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贸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服务贸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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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随着全球经济变化、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整体增长缓慢，尤其以货物贸易为主。但是国际服务贸易却一枝独秀，成为国际贸易增长中的唯一亮点。在各国的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经济的发展趋向于无形化，相应地作为无形经济一部分的服务贸易的统计，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例如：美国的国际贸易年年逆差。按照国际贸易理论，长期的顺差和长期的逆差对本国的经济发展都极为不利。但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却一直较稳定，其中与服务贸易大大弥补了货物贸易的长期逆差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无形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无形中淡化了货物贸易的重要性。据统计，美国自1976年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年年顺差。1986年，服务贸易顺差达到了100亿美元；到1996年更是增加到了780亿美元，在其国内!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993年就达到了60%以上。还有英国，其有形贸易也是年年逆差。可是自1947年以来，通过跨国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海运、民航、旅游业等以服务贸易为主的无形贸易一直保持顺差，这对弥补有形贸易的长期逆差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应的服务贸易统计也越来越重要。

二、分析国际贸易统计的规则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关于服务贸易统计的规定：一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另一种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1.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统计的原则，主要是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贸易。简言之，就是跨境贸易。这里所说的居民和我们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常住人口差不多，通常是指在该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自然人和设有营业场所并提供货物或者服务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服务贸易统计就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的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服务交易，即跨境的服务流动统计。例如：中国的某企业接受外国海运公司的运输服务，对中国而言就是服务的进口。又如，外国旅游者在中国的旅游消费支出，对中国而言就是服务的出口。显然，包括在国际收支统计中的跨境服务贸易统计，具有服务跨境消费和跨境交易的特征。BOP统计已经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且IMF也已经认识到了服务贸易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统计的重要性。在其出版的国际收支统计方法手册第五版BMP5中，已经将服务贸易项目由手册第四版的五项细化为十一项，并逐步说明指标涵盖的范围和编纂方法。为了统计的准确性，该组织统计局已经在1999年出版的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全面介绍IMF和WTO关于服务贸易统计的原则、分类和内容。但是IMF坚持其居民和非居民的统计原则，不统计境内外资企业对境内的服务贸易，认为这部分交易的统计不属于BOP范围，而属于国民核算统计。

2.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迄今为止的第一套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多变规则，其将国际服务贸易分为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娱乐文化及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和其它等12个部门类别，每个部门又细分为若干个分部门，共155个分部门。GATS要求统计的服务贸易按其交易方式，既有跨境交易，包括过境交易、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又有境内贸易，包括商业存在，即境内的外资企业对境内的居民和非居民提供的服务交易，但是这种方法的统计资料很少，在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中，采用此法的国家不多。

3.外国附属机构的贸易(FAT)统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跨境贸易，而包括了由于资本流动而导致的货物和服务的境内交易。例如，中国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然后在中国境内销售。由于按IMF的BOP统计的，这些外资企业属于居民的概念，或者说是常住单位。他们和中国国内的企业或者个人发生的交易，包括货物交易和服务交易，都不能统计到BOP中去，因为没有发生跨境交易，只是在中国居民之间进行交易。但是它又是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又不同于纯粹的国内贸易，它不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投资者所在国家的利益，而且这种交易已经属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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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还相当落后，假如说过去封闭的国内服务市场把我们和国际竞争隔离开来，使我们不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落后，那么加入WTO之后，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假如我们的服务业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必将感受到市场拱手让人的切肤之痛。本文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决定因素进行分析，试图解释服务贸易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和商品贸易扩张而发展的。

一、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

对国际服务贸易有不同的理解。按照传统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被视为服务的进出口，这是一种跨境贸易的概念。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还应包括由商业存在——简单地说，就是属于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所完成的贸易。由于目前除美国外各国尚未公布有关服务贸易定义的数据，因此本文所采用的仍是传统的跨境贸易的概念。

出口方是服务的供给者，进口方是服务的需求者。因此，服务贸易的发展是由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而决定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就是识别影响国际服务贸易的供给和需求的宏观变量。

（一）影响国际服务贸易供给的宏观变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直接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有很大程度的互动，换言之，服务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服务的最终结果的评价。因此，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生产经验，能够高效率地提供顾客满足的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会较强。

根据波特的“国家钻石”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受国内服务需求的影响。国内服务需求较高，越能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也越强。但是，国内服务需求大也可能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服务对象主要在国内，出口动机受到抑制，尤其是国内经济规模大的国家更可能以内需为主。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受其自身货物贸易能力的影响。一方面，许多服务贸易是伴随着货物贸易而发生的，如国际货运服务、保险服务、进出口信贷服务和维修服务等；另一方面，根据波特的理论，跨国商务活动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货物出口市场上领先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商务经验，有助于顺利开展国际服务贸易。

（二）影响国际服务贸易需求的宏观变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直接受国内服务需求的影响。服务需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生产的需求，即生产者需求；二是来自消费的需求，即消费者需求。生产者服务需求受国内经济规模的影响，国内经济规模越大，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越大；后者受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越高，对服务的消费需求越高。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还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假如国内服务生产足以满足国内需求，则对国外服务的需求就低。

同样，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还受它对国外货物的需求的影响，原因在于许多货物进口会引致相应的服务进口。

二、服务贸易宏观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选取如下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进行实证分析摘要：用国内生产总值（GDP，10亿美元）反映国内经济规模；用人均国民收入（GNIPC，美元）反映收入水平；用服务业增加值（VAS，亿美元）及其年增长率(AGS,%)反映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此外，还包括两个货物贸易指标，即商品出口（EXG，亿美元）和商品进口（IMG，亿美元）。

分析所用的样本数据是1982-1998年17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这17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国家的选取上尽可能多样化，即样本国家既包含发达国家，又包含发展中国家。其中，尽管美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由于美国的情况比较非凡，故样本中不包括美国。这17个国家或地区为摘要：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日本、瑞典、泰国、中国香港、意大利、印度、英国和中国。数据取自中经网。

在分析方法上，鉴于数据为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混合数据，采用PanelData回归分析方法。考虑到时间序列可能存在自相关，且样本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故采用有同代相关的一阶自回归模型。利用SAS软件的TSCSREG程序得到如下回归结果，见表1、表2。

表1因变量摘要：服务出口单位摘要：亿美元

自变量系数标准误差tPr＞│t│

截距3.1731.66081.910.0571

GDP-0.0130.00153-8.81＜.0001

GNIPC0.0040.00005082.29＜.0001

VAS0.0020.0002966.71＜.0001

AGS0.2510.014916.83＜.0001

EXG0.1800.000987182.20＜.0001

R[2=0.9968

表2因变量摘要：服务进口单位摘要：亿美元

自变量系数标准误差tPr＞│t│

截距-21.1770.7089-29.87＜.0001

GDP0.1000.0025539.08＜.0001

GNIPC0.0030.00006449.82＜.0001

VAS0.0030.0004208.20＜.0001

AGS-1.1480.0364-31.56＜.0001

IMG0.1590.00149106.96＜.0001

R[2=0.9956

由表1可以看到，5个变量和服务出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出口变动的99.68%。具体来看摘要：(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经济规模对服务出口的净影响为负，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减少130万美元。这意味着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的服务生产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而一些服务业发达但国内市场有限的国家或地区则注重开拓国际市场，这也正是中国香港和比利时－卢森堡出现在服务出口前10名的原因。(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收入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增加40万美元，其t值仅次于商品出口。这个关系解释了服务出口领先国家几乎全部是发达国家的现象。(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推动功能，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出口就增加20万美元，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就增加2510万美元。相对而言，服务业增长率对服务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比服务业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更倾向于拓展国际市场。(4)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出口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出口增加1800万美元。商品出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的变量。由此启示我们，尽管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两种相对独立的贸易形式，但在货物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发展中国家应当善于主动把握这些机会，实现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共同发展。

由表2可以看到，5个变量和服务进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进口变动的99.56%。具体来看摘要：(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需求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1000万美元；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30万美元。GNIPC的t值大于GDP的t值，表明服务的消费需求比生产需求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消费结构服务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国际服务需求也较大。(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是双向的，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进口就增加30万美元，而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进口就减少1.148亿美元。这种现象表明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有阶段性。一般地，服务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长速度为负相关，利用样本数据计算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22,p-value为0.0001。当服务业增加值处于某一临界值以下时，服务业增长较快，快速扩张的国内服务业能够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增加，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负；当服务业增加值超过临界值时，服务业增长放缓，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膨胀，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正。(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进口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进口增加1590万美元。商品进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进口影响最大的变量，再一次揭示出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

综上，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可用图1表示。图中，虚线表示负向影响，实线表示正向影响。

附图

图1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目前状况和策略

2000年，中国商业出口总额为301亿美元，占世界商业出口总额的2.1%，排在第12位；商业进口总额为359亿美元，占世界商业出口总额的2.5%，排在第10位。可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并不协调，有明显的滞后。中国服务贸易的实际值远低于按上述回归模型计算的拟合值，尤其是服务出口和拟合值的差距逐步扩大（见图2和图3），表明中国的服务贸易远未达到理想的水平。

附图

图2服务出口实际值和拟合值的差距

附图

图3服务进口实际值和拟合值的差距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特征在于摘要：(1)经济规模很大，但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因此对社会化的生产者服务需求不足；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结构仍以实物消费为主，对消费者服务的需求不足。服务需求不足既抑制了进口需求，也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削弱了服务出口能力。(2)服务业发展滞后，但增长迅速。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服务业比重偏低，不到GDP的1/3，而且服务业素质较低，不利于服务出口；而根据前面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对进口的净影响的分析可知，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尚不到转折点。(3)商品进出口规模都较大，但中国企业不注重发掘货物贸易蕴含的服务贸易的机会，因此尽管商品出口规模较大，但没有充分带动服务出口；相反，发达国家善于利用这一机会，在向中国输出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输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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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服务贸易:教育产业化的大趋势

1．1GATS中教育服务贸易的“经济性”地位

教育服务是GATS中12个服务贸易部门之一，我国在加入WTO时也对教育服务贸易作出了部分承诺，这表明我国已经接受了教育服务的概念并开始步入国际教育服务商贸活动的发展行列。教育服务在GATS中的出现意味着教育可以作为一种产品进行贸易，其“经济性”地位得以在国际性法规中体现，教育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因为GATS而得以保障。我国对教育服务贸易作出部分承诺，但不包括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服务，这意味着教育服务贸易的“经济性”地位在我国被予以承认。

1．2教育服务贸易是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教育服务作为现代教育交流的一种形式，正催生着教育属性的变化。国家间教育交流的影响因素和根本动力已从文化力量为主到政治力量为主，再到经济力量为主的方向转变［1］。事实证明，即使在发达国家，教育服务贸易和教育产业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影响教育的公益性，反而增强了教育的竞争力。当WTO强调教育服务可以作为产品在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也就意味着国际上在意识领域内已经将作为公益性“事业”的教育当作了盈利性的“产业”，教育服务的“经济性”和“产业性”便成为新时期的主要关注点。中国是典型的教育大国，教育的发展也应突出其经济性，我国也应将教育当作一项产业来发展，将教育服务贸易中收取的费用再用于教育教学活动，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育的“经济性”，这不仅没有改变教育的公益性［2］，反而更能发挥教育资源的优势和潜能。

2教育支持者的博弈:教育服务贸易空间的拓展

2．1教育支持者的博弈动机

教育的收益是社会或个人通过教育增加所获得的收益［3］，是通过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而给社会或个人带来有益效果［4］。站在教育支持者的角度，教育收益也直接影响高校生源状况，继而关系学校的影响力和长远发展。当教育支持者将教育当作经济行为来考察时，教育的收益就体现为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收益。教育支持者的经济和非经济收益互有影响，非经济收益往往影响一个学校的声誉，是衡量一个学校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其最终将对学校的生源和地位产生直接经济收益影响。由于教育支持者的教育收益在现实中有较大差异，如民办学校往往得不到国家财政补贴而陷入经费不足的局面，其考虑更多的是经济收益，而公办院校则考虑更多的是人才培养、引进高水平师资及提升社会地位等非经济收益，因而这种收益便成为教育支持者博弈的主要动机。

2．2教育支持者的博弈过程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之下，我国教育支持者们的国内收益显然是既定的，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差异较大，很多院校已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力图通过国际教育市场的开拓获取收益。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发展以政府支持为主，在市场竞争中难免出现教育服务产品供给数量少及质量不稳定现象，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在国外留学，我国成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净进口国。教育产业的发展，若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则每个人的任何行为是个人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是可以被推测的;在任何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一贯地争取最大的私利［5］。事实证明，发展教育服务贸易是可以增加教育收益的，无论是直接收益还是间接受益。假设:政府支持的公办学校通过开拓国际教育市场增加教育收益2个单位，不开拓国际教育市场而维持现状的教育收益1个单位;市场支持的民办学校开拓国际教育市场付出的成本较大，只能收益1个单位，而不开拓国际教育市场则收益0个单位，这种假设也符合目前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现状。显然在此情况下，每个支持者都有自己的占优策略，该博弈的结果是政府支持者和市场支持者都选择自己的占优策略。在教育支持者开拓国际教育市场以获取收益的博弈中，教育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将不断被拓展，这对每个参与者都是有利的。作为教育支持者们来说，教育的收益是其最终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根本，在教育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中国，这意味着教育的直接经济收益将会不断减少，国内教育支持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那么开拓国际教育市场，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提升国内教育产品质量将是一种必然。

2．3教育支持者的博弈结果

在教育支持者的博弈过程中，最终拓展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国内教育资源优势，面向国际教育市场招生，为全球提供教育服务。教育支持者在国际教育市场中的竞争更为激烈，只有竞争才会产生效率，这对一个国家提升教育服务质量及提供多样化的教育产品也是一种激励。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教育服务产品的供给规模与质量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的教育支持者最终有两种表现，第一种是在竞争中不断调整策略，发挥学科优势，提升教育质量与影响力，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多样化的合作模式，提供高水平的教育产品，从而提高其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第二种是部分教育支持者在竞争中受挫，最终无法分得国际教育市场的一杯羹，甚至丧失国内教育市场而被淘汰。这两种表现是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的，也是教育支持者的最终博弈结果———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空间的拓展。

3促进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再思考

3．1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在于教育质量的提升

教育国际化的观念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教育产品，面向全球范围提供教育服务，不仅要求我国具有国际化的观念，也要在师资和学生的国际化交流、课程设置与国际接轨及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有相应的质量保障措施。教育对个人来说是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与个人的未来福利有密切关系。就我国国内而言，教育产品的质量供给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学科专业上的不平衡，也表现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例如国内的优势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因此，如果我国在国际教育服务竞争中不注重教育质量的提升，这势必会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人才流失更加严重，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国际教育服务，发挥自身学科和专业优势，分享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利益是我国摆脱对发达国家依赖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

3．2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应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感召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应该注意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而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依靠教育体系，我国通过拓展国际教育市场、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使中国教育走出国门，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意味着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我国“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纽带。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国家间文化输出和输入的媒介和载体，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和韩国、日本等国家为吸引优秀的留学生提供大量的奖学金，这些领域的优秀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对为其提供教育服务国家的文化具有较深的认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为其软实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虽然我国在国际教育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孔子学院的稳步发展，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教育输入规模庞大，但在输出教育方面较为落后，引进的留学生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且教育输出收益不明显。

3．3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需处理好效益与体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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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RGF；国际服务贸易协议；谈判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WTO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迄今仍无法就服务业市场开放达成具体共识，由部分WTO会员国组成的WTO服务业真正之友集团（Real Good Friends of Services， RGF）为WTO次级团体所组成的非正式谈判团体，进而展开国际服务贸易协议（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ISA）谈判。RGF于2011年底起开始探索不同的谈判策略，以致力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

RGF集团目前计有22个成员，包括澳洲、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欧盟、香港、以色列、日本、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巴基思坦、秘鲁、新加坡、南韩、瑞士、土耳其、美国、冰岛与巴拉圭等，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服务贸易谈判的进展，以达到服务贸易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

一、2013年RGF谈判时程规划

RGF预定于今（2013）年召开五回合谈判，以实现广泛复边协议及多边整合的远大目标。在美国提议下，贸易大使就报告中三项主要事项进行讨论，包含谈判时程、于2月起展开以文本为基础的谈判，以及承诺表填报方式。专业技术人员（technical expert）于1月底完成相关规划和承诺表模板。关于五回合谈判时程的规划，第一回合谈判于3月18日展开，第二回合至第四回合谈判分别于4月29日至5月2日间、6月24至28日间、9月16至20日间展开、第五回合谈判将于11月4日至8日间举行。

二、TISA谈判进展―第二回

RGF于5月召开第二回合TISA会议，主要讨论模式四的跨境人员移动，以及由瑞士提案的TISA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此回合的讨论仅就内容初步交换意见，TISA第三回合将6月24至28日召开，该回合讨论国营企业与跨境信息汇流两项议题。同时，TISA会员国于7月提出市场进入的初始响应清单，于9月召开第四回合谈判中讨论。第二回合TISA会议讨论签证的议题，针对如何改善申请签证程序透明化（包括如何申请签证、核发时程、跨境人员停留时间、如何申请延期停留等）进行意见讨论。同时，土耳其、瑞士与加拿大针对模式四的跨境人员移动类别（categories of workers）提出建议清单，原因在于GATS对于跨境人员移动类别并未提供任何的指导原则。加上人员移动所牵涉的层面太广，移民政策、社会安全乃至文化认同等因素盘根错节，使得各国在模式四的开放上相当保守，不但承诺项目仅集中在专业人士（specialist）与企业内部人员调动（intra-corporate transferees）等白领阶级，更牵涉许多复杂的管制形式，在不愿受到GATS承诺拘束，却又有实际需求的情况下，许多WTO会员国转而已本国立法或双边、复边的合作方式，引进外国跨境人员提供服务。为了更进一步强化人员移动，TISA将纳入相关指导原则。土耳其遂于模式四跨境人员移动提出四大类别，包括：

商务人士：仅于境内停留90日内，并从事有限的商业行为

企业内部人员调动

外派约聘雇人员：为某公司员工但由外商约聘雇

专业人士或咨询顾问

此外，瑞士亦针对TISA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提议。然而，该提议仍有诸多待解决的难题挑战。由于TISA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独立于WTO多边架构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如某一会员国胜诉，在WTO与TISA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下，胜诉方可采取的贸易报复措施相当不同。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胜诉方，若遇到败诉国不履行争端解决机构（DSB）裁决，根据“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了解书”（Understanding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DSU）第22.3条规定，控诉国如认对同一部门报复不可行或无效果，得在同一协定下对其他部门要求进行交叉部门报复（cross sector retaliation）；若进一步认为同一协议下对其他部门的报复不可行或无效果，且情况相当严重时，则得对其它涵盖协议要求进行交叉协定报复（cross agreement retaliation），而TISA下的贸易报复措施仅限于服务贸易部门别，无法像WTO进行交叉报复，如此将大大降低胜诉国的报复程度。因为服务贸易不像货品贸易，只要提高关税或者限制进口商品即可有效隔绝商品进入当地市场；而服务贸易的报复手段仅能限制外国服务贸易供应者的业务项目。例如，禁止扩张业务、拒绝核发执照、拒绝发予外籍人员工作签证，但于商业上与法律上，都无法直接将该外籍企业赶出国境，况且要求境内的外商公司退出市场对本国经济也会产生冲击。其他RGF成员建议参考WTO相关复边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条文，如政府采购协议等。

三、TISA的挑战

目前为止各方对TISA的褒贬不一，有些国家乐观的认为TISA可能在2014年能完成谈判，象征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迈向新里程。今（2013）年4月于日内瓦召开的一场由加拿大、澳洲企业代表、全球服务业联盟与WTO大使团及参与TISA利害关系人共同参加的研讨会，针对TISA的内容以及未来如何扩及GATS进行意见交流。与会各方皆认为待TISA完成后，TISA将扩大于WTO场域中施行，并与现行的GATS功能重迭。因此，如何吸引新的成员加入，尤其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与巴西），将成为一大考验。因为印度支持加强多边的机制与制度，认为像GATS如此重要的谈判应由多边体系产生，而非仅于复边架构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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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趋势；结构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贸易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如果一个国家在服务贸易上赢得先机和主动，那么其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取得优势。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激烈的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中，国际服务贸易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充分认识和把握这种趋势，对积极推动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新趋势

(一)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加速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服务贸易进入稳定增长期，服务贸易的增长不但较快，而且还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约为20％，在20世纪90年代上升到25％左右，21世纪初则上升到33％。未来几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势头。预计到2010年，服务业将代替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高科技化

目前，国际高科技领域发展最快的是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以新兴服务贸易部门为主的其他服务业蓬勃发展，充分反映了信息技术革命对新兴服务贸易的推动作用。服务贸易结构也日益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其中，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和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一系列新兴服务业将成为未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强大动力。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认为，在不久的未来，在美国所有工作中，80％以上将属于用知识来服务的工作。

(三)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垄断化

尽管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较快，但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仍占主导甚至垄断地位。从更能体现服务贸易国际地位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看，自1980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一直居服务贸易出口前五名。2007年，这五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合计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7.2％，服务贸易出口前十位国家中仅有中国、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即使从服务贸易进口总量看，发达国家也占据绝对垄断优势，发展中国家仅有中国入围前十强。

(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自由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及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均已超过65％，其服务贸易额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70％以上。发达国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性贸易组织，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此来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WTO多哈回合谈判及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谈判中服务贸易都成为主要议题，这也充分说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已出现自由化的趋势。

二、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实现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过去10年中，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增长速度均保持在9％以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据统计，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按国际收支口径统计，不含政府服务)进出口增长迅速，进出口总额达2509.1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31％，增幅提升8.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216.5亿美元，增长33％；进口1292.6亿美元，增长29％；出口和进口分别居世界第七位和第五位，比2006年分别提升1位和2位。服务贸易逆差为76.1亿美元，比2006年下降15％。从地区看，中国香港地区、美国、日本和韩国为我国前四大服务贸易伙伴。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专家分析，虽然增幅较大，但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依然较低。以2007年为例，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1 738亿美元，服务贸易占比不足12％。而据WTO统计，2007年，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已超过23％。这充分说明，尽管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服务贸易长期逆差，国际竞争力差

自1992年中国服务贸易首次出现贸易逆差(除个别年份)后，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尤其是近年来，贸易逆差呈现逐步扩大趋势。服务业落后使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不如工业，除旅游等少数行业外，多数服务贸易处于逆差状态。

(二)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合理

我国服务贸易不仅发展滞后，而且结构也欠合理。世界服务贸易结构已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生了深刻变化，朝着技术、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与科技有关的服务业和以高科技为手段的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目前，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远洋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产业和部门，而在全球服务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通信、咨询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行业，尽管出口增速高于全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速，但目前这些行业规模偏小，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三)服务业整体开放程度较低

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许多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试点的。银行、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至今仍保持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其他一些行业对外资也没有完全开放。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服务业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方面开放程度较高，但在外资准入资格、进入形式、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限制。 转贴于

(四)服务贸易立法不够健全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立法有较大改观，现已颁布了一批涉及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如，《海商法》、《保险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广告法》、《建筑法》和《律师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构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通行规则需要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规范管理的服务贸易体制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服务贸易广泛的内涵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要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个关于服务业的一般性法律，相当一部分领域法律仍处于空白状态，已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文件，不符合国际运作惯例，不仅立法层次低，而且缺乏协调，从而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

(五)服务贸易专业人才缺乏

服务贸易专业人才缺乏、分布不均衡。现代服务业是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服务产业的发展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人力密集型转变过程。而我国服务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所需的外向型高级人才更是缺乏。一部分地区的教育普及程度仍不高，很大一部分的劳动力不能很好地转化为人力资本，这是一种潜在的人力资本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而我国的人力资本往往聚集在经济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较发达的地区。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教育水平还较低的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出现了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的状况。

三、我国应对国际服务贸易新趋势的对策

(一)立足比较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服务贸易在旅游、运输、国外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等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行业存在比较优势。发展我国服务贸易，应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不断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_2’首先，企业要有创新精神，通过对服务需求的分析及对服务市场的细分，努力开拓新市场，在新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其次，企业要主动与竞争者竞争，通过竞争提高自己的实力。最后，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技术和经营理念，提高现有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强国际间服务部门的合作和交流。

(二)健全服务贸易的相关法律体系

应尽快完善服务贸易法律规章，建立不同层次、内容齐备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加快各服务部门的立法进度，并强化相关司法工作，同时应规范已有的部门规章，减少相互冲突之处及其中漏洞；完善立法还应从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实际出发，注意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制度相接轨。

(三)在重视发展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我国有一些传统服务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扶持我国已初步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优势服务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对一些目前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服务部门，也可发挥比较优势，在亚洲邻国和非洲、拉美较落后的国家寻找机会，争取一定的市场份额。同时，我国的服务企业应正确处理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实现服务态度与服务理念的转变，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有效利用外资与外国先进技术，加强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强大企业实力，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培育一批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

(四)扩大开放的同时要注意适度保护

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可吸收大量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育新的服务业，提高国内服务业水平，改变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扩大我国的服务出口，有利于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但中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总体水平低，许多行业还处在起步阶段。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完善过程中，服务市场发育还不完善，服务企业竞争力弱，服务业发展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内还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服务业进行竞争。所以，只能在适当的贸易保护条件下，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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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的负相关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物。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增加了国际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为了“消费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市场与他人进行服务与产品或服务与服务的交换，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取决于服务产品在分工与专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好处与其因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力量对比。

通过有关模型分析，我们知道交易费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务消费者从分工中得到的净好处就越多，其购买服务的愿望就越强烈，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成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交易受交易费用的影响，而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经济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及其利益冲突。国际服务贸易亦是如此。但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贸易的标的物——服务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一国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服务业、限制国外服务提供等等。

（一）服务的特征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这使对服务的质量评价与对货物的质量评价很不相同。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货物的质量评价通常有一定的指标，在交易前进口方以掌握货物的形状、重量、规格、性能等较为完整的质量信息，对货物的效用预期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是一种缺乏直观的、具体的存在形态的商品，而大多数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又是同时进行的，只有在服务生产与消费完成之后才能真正确定服务的质量和所能带来的效用（而且，有些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必须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知道，例如：国际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这就使国际服务贸易所需的交易费用受到影响。

1、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价费用比较高。市场交易的定价依据一般是：交易可能带来的效用及交易标的物的市场需求状况——这两者都与交易标的物的质量有关。这样，在服务的质量评价困难的情况下，服务的进口方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必须在定价前对服务的特点、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技术条件和人力条件、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质量稳定性和信誉状况等等信息进行收集。而且，这些信息的收集又会因服务的无形性而非常困难。这就产生了国际服务贸易中比较高的定价费用。

2、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比较高。这是由服务的进口方与出口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在任何一项交易中，都可能存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是，服务的无形性使国际服务贸易中的进口方更加难于了解出口方所拥有的关于特定服务的知识，从而加剧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易引起机会主义行为（如：欺蒙拐骗等）。这就使服务进口方（信息少的一方）不信任服务出口方（拥有隐秘信息的一方）。为了能最终订立合约，服务的进、出口双方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没有因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到损害，谈判的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因此而加大。更糟的情况是：如果服务进口方认为服务出口方“欺骗”的可能性很大，并坚持按该服务的市场平均生产效率来估算“公平”的交易条件，而服务出口方的实际生产效率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则原本可以互利的交易就会由于欺骗的可能性和缺乏相互信任而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近似地认为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是无穷大的（这种情况又被称为“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

3、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比较高。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包括不适应成本、再次讨价还价成本、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等。有些服务贸易的不适应成本是比较高的，例如：国际海运服务的误期会极大影响季节性商品的销售；市场研究及公共观点调查服务的不全面可能导致公司决策的失败等等——而服务的无形性、服务信息的不对称性似乎是倾向于加大这种不适应成本发生的可能性。再次讨价还价的成本与前述的谈判情形类似。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则同样要受服务特征的影响。因为在惩罚违约行为之前首先要判断“违约”的发生与否。而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判断“违约”是否发生的难度一般比在货物贸易中要来得大。原因是：在货物贸易中，进口方可以要求出口方邮寄样本或对货物的各项指标做出详细的描述，以作为交易后检验出口方是否严格履行合约的凭证，并使出现贸易纠纷时的申诉比较容易进行。但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的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使对“违约”的判断缺乏直接的依据，对“违约”是否发生、“违约”的程度如何等问题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出口方的主观判断，这就给纠纷的申诉、举证和裁决带来了困难，从而使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相应提高。

（二）服务贸易壁垒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贸易壁垒指一国政府对国外生产的服务销售所设置的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一国政府除了直接限制某些服务产品或服务生产者的进入外，还经常使用各种歧视性的规定来间接限制服务的进口。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形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都会产生影响。

1、垄断下非人格市价的影响。直接的市场准入限制容易造成本国企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垄断，即某些服务的出口业务只能由国内特定企业来完成（例如，要求国外的厂商在向本国出口某些特定产品时必须向本国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或必须通过指定银行进行结算）。而垄断易导致服务贸易的非人格市价。所谓非人格市价，是指在市场上对任何人都一样的价格。当一国内某项服务被垄断之后，国外的服务需求方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可能，因此，当他需要该项服务时，无论其实际议价能力如何，都只能按该国垄断者的统一定价来进口服务。这对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将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就只能将价格视为参数，因而不必再在争夺贸易利益上打主意，服务贸易中发现交易价格的费用、谈判和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都能够大大减少（但这种交易费用减少的利益几乎完全为服务出口方所独占）；另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不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则交易就会因毫无回旋余地而无法进行下去，这时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趋于无穷大的。

2、歧视性规定的影响。歧视性规定包括：要求外国的服务出口方获得规定的专业证书，或规定其提供服务时使用的设备必须达到型号、尺寸等指标的要求等。这些规定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外国企业若满足了这些技术标准并获得了向本国出口服务的资格，其服务的质量一般会较为良好和稳定。根据这一信息，本国企业在向其进口服务时就可以节省下考察服务质量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外国的服务出口方在寻找交易对象时却必须收集交易对象所在国有关技术限制的信息，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此外，这些技术标准也加大了服务出口方的生产费用，服务出口方有提高服务价格的需要——而这是与服务进口方的利益相互冲突的。贸易双方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可能因此而提高。

三、关于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思考

由于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成负相关关系，且有各种因素使这些交易费用比较大，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这些交易费用。下面的分析将说明减少这些交易费用的可能性。

（一）良好企业形象的作用。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主要是由进、出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造成的。如果服务出口方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使服务进口方愿意信任其传递的信息（即认为出口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损害进口方贸易利益的可能性很小），则上述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就可能得到节约。而良好的企业形象除了可以通过长期优质、稳定地提供服务来加以培育外，还应该利用博弈中“分离均衡”的原理，积极地向服务消费者发送“好企业”的信号。例如，通过现代国际营销手段，采取适当的广告及人员推销策略；采取“先提供服务，后收钱”的做法等。由于只有经营实力强、服务提供可靠的企业才有能力采取上述做法，因此这些做法就有可能形成消费者借以判断“好企业”、“坏企业”的甄别信号。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因此而更快地树立，并更好地发挥其减少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跨国服务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说明：这些跨国服务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竞争时往往能够获胜的原因可能不仅是其较好的服务质量，还应在于其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服务技术改进与创新的作用。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将为服务生产的进一步分工创造条件；而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其服务质量的优越性和稳定性就越有保障；并且，当这些更先进的技术被普遍使用时，服务的异质性（即同一服务产品由不同的人来生产或提供给不同的消费者时的质量差别）将可能得到限制，服务产品有可能趋于标准化，服务的质量就可能更容易测量。这样，原本因质量评价问题而额外产生的定价费用、谈判费用、惩罚违约行为的费用等都可能大大减少，并最终减少服务贸易中的总交易费用。

（三）制度安排的作用。制度安排是指遵循着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它是“利益互相抗衡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收敛，是交易活动这种博弈的集体稳定对策”（盛洪，1992）。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目前，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制度安排有：欧盟资本、人员、服务和商品统一市场的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而范围更广泛的国际间制度安排的实践当为WTO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GATS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GATS主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规定各成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履行其承诺的市场准入表；对于可能“抑制竞争从而限制服务贸易”的商业惯例，“应任何其他成员的请求，应就取消上述的商业惯例与其进行磋商”（GATS第九条）。同时，GATS还规定：服务贸易理事会应通过其建立的适当机构，制定任何必要的纪律，以“确保有关资格要求和程度、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措施不至于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GATS第四条）。GATS的这些规定对于保障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竞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竞争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费用的高低是相关的。竞争的充分程度越大，交易费用越低。充分竞争使得服务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使进、出口双方都节约了大量有关价格形成、避免欺诈、讨价还价以及保证信用等的费用。

2、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中法律信息的公开化。GATS规定各成员有遵守透明度原则的义务，即：应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及“一成员为签字方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并且“应立即或至少每年一次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其显著影响本协定下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的新的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或对现行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的任何修改”（GATS第三条）。GATS还规定“成员在实施其对服务提供者的批准、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时，其给予承认的方式不得成为国家间实行歧视的手段，或对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GATS第七条）。GATS的规定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对可能影响其贸易的措施、对各种贸易壁垒的存在形式及其影响程度等信息拥有比较充分的知情权。这样，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就可以提高其收集相关法律信息的效率，节约其因此而花费的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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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服务贸易 壁垒 比较

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与贸易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日渐频繁，在这一大环境的影响下，各国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而逐渐青睐于开展国际贸易。充分了解贸易壁垒并实施相应的应对策略是促进我国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此，文章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比较做出了分析，详细情况如下文所述。

一、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概要

1. 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及贸易壁垒的定义。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是国际服务贸易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主要是指签署GATS的各个成员国所提供的所有关于金融层面的服务，涵盖了保险、银行及其相关金融服务。伴随着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还有贸易壁垒，其早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开展的初期就已经存在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模式，然而金融领域却一直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的定义。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随着《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签署，才对其定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主要是指受到非自然因素的影响，各国或地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为了抵御国际贸易在本土发展而制定或采取的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金融贸易政策和措施。

2. 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特点。由于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相对于其他服务贸易而言具有无形的特点，其贸易壁垒的特点也具有较明显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对于金融服务贸易的各方面都有涉及，且类型多样、涵盖范围广；

（2）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多为无形壁垒，且设置形式以非关税为主；

（3）金融服务贸易壁垒设置的目的不仅针对金融服务本身，也是为了满足国家某种经济政策的目的需求；

（4）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设置对象是金融服务的提供者。

二、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分类

由上文所述的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特点可知，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是以非关税形式作为主要体现形式的，依照金融服务贸易的对象、开展模式等的不同，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1.资本移动型：主要包括外汇钞票和汇率的监管控制、浮动汇率的限定以及投资收益汇出的局限控制等形式。

2.人员移动型：人员移动壁垒是依照各成员国的移民限制法律条文来设定的，根据各国或地区移民法律法规或工作许可、专业许可等的规定标准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3.服务产品移动型：这种类型的贸易壁垒主要是对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方面进行限制管理，换而言之就是指东道国或地区对进入国家或地区内部经济市场的外来金融贸易服务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4.信息移动型：为了防止由于国家、经营权限以及交易双方死人信息泄露而设置的壁垒，包括对国家技术标准、入网许可、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存储等的调控措施。

5.开业权限制型：对国际金融服务进入本国或本地区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省市的地方条文等设置壁垒，包括禁止垄断、限制金融服务的提供、限制或禁止非本国际人员提供服务业务等。

6.经营权限制型：即通过对外国服务实体在本国的活动权限进行规定，以限制其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甚至干预其具体的经营决策。

三、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比较差异

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分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贸易壁垒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主要可以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壁垒设置透明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对于壁垒设置的透明程度不尽相同，有些国家通过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条文的明确设定，从而达到贸易壁垒高透明度的标准，而某些国家和地区对于贸易壁垒的设定则较为隐蔽，国外投资者的察觉度较低。

2.壁垒设置态度的差异：各国家与地区对于贸易壁垒的设置态度可以分为鼓励型、限制型以及互利互惠型等，这些国家对于金融贸易壁垒设置的态度大多取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类型。

3.国家发达程度之间的差异：发达国家由于自身经济条件及综合国力处于较优水平的原因，对于国际贸易的开展通常限制程度较低，这些国家大多主张不设立贸易壁垒。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有限、本土经济体制及市场发展欠成熟，因此在数量和类型上，设置了更多的贸易壁垒。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充分了解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概念、特点和不同的类型，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只有这样我国才能最好地处理与其他国家进行金融贸易时的贸易壁垒问题，从而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王勤淮.论金融服务贸易壁垒[J].世界经济研究.2011，04（25）：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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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中区域经济合作法律基础国际规则双边协议

近年来，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备受关注，中俄两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程度也随着两国经济的发展而持续提高。最近两年，俄中两国高层多次会晤，地方之间交流也日益频繁，俄中经贸合作项目涵盖能源、投资、金融、通信、运输、地方合作等多个领域，双边贸易额连续两年以百亿美元为台阶向上迈步，接连实现历史性突破。随着俄中关系未来进一步深化，两国作为具有共同战略利益和较强经济互补性的近邻，双边经济合作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一、俄中经济互补性

中国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但人口众多，人均拥有量极少，加之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能源供小于求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俄罗斯是资源大国和资源出口强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巨大，开采量颇具规模，森林资源极为丰富。同时，中国可利用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与俄罗斯开展投资开发资源的合作，这样既可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又可以资源为契机加快俄罗斯东部的发展[1]。同时，俄罗斯是世界科技大国，它在核能、航空、生物工程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中国国民经济要进一步发展，离不开高科技，需要借助俄罗斯丰富的科技资源。此外，中国的轻工业品在世界上具有竞争优势，而俄罗斯此类产品正好匮乏，可以加强此方面的经贸合作。

俄中两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历史重任，两国有几千公里长的边界，经济互补性强，两国政府重视双边经济合作，这为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俄中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经过长时间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俄罗斯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已经有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从法律渊源来看，既有国际法，又有国内法，以下仅就国际法部分作简要阐述。

（一）涉及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规则

WTO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所规定的制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GATT第24条，对货物贸易领域中的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运作作了规定，并在《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谅解》中作了进一步明确；其次是所谓的授权条款，即《1979年关于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不同和更优惠待遇、互惠和更充分参与的决定》，主要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成员在货物贸易领域的优惠贸易安排问题[2]；最后是GATS第5条的规定，主要解决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区域一体化问题，对发达成员方和发展中成员方同时适用。

除了WTO规则外，在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还存在着一些通用惯例。目前，较为重要的国际条约有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78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国际汇票公约》等，此外，国际贸易中影响最大的贸易惯例是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这些惯例作为国际贸易法的重要渊源，需要中俄两国在加强双边经济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时加以重视。

（二）俄中双边经济合作协议

1、俄中政治层面合作协议

俄中自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合作逐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作日益密切。2001年7月，两国元首签署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了俄中"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

《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俄中政府间2001-2005年贸易协定》签署后，俄中贸易发展进入快车道。

为了确定相关协议和法律的基本执行程序，两国相关部门就司法合作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中国签订了《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决定互相提供民事和刑事方面的司法协助。1994年又缔结了《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这样就为在双边贸易中出现的纠纷能够依法有效地解决提供了坚实基础。2006年9月双方签署《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协议》，就最迫切和重要的法律问题进行磋商。

2、俄中经济层面合作协议

俄中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业己启动，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俄中(包括其他成员)签署了《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和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并且建立了经贸部长会议机制，协调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随着双方相互投资的扩大，近期两国又签署了《俄中政府间投资保护协定》。

作为双边贸易的重要内容，俄中签订了许多能源合作协议。两国总理于2001年9月7日共同签署了《俄中输油管道可行性研究工作协议》。

2005年7月，双方签署了《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石油关于长期合作的协议》和《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石化关于成立合资企业的议定书》。2006年3月，两国签署《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石油中石油关于在俄中成立合资企业深化石油合作的基本原则协议》，就在俄罗斯境内开展石油资源勘探开发合作和在中国境内开展炼油加工和销售一体化合作在原则上达成共识。在电力合作领域，2005年7月俄中两国签署了《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与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关于长期合作的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加大向中国的电力供应、共同项目的开发、发电设施的制造、输电线路的架设与改造、设备供应等。

此外，目前两国间经贸合作领域其它有效的政府间协议主要有《:俄中政府间关于经济贸易关系的协定》(1992年)、《俄中政府间关于进出口商品合格评定合作协议》(19%年)、《俄中政府间关于解决政府贷款债务的协定》(1998年)、《俄中政府间关于俄罗斯联邦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俄罗斯联邦的短期劳务协定》(2000年)、《俄中政府间关于共同开发森林资源合作的协定》(2000年)等[3]。

俄中两国作为相邻的两个大国，长期以来经济往来就较为频繁，因此两国签订协议的数量不少，是俄中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法律基础。

但是通过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来看，其内容不是过于宽泛，就是过于具体，而涉及双边贸易法律制度的较少，建立自由贸易区、符合WTO相关规则的协议少之又少，俄中经济合作缺乏成套的法律体系作为支撑，具有明显的就事论事的倾向，可见自由贸易区立法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郭连成.中俄区域经济合作路径探析[J].东北亚论坛，20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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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竞争力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据世贸组织2006年4月11日的报告，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8位，进口的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7位，并且在1982年到2005年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15.9％，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出口增速和全球服务贸易主要出口国家(地区)的增速，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更为值得庆幸的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学术界也从理论上探讨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提升我国外贸的整体竞争力。这些都将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在今后一段时期更为快速地增长。

但是，在官、产、学各界都大力鼓励发展服务贸易之时，却很少有人对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做出探讨。笔者认为，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仅有赖于量的增加，更有赖于质的提高，否则，很可能会发生我国服务贸易的增长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悲剧。因此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来比较分析我国现行服务贸易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变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战略措施，以期从质上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即是本文研究目的之所在。

一、世界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动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部门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逐渐向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倾斜。1990年至2005年，运输服务的出口虽然在货物贸易快速增长和运输成本大幅提升的双重推动下有所增长，但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却从28.6％下降到23.3％；受亚洲旅游业的积极影响，旅游服务出口额保持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旅游服务出口额所占比重也呈下降趋势，从33.9％下降到28.9％。而同期以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通讯、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为代表的其他服务类型所占比重则从37.5％逐步增长到47.8％(王小平，2006)。给出了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各部门金额及其所占比重变化情况。

从世界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动情况来看，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重点将集中于新兴服务行业。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和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一系列新兴服务将成为未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强大动力。

发生上述变动的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信息服务业迅速崛起，由此带来资金技术密集型新兴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刘绍坚，2005)。金融、保险、证券、信息、法律、会计等服务行业伴随全球对外投资的扩张而增长，并快速进入全球贸易领域。以新兴服务贸易部门为主的其他服务蓬勃发展，充分反映了信息技术革命对新兴服务贸易的推动作用。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增强了服务活动及其过程的可贸易性，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会计、咨询等新兴服务行业不断扩张。同时，与近年来出现的大型呼叫中心、数据库服务、远程财务处理等一样，新的服务贸易业务也将逐渐衍生出来。世界服务贸易将逐渐由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传统服务贸易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现代服务贸易。

在服务贸易逐渐向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倾斜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在其中扮演着“主角”。表2给出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06年运输贸易、旅游贸易以及新型服务贸易(此处新型服务贸易主要包括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通讯、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的进出口额及其占世界的百分比。

由表我们可以看出，所列主要发达国家在2006年的服务贸易中，新型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无论是从绝对金额上看，还是从所占世界的百分比上看，都明显高于传统的运输服务贸易及旅游服务贸易。由此充分说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逐渐向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倾斜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现在的问题是，在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出现了向新型服务贸易部门倾斜的显著变化之时，我国现行服务贸易的“质”的状况如何，其发展趋势是否与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即，我国服务贸易的增长是否也开始从传统的服务贸易部门逐渐向新型服务贸易部门倾斜了呢?

二、我国现行服务贸易结构及存在问题

虽然我国服务贸易近几年取得了快速发展的喜人成就，但却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结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为1582亿美元，其中占有比重最大的仍然是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两大传统的服务贸易部门，分别为41.39％和30.28％，合计占我国服务贸易的70％以上。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孙文博等，2003)，我国服务贸易中，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主要是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行业，而大量的诸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通讯、专有权利使用等现代新型服务行业则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从我国服务贸易的增长来看，图1给出了1992-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中旅游、运输以及主要包括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通讯、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新型服务贸易的增长变动趋势。

由图我们不难发现，从1992年至2005年，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和运输服务贸易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而新型服务贸易部门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从图我们还可以看出，旅游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增长曲线与新型服务贸易的增长曲线之问的距离越来越大，这表明传统服务贸易与新型服务贸易的增速差距在逐渐拉大。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还是从其增长情况来看，我国现行的服务贸易都与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极其不一致。当然，这也正从另一角度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的确是按照所谓比较优势在世界服务贸易格局中进行分工的结果。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依然按照现行的比较优势原则，继续发展诸如劳动密集型等资源禀赋优势的服务贸易部门，放弃当前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型服务贸易部门的发展，即，放弃实现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动态转换的机遇?下文将给出明确的答案。

三、转变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必要性

服务贸易结构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其结构变动趋势是一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信号，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转变服务贸易结构，促进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对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增长、促进经济转型、提高服务贸易自身竞争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概而言之，转变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

面对近年来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态势，未来大力提高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各国贸易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同时，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承诺得到落实，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水平大幅提高。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62.5％，接近发达成员水平。这都必将使得我国服务贸易部门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确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卫星、数码技术进步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与扩张对高新技术的应用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国际服务贸易结构正逐步向新型服务贸易倾斜。从长远来看，我国如果不注重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现有的“比较优势”将随着经济逐步国际化而丧失殆尽，甚至转变为“比较劣势”，更无从谈起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二)跨越服务贸易壁垒

尽管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推动下国际服务贸易呈现出自由化倾向，但是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下，各国纷纷采取市场准入限制、所有权和控制限制以及经营限制等隐蔽的贸易壁垒措施来保护本国的服务业。相对而言，贸易壁垒限制的往往都是进口国国内能够大量生产或者提供的服务，而对其本国需要却又不能够生产和提供的服务，则减少贸易壁垒的限制。出口国如果能在这些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则往往能够在对外贸易中居于主动地位。据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如果我国服务贸易仍然按照现行的比较优势一味地发展资源禀赋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的话，那么其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必然会面临着形形的贸易壁垒，增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快速增长的机会也因此而受到制约。相反，如果能够逐渐转变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将现行的比较优势从资源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转变，顺应甚至是引领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那么就将有利于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增强跨越服务贸易壁垒的能力。

(三)避免出现“悲惨增长”

所谓“悲惨增长”也叫贫困化增长，是指一国贸易条件恶化所导致的国民福利的下降将足以抵消从增加供给中所得的收益。有关实证分析表明(林林等，2005)，近年来我国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出现了所谓“悲惨增长”的倾向，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实行的“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客观上刺激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来政府以及理论界都呼吁转变外贸结构的主要原因。沿此思路，我们不难想象，如不及时转变我国现行的服务贸易结构，继续按照传统的所谓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服务，如旅游和运输服务贸易，那么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或许能够以低价销售换取量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很可能会步我国货物贸易快速发展的后程，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倾向。

另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货物贸易结构的逐步转型升级，应该能够成为快速推动服务产业转型和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助推器，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即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货物贸易结构逐步转型升级不但没有推进我国新型服务贸易部门的快速发展，甚至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也说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市场机会。如此之好的发展契机，岂能让“肥水”尽流他人之田。

分析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与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相比，我国现行的服务贸易结构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有着转变的必要性。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转变我国服务贸易结构?

四、转变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战略措施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应从以下方面来统筹考虑实施转变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战略措施：

(一)发挥政府在服务贸易结构转变中的积极作用

服务贸易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一方面，中国政府要加大对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辅之以积极的产业政策，优化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并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分层次地逐步加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步伐，引进竞争机制，处理好对外开放和适度保护的关系。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仍有不少制约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因素，故而决定了中国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充分利用GATS条款中的灵活性，分层次、有步骤、稳妥谨慎地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某些尚处于幼稚状态的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要加以适当保护，促使其尽快发展并逐渐地对外开放。

(二)在现行比较优势基础上逐步转变我国服务贸易结构

在我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要实现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转变，不仅不能放弃现行的比较优势，反而应该以此为依托，即继续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例如旅游；在搞好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力量，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电信服务等知识密集型领域的服务贸易，这是提高服务贸易档次和结构效益的根本。

(三)通过开发高级要素逐步转变我国服务贸易结构

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曾指出，基本要素的不足往往成为企业开发高级要素的驱动力，而高级要素的成功开发，则往往对企业竞争优势起到基本要素所起不到的作用。可见，高级要素的开发及其成功运用，是使得一个企业能够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保障。因此，加速健全高级要素的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级要素的供给能力，把竞争策略建立在高级要素的优势上，可以使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升级并更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李双菊、戴翔，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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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贸易增加值

WTO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世界服务贸易交易总额已突破9万亿美元大关，而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货物贸易交易额却仅为33248亿美元，这预示着全球贸易结构已经发生改变，货物贸易的主导地位已经让位于服务贸易。而在我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服务业”一词也被提及达14次之多，成为整个报告中出现频次最高的经济词汇。这不仅在于2015年服务业占据我国经济总量比重达到50.5%，首次超过制造业直接成为新兴主导产业，更预示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和对国际市场新领域的开启。但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也仍然存在，具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08-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始终未摆脱逆差状态，且逆差额由116亿美元跃升至1599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54.9%，虽然在2015年有所下降，但逆差额仍为1366亿美元；2016年上半年贸易逆差额仍高达1133亿美元。这意味着虽然我国服务贸易加速发展，但对国际资本的利用却十分有限，想要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提升。

一、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一）服务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态势显著，增速较快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自2003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千亿大关以来，始终保持强势增长态势，至2010年跃升至3045亿美元，而201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更是高达7130亿美元，较2014年增长14.6%，增速也较2014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达到15.3%，这一比重较2014年上升了3%。其中，服务出口额为2881.9亿美元，同比增长9.2%，占总出口比重11.2%；服务进口4248.1亿美元，同比增长18.6%，占总进口（货物和服务进口之和）的比重为20.2%。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5年我国服务出口与进口增长速度均大幅高于全球水平。2016年1-6月，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始终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总额达3677.6亿美元，同比增长21.5%，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8.6%，较上年同期提升了4.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与进口额分别为1292.2亿美元与2389.8亿美元，较上一年分别增长7.5%和29.9%。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长更是超过13.6%。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总体上继续保持较好发展态势，全年服务贸易的进口与出口额超过0.77万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球第二位，增速超过14%，在整个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占比较2015年上升2个百分点，达到18%，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新的驱动力。在全年的服务贸易总额中，软件、技术、文化等新兴服务业出口占比超过50%，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新亮点。但从总体上看，如图1所示，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

（二）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逆差规模总体呈扩大趋势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我国服务贸易自1995年起至2015年已连续20年逆差。具体来说，2007年以前，逆差变化始终维持在较小的范围内，年均增长率仅为3.7%；但2008年这一较小幅度的变化趋势被打破，改年逆差额直接跃升至115.5亿美元，2013年逆差额更是扩大到1185亿美元。这一期间逆差年均增长高达58%；2014年，服务进出口总额6043.4亿美元，出口2222.1亿美元，增长7.6%；服务进口3821.3亿美元，增长15.8%，服务贸易逆差额增至1599.3亿美元；2015年这一数据有所缓解但依然高达1366.2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14.6%，但从行业来看，旅游贸易逆差在整个服务贸易逆差总额中所占比重依然最大，达到90.6%。其它依次为运输服务（逆差额488亿美元）、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逆差额209.1亿美元）、保险服务（30亿美元）。2016年，我国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和美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服务贸易逆差来源地，当年逆差额超过523亿美元。以2016前三个季度为例（见表1），服务贸易逆差额再次扩大到1863.4亿美元，较2015年出现小幅度上升，其中，旅行贸易逆差在整个服务贸易逆差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实现同步上升，达到92.6%，依然为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其次为运输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与保险与养老金服务费，其逆差额分别为296亿美元、172.3亿美元和61亿美元。在加工服务业完成转型和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等新兴服务产业发展成熟前，传统服务业的逆差状态难以在短期内快速下降。

（三）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上升，服务贸易环境不断优化

借助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也有了质的提升，这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商务部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0.5%，首次超过一半，比2014年提高2.3个百分点。2016年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更是高达56.9%。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为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也不断完善政策辅助体系、创新扶持方式，2015年5月，北京率先出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引导北京市服务业快速发展；2016年2月，国务院正式划定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以上海、深圳等10个省市和5个国家级新区为首批试点地区开展为期2年的服务贸易发展创新；同年服务贸易的进口与出口额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和第三大服务贸易出口国，服务贸易增速继续保持高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态势。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超较2015年增长30%，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也提高3.4个百分点，达到4400亿美元，其中服务出口占比达到21.5%，较2015年提高11%。@不仅预示着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显著提升，更直接带来了工程承包、研发设计、运营维护等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服务贸易的扩大化发展。

（四）服务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以科技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也同时带来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据商务部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旅游、运输服务和运输服务和建筑服务三大传统服务业进出口额在服务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为51.9%，合计额达3703.5亿美元，但三大传统服务业的出口额较2014年而言却提升了2.8个百分点，达1534.5亿美元，在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也超过一半达到53.2%。以电信、知识产权使用费和文化服务为典型代表的新兴服务贸易发展迅速：2015年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文化服务以及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进出口额均呈现上升趋势，同比增长分别为22.1%、25.6%和9.3%，技术服务进出口总额虽然也保持上升态势，但增幅有限仅微增0.6%。2016年第一季度，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同比增长15.5%，尤其在出口方面，增长幅度达到78.1%；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知识产权使用及研l服务也继续维持上涨态势，增幅分别为5.9%和3.3%；2016年全年的服务贸易出口中，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如广告、维修和金融服务等出口的增幅分别达到47%、48%、50%。以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业贸易始终保持增长态势，这不仅直接带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持续推进，更实现了对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可见，伴随新兴服务贸易业的发展，传统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中占比的持续缩减，这一方面有效提升了我国服务贸易的附加值，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与调整。

二、中国服务贸易的增加值及其国际竞争力比较

（一）基于增加值-IMS指数的中国服务贸易整体的竞争力测算

一国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常直观且直接影响着该贸易产品能否顺利的被国际市场所接受，较大的出口额即意味着较为顺畅的国际输出和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基于此，通过对服务业出口市场占有率（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简称“IMS”）的分析，可从整体上来粗略判断其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状况。在查阅中国海关总署（1995-2015年）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和TiVA数据库的基础上，加工中国服务贸易的增加值指数发现，自1995年起IMS指数始终处于上升状态，由最初的2.46上升到2005年的5.59再上升到2010年的7.85直至2014年的8.17，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除市场占有率数据实现了由原来的2%左右到8%的增长，从中不难发现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始终处于上升发展态势。但若综合对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而言，其2014年增加值-IMS指数分别为16.4%、11.4%、10.2%和9.4%，我国服务业国际市场占有率目前仅处于中上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意味着虽然目前从绝对值和总体规模来看，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市场占有率仍有待提升，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亟待加强。

（二）我国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出口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产业内部各具体行业的国际市场输出效率，还有必要对不同行业进行更细致的比较分析。201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384221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7.8%，增速比第二产业高出1.7个百分点；服务业在GDP当中的比重也已经上升51.6%，比上年继续提高1.4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11.8个百分点，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2%。根据WIOD数据显示，2001-2014年间我国服务增加值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主要是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对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速依然不足10%，对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日本和韩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速也不超过15%，这反映了我国服务业出口的国际市场结构。根据对我国各服务行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进行测算可知，新兴服务业国际市场占有率呈上升趋势：自2000年以来，电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就由最初的0.52%上升至2005年的1.71%，2015年则达到6.21%；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也由2000年的0.09%上升至2015年0.31%；金融服务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也由0.049%逐渐上升至2015年的0.0259%。但必须指出的是，鉴于我国服务贸易较为薄弱的基础，虽然后续发展速度较为迅速，但截至目前仍与西方发达国家间存在相当大差距，尤其是以科技为特征的新兴服务业。例如，美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16.97%，而英国更是高达22.84%，远远高于我国目前的水平；而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方面，同样美国在2000年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就已达到56.36%，现在虽有下降，但依然维持在40%左右。

（三）我国服务业各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所面临的竞争对手不再局限于国内，在众多国际竞争者中，产品自身的比较优势对本国产品所处国际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服务增加值核算的角度，计算我国服务业进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evealed ComparativeAdvantage Index， 简称“RCA”），可以比较有效地反映我国服务产业各行业出口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状况，若指数值大于2.5则意味着该产品具有绝对优势；若指标值位于[2.5，1.25]则认为该产品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若指标值位于[1.25，0.8]则意味着产品具备中等竞争优势；若指标值小于0.8则意味着产品国家竞争力极弱。通过查阅WIOD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总署历年统计数据，基于增加值核算法对各行业专门测算其RCA指数，发现我国的RCA指数自1995年起至2015年始终小于1，1995年为0.79，2000年为0.86，2005年为0.84，待至2015年也仍小于1为0.89，1995-2015年间RCA均值为0.86。而美国1995-2015年间该指数始终大于1，均值为1.42，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服务业整体仍不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具体到行业而言，以2015年数据来看， 显示性比较优势为正值的行业为：建筑（0.52），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0.30）和其他商务服务（0.13），这意味建筑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金融服务的RCA为-0.06这意味着我国在此行业的开放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智力资产使用费（-0.82）、文化服务（-0.74）等其他新兴服务业在国际市场的占有份额则更为有限。作为我国服务进出口的主要部门的旅游业其RCA为-0.43，这意味着自2009年我国旅游服务贸易首次出现逆差后，后续不仅没有实现对下滑态势的扭转，反而因为发展的缓慢而使逆差额持续增加，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也持续扩大。这也就充分说明除建筑、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和其他商务服务服务外，其它部门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仍然处于显著的比较劣势地位。

三、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增加值的主要途径探讨

（一）增加值核算方式下我国服务业贸易比较劣势被更进一步放大，未来应优先发展国内附加值较高的服务细分行业，积极占据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位置

面对我国服务贸易“大而不强”的局面，2016年5月23日在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就指出，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地位的提升，关键突破点在于有效实现自我创新式发展。这也意味着对于我国服务业而言，应在巩固现有优势的同时，加大对特色产业的培养，尤其是应重点培育以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业，使其在国际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首先是推动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调整，实现服务贸易出口沿产业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的攀升，增加高附加值服务业出口，在规模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价值链优势；其次是对加大对高附加值新兴服务业出口提升，尤其是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业、金融业、旅游服务业等的出口培育，使其成为我国服务业出口的支柱并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力支柱；再次是积极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互动，在产业结构调整互动中提升品牌、咨询、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等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二）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潜力巨大，未来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扩大与相关国家间的服务业合作，拓展国际市场范围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年全球服务出口与进口分别下滑6.4%和5.4%。面对全球服务需求收缩趋势，2016年5月31日，首个“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发展大会却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举行，在“新空间、新价值、新能量――共建‘一带一路’服务贸易价值共同体’”主题下，大会就“文化贸易、中医药服务等5个专题全方位展示“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的新商机，并且组织语言、中医药等领域企业开展深入的洽商活动。在传统欧洲市场、美国市场需求不足的当下，这意味着通过与东盟、中亚等沿线地区贸易互动的增加，通过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形成自由贸易区网络，进而拓展与这些国家在金融、信息、物流业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合作，这将有助于我国开辟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具体而言，一是要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和沿线市场的服务贸易发展，结合沿线市场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大力提升服务外包市场结构调整，促进高附加值服务业出口，提升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业分工合作；二是通过政策引导，以税收优惠、信息平台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引导资本向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的流入，扶持和鼓励大型企业的专利认证和对外服务外包，不断提升高附加值的高端服务业在产业中的占比。三是三是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构建自贸区的形式提升与沿线国家合作的深度与灵活性，并将助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作为自贸区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这将有助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实现服务贸易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举的转变。

（三）遵循以产业转型升级为需求导向的服务业发展方向，在科学“黏合”生产业与制造业交叉点的基础上，探寻新的服务业贸易增长点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占据正是源于其本国高技术生产业的绝对比较优势，在成功实现本国服务业科技转型和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的完全占据。对于我国而言，首先实现我国服务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刻不容缓，但也必须认识到，这一产业结构的成功优化绝不可能依赖于单一行业，而必须是知识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层面上行业水平的整体提升，最终实现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国家战略的提出正是为了更好的营造创新环境，鼓励科研成果的市场化。以此为基础，政府应该进一步通过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科技银行等形式加大科技成果向市场实用的转化，以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新技术的应用，同时完善企业和个体的收益维护机制，将创新主体利益保障落到实处；再者，注重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建设，尤其是加大对新技术、新知识型高端人才的培育，借此大力推进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推动相关产业在产业链位置的持续攀升；对于紧缺型人才，政府可以通过优惠政策，在多种途径上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体系，鼓励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建立人力资本持续积累机制，从而奠定高端服务业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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