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系统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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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模型模拟法，中国学者借鉴国外经验改进了CEVSA，CASA，GLO－PEM，BEPS等多个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模型，同时根据中国的情况研发了AVIM2，Agro－C，FORCCHN，DCTEM等陆地生态系统模型，研究了陆地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和碳储量、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等问题。这些模型现在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草地、农田、森林等生态系统生物量和生产力的模拟，并且对不同的生态系统类型分别建立了不同的参数和计算系统。模型一般以天或月为运行的时间步长，模型参数涉及气温、降雨量、光照等气候因子，植物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土壤特性等指标来计算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和生产力。

1.2现场实测法现场调查法一般是指设立典型的样地，通过收获植被生物量、枯落物和土壤等碳库的碳储量，在连续测定的基础上可以分析生态系统各部分碳库之间的流通量，输入系统的NPP和离开系统的枯落物与土壤的碳排放速率。然而对于大面积的森林植被采用收获法测定碳汇量比较困难，一般伐倒少许树木，确定生物量与胸径或树高的回归关系，然后利用回归关系和所有树木的实测胸径或树高推算样地的生物量，而区域性的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主要是木材材积量，还需要借助生物量换算因子(BEF)等方法才能将其转换为森林植被生物量，再根据生物量与碳量的转换系数求林地的固碳量。对于园林植被，一般根据不同植物个体的叶面与胸径、冠高或冠幅的相关关系，通过实测建立不同植株个体绿量的回归模型，应用回归模型计算绿地或地区绿量的总和，从而在实测单株植物固定CO2碳量基础上，根据绿量即可计算出植被的固碳量。

1.3遥感估算法遥感估算法是指通过遥感手段从遥感数据中获取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建立NDVI与叶面积指数及植被覆盖度等的关系，结合地面调查，推断出植被指数与生物量之间的关系进而求得生物量，然后计算碳汇储量。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遥感估测植被碳汇成为较为便捷的方法，适用于大尺度范围内的植被碳库的变化研究。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将遥感与模型相结合，通过遥感反演获取地面物理参数，如地面反照率、叶面积指数、土壤湿度等，可直接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模型的驱动变量或参量，以充分发挥模型的过程机理定量化和遥感信息的宏观、动态的长处。

1.4通量观测法通量观测法是指建立在气象学基础上，通过测量近地面层的湍流状况和被测气体的浓度变化来计算被测气体的通量的方法，是最为直接的可连续测定CO2和水热通量的方法，也是目前测算碳汇最为准确的方法。目前，基于涡度相关技术的通量观测已经成为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与全球变化科学的重要手段，其特点在于采用较为精密的仪器包括三维声速风速仪、闭路红外线CO2/H2O分析仪等，直接对植被与大气之间的通量进行计算，直接长期对陆地生态系统进行CO2通量测定，同时又能为其他模型的建立和校准提供基础数据。这一方法在区域和国家通量观测研究网络(AmeriFLUX，CarboEurope，OzFlux，Fluxnet－Canada，AsiaFlux，KoFlux等)中得到广泛使用。

2植被碳汇计算方法应用可行性分析

2.1路域生态系统的特征分析公路具有其独特的大尺度线性特征，绝大部分的公路都横跨多个生态系统，所以一条公路的路域生态系统通常包括多个生态系统的综合特性，是多种生态系统的复合体。公路工程的建设造成公路周边的土壤条件、光照状况、水分等环境因子发生改变，形成路域小环境。同时持续的人为干扰，引发路域植物群落内部对养分水分空间的竞争以及和外来人工绿化种的竞争，导致路域植被群落稳定性差，易退化。与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相比，路域生态系统内部分化出许多由一种或若干种植物所构成的小群落，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具有自身特点。正是由于公路线性以及路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植被碳汇的估算较为复杂，现有的计算方法在交通行业的应用也受到很多的限制。因此，在方法的选择上，也应当根据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研究范围进行适当的选择与调整。

2.2模型模拟法众多的模型一般应用于区域或全球尺度的自然生态系统植被碳汇估算。模型参数获取需要长期的定位观测等方式获得，而对于具有小环境特点且呈带状分布的路域生态系统而言，模型参数的获取受到了很多限制，如若参考自然生态系统的参数值，可能会带来更大误差。此外，模型的构建是基于对现实过程的简化，在此过程中众多的假设和主观判断给模型带来了很多隐藏的误差。而且，模型参数和输入数据的不确定性同样影响着模型模拟结果的精度。因此，就目前交通行业的现状来看，模型模拟法不宜作为路域植被碳汇估算方法。但是，在交通行业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交通环境监测网络基础上，可获取路域生态系统小气候的参数时，再对部分模型参数进行校正，对模型进行改良，将模型模拟法用于验证与校核其他计算方法，提高碳汇计算精度。

2.3现场实测法目前，通过现场实测法对陆地生态系统植被固碳量的计算相对成熟，很多学者认为，以实测的方法来计算植被碳汇是误差最小的测算方法。但是该方法耗时耗力，如若采用该方法对现有路网路域生态系统中的植被进行碳汇估算，由于公路里程的原因工作量将异常巨大，在短时间内很难完成。对此，在路域生态系统植被碳汇的估算中，可选择典型的路段或区域采用该方法进行计算，并与遥感估算等方法相对比和结合，进行数据的校正，提高计算精度。

2.4遥感估算法利用遥感估算植被NPP就是基于地面上不同植被类型对不同波长太阳光的反射率来区分地表的植被覆盖。公路是线性工程，长数十至数百公里，同时植被类型多样，因而遥感技术的应用大大节约了路域植被现场调查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但同时路域范围宽约为几十米，在利用遥感技术时，对遥感图像的分辨率要求较高，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价格也非常可观，这样就增加了遥感影像的购买成本。因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需要考虑与现场实测法的结合，在满足计算要求的前提下，节约成本。

2.5通量观测法通量观测法是基于微气象学原理实现对监测样地的连续、长期观测，可应用于不同的生态系统碳通量的监测中，形成监测体系。但该法仪器设备价格较高，配套设施建设要求高，同时测量难度大，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操作和定期维护。这些都限制了该方法在路域生态系统中的应用。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即使在路域小范围内开展监测也具有一定的难度。然而，为保证路域生态系统植被碳汇估测的准确性，在今后的科学研究中可以借鉴现有通量观测研究网络的建设经验，逐步选择典型的路域环境建立观测站点进行长期观测实验，积累相关基础数据，实现路域生态系统长期碳通量观测。

3讨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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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定义是以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定义为代表，认为生态系统服务（Ecologicalservices，ES）是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利益。既包括纤维、食品和药材等生态系统产出物，也包括维持生物多样性、消纳废物和水土保持等来自生态系统自身功能及其变化过程的利益。在Daily等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论著和Costanza等关于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研究中都使用了这种较宽泛的定义。第二种定义把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视为2个不同的范畴，把生态系统有形产出物称为“产品”，把人类获得的、通常不以实物形式出现的利益称为“服务”。DeGroot等在探讨生态系统功能与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就区分了这2个范畴。研究生态补偿（包括森林生态补偿）应使用第二种定义，因为根据生态补偿的概念，可以把生态补偿看作一种交易，很明显，交易对象是无形的“服务”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形的“产品”。如果在生态补偿研究中使用第一种定义，将引起价值评估结果偏大，使补偿标准偏高。下文提及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均属于第二种定义的范畴。

2森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价值类型

参考普遍认同的MA报告，同时结合第1节的分析以及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的需要，可以把生态系统服务分为调节、文化和支持三大类型。支持服务是森林生态系统得以存在的根本，是森林提供调节和文化服务的基础。对支持服务的探讨更多的是在生态学和环境保护学范畴内展开，所以讨论支持服务中的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比经济价值更有意义。支持服务中的初级生产则兼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由该过程产出的木材和非木质林产品具有消耗性使用价值。调节服务中的子类型，例如固定二氧化碳、水文调节和农田防护等，间接为人类提供福利，属于间接使用价值。文化服务中的森林游憩和精神宗教价值属于非消耗性使用价值，科教价值大体上属于非消耗性使用价值，因为科教活动以非消耗性使用为主。根据是否具有市场价格、是否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是另外一种分类方法。此时，可以把森林生态系统产品价值划归“市场价值”，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划归“非市场价值”。在这种分类方法中，产品的“市场价值”与服务的“非市场价值”之和相当于分类系统中的总价值。

3生态补偿的概念、内涵与要素

目前国内外对生态（效益）补偿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具有代表性的一般都是从环境或生态经济学角度给出，例如Wunder提出的PES定义，李文华等对生态补偿概念和内涵的解析。综合国内外研究，本研究认为可以把生态补偿理解为：为保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应，而向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支付现金或提供物质、技术和优惠政策等作为奖励，或者向破坏者收费用以补偿和修复生态系统的一种基于利益关系调节的经济刺激手段或制度安排。这是从较宽泛角度的理解，包括激励和惩罚2个方面。因此，可以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看作是一种市场化的交易行为，它包括供应者、购买者、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等要素，这些要素缺一不可。1）供应者一般是林权所有人或者实际占有者，在土地私有制国家一般指私有林地所有人。在中国，北方主要是国有林区；南方为集体林区，经过林权改革，个人林权所有者比例已经增大。2）交易对象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某一种或者几种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其载体是特定林地和地上森林植被构成的生态系统。交易对象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它们的边界有时不甚清晰，但其载体具有清晰的边界和权属关系，这是实现交易的前提。3）购买者通常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当然也可以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等，或者多种组织的联合体。4）交易价格即补偿标准。为便于实践操作，一般按森林面积逐年支付，元／（hm2•年）。

4“理性”决策下的机会成本

本节中“理性”是指经济学“理性人”概念中的“理性”。现实中经常存在2个决策单位，一是政府（整体长远利益的代表），二是经营者（私人、局部利益的代表）。“理性政府”决策目标是整体长远利最益大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认识的提高，优先考虑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渐成为世界潮流，例如现有植被是天然林的，要求维持自然状态；是人工林的，要求尽量经营混交林、延长轮伐期和实行择伐。“理性人”（经营者）决策目标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从生产成本、产品产量和市场价格等因素出发，通常选择经营人工纯林，缩短轮伐期，实行皆伐。对同一林分而言，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最大化不可能同时实现，必然有所取舍。为示区别，称政府选择的经营模式为“经营模式Ⅰ”，经营者选择的为“经营模式Ⅱ”。2种经营模式获得的服务价值存在差异。假定现有植被为天然林，长方形的高度示意单位面积天然林和人工林ES流量价值的相对大小。一般情况下，人工林每年单位面积的ES价值低于天然林，因为：人工林的物种多样性显著降低于天然林；群落结构相对单一使人工林保持水土、养分循环等方面的价值低于天然林。此外，为保持人工林的稳定性和林木的较快生长，通常需要投入一定量的农药、化肥，这些物质进入环境后容易污染水体、破坏大自然食物链。当选择经营模式Ⅰ时，意味着保留天然林，公众可以获得高于人工林的ES价值，高出部分用图2中的Δ表示，显然它是一个差值。Δ也可以解释为选择经营模式Ⅱ时（表现为皆伐天然林后持续营造和经营人工纯林），公众因选择的改变而引起的ES价值的损失。使了流量的概念，并且关注不同森林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异，原因是：1）正如消费者入住酒店时，付费购买的是所需的服务（按时间计费，视为“流量”），不是酒店的资产（“存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交易的是生态系统供应的服务“流”，很少涉及到生态系统本身的交易（或者说森林资产“存量”的买卖）。2）当某一块土地林地使用价值属性不变（现实中，受法律法规的约束，林地不能随意转变为其他用途的土地），而地上植被面临不同选择时，损失的是一个差值，不是生态系统服务全部。天然林和人工林经营决策“博弈”的例子，天然林和人工林都可以提供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固定二氧化碳等服务，所不同的是数量和质量。因此，实践中应当分析、界定和评估“流量”价值，用流量价值作为制定补偿标准的参考依据。当面临林地用途不变、地上森林类型可能发生变化的情景时，应正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可能发生的得失，并根据经济学中机会成本的定义，选择最大的差值作为该情景下补偿标准的参考。例如，假定在我国亚热带林区拟通过生态补偿防止某片天然阔叶林（流量价值为ES0）转变为人工林，当地最流行的人工林是马尾松林和杉木林，同等立地条件下流量价值分别为ES1和ES2，则Δ＝max（ES0－ES1，ES0－ES2）。进一步，可以得出：1）对于公益林，评估其ES总流量价值；2）对于商品林中的天然林（即天然商品林），评估天然与潜在转变的人工林类型的ES总流量价值之差。而一般情况下商品林中的人工林生态价值不高，一般不予生态补偿。

5评估原则与指标

5．1评估原则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及其载体的基本特征，参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和绿色GDP核算等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4项评估原则：

1）评估对象应是可以给人类带来福利的，虽然属于非市场价值，但是具有直接或者间接使用价值的ES。这些ES是生态系统自身过程和功能的结果，但不等同于过程和功能本身。

2）评估对象的载体（指具体的森林实体）应具有明确的时空范围和权属关系；

3）评估对象的流量可以计量；

4）根据生态补偿的定义，评估对象应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5．2指标筛选

根据5．1的4个原则，参考MA中ES的分类，以及1、2和3节对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补偿概念和价值类型等的界定，对常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分析和筛选情况见表1。总体上，由于调节服务的物理量可测，价值评估的方法多样，因此这部分指标均可采用。文化服务指标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的主观影响较大，因此这部分指标不适合。支持服务属于为人类提供各种福利的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不是结果，例如物质循环过程可以改善森林生态系统输出水分的水质，就生态补偿而言，需要评估的是具有一定质量和一定输出水量的价值，而不是该生态系统过程，因此支持服务包括的指标也不适用于面向生态补偿的价值评估，但较为特殊、需要讨论的是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

5.2.1同时满足前述4项原则的有：

1）传粉。

指某一森林中传粉昆虫发挥的作用。传粉使特定经济植物正常完成开花结果，出产经济物品，使人们从中获益。可以用避免损失成本法评估其价值。2）调节气候。森林植被的存在改变了地球下垫面性质、影响光辐射，森林还可以调节水、气循环，森林这些都会影响气候，作用于人居环境，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例如：一定面积的城市森林可以减轻热岛效应，可以用生产近似法、替代成本法评估。

3）农田防护。

主要是人工林，例如我国北方地区的农田林网，在夏季可以减轻干热风的危害，保障作物稳产、高产。可以用避免损失成本法评估。

4）净化大气。

森林植物可以吸附大气中的有害物质。一般使用替代成本法评估该种价值。

5）控制土壤侵蚀和保留营养元素。

控制土壤侵蚀是森林保持水土和涵养水源2种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森林植被的存在可以减轻降水对土壤直接冲击；森林植物通过与土壤的相互作用使森林土壤保持较强蓄水能力，森林枯落物也具有较强蓄水能力，这些都可以减弱地表径流，从而减少被水流带走的表土量。可以用避免损失成本法、替代成本法评估。

6）调节水量和改善水质。

在旱季森林缓慢释放土壤中的水分进入水系，在雨季森林对地表径流的形成有一定的消减作用，森林植被通过蒸腾作用消耗土壤水分，这些作用共同形成调节水文循环、调节流域水量的作用。降水在进入森林生态系统后，其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可以因一些生化反应而降解，或者被植物吸收、被森林土壤过滤，从而得到净化。同样可以用替代的思路评估森林调节水量和改善水质的经济价值。

7）固定CO2和释放O2。

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CO2固定在生物量之中，同时释放O2。可以用替代成本法评估。固定CO2价值也可以用碳税法来评估。

5.2.2不能同时满足4项评估原则的指标有：

1）森林游憩。

该项价值属于非消耗性直接使用价值，属于“市场价值”类型，不属于“公共物品”。而且，受交通、地形等因素限制，不是所有森林都具有游憩价值。

2）精神与宗教。

精神与宗教属于历史、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其载体通常是一个具有一定区域分布的、完整的生态系统（例如神山和圣地），不宜割裂，因此不适合用单位面积价值描述其价值，也不适合评估流量价值。

3）科教价值。

科教价值取决于人类认知水平、重视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按流量评估。

4）土壤形成。

土壤的形成需要自然和生物作用的漫长过程，不宜按年为单位计量流量。

5）养分循环。

养分循环是生态系统的内部反应过程，相应于人类利用而言属于中间过程。

6）初级生产。

初级生产是生态系统自身得以维持的根本，是一个生物化学过程，该过程的产出物流通于市场后成为具有“市场价值”的生态系统产品（木材和果实等），因此不应入选。

5.2.3需要讨论的是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

生物多样性一般包括3个层次：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3个层次的多样性都具有使用价值，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属于“市场价值”类型，体现在高价值的基因、物种和森林生态系统（森林景观）的开发利用和产品、产权的交易等社会经济活动中，可以用市场定价法、条件价值法、旅行费用法等传统的价值评价方法进行估计；另一方面，3个层次的多样性又都具有从人类精神、情感上定义的存在价值的特征，属于“非市场价值”，一般采用支付意愿调查或者基于特定人群（例如专家评审团）打分的方法等进行评估。根据前述原则，须在生态效益补偿研究中评估“非市场价值”涉及的内容。

6结论与讨论

6．1结论

森林生态补偿具有市场交易行为特征，但是其内涵和目标决定交易对象通常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流”，不是木材、食品、草药等森林生态系统产品“流”，也几乎不涉及森林资产（存量）的买卖。用“元／（hm2•年）”表征服务“流”的价值（即流量价值）较为直观，符合补偿金按面积逐年发放的实际。在常见价值评价指标中，适用于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制定的有8种：传粉、调节气候、农田防护、净化大气、控制土壤侵蚀与保留营养元素、调节水量和改善水质、固定CO2与释放O2，以及维持生物多样性（特指“非市场价值”涵盖的内容）。需注意，在具体评估实践中选择某一项、某几项或者全部上述指标进行评估，取决于对象的自然特征和功能。因此要求研究者对森林特征和功能有清晰的认识。森林的消失与加快气候变化、增加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生物灭绝等关系密切，保护森林，尤其是天然林，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切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林地不容易转变为其他用途（比如农用地和建筑用地等），但是经常面临森林类型的改变，这与林地和林木的权属关系相关。集体林权改革完成以后，天然商品林的林权所有者有权选择皆伐天然林、经营人工林，如果准备用生态补偿政策鼓励林权所有人持续经营天然林，避免皆伐天然林，可以用需要保护的森林和潜在转变的森林类型供应的ES流量价值的差作为补偿标准的参考值。

6．2讨论

1）补偿标准的动态和极限。森林生态系统是生命与非生命组分共同组成的有机体，ES价值量会伴随演替过程而发生变化，同时，人们对ES的购买力也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补偿标准也应当具有动态性和极限———随支付能力的增强而加大补偿力度是合理的，但是标准上限应趋近、但不超过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顶级群落）供应的ES“流”的价值量。现实中，兼顾考虑森林生态系统演替动态的，尚属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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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森林覆盖率增加，森林资源数量减少

大兴安岭经过50年的开发建设，森林的覆被率由开发初期的75．7％，增加到81．37％，但是森林资源的数量却大幅度减少。大兴安岭林区现有的天然林资源情况与开发初期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个林区活立木总蓄积下降，已由开发初期的7．2亿m3减少到5．5亿m3，减少了23．6％。有林地单位面积蓄积下降了21．3％，疏林地单位面积蓄积下降了27．5％，而近成熟林的面积比重由解放初期的65．7％，下降到现在的12．1％，蓄积比重由79．4％下降到现在的15％。

1．2森林质量下降，生态系统趋向脆弱化

大兴安岭开发建设50年，长期超负荷利用森林资源，加上过量采伐致使林相破损、火灾频发，天然林逐步减少，林缘回缩，逆向演替加剧。一是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处于低水平，全区商品林平均每公顷蓄积量为77．26m3；二是林分低龄化，中幼龄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83．1％；三是树种单一化，针叶树比重下降，阔叶树比重增加，优势树种兴安落叶松与白桦蓄积比值发生了重大变化，由7∶1变为1．29∶1；四是一些地方林地流失严重，形成越来越多的低质低产林，大兴安岭林区特有的生态功能弱化，已经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

2森林经营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2．1掌握实据，科学规划是森林经营首要安排和解决的问题

摸清底数，科学经营。目前我们的森林资源数据，是在每十年一次对林业局的资源二类清查基础上调查累计的结果，同时也因资源管理和木材生产中存在的一些实际情况，使统计数据与现实森林资源状况存在差距，有些还有较大出入，所以当务之急，应对大兴安岭整个森林资源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真正地摸清家底。家底清了，才能做到措施得当，实现“永续利用”；才能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目前的森林资源科学安排、规划各项森林经营（如天然幼中龄林抚育、造林、人促、低质林改造、母树林经营）目标和措施。原则是要彻底改变目前各项木材生产计划安排体制，不以产量为依据，给森林“松绑”，一切按照森林资源现实状况进行规划与生产，即要经营好、培育好、利用好，又要切实保护好森林，走在保护中经营，在经营中利用，在利用中发展之路，让森林自身不受“过劳”之害，从而才能真正使林区经济和森林资源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2．2明确培育方向，实施分类经营，保证森林经营目标和效果

因地制宜、因林规划、分区施策。一是对生态脆弱、森林植被稀少、恢复难度大的生态公益林，实行严格保护、合理补偿，科学经营，对宜林地和林中空地，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恢复森林植被，保持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促进森林群落的正向演替。二是对生态功能低下的疏林地，要进行合理补植和封育，改善林分结构，逐步增强森林生态功能。三是对一般生态公益林要按照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和“近自然林”的经营模式，实行可许经营管理，严格执行森林经营管理的规程、规范，加强对现有林的抚育和残次林的改造，合理调整树种、林龄结构。四是对立地条件好的商品林区域，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珍贵树种、大径级用材林的培育。五是对可采资源濒临枯竭、森林质量急剧下降、迫切需要休养生息的区域，全面停止木材采伐。

2．3推进林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和全面综合经营转变，保障森林健康发展

森林经营要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经营、全面综合经营过渡。全面综合经营核心就是实现森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模拟森林的原有生态系统，恢复森林的顶极群落。因此，在森林经营的全过程中，我们必须拼弃原有的经营模式，在森林资源恢复上从单纯营造纯林向针、阔、草相结合方向转变，宜阔则阔、宜针则针、宜草则草，使广袤的林地得以充分利用；在调查规划中从单纯看现状转向看现状和历史相结合，要认真研究原有森林的生境，了解原有森林群落的特点、立地条件、树种组成及与周围环境和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恢复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模拟原有森林群落，以其达到恢复原有生态位的目的。在营造林上从单纯重视造林质量（成活率、保存率）向重视营造林的全过程上转变，首先要从种子抓起，在育苗方面必须加大力度。其次，要注重林地质量，在今后营造上在贯彻适地适树原则基础上，更要注重后期林地的经营，促进林地增温、培育林地肥力、调节林地旱涝等。

2．4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推广使用新技术，统筹兼顾的开展森林经营工作

推广和使用先进的科研成果及生产技术，是提高林分综合质量的关键，在衡量营造林质量上不能只靠成活率、保存率等数量指标，而必须考虑该林地的整体功能，对现有森林经营规程及技术规范要做到及时修改和完善，保证其时效性。对森林经营的技术人员定期进行业务技术培训，及时更新知识，要加强森林资源的动态信息管理，逐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的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共享信息网络体系。

2．5探索多种森林经营模式是脆弱生态系统恢复的有效途径

探索适合林区特点的森林经营模式，其一，划小经营单位，以家庭或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家庭成为森林经营的最小主体；其二，划小经营单元，根据森林资源分布特点，按林班、沟系区划经营单元，在一个经营单元内，采取立体经营、综合经营等具体措施；其三，在荒山荒地造林上，则可鼓励个人投资或引资造林，在保证国有林地不流失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签订中长期造林合同，成林后，国家按其林分质量进行回收；其四，在森林抚育上，在严格核定原有林分立木蓄积和质量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签订15～30年的长期经营合同，经营期满，国家按其经营成果，按立木蓄积进行回收。

2．6改革创新体制和机制是林业发展重要举措

林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直接影响着林业生产力发展，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机制是林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和创新是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要进一步深化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改革试点，实现森林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责权利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办事高效、运转协调、执法严明、监管有力的森林资源管理新体制；进一步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配套政策的完善，逐步建立“产权归属清晰、经营主体落实、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服务到位”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制。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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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松林生态健康和活力的因子

1.1人为活动

包括侵占林地，道路，采矿，水坝，环境污染，放牧，滥砍滥伐，种质低劣，经营管理不当等，这些因素造成定位空间或地段内生物物种多样化减少，土壤侵蚀程度加重，加重了森林的碎裂程度，加速了生物多样性锐减，导致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干扰型或经营型低效松林。

1.2立地条件

在自然状态下因立地条件较差或生长环境恶劣，导致自然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原生型低效林。

1.3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包括火灾，松毛虫、松材线虫病等病虫害，干旱，洪涝，霜冻等，致使多数珍惜的、受威胁的、濒危的或森林物种（主要是动植物）数量、分布等消失或锐减。导致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干扰型低效松林。

2松林生态健康和活力的维护方法

2.1增强生物多样性

按照长防林和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标准，同时规划，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全面进行“封、改、补、造、抚”的规划和稳步实施。加速森林“效应岛”的形成，同时，采用林隙、林缘适当补植虫媒花植物（花粉和花蜜资源）和拒避植物，以丰富生物多样性。为了丰富马尾松毛虫虫源地的生物多样性,增强松林对生物灾害自我调控功能,赣州曾充分运用“封、改、补、造、抚”等措施，稳步实施了虫源地治理，达到了丰富生物多样性效果。共实施虫源地封山育林72.366万亩，占虫源地面积的100%；成功改造虫源地4789个,占虫源地总数的73.3%;改造虫源地面积50.2319万亩,占虫源地总面积的69.4%。通过治理的虫源地，平均灌木多样性指数从1995年的0.42上升到2003年的0.78,平均针阔混交比例由9:1上升到7:3,平均植被盖度由32%上升到81%,为实现马尾松毛虫的可持续控制奠定了良好基础。

2.2从严管理“三害”

在林政管理上，应健全基层护林组织，全面封山育林，制止乱砍滥伐和乱猎滥捕的行为；在森林火灾管理上，各级政府要签订防火责任状，严格控制火灾的发生；在危险性病虫防范上，重点加强外来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的管理和控制。对危险性森林病虫等应列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同时加强复检，控制疫情传播，限期拔除疫点，以防松林抗逆性下降。

2.3清理不健康林木

对近期内由于干旱、病虫害和森林火灾而出现大量死树的松林，要及时采用对死树进行全面清理，选择乡土阔叶树当年更新造林；对将要出现大量死树的林分，结合生态疏伐或景观疏伐，对可疑木进行全面清理，选择乡土阔叶树当年更新造林，以恢复到可持续生长的条件。

2.4强化生态阈值管理

全面封山育林，对少量或零星的经森防机构确认的非危险性有害生物致死木，可依据森林健康有关原理方法，鼓励林业主管部门采取禁止采伐的措施，以实现丰富生物多样性和制止乱砍滥伐行为双重目标。在疏伐过程中适当保留少数倒木和枯立木,以保持林间野生动物和鸟类食物链的持续2；对近期内林业生产或生态保护效益不构成大的危害的病虫，其测报和防治不作硬性要求，便于利用“天然防治”调节病虫种群，以丰富松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链。

2.5依法保护林地

侵占林地，道路，采矿，水坝，环境污染等,致使松林的碎裂程度和林地土壤侵蚀程度加剧。关键要依据《森林法》等有关法规和生态学原理，进行总体规划和科学管理。

2.6适时评估效果

依照“近天然林”模式经营松林，影响松林生态健康和活力的主导因子发生明显变化时，适时评估经营效果。主要内容是对这些主导因子作危险性分析，如对现有或可能发生的林业有害生物每3—5年定期调查1—2次，参照国际上有害生物危险性分析（PestRiskAnalysis）方法，对有害生物进行危险性分析和制定防范策略。对生态系统多样性变化情况如蚯蚓、甲虫、蚂蚁、蜂类、寄生植物等森林健康关键种的多样性指数和威胁的、濒危的或森林物种（主要是动植物）数量、分布等应进行总结评估，作出决策，制定方案，付诸实施。

2.7开展科学研究

开展科技攻关，开发应用有效的、经济的和环境可接受的森林保护核心技术。主要包括自然界不同时空尺度生物多样性的类型与格局，决定生物多样性进化的生态学因子以及进化与生态学过程；景观破碎对种群散布、持久性及种群灭绝的影响及其恢复；制约群落和生态系统聚集的因子，以及群落和生态系统胁迫反应的途径；将遗传、物种、生境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编目，确定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速度及其对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过程的影响，以及决定各层次生物多样性的因子；有害生物及病原生物的入侵、扩散和爆发基本规律的研究。

3结语

一个理想的健康森林应该是在这样的森林中，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如病虫害、空气污染、营林措施、木材采伐等）共存对森林的影响不会威胁到现在或将来森林经营的目标[2]。为此，松林生态系统的健康，除经营管理要素外，森林病虫害的可持续控制、火灾的控制等应当是维护松林健康和活力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篇5

在现实的商业世界中，严格的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不同的学者在对商业生态系统进行分析时，对其有不同的表述。比较各种表述，其意思基本相同。综合众多学者的表述，笔者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归纳为：基于自然生态系统思想建立起来的商业系统，是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形成的经济联合体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具有生态系统的特点。其中，经济联合体包括核心企业、消费者、市场中介、供应商、风险承担者和政府部门以及竞争者等；企业所处的生态环境指包括自然资源、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科技环境等。跟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体一样，商业生态系统中的联合体成员间有竞争也有合作，成员间的竞争与合作构成了相互依存的价值链，每个成员仅是价值中链的一个结点，执行着某一个功能，不同的价值链之间相互交织形成了错中复杂的价值网，物质、能量和信息等通过价值网在联合体成员间流动和循环。

2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从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及特征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行业，汽车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是由主体、社会环境及关系组成。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如图1所示。

主体是指在汽车产业中活跃的元素及其相关者。在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结构中，包括企业层、核心商业层、扩展商业层和完整商业层四个层次。其中，企业层、核心商业层、扩展商业层的成员构成了生态系统的主体。

商业生态系统除了三个层次的主体外，还包括主体生存的外部环境。环境是指对汽车产业主体活动起到支撑辅助作用的各种力量。整个汽车产业的商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形势、经济环境、国内外汽车市场环境、技术创新状况、自然环境与文化习俗等。

关系包括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和社会环境之问的关系、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关系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指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等的交换

3构建商业生态系统的基本原则：互惠共生

借鉴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的共生模式，可以把企业之间的共生模式分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三种。寄生关系不产生新能量，只是寄主向寄生者进行单向的利益交流；偏利共生关系产生有新能量产生，但新能量只为某一共生企业所得；互惠共生关系不但产生新能量，而且新能量在共生企业之间分配，存在着双向的利益交流。而维持商业生态系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系统中要有新能量的产生并且能量要在价值网里有序循环。因此，在构建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过程中，系统内各主体应该遵循“既利己又利他”的互惠共生原则。

4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具体构建

柳州市汽车产业以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解放柳特三大公司为支撑，形成了以汽车生产、销售、技术研发等程序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价值网；众多整车装配与零部件企业在地域上集中，形成了广泛、便捷的信息、人才、物质的流动渠道。因此，柳州市汽车产业这个集群具备了形成商业生态系统的条件。

4.1汽车企业与零部件供应商、经销商之间的联盟合作

汽车的生产程序主要包括产品设计、模具制造、外壳铸造、零部件生产和总装，一辆汽车从生成到最终销售到最终消费者手中，需要汽车企业与多个零部件供应商、经销商的合作。汽车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经销商以及顾客是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汽车经销商、顾客之间的相互影响决定了汽车企业的竞争能力，同时各个汽车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影响了其能力的相对程度和变化趋势，从而影响了整个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格局的变化。因此，各个企业之间的和谐发展是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成功的关键，也是成功设计该商业生态系统的前提。

汽车企业和零部件供应商联盟协作关系的建立，需要双方的彼此信任与共同努力。一方面，双方要提升或变革内部管理体制、加强信息交互，加强关键零部件的库存状况和内部生产计划等信息的共享；另一方面，双方在对品质管理、产品开发及采购流程等方面要达成一致性意见；此外，双方要适当整合业务流程以加速产品的开发和生产速度，同时汽车企业协助零部件供应商理顺业务流程，提升管理水平，使双方的合作达到“共赢”。

汽车企业与经销商的有效协同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双方互动、共享潜在客户及其其它客户信息；汽车制造商将经销商作为促销和市场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两者共同形成从市场到销售的闭合环路。同时汽车企业要对经销商在IT系统实施方面提供资金支持、并对经销商的业务流程和IT基础知识提供培训等。

汽车企业作为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主导企业”，实际是一个企业群。汽车企业之间的和谐发展既是该商业生态系统成功的关键，也是成功设计该商业生态系统的前提。汽车企业之间的和谐发展可以通过产品差异化、品牌差异化、目标消费者差异化、沟通模式差异化等差异化战略实现。差异化战略的实施使各汽车企业生态位分离，避免了各汽车企业在同一个消费市场上的正碰。

4.2与消费者建立长期客户关系

顾客的基本需求以及由需求产生的购买行为是商业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基础。顾客的需要如同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虽然处于整个系统的最底端，却为系统提供初始动力。汽车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先进的管理工具，如经销商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等来加强与经销商的协同工作，巩固与消费者的长期客户关系。并将客户关系管理与所在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管理结合起来，例如将收集的用户信息及时反馈给研发设计部门或零部件供应商，将有助于产品设计规划与零部件供应管理，这样既节省了成本，又能大大提升用户满意度。

4.3与政府形成共生关系

商业生态系统中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等流动渠道的建立和完善是保证三流通畅的基础，因此，企业生态平衡离不开商业生态系统支持性的完善。一个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要与政府和公众打交道，忽视与政府和社会保持协调关系将会影响商业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发展。所以，要竭尽所能，使系统内的成员同规范的社会价值以及政府制定政策的势力形成共生关系。

在构建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过程中，系统内的各成员一方面要遵循政府出台的汽车行业政策：如技术政策、法规、标准，努力与政府形成共生关系，以使商业生态系统创造的价值活动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采取合法手段争取合法发表建议，适度扩大参与政治、表达利益的合法机会和寻求利益疏导的正常管道，比如，系统的主导企业积极参与政府制订关于汽车行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如技术、法规、标准等，参与政府创造适合汽车行业发展的综合社会环境，以推动政府规范监督汽车行业的政策、法规等趋向完善。

在形成的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中，政府本身也是系统中的一个系统成员，政府的活动、政策的促使了商业生态系统自组织的涨落，进而促进了系统成员的发展进化；系统内成员的良好发展，也促进了其所在商业生态系统的其他成员包括政府进化，最终企业、政府实现了协同进化。

4.4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诸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这些“桥梁”部门主要职责是协调政府，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等硬件要素以及制度和运行体系等方面的软件要素。因此，要建立、完善商业生态系统的规范，不仅要凭借政府的强制力量、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而且要依靠各种非政府组织的约束和监督。

柳州市汽车行业协会于2003年9月24日正式成立，是汽车、零部件制造、经销、维修及与汽车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和团体，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依法组成的地方性工业行业协会，是不受部门、所有制限制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在构建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中，柳州市汽车行业协会为系统的平衡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等硬件要素以及制度和运行体系等方面的软件要素，在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用户之间成功的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规范了行业行为，促进了汽车市场建设。

综上所述，柳州市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柳州市汽车行业协会的作用并履行必要的监督职能，督促其建立自律性规则，规范其市场行为，形成自我约束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最终实现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MooreJF．Thedeathofcompetition：leadershipandstrategyintheageofbusinessecosystems．NewYork：HarperBusiness，1996.

篇6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则是城市生态系统和社会的一种融合，它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逐渐建立起来的，包括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自然网络和更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关系的网络。城市社会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群体与生存环境的有机结合，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长期共同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生态系统进化的必然产物和最高形态，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与任何生命系统一样，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也具有其特有的系统结构与功能以及控制规律。社会生态的系统性质既存在于结构方面，也存在于功能方面，还存在于系统效益方面，这就是社会生态学的结构系统性、功能系统性和效益系统性。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具有与其结构相适应的四种基本功能：社会生产功能、能量流动功能、物质循环功能和信息传递功能。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由社会要素和环境要素构成，其中，环境要素包括理化、生物及人文等各类因子，而社会要素则由各个阶层、各个类别的社会人组成。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功能主要通过自然力和社会力实现，自然力是自然界的各种能量，而社会力由经济杠杆、社会杠杆和文化杠杆三种作用力构成。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控制规律可归纳为三大原则：竞争、共生和自生。竞争原则强调对有效资源及可利用生态位的高效合理利用；共生原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不同种类间生物个体与整体间的公平与共生，以维持系统稳定；自生原则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应付环境变化的一种自我调节能力，通过循环与行为维护系统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稳定。

如果把人类看成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中的一个组成因子，那么人类因子无疑是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因子。人类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双重属性，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特征。所谓自然属性，是指人与自然界发生的物质交换、循环时所产生的关系总和，即生态关系，是人存在的基础，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谓社会属性，是指在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总和，即社会关系。人的自然属性对城市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减弱，而人的社会属性却越来越多的在人的各项活动中体现，人类也正是作为社会人在城市中扮演主角。人类与其所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人类通过自身的各种行为作用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人类改造自然的水平超越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水平时，便会破坏人与自然协调的生态关系，产生人为灾害，造成各种生态危机，从而阻碍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当人类认识自然的水平超过人类改造自然的水平时，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相互协调，保证了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对应的，自然界对人类呈现的亦是双面性：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及发展提供时空资源和物质资源，当这些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和协调利用时，自然界促进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若自然界发生自然灾害时，则阻碍人类及社会的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合理，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占有量产生极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若长期得不到调整，会进一步拉大人类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占有量的差距，从而产生极大的社会和生态矛盾，矛盾的不断激化就会产生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在现代社会的分配机制未得到完善之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资源的占有量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便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阻碍因素。在国家之间，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掠夺欠发达国家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拉大了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增加了民族矛盾，激化了地区冲突。不发达国家常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从而陷入了“生态经济”的恶性循环中，导致了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两种危机都会阻碍人类及社会的发展，应该全面地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采用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和可持续发展手段，科学地解决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

解决生态危机应从人类社会的总体高度来考虑问题。许多社会生态学家认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其本质根源是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为了消除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根据不同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办法：计划生育、有限生产及建构生态文化等。然而，这些办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应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的特性和演替动力，遵照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规律，利用科学技术，合理分配资源，积极协调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实现生物圈的稳定和繁荣；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高度综合和合理竞争，共生与自生能力的有效结合，生产、消费与还原功能的协调，社会、经济、环境的耦合，时、空、量、构、序的统筹，最终实现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的和谐发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解决社会危机也应从根本问题入手，合理分配资源，实行公平竞争，实现共同发展。注重社会关系协调，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时地调整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合理分配资源，减小人与人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资源占有量的差距，推动公平竞争，促进共同发展。同时，注重软环境的构建，强调文化的地域性、生态的社会性及设计的人文性等。

社会生态学

1社会生态学的产生背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向。大部分生态类学科研究的重点仍属自然学科的内容，但采用自然学科的理论来解决社会问题显然并不合适，所以有必要从社会的角度去审视生态问题，由此产生了社会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与周围环境及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从社会角度对生态问题进行考察的生态学理论，是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学科，即人类社会的生态科学。当前社会生态学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①社会学方向，即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着重研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模式变化和空间组合；②行为科学方向，即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研究生物的社会行为；③人类生态学研究方向，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研究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社会生态学包含社会向度和生态学向度两个向度：所谓社会向度，是指分析生态问题和寻求构建理性生态社会的社会视角；所谓生态学向度，是指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启示和指导人们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社会生态学的认识主体是与生态系统共存的社会人，认识客体即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学将人类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并进行整体性和交叉性的综合研究。

2社会生态学的研究目的。“人和社会因素在社会—自然系统中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自然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取决于人所选择的自然资源利用战略”[3]。在前苏联社会生态学家马尔科夫看来，社会生态学的目标从对自然过程的简单描述逐步过渡到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即通过对环境的管理促进生物圈转化为智力圈。“人类并不是大自然的主人，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4]。我国的社会生态学者丁鸿富等人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探讨社会生态问题，并对其概念和演化机制做出阐述：生物之间互为环境。对于人类来说，地球上所有生物组成的生物圈是人类的生物环境。人类本身在生物环境中栖息繁衍，是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生态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减少和消灭人类已经或可能发生的、对人类自身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种种不利甚至有害的行为，从而逐步自觉地建立和维护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平衡。

3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具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系统的整体性和动态性原理，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效益大于它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三部分的总和，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优化的核心是整体最优，即在实现系统整体与长远最优的前提下，兼顾各个局部与眼前的效益。

首先，社会生态学呼吁道德再生。社会生态学认为，无论是人口、科技和文化，还是经济、生产和消费，都是社会本身的构成要素，它们的发展和运行都受到社会存在本身的观念影响和制约。只有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深刻认识人类社会本身，破除社会的压迫制度，人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

其次，社会生态学呼吁沿着生态路线重建社会，形成“生态社会”。社会生态学认为，人类是具有独特社会意识的大自然的组成部分，生态危机是人类作用的结果，这个结果对人类自身亦有损害。如果在生态学原则基础上沿着生态路线重建社会，将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城市生态系统整体最优效益。

社会生态学注重人和环境的关系，把社会和自然看作是在统一的完整系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追求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本质统一，也即人与人关系的辩证统一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社会发展的内在目的就是使自然世界的存在不再外在于社会，使生态的社会存在与发展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人自身利益的实现，还必定要维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进化”[5]。

空间规划

1空间、规划及空间规划的基本概念。在城市规划和空间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中，空间一般被理解为“生存空间”，即物理空间和人类使用功能的合成，包含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规划是从长远和全面的角度制定发展目标，并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预期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土地使用的配置、城市空间的组合、交通运输网络的架构和城市政策的设计与实施。空间规划是“主要由公共部门使用的、影响未来活动空间分布的方法，其目的是创造一个更合理的土地利用和功能关系的领土组织，平衡保护环境和发展两个需求，以达成社会和经济发展总的目标”[6]。空间规划包括了每个层面和各个空间相关的专业区域的公共手段。由此可见，空间规划的实质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种手段，通过对各种空间发展引导和控制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实现人类对其所在环境的作用与影响。

2空间规划的手段。空间规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技术手段，尽管没有一个全面、综合的理论可以概括，但规划工作者却有着非常广泛的专业方法：传统的概念设计、专业规划，以及新兴的基于项目的规划、相关人参与性规划及各类合作性规划等。

社会生态系统的空间规划思考

传统意义上的空间规划仅仅对城市的用地布局、景观环境及城市空间进行设计和改造，在提出建设生态社会的发展目标后，空间规划也融入了一些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的要素，注重对城市生态系统的保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纲要指导下，空间规划应汲取社会生态学的内容，关注人类社会及其所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与作用，从社会角度考察城市的生态问题，并用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建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和谐发展的稳定生态格局。

1全面发展—深化理解空间规划的概念。很长时间内我国一直没有以“城市空间规划”命名的规划类型，而城市规划工作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城市的空间布局，以致于很多规划工作者认为把城市规划的成果落实到城市空间中就是城市的空间规划。长期以来，人们对空间规划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空间形态的表达是大多数物质规划与设计的终极指向，所有的意念与价值都由它来承载，因而要求所有的规划设计体现出精确和肯定的空间特征。传统意义上的空间仅仅注重城市空间的物质空间，忽视城市空间的社会性、经济性，所以城市空间规划的内容偏重于空间的艺术布局和技术处理，对于空间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缺乏关注。这种不考虑经济、社会及生态等要素的单纯的物质空间规划无法引导城市空间的发展，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共生格局的形成。

尽管城市空间规划的直接对象是城市物质空间，且其规划成果常常由城市空间布局的变化与调整来体现。但城市空间规划的依据并非仅仅来源于城市的物质空间，而是基于城市空间的多种组成要素的综合研究。“因此，城市空间规划的内容不仅是空间布局(表现为土地利用的状态)，还包括相应的空间政策。空间布局中包含了对社会、经济、生态和技术等内容的思考，空间政策的内容非常丰富，直接体现为城市空间发展的政策指引，它的实现需要各种影响到空间演变的政策的协同”[7]。

空间规划应将各个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的理论引入到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中，提出城市综合空间发展的新模式及其规划调控手段，包括从社会学角度阐述社会—空间互动的总过程和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城市空间生态系统—空间规划的理论与方法，通过规划行为控制城市空间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促进城市空间协调发展。

2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系统的发展。尽管由于城市空间作为城市活动的物质空间载体与城市的各项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因此在规划过程中受到格外的关注，但并不能将城市的物质空间布局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唯一着重点，因为城市的各项物质性、非物质性要素不仅对城市空间产生重要影响，其本身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亦同样对城市发展有着深刻影响[8]。因此，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及景观等各项因素都应当成为城市空间规划的对象。长期以来，我国的空间规划都以建筑空间、公共空间为主体对象，城市生态因素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对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考虑则更少。

生态环境对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城市发展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原则。但生态环境并不只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某些特定的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与之密切关联的城市自然及人文景观实际上还是城市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注重对独特自然和人文景观环境的维护与提升。城市空间规划应该吸收生态学的方法，构建一个基于生态学理念的城市用地空间结构，营造可持续的人居环境；积极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基本状况和条件进行生态适宜性评价，即根据区域内景观资源、环境特征及发展需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特性，从景观的独特性、多样性、功效性、宜人性及美学价值入手，分析某一景观类型的资源质量及其与周围景观的关系，以确定这一类型对该用途的适宜度[9]；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各项用地与建设做出更为合理的安排，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并能动地调控城市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使之和谐相容和可持续发展。

3健康公平—引入社会生态学理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城市物质空间结构的体现，更是城市社会、经济及文化的综合表征，社会因素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空间规划中，社会因素往往被忽略。而社会生态学认为，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由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造成的，要创建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就要建立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良好关系，除了关注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之外，还需要关注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及其环境，即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

传统城市的社会空间往往根据居民的社会地位、宗教关系与信仰等来划分，现代城市由于工业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空间的划分往往与居民的职业、身份及收入水平等密切相关。我国大多数城市正处于人口急剧增长与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大量新型社会空间，如高档住宅区和棚户区等在城市边缘区快速形成；另一方面老的社会空间在旧城改造与更新的过程中面临解体和重组。随着住宅商品化、私有化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贫富分异所形成的城市居民社会空间结构调整将成为引导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调整与重组的主要方式[9]。从合理引导城市的社会空间发展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空间规划，要对城市的社会基础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城市居民的阶层、职业、迁移、年龄、文化水平、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等，以及居民的空间分布，在分析、确定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发展与城市综合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策略性建议，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组成部分。

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和开放性的重要特征。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社会，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或“纺锤形”社会是比较稳定和理想的社会。201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要达到城市社会生态高标准—“安居立业，让城市成为更多人的生活家园”这个目标还需要不懈努力：一方面，国家应进行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型；另一方面，规划师应借助空间规划的手段创造合理的社会空间，以促进社会结构的更新。

对资源的分配与再调配是空间规划对社会空间发展引导的一个重要手段，如对城市各级中心、公共空间及绿地系统的配置。按照等级区分，级别越高的中心享有越多的资源与权利，这样会造成地区间差异的急剧扩大，从而破坏社会结构的平衡发展。因此，可以通过创立和引导多中心发展、扶植低等级中心的方式，采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资源调配、空间发展引导等手段来减少因城市中心地区位差异造成的社会空间分化。按照规模来分，城市公共空间包括服务于城市的大型公共空间、服务于社区的中型公共空间和服务于邻里的小型公共空间。大型公共空间一般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名片和举办大型公共活动的场所，其规划建设往往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对于改善市民生活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型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更多基于公共健康的考量，但由于服务半径等问题往往造成市民使用的不便；小型公共空间具有方便到达和形式灵活等特点，对于提高城市宜居性和适应现代公共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中小型公共空间的建设常常被忽视，这对于提高城市宜居性极其不利[10]。在空间规划的过程中，面对城市公共空间尤其是中小型公共空间建设不足的情况，应尽可能完善公共空间体系，合理分配各类公共空间的建设资源，改善公共空间环境，提升人们生活的品质。

4以人为本—合理组织城市功能。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飞速发展，当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人们认识水平的发展速度时，城市发展就会缺失许多生态、文化及社会元素的植入，导致不同的城市病态现象的出现。

城市功能主义是病态现象之一。功能是城市空间的基本要求，在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规划师特别强调城市的功能性，往往遵循“形式必须服从功能”的理念，将住宅当成“住人机器”，将城市当成“增长机器”，背离了以人为本的规划原则。城市发展一味追求效率，而缺乏人文情怀，导致了功能主义的出现[11]。例如，目前我国的很多工业区、开发区的建设过于注重城市的单一功能，而忽略了人的感受和需求，使得文化、娱乐、休憩、运动及交往等活动很难进行。为了创造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空间规划应合理组织城市功能，即优先考虑城市的基本功能，包括城市的交通、居住、工作和游憩等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及城市运作密切相关的功能；慎重处理城市现有的特殊功能，塑造城市的特色和形象；考虑城市自身的发展，开发城市的新功能并妥善处理新旧功能之间的关系。

《雅典》提出了城市的四大活动，明确了人及其活动与利益是城市规划的基础，确立了现代城市规划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要求规划师把“以人为本”作为规划设计的前提和目标。在微观层面上，空间规划以创造舒适幽雅的城市环境空间为主要目的，主要体现在对人本身的生理、心理需求的尊重和人文关怀的增加；在中观层面上，空间规划着眼于为城市居民创造舒适的社区环境，主要体现在具有强烈归属感的社区空间设计、反映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创造融洽的邻里环境；在宏观层面上，空间规划力求创造有机的城市结构，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适度的城市规模控制和有机的城市更新，满足人们的日常活动需求。

以人为本还体现为广泛的公众参与。在进行空间规划时，应充分考虑规划主体的切实利益和协调各种利益间的矛盾，通过在规划设计和管理过程中对公众参与的强调，提高公众对规划的满意度，创造富有人情味的城市空间。

5新规划理念的运用。土地混合使用、功能混合、TOD开发和PPP模式等新规划理念的运用可就近满足居民需求、促进邻里交往、降低机动车使用频率，引导城市迈入良性循环[12]。

篇7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生态伦理；儒学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传统文化在不同的时代里呈现出不同的伦理思想，但其本身又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作用，既能够促进生态伦理的发展，又成为人类沉重的枷锁，阻碍了生态伦理的发展。所以，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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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农村失独家庭养老

一、引言

古语有云：“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现在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成为主要的养老方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大都以务农为生，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也缺少养老院，加之农村老人观念较为保守，老了更愿意留在家里，不会选择去养老院生活。因此，子女就成了他们步入老年后的物质和情感寄托。但上世纪80年代国家颁布了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只能要一个孩子，那就意味着，一旦这个孩子遭遇不幸离开人世，对父母来说将是毁灭性打击。这时候，很多问题就会突显出来，例如；有没有能力再要一个孩子、将来生病住院谁来照顾、怎么弥补精神打击、人际交往面临问题等。

二、目前我国农村失独家庭的现状

（一）失独家庭的定义及数量

学者王泽宁对于失独家庭是这样界定的：（1）1933 年1 月1日以后出生；（2）女方年满49 周岁；（3）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4）现无存活子女。[1]据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二）中国失独家庭现状

我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社会交往、心理层面。从经济方面分析：青壮年劳动力在一个家庭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父母面临退休，经济收入下降，或者在农村家庭，父母年迈已干不动农活，这种情况下，家庭的负担就会落在子女身上，如果唯一的孩子死亡，那这个家庭物质生活质量可能就会下降；在社会交往方面，由于很多农村地区思想观念较为传统，失独家庭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上辈子造了孽”或者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都不愿意接触外面的人，与外界隔绝，他们在社会交往上就会出现问题；心理层面，“白发人送黑发人”，子女离世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人生失去精神支柱、失去生活的意义。

三、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成因

（一）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系统理论开创者是bertalanffy，他认为研究者不应只是用物理的方法做研究，也要考虑人和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应去把握研究对象的层级特征，用广泛的视角去考虑问题。布朗分布伦纳提到，个体出于一个环境和几个环境的嵌套之中，每一个系统都与其他系统交互作用，影响着个体发展的方方面面。生态系统理论就是把人放在他所处的系统中去考虑，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联系。

（二）从生态系统理论看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成因

布朗芬布伦纳在其理论模型中将人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行为系统。他主要是对儿童进行研究，列出了儿童的几层系统（如下图所示），该系统分为4 个层次：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我们将利用布朗分布伦纳的系统结构图，来分析并探讨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产生的原因：

1.微观层面：家庭结构失衡

首先，核心家庭，即一对父母和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孩子是维系婚姻的关键，一旦独生子女死亡，父母难以很快将这种情感依附转移到配偶身上，这会导致他们难以从丧子的悲痛情感中走出来，从而对日后夫妻关系产生影响。其次，家庭系统和其他系统类似，会对其他家庭成员有角色期待，以满足家庭和社会的需求，若一方在丧子之后选择消极避世、逃避家庭责任，则会使另一方无法获得这种满足，以至于双方关系会僵化、已破碎。

2.中观层面：人际交往受阻

中观层面涉及到失独家庭的社会交往方方面面。思想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很多人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思想。这种观念使得很多失独父母会选择远离周围环境，拒绝与外界交流。在行为方面，父母凭借孩子，会扩大自身的交际网络，因为要满足孩子们的需要，通过会与学校、医院、社区等建立联系，形成较为持久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他们扮演者各自的角色，一旦唯一的孩子离世，他们这些角色也会消失。综上，失独家庭的人际交往会受到阻碍，社交圈子在慢慢缩小，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他们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与社会的交集越来越少，逐步远离社会。

3.外层层面：社会政策及服务不完善

“家庭B老”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模式，一旦唯一的孩子去世，失独老人就会面临无人照料的困境，与此同时，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和相关基础设施又不够健全，在现阶段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失独家庭养老保障并没有形成专项制度。新农保、新农保、五保供养等制度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独老人的生活困境，但缺乏针对性。此外，在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监管体系的不健全、管理机构的不完善，致使社保资金的发放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农村失独老人在内的受保障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2]。

另外，当前国家出台的制度较为单一、模糊，在实施的过程中缺少灵活性，政策与政策之间的联结不够，导致实施效果欠佳，这些都是失独家庭养老成为问题的原因。

4.宏观层面：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

宏观方面，就涉及到整个大环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亚文化的层面。就失独家庭而言，首先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很多父母有这种“养儿防老”的思想，辛辛苦苦把子女拉扯大，为了自己老了能有人照顾，失去独生子女之后，很多老人精神上会陷入崩溃、抑郁，不想说话，害怕别人谈到子女的话题，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因此选择逃避社会等，这会使得他们的精神问题加重，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四、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

（一）生态系统影响模式概述

美国威斯康星―怀特沃特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查尔斯・扎斯特罗提出了有关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影响模式，他认为社会生态系统影响模式反映了各种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及相互影响。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工作不仅要与案主、而且是要与许多同案主相关的其他大系统一道解决案主的问题。更确切地说，系统影响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必须代表他们的案主，经常与现行的机构和组织协同工作，其目标常常是去改变或改进服务的提供和资源的分配方式。这是一套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下面将此模式为指导简要叙述失独家庭社会工作介入的具体策略。

（二）社会生态系统影响模式指导下农村失独家庭社会工作介入

1.引入专业社工

我们知道，物质帮助对于失独家庭都是暂时的慰藉，真正能帮助他们走出来的只有他们自己，而社会工作者的理念是“助人自助”，是通过专业的工作方法和技巧帮助他们走出阴霾、重获自信，而不仅仅是给予他们物质支持，社会工作者能够通过心理辅导，比如个案治疗、小组工作等鼓励失独父母发泄情绪、勇敢的面对今后的人生，激发起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热情。从这方面讲，社会工作者的作用是尤为重要的，政府应该重视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给予他们工作和晋升空间，让更多的学社会工作专业的人能够参与到社会服务中来，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的复杂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2.恢复案主自身功能

案主自身是问题的核心，社会工作介入后，重点要放在帮助案主建立正确的认知、实现案主自身增能的方向上，本着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相信案主有能力依靠自己解决问题，重新站起来，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对失独父母一对一的个案辅导帮助案主疏泄情绪、觉察自身的非理性认知，从而引导案主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学会调节自身的情绪，发展出更多的可能。

3.强化组织系统支持网络

社会工作介入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比如发动志愿者对失独家庭开展入户帮扶，在生活上给予他们物质照料，精神上给予他们心灵的慰藉；比如可以组织大家自发捐款，为经济困难的失独家庭提供资金赞助；还有，社会工作者也可以联系相关的儿童服务机构，对于那些物质相对宽裕、有领养意愿的老人，可以帮助他们联系领养一个一个孤儿，然后定期对老人的领养情况进行回访等等。

4.增强社会服务功能

在社会服务方面，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建言献策等方式，倡导政府开办专门面向失独家庭的养老机构，把具有相同经历的老年人组织到一起尽心照顾，这样也可打消老人的顾虑，相对愿意去到福利机构接受照料；在社区里，可组织有能力、行动较方便的失独老人参加红色旅游，走出家门到外面的环境下散散心，放松心情，让他们逐渐明白，除了子女，他们的人生还有很多意义，还能做什么事情，从而重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5.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念

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发放宣传册、开办讲座等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目前社会上还有很多问题，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期待着我们去理解、信任和帮助的。我们应让自己挣脱传统不良观念的束缚，以一种积极理解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

五、小结

失独家庭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因为在这样的家庭背后会突@出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不能仅仅想到“只是一个家庭失去了孩子而已”，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想到，为什么这个家庭失去了孩子之后会面临重创、整个家庭为什么会因此而垮掉，这跟我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当前的社会保障政策、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不成熟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应该以系统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仅是着眼于一个人，要联系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大的历史背景去考量。需要社会工作者、政府、福利机构、社区等都相关系统通力合作，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持久而有效的帮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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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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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金融生态系统；理论渊源；假设条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1－0014－0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增强的态势，金融变得脆弱。世界银行一份权威报告显示：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IMF184个成员国中，银行业发生危机或有严重问题的就有141个（见表1）。[1]

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国人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信贷融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且高达80%以上。这种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的畸形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二是银行体系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的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的严重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早已成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三是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以上，占GDP的10%。[2]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

从上述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揭示出各国金融系统面临许多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学家Minsky主要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较系统的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是由于企业的过度负债引起违约和破产，从而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债务，导致金融机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迅速破灭，金融危机爆发。[3]二是克瑞格（1997）年从银行的角度提出了“安全边界”这个概念。他认为：银行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估计了安全边界，结果使得在经济持续稳定的时期，银行批准了对低于安全边界项目的贷款，使得银行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相对于资本实力的较大风险敞口，使金融业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之中。[4]三是投机家Solos提出了金融市场脆弱性假说。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因此，他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积累的重要来源。[5]

以上三大理论从不同地角度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能够很好地解释某一种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但并不能完美地解释所有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形成。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的理论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于非金融部门以及金融交易主体运行的内外环境，而且调查数据衡量的结果是来自后者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很难从某一方面对其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借鉴生态学原理引入金融生态系统概念就很容易解决这一难题，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来自于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这种不协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交易主体内部之间的非均衡；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内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三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当金融生态系统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其自身产生的调节物不能使其重新回归到新的平衡状态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至此，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金融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金融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

笔者通过系统整理国内外有关金融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划分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协调理论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等四个阶段。

（一）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这些思想为后来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奠定了基础。1969年，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出版了名为《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专著，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金融工具是指对其他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金融机构即金融中介机构，其资产与负债主要由金融工具组成的企业；金融结构即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1973年，麦金农（R.I，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E.S．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真正产生。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获（Jose PhStiglitz）和阿瑟・威斯（Andrew Weiss）等人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理论。这些金融发展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与诠释。但是，复杂而漂亮的数学模型终究无法完全模拟并代替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上述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其中蕴含以下两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一方面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地（政府管制）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二）金融资源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和其它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来实现均衡。麦金农和肖等人突出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金融业作为引致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他们探讨这一“引擎产业”如何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刺激其他要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而且更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巧合的是，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30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且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致使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首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的，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6]

金融是资源，就把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金融资源理论应运而生。它包含以下理论体系：一是将金融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第二层次是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第三层次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顺次一个比一个高。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更难量化，但重要性更高、包容性更强。

二是金融资源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金融效率的提高带来的)金融稳定、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用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其约束条件是在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性、外部性等条件和考虑金融创新、交易成本、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即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

四是金融资源理论提出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复合巨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的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这可促进金融效率的深入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

金融资源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金融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来合理配置资源。（2）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不仅包括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还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金融协调理论

1997年，亚洲爆发了对其自身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相当破坏力和波及力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传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事件间的巨大裂痕。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许多学者不仅仅对“亚洲模式”产生了质疑，更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怀疑。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驱动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金融是否越深化越好呢?显然不是，要使经济协调发展，金融的协调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7]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已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动态配置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孔祥毅教授在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并将其定义为是在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和动态的方法，研究金融与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收益―成本、风险的分布与变化状态以及由此确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它是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确立了金融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金融协调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一是系统论的观点。依据系统论的思想，可以把金融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研究，因而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国内金融资源要素同国外金融要素的组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其运行机制还受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资源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效益将大于局部利益之和。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协调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经济学分析“无摩擦的”新古典环境，创立了经济学研究的“新制度”环境。当一种制度协调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当这种制度不协调时，就会起阻碍的作用。通过制度学派理论把金融发展的内部协调作为其切入点，把金融交易主体自身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的协调作为其核心思想。三是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观点。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其观点是：国内外金融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就需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对外协调。金融的内外协调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国金融发展的信息，为经济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四）金融生态系统理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显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研究界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治理结构和金融腐败问题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它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推动学术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周小川（2004）在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的引入到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8]李扬（2005）指出，“金融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9]徐诺金（2005）定义，金融生态系统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10]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应当说，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诠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大缺陷：一是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必须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而目前关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解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究。二是缺乏动态的、连续的理论研究。目前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考察金融发展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分析层面，还不能真正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构建金融生态系统的前提假设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仿生领域，都是一大创新。既然是仿生概念，金融系统就应该是以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或是以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方式、或是以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方式工作的一个系统。按照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定义，生态系统（eco-system）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11]我们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由此可见，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即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必须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假设前提下。

（一）金融交易主体假设

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主体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金融系统要模拟成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基本前提是：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而非经济体。本文所指的金融交易主体既包括资金供给者,又包括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以及服务机构。具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家庭以及政府四大部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假定这四大部门都是生命体，而不是经济体，它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为金融交易主体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生命体特征：它们都有出生及死亡的生命周期现象；都是从竞争中形成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都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要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系统，首先必须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体，而不是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

（二）货币循环假设

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特征是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既然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特征的生物体，那么金融生态系统也就是金融生命系统和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通过金融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用流动和货币循环来实现的（见图1）。因此，本文采用的第二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物质交换就是货币循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物质，而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货币循环来进行的，其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

（三）信用流假设

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是能量在食物链中的传递，即能量流。与物质的循环运动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单向的，它从植物吸收太阳能开始，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直至食物链的最后一环。在每一环的能量转移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机体用来推动自身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随后变为热能耗散在物理环境中。而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动力是信用在资金链中的传递，即信用流。与能量流不同的是，信用流是双向的，它从中央银行制造货币开始，通过资金链逐级传递，直至资金链的最后一环。因而，本文采用的第三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能量流动就是信用流动。因为，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其与金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信用流是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主动力，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都是通过信用流动来实现的。而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也是由生物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也是推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因此，信用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四）政府行为假设

现代生态学告诉我们：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生态系统中的最高级的消费者。但人和其它生物体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在生态系统中起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可以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人为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本文采用的第四个基本假设是：假定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金融生态中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决定和塑造着金融生态环境，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广泛的参与到投融资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此，它是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不仅会影响金融生态内外环境，而且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最终可能导致金融生态恶化。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政府的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金融生态的状况和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价值偏好奠定了我国独特金融生态图景的基本格局。因此，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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