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世界贸易组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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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RIPS协议产生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自1947年缔结以来，共进行了八个回合的谈判。在前七个回合的谈判中，都是以减免关税为谈判的主要内容，从来没有涉及过知识产权。直到乌拉圭回合才把知识产权保护纳入谈判的内容，并就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了一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随着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TRIPS协议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一揽子协议中的一个部分。与此相应，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突现了出来。这样，当今的国际贸易也就有了三大内容，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

TRIPS协议所说的知识产权，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从贸易的角度出发，TRIPS协议主要强调了以下一些内容：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这反映了作为计算机软件大国的美国的利益，也反映了软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强调了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尤其是强调了对于酒类地理标志的保护；在专利保护上，强调了对几乎所有的发明都应当给予专利保护，统一了专利的保护期为自申请之日起的20年。除以上之外，还突出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和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其中，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第一次纳入国际公约的范围。

在合法的贸易中，既有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有可能不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但在假冒商品的贸易中，则始终存在打击假冒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不论是假冒他人的商标、厂商名称和商品包装等，还是盗版或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有技术，都是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所以，TRIPS协议的原有题目是“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其重点之一是强调打击假冒商品，从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

二、TRIPS与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关系

在TRIPS协议产生以前，国际上已经有一大批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存在。TRIPS协议在贸易的角度定义或强调知识产权的同时，还明确了它与其中的四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关系。依据协议，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须遵守《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实体性条款，但不包括协议明确排除在外的条款，也不包括两个公约的程序性条款。这实际上意味着，TRIPS协议关于工业产权（专利、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和版权的保护要求，不仅仅局限于协议本身，还包含了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实体性条款。可以说，关于工业产权的保护标准是TRIPS协议加巴黎公约，关于版权保护的标准是TRIPS协议加伯尔尼公约。而且，TRIPS协议关于工业产权和版权的保护标准高于巴黎公约或伯尔尼公约的标准。

TRIPS协议还提到了《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与广播组织公约》（罗马公约，又称邻接权公约）、《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在处理与这两个公约的关系上，TRIPS协议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在相关条文中列举了或强调了两个公约中某些内容，并做出了适当的修订。这样，就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来说，在关于邻接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可以只考虑TRIPS协议的要求，而不必考虑罗马公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由此看来，TRIPS协议提供的关于邻接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标准，低于罗马公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

三、争端解决程序

TRIPS协议明确规定，当成员之间就本协议的执行发生争端时，应当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进行协商和解决。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揽子协议中，《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为成员解决各种贸易争端，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争端提供了一整套程序，如争端的发起、磋商、争端解决小组的裁定、上诉和执行有关裁定的监督等。根据规定，如果败诉方不执行或没有完全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争端解决机构可以授权胜诉方采取不同程度的贸易制裁措施，直到败诉方完全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议。这样，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国际上第一次把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国际贸易挂钩，使得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带有了某种贸易上的强制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TRIPS协议看作是实体性规定，把争端解决程序看作是程序性规定。

四、TRIPS协议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1月1日成立，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不同类别的成员来说，TRIPS协议生效的日期不一样。根据TRIPS协议的过渡规定，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有一年的过渡期，于1996年1月1日生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有一个目前一日期起的四年过渡期，也就是说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日起有五年的过渡，于2000年1月1日生效。对于最不发达国家，享有自1996年1月1日起的10年过渡期，于2006年1月1日生效。这样，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日起，实际上享有11年的过渡期。

中国无论是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是作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都可以享有五年的过渡期。早在1997年，中国政府为了促进加入世贸谈判的进展，就已经宣布放弃过渡期的优惠。现在，2000年1月1日已经过去，五年的过渡期已经毫无意义。这实际意味着，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伊始，就必须完全执行TRIPS协议。中国全面执行TRIPS协议，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知识产权的立法方面，－是在知识产权的实施方面。这既包括有关的法律规定要符合协议的基本原则和最低要求，也包括在实践中有效地保护和实施知识产权，包括在有关的进出口贸易中有效地保护和实施知识产权。

在知识产权的立法方面，中国已经修订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其中，新修订的专利法已于2001年7月日起实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已经于颁布之日起实施，新修订的商标法也将于2001年12月1日起实施。此外，国务院还于1997年3月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于2001年10月月1日起实施。这样，在知识产权的立法方面，中国已经基本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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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灰色区域  世界贸易  国际贸易  摩擦

一、灰色区域措施给国际贸易摩擦留下余地

所谓的灰色区域是指进出口国之间，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对某项产品达成双边(或多边)的“自动出口限制”、“自动出口限制协议”或“有秩序的销售安排’。这种协议一般是政府部门间达成的，也有私人企业之间在政府支持下达成的。往往有意避开国际国内贸易法与竞争法的原则或规则。在名义上，这些协议是出口国方面“自愿”承担限制的单方面行为，从而避开了进口国国内法规定，实则是在对方威胁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条件下别无选择，被迫同意的。由于这种协议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故而得名。“灰色区域”协议萌芽于1959年纺织品协定产生前后，2o世纪70年代起迅速蔓延扩大。据关贸总协定秘书处1987年对已知“灰色区域，协定的统计，已达135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lo ，且集中于几个敏感行业，其中：钢铁产品38个、mfa之外的纺织品有28个、农产品21个、运输设备l4个、电子产品11个、鞋类8个、机械工具7个，从进口国来说，欧共体69个、美国48个、加拿大7个；涉及出口国也相集中：日本25个、韩国24个、欧共体7个。

进口同所以要千方百计地避开同际同内贸易法的制约，采取“灰色区域”措施，主要是受到本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政府不断遇到反倾销反补贴指控或者收到受到“严重损害”的申诉，如果按法律规定确定损害，采取行动，常常要经历一番从调查、取证、听证到裁决的繁杂程序，耗时费财。比较而言，双边私下协议则简单易行。

同时，对那些季节性或周期性产品，可以为国内各生产者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以排除第二三方国家的竞争，确保其收益。另外，对于国内生产者的严重损伤是由一个或几个进口国的进出产品增加而引起的，不必坚持对所有出口国一体同罚，只需对直接造成损害的“特定来源”国采取行动即可，以免伤及无辜、另作补偿或受到报复。对出口国来说，“自愿”虽出于无奈，但在经济上不一定吃亏。因为出口数量虽然受到限制，但在这类协议的“价格承诺”中，却常含有提高价格的约定，因而具有“内涵补偿因素”。从经济学上看，这可使出口商获得“稀有租金”。但是如果利用合法手段，“稀有租金”是要落人进口国或进口商的腰包的。

“灰色区域”协议的得益者是受保护的国内行业各生产者和外国出商，受害者往往是进口围的消费者和纳税人。发达同家常常借助于“灰色区域”进行贸易保护。这已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行之后，部分“灰色区域”将逐步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管理体制。所以，“灰色区域”的消失不仅有个过程，而且也不能排除新的“灰色区域”出现的可能性。

二、少数贸易大国的操纵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导火索

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少数贸易大国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过程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善，出现了人为扩大世贸组织协议与磋商范围，把一些与贸易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纳人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做法。

1、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成员大力推动那些与其利益攸关的协议与协定的执行，而对那些事关发展中周家成员贸易利益的协议，如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的实施，则采取了拖延态度。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只以安抚的口吻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充分重视履行纺织品和服装协议”，未提 实质性的改进措施。

2、世界贸易组织置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所关心的尽快履行货物贸易方面的承诺于不顾，而把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成员感兴趣的信息技术产品的“新问题”予以讨论，尽管未达成全面协议，但以部长宣言形式列了谈判完成的时间表和启动的贸易比重要求由于各成员方实施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与协定的力度不同，有可能破坏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种失衡的受害者将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如美国、欧盟等一些发达困家成员借口“人权”问题，坚持把社会条款、核心劳标准纳入新加坡会议，并放在“新加坡部长宣言”的显要位置。与此同时，他们还从自己的利益 发，有选择地扩大贸易自南化的新领域，如信息技术产品。这种做法使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脱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员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不利于这些成员方的经济发展。

三、非贸易因素的影响将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范围扩大

世界贸易组织接纳新成员的进程因政治因素和捞取经济实惠的政策而放慢，加人世贸组织申请的谈判内容与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出现脱节。

一些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变成对申请者无所不包的经济贸易政策的审议。一些成员方把加人世界组织谈判看成是解决与世贸组织规则无关的双边经贸问题的谈判场所，大大超出了世贸组织谈判的范围，致使一些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久拖不决。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恢复其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谈判，并参加了乌拉丰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于1994年在乌拉丰回合协议上签字，这是巾国政府遵守国际经贸规则所做出的庄严承诺。在中国“复关’与加人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中，中国政府根据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和考虑其他谈判方的合理要求，在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包括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范围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谈判方二述改革于不顾，得陇望蜀，不断加码，不切实承认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苛刻的谈判条件，把中国长期拒之于世贸组织门外。这种状况，使世贸组织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世界性、广泛性、权威性受到质疑与挑战。

四、权利与义务不平衡是国际贸易摩擦爆发的诱因 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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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和存在问题

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必要对其前身——GATT(1947)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一回顾。GATT的规定比较单薄,集中体现在它的第22条和23条的两项条款中。第22条规定了范围内非常广泛的两个层次的协商:首先是双边协商;如果双边协商未果,则可进行多边协商。[1]第23条第一款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一缔约方如认为它在本协定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正在丧失或减损,或本协定任何目标的实现正在受到阻碍,它有要求与另一缔约方进行协商的权利。这里的“特定情势”是指:“另一缔约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定项下的义务”,或“另一缔约方实施任何措施,无论该措施是否与本协定的规定产生抵触”,或“存在任何其他情况”。[2]该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在有关缔约方协商解决未成时,得将争端提交缔约方全体进行“迅速调查”,并向有关缔约方提出适当建议或做出裁决。[3]从GATT的实践来看,这种“调查”是由一个工作组发起,然后由一个常设专家小组来具体进行,每一项特定的争议案再由一个选定的专家小组负责(该小组由3—7位非争议当事方驻GATT代表组成),[4]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建议报告或裁决报告,供缔约方全体讨论通过。根据GATT第23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缔约方集体认为“情况足够严重而有理由采取行动”时,得批准守约方中止履行其依据GATT向过错方承担的条约义务以进行报复。[6]

由于GATT第22条和第33条只是有关争端解决的原则性规定,并没有规定争端解决的具体机构、程序和期限等等,不免给实际操作带来困难,同时也有损其强制执行的效力。因而GATT又通过一系列的补充性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其争端解决规则。包括:

1958年11月10日通过了《关于依照第22条解决影响某些缔约方利益问题的程序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任何缔约方要求另一缔约方就争端进行协商的同时,应通知GATT理事会,并通过理事会通知缔约方;任何与争端有利害关系的缔约方都可以参加协商;协商结束后,理事会应向所有缔约方通报协商结果。

1966年4月5日通过的《关于第23条程序的决议》,其主要内容是:如果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与发达国家缔约方间的争端未能通过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可将争端提交给GATT总干事;如果总干事所安排的协商在2个月内未能通过协商达成解决办法,争端一方可将争端事项提交给缔约方全体或GATT理事会,后者应组建一个专家小组来调查争端事项,并在60日内提出解决争端的报告,以便理事会做出最后决定。这一规定是从照顾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考虑的,即如果双方协商未成,可通过总干事再协商2个月。

1979年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通知、协商、争端解决与监督的谅解》。其主要内容是对专家小组程序做了具体规定。

1982年11月29日通过了对上述1979年《谅解》的补充决定,对争端解决程序做了更详细的规定。

1989年4月通过的《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处理的规定及手续的改善》,规定处理争端案件从设立专家小组开始,原则上应在15个月内结束。

尽管在80年代经过完善后的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相对而言是成功的,但它的正式结构仍然脆弱,它的程序从整体上讲还属于自愿性质,每项决议从头至尾都需要经过一致同意才能做出。这意味着对争端解决进程的每一个步骤,从专家小组成员的指定、到专家小组裁决报告的通过(如未获通过则不具有约束力)、到授权对过错方实施贸易制裁,被诉方都拥有实质性的否决权。事实上,这项否决权是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明显缺陷。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DSB)解析

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于1993年12月,形成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两个最后文本,后者将前者列入其附件二中,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开放签字,1995年年初生效。DSU第3条规定了争端解决的目标,即保障各成员方在有关协议中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当某一成员方根据WTO有关协议本应获得的利益,由于另一成员方采取的措施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损害时,该成员可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解决它们之间的争议,以维护其根据协议本应获得的利益。

(一)争端解决机制的原则

1、多边原则。WTO各成员方承诺在发生贸易争端时,不针对其认为违反贸易规则的事件采取单边行动,而要诉诸多边争端解决机构,并保证执行其所作出的裁决。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各成员方以法律形式授权争端解决机构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

2、“倒协商一致”原则。即除非DSB协商一致表示反对,否则有关决定自动予以通过。[6]这实际上确保了专家小组的设立,并且使得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决定可以不加修改地获得通过。这一表决方式的确立,是新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成就之一。

3、法定时限原则。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时限上大大明确并缩短了。如果一方在时限内没有行使权利,另一方可以立即推动程序进入下一阶段,或者程序将自动进入下一阶段。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审案时限与当事方诉讼时限一样严格而具体。DSB通过专家小组报告也有时限。

4、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原则。根据DSU第3条第12款的规定,对于发展中国家成员方投诉发达国家成员方案件,可以优先适用1966年4月5日缔约方全体通过的《关于第23条程序的决议》,此外,DSU对发展中国家成员方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裁决的执行上,都作了特殊规定。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就是指DSU作为程序法所适用的实体法范围。根据DSU第一条第一款及附录1的规定,争端解决的各项规则与程序适用于WTO成员方之间因履行下列协议所引起的涉及各成员方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协商与争端解决事项:

1、《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2、多边贸易协定。包括:(1)《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一(A),共13个有关货物贸易的多边协议;附件一(B),《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一(C),《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2)《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二,《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

3、复边贸易协议。包括:《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政府采购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因期满终止)、《国际牛肉协议》(因期满终止)。[7]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复边贸易协议的适用,是以每项协议的缔约方就有关适用通过决议为前提条件的。

从以上的适用范围可以看到,DSU所确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不仅适用于货物、服务、知识产权贸易协定等有关贸易争端,而且也适用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DSU本身,即各成员方之间由于实施《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DSU的规定所发生的争端,也适用DSU中规定的规则与程序予以解决。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8]

贸易争端的迅速解决对于世贸组织的有效运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DSU详细规定了解决争端所应遵循的程序和时间,这部分是协定的核心。

1、磋商程序

磋商是争端解决的第一个阶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为使问题得到解决或达成谅解进行国际交涉的一种方式。磋商是关贸总协定一开始就已确立并长期奉行的解决贸易争端的首要原则。DSU依然遵循这一原则,但对磋商程序进行了改进,即对磋商程序规定了较为详细的时间表:

(1)一般情况下,一方根据某一有关协议提出磋商请求,被请求方应在收到请求之日起的10天内作出答复,并应在收到请求之日起不超过30天内进行善意磋商,以求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如果被请求方未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或进行磋商,请求方(投诉方)即可直接要求建立专家小组。

(2)如果当事方在收到请求后的60天内通过磋商尚不能解决争端,并且各方均认为没有磋商解决有关争端的余地,则投诉方可在60天内请争端解决机构设立专家小组。

(3)在紧急情况下,如涉及易变货物,被请求方应在收到磋商请求之日起不超过10天内进行磋商,如果在收到请求后的20天内未能通过磋商解决争端,投诉方即可请求成立专家小组。

磋商是秘密进行的,并不得妨碍任何成员在任何进一步程序中的各种权利。这一程序是给予争端各方能够自行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

2、斡旋、调解与调停程序

如果说在争端解决机制中,磋商是必要的程序的话,那么,斡旋、调解与调停程序是经争端各当事方同意而自愿选择的程序。

斡旋是第三方以各种方式促进当事方进行谈判的行为。调停则是以第三方的中立身份直接参与有关当事方的谈判。调解是将争端提交一个委员会或调解机构,由调解机构阐明事实,提出报告,特别是提出争端解决建议,以设法使争端各方达成一致。

无论是斡旋、调解还是调停,都必须在争端各方的同意下才能进行。斡旋、调解和调停可以任何时候进行,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中止,即使是在专家小组程序进行的过程中,斡旋、调解和调停程序仍然可以进行。

斡旋、调解和调停所涉及到的各种程序,特别是争端各方在这些程序期间所持的立场是秘密的,而且不应影响任何一方诉诸进一步程序的权利。

3、专家小组程序

(1)专家小组成立

从严格意义上说,专家小组设立才真正开始了多边贸易体制争端解决程序。DSU规定,专家小组应在投诉方的请求被首次列为议程的DSB会议后的下次会议上予以设立,除非在该次会议上DSB一致决定不设立专家小组,但争端解决机构应在投诉方提出请求后的15日内为设立专家小组举行会议,不过这种会议至少应提前10天发出通知。

专家小组应由3位专家组成,除非争端各方同意由5位专家组成。DSU规定的专家资格非常广泛,不仅有资深的政府或非政府人士(通晓国际贸易,参加过GATT活动),而且包括“曾在国际贸易法律或政策方面讲过课或发表过论著的人士,或者曾任过某一WTO成员方高级贸易政策官员的人士”,但争端各方的公民或在争端中有实质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公民都不得作为争端的专家小组成员,除非经争端各方均同意。WTO秘书处应建立一份由前述政府和非政府人士组成的“专家名册”,以便从中挑选合适的专家。秘书处应向争端各方建议专家小组的提名,争端各方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则不得反对秘书处的提名。

(2)专家小组的工作程序

DSU第12条和附件3为专家小组规定了详细的工作程序,包括参考的工作时间表,主要阶段有:

第一阶段:在第一次实质会议以前,争端各方应将案件事实与争议的提交文件呈送专家小组。

第二阶段:在第一次会议上,申诉方陈述其情况,被申诉方提出其辩护理由,在争议中申明其利益的第三方也要陈述观点,正式的抗辩将在第二次实质会议上进行。

第三阶段:如果一方提出科学性的或其他技术性的事项,专家小组可以任命一个专业人士评审组以出具建议报告书。

第四阶段:专家小组将其报告中的陈述部分(事实与争议)提交给各方,给它们两周的时间以作出评论,然后,专家小组再向各方提交一份中期报告,其包括它们作出的裁决和结论,给各方1周的时间让他们决定是否要求复审。复审的时间不超过2周,在这段时间内,专家小组可以与各方进行补充会议。

第五阶段:最终报告提交给各方,并在3周后,在所有WTO成员中传阅。

第六阶段:如果专家小组认定有关措施不符合相应的WTO协议规定的条件,专家小组将建议有关成员改变此措施以符合该协议。它可以就进行这种改变的方法提出建议。

第七阶段:除非一方声明其决定上诉,或者DSB一致反对通过该报告,专家小组的报告应在其发表后的60天内由争端解决机构通过。

4、上诉评审程序

上诉评审是一项新添的程序。DSU第7条分别就上诉机构的组成、程序和报告作出了规定。

为受理争端当事方对专家小组案件的上诉,DSB应设立一个由7人组成的常设上诉机构,任何一个上诉案应由其中3人审理,上诉机构的成员应按既定的工作程序轮流审理案件。上诉机构成员应是公认的权威人士,精通法律、国际贸易和有关协议的主要内容,不隶属于任何政府,保持中立,并应随时听候调遣。

上诉主体一般只有争端当事方,但与有关案件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并已将此事通知DSB的任何第三方,亦可向上诉机构陈述其意见并提交书面陈词。在一般情况下,整个上诉过程不超过60天,特殊情况下,最长不超过90天。

上诉机构审查范围只限于专家小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以及专家小组作出的法律解释,可以维持、修改或专家小组的法律裁定的结论。

上述机构报告应在该报告发送到成员后的30天内由DSB通过并应无条件地为争端各方所接受,除非DSB协商一致决定不通过该报告。

DSU规定的专家小组与上诉评审机制一起构成WTO争端解决的“两审终审制”。上诉评审的积极意义在于防止当事方阻挠专家小组报告的通过,以及确保专家小组解释和适用WTO法律规则的准确性,以更好维护当事方的合法权益,但是另一方面,上诉评审也会削弱专家小组报告的权威性,使上诉案件增加,将增加7人组成的上诉机构的负担。

5、DSB对执行建议与裁决的监督

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结论报告或建议,经DSB通过后即成为后者的正式建议或裁决,这些建议或裁决能否得到执行,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键所在。DSU规定了如下具体的监督措施:

(1)规定了执行期限。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报告通过后的30天内举行的DSB会议上,有关成员应将其执行DSB的建议与裁决的打算通知DSB,如果该成员不能及时履行有关建议与裁决,它应在一个合理的期限来履行。这种合理的期限应为:由有关成员提出并经批准的期限;或在没有这类标准的情况下,由争端各方在建议与裁决通过之日起的45天内相互商定的期限;或在没有此类协议的情况下,在建立与裁决通过后的90天内经有约束力的仲裁所确定的期限。一般来说,执行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建议期限不得超过15个月。

(2)规定了异议期限。对某项因执行有关裁决而引起的争议依然可以诉诸争端解决程序(可能的话,求助于原有的专家小组),以求得解决。专家小组应在此争端之日起的90天内报告,否则就得告知DSB延期的理由及提交报告的预计期限。

(3)规定DSB应对已通过的建议或裁决的执行进行监督,在有关建议或裁决通过后,任何成员都可随时向DSB提出败诉方在执行这类建议或裁决中所存在的问题。这类问题应在上述合理期限确定之日起的6个月后列入DSB会议的议事日程,并一直保持到这类问题被解决为止。

6、补偿与减让

如果有关成员未能在合理期限内纠正其不符合有关协议的措施或执行DSB的建议和裁决,那么经请求,该成员应在合理期限结束之前与投诉方进行谈判,力求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补偿措施。如果合理期限结束后的20天内尚未达成满意的补偿协议,投诉方可请求DSB授权中止有关协议中对该成员适用的减让或其他义务。

投诉方在考虑将中止何种减让或其他义务时,应遵循下述各项原则和程序:(1)首先应寻求中止相同部门的减让或其他义务。(2)如果投诉方认为不可能或不能有效地中止相同部门的减让或其他义务,它可寻求中止相同协议中其他部门的减让或其他义务。(3)如果不可能或不能有效地中止相同协议中其他部门的减让或其他义务,它可寻求中止另一有关协议的减让或其他义务。这后两项内容即通常所谓的“交叉报复”或“跨部门报复”。在请求授权中止上述后两项的减让或其他义务时,投诉方应在请求报告中陈述理由,而且这种请求不仅要向DSB作出,还应呈送到相关的理事会或部门机构。

若投诉方提交上诉请求,DSB应在合理期限到期后的30天内批准请求,授权投诉方实施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其水平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水平相当。

中止减让或中止其他义务是临时性的措施,一旦出现下列情况,应结束中止:第一,败诉方与有关适用的协议规定不相符的措施已被取消;第二,需要执行建议或裁决的有关成员方对丧失或损害有关利益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第三,已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

7、仲裁

一般情况下,仲裁需按照当事方达成的相互协议进行,这种仲裁协议应在仲裁程序开始之前及时通知所有成员。其他成员只有征得已协议仲裁的各当事方同意,方可参与仲裁。求助于仲裁的各方应服从仲裁裁决。仲裁是DSU的一项新程序,但从程序上来看,它只是一项选择性的辅助方法,不是一项必经程序。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简要评价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

首先,DSU创立了一个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因而避免在出现贸易纠纷时,无法确定究竟应当适用何种程序的不确定性。其次,DSU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上诉机构,以复审专家小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第三,该机制采用了“倒协商一致”的表决方式,确保了专家小组的设立,并且使得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决定可以不加修改地获得通过。第四,DSU还设立了DSB这一具体的争端解决机构。第五,采用仲裁作为解决争端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这增强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色彩。第六,DSU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进程规定了严格的时间表,以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有关争议久拖不决。第七,DSU为“不违法之诉”设计了特殊程序,以补充完善WTO争端解决机制。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争端解决期限过长。依照DSU的有关规定,对于大部分争端的解决,从协商到请求设立专家小组、到通过上诉机构报告、到获得补偿或中止或其他义务,大约需要2—3年时间。如此漫长的争端解决期限将为有关交易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从败诉方角度而言,DSU的规定也为其拖延时间提供了可能。有鉴于此,为迅速而有效地维护各国国内相关部门或产业的利益,WTO应鼓励其成员尽可能地充分运用协商、斡旋、调解与调停等程序,以使争端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早期阶段即获致妥善解决。

篇4

人们难免会问：WTO司法机制怎么能做到这点呢？要解破这个谜，先要对它的司法基本特征，作一点解剖与评述。

一、由不叫“法官”的审理员组成审判单位，不叫“法院”而叫“争端解决机关”（DSB）管理进行的独特司法制度。

这个其名称不同于法院体制的司法制度，是GATT经过40余年实践，历经经济贸易与法律的连结、碰撞、排斥、交融而逐步结晶出来的。它具有鲜明独特的形式或外表，却是适应经贸特点的司法制度。按GATT第23条规定，如争端当事双方，经外交协商解决不了纠纷，“得将问题提交缔约方全体。缔约方全体应迅速调查向之提出的任何这类事情，并向它认为有关的缔约方提出适当建议，或者在适宜时作出裁决（ruling）”。这段条文虽有一定的含糊性，但其中的司法或准司法因素则是显然的。GATT刚起步时，确有缔约方全体开会时由会议主席当场拍板，作出裁决的情况。然而，解决贸易纠纷的复杂性，当然不能靠这种简单办法处理。于是，缔约方全体先是委托一个“工作组”代行这个职权，进而发展成由第三方（排除当事方）常驻GATT代表（具有丰富经贸知识的外交官）以“专家”身份，组成了3一5人的“专家组”（Panel）执行纠纷的解决。专家组提出的“报告”要经GATT理事会通过，始为有效。在历史上，对外贸易属一国外事范围，而这些“专家组”成员作为经贸世界外交官，在传统上对法律人士持有较深成见，认为法官、律师等头脑死板简单，处理不好复杂的经贸事务和纠纷，因此对法律专家进入“专家组”持排斥态度。美国著名GATT／WTO专家R.EHudec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有详细的评述。近来又有两位学者在合写的论文中，从一个侧面对此作了很中肯的评说：在GATT时期的“专家组〔裁决〕报告里，很少能找到引用GATT法方面权威公法学家著作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这来自GATT的外交传统。现行基本是司法制度的东西却起步于一种外交性质的”调解“体制。GATT时期的外交官们多年来是反对把”调解“换成法律诉讼的。公法学家的见解不论多么高明，都很少能引起这些‘GATT行家里手们’的重视”。

直到单靠“调解”造成GATT纲纪废弛，濒临解体时，1973-1979年东京回合才被迫扭转这种局面，重开“法律诉讼”之门，专家组也开始引入法律专家。进而在GATT秘书处设立“法律司”，负责拟定专家组报告。用杰克森教授的话来说，GATT的运转才从“权力型”（power－oriented）转入“规则型”（rule－oriented）的轨道上来。

WTO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如虎添翼，设置了两级审理制，在专家组之上加了一个“上诉机关”作终审。这个常设的上诉机关不设“法官”，只有任期为四年、具有经贸与法律知识的权威人士，称为“成员”（member）。其权限却只限审理“专家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及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解决争端谅解》（简称DSU）的第17条）。上诉机关这种鲜明的司法色彩，给WTO争端解决制度穿上了“司法机关”的外衣。现在人们只要打开WTO专家组的，尤其上诉机关的案件“〔裁决〕报告”，扑面而来的是强烈的法院判决的气息与风格。不论在WTO条文的解释、演绎、推理和逻辑结构上，还是在大量引用国际法各种“渊源”（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案例和国际公法学家的著作）诠释条文含义方面，全都是一派典型的司法风光。难怪朱榄叶教授在他的新作《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中惊叹说，“当我读到一个报告时，不禁为专家组与上诉委员会那逻辑严密、精辟的分析所折服”。在一个个与一般法院判决并无二致的WTO案例报告面前，不知原先坚持认为WTO专家组／上诉机构判案“不是司法性体制”的学者，又作何感想。

GATT／WTO体制是从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由经贸乃至财会（当案性需要时）方面的专家和法律专家联合组成“专家组”，与普通法系各国“陪审团”制度可以说有不谋而合之处。

二、司法独立的新尝试

《建立WTO协定》第4条“WTO的机构”第3款规定：“总理事会应随时开会，以履行《解决争端谅解》规定的‘解决争端机关’的职责。‘解决争端机关’要设自己的主席，并制定它认为履行此职责所需的程序规则。”《解决争端谅解》第2条第1款规定：特设立“解决争端机关”（DSB）以执行本〔谅解〕规则与程序……据此，DSB有权设立专家组，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关的报告，保持对裁决与建议的监察与执行，批准各涵盖协议规定的中止减让及其他义务“。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解决争端机关（DSB）的组成人员，虽与总理事会相同，但它的职责在自设主席的主持下，几乎完全独立于作为行政机关的总理事会，决非总理事会的下属机构。WTO秘书处出版物中的图表也是把DSB与总理事会平行排列的。

DSB的职责限于组织与监督工作方面，司法裁决的全权几乎都独立地掌握在专家组与上诉机关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独立的味道更是浓厚。

三、WTO司法体制的一大突破：自动管辖权（Auto－jurisdiction，也可译为“自动审理权”）

传统的国际司法制度有个重大“缺陷”；不经当事国同意，审判单位就无权审理。从1920-1930年国际联盟时期的国际常设法院到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其组织章程（《规约》）中都有这条制约国际法院管辖权（jurisdiction）的规定，成了这类法院执法中的严重阻碍。但它却很有理论根据：“不得强迫任何国家违反本身意志来进行诉讼”。因为是最高权力，必须由当事的国家（不论作原告还是被告）都同意打某场官司，国际法院才能审。GATT解决争端的专家组断案，基本上也是沿袭这个体例。从设立专家组，专家组组成人员与职权，到适用法律等，均要经过争端当事方协商达成一致。专家组报告一般要经过GATT理事会以“共识”（consensus）方式通过。这就是说，争端当事方有否决权，只要一方（一般应为败诉方）坚持反对，专家组裁决就不能生效。然而，GATT专家组又为什么能裁决那么多的案件，甚至其中有些是有重大影响的著名案例呢？据曾亲临其事的GATT／WTO专家R.E.Hudec教授说，“尽管有这种否决权，但曾形成一种强烈的传统，争讼双方不得阻止反对自己的诉讼……败诉方可以唉声叹气，可以抱怨，但不得阻止对已不利的裁决的通过”。当然，靠这种不成文的惯例或“传统”，终归是不能持久的。一旦败诉方觉得有损本国重大利益，否决之刃就会出鞘。1991和1994年，美国两度否决了两个“金枪鱼案”专家组裁决报告，阻挠理事会通过，就是个例子。

对这个具有一定致命性的管辖权关卡，WTO取得了跨越历史性的突破。它采取了自动（或叫“准自动”）管辖的制度：对设不设专家组，专家组成上诉机关的裁决报告经DSB批准这两个关口，一律在DSB会议上采取“反向共识”法自动通过。用DSU规则的话来说，“除非在DSB会议上以”共识“（consensus）方式决定”不设专家组或不通过裁决报告。这就是说，只要当事一方（一般应为胜诉方）不在DSB会议上正式反对“不设专家组”或“不通过〔裁决报告〕”，专家组就自动设立，裁决报告自动获得通过。对此，我在《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一书（第464－468页）已有详细评述。

一般认为，WTO司法制度中在管辖权问题上的突破，是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大发展。

四、WTO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有较严格的限制：只审贸易争端的案件，适用法律一般限制在WTO“各涵盖协议”范围内。

“各涵盖协议”（coveredagreement）指DSU附件1所列协议。包括《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附件1A：多边货物贸易协定，IB服务贸易总协定，IC知识产权协定；附件2解决争端谅解（DSU）），一般称作“WTO法”。

一般说来，专家贸易官司这点比较容易理解，而将适用法律限制在WTO法，则争论较多。

1.广义论

有些学者认为，WTO司法可适用的法律，可类推适用《国际法院规约》关于国际法渊源的第38条第1款。该款规定：

“法院的职能是依照国际法裁决对立提出的各种争端，应适用：

a.一般或特殊的国际条约所确定的规则，凡其为争端国明确承认者；

b.国际习惯，凡作为惯例已证明被接受为法律者；

c.一般法律原则，凡其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

d.在遵守第59条的条件下，司法判例和各国水平最高的公法学家的学说，作为确认法律规则的辅助手段。“

这些学者认为WTO“各涵盖协议”属于（a）项中“特殊国的条约”，是WTO解决争端要适用的“基本的法律渊源”，一切法律分析的起点。“但是这些条文也只是‘首先’要适用的，并未列举完WTO解决争端中潜在有关法律的渊源，而〔《规约》〕第38条第1款的所有规定，正是潜在的法律渊源。”

2.狭义论

另一些学者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引用了DSU第3条和第7条。这两条的有关规定是：

“WTO解决争端制度是为这个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保障和可预见性的中心环节。各成员方认识到，它可用来保持成员方在各涵盖协议中心权利与义务，并用按国际公法对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来阐明这些协议中的现有规则。DSB的各项建议与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第3条“总则”第2款）

1.…专家组有下列职权：“按照（争端当事方引用的涵盖协议名称）中的有关规定，审理（当事方的名字）在…文书中向BSD提出的事项，并做出有助于DSB按该协议中提出建议或作裁决的规定的裁定。”

2.专家组应指明任何涵盖协议或争端当事方引用的协议的有关规定。“（第7条）

从以上条文中看持此主张者，似乎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WTO司法机制与一般具有综合执法职能的一般法院（如海牙的国际法院），毕竟不同。“如果DSB能适用来自其他国际法的权利与义务，这些〔条文〕的文字岂不荒唐！”他们还列举了1998年的“欧共体影响禽产品进口措施案”的例子。在该案中，上诉机关认为：WTO成员之间达成的双边“油料籽协议”构不成WTO法，专家组不能适用，但可作为解释WTO法的辅助手段。同年的“阿根廷影响鞋、纺织品、服饰及其他物品进口措施案”中，上诉机关也认为：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的协议不能修改其WTO义务，是不可直接适用的法律。当然，各涵盖协议条款中明文提到的非WTO法的条约或国际协议，如“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中多次明文提到的《巴黎公约》（1967），《伯尔尼公约》（1971）《罗马公约（1961）》等，DSU第3条第2款明文提到的“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指1969年《维也纳条约公法》第31，32条），自然是可以直接适用的。

持此主张者的论据是十分充足的，DSU条款有“DSB（包括专家组与上诉机关）的各项建议与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严格界定。但是，是否由此可得出结论说，WTO司法机制是一个只限于适用WTO法的自成一统的“封闭型体制”（closedsystem）呢？这是值得讨论的。

3.WTO上诉机关的“兼容并蓄”。

WTO上诉机关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似乎兼容并蓄，汲取了上述两者的优点而避免了各自的缺点。在上诉机关走马上任裁决的第一个案件-“美国汽油标准”案里，讨论如何“按国际公法解释习惯规则”时，开宗明义说了一句话：不能把WTO法“与国际公法隔离开来（clinicalisolation）理解”。这句看似很普通的话，却道出堪称为“至理名言”的警句。WTO法原本就是国际公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部门；它与国际法既有共性，也有它自身作为国际经济贸易法的个性。我在“WTO与国际法”论文就曾指出，由于“WTO条约群规定的是国际法规则”，“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和一般法律的基本知识”是无法准确理解的。

正是这个不能把WTO法与一般国际法割裂开的指导思想，使WTO上诉机关为WTO法引来了一泓清泉，使一般国际法这个内容富有的“水库”中的水源能汩汩不断地流入到WTO法之中，成为解释，理解，发展WTO法用之不竭的“法律渊源”。那么，上诉机关怎样架起沟通一般国际法中的非WTO法与WTO法之间的桥梁呢？这座桥的设计是从“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悟出的。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的解释”的第31条规定说：

“1.条约应按照该条文用语在上下文中的正常含义，参照该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善意地予以解释。”

“3.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尚有…（c）适用于当事方之间关系的任何有关的国际法规则”。

先撇开第31条中整个“习惯规则”（我将有另文专门讨论）不说，这个第3（c）款中关于适用于当事方“国际法规则”不恰是联结WTO法与一般国际法的一条通途吗？这里的“国际法规则”是个有十分广泛含义的概念，按《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表述的渊源即：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判例以及公法学家的著作，都是“国际法规则”的法定组成部分。

这就表明，WTO上诉机关为专家组和它自己在判案中可适用的法律，界定为两个层次：第一层，可直接适用的法律是WTO法（“各涵盖协议”的条款等）；第二个层次，按作解释的习惯规则，即以《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的四个项目（条约、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公法学说和判例）为渊源的国际法，作为司法解释的资料。对这第二个层次，现已有专门术语“interpretativesources”（解释用的渊源）。

4.解释用的渊源

在WTO专家组和上诉机关裁决报告里，人们到处都可看到解释用的渊源的广泛应用。例如在1998年“海龟案”的上诉机关报告里，这种“渊源”简直辅天盖地，构成了一道亮丽的司法解释风景线。在该案中，原告（印度、泰国等）认为“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指矿产品等有限资源，而不包括可再生的生物资源。上诉机关在反驳这种论点时，使用起“解释用的渊源”来，可设浑身解数。首先，它引用了联合国国际法院1971年在“对纳米比亚（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中的一句被尊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话：“条约中所含的概念‘在定义上，是演变的’”（bydefinition，erolutionary），指出“第20条（g）项这个普通用词”天然资源“的内容或所指，不是‘静止’的，其定义是不断演变的。因此应当指出：现代国际公约和宣言中常提到的天然资源包括了活的和死的资源。”并接着引用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6条关于“专属经济区”规定中“沿岸国在专属经济区内（a）对海床及其底土，和上覆水域有探查、看护与处理天然资源（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的权利。”进而，它又引证了一批国际环保条约和案例，诸如现有14个国家为其成员国的《濒危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其附件1中就把七种海龟列为濒危物种和可用竭的资源。案例则从GATT时期1983年的“美国禁止加拿大金枪鱼及其产品进口”案，互1996年WTO上诉机关第一个判例“美国石油标准案等一系列案件这些判例都持第20条（g）项中的”可用竭天然资源“包括活的物种。尤其应指出的是，在讨论该第20第的”引言“部分时，上诉机关指出：”第20条的引言实际上是善意原则（principleofgoodfaitn）的一种表述。而这个原则兼属各国控制行使的一般法律原则和一般国际法原则。并进一步引用著名国际法学者郑斌教授的名著《国际性法院与法庭所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话，指出“凡所行使的权利‘侵犯了条约本身一个成员的条约义务领域时，就必须采取诚信（bonafide）态度，即合理地行使’（单引号内的郑斌书中的话）。一个成员滥用其条约权利，导致破坏条约其他成员方的条约权利时，这种行为就违反了该成员方的条约义务”。充分适用这些“解释性的渊源”，使得整个裁决报告论证推理十分严谨，而且富有创意，生动活泼，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五、WTO司法机制的“缺陷”

WTO司法机制中有两个人皆共知的“缺陷”。所以把缺陷打上引号，是考虑到当年制定DSU时可能是有意作为独有特征而不认作缺陷的条款。

第一个缺陷是审案过程是保密的（DSU第14条），不公开不透明的。这与一般应公开进行，以利公众监督的原则不同。所以规定保密，目的似乎很简单，鼓励“私了”-即在任何时候都给予当事方经过协商或调解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这个精神贯穿于DSU整个条款之中。

篇5

世贸组织是政府间为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而缔结的有关关税、贸易政策的多边国际贸易组织，它通过各项协定和规则来影响世界贸易，来削减各缔约方关税、抑制非关税壁垒，为各方公平竞争提供保障，促进国际贸易的规范化，以达到提高各方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产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

目前，世贸组织已对全球1万多个品牌的商品进行关税界定，关税减让幅度由过去的几倍发展到当今的4％，90％的世界商品贸易需要由世贸组织来决定。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则：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为基本原则；非歧视性原则；互惠原则，即利益或特权的相互或相应减让；关税保护和减让原则；公平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统一性和透明度原则；例外原则。

二、我国烟草业现状分析

回顾历史，我国烟草业经过几十年发展和壮大，自身建设、资本积累、市场营销、产品开发、科学管理等方面虽然较过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与国际烟草业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行业内部并未形成一套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科学机制，一些计划经济时代下形成的旧的管理模式仍然束缚着我国烟草业的发展，全国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比比皆是，全国烟草业基本处于一种高消耗、低效益、生产低水平的管理状态。

烟草来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烟草企业小、散、低、乱，竞争力差。目前全国的卷烟厂和公司大多数企业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独立核算、各自为政，虽然全国拥有众多的工商企业，但却并未形成规模经济，不具备驾驭市场的竞争能力。生产小烟的企业几乎每个省份都有，并且都不上档次、上规模，多数是靠超产、瞒产、低价竞销和当地财政返还为生。所以也导致了当前超计划卷烟充斥市场，正规计划卷烟库存增加，卷烟经营秩序混乱的局面。（2）烟草行业竞争意识不强。由于烟草行业属国家保护垄断性的特殊行业，在改革中，烟草业受市场风险约束少，也便养成了行业内部缺乏竞争意识、市场观念的情况。产品没有竞争力，良莠不齐。对此有些地方却还嫌国家保护不够，甚至曲解《烟草专卖法》变国家专卖为地方专卖，搞地方封锁，条块分割、割裂市场、封闭市场，使产品价值无法在市场中真正体现。还有的基层单位在国家专卖的庇护下仍留恋于计划经济时代下的旧的思维、管理模式，坐商、官商作风严重，在市场经济中却不问市场，以为生产出的产品越多，就越能获得利润，这些思想显然是于当前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3）国内地方保护盛行，纵容了不正当竞争。（4）行业基础工业相当薄弱，行业内无序竞争愈演愈烈。

在我国烟草业存在问题的同时，国际烟草朝着规模化、国际化、多元化和效益化方向发展。由于管理机制科学合理，一些烟草巨头有效地避免了出资者不到位和权力过于集中所造成的弊端，使产品朝着混合型、健康型、疗效型发展。

三、世贸对我国烟草业的主要影响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随着关税的降低，产品竞争将没有国界，将更加自由和公平，国外一些质优价廉的卷烟将大量挤占中国市场，对国烟造成极大冲击，国烟与世界烟草巨头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也难怪一些经济学家呐喊国烟必须要强筋健骨。

在加入世贸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烟草企业减少。面对国际烟草的强大攻势，国内那些低水平运作、高消耗、低效益不具备规模经济的企业将因失去地方保护而举步维艰。（2）我国民族品牌市场占有额逐步缩减。入世后，国外一些管理科学的烟草巨头向我国进行扩张。这使国烟品牌在世界烟草市场上的发展受到影响，因为世界烟草竞争的主流是混合型卷烟，而我国是以烤烟为主。（3）国烟资源、人才将部分外流。由于国内烟草资源比较廉价，卷烟深加工不够，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不高，在入世后，国外烟草集团采取各种手段来笼络国内廉价的资源，面对国外暴利的诱惑，国内一些人才也开始成为其笼络的对象，在中国开办工厂也会成为现实，充分利用中国资源，以减少其生产成本、抢占中国市场。

四、面对现实，采取对策

面对国外强大攻势，我国要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中规定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根据国家局提出的一要规范、二要改革、三要创新思路，迅速提高国烟的竞争实力，组建大型烟草集团，缩减与国际烟草的差距，顺应国际潮流。

在具体措施方面主要考虑以下几点：（1）重组企业，形成合力。要组建大型专业化协作集团，结合中国烟草实际情况，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确保出资人到位，对现有国烟进行战略性调整，在原有国家扶强的十个企业基础上，将这些大的烟草企业，组建成大集团、大公司，对中型企业要实施转产或并购，组建一批小而精、小而全的专为大企业协作、配套、服务的专业化协作集团。（2）树立市场观念、国际化观念。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在全国内应首先成立大市场，打破所有的束缚，对国烟的产品、企业先进行一番竞争，优胜劣汰，筛选出国烟的“脊梁”，为组建大集团和入世做好铺垫，做好这一步全国烟草企业都要彻底扫除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旧的思维、管理模式，树立市场观念增强竞争意识。（3）增加科研投入，搞好拳头产品，实施“产、学、研”三结合战略，加大对混合型卷烟、疗效型卷烟、低焦油卷烟的开发研制。（4）完善体制，做好管理工作。改革财税体制，在根本上拆除地方保护的藩篱；改革卷烟价格体制，减轻出资人风险；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提高整个行业的经济运行质量；改革人事用工分配制度，创造提倡人才的氛围。

篇6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待遇是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贸易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服务贸易占当今世界经济的比重日益增长，WTO将服务贸易纳入多边贸易规则框架，揭示了服务贸易与有形产品贸自由化的相互关系。乌拉圭会和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将GATT的国民待遇原则从有形产品拓展到了服务贸易领域，为将来的服务贸易领域的谈判奠定了基础和框架，开启了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新纪元。

服务贸易是相对于货物贸易而言的概念，主要通过人员、资本和住处的流动达到服务产品的国际买卖。无形服务不同于有形货物，货物贸易的管理规则，如关税措施，不适用于服务贸易。[1]而许多服务业关乎国家主权和安全，限制了它的自由化。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服务贸易壁垒主要通过GATS中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条款予以限制或者清除，尤其是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对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市场真正的充分的开放具有及其特殊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含义的深入探究，来分析其中的相关问题。

一、国际服务贸易的含义

国际服务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一词源于关贸总协定20世纪70年代的谈判决议中。[2]服务是以提供活劳动的形式来满足物质生产以及消费需要，并且索取报酬的商业行为。[3]国际服务贸易就是指这种服务的进出口。服务作为“第三产业”，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人们独立分列为单独的部门，并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中迅猛发展。它门类繁多复杂，内容庞杂，包括11大类142个项目。[4]其特点主要有：第一，贸易标的无形性；第二，生产、消费和交易过程的同时性；第三，贸易主体的国际性；第四，国际贸易服务营销的复杂性。[5]这些特点也就使得国际服务贸易牵涉繁多复杂的法律，阻碍其自由发展，而达成一个国际性的协议将为其开辟自由的成长空间。

二、GATS中的国民待遇的相关规定及分析

将国民待遇原则引入服务贸易领域，是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项重要举措。GATS第17条第1款“国民待遇”规定：“在列入承诺表的（服务）门类中，在遵守其中所列条件与限定的条件下，每个成员方给予任何其他成员方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在优惠上不得低于它给予本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从此款规定中看出，GATS中的国民待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其属于具体承诺的义务；第二，其不仅仅适用于服务，同样适用于服务提供者；第三，其标准是事实上的而非形式上的，只要实际执行效果能够达到竞争条件平等即可。[6]在GATT中原本作为普通适用原则的国民待遇，在GATS中“沦落”为从属于具体承诺范围，即：“在列入承诺表的（服务）门类中，在遵守其中所列条件与限定的条件下”。这主要有两个原因[7]：

其一，缘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服务定义，是从宽还是从窄的争论。起初，许多发展中国家主张从窄定义，把凡是涉及国外直接投资诸如开业权等的服务贸易排除在外。后来又转而强调东道国政府有权对由服务而进入的外国直接投资规定（有别国对本国同业的）条件或限定。这从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安全。就最大的服务业——金融业来说，常常是一国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所在，是关系经济命脉的重大主权权利，一旦落入外商手中，后果不堪设想。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外商抽回资金所造成的金融恐慌最终导致了整个东南亚地区陷入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二，GATS对于市场准入的规则，是要在按门类的基础上逐项谈判“具体承诺”的；而各个服务门类对国民待遇的要求和条件也不一样。因此，“将服务贸易定义为四种‘提供’方式，对某些限制市场进入的实行不歧视措施，原则上同意为可疑谈判的，这样国民待遇变成一种具体承诺。”[8]为什么国民待遇会变成一种进入市场的具体承诺呢？人们都喜欢用欧共体的一句话来解释：“国民待遇只是一个（GATS要实现的）最终目标，而不是起点。”国民待遇是市场准入的保证，如进入市场后享受不到国民待遇，则这种进入就很难维持平等的竞争关系。[9]

三、GATS中的国民待遇与GATT中的国民待遇的比较研究

GATS中的国民待遇是GATT中的国民待遇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扩展，但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毕竟不同，GATS中的国民待遇有其特殊性，只要有[10]：

第一，GATT中的国民待遇是义务的无条件的和强制性的。而GATS中的国民待遇则是由缔约方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承担的，不但可以决定在哪些部门或分部门实施国民待遇原则，并可以为国民待遇原则在本国实施列出一些条件和限制。

第二，GATS中享受国民待遇原则重点强调的是竞争条件。根据GATS第17条第2、3款的规定，一缔约方给予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或服务者的待遇，如果与国内同种服务或服务者提供的相比，在竞争条件下市相同的，就遵守了国民待遇。相反，即使一缔约方在形式上给予国内同种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待遇，就实际上，使竞争条件有利于国内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就违背了国民待遇原

则。

第三，GATT中享受国民待遇的对象是缔约方产品，而GATS中享受国民待遇的包括服务（产品）及服务提供者。即GATT主要以“物”为调整对象，GATS同时调整“人”和“物”。

四、总结与展望

以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机制作为先导，再辅之以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GATS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确立了谈判指导原则和一般规则的框架。与WTO的其他协议相比，GATS或许实际上并不以国民待遇为其基本原则，它只是在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过程中长期努力和追求的指导性目标，其法律的强制力也较弱。这也反映了WTO在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谨慎态度，即充分注意到服务贸易自由化尚处在起步阶段的现状。 转贴于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要把服务贸易纳入多边贸易框架，显然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想通过扩大市场，更广泛地渗入到它国的经济中去。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服务业是其弱项，技术较落后，规模也很小，尚处于萌芽状态，对这方面的限制与制约是必然要进行的。双方最终妥协的产物­——GATS，也“仅是涵盖服务贸易全貌的一种框架协议…留有大量问题未作规定，有些需要做具体谈判，有些只能留待未来去看谈判家们能做点什么。”[11]乌拉圭回合只是解决了服务贸易国民待遇的原则性框架问题，今后还要进行长期的多边谈判，在逐个服务部门作出具体承诺，明确各项减让条件，以达到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减让表中还要明确各个部门取得国民待遇的条件和资格，实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另外，制定服务贸易国民待遇核查的技术标准亦非易事。“比起货物贸易来，人们可以说，光服务门类开放的承诺，起码就要努力谈判50年，有些谈判大概会永无止境。毕竟在货物方面，GATT经历了近50年的八轮谈判。”[12]在和平的世界里，协作必定是要在谈判桌上完成的，而为了各自的利益，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要达到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各方放弃自己的部分利益以促成协作。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是一段曲折而艰难的道路，也将是大量的谈判家们呕心沥血争取的目标。

要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浪潮中分一杯羹，我们要制定合理的应对措施：尽快转变观念，树立国际竞争意识，在竞争中求发展；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服务业的执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为服务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健全的法律环境；建立服务业贸易管理机构，理顺服务贸易管理体制。[13]

加入WTO，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事件；进入21世纪，是竞争与发展并行的时代。中国企业要面对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对于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必须要有深入的了解，在规则中行事，在规则中突破，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列。

参考文献：

[1]韩立余.国际贸易法案例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13.

[2]陈汉明.国际贸易法[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427.

[3]陈已昕.国际服务贸易法[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

[4]陈已昕.国际服务贸易法[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3.

[5]陈已昕.国际服务贸易法[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2.

[6]，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M].法律出版社，2004.253.

[7]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M].吉林人民出版社，371.

[8]Nigel Grimwade.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1995.299.

[9]张瑞萍.服务贸易总协定基本原则评析[J].当代法学，1998(3).

[10]张革.GATS国民待遇原则的法律分析及我国的处理原则[J].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02(1).

[11]Bernard M.Hoekman and Michel M.Kosteck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199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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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世界贸易组织 促进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区域经济一体化业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然而,“经济一体化”这个词语是近年才出现的。有人将一体化描述为一种多国经济区域的形成,在这个多国经济区域内,贸易壁垒被削弱或消除,生产要素趋于自由流动。

所谓“区域”是指一个能够进行多边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这一范围往往大于一个国家的地理范围。为了调和两种地区之间的关系,主张同一地区同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条件,消除国境造成的经济交往中的障碍,就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设想。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范畴,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其实质就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优势互补、联合协作,联接并形成为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动因

与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兴起有着深刻的内在动因――各类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设定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目标都要高于WTO谈判的目标,各成员从中获得的自由化利益也必将高于参与全球贸易体制的效果,这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原因。一些地理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消除国境造成的经济交往中的障碍,削弱或消除贸易壁垒,形成了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共同体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对W T O的促进作用

在过去的十年,区域经济合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根据WTO测算,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与GATT时期年均通报3个的速度相比,向WTO通报的新区域贸易协定以年均11个的速度增加,十年来间新通报增加的区域贸易协定共计有196个,其中仍然生效的有132个。从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国家和地区来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至少是一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这样世界上有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的“双重成员资格”。从这点看,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构成双方相互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从长远和总体来看,集团化趋势所产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可能阻止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相反,由于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水平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合作水平要高,区域经济合作的广泛开展必将进一步推动和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阶梯或中间环节。换句话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WTO健康良性发展的助推力,可以推动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具体如下。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目标一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是协调各成员之间的立场和利益,消除成员间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各种障碍,以实现区域内各国福利的最大化,促进自由贸易。这一目标与多边贸易体制――消减贸易壁垒,促使贸易尽可能自由流动的目标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热潮强化了目标的一致性,突出表现在:一是以APEC为代表的新兴区域经贸集团公开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强调以亚太区域为基础推动全球经贸自由化。二是RTAs(区域贸易安排)与WTO共同应对非关税壁垒。目前,RTAs的迅猛发展,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和经济全球化一起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主导因素和重要潮流。截至2007年7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并已生效的区域或双边贸易安排达到205个,一定程度上实现了“RTAs驱动下的贸易措施自主自由化”,这本身促进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行动一致性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RTAs构建基础的拓展和深化使得更多的国家在诸多方面都有了共同利益。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多为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涉及成员的数量要远远小于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各成员之间就贸易自由化进程达成一致的难度相对较小,从而有利于在小范围内更快地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如果世界各国首先在小范围内达成一致,那么坐在WTO谈判桌前的代表的数量就可以下降,从而有效地降低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反之,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规模较大,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要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大程度的进展必然会有很大难度。而双边的或次区域的经济组织由于参与国的沟通、协调和谈判的成本较低,可以相对顺利地启动实质性的合作进程。这实质上也是一种降低广义的交易费用的过程。这种双边的或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本身就是多边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可以迂回推进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NAFTA和APEC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加、日、欧在关税和市场准入等议题的谈判,使得历时近10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在1993年得以圆满结束。

3.区域经济作为多边贸易的先行者,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奉行“最惠国待遇原则”,而实行“非互惠原则”,并体现“授权条款”的精神,这样的理念使得经济合作组织内的国家更易于达成协议,开展自由化贸易,从而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发展。当前,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谈判难度较大,前进步伐缓慢,因此,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开始尝试通过RTAS来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应该说,在推进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方面,RTAs是WTO的先导。区域安排可以为全球行动提供准备和经验,同时容易协调各参加方的立场和利益,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时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予以实现,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有益的经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漓高,郑昭阳,齐俊妍.全球化条件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吴朝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学分析.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3]张莫,王云.多边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良性互动[N].经济参考报,2009-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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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表现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先天缺陷国际组织的功能应围绕其宗旨展开,就这一点来说,WTO在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功能体现得非常充分,但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时出现了扭曲。从WTO的历史看,GATT的宗旨是要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通过各国相互削减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以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扩大商品的生产和贸易。〔2〕因此,在GATT存续的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其一直致力于推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消除货物贸易中的差别待遇和各种贸易障碍。作为GATT的继承者,WTO的宗旨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根基仍然在于推进贸易的公平健康发展。WTO的宗旨是通过建立一个开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效而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改善生活质量、扩大就业、确保实际收益和有效需求的稳定增长。同时遵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不同成员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保护环境并提高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手段。〔3〕可见WTO的功能不再限于对货物贸易的调整,而且肩负起了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职责,而其宗旨中没有关于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规定。因此,就WTO的宗旨来看,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存在先天缺陷。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人为扭曲从WTO的宗旨中,寻找不到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只言片语,但在WTO的法律文件和机构设置上,均对知识产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WTO明确规定了其机构设置,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与“货物贸易理事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地位相等。该机构负责执行TRIPS协议。“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虽然没有在WTO的宗旨中得到体现,但这没有影响到WTO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调整,这也进一步例证了WTO功能扭曲化现象。这种扭曲从基本文件延伸到TRIPS协议。

    1.WTO基本文件的后置性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是其产生、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法律基础,人们常称之为国际组织的“宪法”。国际组织所有其他有关内部管理和对外关系的法规,都受基本文件的制约,都不得违背基本文件的宗旨和原则。〔4〕在WTO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具有基本文件的性质。所以,从时间上讲,基本文件应该是最先确定的,否则其指导功能和统领功能怎样发挥。但从WTO法律体系的产生和历史发展看,《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基本上是最后产生的,该协定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而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TRIPS协议,早在1991年年底,就已基本上获得通过。〔5〕因此,《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作为基本协定在对WTO其他具体协定的指导功能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颠倒的。事实上,面对着已经存在的TRIPS协议,WTO基本文件采取的做法是:在宗旨中回避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贸易,在机构安排上设置了TRIPS协议的执行机构。这也许是WTO在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得已而为之吧。

    2.TRIPS协议的避实就虚WTO调整技术贸易应该是实至名归、名正言顺的。如果其真能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话,其功能并不会发生错位或扭曲。但目前的情况是WTO的功能并没有按照常态发展,其避开技术贸易,直指知识产权。虽然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法律调整的视角看,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技术贸易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动态交易行为,而知识产权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静态无形财产。两类规则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产权强调的是权利保护,技术贸易强调的是公平竞争和贸易平等。所以,WTO调整知识产权名不正,言不顺,其人为化扭曲也正表现于此:其一,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与贸易有关”。WTO为了给其调整知识产权披上合法的外衣,十分牵强地在协议名称上加上了“与贸易有关”的字样。也就是说,在名字中加入“与贸易有关”字样,主要是为了更能名正言顺地纳入WTO多边贸易体系。〔6〕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有两点足以说明之:一是该协议没有解释什么是“与贸易有关”,更没有解释此处的“贸易”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等问题。之所以这样质疑,是因为在WTO的法律文件中,有一个与其名称相似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但该协议明确界定了“贸易的含义”,也是说立法者应该明白“贸易”是有多种解读的,并其应该对此进行解释和说明,但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产权协议”中却没有了解释,。二是如果我们通览TRIPS协议,就会发现,“与贸易有关”的字样实为没有必要,因为在其内容中,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产权与贸易有关,也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与贸易无关,即名称不能概括内容、体现内容。这就难怪在实践中,很多学者直呼WTO的知识产权协议,〔7〕而完全忽略了“与贸易有关”。其二,在内容上的连接设计———“技术贸易”。WTO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联系,除了借用了“与贸易有关”的名称外,还在内容上设计了“技术贸易”的连接因素,因为WTO调整技术贸易顺理成章。虽然在TRIPS协议的73个条文中,只有5个条文是关于技术贸易的。〔8〕但这5个条文在TRIPS协议中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忽视。正是这5个条文架起了知识产权与WTO之间的另一个桥梁。WTO也是借此桥梁直接规定成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之所以规定“技术贸易”,就是要通过技术贸易的连接点,去调整知识产权产权。这也是WTO功能错位的主要表现。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不断异化WTO在后TRIPS协议时代,取得的最大进展是2001年11月在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根据该宣言,WTO就公共健康问题开始谈判,计划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解决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公共健康危机达成一致意见。另外,根据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以及《多哈宣言》的要求,2003年8月31日,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即《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成为坎昆会议首要的、也是最为显见的成果。从上述WTO的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态度看,其功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甚至可以说在调整功能的异化方面渐行渐远。首先,无论是《多哈宣言》还是《执行决议》,均涉及的是专利制度框架下的强制实施许可问题,WTO调整功能仍在知识产权方面。其次,从WTO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上看,其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不断细化和深入,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进一步忽视和冷淡。最后,在WTO功能不断向知识产权调整方面倾斜的过程中,WTO成员似乎已经习惯和认可了这种异化。其结果是,技术贸易在WTO的调整功能中有可能消失。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弊害(一)WTO调整知识产权有悖其贸易管理法的性质TRIPS协议在其开篇就强调,各国应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一般认为私权是与公权相对应的概念,前者强调权利者的意思自治,后者强调国家的管理。〔9〕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属性,所以知识产权法应属私法勿容置疑;而国家对贸易的管理权是公权,该权利应由公法加以确认,因此各国管理贸易的法律属于公法。从WTO肩负的历史责任看,其主要是限制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国政府的行为,从而使政府行为不至于严重妨碍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至于严重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以及本国政府自身的存在。而WTO法律从产生到现在,确实是以从各方面限制各国政府与经济有关的政策管理行为———包括市场准入、外汇管制、海关手续、关税税率等———作为自己的当前任务和奋斗目标的。〔10〕所以,WTO规则应该具有贸易管理法的性质,属于公法。〔11〕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12〕由此推断,WTO作为贸易管理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不宜对私权进行干预,WTO不应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就像其不应对各国的物权进行干涉是一个道理。虽然贸易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明确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法可以对产权制度指手画脚。作为强调私权保护的协议,放到了以协调各国贸易政策的WTO法律中显然是极为不合适的,其有悖于WTO作为调整贸易管理法的性质。

    (二)WTO调整知识产权与WIPO的功能冲突在WTO产生之前,早已存在着致力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专门的国际经济组织,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该组织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宗旨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必要时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作,促进全世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该组织主要职能是负责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对全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建立在多边条约基础上的关于专利、商标和版权方面的23个联盟的行政工作,并办理知识产权法律与行政事宜。WIPO的主要活动包括鼓励缔结新的知识产权条约,协调各国知识产权的立法;收集、传播有关知识产权的信息,从事和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法律和技术上的援助,也为成员国的其他要求提供服务。WIPO认为其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的专门机构。〔13〕所以,在TRIPS协议谈判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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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贸易环境 贸易政策 选择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世界排名第二，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第一。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3.2万亿美元，201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百名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容易成为一些国家推销“”的借口，出口贸易额、贸易顺差世界第一极易出现贸易摩擦。表1为我国2006―2010年贸易摩擦涉及金额。

2009年，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案件金额均创历史新高。2009年共有20多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的贸易救济调查116起，其中反倾销案件7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一般保障措施案件20起，特殊保障措施案件7起，另有美国的337调查6起，共涉及金额约127亿美元。面对后危机时代新贸易保护政策的四面出击，中国应冷静对待，从贸易政策的角度出发，我国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从世界范围考虑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中选择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贸易自由化亦为大势所趋，顺应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选择贸易政策是前提。在经济全球化中从世界范围内可供选择的国际贸易政策至少有两个：一是用尽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二是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1、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选择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世界贸易组织的理论基础是自由贸易，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开放市场，是非歧视和公平竞争，但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自由贸易的“乌托邦”，不是自由贸易的“完美”组织，也并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组织，不能自动实现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只有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磋商、协商、谈判才能实现自由贸易，这为各成员之间贸易政策的差异性、贸易利益分配的悬殊性提供了空间，也为一些成员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留下了空间。事实上，没有任何干预的自由贸易只是理想状态的自由贸易，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并不存在，世界贸易组织也无法实现这种“纯洁”的自由贸易。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在坚持自由贸易、倡导自由贸易、发展自由贸易的大前提下，不得不给保护贸易留一条生路，不得不给保护贸易留一些缝隙，即允许各成员方实施“暂时性的”、“例外”的保障措施。如2008年秋季以来，就有22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采取了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发展的贸易政策。另外，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在大前提下是禁止取量限制的，但它同时又留了一手，即允许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动用“免除”条款。如条款第12条规定，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逆差时，即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运用数量限制的贸易政策措施。再如条款第19条规定，当某种产品的大量进口威胁到国内产业或国内生产遭受严重损害时，可以运用数量限制的贸易政策措施。再如，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某些协议的模糊性、歧义性进行贸易保护。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就很难界定“倾销”，很难确定“损害”，极易引起摩擦双方对倾销的幅度、损害的程度产生理解的反差、计算的反差，这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利用《反倾销协议》进行贸易保护留下了空间，提供了保护贸易的工具。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无论是发达国家（地区）成员，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成员，都是用“两手”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手积极地推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自由化主张，另一手又不失时机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两保”措施。即使在推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化时，也选择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环保性的贸易政策措施。仅就贸易政策、措施运用而言，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只会一味地走贸易自由化之路，而不善利用“两反两保”及其他保护贸易的措施，那么，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合格”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或者说不是一个“成熟”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我国要学会恰如其分地、巧妙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安排的贸易政策。

2、运用区域经济一体化选择国际贸易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外两种不同的贸易政策措施；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政策措施“内外有别”；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外“双重”标准的贸易政策措施存在；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实施内外差别待遇的贸易政策措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同在一地理区域内或者区域之间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通过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取消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政策措施，实现彼此之间货物、服务、生产要素、技术等的自由流动。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外的非成员，或实行各自的贸易政策措施，或实行统一的贸易政策措施，甚至是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政策既是保护成员本国（地区）市场的贸易政策，又是使成员（地区）产业在更大市场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内）受到保护的贸易政策，使货物、服务、投资等受保护的空间扩大、放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外实行不同程度的保护贸易政策，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同时可以获得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带来的双重利益。从理论上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围越大、成员越多，获得的贸易政策利益就越大。我国一方面要建立国与国的双边区域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多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要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次，由自由贸易区向关税同盟，甚至向共同市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

二、从国内范围考虑问题，在对外开放中选择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

我国仅从GDP总量看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以世界银行对财富的计算标准看，我国则是典型的不发达国家，若从人均GDP看，我国则是世界排名一百多位的“穷国”，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工业化发展水平尚处在初期阶段的国家，是一个整体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特别是知识生产力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应选择利用外部资源发展本国经济，选择自由贸易政策，选择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这也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顺应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顺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与此同时，对我国的行业和企业要有选择地进行战略性保护。我国要毫不犹豫地选择开放型的自由贸易政策和适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开放是方向，开放是潮流，开放之势不可逆转，但放任自流的开放、不加任何干预的开放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国要在对外开放中寻求恰当、适度、有法、有理、有据的贸易保护。

1、行业、企业要善于运用贸易政策保护自己。行业、企业在国际贸易摩擦中不要总处于被动地位，不要总是疲于应诉，而要变被动为主动。在国际贸易摩擦中也应随时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协议、条款，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运用国家颁布的贸易政策措施保护自己的权益。国际贸易不再只是货物、服务的交流，它涉及国际贸易关系的处理，它是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政策手段的运用。同样的货物、同样的服务，由于贸易政策、贸易政策手段运用不当，它带来的损失不再仅仅是商业利益大小的损失，它很可能会给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2、提高贸易保护的质量与水平，同时运用关税措施和非关税措施保护贸易。从整体上讲，关税措施的作用在下降，全球关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减让已经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就某些行业、某些产品而言，仍然有一座耸立的关税壁垒，即使在发达国家、在美欧等国家也普遍存在极高的关税，包括关税高峰（tariff peaks），即关税税率超过15%，包括关税累加（tariff escalation），即随加工程度的推进而逐步提高关税。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为5%，但仍有近300种产品实行关税高峰。发达国家对糖、烟草、棉花等进口征收高达100%以上的关税，欧盟对超过配额部分的香蕉征收132%以上的关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应对国内的“敏感产业”实行战略保护，对国内幼稚产业实施保护，关税措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非关税措施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在于：一是使非关税措施法律化，即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规范非关税措施，使文件形式的、口头讲话形式的、政策形式的非关税措施全部回归到法律轨道上，使贸易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有法可执。二是提高法律保护的“门槛”。我国有关产业、产品等的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卫生标准、检疫标准等远远低于国外、国际的标准，这些标准实际上已不能起到保护贸易的作用，更起不到保护人民健康、动植物健康的作用，同时也不利于企业的出口。低标准的产品出口要么不符合人家的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检验检疫标准或被拒之门外，或被就地销毁；要么是低价进入市场遭到反倾销。我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摩擦案件增加多与低水平的“国标”有关。提高“国标”并使之与国际标准接轨既是贸易保护的政策措施，又是减少或避免企业出口摩擦的贸易政策措施，更是保护人民健康、动植物健康，保护环境的贸易政策措施。

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日新月异的进步，使贸易政策中的人文关怀元素显得越来越重要，使贸易政策中的社会政策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贸易政策应对“三低一高”的出口企业有威慑力、敬畏感。所谓“三低一高”的出口企业是指那些靠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高物质消耗出口换取外汇的企业。“三低一高”企业出口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既利于外需，又易引起贸易摩擦的贸易政策，更是一种失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道德的贸易政策。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贸易政策中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道德正是以人为本在贸易政策中的体现，这种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对国内出口企业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国外出口来华企业的要求。这一贸易政策是对企业员工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过程、工作待遇等的规定，体现贸易政策对企业员工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应体现健康、突出健康，并将健康摆在首位。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绿色贸易制度、蓝色贸易制度、动植物检验检疫与卫生措施等，其实质是保障人类健康，保障动、植物健康，保障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健康。人类失去了健康，人类社会失去了健康，所谓的经济增长，所谓的GDP财富都将化为乌有。健康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又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突出的话题，贸易政策中不可没有健康政策，不可降低健康的水平与标准。贸易政策中的健康措施只要不滥用，它就可以说是国际贸易中各方都能理解、都能接受的贸易措施，是一种普遍通行的贸易政策。

3、体现贸易政策与措施的标准、规则应与国际标准、规则对接。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世界贸易组织虽是一个倡导自由贸易的组织，虽是一个推进贸易自由化的组织，但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改变各成员保护贸易的事实，无法保证中国有一个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各成员方的贸易保护更具系统性、法制性、强制性，谁能最好地、更好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保护自己，谁就是大赢家，谁就是国际贸易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我国的贸易政策、贸易政策措施如何尽快、科学地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协议、文本对接是当务之急，如何使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协议、免除条款、保障条款等为我所用至关重要，如何驾轻就熟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机制等应成必修课。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会利用、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缺陷”保护贸易，往往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弱者，往往会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处于挨打的地位。从法理上讲，法律没有空子可钻，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个意思。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协议也没有空子可钻，只要是世界组织的规则、协议、条款，只存在遵守与运用问题，不存在缺陷问题，只遵守不运用，甚至不会运用、不善于运用不是一个出色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是一个强势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因此，我国应有一支既熟悉世界贸易组织文本，又善于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协议、条款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还应该有一批能影响甚至左右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多边谈判的谈判高手、外交高手。

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如影随形，如同一对“双胞胎”。就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本身而言，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惟我所用才是最好的。虽然保护贸易政策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之间的争论、诋毁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这并不影响对贸易政策的选择，并不影响是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还是保护贸易政策，亦或是在选择自由贸易政策的同时也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反过来也一样，在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的同时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贸易政策才是最好的、最恰当的贸易政策。

【参考文献】

[1] 马祯：也谈贸易保护主义[J].中国经贸，2010（22）.

[2] 王自力、田明华、李俊：国际贸易的保护性研究[J].北方经贸，2003（4）.

篇10

3月13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一旦在稀土出口问题上被西方国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讼，中方将会“主动应诉”。

外媒分析，“欧美并非只盯某一种资源在某一阶段的市场，而是长远战略布局，直指中国政策核心。中国资源类产品正陷入国际社会的深度博弈中。”

美欧日玩“规则游戏”发难中国稀土出口

3月13日，美国、欧盟和日本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讼，指称中国限制稀土出口。

日本媒体13日报道说，针对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问题，日本、美国及欧盟当天以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为由，向该组织提讼。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周二早些时候表示，日本正在考虑对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

但一位日本贸易官员表示，日本政府内部在中国稀土案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官员称，日本政府内部在是否对中国提起贸易申诉的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对美国的表态似乎很吃惊，日方不知道美国的态度如此强硬。

美、日、欧盟对中国发起稀土诉讼并不新鲜。1月31日，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国铝土矿、萤石等9种原材料“违规”之后，美欧贸易官员就欢欣鼓舞地表示，此举可能将为如何针对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采取行动提供帮助。

更早在去年8月，有媒体还曾援引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稀土学会理事长干勇的话称，“美国和墨西哥已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稀土政策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违反了贸易公平原则”。不过，该表态未得到官方证实。

本次诉讼，率先透露风声的是欧盟。3月12日，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内部传来消息：对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的诉讼将“很快提交”。而欧盟曾于2009年提出过类似诉讼，要求中国解除对稀有金属产品的出口配额制度。

“美、日、欧盟指责的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实施的稀土配额制度。”一位业界律师对《国际金融报》表示，“近年来，中国稀土出口下降触犯了上述三方的利益，因此，他们不断将矛头对准制度。而且，就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此前对中国9种原材料的判罚来说，配额制度很容易成为诉讼中国的突破口。”

不过，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商务部研究员何茂春认为，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任何一个成员都有权利去对他所认为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其他成员提讼。“换句话说，只要游戏规则之内的行为都是合理的。”

中国为何要限制出口稀土配额

稀土是很多高精尖产业必不可少的原料，有“工业维生素”的美称。

现有勘探表明，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稀土资源，但主要集中在几个国家和地区。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2009年世界稀土资源蕴藏量约9850万吨，其中，中国占36.5％，独联体国家占19.3％，美国占13.2％，澳大利亚占5.5％，印度占3.1％，其他国家和地区占22.3％。

中国稀土储量曾占全球储量的约90％。从1958年开始，中国开采稀土资源，50多年来，为其他国家供应了大量稀土资源，国内稀土储量急剧减少。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稀土资源出口量增长了10倍，中国稀土资源出口量已占世界稀土资源出口总量的90％以上。《上海证券报》2010年10月援引商务部官员介绍的数据显示，过去13年来，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占全球已探明稀土资源总储量的比重已从43％降至30％，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中国稀土资源仅能维持未来15年至20年的需求。

无序的开发，已经给我国造成严重环境问题。部分生产企业环保意识不强，“搬山运动”式的稀土开采，造成了极低的资源利用效率与环境污染。即便通过技术提升，稀土生产仍难以彻底解决污染问题。

以稀土资源丰富的赣南为例，如对开采稀土等矿产破坏的土地进行生态修复，初步预计资金投入将高达380亿元以上。而去年，江西省全省出口稀土不到10亿美元(约合6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其出口利润很难弥补环境的损失。

环境问题不只影响中国，从内蒙古刮起的沙尘暴，不到一天就能到达日本。

苗圩指出，中国对稀土的开发如果像过去那样私挖滥采，破坏资源和环境，有些品种按照现在探明和实际的开采量可能只够20年。

《纽约时报》3月13日指出，与老的出口限制措施相比，中国的最新配额制度使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中国如何打响稀土保卫战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国接到诉讼通知后应在10天内作出回应，并在60天内争取磋商解决。如果无法达成妥协，再由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专家组展开调查。

“从目前形势看，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已难以避免。”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而从初裁再到终裁，这个过程大约会持续2年至3年，对我国稀土行业和政府来说，无疑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他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出口限制小巫见大巫，即使败诉也可以利用诉讼案例来争取反制，倒逼美国放松对华出口限制。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分析，关贸总协定相关条款允许国家采取出口限制措施，但鼓励采用透明的关税调节措施，而不希望采用行政干预手段。因此，中国今后需灵活应对，对资源性产品的出口管理，尽量转向关税调节方式。

对于目前的国际稀土贸易争端，我国需要充分运用国际贸易规则，理性、从容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