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关系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12 05: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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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关系论文

篇1

关键词:现代主义 设计 关系

一、艺术与设计的关系

(一)艺术家和设计师分合

在现代主义阶段,有一社会分工的存在,艺术家和设计师分属不同的职业,二者是有区分的。但,由于学科的交叉性现象和职业的自由选择性,艺术家从事设计,设计师从事艺术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上艺术家对设计的贡献,设计师对艺术的鉴赏,因而出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艺术家和设计师有所交叉,有所影响,这是二者合的体现。所以,二者有分有合,是一个复杂的共同影响的状况。

(二)形式化因素上的一致

艺术发展到现代,风格开始从古典写实过渡到现代抽象,重视于对食物外形具象描绘的手法让位于对作者的内心和外界世界感受的具象非具象手法。就现代设计而言,从表面上来看,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机器批量生产要求的标准化、统一化,客观上需要其产品形式和结构的尽量简洁而精炼,所以出现了设计简洁的艺术化外形和精炼的产品结构。其实,这一结果的出现是由于时代所带来的现代设计功能主义的兴起而引发的。可以说,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设计适应机械化大生产的需求形式趋向于简洁化。而相应时代潮流变化的艺术也出现了抽象化、几何形式化的趋势,这种抽象几何化的艺术形式刚好与设计简洁化的要求合拍,走向了共同的形式结合,促进了现代设计的发展。

(三)互为影响与会合

艺术性的审美观念向设计性的审美观念转变。现代主义时期,艺术的审美观与传统相比发生很大变化,从传统的“模仿”向抽象与移情为特征的“表现”发展。绘画性的语言被要求具备逻辑语言所具有的共样性质,即一致性和完备性。模仿的内在含义是忠实于自然事物,表现则意味着自然事物之独立性的丧失,意味着主体通过形式构成而将内在之不可呈现出来的东西显示出来。绘画性的再现性向分析性转化,这一点又巧妙地为设计所用。这种观念支配着艺术家们设计创作,使其在设计中注重设计形式感,并赋予这种现代形式以新的理念。现代主义之前,不管是设计还是艺术,均重视装饰性;现代主义时期,工业化机械大生产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人们开始觉得机械是一种工业时代美的标志,设计和艺术分别出现了“功能决定形式”和歌颂机器文明的未来主义、先锋派等流派,虽然出现形式不完全一致,但在标志着装饰性语言向功能性语言过渡这点上是一致的。而后来,现代设计和艺术也达成了形式上、结构上的统一。

二、艺术与哲学

(一)哲学是艺术的思想根源

西方现代哲学在本体论上,大多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在认识论上大多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在人生哲学上大多具有悲观主义色彩。西方现代哲学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没有西方现代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就不会有所谓西方现代艺术。西方现代艺术的思想根源是各种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与后现代为西方现代艺术从美学思想到创作方法上提供了理论根据,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现代艺术在形式上大多标新立异,追求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创新,其中一些艺术技巧和手法具有借鉴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艺术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艺术的表现空间,增加了艺术的表现手段。但是,现代艺术常常一味追求形式的新奇,否定和排斥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把一些艺术主张推向极端,使得作品怪诞离奇、隐晦费解、抽象混乱,有时达到了极端荒谬的程度。从哲学与艺术的关系看,现代派艺术又用艺术的方式宣传了西方现代哲学各流派的思想。有一定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就会有相应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

(二)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重要途径

艺术同时是哲学家审视世界、思考社会、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哲学和宗教一样属于系统的、理论的逻辑意识体系,哲学家的作品同样需要艺术,否则再精妙的理论也会显得枯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思想基础,除了叔本华、尼采唯意志论之外,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海德格尔生存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都对其产生和发展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艺术与文学

就文学的现代主义而言,它表现为文学从既成的准则、传统、常规中的解脱,它是观察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意义的新方式,是表现形式、风格等方面的尝试(有些是卓有成就的)”。这个解释突出地表明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特性,那就是对传统的反叛和刻意地求新。

(一)从属关系

文学是一门艺术,但艺术绝不仅仅是文学。如果说艺术是一条宽广长流的大河,那么文学就是其中的一条分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就是语言文化的艺术,扮演着艺术生活的主角,艺术的产生往往就需要坚实的文学做基础。但艺术不仅仅是文学,它却包含广泛,我的个人理解就是:一切美好的东西与事物都是艺术。艺术本身就包含褒义,它可以说是人们精神和思想上的一种向往,是用行为和行动去美化一种事物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王受之.世界设计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2] 和人可.工业设计史[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3] 保尔・苏利约.理性的美[M].1904

篇2

李吉林既是教育部2011年度全国表彰和宣传的教书育人的十大先进人物之一,又是感动共和国的教育楷模。

李吉林体现了学问与人品的一致,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这是民族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境界。

李吉林情境教育理论的核心词语是“情”“真”“思”“美”――

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源于外语教学中情景教学的启发。外语情景教学是指创造安静放松的教学场景,调动学生的无意注意,减轻学生的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法。李吉林老师经过一个时期的尝试后,将眼光投向更为丰富的中国古典文论,她比较了中国诗论中的“情景”说、“意境”说与“境界”说,结合小学语文教学和儿童教育的长期实践,创造性地提出“情境”教学的理论。

“情景”之说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刘勰的“心物感应”论首次对情景关系作了周密概括:“情以物兴 ,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 ,故词必巧丽。”王夫之则明确提出“情景交融”说:“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王国维亦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显然,景即是外物,情乃是内心,“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两个互相关联而又交错的重要命题。教育是在特定情境中的师生活动,同样有一个将外在的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内在的认知结构的问题。

“情动于衷而形于言”,情感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发端。教育是在儿童心灵播种的事业,教育为什么不能从情感切入呢?纵观教学及其研究,无论中外总是侧重认知领域的探索,而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学则突出了情感艺术的整体活动,在传统的直观原则和活动学说之外开辟了教学理论新的途径。王策三先生说:“直观原则和活动学说都缺乏一个‘情’字,而情境教学则是一个‘情’字贯穿活动过程。这就弥补了教学认识论的一大块缺陷。”李吉林老师认为教学过程不仅是知识的授受与累积的过程,也是情感培育和升华的过程;情感活动不仅仅是实现教学目的的手段,美好情感的产生和发展本身便是教学的目的。教育,不仅以强大的逻辑力量说服人,征服人心,更是以真诚美好的感情感染人,感动人的心灵。

无论艺术或教育,“情”都须依附于“景”才能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古典美学家的论述中,“景” 既指客观存在的自然景物,也指诗歌绘画中的山水景物,以及作品中社会生活的图像或形象。但无论何种景物,都是要化景物为情思,经情感的点染,构成艺术的形象,进而生成情景交融的“意境”。王夫之说:“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唱多景语,如‘高台生悲风’‘蝴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王国维说,“所谓意境便是意与境合”。意境的生成大体有触景生情、缘情写景、景寓情中这三种,王夫之说“于景得景易,于事得景难,于情得景尤难”。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不是狭隘的情感性教学,不局限于挖掘作品中形象所固有的情感因素,以打动学生;或披情以入文,提高文本的感染力,提升学生的审美趣味。情境教学是普适性的教学理论,无论是面对文学作品,还是说明文、议论文,教师都可随机创造一种教育的情境,达到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教育素养的重要特征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教师在讲课时能直接诉诸学生的理智和心灵。”情境教育就是让学生在特定的氛围、语境和情感体验中理解历史,感受幸福,表现自我,生成新的知识,丰富精神和审美的情趣,培育学生的品格和灵性。

艺术的创造过程是由“情”到“景”,由“心物”到“意象”,再到“意境”的过程,评说“意境”之高下优劣则有“境界”之说。教学也是如此,“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学生享受即时的学习乐趣,童心和童年得到保护,同时也开启了通向未来幸福和发展之门。引导学生做到主动学习、快乐学习、有意义地学习,这是教学的理想境界。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遵循的正是这样一条思路,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教师、学生与文本及社会生活也构成心物、情景这样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情境就是要达到主客体的对话、互动之和谐。艺术或是教学都是要构成一种境界,境界之产生首先要有形象,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必有一幅画景或一幕戏景,很新鲜生动地突现于眼前。”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特别地强调“形真”,所谓“形真”最质朴浅近的理解则是“形象的真切”。对此,朱光潜先生作了很好的解说:“无论欣赏或创造,都必须见到一种诗的境界,这里‘见’最为要紧。第一,诗的‘见’必为直觉,诗的境界用直觉‘见’出来。第二,所见意象恰能表现情趣。”情境教学的要义第一即是形象,形象又须富有情趣并体现意旨。情景相生而相契无间,情恰能生景,景也恰能传情,这便是诗的境界,也是教学的境界。

康德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学校教育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对人类知识的学习和社会文化规范的习得,这就决定着学校教育作为集体性的教育不能不对学生个体带有规训和某种强制,教育必有其导向性和规范性而不能自由放任。教师的主观愿望和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期望并不能完全一致,这就难免导致矛盾和冲突。教师习惯性地有苦口婆心的教导,甚至恨铁不成钢的责罚。学生本能地拒绝说教,排斥冰冷的知识,厌恶没有情趣的生活。所以,教师的职业烦恼和学生的学习焦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能否让教师和社会的期望化作学生自觉的学习行为,能否真正做到学校教育如春风化雨般润物无声,能否让学生在无意注意中更主动、更轻松地学习,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追求和创设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教师对学生有拳拳关爱之情,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钱谦益说:“佛言众生为有情,此世界为情世界。儒者之所谓五性,亦情也。性不能不动而为情,情不能不感而缘物,故曰‘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诗者,情之发于声音者也。”情是构成艺术世界最基本的元素,情也是构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基本要素。情感的力量在于直指世道人心,情感的方式在于潜移默化,情感的魅力在于喜闻乐见。寓情感于景象生成意境这就是艺术,寓教化于形象生成情境这就是教育,这是李吉林老师对教育理论新的诠释和新的贡献。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由《尚书》的“诗咏志”到陆机《文赋》发端的“诗缘情”,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情感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后人对于情景关系论述最为充分的是王夫之,但李吉林老师为什么特别推崇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古典文论中文体最为完备的经典,《诗经》中只有一处写及“情”,而《文心雕龙》中有128处写到“情”,可谓“情有独钟”。另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文心雕龙》强调“原道”和“宗经”,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刘勰认为“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情感不能任其泛滥,必须“发乎情而止乎礼”。同样,情境教育既谓教育,根本目的还是提高儿童的身心素养,让儿童能健康幸福地成长,他们的情感也须接受主流价值的引导,从而养成完善的人格。情感须有“真”为基础,以“美”为导向,并体现思维理性,如此方能体现完整的教育。

李老师的情境教育从刘勰、王夫之、王国维等学说中吸取营养,在教育理论创建中完成转换与革新,在教育实践中她的人格境界超越了刘勰,尤其是近代的王国维。刘勰心目中的文学仍不免依附经学,李吉林的情境教育决非概念的图解。王国维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他融合西方心理学、哲学于中国古典文论,他的“意境”和“境界”说成为中国本土文艺理论的基本概念。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国维的身心认知与情感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面对中国几千年来所未有的颠覆性变革,他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更不能积极参与和推动这场变革。“思想之自由,独立之精神”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他学术品格的应然要求,但他承担巨大的思想和情感负担不能自拔,终究以沉湖结束自己天才的生命。李吉林教师生涯中并非没有坎坷,甚至饱受排斥和打击,情境教学的研究过程也绝不是一帆风顺,是什么支撑着她的精神,给她以前行的勇气与毅力?母亲的叮咛,师长的教诲,对新社会的感恩,使她于是非美丑有朴素而明确的道德认知。她所钟爱的文学作品提高了她的精神境界,也给了她对世道人心理解的思想深度,驱动着她去追求美好,憎恨丑恶。高尚而丰富的精神世界,铸就了她对儿童的挚爱,对教育的深情,对工作和研究的热情与执著,使她弥合了认知与情感的冲突,升华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达到教育审美的境界。

将“情”提升到教育审美的境界,便诞生了“情境教育”,李吉林老师情境教育思想所体现的是“情本体”的教育哲学。“情本体”是李泽厚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哲学命题。刘绪源在与李泽厚对话时说:“‘情本体’不是一种既定的规范,而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即个体以他的已有人生积淀面向新的人生,他会遇到新的不确定,他只自己面对,这里会有痛苦和欢乐,但这就是生活。”情境教育正是立足于儿童生活,贯穿儿童喜怒哀乐之情的开放结构。这一开放结构,诚如皮亚杰的认知建构理论所言,通过“顺应”和“同化”两种形式整合新旧知识,构成新的认知结构,并使知情意行达到新的统一。这也合于完形心理学的理论。纵观人类认识史,从柏拉图到康德都把理性、情感、意志分开,这种分开曾促进了哲学、艺术、伦理和科学的高度发展,但也使认知与情感相分裂。“情本体”的提出,使哲学又回到人情,回到日常。李泽厚说:“‘情本体’本来就在伦常日用之中,没有过多的玄妙之处。”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理论并非形而上的思辨,体现的正是日常的教育场景和生机活泼的师生生活。

篇3

论文摘要:情智是情感和智慧的统称,教师教学情智是宝贵的教学资源。教师教学时加大情智的投入,是改革传统粗放教育为精致教育的必要前提。

教育改革在带来我们对教育本质问题的思考中,逐渐凸显它的人本化教育目的。教育是一种人一人的活动,“实质上是以知识(人类文化)为武器,去捍卫和解放人的主体性,去促进人的素质的和谐发展,去释放人的本质力量,去拓展人的独立个性、智慧人生和精神世界。”土承载这种智慧的教育要求教师具有恰当的情智,教师的教学情智投入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教学情智投入的内涵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投人”是指个体的心理体验,即全身心地致力于某事的意思。概括而言,教学情智投人是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感情和智慧,以实现教学目标。感情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主观体验.它由情绪和情感构成,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性。教师的感情投人便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情感和情绪的具体表现。以情优教是教育活动的一个理念,也是山教育活动自身本质决定,教育的培养对象决定教师要投人积极的感情“在形成教育感情观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感情投人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基础。可以说没有对学生的深厚感情就没有教师精益求精的热情。教师热衷什么或嫌弃什么往往受其兴趣的影响,诚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

关于“智慧”有学者总结为“积累的见闻、哲学或科学的学问学识,积累的专门知识或本能的反应,学识的明智运用、识别;内部性质和主要关系的能力判断力;心智健全。智慧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即对“当下和未来存在着的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明智、果断、勇敢的判断与选择的综合素养的生存状态。”教学智慧投入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生成问题敏锐的体察、明智地判断、果断地处理的一种教育机智的体现。

教师教学中的感情投人和智慧投人合称为教师教学的情智投人。二者在理论上是分开的,但在实践中是彼此依赖、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因为情感虽能成为撼动我们内心的巨大力量,但同时我们也应明自感情是盲目流向的,这就耍求智慧为感情指向、感情为智慧启航。

二、教师教学情智投入的价值

从教学活动的间接要素来看,教学投人又可以分为教学情智投人、教学行为投人和教学认识投人。教师的教学情智投人在众多投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由情智自身价值决定的。

(一)实现师生同益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情智的投人,巧用其疏导功能,用积极的感情影响和感染学生,带动学生的理解投人和学习投入,进而构成了师生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的教育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教师“遵循学牛感情、认知与行为的规律性,循序而进、分段而施、缘因溯果的场域,是学术性较强的师生在不断建构中发展的场域,是通过努力提升效率实现学生生命可能性的内在场域。

教与学的活动本无苦与乐之分,教学活动中伴随的苦与乐具有动态性,这恰恰正是教师是否投人情智的一种动态表现。教学过程的苦与乐的关键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当学习满足学生需要时便有乐的休验,当学习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时则有苦的体验,学生乐学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教师通过情智投人,用心捕捉教学情景中学生的不同需要,并巧用情智来满足学生的需要。学生会在需要得到满足的世界中突破自己的视界,趋J飞接近教师的态度、价值观,逐步达到视界的融合,从而形成知识的迁移和积极感情、认识和观念的逐步潜移。

(二)富集教育资源

教师通过情智投人可以富集教育的理解资源,进而充分利用师生自身所内涵的人力资源。教师通过积极的情智投人能深切体会到耐心倾听、积极暗示、满足需要等资源的宝贵。“教师真正理解了学生,便获得了学生积极性这种最为宝贵的资源,学生会协助教师做事即学生成为教师的助教,这为教师带来下作质量和效益。同理,学生理解老师,往往会从老师那里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如教师的热情与鼓励。教师巧用情智可以富集教育中的智慧资源。从理论上来讲,“作为哲学概念的智慧有很强的统领性和兼容性,它既能够容着诸如智力、能力、聪明、机智等一系列相关概念。同时又能将这些概念整合到一个更好的层次和境界,即真、善、美的境界。投人教学情智的教学是真正能做到“刚柔相济”的教学。教师巧用情智实际上就是巧用自己的智能和机智,同时又在实践中提升师生的智能和机智。

(三)凸显教育的智慧性格

知识彰显智慧、智慧生成知识。知识和智慧的关系在教育中犹如“形”与“神”的关系。“所谓教育之‘神’是指教育的灵魂、精髓和神韵,所谓教育之‘形’,是指教育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教育中‘知识’和‘智慧’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形’与‘神’的关系。如果说‘爱知识’或者‘传知’是教育的‘形’的话,那么‘爱智慧’和‘启智’就是教育的‘神’,这个神也就是教育所独有的性格特征及其魅力。0i81然而,科技的发展使人们曾一度遗忘教育的智慧性,而把知识的传授作为教育的唯一目的。这种一味注重教育的知识性而忽略其智慧性的教育被视为所谓的粗放型教育。这种体现“苦干精神”的教育往往很难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寻求一种突破,教育质量难于持续性发展,彰显教育的智慧性需要教师的情智投人。智慧型的教育是精致型的教育,“精致型的教育是指通过增加内涵性投人(主要指情智投人)如开展创造性的教学活动、发展教师的德行与情智等提高教育质量的教育。它主要依靠师生的‘巧干精神’。比如,对学习缺乏兴趣的学生,教师应先分析其原因,满足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的兴趣,并鼓励学生将这种兴趣迁移到学习上来。总之,教育活动是一种充满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活动,是充满智慧的活动,可以说没有教师的教学情智的投人,就没有教育的钾慧性格的彰显。

三、教师教学悄智投入的实现路径

自然赋予发展的儿童以天赋,但同时使这种天赋具有潜在的可能性,我们只有通过教育深度挖掘才能使其变为现实。但同时我们也应明确:“一个人一贫如洗,决不可能对别人慷慨解囊,凡是不能自我发展、自我培育和自我教育的人,同样也不能发展、培养和教育别人。”。马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投入情智,自己首先应具有掌握情智和运用情智的能力。 (一)提升教师的道德素养

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为自己的教学行为“立法”的依据,是教师正确认识教育事业的关键。提升教师的道德素养,能使教师摆脱教师职业不过是谋生手段的狭隘认识,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厘清教师的职责,让教师真正明白教育是用智慧启迪智慧、用生命唤起生命的教育。提升教师的道德素养,能使教师明白教学事业不仅是理性的,更是有感情的。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够认识到感情先行、智慧并举的重要。同时,道德素养较高的教师能够深切体悟自身的责任与义务。面对教育“问题”时,能够担起自己的教育责任,不会推卸责任,更不会浅尝辄止,而是巧用自己的情智追根溯源,实现真止的精致型教学。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师的道德素养是教师能够为人师的基础,更是教师投入情智的关键影响源。所以,要加强对教师的道德素养的培养,让教师真正感受到教育事业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二)加强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究

对于在职教师而言,理论学习和实践反思是教师成长的重要途径,也是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素养、习得巧用情智的重要途径。理论学了包括基本的教学原理、方法、策略等,还包括最新的研究成果,常见案例研究等,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最新的科研成果与教师的教学实践相结合,使教师可以避免教学中的无错和盲目。在理论学习中汲取教育中的情智,在实践教学中投入自己的情智。使教育教学真正成为精致型的教育教学。

同时,教师的学习又必须从教学实践中来,“一线教师一直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教学,首先他们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学习,无论这种学习是对好的教学实践进行监控和调节,或者完全以教育学的推理模式来做分析,教师从这种活动生动实验中获得新知识,获得对学生、学校、课程、教学方法的理解造成他们职业实践的一部分。叶澜教授也曾在“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的课题中提出“同期互动”教师发展原理,实际上就是教学、学习和研究一体化的教师自主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教师的实践性、反思性。《教师自主发展论一教学研同期互动的教职生涯研究》一书中调查发现影响教师自主发展的因素有:人生追求与目标、知识资本和教学研究。但凡成为教师发展极的教师(即专家型的教师)都是能够在教学中树立坚定的教学信念,在实践中学习和研究的教师。《理解教育论》中也肯定了教师在实践巾反思的重要性,其中,“反思创读,多重循环”的教学模型实际上是对教师生成教学情智最好的解读。

(三)聚焦思维共享的合作交流

教师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就是所谓的对话学习,是教师“对于学习的关系论的接近”:X27。近似于热力学上“借力做功”现象,意在学习主体之间通过相互交流与学习,使得自身以最小的能损耗获得最大值的效应。自主学习是内发性学习,是学习的重要力量,也是教师巧用情智的关键,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对话学习的重要。这“因为一方面教师对自己的课堂行为洞察是有限的,他在教学过程中研究教学活动本身是一个不够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教师有‘当局者迷’的一面,他们在开展的反思活动中各自囿于自己的思维,难以逃出自己的思维定势”网。因此,如果教师在自主发展的基础上运用群休合作的优势来探究教学行为,那么教师的教学情智发展就会越来越成熟和完善。

合作学习因空间上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校内合作和校外合作。校内合作主要包括师生、教师之间的合作对话。师生对话即教师和学生通过教学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启发,使教学达到最优化的水平。师生对话学习中的“自诊疾病”是教师巧用情智的重要体现。例如:对吸烟的学生开展教育,可以让有吸烟行为的学生做主持人,通过主持、讨论、总结、分析吸烟的危害,使学生真正从内心体悟教师的用心并真心愿意改过。其实自诊法是最好的情智投人法。教师之间的合作的主要形式就是学习小组的建立,小组成员之间通过相互听课、并对其进行评价、分析、探讨和交流,相互学习经验,达到资源共享,形成自己的教育智慧,小组还可以通过共同分析教学中的案例,学习其先进的教学经验、良好的教学理念、避其所短,从而提升自我教学情智的运用。

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回顾; 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5-0040-05

原理,通常指某一领域、部门或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基础理论是指在一门科学理论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具有稳定性、根本性、普遍性特点的理论原理。一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就是体系化、科学化的基础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的教材,反映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理论或者说是本学科基本理论的集中体现。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现实实践的深入发展,本学科专业人才的学习培养对基本原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进行梳理回顾,以发展性、超越性和建构性的眼光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创新与发展,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的内生要求。本文在对部分文献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对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建构、教材编撰,包括内容框架设计等提出自己的一些拙见。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文献概况

自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正式创立以来,学界对其基础理论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辛勤探索,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也多达数十种。1986年第一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正式教材的出版,标志着本学科最带有根本性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本学科主干课程的建设拉开了新序幕。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自成一体,不可割离。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题名检索专著,共有17条记录,最早的专著出版时间是1986年(陆庆壬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同样的检索方式,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题名检索即可得出75条记录,最早的专著出版时间为1983年(曾德聪:《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这75条记录除9条属于学位论文外,其余66条全部为专著。这就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以教材、专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沈壮海教授曾做过统计:目前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中,有88%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的著作。其中,概论性著作80部,占此类著作59%;分论性著作39部,占29%。[1]从检索得出的专著的出版年份数量来看,2010年4部,2009年4部,2008年4部,2007年4部,2006年7部,2004年5部,2000至2003年共9部,1990年到1999年共19部,从总的趋势上看,这些数据的变化实质上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越来越形成了带有普遍共识性的观点和结论,这一过程本身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断凝练、总结、归纳、提升的过程。甚至于后续形成的大部分原理专著,无论是章节设计,还是具体内容,包括主要概念、范畴,都是在1999年高教版《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2001年人民出版社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

在CNKI中国知网中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题名进行跨库检索仅有17篇文献。以“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为题名检索仅有6篇期刊文献(检索时间为2011年10月4日)。检索结果表明:学界很少以整体性或系统化的视角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问题,而大多都是就原理本身所辖含的某一问题加以研究。这是目前学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一个典型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编写也有其特定的方式,而且经历了从国家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编写到各校自行编写的发展过程,背后反映了本学科从设立之初的探索试办试行到现阶段学科建设发展自大大增强、博士和硕士学位点林立的发展历程。邱柏生教授总结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编写的三种主要方式,即“由教育部有关职能部门统一组织编写、同类型学校合作编写、各校自行组织编写。之后,编写相关教材主要通过后两种方式进行。这些年来,各地编撰了不少同类教材,总共算来也有几十种之多,尽管称谓不同,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等等不一,但教材内容大致相似”。[2]

从所检索的专著的题名来看,书名有没有“原理”两字,实际上并不影响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成果或者学科主干教材的属性,但可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是以专业、学科建设(也内含教材建设)为“原发动力”,专业、学科设置和发展诉求直接催生了原理的研究,这一来,其实当时并没用太多的理论积淀可供本学科创始人在编写本专业教材的过程中参考利用,与思想政治教育最接近的,自然就只有教育学了。也就是说,最初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教育的一种形态来理解,也是自然而然的。

近十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渐渐趋热,特别是05年以来,研究成果很多,就原理而言,也有不少新成果,但几乎都是原理的分论。以博士论文为例,从原理的整体结构上来专门作系统研究的比较少,而大多数是对原理所涉及和包含的某些带有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理论等。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主要构成内容上看,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理论继承与借鉴;范畴;过程和规律;功能和地位;环境理论;对象群体分析;目标与内容;机制、原则和方法;评估;队伍建设;领导管理等。当然,对于当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至今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看法或达成学术共识。这也是作为一门学科最为基础和根本的理论内核――原理的建构、发展和完善必经的一个过程,或者说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足,这是客观必然性的,应该理解。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发展历程及其整体框架结构

尽管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成果颇丰,但学界很少系统回顾和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发展的阶段历程,更多的是谈论学科的发展历程。而学科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因此,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也是有阶段可以划分的,目前以原理主干课程的教材为例进行分析,是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发展历程的主要方式。

目前,初步检索到的文献中,邓亚秋、罗洪铁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理论体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95年到2001年;此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主要代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1999年版)。该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基本确立了以范畴和过程规律为核心的本体论样式,涉及内容较为丰富,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各环节、要素为视点组织体系的主要内容,体系相对庞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分支学科的内容还包含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分支学科的体系内。二是2001年到2006年;此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主要代表作是2001年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三是2006年至今;此阶段比较重要的代表作是2006年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3]

罗洪铁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总结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分期,理论界有不同的划分法。有的学者认为:第一阶段应为1921年建党至1984年,这段时间思想政治教育有深刻丰富的理论,但尚未建立相应的学科。第二阶段为1984年至今,建立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初步系统化阶段。有的学者认为:第一阶段为1978年至1986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为1987年至今,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时期”。同时该文提出以有代表性的专著为标准,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萌芽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4]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和内容构成,总体而言还是缺乏整体性的研究设计(亦可称为“顶层设计”研究)。近十年来,形成了很多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的分论专论,它们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的某一组成部分。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结构(内容布局问题)的研究总体偏少,甚至于没有涉及。事实上,如果作为具有高度总括概述特点的“原理”缺乏对其所包含的某一理论(分论)的整合能力,只能表明作为学科主干的原理教材的编写和研究落后于其所辖的某一具体理论的研究,原理的内容未能全面反映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体现学科研究的最新动态,那么,我们整个原理的内容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整体框架,也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构成的探索。从现有原理教材的内容组成来看,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大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主要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介绍、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特点、学科性质、学科基础理论)、本质论、目的论、发展论、价值论、结构论、主导论、主体论、接受论、中介论、过程论、资源论、载体论、环境论、机制论、管理论、方法论、评价论、艺术论、发展论等。围绕原理所涉及的问题,近些年已经分门别类地形成了以下多种专著:如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研究》2009年)、思想政治教育中介(邵献平《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论》2007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李合亮《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源起及本质的研究》2007年、杨威《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论》2010年等)、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王敏《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论》2003年、张世欣《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论》2005年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项久雨、胡国义等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陈华洲《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2007年)、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陈万柏、贺才乐等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刘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研究》2009年、另有博士学位论文3篇)、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李辉、沈国权、戴钢书等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秦在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2003年、赵志军《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2009年等)、思想政治教育主导(石书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2004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2005年、万美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2009年)等等。

此外,近些年来许多属于本学科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积淀、形成、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理论智慧。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经过新一轮的有意识的提炼、综合,最终能够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例如,万光侠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2006年)、雷骥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研究》(2008年)、马万宾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转向研究》(2009年)、伍揆祁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论》(2007年)、荆兆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定位及建设思路研究》(2011年)、田鹏颖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2010年)、王娟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研究》(2011年)、赵兴宏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用论》(2008年)、李宪伦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话语探析》(2007年)、李征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2011年等,这些研究成果虽不直接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但其所涉及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内容,从不同视角、不同论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丰富发展起到了推动借鉴作用,这些成果能够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总结起来,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主要是以分论、专论研究为主,就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整体框架加以深入探讨并给出基本结论的文献非常少。有些研究者虽然对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结构设计有过一些设想,但缺乏深入、系统的提出论证,大多零散粗略地陈述于一些报刊文章当中。

三、学界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同观点及其评述

应该敢言,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取了显著的成绩,学科发展日趋成熟,一些本学科特有的范畴体系、内容结构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同,学科的科学化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作为今天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干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在框架设计、基础理论、结构安排、内容体系、学术逻辑等等诸多方面都逐渐形成一定的风格,不少问题只有在本学科的论域当中才会得到深入的讨论和阐释。这些都是我们原理研究的骄人成绩。当然,客观上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以下笔者整理了部分学者的观点:

张耀灿教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发展到今天,与进一步推进其发展创新要有新的思路是分不开的,即开展元理论研究,特别是要推进研究范式的人学转向,在人学范式观照下,重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重新审视,应从理论体系的结构和理论观点的解释力两大方面探讨八个基本理论问题”。[5]

邱柏生教授从原理课程教学的角度认为“从该专业确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就被看作一门重中之重的核心课程,各校都投入了一定力量进行课程建设和师资梯队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是一门有相当教学难度的课程,尽管其中有不少内容属于程式性教学,内容比较直白,不需教师做多少解释学生自能充分理解,但有不少内容则给教师预留了极大的理论开拓空间”。[6]他结合原理教学,重点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的对象、过程和价值三个方面来重点分析当中存在的难度问题,并就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背后遇到的挑战作了分析。

沈壮海教授认为,“目前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多是在微观的视野中观察、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聚焦于探索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变化及其教育引导的规律,并以此为轴心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意义、要素、过程、规律、环境等问题的理论探索”。“应构建新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即应当以及其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成果为理论指导,以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为实践依据,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的深入探索为逻辑主线,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与本质、目标与价值、运行机制与过程、管理与创新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准确阐述为主要内容,尤其应当以宏观视野、原理定位、时代特色、中国属性、教学逻辑、创新思维的有机统一为贯穿教材编撰全过程的基本原则”。[7]

秦在东教授没有直接提及如何来设计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结构框架问题,但他从学科规范和概念的角度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存在的对主要的、核心的概念研究不足的问题。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化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学科的原创性知识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限域内不可为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原理事实的研究整体上的仍然很薄弱。[8]

陈义平教授认为:“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理论体系的内容框架设计,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但差异性仍较大,可以归纳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体系。总体不足表现为:一是有的框架体系只能称作‘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理论体系’;二是有的框架体系虽试图涉及对上述三个基本规律、三个基本研究领域的研究,但由于逻辑起点的不清晰、进而整个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不强,导致了体系的结构混杂、内容丰瘦不一,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框架尚未搭建起来”。该文提出,“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演绎过程,搭建起由思想政治教育关系论、体系论、行为论、过程论、发展论构成的框架内容”。[9]

高峰教授认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以往所依据的是我国建国以后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如果说这种研究的依据基础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今天,其实践依据与实践基础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局限性。作为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最普遍和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原理,今天就应该立足于全球化的广阔视野,奠基于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之上加以审视”。作者认为“很多情况下仍然习惯于用我们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与范畴去套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因此,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与解读存有不少误区与偏见,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10]

也还有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作了一定区分,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创生”这一命题,认为:“之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创生’而不是‘创新’,就在于此前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已有的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命名的著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过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概论把学科建设成果几乎全部囊括其中)而已”。[11]

就原理教材的编写,邱柏生教授提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重心大部分放在编写各种教材上面,也注意优秀教材的不断更新修订。那时的不足是专门研究太少,学术专著太少。由于缺乏专门研究和专题深入的探究,缺乏广泛深入扎实的学术积淀,于是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教材都带有泛泛而论、大而化之和雷同重复的毛病,从而时常遭受人们的批评,编写教材的声誉也受到很大影响”。[12]近年来,“教材编写正受到冷落,不少教材的使用年份已久,不少内容也已落后于形势,更落后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之水平”。

笔者以为,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存在两个主要不足。这两个不足,也常被其他一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品头论足”。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过度依赖于教育学、乃至教学论的理论支撑,原理的教育学痕迹太深,而且显得十分浅显,这也使得学科间的区分度不强,本学科的主要特色和本质属性体现得不明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办阶段并没有面临今天如此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大幕不久,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而日渐表现出来,互联网形成的如此深远的影响尚未呈现端倪,当时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初衷主要出发点是提升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使之坚定理想信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因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重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要依托于学校,教育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当中居于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也主要是以教育学,特别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为基准来构建。事实上,这显然只是其中的一种“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建构需要首先考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究竟是“政治的教育”还是“教育的政治”的问题。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那么仅凭教育,似乎很难实现这一本质目的。因为人特定的政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尽管教育活动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青年阶段,人的可塑性强,这是很重要的前提。但政治关系、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乃至个人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感受都对人们政治价值观念的判断认同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很多调研结果表明,社会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最主要的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其实并不表现为一个教育教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应当停留在教育教学的窠臼里,而是应当以此为基础,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心理道德素质等等的影响关系的研究,既反映影响人的价值观念认同的多种因素的从微观到宏观、从单一到多维的变化,又能体现自身的学科特色和属性。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是较为宏观的“叙事”,国家主体与公民客体是其基本立论的关系,而不仅仅只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

二是在内容编排叙述方式上过度注重独立地分块分论,使得内容与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不甚密切。一直以来以主体论、本质论、方法论、环境论、管理论、过程论、结构论、载体论、价值论等等来叙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独立化”、“平行化”、“并列式”的条块性研究思维方式,而这本身带来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实际问题关注的减少或缺失。这种分门别类“块状”研究的成果或许作为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叙事比较有效,换言之,作为一种教材化的体系展示比较适合,但是这本身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主叙述模式”。而且作为学科的基础理论,不应该是一条一条的罗列排序,应该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笔者以为,原理之所以成为原理,应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学理性(抽象性)和预见性,它是一个学科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因此,原理的内容要能体现最新学科研究成果,反映国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最新动况和理论方法,对诸多不同观点应给予梳理、整合和评述,增强指导性。此外,就教材的行文而言,应以避免冗长重复为“原则”,可以直白凝练,更加贴近人们生活实际特别是当代青年群体的实际。

在本学科发展处于分化与整合、调整与创新提高的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结构与内容,建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本学科专家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据了解,作为“青马工程”系列重点教材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编写正在深入进行之中,其汇集了本学科著名的专家学者,最终形成的成果将会对推动本学科新一轮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沈壮海.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版图[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11):13-20.

[2][6] 邱柏生.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学中若干理论难点探微[J].思想理论教育,2010(5):21-26.

[3] 邓亚秋,罗洪铁.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理论体系发展述评[J].学术界,2009(5):281-286.

[4] 罗洪铁.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6):1-5.

[5] 张耀灿.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重新审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9):10-13.

[7] 沈壮海.构建新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9):15-17.

[8] 秦在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诸问题之我见[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3):28-32.

[9] 陈义平.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理论体系建构的若干问题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5):12-17.

[10] 高 峰.全球化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10(7):52-56.

[11] 王智慧.范式转换与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创生[J].思想理论教育,2010(13):42-49.

[12] 邱柏生.试论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J].思想教育研究,2010(4):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