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范文

时间:2023-03-17 15:03:3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时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金融时报

篇1

【关键词】新闻网站 《金融时报》 报网联动

一、纸质媒体的“报网联动”战略

1、“报网联动”

所谓“报网联动”是指报纸和网站依托各自的优势,搭建信源、与受众互动等共享平台,实现资源优化、联手行动,使彼此的核心竞争力都得到提高。在这一过程中,报纸要相应地对自身采编模式进行创新,实现报纸质的飞跃。

跟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如表1所示。

表1新闻网站与传统媒体的比较

然而,报纸的便携性、廉价性以及版面语言对新闻信息的再加工等,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部分读者依然难以改变通过报纸阅读新闻的习惯。当纸质媒体与新闻网站展开竞争、争夺受众的同时,也正在加速与网站的融合,新老媒体经过反复竞争较量,最终达到共融共存。

2、“报网联动”的必要性与优势

从报纸、到广播再到电视,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对传播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今,互联网、手机等技术手段的普及和发展,引起传媒资源的又一次整合。面对变革,报纸如果不选择创新,就会被时代淘汰。2009年7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较2008年底增长13.4%,上网普及率达到25.5%。报告还显示,目前网络新闻使用率保持稳定,占比78.7%,比2008年末水平略微上升。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关注新闻事件最便捷的传媒工具之一。

“报网联动”可以整合报纸与网站的优势,实现报网共赢。例如,充分利用网络开展新闻采访,获取信息,拓宽采访的领域,向全社会广泛征集信息,由此形成的报道可以在网站上第一时间独家,实现信息共享。其次,报纸利用网站的论坛、留言版、聊天室等功能与受众沟通、互动。收集受众反馈,衡量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组织社会调查和专题讨论;组织社会活动等。不但可以促进报纸与网站社会影响力的提升,操作成熟的话还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二、英国《金融时报》的报与网

1、《金融时报》――办世界最好的报纸

1888年创刊于伦敦的《金融时报》是当今世界数一数二的国际性财政金融报纸,该报现由英国皮尔逊―朗曼集团所属的金融时报公司出版。据英国报刊发行量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目前该报的美国、英国、欧洲和亚洲四个印刷版本在全球发行超过43.省略的发展

在竭力扩大报纸发行量的同时,《金融时报》采取了印刷媒体和网络媒体齐头并进的策略,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省略是全球访问人数最多的新闻网站之一。1995年开始启动网站建设,经过十几年的经营,网站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现在网站固定读者每月多达540万名,每月页面浏览量高达4100万。在线订户大概有8.省略”,背景为浅粉色,“FT”是《金融时报》的英文字母缩写,“.省略”下方是“financial times”的完整拼写,由这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了网站的Logo。标志成长方形,底色为浅粉色,与网站的整体色调一致; “FT”的底色为桔红色,起到了突出、醒目的效果。

《金融时报》无论是印刷品还是网站,都用粉红色作为特色。该报美洲部总经理图尔德・阿诺德说:“我们做事就像在为用户散发粉红色的香槟酒。”这种一体化的包装成为该报的重要标志,形成与众不同的个性魅力。

3、独特的网站运营模式

金融时报网创办于1999年,刚开始运营时仿效《华尔街日报》网站,对基础服务和搜索引擎收费,但没有坚持几个月就因用户抵触而不得不放弃。2002年5月,《金融时报》重新制订了适度的收费计划,既安排有面向广大公众的免费内容,如最新要闻、个人理财和投资方面的资讯,以及7日内的新闻检索服务,也设置了需要付费但功能更完美、质量更高的服务项目。这种 “部分收费型”网站运营的关键在于巧妙地找到免费和收费间的平衡,使网站所收费的服务恰恰是读者愿意付费的项目。

网站收费根据服务质量和数量,将收费标准分为每年75英镑和195英镑两档。付费75英镑的用户,可以查阅过去5年《金融时报》的所有内容,并可以在后半夜里提前阅读第二天报纸的PDF版。网站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通过电子邮件为他们提供行业要闻集锦服务,以及《金融时报》关于市场和国际经济趋势的最新调查报告。交费195英镑的订户,除了享受上述所有服务外,还可以进入该网站上囊括全世界18000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信息库,以及超过500家报纸的旧闻资料。此外,网站提供二级订阅信息服务,为用户提供500多个世界顶级媒体资源的链接以及全世界18000家上市公司的深度报道内容。

4、高效的新闻采编制作

《金融时报》在新闻制作和管理上也有其独特的方式。编辑和记者会同时负责报纸及网站两种媒介的新闻报道工作,选题策划会兼顾平面和网络两个出版平台,选题的标准大体相同,也在寻找更多的机会利用网络的互动功能。

一般情况下,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记者要为网站写一份快讯,然后随事件的发展进行连续报道,网络新闻不断滚动刷新。之后,该记者应为报纸写一份详细的报道稿件,并提供相关的分析意见。这些文章也将发表在网站上,将网络报道不断更新和深化。遇到来不及出版的报道,也会挂上网站。

四、《金融时报》“报网联动”战略的启示

近两年,以门户网站为首的中国网站也开始抛售“网站收费”概念。首先,新浪、21cn和263邮件收费已经大张旗鼓,其次网易也对个人主页收费,还有全景网络、和讯、搜狐等角逐1亿元路演市场。于是,新闻网站收费似乎成为“报网联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趋势。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发展运营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盈利策略:

第一,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在确定采用何种盈利手段之前,必须对网站所依托的母媒体及网站本身的优势、劣势作细致分析,找到网站所有可能的利润增长点,切忌跟风和盲目模仿。

第二,服务优质化、个性化。为订户提供其所需要的高品质的服务,这是实现收费的根本。

第三,精心选择恰当的收费项目,一定要是受众愿意付费的服务,否则将有可能因进入门槛提高而吓走一批忠实用户。

第四,在价格的制定和付费方式的选择上要人性化,要考虑所针对目标群体的实际收入情况、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

“报网联动”的立体化传播,体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强强联合的发展趋势。“报网联动”作为报业发展的未来方向,将是传统报业媒体发展壮大、增强影响力、竞争力的策略,值得重视和应用。■

参考文献

①东悦杭,《大众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是纸质媒体的战略选择》,《传媒》,2007年4月

②崔保国,《与英国前总编辑谈数字化时代的报业转型》,《中国报业》,2006年12月

③蔡心轶,《论新闻网站的整体情境编辑》,中国知网数据库,2003年5月

④邓,《英国报业在网上的竞争》,《新闻战线》,2000年2月

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 报业 新媒体蜕变

每一次新媒体的出现,都有人断言“报纸必将消亡”。然而不管是广播还是电视,甚至是冲击力极大的网络,都没有使报纸退出人们的视野。多年的实践表明,虽然新媒体的出现会对报纸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报纸依然存在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发展。然而,自去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金融危机再次考验着报纸的生存能力,国外一些著名报纸的纷纷破产使人们再次对报纸的生存产生质疑。

一、金融危机下报业频频告急

今年2月27日,创刊于1859年的《洛基山新闻报》宣布停刊,《洛基山新闻报》之死,被认为是给了美国平媒行业沉重的一击。此外,《旧金山纪事报》《芝加哥论坛报》《塔克森市民报》和《费城问询报》等报纸先后破产或宣布破产;与此同时。总部设于芝加哥的论坛公司,也准备申请破产保护。《纽约时报》公司3月9日发表声明说,将出售公司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总部大楼部分楼层,以筹集2.25亿美元缓解资金紧张。同日。美国第三大报业集团麦克拉奇报业公司发表声明,宣布裁减1600个工作岗位,裁员比例达15%。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等主流大报公布的2008年上半财年(4―9月)决算结果竞无一能逃脱“赤字”的厄运。

3月18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卓越新闻项目”发1布新一年度《新闻业状况》报告,称由于金融危机和阅读习惯改变,美国报业正处于“自由落体”(freefall)的危险状态,追求新商业模式及自我改造已刻不容缓。报告指出,美国报章去年平均利润下降14%,上市报业公司股价下跌83%。去年有一成报业人员失业。今年将达25%――这是该中心6年前开始发表年度报告以来,对美国新闻业前景得出的最悲观结论。

其实前几年报业的发展已不容乐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报业已在不断萎缩。特别在科技发达的国家。网络等新媒体对其冲击更为明显。美国在2003、2004年尚有十八九份报纸位列世界发行量前100名,从2005年之后一下就锐减到只有七八份。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报纸数量也在锐减,连一直居于老大地位的《读卖新闻》也喊出要“死守1千万”的动员令。自2003年以来,世界报业协会开始推出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笔者对这六年排行榜的数据作一粗略统计,不难看出。发达国家的报纸发行量其实是处于下降的趋势。

二、报业生存危机原因分析

除却金融危机给各行业所带来的影响。报业的危机最主要是来自新媒体的冲击。美国、日本等国都相继出现了年轻人远离报纸的情况。日本学者中马清福在《报业的活路》一书中提到,根据调查社MMR(Mass Media Research)提供的数据,日本在1991年好不容易达到的97%的报纸普及率从1992年开始下降,在1999年时为94.6%。这一趋势在年轻人中间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户主在24岁以下的住户中的报纸普及率,1984年为90.4%,1999年急落到53.4%,他们中间几乎半数住户停止了订阅。网站的兴起抢占了报纸大量的市场份额,报纸的分类广告逐渐转向互联网,加之此次美国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又令各行各业饱受摧残,企业纷纷开源节流,大幅削减广告预算,使极度依赖广告收入的报纸雪上加霜。

可以说,金融危机下新媒体对报业的冲击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也是报业大亨们纷纷将矛头指向著名商业网站的主因。与报业的举步维艰相反,一些商业网站却仍在扩张,据CNET科技资讯网3月30日国际报道,“Google上周宣布了今年第三轮裁员计划。200名销售与营销人员将离职,尽管如此,Google仍在进行招聘活动,新增员工人数大约为360个……Google员工规模近年来已经扩张,截止到2008年年底达到了20222,2006年年底的数字为10674is3。

当然。报业自身对其生存危机也有责任。著名学者陈力丹认为:现在我国报业所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如果笼统地把困难之根源归咎于与新传媒的竞争(存在这个因素),那只能说是报业在为自身竞争不力推卸责任。寻找借口。“高品位的文化娱乐,负责任的社会新闻,观点深入的新闻评论,全方位的信息服务,这些都是公众普遍欢迎的报纸内容。但是,目前很多报纸并没有做到这些。很多纸质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到位,虽然在这方面有一些限制性政策规制,但在允许的范围内,不敢批评这个,又不敢批评那个,是传媒自身的问题,或者,批评时把握不住问题的实质,没有深度,组织不出生动有趣、给人以启示的新闻。很多记者往往撞上一条是一条。而不是动脑筋用一定的理性观念找寻新闻。这样的报纸难以与读者形成有效沟通。现在,每天报纸上的新闻都很多,但耐看的很少,内容大多平淡且肤浅,评论表面化,不精不好是读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这是报业最大的危机”。

三、报业的改革创新

首先,报业行业的产业升级。其实,传统报业只要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改进,进行精准的市场定位,内容能够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不断更新和调整,还是能留住读者的。《南方都市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南方都市报》在1995年创办之初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甚至不少人将其定位为世俗小报。然而,就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南方都市报》的规模和影响力却直线上升,成为目前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他们成功的经验,得益于他们的办报理念,得益于他们不断的创新机制和危机意识,他们能洞悉时代的发展步伐并紧跟形势,不断调整策略。进入21世纪,南都已实现了它的根本转型,从一张另类的边缘小报成了一张真正的主流大报。而今,面对网络,传统报业在时效上处于劣势,要想留在读者就必须男辟蹊径。《南方都市报》早在2002年就在全国日报中率先设立了每天都有的时评版,这是他们谋求社会影响力、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是他们办报走向成熟和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媒体的策略。英国的《金融时报》是2007年英国主要报纸中唯一不赔钱的,其取胜之道是始终致力于发挥商业和金融新闻特色,花大力气抓评论和专栏,力求在观点上高人一筹,形成了在经济类新闻上强大的优势和国际公信力。默多克表示,报业正面临着一项新的挑战,“从前编辑的角色可谓‘半人半神’,只要他们进行报道,事件就会成为新闻;而假如他们不理此事,事件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少数几个编辑就可以决定哪些是新闻,哪些不是新闻。如今,编辑们这种神奇的能力消失了。即使编辑忽略了某

一事件。互联网等渠道同样会提供数以千计的新闻来源。假如,读者想深度介入,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博客对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述。”因此,报纸需要调整,应当更关注的是如何为读者提供服务而不是为行业本身忧心。

其次,报业内部的多媒体融合。为了增强竞争力,报业内部纷纷创新体制,并进行“跨媒体传播”。所谓“跨媒体传播”,就是媒体以编辑为中心,向报纸、电视、网络、手机等各类媒介发表信息产品。事实上,现在80%的纸质媒体都有自己的网络版支持,他们看到了网络媒体的优势。南方报业集团董事长、社长杨兴锋认为,新媒体在给传统媒体带来强劲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新媒体提供了多种信息传播的新式渠道或平台,纸质媒体因新媒体的存在而扩大了传播渠道。很多报纸网站已不再是印刷版的附属品,越来越多地读者习惯在网上阅读报纸而不是订阅或购买印刷版,许多报纸网站的用户数已超过印刷版的发行量,报界一些人甚至预测,网络版将是报纸的未来发展方向。

但同时拥有传统报纸和新闻网站的报社现在也陷入危机。《洛基山新闻》的网站做得非常专业。而且更新很及时,但即使有了网站广告的收入,报社仍然不一定能够存活下来。因此,不是设立网站就能摆脱困境,金融危机下同样有大量的网站倒闭,关键还是要在自身方面下功夫。

第三,报业之间、报业与商业网站的融合。危机使报业积极寻找对策。于是,曾经的对手走到了一起,或是传统报业之间,或是与商业网站之间,开始了新的合作以共度时艰。2008年初,读卖新闻社、朝日新闻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三巨头首次合作开办了三大报的比较阅读网站,而规模较小的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社则采取了与门户网站“雅虎日本”(yahoo.co.jp)合作的战略,向其提供新闻信息。《读卖新闻》还选择与美国《华尔街日报》合作,从2009,年3月起《读卖新闻》每周两天在其国际版刊登《华尔街日本》解读性报道的日文译文,同时《华尔街日报》依托《读卖新闻》在日本全国的网络进行其亚洲版的印刷和发行。

报业可以借鉴成功商业网站的思维方式,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的技术条件,而新媒体也同样需要传统媒体作后盾。纸质媒体因新媒体的存在而扩大了传播渠道。网上报纸的读者日益年轻化。而且数量快速上升。网络媒体将再次为报业发展创造出新的空间。而传统报业的原有资源优势以及管理经验、人力资源和多年来所树立起来的声誉和品牌可以弥补新媒体这些方面的不足。

篇3

关键词:金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

引言: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升级,演变为金融危机,其影响迅速波及全球,造成巨大冲击,让全球经济陷入了阴霾两年之久。此次金融危机引起了政府、组织、学者和广大民众的密切关注,大家都在透视危机爆发的原因,寻求自我解赎的途径。因此我将从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分析,探讨我国应对西方金融危机的措施。

1.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产生,但是其内在深层次的根源却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长期积弊,以及近几十年来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诱发的产物。

1.1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必然会滋生各种社会矛盾,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难以得到满足,从而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并日趋激化。①

1.2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政策性原因。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国上台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在英美推行,并随后在全世界蔓延。他们极力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坚决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要给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画上一个句号,成为其失败的标志。英国《金融时报》说:“自由化时代也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所有这一切都蕴含着最终导致自由化时代灭亡的种子②”。

2.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此,我就主要分析西方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2.1冲击我国金融业。首先,持有美国投资银行股份或债券的金融机构,受金融危机影响,股票债券大幅缩水。其次,金融危机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放缓。主要是由于国外各商业银行缩紧银根所导致。再次,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中国股市的一蹶不振,几乎套牢了所有的股民,投资者信心受损,影响了整个金融业的经营环境③。

2.2减少中国出口贸易,就业压力突增。西方爆发金融危机后,其“消费过剩”矛头凸显。短期内出现大幅度的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随着危机的蔓延,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年贸易顺差的的出口国而言,必然面临着“生产过剩”的困境。生产商担心存货过多,就会缩减生产,反过来又进一步缩减消费需求④。生产的缩减又必将会对劳动力需求降低,从而使国内的就业压力突增。

2.3影响投资热情与投资能力。从国内投资来看,金融危机一是会导致投资者投资热情下降,信心不足。二是会利用外资的能力减弱。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国外金融机构和企业纷纷甩卖海外资产,回笼资金,以套现应对危机。三是预期投资成本的上升,随着各国的救市措施的实行和危机的缓解必然导致资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迅速反弹,使得投资成本上升。

3.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受金融危机很大的影响,但其影响和威胁仍然弥漫在中国的周围。因此,中国应从这场金融风暴中吸收经验教训,积极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3.1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就是政府对经济主体和活动具有的强大的监督管理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办大事。历史证明这种模式是卓有成效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调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作用。通过增加投资需求以及由此带动的固定资本的有序更新和对国民经济的技术结构及其比例关系的调整,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⑤。

3.2加强防范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危险,注重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警示我们,在中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深化改革,改进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在过渡期间,需要借鉴国外信用风险管理技术,选择最适当的信用风险识别理论模型并将其与中国信用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模型⑥。

3.3有效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我国对美国经常项目保持多年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其中有上万亿美元债券。因而,美国国内经济对我国经济财富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在搞活多边贸易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外汇储备的资本结构,减少美元比重,丰富币种。我国应当增加外汇储备中黄金的份额,达到保值的目的,适当增持黄金,降低美元贬值给我国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张燕生等.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宏观经济研究.2008.3

[3]周慧兰、曹理达:美国金融危机:根源与教训[N].21世纪经济报道,2008-9-20.

[4]郭田勇.《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和对策》《党政干部学刊》.2008第12期

[5]《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卫兴华:《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1期

注解:

①《研究》2010年第7期,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上)。

②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8月15日。

③《现代经济》2008年第7卷第10期(总第98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④《现代经济》2008年第7卷第10期(总第98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篇4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监管;金融危机

文童编号:1003-4625(2010)12-0040-04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监管基础价值

金融危机是“形”,决定这场危机的是“神”(思想),是人们的某一种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决策和选择。从形及神,我们方能找到改善世界的长期选择。金融消费者保护疏漏严重的思想根源,乃是金融监管者对金融监管基础价值的判断和认识及基于此种认识的指引所进行的金融监管。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视效率为金融监管的首要基础价值,忽略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客观上推动和加剧了市场失灵,为金融危机的孕育和最终爆发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所以,金融监管必须进行改革。但是,就像市场绝不是完美的一样,监管也不是万能的。对于并非万能的监管者的来说,坚定秉持一些对现代金融监管来说至关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的基础价值理念,无疑尤为重要。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首要基础价值即在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因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直接关涉消费者的微观利益、人权保护、公平正义,而且关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更关乎宏观经济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对消费个体而言,金融消费者保护事关公平正义

金融消费如今已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乃至整个社会正常运作的基础。但与此同时,面对实力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较高的专业壁垒,公众在享受金融服务时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种弱势地位又直接影响到其实际权利的享有,使其权益面临种种威胁与侵害。

在金融消费领域,信息不对称是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金融产品是专业性极强的特殊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往往不但包含了承诺的因素,还涉及风险收益形式、费用及利润结构、提前退出的惩罚机制、税收负担等等,正确地理解这些内容要求消费者在与金融机构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通过适当的外部约束力量,保证产品特性的透明化以方便消费者的信息选择,有一个合理的价格竞争机制以及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很多具有专业背景知识的金融咨询人员应运而生,通过适当监督,保证他们切实从客户利益角度出发来提供中肯的咨询建议。这里的外部力量,最主要的,无疑是一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传统上,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同关系被视为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关系”,强调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的自由,并竭力排除政府公权力的干预。而如今,金融监管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目标的追求则着眼于消费者与经营者实质交易地位“不平等”,通过公权力“扶弱抑强”,达到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二)对金融体系而言,金融消费者保护事关金融安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消费者信心则是整个金融行业的基石所在。金融机构与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金融机构离不开消费者,没有消费者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通过立法和相关监管措施来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可以改变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态度,使潜在消费者愿意与金融机构打交道,促进社会公众增加对金融业的信心,良性循环的形成,可以为金融业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金融组织机构总是倾向于生产更多的金融商品以谋求利润最大化,这种单个机构的理在无约束的条件下,可能导致单纯市场调节的失效和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事实证明,微观金融机构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从长期看,是确保自身乃至整个行业处于健康、理性发展轨道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而整个行业的健康理性发展无疑攸关金融安全之大局。

(三)对整个社会而言,金融消费者保护事关社会稳定

金融消费者是金融交易的资金来源,且一个个独立个体散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如果其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受损的不但是消费者自身,金融业乃至整个社会将为之付出惨重代价。关于这一点,本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无异于一个最生动的注脚。反思本次金融危机,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力的缺漏及危害随处可见:正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超出消费者承受能力的掠夺性贷款的大量发放,导致消费者债台高筑,加剧了房地产泡沫,并最终动摇了整个金融系统;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导致普通金融消费者根本无法了解复杂的结构性产品,只能转而依靠信用评级机构;但信用评级机构运用建立在历史数据之上的计量模型来得出的评级结论,并不能告诉投资者假设条件发生骤变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最终,投资者为华尔街生产的大量“有毒”金融资产付出了惨重代价,巨额财富化为乌有;而危机发生后,整个经济摇摇欲坠,社会动荡不安,向金融系统紧急注入流动性、求助困境中的重点机构,成为美国政府紧急应对危机的无奈之举,全体纳税人为政府的慷慨救助行为买单。不难看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有效维护,是金融安全、社会稳定的根基所在。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监管国际趋势

如果说,各国从此次金融危机吸取的最大教训应是真正贯彻落实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制度,似乎也并不为过。当下,包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的金融管制立法都已开始重视金融领域的消费者诉求,并通过加强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和责任,赋予消费者法定权利等立法措施矫正交易双方的不对等状况。可以说,加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成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和各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反思和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

痛定思痛,美国终于认识到:一味地追求金融机构的利润最大化,对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不足,是酿成次贷危机的原因之一。2009年3月美国财政部了《金融管制改革白皮书》,针对现行金融管制体制的弊病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方案。该方案除了强调对金融加强监管的传统思路以外,特别指出管制立法应重视对于消费者的保护,相关的改革措施包括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EPA)、向消费者提供透明的、简要扼要和公平的交易信息等内容。该建议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强烈支持,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活动开始陆续展开。2009年10月2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法案,成为美国自危机后进行金融立法改革跨出的决定性第一步。CEPA的具体职责包括:负责在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银行交易中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制止“不公平的条款和交易”,要求所有放贷人必

须向借贷人提供标准、简单的贷款合同,确保消费者获得清晰全面的信息,并将对条款复杂的贷款进行严格的审查。

(二)增强保护的可执行性

已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国家如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澳大利亚金融督察局、马来西亚客户服务局等,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在于不断完善和细化消费者保护制度体系,强化措施的可执行性。针对金融欺诈,英国金管局(FSA)提出了金融产品“合适并且合理”(Fit and Proper)原则,并在金融危机后采取了一系列细化措施:加强对贷款人的保护。重点包括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披露前置,对利率等关键条款的变更要提前通知客户,不得对提前还款收取费用和利益等;加强事后投诉的处理。FSA要求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金等金融机构在2010年8月31日前公布如何处理消费者投诉;把是否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从2009年起,平等对待客户(TCF)被纳入英国金管局的ARROW评级内容;加重事后追偿和惩罚。英国财政部公布的《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提出,对那些给大量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消费者有权向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的金融机构追讨损失,FSA同时对这些机构进行惩罚甚至关闭。

(三)拓展保护的全新领域

在强化监管传统保护领域的同时,各国金融监管改革开始关注保护“盲点”,拓展保护的新领域。为进一步保障消费者权益并且提升非上市投资产品的销售及营销的行业标准,新加坡金管局(MAS)加强对非上市投资产品之销售与营销的监管。包括未在许可交易所进行交易的债券(包括结构性票据)、单位信托(也被称为集体投资计划)以及人寿保单(包括投资挂钩人寿保单)。具体包括:金融机构要确保营销和广告资料提供公平及平衡的产品内容,向投资人提供所购买投资产品的及时且重要的更新信息等措施,并对复杂投资产品的销售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2009年4月,MAS制定了《关于确保董事会和高管在公平销售中责任的指引》,提出了衡量公平交易的标准。公平交易适用于投资产品的选择、营销、销售以及咨询,同时还适用于售后服务以及投诉处理。

各国和地区监管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表明,加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被置于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总结上述改革措施,基本围绕以下内容展开:销售环节的市场行为是重点、强化消费者投诉信息披露、完善追偿和事后赔偿等。这些措施不仅是未来一个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监管当局关注的重要内容,也为我国进一步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国内现状及其评述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我国总体上属于起步阶段,各方面存在问题亟待重视和解决。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有立法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法》等法律,《储蓄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大量行政规章和规章性文件。这些法规数量虽多,但存在法律“软肋”。

一是没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立法。一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是针对一般商品和服务消费过程中如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专门法律,其第2条对消费者的定义过于狭窄,仅将“生活消费”纳入保护范围,“金融消费”由于消费对象的本质差别而有显著不同,难以适用。另一方面,“金融消费者”未被金融立法所采用,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作为金融监管目标未正式写入法律之中。

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法规,主要是金融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行政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层次较低,影响政府机构的执法效果,不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例如,消费者与商业银行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如何进行调整,如何处理争议,由哪个机构处理,处理程序如何,怎样保证程序的公平公正等具体问题,《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都没有明确规定。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有机构

对金融消费者具有保护职责的现有机构,主要是消费者协会和金融监管机构。就消费者协会而言,鉴于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知识结构、认识能力等多方面限制,以及金融消费难以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的限制,消费者协会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非常薄弱,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协会工作文件中,几不可见金融消费的统计数据。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采取的是“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但随着金融放松监管、业务交叉与创新,以及综合化经营趋势,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界限日益模糊,以机构作为监管区分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要求,实践中极易导致相同性质、相同类型的金融商品,在不同的金融行业内适用的法律规范宽严不一的结果,银行理财产品的监管就是适例。并且在我国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中至今没有专门部门负责消费者保护事务,即便是监管机构内部,处理消费者投诉和解决纠纷的机制也相对缺失。如证监会目前仅有一套具有政治色彩的非透明制度。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有途径

近年来,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关系十分紧张,消费者对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不满,表达的途径和争议解决的办法各种各样,主要包括媒体途径、政治途径、诉讼途径和途径,受制于现行监管维权体制,这些途径不能有效整合,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媒体途径存在的问题是,处理问题过多地考虑了舆情,容易激化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抗,也很容易导致金融机构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不宜作为日常的解决途径;政治途径解决纠纷所存在的问题是,处理问题过多地考虑政治和舆情,程序的公正性体现不够,成本高昂,同样容易激化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抗,并且用政治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原则,不是长久之计;作为消费者向党委、政府反映情况的一种言路,在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本身存在着程序的随意性、机构庞杂繁多,没有“审级”划分,制度功能错位,反映情况的一种言路却成了处理问题的最后出路等方面的问题;诉讼本是纠纷解决的多元化途径和最终途径,却成了不少消费者的第一途径。并且司法保护在实践中存在诉讼周期长、诉讼费用高、举证和执行难等亟待改进的问题,前述金融消费者立法的不足,更是放大了这些问题,加之对金融案件,法院在受理、审理或执行中有诸多顾虑,很难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四、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模式体制重构

构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框架体系,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需要从制度构架层面人手进行整体设计,确保依法维权、高效维权和自发维权。

(一)理念重塑:引入“金融消费者”概念

在金融市场上,我们已经习惯于从金融业不同领域的角度对个人使用相应的身份标志。个人去银行办理存款时被称之为“存款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被称之为“保险相对人”,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等有价证券时又被称作“投资人”。而在金融放松管制、金融业务交叉与创新的背景下,存款人、保险相对人或投资人的身份区别越来越失去意义。对于个人来说,选择一项金融服务也就是挑选商品的过程,个人就是金融市场上的消费者。我国银监会在“三会”中第一个提出“消费者”的概念,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将“消费者”的概念引入到我国的金融法律之中去,为我国加大“金融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二)制度重建:建立多层次联动处理机制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金融消费者保护仅靠一个部门及其单一途径是不能达到目标的,它需要政府职能机构、行业组织、民间组织的协同治理,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制。

一方面,基于有限的法律规定与无限的社会问题的矛盾,以及法律条款的边界开放性,建立的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极有必要,这也是国外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与改革趋势。其职能主要包括:监督金融机构遵守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法律;提升金融机构实施消费者保护法律的政策和程序;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了解;受理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对违法金融机构进行行政处罚;完善行政处理程序等。设立机构时,应从人员组成、预算、组织机构、工作顺序等多方面保证其独立性,防止其他政府部门的过度干预,保证该机构真正从金融消费者的角度为他们解决纠纷。

另一方面,在金融机构内部建立健全消费者争议解决程序,在各级消费者协会内设立金融专业委员会,发挥仲裁在金融消费争议解决中的独特作用,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支持力度;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应建立专门的机构,利用同业自律组织的优势,规范和约束金融同业的行为,主动解决金融同业普遍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问题,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在法院系统设立经济审判庭,提高审判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使其更好地审理金融纠纷等案件。

(三)保障重构:完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

“在一个既主张进行保护又主张消费的社会文明里,对消费者的保护应当是立法者关注的所有问题的焦点。”但考察我国现有立法可知,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落脚点仍然放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治理改革以维护金融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作为金融产业最终用户的消费者权益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应有重视,这使得保护消费者权益往往成为空口号。故此,应加强金融立法,建立完整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

篇5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1997年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国。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篇6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中,我有幸来到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县支行国际部和会计处实习。作为报告开头,我想先介绍一下工行一些基本情况。中国工商银行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之一,拥有分支机构2万多个,是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年末资产总额近5300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和的近五分之一。而工行绍兴县支行在2003年浙江省工行系统县级支行的收益排名中位列第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得益于国际业务,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对外轻纺贸易较为发达。因此我在完成了会计处的实习任务之后,还到国际部进行了短时间的实习,以期更全面的了解银行的核心业务。

在会计处实习的时间里,我主要学习了综合业务处理系统,熟悉了银行的会计科目,基本掌握了该系统的记账和复核的操作,并能独立处理同城交换、证券清算和外汇核算。通过看、问和动手操作,我对会计处的主要工作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特别是支票汇票等,在实习之前,我只从书上学到过它的基本概念,对真正的票据并没有具体的认识。现在我已经大致明白了审票和解付的过程。而在国际部实习的时间里,我边干边学,发现其实大部分知识已在《国际结算学》中学过,我所要做的就是熟悉各种票据,掌握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同时帮助和指导客户填单和审单。在实习过程中有带教领导、银行员工的协助、自己的努力,自感收益不小。这次实习把我从学校纯理论学习中拉到了在实践中学习的环境。一进入岗位,我就意识到,该把学生时代的野性收敛了。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虽然这个银行内部气氛和谐,没有老套的束缚,但它毕竟是一个跟钱打交道的机构,需要有严谨的纪律和详细的规程,我就应该严于律己,这样不仅可以遵守银行的规矩,对我自己更有好处。以下是我实习一个多月来的体会: 首先,来工行绍兴县支行实习的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使我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在学校里学知识的时候总是老师往我的头脑里灌知识,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强烈的求知欲,大多是逼着去学的。然而到这里实习,确使我的感触很大,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银行员工的学习气氛特别浓无形中给我营造了一个自己求知的欲望。 在这里大家都在抓紧时间学习,这种刻苦的精神特别让我敬佩。给我一种特别想融入他们其中的感觉。这将对我以后的人生路上一种很大的推进。

只有坚持学习新的知识,才会使自己更加提高,而这里就有这样的气氛。同时这次实习也为我提供了与众不同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机会,让我从传统的被动授学转变为主动求学;从死记硬背的模式中脱离出来,转变为在实践中学习,增强了领悟、创新和推断的能力。掌握自学的方法,这些方法的提高是终身受益的,我认为这难得的两个月让我真正懂得了工作和学习的基本规律。 其次,在本次实习的一个月里,我深深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记得那时我在工行已独立上岗二个星期了,已不像第一次那样紧张了。那一天银行业务特别多,系统太忙,计算机运行得很慢,其中有一笔900元的取款已发生,但发票打印不出,查了流水也成功了,主管确认这笔业务已成功,至于发票只好用手工补。可到了傍晚轧帐时,发现少了900元,再次查流水时,发现那笔900元的取款还在发送途中。但当时主管也确认过了,并确认也成功了,大概是系统不好,电脑自动充值,所以才会这样。所幸该客户的帐号是在我行开户,同事们帮我查到了这个人的联系方式,主管帮我追回了900元,当时我真好感激行里的每位同事,我认识到团队合作真的是很重要。

总之,这次实习为我从各方面融会知识,为我将来的工作和生活铺垫了精彩的一幕,我认为这种改变是质的飞跃。 现在实习结束了,工行绍兴县支行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成绩也给予了肯定。我也对自己的表现基本满意,为我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银行员工的相处中,我也学到了待人、处事的态度、方式,银行的员工待人诚恳,虽然他们年龄和我一般大,有的还要小几岁,我感觉他们很成熟,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这一个多月是我用金钱买不到的机会,无论从工作、学习、做人上,我都有很大的收获。这两个月我没有白来,如果有时间,希望能还有一次这样的实习机会。我衷心的感谢工行绍兴县支行的每一个人,今后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把工作做得更好。

篇7

(一)保险市场总体规模快速增长

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中国保险市场规模增长很快。截至2001年底,年保费收入达到2112.28亿元,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688.24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1424.04亿元。1980~2001年,年平均增幅达30%以上,其中人身险业务的增长速度快于财产险业务的增长:1992~2001年间,财产险业务年平均增长率为15%(与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财产险保费收入比),人身险业务年平均增长率为29%(与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身险保费收入比较)。以1997年为分界点,保险业务发生结构性变化。1997年以前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一直大于人身险的比重,1996年的财产险保费占全年保费收入的61.50%,人身险保费收入占38.50%。1997年人身保险业务首次超过财产险业务收入,占全年保费收入的55.53%,财产险为44.47%。2001年人身险保费收入占全年保费收入的67.42%,财产险为32.58%。人身保险业务比重今后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从市场开发程度看,2001年保险密度达到168.98元人民币,保险深度为2.2%,若按1999年世界保险业保险密度387.3美元和保险深度7.52%的平均水平计算,中国9万亿GDP的经济总量年保费收入应在6800亿元左右,而目前的年保费收入水平仅不足这一水平的1/3,中国保险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二)保险业务的险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1.财产险的传统主导险种在财产险保费收入中仍居主导地位

表11999~2001年财产险主要险种保费收入结构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中国保险年鉴》整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近3年来财产险的主要险种机动车辆及第三责任险、企业财产险和货运险的保费收入占财产险总保费的85%以上。其中机动车辆及第三责任险作为传统主导产品,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在60%左右并略呈上升趋势,2001年全年累计保费收入达421.72亿元,占财产险全年总保费的61.28%,较1999年增长1.84个百分点;企业财产险和货运险的比重略呈下降趋势;家财险等分散性险种的比重有上升的势头。

2.随着投资型险种的推出,以养老保险等传统寿险产品为主的人身险业务结构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

表21999~2001年人身险主要险种保费收入结构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险年鉴》及保监会资料整理。

1999年以前,以保障功能为主传统寿险产品占人身险年保费的90%以上。1999年以来由于包含保障和投资功能的新型寿险产品——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和万能保险相继推出,一方面使保费收入实现高速增长,2001年人身险保费较2000年增长42.15%;同时,险种结构发生变化,2001年传统寿险产品保费收入占全部人身险保险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88.09%降至62.07%,而分红保险保费、投资连结险和万能保险占全部人身险保费收入比重则分别占到19.07%、7.49%和2.83%(见表2)。

(三)保险市场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发达、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基本分布特征导致中国保险业发展也不平衡:以上海、深圳、广东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保险需求量大、保险公司集中、竞争激烈,而中西部地区保险需求量小、保险意识淡薄,其保险业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据统计,2001年中国保费收入中,位居第一的广东省保费收入为195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9.26%,其余依次为上海(8.55%)、江苏(8.46%)、浙江(7.36%)和山东(7.27%)。保险业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5省市保费收入为861亿元,占全年总保费收入的40%以上,而居于后5位的甘肃、贵州、海南、宁夏和青海保费收入仅为63亿元,占年保费收入不到3%。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改观,保险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也将在今后一段时期继续存在。

二、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及演变

中国1980年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保险业飞速发展:1980年以来,中国保险业务以年均34%的速度增长,2001年全年保费总收入达2112.28亿元,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2%,保险密度(人均年保费收入)为168.98元(198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42%和3.16元);有中外保险公司53家,中国保险业总资产为4591.07亿元,较1992年增长了8倍;保险中介机构170家。此外还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12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14个城市设立了200余个代表处。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80~1985年的恢复阶段。中国在1980年和1982年先后恢复国内财产险业务和人身险业务。这一阶段保险市场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垄断,产寿统一经营,险种单一,且保费收入中财产险份额大大高于人身险;(2)1986~1991年的平稳发展阶段。以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兵保”)成立为标志,区别于前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出现了包括新疆兵保、太平洋、平安等在内的4家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市场由中国人保独家垄断的格局在形式上被打破;(3)1992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以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首家外资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为标志。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保险市场发展最为重要的阶段,明显区别于前两个阶段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市场主体不断增加,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初步形成;保险业实现产寿分业经营,保费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人身险份额超过财产险;保险险种迅速增加,保险服务改善;保险监管的组织体系和法规体系逐步建立,中国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竞争新格局。

三、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的发展和构成

保险市场的准入一般有审批制和核准制两种方式,中国对进入保险市场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批制度。随着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市场主体逐渐增加。

(一)中资保险公司的发展和构成

中资保险公司的设立主要依据《保险法》和《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中有关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立的规定,经中国保监会审批成立。中资保险公司只能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设立形式,实行产寿分业经营。在现有的19家中资保险公司中,国有

独资公司4家,股份制公司15家;按业务内容分:6家为寿险公司、10家为产险公司、2家为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96年拆分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财产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于2001年都一分为三,拆分为集团公司、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和1家再保险公司(参见附录1)。

——投资主体和股权结构。从投资主体看,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全部由国家直接投资,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股东必须是经中国保监会审批的符合有关规定的企业法人或国家允许的其他组织。目前股份制公司的股东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平安保险、新华人寿为代表的部分股份制保险公司开始与国外金融保险企业合作,吸收部分外国资本。以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为例,其主要国内股东(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等)均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同时又吸收了摩根·士丹利投资有限公司和美国高盛有限合伙集团公司的投资;新华人寿在2000年8月成功地向瑞士苏黎世保险公司等4家国外保险公司和金融集团增发了总股本24.9%的股份,在国内保险企业中率先实现了资本国际化;华泰和泰康也先后成功地实现对外融资;正在筹建中的民生人寿保险公司(合资)的中资股份开始了吸收民生银行、新希望集团等民营资本的尝试。可以看出,目前中资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是以国有资本为主体,正向既有内资又有外资,既有国有资本又有民营资本的多元化资本结构方向转变。

——经营地域、业务范围。中资保险公司一经成立,可以在核定的地域范围内全面提供保险业务服务,一般没有服务对象和范围的限制。根据有关规定以最低资本金额设立的中资保险公司设立时,全国性保险公司可以申请设立3家分公司,区域性保险公司可以申请设立两家分公司,增设分支机构需中国保监会审批。现有的19家中资保险公司中除新疆兵保、天安等5家产险公司为区域性以外,其余均为全国性保险公司。

——保险投资结构及投资收益。中国保险公司可用于保险投资的资金包括权益资产、保险准备金和短期负债等其他资金。为保证保险投资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中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方式。其中“其他资金运用方式”目前已有短期拆借、购买AA+级企业债券和通过证券基金间接进入股市。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和投资证券基金的比例和方式按《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管理办法》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进行(以购买中央企业债券为例。管理办法规定,保险公司购买的各种企业债券余额不得超过保险公司总资产的10%,且同一期债券的持有量不得超过该期债券发行额的10%,保险公司总资产的2%,两者以低者为准。而对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基金则规定,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基金占总资产的比例由中国保监会核定。投资于单一基金按成本价格计算不得超过保险公司可投资基金资产的20%,且不得超过该基金份额的10%,保险公司进行该项业务可直接按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办投保席位或在具有证券委托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的席位上进行委托交易)。从2001年保险投资结构看,仍以银行存款为主,占保险资金运用额的一半以上(52.4%),其次是国债(21.6%),其余依次为证券投资基金(5.5%)、金融债券(4.38%)、企业债券(2.35%)等(见图5)。而从各保险投资品种的投资收益看,以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率最好,2001年为16.29%,但所占投资比重不大,仅为保险资金运用额的5.5%;资金运用平均收益率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然较低,2001年的资金运用平均余额收益率和可运用资金平均收益率分别仅为4.30%和3.89%;从各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收益情况看,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状况好于产险公司,股份制公司的投资收益状况普遍好于国有独资公司。以2001年为例,除华安2001年的可运用资金平均余额收益率低于中国人保外,其余股份制公司的收益状况皆好于国有独资公司(见表3、表4)。

图52001年保险投资结构

表32000、2001年主要投资品种收益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市场占有情况。中资保险公司中国有独资公司占主体地位,股份制保险公司快速成长,但内部发展并不平衡。1992年以前,作为国有独资公司的中国人保一直占有中国保险市场90%以上的市场份额,随着新的市场主体的进入和成长壮大,其所占市场份额开始下降。2001年,虽然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仍分别占有人身险和财产险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7.05%和73.91%,再保险市场也由中国再保险公司一家垄断经营,但以平安和太平洋为代表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发展迅速。2001年,平安寿险和太平洋寿险分别占到人身险总保费收入的28.13%和

表42000、2001年各中资保险公司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10.07%;太平洋产险和平安产险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比重则分别上升至12.43%和9.71%,且这一比例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保险市场特别是人身保险市场已从由一家垄断发展成为三足鼎立的寡头垄断竞争格局。

表5中国保险市场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二)外资保险公司的增长和构成

根据中国有关规定,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除了要具备中资保险公司相同的资金、技术等条件,还要符合其他谨慎性条件。例如,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应当具备: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所在国家或地区应有完善的保险业监管制度等条件(目前在华设立代表处的200余家外资保险公司无一例外地都符合上述条件)。在设立形式上,外资保险公司只能采取合资和分公司两种形式,其中外资寿险公司采取合资形式,可以自由选择合作伙伴,但投资比例不能超过50%;外资产险公司采取分公司的设立形式,在中国加入WTO两年内将取消对产险公司设立形式的限制。从1992年首家外资保险公司正式进入中国开始,外资保险公司正加速进入中国市场(见图6)。截至2001年底,中国保险市场共有外资保险公司33家,其中外资寿险公司21家,外资产险公司12家;按设立形式分,19家外资寿险公司是合资公司;12家外资产险公司和1家寿险公司(美国友邦)是采取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形式(参见附录2)。

图6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情况

——经营地域、业务范围。外资保险公司只能在中国保监会核定的业务范围、地域范围和对象范围内从事保险业务活动。目前外资公司主要是在已开放的广州和上海两地设立营业性的分支机构,基本业务范围为“除法定保险业务以外的下列的部分或全部:(1)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

财产保险和与其有关的责任保险;(2)外国人和境内个人交纳的人寿保险业务;(3)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业务;(4)经批准的其他业务”。根据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基本承诺,外资公司在入世两年内可以向中国和外国客户提供全面的非寿险业务,寿险业务也将逐步从个人寿险扩大到团体险、健康险和养老保险等方面;3年内逐步放开直至取消外资保险公司业务地域范围限制,外资公司将逐步取得与中资保险公司相同的业务范围。事实上,中国地域开放的速度快于开放时间表的承诺,以北京、天津为例,根据时间表应在入世两年内开放,而美国友邦、光大永明分别于2002年和1999年在两地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

——保险投资。由于1995年《保险法》颁布以后,外资保险公司的保险投资渠道与中资保险公司一样,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其总体投资收益与中资保险公司的收益水平大致相当,但各外资保险公司之间的收益水平有所不同(见表6)。

表62000、2001年各外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收益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市场占有情况。外资保险公司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2001年全年外资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32.82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1.55%。其中,人身险实现保费收入27.78亿元,占人身险总保费的1.95%,财产险实现保费收入5.04亿元,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0.78%。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保险公司保费在总保费收入中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在外资保险公司开展业务的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比重远远高于其所占总市场份额比重。以上海和广州地区为例,2001年上海地区外资保险公司全年实现保费收入22.84亿元,占地区保费的12.7%。其中,外资公司人身险保费收入20.21亿元,占地区人身险保费收入的14.4%;外资公司财产险保费收入为2.63亿元,占地区财产险保费收入的6.65%。广州地区外资保险公司全年保费收入7.01亿元,占地区保费收入的8.61%。其中,外资公司人身险保费收入6.63亿元,占地区人身险保费的11.82%;外资公司财产险保费收入0.38亿元,占地区财产险保费收入的1.5%。

以上分析表明,外资保险公司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在未来3~5年内,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从政策层面上看,通过吸收外资和社会资金参股,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是中国深化保险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吸收外资保险公司参股、组建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将是利用外资的重要途径,中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在数量上的限制;第二,外资保险公司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内在动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市场潜力的国家之一,而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市场有明显的优势:一是在资金实力、信用等级、保险产品开发创新和销售技术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目前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和已进入中国的保险公司主要来自美国、日本、英国等世界经济和保险业发达国家或地区,经营历史悠久、保险技术高、人才丰富、资本规模大,有的单个公司的资产规模就超过了中国所有保险公司资产的总和;二是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以税收政策为例,中资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外资保险公司仅为15%;营业税方面,外资保险公司享受减免优惠,中资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则在1997年由5%提高到8%(从2001年起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分3年从8%降低到5%,每年下调1个百分点)。此外,外资保险公司可以在中国自由寻找合作方,没有行业的限制;第三,中国加入WTO后,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门槛将进一步降低。根据保险业开放时间表的承诺,在入世3~5年内,中国将逐步取消在外资保险公司在设立形式、经营范围等方面的限制,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部分地域开放时间有所提前。

(三)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和组成

保险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一个健全的保险市场对包括人、经纪人和公估人在内的市场中介机构的强烈依赖。在消费者的保险意识已相对成熟、对保险产品的认知程度相对较高、保险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保险中介的作用十分突出。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中国保险中介特别是保险人发展较快并在保险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1998年40%以上的财产险保费收入和80%以上的人身险保费收入来自保险中介和个人,航空人身意外伤害险的100%来自兼业,目前由保险招揽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达到50%以上。保险经纪和保险公估机构则分别到1992年和1993年开始恢复和设立。截至2001年底,全国共有保险中介机构170家,其中保险公司127家,保险经纪公司17家,保险公估公司26家。在监管和法制建设方面,2000年颁布实施了《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11月同时出台了《保险结构管理规定》、《保险经纪公司管理规定》和《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定》,由中国保监会依法对其进行监管,并开始对保险中介人的资格进行审定和培训。但相对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而言,保险中介机构发展滞后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保险中介发展不平衡。中介主体除保险人外,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数量少,规模小;人以兼业和个人为主,专业人发展较少。二是对保险中介人的准入控制不严,保险中介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普遍较低,导致保险人非法垄断保险市场、恶意、公估行为行政化等现象。以人为例,有的兼业人利用自身的行政权垄断本行业的保险业务,将所经手的保险业务变成强制保险,并向保险公司索要高额手续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产险公司的大量应收保费滞留在人手中,直接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四、中国保险业监管现状

(一)监管模式

作为金融业的3个组成部分之一,世界各国政府对保险业都实行监管。监管的基本模式通常有两种,一种以英国为代表,它着眼于市场自发力量的作用和保险人的自主决策,强调竞争性,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种模式主要监管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资产负债比例,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免受由于保险人不履行其财务义务而引发的风险;另一种以美国为代表,它在严格控制市场主体行为以保护投保人的同时,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也进行严格的监管。这种模式着眼于市场行为监管,力图保证保险价格、产品和交易行为的公正合理,强调对市场准入、保险条件和费率的预防性监督。这种模式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兼及市场行为监管的方向转化,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针对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上法律体系不健全、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弱、信息不充分、缺乏建立良好保险秩序的配套设施等现状,监管采用的是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对保险业实行较为严格的监管。

(二)监管机构的演变

监管机构是监管体系的基本要素。在许多保险业发达的国家,通常设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监管机构,共同对保险业实施监管,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不尽相同。以美国为例,就是以州政府为主的州和联邦两级监管机构,各州保险部的经费从保

险公司上缴的营业税中按不同比例提取;德国的保险监管工作也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承担,联邦政府对全国720家大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各州政府监管只在一州内进行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保险监管的预算来自联邦政府,其中的90%根据各公司的毛保费收入进行摊派。中国保险监管的机构演变主要是两个阶段,即1998年前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保险监管机构阶段和1998年后由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监管机构阶段。前一阶段对保险的监管是分割的,中资保险公司由央行保险司监管,外资保险公司及其在华代表处的监管由央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保险处负责,而对保险公司的稽核则由央行稽核局负责。随着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1998年11月1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31个派出机构于2000年组建完毕,至此保险监管进入新的阶段。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中国保监会的事业经费由财政拨款,其经费主要来源是由中国保监会向各类商业保险公司和专门从事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征收的保险业务监管费(征收比例为:(1)财产险、人身意外险、短期健康险业务按当年自留保费收入的2‰收取;(2)长期人寿险、长期健康险业务按当年自留保费收入的1.2‰收取;(3)保险中介机构按当年代办保险业务营业收入的2‰收取。保险业务监管费的上缴采取按季预缴,年终清算的方法),实行收支两条线。

(三)监管的具体内容

中国目前采取市场行为和偿付能力并重的监管模式,监管的具体内容也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机构的监管

实质上是对保险机构市场准入资格进行审定,对其应履行的义务及市场行为依照有关法规进行监管。目前中国对保险市场准入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在发放保险公司许可证方面的控制比较有力,对公司设立的资本金要求、管理人员资格审查都比较严格,但由于目前监管依靠非现场检查手段对各保险机构的市场行为进行监管,很难保证保险机构的诚实度,因而对于成立后的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的持续监管则显得乏力。

2.对保单格式和费率的监管

在严格的监管模式下,所有保单条件都必须经过审批。针对目前中国保险公司内部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保单设计能力有限,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认知程度较低等不成熟的现状,放宽对保单监管可能引致各家保险公司在费率上进行恶性竞争,导致保费价格失真,从而给保险市场带来隐患,因此对保单格式和费率监管实行事先批准制度,即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基本保险费率由中国保监会制订,主要险种的非基本条款和保险费率和非主要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险公司拟定,并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财产险费率和人身险费率监管的发展趋势不尽相同:第一,财产险费率监管逐步放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监管的主要险种减少。财产险的主要险种由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39种减少到现在的4种,且由保监会制定费率的仅机动车辆及第三者责任险一种险种;二是车险的费率改革。2000年10月1日起,保监会率先在广州放开车险费率,这标志着中国对保险费率的监管进一步向市场化迈进。第二,人身险费率监管趋向合理化。目前人身险中,只有航空意外伤害险一种沿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20元/人次的保费规定,而对其他寿险、健康险和意外险的费率都采取事前备案制,通过制定各种精算规定,对各险种费率构成的主要指标进行控制,达到将费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目的。以对人寿保险的费率监管为例:《人寿保险精算规定》规定,“保险费应当根据预定利息率、预定死亡率、预定附加费率等事项采用换算表方法进行计算”,同时,又规定了预定利息率、预定死亡率、预定附加费率的范围等,保险公司据此规定精算出的保险费率报保监会备案。

3.对偿付能力的监管

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的灵魂,也是中国保险监管的另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从国际保险业监管的发展趋势看,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经或者正在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模式发展。中国目前对偿付能力的监管标准使用的是最低偿付能力(《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的规定为:“财产保险、短期人身保险业务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下述两项中较大的一项:(1)本会计年度自留保费减保费税收后人民币1亿元以下部分的18%和1亿元以上部分的16%。(2)最近3年年平均赔付金额人民币7000万元以下部分的26%和7000元以上部分的23%。对于经营期间不满3年的保险公司,采用第1项规定的标准。”“长期人身保险业务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下述两项之和:(1)一般寿险业务会计年度末寿险责任准备金的4%和投资连结类业务会计年度末寿险责任准备金的1%。(2)保险期间小于3年的定期死亡保险风险保额的0.1%,保险期间为3~5年的定期死亡保险风险保额的0.15%,保险期间超过5年的定期死亡保险和其他险种风险保额的0.3%。在统计中未对定期死亡保险区分保险期间的,统一按风险保额的0.3%计算。”)原则,中国保监会的干预界限是以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与此标准的比较来确定(根据《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当实际偿付能力小于最低偿付能力时,保险公司必须采取措施并向中国保监会说明;当实际偿付能力不足最低偿付能力的50%或连续3年低于最低偿付能力时,中国保监会将对其进行重点监管,监管期间,必须公司不得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或支付红利、分红,保监会可责令其采取办理再保险业务、业务转让、停止接受新业务、增资扩股、调整资产结构等方式改善其偿付能力状况;当实际偿付能力不足最低偿付能力的30%或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财务继续恶化,可能或已危及被保险人和适合公众的利益时,中国保监会可以可以对该保险公司实行接管)。监管机构主要通过要求保险公司定期上报会计报表、现场检查或有针对性委托中介机构审计等手段对各保险公司的资本额、保证金和保险保障基金、准备金、保险投资以及其他主要财务指标进行合规性监管,以达到对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

首先,保险公司开业之前对其最低资本加以规定(全国性公司5亿元人民币,区域性公司为2亿元人民币),这是偿付能力监管的基石;在公司成立后,必须将其注册资本的20%作为法定保证金存入中国保监会指定银行,专用于公司清算时清偿债务,同时规定财产保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短期健康保险、再保险业务按当年自留保费收入的1%提取保险保障基金,直至达到总资产的6%。保证金和保险保障基金是最基本的风险缓冲基金。

其次,准备金规定。保险公司是典型的负债经营型企业,对保险公司保险准备金的真实性和充足性监管是保证偿付能力监管的又一道防线。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是由各保险公司将其准备金的计算方法报保险监管部门备案。由于精算水平等技术力量方面的限制,中国准备金的提取比例由《保险法》统一规定,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按有效人寿保单的全部净值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经营非寿险业务的,从当年自留保费中按照相当于当年自留保费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中国对准备金的监管特别是寿险准备金的监管基础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没有合格的寿险精算师和未能建立起适当公允的寿险准备金计算方法。

第三,投资监管

。保险投资收益是增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重要途径。投资监管的目的是通过对保险资金来源和保险资金运用方式与投资限额的监管,在确保投资收益的稳定和安全的基础上,增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以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中国目前保险投资监管较为欠缺,保险投资收益低下,一旦保险业务出现亏损,很难依靠保险投资收益弥补亏损。其主要原因是投资渠道狭窄,主要集中在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上,抗风险及抗利率变动能力低。以寿险业为例,寿险保单的保费主要由生命表、利率和经营费率3个因素决定,其中最大的可变因素是利率,在我国目前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的情况下,1996年8月以来连续8次下调利率,而仅靠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增值收益很难弥补利率变动带来的巨大的利差损。

五、中国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市场主体数量少,规模小,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主导的市场主体结构不利于有效竞争市场格局的形成

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仅有52家商业保险公司,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数以千计的保险公司数量相去甚远;而4591亿元(2001年)的总资产规模还不及世界排名前50位的保险公司单个资产总额。在市场主体数量和资产规模偏小情况下,4家国有独资公司的资产总额占到总资产的60%以上,占有的市场分额也在60%以上,而其资金运用收益率却普遍低于股份制保险公司。这种由于非市场竞争因素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垄断竞争市场,有效竞争明显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80年代以前保险业长期由国家垄断,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市场中的位置在短期内难以动摇;二是目前保险市场准入受到严格管制,使许多具备条件的企业进入保险市场受到限制;缺乏市场退出机制又使已获取保险执照的公司事实上受到保护,特别是在目前中资保险公司基本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三是保险市场已有的公司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实现扩张,融资途径有限,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规模上的快速扩张。

(二)保险投资渠道过窄,投资收益较低,不利于保险公司的发展

从国外保险业发展的经验来看,保险业经营活动已经从单纯经营负债业务发展到同时经营资产业务阶段。依靠多渠道的投资(国外保险资金通常可投资债券、抵押贷款、股票、不动产及保险贷款等。不同国家投资重点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例,股票和不动产是保险资金的重要投资途径,而日本则以保险贷款为主)所获收益不仅使保险公司能弥补保险业务经营的亏损(美国和日本2000年的综合赔付率都超过100%,美国的综合赔付率更高达110%),得以发展壮大,而且保险投资也在金融市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保险投资范围极其狭窄,主要集中在银行存款和国债等固定收益类的金融产品上,投资收益低下,抗利率变动能力低。在目前赔付水平较低(以2001年为例,全年综合赔付率仅为50%左右),保险业务经营还有较大盈利空间的情况下,依靠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收益稳定,矛盾还不突出(事实上,1996年8月以来连续8次下调利率给寿险业带来的数百亿的巨额利差损,仅靠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增值收益已很难奏效)。随着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当保险业务经营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亏损时,保险公司通过合法的保险投资不能有效增强其偿付能力,一旦面临投资收益不足以弥补保单亏损时,可能进行地下非法投资活动,以期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使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加大,造成金融市场混乱,也加大了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

造成中国保险投资渠道狭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两点:一是投资环境远未成熟客观上限制了保险投资渠道拓宽。以证券市场为例,1999年10月起,保险投资渠道增加了证券投资基金,但受制于中国证券市场较低的发展水平和证券基金吸纳保险投资的有限能力,导致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不稳定,另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在保险投资中的比例有限。无论从投资比例和投资收益角度,证券投资基金还只是一种尝试;二是保险公司面对投资风险的自我约束能力较差,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对保险投资渠道进行谨慎限制,实行严格监管。比如:在《保险法》颁布实施之前,对保险投资监管较松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大量投资于不动产,企业贷款,不计风险,结果形成巨额的呆账和坏账至今未能消除。

(三)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影响其监管的有效性

篇8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也是最大的资本市场,全球化使得美国在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两个方面与全世界紧密相连,它的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给全球经济造成不良的后果。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危机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

(一)长期低利率,宽松的抵押贷款条件,造成流动性泛滥

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泡沫破灭,2001 年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开始连续降息。长期的低利率使得美国房地产市场启动拉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流动性过剩。2001年到2005 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使次级抵押贷款逐渐兴起。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扩大市场份额,许多放贷机构不要求次级贷款借款人提供包括税收表格在内的财务资质证明,人为调低针对所有借款人的信用门槛,进行激进的信贷扩张,而由于次级贷款的借款者信用较差,因此次级房贷机构面临的风险也就更大。

(二)政府加息,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价持续走低

这是导致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2004年6月,美国进了加息通道,美联储 17 次加息,逐步刺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使得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加重,违约不再支付贷款的客户增多,拖欠债务比例和丧失抵押品赎回率上升,同时由于借款人出售房产抽逃资金,造成房贷市场更加混乱。一旦这种案例大幅增加,就会形成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房地产市场价格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心理而继续下降。两种因素的叠加,加剧了次贷危机的发生。

(三)金融创新产品带来风险扩散

20 世纪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资产证券化,它在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爆发中起了助推器的作用。资产证券化,即以打包后的贷款抵押资产为标的物发行债券向投资者出售,它一方面促进了贷款机构将流动性较低的贷款资产以现金流的形式回收,另一方面使投资者拓宽了投资渠道,但它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与漏洞: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提供更多的抵押贷款,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资产证券化,将一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以这部分债权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样,次级债产品被打包成金融投资产品销售给投资者时,就把与这部分债权相关的收益和风险转嫁给了投资者,由于市场参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债券投资者无法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一旦后者无力偿还贷款,他们的收益便会成为泡影。从表面上看,资产证券化在每个环节都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然而相应的监管措施不到位,一旦一个环节出现了亏损,就会引起前面环节一连串的亏损。尤其在以次级房贷为标的物的次级债券,过长的链条已经使虚拟经济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一旦房贷按揭户出现违约不能还款,危机就产生了。

(四)政府监管不力

2001年美联储不断的降息政策使美国房地产业成为美国新一轮增长周期的重要支撑,因此美国当局过于注重支持经济增长、忽视了次贷风险,金融监管机构对房地产金融业采取了短期内支持和纵容的态度,致使房贷泡沫形成。当觉察到进行补救时,为时已晚。此外,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机构留下太多操作空间,对这次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美国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使得我国金融机构对这部分资产的投资遭受了损失,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价值也因此受到了不利影响。

二是次贷危机所导致的美国经济下降、国内需求萎缩,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是资金层面的影响,美国金融体系危机必然会使资金供应变得紧张,跨国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可能会在在全球收缩投资以应对美国国内的资金需求,这就可能使一部分资金从中国外流。

四是心理冲击连锁反应。美国大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破产和重组虽然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延伸性危机,但是它所带来的心理冲击要远远大于美国房价下跌、资产价格缩水等不利的影响。美国知名大投行的破产使人们产生了全球金融陷入危机的错觉,不仅会引发抛售资产的风潮,造成全球金融市场暴跌的联动效应,还会使国内包括海外投资于中国的很多投资抉择往后推移,这不仅会造成金融市场的萧条,还会使实体经济受到不利的影响。

五是美元汇率在美国股市急剧下挫后大幅度下跌,使得美元原来改善的汇率走势被逆转。今年上半年在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欧盟、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逆差状况稍微好转的情况下,美元出现了回升势头,而这一势头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能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这对中国经济也是不利的,因为它将使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升值的压力加大,不利于中国向其他地区的出口。

六是美国金融模式和金融体系结构调整对我们的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影响。美国一直被视为是金融体系最发达的国家,其效率和风险控制都是很多国家试图学习和参照的榜样。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和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也参照了美国的经验和模式。美国经历这次危机之后将令世人重新审视美国金融体系和金融模式的成败优劣之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考验。一方面我们可以避免继续照抄美国模式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也将使我们的金融改革面临更加困难复杂的局面。尤其对于中国的银行业而言,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吸引外资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同时,也开始了海外经营和投资,逐渐在全球范围调度资金。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和美国金融结构的调整,将使我们银行的对外开放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收购和兼并欧美金融机构的机会。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中国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降到6.8%,致使全年增长率降至9%,是7年来的最低点。为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央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和措施。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09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GDP增长了7.1%,二季度增长7.9%,这是令人满意的数据。说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我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企稳回升的现象,这与我国的经济优势及采取的调控措施有关。

(一)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亿元,储蓄率达到5O%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 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l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

(二)应对金融危机之策略

1、科学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

面对外部冲击型的国际金融危机,增长源泉是否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产业结构是否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求,都影响到一个经济体遭受冲击的程度,也影响其走出危机的时间。科学发展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战胜危机的能力。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到更加科学的发展轨道上,是应对金融危机,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特别是,由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我们应科学处理对内经济平衡与对外经济平衡的关系,把国内经济平衡放在首位,科学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力保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就是对当前国际社会抵御金融危机最大的贡献。

2、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大胆探索金融创新,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金融创新可以使得以前得不到贷款的人获得资金,但也增加了风险管理的难度,因此,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国策的同时,还要加大金融风险防范的意识,努力提高金融监管的水平。

3、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警惕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

美围次贷危机之所以发生,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从未发生过房地产市场整体大幅下滑,从借款人、贷款人到各类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经验而采取了几乎同样的策略,但终究没有超越市场经济的规律,这一点正是当前我们投资决策中要重视的。目前,我国政府采取了众多的措施来防止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但是有一点要引起注意,就是我们采取支持政策的重点应该是稳定正常的、合理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而不应该支持房地产商人为的维持高房价,房地产价格应该随国内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动而自动调整。

4、积极扩大招商引资,参与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这次危机爆发后,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中同外汇储备充足,经济持续增长,金融市场相对稳定。因此,不少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由于其母行大多在欧美市场上难以逃脱此次全

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欧美外资银行不得不考虑前往中国、越南、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寻找更加安全的“避风港”。这无疑为我旧扩大引资提供了良机。因此,我们要继续采取措施,优化同内投资环境,不失时机地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同时我国应抓住时机机积极参与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休系,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大我国在重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上的发言权,以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

5、践行科学发展观是抵御金融危机的良策

坚定不移地把抓好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来袭,总书记2007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讲话时表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为此,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经济唯有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才有能力抵御金融危机。目前,我国一些对外出口企业已经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有的甚至濒临破产,对此本着抓发展的指导思想,政府应帮助企业迅速走转产的路子,及时摆脱对外出口的依赖性。就全国而言,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及时调整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才是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最好办法。

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中国有13亿人口,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依然存在,民生问题依然是各级政府时刻不能忘怀的大事,面对金融危机的来袭,这个问题尤需引起高度重视。针对目前的救楼市,到底是救高房价还是救市场,到底是救开发商还是救无房住的老百姓,就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智慧。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直接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空置房的办法,就很受公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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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 “金融危机宝宝”成为不少白领女性讨论的“热词”。虽然中国就业形势总体还算良好,但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逐渐影响到实体经济,部分企业裁员已是“箭在弦上”。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规避金融风险的职场新现象悄然出现。作为裁员“敢死队”的职业女性们则更是首当其冲,为了保住现有饭碗,部分女白领纷纷利用法律的“福利”使自己避免裁员命运。68%的被调查者表示会考虑甚至愿意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生宝宝,以规避被裁员的风险。她们所孕育的宝宝也因此被称为“金融危机宝宝”。

国家《劳动法》规定,任何公司在女员工怀孕和哺乳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开除员工,而女员工在怀孕期间可以要求单位继续履行合同,直到哺乳期结束。如果女员工在怀孕和哺乳期间被裁员,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做出经济补偿等。有了法律的保障,就相当于有了突击怀孕的“护身符”,而即将出世的一批“牛宝宝”们,一不小心便成了“金融危机的人质”。

由此可见,面对经济危机,一直打着“男女平等”大旗的职业女性们也不得不在大环境下“缴械投降”。在“危机”中酝酿“生机”,这也算是一种无奈的生存智慧吧。

对于职场女性的突击怀孕,许多人表示忧虑。职场专家郝健说: “虽然怀孕是女性自保职位的一个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职场女性都可以通过怀孕来保住饭碗,她们依然可能被公司辞退。被不被裁,要看公司效益和实际需要。如果公司坚持一两年熬过‘寒冬’就可能不会触犯相关法规而辞退怀孕妇女。但如果企业不景气到极点,宁可支付一定补偿金也很可能会辞退怀孕女员工。此外,也要看这位女员工是不是核心员工,是否值得企业留住。”

除此之外,如果在双方心理、生理都没有准备好的状态下匆忙要孩子,或许会给孩子将来的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比如:自己目前的身体条件允许吗?做好养育孩子的精神和经济准备了吗?能不能应付孩子出生之后带来的种种问题?等等。

如果上述问题都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女性白领还需要考虑如何应对职业发展及养育孩子的高昂费用所带来的双重压力。以玟玟为例,每个月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实得2000元左右。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天津,属于大多数。玟玟的老公在一家外企工作,月收入3000元左右。由于买房子的时候是双方父母帮忙全款付清的,所以小两口儿并没有还贷的压力。5000多块钱的家庭总收入,让小两口儿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但每个月扣除各种生活开销,基本上只能有1000到2000元的剩余。工作到现在,两人的存款加在一起只有三万元左右。

我们计算了一下,目前在大中型城市中,生一个孩子所需要的基本费用。首先是准妈妈的营养费、置装费、保胎费、产前检查费、胎教费,生育时的住院费、营养费、看护费、宝宝的置装费、奶粉费、营养费,这些加在一起每月费用增加大概2000到3000元左右。生育后,妈妈的身体调理费、母子营养费、医疗费、亲子教育费,每月费用增加2000元左右。宝宝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幼儿园费、交通费、书籍费、兴趣班费等则更加昂贵。以消费属于中等水平的天津为例,幼儿园每月光学费就需要800到2500元不等。

玟玟如果想生孩子,又不想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家庭收入至少需要增加2500元左右,才可以勉强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准。以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涨工资基本是不可能,而且一旦玟玟过了生育“安全期”,由于她错过了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人事重组和各种工作调整,很可能她的职位在这段时间已被别人顶替。所以她重新入职后,被裁的危险性会更大。这种情况下,再找新工作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幸运地保住了职位,那么重新上岗和养育新生儿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大,对于经济基础并不牢固的新家庭来说,无疑相当于一场家庭“金融危机”。

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分析,据业内人士透露,今年下半年可能是“金融危机宝宝”、“金牛宝宝”的出生小。赶上生育高峰,对于以后孩子的人托、入学、考试乃至工作都会产生一定影响。虽然未来形势还不明确,但i思而后行,不打无准备之仗才是上策。

养育孩子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在你的职位不够牢固,家底不够厚实,准备不够充足的情况下,盲目生孩子,只能是弊大于利。如果“金融危机宝宝”仅仅是你规避裁员风险的产物的话,无疑是对这个小生命的不负责任,又怎么会生逢其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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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给我国市场参与各方带来了便利,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存在的风险也在不断积聚,严重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以P2P为例,“跑路、倒闭、涉嫌非法集资、提现困难”等现象高发频发。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问题日益突出,严重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目前,已有诸多学者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了研究。尹优平(2014)认为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金融消费者保护私人信息容易泄露、资金安全难以保障、纠纷解决比较难、制定法律比较困难等困难。常瑞胜、王正位(2015)进一步运用实证方法对互联网金融中消费者权益风险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金融中信息泄露风险是比较严重的;纠纷处理难是互联网金融中最严重的风险。巴曙松、杨彪(2012)通过分析也发现,相比欧美国家,我国在第三方支付监管中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明显的不足。综上所述,已有学者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面临的风险及其权益保护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大量分析,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地理论借鉴。但已有研究却很少对互联网金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具体途径进行深入探讨,并据此提出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的相关对策,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基本路径

(一)信息传递途径

互联网的发展为金融信息传递提供了渠道和平台。但互联网的数据信息来源形成维度单一、数量不够,且信息传递渠道有限,导致消费者获得的信息量有限,给市场中的目的不纯的人提供了套利空间。与此同时,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高,使得投资者识别真伪的难度增加。另外,信息提供商有意无意的将重要信息与无关信息混淆,使得金融消费者难以全面真实地了解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信息。

(二)资金安全途径

互联网金融在技术支撑、系统安全稳定方面存在漏洞,威胁消费者资金安全。开放式的网络及计算机系统自身缺陷或技术不成熟造成瘫痪、崩溃,造成消费者资金截留或被盗,引发交易主体的资金损失。

(三)风险补偿途径

当互联网金融平台由于经营不善倒闭,消费者资金流向未定的情况发生时,由于提供风险补偿主体未确立的约束,导致消费者无法要求赔偿权益受损。目前,我国缺乏相应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风险补偿与保障机制,风险偿付基金制度等。

(四)法律保护途径

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之配套的监管与法律体系却明显滞后。在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中,消费者会因为某种原因不可避免地会与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产生争议,在立法保护缺失和监管主体不明晰的情况下,当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就会受到受理渠道和投诉处理机制不完善的限制,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中。

三、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缺陷

(一)消费者自身的风险辨识能力差

互联网金融的“长尾”特征,由于金融消费者大多来自社会中低层,金融素养较低,缺乏充足的信息和专业的金融知识,缺乏风险识别和防范意识,投资中的非理突出。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向金融消费者介绍产品时,利用信息和知识的壁垒导致非理性的金融消费者面临着严重的被欺诈风险。

(二)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信息披露缺乏监管部门的监管

我国目前仅是要求互联网金融平台披露相关信息,而没有对信息的质量进行严格监管,导致互联网金融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披露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这不仅没有弱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反而会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后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互联网金融法律体系不健全

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律建设与互联网金融发展时间上不一致,导致针对互联网金融问题的法律法规存在空白,相关条例也缺乏对保护主体、对象、法律责任、补偿途径的具体规定,这导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不健全,消费者投诉和纠纷处理机制不通畅。其次,我国混业经营模式与分业监管模式存在制度性错配。由于互联网金融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跨行业性增强,混业经营模式与分业监管模式存在制度性错配,金融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四、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一)推进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鉴于普惠金融的推广发展,互联网金融参与主体更广泛化,提高投资者自身的风险意识显得尤为必要。首先,互联网金融平台有义务对操作者讲解具体的操作规范与要求,预防不必要的损失。其次,行业自律组织和互联网金融平台定期举办金融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增强金融消费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金融素养,更好地甄别和防范金融风险。

(二)加强互联网金融平台信息披露的监管

根据互联网金融所涉及的领域,首先,应重新梳理各类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在此基础上明确相应企业、相应业务的监管部门,针对不同业务模式分类监管。其次,通过构建跨部门协调机制,积极建设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新型监管制度,全方位建立健全信息共享、风险防控、行政处罚、舆论监督等一系列监管体系,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最后,监管部门可以建立更为完善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机制和消费者保护机制,通过加大信息披露行为的处罚力度,保障信息的真实性。

(三)加大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建设

就目前来看,使用传统金融机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不可行的,那么立法部门应尽快对不同的互联网金融形式建立全面规范的法律法规。第一,完善补充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以满足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要求;第二,专门制定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互联网金融法》,将互联网企业的准入、互联网保险制度、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纳入考虑范围;第三,加快互联网金融相关部门行业规范建设,弥补法律法规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