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范文
时间：2023-04-07 09:21:2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货币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具体调整建议：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因此，无论是从财政投资回报还是公平性原则看，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都应该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国家拿这部分利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降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相对购买能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五是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长期问题引起的，仅仅靠短期调控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解决长期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实现的，过去我们实行这种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不及时改变这种战略，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现行财税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将目前一部分事权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担，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等，同时将一部分财权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级地方政府抓投资、上项目的冲动；另一方面，改变鼓励出口的政策安排，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分步骤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安排，适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步伐，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
还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既要规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进一步利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捐赠、补贴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最终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晓河.国家发改委研究院.
[2]刘海涛，冯海燕.积哦极到稳健财政策的转型分析.中国林业企业.
篇2
（一）政策取向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双向着力、协调配合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既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符合推增总量、优化结构的战略构想,又有利于把短期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致因短期的总量扩张政策举措,而使中长期的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受损受挫。这一经验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主要是由于转轨“阵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所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
（二）政策选择上,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的特殊情势下,重点实施积极的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干预力度，既有理论根据,实践上也是成功和有效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过去一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实绩,以及在促进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的成绩，都是有力的证明。
（三）政策配合上，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向协同。在去年的政策运用中，诸如在资金筹集上，定向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国债；在资金运用上，注意财政投资与信贷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密切配合；发行特种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等等，都体现了两大政策协同考虑、双向兼顾的特点，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往往认为，财政政策长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则优于总量扩张。事实上，无论是在经济扩张还是在经济紧缩时期，两大政策都能对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只不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财政或货币政策的传导通路局部受阻），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一年来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也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去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提升作用还有待加强。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然而，在买方市场已初步形成的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
（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亟待改进和健全。此次启动经济，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惯用的货币政策手段，诸如利率、准备金率、信贷的扩张或收缩等，之所以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固然与体制、制度和结构障碍直接相关，也与政策传导机制或传导路径的缺乏和阻滞有很大关系。比如，长期以来的信贷投放对象，都是国有企业和所谓物质生产领域，而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甚微；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信贷“饥渴”现象也一直是一个久议而待决的问题。这些方面的政策传导梗阻，必然对货币政策的应有功能产生弱化作用。
（三）在体制、制度、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的情况下，不宜过分夸大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府干预的功能与作用。因为上述问题，会对财政－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乃至干扰和破坏。因此，必须把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鉴于消费需求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今后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在继续加强投资刺激的同时，似应特别注重对消费需求的引导和拉动。这方面可供选择的对策，除了切实调整供给结构，增强产品的市场适应性，逐步拓展银行消费信贷、买方信贷以外，更应注重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以收入预期、实际购买力的提高，以及不确定性预期支出因素的减少，来促进消费预期、消费需求的增长。为此可供选取的政策举措主要有二：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创造条件；二是国家财政可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比重，尤其是定向增加对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工资）补贴、增加对公教人员的住房补贴，以及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而且其直接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的比例也最高最快；定向增加对国家工薪阶层的住房补贴，不仅可以缓解现行低工资与住房货币化的尖锐矛盾，而且是使建筑业成为支柱产业的一个重要推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尽快建立，则是消除目前大多数人消费后顾之忧，消费心理不确定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至于增加后一类支出的财政资金筹措，近期可考虑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有效利用国有存量资产，以及增加经常性收支节余中用于此类支出的比重（建设性支出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债发行）等途径来加以解决。
（二）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我国的国债发行，从经济大环境来看，目前虽仍有较大的游刃余地，但从财政本身的承受能力，特别是从已经畸高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又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和制约，必须慎而为之。一个既能维持一定的发债规模，又有利于减少财政债务压力的办法，就是增加专项建设国债的发行比重。所谓专项建设国债，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
（三）加大对企业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与鼓励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暂时性举措。长远看，企
篇3
20*年，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保持了一枝独秀，这主要是近年来宏观政策调控的结果。尽管如此，20*中国经济增长前高后低，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呈递减态势，GDP在今年前3个季度的增长速度分别是8.1％、7.8％和7％，呈增速减缓的趋势。据有关部门预测，今年第4季度GDP增长可能很难达到7％，全年经济增长将在7.4％左右；国民经济存在重新跌落到通货紧缩中的威胁。国家统计局报告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3％，其中城市下降6％，农村上涨2％。20*年，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20*年，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情况下，20*年世界经济可能进入“冬季”，经济增长的平均值可能为2.4％。当前，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同时陷入低潮，世界经济活动的最坏情况即经济衰退不是不可能的。国际经济形势跌宕起伏，这对我国经济滞后的不利影响将在今年逐步显现，特别是使我国外贸出口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0*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12年来最严峻的挑战。与中国经济20多年的迅猛发展相比，20*年我国经济“冬天来了”。我认为，20*年中国经济政策要靠毅力，坚定从容，打持久战；两军相逢，勇者必胜。我们既要清醒地看到20*年我国经济工作的艰巨性和挑战性，“冬天来了”，也要看到“春天的呼唤”。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资本帐户没有放开，外汇储备充裕，我国不怕金融危机；我国广阔的国内市场为内需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在“冬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经济的“取暖器”。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投资失误的风险小，投资的社会收益有把握。国债/GDP的比例目前还不高，即使达到100％也不怕；我国利率尚未放开，“财政挤出”效应不明显。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正处于调整上升时期。进一步改善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加快西部大开发、提高企业技术水平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我国是有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扩大内需特别是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投资需求面临很好的时机。我国有钱（居民储蓄率高），有好项目，即使世界经济衰退，心里不慌？
但是，我认为，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存在严重问题，要防止历史性失误。过去三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逻辑上讲，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没起作用；第二种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没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起作用；第三种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能有100％把握确定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主要贡献。不能因为我国经济总体健康成长，就放弃检讨货币政策的得失，单纯以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银行有双重目标，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一心难以二用”。央行在金融监管上花精力太多，没有集中精力于货币供给量这个货币政策的终极调控目标。在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金融监管超前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分强调金融风险，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灵的情况下，从而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中国经济严重“供血不足”，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增长需要。货币政策应迅速转为积极，放松金融监管力度，保持银行系统的正常贷款功能，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
货币政策的严重问题具体体现在四方面：首先，由于过去三年的通货紧缩和今年物价回升乏力造成的，20*年11月通货紧缩重新出现，导致实际利率过高，严重抑制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社会民间投资增长有效启动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货币政策要配合。低的实际利率不一定启动投资，像美国经济目前的困境一样，但高的实际利率一定压制投资；第二，近期货币供应量增长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去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去年同期低八点五个百分点，比去年年底低三点七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低二点六个百分点。11月，狭义货币（M1）余额为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增幅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今年前11个月，现金累计净投放127亿元，比去年同期少投放295亿元。第三，从20*年9、10月份开始，银行的钱贷不出去了，货币供应量下来了。11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11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仅增长10.9％；最后，1至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2％，比年初有所降低，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据初步统计，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2％，增幅比上月增加0.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1月末余额为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增幅比去年同期高6.6个百分点，比去年底高6个百分点。
降低实际利率可能选择是人民币的降息。目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扣除利息税后实际为1.8％。国内降息的呼声很高。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日前指出，人行没有减低利率的方案。戴相龙的这句话暂时为降息划上句号。我基本同意戴相龙行长的看法。的确，人民币的低利率政策已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20*年降息政策的操作空间仅有0.5个百分点，人民币降息的空间其实已经非常有限，降息意义不大，担心我国利率陷入“流动性陷阱”，况且零利率是在经济实在到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中国1996年至1999年连续降息的背景是防止经济出现大幅滑坡。可是，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是十分明显。1996年至1999年中国连续七次降息，并没有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赶出银行，而是持续攀升。从投资来看，能够从银行贷到款的国有企业对利率是很不敏感的，而对利率较为敏感的中小企业则由于制度性原因融资较为困难。
篇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内容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研究
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T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篇5
“稳健中性”，这是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货币政策的定调，而在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货币政策的表述则是“稳健”，从“稳健”到“稳健中性”，应该如何理解，具体如何落实，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2016年）货币信用的膨胀已相当厉害，以至于年中又改弦更张，出台了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2016年年底，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2016中国网财富管理论坛上直言不讳。
于学军分析认为，自2015年以来，我国信贷投放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衡量货币信贷的投放情况主要看两项指标，即年度新增贷款或贷款增速，货币供应量尤其是广义货币M2增长情况。但2015年推出两项重大政策，即“债务置换”和“重点建设基金”。“前者是将地方政府原有的贷款负债置换为债券负债，两年合计约为8.2万亿元，再加上新增债券发行，数额自然更大；‘重点建设基金’名为股权基金投放，实际上也是一种地方性债务，即‘名股实债’，两年合计应在1.8万亿元以上。银行的这两项直接投放，都未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贷款科目中，若统计进来，实际上至少应多增加10万亿元。”
鉴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于学军对中国货币管理中的“处置”难题表示担忧，“一方面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这两年货币信贷又形成过度膨胀的局面，如何在顾及或满足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使货币信贷得以平稳有效控制，即如何实现‘软着陆’是个很大的难题。”
对此，于学军的建议是，择机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适度对冲由MLF（中期借贷便利）和PSL（抵押补充贷款）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进行合理有效的切换。他的理由是：首先，中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很高，现为17.5%，有很多的下调空间；其次，将调低存准率释放出去的基础货币仍主要投放在收购外汇储备上，可以起到所谓货币锚的作用；最后，MLF和PSL这些新型政策工具更宜在存准率降到低位之后使用，而不宜在此之前大量使用。
“2017年，央行可能还会有一次降准，没有降息。”无独有偶，对2017年中国货币政策具体操作方式的判断，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同样将焦点集中到了降准，“央行会把M2的增长速度维持在10%以上。由于目前整体上资本还处在外流的态势下，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是有限的，如果要把M2维持在10%，甚至更高的水平，央行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来提高货币乘数，所以降准的可能性比较大。”
篇6
中国过去累积的房地产泡沫和货币信用过度增长，严重透支了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而影子银行等非传统信贷的扩张意味着，利率在平衡资金供求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框架，包括政策目标的平衡和传导机制在发生重大变化，不能再以传统保就业、控通胀的思维和逻辑来思考当下。 保就业逻辑改变
传统意义上，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两个目标之间平衡。前者促进充分就业，后者维持币值稳定。但对于什么是充分就业，需要多快的经济增长才能达到充分就业存在争议。我们还缺少一个调查失业率的统计数据来帮助判断失业情况。另外，有些失业反映劳动力市场摩擦以及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的技能错配，是自然失业，难以靠提高总需求来降低。在宏观经济意义上，失业率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就是“充分就业”状态。
尽管情况复杂，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趋势性因素看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保就业需要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从而降低自然失业率，经济总量增长的重要性因此有所下降。
从总量看，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增量近几年大幅下降，已经小于非农就业代表的需求的增量，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比，形势发生了逆转。一方面，15岁至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在2003年是674万，2013年降到200万以下。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1个百分点GDP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提高，2003年GDP增速10%，对应的城镇就业增量是1071万；2013年GDP增长7.7%，拉动城镇就业1138万。这两方面的变化意味着失业率已经大幅下降。
虽然失业率有所下降，但有迹象显示自然失业率可能上升。背后的推动因素包括：1）青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和旧的经济结构的技能要求不匹配；2）独生子女家庭以及收入的上升，使得青年人愿意且能够花更多时间寻找满意的工作，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可能反映了“自愿”失业增加；3）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农民工在城镇永久居住和就业的难度加大。
劳动力供应放缓，加上自然失业率上升，意味着潜在增长率或者可持续的增长率下降了。降低自然失业率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其中，解决青年劳动力的技能错配问题需要产业升级；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导致的隐性失业，则需要通过以农民工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来帮助解决。
总之，促进充分就业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降低了，但下降到了什么水平，7.5%、7%甚或更低有不确定性。从宏观层面看，一个有助于判断这个问题的指标是通胀率，在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以下或者经济增速处在潜在增长率以上的时候，刺激总需求会导致通胀上升。当前，CPI通胀率处在2.5%的温和水平，PPI持续通缩，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有较大空间刺激总需求，提高经济增长呢？我们还需要考虑货币政策的其他目标，也就是金融稳定。 随着利率管制的逐渐放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变化，数量型工具的效率降低。 聚焦金融风险释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就经济增长、资产价格和金融稳定的相互关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一个共识是，货币政策需要跳出传统的增长和通胀两维的平衡，要关注金融稳定。
尤其是房地产和信用扩张纠结在一起，相互强化，有很强的顺周期特征。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金融周期持续的时间超过经济增长和通胀周期，最终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
当前，制约中国央行货币放松的根本因素还是金融风险的累积。房地产泡沫、信用扩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大型企业负债是金融风险的主要载体。偏紧的货币政策，将是中国未来宏观政策结构性的特征。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来看，去年12月绝大部分城市房价仍在环比上升，同比则除了温州以外全部上涨，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同比涨幅20%左右。去年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累积同比增速虽有放缓，仍然接近20%。去年创纪录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则显示，房地产开发商仍在大量购置土地。
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仍是影子银行融资的主要流向。从2013年全年的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数据来看，房地产信托的规模居首，占比达到40%之多；其次是基础产业信托，占比为23%。在没有公布具体投向的其他用途之中，种种迹象显示，也是以房地产和基础产业为主，而基础产业主要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所主导的投资项目。
中国如何防控金融风险的问题，目前存在两个争议。
一是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以及其他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加强对影子银行的审慎监管，有助于控制非银行信贷的信用扩张；而政府职能转换，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包括财政预算体制的改革，则有利于规范其负债行为。但这些改革需要时间来落实，同时，从控制信用扩张的角度来讲，谨慎的货币政策是不可替代的。
二是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增长大幅下滑，将暴露繁荣时期累积的问题，尤其是对高杠杆部门的冲击大，引发系统性风险。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但现实中，需要防止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过度强调稳定增长。
周期波动是经济自我调节、挤泡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试图抹平短周期的波动只会掩盖问题，反而加大中长期的金融风险。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显示，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往往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不是触动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当然，流动性过紧可能触发剧烈的去杠杆压力，冲击金融稳定。但是，和上述经济增长的角度类似，对流动性合适度的把握，也是不忍短期小痛，则易养成长期大患。在判断政策松紧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关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以及影响利率水平的一些结构性因素。 政策传导机制变化
传统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数量型工具来执行，央行对银行贷款额度的控制是一个重要手段。这是因为利率受管制，资金价格被人为地压在低于市场出清的水平，导致对资金的需求过大，只有通过直接控制供给才能调节总体社会信用扩张的节奏。随着利率管制的逐渐放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变化，数量型工具的效率降低。
近年来，由于影子银行等融资渠道的扩张，金融机构对非金融部门的融资更多通过非信贷方式，资金来源也借重同业市场，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更多依赖利率不受管制的资金来源。一个结果是平均利率水平上升。去年中“钱荒”以来，整个利率曲线上移。不少人担心利率太高了，经济承受不了。但经济增速并没有大幅下滑，银行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还在以较快速度扩张，说明资金需求依旧较旺盛。
对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的解释，不是当前的利率水平太高，而是过去的利率水平被人为压得太低。
如果我们以管制下的利率水平为参照物来判断今天的利率水平的高低，难免产生误差。
利率市场化的第二个结果是，非金融部门的资金需求比过去更迅速地传导至银行间市场。
随着影子银行以及银行非信贷业务的扩张，非金融部门的资金需求通过债券、影子银行、银行非标业务以及表外业务等渠道与银行间市场相连，银行间市场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性增加了。 利率的二维视角
研判未来中国利率的走势，可从两个视角入手。一是利率的波动幅度。利率的波动是货币政策调控信用扩张的一个重要手段。央行通过调节市场流动性引导短期利率变动，进而影响长期利率、资产价格和信用扩张的速度，然后是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行为。去年下半年利率上升的一个特征是，长短期利率均增加，整个收益率曲线上移，短期利率的上升显然反映了央行的政策操作。
但利率还受央行操作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有些是央行难以预测和掌控的，由此可能带来利率超调，而利率的过度波动会干扰市场的有效运作，冲击实体经济。从流动性的供给来看，除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还有外汇占款、财政存款的变动等。更重要的是，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受信心和风险偏好的影响，难以把握。
如何控制利率波动的幅度？其他央行采取不同的方法：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把短期隔夜利率控制在其公布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欧央行灵活性大些，主要依靠利率走廊模式（央行给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和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利率形成市场利率的上下限）。近期有迹象显示，中国人民银行试图通过建立中国的利率走廊机制来控制利率波动的幅度。
1月中国央行下发通知，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四类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以抵押方式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发放常备借贷便利）。
值得关注的是，央行公布了相关的隔夜、7天和14天三个期限档次的利率，为银行和市场提供了明确的预期。金融机构之间自我调剂流动性的机制不总是有效的，央行通过给中小金融机构直接提供流动性可以更及时有效地调控市场利率水平。
篇7
央行公开市场逆回购已过十周。政策的稳健性与连续性不断减弱市场对降准的预期，接受逆回购常态化的市场氛围得到稳步升温。在利率市场化的大前提下，逆回购不仅反应中央对经济结构调整、通胀和房价反弹的担忧，更从政策端强调对利率传导机制核心驱动因素的重新考究，甚至要重新搭建利率传导与调控机制框架，其作为稳健货币周期政策新主题的意义深远。
调控“稳”字当头
迄今为止，结构调整政策已实施两年有余，成效却未及预期，基本面的隐忧依然刺痛着国内经济的神经。首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继续深化，经济下滑风险继续放大。这一点从海外经济需求的疲软便可窥探一二，国内企业去库存压力不断加剧，8月中采PMI指数降至49.2，创下9个月新低。其次是通胀可能出现反复。综合翘尾因素与季节性因素的影响，7月CPI已完成筑底，预计8月CPI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通胀难免出现反复。再次是房价出现松动。近期房价环比持续上涨，楼市调控政策遭遇刚需的阶段性释放。
国内经济面临的诸多难题从反面解释了央行为什么迟迟没有实施降准政策。从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特征来看，10年来最长纪录的逆回购时间与规模，目的在于谨防通胀与房价上涨掣肘（二者会重新倒逼货币政策进入紧缩周期，成为影响稳增长政策面的不利因素）。进一步看，以逆回购操作为主题的稳健政策为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保障。
利率市场化之果
逆回购取代“降准+正回购”，从发行方式来看，价格招标能够量化市场资金的需求程度，而提前上报需求既能更精确地控制流动性规模（谨防通胀与房价反弹），又能更加直接有效的保证资金面稳态平衡的供需格局。
央行更倾向于用市场化的操作手段来调控银行间流动性，这不仅与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相辅相成，也是利率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具体表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央行保持关键期限逆回购利率的相对稳定，可以持续减轻以shibor为主的市场广谱利率波动压力，尤其有助于保持市场短端利率中枢的稳健运行。同时在海外经济的疲弱与美元的强势周期中，当前新增外汇占款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为利率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时间与空间，可以预见，逆回购操作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常态，并成为当前利率传导机制中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利率双轨制的天平正在向银行间市场利率靠拢。关键期限逆回购利率，或者由逆回购利率主导和不断修正的关键期限shibor利率有望成为新的基准利率指标（两者相差不会太大，长期处于收敛状态）。
此外，非市场化的信贷供需双方对于市场利率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一方面，基础货币增长动能匮乏，银行机构对同业资金规模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大，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影响愈来愈强自是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年初以来，非金融企业通过债券直接融资在规模上成倍数增大，企业融资成本也在向同期限的市场利率靠拢。
篇8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著，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著。货币政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崔建军.金融调控理论[J].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崔建军.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孟建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发展[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X].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陈共.财政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童适平.中央银行学教程[Z].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 信贷渠道 资产负债
引言
中央银行确定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等，还只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静态条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最总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金融市场传导到企业和居民，对其投资和消费等产生影响的过程。
一、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一）利率传导渠道
利率是中国人民银行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利率渠道是中国最重要的货币传导渠道之一。具体而言，利率要成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必须具备三大功能：接收功能、传递功能与反馈功能。接受功能是作为货币政策的指示器，利率必须简明而准确地反映货币政策意向。传递功能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利率不仅要简明而准确地反映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向，而却要将这一意向及时而明确传达给经济主体。反馈功能是指作为货币政策的指示器。
（二）信贷传导渠道
资产负债表的渠道传导机制可这样表示：货币供应量下降――导致利率上升――导致企业净价值下降――导致外部融资成本上升――导致贷款下降――导致投资下降――导致总产出下降。
三、我国的信贷传导渠道
中国货币政策对信贷供给的影响手段主要有：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公共市场业务。其作用机制可表达为：① 法定准备金政策。例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法定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信贷供给（贷款）货币供给、② 再贴现、再贷款政策。例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再贴现率、再贷款率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获得的流动资本贴现借款信贷供给（贷款）货币供给。③ 公开市场业务。例如，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购买国债商业银行准备金信贷供给（贷款）货币供给。
四、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职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国中央银行一开始就承担了稳定币值和资金分配的双重职能。这既使得社会资金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决定，而形成了人为的阻滞和资金的不合理分配，如何发挥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充分发挥其在经济与金融中的调控作用，是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
近年来，我国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较快，但从主体上否定不了我国仍然是一个以利率管制为主的国家。我国中央银行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不仅要考虑总体经济金融形势以及物价水平，而且要考虑如何运用利率杠杆来改变存款人、借款人或债权人、债务人和金融机构的收入分配格局，使之体现“公平”原则。
五、我国的信贷传导渠道影响因素分析
（一）资本市场对信贷渠道的影响
影响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壮大，企业削弱了信贷渠道的传导效应是因为减少了对间接融资的依赖。2006年之前，金融机构给企业放的贷款的筹资额远大于其股票市场的筹资额。2006-2007年之间股市的发展加强了自己的调配资金的能力。然而在2008年，股票市场发生了大幅的调整，市场的融资功能再次受到限制。2008年股市筹资能力出现了低于2006年水平。这样，在目前状况下，中国股票市场在发挥功能稳定性方面应当提高，企业将在一段时间内较大程度上依赖诸如银行等中介机构。
（二）商业银行独立性调整对我国信贷渠道的影响
商业银行增强其独立性会减弱我国信贷传导渠道效应。商业银行受中央银行的影响能力主要表现于如下几方面：银行抵消准备金变动的能力是通过调整自身资产负债结构；银行自身风险控制能力；银行自身资本充足率水平。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量控制采用下面两种手段：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控制存贷比的上限。
六、结论
在资本市场逐渐的发展和调整、推进其利率市场化、我国商业银行独立经营的当今，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加强对其他货币传导机制的拓展，主要因为减弱了银行信贷传导渠道的作用。可是，在短时期内，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还是信贷渠道。我国货币政策应当对其进行保护，同时应该加快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填补服务空白，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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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清华．论信贷市场在我国货币传导的作用[J].当代财经，2002.11.
[3]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孙宝祥．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研究[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篇10
国务院总理6月在英国智库演讲时表示，中国不采取强刺激措施，而是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实行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相结合，加强预调微调，确保经济运行始终处于合理区间。
这一表态与此前陆续出台的“微刺激”政策一起，宣告中国的宏观调控步入“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阶段。央行的定向降准更是被评价为从“全面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进步。
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组合拳中，新型调控工具的入场和调控力度的把握都因上半年的结构性“微刺激”而进入观察期。
两波“微刺激”
在货币政策上，第一波“微刺激”主要以一季度的“宽汇率、稳货币”为核心。
据海关统计显示，按人民币计算，第一季度中国进出口值为5.9万亿元，下降3.8%，第二季度进出口值为6.5万亿元，增长1.8%，增速已经开始转正。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员刘学智认为，此前人民币的阶段性贬值，下半年开始进入收获期。因为汇率贬值对出口的促进有大概6个月左右的时滞。
另外，央行于2014年年初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常设借贷便利（SLF）。1月份，央行在多地开展SLF操作试点，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行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
春节后，随着现金逐步回笼及外汇流入形势变化，央行又全额收回春节期间通过SLF提供的流动性。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分析，央行之所以在一季度全额收回SLF提供的流动性，是不希望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太过宽松。“否则会导致表外融资扩张，不利于降杠杆。”
二季度开始进行的第二波 “微刺激”，核心是“宽货币”，主要是通过定向降准来实现。央行先是在4月22日针对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而后6月9日又将定向降准范围扩大，符合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标的商业银行也被纳入降准行列。
分析人士指出，此举主要目的在于配合结构调整的需求，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对“三农”和小微这两类实体经济中的薄弱环节进行政策倾斜，本质为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
目前来看，定向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果尚不明显。“两次定向降准给我行释放了近2亿元的资金。”山东一位城商行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但是他也坦言，这些资金很难全部转化为信贷，今年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更是从紧从严。
“很多小微企业埋怨银行不放贷，其实银行也有苦衷。”这位城商行负责人表示，银行对信贷发放除考虑流动性因素外，还要受存贷比、资本充足率、贷款限额等多个硬性指标的限制。另外，如银行坏账率高企，银行便“有钱不敢贷”。
央行思变
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加速下行，市场上普遍预期的更大力度的第三波“微刺激”正蓄势待发。
从货币政策的调控角度来看，央行可能有待观察现下政策的效果，再考量推出新的调控手段。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传递渠道并不顺畅，因此定向调控的精准度也有待提高。目前，央行研究局已经在着力研究货币政策到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力图打通栓塞。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央行的初步思路是对于定向降准的银行，一年一考核，检测资金流向，动态调整。
央行公开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会议内容显示，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此外，二季度例会新闻稿较一季度还增加了“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这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包括定向降准、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的使用范围和量级均可能扩大。
7月10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央行想要让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正在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准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
这一表态似乎验证了近期传闻央行正在创设一种新的基础货币投放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并通过PSL的利率水平来引导中期政策利率。这是利率市场化渐趋成熟后可采用的一种价格型调控工具。
上述央行人士向记者指出，央行早已试图将货币调控手段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只是由于以往外汇占款增长过快，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不至于过快上涨，央行不得不进行流动性对冲。而如今外汇占款的情况有所改观，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转型提供了市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