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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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因而为了便于论述下文无特殊注明仅指刑事违法性。)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之成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一般而言，犯罪及其认定主要是规范刑法学所探讨的问题，因而人们也习惯于将犯罪及其认定划归至规范刑法学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刑法学对犯罪及其认定的绝对的话语霸权。实际上，从刑事法学(大刑法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不仅是一种法律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被评价为犯罪的行为首先是人的行为，而人是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鉴于此，研究犯罪人与犯罪必须将之置于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这个大前提中。对此，在单一的规范刑法学中是难以实现的。唯有从视野更宽阔的刑事法学(规范的、事实的刑法学)角度方能担当此任。这样，在研究犯罪人及犯罪问题上，采用以犯罪学为起点，以规范刑法学为核心，以刑事程序法学和刑事处置法学为保障的“一体化”的刑事法学研究体系不无必要。笔者认为，当下理论界对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的论争，实际上是一种以纯粹规范学为视角进行“平面扫视”而导致的视觉冲突。而恰是这种“视觉冲突”阻碍了我们进一步对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二者界限的廓清与关系的厘定。鉴于此，下文，笔者力图在刑事法一体化的框架内解读犯罪问题、诊释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二者的关系。

(一)初始紧张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

在一体的刑事法学研究体系中，犯罪学主要是将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特别是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来研究的。由于社会性是犯罪始终脱离不掉的“胎记”。所以，解释犯罪必须从社会角度出发。我国当代犯罪学家康树华等人从社会规范与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的视角出发，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次上分析犯罪，认为从实然的角度看，犯罪是对一个社会的主流社会规范的反叛;从应然的角度看，是严重侵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行为。从中我们看出:1.在对犯罪从社会角度进行界定的过程中，界定者几乎都十分谨慎地强调犯罪的评价主体。2.从犯罪学的视角来看，犯罪在本质上具有性。无论是反意识(情感)、反文化抑或反规范、反利益，上述两点结论对于我们思考犯罪的特征及定义是有积极的意义的:我们可以肯定犯罪是一种负评价，而且是一种有价值的、主体性的社会负评价。既然涉及评价因而必须明确评价的主体、评价的客体、评价的标准三方面问题，以此我们来看犯罪的评价机制:首先，行为本身并无所谓“好”与“坏”，换言之，在经由评价主体评价之前，行为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性，行为只有经过主体评价后方能显现价值性。那么，这里的价值性之评定就需要通过一个评价主体。在初民社会中，那些德高望重的年长者或者体格最健壮的成年男子(当然，女系氏族时期是个例外)自然取得评价主体的资格。但后来，人们慢慢发现将这样一项重要的权利委任于单个的个人极有可能招致个人欲望的悠意。故而，更多的人参与的社会便担当此任。由于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所以当国家出现之后，国家取得了比之于社会更高的权威性，并且具有更强的强制力，所以国家取得了行为价值性评价的主体。其次，在确定了评价主体之后，就需要进一步解答行为为什么是负价值的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难得知行为对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及人身的损害或毁灭，从而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及发展才是行为被评定为负价值的根本原因。在国家出现后，由于前述的国家组建理论，所以一般认为，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又是统一的。而犯罪是行为中危害社会的严重程度最高的、最难为社会所容忍的负价值行为，所以犯罪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综合上述两点，我们便自在地得出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一结论。

相同或相似的行为经过评价主体评定为犯罪后，便需以一定的方式予以固定，这样成文的刑法成为了必须。因而，罪刑法定主义得以提倡，并为近代各国立法所确认，从而成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种犯罪构成是为了便利司法实践中严格审查犯罪成立条件，而将抽象化的法律规定转化为一种类型化的行为判断之标准甚或规格，籍此作为犯罪成立的最基本，也是最起码的条件。换言之，凭借犯罪构成，对行为之犯罪性—这种抽象的社会的价值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便演化为具体的法律的价值评定(犯罪的刑事违法性)，从而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问题是，由于犯罪构成是对具体犯罪行为及其类型的抽象化了的、一般化了的规范表述，规范表述实际上是一个运用法律语言的过程。众所周知，语言的文字表述在相当程度上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现实的社会是发展变化的，立法者很难用有限的语言文字去穷尽现实社会中种种危害行为。故而，刑法所明文规定的构成犯罪之行为必然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出人，由此造就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两个方面的紧张乃至冲突:其一，某一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本应当在刑法上予以规定将之人罪，但刑法并未就此规定为犯罪;其二，某一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但不具有实质上的社会危害性。至此，我们发现，立法者力图描绘的第二幅美妙图景—融合犯罪的实质特征或者社会特征之社会危害性与犯罪的形式特征或者法律特征之刑事违法性于一体，遭遇险情。

(二)一体和谐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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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一种社会状态，是马列政党永恒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以来，党的十七大、十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和谐社会这一概念包含五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人自身的和谐；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第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和谐；第四、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第五、国家与世界的和谐。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点建设内容和目标。和谐社会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基本特征。民主法治是指党在治理国家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体现；公平正义是指党和国家要恰当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充分体现；诚信友爱是指全体社会成员能够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充满活力是指党和政府要尽一切可能尊重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愿望，支持各种创造活动，使全体人员享受创造的成果；安定有序是指党和国家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机制、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指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要尽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保证生态良好的前提下，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二、习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习惯形成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习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文明社会，成文法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各民族的习惯在规范民族行为、处理名族内部事务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来说，习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民族团结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习惯这一作用的发挥有助于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使得拥有不同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文化积淀的各个民族能够进行相互融合。名族团结就能由理想变为社会现实，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二）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习惯作用的发挥，有助于涵盖人口结构、区域结构以及民族结构的社会第二系统的构建，这样一来，社会就能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社会结构的稳定就有了现实的可能。

（三）有利于社会行为的规范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规范可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引导、评价、教育，使人类的活动能在社会制度的约束下进行，这样一来，社会秩序的维护工作才能得以进行。法律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风俗习惯也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其对人类心灵和行为所起到的净化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党和政府在治理国家时，要充分发挥法律和习惯的综合作用，促进人类社会行为的规范。

（四）有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核心和关键。人类和大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自然，大自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所需的各类资源，因此，人类必须要善待自然。党和政府在治理国家时，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为行动准则，努力达成社会和谐这一伟大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民主法治，在这一全新的时期，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建设问题。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民主和法治的重要作用，同时，要重视习惯这一具有浓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的社会资源，对社会制度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三、习惯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习惯法是一种区别于成文法的社会规范，它产生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它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民众社会意志的体现，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解决争端的机制。习惯法对传承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它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习惯法对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变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古以来，习惯法都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作用，具有名族性、稳定性以及地域性等显著特点，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有助于司法和谐司法对维护社会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和谐建设是人民法院的重点工作内容。在司法和谐建设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必须要加深对习惯法的重视程度，看到拥有社会历史积淀的习惯法的独特优势，在保证法律和谐的前提下，将习惯法灵活运用于司法领域，将法律和习惯法进行有效融合，使二者进行优势互补，保证依法治国的人性化，以此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将情与法相结合能够使群众的心声得到真切反映，缓和社会紧张关系。

（二）有助于乡土社会正义观的维护公平与正义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公平与正义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社会正义的存在使得社会公平有了实现的可能，社会公平能促进社会正义的发扬。公平和正义与社会的道德和伦理相符合，它在纠纷处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保证社会秩序破坏的最小化以及人际和谐的最大化。社会大众朴素而现实的正义观区别于法律条文中的正义，这种正义观是具体的、微观的，是百姓心声和民意的体现。习惯法的价值和特点主要体现在对民意的关注、对人情的重视以及对道德的维护上，它能对基层社会秩序进行合理安排和维护，对乡土社会正义观的维护意义重大。

（三）有助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失衡是其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要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就一定要看到习惯法的重要作用。习惯法在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民族的习惯法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党和国家可以对民族习惯法进行清理、改造和提升，使其能在少数民族自治中充分发挥作用。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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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人口社会文化预防措施

旅游人口在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中的社会文化作用

旅游人口是指购买旅游产品并具有流动性质的消费人口,是旅游业发展的三大要素之一(另两个要素为吸引物和媒介)。旅游人口是旅游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旅游人口就是指购买中国旅游产品的消费人口,或者说是以中国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按照其来源地可分为国际旅游人口和国内旅游人口。研究旅游人口是为了揭示旅游人口内在运行机制,为旅游企业发展和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决策依据。一般而言,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有利于发展旅游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以往旅游人口的流动总是比较单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人员流动,其实,旅游人口流还涵盖旅游物流、旅游资金流和旅游信息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旅游物流是指由于旅游活动的开展,在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产生的物质流动。旅客出游,要随身携带物品;返回时,一般会买回大量纪念品和土特产品,这些都是旅游物流。我国近几年国际旅游创汇中,大约有20%来源于旅游产品销售,在旅游产品发达地区,该值则可增加一倍。因此,加强旅游物流的开发研究十分必要。旅游资金流是指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资金流动,它除了包括旅游者的消费支出外,还包括旅游活动中的招商引资、吸引外资进入。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并伴随旅游活动而产生的信息传递及交流。现在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必将使旅游业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信息流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开展合作的向导。

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质并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无论是听到外国游客对其国家和民族的称赞,还是在国内旅游中目睹祖国的壮丽河山、历史古迹和国家建设新貌,都会启迪、激发和增加民族自豪感,增强对祖国的热爱。我国历史悠久,古今文明享誉中外,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这些国情的发展变化,人们除了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得到了解之外,如果能通过旅游目睹和亲身体验,就更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和才干,陶冶情操,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资源,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为适应游客的需要,一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传统风俗和文化活动得到了恢复利用、延续和发展;传统的民间艺术得到重视和开发;濒临毁灭的历史文物得到修复和维护;一些不复存在的古迹得到复制。

促进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旅游人口能促进目的地社会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吸引游客前来游览观光,接待地会不断改进自己的物质条件,新的文化设施会有所增加,文化环境不断优化。其次,旅游能促进目的地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对目的地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与旅游有关的交通运输工具、通讯工具以及旅游服务设施和设备等更加快速、便利、舒适和安全。再次,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目的地的社会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会发生演变,这种演变在总体上会更趋向开放,更趋向国际化和现代化。

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游客中不乏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出访目的地时,往往要求参观目的地有关单位和设施,并同相关单位的人员进行交流,这样一来旅游目的地也可从中增加对有关科技领域的了解,还能获得重要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为适应游客需求,目的地的旅游发展也常常对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相关领域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旅游设施和设备的改造和建设之中。例如饭店电脑预订和管理系统自动化、磁悬浮列车等。

旅游人口可能引发的社会文化问题及其原因

(一)旅游人口将可能引发社会文化问题

不良游客的“示范效应”。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会不自觉地将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带到旅游接待地,对当地居民,特别是旅游从业人员会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游客某些不良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会对当地人产生“示范效应”,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社会治安,危及当地社会稳定。

干扰居民生活,诱发主客矛盾。大量游客的到来,若处理不好,有可能诱发旅游接待地居民同游客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在旅游目的地接待客量有限的情况下,大量游客的涌入,会造成交通堵塞、景区拥挤、公用设施紧张,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引起居民对游客的不满和抱怨;在目的地物资供应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各种物资优先供应外来游客,使当地居民的供应数量减少或质量降低,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招致居民的不满;某些游客的傲慢自大和对当地居民的不尊重会激发当地居民的怨恨和愤怒,从而引发主客之间的关系紧张。

接待地固有文化被不正当地商品化、庸俗化。随着旅游的发展,为迎合游客的需要,传统文化常常被商品化,随时被搬上“舞台”,向游客演示,并对其在程序、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压缩删改,使其失去了民族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一些代表地方特色的东西被任意改头换面或大肆仿造,似乎其存在的基础不再是当地的社会生活,而是旅游者的需求;受旅游活动的影响,接待地的宗教文化也极易失去其本来的神圣性和象征意义。所有这一切,不是使旅游者全面有效地接触和发现接待地活生生的文化,而是接受了一种经过“包装”的“伪文化”,而且接待地固有的文化也会因此而逐渐失去特色。

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游客对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的损害,一类是由于游客们不检点的行为造成的,另一类则是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一些旅游者每到一处,常常为了满足某些幼稚的私欲而有意无意地毁坏他们不辞辛苦,甚至千里迢迢地特地去观赏的“宝物”,例如我国甘肃境内的阳关古堡屡遭践踏。我国万里长城、北京故宫等著名人文旅游景点也有类似问题存在。除了来自旅游者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之外,接待地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有可能因开发和保护不当,造成“建设性破坏”。因规划不当、管理不力或者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一些古都、古城的历史风貌被削弱,一些古建筑被毁坏或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二)产生上述社会文化问题的原因

旅游人口规划发展不当。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是第三产业中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产业,它涉及面广,对相关产业的渗透力极强。旅游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吸纳就业,强劲拉动内需,促进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因此,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各旅游景区景点往往只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了旅游发展的容量限制,大量旅游人口无限制地涌入,景区超负荷运转,造成资源环境破坏,旅游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目前,接待地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大多与旅游人口发展不当有关,因此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刻不容缓。

旅游人口素质低下。旅游人口的素质影响着环境,就目前而言,我国旅游人口素质低下,环境意识淡薄。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吸引高质量的游客,提升旅游人口素质,高素质的旅游人口产生高质量的旅游。当前,我国旅游产品由于基础差,发展较快,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交通还较落后,游客观光不便;旅游设备档次较低,宾馆分布不合理,高、中、低档配置不够合理;旅游品种单一,旅游商品开发不够,旅游购物比重太少;旅游管理落后,景点开发保护不够;旅游服务人员素质不高,专业结构不协调,服务态度和质量比较差等等,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人口素质的提高。

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的总体思路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其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抵制和清除旅游人口的消极弊病,促进旅游人口的健康发展,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二)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旅游人口健康发展

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必须对旅游接待量进行适度控制:在制定旅游规划时,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布局;在实施旅游规划时,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有效控制;力避旅游产业超负荷发展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减少或消除旅游活动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

向旅游人口提供健康的旅游产品。旅游接待地应向旅游人口提供满足人类正常需求的旅游产品,其活动内容应该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一切违主义精神文明的、有碍积极健康的东西,必须加以抵制。这不仅符合游客的需要和利益,而且也符合旅游目的地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当地居民的利益。这是旅游接待地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旅游活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

提高当地居民社会心理容量。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可通过舆论传媒引导当地居民,不断提高他们在心理上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承受力,使其充分意识到发展旅游业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以便为发展旅游业尽心尽力。这也是解决主客矛盾的途径之一。

健全法制以加强监督。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不断建立和健全旅游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将游客、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行为置于法律、法规的监督之下,对其违法行为依法惩处,以保证旅游活动的健康发展,从法律、法规上消除和杜绝旅游人口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

重视对旅游人口和当地居民的宣传教育。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利用国家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对旅游产业的社会弊病予以强化控制和治理。建立和强化专门负责控制和治理的执行、监督和管理机构,严厉惩罚那些违法犯罪的社会群体或个体,把旅游产业可能带来的社会弊病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宣传教育,既要对外来旅游人口进行宣传,让其了解旅游接待地的有关注意事项和政策法规,以便预防由于无知而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更要对旅游从业者和当地居民进行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思想免疫力。

参考文献:

1..中国旅游人口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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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语言学习；内化；多元能力

1.引言

20世纪80年代，JamesLantolf等人将前苏联发展心理学家LevS.Vygotsky的学习理论应用于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的，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理论，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简称SCT），对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与外语教学产生了巨大的指导意义（Lantolf，2000b；Arnold,2004）。中介（mediation）、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自言自语和内部言语（privatespeechandinnerspeech）、活动论（activitytheory）、调节(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SCT的核心理论。

2.SCT的学习观

与其他二语习得理论以关注语言本身（如语法、词汇等）不同，社会文化理论更多关注个体学习的过程与学习环境，研究人类借助语言这一学习中介的调节机制所进行的社会人际交流，认为社会文化、历史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首要因素，认为发展或学习是先发生于社会而后通过以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为中介的活动逐步内化于个人的过程（赵磊等，2011），认为学习者习得语言与技能需要在更多更有能力的成员的帮助下完全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Vygotsky，1986和Wertsch，1994）。因此学习都应该先是社会的，再个人的；先是心智间的，再是心智内的。

3.SCT的语言学习观

3.1语言是认知活动的中介

SCT认为人脑的认知活动受到中介的调节，人们通过中介与世界相互联系，中介可以是具体实物，如房子、木棍等，也可以是人类创作的符号等，如音乐、艺术等（Lantolf,2000,p.80）。显然语言是中介，而且是人类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产生的最重要中介。语言是“思考的工具”，语言主要是预先准备好的信息和意义来回传送的工具（Arnold,2004）。

3.2语言学习可以受到支架的有效调节的

语言学习是在支架的调节中形成的，即学习是通过个体间协同活动的对话交流或能力较高者（如专家或教师等）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学习的过程中，由其对于初学者来说，大量的指导性、协商性活动可以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潜能，填鸭式而非主动性的输入只会让学习者受到更多的挫败感。

3.3语言学习是需要内化的

学习者是自己学习环境中的积极建构者，他们通过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或他人调节(other-regulation)完成从协同的个体间的活动向个人内在的自主活动转变从而成功解决问题、理解知识，最终实现学习（Vygotsky，1978）。当语言学习由社会转向个体时，学习者经常用语言调节内在思想，对自己说话而不需其他任何人的参与，从心智间的学习转为心智内的学习，实现内化，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表现，形成自言自语（privatespeech），内部语言（innerspeech）和模仿等。Ohta（2001）将内化时的不同形式看作是提供丰富的机会来重复和练习新的语言项、假设测试操纵语言表演时的目标结构和使用前自我重复练习互动中的基本句式。所有这些与自主观点和新知识程序化相关。内化不是简单的输入，而是学习者根据自己已有认知架构或知识体系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内化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一个渐进的改造；内化不是线性地发展，而是波动的或螺旋式的升华；内化不是一次性的过程，而是反复的提高。

3.4语言学习应与社会环境相结合

SCT所支持的提问法（problem-posingapproach）强调在教室外的社区内面临的问题或复杂事件等，以此帮助认清学习者生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提高学习者认识这之间的联系，通过让学习者思考和交流来发展对个人经验、社会不平等条件和现有知识的批判性理解，帮助学习者通过他们认为有益的方式获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识。语言学习不是将官方或非官方的知识填入大脑中，而是以问题形式来展示知识，以鼓励学习者定义现实生活问题、分享彼此的经验并详细说明他们的所见。

3.5语言学习应与其他多元能力相结合

首先是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特别是与那些更熟练的参与者的实践交流能力是实现语言发展的主要能力。其次是外显指导能力。该能力可以帮助学习者提供机会关注、训练，最后掌握顺利实现交际活动所需要的语言和其他相关规则。例如，向他人述说事件过程不仅需要知道语言本身的规则和词汇等，还要明白如何组织事件和观点使得事件描述得清晰易懂。再比如，日常交往需要知道如何选用可理解的话语，还要了解足够的社交技巧以获得他人关注、接话茬、选用合适的行为方式和避免成为话题的终结者。外显指导能力能帮助学习者发现并掌握这些规则，也能帮助学习者为描述交际功能和形式的情境关系而发展元语言。第三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可以帮助学习者旁观活动并批判性分析、识别活动中的多样和复杂的观点，以理解他们所在的情景，如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等的情境。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学习者，会用已有认知对社会与文化情境进行分析和批判性理解，促进学习者拥有更广阔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并改造已有世界观。第四是合作能力。学习首先是在社会中发展的，先是个体间的活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学习者要相互依赖、共同分担、相对独立地进行有意的互动才能实现有效的合作学习（cooperativelearning），这是有意义学习的基础（Hall,2005,p.98）。

结语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学习最终目标不是语言与文化本身，而是通过合作、协同活动中语言和文化的认识，发展学习者的多元能力，实现学习者理解与文化相关联的语言使用方式。本文只是对社会文化理论指导的外语学习观做了简要阐述，本文的后续研究应是将其与我国外语学习与教学相结合，创出适合我国外语课堂的学习与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Arnold,H.(2004)SecondLanguageLearningTheory[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2]Hall,J.K.(2005)TeachingandResearchingLanguageandCultur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Lantolf,J.P.(2000b)SocioculturalTheoryandSecondLanguageLearn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4]Lantolf,J.P.(2000)SecondLanguageLearningasaMediatedProcess[J].LanguageTeaching33,79-69.

[5]Vygotsky,L.S.(1978)MindinSociety:theDevelopmentofHigherPsychologicalProcesses[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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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规范社会保险信息化工作流程

铁路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处是全局各项社会保险业务管理的职能部门，要将规范工作流程纳入到重点工作中来。首先，要将处理环节一致的业务进行合并，对同一类业务不同处理环节的分类处理，做到既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又坚持业务办理过程无错漏。其次，就是要对整个操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制定明确的顺序，使其紧紧相扣，互相衔接、互相制约，形成完整的办事程序。最后，要规定严格的管理权限，将所有经办人员的管理职责和业务范围进行严格、详细的规范和界定，并对信息系统中各岗位的操作权限进行严格限定，避免出现推诿扯皮和越权办事的情况。

1.2加快推进铁路企业职工数据库建设

为了提高企业数据建设的准确性，企业必须要建立基层单位与铁路企业统一使用的数据库，通过权限分配，各单位用户在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对数据进行一个预操作记录，只有在铁路企业审核批准后才能对数据库进行修改、补充和维护。同时要将各险种纳入同一数据库管理，将各险种的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包括各险种信息数据的全险数据库，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避免重复劳动，提高信息共享程度和信息的准确性。

1.3创办专业化网络平台

为了促进铁路企业社会保险的规范化管理，企业还应该创建专门的社保网络信息平台，规范网络平台的业务流程。首先，要规范网络信息平台的管理权限，明确社保处管理人员的岗位责任，避免其他人员进行违规操作，提高网络信息平台管理的安全性。其次，还应规范网络信息平台的业务流程，参保人员在网络信息平台上提交入保申请，再由社保管理部门进行审核和办理，申报成功后社保管理部门再将审核结果反馈给基层单位和申报人员，从而节省了社保申请和审核的时间，还能补充企业的数据资源库，提高社保管理工作效率。

1.4加强职工资料信息的系统管理

社会保险作为参保职工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是基本生活的一种保障，与职工的一生息息相关。因此，进行社保信息系统建设，就必须要将这些记录内容纳入系统管理中，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进行各项社保业务经办，同时也要将经办的相关信息记录下来，形成数据日志，做到对历史内容的记录延续，并且逐步形成完善、齐全的社保电子档案，以备历史查询和决策者参阅。

2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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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劳动关系形势分析研判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嘉兴市总工会副主席任组长，权益保障部、办公室、职工维权帮扶中心负责人为成员的劳动关系形势分析研判课题组，重点对关于职工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劳动争议和法律援助、劳动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劳务派遣以及职工队伍状况、工会维稳工作的情况进行定期研判分析。

各县（市、区）总工会、相关产业（系统）工会定期收集本地区、本行业劳动关系变化的相关数据和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嘉兴市总工会劳动关系形势分析研判课题组再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形成综合分析报告。同时，“三方四家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时收集和分析、判断，预先推测和把握劳动关系调整中的重点和难点，把动态预测、常规预测、重点预测和定向预测相结合，确定工作着力点，制定对策措施。健全预警网络。发挥县（市、区）、镇（街道）以及村（社区）、基层工会各自的优势，构建以市级职工服务中心为统领，县（市、区）职工服务中心为骨干，镇（街道）职工服务站为支撑，村（社区）和企业职工服务点为基础的四级预警网络，把劳动关系预警工作作为各级职工服务中心、站、点的重要工作内容，做到预警、调处“一站式”，实现劳动关系矛盾处理关口前移，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按照《嘉兴市总工会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职责分工，组织应急处置、信息报送和善后处理。

加强预警信息员队伍建设，强化动态信息预报。建立了由镇（街道）工会、企业工会干部和职工组成的基层劳动关系预警信息员队伍，目前已有1万多人，并每年组织开展培训。充分发挥基层劳动关系预警信息员身处基层一线，掌握信息快、准的优势，及时捕捉劳动关系发展中的敏感点、波动点，准确把握矛盾态势，及时掌握职工思想动态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最大限度做到发生群体性劳资纠纷和重大突发事件时，工会组织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资料，在第一时间传递第一手信息，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党政妥善处理，避免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

二、完善机制，着力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发挥劳动关系和谐园区、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企业内部和谐拓展到企业和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和谐。据统计，目前嘉兴市开展创建活动的园区68家，企业9637家，占已建工会企业的90%；突出区域性、行业性和世界500强在禾企业三大重点，深入开展“要约行动”推进月活动，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有9704家企业开展工资协商，23家世界500强在禾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嘉兴市签订区域性协议805份，覆盖29167家企业，签订行业性协议30份，覆盖企业3199家。完善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嘉兴市总工会主动与市司法、人社、中院等部门联系协调，积极探索由法院、工会、劳动、司法等四方组成的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与嘉兴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免费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目前嘉兴市已建立镇（街道）和开发区（工业园区）调解组织74个，聘请兼职调解人员169名。嘉兴市各级工会设立维权信息员、劳动争议调解员、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10762人。去年，嘉兴市职工维权帮扶中心共受理来访、来电、来信651件，结案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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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测绘档案； 信息化建设； 信息共享； 标准体系

1. 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现状问题

1.1 认知问题

人们的思维受传统测绘档案管理模式束缚，认为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就是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测绘实体档案信息著录、查询统计、借阅、存储备份与归档、目录信息等。这种管理模式虽然有效地提高了测绘档案的管理效率，却忽视了测绘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制约了信息化工作思路，也导致各级测绘档案部门开展的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缺乏总体的规划和架构，使得目前信息化建设工作起点较低，目标不明确，缺乏前瞻性。

1.2 测绘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2.1 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体系

测绘档案方面现行、有效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大多都很陈旧，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0 多年前，而且内容也不能覆盖测绘档案管理与信息化全过程。在测绘档案信息化进程中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的明显滞后，导致各单位只能根据各自在信息化建设中的需求，分别对部分规定和技术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甚至还自行制定了一些标准，造成了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各自为政、互不兼容的现象，这必然导致测绘档案信息资源无法共享，造成资源的浪费。

1.2.2 档案整编和档案数字化工作薄弱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陕西省测绘资料档案馆就开展了馆藏部分模拟档案的整编，由于缺乏对标准的准确认识或者标准意识淡薄，在整编过程中，大多没有按照当时的有效标准执行，整编工作水平低，案件从内容的合理适宜性到形式的表达和美观性，其质量都不尽如人意，更主要的是不便于利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目前需要在统一的技术标准指导下，对原有整编后的档案进行全面核查、修改和数字化，同时对尚未整编的模拟档案进行全面的整编和数字化，但经费和设备又是制约该工程进展的瓶颈，此外，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也有待提高。

随着测绘地理信息产品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目前数字测绘档案已占主导地位，但仍缺乏指导数字档案整编和管理的相关标准规范，数字档案的整编工作也由于人员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问题丛生，甚至造成部分工作返工。工作基础较弱，以及经费、设备、人员技术水平的不足，使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尤显薄弱。

1.3 提供利用存在的问题

测绘档案直观反映国家政治、经济、历史变迁和地表变化，是开展地理国情监测、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具有存史育人的作用，是宝贵的社会信息资源。长期以来测绘主管部门和测绘档案管理部门，对测绘档案的作用主要从测绘专业的角度考虑，从而导致测绘档案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和各行业专业部门，而忽略了社会公众这个服务群体。此外测绘档案的保密性、利用手续的烦琐性和管理手段的落后，使得大量的测绘档案长期“沉睡”在档案库房中，造成测绘档案利用率非常低。

2. 提高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合理建议

2.1提高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认知度，全面构建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

各级测绘管理部门应充分认识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测绘档案信息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测绘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化服务，应充分发挥测绘档案的利用价值。笔者认为，目前国家测绘主管部门亟待组织构建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框架，从宏观上指导各级测绘档案管理部门开展信息化建设工作。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由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档案实体整编与数字化、档案的信息挖掘和融合、安全网络系统建设、档案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组成，每项工作之间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缺一不可。因此，构建总体规划和框架时必须统筹兼顾，具有前瞻性。

2.2 建立科学的标准规范体系，保障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组织实施

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需要建立系统、规范、统一的标准规范体系。现行仅有的测绘档案收集、接收、鉴定、整理、立卷与著录和归档管理规范规定以及测绘档案的术语标准、分类和编码、信息著录等标准已无法支撑测绘档案基础工作的开展，应尽快修订完善； 而测绘档案信息的加工标准、记录标准、传输标准、检索标准、处理与控制标准、存储备份及维护标准、安全性保证标准、原始性保证标准及测绘档案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技术标准还基本是空白，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这些标准急需国家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统一制定。只有建立了标准规范体系，才有可能切实提升测绘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化共享的服务能力。

2.3 加大资金投入，促进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测绘档案实体整编、档案数字化、档案信息的挖掘与融合、档案的保护和抢救、档案管理与服务平台的开发等是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涉及的经费巨大，没有经费的支撑举步艰难。

2.4 正确认识和处理测绘档案保密与开发利用的关系，提高测绘档案的利用率

由于测绘档案的特殊性，大部分档案，测绘档案的保密是必须遵守的底线，但是保密不应是目的，而是应该更好地发挥测绘档案的作用，服务于社会。首先，解决测绘档案密级定级问题，测绘档案密级定级应根据不同测绘档案实体介质，采用不同秘密定级标准实现分层次密级认定，从而实现分层次的开发利用，如矢量数据可依据要素或要素类制定新的密级认定标准，该保密的要素或要素类则可继续保密，该解密的要素或要素类可向公众开放； 其次，采用技术防范措施加强测绘档案的安全，加大力度研究涉及档案的加密和解密技术，从源头上控制测绘档案的安全； 再次，加大测绘档案的信息挖掘与融合技术的研究，根据不同用户需求形成不同档案的信息集（ 如可按社会公众、政府、专业部门的需求，形成非涉秘版、涉秘版测绘档案信息数据集等） ，为提高测绘档案的利用率奠定基础。

2 5 构建服务平台，提高测绘档案信息社会化服务的能力

目前测绘档案服务基本还采用计算机辅助的半手工方式，所开发的测绘档案管理系统也只是实现了原始档案相关目录信息的检索查询、统计，实际意义上的测绘档案信息服务平台目前国内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构建测绘档案信息服务平台是提高测绘档案信息社会化服务能力的技术手段，测绘档案的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单位，应根据相关标准对所需的多种信息服务进行集成，将测绘档案信息本地服务与异地远程利用并举，实现有效共享。

3. 结语

测绘档案信息化建设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对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来说，也同样存在着机遇。做好测绘档案的信息化建设并使其真正服务于大众，解决好数字信息的长期保存和永久利用问题，将是提升测绘地理信息事业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推进测绘档案文化建设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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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李约瑟问题；生态文明；三种生产理论

中图分类号 F0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007-05

在西方还未打开中国的大门前，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说明，如果不考虑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问题，此种农业文明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经过以后的痛苦、反思与努力，中国开始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飞速增长。按可比价格，从1978-2005年，GDP增加了近11倍。但是，我们同时又遇到资源环境条件的强烈约束，为此，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的道路，也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

可以说，当代中国正带着农业文明时代的厚重历史，实践着工业文明的理念，探索着生态文明的道路。此间，三种文明形态的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渗透，常常令人困惑，难以适从。

本文试图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例，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解，以及环境社会系统中四种关系的分析，提出一个综合理解文明变迁的视角的框架。诚然，详细地展开论述和进一步求证是一件工作量巨大的事，非短期内可以完成，有赖于将来的工作和更多研究者的参与。

1“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解

叶文虎和宋豫秦［1］（叶文虎，2002）指出，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存在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人与人”关系这条主线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主线。该文初步论证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条主线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中国文明发展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公平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其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指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宗教等完全由人类自己构造的社会体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指人类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过程。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类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的文明中，或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分裂现象。“我把‘天’解释为大自然，有人就说：‘中国古代并无相应于西方历史上的“自然”的概念’……”［2］其实，这并不矛盾。

在明确“自然”的概念之后，可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成两种关系，即“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

所谓 “明确”，是指上文［1］中“人与自然”中的“自然”，在本文中，必须包含宇宙在内。

所谓“分裂”或“分解”，静态地看，是把人与自然环境（包括宇宙）作为一个系统，侧重考虑系统的整体性，偏重于本体论时，“人与自然”一词应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这里的人可能是个体的人也可能是作为群体的人，亦即社会组织或社会。在这里，“人与天”的关系包含了部分［1］“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侧重于自然中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主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

动态地看，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出现了这种分裂的萌芽，直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分裂显化。在此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比较而言，人与物的关系比人与天的关系逐渐受到更多的重视，几乎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同义语。

在文明史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侧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何区别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3］按我们的理解，东方文化侧重于天人关系的体味与阐发；西方文化侧重于人与物关系的揭示和实践。

2 三种生产理论框架下的四种关系

三种生产理论［4］指出：“人和环境组成的世界系统，在基本层次上，可以概括为三种生产――物资生产、人的生产和环境生产――的联系。

物资生产指人类从环境中索取生产资源并接受人的生产环节产生的消费再生物，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活资料的总过程。该过程生产出生活资料去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同时产生废弃物返回环境。

人的生产指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总过程。该过程消费物质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环境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源，产生人力资源以支持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同时产生消费废弃物返回环境，产生消费再生物返回物质生产环节。

环境生产则是指在自然力和人力共同作用下环境对其自然结构和状态的维持与改善，包括消纳污染(加工废弃物、消费废弃物)和产生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

从人的角度出发，在包含宇宙在内的环境社会系统中考虑各种关系的话，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可以分别对应与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而人的生产则可以对应与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如图1所示。

这里所说的人和前面提到的一致，可以指个体，也可以指群体。如果从时间角度考虑，也可以指代内以及代际关系。

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对文明的影响，论述甚多，本文不作赘述。

至于人与自身的关系。可以直接借用大家熟知的马斯洛的五层次理论：生存、安全、交流、受尊重、以及自我实现，来解释个体各类行为的动机。本文也不展开说明了。

3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天人关系

虽然在荀子之前，中国就出现了天人相分的思想［5］，但是在古代中国，偏重整体论的天人思想可以说是占了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广泛见于各类典籍。如，《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里指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应当“法于阴阳，和以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又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夏三月……使志无怒 ……养长之道。秋三月……使志安宁……养收之道也。冬三月……使志若伏若匿……养藏之 道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又如，《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还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儒家传统中源远流长。其中许多我们今天还耳熟能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象上传》）“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周易正义〉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第十七》)。北宋张横渠（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首次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这个词：“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这种整体论的思想还体现在知识论上。

“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道经》的开篇之言给中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庄子•知北游》）。

禅宗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变化，并且在唐末五代迅速兴起。“法眼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说：‘祖师西来，非有法可传……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门奇特，乃是教外别传。强调‘传心’、‘不立文字’和‘教外别传’，不提倡读经和着书立说，这样便与诸宗划清界限。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引导信徒自修自悟，‘识心见性’，‘顿见真如本性’，不主张到处求法求佛。”（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中国禅宗的兴起及其主要特色》）

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这样评价汉语：“汉语中所使用的语音的缺乏大大消减了语言的用途，至少影响了科学专业术语的发展。……同源异体字的产生也可认为是对语音日益贫乏的补偿，但是直到公元13世纪，它只在口语中被使用而未被书面语所采纳。……汉语尽管语义不明确，它却有一种精炼、简洁和玉琢般的特质，给人的印象是朴素而优雅，简洁而有力，这也是与其它语言相比下显现的一个优点”［6］。

是什么原因让李约瑟如此评论汉语呢？“中国传统的美感视觉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7］” 。汉语语法的“灵活性让字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读者在字与字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解读活动，在‘指义’与‘不指义’的中间地带，而造成一种类似‘指义前’物象自现的状态……没有定位，作者仿佛站在一边，任读者直现事物之间”［7］，让读者置身其间，整体性地参与。这或许是真正的、内在的原因。

也正是在这样注重整体性的，与天合一的文化氛围下，我们产生了“星淡华月艳岛幽椰树芳晴案白沙乱绕舟斜渡荒”［7］ 这样的字字回文诗。

整体性的知识论对学习者的智力要求相对比较高，所以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朽木不可雕也”或者“心有灵犀一点通”之类的说法。《历代诗话续编》中说：“严澜沧谓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学者顺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又说：“吴思道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肯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而这提高了文化学习的神秘性，增加了知识传播与文化普及的难度。“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悖论也容易导致知识的社会传播过程中， “魅影”、误解与真知并存。

除了智力以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许还与整体性领悟的个体性、难以复制性有关。

中国人在“天人关系”的一些方面比李约瑟记录的中国文明走得更远。至少可以上溯到汉代的导引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范例。目前广为流传的导引术之一是太极拳。以“Tai Chi Chuan”，“Taijiquan”, “Tai Chi Chuan”, 或“Tai ji quan”为检索词，在被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可的ISI网站上可以查找到85 篇有关太极拳效果的研究文献（截止至2007年12月14日）。这些文献都肯定了太极拳的正面效用。由此可见，太极拳的效用至少已经得到国际康复医学界的初步重视和认可。虽然关于太极拳的产生还有不少争议，但是一般认为：太极拳的形成至少离不开两个因素：第一，导引和吐纳的传承。第二，古典哲理的发展――从《周易》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直到宋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8］。

再如，基于经络学说，可以“头疼医脚，脚疼医头”的针灸术也逐渐为世界所认识和接受。以“Acupuncture”为关键词检索在ISI网站上可以查到1本2007年被列入SCI Expanded的期刊―Acupuncture & Electrotherapeutics Research，以及3本被ISI列入链接的期刊。

4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与物的关系

古代中国出现了灿烂的科技，但是，在方法论上来说，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比较不被重视。“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庄子•箧》。）

又如：“子贡……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汤，其名曰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庄子•天地篇》）

影响中国古代人与物关系的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以时钟的发明为例。一般认为，时钟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可是，李约瑟［9］详细地研究了中国的天文史，并发现，在宋朝末年，中国的苏颂就发明了有擒纵机构的计时装置，虽然这种时钟装置是用在天文仪器上的。大约500年后，利玛窦和他的传教士们才带来西方的时钟。宋朝灭亡以后，元朝似乎继承了这种发明，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还在宫廷里制备此类计时装置。当朱元璋夺取政权时，似乎对元朝的一切不屑一顾，中国古代制备时钟的知识与技能就这样险些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天人关系的学习和理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物质或精神满足。“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入世后的场景；张载这样表达儒者的人生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进则闻达于天下，退则归隐山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提供了另一种自我实现的画面。所以，虽然在中国古代，人与物的关系不被重视，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说，马斯洛提及的五个方面的动机都可以在人与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满足。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人与物关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5 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交互作用

在中外文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有明显的交互作用。有的交互作用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有的则阻碍了社会进步。

人天关系的思想在一些制度中有所体现。甚至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祭天文化历史悠久。《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而至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各代，祭天的记载更加丰富［10］。

在中国古代，司法中有“秋决”制度，正是合了秋的肃杀之气。吕世伦认为：“古代中国基本的宇宙图式是天人合一，这一图式又是一个审美境界，富于审美意义。此一特征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古中国法律，使中华法系具有浓厚的审美色彩。”［11］

有时候，在有些国家或地区，某种宗教成为国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道教或佛教一度成为中国的国教。在中世纪的欧洲，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达一千年之久。

人与人的关系也反过来影响、甚至利用对人天关系的认识。

前面提及的祭天仪式固定下来之后，逐渐地和人与人的关系相结合，成为少部分人才能进行的活动。“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礼记•王制》）

“宋代以降，《步天歌》受到高度重视，被视为描述星象的最权威记录……《丹元子步天歌》还采用三垣来划分星空。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古人将北极周围邻近的星座，用想象的虚拟线条联系为三个星空区，各区都以东西两藩的星绕成墙垣形式，故取名为三垣，作为天宫中天帝的官署。……紫微垣简称紫垣、紫宫，其所在肇的天区是北极周围，共有三十七个星座，分别为北极(包括太子、帝、庶子、后宫、北极共五星)……紫微垣乃三垣的中垣，居北天中央位置，故又称中宫。……太微之于三垣，乃象征天宫的政府官署……天市垣象征天帝率诸候所幸都市。”［12］

《明皇杂录》中记录了一个一行利用星象变化救人的神话故事。［13］

“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者……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长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求情，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

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谓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

《神僧传》中记载了同样的故事，但比《明皇杂录》中的长，后面还有一段，一并摘录如下，以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帝尝问国祚几何有留难否。行曰，銮舆有万里之行，社稷终吉。帝惊问其故不答……及禄山乱驾幸成都，至万里桥忽悟，未几果归。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灭，故终吉。”

6 结 语

如何处理好上述的四种关系，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走向、成败与深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注意作好以下工作：整理、区分与保护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汲取传统天人关系中的积极成分，并努力将其与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分相融合；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合理运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引导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避免人与人关系对人与物关系的不当干涉；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使社会公正、和谐地发展。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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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Relationship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Relationships in

Environmentsociological System

GAN Hui1，2 YE Wenhu1

(1.Center of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Beijing 100871,China;

2.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Fujian)

Abstrac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can be decomposed to two relationships.

One is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rom the holistic view, or socalled humanheaven relationship in China, and the other is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rom the analytic view.

This decomposition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Needham problem.” The two relationships, together with the humanhuman relationshi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itself/themselves, i.e, totally four relationships, were united in the theory of three models of production.

篇9

内容提要：“公共’原则有着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内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过程、公平目标及其模型等方面还存在若干违背“公共”原则的现实缺陷。必须使“公共”原则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体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标的“立体”性上得到体现，内容上得到落实，才能确保相应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斯图亚持·尼古认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中确定何种政策将最有效地实现一套既定目标的过程。这一分析过程，是政府“政策主张的先决条件”，亦即政府决策、主张及其实施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是指既实现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地发展。笔者认为，尽管不是每个具体而微的政策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但至少从宏观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共”原则的内涵

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

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

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威胁着持续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当代政府违背“公共”原则，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公共资源“各取所需”式的无节制开采与利用，才造成了发展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尤其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调，使符合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呈现出间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断。因此，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

还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则，实际上已内在地与持续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又是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之间，是内在相连的。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们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则的基本角度。

二、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角度看，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环节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难以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要求，实现代际发展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偏离甚至违背了“公共”原则。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个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决策理念，以致于发展为约瑟夫·雷茨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认为纵使公民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赞成或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国家也不得干预。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甚至专门论证了“不可能定理”，认为社会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这里的所谓“一致”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这种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强调国家中立，而不得干预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决策理念，无法使公共政策分析体现“公共”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当然也影响着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市场来解决，而要通过政治市场来解决”。因此，当代政府的政策分析过程，多是凭借政治市场进行博奕的过程。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尽管政治市场在起点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终点上受“少数服从多数”的主导，表现出了“多数”强制“少数”的不平等。并且，“国家在过去被看作是大公无私的，现在则被当成参与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作为有“经济人”特征的选民与政治家，其政治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受组织良好或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违“公共”原则的政策，把公共资源的利用导向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或者反过来，借公共利益之名，据公共资源为非“公共”之用。另一

方面，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当代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按政治市场的要求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这就使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沟通，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结果是，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发展系统内部诸因素间的矛盾，误导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主体对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最终使发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中断，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是指“政策执行之后，政策的标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负担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应该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是政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权威的重要目标。它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判断。从伦理上讲，公平是指未来各代人与当代人分享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然而，当代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克服代内公平的目标偏好，很难理性、自觉地从未来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着眼于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并使之成为其政策诉求的主要取向，谋求从当代指向未来的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当代政府还面对着解决有关代内公平的公共问题的现实压力。斯图亚持·尼古认为，“从政治上讲，增加效益也许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长意味着政府及其政策“运作得更有效或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降低成本或削减项目预算”，“也许会激起人们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在一定效率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获得的效益将下降。因此，当代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在“使穷人的境况好起来，而不使富人的境况坏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当它们提高最小人群组的福利时，才应该被采纳执行”。可见，人们要求公共政策实现的代内公平目标，不是靠清教徒式的节俭，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资源利用量的不断增加，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平均效益，并扩大其在穷人当中的得益面与得益程度的。

显然，严峻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这种公平目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它忽视了代际公平而偏于代内公平；并且，在代内公平的现实压力下，难以对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要求进行有效限制，将断送未来人发展的条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间隙性。从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来看，与其说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标的结构缺陷，不如说由于严重违背了“公共”原则，才使政府的职能范围超出了其广义的公共领域，使人类（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满足了当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国内外学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概括为多种决策模型。其中一些决策模型的固有局限，决定了相应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原则的倾向。国内也有相关著作对这些决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最典型的，一是团体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作为政治过程产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团体间斗争的产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利益团体力量和影响的消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利益团体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决策模型下产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尽管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无论哪一个利益团体，在法理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取代政府的主导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响力最大的利益团体的政策要求，但是，这种模型无视公共利益要求的倾向，无疑将是对政府及其政策背离“公共”原则的某种认可。二是精英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统治权的精英人物决定，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偏好、利益和价值选择。很明显，虽然该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议制民主下各国决策实际可能的情形，然而，与团体决策模型相比，该模型更多地强调了居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则，漠视了公众的公共利益。总之，这些局限，将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对人与公共资源间关系的协调能力，难以实现对公共资源掠夺性利用的控制，破坏了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

公共政策从本质上是导向未来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体现“公共”原则，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当代，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人类自己，又兼顾资源、生态、环境，维护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人）与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内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续实现与尊重，进而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可靠保障。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

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绝对自由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必须彻底抛弃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中心的陈！日理念，形成以保护自然并协调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理念，进而“建立一个以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的发展观。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则，一方面，就是以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把人类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为人类生态体系总体利益中利益主体的一方，使其权利不被侵犯的范围内，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将其关注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否人类活动所致，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直接利害，都成为公共问题而进人政府的视野，进而进人政策议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根本上协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各因素、各环节的利益要求，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既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们对资源的种种不合理占用，进而使政府面临着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所说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罗尔认为，在决策主体处于“重大的两难境地”时，应尽量“将这些政策坚持若干年”，“因为对大多数逆境来说，没有持续和连贯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就提示人们，着眼于人与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长远（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体理应在各种干扰面前“不为所动”，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公共领域内，坚持“公共”原则，不徇政府私利，力戒价值偏好，协调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否则，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

需要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的盲目增长，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的失调。如若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说“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连续不断的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话，那么，当代各国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就应该遵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等公共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使全人类“可持续”地享受其应得的公益。可以认为，把利益的可持续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属性，是安德森有关公共决策问题的深刻见解，他实际上已经把公共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续发展，就会如德罗尔所说的，将“减少了各个国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国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甚至不能因本国的价值偏好而违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必须体现“立体”要求

篇10

企业是经济性组织，为市场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获取较好的绩效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企业自身作为经济性组织，是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集合体，它的经营过程必然牵涉到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同时，企业是社会的企业，它的经营发展也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也必然牵涉到社会上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问题。因此，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个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对环境保护、员工关系、股东权益、利害关系人权益等各种关系背负一定的责任，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等诸多利益相关者的贡献。

然而，从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11月8日公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1）》（简称蓝皮书）来看，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都存在较多的问题，在满分为100分的评价指标之下，其平均得分仅为19.7分，严重的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超过七成，在社会责任的行使方面有超过半数的国有企业处于旁观状态，有将近30家企业在社会责任得分方面为0。这说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整体水平还处于起步的阶段，由此也可见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严峻程度。

在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方面，有不少问题涉及到企业的会计操作，包括其相关信息的披露，这些问题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造成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同时影响力也是最大的。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之下，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关会计问题进行研究。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真实性情况较差

当前，我国企业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尽到社会责任。在企业经营者、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监管机构、中介机构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之中，企业选择披露真实性较差的社会责任信息往往能够获取更高的效益，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则缺乏制衡的能力。向凯，陈胜蓝（2008）以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真实性为调查内容，在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对分布在我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债权人、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对收到的调查表进行整理之后得到相关数据如表3—2所示。

从上表可知，会计信息披露不真实的约占70%。根据调查没有一个机构投资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可靠的，同时，上市公司以及中介机构则大部分认为信息并不真实可靠，这是因为上市公司作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主要的供给者，中介机构作为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公众权威鉴证机构，应是最了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真实情况，分析和认知也比较全面。作为局中人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尚且如此，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真实性确实不足以令利益相关者认可和信服。

（二）信息披露的质量不高

近年来，虽然我国不少企业已经开始中国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同时也在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相关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但是，由于当前我国政府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标准和规范尚没有明确标准，引导还不到位，同时整个社会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的氛围还有待提升。因此，就出现了企业虽然披露了社会责任信息，但是利益相关者却无法从这些本报告之中找到自身实际需要的信息或者真正感兴趣的信息。换而言之，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不高。

（三）只见正面消息，报喜不报忧

我国企业一贯喜欢报喜不报忧，这一点在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也表现的淋漓尽致。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一些企业对其社会责任信息进行选择性的披露，有亮点的部分浓墨重彩的进行渲染，将其当做披露重点，而存在不足或者完全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的部分则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就是只字不提，大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少有提及社会责任履行中存在的差距与不足，鲜见对改进措施或重大负面事件的披露。这种做法容易误导投资者，也会对顾客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判断产生误导。

第二，大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所提供的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不能有效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实际需要，关键性不强且无特色，实质性内容少。以社会公众为例，他们在意的是产品的安全责任信息以及环境保护责任信息的披露，对于企业职工而言，他们更为在意企业的医疗保障体系等福利体系的建设。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却更愿意披露企业的经济责任、公益事业责任的承担。

（四）缺少第三方审计

当前，我国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并没有采取严格性的约束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审计要求更是一片空白。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还处在鼓励和引导阶段，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规范还远未成形，审计制度尚未建立。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是没有任何的第三方审计介入的，基本上就是企业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情况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真实性是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诚如欧洲会计专家协会可持续性审核主席Lars— Olle Larsson 所说，“没有经过审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比广告好不了多少。”

三、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对策

（一）政府层面的对策——严格会计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