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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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与武术

儒学是我国思想发展史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不仅仅是儒学的创始人，还是将原属于“王官之学”的武学传播到民间的有功之士。

孔子并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据《史记・孔子世家》和《吕氏春秋・慎大》分别记载，“孔子身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足见他是一位身材高大，体魄健壮，勇猛有力的人。他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论语・八佾》)且“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礼记・射义》)，足见其善射。他也回答过自己的学生：“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乎。”(《论语・子罕》)其御车的造诣自不待言。这说明孔子一生是非常重视习练“六艺”的。孔子演练并传授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6项课程中，“射”“御”二艺就是有关武术的课程。“射”指“五射”。郑玄注曰：“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此乃射礼的五种射法。“御”指“五驭”。郑玄注曰：“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这是驾驭战车以及田猎的五种技法。由此可见，孔子不仅提倡文化教育，还把“武”作为发展人的重要环节，视人才的标准为文武双全。这样，孔子门下就出现了冉求、子路和有若等，或文武兼备，或勇猛著称的弟子，这足以证明，孔子在传授武艺方面是卓有成绩的。

儒家文人也多有尚武之风，以佩剑舞剑为荣。屈原身穿文服，腰佩短剑；诗仙李白曾随名师学剑，常在朋友面前仗剑而舞，且剑术高超。李白《侠客行》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是何等的功夫；“三杯吐然诺”，“纵死侠骨香”，这又是何等的豪迈。儒家文人尚武，对武术的确立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二、儒家“仁”“礼”与武德

古人尚武且崇德。“武德”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这是诸侯用兵道德的要求，但与武林的“武德”仍有渊源关系。

何谓“武德”?是在处理武人之间、武术流派之间、武人与其他人之间、武术界与其他社会各界之间等诸方面的关系时，所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

武德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指导下，在孟子的善、信、美、大、圣等道德观影响下，在民族精神滋润的培养下，不断充实和完善，且带有鲜明的儒家仁学色彩。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论语》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仁”的内容，并将“仁”与“爱人”联系起来，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进而罗列出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内容。孟子又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仁”的内蕴。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显然，“仁”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武德”观念恰恰以这些内容为主体而构成。

“艺无德不立”、“未习武者先习德”等，都是中国武术界流传至今的至理名言，也是儒家仁学论理的具体表现。历代宗师在择徒授艺之际，都从天资、根骨和德性上选拔，要求门下弟子必须首先具有良好的武德。尽管武术界有众多门派，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技法、功法，但其拳谱、家法、门规，几乎一定都是开章明义的阐明武德。明代内家拳法有五不传：“心险者，好斗者，狂酒者，轻毒者，骨柔质钝者”不传。以心险者为首恶，因为此种人难望其武德。湖南巫家拳提出：“狂妄之徒不教，轻浮之徒不教，忘恩负义之徒不教”的戒条。《峨嵋枪法・戒谨篇》称：“不知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这些戒条的形成，无一不体现出中国传统武术中的道德标准，代表了中华武术的主流，教育和培养了无数武林人士，对武术流派的传习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子曰：“见义无为，无勇也”，“仁者必有勇”。可见品格正直，嫉恶如仇，具有崇高牺牲精神的人，必定见义勇为，这是武林中人显示自我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中国传统武德之一。“劫富济贫”、“重义轻生”、“锄暴安良”、“匡扶正义”等，都是其不同的表达方式。战国时期著名的游侠荆轲，为报燕太子丹在秦做人质时受辱之仇，为阻止秦国对燕国的侵蚀，悲壮演绎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勇士情怀。

重义节名，德重于艺，儒家文化融入武林，抵御外患“舍生取义”中又增添爱国气节。爱国是一种崇高而神圣的情操，它是武德内涵最深层次的体现。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豪言壮语激励自己保卫国家，捍卫民族；岳飞“精忠报国，誓退金兵”，遇害时年仅39岁；明代戚继光慷慨赋诗曰：“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充分表达了保卫祖国海疆抗击倭寇的决心。他们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勇当国难、凛然赴死的精神，乃中华武术自立自强的生命力所在。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使中华武林豪杰产生极大的感染力，强烈的凝聚力和遒劲的奋发力，使中国传统武术的技艺不断进步和提高。

孔子道德观中的另一个根本原则是“礼”。不仅治国靠礼，“为国以礼”，做人也要靠礼，“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人的行为规范。

尊敬师长、谦逊恭敬、宽容忍让等，既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要求，也是武林各门派共同遵奉的另一道德标准。

尊师敬长是武林中必遵的礼仪，严格禁止任何违抗师长的言行举止。《少林戒约》规定，“平日对待师长，宜敬谨从事，勿得有违抗傲慢之行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即使弟子日后功成名就，也不得狂妄无礼，否则将遭到武林的谴责和不容。作为师长，要遵守师德，关心爱护弟子，在传授技艺时，诲人不倦，弟子“学而不厌”。对于同门师兄弟和朋友之间，也应遵守礼仪，彼此间相互尊重和友爱。

《少林戒约》讲：“对待侪辈，须和顺温良，诚信勿欺”；《永春白鹤拳・十戒》强调，处世做人“戒私斗、戒好胜、戒好名、戒好利、戒骄、戒诈、戒浮夸呈能、戒弄虚作假、戒挑拨离间、戒为非作歹”。无论武林后辈，武林高手，都要注重谦逊恭敬。为人处世，要遵循儒家的“见利思义”、“舍己从人”，谨守“有若无，实则虚”之训言，做到“不可轻显其技，不可妄论他人短长”。由此可见，武德蕴含着儒家深刻的处世做人的道理。

宽容忍让是武德的重要内容。止戈为武，“武”字体现了武德的含义。武术技击的运用是为了以武止武，不得轻易伤害对手，只是制服对手。金恩忠《少林七十二艺练法》言：“技击之德，尚德不尚力，重守不重攻”，“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既不得不打，仍示之以打而非打不可之打，而分筋截脉之道出焉。圣人之用心苦也。夫所谓截脉者，不过截其血脉，壅其气息，使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而那些无限度尽其力技有意伤害或置对手于死地的行为，是不符合武德标准的。因此，武林中对绝技的学习和使用有着某些限制。金恩忠指出，少林阴劲轻功一指禅、朱砂掌和仙人掌功等，“着人必死，无药可救，似太嫌狠毒，有乖仁道”。因此，练习这些功夫“最宜左手，盖恐右手功成，于无意中伤人”。中国武术家多表现为大义服人，先礼后兵，比武较技时主张“点到为止”，以相互切磋，提高技艺。

拳谚曰：“为武师，须学礼”。在练拳或表演时要行拳礼。拳礼是武术礼仪性招式，表示礼让、谦逊、友好，其动作既是技术的组成部分，也是武德的体现，还是流派的一种标志。

总之，中国武术家十分注重“仁”与“礼”，中国武术与儒家论理源远流长，武德无所不在，无处不在。

三、儒家对武术的消极影响

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维护和巩固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儒家文化的稳定性，使处于这种较为稳定环境中的传统武术，也必然受其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淡漠竞争意识儒家文化倡导“中庸”，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这也是儒家的道德准则和思想方法。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藐视竞争和抑制竞争能力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二者的相互影响，使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缺乏竞争意识，而且始终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竞争原则。

2、派别门户之见各种武术派系是武术的载体和传播者，属于武术文化范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这种经济形式所决定的传统武术文化各派系间，必然自相满足，各自为政，讲求保密。武术流派林立，但各流派之间缺乏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形成了以自我标榜，互相攻击为特征的宗派门户之纷争。

篇2

人们总喜欢用现实生活中的事与古代圣人阐述的道理相提并论，那儒家文化作为我们熟知的学派，是否能将其中大篇小篇的道理应用与生活中呢？

我们都知道孔子孔圣人讲求以礼待人，这也是我们做人所要具备的优良品质，若凭此点，儒家文化可以说是很实用的了，可恰因为它太实用，难道生活中的你没发现，往往是那些以礼待人的大好人总被人欺负吗？别人正是利用了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认为对方会谦让自己，可一个人这样想，两人、三人......甚至更多人都这样想时，才有挤公交事件的发生。其实，儒家文化注重的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能拿假恶丑现象来涵盖人与人交往的全部，挤公交事件现象与儒家文化不画等号。

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倘若孔子没有阐述他所理解的道理，那现在的我们与所谓的人际交往都将掩盖于漫漫长夜之中了。对于人际交往，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伟大的了。择其善而为之，若人人都能做到约之以礼，以德服人，推己及人，这个社会与我们的生活岂不是会更加美好？我们不应该用圣人所阐述的来迁就我们的生活，要用实际行动、良好的道德品质来树立新风，将儒家文化做得更好，而不应用小的“丑恶”事件来涵盖儒家文化。

所谓儒家文化，就是教化人心。儒家文化的存在，正得以对治这种现象。社会是我们构成的，生活的故事是我们“编织”的，也是我们扮演着各种角色，正是因为生活，所以要生活得更好，让儒家文化永远刻在人们的心中。

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创造力；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90-02

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实的活动，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的。创造力不仅仅体现了人的思维特性，而且在行动中彰显。作为中华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与创造力之间在功能上的关系是很值得探讨的；儒家文化的“基因”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而后又导致了后期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也是令人深思的。

一、创造力的理解

什么是创造力？德国的海纳特在《创造力》一书中认为，“从词源上来看，创造力是在原先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东西”[1]14。这个定义基本体现出了创造力的实质，但是却没有展现其具体的内容。《辞海》中对创造力的解释是：“对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创新，产生新概念、新知识、新思想的能力。大体上由感知力、记忆力、思考力、想象力四种能力所构成。”[2]517笔者认为《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比较确切具体的。

二、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能够“屹立”千年而不曾中断，这其中的原因想必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在其绵长的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两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协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大成者。”[3]8的确，正是儒家文化的早熟，成就了其历史的“不衰”。这种早熟，是理性的早熟，使中国人过早地认识到“和”的重要性。即使“人各有志”，也可以“和而不同”。“和”的思想为形成“大一统”的文化倾向奠定了文化基础；因为，统一而不能做到和而不同，必定会再次迅速分裂。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一统的时间要长于分裂的时间，而统一是稳定的前提。此外，儒家文化提倡人伦、尊崇礼乐；这些被后来的儒家逐渐发展成伦理纲常，更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如此，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为发展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有利于物质生产，有了物质生产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经验的总结才有可能。总结、改进生产技术，创造、发明生产工具，如此便成就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千年而遥遥领先的物质文明。“四大发明”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创造力了。

物质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以后人们才有相对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艺术创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正体现了中国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

儒家文化是极具包容性的文化。古人常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便开始是敌人，最终也可能被我同化，成为我们的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管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何入侵，儒家文化始终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内核，为我所用，不断充实自己。不同的文化碰撞交融，对于知识的分享与传播，对于智力的开发都是很有益的，当然也是有益于创造力的。比如：儒家就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某些精神，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提升了儒家的文化内涵与境界，难道这里没有创造吗？此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有别于印度“大乘佛教”而和儒家一样入世的“小乘佛教”，这也是包容文化创造力的体现。在这样理性、成熟、包容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天文、地理、文学创作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不胜枚举。

常言道：“此一时，彼一时”，到了清朝末年以后儒家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已经无能为力了。这说明潜伏在儒家文化内部的某些消极作用已经显现，并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落后西方，所以才有百年的屈辱历史。

三、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一）“仁”“义”“中庸”的理念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继续对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孟子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认识论。渐渐地，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德性修养，都以正人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人对事，人们强调“三省吾身”，常常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生矛盾习惯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总是向外苛求他人。这种仁的理念有益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过于关注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减对自然的关注，对外在的追问。长久以往，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把握能力就会停止不前，也就会限制创造力的发挥。

所谓“义”可以理解为韦伯那里的“价值理性”，那么“利”即是“工具理性”。儒家文化更关注“价值理性”，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因此我们没有那么功利，所以在改造自然的魄力上，没有西方那么彻底，外在的创造力也就受到了制约。工具理性把人当成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总是考虑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也最能激发人的创造力。

“中庸之道”，就是为人处世不偏不倚，明白事情总是过犹不及。这种处世方法某种程度上把握了自然的本质。可是如此的处世方式很容易产生对知识的不求甚解。这种态度不能把对知识的渴望发挥到极致，容易把好奇心给抹杀了。果真，不走极端、不敢追问，如何能有更多新的发现。殊不知正是“极端”才产生了德国哲学的辉煌，尤其是近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大部分都出自德国；因为德国人只要一谈问题就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甚至常常无穷地追问到本体论的层面。由此可见德国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与认真。文化基因一旦如此这般，就会在方方面面体现出它的影响。比如：德国人在制造技术上的精益求精终于成就了德国的高端制造的世界性地位。德国的这种在制造上面的创造力想必国人无人不知。与之相反，国人却总是偏爱“差不多”的中庸思想，正是如此我们在制造业上的创造力才很难彰显。

“中庸”的理念直接产物就是“谦虚”。当谦虚成为美德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个性不张。不张的个性很难产生怀疑精神，而怀疑精神是破除迷信的关键。要知道“不破不立”，创造就是“立”，没有怀疑精神去“破”，哪有创造的“立”。而事实上，儒家文化到后期甚至形成了“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三从四德”，更是限制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

（二）家庭伦理与耕读方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从西周建立分封制的宗族国家之后，家族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国法、家规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同等的作用，可以说并行不悖。钱穆先生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柱石。就连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是家庭孝敬。”[4]65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家国不分的。但是，在家庭中讲求的伦理过于强调远近亲疏。这样的家的概念，就必然预示着某种程度的“闭关锁国”，所谓“家丑不外扬”，便是此理。中国自古以来，很多经验、技巧都是家传的，几乎不外传。这很不利于技术、知识的保存、推广与创造，最终导致很多技术、文化成果失传：神医华佗的重要的医学著作《青囊书》已经失传，诸葛亮的“车水马龙”也难以复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我国是典型的以农耕为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重农抑商，认为农业是本业，而商业是末业。这样长此以往就限制形成广阔的统一大市场；到后期又闭关锁国，因此海外市场也没有了。没有广泛的市场交换也就阻碍人们信息的充分交流。要知道信息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创造力的源泉之一。更重要的是，即使像四大发明这样的技术产生了，如果没有向外拓展的市场需求的诱导也很难有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比如指南针西方用于航海，而我们用于“风水”；西方用火药研制武器，而我们却只会制作鞭炮。

说到读书，中国人自古读的是圣贤之书，学的是孔孟之道。之所以读这些书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讲的多是如何“做人”的学问，关注人际社会而不太精通自然学问。人际关系是研究透了，所以人们精于世故人情，可是对自然科学的了解却是大大不足。为了在科举中夺得头筹，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投身于世故的旧思想、旧学问，可以说浪费了大批的最优秀人力资源，极大地减少了最具创造力的主体。在考试的内容上多是“本本主义”，并不太注重实践的知识，甚至鄙视劳动实践。因为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注重实践，创造力谈何容易。

（三）儒家文化的思维模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的话似乎是在批评贬低孔子[5]119。但是，他所指出的内容无疑是对的。西方哲学思考喜欢用概念、知性范畴、逻辑来阐述分析问题；中国哲学理解、分析问题凭借的是直观的生命体验而非逻辑。儒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能够直达知识本身。可是，没有理智的分析过程，这种知识就只能靠人的悟性了，中国文化早熟也正体现在此。这种早熟早期有优势，但是到后期便成了劣势。要知道没有逻辑的演进过程，直接一步登天，虽然快，但毕竟不稳。就像盖房子，没有稳固的根基作为基础，自然是不能稳固的。所以，尽管开始我们成就非凡，到后来就一败涂地了。西方人虽然晚熟，可是在坚实的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终于建立了现代科学，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从此“分析科学”战胜了综合的理性，中国渐渐开始落后西方了。

“风水轮流转”，虽然西方文化在创造力方面，在近现代表现出暂时的优势。但是，西方文化那种内在的“冲突”“异己”的特性终究不能取带崇尚和谐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再次显现其在创造力方面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德]海纳特.创造力[M].陈钢林，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2]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篇4

关键词：孔子学院；儒家文化；基督教；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177-01

在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内涵的精髓在于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和制度的普世性，即可以为形成中的全球性社会提供多少共享价值。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的战略，作为理论依据，明确了文化可以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对外提升综合国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孔子学院的诞生更是为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

一、韩国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

韩国是历史上儒家思想最早传入的国家。儒家文化本身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亦不是非历史的历史，而是一个向其他文化开放和不断发展进步的系统，在吸收其他地区现代文明的同时，创造出一个更新的自我。但是，韩国的舆论界和学术界对儒家学说的总体评价依然明显地偏低。由于这个缘故，韩国对朝鲜半岛的古代学者及其思想也持批判的态度，甚至韩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集团主义”（类似于中国的所谓“小圈子”）也被认为是儒家学说的罪过。

如果单从儒家文化来研究，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韩国有一定的特殊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同时研究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状况与策略。南韩由于受制于美国，导致其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美国的影响下，基督教传入了韩国。韩国的国民有80%信仰各种宗教，其中基督教信徒约占信徒总人数的一半。[1]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之所以产生于西方社会，在于西方文化核心价值观中所包含的积极改造世界、变革世界的创新力，以及充满活力的个体竞争和个性发扬。基督文化则是改造世界，强调个性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基督文化促使了韩国的快速发展。

二、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比较中得出的思考

基督教是一种宗教，儒家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思辨性的哲学思维，两者很难说能相互构成一种威胁。如果说，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力过于巨大从而削弱了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地位，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尽管在当代经济社会，与那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竞争性商业理论相比，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可能确实“落伍”，但是，作为指导人们政治与道德的行为准则，它却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就韩国而言，如果没有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恐怕就不会有金大中总统的“阳光政策”，就不会有南北统一的进展，就没有民族的谅解和和平。

那么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儒家文化在韩国还是根深蒂固的，这不是基督教的传入所能改变的，关键在于孔子学院在韩国所宣传的儒家文化与韩国历展以来的儒家文化是否一样。因为今天的儒家学说已经被亚洲的知识分子用近代西方的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进行了重新“包装”，它已经不再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模样了。相反，我认为我们必须学习基督教在韩国成功的传播经验，对孔子学院在韩国的传播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孔子学院在韩的发展探索

（一）中国人自己必须重视儒家文化。我们教育界需要引起重视，加大投入到儒家文化的宣传上。中国软实力构建的学理任务是如何构建我们具有普世性意义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能够在全球化的新时空结构中竞争，能够成为人类共享价值的一部分，能够形成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服务。[2]既然我们在韩国设立孔子学院，我们就要把新的儒家文化带给韩国，增加韩国对我们的认同感，从而提高我国的软实力。（二）要具备成功的国家传播策略。当前西方国家的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仍占有巨大优势，它们往往能够左右国际舆论的方向，中国要主导自身形象的塑造权就必须打破这种话语霸权。除了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支撑外，成功的国际传播策略非常重要。首先，要明确“信誉”对于国际威望的重要意义。如同一个享有较高威望的人应该具有良好的人品一样，一个国家的“国品”对于其国际威望高低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对外宣传和传播要充分利用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发展所带来的便利条件，运用多样化的手段以提高传播效果；同时要坚持人本主义原则，突出文化底蕴，在不断挖掘曾为古代中国的国际威望提供有力支撑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大力弘扬现代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如“文化外交”，它是一种以文化活动为载体的外交形式，注重通过文化交流实现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也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3]近年来，中国在有关国家举办了一系列“文化年”等活动，这对于提升我国在对方公众中的形象产生了良好作用。（三）运用传播学理论来加强孔子学院的传播效果。从拉斯韦尔的5W模式到施拉姆的传播模式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了反馈的重要性。如同我们在韩国设立了孔子学院后，我们要从多种渠道收集受众对我们所传播的儒家文化的看法和意见。例如从孔子学院里面的学员，地方媒体等渠道从中收集，从而发现我们自身的问题，通过受众所反馈的意见，尽量按照受众的要求进行调整，使得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议程设置理论加强其传播的效果。通过与韩国本地媒体的合作，利用韩国本地媒体的力量，加强对我国的孔子学院的正面宣传，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孔子学院、关注汉语学和中国文化，不断提高孔子学院在区域汉语培训中的知名度。（四）培训高素质的外派教师。外派孔子学院的人员对孔子学院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外派人员除了应具备必要的外语技能和外事经验，还应充分了解中国文化，了解韩国文化，并具有将这两种文化有机联系起来的语言和分析技能。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雅娟.基督教常识[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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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农村养老模式，首先应界定“什么是农村养老模式”?在现有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没有对“农村养老模式”的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郝金磊（2011）“养老保障模式”的定义：在特定历史阶段，某一区域为了保障农村居民养老所需的经济支持资源、生活照料资源和精神慰藉资源，而构建的相对稳定的养老标准式样或框架体系。

（一）农村养老模式的分类查阅现有的文献，发现目前农村养老模式的分类有很多，但是由于缺少分类标准，使得按不同分类标准划分的农村养老模式被放在一起。根据农村养老模式的定义，任何一种养老模式都应涵盖经济供给、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这三方面养老内容，因此，本文采用穆光宗的“养老资源供给”方式，将农村养老模式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实际上，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有对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分类，这种分类标准与穆光宗的“养老资源供给”方式是相互呼应的。1.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指主要由家庭成员（包括子女、配偶和亲戚）来提供养老资源的养老模式，具有“家庭成员养老”和“在家养老”的特点（穆光宗，2000）。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社会传统的养老模式，也是世界各国最为普遍的养老模式，是最经济、最温馨、最有人情味的养老模式（张汉玲，2011）。虽然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养老功能在不断地弱化，但是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老年人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养老模式，特别是对于健康状况较差和高龄的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如表1所示，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中，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所占比重最大，即47.74%，远高于全国的40.72%和城镇的31.36%。2.社会养老社会养老指仅仅或主要靠社会保障维持生活的老年人的养老模式（穆光宗，1999）。例如，在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离退休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进行养老。如表1所示，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依靠离退休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进行养老的比例仅占9.08%，而在城镇，这一比例高达53.23%，全国的比例为28.01%。这说明农村的社会养老发展缓慢，老年人主要依靠的还是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向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病残化发展，社会养老终将成为农村老年人主要且重要的养老模式。3.自我养老自我养老指既不靠子女和亲属赡养（或无从依靠），又没有离退休金和其他社会保障收入而主要靠储蓄或其它收入（如租金、股金）来维持生计的养老模式（穆光宗，1999）。它是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老年人采用的主要养老模式。例如，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劳动收入或财产性收入进行养老。如表1所示，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依靠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进行养老的比重占41.37%，仅次于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比例。实际上，在农村，老年人仅仅只采取单一养老模式的情况并不多见，很多老年人选择或正在选择的其实是这三种养老模式中两种或三种并存的混合养老模式。

（二）儒家文化中的“孝”和“共同体”儒家文化起源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具有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以民为本、以和为贵、道德教化、互助互济、大同社会、体恤弱者、注重教育、重视家庭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等诸多特点。综合这些特点，本文所涉及的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孝”思想和共同体意识（朴炳炫，2012）。1“.孝”思想“孝”是以家庭为中心、孝敬父母的一种理念、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朴炳炫，2012）。我国古代典籍中不乏孝道的训示。例如，《尔雅•释训》中的“善父母为孝”，《论语•为政》中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韩非子•忠孝》中的“家贫则福之，父苦则乐之”，等等。除了具有道德约束作用以外，我国还通过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来明确家庭的赡养与扶养义务。在我国，“孝”主要表现为尊敬老人、赡养老人和繁衍后代。尊敬老人是指尊崇敬重老人，具体表现为尊重老人、常回家看看老人、主动关心老人、打电话经常问候老人等；赡养老人是指要从经济上供养老人、生活上照料老人、精神上慰藉老人，照顾他们的需求，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2.共同体意识“共同体”（Gemeinschaft）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onnies）提出，指一种成员之间唇齿相依、感情深厚、关系协调，靠习惯和共同的价值来维系的社会组织形式（王思斌，2010）。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齐格蒙特•鲍曼，2007）。”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正是以共同体思想为基础而建立的理想社会。在儒家文化里，认同利他主义，认为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交往、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个体存在于共同体中，共同体意识要优于个体观念，例如，中国人习惯用“我们”，而不是“我”。

（三）契合儒家文化的农村养老模式以上分析了农村养老模式包括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儒家文化核心是“孝”思想和共同体意识，那么如何将儒家文化的核心融合到农村养老模式中呢？以下是儒家文化与农村养老模式的契合框架（图2所示）：倡导孝的思想和理念，强化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发扬共同体精神，社会成员之间要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共同抵御养老风险，发挥其主体作用；另外也不能缺少自我养老的补充作用；最后，无论哪一种养老模式，都需要发挥社会养老服务的支持作用。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病残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主要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空巢老人逐渐增多，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发展农村养老事业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政府亟需解决的难题。党的十以后，同志提到：“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继承发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我国是儒家文化的起源地，儒家文化中“孝”和“共同体”的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到我们国民的生活。因此，将儒家文化与农村养老模式契合，符合时代精神和现实需要，要使儒家文化中的优秀理念在新时代背景下仍发挥积极作用，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随着农村主要劳动力转移，以及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老年人“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生活状况令人堪忧，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老人村”，例如，山东青州杨集安村。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传统养老模式，也是目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养老模式。虽然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但也不应该动摇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反而应巩固其地位。第一，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应通过制作宣传画、小手册、公益广告等方式在全社会倡导“孝”思想，形成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社会氛围，全社会对侮辱老人、诽谤老人、虐待老人等行为应强烈谴责，而不是无视和纵容。第二，对青少年进行家庭孝道教育和学校孝道教育。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作为父母，应首先言传身教，做好孝敬老人的榜样，其次通过家庭对话、家庭孝道小册子等方式让儿女明白为什么要孝敬老人和如何孝敬老人。作为学校老师，应在思想品德课程中加强对学生孝道的教育，并通过理论讲授和实践操作来达到教学目的。例如，举行“以孝为主题，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的演讲比赛，开展“孝敬老人”的实践教学活动等。第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里面提到了家庭赡养和扶养义务以及国家对家庭养老的支持，但缺乏一些配套实施细则。例如，第二十七条中提到“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这说明国家对家庭养老模式的重视，但实际缺少配套的支持政策，形同虚设。建议借鉴日本、瑞典和韩国等国家的做法，通过住房补贴、贷款优惠、家庭养老补贴、声誉等方式激励家庭养老来增加家庭成员（包括子女等其他亲属）的养老收益（余飞跃，2011）。例如，赡养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的直系亲属可获得贷款优惠或部分税收减免；与有农村户籍的父母同住的子女在购房或建房时可获得一定的住房补贴；与70岁及以上农村老人同住的亲属可获得一定的家庭养老补贴；每年村委会组织评选出年度“孝敬父母之星”等。

（二）发挥社会养老的主体作用由于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刚起步，目前主要依靠离退休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进行养老的农村老人很少。随着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深入发展，以及受农村家庭和个人抵御养老风险能力的限制，政府、家庭、个人、村集体、社会应摒弃“养老只是个人或家庭内部事情”的观念，树立共同体思想，意识到农村养老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的解决需要建立健全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未来社会养老将成为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农村老人将依靠养老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进行养老。2014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以下简称《意见》），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保”），从制度上实现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权益的平等。各地根据《意见》出台了具体的实施办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积极参保。例如，广西出台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政府对100—2000元缴费档次分别给予不同数额的补贴，这一条文的目的是鼓励城乡居民参保，实行“多缴多补贴”的缴费激励政策。但是其中“对900—2000元缴费档次统一按每人每年80元进行补贴”的规定不合理，900元缴费档次和2000元缴费档次之间相差1100元，但是给予的补贴却都是一样的，这并没有起到缴费激励的作用。而第十九条规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缴费超过15年的参保人员加发基础养老金，加发基础养老金所需资金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解决。这一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农民看不到“长缴多得”的实惠。建议各地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出台具体配套细则；加强对城乡居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业务和服务的培训，改善服务态度和提高业务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更应做到微笑服务，耐心解答，认真办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宣传工作的有效性；例如，每年1月份以后，农民工会陆续返乡过年，可以选择这个时候通过城乡居保手册、文艺演出、现场咨询等多种方式向农村居民宣传城乡居保，耐心向他们解读政策，让其了解透彻，知道参保的好处多多，从而自愿参保。另外，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70岁及以上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老年人，可适当提高待遇。

（三）发挥自我养老的补充作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我养老是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模式，仅次于家庭养老。农村老人选择自我养老，既有主动选择，也有被迫无奈。老年人主动选择自我养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身体健康或基本健康，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收入或财产收入进行养老；二是父母对子女基本上是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即使父母已经年老了，他们还是不希望成为子女的负担，甚至还有不少农村老人帮助子女减轻负担，例如，子女外出务工，农村老人帮忙照看他们的小孩。而无奈选择自我养老的农村老年人主要是由于身体不健康，子女没有能力赡养（有心没力），或者是有能力而不赡养（有力没心），同时又没有养老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只能无奈地进行自我养老，可想其晚年生活的艰辛。农村老人无论是主动选择自我养老，还是被迫无奈之举，都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在下降，并且有些老人由于常年辛苦劳动积累下了病根，已经无法单纯依靠劳动收入进行养老。2014年8月，笔者对广西全州S村部分60岁及以上老人进行了访谈。李XX，男性，今年65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二十几年，由于担心医药费而没有去医院进行过全面治疗，痛了就吃些止痛药，去年还外出打工，主要靠自己的劳动收入进行养老，今年病情加重，手脚关节都严重变形，走路不方便，现在已经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能依靠子女供养进行养老。另外，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老人70岁以后，自我养老的功能在不断减弱，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进行养老。因此，自我养老并不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长远之计。伴随着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以及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完善，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将成为农村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模式，自我养老将逐渐退出主要地位，发挥补充作用，并且农村自我养老模式的选择应遵循老年人的意愿和身体状况，因为老年人的意愿直接关系到他今后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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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恕、忠、孝、悌、勇、仁、义、礼、智、信，其核心是“仁”。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儒家文化在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家学说，到汉代汉武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演变为中国正统思想，也就是儒家文化在古代是官方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体。但传统文化的外沿更广，包含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所有文化，有的融入了儒家被儒家吸收，有的形成独立体系，如道家文化。所以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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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精神；价值观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观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可以说，儒家文化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性格养成，直到今天，儒家文化依然渗透在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关注中国。而作为中国精神和价值观引领的儒家文化也备受世界瞩目。在世界各地兴建而起的孔子学院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儒家文化的精神

儒家文化精神的基础是“和”。这种“和”包含在世间万物的发生发展之中：自然界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和”，人与自然界共处之中的“和”，人与人在沟通交往中的“和”，人类的皮囊外表和思想精神的“和”等等。这些“和”的概念经过几百年的沉淀被一代代大儒研究、继承、发展，最终被总结归纳为“天人合一”。虽然儒家所衍生出来的各个分支对“天人合一”理解的角度和论证的方法不同，但究其本质都是秉承着“天”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人在天地之间获得生存发展，领会生命真谛，陶冶个人情操，感悟人生价值。在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天人合一”中，人与世间万物是平等的关系，既不是人类无节制的向自然界贪婪索取，也不是人类过度崇拜自然一味俯就[1]。除了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天”和“人”本身也是“和”的体现。这里的“天”所指的不是天空，而是天地世间的万物。所谓“天”的“和”，即世间万物的相生相克、生命的生老病死、天象的四时交替。世间的一切小到一个个体，大到整个天地之间，无不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终而复始的循环往复。正如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此外，“人”的本身也体现了“和”的概念。对人类来说，人的个体会经历从出生到衰亡的过程，但对整个人类族群来说是整体中不断的出现新生和死亡，正是在这种“生”与“死”的交替的和谐之中人类这个大的族群被延续了下来。此外，人与人之间也体现了“和”的概念。儒家思想尊崇“礼”，制定了维护“礼”的三纲五常，规范了社会等级，使人与人之间存在了地位差别。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规范的社会，也体现出“和”的精神。儒家思想当中的等级规范不是地位尊卑的限制，相反，正如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是对处于每一个等级的人都一视同仁，这种等级制度并不是为了区分人的三六九等，而是为了让人们能各司其职，依照自己所处的等级做自己该做的事，让整个社会有条不紊的循环发展。即使是一个独立的人也体现了“和”的精神。例如，正是因为人体的各个器官之间的“和”，所以中医才能够通过望闻问切观其表而知其里为病人开药[2]。

二、儒家文化的价值观

关于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可以借用《左传》一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左传》中提出的“三不朽”就是儒家文化中对价值次序的总结。立德，是指建立超越于常人的高尚品德，成为众人的楷模。儒家之所以推崇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就是因为这些圣人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中认为拥有高尚的品德首先要做到能为普罗大众做到“俯首甘为孺子牛”；其次要做到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坚持自己的操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综合上述可以得知，在儒家文化中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是为集体、大多数人服务的大德，正如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文化价值观中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只有在迫不得已无法做到“兼济天下”的情况下，才只能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当然，立德不仅仅局限于人，从国家层面上来说也需要立德。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来构建整个国家体系一直是儒家所推崇的治国之道。当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整个国家就会按照既定的规范发展下去，高尚的道德能保证上行下达、保证国泰民安。可以说以道德治国是儒家的理想。然而在实际治理国家时，却很少能做到以德治国。因为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与一个道德高尚却无法达成利益共识的国家结盟，因此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以德治国只能作为一种理想无法付诸实践[3]。儒家文化价值观认为，只有建立在“立德”的基础上的“立功”和“立言”才真正具备实际价值。换言之就是立德为根本，立功立言为用。“德”是形成“功”与“言”的基础，只有拥有高尚的价值观、具备良好的品德，才能功成名就著书立说。因此，从地位上来说“立德”高于“立功”和“立言”，“立功”“立言”要以“立德”为基础，而“立德”却不见得一定要“立功”“立言”。其次，在“立功”和“立言”两个方面，在历史上多是“立功”高于“立言”。自隋唐以来，中国采用科举制度用人唯贤，如若文人想要“兼济天下”就必须经历科举以“立功”为前提。因此纵观历史，流芳百世的文人墨客和思想家大多身负官职。与前两者相比，“立言”的价值显得稍逊一筹。儒家价值体系中也同样认可实践大于理论的观点。正如理学家曾说“托诸空言，不如实行之深切著明。”

三、结束语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即使在科学技术学术知识高度发达的现在，儒家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依然能广泛适用。我们不应因儒家文化的古老对其全盘否定，而应该“知己知彼”认真进行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选择的继承，更好的利用儒家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学智.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1:88-95.

[2]包虹.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D].沈阳师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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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 和谐校园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a）-0008-01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十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内容体现了和谐社会思想。如《论语・季氏》中：“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是孔子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职能，所以高校不仅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其本身也是构成和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高校要积极汲取传统文化精髓，构建文明和谐校园。

1 文明和谐校园的主要内容

和谐校园主要表现在教育环境的和谐、师生关系的和谐、自我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和谐等。具体说来，和谐校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第一是校园主体自身，即教师、学生身心的和谐；第二是校园主体之间，即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等关系的和谐；第三是校园主体与客体，即人与环境的和谐等。

2 以儒家文化精髓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在儒家思想中，很多观点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2.1 学习儒家文化，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和谐人生是和谐社会的基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足了，但精神家园逐渐丧失，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较高的文化道德水平，社会的文明和谐程度也会得到提高。在学校也是如此，如果每一名师生都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品德修养，去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时，就能够达到人生的和谐，进而促进校园的和谐。

儒家思想代表作品《大学》讲的就是初学入德的道理，它的核心观念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身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其寓意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大学》中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具体说来，有“修己以敬”，即对他人尊敬的同时，对自身严格要求。修身还要谦虚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校园主体自身的和谐，也就是教师和学生身心的和谐是和谐校园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校可以通过思政课堂、学生活动等形式，在学生中开展个人道德修养教育，教育学生严于律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人生，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努力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即使贫穷也能活得快乐，即使富裕也能遵守礼法。弘扬《论语》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醒也”的思想，教育学生遇到贤能的人要想到向他看齐，而遇到不贤的人能够自我反省一下。如果每个师生都能经常自我反省，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他们自身会越来越和谐，自身和谐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和谐，这将为和谐校园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2.2 传承儒家“孝”思想，促进家庭和谐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孝”占据着重要地位。《孔子家语・弟子行》中有：“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即把“孝”作为道德修养的起点。《论语・为政》中有“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已经意识到，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论语・里仁》中有，“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句话是对“孝”更深层次的解读。作为子女，在父母生日时，一方面要为父母感到开心；但另一方面，还要为他们感到担忧，担忧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子女能与父母共同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

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父母的无私付出中，习惯了被爱，却往往忽视了如何去爱人。高校可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在学生中开展《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学习活动，使学生对如何孝敬父母有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在“孝”思想的指引下构建和谐家庭。同时，由爱父母推广到爱他人，以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周围的人与物，进而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

2.3 恪守儒家诚信思想，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儒家思想中，特别注重诚信。“诚”体现着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几千年的基本道德内涵：“真实无妄，真诚不欺”。《中庸》强调“君子诚之为贵”，“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古代的先贤认为做人的完美标准就在于严格自律，提高自身修养，顺应天道，体悟天道，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诚的重心在“我”，即“内诚于心”，作用在于约束自己。“诚”的外在体现即“信”。“信”在儒家伦理思想史上与“诚”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信是儒家基本道德规范“五常”中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诚实不欺，遵守诺言。《论语・子路》中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信”是指“使人信任”，其重心不在自己，而在“他人”，即“外信于人”，其作用在于规范人际秩序。“诚”是“信”的依据和根基，“信”是“诚”的外在体现，二者相互贯通，互为表里。一个人内心不诚，便无法使人信任；相反，一个不能取信于人者是无法证明其待人之诚的。《张载・正蒙・天道》中有“诚故信，无私固威”。非诚无以示信，非信无以明诚。为人处世应该做到诚实守信，才可以取信于人。

高校教师要坚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文明执教、诚信育人，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学生也要强化诚信意识，养成诚实做人、诚信做事的优秀美德。

综上所述，儒家的“孝”思想、“诚信”理念，以及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有关论述，为构建文明和谐校园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高校应汲取儒家文化中这些优秀思想，将其内化为一种情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创新的思维方式，结合现时代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其在构建文明和谐校园中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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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现代新儒家历史性整全性徐复观

一.人类社会与动物群落之间的最大区别乃是在于，人类社会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而动物群落则是一种本能的集合。此即是说，人生活在文化之中，而动物生活在本能之中。人虽无时不刻不是生活在文化之中，但稍一究诘，什么是文化，则是一个令人茫然而难以回答的问题。所以，罗威勒（A.LowrenleLowell）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着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1](P26)由此可见，文化问题确乎是一个“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繁复问题。

然文化总是人的文化，故无论怎样谈文化，总割弃不了与人的联系。以一定的方式来谈文化，必定以一定的方式揭示了人的本质，这种关涉便是文化哲学的内涵。因此，所谓文化哲学其实是一种谈人的方式，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抽象文化结构上的人的文化存在，亦即人的本质”。[2]（P91）人的本质是什么？中外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都有过论述，如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孔子所说的“仁者人也”。这些论述都是一些实体性的定义，即分别用“理性”或“仁”来圈定人的本质，其唯一功能就是把人和动物作一区分。人和动物的区分虽然很重要，因为人不能降低到动物的层次，但人生是丰富的，人不能只停留在与动物的比附上，故这些实体性的定义虽然点出了人的本质的最内核的部分，但由此也确实遮蔽了人的本质。如非理性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若我们不能在这种具体的存在方式中感受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则理性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由此而说明的人的本质亦只是一种抽象的本质，它是空洞的，而不是具体可感的。因此，文化哲学欲以文化来说明人的存在，进而感受人的本质，并不是对历史上有关人的定义的否定，而是对这些定义的丰富和超越。

这里因受刘述先《文化哲学》的启发，拟先对西方斯宾格勒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及其限制略加探讨，由此引出现代新儒家对文化问题的思考。这里之所以对斯宾格勒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加以讨论，乃是因为二者分别代表西方两种典型的文化哲学形态。以此二者作为引路切入，更能深切地体认到现代新儒家探讨文化的方式的价值和意义。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主旨是尝试对各文化系统的兴衰作一历史的探讨。斯宾格勒拒绝采用一般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的问题。他认为，历史文化的特质在于它有一个活泼的生命世界，一个不与一般机械物质的自然界相同的世界，我们对它的关心在于性质而不在于数量，而自然科学的方法却是彻头彻尾的量化观点。依斯宾格勒的看法，生命的第一特质乃在于其个体性与不可替代性，但尽管如此，生命在其演化的过程中，彼此却有合拍附节的共同形态出现。这种共同的形态最普遍的表现便是对“世界之希祈”（world-longing）和“世界之恐惧”（world-fear）的原始情感,把人类从世界的暗谜之中带入到了清朗明晰的科学世界,从而引生了大部分人类理智的文化,而逃避了世界恐惧：

在原始暧昧的人类灵魂中，正如同最初的婴孩时代一样，有一种原始的感受，驱使它要寻找各种方法，来处理广延世界中的各种陌生力量，这些陌生的力量，严酷而坚定，布满了整个空间。而人类的这种防卫行动中最精妙、最有力的形式，便是那因果的定律与系统的知识，把陌生的一切，用符记和数字来加以轨范。

当理智的形式语言，已铸成了一些牢固的铜瓶，把神秘的事物扑获进来，并加以了解之后，世界恐惧便静静止息了。[3]（P78）

斯宾格勒认为，以上所述是所有伟大的文化所共有的方法。不过，在斯宾格勒看来，尽管“世界之希祈”与“世界之恐惧”为人类普遍的原始情感，但在各民族的具体表现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有的民族对“世界之恐惧”感受特深，有的民族对“世界之希祈”企望特盛。这种特殊的表现便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观念”，一个民族的文化便是在其特定的灵魂之下的观念的兴衰史。因此，在斯宾格勒那里，便不存在有“世界史”的观念，只有各个文化兴衰的局部史。这种局部史只要发现了代表其灵魂的象征符号（即观念），如古希腊的阿波罗灵魂，西方近代的浮士德灵魂，中国的道德灵魂，印度的宗教灵魂，埃及的“石”之灵魂，墨西哥的美扬灵魂，俄罗斯的“平板”灵魂及阿拉伯文化的昧津灵魂等，在历史中的命运就是可以被“计算”的，这便是他所自诩的“历史的逻辑”。依照这种逻辑，每个文化在历史中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我们无须怀念其过去，也无法幻想改变其未来。我们只能站在我们的岗位上，做着命运可能容许我们所做的一切。斯宾格勒把文化建基在一个民族的灵魂背景之上，表明他对各民族“共命慧”的表现，有着深切的了悟。也就是说，斯宾格勒在对一个历史文化的性状的描述上，表现出了过人的见识；但在对一个文化的发展与走向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命定主义。他自认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对待历史文化问题，然却以命定主义的态度来“计算”历史文化，实不知不觉滑入了自然科学方法之中，而丝毫不能触及历史文化中的理想主义，这不能不说是斯宾格勒的悲哀。他把人类的文化划分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互不联系的文化系统，好像人类完全是在黑夜里胡乱摸索的孤魂。他曾美言活泼的生命世界，实则他根本未能契合人性之全，“他的历史观念依然完全是西方即一套机械的世界观念的翻版，内中一点生命的光辉未见”。[4](P79)

卡西尔是新康德主义者，他的符号形式哲学发轫于康德哲学，并声言为其学的一个继承和拓展。按照卡西尔的看法，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分别从知识、道德和艺术的领域来表现和指示一个共同的人类精神。卡西尔从这一思路得到灵感，接上康德并不止于康德。他把康德的理性批判扩大为文化批判，欲从这里来表现和指示人类精神，即揭示人的本质，其代表作《人论》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他的基本观点是：人类文化的每一内容不只是个孤立的现象，都是建立在一个普遍的形式原理，即人类精神的创造力的活动之上。人类文化的诸领域尽可各异，但却是人类精神同一创造功能在不同领域活动的结果。唯如此，理想主义、唯心论的基本论点才能得到真正的与完全的证实。这种人类精神的创造功能就是符号的创造活动。卡西尔认为，符号并不是对外在事物的简单模仿，而是象征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这一动力表现于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为其统一的基础。这样，人类的文化，即卡西尔所说的符号系统，便既不是纯主观的，又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如此，人们通过对这种符号系统的考察，便可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5](P53)由此可进一步揭示人性：

毫无疑问，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着不同的目的。如果我们使自己满足于注视这些活动的结果——神话的创作、宗教的仪式与教义、艺术的作品、科学的理论——那么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公分母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哲学的综合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如果“人性”这个词意谓着任何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就是意谓着：尽管在它的各种形式中存在着一切的差别和对立，然而这些形式都是在向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从长远的观点看，一定能发现一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普遍的特性——在这种特征和特性之中所有的形式全都相互一致而和谐起来。[5](P90)

在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功能性统一中来揭示真正的人性，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文化哲学的理论追求约莫如此。并且他从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六项文化成就中，试图说明人类万殊的文化现象无非是同一精神的作用而形成。卡西尔的这种文化哲学的理论架构，确实展示出了他的一个伟大的综合心灵，及理想主义的文化追求。他看到了整个的人生，未尝以一个抽象的原理来代替甚至牺牲人生的丰富的内容。但他通过人类文化的符号系统来展示这种人生的丰富性，又表现出了他的文化哲学的极大的限制性。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处处都假设有一种共同的活泼精神主体力量作为基础，符号方得以发用，这本表现出了精神的高致，然遗憾的是卡西尔始终未能契合此一精神主体而有一当下的证悟，故他仅只能从文化的现象层面描述精神的活泼作用，真可谓舍本逐末，外而非内。他以外在的归约观照取代内在的省察证悟，无形中便以科学抽象取代了价值主宰。事实上，他所列举的人类文化的六项成就中独缺“伦理”或“道德”一项，说明他对价值主体的把握不足，其兴趣全放在对人类文化作平静玄远的抽象归约的理趣上。他把科学安排在六项成就中的最后一项，是以科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所以，当他在《人论》一书最后一章收结时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5](P228)实则在卡西尔那里隐含着人是在科学中自我解放，科学是建设理想世界的力量。尽管他在在不放弃人类精神丰富性的理想，但在他这样一个外在归约观照的文化哲学系统中，在科学方法及其价值的挤压下，人类精神的丰富性的理想就免不了萎缩和落空了。

篇10

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丁成际.论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与相通.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刘舒.儒家文化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中国化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徐惠.社会转型视域中儒家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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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永亮.中国国家形象广告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廖秉宜.大数据时代数字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战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