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寡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寡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别列佐夫斯基

别列佐夫斯基在下海前是一位数学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倒卖汽车而转到第一桶金，而后成立了联合银行，1995年掌握着51%股份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并控制了俄罗斯民航，并因此在政府中有着一定的花语前，而后还先后收购了俄公共电视台、电视六台、《独立报》《星火》周刊的股份，之后还在郑福中担任着相关职位。

2.古辛斯基

古辛斯基是于1989年组建大桥银行，于1993年进入传媒业，拥有俄罗斯独立电视台77%股份的由太后一，在之后又先后控制了今日报、七日周刊，与美国人合办了《总结》周刊，并收购了莫斯科之声电台，使他成为了传媒业大亨，个人资产在上世纪90年代高达4亿美元。

3.维诺格拉多夫

维诺格拉多夫是于1988年成立了莫斯科国际商业银行的企业家，并因此收获了第一桶金，但是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次年就申请了破产，但在2001年被审计院冠以了非法转移资产的罪名，是输得最惨的一位寡头。

4.斯摩棱斯基

斯摩棱斯基是一位于1989年成立了首都储蓄银行，并于1996年获得农工银行控制权的富商，并在1998年之前成为了全俄银行之一，在金融危机后，这个银行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近几年，他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差。

5.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是一位在七大寡头中知名度最低，平稳度过证券交换时期的企业家，负责经营阿尔法银行，且在普京上台时他羽翼未丰，并且行为相对收敛，因此称为俄罗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

6.霍多尔科夫斯基

霍多尔科夫斯基是靠倒卖假酒赚到第一桶金的七大寡头之一，于1990年收购了HTTM中心(后改名为梅纳捷普-投资银行)，1995年收购了尤科斯石油公司45%的股份，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转投石油生意，于1997至2003年间成为俄罗斯首富。

7.马尔金

篇2

关键词： 基本原理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教学改革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是高校基本原理教学的重要内容，深入透彻地分析和讲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根源和危害对于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本质、发展趋势及其最终命运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前高校基本原理教材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容仍然遵循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实体经济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着力点和基本依据。然而，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明显地表现为金融危机。作为一门与时俱进、承担着帮助青年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现实和规律任务的学科，高校基本原理教学不应漠视这一显著的时代性，而是应当积极地适应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这一鲜明的时代特点，及时补充和完善有关经济危机的相关教学内容，以有效地提升教学内容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本质特点和最终命运。否则，学生难免产生书本理论和社会现实脱节的疑问，影响教学目的的实现。

笔者认为，在当今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时代背景下，当前基本原理教材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阐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即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表现——着墨不多。

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根本成因未进行剖析。

对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未能充分揭示。

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本质论述不到位。

对金融危机的发生和防治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发和借鉴未有提及。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关教学内容。

一、概要地介绍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几次有代表性的金融危机。

主要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本世纪初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

二、将金融危机与早期的经济危机进行简要对比。

在演化路径上，早期的经济危机大都由实体经济向金融领域延伸，而金融危机则与之相反；在造成的危害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广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深受其害；在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上，在传统的经济危机中，资本所有者的直接财产损失要大于普通劳动者，而在金融危机中，尽管表面上看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损失要大于普通劳者，但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利用其在金融市场上的定价权和信息优势，其财富的损失比例要小于普通投资者，后者在危机中可能倾家荡产、失去工作、一文不名、负债累累，同时，大资产阶级还能对政府施加影响，获取财政注资和输血，弥补相当一部分经济损失，从而使得其对社会整体财富占有比例不降反升；在危机后果的转嫁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的主导权，将危机的恶果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

三、从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揭示金融危机的根本成因仍源于实体经济，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与传统的经济危机并无本质不同。

从表面上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来越多地源自金融领域，但实际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着深刻的实体经济领域的背景，是实体经济的困境和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反映。近几十年来，金融领域频繁发生危机的前提在于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来自于实体经济的闲置资本，其中不乏投机资本。而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资本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领域是因为受到与普通劳动者有限的支付能力所决定的总需求水平的限制，大量的闲置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寻找不到获利机会，只好将其逐利场所转向金融领域，于是，西方各类投资机构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同时，许多金融衍生产品在设计时，都有实体经济领域的相关产品作为定价依据，如果这些产品出现严重供大于求、价格缩水的状况，就会拖累与之相关的金融产品价格以更大的幅度下降，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诱因。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机理就在于此。事实上，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来金融危机也是当时本地区实体经济领域困境的反映，只不过是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下，实体经济的困境演化成为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危机。

篇3

关键词：金融工业集团；发展历程；特点

一、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分类

从俄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过程以及主导力量角度划分金融工业集团，可以将分成工业主导型金融工业集团和银行主导型金融工业集团两大类。这种分类方法是目前最典型的、最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分类方法。

1.工业主导型金融工业集团

这种类型的金融工业集团是由工业资本家发起的，通过扩大再生产不断积累资本，为有效获得资金以支撑生产行为，积极寻求银行资金，吸纳商业银行加盟，而逐渐形成的以工业为主导的金融工业集团，例如，“天然气工业”集团、“卢克石油”集团等集团就是这种类型的金融工业集团的典型代表。金融工业集团既保障了企业生产所需的资金，加速了资金流动，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盈利；也为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2.银行主导型金融工业集团

这种类型的金融工业集团是由银行资本发起，利用金融机构“万能垄断者”将金融资本向工业资本渗透，占据集团核心地位，以购买有潜力的目标企业的股票而建立起来的，达到分享工业企业利润，扩大银行势力范围，并实现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两者互相渗透融合的目的的一种金融工业集团。例如：十大金融寡头中的梅纳捷普银行于1997年收购了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

二、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历程

萌芽于俄罗斯特殊的政治经济土壤之中的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在后来的国家的政权扶持之下茁壮成长，并对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从其产生至今，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发展壮大并走向鼎盛时期，调整和缓慢发展时期。

1.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

接替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府加剧了俄大型国有企业的生存难度。按照刘沁清（2009）的说法，当时的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大量的国有企业，面临着国内政治动荡、通货膨胀、外债负担重、财政赤字等困难，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后来俄政府又采纳了“休克疗法”的改革建议，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得原本萎靡不振的经济更加萧条。两方面的压力，导致了大型国有企业自有资金严重匮乏，并且大多数企业难以通过市场手段获得商业融资。为了能够生存，一些企业开始尝试建立金融机构或者寻找外部金融或商业机构的支持来解除危机，由此产生了企业核心型的金融工业联合体；在国家对企业进行私有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通过购买企业股份取得对目标企业的控制权，扩大银行势力范围，分享企业利润，这就形成了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工业联合体。此后，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创新形式，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开始迅速成长，成为俄罗斯经济转型进程的不可小觑的一股社会力量。

2.发展壮大并走向鼎盛时期

1995年到199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时期，金融工业集团逐步发展壮大并走向鼎盛。经过前期国家出台的多项法律制度推动，到1995年金融工业集团的生产规模就从初期的26万亿卢布发展到了100万亿卢布。截止到1997 年集团总数已超过60个，包括了1000多家参与企业和90多家金融机构。尤其是1996至1997 年，金融工业集团将其势力渗透到了俄罗斯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成为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宰力量。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七大金融寡头”更是控制了国家的军火和稀有金属贸易，大部分纸浆和造纸业，在食品工业中所占份额也日益增长。

3.调整和缓慢发展时期

在经受了1998 年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后，金融工业集团的实力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其后，又由于俄政府及其方针政策的频繁改变，金融工业集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绝大多数的俄罗斯银行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其中还包括赫赫有名的“帝国”银行。在普京总统执政之后，普京总统致力于国家政治权威的重建，推动了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进一步走向没落，很快的，金融工业集团进入到了一个调整和缓慢发展的时期。

三、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特点

在短短的10余年时间里，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兴盛到式微的过程，成为了俄罗斯经济转型过程中独特的经济现象。从其发展进程看，具有以下明显特点：

1.在极短的时间内大规模形成

从1993年俄罗斯出现的第一家金融工业集团，到1997年发展到了60多个金融工业集团，参与企业超过1000多个。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七大金融寡头”被估计控制着俄罗斯经济的50%。2001年，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总数量达到了88个，共整合企业1491个，其总产值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5%，吸纳就业占到了国内吸纳就业人数的9%。

2.资本积累方式独特

在短短的苏联解体的前后几年中，俄罗斯新兴资产阶层利用原属国家、企业的巨额利润及国有资产，迅速地完成了资本积累。同样的资金积累，欧美等发达国家花了将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俄罗斯仅仅只花了10余年。因此，俄罗斯的资本积累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仅仅是一种资本再分配过程。

篇4

阴谋就不能把握西方历史的脉络。

自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的300年间，几乎每一场世界重大变故背后，都能看到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身影，他们通过左右一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国家的政治命运。可以说，一部世界金融史，就是一部金融家谋求主宰人类财富的阴谋史。

滑铁卢战役催生的罗斯切尔德家族

对财富的贪婪是人类的天性，只不过将这种贪婪发挥到极致的则是银行家。利用战争大发横财，当其积累数量足够大时，便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虎视眈眈。

罗斯切尔德家族就是这样的典型。

利用滑铁卢战役，罗斯切尔德家族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从而主导了英国此后的公债发行。通过增加国债，变相增加税收，实际上控制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

当媒体成天炒作身家50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蝉联世界首富宝座的时候，如果你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富豪排行榜上，你根本找不到“大道无形”的超级富豪们的身影。

所谓“大隐，隐于朝”，罗斯切尔德家族就是这样的隐形富豪。罗斯切尔德家族究竟拥有多少财富？这是一个世界之谜。保守的估计是50万亿美元。

罗斯切尔德家族到底是怎样赚到如此惊人的财富的？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欲望，和基于这一切之上的天才预见力，使得罗斯切尔德家族在两百多年世界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

内森是老罗斯切尔德的老三，1798年被父亲从法兰克福派到英国开拓罗斯切尔德家族的银行业务。

他是一个城府极深行事果决的银行家，凭着他惊人的金融天赋和神鬼莫测的手段，到1815年，他已成为伦敦首屈一指的银行寡头。

此时正是拿破仑在欧洲的最后一战――滑铁卢战役。

这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一场关系着欧洲大陆命运和前途的重要战争。对于银行家来说，这更是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巨大赌博――赢家将获得空前的财富，输家将损失惨重。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滑铁卢战役的最终结果。如果英国败了，英国的公债的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将冲上云霄。

伦敦股票交易市场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

早在战前，罗斯切尔德家族就非常具有远见地建立了自己的战略情报收集和快递系统。他们成立了数量庞大的秘密人机制，这些人被派驻欧洲所有的首都、各大城市、重要的交易中心和商业中心，各种商业、政治和其他情报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往来穿梭。

这个情报系统的效率、速度和准确度都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官方信息网络的速度。这一切使得罗斯切尔德银行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

正当两支狭路相逢的大军进行着殊死战斗时，罗斯切尔德的间谍们也在紧张地在两边的内部收集着尽可能准确的各种战况的情报，并随时负责把最新战况转送到总部。

1815年6月18日傍晚时分，拿破仑的败局已定，一个名叫罗斯伍兹的快信传递员亲眼目睹了战况，他立刻骑快马奔向布鲁塞尔，然后转往奥斯坦德港。当他于6月19日清晨到达英国福克斯顿的岸边时，内森・罗斯切尔德亲自等候在那里。内森快速打开信封，浏览了战报标题，然后策马直奔伦敦的股票交易所。

当内森快步进入股票交易所时，正在等待战报的焦急和激动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内森那张毫无表情莫测高深的脸。

稍事片刻，内森冲着环伺在身边的罗斯切尔德家族的交易员们递了一个深邃的眼色，大家立即一声不响地冲向交易台，开始抛售英国公债。大厅里立时就引起了一阵骚动。这时，相当于数十万美元的英国公债被猛然抛向市场，公债价格开始下滑，然后更大的抛单像海潮一般一波比一波猛烈，公债的价格开始崩溃。

交易大厅里终于有人发出惊叫：“罗斯切尔德知道了！威灵顿战败了!”所有的人立刻像触电一般醒过味来。每个人都想立刻抛掉手中已经毫无价值的英国公债，尽可能地留住一些残余不多的财富，抛售终于变成了恐慌。经过几个小时的狂抛，英国公债已成为一片垃圾，票面价值仅剩下5%。

此时内森的眼神轻微地闪动了一下，但这次的信号却完全不同。他身边的众多交易员立即扑向各自的交易台，开始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

到了6月21日晚11点，威灵顿勋爵的信使亨利・波西才到达了伦敦，消息是拿破仑大军在8个小时的苦战后被彻底打败了！

这个消息比内森的情报晚了整整一天！而内森在这一天之内，狂赚了20倍的金钱，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财富的总和！

滑铁卢一战使内森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从而主导了英国今后的公债发行，英格兰银行被内森所控制。英国政府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筹集，英国的公债就是未来政府税收的凭证，向政府缴纳的各种税赋的义务变成了罗斯切尔德银行向全民变相征税。

换句话说，英国政府因为没有货币发行权而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当内森手里攥着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公债数量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决定着公债的价格，左右着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英国的经济命脉被紧紧地捏在了他的手中。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志得意满的内森毫不掩饰他征服了大英帝国的骄傲，因为他一手创造了通过金融控制国家的英格兰银行模式，即以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货币，通过两者的死锁，实现政府举债，银行发行货币，确保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保证了银行家不断增长的巨额收益。

对于银行家而言，战争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和平时期缓慢折旧的各种昂贵设施和物品，会在战争中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交战各方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胜利，到战争结束时，政府无论输赢都将深深地陷入银行的债务陷阱之中。

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乎所有近代战争的背后，几乎都闪动着罗斯切尔德家族的影子。到19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大权均落入了罗斯切尔德家族的控制之中，成为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

“神圣的君权被神圣的金权所取代。”

独立战争与美国第一银行

美洲大陆的殖民者为了摆脱英国金融寡头的货币垄断，试图发行纸币来取代指定的硬通货币，这自然侵犯了英国金融寡头的利益，为此他们不惜发动战争。

虽然美国独立战争获胜，但也将一个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之中。此时金融寡头以救世主的面孔假惺惺伸出救援之手，以重建经济之名帮助国家摆脱困境，但实质上是以国家的货币发行权为代价换取的。

借助战争之手，金融寡头取得了新生国家的金融管理权。

最早到美洲大陆谋生的人大多是非常穷困的贫民，他们除了随身的简单行李，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和金钱。当时的北美还没有发现大型的金矿和银矿，所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极为短缺；加之与母国英国的严重贸易逆差使得大量金银货币流向英国，更加剧了流通货币的稀缺。

北美的新移民通过辛勤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和服务，由于流通货币短缺而无法进行充分和有效的交换，从而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应对这个难题，人们不得不使用各种替代货币进行商品交易。诸如动物的皮毛、贝壳、烟草、大米、小麦、玉米等，在实际运作中，这些物品由于成色、规格、接受度和可保存性都相差很大，难以进行标准计量，构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长期的金属货币奇缺和替代实物货币应用的不便，促使当地政府跳出传统思维，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尝试，那就是由政府印刷和发行纸币作为统一和标准的法币。

这种纸币和欧洲流行的银行券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任何金银实物做抵押，是一种完全的政府信用货币。社会上的所有人都需要向政府交税，而只要政府接受这种纸币作为缴税的凭证，它便具备了在市场上流通的基本要素。

新的货币果然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贸易日趋繁荣。但是，一种没有抵押的货币是银行家的天敌，因为没有政府债务做抵押，政府就不需要向银行借当时最为稀缺的金属货币，银行家手上最大的砝码一下子就失去了威力。这种新的纸货币必然会导致美洲殖民地脱离英格兰银行的控制。

愤怒的英国银行家们立刻行动起来，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货币法案》，严厉禁止美洲殖民地各州印发自己的纸币，并强迫当地政府必须使用黄金和白银来支付全部向英国政府缴纳的税收。

这个法案直接导致了美国的独立战争爆发。

富兰克林痛苦地描述这个法案给殖民地各州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只一年的时间情况就完全逆转了，繁荣时代结束了，经济严重衰退到大街小巷都站满了失业的人群。”

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同时也将国家拖入了经济困境中。

1789年，面对战后严重的经济困境和债务危机，汉密尔顿（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建议国会成立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私有的中央银行，以彻底履行发行货币的职责。

汉密尔顿的主要思路是：中央银行由私人拥有，总部设在费城，各地设立分支银行，政府的货币和税收必须放在这个银行系统中，该银行负责发行国家货币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向美国政府贷款并收取利息。该银行总股本为1000万美元，私人拥有80%的股份，美国政府拥有剩余的20%。25人所组成的董事会中的20人由股东推举，5人由政府任命。

1791年12月，当汉密尔顿的方案被提交国会讨论时，立即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争论。但是，迫在眉睫的危机压倒了对未来长远的顾虑，华盛顿总统于1791年2月25日签署了美国第一个中央银行的授权，有效期20年。

国际银行家终于取得了掠夺美国经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到1811年，外国资本占到了1000万股本中的700万，英格兰银行和内森・罗斯切尔德成为美国第一银行的主要股东。而从中央银行成立的1791年到1796年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债务就增加了820万美元。

当杰斐逊当选美国第三届总统（1801~1809）之后，他不遗余力地试图废除美国第一银行。这时坐镇伦敦的内森・罗斯切尔德闻讯大发雷霆，他威胁道：“要么给（美国第一）银行授权延期，要么美国将会面对一场最具灾难性的战争。”

结果几个月之后，爆发了英美之间的1812年战争。战争持续了三年，结果，美国政府的债务从4500万美元增加到12700万美元，美国政府最终在1815年屈服了，麦迪逊总统在1815年12月5日提出成立第二家中央银行，即美国第二银行。

被秘密窃取的美联储

纸币的诞生让国际银行家面临着一次危机，一方面，对金钱的贪婪促使银行家鼓动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另一方面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供应过度（即通货膨胀），因为货币贬值直接伤害了银行家的利息实际收入。

为了克服这个矛盾，他们发明了通过放松银根和紧缩银根来掠夺社会财富，并且通过制造通货膨胀获得的收益，远比其带来的贷款利息损失要大得多。

这个过程形象地说就像银行家在鱼塘里养鱼，当银行家向鱼塘里放水时就是在放松银根，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货币，在得到大量的金钱之后，各行各业的人就开始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日夜苦干，努力创造财富；就像水塘里的鱼儿使劲吸收各种养分，越长越肥。当银行家看到收获的时机成熟时，就会突然收紧银根，从鱼塘中开始抽水，这时鱼塘里的多数鱼儿就只有绝望地等着被捕获的命运。

而要最有效促进通货膨胀，银行家们需要一套更为高效精确的法定货币体制，私有的中央银行成为最重要的工具。如果说美国第一银行政府还保留有20%的股份进行干预的话，那么拥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私人银行效率无疑更高。

有了这个工具，银行寡头对放水抽水的控制就更加得心应手，收获也就越加精确。经济发展与衰退，财富积累与蒸发都成为银行家“科学饲养”的必然结果。什么时候开始抽水捞鱼只有几个最大的银行寡头知道，这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要“文明高效”得多。

于是，美联储计划出台了。

1.哲基尔岛上的美联储计划

1910年11月22日夜，纽约城外一节完全密封的火车车厢里，所有的车窗全部被窗帘严密地遮挡住，列车缓缓向南驶去。车厢里坐着的全是美国最重要的银行家，列车的终点是数百英里之外的佐治亚州的哲基尔岛。

佐治亚州的哲基尔岛是一群美国超级富豪拥有的冬季度假胜地，以JP摩根为首的大腕们成立了一个哲基尔岛打猎俱乐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财富聚集在这个俱乐部会员的手中，会员身份只能继承，不可转让。此时，该俱乐部得到通知，有人要使用俱乐部场所大约两个星期，所有会员不能在这段时间内使用会所。

参加这个绝密会议的有：

尼尔森・奥利奇，参议员、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尼尔森・洛克菲勒的外祖父；

皮亚特・安德鲁，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

弗兰特・范德里普，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总裁；

亨利・戴维森，J・P摩根公司高级合伙人；

查尔斯・诺顿，纽约第一国家银行总裁；

本杰明・斯特朗，J・P摩根的左膀右臂；

保罗・沃伯格，德国犹太移民，1901年到美国，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英国和法国的罗斯切尔德家族的人，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第一任美联储董事。

这些重要人物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联邦储备法案》。

保罗・沃伯格是银行方面的高手，精通几乎所有的银行运作细节，自然成为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和解释者。尼尔森・奥利奇负责让文件内容符合政治的要求，能够在国会被接受。其他人则代表不同的银行集团的利益，他们围绕着保罗提出的方案细节进行了长达9天的激烈争论，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

和英格兰银行一样，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具有一切中央银行的职能，但他与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不同的是，美联储的股份构成中，原来20％的政府股份被拿掉了，它将成为一个“纯粹”的私有中央银行。

为了使之更有欺骗性，在谁控制美联储的问题上，保罗巧妙地提出“国会控制美联储，政府在董事会中拥有代表，但是董事会的多数成员由银行协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提案。

后来，保罗在最后的版本中改为“董事会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但是董事会的真正功能由联邦咨询委员会所控制，联邦咨询委员会与董事会定期开会“讨论”工作，其成员由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决定，这一点被有意的向公众隐瞒了。

另一个保罗要应付的难题是如何隐藏纽约的银行家将主导美联储这个事实。保罗为此设计了一套12家美联储地区银行构成整个系统的天才解决方案。在银行圈子之外，很少有人明白，在美国货币和信贷发放高度集中在纽约地区这一基本情况下，提议建立各地区联储银行只不过是给人造成中央银行的业务并没有集中在纽约的假象罢了。

还有一个体现保罗深谋远虑之处的就是将美联储总部设在政治首都华盛顿，而有意远离它真正接受指令的金融之都纽约，以进一步分散公众对纽约银行家的顾虑。

保罗的第四个困扰是如何产生12家地区美联储银行的管理人员，尼尔森・奥利奇的国会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他提议为了避免失控现象，所有地区银行的董事应该由总统任命，而不要由国会插手。

在经过这一番颇具匠心的安排以后，该法案俨然以模拟美国宪法分权与制衡的面目出现。总统任命，国会审核，独立人士任董事，银行家做顾问，真是滴水不漏的设计!

银行巨头们在哲基尔岛的策划十分机密。为了使这个方案付诸实施，他们制订了严密的计划，这就是后来的《美联储法案》。

1913年6月26日，在威尔逊入主白宫后三个月，由弗吉尼亚的众议员银行家格拉斯在众议院正式抛出了这个计划：《格拉斯提案》。他刻意避免了中央银行等过于刺激的用词，代之以美联储。

经过精心的准备和设计，《美联储法案》过关。12月22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头版登出《货币提案今天可能成为法律》的重要新闻。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顿时一片欢腾，银行家美梦成真。

美联储的始作俑者奥尔德里奇参议员这样评价这个天才的系统：“在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之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控制纽约地区的资金。现在，他们可以主宰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经过与美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激烈较量，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彻底控制了美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复制成功了。

2.谁拥有美联储？

不算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美联储其实是私有的中央银行。所谓“联邦储备银行”，其实既不是“联邦”，更没有“储备”，也算不上“银行”。

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货币发行权！

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私有的中央银行这个危险的词语被巧妙地掩饰过去了，而他的私有性质也被刻意隐瞒起来。

许多年以来，究竟谁拥有美联储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对股东情况严守秘密。

这个秘密终于被发现。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万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万股。

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1/4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其他的股东还有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由罗斯切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大通银行、汉华银行。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

由此可见，华尔街的这几位大腕们正是建立美联储的真正幕后推手。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欧洲的罗斯切尔德家族的秘密协调最终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在美国的翻版，控制了美国大部分基础工业和资源。

并且，这个系统自建立后就一直独立运行，它操纵着美国的信用（供应）。为了制造高价格，美联储只需要降低利率，来扩张信用和造就一个繁荣的股市。当工商业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利率环境之后，美联储又将通过任意提高利息来中止这种繁荣。无论哪种情况，它将拥有金融状况的内部信息，事先得知即将到来的变化。这是一种任何政府从未给予的，少数特权阶层所拥有的最怪异和最危险的（市场信息）先知权。

更为恐惧的是，这个系统是私有的，它运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别人的金钱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他们事先知道什么时候制造恐慌来创造对他们最有利的情况。他们同样知道什么时候停止恐慌。当他们控制了金融的时候，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实现他们的目的方面同样有效率。

从1914年10月25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时到1949年，美联储的资产由1.43亿美元暴涨到450亿美元，这些钱直接进了美联储银行股东们的腰包。

“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沦为最糟糕地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成为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意见和强迫之下（运作）的政府。”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这样评价美联储。

至此，美国也沦落为国际金融寡头的统治中。

后记：警惕金融安全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垄断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

围绕这一目标，金融寡头打着民主和自由的幌子到处蛊惑，甚至不惜发动、制造战争，但核心就是金融垄断。翻开西方近代史，每一场战争和金融危机的幕后都活跃着这些金融寡头的身影；为了站稳控制世界货币发行这一金融战略制高点，国际银行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美元信心、“肢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打垮潜在竞争对手的货币战争。

并且他们使用的工具也越发先进，从传统货币到金融衍生品，制造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日本持续十多年的经济衰退、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人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这个已经张牙舞爪的“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忠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相反，他们控制国家和政府。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利用美元和美国的力量，但是，当他们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可能随时攻击美元，从而制造世界范围内1929年级别的经济危机，以严重的危机促使和胁迫各国政府放弃更多的，施行区域货币和区域政府制度。

而打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任何侥幸的想法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篇5

曼哈顿岛是纽约的核心，在五个区中面积最小，仅57.91平方公里。但这个东西窄、南北长的小岛却是美国的金融中心，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把总部设在曼哈顿。7家大银行中的6家以及各大垄断组织的总部都在这里设立中心据点。这里还集中了世界金融、证券、期货及保险等行业的精华。位于曼哈顿岛南部的华尔街是美国财富和经济实力的象征，也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大本营和金融寡头的代名词。这条长度仅540米的狭窄街道两旁有2900多家金融和外贸机构。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均设于此。

纽约也是摩天大楼最多的城市。代表性的建筑有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中心（2001年9月11日，世贸大楼遭恐怖分子袭击而倒塌）等。帝国大厦和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均有100多层，它直耸云霄，巍峨壮观。纽约也因此有了“站着的城市”之称。

纽约还是美国文化、艺术、音乐和出版中心，有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科学研究机构和艺术中心，美国三大广播电视网和一些有影响的报刊、通讯社的总部都设在这里。

摩天大楼博物馆永久馆址在纽约落成

纽约也是美国的工业中心之一，服装、印刷、化妆品等行业均居全国首位，机器制造、军火生产、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也占有重要地位。市内多数河流都通大西洋，港口规模巨大，设备优良，终年不冻。纽约也是铁路交通重要枢纽。纽约的地下铁道全长1000多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最快捷的地铁交通系统。纽约有3个国际机场，其中著名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承担着全国50％的进出口货物空运业务和35％的国际客运业务。

篇6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据统计，在近年往美国、加拿大方向的投资移民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大陆。在这些移民中，绝大多数是30至40岁的社会中坚分子。然而，如果说“技术移民”是国内人才流失的话，那么，“投资移民”则可能导致国内财富的大量流失。据业内保守估计，去年，中国流向海外国家的移民资金恐怕不会少于100亿元人民币。

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也曾出现过“投资移民”潮。由于“休克疗法”大开权贵资本的方便之门，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这些人有钱之后，就开始向国外移民。在英国、美国和以色列的俄罗斯富豪，特别是那些金融寡头，他们带走了国家财富，逃避建设俄罗斯的义务，也因此受到了俄罗斯百姓的指责。对此，普京曾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是“逃避俄罗斯司法体系的经济罪犯”。当然，中国今天的情况与当年的俄罗斯不可同日而语，大部分的投资移民都属于合法移民。

有人建议，有必要采取强制措施来限制投资移民，比如采取征税、必要的审查等等，以提高投资移民的成本。然而，“强扭的瓜不甜”，何况，向往美好的生活也是人之常情。要留住财富，最根本的还是要采取激励机制。我们知道，各个国家为了吸引人才，或者为了留住人才，防止“技术移民”，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人才战略”，并把这种“人才战略”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现在，面对“投资移民”，是否也需要一部完整的留住资本的“国家战略”呢?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

篇7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即是我国综合国力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体现，也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谋求更多发展空间、在国际金融领域获得更多发言权的重要反映。不可否认，人民币国际化是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制”的挑战，也是对国内现有金融体系的巨大考验，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学者已经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路径、成本收益、阻力和风险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成果丰硕。本文试图换一个角度，从金融霸权和货币金融权能的视角来认识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及可能遭遇的风险。

二、货币金融权能的涵义及其形成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金融权能的涵义所谓货币金融权能(MoneyandFinancialhe-gemony)，是基于货币发行、金融市场运行而产生的对货币流通、信用释放及衍生金融系统的控制力。货币金融权能一方面是政府职能的体现，是国家金融的重要构成部分，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对货币流动和信用释放进行控制;另一方面表现为以金融机构、金融寡头为主体的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运行的驾驭力和影响力。货币金融权能可分为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与市场货币金融权能。在严格政府监管的环境中，政府货币金融权能对金融市场有着重要的驾驭力和影响力。金融市场往往是政府管理社会的附属品，社会资源调配始终在政府计划控制中。然而，随着金融市场开放及金融监管放松，政府货币金融权能和市场货币金融权能往往相生相克、对立而存在。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一国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会受到来自金融寡头和他国货币金融权能的挑战，强势货币金融权能能够超越而发挥作用。在学术研究中，对于这种超越而发挥作用的货币金融权能往往被斥为“金融霸权”，即一国货币金融权能利用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规则和原则强行在整个系统中推行，获得霸权利润的行为。［1］货币金融权能是“金融霸权”的基础，“金融霸权”是货币金融权能的终极定义，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强势国家的“标签”。应该看到，货币金融权能是任何一个国家金融生态环境中所存在的基本属性，反映了政府、市场对货币政策和金融运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二)货币金融权能形成的理论基础1．货币非中性理论早期的货币金融理论秉承货币中性理论，即货币是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面纱”，不会影响产出和就业。基于这一理论，任何积极的货币管理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瑞典学派经济学创始人魏克赛尔首先摒弃了“货币中性理论”，他认为应赋予政府一定的货币金融权能，采取一定的货币政策，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2］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货币论》探讨了货币管理对失业问题的积极影响，他认为货币决定利率，利率决定投资，政府有目的的调节经济能够推动就业和国民收入增长。凯恩斯理论成为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的基础，也为政府发挥其在货币金融领域中的主导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80年代，市场原教旨主义兴起，放弃金融监管和金融自由化成为西方经济社会的主流，在有效市场学说和自由市场效率论的影响下，西方社会金融产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由金融产业而催生出的“泡沫”成为数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如1982年的国际银行危机、1989～1994年的储蓄和贷款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及2007～2008年来势更猛的金融“海啸”。上述金融震荡验证了货币非中性理论，说明市场货币金融权能对实体经济有着深刻的影响，失控的市场货币金融权能是金融海啸爆发的重要诱因，也是政府货币金融权能弱化的重要表征。2．金融市场非均衡及金融监管理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市场波动终会趋于均衡。然而，现实世界中金融市场发展是非均衡的。在每一次金融危机中，政府会采取一定的货币或财政手段对经济进行保护，这些措施强化了信贷作为融资手段的主导趋势，形成了金融市场会自动调节的错误观念，进而推动信贷不断膨胀，直至无法维持而爆裂。防火墙因取消监管而拆除，局部风险如“多米诺骨牌”效应触发全局系统危机。2007年的金融危机昭示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不仅不能轻言放弃，还需要在特定经济环境中有所加强。金融监管部门应承担起防止泡沫变得过大的责任。3．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多极理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金融霸权的单极理论和国际合作的多级理论始终存在。在国际货币关系中，由于缺少一个自上而下的“中央权威”，使得国际货币关系具有“无政府”特征，金融霸权可以有效维持国际金融秩序，霸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合作不存在，相反，国际间的合作也依赖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作为“全球货币供应者”享有金融霸权，但同时也离不开国际合作，欧洲和日本便支持盯住美元制度。“霸权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来执行国际规则，霸权和合作是“相互共生的关系”。

三、国际金融体系中货币金融权能的确立和影响

(一)货币金融权能强势地位的确立与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关联在货币金融历史上，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对货币金融权能的扩张有重要影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凭借其中立国及战略物资重要供给国的地位，伴随着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美元地位也随之上升。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首次以国际协议形式建立了美元同黄金实行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础货币，具有其他货币无法比拟的流动性和高度的信用。1973年的美元危机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脱钩意味着美元真正成为了国际信用货币。强势的货币金融权能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反映。美元作为世界性的信用货币，能够在寻求本国利益的基础上选择强势或弱势的美元政策。

(二)国际金融体系中“金融霸权”崛起和他国货币金融权能“削弱”相伴生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国际范围内改变了产业分工和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与强势美元形成“锚定”关系，尽管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但同时也削弱了其自身的货币金融权能，使其不得不被动地承受美元对本币的汇率波动带来的经济冲击。这些发展中国家汇率不能及时根据宏观经济基本面进行调整，其货币往往成为国际游资攻击的对象，进而威胁一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国际金融体系中强势货币金融权能表现为“超”特点，深刻影响着“金融霸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汇率操纵”的识别都显现出这一影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金融权能呈现出中心通货稳定、通货失控的风险。利用国家的通货作为国际储备，构成了世界货币体系中“降低内在稳定性的因素”。这种被称之为“特里芬两难”的国际货币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中心国家的货币金融权能，使得中心国家的货币金融权能具有“超”特征。边缘国家主动或被动放弃其自身的货币金融权能成为强势货币的“附庸”。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权能承担着与强势货币不对称关系而带来的金融冲击。金融危机是对各个国家货币金融权能的一次次调整，其调整的形式表现为与强势货币的“脱钩”。然而，随着金融“海啸”的退潮和经济秩序重回正常轨道，这些国家的货币或明或暗的重回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三)各类金融资本是市场货币金融权能扩张的基础金融自由化后，大量涌入金融领域的金融资本成为市场货币金融权能不断扩张的基础。其中各种类型机构投资者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1世纪初，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本已达7．2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在美国有1万个投资基金拥有4万亿美元资产，近3000家套利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是物质产品总量的6倍;当前的外汇交易已相当于世界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在每天约1．5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除了少部分与贸易和投资有关外，大多是与实体经济生产和交易无关的投机易。［8］通过金融创新，各种衍生金融合约交易快速发展，到2009年底，未到期场内衍生金融合约的余额达到数十万亿美元，金融交易仅仅是“数字游戏”，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在金融资本及信贷资金的作用下，整个金融市场呈现“倒三角形”，即大量资本向“三角形”的上端聚集，与实体经济日益扩大的“资本规模差异”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四)不同国家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之间的合作和博弈货币金融权能是一国经济实体的反映，随着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不同国家货币金融权能必然存在着一番博弈和斗争。以金融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长久维持不变，随着不同国家自身经济实力相对变化必然会带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国际合作是有限度的。［9］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向浮动利率转变，随之而来的是信用扩张和美元负债泛滥，金融危机的频率和规模明显扩大。［10］在此背景下，不同国家货币金融权能的合作和博弈就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国家间的协商和合作，推动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的供给是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重要基础。毋庸置疑，在国际间货币金融体系合作中，不同国家货币金融权能的大小决定了其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展开，在国际金融领域之间的合作和对话日益紧密。在金融资本跨国界流动时，对各个国家来说，最大挑战是如何发挥其自身货币金融权能的作用，并和他国货币金融权能相协调。即要顾及“金融霸权”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也要充分协调其他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不同的国家的利益，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集权和分权中寻求平衡。基于金融开放条件下的强势货币和相对封闭的实体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权能存在严重的不对等位势。携金融话语权的强势国家对货币金融权能处于弱势国家的冲击必然会引发强烈的反弹和争斗。

四、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与市场金融权能的博弈关系

(一)政府的货币金融权能决定了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面政府的铸币权是货币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基石。通过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调整，政府扩张其货币金融权能，有效调动和控制资源抵御外部冲击对金融系统的影响，维护一国金融的安全和稳定。政府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主要表现为货币投放量的控制、信贷政策的调整和外汇市场的控制与调节，其总体目标是维护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保持物价稳定、经济平稳增长和一定就业率是一国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目的。存款准备金率调节、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政策调整是一国政府的主要货币政策手段。在现实中，汇率的变化还会受到来自国内财政赤字压力、国际收支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此外，政府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更大的作用是基于经济和军事实力同其他国家的斡旋与合作、参与国际金融领域“游戏规则”的制定、成为国际金融组织的发起国和参与国、保护本国国际金融的基本权益及为本国货币金融权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释放“保驾护航”。

(二)市场金融权能对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影响1．金融市场运行的巨大空间弱化了政府货币金融权能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念在西方社会兴起，解除政府管制、金融自由化风潮和金融资本在西方经济社会中占据了主导作用。由于巨额利润的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注入金融业，推动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据统计，1995～2005年，美国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从303%上升到了405%。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引导下，大量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并推向市场;借助信贷资金进行金融投资成为金融市场的常态，由此而带来巨大的金融资产“泡沫”及同时膨胀的债务规模。金融市场运行的巨大规模和空间弱化了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使得政府金融市场调控能力相对弱小;相反，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寡头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货币金融的调节者，倒逼一国政府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整。1970年的英镑危机、2007年的泰铢危机无不是对冲基金在高比例信贷资金作用下和英国政府、泰国政府进行的一场“货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这两次货币危机都体现了货币金融权能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博弈。2．跨国界的资本流动倒逼一国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释放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贸易进入一体化的进程，各国金融管制放松使得金融资本跨国界流动规模和范围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筹资者可以在不同金融市场间进行选择，以较低成本获得资金来源;而投资者也可以在不同市场间寻求获得高收益的机会。跨国界的资本流动使得处于封闭状态下的金融生态环境变得异常复杂;由于封闭状态而形成的“利润洼地”驱使金融资本不断“冲破”金融管制的“藩篱”;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权能受到极大挑战，跨国界的资本流动倒逼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权能的释放。当一国货币金融权能置于开放条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部分政府货币金融权能要让渡给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有关货币、汇率和利率的调控权无法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金融资本的来去自由威胁到一国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实施。庞大的资金流动可以在短时间内破坏资金平衡，影响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及利率、汇率的稳定性。1995年，流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私人资本总额增长20%，达2110亿美元，几乎等于全球资本流动的净增加额，其中完全由发达国家私人金融机构直接控制的(包括银行贷款和证券资本流动)占总资本流动的60%。［11］3．金融危机最终表现为货币金融权能的失控在传统经济社会中，金融市场运行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影响是有限和局部的;而随着金融创新业务的不断涌现，衍生金融工具不断放大市场货币金融权能。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危机的传导路径与由支付危机而引发的金融危机不同，在9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结构的变化改变了金融危机传导路径［12］，投资者心理预期和市场预期成为影响金融危机的重要传导机制。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日益增多，交易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和复杂性，加之金融资本的规模和交易金额不断膨胀，国际资本流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0%以上［13］，金融活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成为获取利益、逃避风险的“数字游戏”。过度扩张的货币金融权能是一次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祸端”。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显示，无论是在强势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最终都表现为货币金融权能的失控。在缺乏政府充分管控的环境下，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断膨胀;并以结构金融等创新性金融产品形式向全世界行销;跨国界的金融资本更是在金融市场“纵横驰骋”，其最后代价却是以一个个巨型金融“大鳄”破产而结束。可见，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一国货币金融权能往往是在政府和市场博弈中体现出来。在庞大的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中，政府的货币金融权能被弱化，直至处于失控态势，金融危机也由此不期而至。特别是当市场处于恐慌局面时，成千上万亿的资金会在短时间内撤出市场;而央行运用有限的资金规模进行调控往往是杯水车薪。据IMF的估计，在21世纪初，全球资本市场上交易的总资产存量已由1980年的5万亿美元增加到35万亿美元;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游资在7．2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全球GDP的20%，每天有1．2万亿美元的游资在全球外汇市场上寻求获利机会。而相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国际金融资本和资本流量，各国政府外汇储备仅为5万亿美元左右。［14］在国际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动的今天，要想使金融市场免受冲击，单靠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干预显然是杯水车薪。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神经中枢”，在衍生金融工具和失调的实体经济作用下，以金融危机形式来中断经济发展的“节奏”几乎不可避免;金融市场的资金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震荡的金融市场无疑会引发市场的过度收缩，进而导致国民经济整体的通货紧缩。而每次都依赖于政府货币金融权能来挽救金融震荡而带来的经济危机。政府作为最后贷款人不得不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据统计，次贷危机后各国投入到反危机的资金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14］美国政府投入到反危机的资金估计也超过8万亿美元;而对于一些国家，因反危机而实施的“援手”最后都可能转化为一国债务危机，而直接削弱该国货币金融权能的实施基础。4．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货币金融权能面临着债务危机为挽救金融危机而带来的一国经济下滑和萎缩，一些国家的政府祭出了新凯恩斯主义大旗，以国家财政为担保，对那些大而不倒机构实施“挽救之手”。2007年，美联储敦促国会通过了85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并推出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对金融市场重新实行管制［15］，政府强势介入市场，推出了一系列凯恩斯式的反危机政策。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不同国家货币金融权能处于不均衡状态，强势国家(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了过多流动性，支持其财政扩张，并维持较低的利率以刺激实体经济复苏;而发展中国家却要承担由于流动性过剩而带来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些国家在刺激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财政扩张导致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债务危机。

五、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货币金融权能跨国界的释放与管控

(一)中国货币金融权能跨国界的释放人民币国际化是本国经济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超额的外汇储备、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背景下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和现实考量。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作为国际流通媒介、储备货币和计价货币职能在国际范围内的确立。这无疑是对本国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重要考验。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表现为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释放或削弱、市场金融权能的确立和增长;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本国货币金融权能会受到来自境外货币金融权能的挑战，特别是各路金融资本、金融“寡头”基于市场规则的冲击和影响。改革开发30年间，政府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实现了市场化，而在金融领域实行的是稳步推进，相对保守的金融改革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中观金融市场和微观金融主体层面都实行了强有力的控制政策。稳健的金融政策取向无疑对于保证经济改革稳定的大好局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当社会财富和资本积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政府货币金融权能如何释放?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需要便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题中之意”。金融市场决策的分散性、广泛性和无政府状态是金融开放背景下的主要表征;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市场份额占比上升，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和金融定价权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利率、汇率的逐步市场化，政府货币金融调控的工具和效果受到国际金融秩序的制约，调控效果被弱化。根据“三元悖论”观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自由流动性和汇率稳定性不能同时实现，本币的国际需求使得货币政策调控变动更加复杂，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计价资产范围上升，一方面使得本国资产呈现泡沫化特征;另一方面在增速下滑、预期转差的背景下，资本加速外流而使得本币贬值，不利于经济的稳定。

(二)中国货币金融权能跨国界面临的挑战1．在现有贸易结构和资本项目管制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的困境我国现有国际贸易呈现进口和出口不相平衡的结构。出口贸易是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为主的代工模式，产品附加值在整个产业链中占比较低，大多以美元或英镑进行计价结算;在进口贸易结构中，进口产品以美元定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为主，占比近40%。［16］在生产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将低端行业和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低廉的生产要素，启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和经营的有机链条，形成新的经济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成为“世界工厂”，与西方国家大量资本的“证券化”形成了“映射”关系;国家大分工背后是不均衡的货币金融权能。货币支付、计价和结算中所面临的不均衡结构关系导致有效的人民币流通和回流机制无法形成。与庞大的进出口贸易量相比，2009年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的周转量占比进出口贸易的份额仅为3%，远小于美元。2．如何协调政府货币权能和国际资本货币金融权能之间的关系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以政府调控为主的市场管理方式与基于自由市场规则的国际资本货币金融权能之间的关系。从美元和欧元国际化历程来看，自由市场规则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发达金融市场和货币国际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远没有形成运转高效的多层级、多方位的直接融资体系。政府在金融市场调节过程中高度依赖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系统，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程度及国际资本运作能力还有待不断提升。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如果一国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则货币政策有效，而财政政策无效;如果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则货币政策无效，而财政政策有效。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实施其货币金融权能时要承受更多的约束条件，国际资本对本国金融系统的冲击而带来对物价、投资、汇率的影响势必会阻碍经济的平稳发展。3．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对接风险在本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充分展开的前提下，贸然与国际金融市场对接势必会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利率、汇率管制没有全部放开，金融市场监管缺乏透明度，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由于“分割”而形成的巨大套利空间会冲击本国货币金融权能。我国的货币金融管理部门尚不具备在开放条件下的金融政策制定和金融监管的经验。

篇8

[关键词]铁矿石 定价模式 普氏指数 影响及策略

目前,中国铁矿石的自给率只有30%,需要大量进口,而世界铁矿石三巨头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力拓、力和必拓却控制了世界70%的资源,虽然我国的需求量在逐年增加,但我们对铁矿石资源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弱,铁矿石巨头改变矿石传统定价机制,价格逐年提高。中钢协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77户大中型钢铁企业中10户亏损,大中型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3.25%,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已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进口铁矿石定价模式的改变

传统的进口铁矿石价格机制的核心内容是“年度合同,首发价”,简称长协矿。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为一年一次,下一年的国际铁矿石均以此价格买卖,不受现货价格波动的影响;铁矿石价格以离岸价确定,不包含海运费等费用。日本、欧洲等地进口铁矿石基本都是实行长期协议价,近十年来我国钢铁产能扩张过快,进口长协矿数量无法完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于是大量中小钢厂进口现货矿,导致中国出现长协价与现货价并存的现象。

2007年以前,长协矿全部是按传统定价方式。国际矿石巨头为获得更大利益,2008年力推指数定价模式没有成功,供需双方出现“裂痕”,先是“两拓”没有按照宝钢与淡水河谷的首发价,而后淡水河谷又试图再加价。

2009年铁矿石价格谈判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机制,只是留下了最后一个形式而已,保持了近40年的传统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已经名存实亡。

2010年3月30日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巨头巴西淡水河谷与新日铁达成了季度定价模式,彻底打破了铁矿石年度定价模式,新协议价格暴涨100%至110美元/吨。一季度,我国钢厂普遍接受了淡水河谷以普氏指数定价的临时矿石价格,即以青岛港现货价格三个月平均价格作为下一季度的定价。从二季度开始,矿山开始实行各自的定价系统。淡水河谷推行的是普氏指数,力拓则是以在一季度长协价基础上上调价格作为二季度价格,必和必拓则推行自身的更接近市场价的指数定价。经测算,三季度钢企的平均成本将比二季度增加24%。普氏指数正式进入我国进口铁矿石定价机制。

二、普氏指数简介

目前国际通行的铁矿石指数分别是环球钢讯(SBB)的TSI指数、金属导报的MBIO指数和普氏能源资讯(Platts)的普氏指数。普氏指数是由麦格尔-希尔集团(纽约证交所代码MHP)的下属机构普氏能源资讯(Platts)设定,普氏能源资讯通过在全球建立的17个办事机构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交易商和投资者服务,目前普氏能源资讯为金属市场提供估价服务已超过35年。

普氏能源资讯对通过海路进口至中国的现货铁矿石进行每日交易价格评估,该基准评估价基于含铁量为62%的标准规格铁矿石,并用作其它品位铁矿石定价的“指数”,被命名为普氏10DEX。目前,普氏10DEX已被普遍接受为现货定价的一个重要而独立的基准。

三、2004年以来进口铁矿石价格变动情况

2004年度涨幅为18.6%、2005年度暴涨71.5%、2006年度涨19%、2007年度涨7.5%,2008年度涨幅在65%-96.5%,2009年跌幅33%-44%。2010年3月30日,巴西淡水河谷与新日铁达成了季度定价模式,一季度新协议价格暴涨100%至110美元/吨。

手握着巨量矿石资源和能对市场需求量精确判断矿石巨头,操控铁矿石价格呈现总体大幅上涨的趋势。

四、进口矿定价改用指数的原因

实行指数定价是矿山巨头蓄谋已久的策略。目前的三大矿山不仅是矿山寡头,他们更像是金融玩家。

三大矿山煞费苦心废止长协会谈形式,并要实施更为灵敏的定价形式,主要是由于以前传统定价机制,无法使铁矿石成为金融产品,只有以现货定价才能进一步演变为金融商品,这样金融资本联合产业资本形成垄断金融寡头,即可控制制造业中最重要的基础原材料――钢铁,这才是三大矿山急于推进灵敏定价、指数定价的真正目的。

事实上,随着铁矿石长协机制的完全崩溃,钢企也逐渐接受了价格现货化的趋势,这也为铁矿石现货指数定价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衍生品合约的推出创造了机会。

五、我国实行普氏指数定价后的影响

长协矿一年一度的价格谈判只是“一城一池”的交锋,而对于机制的改变却是关系到今后多年的长期利益。

三大矿山强推指数定价使铁矿石金融化,暗藏巨大风险。从年度定价到季度定价,再推向现货定价、指数定价,铁矿石逐渐“具有金融特征”。一旦施行指数定价,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掌控下,中国钢铁企业和贸易商将越来越难把控这个原本就已丧失话语权的市场。

专业研究人员指出:普氏对应的矿石报价在三种指数中最高,因在普氏的结算公式中,给予矿山的报价份额最高。三大铁矿石指数都是国外公司制定的,而中方并未参与规则制定,易受控于人。事实上中国的大豆、有色金属、石油产品等价格就要常年看海外市场的“脸色”。

取缔长协矿必然将导致钢铁企业采购成本增加,只要供求关系不发生变化,钢铁企业未来多年都将承负这笔巨额支出。

六、采取的策略

既然无法阻止进口矿指数定价的步伐,就应该培养自己专业研究人员,将它的规则吃透、积极应对,防止在博弈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局面。

篇9

德隆覆灭后，已在狱中的唐万新曾完整的阐释其产业整合的理念：藉传统制造业为突破口，以资本运作为核心，通过企业并购、重组整合制造业，为制造业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制造业市场与销售通道，寻求战略合作，提高中国制造业占有率和市场份额，以此重新配置资源，谋求中国传统制造业价值再发现，推动中国传统产业的复兴。一句话：用资本手段解决传统产业问题。令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凭借股市发家的唐万新何故对传统产业亲睐有加，而对高科技甚至房地产则嗤之以鼻？唐万新解释道，高科技是风投对象，不是现金流的提供者和强大产业资本体系的支持者，进行整合的空间较小，唯有传统产业才能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和与之匹配的成熟市场；至于房地产业，只是贪图暴利者的游戏，唐万新是“君子远庖厨”。唐万新的这一理念，与他人生价值观有着莫大关系，他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人，而是肩负着改造社会的使命。故有经济学家是这样评价唐万新和德隆的，“他们做的是价值，而不是价格”。恰也正源于此，唐万新既无点石成金的魔法，却又高估了其整合的传统产业现金流的“生育功能”，最终为德隆走向覆灭挖下一个巨大的陷阱。

事实上，在被誉为德隆“”的达园会议前后，德隆已在实践着唐万新产业整合的理念。从受让上市公司新疆屯河法人股开始，德隆完成了一个投机者到投资者的递变：收购新疆屯河，间接控股天山水泥，一方面通过天山水泥收购了新建屯河的水泥资产，又通过紧锣密鼓的相关运作，整合了新疆水泥产业；另一方面新疆屯河改弦更张，进入番茄酱为主业的农业深加工，打造新疆“红色产业”。与此同时，控股上市公司沈阳合金，借助一系列的整合手段，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动工具生产商和制造商。控股上市企业湘火炬，为其注入“大汽配”战略，推动一个原本仅有火花塞单一品种的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汽配件出口商；再向上端整合，令湘火炬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重型卡车生产商。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是德隆治下名动江湖的“三朵金花”，也是唐万新整合理念的扛鼎之作。

仅隔“达园会议”两年后，德隆就以控制200亿资产的规模和难以想象的速度，闯入公众的视野。唐万新得意洋洋地说，“资本”整合“产业”，就会发生“核裂变”的效应。为此，唐万新给德隆确定的目标是，三五年做到900亿，进入世界500强。唐万新梦想构筑得太大，步伐也太快：山东德隆农资超市刚成立一年，目标就被确定为十年实现800亿销售额，成为国内最大的农资超市，“农村的沃尔玛”；德隆在沱牌曲酒上的收购战刚刚打响时，就萌发起缔造100亿白酒帝国的梦想；2003年，德隆并购广之旅国际旅行社，此时已陷身危机重重的唐万新，仍豪迈地提出建立摩根式旅行商业帝国的口号。

德隆垮掉后，公众对唐万新此前种种大而无当口号式的目标恶评如潮，但不可否认的是，唐万新整合传统产业的理念，与穷其一生都埋首于传统行业的巴菲特投资理念异曲同工，两者都是传统行业的价值发现者，但区别是后者是“先做强，后做大”；而前者与绝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一样，是“先做大，后做强”，并且不约而同地至死都没有看到“做强”的希望。2002年的一天，本是春风得意的唐万新却忽然颇为伤感地对部下说，他能做大德隆，却改变不了德隆的生存环境，这是德隆从它出生的那一天就已注定的事。两年后，德隆不幸言中，不过这是后话了。

本世纪初，德隆走到了它的巅峰，实际控制资产1200亿元，横跨制造业、农业、旅游业、金融业，其触角从穷乡僻壤到一线城市遍布。德隆，成了那个时间中国民企辉煌的写照。

帝国秘密

2001年10月25日，时任德隆董事局高级经理的张华出现在罗布泊腹地。这一天，他代表唐氏兄弟出席了德隆罗布泊钾厂奠基仪式。早在1999年，德隆成立三维矿业第一笔资金3500万元，就投到这个距乌鲁木齐市东南1000公里的不毛之地，挖盐矿，建卤渠，规划盐田，在这片恒古荒原上迈出工业革命的第一步，2004年，硫酸钾产量就达到4万吨。德隆垮掉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接管并持股63%，2009年项目达产后，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硫酸钾巨头。原三维矿业一经济师表示，中国是世界钾盐消费的的第二大国，但国内矿产分布又是多氮、贫磷、缺钾，磷可以自给，但钾70%依赖进口。2003年，已掌握高质量钾矿资源的德隆，派人准备收购国内最大的磷矿公司——贵州瓮福，有钾，有磷，氮肥行业“杀价”可得，然后进军复合肥、复混肥。这位经济师惋惜道，如果假以时日，德隆将是中国乃至全球化肥行业的领军人。

“这就是典型的德隆战略投资方法”，原德隆友联战略投资部高管对媒体如是说。德隆在判断一个行业的价值时，会研究产业链，再研究价值链，然后寻找到价值链中最重要的环节；此后再分析竞争结构，寻找收购对象；在收购后，德隆将这家企业作为平台，整合价值链中其它价值点。

以德隆的番茄酱产业为例。当年，德隆收购新疆屯河后，其番茄酱产业链就是从育种开始的，在海南和新疆天山北麓各地试种番茄种子，由于海南一年两季，可以多次杂交，缩短了研发时间。即便多年后，“屯河一号”、“屯河二号”种子在国内番茄酱行业仍有绝对优势。在完成种子、基地到生产车间整合后，德隆又开始收购终端企业，只是因收购汇源果汁突如其来的失手，致使德隆“红色产业”最终缺失了关键一环。

这大概就是德隆所以能一度成为中国最大资本控制者的秘密。目前，在中粮集团、中国石化等央企，以及高盛等国际投行依旧活跃的德隆人，无不自豪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多数就是从当年在德隆工作中切出来的一块，离开德隆看产业，能够大到一个至上而下的大格局，同时又知道如何从细微处入手，寻找最恰当的资源配置”。

在帝国最后的时光，唐万新伤感地对其属下说，他给予德隆人的不是金钱，而是战略眼光和战略思想；即便德隆垮了，德隆人还能是德隆人。在座者无不动容。唐万新也是这样自勉的：什么都可以失去，唯有思想永存。入狱后的唐万新，研究考古学，并思考如何利用碳交易市场以造福社会。这也是德隆人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德隆虽死，但德隆精神犹存。

但包括唐万新在内的德隆人可能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不是思想家而是行动人，一旦脱离现实的思想付诸行动，就如同扯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失败已不可避免，因为德隆的灵魂人物，唐万新思想出现了偏差，而且越走越远。

帝国“养儿”战略

1999年下半年，德隆聘请国际管理咨询机构为其进行战略设计，国际机构提供了三个选择：一是资本运作导向性，即并购是手段，资本运作是来源，又称“养猪模式”，养猪的目的是为了卖出赚钱；二是产业运作导向型，资本运作是手段，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是目的，又称“养儿战略”，目的是养儿成才；三是两合模式，既养猪又养儿。对美国通用至生都顶礼膜拜的唐万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美国通用惯用的“养儿战略”，因为他认为，唯有如此才符合他人生哲学和整合理念，也只有如此，德隆才能成为中国传统产业价值的发现者、创造者。

“达园会议”后，德隆在产业整合的道路上狂飙突进，然而蓦然回首，唐万新却发现其试图取代政府职能整合的传统产业，大多投资大而见效慢，竞争惨烈，回报周期长，利润薄，如果没有长期融资的支持，造血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失血的速度，这就注定在这片贫瘠土地上以一己之力去期盼开花结果，只能是一种冲动的奢望；而巴望银行鼎力相助，这对于游走在政策边缘的德隆，同样是一种奢望。于是乎，唐万新萌发了成立金融控股机构的想法，集全国的钱来整合全国的产业。

为此，唐万新重新调整了德隆的战略定位，从“产业整合”扩展为“战略投资人、价值发现人，新价值创造人”“打造产融结合的金融控股公司”。为避免政府的干预和政策的摩擦，德隆的金融控股构想，是以一个颇为模糊的金融产品供货商出现的，对此，唐万新在德隆人手一册的投资战略手册上，注解道是为企业各个发展阶段量身定做金融产品的服务商，或言之就是做金融配套服务。

德隆很快行动起来。2001年6月5日，由德恒证券、金信信托出资成立了上海友联战略研究中心，处于德隆整个金融帝国的核心，后更名为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旋即展开对德隆旗下金融机构的控制工作。截止2002年底，上海友联已为德隆控制了德恒证券、恒信证券、健桥证券、中富证券、三江源证券、伊斯兰信托、大江国投7家金融机构，2002年6月，德隆参股城市商业银行，加上此前已有的金信信托、新疆金融租赁、上海新世纪租赁，德隆集证券、信托、金融租赁为一体庞大的金融控股机构。为摆脱政策桎梏，德隆采取了颇为巧妙地做法，它并不出面直接组建金融机构，只是在其他企业需要金融服务时，德隆和与之有纽带关系的银行、信托、证券商、租赁公司、保险机构就分别上门服务。德隆构建的正是一个混业模式下的金融服务平台。从2002年启动金融服务项目到2003年经历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人均产值远超德隆决策层的预期，他们都坚信，只要再坚持三年，德隆一定会成为中国金融市场最好的品牌。

至此，德隆完成了最后的战略定位：产融两翼齐飞，一手整合产业，一手创造金融产品。唐万新为此描绘了德隆远景，将它引向“行业寡头、品牌寡头、金融寡头”，重温19世纪末美国的“摩根时代”。唐的梦想分为三个级别，第一是目标市场形成行业垄断，如机电、番茄酱；第二是塑造国内寡头地位，如种业等农资品牌；第三是区域市场垄断，如水泥、金融产品。然而，唐万新所处的时代与“摩根时代”有着太多的不同，其理想化目标最后只能剩下唐吉坷德大战风车的豪迈。“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与时代格格不入者，注定是独孤求败。

后人对德隆调整后的战略褒贬不一，褒者认为唐万新预言了金融服务业未来将面临打破国有垄断和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两大机遇，事实上，德隆力践的金融混业经营在其坍塌两年后政策果然出现松动，唐万新为此也获得了本世纪头十年最有价值的“金融预言家”的美誉。贬者则认为，所谓的“金融产品供货商”，与“产业整合”如出一辙，无不打上唐万新个人的烙印：凭着兴趣做事，做最精彩、最有趣的事；无论“产业整合”还是“金融配套服务”，不像是企业制定的目标，倒像是政府计划。德隆不是政府，却做着政府的事。所以，在政府的眼里，德隆的存在就逐渐成为一个挑战。

其实，德隆在产业领域高速扩张的同时，从未离开金融领域，在它借助购并整合进入每一个行业、每一间企业，都统统离不开德隆“高超财技”的支持。从收购证券公司、信托机构到染指城市商行，都无不宣泄着德隆对资金的渴望；而上海友联的成立，就是为统筹资金的划拨以实现唐万新整合的梦想。因而，所谓金融服务的外壳下，就是变本加厉的融资、再融资，融资就是支持德隆的“发动机”。在德隆最后的岁月里，随着股市盈利空间被压缩，长线资源的枯竭，融资成为目的，每一轮产业的并购，都是为了融资；融资后再进行新一轮并购，以开启又一轮融资。德隆，不可避免地步入融资螺旋式上升的轨道，唐万新设计的德隆两翼齐飞，只剩下金融一翼；而金融服务最后也被剥得体无完肤，只剩下融通短线资金的代客理财服务，并成了支撑德隆运转的救命稻草，也最后成了压垮德隆的一根稻草。

德隆自减羽翼，折翼而下。

篇10

笔者在今年《人民论坛》第6期发表了《打破垄断是正确的观点吗》一文，得到了不少反馈，近来又看到了第9期刊发翟胜明同志的《不要误解了“打破垄断”的原意》文章，提出和笔者商榷，认为笔者误解了一些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的原意，且误读了中央的精神。特答复如下：

本来，此文章发表后，在和朋友就其他问题交流意见时，谈及国有垄断问题，一位朋友指出，“国有垄断”的提法不妥，应提“国有主导”，我觉得有道理。联想到此文，觉得也应将“国有垄断”的提法，更正为“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才更为恰当。

其实，笔者的文章从头到尾，说的都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打破，如果将“垄断”二字更换为“主导”，意思的表述就更清晰准确了。换言之，笔者所主张的“不可以打破垄断”，就是“不可以打破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意思，这是笔者的本意。

从翟胜明同志的文章看，笔者可能误解了他的原意，但不能说笔者误解了所有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的原意，笔者曾亲耳听到和读到一些经济学家以“打破垄断”为名，主张垄断行业引入外资和民营资本，甚至主张把所有国企都卖掉。所谓“冰棍”论和“靓女先嫁”论，就是他们由来已久的观点。而事实上，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领导干部不光是这样说，而且正在这样做，有些已经做完了，笔者对他们的观点和做法并没有什么误解。

除了“垄断”这个词汇的用法加以调整之外，笔者依然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没有丝毫改变。

对于国有经济的发展，中央所要求的是深化改革，引入竞争，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引进外资，那样会导致肥水流了外人田；也不是引进民资，那样会进一步加剧本已十分严重的两极分化。最好的办法，是适当建立一定数量的新国企，在同行业内展开竞争，迫使原有大型国企降低价格、改进服务；同时，在国企当中切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进企业管理；还要加强对大型国企的监管和利润分配改革，俄罗斯、新加坡在这些方面都有一套办法可供我们借鉴。

笔者认为，俄罗斯和阿根廷的确为我们树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阿根廷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所有国企，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全流通”。但是，这些被变卖的国有企业经过短暂的民营之后，很快被跨国金融寡头收购，阿根廷由此丧失了对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由外资主导。但好景不长，金融危机就爆发了，阿根廷因为没有国有企业作抵押，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给予资金援助。与此形成对照，普京执掌俄罗斯以后，对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经济政策进行了彻底纠正，全力收复石油、天然气、电力、机械制造等战略性行业，共1063家，保证了国家对经济命脉和主要财政来源的控制，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国防投入都有了明显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