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金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国政府放权把更多的服务交给社会组织来完成，这是政府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要做到自律、互律地发展基金会，把公益事业做好的同时，保证基金会基金的保值增值。”邢建绪谈到。

尴尬现状

《新理财》：“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让基金会的透明度被广泛质疑，资金捐赠也受到影响。长期以来，公益基金会被冠以非营利组织的称号，给人们的印象是不可以从事以营利为目的活动？

邢建绪：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基金会”这个词是舶来品，国外基金会的模式是，先有一笔资金，为了管理这笔资金，使其不断增值，汇聚了一群人来管理，比如这种基金会是以财团为法人；中国则多是先有了目标，之后成立了基金会，再组织一群人去筹集资金，这种基金会是事业法人。我认为，中国也应该有以财团为法人的基金会。

在欧美国家，非营利组织参与商业活动，通过向社会提供服务或者投资从而实现盈利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基金会不是单纯地募集资金和做慈善，而是一种“投资”，是一个能赚钱的机构。

《新理财》：现在中国的基金会的基金现状是什么情况？

邢建绪：基金会快速发展，其规模不断壮大。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家基金会，公募的有1000多家，私募的也有1200多家，随着基金会数量不断增加，基金总量也不断增多，但基金会自身的质量有待提高。目前，基金会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

基金会现在的投资方式非常单一、投资渠道狭窄。怕承担风险，许多基金会不做或者很少做投资，最常见的办法是把钱投入银行、国库券、最多是投向3或6个月的短期理财产品。因此，基金的保值增值成为了焦点。

路径选择

《新理财》：因为其公益身份，所以基金会多是减免税收的，基金会可以赚钱是否会导致基金会的主业不是做慈善，而是沦为赚钱的工具？

邢建绪：从字面理解“基金会”，基金会首先要有基金。其实基金会的本意是动利息而非本金。中国民政部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成本运营费用标准是10%，余下的20%资金要考虑投资。所以不会出现只赚钱，不做事的情况。

其实在国外，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是一种惯用方法。例如，1917年税法规定，美国慈善捐赠免税，而捐赠的资产大多以股票形式运营，国会和公众对此都没有任何争论。

另外，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都离不开基金会的投资管理。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知名高校，它们背后都有规模强大、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推动其发展，基金会支持力度非常高，有些甚至可以达到基金会与国家投资各占一半。这些大学基金会募集资金，并且管理运作资金，市场运作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方式。他们灵活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投资。投入股市、信托方式、甚至许多大学基金会成为金融市场的大买主。大学和基金会的合作实现双赢，基金会资金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有了资金，大学教育和科研水平越来越高。可以说，基金会支撑着世界著名大学的发展。

2008年，由中国民政部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鼓励公益基金有计划地进入资本市场，为在“入市”门槛前徘徊的慈善基金会点亮起了绿灯。对基金会资金的保值、增值以及运作给予税收支持。

《新理财》：“入市”是一种投资方式，中国基金会还有哪些投资渠道？

邢建绪：银行应是基金会投资的首选。但不是现在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而要银行为基金会专门设立的理财产品。美英法等发达国家都有专门为基金会设立的理财产品。例如，英国有存款为百年的理财产品，利息丰厚。这种百年的存款个人不需要，而基金会特别需要。

其实银行与基金会同命相连、血脉相通，都要建立自我的公信力，所以银行应该是公益事业的忠实支持者。但是现实情况是嫌贫爱富的银行，对基金会的支持非常不足。

多方协力

《新理财》：如何保证基金在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保值增值？

邢建绪：这就需要基金会与市场建立信任关系。基金会要保值增值，应取得市场的公信力。只有基金会遵循合法、安全的原则，才能赢得投资人和捐赠人的信任。

招聘、培养专业的投资人才。目前，基金会专业的理财人才很少，主要是因为基金会派发的工资水平无法与专业的理财机构相抗衡。国外大基金会都有专门的投资人或机构，与它的运作部门完全分开。我们希望政府为基金会量身培养一批投资专业人士，负责经营投资。同时，希望政府组织人才培训课程，激励基金会从事投资活动。

基金会也必须承担贬值风险，投资回报率越高的理财产品，风险越大。所以基金会规定其忍耐度标准非常重要。

《新理财》：基金会进行资本的投资管理，政府应该做什么？

篇2

一、政治基金会的构成

这里所指的德国政治基金会是指与德国主要政党关系密切的6个政治基金会，即接近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亲社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drich-Ebert-Stiftung)，接近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汉斯·赛德尔基金会(Hans-Seidel-Stiftung)，亲自由的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接近联盟90/绿党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①ll-Stiftung)，以及亲1998年第一次进邦议会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罗莎·卢森堡联邦基金会(BundesstiftungRosaLuxemburg)。

在上述6个政治基金会中，历史最悠久的要属亲社民党的艾伯特基金会。该基金会于1925年为纪念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德意志帝国总统、社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而成立(注：艾伯特去世于1925年。)，并以其名字命名。该基金会于1933年遭纳粹禁止，二次世界大战后于1947年重新组建(注：另一看法认为，艾伯特基金会二战后重建于1945年，参见NorbertLepszy,PolitischeStiftungen,in:UweAndersen/WichardWoyke(Hrsg.),HandwoerterbuchdespolitischenSystem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VerlagLeske+BudrichGmbH,Opladen2000,S.501.)，总部设在波恩。

附图

其他五个政治基金会都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瑙曼基金会成立于1958年。阿登纳基金会成立于1964年，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联邦总理阿登纳的名字命名，与艾伯特基金会并驾齐驱为德国两个大型政治基金会，总部设在圣奥古斯丁(注：阿登纳基金会注册所在地为波恩，但其总部机构主要在圣奥古斯丁，参见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1“Name,Rechtsnatur,SitzundGesch@②ftsjahr”,,31.07.2002.)。赛德尔基金会建于1967年，伯尔基金会和卢森堡联邦基金会成立较晚，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

二、政治基金会的组织结构

德国各政治基金会的内部具体的组织建制各有不同，但其宏观组织框架是类似的。如表1以阿登纳基金会组织结构为例，政治基金会一般由会员大会、理事会和各专业职能部门等组成。政治基金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般为会员大会(Mitgliedversammlung)，会员大会成员的组成和数量按各基金会章程的规定有所不同，人数一般在40—100人之间，如阿登纳基金会的会员人数限制在55人以内(注：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3.“Mitgliedschaft”,,31.07.2002.)，赛德尔基金会的会员最多不超过40人(注：Hanns-seidel-stiftunge.V.:SatzungderHanns-seidel-stiftung,§3.“Mitgliedschaft”,,04.02.2002.)。表2为“1999和2000年瑙曼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则进一步详细说明了对于各政治基金会都至关重要的联邦资金，究竟出自联邦的哪些部门。表中显示，瑙曼基金会(其他基金会情况类似)获得的联邦基金主要来自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联邦内政部(BMI)、外交部(AA)和联邦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BMBF)。2000年瑙曼基金会通过各种渠道共获得资金0.773亿马克，其中联邦资金为0.691亿马克，州资金为0.017亿马克，其他来源的资金为0.065亿马克，联邦和州的公共资金占当年基金会总资金的91.7%。在联邦资金中，4.09亿马克来自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占当年总资金的52.9%；来自联邦内政部、外交部和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的资金分别为1.85亿马克、0.45亿马克和0.47亿马克，分别占当年总资金的23.9%、5.8%、和6.1%(参见表2)。

2.项目资金和“一揽子资金”

对于各政治基金会而言，在联邦和州提供的公共资金中占最大份额的是项目资金(Projektfinanzierungen)，即用于特定项目的资金，阿登纳基金会得到的项目资金大约占年资金总额的70%左右。项目资金的提供者主要是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外交部、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和议会。项目资金主要用于：第一，开展国际合作(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资金)；第二，向德国国内学生提供奖学金(联邦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的资金)；第三，向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外交部的资金)；第四，整理重要的文献档案(主要是各基金会所亲近的政党党团的文献档案)(议会的资金)。

各政治基金会除项目资金外还能从政府获得所谓“一揽子资金”(Globalmitteln)，即用于维持基金会各机构工作正常运转等的费用，阿登纳基金会得到的“一揽子资金”占年资金总额的近30%。“一揽子资金”的提供者是联邦内政部。尽管该项资金总额不像项目资金那么高，但是它用于基金会的人员开支和日常工作等开支，对于基金会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具体而言，“一揽子资金”的主要用途有：第一，进行政治教育的大、小型会议和报告；第二，研究、咨询和文献整理；第三，出版刊物、举办展览；第四，人员支出、日常办公和管理支出及投资性支出等。1999年除卢森堡基金会外的5个政治基金会共获得该项资金1.92亿马克，当时新成立的卢森堡基金会第一次获得了850万马克的特别资金。多年来已经形成惯例，“一揽子资金”按照固定比例在原有的5个基金会中分配，即两个大的基金会艾伯特和阿登纳基金会各获得“一揽子资金”总额的32.5%，剩下的35%在剩下的3个小基金会中分配，从2000年起，瑙曼、赛德尔和伯尔基金会均分该项资金剩下的35%，各获得总额的11.6%(注：NorbertLepszy:“PolitischeSitiftungen”,inUweAndersen/WichardWoyke(Hrsg.):HandwoerterbuchdespolitischenSystem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VerlagLeske+BudrichGmbH,LizenzausgabefürdieBundeszentralefürPolitische

Bildung,Bonn2000,S.504.)。卢森堡基金会是否按某一固定比率获得该项资金现在还未知。

联邦州以特别资金的方式分担基金会政治教育工作的费用，但只针对个别项目，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用。

四、政治基金会的政治、社会功能

德国政治基金会的主要政治、社会功能在各基金会的章程中都有明确规定(注：参见Satzung:dersechspolitischenStiftungenFES,KAS,HSS,FNS,HBSundRLS,Bonn/St.Augustin/München/Potsdam/Berlin/Berlin,2001/2001/1993/1993/1998/2000.)，《艾伯特、阿登纳、赛德尔、瑙曼和伯尔基金会的共同宣言》也开宗明义指出，政治基金会具有在民主政治教育、国内外政治信息咨询、促进自由民主制度等方面的功能(注：参见GemeinsameErkl@②rung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ES),Konrad-Adenauer-Stiftung(KAS),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Hanns-Seidel-Stiftung(HSS),Heinrich-Bll-Stiftung(HBS),Bonn/St.Augustin/K@①nigswinter/Müchen/Berlin1999,S.1,auchunter,

24.07.2002.)。概括而言，德国政治基金会最基本的功能和任务主要有：国内政治教育、提供奖学金资助、促进学术研究和开展国际合作。

(1)国内政治教育

对公民进行民主政治教育是各基金会在德国本土开展的核心工作。各政治基金会无一例外在各自章程中都把政治教育工作列为首要任务。政治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激发公民的政治兴趣、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强化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日、周末或一周研讨班、大型国际会议、中小型学术会议、主题报告会、专题讨论、出版书籍、杂志等，向公民普及政治知识、提高公民参政、议政水平。2000年，仅德国国内就有15万人参加了艾伯特基金会主办的近3000项政治教育活动(注：参见,23.07.2002.)。

(2)提供奖学金资助

各政治基金会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向有才智的后备人才提供奖学金或研究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或研究工作。各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既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也包括各领域的青年学者；既包括德国学生，也包括外国学生，而且对外国学生的资助成为基金会工作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基金会都有自己的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选拔人才。德国各政治基金会之所以大力开展学业资助项目，目的在于一方面培养有助于德国向着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发展的杰出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向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使他们在完成学业后返回祖国，能够成为政治领导力量，或在经济、行政管理、教学和研究等领域担任要职，增加德国的对外影响力。

(3)促进学术研究

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是各基金会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其工作重点。各基金会的研究范围都十分广泛，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许多领域。有些课题与其它研究单位合作完成，研究成果通常以报告、论文、专著等形式出版。促进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加强政治研究与咨询工作，优化政治行为和促进国家、学术界、政界、经济界等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知识传递。

此外，各基金会还从事有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建有一些图书馆和文献档案馆，比如，艾伯特基金会拥有广泛、翔实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档案”和关于工人运动的丰富藏书的图书馆。

(4)开展国际合作

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是德国各政治基金会与其国内职能并重的重要任务，各基金会为此都设立了专门部门，集中负责国际交流与合作事务。尽管该部门在不同基金会的名称会有不同，但其宗旨原则和实际工作是相似的，即通过信息与人员交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幸国际间不同文化的了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注：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S.1,,31.07.2002.)。德国政治基金会的国际合作情况在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目标和侧重点。一般而言，在亚、非、拉国家主要通过发展援助项目促进这些地区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发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项目在各基金会的国际合作事务中都占据重要地位，项目的实施一般需要基金会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机构合作进行。基金会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总目标则是促进这些国家向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的顺利转轨。各基金会的国际合作范围并不仅限于第三世界和转轨国家，在欧洲、北美也开展了许多工作。

德国政治基金会为开展国际合作，在海外广泛建立分支机构，派遣自己的或雇佣当地的工作人员。以艾伯特基金会为例，它在西方工业国家有13个办事处，38名工作人员；在中、东欧国家设有27个办事处，99名工作人员；撒哈拉以南非洲20个办事处，19名工作人员；中东和北非9个办事处，7名工作人员；亚洲太平洋地区有16个办事处，15名工作人员；拉美地区19个办事处，16名工作人员(参见表3)。

表32000年艾伯特基金会海外分支机构、人员和资金情况

西方工中、东欧撒哈拉以南

业国国家非洲中东和北非亚太拉美

海外事处13272091619

派遣人员6141971516

当地人员3285****

投入资金

(万马克)91016802470118017802360

*数字不详

资料来源：Friedrich-Ebert-Stiftunge.V.:JahresberichtderFriedrich-Ebert-

Stiftung2001,Bonn2002,S.58/65/76/77/78/79.

政治基金会足迹遍布全球，与所到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和沟通渠道，编织稠密的国际联系网络。政治基金会的非官方身份，使它们在国外信息获取的广度和深度上，成为官方信息来源不可忽视的补充。

【参考

文献】

[1]Konrad-Adenauer-Stiftunge.V..Jahresbericht2000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KAS)[M].SanktAugustin2001.

[2]Satzung.dersechspolitischenStiftungenFES,KAS,HSS,FNS,HBSundRLS[R].Bonn/St.Augustin/München/Potsdam/Berlin/Berlin,2001/2001/1993/1993/1998/2000.

[3]Rosa-Luxemburg-Stiftung.GesellschaftsanalyseundPolitischeBildunge.V..SatzungderRosa-Luxemburg-Stiftung.BeschlossendurchdieMitgliederversam-mlungam14[M].Januar2000mitAenderungenvom25.November2000,Berlin2000.

[4]HennigVieregge.Parteistiftungen[M].Baden-Baden1977.

[5]NorbertLepszy:“PolitischeSitiftungen”,inUweAndersen/WichardWoyke(Hrsg.):HandwoerterbuchdespolitischenSystem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VerlagLeske+BudrichGmbH,LizenzausgabefuerdieBundeszentralefuer

PolitischeBildung[M].Bonn2000.

[6]RolfHalfmann.GrundsaetzederFinanzierungPolitischerStiftungen[DB/OL].,2002-02-04.

[7]Friedrich-Naumann-Stiftung.Jahresbericht2000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M].Potsdam2001.

[8]GemeinsameErkl@②rung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ES),Konrad-Adenauer-Stiftung(KAS),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Hanns-Seidel-Stiftung(HSS),Heinrich-B@①ll-Stiftung(HBS)[R].Bonn/St.Augustin/K@①nigswinter/Müchen/Berlin,1999.

[9]Friedrich-Ebert-Stiftunge.V..JahresberichtderFriedrich-Ebert-Stiftung2001,2000,1999,1998,1997[R],Bonn2002/2001/2000/1999/1998.

[10]GerdLangguth.PolitischeStiftungenundpolitischeBildunginDeutschland,in:

AuspolitikundZeitgeschichte.BeilagezurWochenzeitungDasParlament[R]1993(43).

字库未存字注释：

篇3

但是投资者本金不会全亏完，当基金净值跌到一定程度时，基金公司会进行清算操作，按照清算时的净值，计算出投资者的基金市值，再返还给投资者。

在出现本金亏损时，投资者可以采取以下的主动措施来弥补基金的亏损：

1、高抛低吸

投资者可以利用基金的波动趋势，进行高抛低吸炒作，赚取差价，来弥补其亏损，即在低位买入，在高位再卖出。

2、补仓

篇4

■看涨的非公募基金会

近年，由企业发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势头良好，2011年，非公募基金会1279家，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成为公益领域的重要力量。

这是非公募基金会在不到10年的发展生涯中，第一次超越了公募基金会的发展速度，其蓬勃发展的能力让人们再次感觉到非公募基金会的巨大潜质，于是，很多人对于非公募基金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寄予厚望，认为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势头会盖过公募基金会。

从2010年度全国性基金会年检情况看，非公募基金会逐步占据主导位置，数量有赶超公募基金会的势头。在抽取的40家基金会中，有21家为非公募基金会，占52.5％，公募基金会有19家，占47.5％。这40家基金会2010年度捐赠总额约为29.5亿元，其中公募基金会2010年度捐赠收入为20亿元，非公募基金会2010年度捐赠收入为9.5亿元。总的来说，公募基金会的平均规模和实力仍远远大于非公募基金会。

从基金会发展趋势来看，非公募基金会的绝对数量明显增加，规模稳步扩大，而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却主要体现在规模持续扩大。原因很简单，公募基金会数量毕竟有限，针对的领域主要是公共服务，资助领域特定；而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是企业出资设立，会根据不同的财团、家族，不同的偏好设立基金会，有不同的宗旨，不同的使命，着力解决企业关心的问题，这也导致了非公募基金会的多样性。

■内忧外患

《2010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非公募基金会总收入100多亿元；支出49亿元，其中公益支出47.6亿元。全国非公募基金会来自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达到92.02％，而全国公募基金会的该比例为89.45％。众所周知，公募基金会是可以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募捐的，而非公募基金会不得公开募捐，但结果却是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比例更高。

由此得出，非公募基金会在公益事业支出、捐助收入数额等方面的发展速度，逐步接近公募基金会。

事实证明，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仍处于起飞初期，此后的10到20年间，将是非公募基金会设立发展的。当然，非公募基金会崛起的背后，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富阶层迅猛发展的真实写照。私营企业剧增到200多万家、非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66％。

篇5

【关键词】公共危机 基金会 公益能力

21世纪以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尤其是2003年SARS危机以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公共危机治理成为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公共危机是指由于内外部高度不确定因素对社会共同利益以及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一种紧张状态和危险境况。如何有效治理公共危机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实践表明，各类基金会的踊跃参与已经成为政府进行公共危机治理时的重要补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基金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根据我国2004年3月8日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所称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盈利性法人。实践证明，基金会在公共危机治理功不可没，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表现在：

（一）提供物力支持，补充政府的不足

公共危机的发生很难预测，即便是人、财、物力充足的政府，也往往由于危机的突发性在短时期内出现物资紧缺以及供应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全民动员，发挥社会各领域力量应对危机。而基金会的主要职责就是筹集物资，在物资供应方面能够补充政府不足。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许多基金会踊跃筹资救助灾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累计募款接近4000万；李嘉诚基金会灾后立即启动三轮计划援助灾区，地震发生次日就宣布捐款人民币3000万等等。可见基金会已成为政府在灾难和危机治理中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

（二）能够直接提供人力支持，同社会良好沟通

虽然基金会仅能做到很少一部分人参加到危机治理中，但也是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基金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在人力方面会进行大力支援并与社会进行及时有效的互动沟通。例如，2010年青海玉树大地震，中国扶贫基金会立刻组织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为灾区进行募捐活动，随后又派出工作人员前往灾区，对前一阶段的救援工作进行回访、检查，及时与当地的民政部等组织取得联系，并联手当地的基金会及时获取准确信息，争取第一时间将救灾物资运送到灾区。

（三）弥补公共卫生以及教育等资源配置的失衡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公共资源配置极不平衡。而这一点直接导致公共危机治理中对灾区卫生及教育等公共资源供给的紧张。而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基金会，能够灵活而有针对的将卫生及教育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领域，努力实现资源配置均衡。例如，2003年非典期间，香港霍英东基金会向广东捐赠2000万人民币用于抗击“非典”的科研攻关、医疗机构的临床救治及奖励一线医务人员。汶川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立即援助灾区7000套活动板房，解决28000至42000名居民、学生的安置问题。

（四）提供周到、全面、细致入微的“软服务”

公共危机的影响广泛，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灾后重建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实物救济外，还包括对灾区民众的心灵秩序、伦理秩序、社会秩序等“软件”的重建。以汶川大地震为例，仅对居民的吃、穿、住、用、行等的安置，就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再加上灾害所造成孤、残、病、幼等要进行安抚与照顾，对他们尤其需要关心与呵护。政府就很难对每个家庭每个个体给予细致的、个性化的关怀和援助。而作为民间组织的基金会做到这点就相对容易。比如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组织志愿者对灾区孩子进行心理辅导，指导帮助他们释放心理的恐惧和不适感，同时对灾区百姓进行防灾防疫紧急培训等等。

二、公共危机治理中基金会存在的不足

基金会在危机治理中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我国的基金会组织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当前基金会在危机治理的参与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数量少，规模小

2005年，美国各类基金会共有71095家，美国各类基金会资产总额约5506亿美元，平均资产为774.39万美元。数量多且总体规模大，使得美国基金会活跃在包括公共危机治理在内的各项社会事务中，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在我国，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慈善蓝皮书》，共有各类基金会1843家，拥有资产约210亿人民币。相比之下，我国基金会在数量以及规模上存在严重不足。直接限制了基金会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以及能力发挥。

（二）公益能力不强

我国大多数基金会在面向社会独立筹资时能力有限，只能借助政府及上级部门的行政指令募集到少量资金，在设计公益事业项目，开展公益资助方面缺乏自主性。许多基金会的活动也只停留在爱心互助的水平上，很少对社会深层次问题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组织长久的公益目标。因此，当公共危机发生，只有少数几个规模大，财力雄厚的基金会经常出现的危机治理的台前与幕后，更多基金会自主性缺失以及公益能力不强导致其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只能担任筹集资金这样的简单角色，只是一个媒介，一个物资中转站。其他能力不能充分展现。

（三）资金管理缺乏透明度，公信力不强

内部财务管理不规范，透明度不够也是我国基金会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基金会不愿意提供资金的筹集和使用情况，而这恰恰是公众和政府最关心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曾说：“中国慈善组织的账目基本上是不对外公开的，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再加上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很容易引起内部腐败行为的发生，使人们对此产生信任危机”。应对公共危机时的善款数额都比较大，对这样大笔资金的来与去，如果不能做到透明、公示，直接影响到捐款人及潜在捐款人捐款积极性。

（四）公民对基金会的认识观念落后

基金会在我国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公众对基金会的目的、运作方式、作用等还缺乏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多年的计划经济，政府几乎包揽了社会所有事务，导致公众遭遇公共危机时，习惯使然首先想到的仍是求助于政府。对于通过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来达到灾害救助的方式还缺乏理解和支持，甚至不予接受。加上传统的家族观念、守财观念一向浓厚，很多人惯于为己守财、为子守财。这种传统习惯的存在为社会慈善大环境的形成增添了难度。即使在今天，对捐赠还是带有“即时性”的特点。即只是被某种情境，场面所感染而即时捐赠的，缺乏长期的、计划性。

三、发挥好基金会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作用的建议

（一）扩大规模和数量

鼓励各种形式的基金会的发展。政府层面应给予更多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建议各级民政部门简化注册登记的程序，同时改革传统的“每个基金会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降低准入门槛，变“限制”为“鼓励”。与此同时，基金会也应该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对内部人、财、物的管理水平，从而不断发展壮大。宽松的政策环境，科学的现代化管理，能够使更多基金会更好的投身于公共危机治理之中。

（二）增强公益能力

基金会的公益能力主要指的是筹集资金，开展各种公益活动的能力。公益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宣传组织宗旨，介绍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情况，吸引广大公众为应对危机而募捐，鼓励志愿者的参与。如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李宇春联手举行了“玉米爱心基金”募捐活动，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短短几天时间，就为四川省都江堰卫生院灾后重建募集善款100多万，上千人参与了捐款，社会反响热烈。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与国际慈善组织的合作，在与国际基金会交流与合作中不断汲取经验和教训，借鉴和学习国外基金会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先进方法与宝贵经验，使我国基金会的公益能力不断向上提升。

（三）加强对捐赠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增强公信力建设

首先，基金会应推行财务管理的公开、透明、专业化运行。主动对财务账目进行公开，前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王振耀提出“三段论”标准。第一个等级是公布捐款数量；第二个等级是公布捐款运用的进展，并对捐款人及时回馈；第三个等级是信息的分类、加工，生产出相应的信息产品。其次，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进行审计工作。例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率先在捐助项目进行期间邀请国家审计署进行监督，之后又邀请“中维会计师”事务所提前进驻，开始对“5.12”地震救灾捐赠款物接受和拨付过程进行监督和后期审计工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该组织表示接受公众的广泛监督和支持。通过这些举措，增加基金会资金管理的透明度，让公众知晓以及了解基金会的工作流程和日常的管理活动，提高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上的信誉、地位，从而提升公信力。

（四）更新公众慈善观念，构建社会慈善氛围

基金会在我国时间相对较短，其生存与发展需要公众的了解与支持，需要良好的社会慈善氛围。而这些单靠公民个人或政府一方无法完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期内形成，它需要政府、企业、公民、基金会通力配合，长期互动。其中，政府一方面应该通过变革和完善现有制度，形成有利于基金会的成长环境，一方面要通过其政治权威和宣传工具在全社会倡导志愿精神；企业要增强其社会责任感，积极与基金会合作，努力实现其社会公益价值。公民个人要提高个人公德心与使命感，改变传统观念，支持和接受基金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活动。基金会组织要通过提高其公益服务水平，提高内部管理水平，提高资金运作的透明性，提高其社会公信力来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参与。所有这些，都是构建基金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慈善氛围。

四、结语

基金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要具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健全，二是基金会组织的成长与成熟。对于我国来说，基金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相对很短暂，其发展壮大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有赖于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我国的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自然很多，但其在参与包括公共危机治理在内的诸多社会事务中，已经显示出强大的能量，发展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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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红梅.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0）.

篇6

从卡耐基到洛克菲勒，从福特到凯洛格，从索罗斯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如今全球范围内各种类型和级别的基金会在社区服务、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药卫生、教育以及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域，发挥着最为积极的作用，影响几乎遍及全球每个角落。

如今的国人对基金会并不陌生，在救灾、扶贫、助教等领域经常能看到国内大型公募基金会和众多非公募基金会的身影。但与欧美国家里数量众多、发展多年、成熟完善的基金会相比，国内的基金会尚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美国的基金会是全球实力最强、领域最广、影响最大的，“向贫困的根源开战”是美国以及全球公益事业的核心思想。在这种

观念的引导下，医疗和教育两大领域是基金会经常资助的对象。在国外，由基金会创办管理学校、医院是司空见惯，但在国内由于所有权、审批等体制问题的限制，这样的探索和尝试仍是困难重重，惠民基金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探索中成长。

成立于2008 年12 月的北京市惠民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批准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公募基金会。自创立之日起，惠民基金会就致力于弥补国内医疗卫生领域内的短板。在成立近五年时间里，惠民基金会搭建了国内首个地区性医药联动宣教平台；历史上首次按照临床实际用药需求、将中成药按照西医病种分类，系统总结临床专家中成药用药经验编写了《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免费赠送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和全国65 万农村卫生室；通过社会公益组织吸收社会资本的方式，创办了中国首家中医特色儿童专科医院，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等等。

与国家背景、资金雄厚的公募基金会不同，源于民间的惠民基金会在社会组织参与医疗卫生事业领域进行着积极的探索，成为新医改全局中的一项有益尝试。

医药联动宣教平台：

让预防走在治疗之前

宣教平台采用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与北京医疗机构联动的形式，以北京市的18 个区县为单位，基本形成了以药品生产企业和临床合理用药的权威专家为主讲人，针对各级医疗机构在用药中的困惑和焦点、热点问题进行现场宣传讲解的活动模式。

2009 年中，在非典阴霾消散六年之后，一场甲型H1N1 流感再次席卷全球。美国、阿根廷、意大利、法国都先后成为重灾区，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国内的数字也每天都在增加，到年末时内地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万人，死亡四百余人。经历过非典疫灾的国人，多心有余悸，社会气氛一度极为紧张。

2009 年10 月卫生部印发了《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2009 年第三版）》，方案中详细说明了甲型H1N1 流感病毒的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征，包括其对乙醇、碘伏、碘酊等常用消毒剂敏感；对热敏感，56℃条件下30分钟可灭病毒；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也可通过口腔、鼻腔、眼睛等处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等传播途径；以及中西医的用药指南。

然而文件下发后，多是在相关主管部门和医院等医疗机构内部传递，即使传递到药店、居委会，但由于内容比较专业，最终也没能在最需要相关知识的社会民众中间产生应有的效果。

这一点引起了惠民基金会理事长惠鲁生的注意。曾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惠鲁生凭着多年在医药卫生领域内的工作经验，清楚的意识到从专业角度为民众解读这项文件的重要意义。于是，她带领着基金会的同事们紧锣密鼓的操办了起来。

“当时经过与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沟通，由北京18 个区县的卫生部门和药监部门各派一个代表作为平台的联络员，负责相关的协调衔接工作。平台本身是一个民间机构，办公室设在基金会。我们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于2010 年1 月在北京建立了全国首个由政府支持医药联动工作的宣传教育平台。”惠鲁生在采访中对《中国民商》记者回忆说。

平台正式成立后，基金会马上着手开展了首项工作，暨免费向北京市3000 余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和全科医生、5400 多家零售药店店长和执业药师、近3000 家城区居委会负责人全面培训甲型H1N1 流感的防治知识。当时，惠民基金会邀请了卫生部甲型H1N1 流感临床专家组成员、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曹志新教授全面解读卫生部《甲型H1N1 流感诊疗方案（2009 年第三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甲型H1N1 流感临床专家组成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刘清泉教授全面培训了甲型H1N1 流感诊断与防治中药的合理使用。

“平台刚成立就要进行对H1N1 甲流的培训，那时候我们是拿着名单一家家给医院、药店、居委会打电话联系，最后培训一共做了三场，我们租了北京剧院，能容纳一千人左右的大厅座无虚席，反响空前。”医药联动宣教平台项目主任李玲回忆道，“有个药店老板在培训之后对我说，他是凌晨三四点钟从房山出发，赶来参加培训的。虽然他经营药店很多年，但以前都不知道藿香正气是一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药，听完培训的收获特别大。”

如果说惠民基金会自成立开始到2010 年的一年多时间里，还是抱着学习和摸索的态度，主要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小范围项目的话，那么这次培训让惠鲁生和她的同仁们增强了信心，他们看清了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要我们贴近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大局、贴近市场和群众的需求，就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欢迎。”

此后，宣教平台组织了母婴健康知识讲堂、合理使用中成药培训、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研讨等多项活动，采用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与北京医疗机构联动的形式，以北京市的18 个区县为单位，基本形成了以药品生产企业和临床合理用药的权威专家为主讲人，针对各级医疗机构在用药中的困惑和焦点、热点问题进行现场宣传讲解的活动模式。如今，对北京地区各级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社区居委会进行合理用药培训、咨询等服务已经成为基金会医药联动宣教平台的常态活动。

在他们看来，平台要实现提高科学合理用药水平、保障市民用药安全有效的最终目标，最好的方式就是定期面对向社会公众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按照中医治未病的理念，让预防走在治疗之前。

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

让企业、民众、政府信息共享

惠鲁生说，“我们技术平台的核心理念，就是由透明且信誉度较高的基金会搭建一个信息充分共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政府、医院与药企之间没有利益链条，我们在阳光下将民众对医药的社会需求与企业的商业诉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实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多赢。”

惠民基金会建立的第二个平台是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

搭建这个平台的念头源于基金会与比利时一家药企的“偶遇”。当时这家企业看好中国市场，准备在中国投资，但因为药品从研发到获取批号需要巨额投入和较长的周期，而企业在决定某项研发前不知道应该向什么部门申请技术咨询，也没有途径全面了解中国的技术水平、市场需求和饱和度等关键信息，投资一直举步不前。

此后，惠鲁生与国内外的多家药企、医药专家和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和讨论，论证了建立技术支持平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010 年末惠民基金会的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应运而生。平台具有一般商业咨询机构难以超越的优势，通过广泛的社会资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起了常态的交流平台；惠民基金会整合专家资源及权威技术，为企业提供完善的技术和专业化服务；促成政府、企业以及公众共享准确性、权威性和实效性强的信息。

企业的积极性与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机融合，政府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全局性需求、医药健康产品的生产经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市场需求以及公众基本公共卫生与健康需求在这里找到结合点，共享资源、共襄义举、共谋长远、共赢未来。

为了将这个极为专业的平台工作解释得比较通俗易懂，惠鲁生以平台正在研究推广的基因芯片检测技术项目为例子，给记者介绍起来。

作为唯一可以实现早查早治的癌症，宫颈癌的预防和治疗近年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现在国内一家企业自主研发出了基因芯片检测技术， 在“2009 中国检验医学年度评选”活动中，荣获“十大先进试剂”称号。该技术能够大幅提高检测率，帮助患者发现主要的致病原因，为患者治疗提供最准确的依据。

“我们应该发挥医药联动平台的作用，先让平台上的专家论证这个技术的临床效果，一旦证实药物或者技术的先进性和有效性，就要通过平台将其宣传出去，让更多的医疗机构知道这个信息，关注这种技术。如果有更多的医院采用这种技术为百姓服务，我们能更早、更准确的治疗癌症，这将是利民的大好事、大实事，也正是我们这个平台成立的初衷和目标。”惠鲁生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

惠鲁生说，“技术平台的核心理念，就是由透明且信誉度较高的基金会搭建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政府、医院与药企之间没有利益链条，我们在阳光下将民众对医药的社会需求与企业的商业诉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实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多赢。”

医药卫生书刊平台：

培养 “健康守门人”

基金会组织全国著名临床医学和药学专家编著《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免费发放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后，又向全国65 万个农村卫生室赠书。对于书刊项目平台，惠鲁生有太多的想法，比如为在世的每位国宝级的老中医著书立说，将其一生的经验和独家药方传承下去，最后做成系列专著等等。每个想法都来源于她对医疗卫生领域内问题从不间断的思考，以及对公众健康的无限关注。

医疗是一个涉及医生、医院、药企等多个主体的综合领域，医与药之间的交流沟通、协同治理不够充分。

曾担任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惠鲁生，因代表药监局参加国务院医改小组工作，常与卫生部、各大医院、医生专家座谈，因此对医药两家都颇为熟悉。多年的工作和调研接触，让惠鲁生警醒的认识到了“西医用中成药是个大问题，甚至还是个‘没人管’的领域。”因此，在惠民基金会的工作中，她特别关注用药方面的问题，每次医药联动宣教平台邀请专家培训或者讲座前，她都与专家、医生一起进行交流和讨论。经多方意见和调查数据的汇总，证实了惠鲁生多年来的担忧。

2012 年国内中成药产量近300 万吨，现有上市中成药品种9000 余种，常用的也有1000 多种，这给临床医师合理使用中成药造成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临床使用中，75%的中成药是由西医医生开出的，西医对中成药的相关知识零散、不系统。存在辩证不足、剂量不分、用法用量不当等情况。有人曾对北京市18 家三级以上综合医院与部分中医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西医开具中成药处方不合格率高达43.7%。

面对这样令人震惊和担忧的现实，惠民基金会的第三个平台――书刊项目平台应运而生。基金会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领衔的全国著名临床医学和药学专家，根据中医理论，按照西医病种分类，总结近二十年来临床用药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几经修改补充，编写出了涵盖155 个病种、涉及680余种中成药，总计62 万字的《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

2011 年6 月，在免费发放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后，基金会又决定向全国65 万个农村卫生室进行赠书活动。同时，基金会的医药联动宣教平台也启动了对北京市各区县卫生局主管局长、医政科长、科教科长，二、三级医院主管院长、医务处长等500人的培训。

最近，书刊项目平台正在进行这本书的修订版撰写工作，在向医生采集修改意见时，很多西医注册医师都认为读本内容简练，查阅方便，他们一般就放在案头或者随身携带，对西医临床医师合理使用中成药，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还有很多华人团体想出资，借修订的机会将其翻译成英文，赠送给海外的华人。

对于书刊项目平台，惠鲁生有太多的想法，比如说为在世的每位国宝级的老中医著书立说、将其一生的经验和独家药方传承下去，最后做成系列专著等等。每个想法都来源于她对医疗卫生领域内问题从不间断的思考，以及对公众健康的无限关注。

已经66 岁的惠鲁生精力充沛，让年轻人都自愧不如。似乎永远充满活力与动力的她坚持走在一线，与基金会的同事们一道将《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送到边远地区的卫生院中。在走访多个大山沟里的乡村后，惠鲁生萌发了一个新想法，要给这些缺医少药的乡村培养一个“健康守门人”。

“我们到的一些乡村是在大山里，一共可能有300 多户，政府能为此派个医生去吗？不太可能。而且即便是医生去了也留不下、提高不了、生存不下去。我受父辈的影响，做事就从实际出发，准备募集一批资金、开展一个项目。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的村落里，由本地村民自己投票选举一名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德行兼备的孩子，由基金会将其送到专业学校培训三年，使其掌握一些基本的实用医学技术，会使用基本药物治疗一些常见的病痛。待其学成后，就作为本地的卫生员回到家乡，既能留得住也能造福乡里。培训之后，每年基金会还会进行考评，对成绩优异的，基金会要进行表彰，可以给他提供更多业务培训的机会；给其所在的卫生所赠送相关机器设备；甚至可以为他培训副手，培养接班人，壮大农村医疗服务人员的队伍。这叫离土不离乡。”惠鲁生向记者条条款款的分析了这个还在构想中的项目，在记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待实施了。

惠泽四海为民生

在惠鲁生看来，目前医改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守市场的规则，打造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运用优惠政策的引导，让社会资本真正能够进入医疗行业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国家要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

惠民基金会旗下有两家实体医院，一个是由基金会参与重组的炎黄中医医院，另外一个就是突破现有医疗体制，通过社会公益组织――惠民基金会来吸收社会资本，创办的中国首家中医特色儿童专科医院――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

谈到创办惠民中医儿童医院的初衷，一直乐观善谈的惠鲁生在采访中第一次流露出了痛心的神色。

“我去过很多基层卫生室，看到输液室里满是打点滴的孩子。只是感冒或者咳嗽，完全可以用中医手法或者中药来治疗，大量抗生素可能会损坏孩子弱小身体内的器官和系统，是不可取的。儿科在综合医院得不到足够重视，中医儿科更是如此。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替孩子和家长们痛心。”惠鲁生对记者说，惠民中医儿童医院就是要整合全国最优秀的中医儿科专家资源，围绕中医儿科特色病种，打造专剂、专科、专病、专药，把濒临失传的中医儿科非药物治疗整合、汇总、传承。

“这也是解决传承的大问题，中医是我国的国粹，名老中医的行医经验是中医药学中的宝贵财富。现在国内名老中医多数年事已高，他们的宝贵经验亟需抢救保留。我们要以民间的基金会和医院为依托，挖掘和保护

这些名老中医名方、秘方、验案以及非药物治疗手法的知识产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将一身本领都倾囊传授，让中医的精华得以传承下去。”

尽管在国际上以第三方社会公益组织来举办医院的做法已经很通行，但在中国还并不普遍。因此，惠民基金会以其为主导来吸收社会资本，将基金会与企业组织创造性的结合起来，举办医疗机构可以称得上是一项突破体制的尝试。

虽然由于体制问题，惠民中医儿童医院还没有得到医保定点医院的资质，没有政策的支持，医院只能租用商用房，按照商业用水、用电的标准缴纳相关费用，但其从未停止探索创新运行机制的努力。目前儿童医院已经与国际上多家知名商业保险机构建立了合作，为患者提供医疗诊疗的差异化服务，参加保险的患者就诊时不用付现金，其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

“很多人对青年发展基金会的了解很少，但其发起的‘希望工程’已经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个好的项目，从某种角度上可以代表这个基金会的品牌。”惠鲁生说。因此，基金会致力于将惠民中医儿童医院打造成为一个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医儿科诊疗平台。这也符合其自始确立的定位标准，即坚持为政府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全局性需求服务；为医药、健康产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市场需求服务；为公众基本公共卫生与健康需求服务。

从主政到亲自参与、从主管到被管，惠鲁生对中国的医疗体制现状和未来改革的方向，思考良多。“现在中国医疗市场就是两个大问题，一是总量不足，二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总量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政府财政无力大包大揽，但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政策执行仍有差距。资源配置不合理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医疗资源向大医院集中，向中心城市集中，主要表现为现在医疗改革最困难的部分――公立医院的改革。所以，目前医改最重要的问题，就应该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守市场的规则，打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国家要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同时，运用优惠政策的引导，让社会资本真正能够进入医疗行业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

篇7

您好！首先感谢您多年来对惠安郑氏宗亲教育事业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今天的教育，是明天发展的基石。为了惠安的明天更辉煌，为了惠安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为了尊师重教成为每个惠安郑氏宗亲的自觉行动，我们倡议成立“惠安郑氏奖学助学基金会”，为掀起政府重教、社会助教、老师乐教、学生勤学的新风尚，创造惠安教育事业的新辉煌。

基金会的宗旨是以发展公益事业为目的，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奉献爱心，共同促进惠安郑氏宗亲教育事业的发展，激励惠安郑氏学子勤奋学习，成为祖国栋梁之材。基金会执行《惠安郑氏奖学助学基金会章程》的要求，选举成立“惠安郑氏奖学助学基金会理事会”。理事会管理基金会，制定、修改、核审奖学助学金发放标准。基金会的资金严格实行理事会专管专用，独立账户，全部用于奖励高考期间品学兼优的学生和扶持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高中以上的在校学生。

积善成德功垂千秋，助人成才惠及万代。授人玫瑰，手有余香。谨此，我们向在全国各地的惠安籍成功人士，向热心于教育事业的爱心人士、社会贤达、企事业单位的朋友们发出真诚的呼唤，伸出您的援手，献出您的爱心，踊跃捐款，为惠安郑氏宗亲谋福利，为惠安郑氏学子的成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我们的惠安郑氏奖学助学基金会注入您的真挚情怀！

伸出您的手，伸出我的手，让我们手挽手铸成爱的长城；您捐一分钱，我捐一分钱，让涓涓细流汇成爱的暧流；您尽一份心，我出一份力，让我们共同托起惠安明天的太阳！

您的慷慨解囊，将被社会铭记；您的乐善好施，将永远被他人尊重；您的义举善行，将激发教与学的进步；您的援助之手，将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份感动，也为您的生活增添一份温馨。您撒下的是点滴温情，成就的却是高尚人生！

也许您并不富裕，但广厦万千，众匠所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惠安郑氏的历史上，将镌刻有您奖学助学的芳名。悠悠万事、助人为善；茫茫人生，慈悲为怀。爱心温暖他人，慈善泽被桑梓。

我们真诚期待，关心、支持惠安教育事业的您，将倾情奉献、热心捐赠。我们坚信：有您的鼎力襄助，有您的诚挚关心，惠安郑氏奖学助学基金会一定会蓬勃发展，惠安教育事业的明天将会更加绚丽多彩！

篇8

米兰展馆建筑项目由雷姆・库哈斯领衔的OMA构思设计，全面扩展建筑的空间类型学，用于展示艺术作品并与公众共享。新展馆采用组合式建筑结构，将现有的七座建筑与三个全新结构――平台、影院与塔楼――结合在一起。新展馆由始建于1910年代的一座酿酒厂改造而成。Prada基金会创办于1993年，致力于举办现代艺术展览以及建筑、电影和哲学项目，因此而成为解析当代精神的前哨。这座建筑通过灵活手法探索不同的兴趣与研究项目，以“文化是一种有效的知识与学习工具”作为基础理念。Prada基金会采用开放结构，其项目是基金会不同部门之间理念碰撞的结果。

由塞尔瓦托・塞提斯和安娜・安圭索拉共同策划的展览“连续的经典”与由塞尔瓦托・塞提斯和大卫・加斯帕洛同策划的“移动的经典”，将于今年夏季将基金会的两座展馆完美结合在一起。两场展览均由OMA设计展品陈列，致力于解析连续主题，展示经典艺术品的复制品，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至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希腊-罗马雕像的小型复制品。基金会米兰展馆举办了三个不同的展览项目，将Prada收藏作为研究和调查工具。

影院部分则举办了“罗曼・波兰斯基：我的灵感之源”项目。这部纪录片由罗曼・波兰斯基为Prada基金会构思，由劳伦特・博泽瑞执导。影院前厅展示卢西奥・丰塔纳的历史性作品。影院地下室展示托马斯・迪曼德的永久装置作品“怪诞的过程”，该作品曾于2007年在威尼斯首次亮相。通过“怪诞的过程”，公众可以探索迪曼德的著名摄影“洞穴”诞生之前的不同阶段。位于建筑群中心的“鬼屋”是一座四层建筑，这处偏僻空间展示了罗伯特・戈伯尔创作的永久装置作品以及路易斯・布尔茹瓦的两部作品。楼上则展示了戈伯尔的作品，追溯了人类与童年以及身体部位的联系，与二楼展示的路易斯・布尔茹瓦的“服装”和“单身三”相呼应。在米兰新展馆开馆之际，由安德里亚・索罗明斯基创作的现代艺术干预作品“作为自然精神的书籍的诞生”也向公众展出。

Rihanna出镜Dior广告大片

乐坛小天后Rihanna近日成为Dior最新广告大片“秘密花园IV”主角，Dior最新广告大片由摄影师Steven Klein掌镜，在法国凡尔赛宫完成全部拍摄。Rihanna此次造型由Mel Ottenberg倾力打造，服装来自去年12月Dior东京Esprit Dior系列。Dior首席执行官Sidney Toledano对其赞不绝口：“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她拥有绝对优雅的气质，只是没想到她居然能带给我们这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我们非常欣赏这一点。”

H&M x Balmain合作系列11月面世

美国拉斯维加斯Billboard公告牌音乐大奖颁奖典礼上，Balmain创意总监Olivier Rousteing宣布了品牌将与H&M联手推出合作系列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H&M官方随即也在Twitter上确认这一消息，并有Kendall Jenner和Jourdan Dunn两位国际超模出席颁奖典礼，当天所穿的也正是将在H&M出售的“Balmain时装”，H&M品牌此次特邀Olivier Rousteing负责设计男女装、鞋履和配饰，并计划在官网和各大旗舰店同步发售。

提奥・詹姆斯担任HUGO BOSS香水代言

BOSS 香水即将推出一款独特迷人并具阳刚气质的男性香水， 并且宣布与好莱坞三部曲系列电影《分歧者》主演明星提奥・詹姆斯签约。 提奥・詹姆斯自此加入由广受赞誉的演员组成的BOSS香水品牌形象大使行列，并将出现在最新全球广告大片中。詹姆斯富有智慧与魅力，他是现代 BOSS 男性的形象化身，充满力量和信心，他的魅力不仅吸引了他身边的人们，更令所有观众难以抗拒。

Louis Vuitton将丧失棋盘格专利

近日，欧盟常设法院取消了Louis Vuitton使用其素色大方格棋盘图案商标的专利权。欧盟常设法院审议通过了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的上诉，LV品牌棋盘格图案标志商标被判决无效。法院方面认为棋盘格图案设计太过普通，不能被某一品牌专有。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指出“棋盘格图案被普遍认为太基础、太大众化，设计元素过于简单并且已经在多种商品装饰中被广泛使用。而LV品牌棋盘格商标由于缺乏能把它与其他棋盘格表现形式区分开来的特质，不符合商标所需的‘辨识度’和‘原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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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可口可乐中国区董事长陈奇伟找到中国青基会，决定支持希望工程。我问他为何主动找上门？他说：希望工程几乎人人捐款，可口可乐怎能例外？从此，可口可乐与青基会合作20年不辍，捐款总额近2亿元人民币。中国青基会的所有公益创新项目背后，几乎都有可口可乐的影子。

个人自愿捐款，是为公益项目穿透心灵的力量所打动，心之所系，自然乐善好施；常态下的企业捐款，往往也是看到公益项目支持者众，得人心、有人气，跟着人心走，往人气旺的地方凑热闹。盖因人心、人气与市场呈正向关系。由是，判断一个公益项目、一个公益机构的优劣，最根本的标准是看他是否获得了普通大众的支持，是否形成了自己忠实的拥护群。一个公益机构和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端赖于此。

在过去的两年内，公益“黑马”、记者邓飞相继发动了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等6个公益项目，其中免费午餐和大病医保基金分别筹得5725万和1445万元。直接给邓飞公益团队捐款和策应合作募款活动的网民，远远超过了1000万。今年5月的“公益一小时”活动，就有超过58万网民参加。这个活动由邓飞与百度联合发起，网民只需在百度首页点击送祝福，百度联盟与中国平安保险就会以网友的名义为大病医保捐赠3.75元。网民在一小时内送出的祝福，就让邓飞团队近220万元捐赠入账。

邓飞的成功，因其身为调查记者对于社会问题天然的敏感性；因其背后有500多名记者朋友的助力；因其新媒体的运用；因其资源整合能力；因其公开透明……等等这些，媒体都有过充分报道、评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名《凤凰周刊》的记者，做这么多公益项目，募集这么多捐款，他的合法性来自哪里？

这就要转向本文的主题―基金会的作用。

邓飞的“微博打拐公益基金”“免费午餐基金”和“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基金”，分别建立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社福会”）和中华儿童少年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华儿慈会”）。这三家都是民政部直接主管的公募基金会。邓飞的聪明在于，他要找到政府背景硬的机构挂靠，寻求合法安全，而这些机构又要有支持民间公益的情怀和开放创新的理念。经过充分交流讨论，邓飞与三家基金会达成合作―他分别成为三家基金会三个专项基金的负责人，以基金会的身份开展募捐活动，并接受监督管理。

邓飞寻求合作的三家基金会，均属成立和运行时间较短的新牌基金会。作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他们都有面向全国募捐的优势，这也是一种特权和稀缺资源。但一个新基金会要培育出对社会公众有影响力、能够吸引捐款的好项目，亦非朝夕之功。于是，选择优秀民间公益项目合作，与之共享公募权，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就成了这些基金会的最佳选择。当然，做选择的背后，少不了创新的意识和承担风险的勇气。

合作，令邓飞这位毫无官方背景的草根人士如虎添翼，一飞冲天；合作，也给开张不久、缺乏资源优势和社会影响力的基金会带来了火爆人气和源源不断的捐款。上述公益合作模式的出现，让公众得以在充分享有信息、充分自主判断、完全自愿的前提下选择捐赠项目，通过具有公募权的机构，借助专业项目团队，把爱心传递给需求人群，实现有效公益。这岂止是合作两方的双赢，实乃项目发动者、合作机构、受益群体、社会和整个公益行业的多方共赢。

长期以来，公募基金会习惯于动员企业大客户的捐款，投向政府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项目，为政府拾遗补阙。与国外慈善捐赠主要来自个人不同，中国的慈善捐赠大头来自企业。企业一般喜欢给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捐款，而不是选择草根组织。这就形成了政府、公募基金会和企业捐赠人的利益“铁三角”。基金会与草根NGO之间缺乏合作，很难实现资源对接，造成公益生态链的断裂。这是我国民间公益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民政部《2012年社会服务统计报告》，在全部49.9万家社会组织中，公募、非公募基金会一共只有3029家，但在当年全国578.8亿元的社会捐赠总额中，基金会接受捐款为305.7亿，占53%。问题是，基金会的捐款优势并没有成为支持草根NGO发展的力量，基金会投入草根NGO的资源怎么算也不会超过1%。究其原因，除了大量资源流向政府外，多数基金会是自己筹款，自己做事。这原本无可厚非，有一些机构事情做得非常漂亮，如非公募的真爱梦想基金会、爱佑华夏基金会、西部阳光教育基金会，其项目运作和管理水平在业内堪称典范。

在讨论《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时，业内人士对基金会行政管理经费不能突破10%以内限额的质疑声很高。就运作型基金会而言，自己筹钱管钱做事，10%的管理成本显然是不够的。国外基金会以资助型为主，基金会一般不自己直接做项目，管理成本在10%20%之间。或许基金会条例在制定时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将其设定为资助型机构。

中国3000多家基金会，资助型基金会仅以个位计。这反映了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创新空间。

篇10

耕耘夕阳 共建和谐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然而同一屋檐下的老人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一些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对于生活照料的需求量大，而另一些身体条件相对较好、生活大多自理的老人，则更希望得到精神生活上的帮助。

杨浦区分会积极开展“夕阳耕耘地”项目，通过对全区内养老机构的调研和问卷调查，梳理和记录了养老机构内住养老人的情况，了解老人的基本情况及需求类型，并整理成一手资料。着重对其中基本自理的老人开展了项目运作。

健康讲座：依托养老机构开展老年健康教育培训，提升老人的身心健康水平。

重建兴趣小组：在全区2679名全自理的住养老人中开展兴趣小组活动，确保老年人获得方便、灵活、多样化的教育服务。

专业化指导：邀请专业老师对15家机构老年人学习团队定期开展上门指导，并参与其开展的各类活动，在提升团队专业能力的同时，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老年学校文艺汇演：开展学习成果展示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展示交流的机会和平台，以实现其自我满足的需求和贡献的需求。

这一系列的活动，使得养老机构建立了自己的机构文化，也提升了老人对机构的归属感。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兴趣小组和活动展示，通过文艺演出、健康讲座等，老人们也形成了良好的自主积极活动的心态，营造了乐观的活动氛围，也构建出了更为和谐的机构住养生活圈。这份和谐不仅来自于老人们和志愿者之间，更来自于老人与老人、老人和护理人员、老人和家属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随着项目的深入展开，分会也将针对机构内的老人高龄又体弱的生理特点，通过循序渐进的活动，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服务，帮助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让他们可以更好地在机构内生活。

心理关怀 牵牵有爱

城市老龄化的脚步在不断加快，老年人对于各种服务的需求日渐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物质需求，有着身体上被照顾的需求，更渴望在精神生活方面得到满足。根据一项调查显示，85%的老年人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老年人在面对职业生涯的结束、体力和精力的日渐衰退、经济收入减少、人际交往圈变窄以及亲友亡故等情况时，很容易产生悲观情绪，其中的一些人就有可能患上抑郁症并导致自杀等更为严重的后果。

于是分会在2014年7月启动了“牵牵爱――老年人心理关怀服务项目”，通过为老人提供心理关怀与支持服务；积极探索推进为老服务工作，依托志愿者、专业社工以及专业心理师为社区有心理健康需求的老人提供上门关爱、心理咨询以及主题活动，同时，有效利用社区资源，在社区内编织一张“爱”的大网，让更多的人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从而在整个社区范围内推进、倡导孝亲敬老的理念。

平凉、五角场、延吉社区的60名志愿者与300名有心理健康需求的老人形成结对关爱队伍，通过每月两次的上门走访，及时了解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疏导老年人的心理压力，及早发现和干预老年人的潜在心理问题，进一步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项目通过开展“老少同乐会”、“拥抱大自然”等主题活动，让社区内更多的老年人建立积极良好的生活态度，同时为社区内的老年人搭建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分会还邀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每月一次在各社区内开展心理咨询活动，40名不同需求的老人在心理咨询活动中得到有效的疏导，让社区内有心理健康需求的老年人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正确认知自我，摆正心态，提升生活质量。

“牵牵爱”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志愿者团队，他们用自己的爱心、耐心和热心服务于每一位老人，让社区内的老人深刻感受到了政府对于老年群体的关心程度，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感。

衣食住行 温暖人心

为了给予失智失能老年人更多的关爱，分会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正在推进在3个宜居社区内开展的“衣食住行”关爱大礼包项目，切切实实为失能失智老人送上生活所需，使老年人得到切切实实的帮助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