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发现社会生活的阶序逻辑-路易·杜蒙和他的《阶序人》---夏希原

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冯仕政

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以亲属称谓研究为例---赵满海

中国农村医疗筹资公平性研究-基于全国八个农业县医疗筹资系统的实证研究---王晶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胡荣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张文宏雷开春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族际通婚夫妇的婚龄、生育数及其子女的民族选择---郭志刚李睿

超越基督宗教社会学-兼论宗教市场理论在华人社会的适用性问题---卢云峰

观察现代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新视野---肖文明

社会意识中的“隐”-《皇权与绅权》的一个补注---梁永佳

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杨念群

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其原因解释---李春玲李实

分类体系的社会秩序建构-对《洁净与危险》的述评---朱文斌

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

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黎熙元陈福平

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李金铮

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张紧跟庄文嘉

“居住权”与市民待遇：城市改造中的“第四方群体”---赵晔琴

当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测量初探---杨宜音

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1995-2003---王天夫赖扬恩李博柏

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吴铮强

政策决策转型与精英优势---朱旭峰

民主与社会改革：托克维尔论社会问题---崇明管中豹、巴别塔或其他-格伦斯基

公民权社会学的先声-读T.H.马歇尔《公民权与社会阶级》---陈鹏

纠纷解决仪式的象征之维-评维克多·特纳的《象征之林》---曾令健

费纳与政府史研究---赵鼎新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原型概念结构的验证---张庆鹏寇彧

社会政策概念辨析---黄晨熹

网络的差异性和求职效果-农民工利用关系求职的效果研究---张春泥刘林平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刘拥华

法国何以告别革命?-皮埃尔·罗桑瓦龙对近代法国民主史的解读---乐启良

神圣社会下的现代人-论涂尔干思想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孙帅

如何超越经典世俗化理论?-评宗教社会学的三种后世俗化论述---汲喆

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王铭铭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高柏

中国社会学会召开2008年学术年会暨第七届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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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冯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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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胡荣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张文宏雷开春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族际通婚夫妇的婚龄、生育数及其子女的民族选择---郭志刚李睿

超越基督宗教社会学-兼论宗教市场理论在华人社会的适用性问题---卢云峰

观察现代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新视野---肖文明

社会意识中的“隐”-《皇权与绅权》的一个补注---梁永佳

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杨念群

《社会学研究》2008年总目录---

日常生活与底层的真实表述-评《女工1970：她们的反历史》---芦恒

叠合认同：“多元一体”的生命逻辑-读杨凤岗《皈信、同化和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方文

强范式与弱范式：文化社会学的双视角-解读J.C.亚历山大的文化观---周怡

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

“家”“国”关联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兼论“差序格局”的宏观建构---沈毅

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以浙江老年协会为例---邓燕华阮横俯

行业协会对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的作用机理研究---郑小勇

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孙秀林

市场转型时期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与阶级意识---吴清军

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吴晓刚

乌托邦现实主义：何以可能与可取?-兼论吉登斯社会理论的特性---成伯清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周雪光

《社会分层》及其中译本述评---张欢华

从抽象到具体：对科层组织运作动态的分析-以《工业组织的科层制类型》、《科层组织的动态》为线索---王旭辉

从个人选择到社会选择的理论扩展-评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对理性选择研究的理论贡献---李文祥

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一个社会学的新概念与新论题---张兆曙

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余晓敏潘毅

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桂勇黄荣贵

中国民间社会的理：对地方政府的非正式约束-一个法与理冲突的案例及其一般意义---曹正汉史晋川

托克维尔理解民主的独特视角：作为一种“社会状况”的民主---倪玉珍

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刘平王汉生张笑会

篇2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篇3

由于《社会学概论》课在高校不同专业中广泛开设，教师在讲授课程时就要注意到授课对象是否社会学专业，以便实施有区别的教学。早在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重要教育思想。他主张从学生的特征、水平和个性差异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从而实现共同发展的教育目标。这就要求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不同专业，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对于《社会学概论》的教学活动而言，秉着因材施教的理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这就要求教师预先了解教学对象是否社会学专业学生，及由此带来的差别。

不可否认，社会学专业与部分非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相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相似”一方面体现在理论基础上，另一方面体现在这些专业所关注的社会现象上。观察高校开设概论课的各个专业，可以发现它们大部分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类，而社会学也同属于此类学科。因而，无论是否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他们在所学习的社会理论方面往往具有交叉点。在他们各自专业领域中的大家学者，往往也同样是社会学界的巨擘。这些学者对于社会的学术分析也被不同专业广泛接受且奉为经典。所以，学习《社会学概论》课的各相近专业学生在理论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共性。此外，同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专业，无论是综合性的还是单科性的，它们关注的对象都不外乎社会现象、社会组织、社会发展等话题，研究的兴趣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所以，在引用某些社会问题和现象作为案例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同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都能有所共识。

然而，社会学专业与非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差别还是显著的。差别主要来源于专业的不同。由于所在专业的差异，学生学习的习惯、思维的方式和看待社会的视角都会存在差异。在学习习惯方面，大多数文科的同学认为记忆是最常用的学习方法，而理科同学更倾向于程式化的推导过程。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不仅有自己专业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更拥有一套包含统计学、计算机技术在内的综合性研究方法。那么在学习习惯上，就不能偏向于单纯的文科或单纯的理科，而应当在兼有人文关怀和理论基础之上，同时具备特定的数学技能。在思维的方式方面，社会学拥有一种独特的“想象力”。

这种想象力要求社会学者不能将分析事物的立场局限于自身和狭窄的个人生活，而是要放诸更加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的大背景中。唯有如此，研究者才能以旁观者的角度，清楚而全面的接近客观真实。在看待社会的视角方面，社会学往往站在社会关系的视野，探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为主线，展开对于诸多社会现象、社会行动和社会问题的分析。其他专业则各自有各自的理论与实践视野。即便与社会学同属综合性科学的管理学和历史学，其关注的角度也分别是“管理者”和已过去的“时间维度”，因而与社会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当然，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学习《社会学概论》，都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开阔视野、更多的了解“社会”，以期增进个体行动的合理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更好的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社会学常识，则更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握社会学与“非社会学”专业学生的特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二、针对教学对象的“非社会学专业”特点施教

在因材施教的过程中，找准学生的特点，做到“因材”是非常重要的;而针对学生的特征和需要去“施教”也是同样重要的。无论学习《社会学概论》的学生是否社会学专业，担任该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往往多为“科班”出身。“科班”出身的教师对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掌握、对学科的理解以及对于社会现象的看法，都格外具有“社会学”的学术性、具有“社会学”的专业深度。这个特点用之于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是必要的和理所应当的。但是对于非社会学专业学生，如若教师不考虑“专业差异”而将他们与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等同而论，则很有可能在这门入门课程的教学中显得过于系统、过于专业，甚至过于死板。社会学本身是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社会生活、调整个人行动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科学，对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在这一点上的帮助或许更加突出。因此，在旨在使学生认知社会、增进学生个体行动合理性的非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概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特别注重“因材施教”的重要原则，把握好“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度”。

(一)在注重知识性的前提下凸显常识性用社会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学校是为个体社会化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学校教育通常会强调知识性。课本和教材是知识的总结与凝聚，学生是知识的接收者和实践者，教师则是知识的传播者与普及者。因而在《社会学概论》的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就是传播社会学的基础知识。作为社会学的学习者，应当做到至少了解社会学的基本思路、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等，因为这些都是该科学的基础知识。讲授《社会学概论》的教师就应当将这些前人所积累下来的知识正确的、客观的、严谨的传授给学生。

知识的积累并不是本门课程的全部目标。因为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不仅仅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它作为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憧憬和探索，同时更具有其社会常识的属性。然而，人们创立社会学这门学科，并不单是为了填补学科空白。在孔德时代，社会学产生于社会转型，来源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蜕变，是为了认知当时随之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新的社会生活方式，解决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并树立一套新的思想认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社会学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社会知识理论体系，毋宁说社会学给普通大众提供了认识社会的基本常识。比如《社会学概论》中讲到的“社会化”，指的是人通过与社会的互动，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习得社会文化知识和价值标准，并学会扮演社会角色，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每个社会人都要经历的，是贯穿人生命始终的。这个社会学理论有的概念既体现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规律性的总结，又告诉了人们自己怎样才能从白纸般的婴儿转变为一个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正常个体，还能解释曾经出现过的“狼孩”与普通人类的区别。一个人要想良好地适应社会，就必须通过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组织和单位来进行个体的“社会化”。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常识呢?在知识的传授中，让非社会学专业学生掌握一系列这样的常识，有助于学生“社会化”的自觉性。

(二)在注重系统性的前提下凸显趣味性所谓系统性，在此意指在《社会学概论》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全面性，能够通过概论这一课程将社会学的大体脉络系统的表现出来，让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对社会学这门学科形成基本了解。其实这点也是所有概论式课程的基本教学目标。在社会学学科结构中，目前大致可分为这样几部分内容。一是关于社会学这门学科“是什么”，二是关于社会微观生活方面的现象与过程，三是关于社会宏观生活的分析和阐释，四是对于社会问题与应对措施的探索，五是社会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些分支社会学的内容亦可根据上述划分归入其中某个部分。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应当系统的展示出上述构成社会学的五个方面，对每个方面所研究的内容和领域进行基础性的分析。这样可为学生梳理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大致脉络体系。

如果说系统性的学习《社会学概论》非常重要，那么能否有效地激发学生系统学习的兴趣则更为关键。当科学的知识被作为规律总结升华后，总会显得略带晦涩和刻板。《概论》作为社会学基础课程之一，高度凝聚了社会学的全部研究范畴，集中总结了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运行规律，因此对于学生，尤其是刚刚学习社会学的学生而言，更会呈现出呆板、枯燥、抽象等特征。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感觉尚且如此，更何况是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所以，能否完成向毫不了解社会学的他专业学生全面的且带有兴趣的学习《社会学概论》这门课程的任务，是对任课教师一个重大的考验。笔者认为，应将课程内容与学生感兴趣的社会话题相结合，通过举例等方法更加有效的传递知识。可以将一些晦涩难懂的概念，运用学生所熟悉的电影电视节目、文学作品，或者联系学生感兴趣的诸如大学生恋爱、住宿最佳人数等话题加以说明。例如从泰坦尼克号生还者的舱位和所对应人数这个新的维度阐释社会不平等并引入“社会分层”的概念，就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总之，既要讲授得全面，又要让学生乐意学、觉得学习有意思、有动力。由于学时的制约，有时甚至可以重点选择那些既体现社会学研究范围和研究特色的领域，又能更好地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和兴趣点的内容来讲解。

(三)在注重专业性的前提下凸显入门性《社会学概论》是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也是一切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开启社会学之门、走上社会学道路的必须方式与必要途径。而概论课则本身就是对社会学这门独特学科的基本概述，内容涉及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专业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等主要方面。尤其是在社会学仍处于发展阶段的今天，面对着仍然有不少学生不了解甚至不知道社会学的情况，可以通过教师课堂讲授的方式有效地将社会学的专业轮廓凸显出来。因此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应彰显出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差异，尤其是与一些类似学科，如历史学、管理学、人类学等的差异，特别注重讲出学科整体特色，突出社会学的专业思路、视野和理论。

事实上，社会学以外的其他专业本科生开设《社会学概论》课程，意义还不止如此。作为一门概论式的课程，更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对学习者起到入门的作用。“正是由于社会学研究内容的综合性特质，使它成为其他相关专业研究的专业基础”。在授课过程中，既要从专业的理论和方法的视野，体现社会学学科特色;同时也要注意教学对象是非社会学专业学生的特殊性。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讲授时采用较为专业的概念、方法，特别是理论解释时，部分学生显示出接受程度上会存在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些内容，另一方面是固有的学科思路制约了理解的方式。那么，作为一门该专业领域的入门课程和知识的普及课程，教学中可考虑适当降低专业难度和深度，将这门学科的基本研究领域、方法与研究情况加以介绍最佳。希望通过教学活动，增进学生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认识，了解这门学科的由来与发展，明确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学生得以入门即可。如果学生对社会学领域有特殊兴趣，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其他社会学课程的选修，而不是试图在概论课中将社会学的方方面面、细枝末节都乐此不疲的全部讲授。

(四)在注重学术性的前提下凸显社会性《社会学概论》课程内容涉及社会学专业几乎全部的研究范畴，既包括宏观社会的内容，也包括微观社会的内容;既包括基础的社会学原理和理论，又包括做社会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既包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又包括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作为一门学科基础课，概论里展示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独特视角与学术特征。社会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都致力于从学理上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帮助人们探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尽管在授课过程中许多学生会感觉到趣味和发现社会问题，但教师仍要注意引导学生从学术角度进行思考和探索，而非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层次。深层次的学术性分析固然重要，但是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十分重视课程的社会性。社会学本身就是社会转型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对新社会、新时期、新事物的认识才应运而生的。尽管它是对社会规律的总结和认知，但却不能跨越社会这个主体和基础。可以说，作为一门课程，社会学是从把握规律、解决问题、增进行动合理性等学术角度对社会进行探索。

然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和其所关注的现象，全部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产物。所以就像文学和艺术一样，社会学同样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源于生活体现了它的社会性，高于生活体现了它的学术性。社会学所分析和阐释的社会现象，往往都是具有较为重大、较为深远的社会意义的，关乎社会存在的稳定性，关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要做到学以致用，就要特别关注课程的社会性。如果将概论课提升至极高的专业水平，一方面略显枯燥和抽象，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另一方面忽视了教学对象是非社会学专业学生的特点，无形中增加了学习的难度。所以在概论课的讲授过程中，需要说明的社会学原理，可以适当的结合大量社会生活的现象和细节作为案例。这样既可以做到生动、有趣，吸引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同时可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抽象的学术原理置于普遍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当中，这既有助于学生理解课程内容又有助于学生认知社会现实。

篇4

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采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仅仅确立对现象分析的历史学式编年秩序，并不是一个难题。历史方法的运用须在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着重阐释社会变化的机理，而非追本求源，关注历史个案现象。从编年秩序阶段和规律的披露中，促使研究者有必要了解社会变化的机制和原因，进而发现某些内在联系。这样，历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使用不单在一定历史阶段，同时也存在一定历史秩序，不仅可以分析竞技体育的演变进程，同时也可以聚焦于各个元素:结构、组织、阶层、个体、群体等。如此，历史研究方法与社会学概念相结合，即通过历史研究方法论分析社会学现象。

全球化进程下的体育发展对体育社会学提出了新课题。针对现代体育中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则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各项特征在体育中的反映，用体育中的隐喻来说明复杂的现代社会，现代奥运会的历史性考察，体育概念的阐述，某一项运动的起源和演变甚至消亡，都需要建立在体育社会学的想象力之上。尽管历史社会学提供给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新路径，仍然需要注意理论本身的束缚和方法自我反省，打破以体育为对象进行社会学研究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体育这一认识论界限。

我国体育社会学中的历史社会学

篇5

内容提要: 法学社会学属于知识社会学范畴，知识体系依不同范式可一分为三：科学、规范学、人文学，三者分别追求：真、善、美。社会自由是知识发展的重要条件。法学的研究具有特殊性，法律可以被权力者私用，也可以成为公器。好的法学只是好的法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中国的法学社会学需要研究的课题太多，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想象”得从知识社会学说起，因为想象中的她当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说起知识社会学，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社会学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以此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当然，也有人认为李约瑟难题没有意义，席文(Sivlri)就认为，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不过，不管李约瑟难题有没有意义，双方的论辩都是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内展开的。知识社会学发端于拿破仑时代的意识形态学派，意识形态学派是科学泛化的时代产儿。想当年牛顿的成功使科学知识成为一切知识的权威，种种知识都“沐科学而冠”，意识形态名列其中。拿破仑的臣民法国人塔西认为，意识形态也是科学，他甚至创立了一个意识形态学派，不过拿破仑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不明事理的知识分子的胡思乱想。虽然现在没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个塔西，但是他的研究却催生了一个新的学科：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知识或思想产生、发展、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学科。1924年，德国社会学家舍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率先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早在上世纪30年代，知识社会学就已传人中国。但是1949年以后它失音，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哲学界有人提起它，法学圈子里还是很少有人提及。在数以十万计的法学论文中，只检索到6篇刘星、徐亚文等教授的涉及知识社会学的文章，且均把知识社会学当作研究工具使用，并不是研究知识社会学。

我最早接触知识社会学源自巴伯的《科学与社会秩序》，这是一本科学社会学经典著作，它对我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信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为我打开了一扇思考的大门。它使我知道，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自由的价值社会自由是知识发展的重要条件。“‘自由’社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主总体上一致这一结论，也适用于社会科学。”“我们的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个把社会价值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社会，社会科学也能达到甚至是现今相对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美国的社会“理性化进程”“包括并建立在对所有社会组织结构、所有社会价值的批判性审查基础之上·一正是由于能自由地理性地去研究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才形成了社会科学，也由于有了这种自由，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才有了保障。”[1]我相信理性人很难驳倒上面的结论。

如果说知识社会学还有人提及的话，那么，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学社会学”这一名词则至今在中文里我还没有看到。我这样说是因为有的人将“法律社会学”称为“法学社会学”，那是误用，不能算数。

我想象中的法学社会学属于知识社会学，它研究法学知识与社会、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当然不是永远正确的“作用、反作用”的空谈。将法学与其他知识社会学分离出来专门研究有意义么？回答是肯定的。不唯如此，我认为意义很大。法学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建立在法学的个性上。这得从我的知识“三分法”说起。

我认为将所有的知识都称为“科学”是对“科学”的误用，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物。现如今我们的图书分类中只有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极容易误导学人。人们没能区分“科学”和“学科”这两个词。我的知识三分法中，知识的范围很广，是“科学”所不能囊括的，“科学”只是知识体系的一个“学科”。依知识体系的不同范式，知识体系可以一分为三：科学、规范学、人文学。这三者各有自身的追求：真、善、美，他们也各有自身的范式：因果范式、该当范式、实用范式。规范学包括：法学、伦理学、神学、道德学。古代规范学的权威是神学，现代规范学的当家人则是法学。法学是追求善的学科，它的范式是规范的论证，该当性结论的论证，它的主要逻辑工具是演绎而不是归纳，科学恰恰是归纳的。

法学追求善这个特点就使法学同社会的关系相较于科学、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律—本身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法律可以被权力者私用，法律也可以成为公器，从而不同的社会中，法律对社会、法律对法学产生极大的、迥然不同的影响；再者，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法学本身可以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法学知识是远远不同于其他知识的。因此，法学社会学就具有了与其他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人文学社会学)的不同点。如果说巴伯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最终要寻求建立一种与自然秩序相仿佛的社会发展的“人类秩序(Order of Human Nature)”的话，[2]那么，法学社会学的研究则要更进一步：建立一种“善的人类秩序’，。猴山上的秩序是法学社会学的反面参照。这些，当然不止这些，就使法学社会学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具备了意义。

法学社会学研究些什么？这当从问题开始。我相信沈家本是中国最早具有法学社会学犀利眼光的中国法学家之一，其明证就在《寄籍文存》中。沈家本虽然没有使用法学社会学这一词，但是他对法学社会学问题却有精当的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堪称经典的《法学盛衰说》。文中沈家本的论述可以认为已成格言：“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这是讲法学之盛衰通过法律建立起与政治治忽的相关性。随之他进一步论证，法学之盛只是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无此必要条件(法学衰)则社会必衰：“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试观七国之时，法学初盛之时也，乃约纵连横，兵连祸结，而并于秦。汉末之时，法学再盛之时也，桓、灵不德，阉寺肆虐，而篡于魏。北齐之时，法学亦盛，而齐柞不永，几疑法学之无裨于世。然而秦尚督责，法敝秦亡。隋逞，法坏隋灭。世之自丧其法者，其成效又如是。”

进一步，他论证道，好的法学也只是好的法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法学再好，弃之不用，也是白搭。“然则有极善之法，仍在乎学之行、不行而已。学之行也，萧何造律而有文、景之刑措，武德修律，而有贞观之治。及其不行也，马、郑之学盛于下，而党锢之祸作于上，泰始之制颁于上，而八王之难作于下。有法而不守，有学而不用，则法为虚器，而学亦等于危言。此固旷观百世，默验治乱之原，有足令人太息痛哭者矣！”读了沈家本带着哭腔的睿智之语，今人笑得起来吗？

沈家本进一步痛斥当时的人自己不守法，而埋怨法律无用；不行法学，而斥法学无用。“法立而不守，而辄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是在提倡宗风，稗法学由衰而盛，庶几天下之士，群知讨论，将人人有法学之思想，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而世局亦随法学为转移。法学之盛，馨香祝之矣。”[3]读读沈家本一个世纪前的痛诉，想想不按法理出牌的大法官行于世，再看看种种屁股指挥脑袋的法学现象，法学社会学的研究不正是当下中国法学之急务吗？

沈家本上面提到的问题都是法学社会学极其重要的问题，当今之世我们碰到的问题与沈家本的问题极其相似，有的比沈家本时代还要严重。用法学社会学的方法，我们就得如此发问：当法律没有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的时候，我们不当“软化法律”，更不当舍法律而治。而是当问：第一，法律得到实施了么？如果回答是，我们当进一步再问：第二，法律如何？当法学的社会效果不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是放弃法学，而是当问：第一，法学“行”了么？如果行了，我们要问：第二，法学如何？如果法学有问题，我们就得问第三个问题：法学为什么幼稚甚或低劣？这又有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法学研究者的素质如何？法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如何？法学的价值观是不是有问题？法学研究的组织结构是否有利于法学的发展？什么样的法学研究组织有利于法学之盛？社会有没有为法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法学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等等等等。

法学社会学的问题远远不至这些，它天天在拷问着我们，只是它看见我们，而我们却时常看不见它们而已。比如，最近，江平、郭道晖、李步云等前辈法学家在回顾学术历程的时候，一个个不堪回首，甚至涕泪横流，我相信这是一个法学社会学的大问题。又如，前一时期大家都在问“法学向何处去”，中国的法学是不是法学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种种法学思潮与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这些也是法学社会学的大问题。再比如，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构成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的争论，特别是其争论的方式，也是很好的分析个案。余者如中国特色论、本土资源论、权利本位论、大局司法论、调解优先论、“马锡五审判学”、法律全球化论等等，都可以作为法学社会学的分析对象。

上面的问题对于法学社会学研究而言当然是挂一漏万。我想象中的法学社会学问题分为两块一是总论，二是分论。总论部分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法学是什么？法学研究什么？法学及其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法学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法学产生社会影响的条件是什么？分论可以讨it：法学的组织(重点是中国法学会)与法学发展、中国法学教学研究机构中的法学家、中国法院中的法学家、中国的期刊制度与法学发展、法学评价制度与法学发展、中国法学抄袭现象的法学社会学分析、法学家个人人格与法学发展……

想象到这里，巴伯在将近50年前的研究结论蓦然跳出来：自由是科学发展的条件。这一下将我击回到现实中，耳边响起奥巴马的就职演说：我有一个梦……

注释:

[1][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听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90页。

篇6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概念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研究方式的学科。主要有科学主义的实证论的定量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理解方法，它们相互对立相互联系，发展及完善一套有关人类社会结构及活动的知识体系，并以运用这些知识去寻求或改善社会福利为主要目标。

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因此社会学通常跟经济学、政治学、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针对企业性质的经济学解释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边界的决定进行分析。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人的经济理性的假设，因此在对企业性质的解释上也多从经济效率的观点出发。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人的经济理性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企业只在特定时期的西欧出现，而在其它具有相似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却没有独立地出现？比如说中国。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追问：企业的产生，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因此，我认为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可能是不充分的。本文认为企业不仅仅具有经济学属性，它还具有更多的社会学属性，也就是说企业也许并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率目标的产物，它更可能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在对一种社会目标追求下而产生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它的产生必定具有一定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基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又使整个社会阶级力量的构成发生改变，并进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本文在对企业本质特征认识的基础上，对企业的起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进而解释手工工场制度取代晚期的行会制度的原因，这二者之间的跨越是本质上的，它体现了一个以特权等级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向一个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或市场制度的飞跃。

二﹑企业理论的评述

如果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比喻成一个“人”的系统，那么消费者理论与生产者理论就是这个“人”的两条腿，而企业理论作为生产者理论的核心，其在微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自古诺1838年的以来，有关企业理论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目前理论界对其脉络发展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新古典企业理论阶段和现代企业理论阶段。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只是人的经济理性自然选择的结果，其目标就是在成本约束的条件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至于有关企业的性质，企业边界的确定，以及企业内部可能出现的X低效率等等一系列问题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或者说这些应该是管理学所关注的。现代企业理论则将这些问题纳入到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他们认为这些新古典学派觉得无需解释的问题恰恰是经济学问题的所在。但是,我认为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性质以及企业边界的解释并不是充分的。科斯虽然运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但仍然未脱离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尤其对企业边界的解释，更是牵强地运用了边际分析的方法。这些在形式上虽然是完美的，但却失去了更多的实际价值，更弱化了该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8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不断地完善科斯的理论，他们沿用了有关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发展了企业理论的分析方法。一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假定人的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概念，从而运用长期合约的不完全性来解释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和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二是以张五常、杨小凯为代表发展起来的间接定价理论，张五常认为企业并不必然以非市场方式代替市场方式，而是用高效率市场代替低效的市场，即“以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而有关企业边界决定的问题，科斯认为企业的边界是由市场运行成本与企业组织成本之间的均衡决定的，并且十分牵强地运用边际分析来解决企业规模静态均衡的问题。而张五常认为现实世界是复杂的，由于中间商和转包商的出现，使契约形式多样化，所以该条件并不真正决定企业的规模，而只是决定要素市场契约替代产品市场契约的范围，我们很难根据这一条件清楚地断定企业的规模应该如何。

以上有关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的解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并没有对企业为什么只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地区出现给出充分的说明。我认为，企业的经济学意义固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在对企业进行社会学分析之前，认我们对企业的本质特征有所认识。

文章摘要：人们习惯上将企业视为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因此，对于企业性质的分析也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进行。而本文认为，企业性质的经济学解释是不充分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它的产生应该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因素。本文在回顾了已有的企业性质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企业所具有的三个本质特征，并以企业的社会学特征为起点，

篇8

一、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科学技术与社会学本不属于同一个研究门类中，为了满足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者相互融合，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部分我们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最早这个领域产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标志就是“格森事件”，在这个时间中英国学者的名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是这次事件的核心内容。在这个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将目光投向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美国学者R.K.默顿博士随后发表了《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文表明了自己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联系密切的看法。随后的研究者根据这些前辈打开的研究思路，将自身的研究方向都集中到社会学的方向上来，从此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二、科技传播的概念

在上个部分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科技传播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学交叉发展以后才产生的，本部分就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具体内容以及深刻内涵进行介绍的。具体来说科学技术的传播属于传播学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在社会学中的定位如下：“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联系的。”科学技术的传播的研究就是通过对科学技术传播这一客观事实及其所包含的客观规律进行的，通过这样一种研究打开我们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思路，从而满足社会对科学技术广泛地流通与传播的需要，特别是科技不发达国家对于先进科技传播的需求。

三、科技传播的社会学结论

科技传播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学交叉产生的结果，本身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因此在这一领域也形成了许多与自身发展相关的内涵与概念，接下来就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科技传播的内涵进行介绍：一方面科技传播在社会学方面的解释可以理解为科技传播的实质是文化传播。文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其本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具体来说文化是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所有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自然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科技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文化传播的一部分。科技传播从性质上来说要遵循文化传播的共同规律。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传播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形式，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信息流动系统。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高端信息的一部分，掌握一门高深的科学技术就是掌握该门科学技术相关的信息内容，因此科技传播又可以称之为社会信息流动系统。通过社会内部的对科学技术相关的信息的传播满足不同地区对于科学技术的不同水平的需要，这也是科技传播所必须承认的一项客观事实。

篇9

论文摘要:当传播主义盛行于德语国家时，法国则成了社会学思想的堡垒，涂尔干开创的法国社会学派因其理论思想和社会学方法上的贡献而成为后来英国结构功能学派的当然先驱者之一。

Key words:French Sociology School; Emile Durkheim; social facts

Abstract: While diffusionism was very popular in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France became thestronghold of sociological ideas.Emile Durkheim ，who founded French sociology School， is inevitablyone of the pioneeres of Structura-functionism in U.K because of his achievements in sociologicaltheory and method.

几乎在传播学派诞生的同时，从19世纪末起，西欧大陆文化学中又出现另一个学派，即社会学派。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他的《社会学方法论》(1895)一书可说是该学派的宣传书，涂尔干培养了一批门生，并于1896年创办了《社会学年刊》，故此派也被称为“涂尔干学派”或“社会学年刊”学派。

古典进化学派认为民族学的主要对象是人，传播主义者认为是文化，而社会学派的代表，则把人类社会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总体上说，法国社会学派是属于进化论派的一个支派，他们并不反对摩尔根，同样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他们却反对进化论的心理学说，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论。

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译作迪尔凯姆或杜尔干，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早年求学于巴黎，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并深受实证思潮影响，后在波尔多大学和巴黎大学任教。他利用民族学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看法，同时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民族学资料，主要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所谓社会事实，就是所有可能对个体施加一种外在约束的行动方式，而不论这种方式是否限定不变;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可能普遍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社会，同时又独立于在个体身上的显现而自主存在的行动方式。”[1]这个定义包括三点要素。之所以认定一个社会事实，首先是因为它外在于个体，即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外在于我们自身，因为它们是以前的世代传承给我们的。但它们存在的原因不能通过我们的内省来揭示。相反，社会事实的原因只能通过一种科学研究或经验研究来确立。第二，社会事实之所以是实在的，是因为它们对个体施加约束。通常，如果一个人想要否定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那么他就会遇到一些强制性或劝服性的实践，正是这些实践切实地确立了社会事实的实在。第三，社会事实独立于任何单一个体的行动，普遍渗透于一个社会群体或整个社会。但这不意味着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加入到某个社会事实中，这一社会事实才算是实在的。

涂尔干坚持认为，对社会事实的说明，必须分别探索产生此一现象的有效原因及此一现象所发挥的功能。功能有别于原因，原因是现象存在的理由，功能是现象存在的作用。同时有些现象虽然存在，却已无作用。因此研究者不能拿现在存在的作用来说明其存在的理由。此外，一种功能是可以由多种事物来完成的。功能也不同于目的，功能可能只是由于现象存在而产生的，未必是基于预先存在的目的而存在。因此“要寻找一个社会事实的决定原因应该看在这一社会事实之前的社会事实，而不是看个体意识的现有状态。”[2]他批评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理论，虽然把社会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还是用心理因素来说明社会事实。前者假定人性有追求进步的倾向，后者认为人的本性会追求更大的快乐，借以说明社会的进步。他认为这是倒果为因，人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追求进步，也不是天生就知道组织社会借以获得更大的幸福。相反，是先有社会才使人有了多种知识与追求更大的快乐。更进一步，涂尔干又指出对社会事实原因必须从社会内部环境去寻找，这个社会环境有两个层面，而被认定具有较高水平的因果效力:一是组成社会的社会单位数量，即社会环境的规模;二是群体的集中程度，即群体成员之间纽带的强度和深度。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存在的基本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各种具体方法，如:剩余法是从众多原因中削剩一个原因;相同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同情形;相异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异情况。在各种方法中，共变法是最适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只需把两种性质虽然不同，但在某一时期中有共变价值的现象找出来，就可以做为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关系的证据。《自杀论》一书，是运用比较法从社会内部去解释社会事实的最突出的例子。

涂尔干还从生物学借来功能观念，提出功能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关于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上。在涂氏看来，社会团结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在社会环境不断变动的条件下，是什么社会事实能够满足这种需要。这里的社会环境基本变迁就是上文提及的两个层面，即社会规模和道德密度的增长。随着这种增长，社会因在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连接纽带的确立而变得更为统一。同时，随着不同社会单位之间越来越有可能发生交易和交换，各社会单位的专门化程度也趋于上升。劳动分工的增长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相似性大大减小，但相互依赖性却逐渐增加。因此，为了维护整个系统的持续存在，他们以集体良知瓦解后所提供的新的团结形式——有机团结而紧紧凝聚在一起。在宗教研究上，涂尔干考察了宗教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他把宗教定义为“一种与神圣事物(即被分离出来的带禁忌性的事物)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和实践把所有的信奉者团结为一个叫作教会的道德团体。”[3]他排除了泛灵论者把宗教定位于信仰、迷信之类的思维之中的做法，而首先确定宗教兴起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以证明其社会真实性，再提出宗教实质是一种力量体系，而宗教力量就是道德力量，它赋予了人超越自身的力量，以战胜本性并对其进行控制，而这种力量在个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动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社会结构的理解上，涂尔干坚持认为，每个社会是由实质更简单的社会各个部分构成的，所以应把最简单的社会作为分类基础，这就是“原始群”。这种纯粹的“原始群”如今已不复存在，当“原始群”进入更复杂的社会时，它就成为“氏族”，这是不可再分的单位。氏族的联合和各种结合形成了“部落”，氏族组合成“胞族”、“一般多元社会”和“一般复杂多元社会”，这些社会又形成了“加倍复杂多元社会”，所以在涂氏看来，任何社会的结构都只是同一原始社会的一定组合。

总体而论，涂尔干以其开创性工作建立起法国社会学派，他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特殊对象，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制约性。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认为只能通过其它客观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坚决反对进化论者在个体主观和心理层面上进行解释。他区分了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认为不能混淆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用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来解释因果关系，而要用比较法来证明社会中的因果关系，并身体力行，对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的功能分析直接影响到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95)一直把涂氏的理论奉为圭臬，始终想把这一理论应用到民族志的发现上。布朗认为，所谓社会结构就是指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是科学探索的最根本之处;要研究社会实际上就是要考察社会结构，建立起结构的模式，再用这种模式去帮助理解社会关系。在他看来，“功能”指的是社会上标准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的作用。[4]

涂尔干的理论和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第一，理论上表现了唯心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社会现象或制度的功能使社会整体的要求一致，获得协调，而看不到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他赋予了集体意识独立自主性质，没有提到它是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代的产物，更看不到统治阶级意识的强大的约束力。第二，方法上虽坚持严格的客观研究态度和整体优于局部的思想并强调用集体状态去解释个人现象，而不是用个人现象解释集体状态，但他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机械的，他把一切社会都看成由各个最简单的社会构成的聚合体，且每个联合体互不依赖、相互独立。既然互不关联，就无所谓进步，仅仅简单分类而已。另外，在功能分析时只注重功能维护秩序的一面，看不到负功能也看不到功能替代的可能。

随涂尔干之后的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还有莫斯(Marce Mauss，1872-1950)和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1857-1936)等人，他们的理论是对涂尔干理论某一方面的侧重和发挥。我国留学法国的著名民族学家杨曾概括了法国社会学派的传统和特点，不仿也以此作为行文的一个小结:一是法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关系甚为密切;二是偏重理论研究;三是以社会进化说进行民族研究，是民族学中进化学派的一支，他的社会分析法比起进化学派的人类心理一致说还是有可取之处。[5]

参考文献:

[1]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4.

[2] 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各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9.

[3] 迪尔凯姆论宗教[M].贺志雄，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47.

[4] 和少英.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初探[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72.

篇10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体制;审美趣味;神圣化;学科;建构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

德国著名的艺术史家N•佩夫斯纳在他的《美术学院的历史》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在研究往昔的艺术以及现在的艺术家交往的过程中,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过去与现在艺术以及艺术家社会地位是如此悬殊。逐渐地,我开始认识到,一部艺术史,与其根据风格的变迁来写,还不如根据艺术家与周围世界之间关系的变迁来写的好”。①的确,传统的艺术史、艺术理论、以及艺术院校的艺术教学基本上专注于艺术的审美形式和风格,而很少将艺术作为社会整个系统的一部分考察、研究或讲授。以艺术博物馆为核心的艺术体制更倾向于将艺术从社会系统中独立出来,而不是把艺术放到这个体系之内考察。这样,就把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孤立化、非社会化,乃至神圣化,艺术、艺术作品、艺术家慢慢地就变成了一种没有起源的神话了。我们这里所说的起源,指的是社会起源,而非历史起源,是说艺术因这一神圣化的过程,就完全和它由之产生的社会相脱离。它被人们尊崇,似乎本身就具有迥乎不同的价值,而不是在社会的体系中被赋予的。

艺术是如何脱离社会整个体系,被神圣化的,这尤其是艺术面临急剧变革的当代所要研究的问题。从学科的内容来看,就是想从社会学的角度为艺术理论寻找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出路,从社会学的方面建构今天所说的艺术学,可以有这几个方面的尝试:1.艺术及艺术家的社会学;探讨艺术和艺术家的社会的起源,在不同时代的发展以及与社会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当代社会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所经历的被神圣化的过程;2.艺术体制的社会学,就是探讨维持艺术生产和艺术独立地位的社会体制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及它们具体运作的方式。比如艺术院校、艺术场馆、艺术刊物的历史和对于艺术的影响,与社会的关系,它们在当代社会功能的变迁等;3.审美趣味的社会学,研究审美趣味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影响审美趣味形成的诸种社会条件、社会结构等;4.美学及其他艺术概念的社会学,研究用于评价艺术的各种美学概念形成的社会史等。

一、艺术及艺术家的社会学

一个在艺术理论中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对于我们考察艺术的社会起源会有很好的帮助:那些以前不被视为艺术的艺术形式是如何进入到艺术体系之中,成为艺术的呢?我们都会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那些被称作艺术作品的东西都经历了一个被赋予这种称号的过程,在此之前,可能仅仅只是各种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物品。这种被赋予艺术作品称号的过程既可能是借助于一定的时间过程实现的,比如古代的日常生活用品今天可能被放在博物馆里被看作艺术作品;也有可能就是借助于一些群体或一些机制实现的,也即借助艺术体制的功能实现的,比如杜尚的《泉》。这种赋予艺术称号的过程是一种价值赋予的过程,就是把一些寻常之物赋予特别的超出于寻常之物的价值,这样,当称某物为艺术作品时,就是将艺术作为一种评价性的概念运用其中。这些物本身客观上是否具有被赋予的价值是非常难以确定的。这种赋予价值的过程不仅仅发生在某一单个物的身上,也可能会出现在一类事物的身上。比如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些事物,像摄影,电影等。按照传统的艺术观念,它们可能被排斥在艺术的领域之外,随着这些事物自身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容易地将其接受为艺术类型了。比起摄影、电影,还有更受争议的时装。在今天,时装也逐渐地进入到艺术体系之中,成为一门艺术形式,而它以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用品,它怎么成为艺术的呢?我们看到第一,时装在人们今天的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对于时装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时装的设计越来越专业化,因而也越来越精细化,以前可能是大多人都会从事的时装设计现在变成一些专业设计师的特权,它的设计与制作首先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其次,虽然人们越来越关注时装,但真正了解时装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出现了专门向人们介绍时装,阐述时装设计的样式及其意义的时装评论,时装杂志以及专门展示时装的机构和媒体,这样,时装的意义在这种介绍、阐述、展示的过程中逐渐的丰富、深化乃至神化。时装于是不再是寻常日用之物,而变成了一种独特之物,一种具有非凡价值之物,一种和艺术相并列之物。时装就这样变成了艺术。即便在传统的艺术体系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日常生活用品如何脱离自己实用的环境而被孤立出来成为艺术作品的。建筑就是如此,它和时装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都是首先追求实用价值,但逐渐的越来越强调审美价值,于是从日常生活用品中脱离出来,就变成了艺术。可以说,总是不断会有日常生活用品成为艺术作品,也总是会有以前不属于艺术的物品变成艺术作品,简而言之,艺术既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也非封闭的领域,而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和领域。

今天人们经常谈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能非常清楚地展示艺术从社会生活中逐渐脱离的过程。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过就是日常生活的用品和行为越来越精细化,从对于实用价值的强调,从对于满足自然的、生理欲望的强调逐渐转向对于审美价值的强调,对于满足心理的、精神需要的强调。博物馆中展出的那些精美的瓷器、家具不就是日常生活用品的精细化而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就是艺术品的吗?一些舞蹈不就是礼仪逐渐的固定下来所形成的程式化的动作吗?只不过当我们说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它所包含的内容的不同也会决定这些物品和行为所表达的精神意义和价值的不同。日常生活的内容包含宗教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娱乐消遣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的艺术作品如果要将它还原到社会生活环境中,让它重新建立同这些社会生活的关系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艺术作品就是日常生活用品。如果我们再能清楚地意识到每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主导形式的话,我们也会看到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实际上就是体现这一时代社会生活主导形式的寻常之物而已。在这种情境之下,艺术作品并没有孤立的存在,并没有特别的超越于社会生活之外。

不仅艺术作品如此,艺术家也是一样。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描述了艺术家身份的发展和演变:“在宫廷里,在贵族社会里,艺术家充其量是为富丽堂皇的宫廷和贵族府第锦上添花,或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件装饰品,是价值连城的财产,最糟的也莫过于象美发师、时髦女装设计师一样,是提供奢侈服务的人(魅力的发型和漂亮的服装都是时髦生活必备的要求)。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艺术家却是‘天才’(‘天才’就是非经济型的个人企业),是‘典范’(‘典范’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皆达到尽善尽美的人”。②法国的贾克•阿达利在《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中将艺术家的地位的变化描述为巫师(崇拜仪式)――流浪者(民间)――家臣(城堡或宫廷)――音乐家(音乐厅)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他认为艺术家的独立是由于文化或知识与政治特权的联姻宣告解体(印刷术的决定意义)造成的,之后各类文化形式也相继宣告自己的独立。这是在有闲阶层由贵族转变为资产阶级之时,“当家仆知道他可以依靠宫廷以外的的其它经济力量时,他开始想结束这种次序与颠覆的双重语言。18世纪的哲学家更进一步地成为艺术家政治上的联盟,提供意识形态基础给艺术家,以便反叛他们的监护人,争取艺术自主”。③艺术家地位的历史演变让我们看到艺术家的地位和身份的获得是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而不是历史中一直存在的。但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艺术家的称号为什么会被赋予这一个人而不是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有些艺术家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而另外一些却只是默默无闻,这同样也是艺术家的社会学需要关注的问题。

当代社会娱乐界的“造星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研究艺术家如何获得自己的称号,如何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崇拜偶像的契机。艺术家称号的获得当然是一个更为漫长的历程,而且也更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像娱乐界的明星那样可以一夜成名,可以瞬间获得轰动效应,但这两种过程的本质很难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造星运动中,我们会看到,那些歌星、影星并不一定是歌唱得最好、表演才能最卓越的人,他们的成名有许多偶然的因素,特别与媒体的关注,与公众瞬间的好恶有关。那我们可以设想,在艺术家称号获得的过程中,何尝不是一些类似的因素在起作用呢?某位艺术赞助人的好恶,某个沙龙贵妇人的品味,某个偶然的契机引起某些当权者的关注,再经由一些传说的附会和夸大,一些传记作者把这些记录下来,某位艺术家就此得以形成。就如奥地利的克里斯和库尔茨合著的《艺术家的传奇》,还有法国的埃尼施的《作为艺术家》中所描述的,并不存在着天生的艺术家,艺术家总是被社会化的过程产生出来的。无论一个人多么具有才能,没有对于他的评价、传播和推广,他就不会成为一位人们所公认的艺术家。在今天,这种状况变得更加明显,某位艺术生产者成为艺术家在很多情况下都只有在和商业与媒体的联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那些艺术产业和艺术媒体以及大众媒体是当代艺术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要对这一过程深入的研究,还需要研究艺术体制本身。

二、艺术体制的社会学

所谓艺术体制,指的是维持艺术生产和艺术独立地位的社会机制,包括艺术赞助人、赞助机构、艺术生产组织、艺术院校、艺术场馆、艺术刊物以及当代的艺术企业、大众媒体等。在不同的社会中,艺术的生产是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机构来发起、组织并且提供支持的,这些赞助人或赞助机构对于艺术的形式和内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它们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艺术院校的起源、发展以及在当代社会中的变化,艺术院校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学院派与非学院派的艺术创作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在今天艺术设计大行其道的时候,纯粹的艺术学院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是改名、合并还是关闭。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看到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艺术是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出来的。

在这一方面,德国的佩夫斯纳《美术学院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可供我们在这个方面继续思考。博物馆制度(包括美术馆、音乐厅、剧院等各类艺术场馆)的建立是艺术独立的标志之一,它使得原本存在于神庙、教堂和宫廷中的宗教崇拜之物和礼仪器具以及日常生活之物脱离了自己本来存在的环境,被赋予一种特殊的价值,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这种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是怎样的呢?它如何成为一种普遍的艺术体制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展的呢?在今天这个社会中,它的功能和性质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马尔罗的《无墙的博物馆》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论述向我们指出了博物馆制度在艺术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今,在我们接触艺术作品时,艺术博物馆扮演了必要的角色,以至于我们很难意识到,过去或现在,在那些不知现代欧洲文明为何物的国度,博物馆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在西方世界,它们存在的时间也仅仅只有200年。它们在19世纪的艺术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们已将一种全新的对于艺术作品的态度强加给了观众。它们已经使自己收集起来的作品脱离了最初的功能,甚至把肖像也转变成了‘绘画’。……博物馆的作用就是使人忘掉几乎每一幅肖像(甚至是梦中人物的肖像)的模特,并剥离艺术作品的功能。它取消了帕拉狄昂的意义,取消圣徒与救世主的意义;排除对神圣性的联想,排除有关装饰与财富的特性,以及有关相似或想象的特性。它向观者呈现出不同于事物本身的事物的形象,并在这种不同中找到这些形象存在的理由。它是各种变形的汇聚之所”。④博物馆在将那些作品原本的意义取消的同时,赋予其一种美学的意义,将生活环境中的物品变成艺术作品,这在贵族社会中尚未出现,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博物馆就成为资产阶级意识的表达。

以博物馆为代表的艺术体制的建立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杜威指出“资本主义的成长,对作为艺术作品适当居所的博物馆、对艺术远离生活的促进,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的暴发户,尤其觉得理应将自己用稀有的、昂贵的美的艺术作品包围起来。一般来说,典型的收藏家就是典型的资本家。为了证明在高级文化中具有良好的名望,他积聚绘画、雕塑和艺术珠宝……不仅个人,而且社会和民族,通过修建歌剧院、美术馆和博物馆,来显示他们良好的文化趣味。这些表明,一个社会不是全部专心致志于物质财富,因为它乐意将利润花费在赞助艺术上……这些东西反映和确立优等的文化身份,而它们与普通生活的隔离,反映出它们不是本地的和自发的文化的一部分”。⑤艺术体制的形成使得原本作为生活用品的一些东西脱离开它所存在的环境,获得了一种非凡的意义和价值。艺术体制就是一种赋予意义和价值的机制,这一机制将一种经济上的价值,比如昂贵和稀有转变为一种审美的价值,从而将生活用品转变成为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艺术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表明资产阶级在精神上具有与贵族同样高贵的趣味,而且强调这种高贵性并不像贵族那样来自于家庭,而是个体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

三、审美趣味的社会学

审美趣味究竟是一种先天的能力,还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培养而成的呢?审美趣味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与不同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联系在一起的呢?这方面的问题让我们不再仅仅局限在纯粹美学的领域,而会关注到许多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维布伦的《有闲阶层理论》和德国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研究了日常评介的概念如何转变为审美的概念的,这种转变表明了把经济的价值或政治的价值模糊化为审美价值的过程,它试图把由外在的因素获得的东西转化为由个体的特性所获得的东西。维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那些占有财富和权力的人还要通过夸耀性的消费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权力,最开始可能仅仅通过数量来夸耀,后来会越来越注重质量上的提高和精细化。维布伦提出了一个非常普通在美学上很少被认真对待的观点“审美力的养成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⑥按照维布伦的看法,对于审美效果的追求,一言以蔽之,是有闲阶层对于自己的财富和权力的一种微妙含蓄的炫耀的结果。

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区隔》中对于维布伦观点作了非常详尽的发挥,他通过经验性的研究表明审美趣味实际上是社会分层的手段,是为了把自己同其他的阶层区分开来的标志。所谓的纯粹的审美趣味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趣味,只不过特殊的阶级的趣味借助于本阶级在社会上的特权取得了一种普遍的合法化,成为对于所有阶级的要求。这种审美趣味的形成是家庭和学校教育长期培养形成的结果,而一旦形成,就把形成的过程抛弃,把趣味当成了个体先天的能力。布迪厄让我们看到每个阶层和阶级都有自己的趣味,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趣味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越来越多地不受生存必须性的限制,更多地追求形式上的精细和高雅。而下层阶级则只能具有一种同生存的必须性紧密联系的粗俗的趣味,但他们却没有权力主张自己的趣味,而只有追随上层阶级的趣味。这种趣味不仅仅表现在对于艺术的欣赏上面,而且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像居室、服装、饮食等。从这个方面来看,饮食上对于精美食物的追求和艺术上对于美的作品的欣赏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这就完全消解了审美判断同日常趣味判断之间的区别,审美趣味是日常生活趣味的优雅化和精细化,但与日常生活趣味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如此一来,艺术就失去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但通过对于艺术与日常生活分离过程的研究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艺术作品的重要线索。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把审美趣味的发展看作是欧洲上层世俗社会社交礼仪形式的逐渐精细化和优雅化的结果,这是文明进程的必然产物。芬兰的格罗瑙在《趣味社会学》中则进一步指出,这些社交形式的独立和分化只有在不那么仪式化的现代社会中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中,将审美趣味形成过程抛弃,而把它当成一种先天的审美能力的哲学美学才有可能出现。因此哲学美学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特定的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的,之后却被当成了美学绝对的原则,很多的问题因此就隐而不显了。所以杜威特别强调要“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因为“一种从美的艺术与普通经验间已发现性质的联系出发的关于美的艺术的观念,将能够显示有助于从一般人类活动向具有艺术价值的事物的正常发展的因素和动力。它也将能够指出限制正常增长的条件”。⑦换句话说从社会学去研究美学和艺术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过去传统的哲学美学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四、美学和艺术概念的社会学

阻挡我们对于艺术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那些我们习惯用来评价艺术作品的美学概念。优美、崇高等这些传统的美学概念的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是一些有着固定不变的意义的概念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概念呢?波兰著名美学家塔塔尔凯维奇在《西方美学六大观念史》中只是选取了六个典型的美学概念,追溯其在历史中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这些概念的含义始终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而每一种变化又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的变化以及与其它领域之间的价值评价关系的变化。比如美的概念最初就是一个日常的包含实用和道德评价的概念,而在古典主义那里一步步转变为单纯的美学概念。

对于这些美学概念的社会学的考察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如果这些概念的含义处在变化之中,如何能够从其中建立起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哲学美学呢?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特别提出要打破哲学的学科的狭隘性,反对所谓的“哲学体制”,强调社会学对于哲学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其实当代的一些哲学家实际上是从社会学中“挪用”了一些概念和思想资源,却不愿意承认,用他的话说就是“这种被掩盖了的挪用是通过否认借用而合法化的”。

在《纯美学的历史起源》一文中,布迪厄集中批判了哲学的“本质的分析”和“先验的幻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哲学家对艺术的特殊性的分析表现出“他们(维特根斯坦可能是个例外)都怀有一种要把握超历史或非历史本质的野心”。⑧这里的问题在于:“纯粹的思想家把自己的经验(一个来自特定社会背景的有教养者的经验)当做反思主题,但是,并未聚焦于这一反思的历史性,以及反思对象(即对艺术品的纯粹体验)的历史性”。而事实上,“这种经验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它是历史创造的产物,它的存在理由只能通过恰当的历史分析来重新评价”。他将涂尔干的名言“无意识就是历史”,改为“先验(apriori)就是历史”。这样就否定了任何永恒不变的本质和先验的存在。具体到美学,布迪厄指出,一些被认为是先验的概念的实际上是由同一历史机制的两个方面,即“文化习性”和“艺术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习性指的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意向,艺术场域指艺术作品存在于其中的特定的独立世界,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得以形成。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游戏者和游戏之间的关系:“游戏者玩游戏,并通过玩游戏而确保游戏的存在。恰恰是通过这样一种作用,艺术场域创造了审美意向,没有它,艺术场域就无法运作。确切地说,场域之所以能无止境地再生产出对这一游戏的兴趣,以及对赌注价值的信赖,就是通过介入游戏的行动者之间的利益之争实现的”。因此,对于纯美学的历史根源的分析就转向对于艺术场域的分析,正如他所言:“就像审美判断特殊性问题一样,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和许多哲学美学的问题一起,只能在场域的社会史中得到解决,在特殊审美意向(或态度)建立之条件(这是场域在每一情况下都需要的)的社会学中解决”。这样哲学美学就被解构为一种社会学美学了。如此一来,传统艺术理论所依赖的最为坚固的根基就此消失,艺术学的社会学不仅仅是艺术学的一种方法,或一个角度,而是必须采纳的方法,甚至是唯一的方法。从这个方面来看,艺术学其实就是艺术社会学。

我们看到,传统的艺术学所存在的问题往往首先是由那些认真的艺术史家敏感地发现的,他们也试图提出种种不同的概念来突破艺术史形式主义的苑囿。比如图像学,视觉文化,这两个概念最大的好处就是干脆放弃艺术这个已经被神圣化的概念,而可以将各种图像或视觉形式纳入到研究的视野,而且这两个概念也能让人更容易关注当代产生的各类图像和视觉形式,但这样一来,艺术史,艺术理论反而因此被独立出去,仍然维持其特殊的地位。而艺术社会学则足以将艺术变成一个足够开放到容纳各类新的图像的概念,而又将传统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包含其中,使得艺术整个学科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个改变不仅有助于采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过去所谓的艺术,而且能够将过去的研究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纳入其中,更能够对于当代的各类文化现象作出及时的反应。我们提出艺术社会学的建构目的正是要全面深入地重新建构艺术学,而不仅仅提出一种新的艺术史的方法。(责任编辑:郭妍琳)

① N•佩服斯纳(著),陈平(译)《美术学院的历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资本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390页。

③ 贾克•阿达利(著)《噪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7页。

④ 马尔罗(著)《无墙的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⑤ 理查德•舒斯特曼(著)《实用主义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42页。

⑥ 凡勃伦(著)《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0页。

⑦ 杜威(著)《艺术即经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页。

⑧ 布迪厄《纯美学的历史起源》,周宪(主编)《激进美学的锋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Construction of Art Sociology

YANG Dao-sheng

(School of Artistic Design,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