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货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各国货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曾经，一个国家以拥有强势货币为荣。并将其视为国家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象征。如今，外汇交易市场好像变成了“软蛋们”的乐巢。

首先。美元出现连续下跌，用于投机套利交易的资金大量流出美国。然后，欧元也因为西班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债券出现问题而受挫。最后，英镑也因为投资者担心英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可能由5月份大选引起的政策停滞而大幅贬值。

政治家对这些货币的集体走低表现过任何不爽吗?完全没有。

英格兰银行的有些官员似乎还对“软英镑”表示欢迎，因为那会刺激英国的出口。其他―些政治家，比如法国财敢部长也以同样的原因对最近欧元的下跌表示满意。美国也是，既没有提高利率，也没有削减赤字。瑞士政府进行了市场干预使瑞士法郎贬值。日本新任财政大臣已经在倡导弱势的日元政策。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货币应该升值(理论上，快速增长国家的货币在长期的实际升值对其自身是有利的)，但是中国政府顶住了诱惑，干预市场以阻止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

为什么软货币在今天如此受欢迎呢?答案似乎是：在信贷恐慌和全球性衰退的现实背景下，想要刺激增长，出口商的利润是最强劲的动力。同时软货币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引发高通胀。鉴于当下全球经济闲置生产力的总量，还很难想象在接下来几年中持续的通胀将会如何产生。 　 但是，当一个国家依靠国外投资者来为赤字融资时，他们会发现一个“简单”的贬值货币决定，会在近些年中带来更高的成本。那时候，拥有一个强势的货币将是优势，而不是缺点。

手机安全

缅因州代表博兰不像其他政治家那样在自己的黑莓手机上处理公务，除非有她想接的电话，否则她一直保持关机。

今年3月，缅因州议会将开始讨论她提出的一项法案，要求制造商在每一部出售的手机上贴上警告标签“该设备发出的电磁辐射可能导致脑癌”，“手机用户，特别是儿童和孕妇，要保持手机远离头部和身体”。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和世界卫生组织都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手机会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但一些科学家担心，急于宣布手机安全也是危险的。有研究发现，至少有一些种类的生物对手机辐射是有反应的。

当妻子在期待第一个孩子时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旧金山市市长纽森，正希望他的城市能通过立法，要求制造商在手机包装和使用手册上都印上辐射信息，要求零售商现场显示辐射数据。

有27亿美国人和40亿世界其他各国人民使用手机，手机拨打和接听电话时发出的射频辐射比调频广播信号更强，但无线行业坚持认为，射频辐射无力改变人体的分子，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胡佛博士也表示。手机射频辐射“对人体的影响，至少在目前看来似乎不足以产生能够引发癌症的遗传损伤”。

但是，研究机构还远远没有定论。1995年，有研究报告显示，暴露于“安全水平”的射频辐射中一两个小时后，接受实验的老鼠的脑细胞中就产生了能够致癌的遗传损伤。

虽然由无线工业资助的研究人员未能复制这项研究结果，但一项由欧盟资助的研究也报告了类似结果。

未来的数字支付

美国阿拉巴马州的电脑程序员米歇尔利用eBay控股的贝宝网站拥有的快速汇兑资金系统，与用户的Twitter账号相连接，构成了比信用卡更便捷的汇兑方式，目前使用该系统的用户已达1.5万个。

如此用户规模虽并不起眼，但让人领悟到一种全新的资金汇兑方式。

以往由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操控的这项业务，现在普通的电脑工程师也一样能做到。那些由金融大企业垄断的庞大市场。今后可能会被像米歇尔创办的这样的中小企业所瓜分。

Obopay、亚马逊和谷歌也在作出这样的努力，让哪怕是最低端的电子零售商也能以远低于传统收费比率的方式处理信用卡资金汇兑，找到业务批量处理的方式，以躲避信用卡公司等中间商的盘剥。

然而，所有创举中只有贝宝公司考虑到未来长远目标，开发出类似于Twitpay的微支付系统。此举无疑会释放出一波从互联网个人出版以来最有力的创新浪潮。

截至目前，贝宝公司一直在回避以各种革命性词句谈论公司的创举。尽管如此，人们寻找能替代信用卡的收支方式也是显而易见的。

信用卡公司在收紧业务的同时还在提高服务收费。这成为人们选择放弃使用信用卡的理由。贝宝发展战略负责人史蒂芬森认为，贝宝在未来3-5年内无需大规模推介便能让人们作出自己的正确选择。

篇2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

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

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3]周文贵等.国际货币体系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篇3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一国为了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需要针对一系列问题进行政策的国际协调,比如货币本位、汇率制度、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国际清偿力的供应等。对于国际间政策的协调而言,一般需要对这些基本的问题进行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称之为国际货币体系。

(一)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的理论基础是“一价定律”,英国学者戈逊也于1861年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国际借贷说。在国际金本位制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各国的内外均衡目标可以在政府不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条件下,通过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实现。世界经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20世纪后,一些国家为了准备战争,财政开支急剧增加,大量发行银行券以弥补赤字,使得黄金的兑换越来越困难,从根本上动摇了金本位制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实行黄金禁运和停止银行券的兑换,国际金本位制就此成为了历史陈迹。

(二)金汇兑本位

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城召开了国际金融会议。在讨论重建有生命力的货币体系问题时,金汇兑本位制被认为是可行的方式。热那亚会议后,除英国、美国、法国实行与黄金直接挂钩的货币制度外,其它欧洲国家的货币均通过间接挂钩的形式实行了金汇兑本位。

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各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困难,政府不得不停止黄金的兑换。各国在1930年代中期,先后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组成了相互对立的货币集团。美元凭其强大的经济和黄金后盾,逐步取代英镑而成为全球的主要货币。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7月,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的基本内容是:美元与黄金相互支撑,以黄金作为价值基础;美元高居于各国货币之上,充当“世界货币”角色,从而最终从制度上确立了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会议最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由于美元存在“特里芬难题”,IMF于1968年发行了以黄金作保证的“特别提款权”(SDR)。但SDR同样没有解决问题,作为一种合法的国际货币,它缺乏普遍性。

19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使得美国财政金融状况明显恶化,美元同黄金的固定比价受到严重威胁。为摆脱困境而设立的特别提款权也没有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美国国际收支更趋恶化,西欧市场再度掀起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止外国中央银行以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普遍浮动时期,不再承担维持美元汇率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

(四)牙买加体系

从1970年初开始,各种区域性货币区如美元区、英镑区、马克区等不断涌现,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等多种浮动形式层出不穷。这种状况客观上使IMF对货币体系做出适当的规范。1978年,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牙买加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将业已形成的浮动汇率和其它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IMF对汇率政策进行监督,并且尽量缩小汇率波动幅度;黄金非货币化;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并建议以SDR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国际收支调节形式多样化,主要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干预和贷款活动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

其一,汇率自由波动与汇率波幅失控的矛盾。浮动汇率在成为国际收支失衡的自动调节器的同时,也为国际投机资本合法套取汇率差价获利提供了机会。随着国际游资规模的增大,巨额投机资本进出外汇市场导致汇率变动剧烈,汇率波幅增大,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越来越缺少有效的内部稳定机制,缺少维护汇率稳定的物质力量。

其二,资本自由流动与国际游资监管失控的矛盾。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及后起的新兴工业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各国资本获得了在全球经济舞台上追逐利润、实现增殖的广阔发展空间。这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及一体化的进程,但同时,国际间资本自由流动特别是国际游资追逐投机利润的活动,也给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风险。现行国际货币制度处于对国际游资监管失控的危机中。国际游资多以境外货币(境外美元、境外日元、境外欧元等)形态存在,这是一种脱离各发行国货币运行体系的货币,是不受监管的货币。无论是发行该货币的国家,还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无力对在全球股市、汇市上的国际游资实施有效监管,有时甚至连各国政府的联合干预亦不能奏效。

其三,世界货币承担双重角色的矛盾。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作为世界货币的主要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货币,其中美元占国际经贸往来及各国外汇储备的60%-70%。美元作为美国货币和世界货币担负着维持本国经济运转和维持世界经济运转的双重角色,这一结构潜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当货币的对内价格稳定与对外价格稳定发生矛盾时,世界货币发行国往往以本国经济利益为重而牺牲他国和世界经济的利益。

最后,维持汇率稳定的国与国之间的收益与损害失衡的矛盾。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是两种货币相交换时双方共同使用的变量。除了一种货币钉住另一种货币浮动以外,一国货币的贬值意味着同它相对应的另一种货币同时发生升值,反之亦然。因此,即使本币对内价格稳定,但由于外币自身的升值或贬值,本币的对外价格也会被动地相应升值和贬值,从而给一国经济带来因货币对外价格变动而引发的收益或损害。目前各国政府和央行的宏观调控大都基于本国经济利益,只有当汇率的过度波动同时影响双方经济或各国利益时,才会出现有力的国际协调,这给国际外汇市场汇率波动的国际协调增加了难度,而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缺少国与国之间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与损益的调节机制。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

1.推进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虽然一个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体制根源,但要想找到一个可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确很困难。一则因为美国决不轻易放弃美元的主导地位;二则是没有国家能取代美国信誉和实力。从目前情况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尚难以改变,但各国正在不断努力,力争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周小川行长在20国金融峰会前夕提出建立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建议虽然得到“金砖四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但这是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提出的。显然,只有建立一个与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才是全面的、彻底的。但这一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是渐进的。在此之前,应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

2.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化

各国应扩大对本国金融监管范围,对所有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金融产品与衍生产品及金融市场实行全面监管,确保各金融市场之间监管信息通畅和信息共享,防范跨行业风险。与此同时,推行金融监管国际化,即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应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达成共识和做出承诺,形成有力的而又具有一致性的跨国(地区甚至全球的)监管合作机制,建立有效而又及时的信息共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

3.发挥G20创立的FSF及FSB等新机制的作用,创建国际货币新体系

G20伦敦会议虽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尚不明确和落实;有的重大议题虽已提出,但须长期探索。可以说,G20金融峰会及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历史上第一次实行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或国际化政府干预)应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标志着一个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孕育,并由此培育出或逐步构建出一个世界新秩序。

四、我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措施

1、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造中的话语权

由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急切要求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要进行多方协调,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造中的话语权。一是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二是要协调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2、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币值稳定是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的储备货币的一项基本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流通和使用范围的必要条件。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实施至今,汇率形成机制有序推进,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趋势,是符合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要求的。当前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波动和变化的基础,未来应继续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的条件。

3.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在迅速提高,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一个国际化的货币,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然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更为均衡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加快了区域货币合作的步伐,开展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推动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海外发债规模,人民币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周边经济体与中国之间的跨境边贸结算,人民币的境外市场也在逐渐形成,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未来,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应循着这一趋势逐步推进,并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积极稳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加强货币管理能力和调控能力,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基础。在完成国际化之后,共同承担作为一个储备货币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更为稳定健康。

参考文献:

[1]张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原因、措施及中国的参与来源[J].国际经济评论,2010(1).

[2]刘力臻,李春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变革趋势[N].光明日报,2009-12-15.

篇4

关键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趋势人民币汇率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从当初的1美元兑换人民币8.1111元升至2006年12月14日的7.818元，涨幅超过3.6％，而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性也在逐渐扩大，2007年1月11日，1美元兑人民币7.7977元。从这一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走上了真正的“管理浮动”之路。

然而，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依然在扩大；与此同时，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距也将超过8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7％左右）——近期以来，面对巨额的全球经济失衡，美元相对于欧元呈明显的疲软态势。实证分析显示，人民币虽然相对美元升值，但由于其它一些主要的国际货币相对美元有的升值幅度更大，因此，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反而在继续贬值。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经济今年乃至今后持续平稳的高速增长，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定时期内，人民币升值压力必将有增无减。

当前的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状况怎样得到解决，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未来的走势如何？早已成为学术界、市场人士乃至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经济的崛起、亚洲货币合作的深入等国和国家集团日益改变着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推动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而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从根本上说受制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变革的未来取向。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特征

1971年8月15日，美国关闭黄金窗口之后，为了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十国集团于1971年12月18日签订了“史密森氏协议”。但1973年2月外汇市场上再度爆发的美元危机，使该协议寿终正寝，也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崩溃。因此，一般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从1974年开始的。虽然理论上它属于汇率自由浮动的货币体系，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汇率一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管理或管制。因此，现行国际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纵观近代国际货币史，从古典金本位制（1870-1913），到布雷顿森林体系（1946-1971），再到现行的所谓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更替。而且，每种体系也都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完善直至最终崩溃的过程。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体系内各国在经济实力、经济周期（从而政策目标）、政治权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左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因为，一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想能够存在并正常运行，就必须在诸如货币本位确定、汇率制度安排、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形成以及国际清偿能力供给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和运行机制。而这种差异使得相应的规则和运行机制相对于体系内不同国家而言不均衡。换言之，遵守规则的成本与收益权衡因国家不同而不同，运行机制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权衡也因国家不同而不同。本文称这种不均衡性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从1870年至今，这种不对称性始终存在。具体说，在每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时期，体系内国家都可被划分为两个集团——核心和。在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中，核心国居于支配地位，这一地位使得核心国与国相比能够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来实现自身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变或放弃体系规则。

国不执行统一体系规则以及核心国滥用特权的道德风险、国退出体系的威胁、核心国对国所施加的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压力、核心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体系稳定所作的妥协和让步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体系规则的调整、核心国地位的丧失甚至体系的崩溃。

简言之，正是这种不对称性以及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分析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其鲜明特征：美元霸权依旧，但面临的挑战更多；国集团化。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建立以及转型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国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也逐渐分化为特点明确的两大集团：第一集团主要包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现今还包括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越来越关心国际投资头寸的收益风险关系，越来越关心其头寸在美国的暴露程度，在这些国家，其汇率政策是对美元浮动（世纪之交诞生的欧元区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欧盟中有12个国家统一货币，共同对美元浮动）；第二集团则主要由亚洲及部分美洲国家组成，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口；当进口不能保持同步增长时，逐渐增加的官方储备就直接用来购买美国证券；其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在国中，日本较为特殊—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看，他接近第一集团，从贸易角度看，他应属于第二集团；浮动与固定并存。在现行货币体系下，从较为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到硬约束的货币制度甚至美元化，各种货币制度同时存在。

以上特征决定了现行货币体系独特的不对称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国，美元职能不对称。众所周知，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同时行使着国际清算、国际干预与国际储备职能。但由于不同国家发展战略或者宏观经济目标的差异，美元在不同国的职能侧重也不同：在第二集团，多数国家政府强调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战略，而且就业压力以及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为了贯彻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第二集团国家更侧重经常帐户的盈余，因而倾向于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的货币政策，出于干预外汇市场和预防投机性攻击的目的，他们更强调美元的国际干预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主要表现为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以维持本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和官方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与第二集团相比，在第一集团，其经济实力更强、经济结构更合理、市场经济机制更完善、生产力也更先进，在许多经济领域和环节具有与核心国抗衡甚至领先的实力。因而其更强调与核心国平等竞争的发展战略，更关注国际投资头寸管理及资本金融帐户平衡。在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就要求以浮动的汇率来调节。一般地，其货币当局不主动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门决定。由于市场对美元的长期信用存在疑虑，因此其本币对美元有升值的趋势，这使得第一集团从总体上更强调美元的国际清算职能而不是国际干预和储备职能。

2.在国，对核心国要求权的积累主体不对称。这里所谓的国对美国的要求权主要是指国政府或私人部门持有美元或美国债券而产生的对美国的追索和要求权。基于以上关于美元职能不对称性的分析，在第二集团，对美国要求权的最主要主体是政府和货币当局。他们对积累美元储备有着强烈的愿望，官方外汇储备总体上呈逐年增加之势，进而成为美国财政部债券执着而稳定的需求者。其结果是既维持了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信用（美元对其货币总体升值）又压低了美国总体利率水平。总之，它从客观上支持了美国扩张的货币政策。

而在第一集团，对美元和美元债券的需求主体主要是私人部门。当这些部门持有美元后，并不像第二集团的政府那样只将其用于储备和购买美国国债，而是在权衡收益与风险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泛的投资，既包括面向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间接投资（主要是购买美国债券、股票及其他美国货币市场工具等）；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出于资产选择分散化或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的，他们也将其部分美元资产投向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另外，由于近年来其本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存在升值趋势，出于对美元信用的担心，他们也会将部分所持美元兑换为本币或其他强势货币。总之，相对于第二集团，第一集团的行为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几乎相反——对美国实施过于宽松货币政策具有约束作用。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对称。在核心国，强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对优化的经济结构，使其调节机制具有不同于体系内任何国家的特征：一般情况下，并不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盈余，因而也不以汇率调整来刺激出口，而是任其自动调节。当经常帐户逆差过大，就业形势严峻并危及到美元的信用时，其调节手段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以采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而是依仗其霸权地位，在频繁实施贸易制裁的同时，以政治手段迫使第二集团国家货币升值或对美扩大进口。相对于核心国，国（尤其是第二集团国家）更追求经常帐户的平衡和盈余，而且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在第二集团，当一国采取钉住美元的制度时，调节“平衡”的义务全靠自己承担。为了增加就业、维持出口引致的经济增长，其既要以更优越的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要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促进出口。其结果是实际稀缺资源的外流和低收益且信用存在不确定性的美元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在第一集团内，虽然以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与核心国相似，但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与美元相比，各国货币处于明显劣势，即没有像美元那样有坚实而稳定的需求作支撑。因此它难以依赖像核心国那样的低利率政策和宽松的财政预算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相对的高利率以及私人部门普遍存在的对美元信用的不信任使其货币对美元呈系统性的升值趋势。相对坚挺的本币虽有利于第一集团国家私人经济的经济部门对核心国的投资，但他们又担心国际投资头寸在核心国的过分暴露，而且可能增加改善对核心国贸易的难度。其结果是时常爆发与核心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为了应对和弥补与核心国在调节机制上的不对称性，摆脱对核心国的过分依赖，第一集团国家之间加强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以扩大“内需”，其典型代表是欧元区。欧元区的建立增强了区内国家管理内外平衡的能力，但在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及强制性财政政策的硬约束也同时使其整体经济增长难以协调运行。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

（一）现行体系所经历的变化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虽然美国仍是现行体系下的惟一核心国，且美元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但在过去的30年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却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如上文所述，在布雷顿森林时期，对于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的管理，国一般情况下具有单个国家动机特征；而在现行体系下则具有集体动机的特征。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国的个数更多，且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国家更加采取集体行动和跨国管理；相比之下，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因而政策目标优先权也存在差异；另外，亚洲国家区域性合作水平现状甚至不及40年前的欧洲。欧元取代英镑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国（美国）承诺维持其币值稳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自由兑换时期，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因此这种承诺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信的。而现在，美国政策决策者的意图更加模糊，美元维持其对外币价值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资本控制的消除使得抑止私人金融交易更加困难，从而使得如今第二集团国家的货币当局如今为维持现状而进行的冲销和干预操作范围更广、成本更高，爆发由预期性投机攻击所致的货币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更大。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逐步自由化，维持国内高储蓄率和低估本币越来越难以保证额外投资以可贸易品部门为中心。

（二）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

在现行体系下，从汇率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第一集团国家较第二集团国家更具有相对独立性。尤其是欧元区，其货币作为事实上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最接近核心国的特征。况且，在金本位时期，英、法、德、美被认为同属于核心国。因此，在现行货币体系下，欧元区是否愿意以及能否进入体系的核心，是决定体系演进的关键因素之一。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自1998年成立之日起，即决心继承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传统——把物价稳定作为其最终目标。也就是说，从现实情况看，欧洲央行给予国内货币政策轨道以优先权，但其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与汇率政策之间出现冲突的概率相当高。而且，欧元区部长理事会的“汇率导向”与欧洲央行董事会的政策之间也常常不一致。这些冲突以及欧元区与美国商业周期发展的差异等因素将导致市场对欧元信心的波动。欧元汇率的波动将阻止或延缓欧元区进入核心国的步伐，但欧元的相对坚挺以及市场对美元信心的下降等诸因素势必使第二集团愿意持有更多的欧元储备。

在第二集团这种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初期，由于美元的绝对核心地位仍难以动摇，因此这种多元化必将表现为储备资产的净增长，其结果是加大第二集团整体的通货膨胀压力。而舒缓通胀压力的途径包括：放弃钉住美元制；向美元储备索要更高的利率；减少美元储备的比重。

在美元储备资产增加、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的情况下，放弃钉住美元的结果是第二集团国家本币总体对美元升值，进而导致对美顺差收缩。考虑到欧元在国际货币中相对坚挺的表现以及第二集团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出口，并以此作为进一步积累欧元储备的重要手段。此时，若欧元区仍坚持刚性的财政预算约束及稳定的物价目标而不愿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欧元流动性，则第二集团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进口，否则欧元储备将支付更高的成本。这样，第二集团与欧元区将达到更大规模的互惠贸易水平。从较长期来看，当第二集团与欧元区贸易依存度达到的相当水平后，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下降，从而形成对美国扩张货币政策的约束性。若第二集团的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性的协同性，则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及第二集团货币之间“三足鼎立”的相对稳定态势。其性质是相互制约的货币体系。

若欧元区有意加快进入核心国的步伐，将会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支付高于美元的利率。这将加速第二集团降低美元储备的比重。但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也必须增加美元储备以干预美元与欧元的双边汇率，使其更为稳定。当然，当美元需求下降后，美元也会寻求更稳定的汇率以扩大自己的出口并吸引资本的流入。因此，美欧之间为了降低汇率波动的成本，势必强化诸如《广场协议》（1985年9月）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2月）式的旨在稳定汇率的合作。另一方面，美欧之间这种竞争性货币合作关系若能持续，也将降低第二集团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成本，从而最终走向钉住以美元、欧元为关键货币的货币篮子制度，形成美欧为核心、第二集团为的汇率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总之，核心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但欧元区以及中国和东亚区其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变革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对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走势和变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论欧元区选择维持现有的政策目标不变还是有意向货币体系的核心靠拢，国际货币体系都将会向着保持美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之间双边和多边汇率相对稳定的方向发展。如果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朝着更加协调一致、汇率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则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演进趋势。但是，考虑到未来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对美元或欧元仅是相对稳定而非绝对固定的关系，因此亚洲货币合作的目标应该是亚洲其他国家货币钉住亚洲关键货币（如，人民币或日元），而亚洲关键货币应采取钉住主要以美元和欧元为篮子货币的货币篮子，以便使其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均具有相对的弹性。换言之，亚洲的关键货币不宜只对美元和欧元中的其一浮动而对另一货币固定，因为这不利于促进未来更为稳定和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假定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行的经济增长趋势，人民币至少会成为亚洲关键货币之一。从眼前看，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人民币的市场信用尚不具备对美元大幅浮动的实力。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安排应能够应变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基本原则应是能应变美元和欧元相对地位的调整及中国与第一集团国家经济往来规模的变化。也就是说，以维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为基础，同时适当增加市场调节的作用以逐渐应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具体地说，在中短期内，当人民币与核心国货币汇率水平偏离均衡水平太多，即由此引起的外汇储备变动或贸易摩擦等成本过高时，可以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做出一次或若干次“跳跃性”的调整，以减低成本。这里所谓的“跳跃性”是指调整幅度可以稍大一些；至于调整的次数和时机则以尽量减小市场投机预期和投机攻击为原则。

在调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应保持人民币对核心国货币的相对稳定，这是以当前核心国货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现实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对核心国货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和价值稳定，也有利于防范货币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为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稳定和均衡的方向演进，在增强亚洲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地位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应逐渐朝着对美元和欧元保持相对弹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央行欲逐渐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承诺是正确的。但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简单地钉住篮子货币，而是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相协调，逐渐微调篮子中美元、欧元以及其它一些相关国际货币的权重。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基本结论：首先，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较长期选择，但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浮动区间并非恒定，而是在逐渐扩大的前提下呈现波动性；其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可能会体现出一定的“跳跃性”，即在总体上呈现波动区间相对狭窄的同时，偶尔会在一定的时段内表现出较大的波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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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国际贸易体系改革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有两种相反的倾向和趋势。一是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力量，继续扩大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深入；另一是大力推动保护贸易的力量，在全球衰退时期，贸易利己主义明显抬头。多哈回合被称为“发展回合”，人们期望通过本回合谈判，可以开放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然而，事实说明，让大国让渡其自身的利益越来越困难。从1999年西雅图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失败，到2001多哈再次启动成功。国际社会10年来的不懈努力，依然没有打破僵局。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被区域化、本地化、保护主义所分解，不平衡以及全球利益分配不均衡，随时有可能导致开放趋势的逆转。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主张开放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力量。在其中，金砖国家有着更大的合作空间和推进变革的责任。

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存在一个深层次矛盾。一方面，各国金融市场及汇率、利率、资产价格、大宗商品价格之间越来越趋同互动；另一方面，世界金融一体化迅速放大和扩散系统性风险，对金融体系竞争力较薄弱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更大的不可预见性风险。1990年以来，发生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从世界金融到中心，意味着金融风险因素在集聚和升级。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加强多边金融稳定和监管体系。然而，这场改革是否会降低金融的系统性风险？是否会足够关注并减少发达市场金融的负外部性效应？是否会减少大国金融动荡对新兴经济体，尤其对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外部冲击？国际社会对这些重要问题既缺少充分的讨论交流，更缺少可操作性的举措作为制度保障。金砖国家在这方面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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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资产价格；　资产价格波动；　货币政策；　相关性

一、引言

近二十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工业生产和商品供给能力得到增强，一般性商品价格的上涨受到抑制，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以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为主的资产价格却发生了大幅波动，世界经济出现了低通胀和高资产价格并存的现象，其中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比如1992年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在此背景下，资产价格、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各国央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场所，股票在居民家庭资产结构中的比重也逐步提高；1998年，我国实施了住房货币化改革，房地产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资产市场的迅猛发展使得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主的资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资产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到货币的供求；也使得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愈加复杂，导致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因此，研究资产价格波动与我国货币政策相关性的重要性也日趋凸显。

二、资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资产价格波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深化，使货币需求函数发生变化，改变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例如，证券资产价格的变化会引起非货币性资产和存款、现金等货币资产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居民、厂商的货币需求总量和结构也发生变化。在资本市场存在的条件下，货币不仅在实体经济体系流动，而且也在资产市场运行。因此，费雪货币数量公式由MV=PQ扩展为MV=PQ+ P*Q*。其中M 表示货币供应量，V 表示货币流通速度；P表示商品的价格水平，Q表示商品总量， P*表示资产的价格水平，Q*表示资产的数量。由此可见，资产价格波动将会影响实体经济中货币的需求。

（二）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有利率渠道、信贷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和汇率渠道，随着资产市场的高速发展，资产价格渠道的重要性凸显，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财富效应、流动性效应、托宾q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作用。

1.财富效应。居民的消费行为不仅决定于当期的收入，而且决定于个人的毕生财富。当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时，导致家庭总财富的增加，刺激居民对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促进产出的增加。

2.流动性效应。流动性是指一种资产的变现能力，金融资产比耐用消费品的流动性强，当居民发生财务困难时，很容易通过卖出金融资产收回现金。当资产价格上升时，居民认为自己陷入财政困境的可能性变低，会很乐意地去购买房产、汽车等耐用品，产出增加。

3.托宾q效应。托宾将q值定义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当预期的股票价格上涨时，q值就会增加，当q值大于1时，企业的市场价值高于资本重置成本，相对企业市值而言，新的厂房和设备比较便宜，企业必然会选择发行股票，以扩张新的投资，产出增加。

4.资产负债表效应。企业能够获得银行供给额度主要取决于其资产负债表状况，当资产价格上升时，提高了企业的净值，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得到改善，道德风险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变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和贷款额度随之增加，企业可支配资金增多，导致企业的投资加大，产出增加。

（三）资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产生冲击

一直以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当局都将货币供应量作为本国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原因是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中的市场总需求、社会总产出和物价水平等变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但是随着资产市场的不断发展，资产总量不断增大，而且金融资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高收益特征，因而资产对货币构成了较强的替代性，使得央行发行的货币大量地被资产市场所吸收，而且资产价格的波动可以通过托宾q 效应、财富效应等影响消费和投资，降低了货币总量与市场总需求、社会总产出、物价水平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削弱了货币供应的可控性、可测性及其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大大增加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现难度。

（四）资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

资产价格的上扬能够通过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等影响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和投资，对当期的物价水平形成上涨压力；资产价格的上升引起预期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其所带来的赚钱示范效应会使更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资产泡沫由此形成，体现在经济层面就是“泡沫经济”；随着泡沫的加速膨胀，资产价格上涨预期发生逆转，缺乏经济基本面支撑的资金推动性的资产泡沫破灭，引起资产价格的暴跌，金融危机发生，导致证券业的萧条，进而加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违约风险，最终影响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资产价格波动与我国货币政策的相关性

由于我国资产市场发展还不够成熟，使得资产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资产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得也很不稳定，导致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诸多挑战，而且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不应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调控目标。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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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胀目标制 政策框架 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7-203-02

金融体制改革需要有预期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后，物价稳定应该是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观点逐渐成为理论界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共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发达国家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并取得巨大成功。那么，我国是否可以将“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预期目标呢？本文试图通过中美货币政策框架的比较阐明三方面问题：第一，“通胀目标制”的优点和局限；第二，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与“通胀目标制”的差异及其优点和局限；第三，我国经济特征对下一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约束。希望能够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货币政策框架提供有益借鉴。

一、美联储“通胀目标制”的特征、优点和局限

1.“通胀目标制”的内容和特征。Goodfriend（2007）总结了“通胀目标制”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中央银行公布明确的通胀目标；第二，致力于对冲通胀冲击，并以此使该冲击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第三，央行关于经济和利率政策的想法和计划对公众是透明的；第四，利用正式的监管机制明确中央银行对通胀的责任。

具体就美国来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是：公开市场业务―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物价缺口（主要地位）和产出缺口（从属地位）。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物价稳定和产出稳定，其中，物价稳定是重点，在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基础上，才可以适度调整货币政策以缩小产出缺口。充分就业目标与产出稳定目标基本是一致的。汇率稳定是美联储政策目标之一，但不作为主要目标而存在。美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美元对其它货币的比率主要由市场力量决定。总的来说，美联储的最终目标是单一目标（物价稳定），这避免了多目标间的严重冲突。

联邦基金利率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随着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和金融工具创新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货币量的精确衡量日益困难，各国央行纷纷放弃调控货币量的做法，代之以调控利率水平，实证研究表明这使得货币政策的操作更加精确。美联储三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之中，公开市场业务是最主要的，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实现公布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再贷款由于金融机构担心影响自身信誉不愿申请作用有限；存款准备金率效力太强，对银行影响也难以预测，更重要的是，这一工具很难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密切结合，因此，美联储几乎不使用（Cecchetti，2008）。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基本遵循泰勒规则。美联储在决定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保证其能够遵守单一规则。单一规则和美联储定期向公众公布政策目标的制度设计有助于稳定公众预期从而有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2.美联储“通胀目标制”的优点。90年代以来，“通胀目标制”在实现以核心CPI为标志的物价稳定方面是成功的。实行“通胀目标制”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基本消灭了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经济发展也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事实证明“通胀目标制”具有某些优点。第一，单一目标（物价稳定）和单一中间目标（联邦基金利率）可以避免由于多个目标间的逻辑冲突而引起的政策效率降低。以最终目标为例，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则表明二者可能同时上涨。如果央行意图兼顾二者则可能顾此失彼。第二，单一工具（公开市场业务）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容易衡量，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精度，同时可以避免多工具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不确定性。第三，预期在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一阶段，我国人民银行就非常重视对通胀预期的调控。单一规则和美联储定期向公众公布政策目标的制度设计有助于稳定公众预期，从而有助于货币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3.美联储“通胀目标制”的局限。次贷危机暴露出美联储“通胀目标制”的若干局限，主要是对资产价格波动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近30年来，在一般消费品，尤其是核心CPI商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的同时，资产价格的波动幅度明显加大，并且随着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对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甚至屡次以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给宏观经济造成巨大破坏。

从历史情况看，在原有“通胀目标制”框架下，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问题似乎难以找到合适的办法。目前，理论研究方面存在巨大的分歧，以现任美联储主席Bernenke为首的学者认为“弹性的通胀目标制”足以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问题，坚持Greenspan“事后援助”的观点，反对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以Cecchetti为代表的学者则坚持事先防范的观点，认为应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两种观点的争论基本是在“通胀目标制”框架下展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走入了困境，亟需理论上的突破。

二、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及其优点和局限

1.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与工具。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近年来，央行货币政策目标逐渐向以保持币值稳定为主转变。《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是依法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理论上，币值稳定包含内外两方面内容，对内指物价稳定，对外指汇率稳定。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多重目标。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汇率稳定等。经济增长往往较物价稳定更受管理部门重视，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往往以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为前提。近期，管理部门将通货膨胀目标调高至4%而经济增长目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可以为此提供部分佐证。

区域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救济等也包括在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之内。2009年第四季度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写道：“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央投资项目的配套贷款投放，做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金融配套服务；按照‘有保有控’的原则，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西部大开发、节能减排、就业、助学、灾后重建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发放的贷款。改进和完善再贴现管理方式，优先为涉农票据、县域企业及中小金融机构签发、承兑、持有的票据办理再贴现。”这表明在传统四大最终目标之外，我国货币政策还承担了其它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同时兼顾货币量、利率水平和信贷额。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几乎每年都设定以M2增长目标，这一做法直到2008年才停止。信贷额度也始终是人民银行重点关注的，“控制信贷额度适度增长”的说法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屡屡可见。随着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货币量的衡量和控制越发困难，许多学者建议以银行间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认为可以改善政策实施效果。近些年来，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也有此趋向，在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过程中，央行票据发行利率的变化逐渐承担起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的部分任务。

政策工具至少与政策目标数量相等，政策才会有效率。对应于货币政策的多个目标，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不限于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人民银行综合调整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在内的工具篮，公开市场业务则作为日常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工具发挥作用。值得重点强调的是，窗口指导在我国的作用不容忽视，人民银行不定期召开窗口指导会议。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仍保持一定程度的行政色彩，窗口指导在某些情况下无疑发挥了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可以概括如下图：

2.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优点和缺陷。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有自身的优点，最主要就是基本上适合我国国情。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宏观经济基本制度的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要求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其政策实施越发成熟，效果也有明显改善。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框架有是合理的。

而且，我国货币政策见效快，效果显著。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货币政策从偏紧转向宽松，较短时间内，我国银行信贷额大幅增长，流动性供给迅速增加，极大缓解了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此外，我国货币政策还在支持落后地区和重点支持产业发展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存在明显缺陷。第一，多个最终目标间存在冲突，影响了政策总体效果；第二，多个货币政策工具综合运用不仅难以衡量单一工具的效果，影响政策操作精度，更可能由于工具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不确定性；第三，同时以货币量、利率水平和信贷额作为中间目标虽然比较稳健，但三个目标包含重复信息，影响政策操作准确度。第四，货币的高流动性决定货币政策更适合作为一项总量政策，用来解决结构问题往往事倍功半。

三、我国经济特征对金融体制改革的约束

假设我国计划实行“通胀目标制”，笔者以为至少需要完成几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从法律上明确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物价稳定；第二，赋予人民银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避免其由于外力偏离目标；第三，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真正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第四，完成汇率制度改革，减轻货币政策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

我国的经济特征决定，上述工作在较短时间内是很难完成的。一方面，我国经济管理部门仍未找到有效的替代工具，运用货币政策解决区域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尽管成本较高，却是现实条件下的次优选择。另一方面，我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赋予其政策独立性属于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涉及方方面面的权力调整，绝非易事。

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改革也面临巨大困难。第一，我国金融市场存在典型的二元特征，信贷市场尤为明显。在我国东北农村，村民之间“抬钱”的现象非常普遍。2006年前后，笔者通过若干黑龙江农村居民了解到，每当农耕季节，村民之间“抬钱”的利息可以达到“一分利”，也就是年息10%，远超当时贷款基准利率水平。而在东南沿海，地下钱庄的兴起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许多民营企业由于从银行贷不到款项往往求助于地下钱庄。广大农村地区和民营经济部门只能得到有限的信贷支持。少数规模较大、经营相对规范的民营企业和具有潜在国家担保的国有企业自然成为受欢迎的贷款对象。可以说，银行放贷难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统一规范的信贷市场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先决条件。二元市场问题的解决涉及有效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农村相关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第二，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仍然较小。自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迅速增长，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债券市场，尤其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在市场利率水平的决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尽管仍然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但在一定程度上国际资本已经可以通过若干渠道进出我国。利率市场化要求扩大债券市场交易主体，将利率水平交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仍然比较小，全面放开可能招致国际资本冲击，导致利率决定权旁落，这很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第三，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对外贸部门造成巨大压力并引起连锁反应。因此，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稳步推进。第四，我国银行的收入来源狭小。许多学者将我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归结于官方制定的低利率，笔者以为有一定道理。但是息差在我国银行业务收入中占有相当比重，贸然放开利率管制将给我国商业银行造成巨大压力，甚至可能影响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本文对中美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简单对比。虽然中美国情不同，适合的货币政策框架也不同。但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仍然可以从这种对比中获得很多启示。

[本文为黑龙江科技学院引进人才基金课题“东北经济振兴与东北亚金融合作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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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开国，李涛，何兴强.什么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的净利差.经济研究，2008（8）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武汉 430000；黑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7）

篇8

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此次由美国次级贷款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是这种潜在冲突的直接表现形式。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也有相似的危机，但从未演变成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危机的不断深化与蔓延也迫使人们不得不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这样宏大的尺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与冲突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及由习惯和历史沿革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国际货币秩序的总和。如果说先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国际经济体系量变的不断累积，那么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质量互变的关键点，它充分表明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因内在矛盾不可调和而必然变革的趋势。

特里芬难题重现与国际收支持续不平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凭借先天优势，顺其自然成为国际通用的关键货币。美国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不停的在国际收支赤字与美元贬值之间，维护美元国际地位与保持本国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而持续和大规模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

实际上，国际收支不平衡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经常账户一直处于赤字状态，只在少数年份才勉强维持平衡。进入2000年以后，新的全球解决不平衡的焦点就集中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美国之间，亚洲国家作为新的外围，采取汇率贬值和资本管制的方式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以持有外汇储备方式使资本流向中心国家。

特里芬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形成一个悖论。”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表明，国际清偿能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它直接促使以美元为国际储备中心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瓦解。这也是以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在重复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某些特征，而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体现。因此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与如何平衡国际收支账户一直是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

金融衍生品的不断衍生与膨胀

布雷顿森林体系前，货币与黄金储备保持着一定比例的关系，迫使经济主体执行某种货币纪律。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意味着货币与黄金储备的脱钩，各国发行的纸币从此再也不用与实物之间保持某种转换关系。这也为金融资本的膨胀，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前提条件。

而上世纪80年达国家实行的自由化经济政策为金融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强大的现实基础。首先是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带来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这就产生了对衍生金融产品的需求。其次是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带来偏高的利率，高利率使生产资本也向金融资本转变，从而引起金融资本的膨胀。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2007年外汇市场日交易额就达到3.2万亿美元，而与之对应的“现实”国际贸易日交易额只有774亿美元，占日外汇交易额的2.4％。伴随着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各国金融资产急剧膨胀，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份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已暴增到2007年末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10.8倍。其中，一半以上即近300万亿是在美国。这样，国际金融的发展是根据自身的逻辑，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不再有直接的联系。

汇率的浮动背离了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不稳定

弗里德曼在论述汇率问题时，曾将汇率与夏令时一起做比较，认为实行浮动汇率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汇率在自由变动的同时，事实上是高度稳定的；汇率之不稳定，是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不稳定的征兆”。

但是实行浮动汇率必须存在的两个前提，一是汇率的波动必须反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二是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是完全自由的贸易体制，不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实行浮动汇率之后，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波动性远远大于弗里德曼所认为的“反应基础的经济结构不稳定”，作为国际交易中占主导地位的硬通货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汇率也极其不稳定。1985年美国因巨额国际收支赤字迫使日本签定《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广场协议》是国际货币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们不再相信浮动汇率可以自动达到所希望的均衡”。

原本支持浮动汇率的克鲁格曼在他的《汇率的不稳定性》中明确表达：“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我相信自由浮动汇率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体制……据我对浮动汇率实际运作情况的了解，我现在支持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 克鲁格曼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完全一体化既是汇率不稳定的根源，又是汇率不稳定的结果”。汇率的不稳定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金融资本与金融衍生品的膨胀，加速了非生产性资本的跨境流动。

二、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与评论

尽管哲学的对立统一律告诉我们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不存在无矛盾之事物，也不存在无事物之矛盾。但是构建理想的、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众多经济学家孜孜以求的梦想。目前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代表性观点主要以下几种：

回归金本位制

每一次发生金融危机时人们总会缅怀金本位的美好，认为黄金可以拴住信马由缰的“纸币”这匹野马，“新金本位制”的构想应运而生。“新金本位制”认为所有国家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它与“旧金本位”有所不同，它并不依赖实际存在的黄金储备，而是以中央银行发行保证本国货币按固定比率购回黄金的远期合约的意愿为基础。实际上，货币体系的百年危机和变迁证实，向金本位制度的回归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有学者建立了1928—1971年国际货币体系模型并模拟世界价格水平和假想的金汇兑本位的持续期间。通过对61个国家的版面数据回归，认为上个世纪如果没有大萧条出现，而只有两次世界大战，金汇兑本位可能会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结束后可能还会继续恢复金汇兑本位，但是这种制度可能会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的更早。

作为与货币最有姻亲的黄金，无论何时都是制度设计者的最爱。尽管凯恩斯谴责一战后的“金本位”是野蛮的，但是在他创设的世界货币“BANCOR”中，黄金仍然占有重要比重。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金本位重新回归不太现实，但是黄金进入国际货币体制并发挥重要作用却也是早晚之事。

特别提款权本位：特别提款权本位的观点可以追朔至1970年代，当时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50％以上，成为推动特别提款权本位的主要动力。Hirsch Fred（1973）在An SDR standard: impetus， elements， and impediments中，提出了特别提款权本位的观点。他认为各国货币盯住特别提款权，可以增加货币的稳定性。如果发生全球性的流动性危机，中心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提供流动性。

特别提款权就其本质而言是由基金组织为弥补国际储备手段不足而创制的补充性国际储备工具，其基本作用在于充当成员国及基金之间的国际支付工具和货币定值单位，并未成为实际流通的国际货币。即使特别提款权能够作为储备资产，毕竟SDR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份额只占很小比例，1971 年占4.5％，1976 年下降到2.8％，1982 年重新增加到4.8％，后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而外汇在全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多年来都高达80％左右。另外特别提款权本身也是以美元为基础设计出来的记账单位，美元的份额为44％，因此，它的作用发挥仍然受很大的局限性。

回归美元为中心：有学者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发表文章认为，并不是美国净资本的流入引起了现在的金融危机，而是由其他发达国家对于金融市场监管失效引起的。他们认为危机在以后的几年不会再发生，过度的风险厌恶和去杠杆化将会限制私人中介的业务。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按照Bretton Woods II的框架在运行，并且在金融危机后得到了加强。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亚洲国家维持本币对于美元的相对低估，同时将贸易顺差以及干预汇市得到的美元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促使美国资本账目盈余，从而平衡美国贸易赤字，他们认为这个体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以维持。而如果美国采取措施恢复这种经常账户平衡时，敦促中国采取措施放开汇率管制，并抵制资本净流入，这将会带来Bretton Woods II的终结。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是吸收并分配这种巨大短期冲击对金融体系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政府里说就是在短期内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削减税收和鼓励消费，增加产出和就业。

危机代表着对经济运行常态的一种偏离，危机后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回归就有状态，二是发生跃迁进入新的均衡状态。如果危机后重新回归旧有的状态，那么危机带来的矛盾总爆发就不可能得到缓和，并且必然会在时期内再次发生危机。因此大的经济危机发生一定伴随着实体经济与货币体系的变革，而不是回归。

储备货币多元化：随着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与美元危机的不断爆发，以及出现了新的储备资产形式，如特别提款权、在基金组织储备头寸、逐渐形成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美元仍然在多元国际储备中居于主导地位。

目前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有人认为改变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无法一蹴而就，但至少在近期内，应该鼓励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区域性储备货币以及其他储备货币安排，积极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鼓励不同的储备货币体系相互竞争

储备货币多元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建议，本身就是储备货币的竞争使储备货币摆脱了对美元的过分依赖，导致了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而汇储备货币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也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联盟国家为代表的政府在2008年的G20上提出，应该创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职能和资金规模。第二，任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领域都必须受到适当而充分的监管或监控。第三，新体系必须建立在可问责和透明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更加全面的信息系统来确保金融交易透明，彻底改变助长冒险行为的安排。第四，加强风险评估和建立预警系统，避免危机重演。

欧洲联盟提出了一揽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张，其重点在于加强金融监管，强调在IMF的基础上构建超级监管机构，正如奥巴马所言，我们不需要一个超级大管家。在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前提下，其建议在短期内的可行性本身就值得探讨。

货币联盟：蒙代尔在1999年代一片文章中认为，未来货币体系可能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的固定汇率制复归，而“金融稳定性三岛”则是其基本架构，即欧洲、美洲和亚洲各自形成货币联盟，然后，三方再形成一个联盟。蒙代尔认为，只要三方能形成一致的通货膨胀率和分配铸币税的机制，就可以实现三方联盟。三方货币联盟是向世界货币INTOR过渡的方式。

这种强调在渐进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制的变革在以和平为主题的世界格局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欧洲货币联盟在命运多桀中能够得以维持下来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建议的可行性，而正在逐渐形成的美元区和作用不断加强的亚洲金融合作机制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一路径的未来前景。

单一世界货币：有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应该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货币体系，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并建立统一的货币发行银行，蒙代尔后来对其进行了细化，他认为可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5个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为基础，构建一个世界货币，并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为可以发行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最终将灵活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记账的单位、全球统一的国际基准价位，各个货币区域统一在整个全球货币体系范围之内。

单一世界货币是国际货币制度设计者的终极理想，Richard Cooper不是第一个提出世界货币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它既反映了人们对当前各国存在独立货币所带来诸多不可调和矛盾的超脱，又反映了经济学家对货币理想王国的最终追求。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未来前景

不同的观点既代表了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也表明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阶段的特征，以及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历史继承。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本身是一个浩大的历史工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并且聚集了如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家，耗时两年之久才创建出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和平时期，国际货币系的改革不可能是立即推倒重来，而只能遵循在现有基础上渐进改革的模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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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 改革人民币国际化 战略选择

美国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指数，现在的情况要执行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显示是困难的，所以需要考虑现行的金融中心和金融体系，不得随便改动。

现如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可能从建立健全完善全球性的金融支持结构、约束主要货币发行国家、妥善处理国际货币体系的过渡等三个主要方面入手改革并会加强IMF的作用。

借助建立健全完善全球性的金融支持结构，来帮助某个地区挺过金融危机。可以看到的是，在整个洲间或者盟国家之间，采用以大国货币以及其他盟国的货币作为本地区的结算货币，在整个洲际和盟国的框架内进行管理调控，这不仅会拓展和巩固区域经济合作，还将再抑制金融动荡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约束主要货币发行国家，本质上可能抑制储备货币国家滥发货币的冲动，均衡国际收支的失衡，平衡全球资源配置机制。但受制度变迁成本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很可能仍是在美元本位的基础上对其主要货币发行国家施加一定约束机制。

我们看到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个艰巨的、漫长的过程。在金融危机缓和之后，许多国家开始推动本币互换，推动本币的国际化，加强地区性金融和货币合作，以及采取其他一些“去美元化”的措施，只是希望能有限度地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这反映了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反映了走向未来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过渡。关于如何恰当的处理这种过渡，这里笔者引用马骏层的一句话，就是：“国际货币体系正走向三足鼎立，在过渡期间存在管理风险。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化最有可能的一个前景。”

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随着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再1970年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将它的重点转到了检测金融货币政策，政策以及外币汇兑上。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思考并改善了它的监测机制和方法，它将借贷机制、借贷率进行了相应的改变，使之更加开放，并吸取了一些新的思想。从成员国获得的资料的质量和及时性，对成员国国内金融系统的实力以及私人资本流入的持续性给予特别的注意。通过对即将发生的问题提出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可以帮助预防危机的产生。当一个危机得到了防止，监督工作取得了成功时，未必能为人们所觉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警告并采取了行动，从而避免了一场危机。但是，有时因为提出了警告而未引起警觉，或因为问题没有被事先觉察，监督工作也可能失败。

未来人民币地位必然会跟中国在全球中的经济地位相适应，因此，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和途径的选择，还是要从周边做起，还是要走持续发展道路，是在亚洲区域得到广泛使用后再走向全球，是先强大自身再提高地位等等，各种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看来，或许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选择有下：

第一，保持中国金融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优化结构，消除风险隐患。但是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下，这种改革肯定是非常复杂和简单的，城乡差距大，地域性强，都是这种改革的阻碍。而且，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赖技术、管的创新。因此，要实现这种适合的结构调整，就需要控制政府的调控手段，解放市场，让市场来创造这种技术、管理的创新手段，从而达到优化结构，消除潜在的风险隐患。

第二，需要重视恢复对周边国家人民币流通使用，鼓励周边国家更多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通过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整体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以及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经济大事件中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人民币的国际声望得到不断提高，促使周边国家和地区居民逐渐认可和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和国际清算手段，促使大量人民币在境外流通。

第三，寻找支点，扩大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范围。例如，以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基准点，大量支持银行在境外开设支持人民币结算的境外机构账户，可以跨境办理人民币的各种结算业务，在整个自由贸易区内，放宽人民币出入境准带额度。支持与其他盟国之间的人民币投融资项目合作，从而，不断鼓励人民币在这一区域范围内流通和使用，从而来扩大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第四，不断完善发展扩大中国独有的熊猫债券市场，坚决以市场为主导，在有效的监督机制下，放开市场，鼓励自由竞争，允许其他国家、地区、政府、金融机构再中国发行这种一人民币为准的计价债券。

第五，通过不同调控手段鼓励“走出去”的企业以人民币为会计核算单位，制定已人民币为核算单位的国际财务报表；并直接采用人民币进行投融资，采用人民币进行各种国家贸易。

中国是有潜力有条件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同美英两国及欧元区在国际金融市场展开正面竞争。从这个视角看，人民币必须加速国际化，尽快成为国际贸易的定价结算货币和国际金融的融资货币。另一方面，中国不是一般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中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要摆脱对出口低端低附加值的制成品的依赖，向高附加值的行业转型，其中就包括金融业，尤其是国际金融业务。中国是有潜力有条件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同美英两国及欧元区在国际金融市场展开正面竞争。从这个视角看，人民币必须加速国际化，尽快成为国际贸易的定价结算货币和国际金融的融资货币。所以，中国必须在金融全球化上走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前面。所以，中国必须在金融全球化上走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前面。

当然，如果人民币能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之一，和欧元等其他储备货币一起，与美元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则是有助于从制度层面消除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如果能与亚洲各国实现各种有效的货币与金融合作，寻求创建区域内的汇率稳定机制和区域性货币，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来说，同样是件好事。

参考文献

[1]卫兴华.尹辉.2011年世界经济一些重大问题研究的新进展[J].经济纵横.201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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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元（Euro）是欧盟中19个国家的货币。欧元的19会员国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希腊、马耳他、塞浦路斯 。

2、1999年1月1日在实行欧元的欧盟国家中实行统一货币政策（Single Monetary Act），2002年7月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合法货币，欧元由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和各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系统（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ESCB）负责管理。

3、另外欧元也是非欧盟中6个国家（地区）的货币，他们分别是：摩纳哥、圣马力诺、梵蒂冈、安道尔、黑山和科索沃地区，其中，前4个袖珍国根据与欧盟的协议使用欧元，而后两个国家（地区）则是单方面使用欧元。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