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1文化产业创新相关概念及内涵

从人工自然过程论的视角看，产业创新是动态地反映人工物变成制造物的过程。在经济学中，产业通常被定义为“一定区域内生产同类或同一产品的所有企业的集合”。从现代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产业是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群。据此观点可以把文化产业定义为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企业群。但是从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上看文化产业生产出的产品兼有私有性和公共产品特征的一类特殊的“混合产品”，所以文化产业又是区别于所有其它产业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产业部门。单世联（2001）的研究认为文化产业提供的产品不同于商品生产在物质领域的产物只承载单一的“实用”功能，而是同时承载“审美”与“实用”的双重功能，具有的特殊“文化属性”。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因为各国国家战略，传统文化，文化政策，地域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出现不同的见解也在所难免。但综合起来说，他们不管如何定义，文化产业的内容和关注重点基本是一致的。

1.2文化产业的金融制度创新

由于文化产业项目具有高风险、难量化的特点，所以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发展瓶颈。为解决文化产业的融资难问题，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从文化产业宏观角度出发，俞晓敏（2008）指出国有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和机制的单一性，是导致文化产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指出金融机构的缺乏和金融的创新性不足，阻碍了地区文化产业的融资。高宏存（2013）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引进风险投资虽然是文化企业融资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在具体运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并针对研究发现的以上问题，从政府，风险投资机构，文化企业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探索性建议。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相对微观角度对融资难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贾瑛瑛（2011）认为目前文化产业的无形资产比重大，加之对无形资产的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大部分抵押担保机构对无形资产抵押这种贷款方式的信心不足。于孝建，任兆璋（2011）的研究认为单个或多个知识产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方式更为灵活，能有效降低银行贷款风险，为文化企业融资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刘德良（2013)等创新性提出6个模型评估方法，通过评估模型的系统分析，就有了具体的考核指标。这就相当于对整个文化项目或产品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体检，可以有效地规避政策风险，制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等。总的来说，以上相关文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本文认为文化产业项目要想解决融资难问题，一方面应该加强文化产业项目本身的质量，了解项目的潜在价值，评估项目的风险；另一方面要规范健全文化产业行业法律法规，要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民间资本的参与支持，融资方式的创新等等。

1.3文化产业集群创新

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从集群企业间互动、创新动力两个角度对文化产业的集群创新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1.3.1集群企业间互动。

Kieron、Mark(2004)研究发现，集群创新企业之间通过创新网络组织，不仅有利于创新企业向同行或上下游企业以拆借、购买等方式筹措到实施创新所需的设备、零部件、资金和原材料等硬件资源，而且有利于创新企业获得实施创新所需的技能、知识等软件资源。Jerez-Gomez(2005)研究发现高效学习的方式最终会影响到集群企业的创新行为。王铮(2004)等人进行的知识网络动态学研究，把主体间的广义距离和互动状态变量结合起来，通过构建数学分析模型创新性的把网络主体间的接近性耦合与互动强度结合起来，很好的解释了区域企业集群创新实现的机理。

1.3.2创新动力。

Freeman&Rothwell(1991）指出，创新早已不是单个企业的活动，与外部的知识资源的关联已经成为创新的主要因素，系统整合网络资源是创新的重要动力。Martin&Michae（l1999）认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相对于生成动力来说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层次性，因此，产业集群强大竞争力的体现，要靠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驱动力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区域知识创新、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互信度和信息共享等可以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Saxenian(1994）发现良好的社交氛围有利于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Enright(1996)认为集群的发展依赖于知识成果共享程度和熟练技术劳动力的推动；Debresson(1996)认为区域化的知识创新是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内对文化产业集群创新动力方面的研究文献也比较多，总的来说主要集中在外部经济，技术创新，合作效率，社会资本整合，竞争效应，创新收益，创新积累，地域分工和市场需求等中的一个或多个作为创新驱动力来进行的研究。对比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很多学者都认为文化产业的集群创新的动力需要很多方面的驱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在很多驱动力中，核心驱动力最重要，而核心驱动力包括技术，资源，学习能力，知识，信息的获取和分享等等。至于最终如何选择驱动力，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1.4文化产业创新评价体系

对于文化产业创新评价体系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评价方法、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结合具体事例，说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可靠性，实用性的研究上。魏亚平(2009)等对文化企业选择EVA评价方法的原因做了分析和说明，得出EVA评价方法要优于基于利润的企业绩效评价方法，更能实际地反映文化企业投入情况。臧志彭、解学芳(2013)等通过建立三维评价模型和创新指标评价体系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网络文化产业制度体系得以确立，但制度效力、权威性尚待加强；②网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能够根据产业的发展演化从层级、范域以及强度方面进行适应性的制度创新。孙彤(2012）等在综合考虑文化产业融资环境影响因子的基础上，构建文化产业融资环境评价体系，得出某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瓶颈在于科技创新环境方面。张润清（2014）等在遵循科学性，可度量，客观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河北省农村的集体数据进行了具体的操作演示。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说明该体系具有相对广泛的实用性，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提出不同建议。

2结论与展望

篇2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种效用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人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信息、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它们的交流与分享是提高人的创新力的关键。优秀的企业文化恰恰能够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它构成了企业创新能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从企业管理科学体系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理论，是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到行为科学、以及现代管理的一场新的管理革命，是当代管理科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被人们广泛地称为是企业经营成功之道，目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

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种效用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突出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强调在企业内建立起一种企业员工认同的价值观，以这种价值观形成企业精神，以企业精神为核心形成系列管理行为和活动。魏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实践得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企业所奉行和倡导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的价值理念。

二、企业文化的特征

哈佛商学院的著名教授约翰·科特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就是：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在不远的将来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企业兴衰、企业发展当然是由多种因素所形成的。但企业文化肯定对企业兴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总结企业文化大体包含四个特征：

1．以人为本。人是企业的主体。企业文化则主要研究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在员工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因此，企业文化必须从员工的角度出发来协调企业的内部关系，从顾客的角度出发来沟通企业的外部关系。如果企业文化脱离了“以人为本”这个中心原则，那么它也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终将被企业抛弃。

2．以文化人。企业文化不同于泰罗制、不同于行为科学、不同于理性主义管理、不同于过去的行政型企业管理，关键在于它能够“以文化人”，运用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于管理之中。通过文化来改造人，使人能够产生创造性、自觉性，从而对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然后发挥其积极性并作用在工作岗位上。这是一个作用的积累。

3．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个词来源于老先生的著作。文化自觉主要指企业家用文化的视点去查找企业问题根源的自觉性。大部分企业家在分析企业不景气的原因时，往往强调资金问题、体制问题、包袱过于沉重的问题等。不可否认，这些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但这些都只是现象，它们并不是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是文化，是企业家管理行为背后的文化，是员工的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行为背后的文化，这才是根本问题。所以企业家要想经营好现代企业，必须具备文化自觉性，不具备这一素质，就不能成为未来的企业家。

4．文化主导。在所有的管理要素中，必须有一项是主导因素。像泰罗制以经济要素作为主导因素，行为科学把满足每一个体的需要作为主导因素，企业文化则是把文化的培育放在各要素的首位，使其成为主导因素。既然文化的培育成为企业文化的主导因素，那么在建设企业文化时，一定要花大力气去培育企业的文化。

三、企业文化中的创新文化

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技术鸿沟，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通过技术转移(主要表现为技术模仿、扩散和技术溢出)，可以缩小这种差距。Caniels(2000)指出：“知识(技术)溢出是通过信息交流而获取智力成果，并且不给知识的创造者以补偿，或给予的补偿小于智力成果的价值。知识溢出与知识扩散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扩散的含义更广，它覆盖了知识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各种方式，而知识溢出则只是其中的一种”。

当今世界，在信息化背景下，创新的作用得到空前强化，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创新变成了企业的生命源泉，生产规模或成本不再重要，而创造性和灵活性是最宝贵的资源。自然人或者法人这个经济活动主体本身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动。新经济时代的企业自上而下，每个毛孔都必须充满着创新，通过自身主体创新的确定性来对付明天的不确定性。

一些研究表明，成功的世界级领先企业，“更多的是由超越现实的抱负和在低投入产出中表现出的创造性来维系的，很少是由共同的文化或制度的承袭而维系成一体的”。因此强调，“如果要解释索尼、本田或雅马哈公司的成功，真正应当研究的是它们在善用资源方面的特点，而不是管理方面的特点。西方管理人员不应过分重视对日本文化的学习，而应确保本公司有充足的奋力拼搏能力，促使大家不懈地追求更好地利用资源的机会”。正因如此，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创新文化与传统企业文化强调创新有着差别很大的价值取向和具体内容。前者更加重视经济主体的独立性、个性和灵活性，提倡和保护具有个人冲动的“灵感”和独创性，鼓励不畏风险，激发创造热情，允许尝试失败，对人的尊重首先要体现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正当欲望，使其才能、智慧得以充分释放方面，而对工业经济中所提倡的“集体观念”、“群体意识”、“步调一致”、“绝对服从”等传统企业文化理念则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个性、创造性。事实上，世界软件开发史上所有的重大里程碑始终都是由个人或很小的组织所创造的。适合个人创新、组织灵活机动、完善的人才流动体系正是使硅谷始终充满新活力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

四、企业文化中的知识管理

安德鲁·卡内基说过：机构拥有的唯一不可替代的资本就是员工的知识和能力。企业要做到以知识领先带动企业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必须对企业文化中的知识加以管理。

知识四企业中的各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企业实践活动中的经验总结，是这些人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这些人探索，人之企业和企业文化的框架总和。真正的企业往往注重企业员工的学习、培训活动。由企业提供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即期收益和跨期收益的学习活动，其目的在于短期内提升企业成员的工作效率以及企业的整体绩效

IntegerPerformance)。除了企业培训，现代企业人力资本的自我培训也越来越重要。“干中学”即边干边学是指在工作当中自觉和不自觉的学习他人的知识、技术以及互相学习。由于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个人单靠企业培训来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是不现实的，个人知识、技术等的获得往往是十分落后于知识本身的发展，这就要求人力必须自觉的学习。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向他人学习和互相学习，这个学习过程几乎没有什么投资成本(边干边学极大地减少了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是一种极为可取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结合人力资本的学校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对一个人而言，个人在学校学习期间的个人收入几乎为零(如果允许学生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则个人的收益不为零，但一般来说相对于未来收入是很小的)，而人力资本真正起作用的阶段是在工作阶段，也即人力资本只有和非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体现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人力资本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增值，这样的学习活动在现今企业组织中被称为学习型组织。

毫无疑问，崇尚知识将成为新时代的基本素质和要求。对现代企业而言，还不仅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爆炸、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持续运行期限或生命周期受到最严厉的挑战，只有通过培养整个企业组织的学习能力、速度和意愿，在学习中不断实现企业变革、开发新的企业资源和市场，才能应对这样的挑战。学习给企业带来利益和机会。知识的积累只有学习，创新的起点在于学习，环境的适应依赖学习，应变的能力来自学习，这就需要一种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文化氛围，因而企业不再是一个终身雇佣的组织，而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组织”。现代企业只能作为一个不断学习的组织，才能够“善于创造、寻求及转换知识，同时能根据新的知识与领悟而调整行为”。

知识管理是通过改变员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建立起知识共享与创新的企业内部环境，从而实现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最终达到企业目标。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筛选、分类、分析、评价和分配、利用等内容，而知识管理则强调把信息、人力资源、知识、市场与经营过程等协调统一起来，从而最有效、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经营效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知识管理区别于信息管理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前者强调对人力资源和知识的开发和利用。超级秘书网

人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信息、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它们的交流与分享是提高人的创新力的关键。优秀的企业文化恰恰能够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它构成了企业创新能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新经济时代为获得优秀的企业文化，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全员参与的以知识的积累、生产、获取、共享和利用为核心的企业战略。企业战略是指引企业去迎接挑战、利用机会、发挥优势的保证。在以知识为最重要经营资源和主要消费品的今天，衡量企业成功的尺度在于知识(产品和服务中知识的数量及质量)，而不是有形资产或是库存。因此，只有从战略上重视知识这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并努力实施知识战略，才是经营管理之本。

篇3

1.信息化促使企业观念文化的创新

企业经营理念、价值观、行为准则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尤其是信息化时代下，必须随之进行调整，以创新的理念和思想，更新企业目标，不断与时俱进，在新的条件下制定新的发展战略，以变革的心态迎接挑战，不能一味保守不前。在信息化冲击下，员工的观念也要紧紧跟随企业的发展步伐，信息化可能造成一些员公关系的疏散，还可能使员工一时不能接受企业转变理念后的发展模式，这就需要企业领导者依靠自身智慧化解员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定期地培训员工，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创新的意识以及团队合作的精神。运用信息化技术和知识，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企业只有不断更新理念，与时俱进，以“不变”应“万变”。

2.信息化促使企业制度文化的提升

企业传统管理模式比较层级化，信息的传达速度较慢，要经过太多的层级。而随着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产品的全球化扩散速度加快，信息时代经济目标的实现建立在快速反应的基础上，否则便无法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这就要求企业能够快速传递信息，有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能够快速发现和满足市场需求，同时要求员工能对公司的任务指令有极强的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对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做出调整，利用现有条件或自主创造条件，独立处理工作职责范围以内的问题。因此，信息化促使企业管理模式的更新和用人制度的透明化。企业领导转变观念，适当下方权力，给基层人员更大的施展能力的空间。

3.信息化促使企业器物文化的改善

篇4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学派与范式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际学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其力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非言语交际行为做了理论分析，本书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历经50年积淀，跨文化交际学的架构渐渐清晰，其内涵日益丰满，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源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针对的是最为根本的文化差异问题，然后延伸到调整、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等重要议题。起始阶段，跨文化交际理论主要解释某些局部现象，各种视角缺乏必要的统合，显得有些零散。经过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下，现已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学科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本文拟以跨文化交际核心议题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为线索，全面检视该学科理论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点与中心：差异与调整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局部现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最为根本、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国际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频度直线上升，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问题显得极为突出，它促使学者们潜心思考，对此做出学理的解释，提出相应的对策。

上世纪50年代末，霍尔率先把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的交际概念结合到一起，启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程。他着力探究身势语言(kinesies)、距离学(proxemics)以及时间学(chroneml‘cs)等非言语行为，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就理论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高、低语境文化理论(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霍尔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语境文化指高度依赖语境来传递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符号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代码之中，直接表达出来，较少依赖语境。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大致对应于东西文化分野，以简洁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两种文化运作机制的本质差异，为后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取向理论的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

60至70年代期间，围绕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欧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论(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适应周期论(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欧伯格1960年首次运用文化休克概念表达海外旅居者面对陌生文化产生的疏远、惊恐、烦躁和沮丧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症状。他对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经典U-曲线模型加以改良，创建了文化适应周期理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大体经历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机期(crisis stage)、恢复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适应期(full adaptation)四个阶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适应原有文化的现象，把U-曲线拓展为W-曲线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海外旅居人员，揭示了他们在适应异国文化以及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论来自经验的归纳，主要是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性。它们仅以交际者对新文化的满意度来衡量效果，没有考虑适应的逆转与失败等情况，有简单化理解问题的倾向，但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际原理，开拓新的领域做了必要的准备。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休克”概念比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学理论依据；相对而言，“压力”(stress)概念更明确和有解释力。白瑞提出，移民们面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时会采取四种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们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们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则会选择同化；如果他们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分离；如果他们对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会都不重视，就会选择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种策略中，移民们最愿意选择的是整合，选择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化适应研究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也引起一些批评。纳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他们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扩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应该拓宽它的视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起点同样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她认为，文化差异造成各种压力促使交际者做自我调整；经历调整与转化后，他们不断成长，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文化场景，最终成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荣渊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其简明的概念框架、严谨的逻辑和坚实的实证基础而备受学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间，跨文化交际学者们还对其他议题进行研究。例如，奥利弗对修辞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康顿和约赛夫对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费琛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等。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观点庞杂，不成体系。这个时期，他们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调整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对其他问题的分析相对薄弱，理论建设的发展缓慢，学科的繁荣期仍未到来。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10年“”动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何道宽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际学介绍给外语学界。随后10年，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步展开。就理论探索而言，国内研究者的起点也是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围绕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和外语教学的影响，中国学者着力分析跨文化语用失误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顾日国《礼貌、语用与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道”与“器”》、许力生《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等。

王得杏认为，跨文化交际既涉及文化的规约，又涉及语言的规约；两种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是导致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顾日国也指出，由于英汉文化差异，两者的礼貌准则有所不同；其中，“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最富中国文化特色。从跨文化语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国学者大体上持一种温和的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高一虹运用中国文化中“道”与“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她在批评以“功效”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论证以“人”为中心，从涵盖“健全人格与能产生交际意向”的“道”与原理，及其“文化知识、交际技巧与功效”的“器”两个层面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合理性。㈣许力生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跨文化性。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进展看，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外语教学领域，往往更侧重语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还探讨其他一些议题，例如高一虹对定型(stereotype)的正负面效应的分析、贾玉新对面子与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的讨论、胡超有关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胡文仲有关跨文化交际学性质与研究层面的论述等。这段时期，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很快，但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相对滞后，建设性成果屈指可数，并且集中于语言交际层面。开始阶段理论视野的偏狭并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与深化：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核心议题的拓展与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与系统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间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差异与调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价值、身份、能力和意义等议题逐步成为新的重心。

(1)关于差异与调整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和江纳曼的6阶段跨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盖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刘易斯和江纳曼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发展出跨文化适应6阶段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在适应异国文化和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一般经历“预备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观期”(speeta-tor stage)、“参与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调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乡期”(reentry stage)6个阶段。它虽未揭示各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揭示适应的逆转或失败，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为止跨文化适应阶段论中最完整的一个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观点，没有提出新的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则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全面考虑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因素，建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她认为跨文化调整涉及6个层面：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际、当地社会环境、交际者个人倾向及跨文化转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交际者逐步成长，形成健全的交际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认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发展更为包容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是身份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荣渊的理论简洁而严密，得到广泛引用，堪称经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确定性消除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随后在1998年和2005年对其理论进行精简与完善。他认为，当陌生人进人新的文化时总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焦虑；人们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们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们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完成。AUM理论启发了许多学者，开辟了一条围绕心理调节而展开的分析途径。

伯贡1995年提出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她认为，预期违背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两种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评判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积极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由于非言语行为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使它在解释与情感相关的现象时显出较大的局限性。

盖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发展跨文化交际通融理论。她们指出，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首先，不管是以群体交往或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其次，积极的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此外，群体认同的强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体地位都影响跨文化通融的过程。跨文化通融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情感因素的重视，但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轻视交际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倾向。

(2)关于价值取向的理论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以及苏瓦茨的文化价值理论。他们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 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个价值维度。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显示一个文化对自我是相互依赖，还是独立、自治的理解；权势距离表明社会平等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显示文化群体对暧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反映男女之间是否平等；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体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其中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论得到最多的肯定和运用。特里安德斯还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纵向和横向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论(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横向个体主义珍视自我独立和相互平等：纵向个体主义重视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但接受现实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诚然，霍斯泰德的理论也遭到尖锐的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实证基础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但其样本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的雇员，其代表性自然有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文化范畴是否可以用线性、相互排斥的概念来表达、并且用数字进行量化提出质疑。

“霍斯泰德仅仅在国家层面上探讨文化价值取向问题，苏瓦茨主要在个人层面上展开研究”。苏瓦茨发现，个人层面存在10个近似普遍性的价值观(near universal values)：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乐主义(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传统(traditiun)、顺从(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这些价值观在每个特定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取向。近年来，苏瓦茨的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学界的影响渐隆，为学者们理解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一般性参照框架。

(3)有关身份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尔与托马斯的文化认同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围绕跨文化交际中身份冲突问题，开始建构面子协商理论。她指出，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关系，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的策略；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不惜使他人丢脸的策略。当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竞争。面子协商理论推出后，受到学界好评，广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该理论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其次，它没有深入探讨尊重、信赖、尊严与荣誉感等情感因素对面子协商的影响。

面子协商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交际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认同理论则更侧重身份内涵的分析。科里尔与托马斯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主要中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出多样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表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认同理论属于思辨、解释性理论。它在经验归纳型理论占主流的情况下，为研究者探寻跨文化交际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蹄。与此同时，它也有待于经受实证研究的检验。库帕奇与今堀分析交际个体如何在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他们认为，身份与面子在社会交往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际者都面临一系列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相互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3个相互联系、循环的阶段，即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和再协商(renegotiatlon)；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面子的维护以及相互满意的交际关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围绕身份管理的5对辩证关系来建构理论。她认为，跨越文化边界应该遵循下列5对辩证关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与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与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交际者不但要积极维护身份的安全与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拓展与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商谈的两大主要理论。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观层面，注重交际行为；后者关注身份的宏观层面，侧重交际原则；两者互为补充，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影响广泛。

(4)有关能力的理论主要有：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早期的理论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为标准来评判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些过于抽象，并且常常与能力概念产生混淆。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认知层面的“知识”、情感层面的“动机”与行为层面的“技巧”三个要素。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三分法简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层面，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现已成为经典的理论模型。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延续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综合性理论。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层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际者的个人情绪或偏好。认知是指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盖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自我意识是指交际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领悟；文化意识是指对交际者对文化共性与差异的理解。行为――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际者实施交际行为，完成交际目标的技能。陈国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全球心态(gJobal mindset)层面――全球思维，进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丰富了它的内涵。

(5)有关意义理论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论，其后皮尔士对它加以拓展与改进。他们认为，交际是人们以开放的心态，探索互动模式、理解意义、建立相互关系的进程。协同的意义在于它把不同的见解和反对的意见转变为推动交际走向深入的潜力；协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过程设计、事件的运筹、交流的技巧、逻辑的力量(logical force)、个人地位和日常语言以及语境重建等。CMM理论吸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主张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鼓励理论家参与社会实践，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颖的视角在跨文化交际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该理论的强处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它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界，但却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一方面，理论有它超越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在很多场合中是下意识、习惯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华为理论。

上述理论汲取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观念做理性的分析与解释，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争鸣，促进了学科的壮大与繁荣。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建立起更广泛、密切的联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跨文化交际已然成为显要的社会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际学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狭隘视阈，拓展到移情、身份认同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际中移情适度的原则》、胡庚申的《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戴晓东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双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际”、“专业交流”和“谈判交涉”语境三分假说。他认为，语境对话语有制约和释义作用；在国际交流中，对语用失误的处理应该根据语境和交流效果，分别采取“酌情”、“忽略”和“补救”的原则。胡超以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论断为基础，结合中国道家无为与儒家仁爱的思想，提出她对E-时代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解读。戴晓东在汲取金荣渊、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模型。他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向度拓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跨文化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这个时期，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成果依然较少，与国外同行仍有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整合与分化：学派与范式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系统整合。长期以来，欧洲范式一直主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继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的构想之后，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探讨了构建亚洲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可能性。学派与范式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真正意义上系统性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史上第一部理论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下的视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与金荣渊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卫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编辑了理论文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两篇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与《文化间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对现有理论成果做系统性总结。2005年，古迪康斯特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文集。上述几部理论文集以及综述性文章围绕跨文化调整、交际能力、身份和意义等核心议题，对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层面做立体、多方位的研讨。

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自然涉及学派与范式问题。学派与范式泛指学界公认的理论流派或体系。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研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使之形成连贯的研究传统，避免因过于庞杂、凌乱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从广义，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前者涉及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界，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白瑞的文化适应模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影响广泛的经典理论。然而，这些理论相互之间的互动较少，各自基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并未在学界建立起高度的学术认同，只能在很宽泛的意义上称作学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有3种基本范式：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社会解释主义(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辞法(rhetorical approach)。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假设一推演以及解释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模式：社会解释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对社会语境中的符号进行主观诠释的研究路径；修辞法采取对现实做预测和辩证解释的分析模式。陈国明基本赞同斯密斯的观点。他认为，主导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内在结构，揭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社会背景。罗杰斯与哈特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无声的语言》为发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相关性。迄今为止，跨文化交际理论基本建立在欧美人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鉴于欧洲范式对欧美以外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忽视，阿桑迪率先倡导非洲范式。他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理论所关注的非洲人是交际的主体、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交际，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与语言来诠释交际原理。例如，欧洲人把交际理解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在非洲人看来，交际是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有效的交际需要经过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个阶段。gir- 1-so是话前话(word before word)，在此阶段交际者依据自身文化常识准备进行交际。benne--SO是比较性分析，在此阶段交际者通过省察对方的观点了解如何与之交际。bolo-so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在此阶段交际者进行互动、建立关系。so-dayi是交际的结束，在此阶段交际者对交际过程做整体评判。

受阿桑迪的启发，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提出建构亚洲交际理论的构想。陈国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由“仁”、“义”、“礼”、“时”、“位”、“极”、“关系”、“面子”与“权力”构成的概念框架，演绎和睦交往的原理，创立“和谐理论”。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2003年讨论亚洲的交际方法。他们认为，亚洲文化极具多样性，很难概括出代表整个亚洲的特性或价值。但各国之间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体论上，亚洲人持有整体宇宙观；在认识论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是联系与互动的；在价值论上，他们倾向于把“和谐”看作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他们常常运用循环、直觉的感知方式；以亚洲为中心的方法，可以检验理论建构的限度所在，找到欧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贤明确倡导亚洲范式。他指出，交际是表达人性与人道的过程；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性的内涵，人们在建构抽象、普遍的理论时需要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亚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肯定亚洲人的主体性，围绕亚洲人的旨趣，运用亚洲的价值、历史经验、信息与伦理建构理论。恰如非洲中心论体现非洲人的视角一样，亚洲中心论反映亚洲人视阈中的现实，在反思欧洲范式的缺失与偏见、完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2000年之后也有了局部的整合。许力生全面总结国内跨文化语用、跨文化语篇以及跨文化能力的研究成果，阐述他对这些议题的独到见解。张红玲对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因素进行了综合性讨论。此外，林大津与谢朝群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际》、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严明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等都对现今学界影响较大的理论做了评介。李炯英和张向阳等对中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回顾。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理论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本土原创性理论与学派仍未形成。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跨文化交际学依附于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的尴尬境地。

篇5

研究乡镇群众文化活动拓展作为我国文明社会改造中的主要任务形式，实际发展速度始终与设计主体意愿相违背，主要在于此类区域资金投入与设施构建实力不足，响应群众力量相对薄弱，长此以往内部思想道德品质必将与社会总体精神规范指标相脱离，使得单位村民法律意识下降，精神思想上处于过度空虚境地，此时欲借助群众文化内涵开创乡镇综合发展局势便将是痴人说梦。

（一）地方性基础文化设施长期缺乏

文化站掌管一切乡镇群众文化交接事务，但是由于地域性经济实力不足，相关设备以及管理经验难以及时更新，不能全面渗透核心引导理念，这便引起当地信息闭塞隐患，群众之间难以建立标准文化渲染格局危机。此类现象长久延续下去，就会滋生一定规模的腐败风气，导致后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泛滥成灾，最终将制约文化事业的多元发展实效。

（二）文化投入力度不足

文化建设事业需要结合健全经济结构进行同步衔接，这是目前创新生产技术对于乡镇群众文化格局改造的科学设定指标，因为生产技术才是决定当地异质化行业全面复苏的最大支持动力。可实际状况中，乡镇文化管理系统始终不够先进，有关企业在高端设备引进上缺乏资金支持，即便是一些群众已经掌握必要生产技术要诀，但是始终无法直接贯彻文化生产资料要求，这对于民众自我精神生活改造动力将是严重打击。

二、乡镇群众文化活动创新布置策略分析

为了进一步摒弃乡镇文化站综合建设的瓶颈限制危机，其最好利用文化传播媒介进行人文交流实效价值宣传，有效完善文化修缮机构体系，积极推进小康社会的跟进力度。

（一）适当完善地方性文化设施结构

文化设施是无限拓展综合群众文化的必要载体工具，但是目前地方性设施是最能够引起乡镇群众关注的细节因素，现如今此类地域各类文化设施形态极为匮乏，涉及先进知识传递实效严重堵塞。为了充分调试这类隐患效应，有关管制人员必须结合各类宣传标识以及文化俱乐部等地点进行理念弘扬，尤其是处于偏远地区的农村，首要任务就是稳固文化集散性规模活动，各类组织成员集合在一起，完成前所未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宣传讲解任务。文化设施建设并非一味挪用先进资源，而是学会因地制宜，为各类政党理念以及先进科技应用知识宣传广泛奠定深刻适应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其必须兼备身心素质基础，秉承文化基础效应高度渲染理念，全面促成创新文化设施的建设成果，积极参与各类宣传性活动项目。

（二）全面开创先进文化团队气势

乡镇文化工作人员作为整个群众文化传播的首发队伍，将主导乡镇文化站验证工作核心，其构成理念在于吸纳多元文化体系要素，全程秉承健康的规范准则。按照极高文化素质角度思考，为了尽量提升这类人群的思想建设与素养完善效果，有关部门必须适当投入一定数目的资金，引进各类先进技术经验，为当地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做出适应调整贡献。这样他们才能有精力处理自身文化素养完善事务，为群众文化交流灌输更多适应性活力，促成标准秩序的有机树立。

（三）科学丰富乡镇群众文化活动

网络格式乡镇文化站是乡镇各区域各种文化的集结点，是乡镇文化的核心，以合适的集结方式把广大群众的各种文化活动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大众文化活动群体。完备地组建结合点是完善乡镇文化网的重要措施。为此，乡镇文化站要积极吸收各种专业文化艺术团体和业余文艺团队，增强乡镇文化的实力，促进群众文化活动的多元化建设；融合各种文化艺术团体的组成力量，促成以大托小、以强扶弱的发展策略，带动群众文化活动的多元化建设。

三、结语

篇6

精柔型企业文化精神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技术创新过程要在完善的企业精神文化指导下进行，实现企业精益求精发展，这是企业培养员工创新发展的基础体现。技术创新过程企业需要面对众多的技术问题，只有在精益求精的意识影响下才能够克服企业面临的问题，实现企业发展的目标。在柔性创新基础上对关键问题进行突破，保证企业问题得到充分的解决。技术创新是对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考验，能够将企业精神得到充分的阐释，在企业精神发挥的过程中，企业需要经过多种考验，只有解决根本性的发展问题才能够提升企业士气。将企业精神得到深化巩固，在最大范围之内进行强化宣传，企业经过创新之后能够充分的实现“精益求精、柔性求新”发展，这位技术创新的突破奠定基础。技术创新能够实现精柔型企业文化的完善。技术创新需要企业文化的支撑建设，“精益求精、柔性求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能够激励引导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文化在现代管理中主要表现为对员工自身素质的建设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实现沟通的顺畅，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开展。企业的创新能力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来完成，形成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企业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创新，现代企业发展除了要追求经济效益之外还要满足员工精神生活，在尊重理解的环境中实现员工素质的升华。现代企业文化的发展需要以人为本理念进行支撑，让员工能够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重视，这样就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与归属感。企业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工作环境，充分的发挥员工的创造能力，使员工能够积极的参与到企业的发展中，实现企业文化与技术创新的共同发展。管理者要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影响，这是企业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作用的重要表现。

技术创新能够强化精柔型企业文化发展，是企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需要企业在日常工作中逐步的建立。企业员工应该在共同发展目标的影响下，实现工作效率的提升，这是企业行为文化精益求精完善发展的保障。针对企业技术创新需求要进行适当的指导，激发企业创新行为的开展，精柔型企业文化的发展需要企业技术创新进行指导。技术创新目标的实现需要对企业行为进行肯定，针对表现优异人员论功行赏，这是企业规范化发展的表现。巩固强化企业文化有助于技术创新目标的实现，对企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认真总结工作经验教训，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技术创新成果为精柔型企业文化发展提供发展载体，同时企业文化为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各行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构建完善的市场环境，企业需要对自身的文化进行系统性构建，在“精益求精、柔性求新”原则下强化企业技术的不断创新。企业就似乎创新成果是企业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使企业内部环境不断得到完善、巩固拓展。高品质的服务项目在企业发展带动下出现，充分的树立企业改革创新形象，这是企业文化与技术创新全方位发展的根本要求。但是精柔型企业文化与技术创新需要解决资金问题，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才能够影响企业文化与技术创新，反之，则很难顺利开展下去。这是技术创新对企业文化发展产生制约的根本因素。

二、结束语

篇7

一、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现状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学工处就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现状做了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平均分69．30分，标准差为9．630。得分显著高于中分，接近于“比较符合”评价标准，表明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评价呈积极意见。研究一种文化就应当重视“文化”概念本身主要特性:(1)历史性;(2)群体性;(3)影响性。调查中分别援用“文史文化”“民族文化”和“思想文化”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三个主要特性。值得深思的是，大学生在“思想文化”项目得分与年龄变量成反比，与其他要素相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思想文化”的提名相对较少，且很提名内容单调重复，多为耳熟能详的“孝道”“仁爱”等词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来讲，虽然其中的任何一项信息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文化”部分博大精深，如此低数量、窄内涵的涉及警示着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把握，“思想文化”的忽视折射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人生观与价值观的蜕变。高校一直是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领地和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和灵魂，作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在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价值教育的合理性

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价值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承担着光荣使命。

1．构建大学生理性民族认同情感民族认同涉及国家政治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的特性。由于在政治领域中政治因素具有多变性的特点，而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感形成的根本和土壤，相对来说较为稳定。民族认同感表达了个体对文化浸润后的态度评价，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文化价值观。民族认同对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民族认同的状况既会对地区和国家稳定产生影响，也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及人格发展等造成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识里具有强烈的感彩，它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每个民族成员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世代相传地承受着同一种文化传统，个人的价值观念就是在这种集体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中构建起来的。中国新时代大学生思考的问题是爱国与责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基本依据，“崇尚统一”是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民族认同是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石，没有民族认同固然无法产生华族文化认同，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应如何找到自己的独特之处从而谋求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我们很清醒地知道中国的独特不在于她的地大物博，更不在于她的人口众多和她是发展中国家，唯一的解释是回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价值，其意义也就在于发展民族事业，巩固国家利益，振奋民族精神。国，必须理智去爱，用自己的辛劳与汗水，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使中国强大起来。

2．缓冲现代性对大学生的猛烈冲击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文化认同，她是凝聚民族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文化认同是指个体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个文化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相同或相一致的程度。随着人类从原始文明经传统农业文明发展到近现代的工业文明，文化认同也由一种天然自在的形态发展到作为一个问题存在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之中，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标识民族特性，塑造认同心理，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粘合剂”，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文化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这已经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是唯一一个在完整意义上传承下来的文化模式。但在全球化影响下，我国传统文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交往范式、公共管理等各个方面冲击并解构着传统的一切方式，在十字路口传统文化将起到一种怎样的作用，这是祖国和历史交给我们中华儿女的无法逃避的使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当代的生活中依旧存在着有价值的传统文化片断，其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文化认同和归属，就不能不从青年大学生的行为、思想、观念和语言研究起，青年一代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符号标识的了解，青年的关注程度会影响到人生价值观的构建，甚至会关联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

3．塑造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人格人无时无刻不处在文化之中，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存在，文化认同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意义重大。未来社会的人才应该是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比如心理健康、社会化程度高、具有健康的体魄等。但是在剧烈变动的现代社会中，个人经常容易“迷失自己”，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和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是因为“现代生活的社会力量往往是一种导致不稳定的力量和从根本上进行摧毁的力量。在大学阶段，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一方面表现出较强的个性化倾向和主体意识，强烈要求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和尊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这使得个性充分展示的同时，也导致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性越来越明显。如果缺少与他人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就会导致心理孤独，形成心理障碍，影响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寻求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相统一的高目标的自我实现，表现出重精神和重物质相结合的特点，并试图寻找二者的最佳契合点，但在实际生活中又因价值自我与现实自我的不协调性而往往达不到和谐和统一，进而也影响到自我认同。现代性的视野里，我们大学生该如何形成自我的确定性而又稳定性的认同呢?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一种正处于个体自我意识形成发展、自我认同走向完善的重要飞跃大学时期，大学生们普遍存在着自我认同危机的问题，面临着角色冲突紧张、角色紧张、角色中断、角色扮演失败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在压力、需求以及混乱中容易迷失自己，角色混乱一旦发生，就会在未来的几年中失去目标感，而如果缺乏稳定的价值观体系，他们就很难发展出成熟的、可以引导其生活的价值体系。可以说，自我同一性的人格是能够理智地看待并且接受自己以及外界，能够精力充沛，热爱生活，不会沉浸在悲叹、抱怨或悔恨之中，而且奋发向上，积极而独立，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追求和逐渐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会体验到自我价值以及社会的承认与赞许。

三、大学校园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价值的基本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同价值在大学校园中的建设应广泛而不失特色，兼容并包，和谐发展，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成为新一代接班人。

1．制定层次分明的认同价值教育目标认同发展是动力，基于这一点认识，认同价值应在关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教育上提出具有科学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目标。民族认同是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石，没有民族认同固然无法产生华族文化认同，但文化认同不足，也无法强化民族认同。因此，我们的民族认同价值教育目标可以注重培养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政治目标和最高利益，这种民族认同心理应沉积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的价值系统的最深部，主导着我们大学生一切的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而信仰、价值观、规范、习俗等使大学生在文化认知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意识，从而塑造该民族成员的共同个性、行为模式、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即在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下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民族心理。自我认同教育目标则着重强调学生为主体，使他们的理智活动与意志活动达到统一，使他们道德价值判断与道德价值选择趋于统一。通过如此针对性认同价值目标教育使得与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

2．构筑三位一体的认同价值校园文化一种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灵魂，是凝聚人心、展示学校形象、提高学校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它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三位一体的认同价值校园文化应该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制度的，也有行为的;既包括学校校舍的设计规划、校园的绿化美化等物化形态内容，当然也包括办学理念、规章制度、师生价值取向、集体舆论、校风、学风、教风等精神文化形态的内容。通过大量的、丰富的认同价值观熏染，为和谐校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促使学生更加自觉的接受熏陶。认同价值校园文化一旦形成，会使学校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文化气场，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校园心理现象，是一种学校精神文化现象，也是一个较高满意度的和谐校园。

篇8

银行信贷文化战略是商业银行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整体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金融同业竞争的升级，信贷文化竞争已经上升到战略高度倍受商业银行的关注。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要建设信贷文化，就应建设卓越的信贷文化，并通过信贷文化来体现和丰富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只有培育起广大信贷员工自觉献身于商业银行信贷事业的责任意识、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使之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动力源，人格化的银行信贷行为也就将会不再是一种带有强制性或被动性的行动，而是员工自我价值不断追求和不断实现的过程，以主人翁的积极姿态投身工作，使银行的意志变为全体信贷员工的共同意志，银行的目标变为全体信贷员工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商业银行应以价值为导向，重规模、重成本、重质量、重结构、重效益，深入挖掘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创新设计银行信贷目标文化模式，充分探索现代信贷文化战略，通过建立符合现代商业银行价值取向的信贷文化规范，培育与银行共同的价值观，体现管理者和员工的共同利益取向，来促使全体员工从精神、理念、风气、言行直至符号和环境都产生充分的认同和自觉，进而使这种价值体系被社会和客户认同。

2以管理为主线，夯实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基石

一是要加强组织与领导。要明确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银行信贷文化的组织管理工作，要分别从观念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员工道德行为规范、重点业务、“品牌”等方面总结典型经验，把经验加工成理念，把理念阐释为规范，使价值内化为信念，以制度约束行为，使规范行为形成习惯，再用先进的信贷文化观念教育和引导员工，调动广大员工积极争当信贷文化建设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以点带面，唱响文化旋律，尽展文化魅力，把信贷文化建设引向深入。

二是要加快培育与挖掘现代银行企业家。一方面，建设卓越的企业信贷文化，造就银行的核心人物——银行家尤其重要。他们作为银行全体员工的最优秀代表，是银行价值观和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银行生存和发展的中坚。另一方面，银行的个性出自银行的理念，银行的理念也就是银行家的理念。银行家作为成功银行的灵魂人物，是银行凝聚的核心，必然是银行信贷文化建设的首要主体，肩负重任。

三是要实现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有效结合。实践证明，只有将管理制度与人本主义有效结合，银行经营才能成功。建设以人为本、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文化，应体现企业文化中“人情化”管理的内涵，强调了环境因素与人本管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四是要建立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清洁工是不能代替银行行长的，但竞争机会应是均等的。因此，必须要建立与完善责权利相结合的机制，要让责权利的对等，体现在银行信贷运作的全部环节与要素，并且作为价值观念支配着每一个员工。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实际功效与牢固商业银行卓越信贷文化基石。

3以特色为品牌，增强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竞争力

特色就是品牌，特色就是竞争力。如果银行信贷没有特色，就等于没有品牌；没有品牌，就等于没有卓越的文化；没有卓越的文化，就难以有客户的绝对忠诚与市场的生命力。

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实施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品牌开发战略。信贷文化应为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和创新服务，为商业银行增加盈利与创造效益服务；否则，银行信贷文化就会失去它的固本之源与应有意义。实施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品牌开发战略，就是要根据金融市场发展需求和客观规律，去提炼、开发与创造品牌。只有经过创意、包装和营销以及长期的市场培育并得到市场和客户认同的信贷产品、信贷观念等，才能成为叫得响、放得开与具有生命力的信贷品牌，才能升华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信贷文化二是要以客户为中心，以个性化服务为特色，增强银行信贷的竞争力。由于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替代性强的特点，因此，“客户”观念对于银行来说尤为重要。谁拥有让客户满意的品牌特色，谁就拥有了市场竞争和持续发展的主动权。在为客户提供信贷服务的过程中，应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为目的，以个性化服务为特色，让“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贯穿于信贷文化定位、包装和营销的全过程，通过特色品牌积累和“特色效应”的放大，增强客户的品牌消费信心，巩固商业银行的市场地位，保持同业竞争优势。

三是要以科技为手段，提高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科技含量。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仅可提高金融增长速度，还可提高金融增长的质量。技术领先，服务领先，文化领先。只有实现科技规划、科技开发、科技应用、科技创新与银行信贷业务的密切融合，实现信贷文化的科技双翼的成功打造，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竞争力才能获得更为实质有效的提升与飞跃。四是要以传统优势为基础，着力打造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品牌。国有商业银行分别在各自领域占有优势，如建设银行在中长期信用、项目融资、项目管理、工程预决算、投资咨询等业务方面，有着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拥有较高水平的专业队伍，享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在房地产金融、住房消费信贷等新型业务方面领先银行同业。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比较优势，把自己的优势核心产品塑造成客户忠诚度高、创新能力强、技术含量高、品质卓越的金融品牌，形成特色化的品牌竞争优势，再通过这些文化优势与品牌效应来拓展市场、赢得客户。

4以品质为生命，提升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品位与素养

创造文化的卓越品质与创造文化同等重要。

一是要综合治理各种不良的信贷文化。即要全面、正确地评估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现状，对信贷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利于商业银行信贷事业长远发展、不利于商业银行卓越信贷文化培育的各类信贷观念、信贷制度、信贷产品甚至信贷人员等，都要进行全面、彻底地清理、规范与整治，趋利除弊，以切实保证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先进性与卓越性。信贷文化要确立与保持自己应有的内核，如风险控制、稳健经营、强化管理、自觉约束、质量第一、规范运作等，要用实际、深远的眼光，以新形势下的信贷市场为导向，以品质为生命，全面分析、衡量信贷文化的市场潜力，提升信贷文化的品位。

二是要着力规划整合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内涵。即要将构建卓越的信贷文化当作是金融竞争新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新任务，认真做好信贷文化课题研究。商业银行作为大型企业，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允许信贷文化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允许探索具有局部特色和地域特点的信贷文化表现形式，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内在涵养不能任意阐述，必须要有全局意识与整体概念。在信贷文化的统一规划与整合设计中，要将分散的文化相对集中，将信贷理念、服务客户的价值观等文化内涵予以梳理，将传统的单一产品宣传、信贷业务培训等与企业形象树立、价值观宣扬结合起来，并将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宣传渠道与传播网络等予以整合、疏通，通过多样化的渠道来体现一个优秀企业的文化特质。

三是要敞开胸襟，放宽眼光，大胆学习、汲取和借鉴国内外先进商业银行的信贷文化精华。即要从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内外环境出发，立足国情行情，克服“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注意学习各类单位，尤其是外资金融机构先进的经营管理和信贷文化建设经验，分析鉴别，消化吸收，扬己之长，避己之短，不断丰富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内涵，从而使商业银行信贷文化更具开放、兼容的国际化特性，更能紧跟先进信贷文化的发展潮流，更加适应未来国际信贷竞争的环境，更具卓越品质。

5以创新为动力，持续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生命周期

实施信贷文化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延伸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竞争优势和生命周期的原动力，是21世纪商业银行活力之源和商业银行获得全社会以及广大客户认同的保证。实施信贷文化的创新，必须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要与时俱进，注意创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通过有计划、有意识的创意和策划，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创新、催生出符合时代特点和客户消费心理的信贷文化。信贷文化的创新还要注意推动文化的持续发展，即要与商业银行的发展需要从根本上一致起来，要加强学习与超越文化、虚拟与借力文化、速度与效率文化、协作与共享文化，实现商业银行利润性、社会性和伦理性三者的协调统一，最终促进商业银行成为一个有社会感召力、经济贡献力和持久影响力的、卓越的现代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1交通银行课题组.西方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及其借鉴[J].新金融,2004(9)

2王进军.论构建卓越的建设银行信贷文化的政策取向与路径选择[J].财经政法咨讯,2002(4)

3彭力，芮军，李念斌.商业银行应加强信贷文化建设[J].中国金融,2006(5)

篇9

（一）创造多元花的文化形式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及提升，在事实上，一种新的媒体，在社会中是以一种文化存在，在社会中得到传播，这种新媒体进行文化传播时，也必然存在对各种新的文化传播，这样的传播在社会的宣传中，就必然会建立起新的文化秩序，显然，这种相应的媒介技术，在得到重新包装之后，就需要对其进行重新地定义和理解。譬如说在云南省蒙自市就开始出现利用Wifi无线网络摄像机建造监控工程的形式，展现了科技进步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再比如说，在有些歌曲表演开始时，会去尝试使用虚拟影像和其他的一些高科技技术，就能够去创造一种新的形态，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融的形态，这样的文化形式，就能够使新时代的文化传播，在社会传播中，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参与性。

（二）新媒体为多元文化对接带来机遇新媒体要当代社会中实现文化传播，它需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在社会中存在共享性；同时，还要具有新媒体的交互性、界面友好性和操作便利性的特征，其能够按照市场规律不断变化，这样才能使社会传播得到更大的利用，才能达到对社会的高效率传播，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对于云南省蒙自市来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但是要想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就必须要将传统艺术与先进技术相结合，使得本土文化在发展中不断更新，使当地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得到提高，使他们能够在社会发展的范围达成共识。目前的社会发展，新媒体的发展，正以一个形象直观的方式来解决文化的发展和提高。同时，我们也能够注意到，新媒体逐渐形成了以图像为主导的后现代文化景观，视觉表达成为当今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从而使得消费特征变得更加碎片化、分众化和速食化。

二、如何加大新媒体对文化产业的提升作用

（一）加大新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在当前时代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要求有着深刻的变化，如果能够有效地运用高科技，就能够及时地创新文化，这样，社会就能够培育新的文化氛围，就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使新媒体在时代高点进行文化创新，这样就能够有效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要把运用高科技作为推动文化建设和传播能力的新引擎。这显然说明了在社会发展中，高新科技水平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二）科学合理地适配新媒体资源新媒体智能化运用，能够有效帮助城市精神的改变，也就是可以将传统文化变为职能文化。然后通过使用新媒体技术，使当代的旅游文化服务和文化保护行业得到发展，可以得到顺利的更新换代，也可以通过新媒体适配，合理安排新媒体，使当代的新媒体发挥灵活的特点。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能够降低文化企业的创业成本，这样就能够确保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

（三）利用技术力量促进社会资源整合在文化事业发展过程当中，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是两个极为重要的推动要素，对于我市来说，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较为可观，但是与沿海城市相比依旧存在着差距，我市理应以创新精神为切入点，催生一批新兴文化产业形态，从而有效延伸文化产业链。事实上，这样做也能够将产业发展的空间进行有效可靠地延伸，在国内外发达城市的实践当中，也足以证明，推动文化生产方式、营销方式、传播方式的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途径。

三、结束语

篇10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民族文化凝聚着民族感情、民族意识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增强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要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享有基本文化权益。以信息文化来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指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信息文化的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特点，充分发挥信息文化在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中的驱动作用、支撑作用和提升作用。

1.1信息文化有利于全民族文化创作更加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的参与。文化发展首先需要人才的保证，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文化人才出现，文化的发展是难以持续的。而且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民族性，来源于人民实践又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所以更加注重从老百姓中发掘文化人才，注重培养大众的文化创作队伍。信息文化的创作主体具有全民化的特点，从而保证了全民族文化创作的人才供应，通过广泛吸收各行各业的文化人才，可以培养出一只优秀的、大众的文化创作队伍，让全民族文化创作更加繁荣。

1.2信息文化有利于全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发展文化创作力得到充分展现是文化发展的标志，文化个性化发展为文化创作提供了新思想、新动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来源于全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发展。信息文化具有创作活力持续迸发的特点，借助于信息文化创作主体的全民化，它可以融合全民族文化的共性，也可以为全民族文化个性化发展提供平台，让民族文化创作主体的文化创意持续迸发，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作品。

1.3信息文化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文化作品为民喜闻乐见可以提升全民的幸福感，提高全民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因为优秀的文化作品可以鼓舞人，可以为民众提供既反映现实生活，又可以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困难与困惑提供解决方案。从结果为导向的视角看，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目的都是以文化创作成果为民喜闻乐见为落脚点，而信息文化创作成果为民喜闻乐见，因此也可以推论出信息文化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有利于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1.4信息文化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和外交影响力，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是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之一，也是我国文化实力彰显的关键。信息文化具有的文化影响力国际化和全球化特点，非常有助于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增进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增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1.5信息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在既有文化基础上的文化传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变革和创新。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增强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发展的历史，首先是文化传承的历史”。信息文化是一种与世界文化共同的传播与继承形式，通过这种共同的文化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就很容易地超出本国本民族的范围在世界上传播与继承，以至让中国的民族文化影响世界。

2以信息文化增强我国民族文化创造活力需要注意的问题

信息文化作为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信息文化在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和在加快扩大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交往等方面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信息文化也增大了全球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给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2.1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它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坚持以为指导；二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三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才能充分挖掘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深厚的文化创造源泉，才能激发人民群众高昂的文化创造热情与活力。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同时，也让中华民族各族同胞心连心紧密团结在一起，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要求人民群众不断增强文化创造活力，只有不断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才能反映出人民群众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断展现出人民群众的新风貌，在文化创新中有新的收获和喜悦，使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善于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中国信息文化的理论基础，成为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行动指南。所以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增强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全民族文化创造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2必须预防信息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伤害和挑战信息文化霸权是信息霸权与文化霸权的结合，它们共同为信息文化霸权主义的强势扩张奠定了基础。所谓“信息文化霸权主义”是指一些发达国家仗着自身在信息文化上的强势地位，借助于信息文化具有的文化影响力国际化和全球化特点，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渗透，以达到让这些相对落后国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思想统治和控制的目的。俄罗斯信息学家A.B.斯克沃尔佐夫曾在论文《信息文化与国家安全》中提到：“对国家安全现代条件的理解与信息文化某些问题的解决有关。今天，我们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文化滞后。为了克服文化滞后，使虚拟现实概念适应信息活动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文化霸权主义确实存在，例如从信息文化流的方向来看，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西方信息文化的流入，会使西方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文化的整体移入，从而压抑了其它国家原有的本民族文化的发展，随着信息文化逆差的逐渐扩大，很有可能其它弱小国家会失去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据有关数据显示“世界上2/3的信息来源于只占世界人口1/7的发达国家，世界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有80%来自西方主要通讯社。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信息文化霸权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因为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战略服务的，它是为国家霸权主义服务的，它是想用文化统领世界，因为“霸权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成功地把自己的利益装扮成普遍的要求”。因此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必须预防信息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伤害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