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货币战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编著：宋鸿兵

出版：中信出版社

各大书城财经类畅销书第一名上市5个月，重印11次

剑指美国债务内爆与世界流动性紧缩的秘密

中国金融开放与世界流动性紧缩

后记导读

后记主要论述两个问题：一是分析中国金融开放的风险和困境；是揭示2007年世界流动性紧缩风暴的实质。

中国金融开放风险分析

中国金融开放最大的风险

金融风险来自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而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

战略风险的形成机制

中国金融开放的战略风险的形成，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外资银行以隐形形式争夺中国货币的发行权！

中国的货币发行原本为国家所控制，也只有国家控制的货币才能保障社会结构的基本公平。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将处于危险境地。

步骤1：引进“创新”产品

进入中国后，外资银行并没有印发人民币来“创造”货币供应，他们的手段更加隐秘，更加高明。它们会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这就是货币类似物的“流动性”，而这些金融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的购买力。

步骤2：架空央行

当外资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实际上就能够架空中国人民银行，控制中国货币的发行权！这时，它们将有能力和意图来恶意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从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血洗中国人民的财富。

步骤3：形成“超级特殊利益集团”

当外国银行实力日渐强大后，它们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易、金钱与名誉的交易、金钱与学术的交易，来形成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强联合”的局面。此外，它们还将逐步向教育领域，法律系统，甚至军队系统进行渗透。

步骤4：控制垄断行业

外国银行势力还将通过投资来控制中国的电信、石油、交通、航天、军工等国有垄断行业。一旦成为中国国有垄断行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它们将掌握这些中国的“核心资产”的命脉。外资银行可以随时切断这些重要企业的资金链，从而导致中国核心产业部分的瘫痪。

战略风险五大对策

要保障中国的金融安全，总的来说，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监管机制。

具体应做到以下5点：

将现有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能统一起来，组建“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承担综合性跨行业的战略风险监督重任，直属最高决策层；

大力加强金融情报研究，加强对外资银行中的人员背景、资金调动、战例收集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

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级制度，重要金融决策者必须通过该制度审核；

必须考虑对外资银行可以涉及的行业进行“软限制”；

制订中国突然陷于金融危机的各种预案，并定期演练。

中国金融困境

货币赋予了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制订货币发行政策的职责，应服务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国家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之一。

保持货币稳定是指维护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币值稳定，以便向国内行业提供良好和平稳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中国的金融困境在于货币与货币稳定只能二选一。维护人民币就会面临升值压力，而追求货币稳定势必会削弱货币。

目前，中国政府为了经济发展不得不偏重货币稳定而弱化货币。

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联储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货币的供应量。

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就是推动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在世界各国创造一个自由、公平和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

日元升值 前车之鉴

1990年，美国对日本发动“金融闪电战”。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这次没有硝烟的战争过程：

首先，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1985～1987年这3年间，日元升值了一倍，这必然造成日本经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其次，胁迫日本保持2.5％的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刺激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增长，同时使物质生产部门与出口行业严重萎缩；

再次，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签署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自有资本率必须达到8％。而日本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金偏低的问题，只能高度依赖股票价格和房地产市场；

最后，1990年1月12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使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产品，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7年的偏瘫。

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当时的日本极其类似，因此，今天的中国，要以日本为前车之鉴，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慎重对待货币升值。

策略1：对等开放，外线作战

眼下，占据着巨大优势的欧美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制订者们，在“国际惯例”的华丽外衣下，冠冕堂皇地封杀中国金融行业的对外发展之路。

中国的对策就是，坚持“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制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规定。一旦所在国利用“国际惯例”封杀中国的海外银行分支，中国将如法炮制，限制乃至关闭其银行在中国的运作。

策略2：藏金于民

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中国应该藏金于民，唯有变外汇储备为黄金白银储备，才能使中国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实现购买力保值。

藏金于民，从根本上保护了人民的财富安全，可以抵御通货膨胀的侵蚀。

藏金于民以待天下有变，以黄金为支撑的“中国元”将在一片由过度债务贪婪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废墟上卓尔屹立，中华文明自有出头之日。

世界流动性紧缩风暴

大揭秘

在2007年2月份的世界金融市场大地震发生以后6个月，即2007年8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流动性紧缩风暴席卷全球，各国股市剧烈震荡，债券市场几乎瘫痪，中央银行们纷纷向银行系统注入巨资来挽救濒于崩溃的市场信心。

对这两次大的金融市场震动，从表面上看是由美国的次级房贷问题造成的，但从本质上看，其真正的“震源”是债务内爆。

在8月份的金融震荡过程中，美联储共采取3次紧急注资，每次紧急注资都是采用为期3天的回购协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3次回购协议都是以MBS按揭抵押为回购抵押品，而不是正常情况下购买“混合抵押品”的回购协议（REPO）。

MBS债券不仅是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紧缩危机的根源，同时也是引导我们理解整个次级贷款危机的关键。

这次流动性紧缩危机是由华尔街一系列金融创新过程导致的，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下金融创新过程：

金融创新过程

过程1：通货膨胀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体系这一 “准金本位”被废除后，美元从“黄金的收据”蜕化成“债务的白条”，世界开始产生连续性的通货膨胀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储备金制度下，通货膨胀将成为永久性问题。

通货膨胀将产生两大重要后果，一是货币购买力下降，而是财富重新分配。通货膨胀的过程就是社会财富发生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离银行最近的行业，如房地产业，就占了不小的便宜，而那些远离银行系统的家庭的财富则遭到了损失。

过程2：发明MBS债券

1970年，美国吉利美首创世界第一个按揭抵押债券MBS，他们将条件非常接近的许多按揭债券作为抵押的凭证卖给投资人，债务利息收入与债务风险也同时“传递”给投资人。后来，联邦国民住房抵押贷款协会也开始发行标准化的MBS债券。

MBS债券的发明，极大地方便了按揭债权交易。从金融业的角度来看，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银行解决了抵押贷款的流动性问题，同时投资人得到了更多的投资选择，买房的人更加容易得到贷款，卖房的人更加容易出售房产。

但是，方便是有代价的。当银行体系使用MBS债券方式发放债务时，就相当于创造了货币，由于部分储备金制度允许银行系统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钱，因此，银行就可以“合法地偷印假钱”。这种债务货币增发从根本上说必然大大超过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流动性过剩的真正根源。

过程3：开发次级和ALT-A按揭贷款

美国的按揭贷款市场大致分为3个层次：优质贷款市场，“ALT-A”贷款市场和次级贷款市场。当优质贷款资源开发殆尽后，银行家就把目光盯上了“ALT-A”和次级贷款市场。

次级市场是指信用分数低于620分，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这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率的市场。次级市场的贷款公司大胆推出各种新的贷款产品，这些贷款共同的特点是，在还款的开头今年，每月按揭支付很低且固定，等到一定时间之后，还款压力陡增。

“ALT-A”贷款市场是介于优质市场和次级市场之间的庞大灰色地带。普遍认为，这类贷款比次级贷款更安全，而且利润客观。但事实相反，“ALT-A”被业内人士称为“骗子贷款”。原因是这类贷款协议中普遍“埋放”了两颗重磅定时炸弹：“定时重新设置”和“最高贷款限额”。触动任何一颗，就会被炸得尸骨无存。

这两类贷款如此凶险，为何仍然深受追捧呢？原因有二：一是人们认为房地产会永远上涨，至少在他们认为的“合理”的时间段内会如此，只要他们能及时将房子出手，风险是“可控”的；二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房地产上涨的速度会快于利息负担的增加速度。

但这只是人们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一旦按揭贷款利率市场持续走高，而房价持续下滑，将自动引发这个市场的内爆。

过程4：分出CDO

为了将次级房贷和ALT-A贷款这两类资产毒垃圾从次级房贷银行系统的资产账目表上剥离掉，投资银行家们首先将“毒垃圾”级别的MBS债券按照可能出现拖欠的概率切割成不同的几块，这就是所谓的债务抵押凭证（CDO）。其中，风险最低的叫“高级品CDO”，风险中等的叫“中级品CDO”风险最高的叫“普通品CDO”。

然后经过资产评级公司的评级，这些CDO就变废为宝，获得AAA的“高级品CDO”很容易出手。而对不易出手的中级品和普通品来说，投资银行家们煞费苦心地成立了对冲基金，一时间，高风险和高杠杆运作的对冲基金红透了整个华尔街。

过程5：合成CDO

为了增强投资人的信心，投资银行手中也保留一些CDO，为了使这部分CDO创造出经济效益，绝顶聪明的投资银行家们创造出了新的金融产品――合成CDO。合成CDO使投资者不用出钱就能得到稳定的现金流，只要承担一些风险，如此光彩照人的合成CDO投资的吸引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欺诈的同谋：资产评级公司

在以上整个过程中，资产评级公司，如标准普尔和穆迪，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作为欺诈的同谋和帮凶，为那些资产毒垃圾进行评级，严重误导各类投资者，并推动了所有游戏环节的发展。

债务货币驱动下的经济规律

通过上述“金融创新过程”，银行系统反复利用债务创造出巨额债务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并悄悄重新瓜分全世界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

债务货币驱动下的经济发展规律可归结为：债务创造货币，货币刺激贪婪，贪婪加重债务，债务发生内爆，内爆处罚紧缩，紧缩导致衰退。

篇2

这是否意味人民币贬值的窗口开启，下半年人民币将步入持续贬值阶段？又是否意味着以中国为首的汇率贬值大战拉开了序幕，“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人民币不会发生趋势性贬值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调整后，由于市场预期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会出现一些波动，但随着市场理性的逐步恢复，市场情绪趋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波动会逐渐趋缓，并逐步向市场水平回归。

8月14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回升了35个基点，为1美元兑6.3975元人民币。至18日发稿时为6.3966。

总的来看，中间价调整后，人民币汇率不会再重现一路单边贬值或升值的情况，汇率的双向波动将成为新常态。可以说，此次调整并不意味着就此开启了贬值窗口，也不会预示着人民币汇率步入持续贬值的阶段。

首先，汇率持续贬值的基本经济因素并不存在。

从宏观经济看，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存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任务还很重，但国内经济仍在合理的区间运行，上半年GDP仍保持7%的较快增速。今年1?7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7.3%，但仍有18692.20亿元的较大顺差，且上半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684.1亿美元，同比增加8.3%。

从国际收支情况看，上半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1522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945亿美元，其中储备资产减少了671亿美元，但国际收支仍出现顺差，总体上基本平衡;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性较大，但也逐步趋向平衡。并且，上半年银行结售汇累计逆差1054亿美元，二季度的结售汇逆差由一季度的914亿美元大幅收窄到139亿美元，其中，5/6月份分别转为顺差13亿/21亿美元。

从外汇储备余额变化看，二季度外汇储备下降362亿美元，较一季度下降（1130亿美元）幅度也大幅收窄。

其次，从汇率形成机制看，目前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该制度决定了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内外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度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

也就是说，当人民币汇率出现急剧大幅波动时，人民银行可以使用货币政策等手段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这也正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势所在。同时，人民币汇率也将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不会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兑某个货币的双边汇率。

“货币战争”子虚乌有

必须指出的是，人民银行不会采取“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政策。

此次调整，确实短期引发了亚洲一些国家货币走低，比如，韩元下跌1.3%，创2011年以来新低，印尼盾下跌1.6%，菲律宾比索下跌0.8%，马来西亚林吉特跌至1998年以来的新低。

一些舆论进而认为中国实行汇率贬值是为了促进出口发展，并作为经济的稳定器之一，有的甚至认为会进一步引发国家间的“货币战争”。

实际上，今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速减缓，国内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压力，以及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再加上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和资本外流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亚洲国家货币大多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例如，自年初至8月11日，印尼盾兑美元汇率贬值近8.5%，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12%左右。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极其险恶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依然对外承诺并保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作出重大贡献。

当下，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外汇储备高居全球第一，经济政治环境远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好很多，如果说当时如此险恶时刻，中国都坚守了人民币汇率不贬值，那么今天的中国更不会采取“以邻为壑”的竞争性汇率贬值政策，引发“货币战争”。

中国将会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欢迎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会继续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创造条件。

加快改革步伐，提升风控能力

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调整，对市场心理预期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对于人民银行而言，接下来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稳定市场对汇率变动的心理预期，尽快缩短“做市商报价和进行市场交易试探，并寻求外汇市场供求平衡点的过程”所需要的时间。

当汇率出现急剧波动时，可以采取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平滑由于中间价的一次性调整所引发的暂时性大幅波动，也可以采取“窗口指导”等措施对银行和企业大额购汇等进行指导。同时，要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的态势，强化跨境资本流动的统计监测和预警，防范由于短期的汇率波动和市场心理预期变动，带来跨境资金的加剧流动，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在此基础上，要更加坚定地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改革，围绕构建比较完善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目标，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同时，加大市场化决定汇率的力度，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

人民银行还应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在市场出清的过程中，逐步退出常态式的外汇市场干预，使人民币汇率更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只有在汇率出现急剧大幅波动的情况下，人民银行才使用货币政策等进入银行间市场进行适当的干预，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与此同时，市场参与者还需要提升针对汇率变动的风险控制能力。

篇3

白银换黄金――跨洲大套汇

16世纪后叶和17世纪，伴随着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许多历史学家“把中国描写成吸引全世界白银的唧筒”。实际上，伴随着白银内流，同时中国还有大量黄金外流，而内流的白银也并不都是用来买丝茶等中国土产，也有很多是用来换中国黄金的。

明清时期，中国是富藏黄金的大国。全汉升先生曾经指出：“经过长期的累积，到了明代，中国民间的存金，可能已经达到一个庞大的数字。举例来说，在正德五年（1510） ，刘瑾籍没家产中，共有黄金12057800两。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在十六、七世纪，西班牙自美洲输入黄金的总额，约只等于刘瑾私有黄金的百分之三十九。事实上，除刘瑾以外，明代还有不少富人蓄藏黄金。如果再加上这许多人藏金的数字，民间存金的数额当然更大”。至清代，虽然中国已有大量黄金外流，但是嘉庆三年（1798），仅权臣和籍没家产中就有黄金10650万两（折银），约占和家货币资产（金+银+钱+洋圆）的85%。

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中国黄金因富有而价低。在16世纪初，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而欧洲为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到16世纪末，广东的金与银比价为1：5.5或1：7，而西班牙为1：12.5或1：14，“这表明中国白银的价格是西班牙的两倍。”因为相对便宜，白银换取中国黄金再运往国外成了有利可图的行当，明清时期中国黄金因此而大量流出。

1609年，一位曾在菲律宾、澳门等处担任财政、行政工作的西班牙人，曾向新西班牙政府建议，准许白银自由运往菲律宾，其条件为以其中一半购买中国货物，一半购买中国黄金。他根据多年经验认为“以白银交换中国黄金，运往新西班牙或西班牙出售，可获利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或百分之八十”。

至18世纪，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曾指出，在中国及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率仅为十比一，最多是十二比一，而在欧洲则是十四或十五比一”，到中国以银换金运至欧洲大有赚头；因此“开往印度大部分的欧洲船只所装载的货物中，白银一般是最有价值的物品之一”。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8世纪初来华的“伊顿号”船员私人贸易有这样的规定：投资款中4/7必须用白银“在中国购入黄金运返”。 雍正十年（1732）英国商船“康普顿号”总购中国货价值共82850两银，各类货品依次为黄金（44889两银）、白铜（23027两银）、白糖（4773两银），还有冰糖、樟脑等，黄金占总值一半以上；乾隆二年（1737）“诺曼顿号”总购中国货价值共121152两银，各类货品依次为茶叶（76989两银）、黄金（25561两银）、瓷器（8097两银）、布（3790两银），还有西米和各种织物等。1729年“林恩号”船长在广州私人贸易价值共计3744镑，其中黄金为2500镑，茶叶等货物1244镑。购买中国黄金，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贸易及职员私人贸易的重要内容。

当时跨洋贸易的帆船航海时底舱需要有比重大又不怕水渍的压舱货（没有则需要用很多石块），来华贸易的西方帆船压舱货多为白银，返程时压舱货则是黄金和瓷器，西方制瓷业发展后则多为黄金。至近世后期，金与银比价高达1：35，中国黄金继续大量外流，据笔者计算，自1895年至1936年这42年中国黄金累计外流量约合银6.43亿关两。

欧洲人用白银换中国黄金的行为，究竟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史证明，自从英国于1816年率先实行金本位制以后，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约盛行了一百年，黄金最终成为了世界霸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兴起。

西方货币史学家把西方主要国家确立金本位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归结于1849年加利福利亚金矿的发现。但是英国早在1816年就已确立金本位制，当时并没有大金矿的发现，可以说正是来自东方的黄金帮助英国改行金本位制，从而英国在世界货币战争中进一步占据制高点，而这正是建立在中国等东方国家黄金净损失基础上的。

黄金大量流出中国，从长远来讲是中国利益的巨大损失。清代中国虽然富藏黄金，却丧失了占据世界货币战争制高点的机遇。

鸦片换白银――货币战争的新形式

18世纪20年代以后，饮茶之风在欧洲大盛，茶叶很快取代丝绸成为中国输欧的主要商品。18世纪欧洲各国对华海上贸易中茶叶约占75～80%，而他们购买茶叶主要以白银支付。此期间，中国对欧洲贸易顺差约白银1.2～1.3亿两，绝大部分是欧洲诸国购茶之用。

19世纪初，中国紫花土布（外商称作“南京布”）在南洋、英、美、法等国十分流行，成为仅次于茶丝的重要出口商品，而英商自认为是王牌货物的毛织品在中国却“非常难卖”，常常被迫忍痛亏本抛售（当时英国运来中国的商品以棉花和毛织品为大宗）。英商曾经多次将本国的棉纺织品运到中国来试销，但是都因成本太高，售价太贵，卖不出去。在正当的中英贸易方面，中国一直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英国每年要支付数以百万两银计的贸易差额。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违背了英国扩大海外市场进行殖民掠夺的初衷。

因此，在英国政府支持下，英国东印度公司采取了三角贸易的方式，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大量生产鸦片，用英国的棉毛纺织品等运往印度，换取鸦片，然后再运往中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和丝绸。鸦片贸易很快扭转了英国的贸易差额。数据显示，1750年到1839年，鸦片在中国的销售量直线上升。18世纪60年代以前，每年不过 200箱（每箱 100斤），1786年已超过2000箱，1790年又突破4000箱。19世纪20年代以后，鸦片在中国的年销量恶性膨胀，到了前夕，已达 35000多箱，价值近2000万元，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丝茶的出口总值。

英国通过贩卖鸦片从中国所得白银，不仅抵偿了它进口大量中国茶叶丝绸等所造成的贸易差额，而且还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往印度和英国。根据英属印度海关的统计，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超在1814～1815年度已达 130万两左右，而到了1833～1834至1838～1839这几年年均出超达428万两，1838～39年度则超过600万两。加上中国对欧美或亚洲其他地区的白银出超，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估计有1000万两左右。

罪恶的鸦片贸易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而白银外流则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白银大量外流所产生的灾难则波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约占当时社会白银货币量20～25%的白银流往国外，加剧了中国的银贵钱贱程度。这就使得“劳作收入皆以钱计，交纳赋税皆以银计”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直接受害者；那些卖货收钱，纳税缴银的中小商人和地主等也深受其害。大量白银外流也使得清政府国库存银日渐减少，财政危机日重。

银元和纸币――点向破旧币制的“一阳指”

清代的货币制度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清政府对铜钱的铸造有严格的规定，制钱的规格有法定标准，而白银用作政府的收支和商业上的大宗交易的通货，却没有按照货币管理的原则来管理。

清政府对银锭、银块的铸造采取放任态度，银的成色和单位重量可以随时随地而异。实际流通的“宝银”种类繁多，银两的称量标准及成色，换算更为复杂。称银两的标准秤叫作“平”，但是这种作为标准的“平”本身却是五光十色：清政府征收各项租税用的叫“库平”，征收漕粮折银用的是“漕平”，海关征收进出口税用的是“关平”，对外贸易用“广平”（又称司马平），市场交易用“公砝平”（或公法平），各地的库平、漕平、“公砝平”（或公法平）等亦各不相同，全国各种“平”有上百种之多，令人头晕目眩。

这些平色繁杂的银两，折算起来非常麻烦，这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却为官吏敲诈百姓提供了一种借口，为钱商盘剥客户提供了一种手段。因银两平色不同，各地均设有专营铸造宝银的银炉（或称炉房，清代有官营和民营之分），设有专门鉴定宝银成色和重量的公估局。每个地方的银炉要将外地流通进来的宝银回炉重铸成当地的宝银，经当地公估局批定后才能在当地流通。经过银炉的铸造和公估局的批定，使得在当地市场交易时白银可按锭数授受，不必每次都经过秤量和成色鉴定，为地方市场的交易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这些宝银如果流到其它地方去，又得回炉重铸，这样仍然给较大范围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便。

因为各地银两平色繁杂，即使是专门从事银钱业者，也需花很大功夫去记忆和辨别它们，所以银钱业流传着一些平码歌和口诀等。例如，过去山西票号就有这样一首口诀：

天津化宝松江京，纹银出在广朝城，上海豆规诚别致，公估纹银西安行，

票色重贵足纹厚，云南票锭莫忘情，川白锭出成都省，荆沙老银沙市倾，

二四估宝属武汉，桂梧化银记分明，常纹周在湘潭县，长沙用项银出名，……

银钱业者只有牢记这些口诀等，才能在金融界混口饭。

相比中国所铸元宝等形状不一，成色和平砝千差万别，外国银元重量和成色都有一定标准，制作也精美，使用方便，因此它们很快受到人们的欢迎。随着清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也逐渐增多。它们的种类先后有几十种，其中重要者有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香港英属银元和日本龙洋等。

银元虽然成色较低，都要含较大份量的铅，但它们对白银的作价却被越抬越高。有人计算，中国白银兑换外国银元要吃亏11%以上。洋商本来是用银元来买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等，后来见到银元价格被抬高，就运来大量低成色的银元用以来“买”中国白银，运回去铸成更多的银元再行运到中国，辗转往复，获利丰厚。日本商人则干脆把铸造银元的炉子、模具和铅放到船上，开到中国沿海，就近铸造银元换中国宝银，再铸再换，利润非常大。

早在道光、咸丰年间，林则徐等就曾经一再向清政府提议自铸银元，但都遭到当权的守旧势力反对，被拒而不用。中国因清政府货币制度的落后又白白损失了数以亿万两计的铸币利润。笔者曾经请教过清代金融史专家张国辉先生，为什么清政府在初期不把铸造铜钱的制度推广到铸造银钱或银元上来？老先生沉思良久，最后说只能用“守旧”来解释。

由于外国银元的流通越来越广，对中国金融的损害越来越大，清政府不能再漠视了，终于在1887年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提议，在广东设造币厂用机器铸造银元。广东造的银元每枚重七钱二分，与当时在中国广泛流通的墨西哥银元相仿，因其背面铸有蟠龙纹，俗称“龙洋”。清政府下令所有捐税钱粮的征收等均得使用这种银币。民间交易也将其与墨西哥银元同样看待，所以它的流通较为顺利。它是中国正式铸造新式银币的开端。

篇4

鉴于各项经济政策已经有效转向，投资者对股市的情绪也该随之调整，必要的警惕——应该，过分悲观——大可不必了。但必须注意，股市向好的重要前提是：货币政策不再因CPI而紧缩。就是说，如果央行不主动放松货币，没关系；但绝不能主动紧缩。只要主动性紧缩，那股市依然弱势。

我们正在经历由发达国家挑起的全球性货币战争（或称汇率战争）。欧元区“无限量、无条件收购债券计划”，实际就是欧元区最为重大的货币政策决策，其意义远远超过N次减息；美国QE3（第三次量化宽松）已经推出，同样是全球重量级的货币政策。

欧洲的“无限量购债计划”——这一货币政策的选择有其必然的道理。第一，它将踢开IMF和德国在欧债问题上没完没了的扯皮；第二，可以有力地压制国际势力的债务、货币投机，并借此压低重债国国债利率，为重债国提供充分的流动性，提供充分解决债务问题的时间，并帮助重债国尽快减轻债务包袱。

更重要的是，“无限量购债计划”可以使欧元区采用更灵活的跟随性政策，借以对抗美国QE3可能给欧元带来的大幅升值，进而给欧元区带来的经济灾难。过去，欧元区利用所谓的欧债危机，用示弱的方式，使得欧元跟随美元因QE而发生贬值，使得过去两年欧元与美元汇率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使得欧元区没有受到美元大幅贬值的劫持。

但是，这样的做法有软肋，那就是欧元被评级机构和国际投机势力一步步推上解体的悬崖。所以，德拉吉上任后开始逐步转变方式，他决不希望欧元毁在自己手上，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无限量收购债券计划”。我坚信，随着欧洲“无限量债券收购计划”的正式启动，欧洲危机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宣告结束。

我认为，欧元的货币投放节奏估计会盯住欧元兑美元的汇率。这样可以确保欧元区汇率稳定，防止美国通过QE3、QE4……不断逼迫美元贬值、欧元升值，从而损害欧元区经济利益。欧洲摆明了一副“你美国投放多少货币，我欧洲也投放多少货币”的姿态，保持欧元兑美元的汇率稳定。

QE是美国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绝招儿”，无限量购买债券计划是欧元区解决欧元区问题的“绝招儿”，但这两招儿，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损招儿”，都是让中国等债务持有国被迫接受债务货币化的流氓招数。而此时此刻，我们不想办法贬值人民币——采用相对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那就等于任人宰割。

不过，我们不主张“主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而更希望采取“被动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货币市场利率稳定为目标，充分满足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同时随着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被动加大货币投放。这样的货币投放，势必使人民币发生逐渐贬值，这也是中国稳住“外需”的必要手段。我们认为，稳定外需必须最先解决人民币兑美元和欧元升值过度的问题。

数据显示，中国“一般贸易逆差”已经随着人民币的贬值而收窄23.6%，但依然存在444亿美元的逆差。这说明，人民币依然有贬值空间。

篇5

围绕着作者提出货币回归金本位的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剪羊毛”、“资产毒垃圾”等词汇及其含义迅速被中国金融界接受和理解，他所担忧的货币安全问题，也日益为学者和官员所重视。

股市带动起“金融图书热”

股市直接带动了金融图书热。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健桦称，今年个人投资理财类的金融书的销售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在2007年的经管类图书畅销榜中，前100名中有42本个人投资理财类的金融书。”朱健桦说，“今年上半年经管图书销售码洋与去年同比增长了34％，其中大部分来自个人投资理财类。”

朱健桦还表示，个人投资理财类图书的出版有两个特点，一是排名前几位的不是新书，有的1998年就已经上市了。到去年年底，这些个人投资理财类图书经过修订或再版后，又重新回到了排行榜。另一个特点是，这类图书的出版更加细分，有的讲操作技巧，还有的形成了个人品牌等等。

北京图书大厦的工作人员说，书店正在销售的个人投资理财类图书的品种比去年增长了50％以上。关于股票、基金类的图书被归入证券交易类，去年上半年的这类图书销售额为19万元，而今年则是60万元。

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今年以来，股票、基金图书品种从去年的3669种，已经发展到4683个品种销售129.6万元，今年销售291.8万元，增长额162万元，增长率为125％。

必须警惕金融攻击

在金融图书的大热中，宋鸿兵的著作《货币战争》尤为抢眼。作者通过描摹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的过程，揭示了对金钱的角逐如何主导着西方历史的发展与国家财富的分配，通过再现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本书从2007年6月出版至今即印刷8次，销售达十几万册，并迅速进入全国各地的销售排行榜前列，从默默无闻到一举成名，宋鸿兵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近期，宋鸿兵接受《小康》专访，他坚持告诫人们警惕潜在的金融打击，为迎接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做好准备。

《小康》：你在《货币战争》中提出美元主导世界金融的风险，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和认识。

宋鸿兵：所谓的”金融一体化”就是金融自由化，本质是美国通过美元从世界各国融资，再通过政治、军事、金融手段低价购买别国资产，来获得最大利益。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推进，世界金融市场越来越脆弱，本质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全世界资本的冲击。但全世界的资本决不会冲击美国，因为美国金融机构掌管着全球美元，美国次级贷危机，美元不跌反涨，这就是金融霸权的含义。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金融实力越来越强，有些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会不会成为既有的国际规则的挑战者。而消灭挑战者的最好办法是要求中国金融全面开放，并通过大起大伏的金融危机周期俘获该中国金融体系。这就是另一种战争，即货币战争或者叫金融战争。

《小康》：你在《货币战争》中提到，很多美国人不清楚美联储并非国有机构，很多人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了解，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

宋鸿兵：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料，在西方各种文献中有很多，《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早就有。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在美国是这样的，你写任何书没有人禁止，但是，银行家们可以让你进不了主渠道，可以把你边缘化，你的书摆不上大书店的书架。比如，2004年出版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这本书在国内也很火。作者找了13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他的书。这本书肯定是畅销书，出版社为什么不出呢？实际上，出版社有一个控股权的问题，报社也不对这本书进行报道。最后，作者找了一家很小的出版社，相当于作者是自己出，还让他改成小说的形式。也就是说，通过资本的操作，让你这个书进不了主流渠道。这样，普通读者就看不到这个书。

《小康》：看了你的书，有读者很悲观，美国政府与金融寡头对抗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最终还是受制于他们，怎样防止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

宋鸿兵：中国跟美国情况完全不一样。从历史上看，美国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多制约，权力在美国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结构。在这种体制下，金钱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在他们的游戏规则中，可以说，谁要是掌握了金钱的权力，谁就可以玩弄其他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中央集权的结构。很多中国人理解不了，为什么你掌握了货币发行权你就能做很多事？在中国是政权高于一切，如果银行家用金钱来胡作非为，我把你没收就完了，这是中国人的思维。在我们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不存在金钱的权力可以颠覆政府的情况。

当然，我们现在也存在潜在的风险。比如，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对接受外资进行研究，为什么？你出了报告得符合它的口味，不然第二次就没有钱了。那你形成的这些报告在舆论上就会偏向外资，或者外资的利益，说不定对本国会产生潜在的伤害。如果这种情况不断地累积，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

《小康》：《货币战争》显示，英国、美国政府先后臣服于金融寡头，几乎没有抵制成功的个案，难道对他们就没有办法进行制约吗？

宋鸿兵：所谓的三权分立，还缺少了一个金权。金权你是看不见的，它控制媒体以后，就让这个权力隐形了。只要你采取分权制，金钱的力量都会超级放大。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对付金钱权力的好的办法。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新型制度。传统的民主制度实际是为了对付封建专制，它没有防备金钱所产生的问题。美国这么多总统都在强调，金钱的权力太厉害了，对政府的危害太大了，但最后还是败在金融寡头手下。因为金钱的诱惑力太强――谁不爱钱呢？寡头们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诱使你服从，对于不听话的人，能铲除就铲除，能边缘化就边缘化，逐渐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最后，政府实际上是为它服务。在中国，我觉得这种模式并不成熟。

《小康》：因为美联储这样的机构拥有货币发行权，他们掠夺人民财产的手段就是多发行货币，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因为这个原因，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里面提出，让多种货币之间来竞争，这样就能防备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状况的发生。你认为这种办法是否可行？

宋鸿兵：从理论上来说，我非常支持哈耶克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这也是我提出人民币要部分黄金化的原因。而且，奥地利经济学派将来肯定会成为主流学派之一。因为现在的金融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已经高烧到非常不正常了，这种情况肯定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世界的货币体制肯定会对现有货币体制进行一次清算，真正进行清算的时候，大家对什么都不相信。黄金会重新变成货币的一部分，或者暂时变成货币的一部分。那时中国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你的政府和老百姓手上都没有黄金，而国际上的“玩法”变了，你又没有参与其中，那你损失就大了。我们是不是要支持黄金货币化呢？那也不一定。哈耶克他们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的提倡者，在完全理想，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完美的方式。但是，在真正的现实社会中，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只要国家不控制货币，就一定会有人通过竞争力来控制，像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通过黄金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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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货币 货币政策 基础货币

正文

随着电子货币的普遍 应用 和结算方式 计算 机化，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现金和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正在退出人们的日常 经济 活动，交易媒介日益失去其可触摸的形体，而越来越变成像幽灵一样的脉冲，这就势必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形成严峻的挑战。尽管，这种挑战在我国的表现远不及发达国家充分，但是，我们也必须未雨绸缪，了解发达国家的 研究 动态，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我们的观点。

一、有关电子货币 影响 的主要观点

国外的学者几乎都承认，电子货币将削弱货币政策的效果，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削弱程度的判断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也就是说，这种削弱究竟是有限的，还是从根本上抵消货币政策效果。以下就是这些不同观点的介绍。

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认为，电子货币削弱甚至消除货币政策操作与家庭、 企业 支出之间的联系，因为，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可能脱离央行基础货币支撑，独立发挥支付手段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基础货币的变动，难以影响公众的货币需求，也不能有效地通过货币乘数影响经济活动。对基础货币需求的减少导致央行国债交易规模的缩小，央行调控利率的能力也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央行将成为只有信号兵的军队”，它只能向私人部门指出货币政策的发展前景，却无法干预私人部门的政策预期和行为选择。3

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认为，虽然电子货币可能替代基础货币，但是，这种替代是不完全的。例如，非法经济活动离不开现金交易，否则，使用电子货币就很容易被管理者发现。即使非法经济活动的货币需求达到最小化，甚至完全消失， 社会 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依然存在。因为，财政征税接受的只能是基础货币，而不是没有基础货币支撑的、由其他私人部门发行的电子货币。在个人和企业税占国民收入很大比重的意义上，不管电子货币发展到什么地步，社会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仍然不可低估，央行还是能够运用它所控制的基础货币量，将经济活动纳入期望的轨道，所以电子货币的发展不会明显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默文·金(mervyn king)的观点比较激进，他认为二十世纪是央行发展的黄金时期，央行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凸现出来，尤其是在信用纸币取代商品货币之后。但是，随着电子货币逐渐替代基础货币，央行作为基础货币供给者的垄断地位开始下降。因为，电子支付 网络 的发展，使得商业银行不再需要基础货币就能满足结算账户的平衡需要，一旦电子货币完全替代基础货币，货币政策就将失去稳定经济的作用，央行也只能相应淡出货币政策的舞台。

查尔斯·弗里德曼(charles freedman)的观点恰好与金相反，他认为在 历史 上央行的出现，并作为最后贷款人发挥了稳定经济的极大作用， 目前 ，央行在办理银行间的支付结算，防范 金融 风险方面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各国金融机构都愿意接受并依赖于央行的这个作用。电子货币的出现虽然可以打破央行对货币供给的垄断，但却不会威胁央行为银行办理支付结算，以及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所以货币政策仍然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其独特的重要作用。

二、对上述观点 理论 前提的质疑

尽管上述观点的差别很大，但是，它们都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公众购买商品和劳务所支付基础货币。二是 电子 货币的 发展 会取代对央行货币的需求。密切尔·伍德福特（michael woodford）从以下方面对这两个假定提出质疑。

第一个假定建立在基础货币对交易的作用上，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名义支出与基础货币需求的联系，因为对基础货币需求产生于交易支付的需求。这样的假设易于引起以下的误解。

其一，它会使人们以为，没有基础货币供给的变动则不足以 影响 名义支出，实际上，美国货币政策实践往往是调控短期名义利率，而不是变动货币供给量。央行对于隔夜拆借利率的调节，也未必一定需要变动基础货币规模。支出手段创新提高了运用基础货币量控制隔夜拆借利率的难度，甚至可能使之无法继续下去，但是，对于本来就不靠基础货币量调节拆借利率的央行，它们的政策操作方式几乎无需改变（如新西兰央行就是如此），电子货币对它们货币政策作用也没有什么影响。

其二，它使人以为，零售交易中货币的使用对货币政策传导至关重要。确实，交易中的现金需求占基础货币需求很大的比重，电子货币的使用减少的首先是现金的需求。但是，如上所述，央行通过商业银行的准备余额，而不是基础货币量控制隔夜利率，公众的现金持有对利率的影响，只发生在其影响银行准备余额的条件下。在以往的 金融 体制中，公众多持有现金，商业银行则需减少其在央行的存款，以保障存款人的提取。央行为了不减少银行的总准备量，则要在公开市场买入国债。电子货币可以大为减少这些麻烦，因为公众消除对现金的交易需求，央行无需经常为商业银行准备现金，这就简化了对商业银行准备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简化了 目前 利率控制的操作。

其三、它使人以为，央行必须造成银行准备金的短缺，才能提高隔夜拆借利率，增强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需求。确实，这种需求取决于市场上没有基础货币的替代品，否则，人们就会转向替代品，央行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垄断就会被打破。电子货币确有这种效应，一旦央行不再拥有垄断基础货币供给的力量，它就无法影响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需求，进而影响不了基础货币与其它流动资产之间的利差，也就无法有效地影响利率水平。这样的 分析 隐含的假设是，准备金存款利率为零或者是一个不变的值，然后，央行只能通过基础货币量影响利率水平，但如果央行对准备金付息，央行就可以变动准备金利率，影响隔夜拆借利率。这就是说，即便电子货币消除基础货币与其它流动资产之间的利差变化，央行仍然拥有调控利率水平的手段。美国至今不对准备金付息，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可以这样做，这就使得这些国家比美国更能应对电子货币的挑战。

第二假定是电子货币削弱 社会 对基础货币的需求。目前，基础货币的需求主要为公众用于交易的现金，以及商业银行缴纳央行的准备金，美国目前仍有法定准备金的要求，但英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则不再有此规定，美国的准备金制度也不会持续很久了。电子货币极大地便利了支付方式，减少了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如eftpos（电子划拨系统）和储值卡的使用就有这样的功能，从而进一步减少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但是，商业银行无法确切知道未来的收支状况，所以它们必须持有部分准备金，以保证对公众的偿付，公众为日常支出的便利，也要持有一定比例的现金。不管这种基础货币采取纸币，还是脉冲的形式，它们都不可或缺，这就决定了不管电子货币发展到什么程度，它都无法完全替代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

三、直接调节拆借利率、保障货币政策效果

以往的利率调控主要通过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来实现，电子货币则减少基础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量变动因此难以调控利率，密切尔·伍德福特根据新西兰的经验，提出在基本不改变货币供给量的条件下，通过对准备金存款的付息，实现对隔夜拆借利率的调节。

密切尔·伍德福的隔夜拆借利率的控制机制表现在上图中，其中br表示央行贷款给商业银行的利率，tr是央行控制隔夜拆借利率的目标，scr是央行付给商业银行准备金存款的利率，d1和d2分别是纸币和电子货币条件下，商业银行的基础货币需求曲线，d1比d2平坦是因为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上，电子货币条件下的基础货币需求比纸币条件下大为减少了。br利率上的水平直线表明央行按既定利率满足所有的借款需求。scr利率上的水平线表示对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款付息的轨迹。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表现在曲线的垂直部分，也就是在横轴的m上，央行决定的基础货币供给相对于市场日交易量较小，并且基本保持不变。

在这个利率决定的机制中，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以既定利率提供任意数量的基础货币，这个既定利率（br）高于央行控制的隔夜拆借利率（tr），央行对准备金存款支付的利息（scr）则低于隔夜拆借利率。新西兰央行贷款利率高于市场拆借利率25个百分点。商业银行满足流动性需求后，将多余的资金按存款利率（scr）存在央行账户上，scr低于隔夜拆借利率也是25个百分点。因为，隔夜拆借利率位于贷款利率与借款利率的中间，这就没有银行愿意以高于央行贷款的利率，从拆借市场上拆入资金，也没有银行愿意以低于央行存款的利率，将资金拆借出到拆借市场，它们势必在这个利率范围内，互相拆借资金，而不是把多余资金存入央行。“因为商业银行的交易规模很大，央行就没有必要再亲自参与交易”（brookes and hampton 2000）。这就是说，央行不必变动货币供给量，只要调节存贷款利率，就能将隔夜拆借利率提高在期望的水平上。

古特瑞（guthrie）和赖特（wright）在2000年提出的拆借利率的均衡模型，他们认为，虽然银行无法确知其每日所需流动性准备，但是，均衡拆借利率可以由银行间的市场竞争决定，每家规避风险的银行都要将其交易规模确定在这一点上。

古特瑞（guthrie）和赖特（wright）在2000年提出了拆借利率的均衡模型，他们认为，虽然银行无法确知其每日所需流动性准备，但是，均衡拆借利率可以由银行间的市场竞争决定。当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余额为正值时，由于tr与scr的利差，将其存入央行相对于在市场上拆借出去，所得收益就会有损失；而如果准备金余额短缺，不期的流动性需求会迫使商业银行向央行借贷，又由于tr与br的利差，这样相对于在市场上拆借就会增加成本。所以每家规避风险的银行都要将其交易规模确定在这样一点上，就是存款的边际损失与贷款的边际成本恰好相等。所以每家银行期望的日拆入额取决于央行的目标利率（tr）相对于贷款利率（br）和存款利率（scr）的位置，而与其绝对值无关。该目标利率越接近存款利率，商业银行持有准备金的机会成本越小。一旦拆借利率（tr）降至与央行存款利率（scr）相等，此时持有超额结算资金的机会成本为零。

简而言之，尽管电子货币对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都很显著，但是，它还无法改变这样的利率控制机制，这就是说，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时间中，央行的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发挥稳定币值和稳定 经济 的作用。当然，这个论断的前提是，电子货币发展不能危及金融机构对央行结算服务和最后贷款人作用的需求。

四、有关 电子 货币的观点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 ，我国电子货币 发展 显示出非常强劲的势头，这表明我国很快会遇到与发达国家相似的情况，尽管在短期中，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不是降低、而是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但是，在长期中，我们货币供给调控还是要尽快转移到利率调控上去，否则电子货币也会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一般来说，央行基础货币的变动是通过货币乘数 影响 总需求和实际产出，电子货币的发展首先导致货币乘数的扩大。根据以下的货币乘数公式，

其中 rr 、re和k分别是法定准备、超额准备和现金漏损率。电子货币的发展使得公众少用现金，对商业银行来说，也就是现金漏损率的下降。同时，商业银行也将其超额准备降到最低限度，因为电脑化可以使他们精确地 计算 每日所需的准备头寸。如果央行再取消法定准备金制度，则此三变量都大为缩小，货币乘数将相应扩大。此时，基础货币供给小有变动，则整个货币供给就会大为增加，货币政策效果不是被削弱，而是因为“四两拨千斤”，而大为扩大了。

一旦这三个变量都变成了零，则货币乘数就趋于无穷大。这一方面表明，只要央行稍微增加一点基础货币，则整个货币供给就会不断地增加下去；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根本就不需要央行的基础货币、日常提取、办理结算等，货币政策的效果势必大为削弱。发达国家的担心正在于，他们的电子货币发展已经接近了这个区域。可以肯定，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早晚也会趋于这个区域，届时我们再坚持货币供给量的调控，则货币政策效果的削弱将无可避免，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尽快完成由货币供给量调控向利率调控的转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对准备金存款的支付利息，以及管理层对市场利率的直接决定等，都比美国更为有利地应对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挑战。

the challenge of electronic money for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 reduces the public demand for base money, which will weaken the effect of the existing monetary policy, even make it inefficient, because the aim of this monetary policy is to control base money. monetary policy should continue to be effective, if central bank adjusts its operating target to interest 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 in our country will increase the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in the short run, because the decrease of cash-deposit rate and excess reserve rate will result in the increase of monetary multiplier. the effect of quantity target control will be eliminated in the long run, as a result, we should adjust the operating target to interest rate as early as possible.

key words: electronic money monetary policy base money

主要 参考 文献 ：

[1] benjamin m. friedman, decoupling at the margin: the threat to monetary policy from 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 in bank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oc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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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政策；对策

当今世界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一种新型的支付结算工具――电子货币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电子货币作为一种新型的支付工具在给我们带来较多方便的同时，也给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应有效果受到影响，所以中央银行有必要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一、电子货币概述

电子货币种类较多，定义也各说纷纭，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巴塞尔委员会给出的定义，通俗来说就是指在电子设备和网络上进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支付机制。‘储值’，顾名思义即储存的价值，就像我们将现金放在钱包里一样，电子货币是被保存在各种卡里，当储存在其中的价值被使用之后，可以继续向其中追储价值。而预付支付机制则是指存在于网络之中的一种虚拟的数字现金。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分析

（一）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第一，电子货币对法定准备金的影响。电子货币的出现使得该工具的作用有所下降，一方面是由于电子货币作为一种新型的货币，中央银行并不对其征收准备金，于是必须缴纳准备金的存款的比例就会减少，这样必然会使得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不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利息收入，所以存款准备金的比重越多，商业银行就只能以越少的资金来发放贷款和投资，从而带来的收入也就越少，而由于电子货币可以不用缴纳法定准备金，商业银行就找到了不缴纳法定准备金的机会，这就使得法定准备金作用有所减弱。

第二，电子货币对再贴现率的影响。再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放款利率。当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如果它只能依赖中央银行的再贴现来补充流动性，那么再贴现率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其贴现数量，但是如果商业银行补充流动性的途径不只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这一条，那么再贴现率的作用便减弱了。而电子货币发行主体比较多，于是就成为商业银行补充流动性的一条重要途径。简言之就是发行电子货币来补充流动性这一新的途径使得再贴现对商业银行来说不再那么重要，因此电子货币的出现也就使得再贴现政策的效用有所降低。

第三，电子货币对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一方面，中央银行只有在对社会上的货币供给量准确把握比较了解的情况下，才能确定是要买进还是卖出政府债券来扩大或收缩货币供给量，而电子货币的发行则增加了中央银行计量社会上货币供给量的难度，于是中央银行要想准确的计量难度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即使中央银行准确的计量了社会上现有的货币流量并相应的买卖了有价证券，这一政策影响也不会再如中央银行所期待的那样，因为当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带来影响时，它们又可以通过调整电子货币发行来抵消其影响。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中介和最终目标的影响

第一，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影响。首先，由于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多元化，从而使货币供给量的可测性降低。其次，要想通过调节货币供给来影响经济活动的话，须在货币流通速度比较稳定的条件之下。但是电子货币的存在使得交易更加快捷，所以必然会加快货币的流转，这就使得货币供给量变得不再好控制。

第二，电子货币对基础货币作为中介目标的影响。一方面是对现金的影响，由于电子货币对现金具有较强的替代性，从而公众减少了对现金的需求，中央银行难以对现金准确操控，必然降低了基础货币的可测性；其次，电子货币使得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存款准备金影响经济的作用减弱，从而使得中央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的控制力减弱，降低了可控性。

第三，电子货币对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影响。利率由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决定，电子货币的出现对货币供给和需求都产生了影响，所以必定对利率产生影响。如上面的分析，电子货币使得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控制难度加大，进而对利率的控制受到影响。

第四，电子货币对最终目标的影响。由于电子货币的出现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所以必定会对各个最终目标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首先，各个金融或者商业机构在发行成本较低情况下，必定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加大电子货币的发行量，这样一来无疑增加了社会上的流动性，造成物价波动。其次，电子货币使得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意味着货币供给量增加，于是进一步影响到了物价稳定，使得发生通货膨胀可能性增加。

三、中央银行的应对措施

第一，规范电子货币发行。严格控制电子货币发行，对发行机构进行审查，严格限制信誉不好、经营状况不佳的金融或非金融机构发行，同时对发行的电子货币也要设定一个大概的标准，如其种类、流通范围等，从而使得电子货币能够在流通中更加规范，以保障货币政策的实施。

第二，健全电子货币的风险防范系统。要建立统一的电子货币支付转账系统，加强对电子货币在流通周转过程中的监管，加快网络加密技术创新保证电子货币系统安全性以及客户私人信息的保密性。

第三，调整完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造成了冲击，但相对来说，利率受到的影响较小一些，重要性也相对加强，因此中央银行应积极促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利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调整传导机制，使货币政策起到预期的效果。

第四，加强国际合作。电子货币加强了资本的流动性，尤其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各国的影响也加深，因此中央银行有必要与国际金融组织增进合作与协调，加强对电子货币跨国界流通的监管。

参考文献：

[1]黎东.浅析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冲击[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

[2]陈雨露，边卫红.电子货币发展与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2

[3]庞然.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J].问题探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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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正常化；量化宽松；就业市场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5-0031-07

正如大家所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近期改变了关于联邦基金利率的前瞻性指导。随着经济基本面的持续改善，美联储拟于2015年稍后上调利率目标区间。至于首次上调利率的时机以及后续的政策动作，将取决于委员会对即将公布的就业、通货膨胀以及其他反映目前经济扩张程度的数据的解读。

今天主要讨论影响当前货币政策调整决策的一些可能因素，也会探讨为什么FOMC确信联邦基金利率回归正常水平将是一个平缓的过程。因此，我想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为什么FOMC会认为2015年晚些时候是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一个合适时机；第二，在未来的几年，经济和金融表现如何影响对货币政策的选择及应用；第三，在当前的环境中，政策制定者是否需要考虑一些特殊的风险，或者兼顾其他的因素。

一、当前的经济基础及前景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回顾当前的经济状况及发展趋势。作为一个背景，这将有利于我们理解，在过去6年多的时间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始终维持在接近零的低水平，并在资产组合中累积了大量的长期证券后，为什么现在尤其关注这种偏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窗口问题。

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萧条中，美国国内的就业市场经历了一个非常缓慢的复苏过程。但可喜的是，近期这一进程正在加速好转。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内失业率已从其峰值水平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现在仅为5.5%。2014年，新增就业人数达到月均27.5万人的水平，这有助于今后失业率进一步下行，而且我们仍可以通过其他政策刺激来实现我们的最大就业目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失业率还没有回落到5.0%―5.2%的目标区间――我的大多数FOMC同仁所认为的长期“正常化”的水平。而且，非自愿兼职就业水平仍然居于历史高位。考虑到美国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劳动参与率仍然低于预期①，工资增长仍然广受抑制。即使如此，我们仍不能否认，当前就业市场的复苏是非常稳固的。

我谨慎乐观地认为，在当前总产出和总支出温和增长的环境下，未来几个月就业市场很可能进一步改善。尽管最近的商品零售数据低于预期，但我认为在当前基本面持续向好的背景下，消费支出水平必将在年内经历显著的上涨过程，而这些基本面包括了就业的强势增长、因能源价格下降带来的真实收入的增长、家庭财富的增加以及较高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在评估就业市场复苏和实体经济扩张时，我们必须明确，这些改善得益于之前偏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应用。与前两年相比，当前真实经济更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但基础还相对薄弱，主要是因为当前就业和产出的增长过多地依赖各种期限的低息利率，或者说是长期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利率长时间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那么真实经济在不断接近潜在产出时，将使得经济周期步入繁荣阶段。因此，对真实经济潜在能力的评估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作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当前的就业指标已经得到了显而易见的改善，但物价稳定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我们通过个人消费支出的价格指数来衡量通胀水平，这一指标在危机后的很长时间都低于FOMC设定的2%的上限。通货紧缩的迹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就业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不景气，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较低的价格水平更多的是受油价下跌的影响，或者一些其他一次性的外部冲击，而FOMC认为这种冲击对物价变动仅有短期的负面影响。

令人欣慰的是，基于调查方法得到的长期通胀预期指数将持续稳定。尽管基于市场信息得到的通胀补偿②（inflation compensatio）指数自2014年夏天以来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主要是由风险溢价的变动及一些短期市场冲击引起的。为稳健起见，目前偏松的货币政策继续维持一段时间是比较合适的，这有助于进一步提振就业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景气，最终伴随着稳定的通胀预期，促使中期的通胀水平逐步靠近2%的政策目标。

二、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合理时机

关于何时收紧当前偏松的货币政策，FOMC认为，这一时间窗口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经济基本面的变化。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但是2015年晚些时候的经济环境将很可能促成联邦基金利率的上调。

首先，当前我们的货币政策立场主要是为了刺激实体经济。接近零的联邦基金利率使得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就业市场的萧条状况大为改观，而且看起来将继续促使未来新增就业稳定增长。虽然基准利率水平的适度上调可能使得当前就业市场的恢复速度略有减缓，但中断其增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货币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政策制定者不能等到所有前期政策效果都显现才开始调整货币政策。因此，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推出也不能等到已经非常接近通胀目标的时候，否则将使得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此外，低利率政策持续时间过长，将间接鼓励投资者持有过高风险，从而降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总而言之，需要寻找的是这样一个时机，即在第一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时，通胀率正在靠近2%的水平，而就业和产出的稳定增长又不会受到大的冲击。

再次，就业市场的持续改善是使我们对未来通胀走势保持乐观的重要原因。基于大量历史经验的理论告诉我们，当资源利用开始持续收紧时，通胀问题才会显得至关重要③。基于这一点，近期公布的核心通胀率的上涨并不会成为我们判断利率调整时间窗口的重要前提。关于工资，我想强调的是，当真实工资增长率能够与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增速相匹配时，意味着就业处于一个可持续的最高水平。可以想象到，未来名义工资增长率将会显著高于当前约2%的增长水平。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短期内通胀率达到2%，并且就业市场环境持续改善，未来工资的变动趋势仍将是很不确定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路径，况且还有全球竞争力、技术进步、政治结盟等其他影响真实工资增长的不确定因素。正是这些超出美联储控制范围的影响因素，解释了过去至少15年时间里真实工资水平为何偏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路径。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与稳定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相适应的名义工资增长率应该是怎样的水平。因此，上述的不确定性也就限制了反映工资的趋势性指标作为美联储追求物价稳定目标的参照价值。

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工资还是物价数据的增长，都不足以断定未来通胀水平必然会回到2%的水平。相反的，即使看到工资增速、核心消费者价格或其他价格指示器走弱时，我们也可能会很不情愿地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

最后，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参照“泰勒规则”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即便核心通胀率低于FOMC设定的2%的目标，如果我们判定当前失业率接近长期均衡水平，并且真实利率与历史平均水平相当时，根据泰勒规则，就需要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至远高于零的水平。但是，如果泰勒规则中的一个假设发生改变，比如劳动力市场出现明显不景气，或经济达到均衡时的联邦基金利率（意味着与经济相一致的实际利率下实现就业最大化并且中期内价格稳定）远远低于历史水平，那么政策取向也将做出大幅度的调整④。基于相似的假设，当前的现实情况则要求联邦基金利率处在接近于零的水平⑤。然而，泰勒规则在应对目前复杂形势时显得过于简单，下面我会给出更深入的分析。

FOMC会认真考虑何时开始调整目前偏松的货币政策，但有关时间窗口的问题不应被过分强调，因为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扩张的是对短期利率走势的预期，而不是首次加息的时机。FOMC主要依靠市场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如关于长期利率与其他资产价格的政策）以影响支出和投资的决定。比时间窗口更为重要的是，委员会根据时间的推移而调整联邦基金利率以应对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其双重目标。市场参与者对于这些反应的认知以及短期利率的长期走势将共同影响家庭和企业的借入成本，包括公司债、汽车贷款以及房屋抵押贷款的利率等。

三、经济和金融因素将如何塑造未来几年货币政策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FOMC即将提升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绝非为了收紧之前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货币政策的路径选择取决于经济形势的走势，并且政策收紧的节奏可能加速、减缓、停顿，甚至针对实体经济活动和通胀水平及其预期而采取相反措施。基于对经济数据的依赖，历史上的那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举措及其节奏可能会给接下来几年时间里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误导。我们未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将是尽我们所能，在迂回曲折的经济中同时实现就业率最大化和通胀率维持在2%左右。

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政策从来不是先设的，而是根据经济数据的变化而相机抉择的。正如我上周在FOMC会后的新闻会上所提到的，与会者普遍预计失业率到2017年末将会下降至长期可持续水平，且伴随着通胀率升至2%，实际GDP也将上升甚至超过长期增长趋势线。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的逐步正常化。根据2015年3月的SEP预测⑥，联邦基金利率中值将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幅度增加，直到2017年末。

对“名义联邦基金利率的上升”与“双重目标的逐步实现”同时实现的预测，与委员会对于联邦基金实际利率的均衡水平将随时间推移不断缓慢上升的评估是一致的。其中，联邦基金实际利率的均衡值能有效地预测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众多的、持续的负面冲击，实际均衡利率水平远低于零。这些冲击或不利因素包括了更严格的证券承销标准和对信贷获取的限制、家庭部门减轻债务负担的需求、在财政刺激方案初见成效后的紧缩化趋势，以及因为对未来经济预期的高度不确定导致企业投资或家庭消费意愿的显著下降。

庆幸的是，尽管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以及资产持有量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上述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在过去一年左右时间里明显减弱，这仍使得就业规模显著增长⑦。换言之，经济潜在增长能力逐步提升，联邦基金实际利率的均衡水平也在逐步上移。尽管近期美元的升值可能增大出口压力，但我预计在今后几年中上述各种不利因素会进一步减弱，而且随着联邦基金实际利率均衡值的持续上升，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水平的时机逐渐成熟⑧。目前，联邦基金实际利率的均衡值（据估计目前接近于零）远低于FOMC所评估的“长期稳态水平”。根据FOMC的SEP预测中值，这一长期稳态水平在0.75%―1%之间⑨，即长期名义利率减2%的通货膨胀率。有证据显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接近充分就业时，通货膨胀率会向2%水平靠拢，因此，我认为在首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之后应该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当然，如果接下来的数据无法支持这一预测，那么实际的货币政策路径就需要适当调整。

四、当前的环境下应该考虑的特定风险和其他因素

未来货币政策的实际进程将取决于各方面的不断向前推进，这里我主要谈三个相关问题⑩。

首先，这取决于两方面的预期，一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会持续减弱的预期，二是联邦基金实际利率的均衡水平将会快速上升的预期。事实上，联邦基金利率的均衡值的预测受制于诸多不确定性影响，而且目前市场参与者对其“显著上升”这一事件概率的预期较为悲观。此外，最近的一些研究也指出，由于人口因素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影响，未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更为缓慢。甚至在极端的情形下，这种缓慢的增长会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届时为了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水平，在货币政策中我们需要维持非常低的实际利率水平，而且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将无法并存?。

当宏观经济应对加息调整的能力尚不明朗时，上述风险对近期货币政策的启示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日本过去20年的历史以及瑞典近期的经验表明，当实际均衡利率处于较低水平时，收紧货币政策会产生很高的经济成本，使得中央银行稳定价格的目标难以实现。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总需求符合委员会预期的水平上持续扩大时，偏松的货币政策开始退出才相对稳健――这个观点也得到了许多研究成果的支持?。

偏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利率在零点下限附近的货币政策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如果就业增长和生产活动整体表现强劲，且通货膨胀显著高于2%的目标，FOMC将可以根据需要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但如果经济增长缓慢，而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下降，名义利率的零点下限可能会限制委员会操作利率的空间。譬如，在现有的庞大的资产负债表的背景下，FOMC可能会担心进一步购买资产所产生的潜在成本和风险。

研究表明，未来货币政策因负向冲击影响而受零下限所制约的概率越高，且真实经济活动和通胀的后果越严重，那么现有的货币政策利率就越应该倾向于零?。实际上，从一种模式视角来看，这么一种策略有助于刺激真实的经济活动、提升通货膨胀率，从而促使货币政策摆脱零下限的约束。考虑到FOMC最近预期所反映出的立场，随着近年来不利因素的持续减退、真实均衡利率的上升以及通胀率逐步提升至2%以上，联邦基金利率需要回落至零所带来的风险也有所降低。与这种评估相一致的是，几乎所有FOMC的成员现在都认为未来真实经济活动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了，尽管有些成员认为通缩的风险仍未减弱。

即便如此，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许多市场参与者对未来风险的评估似乎与FOMC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在2015年1月末的“初级交易商调查”（the Survey of Primary Dealers）中，20%的被调查者认为，联邦基金利率上浮后会在2017年末或者稍早时候再次回落至零附近?。另外，发达经济体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维持在超低水平，而通胀补偿也长期保持在低水平上，这些都反映出，在未来对全球展望的风险评估方面，金融市场参与者可能比FOMC成员更加悲观。因为长期收益率反映了所有短期利率经市场概率加权后的平均水平，它涵盖了期限补偿和风险溢价。在发达经济体中，收益率普遍偏低意味着投资者面临广泛存在的逆境，这就需要较低水平的联邦基金利率维持更久的时间，甚至超过SEP的预测期限?。

有关货币政策的渐进性调整的争论与通货膨胀能否顺利回升至2%的目标息息相关。2%的通胀水平能够促使失业率在一段时间后降至长期可持续水平以下，这一结论在最近诸多SEP预测研究中都有所体现。金融危机导致了供给端的恶化，但当前偏紧的劳动力市场很可能使这一情况发生逆转。具体来看，深层的萧条和缓慢的复苏可能阻碍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使得新商业形成率（the rate of new business formation）难以提高，从而打击了沮丧的工人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也侵蚀了长期失业人员的技能?。但这些负面影响在一个偏紧的劳动力市场上将有所缓解，因为经济将因此更加富有效率，而长期收益也会得到提高。需要指出的是，供给端的改善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一点很难量化，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十分有限。

当然，采用渐进调整的方法并不是没有风险，紧缩货币政策推进过于缓慢可能会对通胀目标的实现产生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当FOMC的通胀可信度被低估时。例如，通胀会呈现一种非线性特征的动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高水平的失业率几乎不会形成任何通缩压力，但偏紧的劳动力市场却能显著提升通胀水平。假如这样的话，失业率降至自然失业率水平以下会导致通货膨胀率迅速蹿升至一个很高的水平。为了避免出现这一情况，短期利率水平需要迅速提升，但这也会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

此外，政策调整过于谨慎会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长期利率偏低的环境可能会使得杠杆率过高和保险标准过低，这会使得投资者难以承担他们无法准确衡量的风险?。在这点上，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一缺陷不一定能带来实质性的风险，但是FOMC正在仔细监测这方面的情况?。更进一步，我认为宏观审慎的监管工具应该作为应对这类风险的首选工具?。

五、结论

总而言之，在决定何时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及随后如何进一步调整时，FOMC的决策必须以数据为依托，从而能够审时度势地兼顾到未来的经济变化讯息。我们不能确定扩张的潜在力量、与价格稳定相适宜的最大就业水平，以及与最大就业水平相对应的长期利率水平。货币政策必须随着我们对这些因素认知的改变而调整。但是，如果经济现实确实按照大多数FOMC同仁所预期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么我希望联邦基金利率逐渐回归正常，从而逐步消除前面列举的政策调整过快或过慢时由金融危机和风险平衡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除了实现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双重目标，委员会的其他决策方针和目标并不是预先决定的。

注：

①关于近年来人口结构及其变动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可以参考Stephanie Aaronson等（2014），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ecent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Fall）。此外，从周期视角论证当前劳动参与率过低的文献可以参考Robert E. Hall（2014）， Quantifying the Lasting Harm to the U.S. Economy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Jonathan Parker and Michael Woodford，eds.，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14，Vol.29（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和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2014），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since 2007：Caus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Washington：CEA，July）。

②通胀补偿（inflation compensation）是指实际通货膨胀率（actual inflation rate）高于通胀预期（inflation expectation）的部分。

③关于劳动力市场萧条与工资之间关系的最新研究可以参照Anil Kuman and Pia Orrenius （2014），A Close Look at the Phillips Curve Using State Level Data，Working Papers 1409（Dalla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和Daniel Aaronson and Andrew Jordan（2014），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Wage Growth and Labor Market Conditions，Chicago Fed Letter No.327 （Chicago：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Oct.）。

④均衡实际利率通常被视为短期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较低，且长期中在没有未来经济干扰下，被估计与就业最大化和稳定的通胀率相一致。相应的，均衡实际利率通常被认为独立于经济周期对于经济的猛烈冲击。而在假设中，这些冲击和通胀率对于经济的影响将在几年后逐渐消失。在经济危机的余波中，美国经济一直服从于那些历史标准所起草的各种各样的调整过程，比如对家庭资产负债表以及其他不利因素的持续修复。这些非典型的过程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恰当决策中，决策者在当前环境中需要考虑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缓慢变动的影响，而这两者在之前的紧缩环境中并非为重要考虑因素。出于这个原因，由于当前经济环境中不仅随时间变动而变化，而且还包含中期可预测的条件，考虑均衡实际利率是非常有用的。

⑤泰勒公式： [Rt=RR*+Πt+0.5（Πt-2）+0.5Yt]，R表示联邦基金利率，[RR*]为均衡实际利率的估计值，[Π]为当前通胀率（通常用核心CPI表示），Y为产出缺口。产出缺口可以近似用奥昆公式表示：[Yt=-2（Ut-U*）] ，U代表失业率，[U*]代表自然失业率。如果假设[RR*]为2%（几乎为历史联邦基金利率平均值），假设[U*]为5%―0.5%， 那么泰勒公式则得出名义基金利率应被设定在略低于3%的水平，给定的核心PCE通胀率当前在1%―0.25%运行，并且失业率为5.5%。但是如果[RR*]当前被假设为0（正如很多统计模型所假设的），[U*]被假定为5%（正如很多FOMC参与者的SEP设计预期），那么公式得出的结论为低于0.5%。

⑥“经济预测摘要”（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SEP）中模块化预测的前提是没有意料之外的干扰会冲击现有经济假定。

⑦尽管FOMC于2014年10月份终止了其资产购买计划，但是这种类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所提供的激励主要依赖于美联储所持有的较长期资产股票，而不是债券的流动收购。由于FOMC自10月份持续保持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并继续保持联邦基金利率接近于0，货币政策的整体立场在这一时间内无显著变化。然而，美联储所持有资产的长期利率下行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缓解。

⑧ 如果资源充分利用且通货膨胀率达到2%，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选择设置联邦基金实际利率等于均衡实际利率以维持这些条件。因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均衡利率上升，货币政策“中性”设定应该随之相应上升。

⑨例如， 罗巴克・威廉姆斯的模型中对2014年四季度的实际均衡利率估计值为-0.16。基于模型所得信息，见Thomas Laubach and John C. Williams（2003）， “Measuring 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5 （November）。基准模型估计的更新可以在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网站获取。另一项最新研究得出结论：均衡实际利率可能在1%―2%的范围，同时也强调，这个估计范围非常精确，见James D. Hamilton，Ethan S. Harris，Jan Hatzius，and Kenneth D. West（2015），“The Equilibrium Real Funds Rate： Past，Present，and Future （PDF），”working paper （San Dieg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March）。

⑩原则上，三个因素――联邦基金实际均衡利率值的不确定性、零名义利率零下限的风险不对称性、允许失业率暂时低于其可持续的长期利率水平的潜在好处――将会影响政策正常化开始的时机以及政策正常化的后续实施。事实上，作者认为这三个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始终保持联邦基金利率接近于零的政策。她也认为这种考虑符合今年晚些时候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可能增加的预期，因为这将成为减少政策分歧这一更广泛战略目标的一部分。

?“长期停滞”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末，见Alvin H. Hansen （1938）， The Consequences of Reducing Expenditures，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January）， pp. 60-72； and Alvin H. Hansen （1939）， Economic 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29 （March）， pp. 1-15。这种可能性适用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近来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Robert J. Gordon （2014）， The Demise of U.S. Economic Growth： Restatement， Rebuttal， and Reflection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1989，5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ebruary）；Robert E. Hall （2014），Quantifying the Lasting Harm to the U.S. Economy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in Jonathan Parker and Michael Woodford， ed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vol. 29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wrence H. Summers （2014）， U.S. Economic Prospects： Secular Stagnation， Hysteresis，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Business Economics， vol. 49 （April）， pp. 65-73。对于长期停滞评估假设的更多讨论，见Hamilton and others， The Equilibrium Real Funds Rate，in note 8。

?许多研究显示，使用模型模拟，当经济的均衡利率不确定时，决策者可以通过调整货币政策的立场更谨慎地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进而改善宏观经济表现。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见John B. Taylor and John C. Williams （2010）， “Simple and Robust Rule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Benjamin M. Friedman and Michael Woodford， eds.， Hand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3B （San Diego：Elsevier）。

?例如，参照Klaus Adam and Roberto M. Billi （2007）， “Discretionary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Zero Lowerl Bound on Nominal Interest Rat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4 （3）， 728-52； Taisuke Nakata （2013）， Optim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with Occasionally Binding Zero Bound Constraints （PDF），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13-40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pril）； Taisuke Nakata （2013）， Uncertainty at the Zero Lower Bound （PDF），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13-09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December 2012）； Charles Evans， Jonas Fisher， Francois Gourio， and Spencer Krane （forthcoming）， Risk Management for Monetary Policy Near the Zero Lower Bou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当然，美国的长期收益可能并不能反映出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相反地，一种疲弱的经济表现预期可能导致美元持续走低的压力，因此对美国净出口、就业、通胀和短期利率形成了向下压力。从一个更加相关的证据来看，投资者对通胀高低可能性的预知在最近几个月已经发生了改变。参见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Markets Group （2015）， Responses to Survey of Primary Dealers （PDF） （New York： FRBNY， January）。

?对于这种效应的讨论，参考Dave Reifschneider， William Wascher， and David Wilcox （2015），Aggregate Suppl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IMF Economic Review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March 17， doi： 10.1057 / imfer. 2015. 1。

?参见Jeremy C. Stein （2013），Overheating in Credit Markets： Origins， Measurement， and Policy Responses，speech delivered at “Restoring Household Financial Stability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Why Household Balance Sheets Matter，a research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St. Louis， February 7。

?参见 Janet L. Yellen （2014）， Semiannual Monetary Policy Report to the Congress，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U.S. Senate， July 15。

?参见See Janet L. Yellen， （2014）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speech delivered at the 2014 Michel Camdessus Central Banking Lectur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July 2。

篇9

一、贷款目的

2012年，全县新增贷款目的为15亿元，详细分派目的为：县农业开展银行1亿元、工商银行1亿元、农业银行2亿元、中国银行2亿元、建立银行1亿元、邮政储蓄银行0.3亿元、银行县支行1.2亿元、乡村信誉社6.5亿元。

二、任务办法

（一）增强项目建立支撑力度，知足重点项目建立资金需求。树立健全县人行、发改委、工信局协调机制，积极做好银企项目洽商对接任务。县发改委、工信局要树立健全企业项目储藏库，合时向金融机构予以推介。县人行要按期组织召开金融机构项目对接会，完成钱币信贷政策和财产政策、企业项目和银行资金的有用联接。各金融机构要对工业、现代效劳业、社会事业、城市根底设备、农林水利、交通等范畴的重点项目和财产集聚区建立等重点任务仔细研讨，实时跟进，积极供应信贷资金支撑，促进项目建立早完工、早投产、早奏效。

（二）积极展开金融效劳方法立异，鼎力支撑中小及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各金融机构要按有关要求设置中小企业信贷专营效劳机构，制订响应的中小企业信誉品级评定规范，对中小企业独自评级，自力审核；积极知足企业的实践要求，增强企业财政指点，对中小企业财政指点的数目要比上一年增进10%以上；加大立异力度，在效劳方法上完成差别化，积极探究小额无典当贷款、存货融资、订单融资等愈加积极灵敏的方法，知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本年我县中小企业新增贷款的增进比例要高于全县新增贷款增进比例。

（三）持续推进乡村金融产物立异，促进“三农”经济疾速开展。县人行要持续指导涉农金融机构加大立异力度，积极做好成熟产物的推行复制任务。各金融机构要进步涉农贷款比例，重点扩展对农业根底设备、县域城镇建立、城中村革新和农业财产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撑，加速促进农业财产化转型晋级和农业构造调整。本年涉农贷款增进的比例要高于全县新增贷款增进比例。

（四）加大金融政策支撑力度，起劲做好对民生信贷的支撑。依照“创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信誉社区”相连系的形式，鼎力展开小额担保贷款营业，加大对大中专卒业生、改行退役武士、赋闲人员、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支撑。起劲发明前提，为巾帼创业、农人工返乡创业和大学生村官创业供应资金支撑。鼎力推进乡村青年信誉示范户任务，出力扩展乡村青年创业小额贷款任务掩盖面。积极展开生源地助学贷款营业，包管贫穷家庭学生助学贷款实时发放。鼎力支撑廉租住房、经济合用房等保证性住房建立的资金需求，改善我县居民住房前提。

（五）加大搀扶力度，积极开展强大金融效劳业。持续强化金融生态情况建立，袭击逃废银行债权行为，维护金融机构债务平安。加速乡村信誉社体系体例变革，鼎力推进组建农商行任务。积极发明前提，力争年内有一家村镇银行开业运营。标准担保公司营业，扩展贷款担保局限。指导民间本钱投向实体经济，果断袭击不合法集资和不合法设立金融机构运动。

（六）积极运用各类融资东西，起劲拓宽融资渠道。鼎力支撑企业经过企业债券、信任、产（股）权让渡、融资租赁、典当拍卖、项目BT、BOT等方法融资。各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做好金融立异任务，用好用活信誉证、保函、保理、银团贷款等新型信誉东西，多渠道为企业供应融资支撑。

（七）充沛发扬金融支撑效果，支撑城镇化建立。各金融机构要结实树立以支撑全县经济开展为己任的思维认识，想全县经济开展之所想，急全县经济开展之所急，谋支撑全县经济开展之所策，紧紧环绕全县经济社会的开展大局，对峙以财产堆积区开展为载体，依照凸起特征、培养集群、构成链条、完成轮回的准则，重点支撑主导财产敏捷开展强大，加强辐射带动才能，构成群体优势。要进一步完美效劳条理，进步金融效劳程度，在信贷产物立异、效劳方法立异、市场开辟等方面赐与企业最大支撑，敏捷提拔财产堆积区在全县经济开展中的位置，促进产城交融。进一步增强对根底设备建立的资金支撑，促进全县城镇化率的提拔。

篇10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是在时代影响下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金融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与调控。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催生了很多种类的金融衍生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风险增大，潜在危机也更多，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带来一定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概述

（一）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是有别于传统金融的一种新型金融参与形式，其与“互联网技术金融”不同，主要运用的是“互联网思想”，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起支撑作用。所谓“互联网思想”，体现的是平等、开放、分享以及合作，运用互联网方式，使金融业务获得更高的透明度与参与度，操作过程更加简单方便，还能够降低中间成本。我国早在1997年，便已经推出了第一家网上银行，在世界范围内的起步并不晚。发展到2013年，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速度更快，“余额宝”的出现更是使得金融行业朝着互联网金融迈进了很大一步。[1]现阶段，我国互联网金融模式主要有四种，分别为P2P、第三方支付、电商介入以及互联网企业。虽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但传统的金融体系却受到了很大冲击，金融机构的分工不再泾渭分明，在未来，金融脱媒与混业经营必然会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

在西方理论中，货币政策有效性主要指的是货币政策是否可以对真实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经济增长则并不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考虑范围之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依托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货币会对产出产生影响。第二，货币和产出有实际联系。第三，货币当局可以对货币进行有效控制。所以，想要判断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就需要从这三方面入手。[2]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可以看成是货币当局是否对货币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货币政策想要有效实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政策工具。第二，政策目标。第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互联网金融对上述三个部分都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绝大多数国家的目标都是充分就业，我国也不例外。发展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滞涨”现象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将货币政策的目标转变成为稳定货币。在世界货币政策的带动下，稳定货币值也是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的转轨阶段，对外经济愈加频繁，但在发展过程中，对外运行机制与国内运行机制之间还没有实现充分融合，货币政策也很难实现对内外的同时稳定，因此，我国当前的主要货币政策目标便是将货币值稳定下来。[3]当前我国还没有实现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在长期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仍然可能爆发，其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财政的隐性赤字相对较大。第二，经济结构的长期矛盾相对突出，无法大幅度的增加货币投放力度。第三，农业基础相对薄弱。[4]我国近年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方式更多是通过改革，运用一些经济手段，而单一的稳定货币值，是比较适应我国当前情况的货币政策目标。

三、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一）货币供给

1.降低可控性。从一个角度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货币供给更多的受制于经济体系内因，其内生性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升。从另一个角度看，互联网金融机构存在一部分存款派生功能，而且不受银行体系的支配，这就使得金融市场中的货币供给主体增加了，一部分货币供给不受央行控制，从而降低了央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进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2.降低可测性和相关性。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升了货币在界定与计量过程中的难度，尤其对于不同层次的货币来说，但与此同时，货币之间的转化却更加方便，金融资产也在这种情况下具备了更大的替代性，传统货币也逐渐扩展到虚拟货币领域。另外，在互联网金融的影响下，货币乘数的变化幅度也越来越大，货币供给总量也越来越受到央行控制，运用互联网金融中的电子支付手段，用户不用再承贷存款准备金，而且能够替代现金进行使用，P2P等新型金融业务也会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使得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和央行预计的货币供应量存在更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想要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的方式来实现货币政策就会更加困难。[5]

（二）货币需求

1.降低函数稳定。从JohnMaynardKeynes的货币需求理论来看，人们之所以会持有货币，主要是由于交易、预防以及投机等三个动机。如果短期收入比较稳定，那么服务于交易动机与预防动机的货币，也是能够预测出来的，而且相对稳定，而服务于投机动机的货币，则会以市场利率的变化为基础而产生波动。以MiltonFriedman的货币需求函数为基础，货币可以看成是资产的一种，其中，货币需求和相关的资产回报率以及其他因素之间，是具有函数关系的，稳定性也是货币需求函数中最主要的特点之一。[6]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影响着模型中的每一个变量，从一个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的相关产品无论是流动性，还是收益性，都相对较高，而且交易非常方便，缩短了支付与储蓄之间的步骤，节约成本，更容易受到投资主体的青睐，恒久性收入并不会对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过于依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升了资产的流动性，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资产的流通成本，如果收入保持不变，机会成本变量作用空间便会提升，货币需求也变得更加不稳定。2.改变结构内涵。在互联网金融的作用下，很多新型的金融工具应运而生，这些工具都有着非常强的货币性，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对货币盈利性与流动性的实际需求，还使货币的流通速度大幅度提升。在当前条件下，网上支付、移动支付以及以电商为基础的中小额支付，都已经挣脱了金融机构的约束，交易规模越来越大，货币的流通速度也越来越快。与此同时，互联网理财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货币结构，互联网理财主要是通过金融产品与第三方支付之间相互融合而形成的，能够同时承担起支付交易和理财的相关功能，他的出现使得人们不再依托活期存款，银行中的存款余额逐年递减，改变了传统货币结构的内涵。[7]

（三）货币政策效率

1.对存款准备金的影响。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我国无论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变得越来越成熟，很多资金都可以以互联网为基础，流入到金融市场，甚至一些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中，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对资金的束缚越来越小，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比原来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来源，但商业银行却因此受到了消极影响，商业银行不再是唯一的货币政策导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央行货币供给会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干扰，央行主要通过对商业银行派生存款的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在传统模式下，商业银行中会保有大量活期存款，但在互联网金融的条件下，这些存款更多地被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瓜分，这些派生存款是不受央行控制的，因此，央行传统的货币供给量调节模式也受到了限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因此降低。[8]2.对再贴现政策的影响。再贴现政策的有效性与央行控制金融机构的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下，资本与货币之间更容易相互转化，不仅交易成本较低，而且还具有很高的信息透明度，金融市场中能够被利用的融资渠道也更加多样化，及时贴现率不稳定，也能够运用其他方式来满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这样一来，再贴现率的作用就受到了限制，进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3.对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金融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息在互联网金融的基础上传播速度更快，利益相关者对资本的追求更加迫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开市场提升了业务收益率，那么就意味着货币资金的转移，这样一来，在公开市场中，业务的作用率降低，时间缩短，同样需要更快的调节货币总量。[9]另外，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很多金融工具，这些工具能够进行买卖，使得公开市场的操作更加便捷。政府债券作为金融产品中的一种，在金融市场中控制着市场基准，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市场中的主体如果想要进行资产组合或流动性资产的补充，就会更多地进行金融市场活动，对公开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加，从客观上讲，其与货币当局的控制是相互配合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策效果。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影响的措施

第一，统一供应口径。在当今条件下，金融市场中存在很多新型的金融工具，这些工具的运用使得货币供应量很难达到既定标准，因此，需要改变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当前乃至未来的形式要求为基础，货币当局需要对货币的供应量进行统一调整。一方面，需要划分货币供应量，这一过程主要依托于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另一方面，需要严格考核被划分到货币层次中的金融工具，从而保障货币统计的准确性。第二，强化市场建设。在互联网金融条件下，我国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很难顺利发展，为了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得到提升，可以从货币与信贷两个渠道入手。在金融市场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前者必然会成为我国今后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所运用的主要渠道，更多的依托货币市场的完善，所以我国需要构建起健全合理的利率结构，并促进利率的市场化；而后者则需要我国构建起更加多样化的信贷渠道，以降低成本、提升水平，从而达到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目的。[10]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体现在货币供给、货币需求以及货币政策效率等多个方面。所以，我国需要充分重视互联网金融所产生的影响，央行也需要反思传统货币政策的缺陷，运用更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从而提升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张辉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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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文庆，李明选，孟赞，等.互联网金融对传统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第三方支付视域[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98-104.

[3]刘光友，任虹，赵崇富，等.电子货币的发展对日本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J].现代日本经济，2011(1)：47-55.

[4]王伟.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J].求索，2011(2)：14-16.

[5]牛晓健，陶川.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影响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1(4)：11-16.

[6]刘玄.资产证券化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基于次贷危机背景的分析[J].南方金融，2011(11)：11-16.

[7]黄连慧，李成.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0(2)：14-18.

[8]黄明皓.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与金融开放度———中国的模拟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10(6)：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