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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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的《公约》还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为了便于了解和实际应用，我想，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这样三种形态是不是便于掌握些：第一种，是相对独立的、非物质属性的，如传说、故事、语言等；第二种，是必须依附于物质属性的，如工具、实物、工艺品、文化场所等：第三种，是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相互结合作用的，如表演，不仅需要词曲唱腔音乐等，还需要服饰、道具等，再如手工艺技能，不仅需要软性的知识，也需要硬性的工具和生产过程。

二、视角视野的交叉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有时会出现学科交叉的情况，但我们又要避免交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以文化部门为主的，工作也涉及到各行各业。因为，很多东西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比如，中国古代建筑上的“庑殿顶”、“飞檐”、“斗拱”、和上面的“chi吻”、“五脊六兽”以及“琉璃瓦”的颜色，还有“门钉”、和门环上的“淑图”等，不仅都分别代表着中国古代的建筑等级，还包含许多神话故事与传说，表达着中华民族向往平安吉祥，人尽其才，物尽所用的人文理念。这些古建筑上所附加的内容，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但是，它是依附在有形的中国古典式建筑之上的。

因此，我们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来通盘考量，把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这两个方面，都要纳入我们工作视野之中。以此为例，就需要把中国古典式建筑，从设计，到建材，到施工等技术问题进行每个细节的记录，以达到能够复制再现的水平。这样，跨行业跨领域的工作就会出现。对超出了文化部门能力与专业范围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统筹规划做好配合与协调。

三、“硬件软”和“软件硬”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附的人或物，我们估且叫做“硬件”。

那么，“硬件”怎么“软”呢？那就是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过程中艺术或技术的精确标准，要通过软件既文字、图像、声音等科技手段详细记录下来，即使在遥远的将来，这一硬件没有了，我们根据保存这些资料的软件，也能进行复制和再现。这就是“硬件软”。

比如，对赫哲族鱼皮服饰这一遗产，实物可以收藏保存；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它来源于哪一条江哪一种鱼，以及鱼皮如何扒下来，鱼皮又是如何制成皮革，怎么缝制和用什么样的线和材料，怎样镶嵌花边等等。对这些都要有详细的交代。把“硬件”做“软”，这才是给后代和人类留下一个完整的硬件。这样“硬件”放进“软件”系统保存，人类才可以世世代代认识它和再现它。

同样，对萨满教所用腰铃和单鼓等遗产，不仅要有腰铃和单鼓实物，还要有腰铃和单鼓所用材料、工艺和制作过程的交代和演示。如此等等。

利用电子、文字、声像等软件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专业性分类、记录和整理，我们估且叫做“软件”。

所谓硬，就是说对某一具体遗产的整理中，要对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都有要记载到位和准确；同时对其物质性的一面，如所用工艺、材料等，也要有详细精确的记载。只有软件把某一项遗产中的“软”、“硬”两方面，都做出标准化专业化记录，这就是过硬的软件，即为“软件硬”。

四、价值标准认定

文化遗产应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三方面价值。

历史价值主要是指：某一项遗产形成产生的年代，地点及其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也包括形成的过程以及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等。

科学价值主要是指：某项遗产在相关学科或专业中的学术地位、参考价值和考古价值与研究价值等。

艺术价值主要是指：某项遗产的艺术成就艺术特点特色等。

因此，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整理中，要注意对这三方面价值进行详细而系统的记述。

我认为，这三个价值基本通用于所有文化遗产的记录和整理规则。

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科学规范有效，在此建议制作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立项填报表》，在这个“填报表”里，可将项目名称、形成时间、形成地区、现存地区、不同区域的代表人物及风格特点流派、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资料存档级别等内容填写进去。然后，以这个“填报表”作为审批的依据，对不同地方的同类项目，加以对比综合取舍，以确定具有代表性完整性地区组织“工程”实施，或另有其他地区配合实施。

一经进入工程实施阶段，就应有“质”和“量”的终极目标管理，以确保工作有效完成。对此，可制作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工程审核表》。在这个“审核表”中填写：项目名称、产生形成时间地区、现存地区及代表人物及风格特点流派、历史及传承报告、科学研究报告、艺术价值报告、审核意见、资料存档级别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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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贵州彝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2-0062-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某种载体呈现出来的无形性遗产，它与其他文化遗产的显著区别在于它的无形性。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变得冷淡，很多人只是从娱乐、猎奇的角度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对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如此。有关专家明确指出：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以贵州为例，贵州地处祖国大西南，经济文化落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要低于发达地区。在贵州的少数民族中，贵州彝族的人口相对其他少数民族来说比较多，分布在贵州的大部分地区，以毕节市、六盘水市等为主要聚居区，他们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特色，不断结合外来文化，融会贯通。在与其他民族交流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艺术，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瑰宝。其中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艺术和历史价值较高，但面临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一、贵州彝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贵州彝族作为西部比较大的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彝族诸多文化中，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尤为珍贵。彝族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十分丰富，形式丰富多彩，特别是彝族民间口头文学，具有语言细腻、情意委婉、寓言深刻、爱憎分明、丰富多彩、优美动人等特点，从各个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劳动和生活，表现了他们在各个特殊环境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是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经历代代民间艺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创造、丰富、加工、充实和千锤百炼的结晶，使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日臻完美，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成就，已成为民间家喻户晓、老孺皆知、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瑰宝，充分显示了彝族人民高度的口头创作才能。彝族民间口头文学种类繁多，有神话、传说、史诗、民间故事、歌谣等，其中包含不少难得的古代历史资料。这些珍贵的口头民间文学资料，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1]

1.史诗歌谣。贵州彝族歌谣是经彝族人民口头创作，并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凄婉悲哀的婚嫁歌、苦情歌；有委婉缠绵的情歌；有反映古代部落战争的火把歌；有清新质朴的酒歌；还有风趣活泼的儿童歌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彝族先民与自然进行坚忍不拔斗争的英雄风貌，还可以看到古代社会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宗教礼仪、图腾崇拜、部落形成、民族交往、压迫与反抗等，同时看到彝族人民为追求美好的理想而表现出的民族气质、心理状态、人格品行、处世准则以及审美观点等各个方面。

2.神话传说。在彝族口头民间文学中，神话传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大量的创世神话、历史传说、民族部落传说、地方风物传说、节日习俗及信仰传说、英雄神话传说等。在这些说话传说中，充满着彝族人民战胜自然与邪恶的英雄气概。在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中，闪耀着彝族人民勇敢和智慧的光芒。这些传说，不仅具有较高文学价值，而且为研究彝族历史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3.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是彝族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在众多彝族民间民故事中，有的叙述了天地万物的来源；有的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善良和聪明；有的则嘲笑了统治者残暴和愚蠢。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彝族民间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神话故事。神话故事大多与史诗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支格阿龙的故事就来源于彝族史诗俄特依。二是历史传说故事。这类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多半实有其人，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和褒贬，往往给他们蒙上了传奇色彩，对于其中的人物甚至加以神化。彝族民间寓言与动物故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动物故事往往同时又是寓言。

4.口头文学。彝族口头文学是彝族人民长期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是彝族千百年来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具有非常普遍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彝族人民常将它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道德规范和习惯法的作用。因此在贵州彝族地区，遇有婚丧嫁娶、节日聚会、超度祖灵及调解冤家纠纷时，当事人都用口头文学来表达情意。由于它能概括地揭示事物的真谛，因而对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思想作风、风俗习惯等影响极深。彝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充满生活情趣、饱含幽默与诙谐的对口词，一般在婚庆场合和逢年过节时表演，由代表主客双方的对手组成对说家，各自用夸张的语言、渊博的知识与对方展开舌战，比智慧、比知识。双方即兴创作，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其语言流畅，比喻生动，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无所不谈，既丰富多彩，又富于哲理，在夸张的对话中，用不伤大雅的语言抑制对方，同时显示自己，起到寓教于乐、沟通情感和增加欢乐气氛的作用，是彝族口头文学的一枝奇葩，甚至可以说是彝族古老说唱曲艺的原始雏形。[2]

总之，贵州彝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彝族历史文化的载体。例如贵州彝族民歌，它像彝族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彝族社会的历史进程，彝族的《六祖的传说》、《戈阿娄>>和很有历史味、民族味、民俗味的盘县彝族古歌无疑都带有开天创地、迁徙寻地的史诗色彩。彝族民歌的深刻内容不仅映照出彝族历史进程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领域的真实，它还百科全书式地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状况行为、道德社会、伦理为人、处事思想、情感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方面。像彝族民歌中表现人们温馨情感的《哥哥给妹妹买衣裳》、《送郎送到鸡场坪》，体现人性善良孝道的《劝母莫忧愁》、《舅孙论道》、《盘县彝族古歌》等彝族民歌均承载着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3]

二、保护措施

1.建立科学的传承机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过去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要求和结果中可以看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在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例仅为30%左右，在第一批22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传承人总名单中少数民族的比例也只占30%左右。少数民族地区丰厚的非物质文化中有很多潜在的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贵州省应该更加关注来自少数民族的项目，对彝族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等各项工作应该给予特别的帮助。这就需要专家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调查、科学研究与认定，然后再保护、传播和发展其中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2.加大抢救力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上世纪80年代就逐步认识到，随着全球化的变迁，无形文化比有形文化显得更加脆弱。因此，在1989年通过关于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的建议案的基础上，又于1998年制定了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强化了对非物质口头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保护。抢救保护的手段，主要是拉网式普查、搜集、整理，通过文字记录以及录音、录像、拍照和数字化等现代化手段，使其永久保存下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民间文学的抢救工作，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就是其中之一。贵州省相继编辑出版了彝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对抢救保护优秀彝族的非物质口头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还应当继续深入挖掘贵州彝族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整理出版散落于民间的文学故事、诗歌等。对于其中收集到的彝文古籍原件、古籍插图、民间绘画、电子数据库、复印件、手抄，可成立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进行收藏，向世人展示彝族古老文化的独特魅力。

3.加强对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使之服务于社会，获取效益。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为了发挥两个效益，使之服务于现代社会。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优秀的彝族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能够产生效益，能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如大方县的彝族漆器、彝族传统服饰，还有彝族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等，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我们可以挖掘出其固有的商品属性，使之产生经济效益。其二是发展彝族文化旅游。大方县的奢香博物馆，通过电视剧的拍摄向国人展示了贵州彝族文化的魅力，成为旅游胜地。利用文化节庆活动，结合商业经济活动，既能促进当地的旅游发展，也能扩大地方影响。贵州彝族的火把节已经入选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大力宣传，吸引省内外游客参加，这样才能够形成产业互动与互补。

参考文献：

[1]安群英.罗新本，等.彝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利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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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羌语

中图分类号：G122,74；H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086-06

羌族自称“尔玛”(Rrmea），主要聚居在四川西北部高原的茂县、汶川县、理县、松潘县、黑水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绵阳市的北川县，贵州省的石阡县、江口县以及云南省的文山州等地。数千年来，羌族人民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历史和优秀文化，然而，在岁月的变迁中，羌族的文化正在遭受着现代文明的冲击，羌族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其中，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象征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羌语已经成为了“显露濒危特征的语言”[1](P9)。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只用羌语一种语言交流的人口占羌族总人口数的6.9%，用双语（即羌语和汉语）交流的人口占羌族总人口数的55.37%，而只用汉语交流的人口占羌族总人口数的37.73%[2](卷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数据是该书作者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根据1982年人口资料推算而出。时隔26年，由于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使用羌语的人口不足一半，羌语的使用范围也日趋缩小。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在21世纪，羌语是否能继续存在值得我们深思。然而，羌语不仅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达媒介，其本身也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羌族民众互相认同的重要标志。如果羌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就失去了自己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羌民族文化的传承就会受到极大的妨碍。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着手开展并加强羌语的抢救和保护工作。

一、羌语的使用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可分为南北两大方言区。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理县通化镇、薛城镇，汶川的威州镇、绵篪镇等地区；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茂县北部的赤不苏区、较场区、中部的沙坝区、黑虎乡、永和乡，松潘县的镇江区、热务区，以及北川羌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目前，掌握羌语的单语人比例很小，大多数羌族人用双语或转用汉语；羌语的代际传承已经出现问题。

1．羌语的使用范围日益缩小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80年代，只用羌语的人口占羌族总人口数的6.9%，用羌汉双语的人口占羌族总人口数的55.37%，而转用汉语的人口占羌族总人口数的37.73%。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羌族的总人口数198000人，这些人口主要聚居在阿坝州。据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阿坝州的羌族总人口数为129445人，其中茂县有羌族80875人，占阿坝州羌族总人口的88.92%[3]。但在茂县的调查中发现，只有45300羌族人能说羌语，其他的羌族人已经转用汉语。从以上的数字我们不难看出，使用羌语的绝对人数正在减少。与此同时，使用羌语的地域范围也正在缩小。笔者从茂县羌文办了解到，20世纪50年代，茂县大部分地区都使用羌语或者羌汉双语，时至今日，茂县的大部分地区都使用羌汉双语或者汉语。在笔者的调查走访中也发现，茂县沿岷江河、顺公路一带的羌民几乎不会说羌语了。以茂县的三龙乡为例，20世纪50年代，茂县三龙乡还有极大的羌语群。1951年，该乡的村寨里建起了小学，采用汉语授课，70年代初，三龙乡修建了连接茂县其他地方的公路，这为三龙乡通向外面的世界打开了通路，也使得三龙乡的羌语人群急剧减少，该乡现已是以使用汉语为主的地区，这里的教育以及教育方式很难再支撑和维持羌语的继续延续。第三，调查中笔者也发现，目前在羌区讲羌语的多为妇女和老人，青壮年男子一般不用羌语交流。

2．羌语的使用频率减弱

目前，在羌族地区，羌语已经不再是羌族人交流的主要工具。羌语的“适用”范围也不断的在缩小。人们已经开始有选择性的使用羌语，很大程度上羌语已经成为了家庭语言或者是小范围群体的语言（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得知，羌族儿童主要在家庭中使用羌语，在公开场合使用羌语的比例只有33.6%。羌语使用频率的下降在羌族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更为明显。以茂县为例，以前说羌语的家庭现在几乎都不用羌语了，即使在家庭内部使用其频率也不高。笔者的一位朋友曾讲述到：“我嫁到他们家（丈夫家）好几年了，都是用汉语与家里人交流，只有他们家寨子里的亲戚来的时候，他们才会说我听不懂的‘乡谈’”。

3．羌语的使用环境恶化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交际的工具，它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地由简到繁。因此，语言的使用必须具备相应的语言环境，如果没有这种语言环境，语言的功能就会弱化，语言的功能一旦弱化，语言的价值就得不到体现，这必然影响到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语言的使用环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的个体所处的环境，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在这里，我们用语言使用者的态度来表现其内部环境，用语言使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为外部环境。在走访调查中笔者发现，羌族人对羌语所持的态度大致有三类：第一，无用论。当问到羌民是否想学习正在推广的羌文字时，很多人表示“我们的语言一点用都没有”。在他们看来，羌语除了在本地区和家庭中使用以外，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什么经济利益，而讲羌语就是“蛮子“，是“乡下人”的标签。因此，他们对羌语的价值不太看重。第二，无所谓论。一部份羌民认为，会不会羌语都无所谓，用他们的话说：“会打‘乡谈’可以，多一门语言没有坏处；不会打‘乡谈’也行，反正‘乡谈’又不会挣钱”。第三，有用论。持这一观点的大都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羌族人，他们对自己民族语言认同度较高，认为羌族就应该学习羌语。羌民对羌语的这三种态度中，持第一、第二种态度的比例均大于第三种态度。这说明大部分羌民对自己民族的语言评价不高，使用羌语的内因动力不足，根基不扎实，羌语的内部环境有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羌语使用的外部环境也不容乐观。首先，随着市场经济在羌族地区的进一步深化，很多羌族年轻人走出村寨积极就业，但是他们在羌区从事的工作收入普遍不高，为了生存、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奔走于他乡，于是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母语而转用汉语。其次，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息技术及大众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音像等)已日益普及，这使得主体语言的传播力度大大加强，同时也使得少数民族语言的交际功能减弱，最后到了濒临消亡的地步。目前，90%以上的羌族地区都有了电，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迅速被羌民接受。看电视、看影碟等娱乐方式正在迅速取代羌族的传统娱乐方式，如讲故事，唱山歌和跳沙朗舞等娱乐活动(而讲故事，唱山歌和跳沙朗舞时均用羌语来进行)。最后，婚姻的缔结也成为了影响羌语使用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羌族在通婚上没有限制，因此，羌族与外族通婚盛行。而与外族通婚组成的家庭中很少用羌语交流，家长也不会刻意地让孩子去学习羌语。因而在羌族地区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语言群体，这一群体中有的能听懂羌语但不能说出标准的羌语，有的则只能听懂但不会讲羌语。

4．羌语的传承障碍重重

羌语具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特殊的价值，不仅代表着羌民同自然界的接触、交流中产生的思维规则和表述方式，还代表着羌民勤劳勇敢、团结友爱的高贵品德。对于羌族这样一个几乎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来说，语言和口头文学在其历史和文化传承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羌语是羌族各种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和基础。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羌语的传承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第一，羌语的方言多。羌语分为南北两大方言，南部方言区有雁门、龙溪、绵篪、蒲溪、桃坪等6种土语，且方言间的内部差别较大，使用汉语借词多；北部方言有镇平、曲谷、黑虎、渭门、维古、麻窝、芦花等9种土语，且使用藏语借词较多。较多的方言增加了羌民内部的沟通难度，导致出现羌民与羌民之间说羌语不能沟通，反而只能用汉语才能沟通的尴尬局面。第二，羌族的代际语言传承已有危险。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语言活力指标之一：“代际语言的传承安全”中显示，语言传承安全标准为：下起自儿童，所有年龄段的人都使用这种语言；不安全为仅有部分儿童在所有场合使用这种语言或者是所有儿童仅在有限场合使用这种语言；确有危险是该语言大多由父辈及更上代人使用；很危险是该语言大多由祖父母辈及更上辈人使用；极度危险是该语言多半由极少几位曾祖辈人使用；灭绝是该语言已无人使用[4]（P55）。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标准可发现，羌族的代际语言传承已经确有危险。相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羌族老年人说羌语的比例比较高，随着年龄的减小说羌语的比例也相应减少（见表2）。

按照这种趋势发展，到这个世纪末羌语是否存在值得我们深思。从上面的材料我们也不难看出，羌语在传承过程中障碍较多，羌语的发展正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5．羌汉语双语教育岌岌可危

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的消失将导致人类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消失。根据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羌语的使用功能正在弱化，加之羌族长期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书面语，规范程度较低，以至羌语已经显露出濒危的特征。2007年5月8日，从国家民委传出消息，为了抢救我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国家正在通过加强双语教育、资助研究课题等措施，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实质上，从1993年开始，羌族地区已经开始实行双语教育，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羌汉双语教育是一项崭新的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因此，羌汉双语教育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归纳起来，这些的问题主要有[5]（P81-82）：第一，理念问题，即羌语和汉语的关系还没有理顺，目前尚存分歧；第二，对双语建设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一方面表现在羌语教材的数量上，已经印刷出版的羌语教材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另一方面表现在羌文教材出版发行滞后上；第三，羌文教材质量不高，这主要表现在教材种类单一，教材内容缺乏新意，满足不了国家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要求；第四，双语师资数量严重不足，茂县304个教学班却只有51名羌语教师，同时羌语教师流失现象严重。正是由于上述问题及其他一些更为具体的原因，导致羌族地区尚处摸索状态的双语教育已经陷入瘫痪状态，双语教育的搁浅致使正在试行推广中的羌文教育也停滞不前，进而影响了羌族语言的传承、丰富和发展。

二、抢救和保护羌语的几点建议

目前，羌族语言文字的传承已经发出濒危的讯号，羌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也停滞不前，这不仅对羌族语言的传承和发展、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也对整个羌族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因此，我们要积极的探索和寻求抢救保护羌语的对策。

1．制定有关羌语保护的条例或法规，让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羌语是羌民族珍贵的文化资源，必须致力于对它的保护。但是，对羌语的保护不是短期行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要实施好这项工程，必须要有坚实的法律和政策的规约和保障。这对于还没有充分树立羌语保护意识的羌族地区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制定有关保护羌语的条例或法规是抢救和保护羌语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国家可以出台相应的法规，将而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的少数民族语种纳入法制化管理范畴。2000年10月，国家通过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此法的第八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6]此后，2003年11月，四川省也了《四川省实施办法》，办法的第八条和第九条分别提到:“少数民族学校可以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电视和广播可以使用普通话播音，也可以按照规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播音。”但是，针对濒危语言的保护性法规和条例却鲜见。同时，羌族地区的当地政府也可以制定“羌族语言文字保护条例”等，把羌族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因为只有依法办事才能理顺各种关系、提高工作效率。

2．成立保护羌语的专门机构，设立专项资金，让保护工作有效地进行

要使抢救和保护羌语的工作收到实效，除了国家及地方政府立法之外，还可以成立保护羌语的专门机构，对羌语资料的收集、整理、记录、建档、展示和利用等方面制定一整套科学的管理章程，以“动态性”和“静态性”相结合的方式来抢救和保护羌语。动态的保护主要是指：建立项目储备、分级保护制度；增加对羌语的推广、研究、保护经费的投入，将其纳入财政预算，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长；落实机构的编制和人员，培养专业的从事羌语抢救和保护的人员；把羌语的保护工作纳入相关部门的目标考核。静态性的保护主要是指：积极开展抢救羌语资料的工作，如编辑词典、出版专著、建立数据库、采用多媒体技术保存声像资料等，为羌语保存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文献。

与此同时，还应该制订有关国家、地方政府拨出专款，迅速立项，开展抢救和保护羌语的工作。目前，茂县成立了“羌族语言文字工作社”，但由于权职所限，“羌族语言文字工作社”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远没有达到作为一个保护机构的要求。同时，由于受到经费少的限制，使“羌族语言文字工作社”的工作难度加大，既要完成对羌语的抢救、保护和促进的艰巨任务，又要经常面对没有资金开展工作的尴尬。因此，成立抢救和保护羌语的专门机构，设立多种形式和渠道筹集保护羌语的专项资金就显得格外重要。当然，这项工作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政府在政策、财政、管理、项目、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保护和抢救羌语的规划是否能真正贯彻实施，很大程度上还要看政府给予的支持和接纳的程度。

3．保护羌语生态环境，建立羌语保护示范区

羌族语言作为羌族文化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深的蕴藏了羌族的智慧、技艺、宗教、风俗、历史等。失去了它就意味着失去了羌族的文化，它是羌族的重要特征。但事实上，羌族地区沿岷江河交通发达地区已有很大一部分羌民族不使用本民族语言了，民族语言的传承范围在不断收缩。以茂县为例，现在羌语使用较为广的地区多集中在“上山区”，即经济较为落后、交通不发达、地处偏僻的半山或高半山羌寨，比如：赤不苏、曲谷、雅都、维城、大岐山等地；而交通便利、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几乎没有人说羌语，比如南新、牟托等地。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保护羌语生存和发展的区域，采用相应的措施，使茂县赤不苏、曲谷、雅都、维城、大岐山等地的羌语生态环境不被破坏，使之成为“活态文化”；另一方面，在这些羌语地区树立一些典型，建立羌语保护示范乡、示范村或示范寨，并扩散其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保护这些地区羌语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要注意发展当地的经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才能保证好他们的生态环境，以便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好羌族语言文化生态资源，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抢救羌语文化资料等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首先，地方政府或社会团体等可以筹集资金，作为专门款项解决示范区羌民的生活，以便尽量减少当地羌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保证不同年龄层次的羌语使用者人数平衡，避免羌语传承的断代。其次，羌语生态区的建立、发展和示范作用的辐射需要羌民族成员和当地从事语言教学、宣传和管理的人员、语言研究的专家和机构、社会各界、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

4．加强羌汉双语教育，增强羌族民众对羌语的感情

羌语是羌族文化的载体，学习羌语就意味着学习羌族文化，保存羌族语言就意味着保存羌族文化。但是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羌族要发展单靠母语教育是不行的，因此要在羌族地区加强双语教育。通过羌语教育，培养能够记录和保存羌语的羌族人，增强羌族人对羌语的感情，进而增强羌族的民族认同感；通过汉语教育，使羌族人掌握汉语，进而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羌族学者陈维康曾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有人用汉语问住在黑水县的自称是藏民的人是否是羌族时，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倘若我们用羌语问同一个人是否是“尔玛”（Rrmea，羌族）时，答案则会是肯定的。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语言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同时，在茂县羌区进行农村扫盲教育时，羌民们都表现出少有的积极性，他们往往早早就围坐在火塘或者是堂屋等着羌文教师授课，无论农活再忙他们都会参加，每晚在微弱的灯光下坚持学习1――2个小时而毫无怨言。参加扫盲学习的一位70岁高龄的羌族老人感叹到:“我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这一辈子我没有读过书，在临死前还能能够看到自己民族的文字，这是福分”。在扫盲教育中，还有一些年轻羌族妇女背着孩子听课，有的则干脆把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托给老人带，听完课回家孩子早已经被饿哭。从这些例子可看出，在羌族地区加强羌语和汉语并举的教育意义非凡，它不仅成为羌族的一种精神凝聚力量，形成羌族的文化特征和传统，还能使人们找到羌族特有的归属感，并由此形成代代传承的对这种身份归属的记忆、自豪和自尊。

5．重视专家指导，积极培养羌族语言文字工作者

羌族拼音文字以及羌族地区开展的双语教育都尚处在起步阶段，这非常需要精通专业理论且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们的指导，他们能从理论上对这项工程进行全面分析，为羌语的抢救保护和促进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帮助有关部门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案。比如，在制定《羌族拼音文字方案》过程中，四川省民委不仅组建了“四川省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创制领导小组”，还邀请了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为顾问，为羌族文字的最终创制提供了专业咨询和理论指导。同时，培养人才是做好民族语言文字及传统文化保护的关键性措施。因此，羌族地区要发掘参加抢救和保护羌语的人力资源，通过开展和培训活动，加强羌语抢救和保护人员队伍的建设，这样才能够保证将羌族语言的保护工作有效的、可持续的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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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 [M]．拉瓦尔大学出版社，1995．

[3]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阿坝州志[Z]. 民族出版社，1994．

[4] 范俊军，官齐，胡鸿雁译. 语言活力与濒危语言，民族语文[J]. 20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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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重视，完善普查机构和争取普查经费

我局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以“统一部署、加强协调、全面展开、有序进行”为指导思想。为确保非物质普查工作顺利进行，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局长为副组长，社文科、文化馆、各镇文化站站长为成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小组。根据我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针对性强、操作可行的《*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方案》，对普查工作的具体步骤、日程做了科学的安排，向区政府申请1万元专项普查经费，将办公地点设在区文化馆，并举办了多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培训班，完善解决好普查机构、人员、经费、办公场所的实际问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全面动员，深入调查

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是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主要是了解和掌握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具体做法如下：

1、此次普查以实地为主，为了不漏线索、不漏种类，我局在上级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在区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做好普查宣传工作，利用媒体，扩大宣传力度和广度。同时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发挥好政协委员、民间艺人和热爱民间文化人员的作用，形成全区自觉的普查意识，让广大群众都积极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

2、在普查工作中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除了文字记录，还进行了摄影、录像、录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可视地、动态地、立体地原生态地保存。

3、在普查工作中，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街道、乡村以及群众家中进行普查；尊重老民间艺人、老同志的意见，虚心向他们请教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宝贵经验，必要时邀请他们参与普查工作或当普查工作顾问。

4、在普查工作中，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和原貌，按照民间文化作品和民俗表现形态真实地、不加修饰、不加歪曲地将其记录下来，更不要以自己的想象或凭自己的知识和爱好去篡改。

5、在普查工作中，进行地毯式全面普查，同时对濒临消亡的珍贵文化遗产进行抢救；对以前普查过的，但有遗漏的进行补救普查。

三、普查情况

经过对我区的全面普查，发现我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情况如下：

1、*办事处，黄金酥丸制作工艺，

2、*办事处，客家凉帽制作工艺，

3、*办事处，八月豆花生制作工艺，

4、*镇，古庙皇母娘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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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由于民间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农耕文化及其相关环境的变迁，特别是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移，农民进城务工引发的人口大流动，广播电视普及使全民信息化水平的提高，造成负载着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掌握民间艺术和技能的艺人日益减少，使民族的“文化记忆”中断的概率增加，使我们中华民族传之既久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面积地面临被遗忘、遭损坏、乃至消失的严重威胁。这种情况，无疑已成为我们民族的不能承受之痛。

自从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向和启动向联合国教科文申报非物质遗产名录以来，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中的“文化自觉”意识已大为提升，以保护和抢救濒临失传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为目的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行动，也渐而深入人心。

但是，在我国知识界和政府官员中仍有不少人深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对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文化现象，不是科学地探究其合理性和规律性，而只习惯于简单地以进步或落后、有益或有害、好或坏等政治概念和二元对立的方法论给予判决。于是，就把民间文化、特别是其中属于民间信仰范围的种种文化事象的消极影响看得很重，看作是人类理性思维和当前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因而在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时心存忌惮，如履薄冰。理论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科学性和工作的开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总则》第2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如下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定义”条目之下，还作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包括下列五项：

(a)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b)表演艺术；

(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公约》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文件或其他地方又称“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这个专名所指称的，大体相当于我国通常所说的“传统民间文化”或“民间创作”。至少可以看出，各国专家们在起草并一致通过这个文件时，是把口头文学（口述传说、神话――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等）及语言、民间艺术（表演艺术和工艺技能）、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与民间的蒙昧信仰加以区别。

其实，即便是鬼神崇拜、巫术这类文化现象，也是人类处在野蛮时期低级阶段上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的较高的特性”。况且，这种滥觞于野蛮时期低级阶段的思想，此后又延续千万年，跨越漫长的历史途程而未衰，而且连同其创作者们的世界观一道，渗透进口述文学、神话、表演艺术和手工艺之中。

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间文化遗产，可以溯源于原始先民的文化创造。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十分顽强的，历久不衰的。总之，民族的历史，差不多都是靠口头的史诗、传说、经书等文化记忆，一代代传递下来。例如，汉民族家喻户晓的孟姜女故事和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等，流传两千多年至今不衰。它们的传承，不能说没有书面记载的功劳，但主要靠的还是群体记忆和口传心授。

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在其漫长的传递中，因吸纳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素养的创作主体、传承主体的世界观和许许多多观念，多少显得驳杂散乱，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奔腾不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和传递了民族的文化精神。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多样的。不同文化间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保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乃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每一个民族和群体保护了自己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要保持并弘扬中华文化，重要的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是什么？目前学界虽莫衷一是，但基本上是把儒家思想遗产中的“和合”或“中庸”当成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流。可是，很多人却忘记了民间文化所张扬的精神，而民间文化恰恰是为最广大下层百姓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笔者以为，尽管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上层文化和属于普通百姓的民间文化一直处在对抗与交融之中，但要建设完整科学的中华文化，就必须要有效整合两种文化。

民间文化中到处洋溢的“生生不息”的意识，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生生不息”的意涵，表现在家族、家庭和生存上，就是对生命意识的崇尚；表现在国家、民族、个人安身立命上，就是对自强不息的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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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活态文化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体现。如何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全方位加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战线工作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广大农村，非遗的保护传承要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相结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做到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一、农村文化礼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一）关于农村文化礼堂

农村文化礼堂，是指根据农村行政村人口规模、人员构成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确定设施规模，开发建设的农村综合文化活动场所。它可以利用既有的空间设施，如祠堂、旧校房，也可以根据规划新建、改建、扩建。主要设施包括文化礼堂、讲堂和文体活动场所。以有场所、有展示、有活动、有队伍、有机制等“五有”为基本标准，按照“两堂五廊”，两堂即“礼堂、讲堂”，五廊指“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艺术廊”设计，可建成综合一体式，或者分散组合式。农村文化礼堂应成为集教育、娱乐、礼仪、非遗传承于一体的农村公共空间。

建设农村文化礼堂，有利于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从设施建设向内容建设提升，从资源分割向资源整合提升，在传承优秀文化、弘扬乡风文明、培育农民素养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重要载体，是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保障，是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构建农民精神家园，提升农村文化建设水平的重要举措。2013年1月，李强代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将建设1000个农村文化礼堂列入了今年省政府十件实事之一。义乌市也计划通过5年的努力，在全市建成一批集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等“三型”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礼堂。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非遗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主要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非遗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近年来，政府部门通过开展非遗普查、开展非遗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遗文化、制定保护名录等措施，加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二、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义

（一）农村非遗为农村文化礼堂提升内涵、丰富内容

一是农村非遗丰富了农村文化礼堂的内涵。农村非遗含有许多精神、礼仪层面的文化内容，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能够传承下来的精神、礼仪方面的内容，肯定是文化精华所在，这不仅丰富且提升了礼堂的文化内涵。同时，农村文化礼堂也为非遗的良好研究、传承提供阵地保障。二是农村非遗为农村文化礼堂展示展览功能增添亮点，农村文化礼堂是农村非遗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展示平台。农村文化礼堂的展示展览是其中一个重要功能，通过挖掘历史，对村内的非遗、特色文化进行展示展陈，建立档案，也有助于对非遗的保护。如大陈镇的马畈村、赤岸镇雅端村对古时的农耕用具、纺织机等非遗工具进行展陈。三是农村非遗是农村文化礼堂重要活动载体，非遗的特点是活态的流变，如表演艺术、社会风俗、民俗文化等，非遗也大大丰富了农村文化礼堂的活动内容。农村文化礼堂也为非遗交流和传播的提供良好阵地和活动空间。非遗只有不断演练、传承，才能不断创新发展。

（二）农村非遗文化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提升层次和魅力

通过农村文化礼堂这一平台，使非遗文化在农村得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将大大提升农村文化的层次和魅力。（1）可以通过弘扬非遗文化，了解村史变迁、了解乡土文化，进而增强归属感，促进爱家、爱民族、爱国家的热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村落，历史究竟有多长，地域有多宽，有历史记载以来的人文现状、文化底蕴究竟有多深？我们常说难解乡音乡情、叶落归根的情怀，归根到底是我们对国家、民族、家乡的热爱，是对家乡文化的依恋，非物质文化遗产默默记录、承载和见证历史，它是我们历史文明的显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始性和真实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历史，保护历史就是保护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园。（2）可以通过弘扬非遗文化，使农村民间工艺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是古老越有价值，越是古老越是深奥、巧妙，技术性越强，工艺性越高。这些工艺技术性遗产，不仅令当代人长久地深思不解其术，而且有许多工艺仍然可以继续采用或者直接使用。对现代化的高难度现实，仍然具备着现实意义和使用价值，使古代遗产为当代服务。（3）通过弘扬非遗文化，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许许多多的构思、设想、设计到制作都具备其美妙的观赏价值，美轮美奂，百看不厌。尤其是那些古代民乐和古代器乐的制作，不仅娱乐了一代又一代的古人，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够享受到古风古韵、古色古香的艺术味道。

三、目前影响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作用发挥的因素分析

近年来，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取得了良好发展，农村非遗保护工作和农村文化阵地建设都取得了长足发展。领导重视，纳入了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制订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工作规划。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和考核奖励等措施，有力地推动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临安市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是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典型模式。但是，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许多地方仍然没有把农村非遗和农村文化礼堂有机结合，部分地方甚至把这两项工作截然分开，致使两者的作用都得不到发挥，影响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发展，农村文化的巨大乡土魅力得不到展现。

（一）重视不够，农村非遗保护工作和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薄弱

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把这两者的建设和保护都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许多经过旧村改造的村，面貌全非，农村文化气息破坏全无。许多农村文化阵地被商业店铺所取代，一些祠堂、旧校址、老厂房多用于出租谋利，仅有的一点活动室就是老年活动室，农村文化得不到保护发展，非遗也逐渐失去生存的环境。

（二）结合不紧，农村文化阵地缺乏和农村文化生活单一问题并存

各类文化阵地都比较单一，宣传部门主打“乡风文明村”建设，文化部门搞的是文化示范村（特色文化示范基地）、体育部门弄的是小康体育示范村（社区），创建的门类众多，没有形成一个统领，同时面对农民群众越来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传统的基层文化阵地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文化礼堂建设解决了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管理杂乱，但相对薄弱的文化模式，还需要更多的创新、丰富；而另一方面，非遗没有很好的平台和载体来传承。

（三）资金不足，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文化礼堂建设缺少足够的投入

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对于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村来说，启动建设的资金就让人望而却步，更别说长期日常运行管理经费了。而对于非遗保护来说，由于农村文化的丢失，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经费更得不到保障。

（四）人气不旺，文化吸引人、凝聚人、教育人的作用没有难以施展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文化建设只注重娱乐、休闲，而对村民的道德教育有些忽略。从前，村里唱社戏、办庙会、闹社火，群众劳动之余享受著文化的滋润。如今，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大批进城务工，这些村落文化在农村得不到传承，传统民俗逐渐消亡，特别是一些非遗项目面临灭绝，新的民俗却没有形成。本土化程度不够，无法打造本土品牌。传承人日渐减少，出现“人亡艺息”现象。

（五）开发不力，没有很好地利用非遗和农村文化礼堂发展文化产业

一些村庄旧宗祠被长期闲置，文化礼堂建设却没有场地。如凭借农村良好的生态和乡土环境，利用文化礼堂和非遗项目，开发乡村旅游、开展特色产品。

四、今后积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作用的建议

农村文化礼堂是非遗传承发扬的舞台，非遗是农村文化礼堂的灵魂，农村文化礼堂只有融入非遗才有生命力和独特性，而非遗需要依靠农村文化礼堂这一载体、平台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一）强化意识，政府主导

（1）挖掘特点，突出亮点。各村在文化礼堂建设中，首先明确各自的文化主题，打特色文化品牌；其次在品牌、特色的选取上，要因地制宜，注意挖掘本村的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力争一村一品，百花齐放，各具特色。一类是特色明显、单一的，确立主题可打非遗特色牌，比如：义乌市稠城街道下西陶村，根据村内曾有个婺剧站历史，确定了戏曲之乡为主题，成为独具特色的一大亮点。一类是历史上贤达人物较多，或者特色较多的，应该注重挖掘期间的关联性，找到共通点，确立本村的主题，如稠城街道下娄店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村是骆宾王的后裔，而且史上村里还有参观过远征军的革命烈士，村里建有革命烈士墓碑，他们抓住骆宾王曾一腔爱国热情，从军边塞的历史，结合远征军忠于国家，远征救国的革命情怀，该村把爱国热情、红色革命两者结合，将忠勇孝义、开拓进取确定为礼堂建设的主题，并将这个主题融入到礼堂建设的每个细节，形成的特色鲜明。（2）强化政府主导意识和村级主体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制订工作目标和规划，强化措施。市文广新局、市文联等单位要充分发挥“文艺专家联百村”、文联志愿者等活动载体，积极开展“送文化、种文化”服务，丰富文化礼堂活动内容。努力打造村级、镇级文体交流平台，培育特色、精品，整合升级。农村文化礼堂的主体是农村，村两委高度重视是基础，村两委思想认识到不到位、直接关系着文化礼堂的运作发展，也是必影响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必须确定一位村干部分管负责文化礼堂工作，只有充分认识“文化礼堂”对推进新农村建设、非遗传承、农民素质提升、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才能真正建好、管好、用好文化礼堂。（3）多形式、多渠道投入资金。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出台农村文化礼堂、非遗保护传承的财政扶助政策，给予一定经费保障，确保“有钱办事”。建立农村文化项目资助机制，对有特色的农村文化活动、艺术形式，通过项目资金给予支持，激发农村文化创新活力。义乌市就出台了《义乌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实施意见》，部分镇街出台了相应的配套补助政策，最高达到1：1补助。同时，各村也要通过村级配套、民间集资等方式多渠道集资筹款。村级要树立节约办会、开源节流，坚持花小钱办好事、办大事的理念，让每分钱都能发挥出最有效价值。与此同时，提高非遗保护传承和农村文化礼堂结合紧密度，对于特色鲜明的，要加大扶持力度，提升建设档次，走股份制开发旅游、产业化发展道路。（4）加强工作交流，典型引路。组织各村之间开展各类文化交流，能进一步强化村民的认同感，还能凸显各村的文化特色。组织开展村、镇、市范围内的各类非遗比赛，如包清明果比赛、包粽子比赛、农民画比赛、戏曲演唱大赛等；各类全民健身活动，如各类球赛、排舞大赛、广场舞蹈大赛；各类农村书法、武术、绘画等艺术大赛；发动广大农民广泛参与，增加村民之间的交流，通过交流带动基础薄弱的村挖掘自身特色文化，加强文化培训，逐步提高艺术水准，激励村民对特色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提升村农村文化礼堂的档次水平。（5）加强管理，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农村文化礼堂能够持续发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要按照“建管同步”运行机制，健全市、镇街、村三级管理制度，完善奖惩机制，确保“有人办事”。市级层面建立考核办法，镇街制定管理办法，村级建立管理制度。镇街要建立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活动档案，对各村文化礼堂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和考核评价。村级要建立文化礼堂管理制度、活动安排，对全年活动进行周密细致安排，精心编排每月文化活动主题，让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真正发挥作用。

（二）因地制宜，挖潜搞活

（1）立足本土。从设施层面说，我们在文化礼堂建设中要充分挖掘地域资源，要积极收集整理史料，特别是非遗资源，用这些散落于民间的文化元素，整合资源，形成鲜明的村落文化，成为农民群众自我教育、陶冶情操的教材。在文化礼堂建设中，要坚持勤俭办事、因地制宜原则，利用原来祠堂公共空间，盘活动闲置资产。（2）结合嵌入。义乌外地人口多，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还要注意文化的多样性。在充分挖掘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的传播和接纳，积极引进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积极向上的外地先进文化进农村文化礼堂。譬如，周边村落文化、同根同族的外地同宗文化等，都可以成为农村文化的新亮点。（3）融入生活。生活与文化密不可分。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要把非遗作为切入点，把礼堂不仅建成农村文化空间，而且也是生活空间，成为集教育、娱乐、礼仪、非遗（民俗）传承于一体的农村公共空间，发挥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功能。如向红白喜事、入学礼、成人礼、新人礼外延，加强礼尚往来，重视道德教育，提升村民素质。

（三）培养人才，建好队伍

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实施“市―镇街―村”三级管理，相关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各镇街统筹推进，各村是管理主体，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及使用。农村的非遗保护传承亦是如此。要发挥非遗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的作用，必须抓好：（1）文化礼堂管理员队伍。负责任、懂非遗的文化礼堂管理员是关键，他是联系村两委、组织活动者、参与者的桥梁和纽带。村里要挑选一位热爱宣传文化工作，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懂一些非遗传承、会使用礼堂设备，并且热心服务群众的专职文化礼堂管理员，负责日常管理服务。（2）非遗传承人队伍。非遗包括各类民间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各种传统技艺等，多数靠口授和行为传承，必须以人为载体才能够传承下去。为此，一方面要对保护传承人，对其生存、生活提供保障，如养老、生活的补贴，许多具有独创性的技艺从以前的家传变为今后大众共享的资源，政府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偿。要让非遗传承人走进文化礼堂，成为文化礼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另一方面，要通过培训、活动、交流等形式，加大传承人的培养，扩大传承范围，让更多的非遗走进农村文化礼堂。（3）文化骨干队伍。要组建一批善于组织活动的文体骨干队伍、挖掘一批非遗传承人、培训一批农村宣讲员队伍，通过发挥村内“草根艺术家”的作用，协助开展文化礼堂各项工作，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4）群众团体。充分发挥老年协会、团、妇等群众团体在文化礼堂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

（四）礼堂搭台，非遗唱戏

要围绕“文化礼堂、精神家园”的要求，以活动为支撑，一方面促进非遗传承，另一方面为农村文化礼堂注入“活力”，进一步提升文化礼堂的功能与定位，把它打造成传播现代文明、弘扬主流价值的新平台。要善于把思想引导与文化娱乐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展活动引导农民价值观的转变。（1）要保持原汁原味、展现独特风味和魅力。非遗开发进入文化礼堂，要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活态化呈现，将其引入我们的生活，使人们从生活中强烈感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常化、民间化、审美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活动时尽可能保持其原有的特性，原有表现形式，原始地点，尽量减少人为的雕琢和仿造，比如民间的习俗、民间节日、民间工艺等。 （2）要注重“思想性”与“娱乐性”的结合。农村文化礼堂注重精神、礼仪活动，不仅有家族祖训、村规民约、贤达人士、文明家庭、好公婆好媳妇的展陈，还有春节祈福迎新礼仪、婚礼、七岁开蒙礼、成人礼（即为冠礼）、重阳敬老礼仪等，这些礼仪活动，每项的活动开展都是非特质文化遗产的一次传承。这些礼仪活动与每个村每家每户、每个村民息息相关，要让这些精神引领、礼仪传承成为村民的一种自觉的需要，从而产生对村庄的归属感、荣辱感，凝聚人心，形成良好的村风民风，引导每位村民主动投入到农村的发展建设上来。（3）要利用民间传统节日开展活动。我国节日众多，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建党节、七夕、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冬至、腊八节、除夕等等，如春节以迎新纳福为主题开展活动。迎龙灯是正月里最盛大的活动之一，人们通过迎灯，以示驱邪除瘟，祛灾祈福，祈求丰收、祈求平安。每个节日都有其不同的来历、含义、特点以及相对应的文化活动，特别是传统的节日，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节日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更能引起村民的共鸣，并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围绕这些节日主题，开展各类与之相应的活动，让非遗在农村文化礼堂中发光出彩。

（五）合理开发，反哺文化

要将非遗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所打包成一个整体项目，作为旅游资源开发，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文化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的结合，也使非遗在开发中加强保护，在利用中加快发展。要加快传统表演艺术和传统民俗活动的开发，大力发展非物质文化旅游。要充分利用民间文化艺术，以歌舞表演、精品展览、精艺体验、饮食文化等为看点，开发出能吸引旅游观光的特色文化旅游项目，打造出新的文化旅游品牌。通过产业化所得资金再投入文化建设，形成良性互动发展。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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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文化的作用日益突显，“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家园”。面对现代文化商品化的巨大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的转化过程中，其原生态与本真性受到一定冲击。文章通过分析作为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商品各自的特性，发现其均需要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走传承与发展并行的新路，以促进文化创新和多元发展，从而实现维护国家文化和文化安全的战略需要。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文化商品;社会责任

“十”政府报告中指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要“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冯骥才先生认为，“文化直接关联民族的性格、精神、意识、思想、言语和气质。抽出文化这根神经，一个民族将成为植物人。”①尤其在当今世界，文化的力量更加不容小觑。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与失真化

（一）作为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产业日益成为我国当今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遗产资源也随之获得了更加深入且全面的挖掘与开发。文化遗产资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全部的文化积淀之所在，同时也是解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显示文化个性的依据，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归宿。它是一个民族进步与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活水。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中华五千年文明沃土中滋生繁衍的本土文化，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延续古今，传播中外，其涉及的民生、民俗、民习、民艺等文化形态，启示着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脉络，蕴涵着民族情怀和质朴豁达的审美观念。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②原生态体现自然的形态与生态特征，是民间的乡土环境、人文历史、民族风俗融为一体的多元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表达了本地域、本民族的纯真感情，这些反映和美化自己生活的民间文化，经过历代相传，集中了无数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研读前辈学术成果，在马克思等思想家、艺术史家的论著中早已多次阐释出：进化观念至少对于艺术发展的历史是不适用的。并非越是新出现的，就总是越科学的，也并非现在的总是优于过去的。此外，这种社会进化论中所隐含的话语霸权对于艺术的保护发展是极为有害的，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已足以令我们警醒，对此洛秦也做出了确切的描述：“社会进化论不以空间上的文化差异为概念，而是以时间上的先进或落后为标准的结果是以‘帮助’、‘扶贫’的慈善面孔来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毁坏他人的社会运作，中断他人的文化延伸。”③总之，从学理的层面而言，传统的一元制的评价体系缺乏存在的合理性。多元的艺术存在需要多元的评价机制。与多元的评价标准相伴随的，应是多元的生存方式。就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它的生存方式就是原生态，即在其生活环境中的自然发生、发展、传承。

（二）文化商品化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真化

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变为物化形态的文化商品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真化。虽然其商品化有助于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播，但在现代商业社会，破坏文化遗产的商品化行为却相当普遍和严重。为了利益，商人可能会对文化遗产断章取义或者任加演绎，让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而打破了传统文化遗产的完整内涵。经过无度演绎，甚至篡改，文化遗产的真实内涵遭到破坏，后人很难再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文化遗产。如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苗族民间传统刺绣工艺――苗绣就面临着商品化带来的危机。不同于四大名绣花鸟虫鱼一类的图案，苗绣更侧重展现天地、祖宗、人类、生灵、图腾等，是苗族人生命观、宇宙观的体现。但是近期市场上竟然出现富贵牡丹、龙凤呈祥等图案的苗绣。这种迎合旅游需要赶制的苗绣不仅做工粗糙且缺少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商品化会使苗人失去刺绣时那份对祖先、对神灵顶礼膜拜的心境，将刺绣的性质变为赶活儿。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变为行为形态的文化商品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真化。以舞台表演为例，一些学者经常批评认为舞台表演丧失了文化的原真性，特别是在一些人工模拟的民俗村里，缺乏实地背景的依托，完全通过舞台艺术和民族妆扮来展演民族文化。对于表演者来说，会产生对自身文化的轻视，似乎本民族传承已久，被祖辈、父辈极为珍视的传统，只是愉悦大众、供游人逗乐的休闲形式，当他回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境时，原有的神圣感和作为民族认同的情感会逐渐削弱甚至消失。近年来兴起的实景舞台剧虽然有了实地背景的依托，同样也存在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流失的问题。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

二、文化商品的意识形态性与公共责任性

（一）文化商品的意识形态性

文化商品既具有可供交换的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这就构成了文化商品的双重属性。这两个方面的属性完整地统一在一个对象上，须臾不可分离。它的文化成分，才是真正属于文化商品的本质属性。文化商品之所以是文化商品，就在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文化性和意识形态性。④如果仅仅把文化产业看成是经济领域里的一个产业部门，就不可避免地片面强调文化产业的产业功能，从而损害了文化产业的文化功能的发挥。⑤

（二）文化商品的公共责任性

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市场还尚未为消费者充分提供高品质、多种类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因此公民的文化消费需求还未得到充分发掘和满足。“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一地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此推测当前中国文化消费总量，应当已经达到4万亿元。事实上，在中国人均产值超过3000美元的2007年，全国城乡文化消费总量仅仅有0.6283万亿元，人均文化消费为476.73元;到2011年，全国城乡文化消费总量也只有1.0126万亿元，人均文化消费为753.36元。即便以2011年来衡量，其间差距约达3万亿元。”

面对如此广阔的文化消费蓝海市场，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是以经济效益优先的产业，它和以社会效益优先的事业不同。更有众多文化生产者只注重“产业”而忽略“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可见两者均未意识到文化商品具有其自身的公共责任性。

文化商品就像粮食、空气与水一样，是人们须臾所不可离开的物品，成为人类社会共有的、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一切为了人生产的物品都有它的公共责任。只要这种物品是提供给人们消费的，无论这种消费是物质消费还是精神消费，它都必须是有益于、有助于人的生存、发展，并且是健康的生存与发展的。因此，凡是有害于人类社会这一整体性消费需求的物品都将在被禁止之列，而不论这一物品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⑥文化商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文化商品对消费者及社会在观念层面会产生长久的、深刻的影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符号引入产业化，在为文化产品增加附加的符号价值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宣传、发展和保护这些文化符号，文化产业的生产模式，如果运用得当，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生命力，从而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

三、原真性保护的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与文化商品的公共责任性均要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应注意对其原真性的保护。

中国是首屈一指的文明古国，有着异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点燃文化发展的动力，需要我们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发挥它传承民族文化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有以下两大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今天，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多样文化普遍面临着危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文化和多样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的性质、功能和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或不复存在，文化的标准化发展趋势导致了对文化个性的压制和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传统文化和多样文化逐渐丧失生存基础并走向消亡。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家族亲缘关系或师徒关系得到传承的，但传承的范围有限，扩散面窄，传承的速度慢，传承实效性差，所以一旦出现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接班人断档，这个项目就有可能失传或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特点加剧了传统文化的生存危机。我们要采取一切积极措施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防止人为破坏，正确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的关系，保护好中华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二）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生命之源，而文化遗产又是文化创新的源泉。文化创新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内容和形式、体制和机制、领导方式、管理模式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这些方面促进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创新。我们对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质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来改造、更新传统文化，使之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在自我超越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为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为了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保持中华文化的竞争力，为了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我们必须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创造性转化。

四、结语

历史上，殖民主义者要消灭一个民族或国家，除了用炮火征服外，更有效的是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因为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的传承性、乡土性和自足性，是民族精神的表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举措，对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敏锐地看到了文化因素在塑造全球政治格局中的核心作用，国家文化安全问题随着软力量理论的提出而进入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对一个国家而言，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竞争力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文化建设事关立国之本，治国之道、兴国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崛起问题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崛起在最终意义上应当是文化的崛起，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历史上的崛起都是和平崛起，主要是通过文化的融合和辐射，这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⑦

在当代社会，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已经到了不能脱离文化产业这样的具体的文化存在方式去抽象地谈论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由于文化产业应成为人类社会把握时机的一种全新的力量和形式，因此，这就决定了发展文化产业并不是一般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是对一种战略资源的掌握，是一种对于新的文化存在主导权的控制，由于这种控制的结果将直接决定一种文化在全球化背景的前途和命运，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开发文化产业，用这样具体的现代文化传媒形态和系统来实现国家文化安全意义，同时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使传统文化的振奋精神和高尚品格支撑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既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也是国家维护国家文化和文化安全的必不可少的战略需求和战略选择。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注解：

① 冯骥才：《冯骥才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

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页。

③ 陈宗花：《浅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标准问题的反思》，《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④ 胡惠林、李康化：《文化经济学》，书海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⑤ 胡惠林：《论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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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它是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生动展现了民族的风俗特色。当前，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数字化是新媒体的核心内容，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较大的改变。新文化逐渐出现、传统文化逐渐衰落是当前文化发展的趋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显得更加迫切。在信息时代，新媒体文化的锋芒逐渐显露，它在于传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的同时也在促进社会的进步。在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又要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在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优势作用。利用数字化技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发挥出来，是当前非物质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新媒体语境下的数字化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妥善解决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开发之间的问题，进而推动社会的文化建设。

1.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关系

对社会遗产的传承是大众社会传播媒介的一项基本责任。大众传播媒介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舆论支持和技术条件。但由于大众传播媒介自身的局限性，导致该椽笔方式并不能满足不同水平的需求，导致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出现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有了新的发展机遇。借助新媒体，非物质文化异常能够更便捷地走进人们的生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韵味，而不再仅仅是存在于研究性文献中。这是因为新媒体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能突破空间的限制，为新型的文化交流互动提供可能。在数字化技术下，新媒体能够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进行融合，并能够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协调解决。新媒体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必然会对当前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结构造成较大的影响，也会对人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审美产生较大的影响。

2.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现状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多样，需要我们根据非物质文化自身的特点进行针对想的保护和传承。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虽有较大的发展，但缺点和不足之处依然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后，世界多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均开始制定相关法规、积极清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筹备资金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但我国近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然存在较大的盲目想和片面性，急功近利的现象严重，甚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新的损失和破坏。陕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具备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厚文化积淀。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类繁多，具有显著的文化优势和重要的文化代表性。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欲研究工作开展焦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陕西曾进行过全省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在对陕西民间文化手机、抢救、保护以及研究的基础上，编撰成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陕西卷》(十人集成)，对濒临消亡的地方民间艺术进行保存和传承。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多样，如西安鼓乐、社火、腰鼓、民间剪纸、秧歌、皮影戏、关中秦腔、长安古乐、方言、传统节日、风味小吃烹饪工艺、紫阳民歌、镇巴渔鼓等。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是促进陕西文化认同、提高民族凝聚力的有效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陕西省深厚的文化渊源。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和众多的困难，众多的经典民俗和民间艺术逐渐消逝，民间艺术珍品和民俗文物都处在消失的边缘。这主要是因为社会、政府以及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足，导致保护与传承工作缺乏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方法。由于保护资金的缺乏，导致所示用的手段并不适用于客观现实。人们在认识方面的不足和偏差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传承缺乏自觉性。现代人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对他们形成加大的吸引力，保护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短缺。另外，政府文化部门对民间文化资源保护的力度不够，由于资金、技术的限制导致保护传承的力度有限。民俗旅游在开展的过程中逐渐背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人们对民间原生态文化价值的认知比较浅薄，缺乏规划性和科学性，盲目建设的现象严重。一些伪民俗民间文化不断出现，甚至出现一些封建迷信的内容，不仅对游客形成误导，还影响了旅游事业的正常发展，影响了民俗文化资源和文化旅游的良好形象。

3.新媒体语境下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当前，电视、广播、手机、网络等多媒体盛行，新媒体借助影像数字技术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对古老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方面，新媒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项目是近年来过的热点内容。国内建立了数字博物馆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下面就新媒体语境下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出一些建议。

3.1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持信息的完整性

在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的有点，开展对文化信息的采集、储存、处理以及显示和传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换、再现和复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和可再生的数字形态。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现对信息的存储和利用。坚持系统性、完整性的原则对陕西地区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实行综合性的保护和传承，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通过现代数字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的存储，包括音乐、影像、图片、手稿等，采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已达到良好的保存效果，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水平。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制作成可视化的虚拟产品。可以采用2D或3D数字动画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再现和解读，通过视频、图片、三维动画等形式，将陕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出来。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体系建构，确保能够将陕西的文化生态资源进行完整、系统地保护，进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3.2构建数字化视觉传播平台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的水平正在不断提高，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可以进行整合包装。通过新媒体的综合运用，搭建立体的数字化视觉传播平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网络技术条件下的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平台应当坚持展现传统文化的内涵，通过多种渠道塑造文化效应。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应当以文化性作为重点，讲传统文化进行整体、系统地展示。陕西数字博物馆、网络传播平台的建设中，可以将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合，形成统一文化数据库。结合多方面的整合各种多媒体信息，采用视频、音频、图文的形式建立起综合性的视觉传播平台，大众在平台上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进行查阅，研究工作人员也可以根据最新的研究进展，实时更新平台上的相关内容，由技术人员完成对平台的搭建和维护。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的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资源共享。

3.3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化相结合

新媒体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新的机遇，民间艺术的数字化能够将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生产转变成为具有产业化、规模化特点的生产模式。充分发挥新兴媒体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势，将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孕育出新的文化产业，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相结合。陕西生的非物质文化传承结合软件、动漫等方面的优势，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并搭建新媒体传播平台，实现民间艺术的开发与保护。并结合当代的艺术形式，创新出新的艺术形式，实现文化、信息与传媒的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要注重知识产权的维护，通过文化产品重塑地方文化品牌，同时，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提高，推动陕西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

小结

保护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该区域内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及发展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新媒体语境下，应结合数字化技术展开对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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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闫子飞,贾子元.新媒体语境下皮影艺术发展的困境与对策——以黑龙江省望奎皮影戏为例[J].民族艺术研究,2015,28(2):109-113.

[4]王满,李蕾.新媒体视域下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J].大众文艺,2013,(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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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谈国新,孙传明.信息空间理论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6):179-184.

篇9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合作者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如何在法律保护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动社会力量来促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力救济，值得研究。笔者对河南省武陟县某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乡镇的调研资料整理后发现，当前社会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三种力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外力保护人。国家制定相应法律、法规，颁行相应政策，成立相应机构，投入大量财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广泛演出，广收学徒（但作用、效果有限），以达到传承、保护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外力保护者鼓励、引导传承人进行传承活动，不断发掘处于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争取政策、财政支持，同时为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言献策，向国家切实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保护需求，为政策导向提供相关现实依据，外力保护者扮演着沟通国家和传承人的桥梁作用。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理论的成效在于理论能够指导实践、解疑释惑、指引未来方向，并转化为广大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力量。”[1]理论研究的不足可能对实践保护产生消极影响。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对“为什么要保护”的理论研究不足，只停留在“因为要保护，所以要保护”的基础层面，没有给出保护的具体理由，亦没有给出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学者等外力保护人介入的充分理由。例如，国家作为保护主体之一，其保护义务源于职责使然，自不待言；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同处于保护主体行列，不禁令人心生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基于其传承地位（身为传承人，自然不能令其在本代失传）或基于其生计需要（混口饭吃）？但笔者经调查发现：75%①的传承人生活殷实，年收入大约为两万元，其并不靠卖艺为生；某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只有5人，平均年龄为75岁，由儿女供养，不用为生活而发愁。②外力保护人大多为高校学者，这与他们的工资或者职称评定关系不大，他们为什么会介入，似乎个人英雄主义还有些道理。[2]显然，一句“因为要保护，所以要保护”根本无法解答上述问题。从博弈理论看，世界上任何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博弈，任何两者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意义。显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方合作中，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博弈的关系。通过博弈论，我们可以数学建模的形式，将三方主体之间的合作问题给予清晰的解答，帮助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协调三方保护者的合作关系，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效果。

二、博弈论下的合作原因分析

（一）博弈论概述

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它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博弈圣经》中将博弈论定义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意义。”博弈论研究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环境中主体如何行动，预测博弈者在特定博弈情况中的行动选择，为分析人类行为提供了一套有力的工具。同时，博弈论坚持理论选择的均衡分析思路，“运用理性行动者模型，设定博弈者希望最大化其个人收益”。[3]博弈结果由所有人的行动共同决定，既然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会运用他所有的知识和信息追求效用最大化，则他选择行动时就会考虑别人同样为理性的。博弈论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体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上文中提到，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都以合作者的姿态出现（国家出于责任而合作，传承人出于传承而合作，外力保护人出于学识及研究而合作），他们都基于不同的期望，在平等的对局（指保护的准入）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以期待达到均衡效果，从而实现自己的期望。可见，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围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因和互动，可运用博弈论做出恰当的解释。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博弈的关系———国家与传承人之间、传承人与外力保护人之间和国家与外力保护人之间的理性博弈。据笔者调查资料显示，影响三者间博弈均衡路径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传承人不合作的预期成本，包括可能受到的财产损失，名气衰落，历史负罪感等；二是保护的可执行性，这又取决于国家的倡导力度，外力保护人（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等）围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信息构成以及信息搜索和检验成本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依据他们在博弈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掌握的信息，将博弈分为三种形态：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国家和传承人之间）、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博弈模型

1.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国家与传承人的博弈）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国家与传承人之间的博弈类似于斗鸡博弈。假定两人举起火棍从独木桥两端走向中央火并，各有两种战略：前进或后退。都前进则会两败俱伤；一方进一方退，进者胜退者丢面子；若都退，双方皆丢面子。[4]数字表述见表1。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一方进一方退。国家和传承人的博弈与此类似。双方目的明确，国家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发扬文化，提高国际影响，传承人为了该技艺被开发而获得财政补贴，两方目的明确。可以假定他们在法律中债权债务关系明确，B（传承人，下同）欠A（国家，下同）100，金额可以协商。若合作，A可以获π=90，减免B债务10，B可获π=10；如果一方强硬一方妥协，则强硬方π=100，而妥协方π=0；如双方强硬，发生暴力冲突，A无法收回债务，损失-100，则A的收益支付是π=-200，B的收益支付π=-100，支付关系如表2所示。A、B各有两种选择策略：合作或不合作；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时都假定对方的战略给定：若A合作，则B不合作是最优战略（100>0）；若B合作，A不合作将获得较大收益（100>0）；于是双方都不合作，企图获得100的收益，却不曾考虑这一行动会给自己和对方带来负效益的100。即国家和传承人为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会选择不合作，因而陷入囚徒困境。就上述博弈而言，须外力介入（如引进可协调的推动行为）才有可能改变博弈支付，走出囚徒困境。

2.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在上述博弈中，究竟哪方应合作，需要通过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来解决。尽管形式上有两个纳什均衡，但由于当今我国保护机制不佳，故B首先会选择不合作，因此，这是一个动态博弈。A在B选择不合作后，不会再选择不合作，因为收益支付为-200<0，故A只能选择妥协（合作）。上述结论也得到了田野调查相关资料的印证，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地区）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议，其目的正在于通过这种途径加强与专家、学者的联系，与上述外力保护人合作，达到共同保护的目的。而在双方不合作的情形下，B虽然收益-100<0，但B会预期，他选择不合作时A必然会选择合作，故B的理性战略为不合作。因此，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实际上是：B不合作A合作。但在这一博弈中，传承人即便是实力相对弱小，但可选择抵赖，其可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合作。故即使B实力相对弱小，上述纳什均衡仍成立。公权力如需打破上述均衡，须引进第三者：外力保护人（专家或学者，当然还可以引进民间社团，声望绅士）。该条件下外力保护人和传承人的博弈可以如图1所示。设外力保护人（专家、学者等）成本为10，保护成功则在收益中扣除，不成功则自行承担，保护成功后专家或学者的收益是全部收益的40%。外力保护人介入后，传承人可选择合作与不合作。若传承人选择合作，有完全合作和部分合作两种情况，前者外力保护人与传承人收益支付为30，0，后者收益支付为26，10。传承人选择不合作后，外力保护人也有合作与不合作两种选择形态：如双方都不合作，学者无法完成学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得不到保护，故收益支付为-110，-100；若传承人合作，双方皆耗费成本10，收益支付分别为-10，90；90>-100，-10>-110，说明外力保护人不合作，传承人亦不合作、此后外力保护人的最优战略选择则应当是合作。而与其介入获益-10，还不如不介入。可见，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外力保护人难以达到保护和研究的效果，这一点也得到田野调查结果的支持。

3.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外力保护人与传承人的博弈如图2所示。N为自然，外力保护人可调度资源分为丰富和欠缺两种情况，Χ代表外力保护人可调度资源大小的概率。假定外力保护人介入保护的成本为10，保护成功则在收益中扣除，保护不成功则自行负担，保护成功后外力保护人的收益可设定为40%，传承人不合作需承担成本10。若传承人不合作，外力保护人合作，则收益支付分别为90、-10。本论文中所调查的专家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保护行动开始阶段，受保护传承人不知道外力保护人的社会可调度资源，外力保护人也不知道传承人的信息。如外力保护人的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不及，则双方可能各导致损失-100，因而可能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保护至使其衰败、没落甚至灭绝。此时，外力保护人，传承人收益支付分别为-110，-100。如果外力保护人的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强大，无论如何必定要比传承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思考，因为外力保护人作为外来力量，不能“坐吃空山”、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需付出一定努力方可启动保护行动，故双方都不合作将导致外力保护人损失-5，传承人损失-200。在该博弈中，Χ值可通过如下不等式计算：-200•Χ+90（1-Χ）<10Χ>0.276，即当外力保护人的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大于0.276时，传承人的最优办法是选择合作。而外力保护人基本上都是专家、学者或者财力强大的人士，所以其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通常会大于0.6>0.276，故传承人为避免更大的损失-200，最优策略选择只能是合作。此时，外力保护人、传承人的收益支付分别为26、10，传承人的收益是通过达成一定意向协议，争取到收益是剩余（90）的40%再扣除成本10，国家收益为（100-10）60%=54。因此，国家发动公权力之外的外力保护力是合适的，也是合算的，大多数情况下达到了保护的目的。但个别情况下，外力保护人不合作，传承人不合作，国家最后放弃，外力保护人、传承人的收益支付分别为-10、90（减少即失败，因没有将手中的资源转化为财产）。至此，从博弈论—纳什均衡理论角度分析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的合作关系完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博弈论清晰地解读了为什么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会相互合作，同时致力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合作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一）传承人的发展

针对传承人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后继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的问题，传承人首先应该对自己所掌握的技艺进行整理和完善，加强自身的储备。其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录音、录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完整保存，不至于某传承人去世后他人再无从知晓该遗产内容。再次，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场”的保护，[5]传承人可自发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社团（例如戏曲可成立剧社等）使其处于活态的演绎当中。同时配合外力保护人的采访和帮助，在申报国家项目过程中展现自身的特点。但是，传承人也会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事项：没钱维持该艺术的继续存活；工具破烂不堪，无法使用；外出汇演没有经费，吃住行全都要自己掏腰包；由于自身小农的局限性，传承人没有高度的纪律性；不服领导者安排等。剧社运作逐渐困难，没有成绩，效率很低，且该运作弊端自身无法解决，剧社运作处于恶性循环之中。①这时就需要外力保护人的介入和帮助。

（二）外力保护人与传承人的合作

外力保护人在传承人自身无法解决困难的情况下介入，帮助传承人成立剧社，并与同行进行交流。同时外力保护人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以及其他方法帮助他们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期得到国家或者财团的资助，使剧社能够良性运行。同时，外力保护人需要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乡村文化，它无法离开生它养它的地方存活，应将其置于“适宜的生活场、自由的生存场、给力的艺术场”中才能不断发展[6]。因此，外力保护人应暂时退出运作行列，将该社团组织置于乡村的自治状态之中（虽然乡村自治仍会有很多弊端）。但由于传承人普遍具有的局限性，没有高度的纪律性，不服统一管理，致使该社团组织处于不良的运作状态。这时，外力保护人需再次介入，采取一系列措施，盘活该剧社，使其回到良性运作中。

（三）国家与传承人、外力保护人的合作

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移动终端；色彩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在中国遭遇过不愉快的经历。比如：韩国从“端午祭”的抢注成功到“暖炕”的申遗失败。事件表明，韩国对“非遗”的理解超出我们的想象，可见邻邦对中国的“非遗”窥视已久。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这些司空见惯的常态化生活，哪里值得去大费周章地与文化扯为一谈？正是大多数人对非遗文化理解不深，以及对文化保护的不重视，才导致韩国一而再地抢注我国的非遗文化符号。申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将如何扭转非遗保护被动局面？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移动终端让今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同样离不开移动终端的应用，目前市面上已有非遗类移动客户端，但全民的参与度不高，互动性差，无法吸引年轻使用者。如何将非遗的发展与当下移动终端策划进行有效的衔接，并通过色彩学进行应用设计，经过调研与分析，总结以下参考思路。

1移动终端浏览中色彩应用简化非遗的归类管理

移动终端设计就是为这些移动终端设计第三方应用程序，通常有IOSApp、androidApp、WindowsPhoneApp等。每个移动终端应用都伴随着视觉设计过程,其中色彩设计更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细节决定成败,色彩是视觉第一性的,因此探究移动终端与非遗应用的视觉感受要着眼于色彩设计原则，简化非遗复杂性推广。从专业角度来讲，由于非遗系统的复杂性，可以利用色彩学的方法将其简化，将多元的信息分类，数据归属，从中找到其色彩设计之规律,进而研究出移动终端的色彩设计特性；从研究意义上讲，不仅能为移动终端与非遗的链接找到突破口，也能促进艺术设计色彩学与科技、文化的商业对接。

2移动终端策划改善非遗两种被动的尴尬局面

一种非遗的认知尴尬在于：只可远观，高高在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从2006年起，国务院决定将每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设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1]。至此，我国已经有了“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标志”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歌曲”等[1]，然而这些内容并未给大众留下记忆。如今，我们可以借助移动终端的策划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到保护之中，而无需限定在某个日子。学习西方商业策划模式，比如利用艺术设计创意手段，舞台艺术、服装设计、包装创意设计、动画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形式，给非遗穿上时尚的嫁衣，多设计周边产品，让非遗文化焕发出时代光芒。另一种非遗的认知尴尬在于：司空见惯，文化理解片面化。遗产保护起源于欧洲，自1790年法国国民议会设立遗产保护机构，列出清单算起，国外遗产保护已历经200多年的历史[2]。很多国家都具有较成熟的保护理念与经验，其重视程度远超过我国，在中国，非遗的各项保护实践与理念在亦步亦趋中探求与摸索。我国大众对非遗文化教育是缺失的，特别是在研究理念上。如何将民间文化转化为非遗文化，过程性与互动性的观察视角将成为今后非遗研究的重点。如何有效酝酿出一批较有现实意义的成果，契合非遗实践，进一步深化其应用价值。譬如：中国古代有许多的传统娱乐风俗被今日的快节奏生活掩盖，但这些传统瑰宝，只需要进一步去发掘和继承，重新包装，就可以呈现更美的光芒。利用新时代的互联网终端技术，把非遗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进行有效的对接，让人们体会到非遗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

3移动终端数字化保护的非遗保护注入新鲜血液

申遗成功不等于保护，我们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非遗。加强民众参与意识，搭建人们喜闻乐见的互动平台。在非遗的移动终端的视觉设计中重视色彩设计，简化管理。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新理念，密切结合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地方性经验，通过移动终端平台，拓宽研究视域，提炼富有创新性的理论与方法，建立非遗研究的本土化体系，引导我国非遗保护的走向[5]。非遗研究的目的是让这些宝贵的遗产得以永存与新生，让非遗紧随时代，越来越璀璨。

参考文献

[1]彭冬梅.面向剪纸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8:137.

[2]谢菲.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述评[J].贵州民族研究,2011(3):93-98.

[3]彭冬梅,潘鲁生,孙守迁.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J].美术研究,2006(1):47-51.

[4]王建明,王树斌,陈仕品.基于数字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J].软件导刊,2011,10(8):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