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亚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Jeffrey Stanton向记者Peter Buxbaum表示，IT项目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一种独特的IT亚文化破坏了企业和最终用户的关系而引起的。以下就是Peter Buxbaum与Jeffrey Stanton之间就这一问题的对话。

你们是如何研究IT亚文化的？

我们研究了纽约州中部的14个组织，这些组织的功能包括保健业、教育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我们对80多位IT业内人士进行了访谈，并使用一种名为Atlas.ti的软件来对访谈的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包含的特征。我们注意到，这些IT人士向我们提供的信息中有某种相似性。

你们发现了怎样的特征？

我们发现IT人士所使用的交流模式是相同的，并且都具有一种优越感。

IT人士认为计算机用户不愿意学习某些东西，而这些IT人在表达这种看法时所使用的比喻竟然是相同的，这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在IT人群中流行的这样一个笑话：用户将CD-ROM的托盘当成了茶杯架。这是一个很有趣不过很可能是虚构的故事，它代表了IT人士对最终用户的无知所持的普遍态度。

优越感是如何起作用的？

这些IT人士心怀优越感，认为他们所在的团队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和其他的团队相比有自己的特色。有迹象显示，IT人士自以为他们掌握了深奥的知识，能应付极复杂的工作环境，而对其他团队则是牢骚满腹。

IT亚文化和项目实施的成败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由于IT人士拥有独特的亚文化，项目实施将会演变成企业文化之间的一场冲突。这很可能是导致各种组织在实施IT项目中产生麻烦的根本性原因。

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冲突是如何体现的？

我们对3家实施大型项目的企业或组织进行了深入考察，这3个项目持续的时间在9～12个月不等，涉及的行业包括保健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

例如，A L.Lee医院打算用一个统一的医院信息系统（类似于ERP系统）代替原有分散的系统，原来的系统由实验室管理、财务管理等各自独立的功能模块组成。我们发现IT团队的交流能力对项目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

你是想说IT人士无法和客户有效交流吗？

与这家医院的交流是很好的，这个项目也取得了成功，这主要归功于一位经验丰富的IT领导，他有效地消除了IT人士和客户之间交流的障碍。但调查表明，IT人士与那个社会服务组织的交流却比较糟糕。我们的数据显示，IT人士和管理机构的交流不畅会导致技术更新的困难。

他们有哪些表现？

项目规划会议通常只有主管层和他们的助手与会，那些将会因技术升级而在工作中受到影响的员工则不参加会议。交流是自上而下的，那些基层员工的工作会因IT项目的实施而受到影响，但是他们的想法很少有机会能够被反映上去。由于没有经过试点阶段，因此，客户的基层工作人员无法提供阶段性的反馈信息。

这些交流上的问题和IT人士的优越感有着怎样的关系？

来自IT团队的人员没有哪位能向客户的基层工作人员讲清楚项目的实施会带来怎样的好处。因此，客户的员工常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改变。

在项目实施中你们看到了文化冲突的迹象吗，如果你们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影响工程的进展？

文化观念的不同会引起亚文化团队之间交流的不畅。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的人对技术的潜在价值具有不同的看法。IT人士看重新技术、系统的兼容性以及可维护性；管理者看重业绩和效率；而普通用户则看重IT技术所能给他们的工作生活质量带来的改善。这些对IT价值的不同认识会阻碍项目的发展进度。

怎样做才能够克服亚文化问题的影响？

交叉培训可能是一种实现文化融合的有效方式。看一看美国人如何融入其他文化的？他们自愿参加Peace Corps（一个联邦政府组织，美国的志愿者经训练后被派往国外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提高技术、农业和教育水平）或者参加学生交换计划。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回归到自身的文化环境后，就具有了跨文化的工作能力。

IT人士不应当只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研究技术，而应当到客户的实验室中去，到会计师的职位上，到接待人员的岗位上去亲身体验最终用户的工作情况。你也可以花一些时间让会计师拥有足够的IT知识。

你估计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如果预先实行交叉培训，员工就不太可能因文化差异而遇到麻烦，否则这些文化差异可能损害团队之间的关系，导致项目实施的失败。

－陈孝强译

让IT更自动

今年初，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会议中，把加强信息安全基础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当前信息安全保障的重点工作。作为全球信息产业的领导厂商IBM对此给予了十分的重视。2004年5月18日，IBM在北京拉开了以“安全总控、智能管理”为主题的全国9城市的巡展，旨在充分展示IBM在自动化管理方面的解决方案。

当今IT设施越来越复杂的同时，外部环境也对IT系统的安全不断地提出新挑战，因此对IT管理工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IBM在原来Tivoli家族的基础上，提出了IT管理自动化的概念，将安全管理、系统管理和存储管理一并纳入其中，以求达到减少绝大多数手动操作，让IT管理员更轻松。

著名的IT行业分析机构Meta Group认为，自动化是2004年IT投资的一项重点。据有关方面称，中国这方面的投资也会在近些年以30~40%的速度增长。蛋糕已经摆在那儿，有谁不想多吃点？近两三年来，很会抓机会的IBM正应了其所提出的“随需应变”，在研发、市场和销售中充分利用了自动化的理念，希冀在此打出一个漂亮仗。在本次会议上，IBM同时了一项重要的随需配置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IBM Tivoli Provisioning Manager，其采用了IBM自主运算技术，可以实现存储容量、跨服务器和应用软件的自动配置。

－每文

篇2

泉州是当之无愧的“东亚文化之都”。

在这个美丽的古城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并拥有很多市级重要文化设施，以及完善的硬件设施，比如公共图书馆、艺术馆、各类博物馆等。

泉州还有许多历史悠久、具有极大标志性意义的古老建筑物，高大雄伟的东西塔，古香古色的崇福寺、开元寺；令人开阔眼界的闽台缘博物馆等。

除此之外，泉州的旅游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我最喜欢去的是东湖公园，东湖公园是泉州最着名的公园，公园里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刚刚进入时，眼前就有一座高大的假山，泉水从假山顶上倾泄直下，流淌出“哗哗”的音符，十分美观，好像在欢迎各方游客的到来，很多人都在此拍照留念。到了每周六的夜晚，美轮美奂的音乐喷泉都会如约上演，吸引了很多泉州人以及新泉州人驻足围观，看到这个场面就让人感觉像是一个大家庭，像家庭聚会一般亲切温暖；而西湖公园虽然不像东湖公园有那么多人造景观和娱乐设施，也不像那里那么热闹，但它的面积更庞大，湖水的覆盖面积也很大，树木都长得郁郁葱葱，更给人一种清秀、安逸、静谧的感觉。还有着名的旅游景区清源山，是我们泉州市的另一张重要文化名片，2012年被国家评为“五A”级景区。那里群山耸立，巍峨雄伟，还有最负盛名的宋代老君造像，这是全国最大的、艺术价值最高的道教石雕，每日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清源山冬暖夏凉，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四季均适宜观光旅游，如果有机会登山游玩，一定会令你流连忘返。

篇3

“青年亚文化理论”，在当今中国重新焕发意义，这可以从霍加特“文化是普通平凡的”以及霍尔“普通人并不是文化的”两句经典话语琢磨出一些味道。粉丝文化、微博段子、恶搞娱乐以及网络文学的全方位覆盖，均以青少年这一庞大受众作为载体，而分析影响力颇大的青少年社会文化现象，急需合适的、具有实践价值的理论基座以支撑。

在亚文化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形成品牌的研究成果包括《亚文化读本》《大众传播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等著作以及诸多国内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但可以说，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副教授所著的《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是目前国内形成该领域研究成果最早、论述最为系统的专著。

斯图亚特·霍尔在《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中指出：“……边界与形式依靠特立独行、关注焦点以及领土空间聚合起来。当这些被牢固界定的群体同时通过年龄与代际得以区分时，我们就称它们为‘青年亚文化’。”进一步看，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潮流遵循的大众文化具有复杂辩证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不同于单纯的对立抵抗或是屈从附和，而是依据不同情况存在相对应的一种杂糅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在约翰·菲斯克的著作中被命名为“协商”。菲斯克如是说：“正如前缀sub所示， 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

因而，单纯通过抽象概念定义出“青年亚文化”的内涵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协商”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依不同情况而不断变化。因此，胡疆锋在《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一书中（以下简称《伯》），敏锐地以亚文化的具体特征，反推、瞄准、进而命中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内在规律。依据菲斯克对于“协商”的定义，“青少年亚文化”主要表现出三点特征，即“抵抗性”“风格化”以及“边缘化”。当斯图亚特·霍尔继承霍加特担任CCCS（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他逐步强调以结构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从而使得“清纯文化、媒介文化、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只要存在大众文化的地方，从广告到电视，从电影到文学，都留下文化批评的身影”。而胡疆锋先生把握到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核心特征——“风格化”。正如《伯》一书征引英国学者所述：“风格是个体判断其他人是否属于同一群体的一种方式。”

《伯》一书提到，“风格”之于霍尔是“吸引人的关键要素，要理解风格，不能忽略的是亚文化‘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78页）。而对于亚文化“风格”的定义，菲斯克的论述更为具象：“风格是文化认同（身份）的表达，是赋予群体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强有力的途径。”具体看来，《伯》将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归纳为一种倾向于产生“组织化”的趋势——“亚文化团体的成员围绕特定的活动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团体，在特定的地方活动，使用内部成员通用的音乐、服装和说话方式。”（79页）霍尔在长论文《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中明确指出，风格问题，对战后青年亚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他认为，尽管无赖青年、光头党、褪色牛仔裤等外在形式和佩戴装饰显眼张扬，但这些并不是“风格”，霍尔进一步论述道，“制造出一种风格要依靠风格化的行动，他们产生了一种组织化的集体认同，这一认同存在于一致而独特的‘生存之道’之中”。以一句美学研究的口头禅为例，胡疆锋指出，伯明翰理论认为风格常常是“有意味的形式”，其重点在于“形式”基础之上的“意义”，正如伯明翰早期代表人物菲尔·科恩一直尝试的那样，他着重分析的并非亚文化青年们扎眼的外在表象，而是探索导致“风格化”产生的象征性建构方式。

篇4

长久以来,在体坛上,“种族体质论”都占着大众认知上的绝对优势,似乎亚洲人就注定以及天生和速度、力量型项目无缘,那是黑人和白人的天下;黄种人只能在侧重技能的竞技项目上实现抱负。本届广州亚运会如此钟爱展现身体技巧和智力的亚洲项目,似乎也为这样的认识提供了证据。

赛场上的不同肤色是如此醒目,宛如标签,确实过于一目了然,于是直接就从视网膜信息转化成了大脑的思维定式。但其实这种认识却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如果稍微把眼光放宽一点的话,就会发现:白人、黄种人、黑人的标签在运动场上,并不总是被放在固定的比赛馆内以及颁奖台上的。

在中国人崛起之前,乒坛一直是欧洲人的天地:在威廉姆斯姐妹一统网坛的前后,白人仍是网坛的主流;自约翰逊以后,整个拳坛已经被黑人霸占了整整一百年,但进入21世纪后,白人又开始重掌拳坛帅印……体育场上的肤色轮换已经几度春秋。 没有什么是固定的,就像李宁的广告词,这个世界随时都在“make the change”。

对体育比赛来说,比“种族体质论”更靠谱的解释是国家力量、社会文化习惯和经济基础。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当中国代表团穿着印有鲜明Logo的“李宁牌”运动服出现在开幕式上时,身边是全是铺天盖地的耐克、阿迪达斯等欧美品牌,这是李宁第一次赞助世界级赛事;而现在,我们看见“撑杆跳女皇”伊辛巴耶娃、牙买加短跑名将鲍威尔、NBA明星埃文・特纳、“标枪王子”托希尔德森等各种肤色的顶级运动员穿着“李宁牌”出现在各大国际级比赛场时,已经不会再觉得惊讶。

国家和文化的力量,在赛场上越来越跨越肤色、跨越国界。

篇5

【关键词】《谁的青春不迷茫》；青年；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125-01

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改编自刘同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林天娇和高翔，从偏见到和解，再到互有好感，反映青春期学生成长烦恼的故事。

一、青年亚文化的消费认同

当今的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消费”社会日益成为一个表述时代特征的重要概念和引发激烈讨论的焦点主题。传统的认同方式正在逐渐衰落，更多新的认同方式在兴起，消费正在日益成为塑造人们认同的主要方式，消费认同也正在逐渐演变为许多人的核心认同。青年亚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它的青春感性冲动。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因素，青年亚文化表现出躁动不安、感性冲动、渴望追求和尝试新鲜事物是这个时期的心理特征，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敢想敢做地追求梦想以及懵懂青涩的爱恋成为青春文化中鲜明的特质。青春题材的电影迎合了青年亚文化中感性与冲动的特质，容易引起青年群体观众的情感共鸣和消费认同。

（一）消费怀旧。《青茫》表达的是一段关于高中的青春时期的故事，核心诉求是怀旧。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怀旧将过去的记忆加以美化和浪漫化，那回忆里的一切，都将可爱，给人治愈和温暖的力量。观众观看《青茫》的过程就是一个怀旧的消费过程，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可供怀旧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观众可以从电影人物中投射过去的时光，找寻记忆深处那些难忘的点点滴滴、缅怀那段即苦又甜、即勇敢又迷茫的青春。

（二）消费梦想。《青茫》以高中时期为背景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高考强烈的高压下，我们的梦想也许在努力的张扬实现，也许在不知觉中压抑磨灭。电影中，“天子骄女”林天娇原本瞧不起高翔那帮开修车行的朋友，但在与对方的接触中，她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她喜爱天文，却因母亲的期待以报考清华大学金融系为人生目标，“你真的喜欢金融吗？还是更喜欢星空？”“你的未来是活给别人看的，但我们不用。”这些台词不仅唤醒了林天娇，也博得了观众的共鸣。高翔和林天娇们用他们的故事引导着我们去想起我们曾经的梦想，以此产生梦想的消费认同感。

（三）消费纯爱。《青茫》和所有青春题材的电影一样，都离不开懵懂青涩的爱恋。这个时期的爱情超越普通的友情却又受礼教和世俗的规训达不到世人眼中的爱情标准，因此我们常常用纯爱来称之，营造一个理想的情感乌托邦。它往往是懵懂的、压抑的、不被理解和认可的、勇敢的、冲动的又无疾而终的。想起“林天骄”和“高翔”那些单纯美好温暖的感情，而我们只能在回忆里缅怀，因为现实中早已不复存在。

二、青年亚文化的狂欢

（一）驱动反抗与狂欢。日常生活由大众文化实践组成，其特征是，弱势者通过利用那剥夺了他们权利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那一权利，从而展现出创造力。对日常生活的文化进行的最好描述，是有关斗争或反抗的比喻，而这些反抗，社会利益的冲撞，都主要由所驱动：即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以及逃避权利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青茫》中高翔渴望勇敢表达真实的自己，做出违抗老师命令的种种事情，退学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林天骄与母亲对峙表达自己的梦想，作弊考取好成绩，又放弃领取省三好学生的奖，和喜欢的人一起为爱疯狂，最后坚持自己的梦想放弃经融从事天文工作。他们都抵抗了“权威”的代表――老师、父母、学校，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由此实现自我价值。电影在这里裸的为观众展示出了冒犯式的狂欢，狂欢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从规训中解脱出来，以及合法地沉溺于那些被日常生活的状况所压抑的之上。

（二）大众文化的相关性。大众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日常生活提供的文化资源的交接处形成，这就决定相关性是核心的批判标准。相关性是由每一个特殊的解读时刻所决定和激发的特质，由于年龄的接近和经验的相似，青春题材电影的主要受众――青年群体观看电影时更容易获得对电影和电影中人物经历的认同，引发共鸣。《青茫》这类的青春题材电影在叙事和人物上与青年群体的际遇具有高度相似性，更容易唤起受众对以往经历的回忆和情感共鸣，在青年群体中大受欢迎也不出意料。

青春类题材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以商业化利益为追求对象，瞄准自身受众，采用独特的叙事方式来迎合青年文化，大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无论外界评价如何，这类电影走红的深层社会原因和文化因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参考文献：

[1]姚园园.新世纪青春电影的青年亚文化分析[J].东南传播，2014（1）.

[2]袁梦倩.青春怀旧、纯爱消费与青年亚文化的狂欢[J].台湾电，2012（2）.

篇6

东南亚是亚洲和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地区，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自身的特色：文化形态的多样复杂和文化内容的丰富多彩。东南亚文化的形成、发展特点及其对东南亚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东南亚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以及东南亚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东南亚又是我国的近邻，在历史上就同我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和多方面的密切联系。1949年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到90年代初，中国已同东南亚10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对这样一个重要的与我国关系密切的地区，我们应有更多的、更为全面的认识，而要真正了解东南亚，我认为最为根本，还是要认识其文化。正是文化，塑造了东南亚各国、各民族不同的个性和精神风貌，也正是文化上的独特性，使得东南亚地区不同于世界上别的地区，使得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既相同而又不同。

但是，东南亚是一个多国家和多民族的地区，其文化发展和文化现象极为纷繁复杂。在研究和摸索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如果要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撰写东南亚文化发展史，即全面系统论述东南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是极为困难的。要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文化定义来写东南亚众多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东南亚民族众多(印尼的民族超过100个，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国都有数十个民族，其他国家也都是多民族的)，各民族发展不平衡而又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而且还因为东南亚大多数山地民族在19世纪前尚无本民族文字，论述其情况的文献记载也极少，很难一一弄清其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基于上述认识，我感到比较可行的，是写一部狭义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这里所谓的狭义文化，是指东南亚各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宗教、学术、文学和艺术等属于意识形态的文化。当然这些狭义文化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文化而独立存在，它们是物质文化的灵魂；尽管这些狭义的文化在东南亚各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并非总是大多数人的文化，但它们都是占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的文化，代表着各个历史时期东南亚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主流文化形成及其面貌和基本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篇7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社会现实；抵抗性；娱乐性

亚文化是隶属于少数群体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仅仅为少数群体接受。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亚文化，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生产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则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而“亚”字在字典中有“次一等”的解释，显然已带有阶层意味和结构意味，与社会所宣扬的主流区别开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每一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亚文化其实就是处于非统治阶级的思想，即只是属于少数边缘群体，代表着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处于从属的地位，因而又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与主导地位的文化相对抗的意味。依照美国学者波普诺在《社会学》中对亚文化做出的界定：“亚文化通常被定义为更广泛的文化的一个亚群体，这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亚文化的某种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包括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1]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年群体创造，与其他群体与众不同，为青年群体所认同，形成独特的青年生活方式以及态度，并与成人社会相反抗的文化现象。

一、我国青年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纵观我国当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从嘻哈文化到恶搞文化，从杀马特到小清新，从潘课幕到二次元再到宅文化，以及网络文学、同性恋文化等，种种亚文化现象层出不穷，显著多样。我国青年亚文化之所以出现，则与青年所处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艾伯特・科恩在著作《越轨男孩・帮伙文化》提出了“问题解决”假设来探讨青少年的亚文化现象。他从亚文化产生的根源入手，认为每种行为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换言之，出身低的青少年面临着身份地位低下、嘲弄、被社会抛弃等等现实问题，因而产生了各种亚文化现象与行为，形成非主流，与主流区分开来。艾伯特・科恩的这一“问题解决”理论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依然有借鉴意义。洞悉青少年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快速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竞争，严峻的就业形式，盛行的消费主义以及自身潜在的学业压力，无法获得解决的现实问题，无疑给青年的生存套上了金刚罩，牢牢地被拖住却又无法挣脱，只能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去逃避以及缓解社会带给自身的压力，因而形成一种潜在意识的想象性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亚文化的风格表达自己，表达对压力的宣泄，希望社会现实获得关注的微弱呼唤。

二、我国青年亚文化的特征

与西方青年亚文化发展历史所不同的是，我国的青年亚文化大多处于后现代主义浪潮之下，因而呈现出与伯明翰学派研究下青年亚文化相比显著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抵抗性逐渐弱化。英国伯明翰学派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对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无赖青年和摩登族等青年亚文化群体作了详尽讨论，将青年群体所表现出的风格视为一个符号的集合，一个战场，对主流文化宣战以及抵抗。“微不足道的物品”能够神奇地被挪用，被从属群体“盗用”，承载着“隐秘的”意义：这些意义以代码的形式表达了一种抵抗形式，抵抗着使他们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秩序。[2]在伯明翰学派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之中，“阶级”、“抵抗”是重要的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就是青年阶级的意识形态，青年的风格就是青年得以表达自己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手段。但在我国，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与西方青年相较而言，已明显的弱化，简言之，即是“微抵抗”。一方面与当前我国的社会阶级不复存在密切相关，尽管青年间存在一些阶层，但阶层间并无对立性。另一方面，源于主流文化的相对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青年亚文化具有的抵抗性和反叛性，转而变成了一种戏谑，一种恶搞，以及一种态度的宣告，如杀马特亚文化。位于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的90后青年是社会转型中的乡村失落者，另类甚至怪诞的形象只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种尝试，其风格也只不过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而已，颇少了些强烈的抵抗性。此外，青年亚文化的微抵抗与其最终不可改变的被收编宿命也密切相关。商品化和媒体的贴标签和重新界定无疑使得亚文化的内涵变得如此单一和平淡无奇，青年亚文化的表达变得如此“低廉”，丧失了浓厚的抵抗性，只是沦为一种景观、一种奇观的存在。

（二）娱乐性增强。我国青年亚文化的表现风格更多的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解构是后现代评论家喜欢的一个词语。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巨型文本，对其叙事、氛围及表现手法等解构，并实现建构，改变了原有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意义因而实现了由严肃化变为平常化、戏谑化。如恶搞文化，《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式的调侃、“杜甫很忙”以及“人生若只如初见，社会主义天天见”等类似的戏仿，故意曲解原有的意义，实现了网络式的狂欢。恶搞文化是对作品的重新审视与解读，通过夸张、拼贴、模仿等手法对经典的作品、权威的人物或严肃的事件进行解构、重组和颠覆原有的所指，消解了原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实现搞笑、戏谑及滑稽等目的的文化现象。亚文化青年借用恶搞手法对社会事件进行解读，用嘲讽的态度对待严肃话题，其最终目的在于娱乐自己，娱乐大众，充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赫伯迪格在著作《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问题：就算亚文化是文化，但它算艺术吗？赫伯迪格的这一问题无疑表现出了他对于青年亚文化的态度以及思考。纵观亚文化的形成与过程，其中都伴随着亚文化群体对于流行的指向。如2007年出现的小清新，LOMO相机、白色帆布鞋、棉麻连衣裙的标配，掀起了一股流行的清新风。此外，即使亚文化是属于少部分群体的文化，纵然社会强调的是主流文化，但与社会主流对立的小众文化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之内。文明开放的社会是兼容并蓄，是多元并存的。青年亚文化就像是存在于主流文化中的一条鲶鱼，为主流文化带来生机和活力。每一个亚文化群体的产生都与社会的状况息息相关，当一种亚文化出现时，主流媒体首先做的是秉持尊重的态度，对青年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关注青年亚文化背后折射出的现实意义才是我们亟需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文化 犯罪亚文化 青少年犯罪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and Criminal Teenagers

Hou Qing qi

Abstract： The house of criminal teenagers rate has becme high， which is the one of most serious social problem that affects the security of society of our country .The reason that causes teenagers gang to commit a crime is extremely complex， 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for teenagers， the influence of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al environment takes affect to come， is more firm ， more direct ， more important.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is caused commit a crime in teenagers， from aspect cannot appraise take affect.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what commit a crime with teenagers relation is a important program that we are faced with.The examination accessary crime inferior culture of this paper as in teenagers， criminal cause is discussed ， from this， puts forward prevention and decreasing for teenagers， the criminal measure of specific aim.

Key words： culture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criminal teenagers

一、犯罪亚文化概述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世界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比例一直高居不下，且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从暴力型犯罪如杀人、抢劫、乃至智能型犯罪如计算机犯罪等均有参与，犯罪数量日增，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犯罪行为大多由社会因素引起。其中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作用最直接、最明显。

亚文化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A.W.林德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被应用在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研究中。亚文化最一般的含意是某一主体文化中较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概念构成要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它们是主体社会可以辨认出的组织部分，在某些方面而不是在所有方面不同于主体社会；（2）作为主体社会的一个组织部分，它们至少服从该社会的一部分准则和法律；（3）作为与主体社会有显著差异的集团，它们为其成员规定了自己特有的行为规范；（4）它们是一个发挥功能的单位——就是说，它们至少能够为了某些目标而作为一个整体行动；（5）它们意识到自己是在某些方面与主体社会离异的单位。［1］

根据文化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不同，可将文化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主文化对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极大。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亚文化一般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犯罪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但二者之间不能等同。亚文化与犯罪之间不存在一种决定或必然的关系。除非亚文化沿其负向走向极端，发展，成为极端亚文化一犯罪亚文化，一般不直接产生犯罪。

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在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本位主义弱化，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加之我国自身文化的变革，使部分亚文化势力不断泛起，特别是青少年由于其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的特殊性，使青少年犯罪亚文化表现突出，并在与我国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共存中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犯罪亚文化是指一种逆主流文化而动的反文化、反社会的危害统治秩序的最极端行为。如青少年的暴力行为、破坏行为、吸毒等均为犯罪亚文化。［2］这种犯罪亚文化，结合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点，往往表现出不同于成人犯罪亚文化的特征：一是强烈的反叛精神或无罪恶感的心理特征；二是实施所选择的最极端的反文化、反社会的一系列活动；三是通过各种渠道将犯罪的技术和方法传授给其他人，以期强化青少年这个弱势群体的地位。

二、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特征

犯罪亚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越轨活动，它与青少年犯罪活动接壤，有的本身就是青少年犯罪活动，因而对青少年犯罪的实施起推动与促进作用是必然的。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方法的传播起着渲染、扩展与教化作用。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播性和传递性，犯罪亚文化也是如此，它在自身的传播与传递过程中，必然起着渲染、扩展与教化作用，从而使犯罪手法得以四处蔓延。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规模的发展起着加剧与扩展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犯罪亚文化的渗透性上，通过渗透，犯罪亚文化的影响与推动下，青少年犯罪规模必然进一步蔓延与扩展。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的犯罪起着群体化作用。文化在人与人之间起着凝聚与联系的作用，它是同一文化群体内交往的纽带和共同的价值标准。犯罪亚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更为突出，它为青少年团伙犯罪提供的“智力”与“犯罪场”支持就能说明这一点。［3］犯罪亚文化影响作用下的个体，以亚文化的标准相互之间产生认同感，从而出现青少年犯罪群体化。

由于犯罪亚文化没有主文化那样系统、规范，也不具有高度的理论化形态，因而更容易被社会的一般成员，尤其是青少年所接受和传播。犯罪青少年是社会上特殊的一个群体，犯罪亚文化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犯罪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总有一定的导因，形成犯罪动机才能产生犯罪行为。对于青少年的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这种内化与外化的过程，犯罪亚文化环境常常是其发生的导因，而犯罪动机往往就直接导源于犯罪亚文化。比如在犯罪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由于享乐主义思潮的刺激而无视法律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就是因为在青少年中大量传播着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生不乐等于白活”、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关系等等犯罪亚文化的导源。于是，他们一方面极力追求个人的享乐，私欲极度澎胀；另一方面，当他们明显地不具备这个条件，用正当的手段也难以达到的时候，就必然地陷入到享受的无止境欲求和违法犯罪、遭受打击的冒险这两难选择之中，为了获得个人幸福，往往不惜牺牲别人，损害他人，以身试法，走向犯罪。

转贴于

考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着一个明显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4］首先，他们常常都是从所处环境中接受了一些不良习惯，出现小过失开始，因为得不到及时的矫正和教育，得不到更多的关心和爱护，甚至遭受冷漠和歧视，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在自己的犯罪亚文化圈中最终获得了情感上的慰藉和对犯罪的认同感，受到周围人群的支持、姑息、纵容，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其次，犯罪亚文化是青少年犯罪的精神支柱。在青少年犯罪中突出表现出来的暴力性、凶残性、反复性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等特性，除了青少年追求刺激、富于冒险的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犯罪亚文化环境的影响。［5］他们在追求享受，追求自我表现，为了“出人头地”的时候，其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便是：目的是主要的，手段是第二位的。他们为了达到非法的目的，胆大妄为，无所顾忌，花天酒地为目标，交友结盟论英雄，视法为儿戏，把犯罪、坐牢看成追求“人生价值”的英雄行为，从而强化了犯罪的勇气和决心，并在犯罪亚文化精神纽带的连结下，聚合得更紧，破坏性更大。青少年犯罪的这一特点，正像是犯罪的各种动因在亚文化这个风涡中搅起的一个个旋风一样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对犯罪亚文化在青少年犯罪中这个不动声色却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忽视，不可小视。

再次，犯罪亚文化的转型又决定着青少年犯罪的基本特点。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犯罪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同样也在发生变化、转型。而亚文化的转型又直接决定着青少年犯罪基本特点的变化可以看到，近些年来，青少年犯罪中出现的大案增多，有组织犯罪增多，追求享乐和财产型犯罪增多，公开、激情犯罪增多，犯罪、性犯罪增多等等，与犯罪亚文化的转型变化不无一定的关系。［6］

此外，犯罪亚文化的传播，也常常使犯罪青少年在犯罪心理上被激活、被强化。比如在思维方式上出现的反常病态，忧烦狂燥而不能自拔，易于兴奋，粗暴成习，相信“命中注定”，强调自我中心，追求“男子汉气慨”，只顾眼前利益，把社会视为危险，迷信只有用极端手段才能解决问题等，在思想及文化中强调只顾物质利益而不顾手段是否合法，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等，加上人际关系的疏远和社会结构的松散等，都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相当大的文化环境空间。

犯罪亚文化的功能，最直接地表现为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和作用上。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产生起着直接性的条件与环境作用。文化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存在，并且指引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犯罪亚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起着消极作用，这是其与主文化不同的一点。因此犯罪亚文化是犯罪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影响着犯罪的变化与发展。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起着诱导、盅惑和强化作用。犯罪心理的形成是青少年的主客观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主观原因外，客观原因就是犯罪亚文化的熏染与诱导，由此导致了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与不断强化。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活动的实施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7］

反思我国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和发展历史，应该犯罪亚文化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人的本质说到底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与生理因素相比，社会因素在人的心理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青少年的发展来说，犯罪亚文化的影响作用来得更多、更快、更直接、更重要青少年活动能量大，求知欲望强，好猎奇、爱刺激、敢冒险，可塑性大，但他们缺乏知识，经验不足，辨别是非和抵制消极影响的能力差，容易接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犯罪亚文化的状况将深刻地折射在他们的头脑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化程度。［8］对于犯罪青少年来说，对于犯罪青少年来说，他们社会化缺陷的形成，或者是因为错误的外界影响，或者是由于社会化进程中的脱节所致，这些负面影响阻碍了他们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内化过程，形成了他们不完全的社会化人格。犯罪亚文化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多，青少年不完全的社会化程度就越大，导致其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三、祛除犯罪亚文化，预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特性决定了他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更好、更及时的关心和爱护，给予科学、健康的教育、引导和规范，给予丰富多彩而又昂扬向上的文化滋养，以使他们在作为国家主人和接班人的同时，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发展这无疑是全社会的期望，同时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使青少年远离犯罪亚文化，要从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家庭教育科学化。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方法失当，是导致青少年受犯罪亚文化影响，违法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预防青少年产生不良行为，防止因教育不当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就需要提高和加强家庭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的职能，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加强对青少年早期智力的开发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开导。加强家庭教育，必须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首先要营造民主平和的家庭气氛。父母与子女平等相处，在相互交流中，父母对子女的思想和情感就能及时掌握，并通过及时的分析评价，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而子女的归属的需要、爱的需要、获得理解需要得到满足，产生愉快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养成良好的性格倾向。其次，帮助子女构建正确的需要结构。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子女，家庭成员应充满爱心地去了解、感化他们，耐心地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行为方式。

（二）加强学校教育，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课堂。学校教育成功与否发挥学校素质教育作用。学校要把应试教育改为素质教育，要把法制教育作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法制观；切实抓紧抓好，要营造一个学法、知法、用法的氛围。加强对后进生的帮助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作法，注重教书，更重育人，不要把“双差生”推向社会犯罪的边缘。［9］

（三）加强政府监管，还青少年一片净土。有关部门应大力加强对社会娱乐性场所的管理，严禁青少年进入营业性舞厅、歌厅、游戏厅、网吧；坚决整顿文化市场，净化社会环境，加大“打黄扫非'，力度，禁止向青少年出售转播音像光盘、图书，扫黄打非、禁赌、禁毒，彻底清除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毒根，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主流文化的宣传，弱化消除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应担负起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介，要自觉地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宣传法律意识，使自己真正成为传播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园地。

（四）针对城市社区青少年犯罪，要建立一系列的机构组织，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强化社区功能，鼓励社区扩建或新建娱乐设施，利用俱乐部和讨论小组等形式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加速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利用普法教育和社会道德教改变社区旧有的观念，号召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把少年从不良群体中解救出来，并且培养他们与社会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社区意识。［10］通过有组织地看望即将释放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加强他们与社区的联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社区完完全全的成员。如果能够解决青少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问题，就能够减少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为他们回归社会和重新社会化提供生活和成长环境，控制、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 王洛。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C］。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

［3］ 陈树恒。怎样预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89.

［4］ 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探析［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戴宜生。中国青少年犯罪情况概述［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0（2）。

［6］ 赵可，白岚。青少年越轨行为概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7］ 肖建国。维护青少年权益中的误区探究［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1（1）。

［8］ 梅德衡。预防犯罪对策［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

［9］ 中央政法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导小组。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

篇9

【摘要】“吃货”、“屌丝”、“女汉子”、“宅男/女”……这些网络流行语成为了网络标签，被中国网民贴在自己或他人身上。透过青年网民的网络标签行为，我们不难窥视出其行为背后所指向的青年亚文化意涵，这是在当代特有的社会背景下，中国青年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探求以及对他们所属亚文化群体价值观的展演。

关键词 标签 风格 表演 霸权

一、网络标签：青年表达的新样态

本文所指的“网络标签”是一种互联网上的虚拟标签，通常由词汇或短语组成，带有明显的网络语言特点，或是对某一社会群体或某一类社会事件的概括和命名，以此来加深公众对此类群体或事件的记忆，其本质是一种标签化的行为。

网络标签的使用使得用户在获取个性化信息上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大大节省，因此网络标签的传播方式也受到了青年群体的追捧，从目前的观察来看，网络标签在新媒体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两个趋势。

其一，传播平台由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网络标签虽说是出现于网络，但是最初的传播却紧紧依靠传统媒体。最初一批的网络标签多与重大的新闻舆情事件相关，如“范跑跑”、“艳照门”等。而如今，网络标签则可以是出现并持续流行于新媒体，传统媒体对此类网络标签的使用相对较少，如“吃货”、“女汉子”等。

其二，传播方式从他赋走向自赋。在社会学领域，学者们将“标签”定义为：“团体给予行为异常者或越轨者的评定。”①但是如今，更多的网络标签是自赋的，如男生称自己为“屌丝”，女生称自己为“女汉子”。自赋标签行为已经逐渐成为日常交流中一种常见的现象。

二、一场亚文化风格的符号游击战

本文根据目前已搜集到的常见网络标签，将网络标签分为两类，即软标签与硬标签。软标签即抽象的、相对来说所指处于动态的标签，多夹杂着形容词，如“萌妹子”、“死宅”等；硬标签则是具象的、相对来说所指处于静止状态的标签，多以名词为主，如“90 后”、“女博士”等等。

当下流行的网络标签大都属于软标签，即无具体判定标准，主观性较强的标签，这类标签的意义状态是浮动的，正是这种所指的漂浮性，带来了网络标签总体上的不确定性，也就使得贴上此种网络标签的群体更加多元化。

但无论是软标签还是硬标签，都指向某种特定风格，这种风格大体上与其他风格形成区隔。“风格”是亚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是亚文化群体表达自我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将按照亚文化研究中对风格解读方式——拼贴和同构——来解读作为亚文化符号的网络标签。

拼贴，是解释亚文化风格最常用到的一种方法，也是亚文化群体最常用的一种风格塑造方式。费斯克将拼贴定义为“一种即兴或改编的文化过程,客体、符号或行为由此被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②许多网络标签充满了后现代色彩，通过突破汉语语义规则的拼贴达到了荒诞、离奇的效果。如“女汉子”一词，“女”是指女性，“汉子”则是指男性，在传统的汉语语境下，“女”和“汉字”是一对反义词，但是在网络标签中，“女”和“汉子”则被安置在同一词汇空间里，成为一个有明确意义的符号，用来指代那些具有男孩子性格、比较强势的女子。

同构，亚文化风格的另一种解读方法，在网络标签的创制和传播过程中也被广泛运用。亚文化研究中，同构是指“某种结构的复制和翻版”。③网络标签的创制方式中，派生词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如“……控”、“……患者”等。

通过拼贴与同构，亚文化群体在网络标签中表达了自身所属族群的风格，网络标签的符号形式多种多样，在网络上各种亚文化族群利用符号进行风格的表达和身份的区隔。

三、从自我呈现到社群共识

网络标签行为背后是一种亚文化的风格展演，而亚文化的风格正是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一种不断的探索。

青年人处于成长的时期，他们的自我身份和定位尚处于模糊的阶段，因此，他们总是在不断努力构建心目中的“理想自我”。

青年人将“理想自我”的构建过程外化，便需要自我呈现。自我呈现是社会心理学上一个重要的概念，由戈夫曼首次提出，与之同时提出的概念有“印象管理”。

Schlenker 从情境定义角度出发，指出“印象管理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操控自己在自己所认为的社会交往中所呈现出来的形象”。④网络标签行为从他赋走向了自赋正是出于“自我呈现”的心理动机。青年人希望自己能够在他人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希望自己呈现在他人眼中的“自我”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在网络时代，这种建构则更多地通过符号来完成，网络标签便成为了一种途径。

新媒体平台的技术和功能设置为网络的自我标签提供了可能性。这些呈现出明显的网络的后现代特征，碎片化、异质化、无厘头，以其趣味性和怪异性迅速在青年群体中流行开来，成为一种亚文化的风格。这样的媒介技术无疑为青年亚文化群体提供了一个宽阔而自由的表演舞台，青年们可以利用网络标签对“理想自我”进行符号的建构。

在这种风格的自我呈现和展演的过程中，身份区隔得以实现，不同的亚文化群体逐渐形成。有学者认为，“虚拟自我的呈现是经由自定的网络名称或者代号、签名档的内容、角色的扮演、以及交流中的自我表达所规定，个体成员的虚拟身份在长时间的交流中调整，发展为与社群特征相适应的身份特征及表达，使自己获得‘集体自我’的对应感，实现身份的确认。”⑤社群共识的形成和巩固，有利于亚文化群体进一步发展，从而进行一种“仪式抵抗”，而网络标签的出现无疑对形成和巩固社群共识有着深刻的作用。

四、网络标签背后的霸权逻辑

亚文化的风格是一种“仪式抵抗”，这种抵抗在一定范围内威胁到了主导文化的利益，因此，主导文化必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亚文化进行控制。在亚文化研究中，收编被用来分析主导文化的控制过程，收编的过程就是不断削弱亚文化抵抗意义、使其最终融入到主流文化的过程。收编通常分为意识形态的收编和商业收编。在前网络时代，意识形态的收编通常通过道德恐慌完成，即贴标签、刻意丑化、矮化亚文化群体，使其最终因为被大众恐惧而放弃某种风格。但是，在网络标签的具体案例中，这种收编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亚文化群体的标签已经不再是主导文化赋予，对群体的矮化也不再由主导阶级完成；相反，通过网络标签形成的亚文化群体，他们主动地为自己贴上标签，而且这些标签中不乏大量自我矮化的意义。

但是，没有永远存在的亚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始终面临着被收编的命运。在葛兰西学派看来，“霸权”用来指“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某个居支配地位的阶级，不仅统治着一个社会而且还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引导着这个社会。”⑥霸权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关系，通过深入分析网络标签的种种表征和内涵，不难发现，网络标签背后的亚文化群体也正在经历着权力关系的博弈，这种博弈主要存在于两种亚文化群体中。

第一，女性群体与霸权。纵观时下流行的网络标签，关乎性别的频繁出现，如针对男性的“屌丝”、“高富帅”等，针对女性的“女汉子”、“剩女”等。随着性别意识的崛起，中国的女性具备了更加独立的性格与日益重要的话语权，这为类似“女汉子”一类的网络标签的流行奠定了社会基础，它们作为一种女性的性别宣言而存在。但另一方面，这些关于女性的网络标签有时却无形中成为了霸权控制的场域。

如“女汉子”经常被网友们调侃成是男性敬而远之的一个群体；通过这一网络标签，一种细微的霸权体系在慢慢渗透，许多渴望选择一种独立生活方式的女性不得不重新思考和规划自己的生活，以求能摆脱某些带有污名色彩的网络标签，走上主流文化认同的轨道。

第二，边缘群体与霸权。此类边缘群体与传统亚文化语境中的边缘群体有了较大的差异，传统亚文化的边缘群体通常是指同性恋、街角青年等社会边缘人物，而在网络上被普遍嘲笑的则是如“单身”、“宅”、“孤独”等组成标签代表的群体。网络标签通常的方式是在这些边缘群体的名称前加上前缀或后缀。如网络上对单身群体通常会表述为“单身狗”，宅描述为“死宅”，孤独形容为“孤独症患者”。

在青年群体狂欢式赋予自我网络标签行为背后，一种意识形态收编的隐藏逻辑在作用，这是一种隐性的霸权。“新葛兰西派”使用了“阐明”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渗透在日常话语中的霸权现象。霍尔认为“各文化作品和实践带不带有含义的痕迹，也不是由生产意图一劳永逸地决定的；含义是一种‘阐明’行为的结果。”借用“阐明”的概念，我们不难看出，网络标签的霸权正是体现于此类的“阐明”行为中，而这类行为的主体无疑是主流文化的倡导者。网络标签所依托的网络平台，虽然看似相对自由民主，但实际上也是在主导文化的霸权场域中存在。

结语

青年人的身份焦虑越来越突出，每个人都在找寻一种身份认同。因此，透过网络这一相对自由的表达平台，青年人利用符号塑造风格，以风格呈现自我，以此找到同质群体。但是网络标签行为背后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他们随着青年人认同并使用的符号和话语体系影响和塑造着青年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因此，网络标签可以作为学界了解并研究青年亚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此窗口窥视出亚文化群体的诉求，在此基础上对青年亚文化群体有更深刻的了解。

参考文献

①时蓉华主编：《社会心理学词典》[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51-152.

②③约翰·菲斯克编，李彬译：《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新华出版社，2004：31、126

④Schlenker. (1980). Impression Management:The self-concept, social identity,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M], Monterey,CA: Brooks/cole: 5-20

⑤马忠君，《虚拟社群中虚拟自我的建构与呈现》[J]《. 现代传播》，2011（6）

⑥约翰·斯道雷著，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69

篇10

[关键词]流浪儿童；亚文化；偏差行为

[中图分类号]C913 5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视角

在我国流浪儿童一般是指年龄在18周岁以下，离开家庭或监护人，流落于社会超过24小时，造成基本生存条件失去可靠保障而陷于困境中的少年儿童。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过早地脱离了家庭，进入社会，失去了普通儿童一般能得到的物质资源和家庭与社会支持，面临个人生活困难，迫不得已自己养活自己。这些儿童缺乏实际文化教育以及知识技能的掌握，尚未形成健全的自我概念，同时失去了来自学校、家长在行为、道德以及价值观上的正确引导，因此极易在试图维持个人生活时脱离社会主流的价值体系，自然而然地接受和融入一种非社会性甚至性的亚文化。

流浪亚文化对流浪儿童具有约束力、渗透力和牵引力，并且产生出与之相符的信奉对象、思想倾向、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流浪亚文化对流浪儿童的负面作用是结构性的，表现在将儿童从主流社会文化体系中剥离出来并给予不正当的价值观，减少和丧失儿童对他人情感、角色和需求的自觉理解能力，使儿童生活物质获取与消费方式形成不当和过度的掠夺型和边缘型，将其心理意识形成封闭型、隔断型和排他型。在流浪亚文化中，流浪儿童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格解体。

当儿童被动或主动地离开家庭，走向街头时，他会对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其他儿童产生深深的共鸣和认同感，即使同伴存在不良违法行为，也会比一般人产生更多的宽容，甚至久而久之产生趋同，在行为、心理上都融入到流浪儿童这一群体当中，因此，易在与其他成员的频繁互动中逐渐习得与社会规范不符的偏差行为，比如打架斗殴、偷窃诈骗、强乞蛮讨等等。

本研究通过质性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形式，想要探求流浪儿童偏差行为的类型和行为频率，并且通过一个真实的个案，透析流浪亚文化如何作用于流浪儿童的偏差行为。

二、研究方法和资料收集方式

流浪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进行流浪儿童的研究无法像一般研究那样大规模随机取样。由于寻找真正处于流浪状态的儿童在操作性上具有极大的难度，所以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于上海北京两地救助站中被收留的流浪儿童。

本研究结合了半结构性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形式。第一部分质性访谈包括20名受访流浪儿童，年龄分布在13岁到18岁，其中男性15名，女性5名。访谈内容主要针对的是流浪儿童的流浪经历、行为方式、情绪态度等。

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41份，年龄分布在10岁到18岁，其中男性35名，女性6名。问卷以流浪儿童的流浪生活状态和偏差行为为主。

三、流浪儿童的偏差行为分析

(一)什么是偏差行为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偏差行为的界定，依据行为的危害性，将之划分为三类：

(1)犯罪行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

(2)违法行为；

(3)不良行为。

就流浪儿童这一边缘群体而言，他们的行为大多偏离了社会规范所认可的“正常”，然而由于身为儿童这一弱势群体，他们也极少蓄意犯下严重罪行，因此他们的偏差行为较多的属于第三类。

(二)流浪儿童偏差行为的出现频率

研究在提炼访谈资料的基础上，对辱骂他人、打架、偷窃、赌博等13种不符合正常儿童行为规范的偏差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要求流浪儿童回忆在最近的两个月里发生这些行为的次数。

调查发现这些流浪儿童在最近的两个月中无一例外地至少出现过1种偏差行为，多则达到10种。其中，出现概率(1次或1次以上)最高的是辱骂他人(95.1％)，其次是与他人打架(80.5％)和参与群架(63.4％)。这些行为都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且一般是未经深思熟虑冲动而为之，可见很多流浪儿童缺乏忍耐力，急躁易被激怒，共感能力较差，很难站在他人，即被攻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做事不计后果。

我们发现，一旦吸烟这一行为习得，其发生频率就会非常高，说明其易上瘾性。流浪儿童大都缺少合法的经济来源，乞讨、捡破烂所得只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一旦染上烟瘾，易催生其他一些偏差行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如偷窃等。酗酒、赌博等一旦成瘾，也会促使他们另找途径来获取金钱。

流浪儿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常常会得到他人的同情，一些儿童却利用陌生人的这种善意来谋取钱财，36.6％的被调查儿童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曾经编造悲惨流浪经历博取他人同情。不管是不是出于生计迫于无奈，这些孩子利用大众的同情心，走出了行骗的第一步。

近30％的流浪儿童曾经携带管制刀具。经访谈发现，携带武器的一般是形成团伙的流浪儿童，他们结成帮派，或在成人指使下参与暴力事件或者盗窃。

一些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如吸毒和恐吓、勒索等仅出现在少部分流浪儿童身上。

考虑到流浪儿童防御心较重，在回答问卷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掩饰、避重就轻的特点，他们实际偏差行为的出现频率可能比统计结果所显示的还要高。

四、流浪亚文化对偏差行为的催生作用――一个真实案例的解读

(一)真实案例：用拳头养活自己

小亮三天前刚由派出所送到流浪儿童救助站。问及为何进派出所，这个还显得一脸稚嫩的孩子平静地吐出两个字：砍人。为什么砍人?收到的仍然是干干脆脆的两个字：惹我。

小亮因在学校打人而被开除，之后未经得父母同意孤身一人来到上海金山找打工的爸爸。父亲虽然一开始不同意，但是既然来了也懒得撵他走，偶尔给他些零用钱，其它的基本就不管也管不着了。后来小亮结识了一些同样来自四川的孩子，大多跟他一样离家在外，独自闯荡。但是这些孩子并不像人们对于流浪儿童的一般认识那样衣衫褴褛、乞讨街头。他们有自己的团伙自己的住处，因为他们挣钱的方式也很特别――替人打架。小亮和他们认识以后很快搬离了父亲的住处，因为他身手不错，很快被“老大”所器重。据小亮说，在四川帮中，他基本上类似于二把手，和他平起平坐的有三人，其余都是小弟。

“打一次架一千多……我天天住的是金茂宾馆，一天三百，饭什么的都有……我抽的是中华，还有雪茄，就是三十块钱一盒那种，里面五根。”小亮说几个月来他一共打了80次。高得让人惊异的频率。

说起打架――或者砍人的经历，小亮平静的语气中会掺杂些许得意。“有一次我去买烟，一个男人看见我，他让我把钱掏出来，我说什么钱，他把刀拿出来说他妈的把钱拿出来，我也把刀拿出来我说你想干嘛，他马上砍了我一刀，我就砍他一刀。”小亮被砍的这刀伤缝合了还

没拆线，但是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打架怕什么，大不了挨几刀。”

现在，对于小亮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是被强制收留在救助站，远离了大宾馆、雪茄和一切他为之兴奋的事情。小亮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出去。“我想跑，谁都拦不住我。假如我想跑出去，有人拦，我就拿凳子砸。打不赢直接抢他手机，甩出去，他就找他手机去了。”尽管常常握着美国军刀伤人，这个只有十四岁的孩子的话语中还是透露着可笑的幼稚与无知，“上海的警察算什么，等我出去，马上到金山，把安徽帮、河南帮还有四川I青龙帮全部加起来，总能和警察相比吧。”

面对这个脸庞清秀、向我们展露过纯真笑容的孩子，我不禁假想：如果他的爸爸没有不管他，如果他没有融入那伙儿孩子当中，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二)案例的解读

1，从主流文化脱离

小亮原本和其他孩子一样，有正常的学校生活，还算完整的三口之家。一次意外的事件让他的角色突然之间转变了。也许打架被开除一事向我们揭示了他原本所具有的暴力倾向，也许这当中掺杂着学校、家庭或其它方面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学校的放弃和父母的放任对于小亮之后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涉世未深，经验不足，甚至还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他还未形成自己健全的自我概念和价值观，他需要在家长和教师的引导下认识符合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他需要在学校这一环境中接受主流文化的渲染。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期，离开学校、离开家庭，独自流落在外无疑于把自己与主流文化相隔离。

抛却一些被拐卖、被抛弃的孩子不讲，为什么一些家庭健全的孩子也会选择流浪这条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一些孩子的流浪其本质在于“逃离”，逃离一个让他不堪忍受的环境：无法应对或者不想应对的学业、暴力或者冷淡的父母。其中一个孩子的话尤其让人寒心：“与父母比起来，饥饿和寒冷算得了什么!”因此，在我们探寻一些亚文化形成的根源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要反思，主流社会中是否存在一些因素迫使人们选择主动逃离?

在小亮的例子中，父母的放任不管无疑促成了他转向与他志同道合的流浪儿童群体。有个心理学家将儿童的心理需要分为四种：爱与安全的需要、寻求新体验的需要、表扬与认可的需要、责任感的需要，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儿童就有可能发展出情绪和行为问题。当一个孩子无法在学校、家庭等主流文化环境中满足这些需要――尤其是爱和无条件积极关注的满足，他就会转向其他地方寻求替代满足。对于离家出走的孩子来说，那些与自己有类似经历类似想法的孩子，无疑成了获取这些满足的主要来源。

从脱离主流文化到进入―个边缘群体，这中间的角色转变具有个体原因和外部原因，有个体主动趋近的力量，也有外部环境的无形中产生的推力――学校、家长的放弃和漠然无异于起到了推动作用。

2，对流浪亚文化的认同与融合

当一个孩子在异乡碰到流浪在外的同龄人时，易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相似的经历、相似的学校家庭关系或者共同的志趣或信念让他们走到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虽然他们并没有在物理距离上走到，但是“流浪儿童”这一身份的归属，让他们觉得与自己的同类在心理上相互接近。

小亮与当地流浪儿童群体的接触和融入就是物理距离和心理共鸣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原本只算得上是在学校滋事的违纪少年，但是与这一群已经形成独特生活方式的孩子走到一起后，他被他们所影响，接受了他们的生活物质获取方式――用拳头和刀具替人“解决烦恼”以此获得金钱。当然，首先他对此产生了价值上的认同，认同这些独立于成人的孩子养活自己甚至满足自己欲望的方式，

小亮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很多流浪儿童在遇到与自己原有的信念相冲突的价值观之后，都会几经挣扎，他们认为偷东西、骗人是不好的，不愿意跟那些早已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许久的流浪儿童同流合污，他们觉得自己走到这一步是迫于无奈，不愿再继续步入深渊。但是未能及时得到救助的孩子会渐渐发现，如果不跟着大部队的步伐，孤立的他难以生存于街头。当发现别人以他们所不认同的方式获得更好的生活时，就会对原本坚守的信念产生怀疑，继而动摇，逐渐地，他们会合理化那些原本认定不对、不好的行为，为它们找出理由，比如说，“偷东西是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但是既然这个社会没有善待我，我为什么要为他人考虑”、“生存最重要，为了生存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也是没办法的事”。他们用这些合理化的观念来平衡自己的认知失调。于是，他们让自己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认同了流浪群体的生存方式，并且融入到流浪儿童的群体中。而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他们会尽量在行为上与群体的大多数保持一致，如果其他人都抽烟，那么自己也会跟着抽；如果其他人商量好去偷自行车，那么即使心中仍有所顾忌，迫于同伴压力，他也会加入。

这种“保持原则―矛盾―合理化―认同―融入”的行为改变模式，是很多流浪儿童在接触流浪亚文化并趋同于该亚文化的价值体系的一个过程，也是为什么很多原本并无倾向甚至老实守法的孩子，走上街头以后却染上许多恶习和偏差行为的原因。

3，流浪亚文化对流浪儿童的牵引力

当人们正为把一个不幸迷途的孩子解救出来而感到欣慰时，小亮却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自由的剥夺，而救助站就是将他与自己的正常生活相隔离的深牢大狱，动辄就要招集兄弟们杀过来帮自己“越狱”。即使远离原来的同伴，流浪亚文化仍然以强大的牵引力将小亮拉向自己。

对于真正融入流浪群体的孩子来说，他们已经在这个群体当中获得了在原本的生活圈中也许得不到的需要满足，比如来自生活资料上的满足(这种满足有时候通过违法行为获取)、同伴的社会支持、自我价值的肯定(比如被学校开除的小亮却在流浪儿童群体中得到重用和很高的身份)，尤其是一些个体内在需要的满足，使得流浪儿童心甘情愿地滞留在这个群体中。同时，相同的经历和信念也让这些孩子在流浪亚文化群体中寻找到了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可以弥补他们在遭受城市主流文化的排斥和隔离后带来的心理上的失落和孤独感。

另一方面，当失去了社会规范的约束力，“超我”对“本我”的监控减弱，也没有成人的监护和管教，很多流浪儿童会放纵自己的欲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骂人就骂，想打人就打，想抽烟就抽，没烟抽就偷。他们的心理忍耐度和控制能力开始降低，就像小亮说的“有时候我也觉得这样不对，但是别人一惹我我就控制不住要打他”。偏差行为和其他行为一样，一旦形成，多次重复后很容易变成习惯。

基于以上的原因，当流动儿童一旦融入了流浪亚文化，就难以自拔，而一旦他们习得了被这一亚文化所认可的偏差行为后很难快速矫正。

如果此时实施强制救助，直接将他们从流浪亚文化中拽出来，放进纯粹的主流文化中生活，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不适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救助站的孩子即使有吃有喝、有救助人员的关心，仍然一心想往外逃，或者将他遣送回家乡后仍要三番五次再次踏上流浪之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