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粮食安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纵览千年历史，济南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文化韵味浓郁的泉城；济南又是“舜耕历山”下、慷慨义士多、历史积淀厚重的古城；济南还是“水脉丰、文脉长、人脉旺”的千年名城；自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来，济南这座充满慷慨悲壮“英雄气”和淳厚悠长“文人气”的历史文化重镇，又成为一座随着时代步伐阔步前进的新城。

举措急则天下乱，举措慢则天下难

在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的改革和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新篇，探索和创造出“济南模式”。解读这个模式，可简要表述为：“以民为本，以安为先；面向市场，整合资源；转换机制，强化监管；联合制胜，有效发展。”如果加以阐述，“济南模式”的基本内涵就是：在以人为本、统筹协调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优先目标，以创业创新为动力，以联合制胜谋发展，以全面转换机制为中心，以加强监管为保证，建立健全保安全、保民生的粮食现代流通产业的完整体系。

在突然降临的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袭击下，我国粮食安全经受住了迄今最严峻的考验，呈现一片“平安绿洲”。然而，面对空前的经济海啸国人绝不可掉以轻心，盲目乐观；也不可自扫门前雪，做岸上观。我们需要做“指向经济制度、经济秩序，乃至经济思想”等深层面的反思，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谋求治标治本的必要举措和共同生路。举措急则天下乱，举措慢则天下难。唯一可行之路径就是科学治理、科学发展。那么，我们从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些甚么经验教训呢?以及从中长期和更深层次上观察思考，我国应该如何持续保障粮食安全呢?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些重大问题，有助于我们共克时艰。

有为才能有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济南市粮食系统继续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探索，锐意创新，以多种形式对国有粮食企业进行改革、改制和改造，“退中求进”，“破中求新”，“衰中求兴”，并取得根本突破。适应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粮食购销市场化的需要，以及为了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济南市粮食系统以保障粮食安全、保障民生和促进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为目标，勇于“三创”。

一是，勇于脱胎换骨改造国企，创新粮食微观主体。济南市粮食部门“不认为改变所有制就是改革的一切”，更从这一理念出发，不是把所有粮食企业资产卖光变成私人企业，而是采取股份制企业的形式。其实质是通过彻底改革体制、全面转换机制、面向市场、综合主动，把过去旧体制、旧机制下企业丢失的效率和效益再重新寻找回来。

二是，勇于摒弃传统粮食零售体制和机制，创新主食品快餐连锁经营网络。济南市粮食部门既决心彻底改造传统的粮食零售体系，但又不是把老粮店卖光让职工下岗，而是引进农村“联产承包、双层经营”的改革路径，再造出一个崭新的粮食主食品供应网路：工厂化、集中化制作；综合化、分散化经营；统一化、标准化配送；优质化、人性化服务。

三是，勇于转变粮食发展方式，创新粮食产业化经营途径。济南市粮食部门从系统工程论出发，把居于中游的粮食加工企业的“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形成“产供销”有机连接为一体的产业化经营。这既是经营方式的转变，又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革新。济南市粮食企业在这种转变和革新中，既为“三农”服务开辟了广阔途径，又为自身持续发展注入了内生的不竭力量。

济南市粮食部门的“三创”，是他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通过创新、创业，济南市粮食流通系统建立健全了确保全市粮食安全的体系，并初见成效：建立健全了粮食购销储备体系，确保粮食安全；建立健全了粮油供应体系，充分满足民生多元化需求；建立健全了粮食加工体系，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建立健全了粮食质量检测体系，确保粮油质量安全；建立健全了粮食行政执法体系，规范社会粮食流通秩序；建立健全了粮食市场体系，确保粮食高效有序流通；建立健全了社会粮食统计体系，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有为才能有位。济南市粮食局肩负着管理粮食收购、粮食储备、粮食宏观调控、粮油市场监管、粮食经营资格审核、粮油质量检测、社会粮食统计、粮食产业发展、粮食行业管理等多项重要行政职能。全局机关行政人员正式编制42人。下辖若干企业、事业单位：4个国家粮食储备库；“济南金德利”集团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5个子公司；“济南民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10家附营企业。此外，在业务上还领导和指导郊区6个县(市、区)粮食局的工作。全市粮食系统从业人员7300余人，资产总额22.51亿元。

事实最具说服力

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挫中求进”，“创中求新”，“置之死地而重振”，今昔对比，真的是沧桑巨变，绩效突出，在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城乡民生、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粮食流通等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其一，把粮食安全置于更加稳定、可靠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其二，把粮食购销市场化提到更高、更成熟的水平上；其三，把为民服务扩展、提升到生产与生活的新的广度和高度；其四，把各类粮食企业推进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轨道；其五，把粮食统计和管理置于现代信息化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形式推进粮食企业联合制胜，把粮食流通产业推进到一个新水平：粮食机构更精干、职工素质更高了；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更强了；对城乡居民供应和服务质量改善了；粮食宏观调控更规范和更有效力了；粮食安全和城乡民生更加有保障了。

事实最具说服力。大量的数据有力体现出“济南模式”之效果。

首先，看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绩效。在2005年以前，粮食购销企业数量为67个，其中市级企业24个，县级企业43个；国有粮食企业职工为8882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其中市级企业职工为2930人，县级企业职工为5952人。到2009年5月，现有粮食购销企业47个，其中市级企业20个，县级企业27个： 现有国有企业职工为3779人，其中：市级企业职工3180人，县级企业职工599人。目前，全系统从业人员7300余人。老职工都得到安置，同时吸纳了一批新职工。

其次，看粮食企业经营网点、营业面积和储备能力。在1992年以前，粮食零售网点为80个，总营业面积为24000平方米，到2009年5月，粮食零售网点增加到310个，总营业面积为48200平方米。同期，济南市国有粮食加工业总产值由1.9亿元猛增到4.75亿元。

再次，看国家粮食储备设施和储备能力的变化。在1991年以前，济南市国家粮食储备库的总仓容为43.62万吨，到2009年5月，粮食总仓容猛增到86.50万吨。更重要的是，粮食储备条件大大改善。粮食储备达到先进水平，储存损耗率严格保持在国家标准以下：储存起在半年以内，粮食损耗不超过0.1％：存粮1年以内不超过0.15％：存粮1年以上不超过0.2％。

最后，看粮食流通产业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近年来，“济南民天”公司在粮食产区发展优质专用粮订单面积100万亩，为农民增收1.28亿元。“济南金德利”快餐连锁公司增加新就业岗位2000余个，为50家企业、单位、学校代办食堂、送餐；发展农副产品基地两个，每年为农民增收2000余万元。

保民生、保安全是粮食流通优先战略目标

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粮食改革是一次严峻考验。这一次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狂飙是对中国粮食改革的更严峻的考验。迄今的情况表明，我国的粮改经受住了这次严重考验。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仅就从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改革和发展的探索和实践、业绩和绩效，以及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等问题进行思考，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经验和启迪：

一是保民生、保安全是粮食流通产业的优先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把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避免在粮食“五连增”，和储备充裕条件下放松粮食安全，放松粮食生产(如最近出现“增产粮食得不偿失”的论调)，防止和避免放松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倾向。

二是兴创业、兴新业是粮食流通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创业促就业，把结构调整与产业提升结合起来，防止和避免出现放松粮食增长方式的转变、造成低水平重复扩张和无效发展的唯GDP倾向。

三是强市场、强监管是粮食流通产业走向成功的关键。进一步健全完善粮食市场特别是实体粮食市场体系；同时，加强监管，把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防止和避免忽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与歧视粮食多渠道作用的思想。

四是重诚信、重服务是粮食流通产业不竭活力的源泉。以高尚价值理念为核心内容的先进文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的软实力，要把粮食企业发展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避免只注重企业物质文明(经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文化建设和价值取向等)建设的倾向。

还有一点更重要，更具有本质性，即必须创立具有自己特点的粮食市场经济模式。30年风风雨雨，我国粮食流通改革沿着市场化的取向步步推进，取得了稳健突破。我国基本上探索出了一个具有本国特点的粮食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模式。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成长和发展，力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结合、兼容起来。基于这一原则，我国要创立的粮食市场经济模式肯定不同于其他国家，必须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必须坚持市场经济取向。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放弃国家对主要粮食品种的调控；不应该、也不可能放弃政府对主要粮食品种的监管，必须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第二，必须坚持建立多元化流通格局。继续发展多成分、多渠道、多形式的多元化粮食流通，但是应该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把主渠道与多渠道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篇2

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演变

粮食安全概念的内涵随着世界粮食状况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演变。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谷物储备急剧减少，粮价迅速上涨，世界粮食生产不足。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粮食安全概念侧重于确保粮食供应量和建立储备制度。增加粮食的生产与库存以平抑粮食供应的波动和稳定的满足消费需求，则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

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即“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个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具体目标：1．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2．最大限度的稳定粮食供应；3．确保需要粮食的人们都能获得粮食。这个概念是在粮食储备增加、粮食产量上升的同时却仍然存在饥饿人群的背景下提出的。与以前的粮食安全的概念相比，新概念不仅要求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总量，而且要求所有的消费者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假如一个国家或地区有足够的粮食可供全体居民消费，但若缺乏流通手段或购买力，就意味着并不是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必要数量的粮食。新的粮食安全概念强调弱势人群的粮食可获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粮食安全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变化。1992年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召开的“国际营养大会”第一次提出：“在提高全民营养认识的基础上，注意营养安全，确保所有的人们都能持续地做到营养充足”。从此，营养安全成为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又重申：“人人都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食”，要求“到2015年把世界上饥饿和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减少一半”。按照粮农组织的解释，营养安全就是“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要有足够、平衡的，并且含有人体发育必需的营养元素供给，以达到完善的粮食安全”。

营养安全的含义还在发展中，它不仅要有足够的粮食数量，还要保持健康的质量以及膳食多样化的前景。这必将给今后的粮食安全、农业发展都带来深刻影响。提倡营养安全，并不是要追求奢侈的生活享受，而是为了更合理地利用资源，更合理地安排生活，让人类以最节约的财力、物力去享受更为安全、舒适的生活。

我国粮食安全的重点

粮食安全问题涉及许多方面。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政治、经济实力不同，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每个国家所面临具体问题千差万别；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所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具体内容也不相同。

从中长期看，由于人口增加，耕地减少，城市化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粮食需求将呈刚性增长，粮食供求关系将是偏紧的。粮食是特殊的商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国家的第一安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大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消费国，长期以来我国粮食安全的重点集中于增加总量的供应上，即注重粮食自给自足。我国粮食问题从总体上要依靠国内解决，完全自给自足或依赖他人是不可取的。我国粮食安全的宗旨是既要保障自给自足的最低底线的粮食供应，又要充分利用好世界粮食市场的资源。

食物质量和食品安全是我国食物安全的重要问题。我国有一部分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部分粮食、农畜产品和蔬菜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安全问题。农产品的农药和重金属污染问题都很严重。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关注，不仅包括生产的粮食够不够吃，也包括生产的粮食是否安全、健康。中国营养学会提醒人们：控制油脂摄入，平衡膳食结构。营养安全问题已引起人们对日常膳食结构的关注。

目前，我国不存在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因素。从1983年开始，我国从食物和饲料的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而且出口量和净出口量逐年增加，2003年的中国食物和粮食的出口和净出口水平都达到了历史纪录；90年代末超常规的国家粮食储备导致市场价格和粮食生产逐年下降，到2003年初粮食市场供需状况基本达到平衡，粮食价格开始趋于稳定，2003年底粮价上涨，总体上讲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供需反应，但在粮价上涨过程中，政府和媒介对粮食安全问题过于关注诱导了预期粮价的上升，从而加剧了2004年初的粮价上涨。总的说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前景是乐观的。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

建立和健全粮食生产长效供给体系。要确保粮食生产的长效供给，必须坚持做到：一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二要切实加强科技兴粮，培育和推广良种，发展节水灌溉技术，不断提高粮食单产。三要加大改善粮食生产条件的力度，特别要加强粮食主产区的建设，加快中低产田改造高产田的速度，不断提高土地质量，提高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四要完善农业和粮食社会化服务体系，向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及时提供准确、有效的多种服务，如科技、信息、市场、储运、咨询、良种、农资等，以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五要维护市场粮食的合理价格。

健全粮食市场体系。首先．科学规划布局，逐步形成以中心批发市场为龙头，区域性批发市场为骨干，初级批发市场为基础的三级批发市场体系，并规范和联结城乡集贸市场、零售市场，形成高效有序的粮食市场网络体系。同时，加快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促进粮食有序流通。其次，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秩序，为粮食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提供管理规范、流通有序的场所。第三，健全和完善批发市场服务功能，加快粮食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促进粮食电子商务的发展，逐步形成传统市场和电子商务密切结合的现代化粮食流通新格局。四要逐步建立健全包括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粮食市场体系，把粮食安全置于更加广阔的市场和资源的基础上。

建立和健全粮食质量安全体系。一要强化粮食生长条件保护，从生产源头确保原粮质量。二要建立粮食食品质量安全技术法规体系，将粮食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纳入法制管理轨道。三要严格实行粮食市场准入制。四要加大粮食质量安全管理力度，对粮食质量卫生进行专管。

建立和健全粮食安全预警预报和应急保供体系。及时收集、整理、分析国内外粮食生产、需求、库存和产销政策等变动情况。当监测到收购、批发、零售各环节市场粮价波动逼近“安全警戒线”时，就及时发出预警信号。

建立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新体系，进一步放开对粮食购销过程的控制，准确把握国家粮食储备粮的数量、吞吐和运作方式，公开国家粮食储备粮及其它粮食市场信息，有效地引导粮食的生产、储存与销售。

建立预防和消除突发极端情况的政策体系。推行粮食进口多元化政策，防止出现对特定国家的粮食进口依赖；创造条件形成稳固的海外粮食生产基地；在国际法基础上，与主要粮食出口国达成协议，稳定供需关系。加强粮食生产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发展粮食以外的植物性食品生产，建设人工草场，发展草食畜牧业，弱化粮食生产的季节约束，增强其他食品对粮食的替代作用。

利用国际市场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粮食的大量供应和价格的下滑，同时我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不断升高，许多人注意到利用国际市场来调节供应比完全自给自足给为经济，且能从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人地紧张的矛盾，有助于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收入。

篇3

粮食安全“红线”松动了吗？

【回应】粮食既有进口也有出口，今年主要粮食自给率仍稳定在95%以上。

“尽管我国粮食实现九连增，但是粮食进口量确实也在增加，主要原因还是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饲料用粮、工业用粮的比例在不断提升。”2012年12月25日，农业部总经济师毕美家在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

记者查阅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发现，去年1～11月，我国谷物及谷物粉进口量达1342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200.7%。但从近几年来看，粮食进口数量有增有减。2010年，我国进口谷物及谷物粉571万吨，比上年增长81.2%；而2011年进口545万吨，比上年减少4.6%。

进口大幅增加是否意味着我国放松粮食自给率要求，粮食安全存在隐忧？

对此说法，国家粮食局的一位专家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始终把粮食高自给率作为重要目标。根据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我国粮食自给率要稳定在95%以上。

毕美家介绍说，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达58957万吨，同比增长3.2%。就进口总量来看，玉米、小麦、大米这三种粮食的进口量占国内生产量的比重不足2%。我们完全有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粮食总量基本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指出，中国承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在粮食国际贸易上成为一个稳定性、建设性的力量。中国的这一承诺使得40多个已经丧失了粮食安全和食物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近10亿的饥饿人群，不因中国的粮食进口政策而面临灾难性影响。

记者查阅计算了近5年来我国粮食进口与生产数据发现，2008年至2012年前11个月，谷物及谷物粉进口量占国内生产量的比重分别为0.30%、0.59%、1.05%、0.95%、2.28%。也就是说，2012年主要粮食自给率仍稳定在95%以上。此外，记者还发现，虽然近年来粮食进口增加，但每年仍有粮食出口。就在2012年前11个月，我国出口了大米、玉米51万多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魏亮表示，作为粮食和人口的双重大国，将我国粮食自给率维持在90%以上，谷物自给率维持在95%以上，主要粮食产品基本自给仍是必要的。当前我国粮食自给程度仍符合以上指标，不存在风险。

进口增加是因为粮食不够吃了吗？

【回应】不是为了满足口粮需求，而是工业、饲料用粮等多样化消费需求；还与国际市场粮价走低有关。

分析粮食进口量增加的原因，毕美家认为，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一些高端优质的大米、优质强筋弱筋的小麦需要适量进口作为调剂。玉米作为重要的饲料作物、工业原料，随着养殖业、深加工等消费领域的迅速发展，供求关系也趋紧，需要适量进口。“以酿酒业为例，酿一斤好酒约需5斤粮食，这无疑也增加了粮食市场需求 。”

南京财经大学原校长、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徐从才认为，2012年谷物及谷物粉进口增速较快与国际市场粮价走低也有一定关系。去年上半年，国际市场谷物的价格相对比较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进口。而越南、印度等国大米在我国南方粮食主产区已很常见，不少加工企业和经销商也开始用进口米做当地米的配米。

“根据肉类与粮食的转化比例，每生产一斤肉蛋奶，需要几斤甚至十几斤的粮食。如此，玉米、豆粕等饲料粮油产品需求量成倍上升。”魏亮说，另外两方面因素也导致我国粮食进口增加。一是之前进口基数小，所以一旦提高进口数量，从比例上看就显得更高。如玉米等饲料粮食产品，此前基本自给，如今开始进口，进口量就显得增速快，但我国水稻、小麦等主粮仍基本保持自给自足。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粮食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起大落。为避风险，我国部分粮食企业进行了一定的国际采购。而在国际市场上，又以中国购粮作为炒作、煽动价格上涨的理由。于是形成了越买越涨、越涨越买，最终进口了不少粮食的局面。

魏亮指出，总体来看，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蛋白质需求增大，我国粮食进口尤其是饲料相关粮油产品进口增长仍然是个长期趋势，由此造成的粮食缺口需要通过科技进步和国际市场两个方面来弥补，不可偏废。

如何进一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回应】需要利用国际市场，但保持适度规模；关键是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虽然目前粮食自给率依然保持在95%以上，但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供应问题是重中之重，必须未雨绸缪。

徐从才建议，需进一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适当改变补贴制度。比如，变按亩补贴为按收获量补贴，更为直接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并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减税等手段降低种植成本。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降低粮食流通成本。比如，这些年东北地区粮食连年丰收，传统的“南粮北运”已经被“北粮南运”所取代，而粮仓未能随之进行有效调整，造成流通环节多，物流成本高。今后，需要合理调整粮仓布局，实现产区、销区和中转地粮食物流有效衔接，进而降低物流成本，稳定粮价。

篇4

作为农业的上游环节，种业的发展直接关乎粮食安全，政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对于外资进入进行了一定的限制。目前，外资进入中国种子行业，多通过合资的方式，中资企业拥有超过50%的股份，在形式上占据控股权。但在实际运作中，外资公司控制了品种研发、亲本资源和营销体系等核心环节，实际控制合资公司的依然是外资企业。

实际由外资控制的合资种子在中国正大行其道。据有关专家统计，进入中国的外资种子企业数量至少有70家。以杜邦先锋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生产的“先玉335”为例，从2005年开始在中国市场投放至今，其种植面积已经占据全国玉米种植总面积的10%，在一些省份的种植面积甚至超过50%。大豆产业已经付出惨重代价，不能让玉米步大豆后尘。

要改变种业危局，必须培育本土的优势种子。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今年11月份举行的现代种业发展座谈会上明确表示，要强化能力建设，创新种业科研体制机制，做大做强我国骨干种子企业。

政府主管部门提出了很多目标和任务，就当前形势看，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是：中国何时能培育出本土的“先玉335”等？要实现这一培育出本土优势种子的目标，则必须破除目前在育种环节面临的重重困难。

首先，严厉打击套牌侵权，否则创新的动力会受到严重抑制。以“吉祥1号”为例，育种人万廷文历经十多年时间辛勤选育的这一玉米杂交新品种正遭遇全国范围的私繁滥制。品种权人之一的黄文龙称，已经向农业部递交了举报信，但至今仍未获得回应。据报道，按2009年制种面积测算，2010年“吉祥1号”在全国种植面积应有3000多万亩，仅次于“郑单958”。

其次，科研院所定位不清，压制企业创新热情。国内玉米竞争不过外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种子的新技术、新产品主要由科研机构研发推广，而美国却是由孟山都、杜邦这样的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无论是产品自身的优劣还是商业化推广，国内科研机构都不占优势。数据显示，国内过去80%以上的新品种由政府支持的农业科研机构研制。这种做法在削弱创新激励的同时打压了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韩长赋也表示，发展现代种业的难点在于推动科研单位与商业化育种分离，使科研单位专心开展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商业化育种要逐步交给种子企业。

篇5

在我国今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60000万吨的亮丽成绩单下，一些明患和隐忧不容忽视：当前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难度加大，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还将持续；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和城镇人口的增加，在“十连增”之后，我国粮食继续增产的难度较大；保障粮食安全与粮农增收致富的矛盾突出……

中央将“确保产能”作为实现粮食安全的途径之一，而产能的提高需要依托粮食经济竞争能力的提高。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土地产能的发挥，粮农收入增长幅度不大。因此，要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保护粮农利益。

保护粮农利益，需要做好“价格”文章。针对“卖粮难”“打白条”等现象，各地要认真落实最低收购价，保持粮食价格合理水平，防止“价贱伤农”。对于持续高企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政府还应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进行适当调控，及时发放相关补贴。

保护粮农利益，需要构建全面的粮农支持保护体系。当前一些地方的假农药、假化肥等坑农害农情况还不时出现，各地应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严惩危害农业生产的行为。同时还应强化政府的服务措施，加强市场监测预警，搞好市场信息服务，组织和指导企业入市收购粮食，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篇6

粮价上涨并不可怕

受诸多因素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呈下降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粮价低而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种粮收益差。据我们调查，在湖南，*年，早稻生产成本达到了每担68．3元，中稻生产成本每担达到了64元，晚稻生产成本每担在70元左右。在上市收购旺季，每担利润在14元左右，农民种一亩田利润在100元左右，产量低的可能还要亏本。毋庸置疑，粮食生产直补政策推行之初，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近些年粮食生产直补的功效已被农资涨价所淹没，加上粮价过低，收益与劳动成本的不对称，农民除满足自我口粮需求外，不愿多种，现在种一季稻的农户越来越多，抛荒现象有增无减。

粮食安全首要取决于农民提供粮食的商品量，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尤为重要，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保持，最终要依靠种粮收益的持续增加来维护。应该说，粮价上涨对农民绝对是利好消息，把粮食价格放开，给粮食合理的市场价格，才是对农民最大的补贴。政府千方百计希望农民增收，而农民有了增收的机会，何不就势让农民得利呢？政府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给予适当补贴，这一政策导向是正确的。因为，农业毕竟是基础产业，现阶段也是弱势产业。笔者想说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采用的方式不同，激励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就算是给农民补贴，也不能简单地按田亩数量补贴，而应该按提供粮食的商品量补贴才合理。

粮价适度上涨，对工作在城市里的高中收入群体的影响，其实微不足道。真正需要政府照顾的，是低收入群体。只要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不下降，粮食涨价就无伤大局。面对粮价上涨，政府最应该作为的是补贴低收入群体。政府不应该、也没必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给高中收入者额外福利。那样，看似公平，却有违公平分配原则。

现代粮食安全概念，不光指粮食生产能力和流通能力，也包含粮食质量安全和消费者足够的购买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消费安全关系着人们的消费心理预期和社会稳定。在市场竞争中，一部分弱势群体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也是社会应尽的义务。公共财政理应为他们埋单。建立粮价关联机制，随着粮价波动，补贴水涨船高。这不仅可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还能稳定他们的消费心理预期，避免抢购、囤积，更有利于粮价走势平稳，确保粮食市场信号的真实性。

市场调控粮价更安全

有人认为，当前CPI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而食品价格上涨又是粮食价格上涨惹的祸，因为粮食是食品之源。自然，打压粮价就成为控制CPI、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笔者感觉这有失公允。粮食涨价，很多人会不适应。但不适应，并不意味着粮价不能涨，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着谁该涨谁不该涨。过去粮食过剩，价格下跌，农民吃亏；如今受国际行情影响，价格上涨，刚刚抬头，就喊打压。换位思考，这公平吗？

面对粮价上涨，国内最熟悉的方法就是靠动用储备来调控粮价。其实，一定规模的粮食储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不仅应对大的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危机是必需的，还可以起到战略调节作用。但是，把运用储备作为调控粮价的杠杆反倒可能危及粮食安全。

目前我国条块分割的粮食储备体制，不仅难以形成统一监管，而且容易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使一些杂音干扰市场信号，造成人们难以认清市场真实面貌。是多了还是少了，谁也说不清。特别是轮储粮和托市粮的抛售，如果时机选择不当，在一定程度上会人为造成供求失衡。扭曲的价格信息就有可能误导粮食生产。当市场粮价偏低时，抛售轮储粮和托市粮，更会造成粮价走低，直接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当市场粮价偏高时，抛售轮储粮和托市粮，虽可以平抑粮价上涨势头，但给市场的信号似乎是粮食供应充足，农民会误认为粮食根本就不缺，种粮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高。要知道，缺失生产能力就没有根本意义上的粮食安全。

粮食这一特殊商品，其价格到底是由政府决定还是完全由市场形成？按经济学理论，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与价格之间能自然建构起一种负反馈的自调节机制。价格涨引起生产增长，生产增长导致价格落，价格落生产会落，生产落价格会重新涨。这个动态机制会使得市场经济系统的生产与需求相平衡，价格向着生产者最大盈利与消费者最小支出的平衡方向不断调整和发展。这种调节在局部和时段上可能会有一定偏差，但长期发展中是任何手段也替代不了的。因此，把本该由市场说话的价格问题交给市场来定，让市场调节出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效应，从而实现粮食安全。

粮食消费要走出误区

粮食转化能有效利用资源，充分满足消费需要，对维护粮食安全起着积极作用。但多样化的消费取向又给粮食安全赋予了新要求。在粮食转化问题上，当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误区。

过机转化。通过机械加工，丰富品种，提高品质，使精细化越来越高。而加工越精，营养成分就损失越多。过分精细食品的摄入改变了人们的生理机能，使人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变弱，体质反倒越来越差。受经济利益驱使，人们又往往不节制地追求粮食深加工。一方面加工需要增加成本，从而带来价格上扬，另一方面，低收入消费者又缺乏购买能力。当前国际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加工食品丰富而原粮短缺，二者的矛盾加剧。

过腹转化。通过养殖业，使粮食转化为肉食和动物奶，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生活质量。但问题是，一方面，对肉奶制品的过分依赖，导致富贵病越来越多，危害人类健康，增加巨大的医疗成本，另一方面，养殖业特别是工业化圈养，看来似乎是节约了耕地，但对耕地和水资源的掠夺远远大于种植业本身的代价。现阶段，由于工业化养殖过分膨胀，我们在玉米等品种上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较高的现实是难以改变的，过分依赖国际市场潜伏着巨大风险。同时，在一些地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也是毁灭性的。因此，保持膳食结构均衡的消费取向，对粮食安全极为重要。

生物转化。通过生物工程，使粮食转化为生物能源，这对节约不可再生资源缓解能源危机起着辅助作用。但新一轮世界粮食危机给生物能源敲起了警钟，用粮食开发生物能源是否代价太大了？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用粮食制作生物能源，应坚决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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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还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比如，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难度加大。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现象严重，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重仅为48％，中低产田比例高达67％；在粮食播种面积难以扩大的背景下，科技支撑能力不强，成为制约我国粮食增产的根本性因素。

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不动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重点要抓好以下措施。

强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是基础。要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进一步创新投入机制，拓展投入渠道，建立农业投入稳定增长长效机制。加大力度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大型灌区、中低产田改造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建立健全农业抗灾减灾体系，增强农业抗灾减灾应变能力。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是关键。要坚持科教兴农战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培育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大幅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强农业技术研发和集成，加强粮食优良品种培育，加大先进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建立粮食生产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能力建设，加大“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工程实施力度，加快建立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技推广新格局；以种养能手、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为重点，加快新型农民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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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目前的海外农业安全战略可以算是“危机推动”的产物。“二战”结束之后，作为美国同盟的日本，曾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农产品供应。“在1973年时，日本国内发生了‘豆腐骚动’，但在全球粮食危机之下，美国亦于同年针对其国产大豆实施了出口禁令，对高度依赖美国大豆的日本也不例外。此举对日本造成了较大的心理打击，并因此加快了其海外农业投资的步伐。”国研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在其所著《全球农业战略》一书中如此写道。

与日本曾经的情况类似，中国目前也同样遇到了维持自给率困难加大、国际供应链过度集中的困境，日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秉持的各种思路及采取的具体做法，应可为中国的海外农业安全战略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日本的农产品进口战略

“二战”结束之后，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饮食结构的现代化转向，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出现了迅速下滑。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从1960年-2010年的半个世纪当中，其自给率从79%下滑至39%。

在此种条件之下，日本对农产品的进口采取的是“有保有放”的对策。对于大米等少数基本口粮品种，日本通过各种贸易手段进行管理，使之维持在较高的自给率水平之上。 日本政府积极通过与粮食出口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鼓励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深深渗透到主要产粮国和全球主要的粮食贸易网络。

具体而言，日本为限制农产品进口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一、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制度。日本从1995年开始执行GATT乌拉圭回合决议，废除所有农产品的进口数量限制，但对于需要保护的本国主要农产品实行进口关税配额制，对于超出配额部分，征收高额关税；二、国营贸易政策。作为保护本国农产品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指定农林水产省食品局等部分机构垄断小麦、大麦等农产品的进口。

此外，为了保障国产大米，日本还对进口大米的用途进行严格限制，只允许其用作食品加工和饲料等用途，严禁用作主食。因此，日本目前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大米的自给率基本维持在95%。 日本海外农业布局思路

早在1917年，日本就成立了专门协调海外农业活动的机构。而在2009年时，日本又发表了《关于为粮食安全保障而促进海外投资的指示》，对其海外战略进行了新的谋划。目的是建立起全球的粮食供应网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政府积极通过与粮食出口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鼓励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深深渗透到主要产粮国和全球主要的粮食贸易网络。

目前日本已经构建起 “粮食安全保障海外投资促进会”，其干事会成员包括日本外务省、农林水产省、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国际协力机构（JBIC）、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日本贸易保险（NEXI）。

其具体的战略措施包括：

一、 与粮食出口国建立合作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等形式对非洲、拉美、东欧等地区提供农业援助，发展同当地政府、农业组织及民众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 建立粮食信息收集系统。日本在维护同主要粮食进口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同时，对替代粮食出口国的各类农业信息，如农作物栽培情况、农作物品种以及品种特征、食品安全性问题、粮食仓储、运输等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以备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及时地找到替代粮源。

三、 官民一体的海外投资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成规模进行农业海外投资。目前其已经形成了“官民一体”的农业海外投资模式。（一）完善投资环境。日本政府与投资国积极签订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协定，协调因政策和法律制度不同产生的分歧，为日本企业投资海外创造良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二）加大金融和保险支持。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为符合条件的日本企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针对投资地因为战争、政权更迭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日本企业受到的损失，日本贸易保险公司则提供各类保险，降低其海外投资和贸易的风险。（三）及时提供各类农业投资服务信息。日本各相关政府机构、金融及保险公司等，均会为日本企业提供各种关于投资机会、区域发展、商业、政策、农业、技术等方面的情报，以及各种关于投资地的研究报告，为日本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供充分、详实的信息和参考建议。此外，日本农林水产省下还设立了海外农业开发协会，在海外投资农业的日本企业每年可获得一定的预算支持。对于有意投资海外农业的日本民间企业，其投资的调查费用也有一半由日本政府提供。日本政府每年还发行4期《海外农业开发》，向企业提供海外农业投资信息。

四、 建立海外粮食供应链。在“官民一体”的海外投资模式下，日本政府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在农业基础条件比较发达的地区进行农业直接投资和企业并购，尽可能多地掌握农业资源，建立海外粮食供应链。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国际贸易顺差和日元汇率升高，日本迎来了海外投资的高峰。目前日本在海外的农业投资，大多来自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高度依赖，这一时期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中有一半以上都集中在美国。日本企业通过这些投资，参与美国农业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并且以这些投资为基点，在北美农业全面布局。

近年来，随着国际粮食市场的供需格局日趋偏紧，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海外农业拓展。目前的主要投资目标集中在中南美洲、中亚和东欧等农业新兴地区。 “官民一体”真意

日本的“官民一体”海外投资模式具体如何操作？其在巴西的操作，是个很好的例子。

“二战”结束之后，因日本移民较多，巴西出现了许多主要同日本开展农业贸易的组织。日方将这些组织统称为“日系农协”。目前，分布在巴西各州的日系农协组织有60多家，统一由日系农协中央组织——巴西农业拓植协同组合中央会进行管理。

这一体系为日本进口农产品提供了基层的组织基础。2005年时，日本通过日系农协组织，进口了31万吨玉米以及68万吨大豆。

为了对巴西的生产进行扶持，1979年9月-2001年3月，日本官方通过“日巴塞拉多农业开发合作”项目，分期分批对巴西援助的总额共计279亿日元。正是在这一项目的扶持之下，日本从巴西的玉米进口量，已经从1978年的5.8万吨提升到2008年的56.8万吨。

除了官方的扶持体系，日本五大农业公司（丸红、全农、三菱、三井、伊藤忠）近年来也开始加速其在巴西及南美洲其他各个农业大国增加投资。这一方面是为了日本国内自身的农业安全考虑，另一方面，这些农业公司自身亦有其商业考虑——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粮食需求迅速增加，南美洲作为新兴的粮食产地意义重大。

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海外农业投资信息统计，日本五大农业公司预计将在2015年时在南美洲地区获得2200万吨的粮食收购能力（目前是1000万吨），是日本粮食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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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深入落实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实践证明，不愿抓粮食安全的领导是不明智的领导，不想抓粮食安全的领导是不负责任的领导，抓不好粮食安全的领导是不作为的领导。这就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始终有一种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把粮食安全列入议事日程，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二是充分调动粮食部门的主观能动性。要以粮食部门为依托，进行全面、大规模的粮食库存检查、夏秋粮收购和春秋两季粮食安全储粮大检查，不断对危仓险库进行修复，提高储粮企业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定期对原粮抽样和化验，全面掌握粮食质量和卫生品质现状。要不间断地加强对粮油市场的监管和预警体系的完善，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应急储备规模，加大对购销存企业的网格化监管力度，确保原粮安全；要通过“放心粮油”经销网络的正常运行，为民众饮食安全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三是建立和完善粮食生产体系。首先要建立稳定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确保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二要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三要大力促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建立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体系，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四要保护农业资源，加强耕地资源保护力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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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消费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010-03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对待粮食安全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列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第1项主要任务，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央再次重申，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中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着一些对粮食安全的潜在危机，国家出台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指出，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有：消费需求刚性增长，耕地数量逐年减少，水资源短缺矛盾凸现，供需区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性矛盾加剧，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及全球粮食供求偏紧。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居安思危的态度，审慎的思考中国粮食安全的严峻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本文从粮食可获得的角度，通过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来分类整理中国现有的粮食安全研究成果，尝试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

一、研究现状

（一）基于粮食生产安全角度的分析

1.耕地与水资源

耕地资源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其数量、质量变化势必影响到中国粮食生产。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原本稀缺的耕地资源被非农用地占用，耕地面积不断锐减，使中国人地矛盾日趋激化，因此国内学者基于耕地视角下的粮食生产研究最为广泛。傅泽强（2001）指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将使部分原本稀缺的耕地资源不可逆转地转为非农用地，人地矛盾将更加尖锐。崔亚平（2011）也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以及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需求将呈现刚性增长，而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1]。傅泽强、蔡运龙等（2001）通过分析耕地数量变化及质量状况与粮食生产的相关关系，指出在物质、技术投入水平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耕地资源数量增减变化对粮食生产起强约束作用，同时耕地质量的优劣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影响[2]。余振国、胡小平（2003）则提出，中国未来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难以避免，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既不能过多地依靠保持现有耕地的数量又不能过多地依赖粮食进口，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耕地质量和增强耕地生产能力。陈百明、周小萍（2004）在探讨了耕地资源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后，指出耕地面积年变化率和粮食总产量年变化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相反，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率和粮食产量变化率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尹成杰（2005）则用数据指明，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可增产粮食0.88%[3]。要保证中国耕地与粮食安全，封志明（2000）指出需要从“藏粮于库”转移到“藏粮于土”战略，全面提高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力。李天杰等（2006）具体地从土地质量、生产能力的角度，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估算粮食生产能力的方法探讨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路。陈百明、周小萍（2005）通过估算预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人均粮食需求量以420kg为准，计算出中国粮食自给率达到90%时，中国近期最适宜的耕地资源安全底线为人均0.056hm2 [4]。上述从耕地资源角度分析中国粮食生产安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综合大家的观点可以看出，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保持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提升耕地生产力是增加粮食产量、保护粮食安全的一项最基本的措施。

2.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为中国农业生产增产做出了突出贡献，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是提高粮食单产、发展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朱希刚（1999）通过对粮食增产的技术进步作用进行测算，指出在耕地面积略有下降的趋势下，中国粮食增产主要通过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推广运用，为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中国必须努力克服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障碍[5]。钱万强、刘燕美等（2010）提出了影响粮食单产的基础科学问题，并从优良品种培育、高产栽培和农田土壤等方面总结了973计划的成就，同时对农业重大基础研究保障粮食安全提出建议。为达到用18亿亩的耕地保护16亿人的粮食安全的目标，姚辰、唐欢等（2013）认为粮食增产不是扩大耕地面积的原因，而是提高单产的结果，因此需要通过加大科技和投入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6]。据赵芝俊等（2006）测算，近二十年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总体上不断提高，由1986年的20.52%上升到2003年的46.55%。卢昆、郑风田（2007）分析表明在其他投入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对农业科研投入费用的增长率每增加1%，粮食总产量的增长率为0.119%，因而从政府的角度，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研的经费投入[7]。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可以提高中国粮食单产，在耕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科技创新是中国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然而，近年来，中国农业科技创新滞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重大科研成果比较少，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3.种粮主体的影响

农户作为粮食生产的主体，因此农户种粮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粮食安全。种粮农户视角下的粮食安全着重从农户家庭资源配置、劳动力素质、农户理性选择等角度进行分析。张宁、陆文聪（2006）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变化对中国农业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质力素质提高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的增长更具有显著作用[8]。张鹏（2012）指出短期之内粮食补贴政策对于农民种粮行为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刺激，而非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粮食补贴政策在对粮食生产有所激励的同时也在刺激着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9]。张全红（2011）通过历次粮食周期性波动的考察，总结出粮食政策调整能够引起的粮食周期波动，并提出应在生产、流通等多个领域以多种方式对粮农进行补贴，以调动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弥补以往政策的不足[10]。张鹏（2012）认为农户行为不仅取决于农户是否种粮，更取决于农户对市场结构、价格、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农户作为一个理性人，面对种粮和外出打工的相对收益不断下滑，农户的理性选择就是对家庭内部资源进行调整，越来越多的兼业型农户出现，造成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大量耕地被撂荒。

（二）基于粮食流通安全角度的分析

历来粮食生产是研究粮食安全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然而，粮食流通问题也越来越受政府及学者的重视。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粮食流通体制，采取适当的流通政策，对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邵立民（2007）指出，为当前中国必须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运转灵活、高效安全的粮食流通体系，确保中国粮食长久安全。粮食流通供给是从生产到消费之间的桥梁，田新平（2011）指出，粮食流通安全状况主要受粮食的储备水平，国际贸易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和流通速度与价格来反映，同时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是各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普遍规律，因此建议中国进行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洪凯（2008）以东南亚粮食危机为例，指出此次东南亚粮食危机无法及时缓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交通、仓储等粮食物流基础非常落后，因此中国要大力加强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11]。翟书斌（2013）认为应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加大对粮食流通产业的支持力度，完善流通产业支持政策[12]。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立足国内自给，余额进口调节的粮食安全战略。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复杂。李成贵（2002）指出在新的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同世界粮食供求状况联系起来，中国利用国际市场，有利于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13]。然而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担忧，向颖佳（2008）认为，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控制着农产品市场，同时，部分国际组织的原则和政策加强了跨国公司的控制程度，因而国际贸易对不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了威胁。从国外进口粮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以虚拟水、虚拟土地的形式进口水资源、耕地资源。马静等（2006）通过分析虚拟水国际、区际流量关系，得出外流域调水工程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水资源短缺约束力日渐增强的背景下，虚拟水战略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与粮食安全的新选择（柯兵、柳文华等，2004；柳长顺、陈献等，2005；鲁仕宝、黄强等，2010）。成丽等（2008）的研究表明，中国已成为一个虚拟耕地净输入国家。由于虚拟水、土资源对于缓解中国水资源紧缺、耕地资源紧张、确保粮食安全、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均有积极作用，因此可以将其作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工具[14]。

（三）基于粮食消费安全角度的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表现为畜产品、水产品和加工产品的消费比重增加，而口粮消费则相对减少，进而引起粮食需求结构及总量的变动。高铁生（2013）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粮食消费结构升级，更多地追求质量和品质保证，而不仅仅满足于数量上的安全。黄季（1999）研究显示，一个居民从从村转移到中小城市，其口粮年消费量将减少58.3公斤，转移的特大城市减少64.2公斤，同时，转移到中小城市其畜产品年消费量增加4.2公斤，转移到大城市增加7.2公斤。王铮、郑一萍（2001）通过模拟全球变化条件，分析发现粮食安全还受全球变化的外部强迫影响，在保持人民消费水平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中国未来粮食生产有可能不能满足需求增长的要求，存在7%～8%的粮食缺口。陈一茗（2010）从全球粮食危机的原因分析，得知世界各国生物燃料计划的启动，极大地冲击了粮食需求，是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应该积极引导对粮食的合理消费，调整农产品消费结构，在保证居民对粮食的需求的前提下，适当控制生物能源的发展规模[15]。综合相关研究观点发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必然导致口粮消费的减少，但是从长期来看，居民对畜产品、加工产品的消费需求持续增加会扩大工业用量及饲料用量的消费，因而中国未来口粮消费是否会减少还要考虑诸多因素[16]。

二、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关于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涉及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多方面。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深入地探讨粮食安全问题，这便于更加全面地审视中国的粮食安全态势。但是现有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有的研究结果多数以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较少从微观的角度思考问题。例如，在研究粮食消费环节，多数研究是从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因素进行思考，较少地从居民个体的视角进行分析。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粮食消费安全与居民的消费偏好、理性选择、从众心理等有关。二是粮食安全设计生产、流通、消费安全，在考虑问题时，三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过于分散的研究只能得出较为片面的结论，因而可以将其联系起来，结合当代社会的变化，动态地考虑问题。三是粮食安全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问题，它还涉及到农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生物学、数学等多门学科，因此在分析问题时可以综合各个学科，寻找更有利的分析工具。但是现有的文献分析问题时使用的工具比较局限于模型建立、经济假设、供给需求理论等，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用公平与效率、博弈论、公共选择等工具。

参考文献：

[1] 崔亚平.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安全[J].农业经济，2011，（3）.

[2] 傅泽强，蔡运龙.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1，（4）.

[3] 尹成杰.关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5，（1）.

[4] 陈百明，周小萍.中国粮食自给率与耕地资源安全底线的探讨[J].经济地理，2005，（2）.

[5] 朱希刚.中国粮食生产率增长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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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卢昆，郑风田.财政支农科技投入与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J].社会科学研究，2007，（1）.

[8] 张宁，陆文聪.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对农业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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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全红.中国粮食政策性波动分析[J].农业经济，2011，（5）.

[11] 洪凯.世界粮食危机影响下的东南亚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及中国的对策[J].东南亚研究，2008，（6）.

[12] 翟书斌，蔺长平.中国现代粮食流通产业支持政策研究[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3，（4）.

[13] 李成贵，王红.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国际贸易[J].中国经济，2002，（3）.

[14] 成丽，方天，潘春玲.中国粮食贸易中虚拟耕地贸易的估算[J].中国农村经济，2008，（6）.

[15] 陈一茗.地球环境恶化与人类粮食危机[J].经济研究导刊，1998，（10）.

[16] 黄季.中国的粮食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吗[J].科技导报，2004，（9）.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hina’s Food Security

WANG Rui-bin，ZHAO Cui-p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city，Zhengzhou 45000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