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金融中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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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重合产生金融中心

20世纪50年代之前可称为早期金融中心。那时候，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国际金融中心是与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重合的。最早的国际金融中心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作为欧洲开展东方贸易的最重要港口，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货币兑换义务而发行纸币的现代银行产生于此，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也诞生于此。后来，受“郁金香泡沫”及其他因素影响，荷兰经济开始衰落，阿姆斯特丹也逐步丧失了世界金融中心地位。

取而代之的是隔海相望的英国。乘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东风，英国成为19世纪经济实力最强、殖民地最多的“日不落帝国”。凭借高质量的工业品和低廉的价格，英国很快就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跟随价廉物美的工业品在世界各国占领市场的步伐，英镑也就成为当时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于是，伦敦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尤为重要的是，二战之后确立的以美元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为基本框架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更以国际协议的方式确定了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凭借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货币特权，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欧洲美元催生离岸金融

就在纽约为其取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踌躇满志之时，一个新的金融范式即“欧洲美元”正在悄悄生成。这一范式一经产生，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的迅速普及不仅削弱了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且改变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路径。沿着这条路径，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欧洲美元的产生与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较为严格的金融管制有关。那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世界各国都“百废待兴”，急需大量资金重建家园。由于战后的资金高度集中于美国，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经历了一个长达十余年的“美元荒”。在另一面，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却对其资本流动实施了严格的管制，限制美元资金从美国流出。资金供求被人为阻隔，更加剧了资金的短缺。然而，道高一丈，魔高一尺。那些追逐高利润的美元资本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或明或暗地向那些急需资金的欧洲地区转移，而且“一去不复返”。于是，境外美元流通的市场便首先在欧洲地区（主要是伦敦）发展起来。欧洲美元市场可以经营一切以美元为载体的金融活动，如美元存贷款的吸收和发放、保单的发放和赔付、美元定值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在美国本土之外进行。因此，这种活动又被称作“离岸”金融活动。

欧洲美元的产生，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真正全球化。它从根本上破除了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依附经济中心和贸易中心、必须取资于国内资本供应的传统范式，从而引发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散化进程，并导致“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基于这一运行机制，国际金融中心迅速而广泛地分散到巴黎、法兰克福、布鲁塞尔、米兰、蒙特利尔和东京等地。最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原先一些经济上并不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如巴哈马、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卢森堡和新加坡等也得风气之先，迅速成长为不可小视的国际金融中心。

全球化下的多元中心格局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和金融开始全球化。正是基于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开始了更为多元化的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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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

    国际金融中心 优劣势 上海

    金融中心实际上是各类金融机构以资金借贷和融通为目的而汇聚在特定区域所形成的一个金融交易平台,这一平台为各金融主体提供交易集群、金融结算等全方位金融服务,充当了金融机构的特定“中介”功能。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金融机构集群化;二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品种多样化;三是资本集散地和资金交易清算国际化和多元化。故其具备的必要条件是:地域和交通优势明显、相关基础设施发达;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高,并且结构健全;金融机构数量多,多功能金融机构聚集,相关金融配套服务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对金融产业的发展规制力度大;宏观经济稳定、政治环境良好。

    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对所处区域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资本集聚和辐射,加速金融深化与创新,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因此,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对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完善金融系统安全和扩大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型构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认识到金融中心对区域金融发展重要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各区域经济中心分别就金融中心的建立与辐射展开论证。例如上海、北京、大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在争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而宝贵的金融资源。基于这一现状,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论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斟酌筛选和模型分析给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层次和必要条件。

    (一)城市的初步筛选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方面尤为明显。因此,通过一些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合理的排除一些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区,进而甄别出合乎条件的城市,通过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最后确立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理论界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只能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辅之以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根据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指标比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城市,尽可能地在东部寻找国际金融中心。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区域涵盖面的情况下,选取了东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大连、青岛,中部的武汉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个城市作为备选选项。

    (二)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理论,不同于以往静态区域金融聚集力或区域金融竞争力分析。该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图1)。本文基于里德理论,通过分析经济、资金、基础设施和软实力等都可能导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备金融中心成长潜力,这一潜力将导致哪一级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据图1,我们将金融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内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区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三个范畴,其影响范围逐步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为邻近国家和政治“领地”;第三个层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世界。三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有显着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区域辐射力等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从而使各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数量呈“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一层数量较多,第二层数量居中,第三层数量极少。

    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必须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选取了四组54个指标,构建备选城市的经济实力(EP)、资金实力(CP)、基础设施水平(IL)和软实力(SP)等四要素结合的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孙剑在《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划分与构建模式》中构建),如下所示:

    TFP=a1+β2CP+β2CP+β3IL+β4SP+8(aβ1=常数量;e=随机误差量;β11>0;β2>0;β3>0;β4>0),其形成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转化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图2中的相关数值,进而找到符合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条件的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城市,金融实力在全国占有绝对的优势,是我国的三大金融增长极。其中上海得分略高于北京,显着高于深圳。这与上海、北京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高度强相关;深圳位于珠三角,接受香港对内陆的经济辐射,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高于其他城市。但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西安等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地位突出。成都和西安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经济枢纽。南京也是长三角区域性经济和政治中心。青岛位于胶东半岛,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武汉是我国中部最大的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大连则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所以,十个城市均是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但相比却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90-100):上海,所有指标均领先于其他城市;第二梯队(80-90):北京,即拥有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又是全国金融业的监管中心所在地和众多大型国企总部所在地,具有巨大的资金和信息优势;第三梯队(70-80):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同时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此外,它还在金融创新上保持着优势;第四梯队(70以下):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和西安。

    二、构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上述分析表明,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先发优势。国务院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决定,更确立了上海的领先地位。我国金融中心的构建应采取下列步骤:将上海建成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中选取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或全国金融中心,在成都、武汉、南京、青岛等城市中选取区域金融中心。以下将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上海的金融现状及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问题

    上海已拥有全国最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及国内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银行业机构124家,保险业机构291家,证券业机构9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65家;在沪经营的外资银行及财务公司93家。其中,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57家(数据来源: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9年2月,上海证交所开户数目前已达8075.45万户,形成了国内主要的证券交易市场。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天的交易成为中国外汇牌价的基础;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使上海成为银行间资金调度的中心;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国内领先;有国内最大最规范的同业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保险市场、住房抵押市场、商品期货等市场;在未来数年内还将成为全国的资金调度中心、资金运作中心、资金清算中心。作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地位,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的开展也将在上海展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然成熟,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进一步努力。目前上海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是金融机构比例不均衡。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包括大批完备的金融机构。但上海的现状是银行类金融机构较为发达,占金融机构总数比例较大;证券类金融机构波动较大,不稳定;其他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比例较小,导致金融体系不完善。第二是金融基础相对不完善。上海金融相关配套基础和金融相关服务尚未完善,科研水平和金融服务机构质量参差不齐;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和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辐射能力和资金配置能力效果都不明显。第三是金融法律法规离国际化尚有差距。近年来,上海在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金融法律的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国际化。第四是金融政策尚未充分开放。我国资本项目货币兑换尚未完全自由化,上海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央行体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中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严重缺陷。

    (二)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

    1 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构建与完善

    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知名的国际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兼并。由此导致一些老牌金融中心不断丧失对全球金融业的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也遭到了金融危机的侵扰,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加上我国经济整体良好运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使得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显着提高。因此,应充分利用危机对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冲击带来的教训,加速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安全体系,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如充分完善和利用监管严格下的金融创新工具如上海同业拆借平台以及Shibor的定制来加大对全球救市的实际举动,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上海均应“先试先行”。

    2 上海区域金融效应在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进程中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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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解读了不同类型国际金融中心的特点以及形成原因，借鉴国际经验，结合西安当地实情，提出西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采用先“分离型”后“一体型”的构想，探索出一条适应西安地方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新模式。

【关键词】 国际金融中心；模式；一体型；分离型

国际金融市场是指资金在国际间进行流动或金融产品在国际间进行买卖和交换的场所。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分类

1、根据业务对象、营运特点、境外货币的来源和贷放重点的不同，国际金融市场可以分为功能中心、名义中心、基金中心和收放中心四种类型

（1） 功能中心。主要指集中大量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存储、贷放、投资和融资业务的区域或城市。功能中心又可以分为一体型中心和分离型中心两类。

一体型中心是指内外投融资业务混合在一起，居民和非居民均可以同时参与金融市场。该类中心的主要特点是：①金融中心内的所有居民都可以在金融市场上从事各种货币的存款和贷款业务； ②国家取消了外汇管制， 在岸金融业务和离岸金融业务成为一体；③金融中心内同时开展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的银行，可以将亮相业务并帐处理。该类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一般伴随着离岸金融业务的形成而产生，由于对在岸金融业务和离岸金融业务没有明确的区分，该类金融中心的金融业务自由经营，境内市场对境外完全开放。该类内外一体型中心要求所在地的金融建设基础较强、金融管理水平比较高，必须具备成熟发达的金融体制，政府具有成熟的调控机制和强大的市场干预能力以便应对外来流动资本对当地市场的冲击。伦敦和香港是就是该类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典型代表之一。

分离型中心是指限制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与居民往来，仅允许非居民参与离岸金融业务。该类中心的主要特点是：①只有金融中心的非居民参与离岸金融业务；②管理当局对非居民参与离岸金融中心内的交易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对境外流入的资金不执行国内的税制、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等制度；③该类中心要求进入离岸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须开设专门的离岸业务帐户，离岸金融业务须在此专门帐户内交易。该类离岸金融中心采取内外分离的办法，能起到严密防范金融风险的效果。纽约、东京和新加坡是典型的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

（2）名义中心。又称“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纯粹是记载金融交易的场所，这些中心不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只从事借贷投资业务的注册或转账等事物性手续。为了适应保密性和逃避税收及金融监管，诸多跨国金融机构，在无监管或免税的城市设立了“空壳”分支机构或“纸银行”，这些城市一般都是风景优美的海岛或港口、政局稳定、税收优惠、无金融管制，成本费用较低，可以规避银行利润税和营业税。开曼、巴哈马、巴林等一些岛国是典型的名义国际金融中心。

（3）基金中心。基金中心是指吸收国际游资，然后贷放给本地区的资金需求者的金融中心。新加坡就是典型的亚洲美元市场。

（4）收放中心。收放中心是指将本地区多余的境外货币筹集起来，然后贷放给全球各地的资金需求者的金融中心。巴林就是将中东地区富裕的石油美元集中起来贷给其他地区。

2、按照经济和金融之间的相对关系来区分为成熟型和赶超型金融中心

（1）成熟型金融中心，又称“自然模式的国际金融中心”。它是指金融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发产生的，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金融繁荣的产物。一般来说，老牌工业国家的金融中心都是具有相对丰富的经济、金融经验以及较强的国际影响力的“成熟型国际金融中心”。比较典型的代表是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自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的工业不断强大，全球贸易日渐繁荣，促使伦敦的金融业日趋完善和发达，英镑霸权使伦敦成为世界结算和交易重心。

（2）赶超型金融中心，又称“政策推动型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在经济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推动金融发展，金融反作用于经济的国际金融中心。

新加坡和日本就是典型的赶超型金融中心。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政府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正式出台了建设“世界级金融中心”的蓝图。新加坡政府对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确定的目标带有强烈的政府色彩。为实现这一伟大蓝图，新加坡政府在金融管理局内部成立了专职促进金融业发展的“金融促进厅”。同时还成立了金融业发展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兼金融管理局局长的李显龙负责，由银行家、咨询顾问以及政府官员组成，该委员会以实现“世界级金融中心”的蓝图作为目标，由政府和市场专业人士合作规划，首先充分吸收意见，然后由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组，针对金融领域提出具体设计，最后由金融管理局与市场专业人士合作的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执行。

2007年金融危机中，新加坡政府通过干预和指导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做法，掀起了全球各国政府仿效新加坡通过国家政策指导和干预提前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来提高本国经济实力及金融地位的风潮。新加坡的成功也表明，稳定的市场运行机制以及成功的政府引导两者之间并不具备绝对的矛盾。

二、西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选择

1、西安应选择先“分离型”后“一体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模式

根据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体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不同国家投资者之间的资本融通，它要求市场所在国必须具备丰厚的资本储备以备资本输出。而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由于两头都在外，对市场所在地的经济实力和水平要求不高。只要该国具备足够安全开放的环境、国际化的政府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世界上任一地区，均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就打破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经典模式，即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依附于世界商业中心和取资于国内资本供应。

综上所述，西安地处内陆城市，经济发展落后，资金缺乏，金融业整体规模较小，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可采取“分离型”模式，吸引跨国银行来西安设立分支机构经营离岸业务，从而建成内外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使一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不受本国或地区经济的约束，并促使当地金融业尽快学习国外金融业成熟的管理理念、加快业务创新，提升当地金融业业务水平的捷径。

由于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交易中使用的是外币，因此，必须依仗外币发行国的综合国力，而本国政府无须考虑稳定币值乃至于币种国际化的问题，这大大加快了其建设的速度，降低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难度。但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衰受所依附外币发行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正如美元的繁荣必然伴随新加坡的繁荣，美元的衰弱必然伴随新加坡市场萧条，除非新加坡选择了另外一种外币，依附于另一国家。

因此西安国际金融中心在建设初期选择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待人民币实现国际化、西部地区经济实力足够强大，“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真正落实并见效之后，可以将西安国际金融中心由“分离型”向“一体型”转化，交易货币以人民币为主，以欧亚大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国家的货币为辅的多币种交易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2、西安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采取“赶超型”模式

国际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繁荣和发展能够为一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如引进外资、增加就业、促进国际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贡献。由政府主导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可以大大缩短金融中心的形成时间。我国的上海、深圳、天津、北京等城市纷纷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各地方政府已经付诸行动。西安作为内陆城市，应该借助国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西安综合保税区等一系列政策优势和契机，由政府主导，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和完善的金融法规，推动西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借西安国际金融中心的繁荣，助推西安乃至大关中经济带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经济、政治背景下形成的。西安作为一个初步探索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并根据未来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来不断修正西安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定位，最终将西安建设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参考文献】

[1] 严晨.不同类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国家角色比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7）.

[2] 刘远志.厦门离岸金融市场研究[J].海峡法学.2012（9）.

[3] 李蓓.借鉴新加坡经验创建滨海新区成为北方的离岸金融中心[J].特区经济.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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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在建设或规划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有很多，为什么偏偏选择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基础条件好

“选择上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清华大学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这样评价，“因为上海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基础条件最好。”

在他看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有完备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人才、环境与管理，而从国内城市的现状来看，上海最有条件。

如今，上海的金融体系已初具规模，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票据业务中心等在内的类型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已经具备，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实力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据上海市金融办的有关人士介绍，截至2008年6月底，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850家。

更重要的是，上海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在全国金融资产总额中占有较大比重。这是反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金融机构聚集功能的重要指标。截至2007年底，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60.48万亿元，上海就占了6.94万亿元，约为全国金融总资产的11.5%。

市场辐射大

金融市场的完备程度，是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指标。而上海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正日益强大。

目前，上海已基本形成了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OTC衍生品、黄金、产权交易市场等在内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是国内金融市场中心，也是国际上少数几个市场种类比较完备的金融中心城市。

令人鼓舞的是，上海金融市场的成交总额和规模连续大幅度增长。2007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127.6亿元，同比增长117%，而2006年的增长只有69%。2008年，尽管证券市场成交额同比萎缩，但金融要素市场间相互补充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至去年6月底，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已达76.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1.07%。

上海金融市场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额30.54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七、亚洲第二；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债券流通余额13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七；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部分产品也居世界前列，其中，天然胶成交8.7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一，铜成交10.1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二。

直接融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级最主要的标志。以上海金融市场发行的股票、国债、企业债、上市公司债和企业短期融资融券为统计口径，2005年，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占国内融资比重约为17.7%，2006年上升到20%，2007年达25.2%。2008年，即使证券市场深幅调整，直接融资较大回落，上半年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占比还是达到了14.4%。2002年到2007年，在上海直接融资的国内企业融资总额达到了2万亿元，其中95%的融资额是兄弟省市企业的，可见其服务全国的能力。

开放程度高

开放程度，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又一个标志，上海也走在全国的前列。

截至2008年6月底，已有375家各类外资和中外合资金融机构汇聚上海，占在沪金融机构总数的44.1%，也就是说，上海近一半的金融机构属于外资。其中，有17家外资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的2/3，5家外资法人财产险公司将境内总部设在上海，占外资法人财产险公司总数的5/7；另外，有一半以上的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和合资基金管理公司集中在上海，上海还吸引了境内众多中外资银行的资金管理中心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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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起点，上海拥有中国最大的股票市场、最大的商品期货交易所，拥有从事银行间交易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分散而活跃的零售外汇市场。此外，上海的黄金市场、钻石市场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等都是中国最活跃的市场。而今，在活跃的市场吸引下，众多全国性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营运中心、交易中心、票据中心、离岸业务中心、守信评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研发中心等，都已汇聚上海。上海已成为中国内地资本最为密集、交易最为活跃的地区。

正是依托金融市场的强劲拉动，上海确立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目标，到2020年，与纽约、伦敦并立，“三分天下”。

“2008年，上海金融市场总体交易量达167．7万亿元（不含外汇市场），同比增长30．9％。”2009年1月，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在他办公的大沽路100号市政大厦里，就2008年度上海金融市场数据进行了一番研读。方星海表示，2008年上海确立了发展金融市场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策略。尽管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08年的总成交额为27．18万亿元。其中，IPO融资额733．5亿元，仅次于纽约交易所和伦敦交易所，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反映市场活跃度的股票成交额位列全球第七、亚太第二；反映股票市场对经济影响的股票融资额位列全球第八，亚太第三；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预期的股票总市值继续位列全球第六，亚太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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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试验方法及试验点布置试验方法包括岩石地基静力载荷试验、钻孔旁压试验与岩石天然单轴抗压试验。试验地层为瑏瑡中风化泥质粉砂岩，在不影响基底持力层工程性能的前提下，试验深度尽可能接近基底标高，进入中风化泥质粉砂岩厚度大于等于14.0m。岩基载荷试验点数3个，均匀分布在T1塔楼地基范围内;每个岩基载荷试验点中心大于承压板2倍直径距离之外布设1处试验孔进行旁压试验;岩基载荷试验前，在每个试点中心大于承压板2倍直径距离之外和承压板标高以上1m范围内各选取一组岩样进行室内单轴抗压强度试验，载荷试验后，在承压板下1m范围内再取一组岩样进行单轴抗压强度试验，试验点布置见图1。

1.2载荷试验试坑为圆形，深200mm、直径1130mm，人工开挖，采用C30混凝土及时封孔，以保证试验点岩性不受天气、雨水浸泡等影响而弱化。混凝土垫层上安置面积1m2、厚80mm的钢板作为承载板，板上设置千斤顶。采用支撑墩平台堆载反力装置，配重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梁条，试验点反力荷载按不低于检测最大加载值的1.2倍配重，最大加载量参考文献［4］规定折减系数上限值0.8确定。为保证较准确地获取Q-s曲线上的比例界限值，加载量级不小于25级。试验结果见表1。Q-s曲线表明(图2)，加荷至预定最大加载量7500kPa时，沉降仍然稳定，未出现《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附录H．0.8条之终止加载现象。将最大试验荷载除以3的安全系数与比例界限点对应荷载相比较取小值，岩基承载力特征值取2500kPa。

1.3旁压试验旁压试验是通过旁压器加压扩张向土体施加均匀压力，使之产生变形乃至破坏，测量压力和径向变形的应力应变曲线。

1.4岩石天然单轴抗压试验每个岩基载荷试验点各取岩样3组进行天然状态下的单轴抗压试验。载荷试验前，在试验标高以上1.0m范围及距离试验点大于2倍承压板直径范围外各取岩样1组，如图1之取样点1、2。岩基载荷试验完成后，在承压板中心位置布设钻孔进行持力层检验，并在承压板以下1m范围内(图1中取样点3)取第3组岩样。试验统计结果及计算的岩基承载力特征值见表3所示。

2分析与讨论

2.1载荷试验与岩石单轴抗压试验结果对比现行规范中，涉及岩石地基载荷试验者主要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和《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72－2004)［9］。本试验执行GB50007－2011附录H之“岩石地基载荷试验要点”，但承压板直径为1130mm，远大于岩基载荷试验要求的300mm，也大于JGJ72－2004附录E中“大直径桩端阻力载荷试验要点”规定的800mm。从图2分析，除T1-1#比例界限点明显外，T1-2#、T1-3#基本呈直线段，比例界限点不甚明显。采用最小二乘法对Q-s曲线进行修正，分别获取s/d=0.008对应荷载为4220kPa、4073kPa。岩基承载力特征值与岩石天然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之比值见表4。对比发现，按最大加载量的1/3计算的岩基承载力特征值，其折减系数为0.5＜ψr＜1，大于GB50007－2011的上限0.5而小于《长沙市地基基础设计与施工规定》(DB43/T010－1999)［4］之上限0.8。其他方法获得的结果接近或大于1，其结果与文献［10］的结论一致;采用最大加载量的1/2确定岩基承载特征值为3750kPa，既符合概念要求，与其他确定方法相比也有一定安全储备。

2.2旁压试验与岩石单轴抗压试验结果对比利用旁压试验成果来评定浅基础的承载力，在国内外均有丰富的经验，包括临塑压力法和极限压力法。由式(8)计算，旁压试验点P1～P3的临塑压力分别为4.95MPa、5.64MPa、5.31MPa，与表2中试验结果＞4.61MPa、＞5.01MPa、＞4.83MPa吻合。与岩石抗压强度的比值分别为1.56、1.45、1.49，高于载荷试验T1-1#、T1-2#的比例界限压力而与T1-3#相近。由式(9)计算，三个旁压试验孔P1～P3的极限压力分别为11.13MPa、12.18MPa、11.68MPa。取安全系数K=3，计算承载力值特征值分别为3711kPa、4061kPa、3994kPa。旁压试验计算的承载力与岩石抗压强度的比值分别为1.17、1.04、1.12，与T1-1#的比例界限压力及载荷试验的最大加载量的1/2比较接近。考虑到旁压试验均未加荷至临塑压力点，且旁压试验在基坑底标高进行，初始压力P0对试验成果的影响与在地面进行试验的贡献不同，该试验结果应该说仍有相当的安全储备。

2.3载荷试验与旁压试验对比载荷试验最大加载7500kPa，试验过程中未出现GB50007－2011附录H之终止加载现象，最大加载下对应的变形量为17.63～29.85mm，与JGJ72－2004附录E之终止加载的沉降量限值(0.04～0.06)d(即45.2～67.8mm)相差很大。试验后观测各试验点，承压板周围岩石无裂缝、混凝土垫层也未见破碎或开裂痕迹。可见，载荷试验仍未做到破坏点。与笔者曾经完成的旁压试验结果相比，本次旁压试验终止时，其加载量与旁压器测试腔的体积变形量尚有继续试验的余地。显然，以此来进行二者的对比，缺乏客观性。从前文分析来看，旁压试验确定的岩基承载力较载荷试验成果略偏高且有安全储备。综合上述分析，由表5不难发现，三者的总体关系如下:旁压试验结果＞载荷试验结果＞岩石单轴抗压试验结果。文献［12］针对上述关系进行过分析，认为原因如下:①泥质粉砂岩为黏土质岩石，水稳性差，岩石强度受钻探施工、试样加工及试验等因素影响而偏低;②岩基载荷试验的加荷影响深度有限，未能体现围压对岩基承载力的贡献;③旁压试验较好地反映了不同围压作用下岩体的强度变形，可更好地模拟深基础的应力状态。上述分析表明，采用载荷试验的最大加载量的1/2，即3750kPa作为承载力特征值是安全可靠的，该类岩石地基的承载极限是多少，尚待继续研究与探讨。

3结语

篇7

关键词：国际金融中心；信息处理系统；信息腹地；向心力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10－05

国际金融中心的信息内涵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学者探讨的焦点(Porteous，1995 1999；Gehrig，1998；Zhao等，2002 2004 2005；金雪军、田霖，2004)，这些研究大都基于Porteous(1999)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信息的汇集和交流是国际金融中心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大量信息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合约的创新仅仅是金融市场中的部分产出。笔者将信息的作用视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产品，而不是上海具有经济优势地位的原因，从而以不同角度的探讨来丰富国际金融中心研究的思路。

一、国际金融中心“信息处理系统”研究框架

本文结合Porteous和众多学者关于国际金融中心信息内涵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提出国际金融中心“信息处理系统”的研究框架。国际金融中心“信息处理系统”是指在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初步规模后，国际金融中心内部和国际金融中心之间信息流动态运行的过程，包括“信息获取”、“信息转移”、“信息传播”和“信息积累”等组成部分(见图①)。

(一)“信息获取”与“不对称信息”

在信息获取方面，因地域差异可能导致信息诠释方面的误解，这会引起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信息的存在使得金融机构信息获取的难度加大，这促使金融机构接近信息源以发现和解释非标准信息。国际金融中心信息处理结构优化和吸引外国投资者与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金融机构需要进驻信息中心地，凭借“地方”信息看清市场(Thrift，1994)。即便电子信息技术使得金融系统的地理性减弱，但金融系统的地理性依然存在，电子银行也并不能完全解决这类问题。

(二)“信息转移”与“信息外在性”

金融机构的集结能使区域内企业在信息量倍增中获益，这意味着金融产品本身就对现有的信息是一种很大的增值，信息溢出效应随之产生(Zhao等，2005)，表现为信息外在性。因此，一些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产出特定的信息后，各地区间为了形成优势互补，不得不进行信息转移，但由于转移过程中地理和技术因素的差异使得交易成本各不相同，同时造成转移的效率和速度也存在不同，并且信息价值本身也是有递耗损性的，所以金融和有关服务机构选址的随意性便大大减低了，这也成为现代国际金融和服务中心发展的主要投入因素。

(三)“信息传播”与“国际依附性”

“国际依附性”可以测度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和对外交通、通讯的便利性。一个具有较强国际依附性的城市在将信息集聚以发挥其知识性和策略性优势方向起着重要作用。“信息传播”是“国际依附性”得以充分实现的前提条件，“信息传播”的有效运行可以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依附性”，从而使该地区能够频繁和有效地接收、运用外来信息。

(四)“信息积累”与“信息腹地”

“信息腹地”和“信息中心地”有联系也有区别，“信息腹地”的地理范围相对更广，“信息中心地”的迁移和演变往往受制于其“信息腹地”的变化，它可以在“信息腹地”的任何一个经济中心转移，但最可能落脚在息利用度和获利性最高的地点。“信息腹地”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初始期间该地区从“信息获取”开始，首先通过在地区内的“信息转移”来达到信息集聚的目的；然后，由于信息的不断传播和部分“离心力”因素的作用，“信息腹地”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展(Pred，1973)。图②描述了在一定的情境中，金融信息从“信息腹地”到周边地区的转移、传播的微观过程。

二、上海银行业的金融信息处理动态系统和功能发挥

(一)上海银行业的“信息获取”

1、银行业信息源。

“信息获取”包括建立和掌握信息源、开发信息源并从中吸收利用信息，是实现国际金融中心“信息处理系统”顺利运行的基础。从国际化的角度，国际金融中心中的商业银行信息获取的信息源包括：

(1)客户信息和交易信息。客户信息就是客户的基本资料，交易信息则是指银行每进行一笔业务交易之后留下的详细记录。除了银行自己积累和搜集的客户信息和交易信息，外部的一些信息源对于银行业务的开展从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外源性客户与交易信息存在多种方式，如社会征信系统、评级报告、公开市场信息、零散的新闻报道等。其中社会征信系统是一个高效快捷的信息源。我国的社会征信系统正在设立过程之中，上海是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早建立个人和企业联合征信系统的地区，截至2006年底，全市个人征信覆盖率已超过90％，全市60万户企业的信用信息已经纳入信息库中，同年底，全国基础信用信息库――“中央金融信息数据库”也落户上海，央行的征信服务中心也设立在上海，上海已经成为了全国的信用信息中心。

(2)外部信息服务提供商获得的市场信息。这类信息是指银行通过付费从外部的信息服务商获得的有关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的各类产品价格的最新信息以及国内外有关经济方面的重大信息。由于上海通讯科技的发展及其在经济金融方面的进步，许多国际通讯社、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报刊纷纷在上海设立亚洲区总部或办事处，许多全球知名的广播和电视集团也把上海作为在亚洲的业务基地(见表①)。利用上海的独特地缘优势，第一财经等新媒体的出现为上海的信息获取创造了更多可选渠道，并且通过国外媒体的引入，上海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3)公共信息。公共信息是指各级政府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上市交易的金融机构公布的财务信息等。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是指信息能否被便捷地、通过免费或合理付费方式被银行机构无障碍获取。具体而言，信息公共获取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当前广泛存在的社会信息不对称、信息资源浪费和信息寻租现象，减少信息获取的社会成本。上海市非常重视政府和机关信息披露工作，其信息透明度的不断加强为上海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作了很好的示范，也为银行业信息获取提供了良好基础。

2、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是“信息获取”能力提升的基本条件。

信息技术进步造就的廉价、及时、丰富和容易获取的信息和数据，已经侵蚀了传统信息所有者所具有的优势。金融信息可以通过发达的通信网络从各个方

向获取，从而使得区域内信息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上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近几年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信息通讯便利性在国内名列前茅，并且在国际比较当中也不逊于其他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银行的业务处理方式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支付体系是银行业务运行的基础，信息技术的进步促使支付系统日新月异的变化。目前银行支付系统是以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以银行内支付系统为基础，包括票据支付系统、银行卡支付系统在内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其中人民银行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是核心系统，其功能和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另外人民银行2006年建成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该系统支撑多种支付工具的应用，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小金额、大批量跨行支付清算业务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公共支付平台。商业银行通过这个支付系统既保证了经营的高效运行、又保证了业务信息的及时沟通。

从商业银行内部运作来讲，目前包括客服系统、集成业务处理系统、数据仓库、分析管理决策系统等在内的信息处理系统，即方便了客户、增加了前台营销渠道，也方便银行自身风险管理和财务管理的集中，后台运作系统更是集中化运作，国内大部分全国性商业银行在上海都设有数据处理中心，从而实现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业务和风险信息的集中和处理。

(二)上海银行业的“信息转移和传播”

信息转移和传播功能的发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面对面的交流；一种是电子通信。它们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持续发展带来“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双重冲击。国际金融中心从传统上提供了一个金融交易者消息和公告形成和汇集的物理区位，但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和金融环境的变化，这种物理区位逐渐淡化，从而为不同类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并且丰富了金融中心的“国际”内涵。上海的信息转移和传播优势如下：

(1)技术支持。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信息转移和传播变得简单易行。上海互联网络交换中心的建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发展所需数据传输和控制的关键枢纽，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信息化建设中一个关键性基础设施。目前，互换中心现有上海教科网、上海电信等近20家网员单位，带宽出口不断增加，信息流量不断上升。互联网络交换中心还可以与其他交换中心，特别是国外互联网络交换中心互联，也可以与大型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使得国际金融中心内外用户可以有效地利用全球互联网中的相关信息资源提升自己的能级。

(2)外资银行集聚加强了信息集聚效应和信息外溢效应。许多学者从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论述了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经济的潜在益处(Goldberg和Saun-ders,1981；Walter和Gray,.1983；Levine,1996)。Levine(1996)指出，外资银行可能通过增强竞争，使用更多更现代的银行技术和科技手段来改善国内金融市场的质量和金融服务的有效性，帮助促进基本的银行监管机制和法律框架的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区域集中更好地进行信息共享与信息交流，同时，总部与处于不同区域分支机构的信息传播可以加强不同区域的经济联系。

上海一直以来是吸引金融机构集聚的金融中心，近几年中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的机构网点增速很快，另外大多数中外资银行网点在上海的数量都要比北京等城市的多。尤其是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以“一个平台”、“八方专网”为主体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功能开发项目，已经为陆家嘴率先进行金融创新奠定了基础，信息技术和银行机构集聚的有效结合可以避免集聚过程中“离心力”因素的干扰。2006年12月22日，中国银监会正式批复同意渣打银行、东亚银行等9家外资银行分行全部在上海改制筹建法人银行。一方面说明上海在外资银行竞争策略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新一轮的开放给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新的契机。由于中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异质性。当它们的能力不相似但存在互补时，金融机构的集聚将更有利于形成高效率的复合型产品创新。

(三)上海银行业的“信息积累”

自然条件的类似使上海和香港、新加坡位于共同的信息腹地“信息中心地”，可以更加清晰地阐释它们的相对优势。上海位于北京与香港之间，可以作为“信息腹地”的中心地带连接两者的“信息转移”和“信息传播”。

1、政府政策支持有利于“信息积累”形成规模。

“信息积累”与“知识创新”相辅相成，在信息积累达到一定阶段后，城市经济发展通过创新性集聚才能实现巨大突破。偶然因素和市场力量显然也是导致大多数成功的创新型集聚形成的因素，但是经验表明，政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些试图在短期内迅速建成创新型集聚的国家或地区，可能已掌握了控制市场力量运行的技巧(Hsueh等，2001；Krugman，1991：Mathews和Cho，2000)。比如一些科技园的建立，并非直接以金融产业集聚发展为目标，但它们促进了众多重要公司的建立及相互之间结成网络，对金融产业的聚集起着重要的技术支持作用。

2、上海“信息中心地”形成的基础逐渐稳固。

上海作为“信息腹地”的中心地的地位(地理角度)是不稳定的，它受到“信息腹地”内部和外部的冲击。“信息积累”要考虑到短期金融信息和长期金融信息的区别。短期金融信息可以直接从事实中获得，过去的信息可直接对未来决策有用，而长期金融信息的创新作用很大。金融信息的长期分析和积累明显预示着现代金融组织的有效程序，科技园的创新集聚恰好为这一程序的完善和成熟提供了很好的场所。

近年来，上海软件产业的投资软硬环境都在持续不断地改善，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软件企业落户上海，并且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这些都为金融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卡产业园是以银行卡业务和金融信息服务为核心，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金融技术服务为支持的高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区。银行卡产业园所在的张江高科技园区体现了产业规模、信息、金融、总部、人才等多方面的集聚优势。

这种区域内的金融机构的空间接触使它们逐渐具有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而形成共同的路径、概念和标准以及共同的区域文化为基础的行为规则，培育了区域内金融机构的信用关系，从而金融机构之间表现出一种更为密切的网络交互特征。

三、基本结论与建议

国际金融中心“信息处理系统”体现了国际金融中心自我运营和发展的动态过程，我们在对此系统分析过程中明显可以感受到的一点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地位确立后都需要充分考虑到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因素。因此，“依附性”也应该包含“国内依附性”这一重要方面。“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引致国际金融中心“信息处理系统”正常运行的最初缘由，直

到“信息积累”达到一定阶段“信息不对称”问题才得到比较好地解决，信息搜寻成本也得到降低。但“信息不对称”问题始终存在，相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离心力”也会不断加强，这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始终不能稳定在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原因。“信息积累”达到一定阶段还会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固定路径，但“信息转移”和“信息传播”的发散效应会使得这种路径变得不稳定。国际金融中心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因素始终贯穿于整个“信息处理系统”。

综上所述，本章得到如下结论与建议：

首先，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信息集聚效应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国际金融中心的“向心力”还是起主要作用。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信息处理系统”还面临各方面的冲击，上海应在“信息获取”、“信息转移”、“信息传播”、“信息积累”等各个环节完善和提高。金融微观主体单位如商业银行等应继续完善自身信息系统、加强客户信息的完善保存与信息利用水平，提高信息系统运作效率，加强安全维护措施，并且正确处理信息保密与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继续大力发展社会征信系统，并且结合市场中介的形式促进征信与评级机构的规范化发展，保持上海政府各部门与机关单位高效的运作方式，做好公共信息传递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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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21世纪全球竞争的重要领域已经发展为抢占国际金融新格局中的制高点。上海作为我国承担服务全国、走向世界双重责任的领头城市，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无论是在提高我国实体经济实力，还是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以及国际战略主动权和金融创新等方面都有着迫切的必要性和非比寻常的意义。本文为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行性进行了探究。

1、优越的地理、交通和通讯条件

从阿姆斯特丹的第一个股票市场，到如今稳坐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和纽约，我们不难看出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它能够通过自然环境、历史因素、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等多层次条件来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外界大环境；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持，便利的交通设施不仅对实体经济的意义重大，与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交通费用等其他因素也息息相关。

在地理区位上，上海具有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良好优势。上海和香港、新加坡、东京等主要金融中心时差不大，同时能与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构建连续的接力交易。在2009年9月8日，全球国际金融航运双中心竞争力指数（GDCI）报告在上海，纽约、伦敦、上海分别以624.4分、553.9分和513.1分列前三位，上海在“航运能级”分指标上表现尤为突出。

2、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治环境

经济实力对金融制度形成和金融市场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首先，实体经济发展为金融业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受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收入水平则直接影响居民的资产选择偏好，从而决定居民对金融的需求程度。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规模、增长速度以及潜力往往会产生一种引导效应，对各跨国企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的选址产生影响，引导金融集聚。稳定的政治环境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年均GDP的高速增长。经济质量提高，效益改善，波动减少，协调性增强。当然，经济发展是以稳定的政治为前提的，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会对汇率、利率、税率等产生影响，也对投资者信心和金融主体的集聚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业。

3、金融集聚和大量的国际金融业务

金融集聚，是指在金融市场完善过程中，在一定的市场准则和特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金融产业的参与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使得该区域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密集程度还是金融机构的种类数量都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的现象。

至2008年末，上海辖区共有上市公司159家，占全国10%，总市值高达1.5万亿元，占全国12.3%；证券公司15家，占全国14%，本地证券公司在沪营业部共171家，异地证券公司在沪营业部278家；基金管理公司达到30家，占全国49%，异地基金公司在沪分支机构18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有18家，占全国18%；证券评级机构共2家，占全国40%；期货公司25家，占全国15%，异地期货公司在沪营业部75家。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集聚上海。

近几年，上海主要金融市场交易额急剧上升。股票市场位居全球前列。期货方面，紧随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在衍生品交易上也达到全球领先位置。可以看出，金融资源在上海已经积聚，进一步是金融产业的集聚，随着两者的快速发展和有效结合，就会形成巨大的金融产业链，加之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国际贸易的支撑，均为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自由的金融环境和完善的法律体系

对金融机构而言，吸引其进入某个地区，并向之逐渐聚集，靠的是市场体系自由开放而带来的不高耗的进入成本。其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要求承载着全球金融产品的交易、资本输出、结算等业务，如果其东道国的资本项目不完全开放，则以该国货币计价的一切行为都会受到限制，以该国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创新也将受到制约，这将极大地打击金融机构加入的积极性。

国际金融资本流入的另一个条件是法治环境的完善。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可以对金融活动行为进行合理规范，为金融安全提供保障，为金融纠纷提供公平高效的司法和仲裁解决体系。

上海作为目前国内的金融中心，已经建成了一定的金融法制环境基础。从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上海相继通过了其他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的基本法律，为上海的金融法制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海政府也颁布了针对上海自身量身定做的一整套地方金融法律法规，期望为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营造更好的金融法环境基础。

5、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在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金融作为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在人才需求上显得尤为突出。

上海金融也的发展和人才队伍的扩张起到了彼此促进的作用。金融从业人员从1993年以来呈现大规模增长。2009年，伴随上海市委、市政府公布的《上海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一系列人才培养和吸引方案将得到大力贯彻实施。依托上海交通大学而创建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旨在实现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满足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业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的迫切需求。（作者单位：1.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参考文献：

[1]冯晓春.金融集聚问题研究—论北京金融集聚发展[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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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纽约；财税政策；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2-0062-04

纽约是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在纽约，商业银行、储蓄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交易所及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云集，许多外国银行也在纽约设有分支机构。纽约金融中心不仅引领了全球金融市场，也影响着世界金融交易、结算、储备等金融和资源产品的走势。英国伦敦金融城2008年3月公布的第三次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l3)中纽约得786分，排在第二。该调查显示纽约正在赶超伦敦，而且金融界对构成金融中心竞争力主要因素的看法也在改变。以前，人才和技术被认为是构成竞争力的首要因素，如今受访者关注的重点是政策监管和税收环境。财税政策对吸引国际金融公司和人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以纽约为例来研究金融中心建设的财税政策，以便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所启示。

一、纽约金融业的税收情况

在美国的税收体系中，间接税所占的比重很小，而且一直呈降低的趋势。就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增值税而言，一向以税制完备而著称的美国至令尚未采用增值税。因此，主要介绍一下纽约的直接税。

1、个人所得税。

从总体上看，直接税是美国税收制度的基础。其中个人所得税始终保持第一大税种的地位，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总额中，个人所得税一般占到40％左右。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通过了各自的税制改革方案，形成了新一轮的世界性减税浪潮。美国国会多次通过布什政府的减税方案，减税力度之大、次数之频繁是前所未有的。2000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分为15％、28％、31％、36％、39.6％五个档次。2001年，除了最低15％的税率保持不变外，其他各档次分别降低了0.5个百分点。在2002年，各档次税率再次分别降低0.5个百分点，最低税率为10％，最高税率降到38.6％。2003年，税率继续降低，最低10％和15％的税率不变，其他档次的税率分别降低2％或3.6％，最高税率降到35％。到2008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分为10％、15％、25％、28％、33％、35％六个档次。

除联邦税以外，纽约州所征的个人所得税也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分为4％、4.5％、5.25％、5.9％和6.85％五个档次。6.85％的最高税率适用于应税所得超过20,000美元的单身个人。另外，2004年到2006年临时实施了两个更高的税率7.5％(7375％)和7.7％，7.7％的税率只适用于收入超过500,000美元的纳税人。纽约的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税率，平均来说，低收入者纳税是其所得的1.3％，20％的中产阶级纳税是其所得的2.6％，1％最富的人纳税是其个人所得的6％。然而，如果考虑到联邦所得税申报的扣除项，纽约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就降低了，富人的税负也随之降低。联邦扣除以后，1％最富的人所得税的有效税率从6％降到了4.3％。据调查，纽约富裕阶层的近四分之一是金融证券方面的人士，个人所得税的降低促使金融知识水平高、国际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汇集纽约，使得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才储备条件得以保证。

2、公司所得税。

美国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联邦和其50个州各有自己的税法。就金融行业而言，在联邦和所在地州及地方政府设置的各个税种中，公司所得税是其主要税种。在联邦层面，金融行业与非金融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公司所得税适用15％-38％的多级累进税率，税率结构先累进，应税所得超过一定数额后，税率又有所降低(应税所得低于1833万美元，适用税率为15-38％；应税所得高于1833万美元，适用税率为35％)。

在州层面上，纽约州的公司所得税税率呈下降的趋势，2000年税率是9％，2008年降到7.1％。而且，由于存在很多的优惠和抵免措施，使得公司缴纳的税款远远低于按照它的实际所得应缴税额，这就意味着在纽约公司的有效税率远远低于7.1％的名义税率。如1969年纽约制定了《纽约投资减税法》，该法案规定如果一个公司在纽约的投资符合相应条件，投资额的1％可以从公司的所得税中扣除。之后抵免数额又增加到投资低于3.5亿美元的公司允许5％的抵免，对于超过3.5亿美元的允许4％的抵免，而且投资应抵免税额可以结转以抵补以后15年的所得税。每年，在纽约经营的公司有十亿美元可以用作税收抵免的结转。

2004年9月，ITEP调查了美国275家最大且利润最丰厚的公司，发现其中的82家公司在2001年到2003年中，至少有一年没有缴税或是缴税低于联邦公司所得税。换句话说，这期间几乎是所有的公司实际上都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了净退税。因为纽约的应税所得是建立在联邦应税所得的基础上，这些规定和优惠措施减少了纽约公司应纳税额。调查还显示，2001-2003年总部设在纽约的财富500强企业所纳税的有效税率远远低于联邦税率。有20多家公司实际上缴的所得税还不到法定税率的一半，这其中有摩根大通、雷曼兄弟和纽约银行等著名的金融公司。较低的有效税率吸引了众多大公司把总部设在纽约或在纽约建立分公司，同时也对金融行业产生了示范和集聚效应，促进了纽约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

3、资本利得税。

资本利得税是对资本利得(低买高卖资产所获收益)征税。常见的资本利得如买卖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所获得的收益。在美国，个人和企业都要为资本利得缴税。但是，对于个人来说，长期投资的资本利得(超过1年的投资)税率较低。2008年，长期投资的资本利得税率降到15％(对于归人最低和次低所得税缴纳人群的两类人不缴资本利得税)。被豁免资本利得税的情况包括：(1)当出售一份房产时，如果该房产是出售者在出售前5年中的2年的主要居所，出售者可获得250,000美元(对单身)或500,000美元(对夫妇)的豁免额；(2)资本利得计算的是净值。即投资收益减去投资损失。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投资损失超过了投资收益，净损失可以被利用在一般所得税的减免中。每年每个个人可以申报3,000美元的净投资损失，用来减免一般所得税。剩余的投资损失还可以归入下一年继续用来计算下一年的资本利得净值。企业还被允许将本年度的投资净损失抵消上一年度投资收益，从而获得一定的退税。

4、财产税。

美国的财产税尤其是房地产税是各州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柱。应税财产主要包括不动产、个人财产和无形财产。几十年来，很多州取消了对个人财产和无形财产征税，只对不动产征财产税。大部分州的财产税税率在2％到4％之间，纽约不同的行政区税率不l司，在2001-2002年，平均税率是2.3％，各区从0.38％到2.63％不等；购房的银行贷款利息可在税前扣除。另外，美国政府对财产税还制定了形式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减税和免征、“断路器”税收抵免、延期纳税和分类税率等。除此之外，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加利福尼亚第13条建议》，降低了财产税税率，并对其增长加以限制。这之后，几乎所有的州都对财产税提出了某些形式的限制，包括限制和控制财产税的增长速度，对财产评估价值增长设限、对法定财产税率设限、冻结财产税率增长、对财产税收入增幅设限、对地方支出封顶等。纽约州对各级政府征收财产税的税率施加了限制。县级政府可以征1.5％的财产税，大多数市政府可以征2％的税。

二、中国金融业税收制度的现状

与纽约相比，我国金融业税收制度存在着税制不够合理、税率偏高、税负偏重和税收覆盖面偏窄的问题。

(一)营业税税率偏高

不论从事何种应税金融业务，在我国都按照“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并按营业税税额附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免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目前，我国对金融企业征收的营业税税率为5％。城市维护建设税则因纳税人所在区域不同而不同，在市区的征税税率为7％，在县城、建制镇的税率则为5％，而在其他区域税率为1％。由于金融机构一般都坐落在城市或县城、建制镇内，实际适用税率多为7％或5％。教育费附加则统一按3％的附加率征收。我国现行营业税共有9个税目，除娱乐业征收5-20％的幅度比例税率外，其他税目分别按3％和5％两档税率征收。金融企业实行的是5％的税率，与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税率相同，但与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讯等行业3％的税率相比，金融企业营业税税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二)流转税负担偏重

金融行业除了缴纳营业税外，还需缴纳印花税。金融业缴纳的印花税可以分为几种：贷款合同印花税、房产合同印花税以及股票交易印花税。印花税因交易凭据的不同，税率和税基都不尽相同(详见表1)。股票交易印花税是从普通印花税发展而来的，是专门针对股票交易发生额征收的一种税。在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除了税收工具以外，更是成为政府调控股票市场的重要工具。例如1997年5月9日，为平抑过热的股市，我国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由3％上调至5％；1998年6月12日，为活跃市场交易，又将印花税率由5％下调为4％；2008年4月，印花税从3％下调至1‰：进入9月，为了刺激股市，财政部宣布自2008年9月19日起对印花税实行单向征收。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并不稳定，调整十分频繁。虽然与其他税种相比，印花税税率很低，但它一般按涉及的交易额(如贷款合同金额)全额计征，因此，从实现的营业收入角度看，印花税也占有一定的税负比例。这样，金融机构从事证券买卖，既要缴纳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又要缴纳印花税。这几种税叠加后，加重了金融企业的流转税负担。

(三)个人所得税税制不合理

个人所得税从两方面影响金融业务：一方面是对个人投资者从事金融产品投资所实现的收益征税。目前，我国对个人的存款利息和对从事证券(不包括国债1投资所取得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按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证券转让所得则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部分收益征税，部分收益不征税，本身有失税收公平，会扭曲资金流向，影响资本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对金融企业职员的工资、薪金所得按5％至45％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从总体上已存在诸多不适应，如税率偏高(近些年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税率普遍呈下调趋势，最高边际税率已普遍降到40％以下，我国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45％的最高边际税率已显得很高)，分项征收，税前扣除项目少，扣除标准偏低，从而使个人所得税税负总体偏高。金融行业工资水平较高，且与国外同行相比，个人所得税税负偏高无疑会间接提高金融行业的人工成本，从而影响其竞争力。

(四)企业所得税扣除限制较多

目前，我国金融企业原则上同普通企业一样缴纳税率为25％的企业所得税，虽然法定税率略低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但是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限制较多，特别是金融行业由于自身的行业特点，税前扣除限制将大大加重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负。原则上，与企业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都应允许在税前如实扣除，但我国现行税制对许多支出项目规定了税前扣除标准，如工资支出、业务招待费支出、坏账准备的提取等。对金融企业影响较大的扣除项目限制主要有两项：(1)工资扣除，即按规定的计税工资标准扣除，现行标准为月工资1600元。对超过计税工资标准的工资支出，企业只能从税后利润列支。金融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平均工资水平较高，因此，工资扣除的限制对金融行业的税负影响较大，金融企业对此反映也比较强烈。(2)允许税前扣除的坏账标准过严。内资金融企业依据规定计提的呆账准备，其按提取呆账准备资产期末余额1％计提的部分，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符合规定核销条件的呆账损失，首先应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不足冲减部分据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企业收回已核销的呆账损失时，应相应调增其应纳税所得额。其应收未收利息逾期180天以上的就可以冲抵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应收未收本金逾期3年以上仍未收回的，原则上可以据实在税前扣除。金融行业经营风险较大，及时核销逾期不能收回的坏账，对保障金融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有着重要意义。贷款本金3年不能收回，才能认定为坏账予以核销，不符合金融企业防范经营风险的要求。

三、纽约财税政策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启示

目前，上海作为人民币金融中心，正在进一步朝着建设全球金融中心而努力，设计一个合理的税收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纽约在税收体制方面的经验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降低金融业营业税负担，扩大征收范围

金融行业的营业税是针对银行的贷款利息和收费等项收入，而不是针对银行的经营利润和税前收益等项收入征税。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形成的资产质量差，银行存贷利差空间不大，而实际利差与名义利差差距较大，债转股又出现实际利差严重倒挂以及大量不良资产的形成，经营困难，竞争乏力。而纽约的经验表明，对银行业不征营业税等流转税的做法也是可行的。因此为降低我国银行业的税收负担，提高国际竞争力，降低金融行业的营业税税负是必要的。同时在银行业的营业税税率进一步调低的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对所有的贷款业务均按利差收入征税。这样既规范了税收政策，又可以有效提高银行的资金利用率。

(二)降低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税负，取消不合理的税前扣除限制　个人所得税税负偏高无疑会间接提高金融行业的人工成本，从而影响其竞争力。因此，应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制定合理的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由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限制较多，加重了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负，应当取消不合理的税前扣除限制。原则上与企业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都应允许在税前据实扣除。对于工资和坏账核销等对金融企业影响较大的扣除项目，应进行适当调整，取消计税工资限额，放宽坏账核销标准，即建议将认定为坏账的逾期时间适当缩短。

(三)给予金融行业特殊的税收优惠

篇10

我国金融法律虽然规定银行、证券、保险要实行分业经营，但原有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当前激烈的竞争。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金融各行业开拓市场、业务创新推出许多更合理的金融衍生产品，开展了许多新兴的中间业务。今年3月份，兴业银行上海分行推出第二期“万汇通”外汇资产管理顾问业务。工行上海市分行新一期个人外汇理财产品-“资多星”产品定于2004年2月26日至3月15日在该行的200多家理财网点公开认购。2002年9月，央行重新受理了中国建设银行经过修改的资产证券化方案-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资产证券化，银行资产证券化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表示，将尽快制定保险资金以各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实施方案，支持保险公司发行次级债券。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透露，公司经过长时间准备的ETF基金产品方案在上证所专家评审中获得好评，并已接到上证所关于共同开发该产品的通知。此外，公司正在与国际著名银行及资产管理集团进行技术合作，共同开发一揽子创新型的基金产品，如以金融衍生工具为投资标的的基金产品等。混业金融控股集团，已经成为不少上海本地证券公司如海通、国泰君安证券的定位。整合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资源，特别是利用上海在金融行业的优势，以具有行业龙头地位的证券公司为主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将迅速优化金融产业结构，加速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在这一系列新兴的金融衍生产品推出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银行已不在是简单的提供存贷的信用工具，其正积极的证券、保险业务，保险资金的直接入市，将成为证券市场上重要的投资力量。银行、保险、证券等相互融合，混业经营的趋势势不可挡。

英国和日本“大爆炸”后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的签署，为一家金融机构提供一条龙的全方位服务创造了可能性，提供了法律依据。银行间的兼并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加速融合，世界呈现金融混业的趋势。我国已加入WTO，根据承诺，我国在“入世”后五年内，逐步取消外资银行地域限制，外国银行将同我国银行一样享受国民待遇，在所有地区面向个人开展本外币零售银行业务。而我国民族金融业基础较弱，总体规模较小，可以预见在面对像花旗银行这样的金融“巨无霸”，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可能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定和繁荣。所以适应世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中国有条件的逐步推行混业经营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全面推行混业经营是不适应我国当前多层次生产力水平。但我们认为在上海，这个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从已有的金融资源来看，逐渐推行混业经营，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且其实施的经验可以为将来的立法提供实践经验。当前若以上海作为试点，推行混业经营的方针，无论从国家的政策、法律还是从现有的金融体制、规模、资源、手段，都可为其提供有力的保证。

1.政策与法律的支持。2004年2月的《国务院：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稳定发展的9点意见》，在涉及下一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清晰地强调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属首次。该意见强调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品种创新机制。此外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混业经营的发展赋予法律上肯定。1999年8月，人民银行批准了有条件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不久，又允许在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进行国债回购业务，以弥补短期头寸不足。2000年2月，人行、证监会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贷款，实际是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连接起来。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允许银行人寿保险业务。2001年7月《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央行批准后，可以开办金融衍生业务、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业务。这一系列法律法规为银行、证券、保险，在资金和业务上相互渗透提供了法律的基础。

2.金融机构的规模的扩大和治理结构的合理。上海现在有上海金融业增加值达到629亿元，同比增长7.6%.截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比2002年增加了77家。在所有金融机构中，银行80家，证券公司16家，基金管理公司15家，保险公司41家，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中介机构以及各类代表处270家。2003年，上海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73万亿元、1.3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24%.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万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万亿元，同比增长71%，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万亿元，同比增长269%，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到245亿元。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 如此相对发达和极具潜力的资本市场，可为推行混业经营试点提供广阔的平台。“混业经营要求金融机构产权明晰，有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金融机构有较强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风险控制措施有效。” 当前我国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四个资产管理公司，逐渐剥离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改善财务状况，促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改革的总目标是，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 改善经营绩效，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我国金融机构还没有完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实质性突破。改变了过去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第一个民营银行-民生银行。金融机构的产权正逐渐清晰、管理相对规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金融机构还通过与国外的金融机构合作，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和监控经验，建立良好内控制度、风险管理能力和自律能力，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规范的金融机构是实现混业经营的必要前提。

3.监管的完善。混业经营制度是以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要求建立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监控体系。当前监管的格局是直属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统管监管权力，实行集中监管。金融监管当局具有极高的监管权威。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已20多年，我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吸收了国外许多成熟的监管经验和先进的监管手段，大大提高了监管效能。如刚刚制定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就大量参阅了巴塞尔委员会的指导性文件以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银行业的法律制度。《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要求建立监管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股东资格的审查；通过制定和实施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实现监管方式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转变；加强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手段；建立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会谈制度；建立监管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等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提高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在证券领域，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①法律手段。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证券法规来管理证券市场。这是证券市场监管的主要手段，约束力强。②经济手段。指通过运用保证金比例等经济手段对证券市场进行干预。这种手段相对比较灵活。③行政手段。指通过制定计划、政策等对证券市场进行行政性的干预。这种手段比较直接。这些全方位监管模式、监管手段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我国当前金融市场对监管的需要，对今后混业经营所需的更为完善、全面的市场监管提供了经验，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4.入世和国际竞争的推动。我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根据我国的承诺将逐渐开放金融市场，实现国民待遇。我国金融业将平等的参与国际竞争，而实行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将不得不面对混业经营制度下的“全能银行”、“金融超市”，分业经营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外资银行如花旗银行，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业务全面融合、交叉，金融创新能力强，其全面的服务和组合经营的低成本，将使国有金融机构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而且如果允许国外银行在我国实行混业经营，而我国的金融机构仍墨守成规，则存在对国有金融机构不平等竞争问题。因此，适应世界潮流和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以上海为龙头逐渐在全国推行混业经营制将是一个完全的明智之策。

从国际形势和我国的现实需要，可见混业经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所说的金融业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问题，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广义上理解金融混业经营，即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机构等金融机构都可以进入上述任一业务领域甚至非金融领域，进行业务多元化经营。 金融业是一个极具高风险，高投机性领域，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1993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机构的业务交叉。由于我国当时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刚刚起动，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市场上投机过度，价格波动剧烈，由于当时缺乏行业监管，导致了当时整个经济陷入了盲目的虚假繁荣，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发展，直接危机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才推行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当前我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在经济中角色也应该得到归位。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金融机构实际上是政府的附属企业，企业缺乏自主权。政府既是市场的参加者，又是市场的管理者，这种双重定位导致我国的国有金融企业效率低下，经营效益差。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在金融领域也应作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政府在金融领域的作用是确保建立一个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市场业务的开拓，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应该是各个金融企业在平等的竞争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政府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减少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保证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其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实现，包括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监管。

我们认为若以上海作为试点推行混业经营，必须首先解决对混业经营的有效监管问题。没有有效、健全的监管体系，只会使我们重蹈覆辙。我们认为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应当顺应金融自由化潮流，放松金融管制，但放松监管并不等于放弃监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提高监管的质量。在规制金融监管结构安排，我们要考虑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相结合。金融业的自律监管是指自律组织根据全体成员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实行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自律监管是与政府监管相对应，其有自身的特点，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一般而言，自律监管能降低监管成本，具有相对灵活性和及时性，迅速解决金融市场上遇到的问题。同时自律组织拥有一批具有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人士，能够发挥专业优势。目前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即官方监管机构在加强规范化监管的同时，也在尽力帮助和推动金融机构提高自身风险监控能力，完善自律监控机制。这说明监管观念己发生新的变化，从传统的监管者包揽一切责任的做法转向激励被监管者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在金融混业的环境下，规范化的官方监管和市场的自律监控并重，已成为当今金融监管结构安排的主要特征。 目前我国全国和地方性银行同业公会、保险同业公会及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己建立，但他们在金融监管中作用形式大于实质，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还是政府监管起主导作用，如何发挥自律组织的功能，辅助政府监管将是今后改革的重点。根据我国的金融现实发展情况，政府仍承担主要监管职能。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强调的是金融监管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而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引导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激励不相容的监管，必然迫使金融机构付出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丧失开拓新市场的盈利机会，而且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金融监管并不要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只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高效运行。“放松监管”与“监管重构”，成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成为我国今后监管立法所追求的目标。

2.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功能性金融监管概念是由哈佛商学院罗伯特。默顿最先提出的。所谓功能监管（functional regulation）主要指金融监管从通常地针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针对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不同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转变为针对特定类型金融业务（针对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分别加以监管），而对“边界性”金融业务亦明确监管主体，同时加强不同监管主体间合作的监管法律体系。 在我国，各金融领域日益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完全割裂银行、证券、保险业务领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在完全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中国金融市场，仍存在全能化的金融企业。如初具形态的光大集团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分别代表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两种不同模式。中国光大集团可谓是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尝试者，也是纯粹金融控股公司的代表。光大集团目前拥有中国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和光大信托3家金融机构，同时持有申银万国证券19%左右的股权，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光大集团同时还拥有香港上市的3家上市公司-光大控股、光大国际和香港建设公司，此外还直接、交叉控制着境内外银行、证券、信托、实业等涉及各行业的上市、非上市公司分别19家和10家，间接控制的孙子公司几十家。1999年12月15日，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宣布组建中加合资人寿保险公司，可以说，光大集团目前的业务格局就是一个全能化的金融控股公司。机构监管是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类型进行监管，由相应金融监管者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对全能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如果仍按照机构监管的模式，必然会出现监管重复、监管空白的现象。这给此类金融控股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逃避监管带来了可能。所以，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单纯的机构监管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我们主张在上海可以试验推行功能监管。银行监管强调的是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证券监管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保证市场公正、有效和透明；减少系统性风险。根据经济功能分配法律权力，能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金融创新消除了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模糊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界限，传统的以金融机构类型作为监管划分尺度的法律体系将无法应对现代金融市场，并使金融监管的实施更加困难。而功能监管实现了全方位金融监管，尽可能地消除“监管真空”以构筑公平、稳定的金融环境，保持金融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功能监管”以专章加以规定。 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应当顺应金融自由化潮流，借鉴外国立法经验，重构监管职能，由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向混业经营、功能监管的模式转变，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和金融运行质量，降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