.具有的职能
(1)流通职能,现货交易中,虚拟货币与虚拟世界里的商品发生直接的交换,而一定价值的虚拟货币也需要等价值的纸质货币交换,这种虚拟商品就代表等价值的纸质货币。这样就构成了纸质货币——虚拟货币——虚拟商品的交换。
(2)价值尺度,各种网络社区运营商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都由其发行的虚拟货币明码标价,每一种价格就衡量了其价值量的大小,用户可以利用持有的虚拟货币直接购买含有不同价值量的商品或服务。
2.不具有的职能
(1)支付手段,虚拟货币无法支持期货交易,更多的是一种“预付费方式”,商品价值转移后不需要马上支付货币,可以约定未来某个期限执行货币的支付职能,显然虚拟货币无法用于延期支付购买虚拟商品。
(2)储藏只能,虚拟货币存在于网络社会各独立的虚拟社区,受制于运营商所提供的有限的消费类别,流通范围也有限,所以它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形态,也无法退出流通领域作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
(3)世界货币,若一种货币在国际经济中自由流通,具备国际支付、购买、转移手段等,便具有世界货币的职能。显然,没有哪一种虚拟货币能在世界市场上承担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并成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
四、虚拟货币的产权界定
科斯定理,作为现代产权经济学与法经济学最为基础的定理,对产权界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做了深入研究。并得出结论:只要产权清晰界定,交易成本为零且可自由兑换,则初始产权分配对资源配置效率无影响,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或为正时,则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张五常曾提出,产权界定费用是产权清晰度的增函数,对任何产权进行界定越清晰则内生交易费用越少,但伴随外生交易费用的升高总费用也是升高的。杨小凯在其《经济学》书中描述,由于一些实际经济活动因为外部性的存在而无法实际界定产权,所以社会总是在产权清晰度与外生交易费用中进行权衡。威廉姆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书中对交易成本经济学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交易契约和治理结构的选择的根本原则是交易成本最小化,然而非理及机会主义行为却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最优的交易契约结构是由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因素确定的。
虚拟货币作为一种货币,无法超然社会存在,其产权的界定也依赖于与其相关的产权界定。作为发行虚拟货币的运营商,其付出成本提供虚拟货币所需要的环境,这个是虚拟货币交易实现潜在剩余收益的前提,对于虚拟经济环境的初始产权应界定为运营商。而消费者是否能够利用虚拟货币交易实现潜在剩余收益,决定了消费者是否接受虚拟货币,所以虚拟货币的初始产权应界定为消费者。用户在购买发行方的大额虚拟货币,并零星购买发行商的产品,从而将用户与发行方的外部交易变成内部记账关系。虚拟货币作为专用性资产参与到整个交易过程,以减少小额零星交易导致的高交易频率,同时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
五、结论
虚拟货币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不仅优化支付环境也便捷支付程序,由于其发展还处在初级时代,职能有限。虚拟货币产权的有效划分可以使用户合法持有,其基本的存在价值及经济价值,降低了货币作为一种财富的管理成本。网通天下是时展的大势,一旦虚拟货币有了互联网第一硬通货的法律地位及与实物货币或者金银、石油等硬通货等价估值,其价值前景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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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小凯.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王智慧,刘芳.各种内外生交易费用权衡折中原理[J].商场现代化,2005(27).
篇10
关键词:高货币化;m2/gdp;原因分析
1 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 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 ),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 m2规模大于使得 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 m2 与 gdp 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 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 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 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 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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