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湖湘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湖湘文化；交互文化；本土文化；楚文化；苗蛮文化

Multi-dimensional Source Exploring of Hu-xiang Local Culture

ZHU Han-min

( Yuelu Academy, HunanUniversity, Changsha410082, China)

[Abstract] Hu-xiang local culture is an interactive culture from dual influence of local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Hu-xiang local culture is not an independently-produced existing culture, but a result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various regional cultures.From this point, a local culture which is depart frominteractive cultures cannot exist independently. So , the source exploring of hu-xiang local culture would conduct a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from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s.

[Key Words] Hu-xiang Culture; Interactive Culture; Local Culture; Chu Culture; Miao-man Culture

我们在论述湖湘文化的来源时，强调其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双重来源及交互文化结构。 为了进一步证明湖湘文化来源的多维性及交互文化结构，我们还可以对所谓的湖湘“本土文化”作一步探索。我们会发现，如果往前溯源，所谓湖湘“本土文化”并非完全是土生土长的文化，而同样也是这种区域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离开交互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本土文化”。

一

首先从楚文化说起。人们在讨论湖南政区内湖湘文化的形成及源头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楚文化。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最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楚文化确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或者从广义的湖湘文化来说，楚文化是湖湘文化历史演变的早期形态。楚文化的空间范围很大，正如史书所载：“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 早在春秋中晚期，楚人已经进入湖南地区，但是，将洞庭、苍梧列入楚国的行政区，则是到了战国时期。

但是，楚文化本来是一种交互文化的产物，是来之于黄河流域 姓楚族文化与长江流域中游苗蛮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张正明先生认为：“ 姓楚族人源于黄河下游的祝融部落集团，庶姓楚族人源于长江中游的三苗部落集团，彼此由联结而融合，实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相涵化。” 所以，楚文化的探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黄河流域下游的祝融部落的文化源头，那是楚文化的主要源头。到了西周早期，“楚之祖封于周”，使得楚的先祖熊绎正式纳入西周的政治体系之中。楚人经过“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的经营开拓，逐渐发展成为比较强盛的封国，并且创建、发展出了辉煌的楚文化。另一方面，楚文化的源头存在于南方土著的苗蛮文化之中，作为北方方国之一的楚国在其南迁的过程中，不断汲收、融合南蛮之地的土著文化，这样，使得楚文化建构出一种“西周时非夏非夷，春秋时亦夏亦夷” 的特殊的区域文化。楚王熊渠甚至还以“我蛮夷也”自居，更是由于楚文化确是大量融汇了南方蛮夷文化。由于楚国将湖南纳入其版图更晚一些，故而湖南地区所形成的楚文化，包含着更多的湖南土著的苗蛮文化。

由此可见，作为建构湖湘文化的本土资源的楚文化，其实本身亦是春秋战国时代区域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楚文化本身就包含着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苗蛮文化的双重文化源头。或许，人们会进一步追问，在楚文化系统中，哪一种文化占主导地位呢？或者说哪一种文化是源而另一种文化则只是流呢？一些学者主张从楚族的源流说明楚文化的源流，认为楚文化“有介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的主源，即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风的原始农业文化，它左右着楚文化的发展方向”，故而主张“楚文化的主源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为楚文化了。” 亦有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南方地区源远流长的三苗、南蛮、百越文化才是楚文化的源头，而楚族的部族文化则只是流。特别是讨论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地区的地域文化时，坚持外来的楚族文化是支流，而湖湘地区本土的三苗文化、南蛮文化、扬越文化才是主流文化。 我们认为，从“交互文化圈”的理论框架来看，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应该均是楚文化的源头，至于哪一种文化是主流、哪一种是支流则取决于对楚文化结构中哪一层面、哪个角度来看。在楚文化体系中，可以分为以楚贵族、精英人物为主体的文化群体与以楚庶族、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文化群体。前者的文化主流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因为无论是从族裔血脉，还是从文化传统来看，他们更多地受到祝融部落文化、西周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后者则受本土文化影响更深，因为他们的族裔血脉、文化传统主要来之于本土的苗蛮部族。

二

其实，不仅仅是作为本土文化的楚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结果，我们进一步探究还会发现，在楚文化系统中作为本土文化之流的苗蛮文化本身，亦不可能置身于“交互文化圈”之外，即也是区域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

在楚文化南下之前，湖南地区的本土文化是苗蛮文化。但从现存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追述来看，苗蛮文化亦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文化，其文化源头仍然可以追溯到湖南以外的地区，或者说，也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所谓苗蛮文化，是三苗文化、南蛮文化的简称。“三苗”又称“有苗”，是尧舜时代居住于中国南方的氏族部落，据《战国策·魏策》所引吴起语：“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水在其南，衡山在其北。”《通典》亦载：“潭州古三苗之地。” 可见，湖南与湖北、江西等省一样，均是古三苗部落居住之地。三苗曾受到舜帝的征伐，古代文献早有“舜征有苗而死” 的记载。另如《史记》所载，舜“南巡守，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继“三苗”之后的夏商周时期，湖南的本土文化又称之为南蛮文化。当时，中原王朝将南方各种部族统称之为南蛮，故而有“南蛮、东夷、北狄、西戎” 之说，其实，南蛮部族就是三苗部族的后人。由于三苗在受到尧、舜、禹的征伐而瓦解，其后人重新聚集并形成为南方强大的部落联盟时，又称之为“荆蛮”、“南蛮”。可见，三苗与南蛮有着族裔关系与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故而可以统称之为“苗蛮文化”。

然而，苗蛮文化也不是湖南地区自然生长的文化，它同时也是上古时期因战争及经济原因引发部族大规模迁徙而产生的交互文化。三苗部落的族裔关系与文化传统来之于黄河流域下游的九黎部落，九黎部落的首领就是炎、黄二帝时代的蚩尤。据《尚书·吕刑》载：“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孔安国传云：“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孔颖达“疏”引郑玄语：“苗民，即九黎之后。” 另外，《尚书正义》引《国语·楚语》亦云：“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 这些历史文献记载了上古重要的史实：一方面，湖南、湖北等地的三苗部落系以蚩尤为代表的九黎部落之后；另一方面，三苗部落继承了九黎部落的文化传统，即所谓“习蚩尤之恶”、“复九黎之德”。这一点，正如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所说，“九黎乱德，家为巫史，民神同位”，而又说“三苗乱德，民神杂扰”，反映九黎、三苗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由于九黎部落及相关的文化均不是湖湘地域的本土特产，而是来之于黄河流域下游一带，故而对湖湘之地而言，苗蛮文化的源头也是外来的。据史料记载，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最初主要活动于以少昊为首的东夷部落的区域，即今日的山东乃至河南一带。蚩尤的九黎部落还与炎帝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大败炎帝。但是，蚩尤的九黎部落在以后与黄帝部落的战争中却失败。《史记·五帝本纪》云：“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蚩尤的九黎部落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开始向南方大规模迁徙，并成为三苗部落的主体。这就是所谓“苗民即九黎之后”的由来。三苗是由蚩尤部落的族裔组合而成，这一点，在三苗后代的苗族的传说、习俗及古歌中还能得到充分体现。譬如，一些地方的苗族传说就是以蚩尤为古苗民的首领，湘西苗族祭祀的古苗首领名“剖尤”其实就是蚩尤。

黄河下游的九黎文化因迁徙而演变为长江中游的苗蛮文化，一方面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南方文化的交流、传播，“三苗复九黎之德”即体现出这种部族文化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亦体现出南下的九黎文化在迁徙后与南方其他部族文化的交互作用，从而产生文化的演变。事实上，南下的九黎部落演变为后来的三苗部落，再演变成南蛮部落，就是一个在“交互文化”作用下不断汲收南方本土文化的演变过程。三苗文化、南蛮文化是一个不同于原来九黎文化的新的文化类型，夏商周时期将东夷、南蛮并列，显然是因为它们已经是不同的部族文化类型。当然，九黎部落南下时，地处长江流域中游的湖南原居民文化状况如何，不可能在文献上有确切的记载。但是，从距今5000年到2000多年前之间，关于湖湘地域中所发生的由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因交流互动而形成的地域文化的演变，却在大量的考古学材料中获得证实。

三

文献记载的蚩尤、炎帝、黄帝、三苗、南蛮、舜帝的相互交战及文化交流等只是一种历史传说，但这些传说应该是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据的。所以，区域之间发生的交互文化不仅发生在上述文献记载的传说中，亦存在于当代考古学所建构的知识谱系之中。受考古材料、研究程度的限制，我们还不能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部族文化作出具体的对应比较，但是从大的文化历史脉络中则可以明显发现，区域文化交互作用是如何制约着湖湘地域上古时期文化的建构。我们可以从楚文化期、苗蛮文化期的时间序列寻求考古文化的对应关系，从考古文化系谱中说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二重文化源头对湖湘地域文化的建构。

首先我们从考古学文化中考察湖南地区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开始进入湖南地区是春秋中后期，而将湖南地区完全纳入楚文化区则是战国时期。在楚文化进入到洞庭湖以南的地域之前，这里早就存在着年代久远的本土部族传统。譬如，有考古学者在研究商周时期湘江流域考古学文化时指出：“地方文化传统在楚文化进驻本地之前一直是湘江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主体因素，在樟树塘类遗存、山门脚类遗存、费家河文化、炭河里文化和春秋墓葬遗存中，地方传统完全起主导作用。”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后期，由于楚人大规模南下，从而引起湖南地区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所以，湖南地区所出土的战国时期墓葬所体现的文化均为典型的楚文化。值得指出的是，湖南地区的战国楚墓，一方面非常典型体现出楚文化的形态与风貌，从出土的楚简帛文献到工艺美术，从其表达的宗教观念到艺术精神，均达到楚文化中思想、艺术的高峰。但是，另一方面，湖南出土的战国楚墓及楚文物中，又一直有着自己的本土传统，正如前引之书所说：“即使是在楚文化控制的战国时期，地方文化传统仍以一定的形式存在，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许多湖南的楚墓既是楚文化的主导，但又参杂着本土蛮越的风俗传统。甚至到了秦汉时期，许多墓葬中仍然保留着先秦时期蛮夷文化传统，其实它们就是“楚文化入驻之前湘江流域的土著文化传统在秦汉时期的延续情况” 。

其次，我们再看看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前期，在时间上大约是距今5000年到2000多年前，也就是苗蛮文化时期，这段时期湖南的考古文化仍然体现出不同区域部族文化交流互动的特点。苗蛮文化并非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草根文化，它同样是多种文化不断交汇、融合的结果。特别是在洞庭湖东岸区、湘资流域的下游区，这些地方由于方便与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故而有多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同时存在于此，体现出不同文化传统交流、融汇的特点。学者们在研究了商周时期湘江流域不同的考古文化遗址时就发现：“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和制约关系是考古学文化存在的前提与发展动力。从文化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湘江流域整个商周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主要存在以下三大类不同的文化传统，即：本地文化传统、中原文化传统及周边地区传统。其中中原文化传统包含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等，周边地区文化传统主要有湘西北及鄂西地区、鄂东及赣北地区、赣南及岭南地区同时期文化和楚文化、吴越文化等。” 由于地理条件不同，故而各种文化传统的分布也不一样。位于北区的湘江流域考古文化比南区更易于接受中原文化，故而与中原地区同期的商周文化有较强的相似性；同时，北区的考古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演变节奏同步，而位于南区的湘江流域考古文化虽然也在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相对而言其接受的时间要晚、慢一些，而且其本地文化传统体现得更为突出。这些考古文化的分析证明了所谓的苗蛮文化期的湖南亦是深刻受到中原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影响的事实，表现了交互文化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其三，如果我们要再进一步追溯湖南地区考古文化，将时间追溯到距今1万年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证明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湖南地区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石门皂市下层文化遗址、长沙南托大塘遗址、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安乡汤家岗遗址等等，均是新石器文化遗址，时间跨度为距今9000~5000年。考古学家对这些考古文化作谱系结构分析时发现，“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 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均属南方系统，它们与北方文化系统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但是，大约在距今5000前后，这种二元谱系被打破，“北方系统的屈家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基本上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传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 到了距今4400左右，出现了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湖南已经挖掘出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100多处，从考古文化谱系来看，它们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体现出北方考古文化的强势影响。所以，考古学家认为，湖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演变，均“不是湘江流域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然演进，相反，来自外部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 湖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与文献记载上古时期源于黄河流域的蚩尤九黎部落南下，并成为南方苗蛮文化的主体这一说法相互映证。

篇2

本文将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从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精神内核、特质等方面进行浅析,探究湖湘文化和湘西文化的渊源与关系。

一、湖湘地域的远古文明和湘西文化的源头

“湖湘”一名最早见于唐初著名诗人王勃在其所撰写的《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虽复苍梧北望,湖湘盈舜后之歌;绿荇西浮,江汉积文妃之颂。”由此可见,湖湘之名由来已久,而湖湘文化则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历代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引自聂荣华、万里《湖湘文化通论》,P35)换而言之,作为一种具备时间(历史发展)和空间(地域存在)双重内涵的湖湘文化,必然是一种广义的文化。从时间维度(也就是历史发展轨迹)方面讲,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同湖湘本土的史前远古居民的活动息息相关。

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远在旧石器时代,湖南早有古人类活动;湖南境内屡次被发掘出来的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则被部分学者认定为湖南本土的土著民族文化,而这个土著民族就是殷商人尚未进入湖南之前的本土史前文化的创造者“苗蛮”的一支,也极有可能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赫赫有名而又扑朔迷离的“三苗”。至春秋战国时期,据史料记载,湖湘大地上主要居住着五个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和楚人,而其中前三者最为古老,是真正意义上的湖南“原住民”。古越人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分布于湘东北、湘东、湘中和湘南地区,后来由于历史原因,向西南和南方迁徙,成为湖湘侗族的先民。蛮人也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一般认为是殷商至西周时期的“荆蛮”,即远古时期曾经与炎、黄两大部族集团逐鹿中原的苗蛮――“三苗”的后裔。后来,在楚人的不断征伐和排挤下,向湘西和湘西南迁徙,成为了现今湖湘“苗”、“瑶”族的先民。另外,濮人也是湖湘大地古老居民的成员,聚居在湘西的濮人成为了秦汉时期史籍中记载的“武陵蛮”和“武溪蛮”的主要民族构成部分,也就是现今湘西和湘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的族源之一。在我国先秦的古代典籍中,对于居住在南方(包括湖湘)的各民族统称为“南蛮”,比如《礼记・王制》中所说的:“南方曰蛮”。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四裔》中将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他认为“南蛮”实际上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或者部落群。巴人相传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为廪君巴务相的后裔,在势力日盛的楚国的逼迫下,向川东退缩,成为现今湘西土家族的族源。

追溯历史,可以看出湖湘本土“三苗”族群文化生活的发展演化,直接催生了湘西文化的雏形,“三苗”族群向湘西、湘西南等地区迁徙,而当时湘西如天然屏障般的地理环境、封建社会落后的民族政策以及各种深刻的历史原因,得以完整地保留了湖湘先民的文化本色与精神特质。

故此,要细细体味湖湘文化的特殊秉性,只有深入神秘的湘西。那静静依偎沱江的凤凰古城,那里既是苗族文化的宝库,也是湖湘文化的缩影。

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湖湘文化与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

湖湘文化精神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 (引自罗敏中《论湖湘文化之源及其‘蛮’的特质》)历史上的先贤周敦颐、王夫之、王]运、谭嗣同以及的先驱黄兴等,都是这一文化精神特质的鲜明代表。学者钱基博认为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地理成因――“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盖四塞之国,……重山叠岭,滩河峻激……人杰地灵,大儒迭起,……盖地理使之然也。”(引自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12月版)在这样特异的地理环境之下,萌生出极具独立性的湖湘文化精神,这一精神的杰出代表――屈原,就是具备了“独立自由”之思想,才能谱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离骚》。

历史上,湖湘远古居民、“三苗”族群与汉民族、中原王朝相对而言,长期处于生存空间、文化话语、政治话语的弱势地位而被边缘化。也正因为如此,湘西少数民族文化被磨砺出顽强拼搏、敢于冒险、独立不羁、草野彪悍的精神品质,而这些品质与湖湘文化精神中的强悍、不畏艰苦、勇于探索、不肯屈服的精神特质是一致的。

三、湖湘文化的“活化石”――神秘、古朴、务实、劲勇的湘西文化

泱泱华夏,各民族、各地域的居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别。这些民族或地区的文化,既有普遍的、共同的、基本的人类性成分,又有其属于民族性、地域性、社会历史性的特殊个性。如果将湘西文化划分为湖湘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湘西文化不但具备与湖湘文化相同、相近的文化特质,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其缘由与湘西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湘西地区山高路险,崖壁陡峭,崇山峻岭层层阻隔,使得与外界的信息交流极为不便,于是,大量各具特色的民俗传统与民间文化得以完整、长久地保存下来;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被孤立,不能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上自然灾害频繁,使得湘西先民不得不借助祭祀神灵的方法来祈福纳吉,消灾避难。于是,众多生动的神怪传说、史诗佳话应运而生。此外,由于种种历史、政治原因,湘西各族群之间的相对封闭也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分布错落有致,各自传承特色鲜明。古时土家族的首领土司就实行“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禁令,迁出迁入者甚少,而土司辖地四周亦有封建朝廷的重兵把守,禁止汉人入峒。

湘西文化浸透了巫风楚韵,是一种以生命底蕴为人格理想、一种高扬着形式创造和内蕴着虚幻性审美智慧的文化,是研究湖湘文化的活化石。首先,崇巫好祀,顺天逍遥,天人合一。崇神信巫是湘西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汉书・地理志》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鬼巫,重祭祀”。在天人关系上,湘西文化主张顺应天意而行,天人合一,追求自由自在、逍遥快活的生活,这一点在土家族“人化宇宙”的观念上得到了印证。

其次,湘西文化具有原始古朴的品质。这种原始、醇正、古朴的品质闪烁在湘西文化的方方面面。湘西人偏爱红、黑二色,常以红、黑为主调去统一其他的色彩。红、黑二色在湘西文化中具有原始巫术崇拜的涵义。黄永玉的画作中经常运用这两种颜色作为主调,抛开美学、装饰性意味,就是其湘西文化底蕴的影响了。

再次,价值取向上务实进取,重情重义。湘西文化中饱含湖湘人务实进取,重情重义的价值观。在长期的征服自然和抗击的斗争中,湘西人表现出雄强蛮悍、不屈不饶、桀骜不驯的气势,体现出勤劳勇敢、务实进取、重情重义的心理和精神特征,落后的农耕技术和艰难的生存环境培育了湘西人务实进取的精神。

最后,湘西文化彰显出强悍、劲勇的民族性格。湖湘大地上巴人的民族性格素来就是强悍劲勇。史书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引自《 华阳国志・巴志》)湘西的土家族人就是继承了巴人的精神特点,《大明一统志》云“南浦县、涪陵郡,人多劲勇。”

篇3

【关键词】湖湘文化；中国水电八局；施工企业项目文化

一、湖湘文化的特质与施工企业项目文化的关系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作为管理哲学的企业文化，它是管理实践的结晶，又是管理科学的发展，在企业竞争和品牌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当今企业竞争格局更侧重于文化竞争的时代，企业文化建设就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竞争资源。水电八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与其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突出地表现在其企业文化建设中，充满了湖湘文化的特色。中国水电八局60年来，都立足于湖湘大地上，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其骨子中洋溢着湖湘文化的气质。因此，在工程建设中，湖湘文化的底蕴起到了重要作用。

湖湘文化是一种“力行的经世实学”，其最主要的特质主要表现为：经世致用、敢为人先、自强不息。湖湘文化特质对根植于湖湘地区的中国水电八局来说，影响甚为远大。

中国水电八局，1952年成立，总部设立于长沙，是一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水利行业设计甲级资质的国有大型建设工程企业，现有职工8923人，其中，著名的水电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谭靖夷，自解放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水电八局工作。水电八局是中国水电施工企业的领头羊，在中国水电建设史上，功勋赫赫，已参与建设包括三峡水利枢纽在内的大坝工程200余项，目前拥有300多个在建工程项目，其中包括世界闻名的溪洛渡水电站大坝建设工程。

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是中国第二大、世界第三大水电站，是我国冲击300米级拱坝建设的首批标志性工程之一，也是世界泄洪孔洞最多、尺寸最大的混凝土双曲高拱坝。溪洛渡大坝工程具有规模大、工期紧、地质条件复杂、施工技术难度大等特点，它标志着“后三峡时代”中国建坝的最高水平。2003年7月，中国水电八局参与了溪洛渡工程建设，中标承建拱坝项目，到2013年9月，已完成了主坝的主要建造工程，并以优异的质量成为屹立在世界高坝建设的最高峰的卓越企业。中国水电高坝建设史上，包括三峡在内的世界级的大坝，无不凝聚着水电八局的业绩。在中国目前的水电队伍中，中国水电八局的业绩最为突出。在溪洛渡水电站工程建设中，水电八局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们还取得了中国高拱坝建设史上最为优异的业绩。其原因从深层次上讲，是其浓厚湖湘特色的企业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湖湘文化影响下的施工企业项目文化特质

（一）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简而言之，就是从实际出发，不讲空话，把企业的发展与利益当作最高的准则。水电八局的“经世致用”，具体表现为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追求法治。法治价值观就是依法办事，一切行为都必须遵循法律法规。强化遵纪守法意识，尊重法律法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法律保护公平正义，以法律保障企业与员工权益，以法律维护良好秩序，以法律保证执行力。依法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服从和遵守企业规章制度，是企业法治的具体体现。在建设溪洛渡工程中，他们先后制订的制度文件总数达到318份，编制了80余万字的《管理计划》，一切生产活动，均以制度为准，提高了企业的品牌效应。

二是追求人本。人本价值观就是以人为本，把满足员工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致力于个人与团队、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企业的管理活动围绕激发和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展开，企业的发展成果与职工共享。湖湘文化的特点，是情义纯情厚。作为扎根于湖南土地上的水电八局人，多数来自于湖南，其情怀中极为重视情感文化的建设。在工作中，他们把人放在第一位。把情感管理当作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人的情感是一种无形资产”，“情感管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的人际关系”。表现为：在工资待遇上，加大员工的收入，从物质上保证员工没有后顾之忧；在亲情上，重视家庭文化在企业中的基础力量，一方面尽力安排员工夫妻双方在工地止班，另一方面，也重视家庭子女的教育，对员工子女上学遇到的困难，及时给予实践，对考上大学的子女，给予奖励。在同事情感上，他们十分重视同事之间情感的凝聚，经常举行活动，以加强同事之间的友情。在对民工的待遇，给予充分的重视，进行安全教育、技能培训等，并培养出民工骨干。

三是追求科学。科学价值观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大力倡导科学精神，用科学态度指导实践。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努力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适应新变化、新形势的要求。求真务实，尊重事实，尊重实践，尊重客观规律，察实情，说实话，干实事，求实效。水电八局在建设溪洛渡水电站中，遇到问题，不照搬过去的老经验，而是根据现实的条件与环境，转变思想，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四是追求和谐。和谐价值观就是把构建和谐，实现共赢作为理想追求。树立团结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理念，努力创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创造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外环境。

（二）敢为人先，勇于担当

“敢为天下先”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点。只有敢为人先，才能勇于担当。中国水电八局的企业精神就充分表现出这一特点。水电八局在建设溪洛渡水电站建设中，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能当重任，能打硬仗；勇于负责，决不推诿；困难面前，毫不畏惧；压力越大，斗志越高。奋勇争先，敢于做前人没做的事，走前人没走的路；勇攀高峰，敢于挑战世界难题，创造奇迹，创造历史。

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突出表现在建设溪洛渡300米世界级拱坝过程中，能否按时高质量完成的过程中。此前，有企业在小湾水电站高拱坝建设中，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业主对水电八局能否高质量完成溪洛渡大坝建设的任务有过担心。而且，由于大坝基础地质缺陷处理设计变更，河床坝段基础开挖和固结灌浆量大幅度增加，至2009年底，大坝工程工期已延误了11.5个月，如果不把浇筑强度抢上去，工程按期蓄水发电、竣工将会被推迟。种种困难，把一路过关斩将的八局人逼入最终能否实现合同目标的绝地，也激励起八局人的顽强斗志。为此，2009年末，水电八局派出工作组为工程建设会诊破题。最后决定：2010年初，施工局锁定了浇筑混凝土153万立方米的年度目标，把耽误的工期抢回来！153万立方米？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都不相信，设计单位认为，满打满算2010年只能浇筑120万立方米，如此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但最终结果让所有专家都不得不信服了他们的思路。2010年初，水电八局调兵遣将，建立健全高规格的建设平台，以履约为目标，推动工程建设为抓手，加强资源配置，迅速适应高强度的混凝土施工需要。与此同时，溪洛渡大坝施工局门前挂出了这样的巨幅标语，“开发金沙江中国水电为主力掘低碳经济，建设溪洛渡八局拱坝以质量铸国际品牌”。公司副总经理、施工局提出了“三控制一服务”的理念，即控制进度形象、控制安全质量、控制成本效益，为业主服务；和“建设西部典范工程，铸造八局拱坝国际品牌”的工作思路。集全体员工的智力和能力破解工程履约、项目经营的难题。施工局从生产关系入手，调整生产组织机构、管理模式，理顺关系，挖掘潜力，释放生产力。

（三）自强不息

《易·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在水电八局企业文化建设项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面对困难，敢于创新。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管理的活力之源。创新是更新，是改变，是创造，是主动适应变化。所谓创新，就是别人不敢想的事，不能做的事，要敢想聚做。创新的思想动力在于思想的解放，在于不囿于原来的经验而裹足不前，而是面对面新问题，敢于否定以前的做法，提出新思路，采取新措施，从而取得新成绩。

水电八局在溪洛渡工程中的创新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管理创新。管理创新表现为制度上，建立适应项目建设的制度，而废除不适应项目建设的制度；表现在情感上，就是重视情感文化的价值，指导当代社会主义程度价值与中国传统优秀的儒家思想尤其是湖湘文化中的优秀价值观念引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尊重人、信任人，以人为本；表现在施工过程中，就是强调了协调生产，使整个多项工种工序的施工合为一体，达到了互不干扰，互相促进的效果；表现在使用劳务上，开创了以前从没有采取的制度，即终止劳务分包，而代之以直接管理，让劳务与水电八局直接订立合同，不仅保障了劳务的工资收入提高了，而且还大大提高了劳力的生产积极性，保障了生产效率。

二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施工过程中强调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核心意义，在施工中一方面重视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力，让技术人员成为企业生产国发展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同时重视广大普通员工的创新力，使每一位员工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专家。溪洛渡大坝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企业员的的技术创新，从而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保证了施工的质量。

三是工艺创新。工艺创新主要表现在施工方法中采取了新的工艺，从而不仅保障了施工质量的提高，还保证了施工进度的提高。

三、湖湘文体影响下的施工企业文化建设成效

文化引领发展，品牌铸就辉煌。溪洛渡大坝施工局的施工企业文化建设寓于实施项目目标创建过程中，寓于安全质量人本管理之中，寓于党风廉政建设与党建工作责任制之间，寓无形于有形之中，在过程中创建精品，在精品中体现品牌，在品牌中提升企业竞争力。通过实施以优质的工程形象、优良的服务形象和优秀的员工队伍形象的“三优”形象工程和以创建“学习型项目部”、“学习型组织”“青年文明号”及“劳动竞赛”等活动，开展的“员工素质工程”和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职工，树立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党员先锋工程”，使员工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感受到了个人价值在团队中的作用。在项目文化建设中，文化越来越成为使项目团队经起得考验，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的精神力量：

“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项目精神令员工振奋；“铸拱坝品牌，建功金沙江”的愿景令员工鼓舞；“诚信履约、创造效益”的项目使命令员工坚定；“法治、人本、科学、 和谐”的项目价值观使员工经得起考验；“诚信、规范、创新、卓越”的项目管理理念使员工正直诚信；敬业爱岗、进取创新、追求卓越。

溪洛渡大坝施工局实现了文化在各层面的渗透，实现了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结合。

溪洛渡大坝施工总体质量优良率97%以上，混凝土浇筑各单元工程合格率100%，优良率97.1%，多次荣获业主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最佳文明单位，创造了26天钢衬施工的工期最短奇迹，在前期施工工期滞后11.5个月后，优化设计、精心组织，从年计划到季计划，从月计划到周计划再到日计划，周密部署，均衡推进大坝施工，最终用3年的时间赢回了滞后的工期，甚至更快速更优质地超额完成计划目标。科技创新成果丰硕，爆破技术创新获国家技术革新大奖，止水部位专用模板、复合止浆片专用挂筒、模板倒立等30余项技术创新或施工工艺的革新。提高了八局坝工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项目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有效融合，施工局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梯队人才活跃在生产一线，一批70后、80后大学生快速成长成才，纷纷走上了项目技术负责和项目经理及项目生产重要岗位，发挥了重要骨干力量，一批有经验、有学识的业务骨干正在逐步走上公司中层以上领导岗位，这都为公司的后续发展做好了充足的人才储备。丰富多彩的文化，彰显了员工精神风貌，特色的项目文化建设引发了“涟漪效应”，施工局工程形象面貌得到业主及专家组的高度评价，充分彰显八局坝工雄厚实力。

自中标以来，中国水电八局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这条大江上创造了人间奇迹：

坝肩槽建基面开挖施工技术获得中国爆破协会“特等奖”；完成了综合难度位居世界前列的大江截流；攻克了罕见的地质缺陷处理难题，抢回了由于大坝基础地质缺陷处理设计变更而延误的11.5个月工期；创造了月浇筑强度最高纪录、钢衬施工历史新纪录和缆机主索更换新的行业纪录。溪洛渡水电站专家组专家称赞说：“溪洛渡大坝建设监控技术、温控技术精细化，是世界筑坝技术中将数字化技术运用最好的大坝。”

2013年4月，业主称赞说：溪洛渡大坝堪称“拱坝精品，西部典范”。5月1日，业主还将这八个大字镶嵌在大坝中央最显目之处。这是八局坝工向国家、向人民递交的最完美答卷，为水电大坝建设树立了典范，改写了人类的筑坝史。

参 考 文 献

[1]曾凡.湖湘文化与吴越文化经世观的比较[J].桂林：社会科学家.2007（1）

[2]葛荣晋.儒家的性情论与企业的情感管理[J].济南：理论学刊.2002（2）

篇4

关键词：湖湘文化；断裂与整合；楚文化

关于文化，其内涵是人类主体通过各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实现对社会和自然客体的适应、利用和改造。[1]因此，文化是自然系统对社会系统；历史条件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文化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共识的结果。

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势力的扩张所带来的楚文化，对湖南地区的文化形成有着深远影响。直至战国后期的楚国灭亡，巴人的进入所带来的巴人文化。此过程为早期的湖湘文化的分裂与整合。

一、春秋时期湖南文化的分水岭

湖湘文化发展过程早期追朔至尧、舜时期，当时已然存在着当时势力及广阔活动范围的“三苗”国部落集团。禹将三苗国瓦解后建立夏朝，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500年间再无三苗国记载，直至商朝晚期，湖南地区出现了于三苗国有传承关系的“荆蛮”部落，越人的出现也为楚文化的进入打下基础。

1. 三苗部落的分布与灭亡

我国在尧、舜、禹时期曾在现湖南地区存在过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三苗”或称为“三苗国”。所谓“三苗国”名字的来源，古人在数字排序中常以“三”为多，故所谓“三苗”，多指此部落集团包含了许多氏族、胞族和部落。孔安国传云：“三苗，国名……为诸侯”。《帝王世纪》载：“诸侯有苗氏”。《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日：“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典籍中提到的如“苗民”、“有苗”均为氏族部落的名称。而将称为“国”、“诸侯”，则是说明其占据了一定地域范围的部落集团。

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三苗集团的分布情况和活动区域记载较多，但大多说法不一。综合资料及考古发现，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三苗国”，其分布及活动范围大致处于江汉、江淮流域以及长江中游南北、洞庭、彭蠡二湖之间地域内，而湖南是“三苗”集团分布和活动的重要地区。

由于尧、舜、禹在位时，为巩固其地位而不断地且大规模的征伐，“窜三苗于三危”、“放O兜于崇山”在这过程中，三苗集团被打垮而以瓦解告别历史舞台。禹传位启后，建立了夏朝，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夏朝统治的五百年间，诸多古书及记载中并未曾发现有关“三苗”或“三苗国”的相关记载。

2、越人文化与荆蛮部落

在商朝晚期于周朝初期阶段，出现了史籍所载的“荆蛮”、“蛮荆”，有时又称“荆”，或“荆楚”的庞大部落集团。

“荆蛮”其主要分布在古荆州地域。而古荆州的位置大致为今湖北、湖南二省及与之毗邻的河南、安徽、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区。《毛诗正义》云：“蛮荆，荆州之蛮也”。指的是分布于荆州地域之内的“蛮”。这正是三苗部落集团“左洞庭、右彭蠡”、“汶山在北、衡山在南”的的主要分布区域。由此可见，“荆蛮”与“三苗”在分布与活动范围方面相吻合，可以说明荆蛮与三苗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

湖南当时为“荆蛮”地域，到商周时代，湖南地区分布着大量越人。越人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初具特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周时代的越人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出，湖南境内的越人是构成“荆蛮”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楚文化之前的分水岭文化现状

1、西周时期的文化融合

西周时期，楚国对南方“荆蛮”地区的多次用兵，虽战乱纷飞，但同时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南传与南方土著文化的交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几个族名徽记多次出现，如“凤”、“戈”，以及凤鸟。考古学界考证，这些青铜器可能是商未周初中原以“凤”、“戈”和凤鸟为族徽的氏族，一部分人南下带来的。[2]这说明，西周时代，不仅中原文化在继续传入湖南。而且某些华夏族成员也开始南迁。中原文化同土著的“三苗”、“荆蛮”文化在西周数百年间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为湖南地区越人青铜文化的发展和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打下了基础。

2、春秋时期的文化发展

春秋时期湖南境内依然分布着大量越人，并且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1982年在长沙县金井茶场发掘了一处越人墓地。出土青铜器共七件，其中有匕首和鼎，与中原的作风不同，又与楚器迥异，可以说是南方土著民族独特的产物。说明长沙一带在楚人进入以前，仍为越人活动和分布的地区。此外，近几年来，湘江流域的平江、湘乡、衡南、资兴等地也都有春秋时期的越式铜器出土。这都为春秋时期湖南古越人的分布提供了证据。

三、楚国的扩张与楚文化的进入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当中以楚国势力强大，在当时已成为雄踞大江南北、称霸中原地区的大国。

1、楚国势力的大规模扩张

楚国势力在春秋时期曾扩张扩张进入湖南，一条线路在春秋早期，沿洞庭湖西向湘西北地区扩张，第二条线路在春秋中叶，沿洞庭湖东，经岳阳、长沙到达五岭地区。楚国势力的扩张带动了楚国文化进入湖南，与湖南本土文化的融合并发展。

战国时代，楚国再一次大规模扩张，西线拉长过贵州直至云南。东线拉长至广东、广西地区，楚国版图变大，楚国的文化传播影响变广。

（1）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一次扩张。

在春秋早期，楚国势力已进入湖南地区。其中据考古资料表明，楚文化的传播主要有两条线路。其一是沿洞庭湖西部，经湖北的松滋、公安，先由水路过松滋河、荆江，再由陆路逾过现湖南张家界地区的天门山，武陵山，进入洞庭湖西部和澧水、沅水中下游地区，即现在的湘西北张家界、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常德等区域。从考古来看，湖南在洞庭湖西部澧水下游的澧县发现春秋中期楚墓和楚文化遗址，还有沅水中游麻阳和辰溪之间九曲湾铜矿遗址，经考古鉴定是春秋时代楚人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处。这都说明春秋时代楚国的势力和楚人已由西线进入了湖南。

而楚文化的另一条传播路线由沿洞庭湖东部，进入（今称）岳阳、长沙地区后继续向南扩展，直达五岭地区。但其年代稍晚于西部路线。从史料看，楚文王（公元前689-676 ）徙罗子国于现今岳阳、汨罗一带，为楚国势力由东部路线进入湖南之始。然后是楚成王（公元前671-626年），征服南方“夷越”，拓地“千里”[3]。近几十年来，湖南考古工作者已在长沙、湘潭、湘乡、衡阳、资兴等发掘了大批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楚墓。这反映了楚国势力自春秋中叶以后，由北而南逐步进入洞庭湖东南部和湘江流域的史迹。

（2）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二次扩张

战国时，楚国势力向湖南又有两次大的扩张。一是楚悼王时（公元前401-381 ）“吴起相悼王，南并荆越，遂有洞庭、苍

梧”。[4]即从洞庭湖地区直达五岭南北，均进入了楚国的版图。另一次，是楚威王（公元前333-329）遣大将庄F溯沅水而上，扩地黔中以西，进入现今贵州东南部，以至云南。

近些年来，湘南地区以及广西恭城、平乐，广东清远、广宁等地，先后都发现了战国时代的楚墓群。出土的文器物与长沙楚墓，甚至和河南、安徽的楚墓中的器物都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也就表明了战国时代，楚国和楚人进一步向南拓展的结果。

（3）楚文化的进入与当地文化的结合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和楚国势力日益扩大，但在原“荆蛮”地区内同时仍存在其他民族酌先民和氏族部落。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蛮”、“濮”。或许是因为其氏族部落众多，又称“群蛮”和“百濮”。“濮”实际上也属于“蛮”。故韦昭云：“濮，蛮邑……叔熊逃难奔濮，而从蛮俗”[5]。“蛮”、“濮”原本同楚人一起都包括在“荆蛮”集团之内，只是其发展落后于楚人。

进入湖南的楚人，同湖南部分土著“蛮越”民族以及殷商、西周进入湖南的华夏集团中某些氏族的融合，构成了后来湖南民族的最初先民。

四、战国后期湖南巴人与巴文化

巴人进入湖南是在战国后期。唐梁载言《十道志》载：“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辰州，蛮戎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或曰巴子兄弟立为五溪之长”。说明了“巴人”在国灭之后所残留的人民中有一部分随战乱移民流入湘西地区。所谓“楚子灭巴”，应是始于楚国占领巴国的国都――枳。在《战国策》中记载“楚得枳而国亡”[6]。即楚占领巴国国都――枳之后不久，秦就攻克了楚都――郢。

巴人进入湖南，同时带来了不同于“蛮、濮”族和越族文化的“巴文化”。根据四川发掘的大批巴人墓，所挖掘出的文物与湖南湘西的沅水中下游和澧水中上游的战国墓中多有雷同。1985年7月发掘的益阳一座楚墓中，出土了“巴式戈”。这也就反映了巴文化同楚文化的交织和对它的影响。

战国以后，关于湘西地区民族成分的史料中，确实也还有“巴”人的记载。如《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载：“武陵蛮”中有“巴、醴、由、诞（蜒）邑侯君长”。这里所说的“巴”，应是指流入武陵五溪地区的巴人。正是这部分生活在湘西及邻近的川东、鄂西地区的巴人，长期保存了‘巴文化”的特色，并同在其进入之前已分布于这一地区的“蛮、濮”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秦汉以后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征的民族，即今天的土家族。强势文化成为主导文化。推动了信巫蛊、敬鬼神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

湖湘文化既包括光辉灿烂的远古青铜文明和中古时期的湘楚文化，还包括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为核心的湖湘传统艺术，以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的人文精神。在楚文化进入湖南前的远古时期，湖南主要以“三苗国”和“荆蛮”部落为主导，生产力低下。中古时期的楚国势力扩张带动了楚文化的进入，说明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带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何介钧，《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湖南考古辑刊一》第二辑。

[3]《史记・楚世家》。

[4]《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夷传记》。

[5]《国语・郑语》注。

篇5

关键词：虚拟现实；湖湘文化景区；3ds Max；Zbrush；

中图分类号：TP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00（2017）004008603

1虚拟景区与旅游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 VR）也称灵境技术或人工环境，是一种可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系统，这种系统生成各种虚拟环境，作用于用户的视觉、听觉、触觉，使用户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沉浸其中[1]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领域相当广泛，目前主要应用于旅游、娱乐、教育、艺术以及军工等方面。 虚拟景区与虚拟旅游是在现实旅游景观造型的基础上，通过模拟仿真来构建一个能使用户产生沉浸感，并具有交互性的虚拟环境[2]。我国虚拟旅游景区表现形式有3种，分别是二维虚拟旅游景区、三维虚拟旅游景区和 360°全景漫游虚拟旅游景区。与旅游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虚拟景区起步较晚，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整体水平不高，交互性不强，吸引力不够。目前国内虚拟旅游系统由于在景点还原表现形式上的缺陷，导致旅游系统交互性不强，用户只能被动接受景点图片，无法主动对景区进行深入的交互和探索，导致旅游系统对用户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2虚拟旅游系统设计思路 地处衡阳的石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本文以石鼓书院为蓝本，设计开发一个虚拟旅游系统，实现传播湖湘文化的目的。 所谓虚拟旅游系统就是用户与虚拟旅游景区的交互平台，除了构建虚拟景区环境外，还需要一个角色在虚拟环境中被用户控制，通过鼠键控制人物视角，遍历整个旅游景区。本例以3ds MAX软件构建三维虚拟旅游景区，再加以Unity3D等游戏引擎在电脑中再现现实世界。湖湘文化虚拟旅游系统三维模型设计与实现过程如图1所示。湖湘文化虚拟旅游系统的实现包括虚拟旅游环境的开发和虚拟交互平台设计。虚拟旅游环境开发包括模型和三维场景构建；漫游平台设计包括三维图形显示和输入命令控制。

3虚拟旅游系统模型构建

3.1系统模型构建

3.1.1现场数据资料采集 为了能准确直观地进行景区建模设计，需要到石鼓书院景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对景区重点建筑进行测量，得到场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距离，建筑的长宽高数据，然后根据采集数据和地图以一定比例进行缩放，形成一个固定的比例尺，使模型各部分比例缩放相同，模型更逼真。同时对石鼓书院景区建筑细节进行拍照，利用3ds MAX中的网格进行建模以增加模型的精确度。3.1.2地形模型建造 虚拟旅游区场景最基本模型是地形，地形的比例直接影响各建筑之间的位置，所以地形模型与现实地形比例应与建筑模型比例尽可能一致，这样才能把地形对建筑的影响控制到最小，从而达到更逼真的效果。 本例中利用百度地图的准确性，把石鼓书院整个平面图导入3ds MAX中，将整个地形勾勒出来，然后确定各建筑的位置，再根据各建筑所处地形，在3ds MAX中采用多边形拉伸、挤压、衰减等命令完成地形模型的构建。地形包括平坦地形如道路、台阶等，凹凸不规则的自然景观地形可采用层叠法得到。3.1.3植物模型建造 植物属于自然景观，是虚拟旅游区景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现实景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多样化点缀人文景观，衬托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由于植物在景区中分布广泛，场景范围较大，而且植物多样化，考虑到实时漫游需求，在虚拟场景中应减少真正的植物模型，以植物贴图办法来显示效果。同时为减少工作量和资源消耗，在自然景观中拟采用相同的植物模型，采用层叠法达到效果。 在 3ds MAX中使用多边形挤出工具做出树干，然后用若干平面交叉在一起形成树叶，得到一个植物模型，在虚拟场景中同类树可共用一个模型，以节约系统资源。3.1.4水体模型建造 石鼓书院位于湘江和蒸水河的交汇处，水体为动态水体，需要表现出波纹、涟漪以及倒影等效果，在3ds MAX中运用噪波衰减配合关键帧实现波纹运动，产生水面涟漪的效果，在Unity3D中直接创建，再根据需求分别进行渲染3.1.5建筑模型建造 石鼓书院是个古人文景区，建筑皆为古建筑，雕梁绣柱、殿堂楼阁、高台厚榭、朱甍碧瓦，一些细节如建筑檐角、雕纹等很难在虚拟系统中刻画还原。 石鼓书院旅游区建筑平面图采用 AutoCAD完成，然后导入到 3ds MAX 中建模。阁楼内部结构复杂，采用粗略建模。根据阁楼对称特点，得到阁楼内部基本结构，然后根据采集的景区照片分别对建筑的屋顶、外侧门窗、四周屋檐采用精细建模、次精细建模方式。外侧面大部分采用精细建模，再在Unity3D中整合。建模过程中模型面数要尽可能精简，以保证系统流畅运行。3.1.6人物雕像模型建造 人文景区大多有许多雕像，石鼓书院也不例外，像石鼓书院的石鼓、大观楼前的先贤孔子都是雕像，在3ds MAX中建模需要花很多时间。本例运用ZBrush 软件，采用雕刻方法刻画人物雕像，得到次模型后再导入3ds MAX中对雕像细节进行调整，使其与现实更逼真。

3.2系统模型优化

由于虚拟旅游系统资源有限，为了能蛟谟邢拮试聪率钩绦蛟诵辛鞒，在模型建完后需要对模型进行优化。在3ds MAX中，模型的面数对系统流畅程度影响最大，模型的面数越多，系统消耗资源就越大，从而导致游戏流畅度降低，所以模型优化工作之一就是减少模型的面数[3]。 减少面数并不是对模型面数随意减少，只有那些直接添加材质而没有贴图并且看不到的面才能优化，否则会导致模型或贴图变形而影响模型外观。 因为没有参照物，初步建立的模型一般存在数据量大、比例不协调等问题。比例协调物体的建模效果能增加三维场景的真实感，这需要在建模时注意协调模型间的比例，并适当降低模型的面数。场景三维模型初步建成后，在3ds MAX环境中除去冗余的多边形，同时调整贴图模式，减少Vary灯光使用等，通过这些措施优化模型，以达到提高系统运行速度的目的。

4材质及贴图制作与优化

材质及贴图是三维建模完成后在物体着色方面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拟真的方法，能使整个虚拟旅游系统真实感更加强烈，本例贴图和材质制作过程包括现场照片采集、处理图片、贴图渲染。 石鼓书院属于古式阁楼建筑，大部分是木质结构，材质相似，而且建筑的部件都是单一材质，无需UVW贴图。为了减少工作量和系统资源消耗，模型大部分多边形直接赋予材质球即可。本例先采集建筑物材质照片，然后通过3ds MAX软件进行材质模拟，得到接近最真实的材质后导出材质球，最后在模型完成后直接赋予材质。小部分使用贴图方式，如门上的对联、石碑上的碑文等。 对三维模型赋予材质和贴图后，需要对模型赋予塌陷命令，将模型转化为可编辑多边形，目的是减少建模过程中出现多余的命令，降低内存和CPU的占用率，提高电脑运行速度。对模型使用塌陷后会把所有附加在三维模型上的修改器、材质贴图等固定在模型上，此步骤在模型完成建模与材质赋予之后进行，否则塌陷后模型将不能进行修改。

5引擎设计与实现

模型设计完成后，将其导入Unity3D中实现交互功能。Unity3D是由Unity Technologies开发的可创建互动内容的多平台综合游戏开发工具[4]，如三维视频游戏、建筑可视化、实时三维动画等类型创建。

5.1模型导入准备工作

由于Unity3D与3ds MAX两个软件的开发商不同，模型不能直接从3ds MAX导入到Unity3D中，需要在3ds MAX中进行一些设置，使模型在导入Unity3D后不会出现错误。 在软件3ds MAX导出模型前，需先在3ds MAX中将系统默认单位设置进行修改。3ds MAX中，默认的单位是毫米（mm），而在Unity3D中默认的单位是米（m），两者相差百倍，如果不进行相应处理，会出现unity中模型非常小的情况。 另外在三维模型导出前，必须在 3ds MAX 中把模型的方向轴 y 轴设置为向上。因为在3ds MAX中，模型的z轴是向上的，而Unity3D中是y轴向上。导出模型前必须确认所有多边形整合好且方向轴Y向上，如果部分多边形方向轴y轴没有向上，则这个多边形在Unity3D中将会与模型脱离，形成模型散架。 在3ds MAX中处理完后，将模型以.maxl文件格式导出，然后导入到Unity 3D软件中形成虚拟旅游系统场景。

5.2功能实现

虚拟旅游系统包括人机交互、碰撞检测等功能。人机交互功能是实现漫游的重点，本文使用第一人称控制角色遍历虚拟场景，从而实现人机交互。碰撞检测是控制角色与模型间的物理反应，在Unity3D中，对物体分别添加相应的碰撞器，设置障碍物，当角色遇到障碍物时，不会出现穿插、陷落等bug现象。模拟物体遇到障碍物时的物理反应，如当角色遇到墙壁时不能继续前进等。 添加碰撞器后，需要对模型添加场景光照（Lightmapping），以增强场景立体感，使场景看起来更加真实。在Unity3D中，先选定模型然后在Inspector视图勾选Static复选框，使得模型标记为Static，Unity3D会默认这些物体为不移动的静态物体，然后这些标记为Static的模型会受到场景灯光的影响。接下来修改灯光参数，如光源方向、Bounces 数值、Resolution数值等，最后生成Lightmaps。 Unity3D自带人物插件，下载安装即可，只需要修改一些参数即可控制角色动作，如前进、跑步、跳跃等，用户可通过鼠键来控制角色漫游，实现人机交互。

6结语

本虚拟旅游系统借助3ds MAX建模还原虚拟场景，结合Unity3D的虚拟现实交互技术，设计制作了石鼓书院虚拟旅游系统，使景区具有更强的展示效果和视觉表现力，促进公众关注和了解湖湘文化，实现便捷的互动旅游。

参考文献：[1]张占龙， 罗辞， 何为，等. 虚拟现实技术概述[J]. 算机仿真， 2005， 22（3）：13.

[2]蔡翊. 基于Unity3d的金丝峡地质公园虚拟旅游系统的研究与实现[D]. 西安：西安科技大学， 2012.

篇6

摘要：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服饰是展示文化的有效形式之一。因此，研究如何将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引入动漫艺术人物造型设计对角色创新与本土文化的承传与发扬具有双重意义。本论文不仅是对民族服饰文化视觉符号的内容、表现形式以及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的有关资料的整理，更重要的是研究了湖湘民族服饰元素与动漫角色设计的对接点的课题。同时，还对如何更好地运用民族服饰文化的视觉符号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角色形象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湖湘视觉文化；民族服饰；动漫人物造型

动漫人物造型设计是用形象的视觉语言对动画，漫画中人物角色的具体造型设计。其中，动漫角色的服饰设计作为动漫人物造型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突出动漫人物角色性格，展示角色魅力等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关键是通过造型手段赋予动漫人物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人，在动漫作品观赏中，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自的审美取向也不同。本课题不仅提出了动漫角色服饰设计应结合湖湘民族服饰元素，更在民族文化艺术的承传和现代动漫角色服饰设计的发展与多元化两方面具有创新性的启示意义。

1湖湘民族服饰元素的特点与形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独特的地理条件、社会环境、文化观念造就了具有比较明显地域特点的湖湘民族服饰。将湖南地区服饰特色与动漫人物造型设计有机融合，不仅对于表现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区域文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1）湘绣是湖湘特色民族服饰文化之一。湖南地区手工业相当发达，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刺绣艺人把中国画的许多优良基因移植到绣品上，创造性地将我国传统的绘画、诗词、书法等各种艺术与刺绣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湘绣以中国画为基础，精细入微地刻画物象外形内质的特点。绣品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明，形神兼备，曾有“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殊荣。

（2）服装配饰也是服饰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它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人物情感个性，职业爱好等。湖湘地区流行银制配件，常见的有头饰、耳饰、颈饰、服装挂件和手饰。近年来，银匠从刺绣作品和建筑中寻找灵感，取其精华，发展了相当一部分“跨界”的臻美艺术品。

2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在动漫人物造型中的运用

2.1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引入动漫人物造型的可行性分析

毋庸置疑，服饰是文化的皮肤。在动画服饰设计中这种精神功能更加突出，所以服饰设计是解析动画角色最直接的方式。湖湘民族服饰元素造型美观，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湖湘文化的最直观最集中体现。正是基于这两点，将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引入动漫人物造型不仅可以丰富动画角色的视觉美感、辅助塑造角色性格，更能向全世界展现湖湘子弟精神世界。

2.2如何在动漫人物造型中运用湖湘民族服饰

1）服饰设计需承传“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民族文化思维。湖湘传统民族服饰元素中很多运用了寓意与象征的手法，通过刺绣的手法将服饰元素设计为吉祥符号，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的敬仰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刺绣主要用于服饰、鞋帽、枕头、帐帘、香包等日常用品。刺绣的图案内容有各种人物、动物及花卉等吉祥图案。工艺精细且色彩鲜亮，富有喜庆气氛。又如，湖湘习俗中“莲花生莲子”寓意着生命的绵绵不断和出淤泥而不染，动画片《哪吒闹海》中的“哪吒”在莲花中诞生，云肩做成粉色莲花的形式，下裳由鲜绿色荷叶围成，脚踝带着金色的莲花座脚环如此便表达了他活力十足，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是正义和智慧的化身。

2）服饰设计应复合剧本要求。应时应景设计适合的服饰。服饰设计在动画片中有辅助交代故事情节发展、生活背景转化等作用。因此，动画中的服饰需根据剧本对事情的刻画而进行设计。例如《花木兰》这部动画影片，它讲述了木兰从军前和参军时的二个阶段发生的故事。动画设计师为每个阶段木兰的着装都进行了区分设计：参军前和普通姑娘一样身穿色彩鲜艳的襦裙、扎着腰带，对镜贴花黄，摇曳生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貉，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入伍后木兰身披泛着寒光的铠甲英姿飒爽。这对剧情的时空交替与情节的发展起到了对动作用。因此，作为 一名角色设计师，首先应该仔细研读剧本，理解整部动画追求的风格，进行符合故事情节与场景的服饰。这样才不至于角色缺乏生命力。

服饰设计辅助突出角色性格。写实与写意，我国普遍更注重后者。中国动画形象设计更着重塑造人物的性格，以此表意。动画设计师不仅要对人物进行个性化设计，而且要通过一系列服饰细节刻画人物性格。服饰作为一种标志可以体现人物的性别身份、文化素养、个性情感等。因此在动、漫画中角色形象的服饰设计就显现的尤为重要。例如，中国经典传统动画片《大闹天宫》中，我们除了可以从将军的服饰看到我国传统民族服饰特征外，从人物的服饰上我们也能看出人物性格。孙悟空的古灵精怪，不喜欢被束缚；太上老的君圆滑世故；玉皇大帝的阴森狡猾与心胸狭隘。同时，人物服饰色彩的对比也比较强烈，恰到好处的凸显了人物性格。

2.3服饰设计应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美感

提出继承湖湘民族服饰元素其目的在于更好的发展现代的动画产业。从民族服饰元素中借鉴动画语言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地域特色，将民族传统服饰元素与现代简约设计风格相融合，化繁为简，提炼出创新性的湖湘民族服饰元素。

动画片《花木兰》的服饰设计十分简约。花木兰的衣裳只保留了南北朝服饰的基本制式：襦裙、腰带、饰边等均采用几何构成方式，没有复杂艳丽的图案纹样，仅有简洁明了的几何色块，十分具有现代感。在相对正式的相亲礼服中，也将原来深衣下摆的装饰略掉，领的缘边、袖口的贴袖也都删繁就简。配饰设计上亦是如此。见媒婆时，木兰的唯一配饰是头上的梳子，这个设计来源于唐朝女子配饰中的栉。古时金属质地的栉雕镂丰满的图案，十分华丽，而木兰头上的梳子只有一朵木兰花饰。它不仅是木兰留给家人的信物，还是一个象征符号。这件配饰成为连接剧情的道具而非单纯的服饰点缀，寓意鲜明的设计既统一于角色的整体造型又完成叙事使命，这正是服饰设计所要追求的目的。[1]

3结语

如今在全球文化艺术日趋国际化的情形下，各国的动画艺术家也逐渐意识到动画是一种继承发扬区域性文化的利器，开始将工作的重心转入如何实现动画创作与本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对接上。将湖湘民族服饰文化与动画角色设计完美融合，在使大众乐于接受和喜爱动画作品的同时彰显了湖湘民族独特的神韵和风格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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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21世纪初，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项目性保护提升到了整体性保护， 2006年后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公布了我国首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巴陵戏榜上有名。从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巴陵戏保护工作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巴陵戏，原称“巴湘戏”，因艺人多出自巴陵、湘阴和临湘而得名，又因它形成和主要活动的地区是岳阳（旧岳州府），民间也称之为“岳州班”。它以弹腔为主，兼唱昆腔、杂腔、小调。用中州韵、湖广音结合湘北方言为其舞台语言，表演粗犷朴实，雅俗共赏。曾经流行于湘北的岳阳、湘阴、汩罗、平江、临湘、华容，湖北的通城、监利，江西的修水、铜鼓等地。“清代中叶就曾到武汉、南昌、沙市、宜昌等城市演出。清末民初，巴陵戏班‘岳舞台’在湘北、湘西、鄂西南、赣西的38个县市颇有盛名。”（湖南省戏曲研究所编《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巴陵戏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版，第179页）巴陵戏在湖南省乃至全国地方大戏剧种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湘东北地区戏剧的代表。巴陵戏的舞台语言、剧目、声腔、音乐、表演乃至演出习俗，都承载着大量的湖南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岳阳乃至湖湘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的“活化石”，又是研究中国戏曲流变、地方剧种形成与发展的宝贵资料。发掘、抢救、保护巴陵戏，还可以丰富和完善中国戏曲发展史，推动区域文化的健康发展。

虽然巴陵戏具有如许独特的文化价值，可是，它目前却陷入濒危的困境。

二、巴陵戏的濒危现状

首先，是当代生活对巴陵戏市场的冲击。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愿、化缘的庙会庙戏演出绝迹，传统的演出已无市场。一些传统民俗节目的演出和节庆戏日益淡出舞台，演出活动也日益减少，演出市场大大缩小。

其次，是剧目与当代娱乐观念的冲突日益加剧。从电影的普及到电视、电脑进入大众生活，人们可足不出户欣赏各种艺术。另外，娱乐观念的转化尤其是年轻人对戏剧的不了解，使戏剧观众寥寥无几。

此外，还有传统剧目失传的问题。巴陵戏传统剧目目前沿存剧本的仅百余个，能见诸舞台演出的不足30个，为原有剧目的1/23。剧目是剧种特色的载体，若还不抓紧挖掘、抢救，巴陵戏必将成为名存实亡的躯壳。

最重要的是，巴陵戏剧种人才流失，使传承人才青黄不接，面临失传危险。之后，巴陵戏仅存一个剧团，本剧种间的艺术竞争已无对手。一些颇有造诣的艺人或因年事已高逐渐退出舞台，或因演出市场萎缩，经济收入太低而跳槽，一些特技绝艺无人继承而流失，巴陵戏的发展已举步维艰。

三、巴陵戏保护的建议与思考

鉴于上述濒危现状，笔者认为顺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契机，提出保护措施势在必行。

（一）发挥政府及主管部门的主导作用

1.落实保障体系。政通过政策扶持，鼓励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对巴陵戏的保护工作进行赞助。应当抓紧调动各方面力量，确保巴陵戏艺术后继有人。

2. 制定保护规划。建立巴陵戏传承保护领导机制，制定保护规划，明确保护的范围、措施和目标，循序渐进、逐步实施。

3. 实行分类管理。对表演团体进行划分、界定，实行分类管理。坚持“多条腿走路”的方针，开展文企联姻活动，千方百计地扩大艺术事业的社会参与成分，实行艺术团体多元化建设。

4.规范用人制度。要从规范剧团各项制度和搞好内部改革入手，对用人制度，分配制度进行改革，最终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适应市场的竞争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

5.调整资源结构。实施结构调整，资源共享。笔者认为，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单打独斗”的模式，实行联合、联手，打破单位和部门界限，从资产、资源等方面进行优化整合，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这不仅要加大自身整合，还要放开眼界更大范围地整合和利用好文化资源，从而实现资源共享。

（二）发挥编创人员的创新构想

剧种需跟上时代，力求创新。巴陵戏要想在众多艺术门类中继续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吸引更多的观众，这既要看它是否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要求，又要看它的创新程度。创新意味着艺术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如果不能及时创新，便会一步步失掉观众的支持而走向衰落。

所以，我们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抓好机制和艺术创新。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做法，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目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通过改革现行的体制和管理办法，规范、健全市场秩序，努力营造有利于艺术表演团体发展的环境。创作和编排具有现代社会生活气息，尤其是能博得青年人喜欢的优秀剧目，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戏曲生存环境，传承弘扬好这门艺术，谋求剧团全面、快速、健康地发展。“创”字领先，更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创新构想如下：

1.人才创新。定期开设巴陵戏小演员培训班，每期招收一定人数的学员，系统专业地学习巴陵戏艺术表演，让这门艺术有效地传承下去。我们必须树立人才意识，注重人才的培养，实施人才兴文战略，构筑人才高地，培养出一批业务精、素质强的巴陵戏演职员队伍；

2.剧目创新。实施品牌剧目战略，创作和编排具有现代社会生活气息，尤其是能博得青年人喜欢的优秀剧目，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戏曲生存环境；

3.市场创新。与企业、旅游、饮食文化结合，最大限度地利用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资源，将文化与经济行为有机而完美地结合，形成更多的产业优势。巴陵戏表演团体要想发展，走出湖南，走向世界，有所作为，就一定要按照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去想方设法地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实施“精品工程”，打造一批精品力作，创造优质品牌。

4.观念创新。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提升艺术发展质量。作为一个地方剧种的艺术表演团体，承载着传承保护的重任，要不断发展壮大，提高知名度，就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科学发展，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增强观众意识、创新意识、精品意识、明星意识，积极创造条件，还要深入研究市场，了解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发挥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意识

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巴陵戏，形成自觉保护、弘扬巴陵戏的社会氛围。包括：

1.在本区域各大院校及中小学举办巴陵戏知识讲座，把巴陵戏的传承、普及、推广纳入区域文化活动中，逐步建立巴陵戏票友网络；

2.通过组织巴陵戏的票友会，积极发展民间剧团，对巴陵戏的传承保护同样会起到重要作用；

3.全社会应当不断启发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固守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4.与开发旅游业相结合，以产品实体为依托，推介巴陵戏表演艺术为目的的艺术市场机制，如开展文化艺术节等活动；

5.运用明星效应与日常演艺相结合，以打造艺术精品带动一般的演出活动；

6.扩大交流，以走出去、请进来等诸多形式，使剧目、社团之间相互学习。提高技艺，培育、拓展新的演出市场环境。

在当今这样全球化的时代，民族艺术、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艺术，越来越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全球化不应该是由单一的文化来引导世界文化的趋同，它并不是、也不应该是西方化，当然，也不是、至少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更不可能是东方化、中国化的；而应该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以各自的特色共同组成一幅绚丽多姿的彩图，应该是一个新的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而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只有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艺术的民族，才有资格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才能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一元。

换言之，纵然我们能够将戏曲改造得如同话剧一样，涌现出许多可以被称之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似的话剧作家，创作出一批具有高超艺术水平的话剧作品；纵然我们能够培养出一批在西方艺术领域完全能够与西方艺术家相提并论的大师，我们也只不过获得了成为西方艺术、西方文化的一个“中国分支”的资格，并不能藉此表现出中国文化艺术对世界文化艺术的独特贡献。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真正向我们走来之际，每个民族都必须将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艺术资源，置于同其它资源一样重要的位置，予以充分发掘与保护。毋庸讳言，在此前的若干年里，包括传统戏曲在内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已经遭受了惨不忍睹的破坏，而在近年里，戏曲文化资源大量、迅速流失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缓解，相反正在加剧。

篇8

莲花湖建于1957年，竣工于1958年，是一个人工湖。它从前叫“莲花洞”，别以为莲花湖到处都长有莲花，其实不是这样的哦!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莲花湖说是六十年开一次莲花，每开一次，清溪游乐，飞鸟婉转，金光灿烂，彩霞满天，随即，从花蕊中跳出一名美丽少女，歌之舞之，婀娜飘逸。有一年，花开之时，一富家子弟垂其莲花仙子的美色，急从湖边观看处跑过去，欲行不轨。仙女见状，马上飞入花蕊循入洞中。”故先其称“莲花洞”。后来，大家嫌其“洞”的粗俗，爱其“湖”的清雅，后习称“莲花湖”。

莲花湖山清水秀，碧波荡漾，水天一色，翠熏相融。坐着船慢慢漂流在水面上，会使人感到神清气爽，容光焕发，心旷神怡。朔湖而上，左岸，大山巍峨雄伟；右岸，小山玲珑峻峭，山回水转。有木鱼山、石抱鸡、鲢鱼石、过街楼古道、莲花山、仙女洞等五十多处景观。因巨型恐龙山身处湖心，莲花湖又被称为“西部第一大龙潭”。

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受到了亲戚的邀请，要去莲花湖坐船观光。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兴奋地跳了起来，心想：“哈哈哈！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又去莲花湖了，简直太棒了!”由于我家离莲花湖很近，不过几分钟，我们就来到莲花湖，我最喜欢的地方。买了船票后，我们便开始了游程。

篇9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的市场竞争由产能规模的竞争，发展到市场营销的竞争，进而发展到企业文化的竞争。而伴随着这种发展，企业文化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中十分重要的工具。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都是基于对人的管理，强调以人为本。以人力资源管理为媒介来贯彻实施的企业文化才能成为真正落到实处的企业文化；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才是真正适合企业的、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企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关键词： 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媒介；导向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 A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管理界有句名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企业依靠规模竞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企业依靠市场营销进行竞争；到了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焦点是企业文化的建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由物质性的竞争——产能大规模发展，发展到物质与意识相结合的竞争——市场的竞争，进而发展到企业经营意识的竞争——企业文化。这是伴随着社会经济与企业运营的发展，企业由较低的竞争方式向较高的竞争方式进化的必经过程。而随着这种发展，企业文化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中十分重要的管理工具。

企业文化是以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的、带有企业自身特征的经营哲学，即以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核心，所形成的企业行为规范、道德准则、风俗习惯的有机统一。企业文化可以分为企业精神文化、企业制度行为文化和企业形象物质文化三大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最重要的是企业精神文化，即它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企业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主要指的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导向作用。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相互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企业文化的二元性特征。企业文化的二元性是指企业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一方面是由一些特定的、与企业有关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所组成的(如敬业致尚团队致胜创新致远)，另一方面是由个人（多为管理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带入到企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结果。

企业中具有决定权的往往是最高领导，其他人员则只能去适应已经存在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员工为了生存就会去寻找各种适应的办法来争取团体及个人的利益。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这种团体或个人的思维及行为规则成为团体中大部分人员所共同认可的、与利益息息相关的规则。如果有人员触犯了规则的边界，就会影响其他人员或团队的利益，必然会遭到团体的抵制和反击。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是根据团队成员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核心价值观的选择，管理的方法和管理者的性格与习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管理者的经历和性格、管理思维与管理方式中可以找到企业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企业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企业文化是一种亚社会文化。每位员工在进入企业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自然人，而是一个已经具有一定价值观念、信仰、做事方法的社会人。这也正是人力资源区别于物力、财力及自然资源的不同之处。企业文化运用于企业管理的过程，是通过企业文化来引导、激发和凝聚企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价值观的塑造为核心的管理过程。

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对人的管理，强调以人为本的观念。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企业文化是通过抽象精神状态来影响员工，而人力资源管理则通过实质的措施与方法。以人力资源管理为媒介来贯彻实施的企业文化才能成为真正落到实处的企业文化；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才是真正适合企业的、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效促进企业更加高效的发展。

2.1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文化贯彻执行的有效媒介

企业文化的贯彻执行是企业文化管理过程中的最难实施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尽管每个企业都存在自己的文化，但这些文化并不一定能够落到实处。例如许多企业都喊着“团结、进取、拼搏”的口号，但实际上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并没有遵循这种“口号”。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口头上的管理文化大多时候只是停留在少数管理者的观念之中，而并没有得到员工的充分认同和肯定。

企业文化常用的传播形式有模范人物、物质象征和语言等。这些形式在员工对企业文化认识和认可过程中的作用往往是表层的，间接的。这些形式并没有完整的将企业文化贯彻落地到实处。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人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它采用的工具和措施都是针对员工并且与员工密切相关的。那么，如果管理者以人力资源管理为媒介，将抽象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融入到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去，例如将企业文化融入员工的选聘与培养中，员工就会切实的感受到企业文化的熏陶并对企业文化做出相应的反应。这样为了适应企业的管理模式，具有不同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员工就会不断调整自己原有的观念，使自己融入现有的企业文化中或找到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平衡点，同时原本认同企业文化的员工就会加强认同感。由此可见，人力资源管理是有效贯彻实施企业文化的十分重要的媒介。

2.2 企业文化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导向

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人为核心的管理，方法与制度措施是它的管理工具。而企业成员是社会化的人，因而人力资源管理的文化背景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证明一种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在这一个企业内可以获得很好的管理成效，而在另一个企业内，可能是毫无成效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力资源管理办法并没有以企业中存在的企业文化为基础。这样就会导致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措施与方法不符合该企业的员工现有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这种没有考虑到实施环境的实施工具必然会行不通，人力资源管理的结果也就不会达到期望的效果。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该以企业文化为导向，在一定的企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进行，这样人力资源管理才会更加有效。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部份，通过或借助企业文化进行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企业管理所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

2.3两者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

从以上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两者都强调以人为本，并把人作为管理核心。

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文化传播与落实的媒介工具，促进企业文化贯彻落实到每个员工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中。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招聘、培训、绩效考核等管理工具使企业文化成为员工认同并且自觉维护的企业文化。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有灵魂的人力资源管理。当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具体措施与方法符合员工以企业文化为基础所形成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时，就会行之有效，易于执行，从而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成效，进而促进企业长远稳定快速的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文化两者都以员工为本并能够通过员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人力资源管理应充分地利用企业文化，与企业文化结合，促进企业管理效率的提高，帮助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与开发，助成企业持续平稳发展。

三、人力资源与企业文化的相互融合

1、人力资源管理者要通过有目的活动和宣传，让企业现有员工了解企业的企业文化，尤其是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念，根本原则和宗旨。对新入职的企业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相关培训。通常的方法有：

1）进行公司规章制度奖惩纪律方面的培训；2）进行企业发展史的培训，使其了解并接受本企业的好的传统；3）三是“师傅带徒弟”式的实践考察培训。通过培训使员工对企业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更强烈的认同感，形成员工价值自我实现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的物质与精神的共同体。

2、要用有效合理的测试手段分析判定应聘者的价值倾向是否与企业的价值观体系一致，从而在选聘员工时选择认同并能够维护企业文化的员工。在选聘工作中应特别注重考察两点：一是应聘人员的价值观与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一致。二是应聘人员是否能在企业的文化氛围中生存并成长。如果招聘员工仅仅考虑员工的学历，工作经验及能力，可能会造成招进来的新员工虽然在完成相应的工作上不存在困难，但其价值观却与企业文化的价值观格格不入，这样的员工在企业内不仅不会得到良好的发展，对企业还会造成潜在的威胁。

3、保持企业文化具有不断变革的创新力。新员工虽带有直观感性认识的片面，但是却没有企业老员工的熟视无睹乃至麻木不仁。经常听取新员工的意见并加以归纳分析，找出合理的建议加以吸收，不仅使新员工加快对企业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更主要的是新员工会给企业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保持企业组织具有不断变革的创新力。这也是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互动过程。

4、在企业人力资源调配、绩效考核等方面，企业文化渗透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 ,可以有效规范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念、态度与行为。提高内部管理效率，使得员工的业绩更加理想化 ,这样更有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 结语

融合了企业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将企业文化恰当地融入人力资源管理中，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人性化、合理化，更好地发挥其人力资源作为核心资源的作用。企业文化也因为融入到了人力资源管理中而变的具有坚实的“根基”。总之，融合了企业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为企业的快速、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更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贾顺潘璠 蒙牛奇迹的支撑-融合企业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 2008

阎金岱 什么事企业文化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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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能体现我国历史文明和民族传统及其特色，它是中华民族发达文化的结晶和悠久历史的见证。然而，如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切需要我们的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

从词源的角度讲，遗产的英语为“heritage”，源于拉丁语，指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承人一旦消失无法再生。因此我们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度，首先从概念的理解及界定开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人们通过口传心授且代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它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及文化基因，且被誉为“人类的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文化多样性的突出体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文化意识、民族情怀，它是我国文化独立于外来文化的重要区别。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世界上最早是日本先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而廖明君和周星详细为我们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和经验，并表示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的系统不仅晚辈且详细，还很连续。而且“日本政府早在1950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可贵的是，他们发现问题不断修正该法律予以应对，与时俱进的法律使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走上规范道路”[1]。

而我国则由国务院2006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等十大类。因此我国应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张鸿雁和于晔二人则以赫哲族“乌日贡”大会为考察对象，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经济开发价值、审美艺术价值、社会和谐价值。[2]可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重大。

1、历史“再现”的重要依据

所谓历史再现，即我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还原历史，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追溯历史。对我们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它主要是通过活态流传、传承的途径来实现自身的历史认识价值和意义。总体而言，每一种传统的文化均具有历史认识价值，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类以启迪，但是作为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传更凸显在传承的过程中。

2、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

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创新的源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吸收借鉴外来先进文化；二是向传统文化学习，从本土文化中汲取精华。作为传统委文化的典型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文化、艺术、科学等领域的创新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认识历史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

3、有利于保护文化多元性

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它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以及在民主、宽容、社会公正、各民族和各文化间相互尊重的环境中繁荣发展起来的文化多样性对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人类非物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与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4、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群体都需要凝聚力，而民族凝聚力最根本最重要的来源是文化认同感。我们今天所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仅对于保护中国千百年来积淀下的各种传统艺术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分考虑到这些传统表现形式在传承中华文明，特别是传承中华道德文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5、与旅游业的相互促进作用

张军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价值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具有多样性，因此我们可以将非物质文化转化为文化的生产力，将它转化为丰富的旅游资源。特别是在现今各地自然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几乎面临开发殆尽的情况下，这种旅游越来越受到大众旅游者的青睐，引发了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与发展的热潮。

此外，旅游开发也用样成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旅游开发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应该尽量减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害。

参考文献：

[1]廖明君，周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J].民族艺术，2007，（1）：2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