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金融危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宏观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考察近代开端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进程准备、启动、发展和初步形成的历史。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大约5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到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全球化范围日益扩大，国际生产分工已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宇宙牌产品”日益增多；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贸易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国际化局面形成，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达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4]四是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据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超过4.5万家，子公司已达28万家。目前仅在中国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有4.5万家。[5]五是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强劲，据统计，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6]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90-1998年则达到82个。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7]

全球化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过程，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延长自己寿命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看，驱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是资本推动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8]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一开始就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就无法发展，而不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它的灭亡。因此，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极力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世界各地的廉价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价的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客观上把那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绝的状态发展成为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关于东方行将崛起，西方即将衰败等说法弥漫全球。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给先前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热情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呼声又甚嚣尘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东亚奇迹已经完结”等论调充斥传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9]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难以数计，但归纳起来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投机因素、银行不良贷款、金融监管不力、汇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预不当与裙带关系以及对国际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10]应当说，这些方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直接的或者表层上看问题，尚缺乏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应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还要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东亚发展模式上来考察。

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审视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并且开始步入后现代化（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直处于主导、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全球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使其可以不断地扩大经济势力范围，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引导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资本的原始积累。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是得是失？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给它们带来难得的机遇，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11]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它们的资本增值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它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使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虽然深化了国际分工，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质仍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济出现虚置现象。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快资源等要素配置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经济世界性大循环，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金融风险，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压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危机传递的加速作用等。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

从东亚模式本身来看，它在实现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证作用，是东亚成功的基础。但是，东亚模式也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暴露出负面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潜藏下祸根。或者说，东亚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首先，从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实行最大限度干预方面来看。政府主导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东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资源匮乏，空间狭小，有机合理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场机制严重残缺，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部门，可以运用强制办法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形成和完善，从而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万能的救世良方，就应当一直干预下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发展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及时收回来，让位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干预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东亚大多数国家没有及时实现这个转变，有的国家甚至越走越远。在这方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长期依靠政府干预，实行以财阀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把经济发展强调为原则性目标而且为达此目的毫不犹豫地干预本该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在朴正熙时期，政府建立了被赋予大权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B)用以策划经济蓝图，并负责控制国内预算和实施计划。商业和工业部(MCI)的角色也被进一步加强，进口控制、出口提升、工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和贸易许可均由其负责。财政部(MOF)则负责监管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干预更大，政府拥有并控制着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了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均听命于政府，银行被迫维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帐和坏帐。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高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不断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以至于在泰国出现了一个以“高尔夫球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投资场面，这些投资即没有赢得泰国赖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并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工业长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在泰国已经出现了与泡沫经济随影附形的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当多的民众愈发不满。[9]另外，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又不断盲目扩大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越大，贷款也就越多，从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反过来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贷款越多，政府承担的风险越大，国家金融的基础就越不稳固。爆发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政府主导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时，强有力的政府高层支配经济必然导致盛行，经济社会制度缺乏民主监督，官商不分，政治腐败。正如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9]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家属和亲信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和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享受税收优惠等特权，中饱私囊。这种国家权势人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往往被西方媒体称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苏哈托的女儿，金泳三的儿子的不法行为，全斗焕八年任期中大约捞取4-5亿美元的好处，卢泰愚继任后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等事实都是明证。朋党资本主义导致了，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蔓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凸显。因此，腐败是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第二，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现代化初期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又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且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这种战略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会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在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其遭受外部风险的机率也随之加大，致使经济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论市场还是技术都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从市场上看，由于它们的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就决定了东亚的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台湾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企业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历史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第二，要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间接诱导型转化。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

第三，要在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调整结构，将过去单独依靠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转向促进出口和扩大内需相结合的模式，以便尽量降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相互协调、运行有序的基础上推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

第四，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走科技兴国之路。当前的世界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高新科技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增加科技投入，大力培养科技人才，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收稿日期〕2003-04-05

【参考文献】

[1]成元生.发挥经济新潜能[N].人民日报，2000-0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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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大学.现代化视野中的全球化[J].史学理论研究，2002,(1):67-73.

[4]张幼文，于杏娣.金融深化的国际进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75.

[5]周中林.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4):11.

[6]蔡拓.全球化与当代世界[J].南开大学学报，1999(6):12.

[7]李向阳.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合作[EB/OL].\update\article-jingji.htm.2002/05/29.

[8]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译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3.

[9]Frank-JürgenRichter,TheEastAsianDevelopmentModel:EconomicGrowth,InstitutionalFailureandtheAftermathoftheCrisis,GreatBritain[M].McmiillanRressLtD,2000,141.130.129.155.

[10]杨贵言.东亚金融危机研究[EB/OL].\grjj.htm.2002/12/26.

[11]法新社华盛顿，1999年9月15日英文电[Z].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1):12.

篇2

当人们批评将军们“打上一场战争”时，他们是什么意思？并不是将军们会认为他们将在同一片战场上面临同一套武器系统。他们显然没这么愚蠢。就将军们所犯下的错误而言，必然是在更加微妙的层面犯下的。有时候，将军们针对这些新武器系统和战场制定计划、开发装备的动作缓慢。同样重要的是，有时候他们假设大众心理以及影响对获胜至关重要的士气的叙事，与上一场战争是一样的。

对于负有预防金融危机责任的监管者来说也是如此。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应对新情况可能动作缓慢。他们适应变化的大众心理总是很慢。对监管的需要取决于大众对上一场危机的感知，而乔治・阿克洛夫和我在《元气》（Animal Spirits）中指出，这一感知严重取决于变化的流行叙事。

巴塞尔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最新进展报告列出了全球24个最大经济体在强化稳定的金融监管方面所做出的切实改进。它们的“仪表板”上标明了14个不同监管领域的进展。比如，FSB给所有24国对巴塞尔III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的实施情况都打了高分。

情况根本不令人放心。这些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可能不够高。安纳特・阿德马迪和马丁・赫尔维格在他们影响甚广的著作《银行家的新衣》（The Bankers New Clothes）中指出了这一点。而在FSB追踪的十多项其他监管领域中，进展情况要差得多。

比如，以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监管为例。据FSB的数据，自2008年以来，只有少数国家制定了这项监管。货币市场基金常常是人们除银行之外的另一条存钱途径，它们提供较高的利率，但在许多国家不提供类似银行存款的保险。和银行存款一样，投资者可以随时取出。同样，如果同时有许多人要求取回资金，就可能引起货币市场基金挤兑。

2008年9月16日，即美国华盛顿互助银行挤兑开始后几天、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后一天，美国一家主要货币市场基金、投资雷曼债务的Reserve Primary Fund（以下简称RPF）陷入了严重麻烦。其总资产已不足以覆盖投资者权益，挤兑一触即发。随着恐慌在大众中间蔓延，联邦政府担心爆发针对其他货币市场基金的大挤兑，宣布从2008年9月19日开始对所有这类基金提供一年担保。

这一挤兑如此紧急，以至于需要前所未有的政府支持，原因就在于其背后的叙事。事实上，RPF并没有亏掉一切。它只是“跌破面值”，即对于其账上的1美元无法十足偿付1美元；但仍能够偿付0.97美元。那么，为什么这是一场危机？毕竟，银行储户在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侵蚀其储蓄的真实购买力（只有存款的名义价值可以获得保险）时常常损失更多。但叙事并不关注这一点。几十年来，通胀造成的真实价值损失从未成为美国大众叙事的主角，因为持续价格稳定让人们早就忘了这一茬。

他们没有忘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即使今天活着的大多数人那时还没有出生。2008年，大萧条叙事再次风靡一时，各种关于金融恐慌和围聚在倒闭银行周围的愤怒人群的生动故事不绝于耳。受信任的当局似乎再三强调，这类事件已是遥远的过去，不会再现。在2008年愤怒的时代精神中，大众对相对次要事件的反应之大令人咋舌。

危机过去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花了近六年时间降低货币市场基金的脆弱性，2014年提出了“浮动NAV”（净资产价值）的要求，这意味着主要货币市场基金不再承诺对1美元的名义价值偿付1美元。他们将根据存款人在其账户中的比重偿付。这意味着基金投资人无法得到损失保险。但这很有可能有助于预防挤兑，因为这意味着一些人的突然提现不会影响尚未提现者的账户。

篇3

启示一，沪港之间的合作绝对是第一位的，竞争是相对的。此次危机的一大教训是，投资银行机构之间过度竞争和金融中心之间的过度竞争，破坏了国际金融市场运行与发展的正常秩序，贪婪引致的道德风险毁坏了平均利润率规律。从静态角度看，金融资源配置在各个金融中心之间是此消彼长的，但从动态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增长虽然不能改变金融资源供给的存量与总量，却能够改变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与流量。所谓结构雷同的市场竞争，与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二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差异化竞争有利于确立沪港金融中心各自不同的优势，从而成为维系沪港之间长久合作的坚实基础。沪港金融发展要遵循“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指导方针，要以“合作”求发展。

启示二，沪港金融合作要在制定一揽子金融危机应对措施方面，建立制度性工作机制。此次危机不仅仅表现为投资银行竞争体系的失败，而且表现为霸主国家危机处理对策的失败。但是，归根到底，金融危机其实是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失败和投资回报率至上的金融哲学的失败。与其说是监管不到位，不如说是过分相信金融市场的纠偏能力与稳定效力，从而缺乏应对极端系统性危机的一揽子操作方案储备与执行框架配置。此次危机表明，危机应对要从修复交易链、市场链、产业链、信心链的及时性、综合性、高标准要求出发，制定全方位应急预案。因此，沪港金融合作要从稳定国家大局与担负全球责任的思想出发，建立并完善跨市场、跨区域、跨国界，稳定的、长期的一揽子经济金融危机应对机制及其操作框架。

启示三，沪港金融合作要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人民币金融创新体系建设两个方面，深入分工、广泛合作，切实健全和有效完善中国金融国际化实施体系。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人民币金融创新体系建设也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香港与上海则是两大前沿阵地，是两大实验中心。A股和H股相得益彰，QDII与QFII并行不悖，其原理应当在沪港金融合作的各个方面推广应用。

启示四，沪港金融合作要在带头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切实支持国家扩大内需两个方面，实现工作同步。中国地理幅员广大，地方经济千差万别，而香港、上海则分处两大优势板块，而且均为两大区域龙头。两个城市在中国经济、金融、贸易与航运方面其综合实力分居前两位，义不容辞地要担当起“城市的国家责任”。两大城市不仅要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分别带动泛珠三角、长三角两大区域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而且要与北京协调一致，三大城市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其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龙头引导作用与先锋模范作用。

篇4

关键词：美元霸权金融危机金融战略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1-027-06

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的金融专家已基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以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本位货币体系已经严重威胁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且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致目前国际经济不平衡的罪魁祸首。通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美元霸权的地位已经被撼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应该制定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金融大国战略。

一、美元霸权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在战争中遭到重创，实力大为削弱；相反，美国经济实力却急剧增长，并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1944年7月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可按1盎司35美元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从此确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紧密相依。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它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无法支撑日益泛滥的美元，美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按1盎司35美元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现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完全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社会及各方人士纷纷探讨如何建立一种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但均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直至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达成了“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通过了《IMF协定第二修正案》，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协议”废除了“黄金”本位，提出加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首次提出了“浮动汇率”制度，确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成员国可自由选择汇率制度。牙买加体系的运行使多元化的储备结构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间的僵硬关系，为国际经济提供了多种清偿货币。但当时美国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强，并作为世界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和全球最主要的国际金融市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难以动摇，所以牙买加体系实质是美元霸权的延续。

二、美元霸权与全球金融危机

美元霸权的建立，是由于地缘政治建构的特征，也就是关键性商品，尤其是石油都是以美元标价的。每个国家都接受美元，因为它能买到石油。1973年以后，美国容忍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石油进行垄断，而美国向产油国索取的筹码是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石油美元的循环。这种美元循环，是维持美国国际霸主地位的基础。

凭着美元霸权，美国可以依靠发行纸币来统治全球金融经济。2002年，当伯南克还是美联储的一名主管人员时曾说过：美国政府拥有一种名为“印刷机”的技术，可以不计成本地生产所希望得到的美元。后来，他又将其概括为著名的“直升机理论”，指美联储可以任意地从直升机上向全球各地散发美元。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几番动用巨额资金救市，想尽各种办法刺激经济。这意味着，美联储更有理由肆无忌惮地“生产”更多的美元了。

尽管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可以大发票子，但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和联邦政府国际借款受到越来越软的约束，最终导致美国储蓄率降到极低的水平。高科技泡沫在2001年破裂之后，出于对于用“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来防止经济衰退的迫切需要，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来自与所谓“供应学派”的鲁莽和不顾财政后果的减税政治压力，只有在美国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因为实际上只有美国才能够无限制地从国际上借到以自己货币定值的贷款，以此来弥补减税造成的财政赤字。

从1870年以来，尤其是“二战”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美元主要承载着两大功能，一是从全球经济周期角度讲的本位货币功能；二是从全球资产周期角度讲的现金避险和投机功能。从本位货币功能上讲，美元与全球经济周期形成互动。本位货币的稳定性往往面临“特里芬”两难选择，即：一方面，随着其他各国持有的国际货币的增加，要求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来实现，这就必然会带来该货币的贬值；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必须要求货币币值比较稳定，而不能持续逆差。

全球失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伯恩斯坦（2005）在论及全球失衡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至少是第五次出现类似情形：美元的急剧升值导致经常项目严重恶化，反过来又产生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以及越来越深的对美元暴跌的担忧，然后，通过或多或少无序的汇率调整和主要国家临时性措施解决了问题。”

在1970年代，美国经历了两次比较温和的逆差，对应于德国和日本的顺差。198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常账户出现严重赤字，日本和德国则出现了明显的顺差。1990年代初期，美国的经常账户有所改善。亚洲金融危机后到金融新世纪，除了日本和德国外，中国及亚洲新兴市场成为支撑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另一支主要力量，致使美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巨额赤字。全球失衡问题在新世纪变得日益突出。一方面，美国经常账户持续恶化，对外净债务不断积累；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石油输出国则持续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从绝对量上看，中国2007年经常账户盈余3718亿美元，美国2007年经常账户赤字7312亿美元，中国的盈余大体是美国赤字的一半。中国2009年经常账户从相对量来看，中国2007年盈余占GDP的11.3%，美国2007年经常账户赤字占其GDP的5.3%。另外，中国的盈余在2003年前后变得显著起来，美国的赤字从1997年前后即开始迅速恶化。McKinnon（2005）的研究为我们思考美元霸权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他将全球失衡归咎于国际美元本位，即美元霸权。由于历史的原因，国际间的产品贸易和资本流动主要以美元计价，这使得美国成为“唯一可以有本国货币巨额负债的国家，它不易遭受债务以外币定值的其他国家一般会遭到的风险”。这种情形下，美国国际借款面临的是软约束，这最终造成了美国的低储蓄率。因此，与其说美国可以提供“硬资产”，不如说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面临的是国际借款的软约束。

美元霸权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主要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美元霸权使美国居民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讲的食利阶层。大致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发行摆脱黄金约束后，作为一种信用货币的美元，由于不受实物的约束，可以更加容易地以低成本吸收资金，然后投入到收益比较高的领域，自此，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变成全球的银行业。第二，美元霸权及其发达的金融体系也促进了美国独特的经济金融增长模式的形成。2001年，美国在IT泡沫破灭后，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于低的信贷门槛刺激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发展，而由于贸易盈余国家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为了投资保值，这些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重新流回美国。随着美国贸易赤字越来越大，流入美国资本账户的美元也就越来越多。2007年，流入美国资本账户的金额就高达7678亿美元，导致资产价格持续上涨。资产价格上涨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财富效应，另一个是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改善。这两个效应使得美元的创造、信贷便利性增强，美国居民更容易借到钱，因此，储蓄率下降，消费率提高。消费提高，进一步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而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改善，同时资产价格上涨。如此往复，使美国经济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这种靠美元霸权引发的财富效应和信用扩张助长了美国消费经济和负债经济的过度发展。第三，由于美元霸权以及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美国的经济增长会带动全球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增长就意味着需要有更多能够在全球使用的储备货币，进而美元需求增加。第四，美国的贸易失衡是造成信用扩张和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美国自1968年出现12.8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以来，就出现了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局面，2007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7380亿美元，2008年达到6959亿美元，2009年下降到3807亿美元。只要美元霸权存在，贸易盈余国愿意持有美元，美国就可以用这种纯粹的信用货币不断为贸易失衡进行融资，贸易持续失衡的现象就可以持续下去。由于美元本位是一种纯粹的信用本位体系，仅仅付一张“纸”就能换取各国产品和服务，因此，通过印钞维系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是巨大的，因此，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都显著增加，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开始显现。

总之，由于美元霸权使得美国居民能够无限制地负债，其他国家没有这种特权。全球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足够的交易和储备货币，储备货币发行国必须具有一个弹性的，可持续的赤字创造机制。这种可持续性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和居民的收入水平，而美国的经济又是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居民又是过度负债消费，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即信用货币体系下的“特里芬”两难（Triffin Dilemma）。可见，美元霸权不仅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也导致了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

三、美元霸权的动摇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

长期以来，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美国货币政策内视性与外延性的矛盾、缺乏监管约束、美元实际汇率与均衡汇率长期失调等。次贷危机的爆发使这些问题浮出水面。

美国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其根本问题在于经济体系中消费者过度消费和借贷；美国政府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家的贸易赤字；金融机构过度地承担风险，以致很多金融机构纷纷破产。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向美国实体经济扩散，支撑美元的根基也开始动摇，美元的国际信心逐渐受到挫伤。这些因素都将在未来中长期内动摇美元霸权地位。这是因为：

（一）美国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作用方面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得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足以影响其他经济体的“外延”效力。而美联储作为美国中央银行而非世界中央银行的身份决定了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的绝非全世界经济体的“集体利益”，而是旨在实现美国“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货币政策。

（二）美国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规模，正在削弱着美元信用并暴露出全球经济供需失衡。长期以来，美国依靠其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和美元霸权地位所拥有的强大的消费特权，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全世界的产品。几十年来，全世界都热衷于向美国出口，换回的大量美元再以投资或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借给美国，美国再用这些钱购买更多的外国产品和资源，促进全世界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进而进一步地刺激对美出口。

（三）美元中长期均衡汇率一直高于美元实际汇率，这意味着美元币值低估长期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广场协议的矫枉过正，1985年美元汇率贬值的共识为美元加速下滑和大幅低估创造了条件；二是弱势美元的债务减免效应，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变为债务国以来一直存在通过美元低估缩小债务实际价值的潜在激励；三是美元资产的财富虹吸效应，美元低估可以让美国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外部资本助力，加速美国财富积累。

（四）美国经济受次贷危机拖累，挫伤美元信心。1970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支撑美元的深层要素由贵金属变成了美国经济实力和增长贡献，美国的经济增长奠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而也成为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得以维系的基石。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美国透支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美国经济增长推高至均衡增长路径之上，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增长周期的滞后性回归。美国经济增长的下滑和市场对其未来经济发展的暗淡预期无疑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冲击，进而动摇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根基。

（五）国际社会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认同感下降。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前景暗淡、美元汇率失衡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紊乱使国际社会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认同感下降，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指出，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蒙代尔认为，必须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在其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且是比较领先的角色。

综上所述，次贷危机暴露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缺陷，而危机的蔓延和深化则使之展现得更加具体和透彻。由于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美元单一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因此，这次金融危机不仅仅在短期内对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冲击，还会在中长期内动摇美元的霸权地位。

四、后危机时期我国的金融战略

在后危机时期，美元的霸权地位已经动摇，美元的国际地位将呈逐步下降趋势。而我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地提升，人民币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应该以新兴大国思维抓住这次金融危机给我国提供的机遇，通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逐步实现混业经营的金融发展模式等途径，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金融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全球金融强国。

（一）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三，约占全球GDP的7%。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名列全球第一，超过20%，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已达16%以上，2009年的排名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中国经济崛起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同时，到2009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2.4万多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输出国，而且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当然，中国资本输出的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储备最多的国家，其货币没有国际化，这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没有的。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还在不断加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既极大地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与要求，也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建设，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为挽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美联储通过滥发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分摊危机的成本，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这些国家纷纷要求改革国际金融及货币体系。美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而且这种信任危机已经不可能通过美元自身得到改变，从中长期看，美元贬值将是一种常态。为防止美元危机扩散，各国政府正在积极谋求多元化的储备货币，而人民币正是可供选择的关键储备工具。实际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经济实力快速增强，也使得人民币国际信誉大大提高。中国与一些国家进行货币互换，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渐认可并接受人民币作为清算货币和交易货币，有的甚至已经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这些都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现实性。

无论从国家金融战略层面，还是从我国经济金融现实基础及发展前景等方面来考虑，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

一是可以获取“铸币税”收入或零利率贷款。国际货币可以享有来自他国的铸币税收入。二是有利于降低汇率风险与成本。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金融机构、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规避汇率风险，解决债务与收益货币不匹配的问题，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三是有利于我国适度降低外汇储备规模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四是有利于减少国际货币体系不完善对我国及周边国家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对于降低我国在对外贸易、外汇储备等方面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保持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五是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的发展。六是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七是可以改变我国货币政策处于的被动和被支配地位。八是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总之，我国应结合我国贸易与投资金融活动，结合我国优势产品与服务，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全力加以推进。

（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建立证券金融发挥重要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础在于扩大资本形成能力，提高资本收益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提高社会资本形成能力，不只是扩大企业资金来源，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中国金融崛起的基本条件，是我国的重要金融战略。

扩大社会资本形成能力，就是要开辟投资来源，培育壮大资产管理机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一是要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经验表明，现代金融体系必须依靠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双轮驱动”，而我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轮子大，一个轮子小”，这已严重影响到我国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中仍有90%左右依靠商业银行，只有10%来自于资本市场，而且融资结构还有恶化的趋势，这已成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的重要根源。我国股票市场目前无论从上市公司的数量和交易规模来看都还远远不够，发展的空间和潜力还十分巨大，必须加快发展。

二是要大力发展创业板市场。中国的创业板市场将有可能成为引领中国经济转型的“资本推手”。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大型经济体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均取决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美国纳斯达克就是通过资本市场配置资源更好地带动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成功案例。我国创业板为数量众多的自主创新和成长型创业企业提供资本市场服务，发挥拉动民间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创业促就业的重要作用。2009年9月25日开始，创业板第一批28家上市公司拟募集资金70.77亿元，实际募集资金154.78亿元。截至2009年末，创业板市场共有36家上市公司，累计筹资204亿元，占同期股票市场全部融资额的3.3%，市价总值为1610亿元，占全部股票市场总市值的0.7%。创业板市场的推出标志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并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目前创业板市场市盈率整体偏高以及投资者对创业板股票非理性追捧，均不利于这一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2009年末创业板市场平均市盈率为105.6倍，而同期深圳A股主板和中小板市盈率分别为45.2倍和49.2倍。

三是要扩大产权交易，建立区域性的OTC市场。在重组和整合现有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依托我国1998年以来建立的9个地区性中央银行分支机构、银行支付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选择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武汉、重庆、广州、济南、沈阳等9个地理条件优越、证券交易方便、基础设施先进、中小企业发展快和投资者素质高的典型地区，优先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

四是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发展各类企业债券。到2009年底，全国债券托管量为17.5万亿元，企业债为1.1万亿元，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为1.3万亿元，合计2.4万亿元，仅占全部债券的13.7%。应制定统一的债券管理法规，扩大企业（公司）债的发行。

（三）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

国务院关于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政策文件，是在2009年全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背景下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在2009年国务院明文确定要在2020年将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关于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讨论更加热烈。

当前全球范围内国际金融中心各具特色，有综合实力型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也有特殊优势型金融中心，如芝加哥是全球最大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心，泽西岛、格恩西岛和都柏林是国际资产管理行业的中心。这些具有特殊优势的金融中心往往不依托自身经济体的发达程度而重点突出单项的金融服务优势领域。我国建成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以综合实力型为发展方向，强调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的互动互进，建成一个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综合型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认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的应该立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中国的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转变为资本市场主导，由行政管制的体制转变为基于合理监管基础上的市场化体制，由此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未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该明确把握两个基本方向：第一，推动包括股票、债券和衍生品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第二，推动行政管制的放松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进程。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货币自由兑换可以同时推进，这是因为：适度的外汇管制不会妨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以为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创造有利条件，同时，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我国金融对外开放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我们应该在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促进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

（四）在以商业银行为核心和主体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混业经营的金融发展模式

中国要实现金融大国战略，必须走向混业经营。混业经营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混业经营能改善收益结构，提高利润边际。作为我国金融业主体的商业银行，其收入结构在总体上是建立在利息收入基础上的，收入的提高高度依赖各种形式的利息收入，其比例长期占总收入的90%左右。与国外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不仅比例小，而且在结构层次上也存在明显差距。目前，在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业务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那些筹资功能较强、操作较为简单的结算类、类收付业务，以及与贸易相关的跟单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而层次较高的咨询、理财、风险管理等业务却很少，有的甚至为空白。二是降低风险边际，提高抗风险能力。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收入的提高高度依赖各种形式的利息收入，这种单一、失衡的经营收入结构，导致成本―收入比长期居高不下。收入结构反映业务结构和风险结构。利率市场化将缩小商业银行过分依赖的净利差，进而导致经营收入减少。不仅如此，单一的利息收入结构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及产业景气变化的影响，导致收入波动幅度增大。相比之下，混业经营能够同时获得来自传统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子行业的收入，混业金融机构能够获得更为稳定的收入，相应的抗风险能力也会增强。三是混业金融能促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从主要国家混业经营发展的历史来看，混业经营的产生和发展全过程都与金融创新密切相关：在分业经营体制下，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能够绕开管制间接地实现混业经营；在混业经营体制下，服务于混业经营的金融创新更是层出不穷，推动混业经营不断深入和深化。四是能构建稳定高效的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从宏观层面上看，任何金融机构都是作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发挥功能，并且总是受到特定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影响。从金融体系的比较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具有独有的特点。从根本上说，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鉴于中国历史演变和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原因以及当前资本市场的相对落后，可以预见，这种“银行主导”特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改变。这就意味着，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现状出发，构建稳定高效的金融体系，需要以商业银行为核心和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协调发展。在以商业银行为核心和主体的金融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通过混业经营的实践，在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联动中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自然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内生”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体系结构。

参考文献：

1.伯恩斯坦主编，2005：《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2.（美）本斯泰尔、罗伯特E利坦，2008：《金融国策―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金融武器》，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陈雨露、马勇，2009：《现代金融体系下的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路径、风险与监管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次贷危机研究课题组，2009：《次贷危机正在改变世界》，中国金融出版社。

5.郭世坤，2009：《人民币应该或将加速国际化》，载《中国金融》2009年21期，总第675期。

6.McKinnon，Ronald I.，2005，“Trapp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ollar Standard，”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Vol.27，pp.477―485.

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失衡；金融衍生品；监管机制；多极化制衡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2-0011-03

1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当前金融危机爆发原因之比较

1.1　相近之处

1.1.1　本质都是经济失衡的表现

危机的爆发本质上都是由失衡产生的，每次危机的解决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失衡的本质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当不平衡积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就会以危机的形式释放出来。因此近20多年来，全球失衡就与金融危机如影随形。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国际收支短期平衡与长期平衡的关系处理不当。在长期国际收支平衡缺乏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就试图开放资本项目来实现短期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国内经济的均衡，这样做是很容易导致外国投机资本侵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一国的汇率往往具有助涨或助跌的作用。而这正是投机资本大量进入的国家极易发生货币或金融危机的原因。

当前金融危机实质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引起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失衡。危机的爆发就是对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严重失衡的一次总调整。

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这样，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国家就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一石油美元一商品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均衡”上。于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出现了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失衡。只有有效缓和乃至改善全球经济失衡的痛苦局面，全球经济金融才能真正从危机中走出。

1.1.2　经济发展过热，经济结构与运行方式的不合理是内在原因

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经济增长较快。但高速增长积累起一些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迫切地推动经济增长，忽略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投资和生产大量过剩，普遍高估房地产供给、制造业的产能；同时，这些国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过分依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因为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居民大手大脚地借债消费，国家也鼓励大规模借贷和超前消费。加上全球化的趋势，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近年来，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了70％的历史新高。美国自1992年开始，经常账户余额已持续15年呈逆差状态，2001-2006年间经常账户逆差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7.36％。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美国政府和社会近年来一直是在债台高筑的危险状态下运行的。

1.1.3　政策不当，银行不良住房贷款的全面爆发促使危机产生

过分依赖外资是东南亚经济中的弊病。泰国银行从外国银行借来“短期贷款”，然后借给国内房地产商“长期贷款”。该国还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如此，当外资纷纷撤离时，构成了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此外，由于一些银行擅自放松向房地产业贷款的标准，致使大量资金变成呆账。这就增加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最终导致一些金融机构濒临破产，一场严重的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随之爆发。危机首先发生在泰国，迅速蔓延到其他东亚经济体。

美国政府政策的不当为当前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虽是私人持股的企业，但却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特权，因而其发行的债券与美国国债有同样的评级。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在货币政策宽松、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两房”的隐性担保规模迅速膨胀，其直接持有和担保的按揭贷款和以按揭贷款作抵押的证券由1990年的7400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07年底的4.9万亿美元。在迅速发展业务的过程中，“两房”忽视了资产质量，这就成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潜在诱因。

此外，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为阻止美国经济下滑和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仅为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将这一超低利率水平维持了1年的时间。这种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刺激了房地产业的膨胀，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又使银行千方百计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上。但之后随着2004年以来美联储的连续17次提息，使利率由1％提高至5.25％，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高利率使美国住房市场泡沫破裂，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甚至导致其断裂，进而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并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1.1.4　房地产泡沫膨胀是首要表现

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据统计，泰国金融机构实际贷给房地产业的资金约占其贷款总额的50％，马来西亚占29％，印度尼西亚占20％，菲律宾占11％。房地产业泡沫膨胀严重。

在2001年至2005年的5年中，美国自有住房者每年从出售房屋、房屋净值贷款、抵押贷款再融资等套现活动中，平均获益近1万亿美元。当经济开始周期性下滑时，货币政策出现调整，利率提升，房价暴跌，泡沫也随之破灭，整个链条便出现断裂，首先是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大幅上升，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

1.1.5都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爆发并迅速蔓延的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也使资本流动能力增强，带来对危机进行防范和治理的难度加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等负面影响。

1.2美国金融危机的个性因素

(1)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金融创新”没有得到有力约束。

在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背景下，以负有维护美国经济整体稳定重责的美联储为例，它只负责监督商业银行，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只是在2004年经过艰难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的。由于缺乏监管，金融领域的“创新”泛滥。

金融评级机制的严重失误。评级机构在工作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因为它们认为这些结构性的债务产品与企业债券类似。实质上，不同的债务抵押证券具有不同的风险测评，应该加以区分地进行评级。结果，对债务工具的错误评级导致了错误的定价，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估为“优等”。

由于国际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而美国又无视一些国家多次提出的加强监管的建议，因此，整个国际层面也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

(2)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过多掩盖了巨大风险。

传统上，放贷银行应该把贷款记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并相应地把信用风险留在银行内部。但是，美国的银行却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这样就把原本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贷款资产移除报表，并以此转移相关风险；而投资机构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身成新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这样资产证券化的结果就是银行看似把风险已经完全转移给了其他金融机构，得到了一笔“无风险”的类似于手续费的收入，而这种无风险收入进一步刺激了银行从事这种业务。

由此，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的泡沫日益膨胀，投机行为兴起。起初1元钱的贷款可以被逐级放大为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当这些创新产品的本源――次级住房信贷资产出现问题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必然坍塌，从而引发连锁效应，造成金融危机。

2　两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从影响范围与程度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泰国泰铢的暴跌，随后迅速扩散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1998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都陷入了负增长，同时，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的经济也近乎零增长。台湾的经济增长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东盟新成员国的经济基本未受影响，因为它们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的金融力量相隔绝。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当前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冲击比以往更强烈。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今天世界各地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金融开放之中，大笔“热钱”在全球各地迅速流动，各种金融衍生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典型表现是美国一些金融机构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出售给很多国家。因此，发源于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发达金融体系的金融风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影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上旬发表报告说，受严峻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正进入“严重低迷”时期。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接近于衰退”。

不过，亚洲国家在这次金融风暴中，相比欧美等地区受创较小，而且不少国家属新兴经济体，复苏亦将较快，随着亚洲外储基金的成立，未来亚洲在国际金融事务上将有更大的话语权。

我国金融体系仍未完全开放，加之前一轮的宏观调控已将资产市场的部分泡沫释出，因此我国经济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这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但应清醒地看到，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60％的开放大国，这场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外部需求的下降，使得我国的出口增长放缓。而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出口的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金融危机的发生减少了它们的需求，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国的出口，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

3　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应对

3.1　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国际应对

(1)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明显弊端。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资本在全球流动，但目前的监管却是以各国为单位，世界各国各自为政，对各自的金融市场都有本身的监管机构，这就造成监管竞争。这种竞争的后果是资本向监管放松的地方流动，因此会造成很多问题。

另外，国际组织对单个经济体的检查和评估标准不一，对发达国家约束小，而对发展中国家约束大，造成监管不公。国际组织应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监管。因为储备货币国向全世界发行钞票，应为全球经济负责，但其货币政策却是以本国货币政策为本，最突出表现就是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钞要以黄金储备为后盾，这就约束储备国不能滥发钞票；而现在没有黄金为依据，储备国滥发钞票的倾向无法约束，这会造成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随时存在急剧贬值的风险。

此次金融危机表明了加强各国监管机制的合作，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

中国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中国的诉求主要是三点，一是要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二是要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三是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

(2)在不久前召开的亚欧会议上，中日韩三国提出建立800亿美元储备基金，以维持货币稳定，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自二战后，由美国主导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会，原本肩负着应付金融风暴的责任，但面对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明显力量不足。亚洲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外汇储备基金，维持本地区的货币稳定。

3.2　危机情况下中国的应对与未来发展

(1)当前我国金融业的情况。

当前我国金融业稳健运行。三大因素将帮助中国较好地应对此次危机：拥有1.8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存在资本管制；货币政策稳健，中国政府过去4年都实现了财政盈余。而且多年来的改革增强了我国金融业的抵抗力，各类金融机构实力普遍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市场流动性总体充裕。此外，由于我国，金融实行循序渐进的开放战略，对国际金融的参与度还不够高，虚拟经济的发展也比较缓慢，规模还不大，实体经济处于绝对主体地位。因此，我国金融体系是安全的。

(2)中国的危机应对与未来发展。

危机即是转机。虽然中国不可能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彻底免疫，但拥有丰厚外汇储备和巨额贸易顺差的中国会进一步加强国际地位，通过这次亚欧峰会，中国以至冒升中的发展中国家有望在参与国际事务上获得全新的空间和发言权，甚至参加主导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

纵观全局，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应着眼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个方面。

首先，促进实体经济的调整，依靠国家统筹资源，同时扩大内需。坚持投资与消费两手抓，一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等重大项目建设，整合壮大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大产业，构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装备制造业、航天制造业、物流产业、信息产业、资源产业等现代工业体系，并发展资源性大产业，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另一方面积极着手促进国内消费，采取措施扩大内需。这是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最有效、最可能的途径，也是国家发展壮大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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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全球化；金融危机；影响；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一、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金融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国际经济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它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适当地刺激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弊端，又对经济相对比较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同样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一)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正效应

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的积极影响是大规模引进外资和技术，对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为改革我国经济体制中诸多不利因素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负效应

我国许多民营企业底子薄、基础弱，金融全球化使它们面临空前的外资威胁和压力，同时国际上热钱的涌入加剧了相关产业泡沫化的程度，给我国的金融改革和监管都提出了诸多要求。

不可否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相比国际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健全，监管上自然存在许多漏洞，客观上造成我国金融业的体制发展较为滞后，风险陡增。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相关工作，保护我国金融业的安全：严格控制外部资本的介入和流动；国有银行的监管与控制；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备；成熟的汇率控制和调节政策。

总而言之，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势必会高度重视自身的经济安全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对金融业的发展要本着客观的、动态的、全面的原则去认识和了解，金融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我国要本着积极主动的心态去加入到这个潮流中，但在参与过程中，要慎之又慎，尽量把风险规避到最小。要把握这一历史机遇，促成我国经济的腾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范围的金融海啸来势凶猛，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危机的加剧，实体经济也受到了极大影响，全球范围内的多家大中型企业宣布破产，即使采取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调控后，形势也未好转，至此，全球经济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寒冬期”，各个行业都开始出现凋敝和破败的前兆。如何才能走出重重困境，使经济出现复苏，没人能够给出答案。

这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由美国华尔街开始，而诸多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难逃厄运，比如我国正处在重要的经济转型期，这一危机会使我国在国外的投资和企业遭受重创，不能在短期内撤离的资金基本冻结，进出口贸易总量与以往同期相比也会出现大幅下滑，那么我国的国际收支就会产生巨大波动，由此会造成长期的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放慢许多，我国对外贸易的巨大优势将在短期内不能体现出来，经济增长的策略调整为刺激国内消费，拉动国内需求，但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但挑战和机遇从来就是如影随形的，面对这一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对我国而言也充满机遇，首先是国外企业的低靡和产品的价格大跌，我国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走出去，收购国外资历和影响力都比较好的企业，整合市场资源为己所用，但这需要相关企业做好资金和管理的双重准备。走出去的同时也要谨慎，最好做到步步为营，尤其是对资金的控制，必须要留有余地，随时应对资金不能迅速回撤的压力和风险，在稳妥的前提下，还要关注我国周边一些地区的经济形势，如果有好的机会也要尽可能抓住，多做一些资金上有保障的投资项目。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特点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金融危机始于美国，我国在时间上存在一个滞后效应；我国传统优势出口贸易大幅萎缩，存在供大于求的矛盾；国内需求有限，库存压力增大；就业率再创新低，成为社会顽疾；财政收入越来越困难。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1.外汇的大量涌入客观上加剧了我国货币市场的控制的难度，外币滞留我国，为了免受其干扰，央行不得不发行大量人民币兑换外币，而市场上货币的发行量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超过发行量的上限，就要引发通货膨胀，尽管政府全力控制，还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负面效应，如此一来，我国的货币发行独立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2.我国金融监管的不到位大大影响了国外投资的有效性，大量资金走向国际市场，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管，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研究不足，手段单一落后，同时缺少国际资本流动方面的控制经验，这就造成我国在金融危机初始时不能及时回撤资金，损失惨重，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交流的不断深入，未来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控制。

(三)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

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国内经济形式的新变化，我国应借鉴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在法制监督、投资程序、风险控制、人才管理等方面进行晚上。我们在兼顾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应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国应该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增强抵御国际长期资本冲击的能力；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支持商业化市场运作；国际投资战略与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相结合；构建全方位监控体系，防范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风险；从“走出去”战略的高度考察国际投资策略；完善资本流动的国际监控，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努力将海外投资中的国际经济政治阻力降到最低。

总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来临，全速前进的中国巨轮必须考虑到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冲击，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我们的经济发展航程将会前途光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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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卓有成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V”型回复。 全球化有两面刃：让大家共享荣景，也让众生共渡危机。在景气时，人们褒扬全球化之舞;在危机时，人们则转而质疑和垢病全球化。在危机后，我们对全球化应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1.全球化有多大的推动力，就有多大的冲击力。 全球化的载体有信息流、人流、商品流和金融流(包括资金流和各种金融产品)。

信息流拥有顶级的流动性。网络化为信息流洞开了多维空间，全球涌流的信息宛如风流云散。金融流具有极好的流动性。现代金融市场为丰富的金融产品和不断创新的衍生产品开创了广泛便捷的渠道。如果说信息流是“气”态的，金融流便是“液” 态的，商品流乃是固态的，人流则是“生”态的。 全球化增加了多少“流动”性，增强了多少流动力，同时也就潜伏着多少野性和破坏力。一旦这些流动性泛滥成灾，人们就会穷于应付。全球化为世界增加了广泛而便捷的联通性，缩短了人们的时空距离。然而，全球化在顺境时具有多大的功效，在“流感”来袭时，就具有多大的传染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的世界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佐证。

全球化使世界联成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局域的影响会很快扩散到整体。我们在享有全球化的成果和功效时，很可能也在增加系统的应力和风险。数千亿美元的顺差，5千万吨钢材的净出口，世界市场可谓大矣!可一旦美国人囊中羞涩，减少消费，世界需求不振，中国出口立马萎缩。看似很远的寒流，眨眼就吹到面前，冷入肌骨。 2.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经济全球化始于商品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渐人人才全球化、企业全球化的佳境。全球化为每一个人带来历史的机会，敞开未来的大门;为每一个企业提供广阔的世界舞台，洞开无限的发展空间。

但是，谁能真正把握机遇，谁能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中胜出，谁才能最终享受全球化的大餐。否则，全球化带来的只是挑战和不幸而已。 国家也是如此。全球化给你一个开放的世界，你得还之以一个开放的国度。外商会近悦远来，投资会纷至沓来，热钱会逐利而来……，可你得提供优惠政策，提供廉价的土地，容忍某种程度的排放和资源的耗散……全球化会带来产业的梯度转移，问题是你将把什么菜捡到篮里?捡菜的过程就是一个产业分化和经济结构形成的过程，就是国际分工的过程：有的国家趁势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的国家一举成为世界工厂，有的国家借机逐鹿世界办公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制造了辉煌，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和问题。“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自造，从为洋人做嫁衣裳到更多地为国人制造畅销品，把过剩产能转向农村，转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产品。

“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智造。最好的转化过剩产能的途径是提升产能，剑指高端;跳出低水平重复生产、恶性竞争的红海，直挂云帆济蓝海一一开拓全新的更大的价值空间。 中国要化挑战为机遇，必须把调结构放在首位，把扩内需置于要冲。经济增长则是随之而来的因变量。因为中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GDP增速一般是不会低的，完全不必再大“保”其驾。明智的做法是稳增长，常常要提防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提防通货膨胀、提防经济过热!

3.比特加速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加剧全球化的风险网络时代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当网络搜索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全球化也 如人们早晚面对的三屏(电脑屏、彩电屏、手机屏)一样变得触手可摸。如果说丰富的比特之于全球化颇具加速效应，金融杠杆之于全球化则富有放大效应。金融杠杆不仅激发并放大了全球化的能量，也积聚并放大了它的风险。 美国的住宅贵也罢，贱也罢，本与世界其它各国了无关系。可一旦它被债券化之后，从次级贷款衍生出一系列颇具创意的金融衍生品，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事态就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次贷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全球化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进而诱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在金融领域虽然幸免于难，但出口通道却间接受到重创。 金融有多大的创造力，就有多大的破坏力。金融杠杆的魔力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金融体量大。外汇的日均交易量高达3万亿美元，股票年交易量逾百万亿美元，2008年全球债券余额达到86万亿美元，场外利率衍生品(叮C)余额达到458万亿美元。 金融体量远远大于实际经济体量。二是反应速度快。三是衍生产品多。

四是关联性和隐蔽性强。 太极生两仪。美国要去杠杆化，因为美国人把金融杠杆玩得太疯，杠杆率玩得太高，风险太大。 “两房”曾经玩到60倍，投资银行玩到30倍。中国则应杠杆化。我们的金融杠杆还未充分发挥作用，住房公积金还远未发挥乘数效应。我们应该倒过来想、倒过来汲取经验教训：金融有多大的破坏力，就有多大的创造力。中国应有健康的“两房”、“三房”，也学学美国人，玩玩金融杠杆，只是不要玩到60倍，甚至不玩到20倍，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4.全球化不同情弱者，适者生存，强者发展。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强者才能驾驭潮流，得心应手。商品可以攻城略地，技术可以斩关夺隘，资本可以抢滩称雄，信息和文化同样可以洗脑掠色。强国会竭力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压抑甚至取消弱国的贸易壁垒，而自己在必要时总会悄悄祭起贸易保护的旗帜。技术强大自会打技术牌，资本雄厚自会打资本牌。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看似强大，但只是处于“微笑”曲线的下方，靠加工、代工，消耗资源、能源，通过出口取得一点微薄的收益，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营销通路大都假手他人，肥水外流;到头来，还背上一个“高排放”、污染环境的恶名。我们用制造品去交换美国的金融品(国债)，把血汗挣来的“顺差”又借给美国人消费挥霍。吃尽亏，到头来还落了一个“高储蓄”的不是;美国人享用了“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反倒无理地数落人民币为什么不升值! 强国的货币流通为世界货币，强国的语言流行为世界语言。强国的文化也横行世界，拥有压倒的优势。中国要争取货币话语权、产业话语权，就必须自强不息，努力增强实力。

只有发展了，才有发言权。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力是基础，只能以内需为体，出口为刃，而不能本末倒置，过于依赖出口市场。 5.全球化时代呼唤全球责任。 当个人不得不进行全球化思考，当企业不得不驾驭全球化轩辕，当国家不得不顺应全球化潮流，全球责任便应运而生。 仅仅考虑气象问题是不够的。排了多少二氧化硫、烟尘和粉尘，只会造成酸雨，影响有限时空的气象。排了多少二氧化碳、多少温室气体，则是绝顶要紧的大事，事关气候问题，涉及生态大时空，关乎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的企业必须承担全球性的社会责任。在环境层面，就是保护自然生态，节能降耗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承担气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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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63年，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1997年以来，他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东京都立大学等做访问研究员和客座教授。他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入的研究。任多家财经媒体专栏作家。

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对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这是丰年来我们一直特别关注的问题。

可是，如果我们真把注意力放在这一点上，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本身没有问题，只需尽最大可能防止被全球危机所伤害。问题是，这个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呢?我的看法是，与很多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经历的都是信用创造、金融深化、资产价值膨胀和高杠杆化的问题，而今天又差不多先后经历着信用收缩和去杠杆化的过程。固然我们的出口可能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但我们与其他经济体一样可能又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这也许是我们应该真正去关注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经济近年来的繁荣基本上是靠信用创造和金融资产价值不断被重估来实现和维持，而建立在高杠杆化之上的繁荣当然是有商业周期的。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从哪里开始的?通常，人们会从生产率上去寻找经济繁荣的原因。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改善中，最近10年来没有大起大落。也就是说，生产率尽管是在增长中，但并非超常增长。因此，难以找到可信的证据证明，这些年来财富的扩张和经济的繁荣主要是因为生产率增长导致的。

有人会说，由于中国工资收入的增长慢于生产率的增长，因此，生产率的改善可能会使资本所得获得更快的增长，这会推动一部分人的财富扩张特别快。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这些年来，我们的确看到，总体上工资收入增长慢于生产率的增长，以致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显著下降。但是，很多研究发现，这个现象只在出口行业更显著，因为出口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长期以来是以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为特征，因此，即使出口附加值比较低，但是资本收入的增速还是快于工资收入的增长，这是中国出口行业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可是，必须注意到，不仅这些年来中国的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收入增长往往快于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而且由于非贸易品价格持续上升，已造成出口行业工资增长加快。因此，总体上我们还是难以把近年来中国人财富的增长简单地用生产率的进步来解释。

我的初步研究让我相信，中国近年来的财富增长主要是信用创造或者金融深化的结果，这与美国经济这些年来的情况在机理上非常类似，区别只在于金融深化或者经济杠杆化的程度不同罢了。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创造了更高倍数的信用杠杆(一般在30至50倍)，大大提升了美国人用金融资产价值衡量的财富和消费能力，而中国将近10年来的金融向经济的渗透和信用扩张，毫无疑问也创造了更多中国人的金融资产和财富的价值，但提升的是中国人的更多投资和理财的能力。不用说，除了高收入和富裕阶层之外，有更多的城市人口成为在这个金融渗透和信用扩张的过程中的获益人群。这些人群多是那些收入有保障，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教育、金融、商业、新兴部门就业，或者拥有政府分配的福利房和社会保障、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家庭背景的相对年轻的人群。这些中国最近十年来大多数城市生活水准显著改善的阶层，人口规模估计有1至2亿。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或者家庭都有银行负债，最主要的是购房按揭贷款。

以上这些都是为了说明，中国今天宏观经济出现的主要问题不是出口下降，出口企业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已经倒闭，但是这些企业的倒闭主要是因为生产和用工成本上升太快，这是这几年物价上升和生活费用快速上升的必然结果。而物价和生活费用的快速上升，则是这些年来资产膨胀和货币不断因为信用创造而超发的结果，现在，时局发生了变化，资产市场不被看好了，房地产价值下跌了，股票的价值缩水了，很多企业、开发商和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资不抵债。这一切导致信用的收缩加剧，去杠杆化在所难免。于是经济出现萧条，通货膨胀消失。

虽然很多国家的银行和政府都持有美国的债券，从而会被美国的次贷危机拖累，但我们更要看到，今天全球经济都遭遇的是一个普遍的信用收缩和去杠杆化的问题。毕竟过去这些年来，全球的各大经济体大都经历了资产的膨胀和经济的高杠杆化，而现在差不多又都经历着泡沫被挤出和资产价值回落的痛苦，只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走得更远了一些。

_IT基础日志

_第25天：公司业务人员与IT人员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我们的业务流程太僵化了，它已经无法跟上业务的变化。一定要想个办法，补上这个缺口。

_Gil打算飞越这道鸿沟，可，摩托的动力够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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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现实影响战略性投资人民币区域化

我们有两种选择：制定全局的国际金融战略，从当前开始布局，为下一代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或是采取随机应变的跟随型策略

如果十年之后，巨额外汇储备仅只在财务上保本或年均增加几个百分点收益，而没有给我国开拓未来空间，这便是战略上的失败;如果着眼点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将是经济上互利的最优金融制度安排，国际金融体系将演变为美元为主导、欧元与人民币为欧亚两翼的三元体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二战之后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它使1980年代撒切尔-里根革命推进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全面退潮，而国家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并可能在一段时期主导公共政策。这种状况可能使保护主义思潮抬头，自由贸易与市场开放受阻，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国际经济与金融边界将出现较为显著的变化。

在资本管制下，我国基本未受国际金融效应波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来自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发达国家比较，目前我国的相对位置较为有利，这表现为：在宏观层面，发达国家全面拯救金融机构以恢复市场信心，而我国则是防范金融冲击;在资本市场，各类公司处于财务困境，而我们则是潜在买方;在国际金融体系博弈中，欧攻美守，均拉我国以壮其势。

总的来说，此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是如何修补与调整原有的国际金融秩序;而对中国而言，这次危机给中国提供了拓展未来空间，由既定利益格局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建设性合作者的历史性机会。

一、当前的首要任务

过去150年世界经济史的启示是：各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全球化，以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为基础的金融市场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自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全局性公共产品，多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以三十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就会出现大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与或重组;金融全球化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对全球资源进行跨期配置的市场机制，其危机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危机，其崩溃则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的解体。

1970年代后期，国际金融体系完成了布雷顿固定汇率体制崩溃后的调整，经济全球化由此得以全面推进。事实上，这一体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最理想的外部环境。三十年的发展使我国融入世界市场，受益匪浅，成为增长最强劲的大经济体。只要国际金融体系再稳定三十年，我国将成为最大的收益者，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将直接威胁我国的根本利益，不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目标。因此，我国主动与积极地参与防止国际金融体系恶化与崩溃。

对于我国，这次危机的意义在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远远超过预料，依靠作为公共产品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参与全球劳动分工、搭便车发展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与1980年代后日本面临的局面相似，我国将不得不承担维持这一体制的部分成本，外部环境变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非常巨大;我国的金融改革难以通过对美国市场的模仿复制达到，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必须与改变国际金融环境紧密结合。

问题在于：如何建设性地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与或重组?怎样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与博弈逐步扩大我国的利益边界?如何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大调整中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结合?

面对大变局，我们有两种选择：或是全面考虑未来发展，结合国际金融体制的变化，制定我国的国际金融战略，从当前开始布局，逐步建立与扩展我国经济边界相适应的金融边界，为下一代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或是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对美欧关于当前危机及国际金融秩序的提议简单应对、或零敲碎打的提出一些战术措施。

显然，后者无助于我们逐步确立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在历史上，两种选择均有前例。二战之后，欧洲从1950年代初欧洲重建时期的煤铁同盟开始，在1970年代初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机会建立货币共同市场，直至本世纪初欧元区的确立，都沿着富有远见的长远战略思路逐步推进，其中不乏反复和倒退，但大的方向始终如一，终于使欧洲市场相对独立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并可能成为修正国际金融体系缺陷的重要力量。

日本的例子则是相反。1980年代初，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开始开放金融市场。但日本当局真正关心的是维护原有的国内金融秩序和税收体系，在“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及此后的“日美金融市场工作小组”长达十年的多轮会谈中，走一步看一步，缺乏通盘思考，未能建立一个稳定与动态的货币金融体系，促进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转变。二十多年来，日元汇率大幅升值、日本金融体系危机、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处于长期萧条都与之有相当的关系。

从国家长远利益计，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从推动建立内外平衡的经济结构的高度，谋划我国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空间与格局，以我为主，提出一系列的综合策略安排，即总体战略构想。只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找准方位，形成连贯的而不是矛盾的、整体的而不是零碎的政策思路，为即将展开的多边与双边会谈提出符合总体目标的具体建议与技术提案。

不可否认，在目前，形成并提出国际金融的战略思路有诸多难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式路径依赖、固化的部门利益格局、行政当局缺乏研究未来发展的内在动机、内向型格局与求稳心态、缺少系统的长期研究等等。但这些困难并非无法逾越，关键在于决策者的前瞻眼光与政治决心。

二、短期：战略性投资

我国近年来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与二十多万亿元人民币储蓄余额的比例大致为0.6:1。这两项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这种金融资产仅仅是潜在的购买力，并不等于真实的国民财富，而且，随着未来商品与资产价格的上升，其相对价值将大幅贬损。这需要我们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和合适的成本，将潜在的购买力转变为真实国民财富。

传统上，亚洲的公众与政府有很强的储蓄偏好，同时也有将储蓄等同于国民财富的倾向——然而，国民财富不但表现为物化的生产要素与产出总量，而且更体现在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与组织之中。

近来各方纷纷提出抄底美国金融机构的建议，从财务投资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数十年难遇的好时机。但是，财务投资并不应该是我国战略性金融资源关注的重点。如果十年之后，巨额外汇储备仅只在财务上保本或年均增加几个百分点收益，而没有给我国开拓未来空间，这便是战略上的失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动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创新能力、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产业过渡，以及增加国民财富提供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具备了战略投资的杠杆——丰裕的外汇流动性，同时也有了支点——发达国家全面拯救市场的迫切需要。这是一次历史机缘，决策层应下决心，拨付相当比例的外汇资金，既可以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拯救行动、维护全局性公共产品的诚意，也可以在共赢之上，大力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

在这一方面，双边会谈及行动远大于多边会谈，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应鼓励对美欧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战略投资。虽然中司对百仕通、摩根士丹利等机构的投资遭受了一些批评，但在当时情况下也有其合理性，而这些较小投资是大规模进入市场的试水。应当将其纳入国家层面的双边会谈，与当前欧美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注资进行一比一匹配投资，迅速进入。

应大力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并购或参股那些行业相关、目前陷入财务困难、但在仍有有优势(市场、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大型工商公司;支持优秀的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选择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型公司，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合作。

可从外汇资金中配置足够数额，通过有关金融机构发放抵押贷款、过桥贷款等多种方法，专门用于企业产权收购与合作;需要调整我国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若干规则，促进境外的产权交易。在与欧美国家的双边谈判中，在积极参与拯救行动的同时，要求对方放宽或取消其对于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产权交易的限制。

还应鼓励国内企业及其他机构吸引发达国家的各类研发人才。

只要着眼点不在于资本回报的财务投资，而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

可以预料，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首脑会谈及其后的多边、双边会谈，其核心议题之一是敦促中国、日本及欧佩克等国分摊更多成本，维护国际金融体系。我国政府在多个场合表明了支持稳定现行体系、共度金融危机的态度，这符合国家利益。

但是，需要特别关注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多种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市场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政府转移的“公共道德风险”，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当局向全球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国际道德风险”。我们需要学习与运用多种降低道德风险的机制，例如，积极的多边参与可能起到某种较有效的外部约束，而这种约束由于信息、能力、法律、文化等障碍，难以有效地在双边之间形成;建立风险共担机制，设定各类限制与优先条件;要求在其他领域消除歧视条款(如贸易、技术、资本市场交易)等等。

三、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

这次金融危机显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已成为最大的系统风险来源。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系统风险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是一种稳定均衡退化到另一种较劣的稳定均衡的状态或过程。例如，在江河湖海，蓝藻与其他植物共生，处于稳定均衡。一旦水域的富营养超过临界点，蓝藻急剧疯长，挤占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生态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也有同样的特点。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形下，以抵押贷款为标的物的衍生品急剧膨胀，占据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引发系统性风险。

物种多样性则是化解或缓和系统风险的主要办法。金融史上，真正意义的金本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此后的各种国际金融体系则是“人为设计”的产物。任何人造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有先天的缺陷，系统风险总难以避免。因此，人类必须不断创新，提供多样性的选择，以减低系统风险。

187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已和英国相当，但八十年之后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此前一直是英镑的补充或“备胎”。1969年，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五年，欧洲就有远见地提出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经过三十年努力才实现单一货币的目标。目前，欧元区的经济规模与美国基本相当，欧元主要在欧洲大陆及周边国家使用，在国际交易中约占五分之一的份额。欧元区的出现产生了竞争与选择，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备胎，也为欧元区国家提供了规避系统风险的机制。

不过，欧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建立在超国家协议之上，仅有成员国遵守承诺的道义约束，而迄今为止主要国际货币却都是由国家信用刚性支持。此外，虽然发行欧元的欧洲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但它有三个大的缺陷：欧洲央行没有最后贷款人的法定资格、没有对欧洲的银行实行监管的权力(这两个权力属于各成员国央行及有关当局)、无权决定汇率政策(这一权力归成员国财政部长)。因此，欧元的前景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取代美元。

在外部环境无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三十年左右达到美国的规模。届时，我国很难再被动地依靠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及其支持的金融资产。按名义汇率计，目前台三地的经济规模总和超过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7%,接近美国(或欧元区)的30%。未来二十至三十年，三地经济总量将与美国、欧元区并驾齐驱，甚至可能超过这两个经济体。

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将是经济上互利的最优金融制度安排，国际金融体系将演变为美元为主导、欧元与人民币为欧亚两翼的三元体系，而三个大陆经济体的收益流将为该体系提供强有力支撑。此外、该体系再辅之以英镑、日元，形成相互竞争、补充的格局。在国际交易中，美元的比例将可能降至50-60%，欧元的比例大致提高到20-30%，人民币的比例可望达10%，英镑与日元各占5%。这种局面不仅能够减轻美元的过度负荷，降低系统风险，而且在竞争中形成制衡，避免不负责任的劣币过度发行，扩大良币的生存空间，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状态。

根据欧洲的经验，现在就应制定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规划，并逐步落实。以前我们认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动荡是较遥远的事，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亮起了红色警号，即使仅从危机应对的角度，也需要提前进行准备。

人民币区域化的关键是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中长期内人民币区域化是水到渠成的过程，难度远小于欧元区的创立。这是中国的家务事，无需他人置喙。在步骤上，可首先考虑人民币与港币的逐步融合。名义上，港币的稳定由与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证;但事实上，19897-98东亚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都公开保证全力支持港币的稳定，扮演了对港币最终拯救者的角色。港币的前景必然是与人民币融合。人民币的非全面兑换性并不妨碍两币先在交易及计量货币上的融合。其次，研究人民币与新台币融合的方案与路径;在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和平解决之上，逐步实施。

人民币使用范围扩大，这是人民币区域化的自然延伸。当前可以扩展人民币在官方储备与贸易交易中的使用边界。例如，扩大人民币在亚洲跨国机制(中日韩与东盟的货币互换机制、可能的亚洲基金)中的储备金比例，鼓励周边发展中国家采用人民币进行双边贸易，对亚非国家的发展性优惠贷款可部分或全部采用人民币提供，用于对我国企业产品与劳务的购买。

篇10

市场信用风险大幅上升

全球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信用状况普遍下降，企业和金融机构倒闭大量发生，国际国内信用风险将大幅上升。

2009年美国将有6.2万家企业破产；西欧破产企业数量将增加1/3，增至19.7万家，其中法国将有6.3万家企业倒闭，破产企业增长幅度最大的将是西班牙，爱尔兰和英国。而2008年1～11月日本就已有1.43万家企业倒闭，创下了5年来的新高。

从倒闭原因看，“流动资金匮乏”(同比增加37.2％)尤为突出，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导致资金链恶化的企业增多，年底可能进一步增多。

出口坏账率成倍增加

据中国信用保险公司统计，2008年中国出口坏账率在2％～3％之间。由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目前采取的经营方式，覆盖率只有出口额的3％左右。根据国际经验，信用保险可占到该国贸易额的20％～30％。中国24万家外贸企业中只有数千家投保了信用保险，央企中也只有1/3投保了信用保险，已投保的企业数量不足10％。由于绝大多数中小出口企业并没有投保信用保险，所以他们的坏账只能由自己承担。对于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而言，一笔坏账也许就会造成毁灭性打击。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针对国内企业经营者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企业中，普遍认为三资企业的信用状况较好，私营企业信用状况欠佳，对国有企业信用状况的看法有一定分歧，三资企业认为国有企业虽然比私营企业守信用，但仍然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失信状况较为严重，但内资企业认为，国有企业的守信状况良好，甚至可以和三资企业媲美。企业经营者选择守信企业所在地区均为中国经济相对发达和开放的地区，可见企业信用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直接相关。

随着国际买方市场的普遍形成，越来越多的进口商为避免占压资金和节省开证费用而拒绝给出口商开立信用证，转而要求卖方接受信用付款方式。譬如，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亚洲出口商都坚持要买方开立信用证，但今天则几乎完全丢失了这个“强势地位”，全面接受了承兑交单(D/P)或放账(O/A)等信用付款方式。据了解，目前中国只有大约20％的出口使用信用证，80％都是放账交易，且放账期限越来越长，来自欧美国家的买方付款期一般在交货后90天，有的长达120～180天，拉美地区的买方甚至长达360天，与此同时，进口仍然以对外开立信用证为主，变化不大。外贸顺差掩盖着巨额信用逆差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位的贸易大国，随着对外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进出口的信用条件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出口贸易采用了赊销方式，进口却依然以信用证方式为主，有些甚至采用预付款的方式。从贸易信用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在外贸顺差帥掩盖下是巨额的信用逆差。据估算中国每年通过出口赊销和进口预付款等方式有近万亿美元的信用净输出，放账期基本在90～180天不等。

产生信用逆差的原因

与外贸顺差一样，中国对外贸易中“信用逆差”的形成有一定客观原因，主要是由进出口商品结构差异决定的。可以将其称为“结构性信用逆差”。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多是供过于求的商品，不得不放账、赊销。而进口的商品大多是紧缺的能源、原材料以及关键技术和设备，消费品不足3％。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对外开立信用证，甚至提交预付款。

“信用逆差”的产生还有“非结构性”原因。首先，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信息透明度不高，外国出口商对中国企业的资信状况和信用程度不了解，不敢贸然赊销给中国进口商：其次，企业自身的信用管理意识差，对信用管理知之甚少，信用管理水平低，不会运用信用管理工具也是重要的原因。时至今日，中国许多外贸教材仍然在宣传“外贸尽量采用信用证”，而很少讲解信用成本和信用风险。第三，由于社会制度和司法体系的不同，以及文化差异，地域隔阂产生的误解而引发的猜疑和歧视，也会在贸易信用条件上表现出来。

信用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信用服务行业整体规模不大但发展迅速，各分支发展不均衡，部分行业开放度不高或尚未开放，大多数分支行业缺乏监管，秩序较乱，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部门不明确。有关信息公开与保护，以及规范信用中介服务活动等方面的立法滞后，监管部门不明确，全国性行业协会也没有建立，行业发展受到影响，信用信息的公开化程度不高，已经建成的信用信息平台的使用效率不高，信用信息分割，不能共享，互相封锁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使行业发展面临信息不全面，不及时的障碍。专业信用人才匮乏，信用产品创新不够，目前虽有几所大学设立了信用管理专业，但市场上信用人才供给不足，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不够，市场缺乏适销对路的产品。

近年来，除部分国家垂直管理部门和经济发达地区外，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整体进展缓慢，行业信用建设刚刚起步，又基于企业自身信用建设和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现状，要保障商务信用交易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推动企业信用建设走向良性循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中小企业也出现了普遍的信用风险问题，因此也越来越重视信用管理，但中小企业的信用管理水平与大型跨国企业差距明显。与此同时，企业对部分信用管理工具的需求日益迫切。

中国企业信用建设滞后，决定了企业信用管理水平必然较低，进而影响企业进行信用交易的信心和能力，而信用交易规模小又决定了企业对信用服务需求不多，从而限制了信用服务业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企业信用体系的建设就失去了根基和土壤，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目前亟需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中国企业建立科学的信用管理制度，引进先进的信用管理技术，提高中国企业的信用管理意识和水平，同时，开放企业急需的商账追收行业，加快信用保险、保理，融资租赁和信用交易担保等可以直接分担企业信用风险、帮助企业融通资金等信用服务业务的发展速度。

促进企业信用交易发展的建议

针对目前企业信用交易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商协会，各类信用服务机构和广大企业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的高度重视信用交易及信用管理，共同努力，从制度建设、技术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层面入手，尽快构建起完善的商务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保障企业信用交易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体应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由商务部牵头尽快制订《公平商务信用交易管理办法》，鼓励企业健全内部信用管理体系，科学开展信用交易，适当披露信用信息，建立债权登记制度，对所有客户公平授信，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买卖双方在信用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规范财产抵押登记行为，引导企业正确使用各类信用管理工具，促进信用服务机构发展，规范其执业行为等。

二、大力开展信用管理培训，推广《商贸企业信用管理技术规范》标准，协助企业建立信用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