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族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民族文化观

民族文化观是人们对民族包括自身民族和他民族文化的观点、态度和价值取向，集中反映了人们对一个民族文化的认识、理解与认同的程度，是以民族文化为认识的基本单位。民族文化观从广义看是这个民族世界观的一部分，从狭义看反映了某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化信仰，所以文化观能为我们揭示一个民族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而文化观念能否更新，如何更新，对我们理解一个民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变迁方式、变迁方向显得尤为关键。民族文化观是一个民族文化选择的基础，选择何种文化在多民族地区处理是否得当，引发的不仅是学术问题，还会引发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冲突，所以民族文化观缘何引发社会冲突，如何通过调节文化观消解社会矛盾，以及何种文化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维护新疆稳定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新疆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地区，我们不能强调某个民族、群体的发展，牺牲了更为广义的人性。对少数民族青少年而言，民族和身份认同功能主要通过文化来实现。但是，文化、观念上的双语者如何培养依旧是一道难题。对汉族而言，如何理解、欣赏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也需要我们积极探讨，而解答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民族文化观与少数民族文化选择是必不可少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由于文化观的差异引发的各类冲突在世界的多民族国家都在所难免，所以国外关于文化观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Tylor（1994）系统阐述了文化和文化观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范围，认为文化是理智的产物，文化根植于理性，文化模式对其成员的生活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对进行语言分析来说很重要，更是研究族群或个人的身份认同、道德以及认识论的媒介。Boas（1993）提出“历史特殊论”“文化相对论”论断，他还认为“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解决一切的民族问题应从该文化的内部去研究和理解。”1萨丕尔（1990）认为“文化不是生物学的产物，各种文化有其独特的评价标准，文化带有社会性”；萨缪尔•亨廷顿（1996）指出“世界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的背后原因不是宗教与经济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西方国家过去主要是以种族的文化观差异是否会引起社会冲突为研究对象，目前主要研究文化观差异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应对策略。国内研究民族文化观对民族影响主要是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戴庆厦（1990、1993）分析了仡佬族和普米族的文化观念，以及制约文化观念的内、外部因素。徐杰舜（2001）撰文指出文化观念、语言认同在华南族群的互动与认同中所起的作用。马戎（2013）认为“文化是多层面的，各民族对其他民族文化应采取宽容的态度不是互相排斥（如教义，圣战）。如果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文化与观念，拥有不同文化族群难免会彼此冲突，无法和谐相处，这需要建立某种统一的文化认同。”针对维吾尔族民族文化观为主题进行研究的比较匮乏，且多论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又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层面。张洋（2009）从农耕文化、草原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仔细的描述，认为文化的交流不是单向的移植，而是一个双向交流、综合、变迁、创新的过程。王景辉（2010）结合新疆历史地理文化环境与“7•5事件”，认为以文化认同凝聚国家认同，是消解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下新疆文化安全威胁的一条有效途径。赵莉（2013）通过对留学生的研究，认为文化认同是学习语言的动机之一。文化认同度加深，促进学习动机。李景（2014）探讨新疆文化资源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面性，并提出一些建议。刘长星（2014）研究了新疆民族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倡共同民族文化观。众多学者认为民族文化观与民族价值观、意识形态有关，而他们共同构成了影响文化认同、社会稳定的内部因素。

三、民族文化观与民族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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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动漫 文化 民族文化

动漫，作为一种艺术，她是传统漫画艺术与现代动画技术的结合，是一种兼顾技术含量和文化含量的现代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她是一种传统与创新交融的文化形式，既是传统文化的文化载体，又是新兴文化的时尚潮流。作为一种产业，她是当代文化产业的一支生力军，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与此同时，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动漫也成为振兴民族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学界还是业界都对此寄予厚望。

一、动漫与民族文化：双双难得的机遇

尽管人们对文化全球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文化全球化的现实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民族文化需要抓住机遇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必须迎接挑战，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抵御侵蚀，赢得主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动漫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形式，无疑也承担起了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首先，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言，动漫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诠释方式和表现手段。其本身的娱乐性和通俗性使它在当下文化交流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以此前热播的《花木兰》和《功夫熊猫》为例，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她们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疏远印象，通过一种现代时尚、轻松幽默、愉悦心灵的方式把观众吸引到屏幕面前，并使之深受感染，这是其它说教的方式所无法比肩的。此外，动漫文化本身也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实力和综合水平。国产动漫中的许多精品，诸如《小蝌蚪找妈妈》《葫芦兄弟》《大闹天宫》等，已然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饱受好评。

其次，对动漫文化的发展而言，民族文化是其重要的思想源泉。作为文化的动漫，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艺术的外在形式，她更需要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给予支撑，而民族文化恰恰为其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一方面，民族文化为动漫制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空间；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融入又使动漫文化的传播范围更加广泛。这在中国传统动漫创作中已有不少成功的先例，诸如《哪吒闹海》《大闹天宫》等，不仅受到国内观众的喜爱，同时也赢得了国外观众的好评。

所以，从文化全球化的现实背景来看，无论动漫文化之于民族文化，还是民族文化之于动漫文化，都是难得的现实机遇。

二、动漫：民族文化的“助推器”

如前所述，动漫是民族文化传播的一种全新形式，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动漫应该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助推器”。这也是当前社会各界提倡大力发展动漫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传播的方式，动漫对民族文化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1、动漫在创作主题和创作形式上往往都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用自己隐含的传播方式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创作内容上，动漫通过隐性的文化传播表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诸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三个和尚》等都是以民族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为其创作主题，并以动漫传播的方式将这些文化主题传承和发扬。而在创作形式上，动漫也常常借助传统民族文化手段，诸如木偶、泥塑、剪纸、皮影戏、水墨画、贴纸画等都曾与动漫文化有机结合并取得相当的成功。像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其内容上取材于齐白石国画的鱼虾形象，形式上则借鉴了传统的水墨画创作艺术，开篇“打开一本素雅的国画画册，一幅幽静的荷塘小景淡淡推入，古琴和琵琶乐声悠扬，共同勾画出优美抒情的水墨世界……”。此外，在故事主题上该片又反映了中国人传统价值理念中的“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正是这种“中国式”的传统创作，奠定了此片在国产动漫乃至世界动漫作品中的重要位置。该片也多次荣获国内国际大奖。

2、动漫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和产业运作的方式从而推动民族文化的更好更快传播。一方面，动漫通过书刊、电影、电视、舞台剧、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络等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传播自己，也同时传播着民族文化，其影响力往往是全方位和多侧面的；另一方面，动漫文化的产业化运作，同时创作出一系列动漫衍生产品，诸如与动漫形象有关的服装、玩具、电子游戏、食品等，这些衍生产品的传播无疑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又一个重要力量。

3、动漫借助当代受众更易接受的独特文化传播形式，从而更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播。一是，动漫作为大众文化的图像，以其形象、简洁、易懂的特点饱受视觉时代受众的喜爱，尤其是受到少年儿童的认可；二是，动漫通过“非现实性”和“唯美性”的艺术方式满足消费时代受众的情感需要和心理诉求；三是，动漫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其大量复制、大量传播的特点，使其更容易满足平民艺术时代下多数受众的审美趣味。1

4、动漫是文化全球化跨文化传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当下世界各国民族文化传播与竞争的新领域。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动漫发展极不平衡，基本形成了以美日韩为首的“第一世界”，英法等国为代表的“第二世界”，以及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三个世界”的格局。2然而，这种不平衡不仅是文化产业发展不平等的显在表现，其背后也多少反映出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某种隐忧。因此，动漫文化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三、动漫：民族文化的“双刃剑”

然而，如果把动漫简单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一把“万能钥匙”，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当前大力强调动漫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作用的同时，认清动漫之于民族文化发展传播的局限性也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动漫文化既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也同时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改造。这就意味着，这种改造既有可能是对民族文化的创新或发扬，也有可能是对民族文化的篡改或恶搞。事实上，纵观当下动漫文化的发展我们发现，反传统文化和大力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几乎同时成为这个时代的潮流。3这在文化全球化的跨文化竞争中已经日益显现。诸如日本漫画《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国志》《水浒传》等，几乎把中国传统故事颠覆得面目全非，而且还融合了日本人自己的思想和理解――而这种新生的颠覆传统的作品却又被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所接受――这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而言无疑是一种非常严峻的挑战。

其次，动漫文化的产业化使其融入了更多的商业因素，从而带来动漫文化的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等倾向，这从寄予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厚望的角度而言，无疑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一种现实隐忧。这在动漫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方面尤为突出。有研究指出，当前动漫文化对青少年的教育性与腐蚀性同时并存。而其腐蚀性则包括对青少年性格养成、青春心理、生活方式、民族精神等方方面面的负面作用。4同样有研究表明，迪斯尼卡通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观念，这些西方价值观念严重冲击了中国青少年的传统价值观念。5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动漫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某种破坏或异化。

最后，民族文化中的一些传统因素和精英特质，意味着动漫并非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一把万能钥匙。众所周知，民族文化总是有其精英和传统的一面，尤其是那些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或民族文化传统的精英文化，其固有的特质可能并非适合动漫这种大众文化的传播模式。也许，“居庙堂之高”才是这些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真正出路。至于“处江湖之远”的动漫文化而言，可能和其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两个世界”。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民族精英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已经不是诸如动漫文化的大众文化或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甚至包括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四、需要注意的结合与创新之路

综上所述，动漫之于民族文化，既可能是积极有效的“助推器”，但也同时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健康的结合与有效的创新才是各自发展传播的现实选择――

一方面，动漫文化应该承载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的使命和责任。在动漫文化产业化发展进程中，应尽力摒除其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的影响，积极发挥其教育和引导的功能，既要加强民族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文化的辐射和延伸，同时又要满足公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通过规范作为大众文化的动漫文化传播，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传播的真正“助推器”。

另一方面，应充分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漫文化传播和发展。既要在动漫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上充分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又要坚持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与时俱进原则，努力追求动漫文化发展中的民族性与普适性相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动漫文化产业的向前发展。

最后，要充分认识到动漫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特殊形式的表面性和肤浅性。既要看到她对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现实作用，也要看到大众文化与民族传统精英文化可能存在的天然差距，切不可把动漫文化产业简单理解为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万能钥匙”。而此点，恰恰是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动漫文化必须认清和思考的现实问题。■

注释

1关晓辉：《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动漫》，电视字幕（特技与动画）2007年第6期。

2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 《文化蓝皮书――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第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版。

3严励《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颠覆――析动漫文化的从何而来与向何处去》，《装饰》2006年第8期。

4石勇：《动漫文化：不可小觑的青少年亚文化》，《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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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别阐述分析了黔中布依、苗、白、回、仡佬、彝等少数民族文化的渊源与特征，提出黔中民族文化是以多元民族文化交错并存为主要特征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

贵州安顺；黔中；民族文化；多元共存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错落杂居的省份，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千姿百态、古朴浓郁、绚丽多彩的多元化文化生态环境。地处黔中的安顺也是多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其文化生态环境亦同全省一样的多元并存。

一、黔中民族文化结构

1、黔中布依文化

布依族是从先秦时期的“越”、“骆越”、汉晋时期的“僚”和唐宋时期的“蛮”衍变分化而来。其族自称“布依”或“不越”，“布”是“人”或“民族”的意思，“依”、“越”是古越人对自己的称谓。安顺境内布依族多分布在镇宁、紫云、关岭三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及安顺市的许多乡镇，主要居住于河谷和坝区，大多是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的产粮区。其村寨依山而建，聚族而居，住房多为“干栏”式建筑，旧州、双堡一带多为四合院。其族主食与汉族同，嗜糯食，婚丧、节日以及访亲拜友都需要糍粑和糯饭[1]；喜酸食，俗语说：“三天不吃酸，行路打蹿蹿”[2]；好酒，喜以酒待客。布依人的服饰随着民族交往日益加强，民国时期已有很大变化，特别是男装，基本与汉族相似，但在边远地区的妇女服饰仍然保持本民族的特点。镇宁、关岭、普定三县有些上了年纪的妇女穿裙，保存古老的服饰，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裙式为多种多样的蜡染长裙，上着蜡染或刺绣的短衫，头戴假壳。具有代表性的是镇宁下慕役、江龙和扁担山一带的妇女穿着，式样不但古老，而且端庄秀丽。布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布傣语支，没有方言之分，只有土语之别。布依族有“二月二”、“三月三”、 “四月八”、“六月六”等民族传统节日。

2、黔中苗文化

黔中苗族多自称“蒙”，1951年国务院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和“苗”的历史渊源及苗族人民的意愿，将之统称为苗族。安顺境内苗族分布于安顺市的7区47乡镇以及镇宁、紫云、关岭三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等地区，苗族主要居住在森林茂密的高山深处，山高水低，饮水困难，有所谓的“山苗水布依”之说，少部分居住在坝子地带。其住房大多依山而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是“吊脚楼”，“人居其上，畜养其下”的建筑。坝区苗族以大米为主食，山区苗族以玉米为主食。糯食是苗族的高贵食品，逢年过节要打糍粑吃并用以祭祀祖先，亲友拜访，婚姻往来都要用到糍粑。苗族喜欢喝酒，很早就掌握了酿酒的技术，许多农户都能自制酒曲，自酿泡酒和烤酒。苗族服饰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男子一般穿对襟或左大襟的短衣，下穿长裤，束大腰带，头缠青色毛巾，冬天脚上多缠裹绑腿。妇女的服饰比较复杂化，大都穿着大领短衣，长的或短的各种百褶裙，裙罩有裙片，有的长裙长及脚背，有的短裙仅到膝盖。妇女盛装时一般都佩戴着多种银饰。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川黔滇方言第二土语区，各支系语音略有差异。苗族有跳花节[3]、四月八等民族传统节日，具有别具一格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

3、黔中白族文化

白族是古代“龙国人”与部分明代迁黔的南京（应天）人的人们共同体，又称“南龙”，是“南京”与“龙家”的合称。安顺境内的白族分布在安顺市的蔡官、华严、二铺、旧州、双堡等地区以及其他各县的部分地区。其村寨依山傍水，古代白族的部分寨子修筑有石墙，墙外有护“城”河，今安顺市的讨兑寨留存有遗迹。白族古代住房为木质结构，以双间为一幢，从坐房对向的左右两边起，第二排柱头上有不放穿方的双托，托的两端雕刻有龙头图案，名曰“龙头独架双托”，目前在安顺市的木头、讨兑二寨存有十多幢。现代建筑与汉族基本相同。白族服饰，男子多包头缠白色或蓝色包头，身穿白色对襟和黑领褂，下穿白色长裤，肩挂绣着美丽图案的挂包。妇女多穿白色上衣，外套黑色或紫色丝绒领褂，下着蓝色宽裤，腰系缀有绣花飘带的短围腰，足穿绣花的“百节鞋”，臀环扭丝银镯，指戴珐琅银戒指，耳坠银饰，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辫于后或盘辫于头，都缠以绣花、印花或彩色毛的包头，现今白族的服饰基本与当地汉族无异。其语言无方言差别，只有土语区分，但今天仅有极少数老人能说出少量单词。白族有七月初六和十月初一等民族传统节日。

4、黔中伊斯兰文化

回族在元代时随元朝势力的拓展进入贵州，安顺境内的回族多从威宁迁入，其分布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分散小聚居，二是山上多山下少。安顺市境内回族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顺着轿子山山脉和马鞍山山脉聚族而居，或居山颠，或住山坳，很少临河川居住。亦有少部分居住于城市，经营皮革等小手工业。其村寨多依山而建，寨内有供节日活动的公共场所“清真寺”，寺不论大小，常为四合楼建筑，内设“密窝”和经堂，是回族人民在节日请“阿訇”念经和礼拜的场所。住房同于汉族，不同的是堂屋不设“神龛”，有的只在正堂屋内放一香炉或挂伊斯兰经文或经文对联。其服饰城镇同于汉族，但在三大节日，即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时候，主要宗教人士穿着洁白的长袍，头戴白帽，而参加活动的人衣着也肃穆整洁。其农作物有玉米、荞、麦、水稻等等。主食同于汉族，禁止吃猪肉或自死动物（如自死的牛、羊、鸡、鸭）。其语言与当地汉族同。回族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5、黔中仡佬文化

仡佬族源于古代濮人中的“鸠僚濮”，自称“仡”或“仡佬”。安顺境内仡佬族分布在二铺、华严、蔡官、旧州和紫云、关岭、镇宁等县的许多地方。住房多是靠山而建，构造大多为石木结构，现今多被钢筋混泥土的平房所代替。仡佬族服饰造型讲究，式样美观，布料精湛，是本民族自制自织而成，历史上叫“兰干细布”，也叫“铁迪布”。“改土归流”以后，废除了土司世袭制，在仡佬族地区实行了和汉族相同的政治制度，汉族大量迁入，使仡佬族古老传统的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今古式已经失传。饮食习惯以大米为主，玉米、小米、高粱等杂粮为辅。嗜糯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要吃糯食，并以其作供品祭祀祖宗。好酒，有祖传的酿酒技术，招待亲友少不了酒。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僚语族仡佬语支安顺、普定方言，无文字。仡佬族有祭山节、尝新节、牛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6、黔中彝文化

彝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族迁入安顺境内后与仡佬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在一起，建立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彝族村寨大多坐落在地势较为平缓的山坡上或山间小盆地中。住房有石板房、瓦房，也有土木结构的双斜面茅草顶平房。彝族以大米、玉米、荞麦为主食，好饮酒喝茶，男子和老年妇女喜欢抽叶子烟。安顺境内彝族男女通常包青、蓝色棉布头帕，头帕较长，环绕多层，形成“大包头”。男、女皆在短衣、长裤外加穿青、蓝色长袍，系腰带。解放前部分地区的彝族还穿长裙，解放后彝族服饰逐渐与当地的汉族或布依族服饰相同，但许多彝族女青年仍备有在节日或喜庆时穿戴的民族服装和首饰。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东部方言。彝族有火把节、丰收节、祭山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二、黔中民族文化特征―多元民族文化交错并存

黔中安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多种民族传统文化并行发展、各种小传统文化交错并存的历史相当悠久。安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夜郎的属地，主要有濮、越等土著居民。战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27年），庄西征，控制夜郎，部分楚人入住夜郎地。秦朝开道而置且兰、夜郎二县，始有华夏人零散迁入。汉武帝时置郡，汉人开始入境。蜀汉及南北朝以后，夜郎故地的土著不再称为“濮”或“越”，而通称为“僚”，他们与乌蛮和少量汉人杂居。唐、宋、元时为宋家、龙家、仡佬、苗人、仲家、罗罗等民族大杂居时期。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特别是明朝初年，大量汉人随军涌入，就地建立卫所。据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西南诸省》载：“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指当时迁入的中原汉族）。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种，亦各异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行龙家，曰罗罗，曰打牙仡佬，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苗。总之瓠子孙，椎髻短衣，不冠不履，刀耕火种，樵猎为生，杀斗为业。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而已矣。”[4]可见当时民族关系之复杂和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之激烈。随着汉文化的渐进和商业往来的频繁，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大量的汉族官员、商贾、难民、移民进入贵州，汉族人口逐渐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清代贵州各少数民族都视为“苗”，当时屯堡人也被目为“蛮夷”而以“苗”相称。在现代社会，安顺地区也交错分布着许多民族，除汉族外，现在安顺地区主要居住着布依、苗、白、回、仡佬、彝等少数民族，其中布依族和苗族是安顺地区少数民族之主体。

相对于中华民族大传统文化而言，各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都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的小传统文化。贵州是一个拥有17个世居民族的多民族错落杂居的省份，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千姿百态、古朴浓郁、绚丽多彩的多元化文化生态环境。地处黔中的安顺也是多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其文化生态环境亦同全省一样多元并存，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使得多种民族文化并存、各种小传统文化分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成为当代黔中地区民族文化之基本特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总是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因而文化的民族特征也会随之演变。但是，文化的民族特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别是凝聚民族群体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作为民族群体文化的根本特征，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传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5]同样，从一个民族的分布情况、居住、饮食习惯、服饰、语言、传统节日等方面依然可以追寻到各民族传统的特色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这也表明了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文化与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民族。一个人们共同体在自身的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中，创造出了共同的文化并形成了民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也要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世代影响着该民族群体及其每个成员，而一个民族群体又靠这种传统文化紧紧凝聚在一起。因此，该传统文化一方面表现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共有，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相区别。[6]黔中安顺世代居住着众多古老的民族，这些民族在文化上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正因为各民族有着各自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或相对独立，才使得黔中民族文化如此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注释】

[1]民谣云：“摇摇摆摆进城来，黄泥裹脚大花鞋；一进门来拜三拜，稗子粑粑滚出来。”（见《续修安顺府志・风土志》）黔中各族人民都喜欢以粑粑作为礼物走亲访友，这首民谣生动地描述了乡间妇女携带粑粑进城看望亲友的情形.

[2]“蹿蹿”，读阴平，与“川”同音，为走路不稳之意。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如果三天不吃酸食就会走路不稳，摇摇晃晃.

[3]《续修安顺府志・土民志》（贵州省安顺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点校翻印本）云：“跳花之俗最古，相传始于杨六郎。时间大都在阴历正月”.

[4]（明）王士性.广志绎[M].清康熙十五年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84-85.

[5]杨镜江.论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载[J].北京师大学报，1992（4）73-78.

[6]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400.

【参考文献】

[1]黄义仁.布依族简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2]何积全.苗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3]杨志仁，王永贤.安顺地区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一集）[M].安顺：安顺地区行署民委编印，1989.

[4]陈天俊，赵崇南等.仡佬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5]黄淑聘，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篇4

乌力格尔、好来宝：

扎鲁特草原民族文化的代表

乌力格尔，通俗地说就是讲故事，是蒙古族喜闻乐见的民族曲艺形式，它以中、低音四胡为主要伴奏乐器，以说唱为主要表演形式，一人多角色，气势恢弘，诙谐幽默，贴近群众。早在2006年，乌力格尔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来宝也属于说唱文学范畴，是一种由一个人或者多人以四胡等乐器伴奏，坐着用蒙古语进行节目说唱表演的曲艺形式。

距今二三百年前，乌力格尔发源于扎鲁特大草原，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世界级的民族曲艺大师琶杰和毛依罕说唱的乌力格尔和好来宝，他们的说唱艺术被纳入高等院校的蒙古文学讲义。1959年，琶杰进京为主席说唱好来宝《翻身的日子》，受到的亲切接见。

为了更好地传承与保护民族文化，扎鲁特旗成立了乌力格尔培训中心，多次主办乌力格尔表演活动及比赛，组织民间艺人参加全国各地的比赛，均取得喜人的成绩。扎鲁特旗与中国社科院签约建立了“乌力格尔、好来宝传承基地”，录制了500多个小时的音像资料。2014年，扎鲁特旗乌力格尔被自治区文联列入“一旗一品”文化创建品牌，得到了重点扶持。 2016年，扎鲁特旗在呼和浩特市乌兰恰特大剧院举办了乌力格尔、好来宝专场演出，内蒙古电视台录制播出了“乌力格尔摇篮――扎鲁特”大型春节晚会，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关注。

扎鲁特旗对乌力格尔、好来宝的传承教育工作也非常重视。自2006年起，旗蒙古族实验小学和旗蒙古族第二中学先后开办了民族曲艺特色班，培养了400多名学生作为民族曲艺的后备力量。2013年，旗蒙古族实验小学民族曲艺特色班的两名学生赴参加了全国少儿“六一”晚会，说唱好来宝，受到了V泛的好评。2014年，旗蒙古族实验小学的四人好来宝节目《学习雷锋》代表内蒙古参加第六届“全国少儿曲艺大赛”，荣获三等奖。

民族版画：

在扎鲁特草原上蓄势待发

扎鲁特版画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版画作品注重个性、特点鲜明，有的古朴浑厚，有的朴实粗犷，有的优美抒情，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建国十周年大庆时，扎鲁特版画作品在自治区美术作品展览上首次展出，参观者赞不绝口。1964年，在华北局举办的美展上，扎鲁特版画声名鹊起。1983年和1987年扎鲁特版画两次进京展出，在首都美术界引起轰动。历经半个多世纪，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扎鲁特版画已经成为独树一帜的草原版画流派。2008年，扎鲁特版画被列入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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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可以说为现代平面广告设计提供了大量素材，成为现代平面广告设计的无尽源泉。如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追求神似和虚实结合；中国古代各种传说或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给人诙谐有趣、老少皆宜的亲切感；而优美的民族音乐，则给人轻松愉快，超然的审美享受。中国传统的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我国篆刻艺术中有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法则，强调变化中的均衡，这既符合科学上相对的原理，也符合艺术上形式美的规律。这是一种统一的、生动的、有韵律和节奏的审美感觉。在我国的招贴画中，动与静、疏与密、多样统一，宾主呼应，虚实相生，纵横曲直，黑白对比，重叠交错等传统构图法则中也屡见不鲜。

二、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名族传统文化因素

民族传统文化就像是养料一样，滋润、充实广告设计，而设计师们则在文化这片土地上汲取营养，吸收知识，发挥出更大的才能，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商品。好的设计，好的创意，也就更容易拉近设计师与顾客的距离。掌握民族的特性，从文化入手，用文化来滋养，使设计作品拥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广告设计中体现文化的，往往都会渗透一个“意”字，而2008年的深奥标志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设计师似乎用的是一种写意的手法，将中国结与运动员这两个因素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不仅仅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国特有的审美韵味，也包含了奥运会这一现代化的元素。

三、平面广告设计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

1、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图像对民族文化的借用

在影像时代中，平面广告设计将视觉、听觉等所有感官调动在一起，更好的传达了震慑力，更有冲击性。而设计中占大部分的则是画面，它能够用它独特的特性来抓住广告受众的注意力，并且能够迅速的将商品的信息传递出去。在平面广告设计中，图像是最基本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它是一种感情与外界沟通的方式，通过点、线、面以及色彩等形成的某种形象来诱惑广告受众，从而完成交流。设计师则要努力的将图像尽量趋于视觉化，让人们又感触的去理解，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失去了沟通的意义，设计也就失去了意义。

2、民族传统文化对平面广告受众说服

在平面广告设计领域，东西方文化在互相渗透着，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但即使在新思潮的冲击下，我们依然没有丢弃传统文化，五千年的文明依然在影响着我们。因此，蕴涵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的平面广告设计似乎能够更好的抓住广告受众的目光，也能更好的符合他们的文化口味以及风俗习惯。也就是说，广告的说服力、影响力与魅力的体现完全是靠民族文化的体现。因此，如何认识民族文化艺术与现代平面广告设计的关系，使其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和深入，将是我们的广告设计师们今后不懈努力的追求。一则平面广告能够生存的源泉就在于它是否能够打动甚至是蛊惑人心。而要打动广告受众的关键则是能够唤起他们对某种价值观念的认同。在这里，就必须使平面广告作品在构思的时候能拥有某种打动人心的文化底蕴，能够触动消费者内心的某根琴弦，让他们有共鸣之处。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来表达商品的内涵，用视觉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从而达到广告的最终目的?购买。成功的平面广告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很好的处理民族文化在平面广告中的低位，用赋有文艺的气息把文化的精髓凝练出来。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能够有效的减少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商业气息，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它的品味，增强了表现力与张力。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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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尚武与体育精神蕴藏在难得一见的满族游戏中

满族是中华民族中一个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以辽宁省为最多，其余散居于河北、新疆、宁夏、山东、北京等祖国各地。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严寒的气候和常年的征战，使得满族必须具有强健的体魄，以使种族能在严酷的自然与连年的战争中生存和发展。因此，在满族传统游戏中充分体现了体育成分与尚武精神。这在当代满族“莫勒真”大会上的游戏项目和比赛项目中可以得到印证。满族的“莫勒真”大会，是一种兼有文艺和体育比赛的盛会，“莫勒真”即为满语比赛之意。

崇力、尚武、骑射是满族先民女真人的重要文化特征，女真人以擅长骑射著称于世，这当然与其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同时也具有军事上的意义。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直到八旗入关建立全国政权，精于骑射可谓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清朝历代皇帝的大力倡导，更使满族骑射蔚然成风，一代一代的传习下来。在继承骑射文化过程中，清朝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八旗军营中，骑射是最重要的操练项目；满族人参加科举考试，首先要试马步箭，合格后方可入考场；各类八旗学校，包括皇子读书的尚书房和宗室读书的宗学，骑射也是一项基本课程；而且皇帝还特别拣选“十五善射”为侍从,更使善骑射者荣耀非凡。骑射在清代关外的满族中一直被保留下来，虽然满族农耕文化在不断发展，但骑射在渔猎和军事上的作用依然是非常重要，特别在民间重视骑射的传统仍然很盛行。一般人家五、六岁的幼童就用榆、柳树枝制成的小弓箭练习射箭,甚至在婚娶仪式中弓箭也一直是不可缺少的仪式内容。到了清代的中晚期，骑射已成为满族的一项体育项目，这样就演化为以崇力，尚武式的体育活动更具有文化的内涵了。

二、当时婚配生育习俗，是一种开放、透明和男女平等意识的体现

先说满族的婚配习俗。满族小伙子如果看中了那个姑娘，他便会去了解姑娘家的住处，一旦得知便请媒人到姑娘家去说亲。求亲要去三次，每次去都要拿一瓶酒。媒人在与姑娘及家人交谈间，多有试探之意。姑娘的想法，无论同意与否要到第三次再告诉媒人。姑娘的父母如果同意，男方的家人才能到姑娘家去“看门户”。“看门户”时，可以把姑娘前后上下左右打量端详。如果满意就赠给“如意”或是钗、钏等信物，作为定礼，这被称作“小定”。之后，男方家人要选择吉日再与亲友一起到姑娘家去“问名”。这时姑娘家的亲友要在门前迎接前来问名的人，并准备一些土特产来招待前来“问名”的人。男方“问名”的人进屋后，要坐在右侧，由男方家长致求婚词；之后再致词，双方都同意即为订婚，接着双方开始喝茶，然后商议“过礼”和婚期等事宜。

再说说满族生育习俗。妇女怀孕，在满族看来是一件吉祥的事。因此全家人对孕妇都要给予特殊的照顾；婆婆不但要向儿媳妇传授一些保胎和生育保健知识，还要向她提出一些有关方面的规矩和要求。比如，怀孕后不要参加婚礼，不能侍奉祖先神；怀孕五个月后，不能到马棚，不许骑马；不许到其她人的产房，不要接触和议论难产，不要大声说话和大笑，坐着的时候不许扭身子等。

在早时代里，满族的相亲习俗是透明的开放式的，是以青年男女双方自愿为基础的，这与今天的男女恋爱方式是比较接近的。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婚姻观念。而对满族的生育习俗与理念，细究其中内容就会发现，则符合生育方面的生理心理科学的，是进步的生育观。

三、萨满教仪蕴涵诉求着天、地、人和谐相处的意识、观念

满族信仰萨满教。过去凡治病、祈求风调雨顺、庆祝五谷丰登、庆贺娶妻生子、为死者送葬等，都要请萨满“跳神”。跳神时萨满都戴社帽，穿神裙、神鞋，手持社鼓，腰系腰铃，吟唱并舞蹈，以驱灾避邪祈福。神帽以铜条或铁条为架，帽顶前侧有一铜制的鹰。神鼓是在木制的鼓枢上蒙以羊皮，鼓枢四周镶有八组小铁环。腰铃是作若干喇叭型的铁铃挂在一条宽腰带上。其中，神鼓和腰铃是萨满必不可少的，萨满以此来调整韵律和唱词。“跳神”时，萨满左手拿鼓，右手以鼓杖击鼓面，同时手振鼓身，使鼓上铁环沙沙作响，边唱边舞，腰铃随萨满舞蹈动作左右摇摆，铛铛作响，萨满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招来“神魂附体”。

在萨满文化方面，满族人也没有放弃原来的传统。萨满教是普遍存在于女真人中的一种比较原始的神灵信仰，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职业萨满，尽管他们祭祀的神祗不尽相同，祭祀的程序仪式各有特点，但是在祭天祭神，祈福平安繁盛这些方面却是一致的。从清太祖起兵并建立八旗制度以来，满族萨满教便分成了宫廷萨满和民间萨满两种形式。宫廷萨满设立“堂子”即神堂。当清兵入关之后，清统治者在紫禁城附近及坤宁宫设立“堂子”，宫廷萨满祭祀的神祗、参加祭祀的人员、祭祀用的器物与牺牲、祭祀程序与祝辞,均有较详细的规定。到乾隆年间则更明确地制定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用以规范宫廷萨满祭祀。而民间的萨满教由于八旗制度的建立使原来的部族状态逐渐被打乱，同时也由于清太宗皇太极的不提倡，而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是流传久远的萨满教文化并没有因此而灭绝。那些随军入关的满洲人，尤其是上层官员家庭，萨满祭祀仍然盛行，其形式介于宫廷萨满和民间萨满之间。民间的萨满教在留居于东北的满族人中也较普遍存在，虽然这部分人被编入八旗，但家族形式并未被完全打破，仍然按照旧有的萨满教祭祀形式活动。这可以从至今仍能搜集到的大量不同家族的萨满神本中得到证明。甚至在现在吉林长春满族石姓、关姓家族尚能演练萨满祭祀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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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建立在人的头脑风暴和才能展示、以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用为基础、处于发展初期的新兴产业。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欧洲、北美等各地区文化和经济高度关注的问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文化创意产业将在全球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潜在的巨大价值。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提出，意在振兴英国的经济。在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该文件明确提出，“所谓创意产业，就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三个特点:1、强调个人的作用;2、重视知识产权;3、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机会。中国人民大学的金元浦教授从消费的层面对文化创意进行了定义，即创意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王缉慈教授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意为原料，包括广告、建筑设计、美术、古董交易、手工艺、电影、互动休闲软件、表演艺术、出版、电视、广播等在内，具有出口创汇、创造就业、提升城市形象、信息科技应用等功能。文化创意产业具有空间特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不同于传统创造业，因此要深入思考创意产业的区位特征，寻找或扶持已有文化创意产业雏形的聚集地，从而以相对小的成本追求相对快速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国内至今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笔者结合国内部分省市的官方界定，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依托个人创造力，发掘利用知识资源，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发展就业，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产业。尽管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属于“舶来品”，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应与地方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强调文化创意产业的本土化，发掘、传承、保护地方珍贵的文化资源，发挥文化创意产业的整合与辐射作用，使其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动力。

二、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要性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认为，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是经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文化，而能够使一个国家软硬实力相融合、相发展的产业就是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是多样性、小型化、分布式，但其提供的就业人口和产值却一直保持增长，对于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有帮助，因此，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对于青海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民族文化是建立在“文化”这个宽泛的定义之下，由各个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的先民们适应所生息繁衍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为该民族的大多数成员所普遍接受，共同分享、深层认同、集体维护、世代相传。可以说，民族文化是在特定地域空间内衍生的，由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地域空间内的族群所创造并传承，集中体现了这一民族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生活方式和民族精神。青海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落后，发展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是青海经济发展的多方面综合客观需求。

(一)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青海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根据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和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构成区域优势产业选择的依据，发挥区域要素禀赋才能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由于青海“三江源”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对环境的高要求，青海不具有大力发展重工业的能力，这也从客观上严重制约了青海经济的发展。因此，突显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特色，发展优秀民族文化资源与现代科技及个人智慧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尊重生态，利用生态是青海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青海产业结构转型的客观需求

资金紧缺、投资乏力是青海经济发展面临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尊重生态、保护生态的客观需求与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成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摆脱环境资源的束缚，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成为青海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污染小、资源消耗小、所占空间小等特点，通过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整合和提升，可以极大地推动传统产业从低端走向高端、从附加值低走向附加值高、从制造走向创造的转变，从而促进整个产业链的转型和升级，推动青海经济与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

(三)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发展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是市场条件下增强文化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发展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落后的状况。同时，发展文化产业可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三、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制约因素

青海省“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十二五”文化建设总投入力争达到96亿元以上，其中，政府投入53亿元，比“十一五”时期文化投入增长130%;社会投入43亿元，成为青海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但是当前，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仍属于新兴产业，2010年文化产业仅占全省GDP的1．66%。在资本、政策、人才、文化开发、环境等要素配置方面还存在一些制约性问题，导致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可持续性，严重阻碍其发展。

(一)政策体系不完善

青海由于地域、历史等因素的制约，政府对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发展规划。政策制定上经常出现多头立法、多方共管的局面。监管系统混乱、监管缺失等问题时有发生。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管等方面缺乏内在联系，始终未形成全面系统的文化产业政策支撑。文化地方保护主义、文化盗版、设计纠纷等现象都严重阻碍了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人才匮乏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凝聚个人高智商的新兴产业。重点是个人的创造力。但是青海科研机构较少，相关人才更是少之又少。据青海省统计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省从事文化及相关产业(以下简称为文化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个体户共有7198个，从业人员8．9万人。由于发展条件所限，当前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普遍素质偏低，缺乏文化创新人才，缺乏文化营销管理人才，具有原创精神体现民族特色的人才更少。

(三)资金投入缺乏有效性

青海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政府投入占总投入的55%。投资渠道单一，社会投资略显低迷。这样的投入发展方式，不仅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违背市场规律，不利于市场化的发展。政府财政在文化投入上略显随意性，缺乏持续性，同时缺乏投入监管。而相关文化产业集团实力有限，不具有市场运作能力。如今，贵德创意产业园、海南州藏文化创意产业园、湟中藏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项目陆续推出，这虽说是发展的积极信号，但随意性较强，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四、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优越条件

(一)文化资源丰富

谈及青海，人们脑海中会自然浮动出“雪山、草原、湖泊”等既遥远又“神秘”的形象，其实不然。无论是多民族互助共存的河湟文化圈，还是以藏民族为主的青海湖文化圈和三江源文化圈，以及以蒙古族为主的柴达木文化圈，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特点突出，都为青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文化特色突出

青海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高原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了生活在这里的各个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文化变迁和民族融合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多元性、民族性的高原文化特色，集中反映在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神秘独特的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在玉树，在互助，很多地区依然保持了原生态的文化特色，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文化类型，也成为了青海省的特色文化品牌，一旦合理开发利用，将为青海的发展带来丰厚的物质与精神回报。

(三)文化产业发展迅速

据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报道，2011年青海省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29．45亿元，较上年增长31．6%，远高于青海省GDP的年增长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6%。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更说明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各种积极的信号表明，青海省文化产业在未来几年将会有更迅速的发展。

五、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对策

青海历史悠久，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这些为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助于优化青海经济产业结构，增强青海文化影响力，增加就业人数，传承民族文化。笔者结合国内外相关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青海的实际情况，就发展符合青海特色的民族文化创意产业道路提出对策。

(一)建设区域性民族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文化创意产业园是一系列与文化关联的、产业规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区域，是一个具有鲜明文化形象并对外界产生一定吸引力的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青海面积广，民族文化资源分布相对分散，建设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园，进行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就显得尤为重要。1．建立以西宁为核心的综合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区。以西宁为中心的河湟地区，历史文化资源集中，宗教文化以及以民间特色创作为主的民间民俗文化等资源丰富，加上河湟地区较好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政府再加大在文化环境、产业规模等方面的投资，充分发挥省会西宁在河湟地区区位突出、创意人才集中科技信息优越、产业发展资本充足等优势，努力把西宁建设成为青海民族特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领头兵。2．打造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高原民族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区。旅游业在青海地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青海湖的知名度享誉国内外。在努力打造现代旅游业的同时，通过一些重点项目的集中建设，优先发展重点产业，并对产业进行市场化运作，加强相关衍生产业的整合，完善产业间的配套设施建设与环境优化，最终形成富有独特藏传佛教文化特征和浓郁边塞风情韵味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二)发掘原生态文化，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青海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许多原生态文化资源保存完整，这为开发提供了先天条件。但这些原生态文化资源却鲜为人知，说明缺乏相关的文化营销与市场开发。如今在欠发达地区对原生态文化的开发主要是通过文化旅游实现，但层次较低。《印象·刘三姐》山水实景演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开发原生态文化资源的模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印象》这个品牌被人广泛套用，开发商陷入了成本回收的困境。社会的发展，使创意产业登上了历史舞台，却也加剧了“创意”沦为“平庸”的速度。创新需要的是各地因地制宜，推陈出新，敢于利用先进技术与原生态创造性的结合，积极推出适合各地的新的发展模式。比如民族生态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在不破坏原生态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发觉原生态文化的同时，应打造民族文化创意品牌，使青海的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局面。青海的文化资源丰富但分布零散，方向繁多，缺少拳头品牌。这种资源多而散的特点，没有优化整合而是各自为政，且方向太多将导致发展失去重点，使青海文化形成点式分布，这种缺乏合作的状况使青海文化资源如同一盘散沙。“夏都”、“大美青海”、“青海湖”等青海重点打造的文化特色品牌已形成了品牌效应。“环青海湖自行车赛”、“抢渡黄河”、“国际攀岩锦标赛”等体育赛事，“青洽会”等经济洽谈会，“花儿会”、“纳顿节”等民族节庆，这些已形成的文化品牌的辐射和扩散效应提升了青海民族文化的知名度，促进青海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这些文化品牌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的宣传和推广，塑造了地区形象，并转化为地方的无形资产，从而增强地区凝聚力和辐射力。

(三)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

政策是政府实现既定目标的有力工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文化既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资本，也是创意迸发和成长的必要外部条件，营造多元的文化氛围应成为青海培育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软环境的主要手段。首先是开放的文化政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是青海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施文化多元化的重点内容。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和规划等手段实现长期目标，也可通过定期主办各类文化活动营造文化氛围。其次，完善有效的投融资支持，吸引富有实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基金和风险基金支持。建设吸引创意产业人才的文化氛围、城市风格和舒适自然的生活配套区域。同时，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对市场的需求极为敏感，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应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青海发展较为特殊，文化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机制暂时很难发挥有效作用。其原因有三:一是，青海人口不足600万，人口基数小，直接导致相关消费市场较小，难以刺激规模产业的形成;二是，尽管青海优秀文化资源丰富，但面积辽阔，资源分散，集合度低;三是同质化资源较多，各地纷纷以藏民族文化为主打，市场作用下极可能导致重复建设。所以现阶段政府的调节作用仍然至关重要，在发展形成规模后，政府将相关发展引入市场。凝结市场的中小文化企业，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双管齐下，形成合力。

(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都是以人为本的理念的产物。它的核心都是要拓展人们的视野，提高人们在精神层面的享受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在西部多民族地区，许多地区依托旅游业来发掘文化，保护文化，传承文化，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文化创意还丰富了旅游业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是指有鲜明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丰富，能够激发人们产生旅游动力的，具有旅游开发价值和旅游功能，并能产生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效益的各类民族活动及其载体的综合。所谓青海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就是有开发价值的、具备旅游功能的，青海各地区的各个民族所拥有的民族风情及其载体。发展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生态立省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形成新的行业及衍生产品，延长产业链，使第三产业比重得到提高。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实施民族文化的品牌战略。发挥品牌优势，最大化品牌价值。二是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对民族文化资源产业转化，讲文化资源非物质的、古朴的、文化的艺术要素和现代的、品牌的、市场的乃至全球的开发理念结合起来，走市场化的民俗文化资源开发道路。三是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集群。首先，应根据青海本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特色，开发民族文化产业项目;其次，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民俗文化产业基地和园区，培育特色文化产业集群。

(五)完善民族文化创意发展产业链

产业链是产业环逐级累加的有机统一体。某一链环的累加是对上一环节追加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以获取附加价值的过程，链环越是下移，其资金密集性、技术密集型就越是明显;链环越是上行，其资源加工性、劳动密集性就越是明显。青海作为欠发达地区更多地从事资源开采、劳动密集的经济活动，其技术含量、资金含量相对较低，其附加价值率也相对较低;发达地区更多地从事深加工、精加工和精细加工经济活动，其技术含量、资金含量相对较高，其附加价值率也相对较高。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居于链环的上行，青海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可这些优秀文化资源却被东部发达地区所利用，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比如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的精灵，作为北京奥园会的五个福娃之一为人们所热议。以藏羚羊为原型的玩偶、动漫形成了很好的市场反应，可这一切的发展与它的原产地竟然没有多少的关联。又如昆仑玉，同样因为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奖牌材质，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在原石成为艺术品的过程中，昆仑玉身价倍增，可作为玉石的原产地青海因为缺乏相关技术，故不得不委托他人代为加工，看似青海昆仑玉产业热闹非凡，殊不知大部分的利益被他人攫取。因此，青海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完善产业链，形成自己的创作团队，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宣传等主要过程独立完成，提高文化产品附加值，向“原创品衍生产品制造商互动开发衍生产品消费者”的模式转型，依托浓郁的民族特色及区位优势，做到一地一品，实现一带一群，激发、释放创意产业的价值扩散效应。

(六)创新型人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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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学校都有地方性教材，其主要内容包括当地的一些民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一些劳动技艺等。但是，这些教材很少真正进入学校的课堂。也有一些民族地区的学校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开设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侗族大歌、芦笙等。但是，这样的教学活动在民族地区很少见，地方性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和学校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都显不足。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全国其他地区基本一致。

2学校视野下的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少数民族学校在传授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担负起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培养本土人才的重要责任。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存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功能缺失的事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传统文化流失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校文化传承的难度，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其次，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普世性知识为主，忽略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但是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也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有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但仅停留在翻译教材，根本没有涉及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仅仅流于形式。国家要求少数民族文化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导致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2.3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区教育分离

我国的民族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家庭、社区和学校一起发挥文化载体的教育功能的结果。然而，现今大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劳动技术的培养，脱离了当地实际生活环境。

3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透视

3.1对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误解

由于课程知识作为国家法定知识过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结果使得乡村社区人民的文化和利益被严重地忽视了，并且由于“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城市”与“乡村”、“西部”与“东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地方大民族”与“地方小民族”等等一系列过于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国家发动的过于强制的“政治运动”或“经济改革”实践，使得西部的、乡村的、少数民族的、小民族的文化被污名化了，被标定为“传统的”、“落后的”、“待开发的”、“待发展的”。虽然强调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意义，但是却没能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没能消除学生对本族文化的疑惑和误解。

3.2少数民族本土课程流于形式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容在进行跨文化教育时，大多数是效仿汉族。要改变这一点，第一个难关就是要突破目前教材的一统性，只有做到这一点，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得以保存，文化传承才得以进行。比如本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天天在用，但在统编教材中却无这方面相应的内容。即使在民族教育中排上了民族语文这一内容，但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从来不把这样的课文列为正式课程。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族语文是一根拐杖，学习民族语文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按照这样的理解，民族语文永远是辅助品。归根到底，民族语文还不算一门独立的课程。形成急需用的进不了教学内容，不急用的却塞进了教学内容。

4对策和建议

4.1强化民族认同，重视民族教育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取决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程度。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包括日常教学以及考核机制等。将民族文化传承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觉意识。

4.2注重本土教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重视教师作用

民族地区学校具有独特的环境资源、课程资源、师资队伍和普及传播优势，完全有条件开发民族文化校本课程，以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建议编写适合少数民族学生智力发展地方和学校课程材料，适当增加具有民族特点的教育内容，使学校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生有特长。教育实施的主体是教师，应特别注重教师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应为教师提供语言适宜、文化适应的素质培训。有学者认为，教师的价值观改变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教学能力提升，最后是文化反思。教师各方面的发展，为文化传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3开展多样的民族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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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极具民族文化特色，他们善于歌舞，民族节日、各类习俗众多。随着农田土地的急剧减少或消亡，城镇化造成的经济结构的改变，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被破坏，一些民俗活动也跟着减少或消亡。比如：苗族中的“开秧门”，是插秧前的仪式活动，没有了农田，自然不再插秧，“开秧门”民俗活动自然没有举行的必要。还有“种棉节”、“杀鱼节”等，农民变居民，随着他们原先拥有的田地消失，这些节日也失去了场所。同样，苗族的一些活动比如小孩满月后娘舅家里来人吃酒“跳板凳舞”，“打花猫脸”等习俗，由于现代民居多是楼层，那种原本在家门前跳舞的场地已经消失，加之居住到城镇后苗族人在新的环境里怕羞，怕出丑等心理因素，这些活动都逐渐消失。随着年轻人逐渐的融入城镇、通过电视及网络逐渐的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道德规范，随着老一辈苗侗老人的逐渐去世，传统文化后继无人，民族文化随着网络文化的大举入侵，一些民族习俗被否定或逐渐消失。

另一方面，政府在民族文化开展与保护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比如苗族的斗牛节、芦笙节等近年来举办得风生水起，颇有特色。但是，这样的活动受限于资金等限制，地方政府多为穷政府，穷政府实在是不能买单，很多事情口头说的一套，落到实处的却比较少。

二、城镇化背景下的网络文化与民族文化调适的重要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并因着这种价值倾向而获得或丧失自己的生命力。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化的平等性、开放性、共享性而引起的资源共享、学习、工作的方法方式发生较大变化使得民族地区在政府执法、办公、经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信息传播、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等方面的能力得到质的提升，少数民族那种曾经相对落后社会的状况迅速改变。另一方面，网络文化中非民族性的文化观念特别是西方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渗透，导致民族地区人们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发生偏移；网络文化的自由性，道德观念淡化等导致民族地区的人们对汉文化产生错误理解。网络文化包含着部分西方文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汉文化，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社会因为历史原因存在一些误解在这里得到放大，社会道德伦理带来了尴尬和无奈，部分城镇化的居民厌恶、拒绝汉民族的交往。网络泡沫文化的泛滥、网络黄色文化、网络暴力文化的肆虐造成民族地区青少年的人性危机，在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思想的侵蚀下，形成不健康的性观念和扭曲的心理，导致他们的个性趋于暴戾凶残，加之民族地区监管乏力，部分留守儿童、青少年甚至丧失行为的自控能力，危害社会。民族文化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迅速消失，离开原来土地的民族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生活速度慢，不适应城市生活节奏、觉得生活不幸福等情况在众多移居农民身上发生，这些情况不加以重视和解决，不仅不利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还导致为民族不和谐因素产生，影响社会团结。

三、对策与措施

少数民族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强民族团结，“被城镇化”的民族地区、民族村寨更应该注意做好网络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融入、调适及发展问题。

（一）加强宣传，在民族地区做好网络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区别和教育工作，增进民族团结。网络文化并非实际生活中的汉文化，它是英语文化及信息技术背景下的一种新兴文化，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一样正在受到网络文化的侵袭。民族地区在城镇化背景下要加强宣传和教育，给少数民族居民讲清楚两种文化的区别，同时要正确引导民族地区网络文化的发展，及时纠正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认识问题。

（二）地方政府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在城镇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要有意识的强调和开展民族文化活动，推动民间文化产业的发展。以黔东南地区为例，现在每逢重要的节气，民间会自发组织各种斗牛比赛活动、跳芦笙活动，大大提高和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但是由于经费不足、人们思想观念保守，活动的形式不够多样。也有引进民营资本开展大型的斗牛活动的情况，但是往往收费太高，不能真正满足老百姓的要求。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出面进行干预，加强管理，积极推进民间文化产业的发展，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多领域的指导和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活动，为民着想，真正以人为本，做到人的城镇化。

（三）政府出台强有力的政策，加强网络文化督查与管理。要建立必要的法律法规，加强文化市场监管，严格审查面向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软件，查处含有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和恐怖、暴力等有害内容的网络游戏产品，坚决查处传播、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网络游戏产品。同时，对涉黄网吧机相关场所加大监管力度，一旦发现，政府、产业界、工商管理部门要坚决打击取缔。

（四）深入城镇化居民区，加强创建文明网络文化的宣传。民族地区的农村由于大部分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儿童、老人自身对网络约束力较弱，这就要求政府出面进行教育和指导。让未接触网络和即将使用网络的人能够自觉远离网络上的不健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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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因为具有“不动而屈人之兵”的强势的思想意识渗透作用，其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与直接的、显性的传播效果相比，文化传播的效果是间接的、潜在的，同时也是深层次的、持久性的。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由于传媒和记者的文化责任意识还不够明确，以至于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疏漏和偏差。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我国传媒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积极有效的文化传播，以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实现文化建设，从容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坚持以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核为支柱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每一个环节都保持清醒的文化责任意识

记者的文化责任之所以更能够显出其“知识、思想、业务等综合功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以及文化传播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普遍深入性。

文化是什么？“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文化意义之一），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和特质（文化意义之二）；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文化意义之三）。”②由此可见，从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到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与个体普遍的历史发展过程等，文化由内而外、由精神到物质，无所不在，纷繁复杂。这就使得“传媒和记者在文化构成的每个环节中都在起作用。我们平时看似简单的一个传播行为，实际在完成积累、批判（鉴别）、创新（表扬）、推广四个动作。”③换句话说，记者的每一个传播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并完成的，因此都与文化传播、文化建设不可分割。

但是，由于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传媒和记者在职业化的工作状态中，往往首先意识到的是自己的传播责任和政治责任，而对隐含在每一个传播行为中的文化责任缺乏足够的重视。文化传播，并不仅仅指媒体对文化信息的传播，它同时还包括传媒与记者的职业行为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含量。比如传播内容的选择，报道语言的运用，评论事实的观点，舆论引导的设置等，从内容到形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元素都能够影响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就拿语言的运用来说，语言是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内容的，它是民族文化最明显的标志。规范的语言运用就是记者文化责任的一种表现，但是有些报纸在新闻事件的叙述中随意夹杂网络语言、英文缩写字母，采用暴力化用语以及历史名词、成语的滥用等，破坏了民族语言的纯洁和严谨。如果说文化无所不包、无处不在，那么传播过程中处处都能够显出文化的印记。因此，记者在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保持清醒的文化责任意识。

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保持充分的自信

现代生活中，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有着最广泛的影响力。但是，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传媒和记者因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缺乏充分的自觉与自信，在文化传播方面出现了一些导向性失误。例如对西方节庆信息爆炸式的大幅报道，对国外人造美女炫耀式的详尽介绍，对“小资”行为方式的崇尚，对富豪生活的膜拜，对流行文化的追风――受众长期受到这一类报道的浸染，加之美国大片、韩国电视剧、日本动漫等多国文化产品的输入与作用，纵横交错，潜移默化，无形中动摇了其建立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对民族文化传统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而受这种影响最深的就是青少年一代。

青少年处于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中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用本民族的文化产品去熏陶青少年，用本土的文化传统影响青少年。但是，我国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青少年在文化的交流传播中，接触到大量的外来文化并形成思想观念上的接受认可，因此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产生了严重的危机。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本身，可以说就是一种信仰。所谓“儒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观。我们可以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端，但是必须尊重和维护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一个文明如果要存在和延续，就必须保证它的关键信息和元素得以传承。”④传媒和记者的文化责任就在于：确立文化传播的导向，保持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充分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在传播过程中自觉做到传承与创新并重，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延续华夏子孙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用好媒体话语权。

注重对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阐释

“社会发展是建立在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上的。政治系统的障碍会给社会带来政治动荡，经济系统的失调会引起经济危机，文化系统的紊乱会造成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混乱，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都是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⑤文化和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彼此联系又相互影响。二者互渗互动，关系密切。而和谐社会的构建，文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因此，我国传媒也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传播促进文化建设。但是，目前文化传播还存在哗众取宠、重名不重实、片面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的浮躁之风。

例如获得社会高度认可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这恰恰反映出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决策中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装饰作用，是为经济发展和商业交流“搭台”服务的。文化传播的终极目的不在“文化”，而是借助于文化的魅力创造经济效益。因此，所谓“文化热”，看上去热闹，但实际上“热”的中心不是文化，甚至本末倒置，抛弃了文化本身。

理念的偏差带来的是运作的失当。例如媒体关于地方各种文化节的一些报道，重名目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内容，最终是以经贸宣传为焦点，以招商引资的成果为考量的，“文化”这个台子上的主角不是文化而是经济。再如媒体关于各类文化活动成果展示类的报道，社区文化、群众文化、广场文化、娱乐文化等名目不一，内容相同，看上去给人以文化建设如火如荼的感觉，但大多报道仍然仅仅着重于形式，并没有深入到文化本身。另有一些报道，牵强地将各种报道贴上文化的“标签”，用以显示对文化传播的重视。例如报道地方政府对企业家的奖励，标题为“亲商文化”；报道社会组织的商业拓展，标题为“营商文化”等。事实上，文化的无处不在使它并不需要时时处处都贴上标签，这就像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家，只言片语便可见其深厚。假如不是饱学之士，越是手举文化的标牌反而越会显示出自己的浅薄。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涵养，不能只是靠对活动名目和活动过程的浏览，它是需要媒体传递出实实在在的民族文化的本质内容的，如果仅仅是冠以文化的名目而文题不符，反而会消减文化一词的原有分量。

总之，记者在文化传播中责任重大。“文化决定了你的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决定了你使用的语言、你的非语言行为和你与他人的联系方式――文化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和无所不在的；它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⑥就像是牛仔裤、麦当劳、跆拳道，作为具体的文化产品或文化形态，带给人们的其实是一种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传播也必须重视对具体的民族文化形态、文化内容的选择报道，否则，所谓文化传播，就只能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喧闹的空壳而已，记者的文化责任也就无从谈起了。

注释：

①③梁衡：《一个记者的责任与成功》，《新华文摘》2007（9）。

②阿雷恩・鲍尔德温［英］：《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④⑥拉里・A・萨默瓦［美］等：《跨文化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