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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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国发展消费信贷有其特殊的市场背景：一是消费信贷作为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提高最终消费率的一种政策手段，具有很强的政策推动的特征；二是个人消费信贷在我国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产品，缺乏相应的管理风险的制度安排；三是作为消费信贷产品的供给者——国有商业银行，正处在市场化改革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国家既要求商业银行的信贷合约行为市场化，但同时又限制商业银行对信贷利率或其他某些合约变量的自主制定。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为区分不同风险类型的借款人，可通过组合不同的贷款利率、贷款抵押额和贷给概率等条件来设计信贷合约，以达到使借款人自发选择商业银行所期望的信贷合约的目的。而中国商业银行开展消费信贷业务是在利率限制、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缺失、消费者信贷担保资源、途径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为达到将高风险的借款人阻挡在消费信贷市场外，将低风险借款人保留在市场之中的目的，商业银行采取了单一的、高抵押的(或质押)、高进入壁垒(如繁琐手续、高准备费及服务群体圈定)的消费信贷合约供给。而这种消费信贷供给模式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是因为有以下的经济背景：一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8％)，消费者风险类型表现得不明显；二是中国消费信贷发展的历史还不长，传统的高储蓄习惯和政策限制使中国的部分消费者积蓄了一定的财富水平，能够满足商业银行较高的抵押要求。三是国家在住房、汽车、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制度改革，激发了人们对消费信贷的需求。

二、制度缺失下高抵押的消费信贷合约所隐含的系统性风险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这种单一的、高抵押的消费信贷合约供给是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一种客观选择，但从涉及消费信贷业务三方的国家—商业银行—消费者的整体效益来看，这种合约设计是低效的，因为其面临着发展困境，隐含着一定的金融风险：

首先，从宏观上看，在消费信贷合约中设置过高的担保要求，可能造成消费者有限的担保资源的浪费，因而是一种宏观上的非效率选择。从微观来看，随着我国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向不同类型的借款人提供单一的消费贷款合约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它使得低风险的借款人不愿承担太多的抵押担保和交易费用而退出市场，而高风险借款人则由于获得“信息租”而减少偿付，这将激励他们进入市场[2]，可能使银行蒙受更多的损失。

其次，要求信贷担保虽然可以节省商业银行的监督筛选成本，但是也造成了商业银行监督筛选激励不足，消费信贷合约设计过分依赖于担保来规避风险的问题。这在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易导致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即将所有的贷款损失都推由国家负担。而国家为防范其道德风险，必然会采取紧抓松放的行政干预手段，造成信贷政策的不连贯性，这不仅影响商业银行的长期发展规划，也影响了消费者对信贷政策的理性预期。

最后，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环境下，高抵押的信贷合约隐含的金融风险不可小视。1998年，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余额只有456亿元，到2004年6月末消费信贷余额已达17952亿元，近六年间增加了约40倍。其中，个人住房信贷余额13878亿元，占全部个人消费信贷余额的77.3％[3]；汽车消费信贷余额1833亿元，占10.2％；各项助学贷款余额75亿元，占0.4％。目前，我国各大商业银行的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率约为1％-2％，不良贷款约为138.78亿元—277.56亿元。虽然目前的不良贷款率很低，但从国际经验看，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一般是在发放贷款后3～8年中逐步显现。而我国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中，80％是2000年以后发放的，即只有20％的贷款开始进入第三年。因此，未来几年个人住房不良贷款很有可能陆续暴露。而汽车消费信贷的不良贷款率近几年已呈上升态势，据有关方面报道，截至2003年底，国内银行有超过945亿元的个人汽车贷款无法回收，不良贷款率超过50％[4]

目前，由于我国住房、汽车的二级交易市场发展还很不完善，市场参与者无法通过产权重组来分散和转移风险，商业银行持有的债权或抵押资产权会因不易变现而产生流动性风险。因此，抵押贷款需要相应的市场环境和支持体系，来分散其蕴含的金融风险。

三、管理风险的根本出路：金融制度创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市场手段来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甄别能力，是我国消费信贷顺利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如何增强中、低收入阶层的抵押担保能力，提高其承贷能力，是消费信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参考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现状，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1.基本制度安排：建立全国性的个人征信体系。

从消费信贷供给角度而言，个人信用制度是商业银行评估借款人、实施信贷监管以及控制消费信贷风险的基本制度安排。尽管个人信用制度无法完全消除消费信贷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是个人信用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消费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此外，个人信用制度内在地具有对违约者的惩戒作用。谨慎的银行家将会拒绝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借款人的消费贷款申请。个人信用制度的这种惩戒作用和共享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商业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利于商业银行识别借款人的风险类型，设计出分类的消费信贷合约目标。在中国，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受到社会的信息结构、法律制度环境、市场化发展程度的约束。从现实条件来看，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或相关措施的推动，任何一个企业要想建立起覆盖面广的个人信用信息库都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目前个人信息主要集中在各个政府部门以及国有银行和公用事业机构的情况下，政府运作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力量强制推动这种制度安排的实施。而且由于征信机构经营的是个人信用信息这种特殊产品，在当前相关法律缺失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的特殊监管与约束。因此，政府主导式的征信体系也许是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初始阶段的理性选择。

2.辅助措施：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型的个人信用担保体系。

由于我国缺乏充足的抵押担保途径，借款人在申请信贷时很难选择有效的担保形式，商业银行也难以为消费贷款实施有效的风险保障。因此，本文提出创建以政府机构为主的个人消费信贷担保、保险一体化的机制，以此来提高居民的承贷能力。

首先，成立各省市的个人信用担保机构。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日本政府的经验，成立抵押贷款担保机构，专门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抵押贷款担保。这些机构担保的购房者，首付的比例可以适当降低，贷款期限可以延长，可以实行一定的优惠利率政策；其次，采用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双重保证措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消费信贷只有与保险相结合才能获得发展。在法国，仅国家人寿保险公司就向800万借款人提供了借款保险。在信用消费最为流行的美国，向借款人提供保险成为最大的保险市场。目前，我国北京、上海、四川、厦门等地保险公司针对个人住房贷款保险的市场需求，也陆续推出了新险种，保险费率也有所降低，这种及时防范商业银行贷款风险、降低借款人负担的做法值得推广；最后，随着市场条件的成熟成立一批私营抵押贷款保险公司，形成一个以政府为主的全国性贷款抵押担保网，并在此基础上引进再担保保险机制。这种做法对分散一级抵押市场上的贷款风险，提高贷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促进住房信贷资产良性循环以及金融机构在二级市场上顺利转让债权或发行抵押债券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5]。

3.市场手段：逐步实现个人贷款利率市场化。

在消费信贷业务上逐步实现不同信用等级不同利率水平的市场化手段，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创新极大地弱化了利率管制的效果，利率逐步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大势所趋；二是由于个人信用交易的不确定性较低，其逃债的代价也较大，因此个人消费信贷作为一种风险相对较小的金融产品，可以优先尝试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三是全国性的个人征信体系为逐步实现个人贷款利率市场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对守信用的客户实施利率优惠，对不守信用的客户实施处罚，会产生社会正效应，提高社会的整体信用水平。

4.强制性约束机制：形成基本的消费信贷法律体系。

作为由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法律为诚信交易提供了强制性的约束机制。我们都知道，美国信用经济得以健康、快速地发展，与其配套的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分不开的。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20多年期间，美国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纷纷出台，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用管理立法框架体系，主要包括16项信用相关法律，如：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信用结账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平等信用机会法、诚实租赁法、银行平等竞争法等等。在这16项法案中，法律直接规范的目标都集中在规范授信、平等授信机会、保护个人隐私权，因此，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商、消费者资信调查、商账追收行业受到了直接和明确的法律约束[6]。

尽管在社会信誉的建立过程中，法律常常是缺位的，但法律作为维护信誉的底线作用不可低估。作为后发的国家，选择“规则优先”的法律改革方式，来推动法律体系的完善是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国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是以立法来推动个人信用制度建立，明确个人信用制度的管理部门，制定统一征信标准和征信办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建立信用惩罚机制等[6]。

5.补充机制：硬化社会信誉制度。

在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信誉制度的安排对于促进市场交易的进行就显得比较重要。信誉是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承诺值得信赖的程度，表现为他人对其偏好或行为可信性的概率[7]。在我国立法、执法环节落后，法律往往流于表面化的现状下，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励企业、个人讲诚信，也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到信贷领域，银行可以为信誉良好的长期客户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并在其出现流动性困难时得到银行的融资帮助；而对于那些出现在商业银行黑名单上的企业或个人，对其日后融资需求的惩罚性许诺必须是可信的和切实的。

参考文献：

［1］DeatonA.S.,J.Muellbauer.EconomicsConsumerBehavior［M］.NewYork：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16-28

［2］哈维尔·弗雷克斯，让·夏尔·罗歇著.刘锡良主译.微观银行学[M].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109-112

［3］徐平生.住房与教育支出过大，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年走低[N].上海证券报.2004年9月24日第4版

［4］张为文.汽车不良贷款率超过50％[N].经济观察报，2004年7月28日第5版

［5］刘萍.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探析[J].金融研究，2002(8)：105-110

篇2

关键词：成本分推制度创新农业制度变迁

农业二十多年制度变迁经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达到了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制度设计目的。但是制度安排时也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制度变迁成本分摊采取的向后累计推移目前已经到了非化解不可的地步，制度化的成本也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沿未制度化的成本又亟待制度化。可以说当前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制度创新成了整个农业制度变迁的突破口，这个问题不解决，新一轮农业制度变迁就无从着手。

一、制度变迁成本的一般分析

（一）制度变迁成本的类型

1、制度实施后成本。一是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有两层意思，制度变迁主体的政治风险和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社会政治风险，这种成本必须内部化。因为成本内部化是与改革收益内部化相对应的，作为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其改革是为了追求潜在的利润，当然其政治成本应内部化。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只要制度安排成功就可获得最大的租金，还可获得支持和巨大的政绩，甚至职位的提升，因此其改革成本理应由改革主体自行承担。二是制度更替引起的制度利益转换成本。一是旧制度下的能够获得的利益，在新制度安排后，被取消，这部分成本可以称之为新制度安排的机会成本；二是新制度安排后，由某些人承担了的费用，如农业制度变迁后，予以制度化的乡统筹、村提留。三是新制度安排后，未予以制度化的成本，可以在制度运行期间与制度化的费用一同由微观主体承担，也可以向后累计，找适当的时机予以分化解的成本。

2、制度实施成本。改革的实施成本包括公众的反对成本、协调成本、组织成本、试错成本、监督执行成本等，这部分成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改革主体直接相关的应内部化，与改革主体不直接相关的可以向外部转移，剩下的由政府从制度变迁收益中予以开支，改革没有成功的由政府完全承担。一是交易成本。二是协调成本。三是试错成本。四是组织实施的预期成本。五是制度设计成本。制度设计成本是在原有制度内酝酿、设计安排新制度应该花费的费用，这部分成本要在改革期间予以消化，这种消化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旧制度的框架下消化，打入旧制度的废弃成本中；另一种方式是在新制度建立后由新制度的收益一次性解决。制度设计成本不能向后推移累计，也不能由改革各主体分摊，更不能制度化。政府是制度设计成本的最终承担者。

（二）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的一般分析

从上述二类六种制度变迁成本来看，前三种成本要么在改革初期予以分摊，要么予以制度化，要么向外转移，只有第四种成本，即制度更替引起的制度利益转换成本才有可能向后累计。改革决策者在非制度化的成本与制度化的成本逐步解决还是向后累计的搏弈上，一般倾向于后者。而后者在分摊方式也有多种选择。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有多种方式，如制度化、向外转嫁、向后累计，改革主体内部化。对于改革主体来讲有向后累计或者制度化的偏好，对于改革客体则偏好向外转移。

1、内部制度化。内部制度化就是制度变迁的成本由制度约束和规范对象来承担，即由改革微观主体来承担，就是对制度变迁初尚未制度化的制度变迁成本重新用制度来规范，并由微观主体来承担。这种方式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微观主体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与改革初制度化相比，反对的程度较低，实施成本较低，是一种较理想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的分摊方式。

2、外部制度化。外部内部化就是由政府自己来承担，政府来承担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或者金融政策予以解决。政府承担就是的把相关制度的成本通过制度来规范，使成本分摊多元化（即全社会成员来负担，因为政府的收入来自于纳税人，外部内部化也就是把成本社会化），减少制度相关微观主体的负担。

3、向外转移。制度变迁累计成本向相关利益主体以外的人或者利益群体来承担，这种方式必须是“内部人”与“外部人”有一定的利益联系，“外部人”通过承担一定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能名极大的增进自身利益。这种制度变迁方式，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帮助建设基地、为农民提供服务，就属于这种类型。

4、政府一次性予以划转。就是把过去累计的成本，完全由政府一次性承担。如1998年粮食制度改革，各个粮食企业的亏损，挂帐停息就是由政府来承担。这种方式解决要政府有比较大的承受能力。

5、契约交易：即以制度未来的潜在利润换取制度累计成本。新制度的供给是因为有潜在利润或者租金的诱因，对于无法分摊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决策者可以出售潜在利润或者租金，来换取累计成本的化解。如农村公共品制度的累计成本就可以通过，出售公共品的潜在收益来分摊制度变迁成本。二、当前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障碍了新制度的供给

上一轮农业制度变迁成本主要是三种方式，一是制度化，由农民自己承担；二是向后累计，由以后的制度收益来弥补；三是尚未制度化的成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或者地方“土政策”，转由农民承担。制度化的成本本身就构筑了成本内在化的累增机制，向后累计的制度成本已经达到了制度变迁的极值点（或者临界点），非化解不可；尚未制度化的成本几乎成了各级政府和村级组织转嫁费用的“吸纳器”。

（一）制度化的制度变迁成本已经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1、统筹提留合法性和计提标准、方法受置疑.一是统筹提留费用从理论上讲，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即是地租，但是统筹提留中有些费用，如教育费附加，道路维护等费用，农民已经以税收的形式向国家交纳了，如果再以统筹提留的形式出现，就在实事上造成了重复纳税。二是统筹提留以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缴纳基数，造成了农民之间的负担不均衡。按照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表明，1999年农村居民纯收入进行五等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后发现，低收入户、较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较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负担率分别为9.21%、6.59%、5.19%、4.03%和2.52%,呈现出收入越高负担越低。三是基数确定不科学，乡村为了保证支出，往往夸大农民收入，因此，农民统筹提留负担远远要比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要高。

2、传统的政治制度运行成本由改革后的市场微观主体承担已难以承受。我国的改革是先经济体制改革，再适时推进政治改革。但是二十多年来，农业经济制度改革可以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了一大步，但是我国的有关农业的政治制度除把农村这个名字改为乡镇外，其他的则很少变动。传统的政治制度虽然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但是依然照样运行，其庞大的运行成本，即乡镇机构的运转费用全部由已经市场化的农民承担。乡镇政权作为一级政府，虽然当初设计安排时所采取的的“实县虚乡”做法，但是目前实实在在是一级政府，庙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人员比较多，大的乡镇200多人，少的乡镇也有70-80人。在我国各级政府中，只有乡镇这一级政府的经费是完全来源于农民，而且不是以税收形式，而是以费的形式来征收。而农民所交纳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屠宰税是农民作为一个公民因生产经营应尽的义务，按理说农民已经完成了纳税义务，就不应该再承担乡镇行政费用。但是这部分费用没有留给乡镇，而是上交逐级留成，县、地、省各得一部分，乡镇完成了工商各税后只能得到所谓具有行政编制的不超过20个人的行政经费和人头经费。大量的工作人员和乡镇站所则是靠向农民收费过日子。向农民征收经费的理由是乡镇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理应征收“地租”。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土地是乡村集体所有，农民是集体的成员，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乡村只是一个所有权人，实际所有者农民就还得通过交统筹提留（即地租）来使用本应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收益给人来享受。如果我们再讨论，如果土地属于村级所有（目前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村集体），村是所有权的人，而乡镇是一级政府不是人，有什么理由还要收取类似地租的统筹费用呢。因此，既然国家已把乡镇定位于一级政府，而农民在交纳税收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再承担乡镇的行政管理费用。

3、地权改革而导致失业、社会救济救助和社会保障费用内部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后，把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如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的各种社会保障支出全部由农民自己承担，也就说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成本由农民自己承担，而国家却置身事外。国家要求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城市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却由农民自己掏腰包，并且还要农民领国家的一个义务制教育的“人情”。现在农村中小学生的费用开支是城市的2倍以上，而农民的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用较少的收入负担较多的费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

第二轮土地延包农民并不热心（土地增量制度变迁累增成本过高）。中央提出农民承包土地再延长30年后，并没有象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一样欢呼鹊跃，农民不仅不想续签合同，领取土地使用证，反而连现有的承包土地都不想要了，农民不要土地并不是农民很富有，也不是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增多了。农民现在还只是仅仅解决温饱问题而已，土地仍然是农民生存和就业的最基本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土地大量弃耕的现象，笔者认为是土地制度变迁成本累增过多所致。

（二）尚未制度化的成本农民已经不堪重负

1、“两工”。农民社会（家庭之外）付出的一部分价值得不到承认，最典型的表现是农村还存在类似于古代徭役的义务工制度。当前，农民有相当大（家庭之外）一部分劳动得不到承认，最典型的表现是类似于古代徭役的义务工、积累工制度（农村简称“两工”）。不仅“两工”的价值不能实现，而且“两工”制度还成了乡镇两级平衡财政收支的调节器，成了加重农民负担的载体。乡镇两级在年初确定预算时，统筹提留与实际支出缺口的差额就在“两工”上想办法。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义务工和积累工有水利工程就收，没有就不收，而且最多不超过30个。但是现在成了一项刚性收费，有无水利工程都要收取，几乎成了农民负担的“无底洞”。

2、农村公共生产费用。改革二十多年以来，由于国家应该承担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入比较少，从而导致农村基本建设年久失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就代表国家向征收农田水利维修建设资金，从而使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费用由农民来承担了，这是未制度化的成本。另外，由于水利设施的处久失修，就使得农村公共生产费用直线上升，加大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成本。

（三）向后累计的成本已经达到了分摊临界点。

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本分摊方式极不合理，累计的成本也非化解不可。1998年国家为了甩掉粮食体制改革的财政包袱，继续实行省长负责制，建立多级风险基金，把本由中央财政负责调控的责任转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负担，而且以地方为主，向地方恩嫁负担；而且规定1993-1998年的粮食亏损由地方在一定的年限内予以消化，把因国家政策造成的亏损转嫁给地方，同时对没有消化完的粮食亏损予以挂帐，从目前的政策走向来看，这个亏损也会由所谓的顺价销售最终由农民承担。

2、庞大的教育达标费用及由此导致的乡村两债务。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以政府的名义要求，乡村两级中小学校舍“达标”，每个乡镇至少都有200万元左右，而这些最后也是通过各种途径向农民转嫁来予以化解的。这也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创新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

（一）成本分摊的原则

1、受益原则，在相关主体之间合理分摊。因为前一轮制度变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变迁的成本基本上实现了创新主体（即农民）内部化了。这主要是考虑当时制度变迁的效率较高，农民承担改革成本也不会影响其创新的积极性。但是当前农民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农民的处境比较艰难，如果创新成本全部由农民承担，创新必然不会得到占大多数农民的拥护而导致创新失败。因此，如果制度涉及到了多个受益主体，创新成本应在多个主体中均衡分摊。

2、分类原则。一方面，对过去累计的制度变迁成本，要下力解决，现在已经不能继续向后推移了。可以由国家承担一部分，向外转移一部分，农民自己承担一部分。另一方面新增制度变迁成本要根据受益原则和支农原则，予以制度化。

3、国家和非农产业为主的原则。如果只涉及农民本身，则国家要与农民共同分摊。时机成熟后要适时引导“以工补农”，把改革成本由农业内部向外转移。

4、逐步消化原则。虽然农民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对于二十多年累计的制度成本，也不能一下子完全分摊，要逐步分摊。

（二）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具体分摊方式

1、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筹集制度，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减少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的分摊。公共产品筹集主体要多元化，不能完全由农民负担。因为供给公共品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过去由农民自己承担有其不得已的合理的一方面（国家的非农发展战略）。但是面对农民负担沉重，收入增长持续递减的局面，而且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国家必须义不容辞的承担起这一早就应承担的职能。全国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工程国家要全额投资；区域的基础工程可以由国家和地方共同负担；区域性的小型水利设施，地方政府、乡村社区和农民共同负担。同时应积极引进外资，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兴办农村公共产品，通过公共产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减轻乡村社区兴办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的压力，也就减少了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

2、国家要支付农村的失业和社会救济费用。目前由于我国仍然没有考核农村的失业问题，农村过剩人口是通过“一个人的工三个人做”，即家庭承包责任制来予以强制内部化，国家根本不支付农民过剩劳动力（即实实在在的农村失业人口）任何费用。“五保户”、烈军属开支等社会救济、救助费和抚恤费用也是通过制度化由农民承担。政府在社会救济上把九亿农民甩在一边。这些既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国家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中央提出休养生息也应考虑把这部分由农民支付的费用由国家承担。

3、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费用要外部制度化。九年义务制教育目前城乡两个样，在城市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费用完全由财政来负担，而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却要自己掏腰包。因此从政策的公平性来讲，这部分成本必须实行外部制度化，由政府负担。另外，以前因为学校升级达标累计的制度变迁成本（债务），国家要视乡镇的财政状况，予以适当支持或者补贴，因为这部分成本本身就应由国家支付。

篇3

德国是现在世界上搞好住房制度建设和住房市场发展，解决住房问题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德国住房制度是一种由住房销售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构成的市场化的住房制度。

现在，德国住房制度已经成为一种由住房销售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构成的租售并举，居住与投资兼容发展的，较完善、成熟的市场化住房制度。德国住房市场是一种在整个住房市场中住房租赁市场占比大于住房销售市场占比的住房市场结构。德国自有住房率仅为42％，租赁住房率为58％。住房租赁市场占比大于住房销售市场占比，住房租赁市场发达，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为什么现在住房租赁市场还如此之发达?这是由于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住房租赁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量中低收入家庭承受不起自己购房的经济负担，买不起房，而必须租房居往；现在城市中总还存在一部分流动人口或暂住人口，他们中有的人因生活或工作长期具有一定流动性，暂时不愿意买房或不需要买房而需要租房，有的人暂时买不起住房，需要不定期地租房居往。

现在我国住房市场结构与德国和其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住房市场结构还存在较大的差别。据《建设部2005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2005年底，我国全国城镇私有住宅建筑面积87.9亿平方米，全国城镇户均住宅建筑面积83.2平方米，全国城镇居民住宅私有率为81.62％。(摘自《建设部2005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

据此计算，目前，在我国全国租赁住房市场占比为18.38％。当然，如果我们从实际情况看，我国还有许多富人1户拥有多套住房。按人均或户均住房占比计算的住房租赁市场的实际占比，应比全国租赁住房在住房市场中占比仅为18.38％会要大些。

但是，我们从另一些具体数据看，我国的住房租赁率也还是较低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租房居住的仅有几百万户。2004年，有关部门对我国城市居民住宅状况的调查显示，全国租房居住的城市家庭仅占全部城市居民家庭的9.49％。

从现实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长时期内，我国对住房租赁的市场需求潜力十分巨大，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潜力也十分巨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经济的发展，产业整合能力的进一步加强，吸引和消化就业能力的加大，必然促进城市大量新的就业人口的增加。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必然加大对住房的需求；同时，从总体上来说，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面积和住房质量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线上。随着收入的增长，住房不仅是生活的基本资料，还作为一种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住房消费扩大将是必然的趋势。

为适应住房需求的急剧增加，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迅速，住房供给不断增加。在住房供给不断增长的同时，商品房的价格亦不断攀升并且持高不下。由于广大中小收入家庭有效需求不足，购房的愿望难以实现，他们必须租房居住。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广大中小收入家庭对租房消费将形成巨大需求。

与此同时，我国已经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的实行，这又将促进广大中小收八家庭对住房租赁市场有效需求的形成。这是因为：一方面住房分配货币化取代了无偿福利分房制度，切断了福利分房的后路，市场成了居民解决居住问题的唯一途径，人们要么买房，要么租房，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对住房的消费需求要素。另一方面，货币化的住房分配制度为职工提供了大量长期的资金，又使住房消费成为可能。从我国住房市场发展现状与走势来看，更需要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从我国住房市场发展现状来看，较长时期以来，我国住房市场在租售市场结构制度安排上存在“重买轻租”，对住房租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已不符合经济发展和居民现有的收入水平的客观需要。

二、德国与中国的住房租赁市场政策

德国在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高度重视广开住房出租房源，确保租赁住房供应稳定。现在德国租赁住房供应来源广泛，种类构成多样。德国住房租赁市场租赁住房供应来源和构成是：在占全部住房58％的住房租赁市场的出租住房中，98％左右均为私房。其中占比最多的是自然人私人出租住房和合作社出租住房，分别占66％和22％，另外8％为基金或保险公司出租住房，3％为专业建房公司出租住房。在占全部住房58％的住房租赁市场的出租住房中，仅有1-2％为政府公房出租住房。

德国地方政府还以法律、规定等手段或方式保障租赁住房供应稳定。德国法律规定住房合作社建造房屋只能出租不能出售。同德国地方政府还规定房屋开发商必须提供房产开发总量的一定比例，专门出租售给低收入家庭。例如，现在科隆市一年新建3,800套房，其中1,000套规定房屋开发商必须专门建低收入家庭出租房。

德国在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政府和银行大力扶植和鼓励私人和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建造出租出售住房。德国地方政府以税收减免和生产者补贴等形式大力扶植和鼓励住房开发商投资建造出租租赁住房。例如：1978年联邦德国住房补贴中税收减免占50％，生产者补贴占21％。德国还对住房合作社出租房屋政府实行免税政策。德国住房信贷银行以无息或低息住房贷款扶植私人和住房开发商投资建造出租住房。德国地方政府还设有住房屋建设基金，以低息贷款或无息贷款等政策性优惠贷款方式，鼓励扶植开发商和私人商实验新的居住方式和更新改旧房，作出租或出售住房。

德国在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还特别重视加强租赁市场法制建设和管理，保障租房者合法权益，稳定租房租金，防止住房租赁非法投机。德国重视加强租房合同管理，制定了比较完备的住房合同管理法律。德国重视加强租房租金管理，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租房租金管理法律。德国重视加强维护住房租赁市场秩序，制定了维护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有关法律。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二房东，有效地防止住房租赁非法投机。和德国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比较，目前我国在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法律还有保障租赁住房供应方面的专门规定。地方政府也还有规定房屋开发商必须提供房产开发总量的一定占比，专门出租售给中低收入家庭。在租赁市场供应房源方面也还很不广泛，目前仍大部分是公房租赁，私人租赁住房的比例很低。在租赁市场供应房源中，私人租赁住房的比例很低，不足以形成比较活跃的住房租赁市场。

由于我国公房租赁的租金仍然执行政府规定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租金，有的甚至相差几十倍，所以我国公房租赁并不利于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公房租赁的承租人是住房福利分配的结果，并不是资助最低收入户住房，不能达到救助最低收入人群中无房户的住房社会保障功能。

现在我国也少有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租赁住房。主要是由于开发租赁住房投资收回周期一般要30年至40年，大量规模小的房地产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本金，不能承受；同时，住房租赁市场不成熟，市场空间狭小。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目前，我国在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在对开发商开发租赁住房来源的政策扶植方面，现行的政策大都是鼓励住房出售的政策，缺乏必要的鼓励住房出租的税收和财政补贴政策。我国现行的住房租赁的营业税、增值税、契税等税费加在一起要占到总费用的1/3以上，这很不利于开发商投资租赁房。第三、目前我国在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法制尚不健全，对市场的监督管理现规制也不健全，监督管理尚较乏力。

目前我国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还面临着体制和法律的障碍。按照目前的规定，物业公司只能经营产权房的管理，不得专门从事租赁房的经营，银行不得混业经营，尤其不能像国外那样经营不动产，也经营住房租赁。我国还未制定比较完备的保障租房者合法权益的住房法律，也还有完善规范的控制租爻住房租金制度和有效防止住房租赁非法投机的制度安排。目前我国房地产方面的法律规范基本上都是针对产权房的各种法律关系的调节，对租赁方则没有系统完整的法律法规条文，租赁各方的利益纷争判决缺乏法律依据和保障。

三、德国与中国的社会福利住房和廉租住房

德国在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特别注重发展保障最低收入者住房的社会福利住房。德国社会福利住房是一种政府规划用地，由发展商开发，再以较低的房租租给需求者，与市场租金的价差，由政府补贴给开发企业的住房制度。在德国，每个公民都享有住房权并对低收入者实行住房保障制度。对于那些既买不起房，又租不起房的人，由政府出钱为他们租社会福利房。社会福利房是供低收入者购买或租赁，法定的低于一般商品房市场价的廉价房或廉租房。购买或租赁社会福利房的必须是法定的低收入者。现在，科隆市的社会福利房每平方米月租金为4.8欧元，而一般商品房每平方米月租金为7.8-8.8欧元，相当于正常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社会福利房比一般商品房月租金要低40-50％左右。科隆市100万人口，有10万人享受住房福利补贴，在这10万人中仅约1万人住社会福利房。

德国社会福利房制度作为保障最低收入者住房的社会福利住房制度类似我国廉租房制度。我国建立廉租房制度是1998年就提出来开始建立的，建立三年多来，据建设部2006年3月底通报的全国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和实施情况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29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已有221个城市在2005年年底前实施了廉租住房制度，全国累计用于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资金仅为47.4亿元，已有32.9万户最低收入家庭被纳入廉租住房保障范围。

目前，我国的廉租住房制度主要是通过租赁补贴、实物配租和租金减免三种方式提高保障对象的住房支付能力，改善最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而且，我国廉租住房制度覆盖面尚小；廉租住房制度还很不完善；还没有建立稳定的廉租住房资金来源渠道；有效房源不足是推行廉租房遭遇的重大瓶颈，廉租户“租房难”是一个十分普遍的严重问题。

四、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国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建议

1、加大住房市场结构调整力度，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加快发展

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住房租赁市场，首先应逐步把我国的住房制度建设成一种由住房销售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构成的租售并举，居住与投资兼容发展的住房市场制度。各级政府不再经营房地产生产经营，房地产业要坚持走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发展道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应进一步通过完善住房立法、建立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制定住房发展规划对住房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管理，加大住房市场结构调整力度，完善住房租赁市场体系，增加保障型租赁住房供应，营造有利于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制度政策环境，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服务，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相关政策法规，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管，进一步促进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加快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房地产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和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2、提倡住房合理消费，鼓励广大中低收入家庭分流租房市场

较长期以来，由于各地政府来也比较偏重于住房销售市场的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许多地方政府公房出租除原租户外早已停止。为此，各级政府部门首先应转变观念，大力提倡与鼓励中低收入家庭从购房市场中分流到租房市场来。对租房仍有经济困难中低收入家庭可实行租房困难直补政策。让这些中低收入家庭在住房租赁市场按租房市价自主租房，以租房租金确定租房困难货币额直补到户。

3、鼓励、扶持房地产开发商和私人投资经营租赁住房

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拓展私人出租房源和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住宅出租房源，应成为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租赁供求矛盾的主要现实选择。

目前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开拓私人出租房源潜力很大。原因在于近年来居民在房地产市场购房出租、以租养房、待机出售已经成为一种投资方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分居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购买新房自己居住，而出租已有旧房，以租养房，由此，也可以形成一部分私房出租房源；随着福利分房的取消、住房分配货币化实施、产权明晰，公有住房其中一部分也可以形成一部分出租房源；随着房地产的发展，住房存量日益增多，入住率不高的空置私房增多。同时，随着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部分家庭也会出现空置私房。这些空置私房也可形成一部分出租房源；此外，随着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二手房市场中还会分流出部分闲置私房进入租赁市场，形成一部分出租房源。

由于私房出租，私人投资经营租赁住房是以应享受住房保障的中低收入家庭为服务对象，其工作能有效地促进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承担了部分社会责任，因此应该享受到必要的税收减免和信贷优惠政策。政府可对出租私房按房屋挡次分别采取不同的税收减免和信贷优惠政策，扶持和鼓励私房出租，扶持私人投资经营租赁住房。对中挡(中等质量和面积住房)私房租赁应采取低税和低息贷款扶持和鼓励优惠政策；对低挡(低等质量和小面积住房)私房租赁应采取免税和无息贷款扶持和鼓励优惠政策。也可采取对私房出租实行退税政策，以鼓励更多中小面积房屋用于出租，满足市场需求。

为了鼓励，扶持私人投资经营租赁住房和私房出租，还可以考虑建立一种覆盖一定社会范围的，带有一定社会公益性的租赁住房托管中心，提供零散私房托管租赁等专业化、集约化住房租赁服务，除高效率的开展租赁供需配对的基本工作外，还可承担房屋维修、治安管理等综合服务与管理职能。

为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都特别应大力鼓励和扶持房地产开发商投资经营租赁住房。一是可以通过政策规定或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方式，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其投资开发的商品房中开发一定比例的租赁住房；由于投资经营租赁住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是以应享受住房保障的中低收入家庭为服务对象，其工作也能有效地促进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它们也承担了部分社会责任，因此也应该享受到一定必要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和信贷优惠政策；由于房地产开发商投资经营租赁住房投资回报慢，政府部门可以采取变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支付为按年支付、发展商今后如果把房子卖掉，可按约定要求规定补足其土地出让金；政府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开发租赁住房的商品房也可以给予适当的地价补贴；政府可鼓励银行为开发建设租赁住房的企业提供长期贷款，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政府可进一步调整出租普通住房的税收政策。通过合理确定税基，允许出租普通住房在税前扣除住房折旧及维修费用，增加租赁住房的供应；政府可通过金融、税收支持，吸引社会闲置资金进入住房市场，以租赁经营为目的投资于商品住宅建设，增加住房租赁市场的有效供给；二是应鼓励和扶持房地产开发商积极参与旧公房更新改造增加租赁房源。目前，许多城市尚有不少旧公房住宅小区，通过拆除重建更新，原小区居民可原地回搬，减少动迁难度。并根据原多层住宅容积率较低的优势，适当增加重建房屋容积率，多余房屋出售后抵充建造资金，并可留下不少量房屋作为租赁房源。政府可采取适当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和信贷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房地产开发商积极参与旧公房更新改造，增加租赁房源；三是应鼓励和扶持房地产开发商与企业联手开发租赁房源。现有不少企业将暂不使用或待拆迁的厂房与办公用房租给其他单位另作它用，或交给一些房地产企业改造更新后作为公寓出租，这既可以充分利用房屋资源又可以增加不少租赁房源。政府也可采取适当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和信贷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房地产开发商与企业联手开发租赁房，增加租赁房源。特别是对房地产开发商与企业联手开发租赁房源，政府应使其从单位房屋出租的税收降低到个人出租的税率，甚至在初期可以免税，以低租赁成本，提高房地产开发商与企业联手开发租赁房源的积极性。

4、加强租赁市场法制建设和监督管理。

为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应进一步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相关政策法规，加强租赁市监督管理，保障租房者合法权益，稳定租房租金，防止住房租赁非法投机。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相关政策法规。当前，进一步加强完善房屋租赁市场相关政策法规，应尽快出台专门的房地产租赁、房地产租赁中介方面的法律法规：其次应进一步加大对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督管理力度。一是应构建房屋租赁交易网络平台，加强对住房租赁的信息工作的监督管理工作；二是尽快建立房屋租赁指导租金制度。为专营房屋租赁居间、的各类房地产经纪机构和租赁当事人提供参考，通过指导租金加强市场的预警预报，确保住房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三是应加强住房租赁市场中介企业的监督管理。应倡导诚信中介。加强规范中介走规模化、正规化道路。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应建立中介企业信用档案，定期公布一批不讲诚信，不规范操作的企业，净化中介市场。

5、采取得力措施，积极推进廉租住房制度建设

由于当前我国有效房源不足已成为推行廉租房制度遭遇的重大瓶颈。廉租户“租房难”已成为十分普遍而严重的社会向题。首先应集中解决有效房源不足，无房的廉租户“租房难”问题。由于现在我国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廉租住房制度建设有的地方才刚起步不久，其制度建设尚很不规范不完善。有的地方尚未建立廉租住房制度。解决有这一问题，应强化各级政府住房保障职能，把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高度重视解决无房的廉租户“租房难”问题，认真落实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目标责任；解决有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开拓廉租房房源。为要扩大廉租房房源，一方面政府应落实以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的规定，建立稳定规范的资金来源制度，确保必要的财政预算资金及时到位。另一方面还应开拓新的租住房建设资金来源。一是应该从政府卖土地的收入中来，也就是应将政府高价拍卖土地的部分收入，补贴到廉租房的建设上。各地应坚决执行2006年“国六条”规定，将这笔钱部分用于廉租房的建设。二是还可允许部分住房公积金资金进入。各地有关部门聚集起来的巨额公积金，除了用于低息贷款以帮助职工购房外，也可以拿出部分公积金赞助当地的房管部门建造一些廉价实用住房，政府部门对这些住房的建设还应给予适当的各种税收和配套费的减免扶持；三是还可以允许基金、债券、证券、保险资金和房地开发商资金等社会资金和民间资金进入，但这些资金界人政府须也要有相应的财税、信贷等优惠政策鼓励扶持资金投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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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受中国香港领汇、广州越秀房地产投资信托（RealEstateInvestmentTrusts，REITs）在中国香港上市的影响，中国大陆（以下简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讨论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热潮。为解决保障性住房尤其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问题，2010年以来房地产投资信托再次被热议，发改委等部门已确定北京、天津与上海作为试点城市，但目前试点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中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尚有障碍，亟需寻找突破口。国际上典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发展模式是“美国模式”与“亚洲模式”，亚洲以中国香港为典型。美国模式为税法约束下的市场化模式，中国香港为专项立法模式，各国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运行模式与制度设计是设立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基石与核心。基于此，本文借鉴美国与中国香港的运行模式与制度设计，结合房地产信托发展现状，探索中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路径。

2美国模式与中国香港模式分析

2.1美国模式经济环境的变化与税收优惠制度的变革，是推动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受税收制度推动的非专项立法型和组织结构不断变异。

2.1.1税收优惠制度推动的非专项立法制度1960年美国颁布了《1960年国内税收法典》，明确了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内涵、外延与制度框架，包括组织结构、资产配置、投资者结构、收入来源以及收入分配等制度，满足上述五项要求的基础上，可以享受特定的税收优惠。1976年美国颁布了《1976年税制改革法》，调整了针对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纳税条款，以助其渡过70年代遭遇的巨大困难。《1960年国内税收法典》规定房地产投资信托需要雇用外部顾问公司制定管理与投资策略，问题随之产生。为了缓解外部顾问导致的问题，《1986年税制改革法》开始允许房地产投资信托进行“积极”的内部管理，允许其采取“公司”的形式实行自我管理和经营，提高了经营决策效率，促进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在美国的繁荣。1999年美国通过了《REIT现代化法》，在组织结构上，肯定了UPREIT（伞形合伙房地产投资信托）与DOWNREIT（下属合伙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合法地位；授予房地产商将所持有房地产组建UPREIT与DOWNREIT的免税资格；允许REIT100%持有REIT子公司股份。至此，UPREIT与DOWNREIT组织结构创新得到了美国法律和税收制度的认可。综上所述，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发展主要法律依据是与其相关的税法，税法的演变是决定组织结构、发展规模与绩效的主要因素。

2.1.2多样化的组织结构自1960年诞生以来，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组织结构有诸多变异，在契约制、公司制与有限合伙制的基础上，衍生出多种组织结构，如UPREIT与DOWNREIT、双股（Paired-share）与合订（Stapled）结构、纸夹（Paperclip）结构等，其中以UPREIT与DOWNREIT最为典型。《1960年国内税收法典》通过了将房地产投资信托作为利润传递工具的特殊税收条例，因此，发展初期多采取契约制的商业信托。《1986年税制改革法》允许房地产投资信托采取公司制的形式，管理和经营收益性的房地产。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美国金融创新的带动下，房地产商将房地产投资信托与有限合伙制结合起来，组建UPREIT和DOWNREIT，充分发挥信托税收优惠与有限合伙制有限责任的优点，1992年之后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房地产投资信托市场的主流。为了获得UPREIT的税收优势，1992年之前设立的传统结构的房地产投资信托，通常设立下属合伙人实体，由下属合伙人实体直接拥有新购入地产，传统结构演变为DOWNREIT。UPREIT与DOWNREIT的出现，使得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组织结构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促进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市场的繁荣。

2.2中国香港模式

2.2.1专项严格立法在充分借鉴美国成熟经验的基础上，2003年中国香港通过修改投资法与信托法等相关法律，设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守则》，明确规定房地产投资信托设立条件、组织形式、财务杠杆、资产结构、收入来源结构与红利分配等。因而是专项立法模式。由于发展之初中国香港对房地产投资信托持审慎态度，如表1所示，与美国相比，中国香港立法与监管更为严格、细致，严格立法对控制风险有积极的作用，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速度。在税收优惠方面，由于中国香港税负较轻，因而没有给予房地产投资信托特殊的税收优惠。近年来，随着房地产投资信托的逐渐成熟，出于刺激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中国香港的相关法律呈现出越来越宽松的趋势：如允许海外投资等。

2.2.2本土化特色由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法律体系与设立初衷不同，使得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移植后呈现出本土化的特色。中国香港的诸多规范与制度采用英美体制，但为防范风险，2003年设立房地产投资信托之初，限定仅能采取信托形式（2006年后允许采用公司形式）；中国香港设立目的在于丰富金融投资产品种类，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因而允许进行海外投资；由于中国香港本身税赋很低，对房地产投资信托没有特殊的税收优惠。

2.2.3组织结构形式单一根据中国香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守则》的规定，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由于中国香港在美国成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专项、严格且较为完善的立法，其房地产信托投资的形成是满足法律要求的结果，且发展历史较短，所以组织结构形式单一，没有形成由市场环境所致的结构变异。

3中国房地产信托发展现状

目前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与之最相似的是房地产集合信托计划产品（简称房地产信托）。中国房地产信托发展现状如下：

3.1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专项法律，相关的法律制度有《信托法》与《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信托法》规定，能取得受托人资格的法人主要是信托投资公司，即信托只能由信托机构发行，将房地产投资信托限定为信托型。《管理办法》于2009年进行了修订，扩张了信托计划的规模，增强了流动性，但是与房地产投资信托对流动性与投资规模等的要求相距甚远。如《管理办法》对“合格投资者”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此外，规定不可公开营销宣传信托计划，使得信托计划处于非公开发行的范围内。税收优惠是国际上房地产投资信托蓬勃发展的源动力，而目前中国政府在基金与证券方面的税收一向以临时文件出现，税收政策具有不稳定性。

3.2以信托公司为主导，以信托型、封闭式为主如前文所述，信托公司是《信托法》规定的开展信托业务的法人单位，因而目前多数房地产信托产品由信托公司与投资者订立信托合同，信托公司以发起人与受托人双重身份募集资金，管理与处置信托财产。投资者作为委托人与受益人，监督信托资金的使用，房地产信托以信托型为主。此外，中国当前房地产信托不能上市交易，也没有相应的二级交易市场，因此在信托存续期内，投资者无法通过转让信托份额的方式退出投资。

3.3以“融资理念”为基础目前房地产信托的运作多数是房地产商有资金需要，由信托公司设立信托，向投资者筹集资金，专项用于房地产开发，实质上具有融资贷款的性质。因此，当前房地产信托是一种融资工具，而非投资工具。

4中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路径选择

目前中国在国家层面上频繁提出要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目的在于：第一，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化解银行信贷风险，利用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第二，解决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问题。为了缓解“公屋计划”所带来的巨大的财政压力，2005年中国香港将公屋商业物业和停车场设立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在中国香港交易所上市，第一轮筹集资金25亿美元，中国目前面临相似的环境。因此，中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应在美国和中国香港的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以中国香港制度与发展模式为主要参考，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租赁住房投资信托制度。

4.1运行模式设计国际上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物业标的主要为成熟的商业物业，而公共租赁住房多为新建住房，且租金较低，需要政府财政补贴，因此应在参考中国香港运行模式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图2所示，首先，设立公共租赁住房投资信托，作为委托人，发行受益凭证，委托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分配投资收益；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持有、管理信托财产，代表投资者处理相关事务；物业管理人接受信托公司的委托，管理投资信托所持有物业；选择商业银行作为基金托管人，依法持有并保管基金财产、代为收取政府补贴与公共租赁住房租金

4.2组织结构设计在组织形式上，虽然公司型比信托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业绩更好，但是美国与中国香港在发展之初均只允许设立信托型，原因在于公司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委托链条更长；此外，发展信托型在我国需要突破的法律制度障碍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建议在发展初期设立信托型，发展相对成熟后再引入公司型。从资金投向来看，本文建议设立权益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原因在于，第一，权益型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租金，这正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的特性；第二，抵押型将主要资产配置在抵押贷款上，财务杠杆较高，当市场不景气时财务风险更高；同时抵押型受利率变动的影响更大，发展权益型有助于规避利率风险；第三，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美国，在资产规模方面，权益型占91%，债权型占7%，混合型占2%；在中国香港只允许设立权益型。因此，建议设立权益型房地产投资信托。

4.3专项立法，严格立法，逐渐放松中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可在美国与中国香港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专项立法，对从业人员资格、组织结构、参与人资格、权利与义务、投资标的选择、资金来源及红利分配等重要问题作出全面、细致、明确规定，一来可以节约立法成本，加快立法进程；二来便于操作，利于金融监管。由于房地产投资信托涉及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行业与房地产业，在制定制度时，最为可行的办法是由证监会、银监会等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制定具体内容，由国务院专项行政法规，最为理想的是在现有《公司法》、《信托法》、《证券基金法》、《税法》等的基础上，制定房地产投资信托专项行政法规。不论以何种形式确立房地产投资信托法律或法规，都应与现有法律制度对接。从美国与中国香港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均呈现先“严”后“宽”的特征，设立之初立法严格，以控制运行风险，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后，逐渐放宽组织结构、经营范围、投资标的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建议我国也要从严立法，将投资标的限定在公共租赁住房或廉租房，待发展成熟之后，再扩展到商品房或商业地产。

4.4制定并落实税收优惠制度税收优惠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交易环节较多，使得税负增加，美国通常限制房地产投资信托经营业务在房地产的租赁与买卖，按利润传递征税，以避免重复征税。在中国设立房地产投资信托时，建议对合格房地产投资信托免征所得税，减免营业税与土地增值税；在物业交易环节仅对相同物业的交易征一次税，避免重复征税；对房地产买卖行为免征印花税；同时也可以考虑在发展初期对投资者减免所得税以培育房地产投资信托投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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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创新；新金融工具；会计制度；措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成为当今世界竞争与发展的显著特征。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建立，新的金融工具如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掉期交易等层出不穷。解决好金融创新中的会计问题，对确保金融稳健运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为更好地发挥金融创新活跃市场的作用，笔者将就金融创新中的会计制度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以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一、中国金融会计制度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始终保持稳健发展的良好势头，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金融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对金融业稳健运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对于现代经济对金融发展的要求而言，中国金融会计制度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金融会计制度不适应性的几个表现

1.对金融业特殊性不够适应。其主要体现在制度规定过于笼统，强调金融业同其他行业会计制度的一致性，在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的规范上，会计科目过于概括，尤其是忽视了银行业支付清算业务的特点，带来了现行会计科目在实务操作中可行性差的共性问题。

2.对账务处理规范性不够适应。主要是制度规定不细致，账务处理随意性较大。现行金融会计制度在不少金融业务会计处理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模糊现象，易造成会计人员理解上的差异和操作上的无所适从或随意性，不同系统或单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影响。

3.对会计电算化不够适应。现行金融业会计制度主要是基于长期以来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设计的，需要根据会计核算手段的变化进行重新设计。这一滞后使得目前各行会计资料异常复杂和不规范，会计基础数据难以实现标准化。

4.对稳健性要求不够适应。主要体现在会计制度支撑不足。一方面稳健性原则执行不到位。贷款呆账准备的提取没有按照贷款的质量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度进行提高，贷款风险分类在会计核算上的体现不全面。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限制较死，易造成企业前期虚增利润、资产超期服役的现象。另一方面，金融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机构设置上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会计体系不完善，时有滥用会计科目、账务核对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发生。

（二）新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带来的新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带来了金融市场活跃发展的局面。一方面，衍生性金融产品大多具有以小搏大的高杠杆效应，十倍或数十倍的巨额收益吸引着大量的投资者；另一方面，新金融工具筹资成本低，融资手段多样化，既为资金需求者提供廉价的多种融资手段，又为投资者提供防范和规避投资风险的多种选择。新金融工具自身的特点，对传统会计提出了新的挑战。

1.要求规范相应配套的会计制度。新金融工具的出现，使金融会计面临着确认、计量和揭示的新问题，尤为突出的是缺乏与金融衍生工具相配套的规范的会计。这些新的金融工具发展较快，种类繁多，不同种类金融工具的性质、条件、金额、期限均不相同，风险程度也不同，金融会计对它的反映、控制能力不足，造成相当部分新金融工具被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这些资产负债表外项目对报告使用者构成了隐藏的潜在隐患，存在资产负债表外损失的风险。

2.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原则。传统会计的主要任务是报告实际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过程中，贯彻客观性、稳健性、历史成本等相关原则。而新金融工具会计的主要任务是预测性报告尚未发生、将来发生后才能精确核对的经济业务，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就带来了会计制度设计基点上的分歧，传统的会计制度在原则上受到影响。

3.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计价基础。传统会计主要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所有会计要素的计量均采用历史成本，在客观形成的基础上对已经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因而计量模式讲求精准，计量结果具有确定性。对新金融工具会计要素的计量，由于不存在历史成本问题，因而改变了传统会计的计价基础，更多地依赖经验数据和知识性、规律性预测，其计价基础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4.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报告体系。传统会计报表主要报告会计主体源于过去的交易及事项的会计信息，报表体系、报表内部结构及其项目均无法完全满足新金融工具的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就要求对传统会计的报告体系从结构设计、项目内容和关联性等方面进行大的调整，否则将难以体现报告体系的实际价值。

5.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要素构成。在传统会计制度下，所有资产和负债确认的基本前提条件是要符合会计要素的定义，对其未来经济利益的测算，从企业的流入和流出都必须来自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对新金融工具来说，其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来自双方签定的契约，规定的是未来的经济活动，不能据以确认购销业务。传统会计要素已经不能适应新金融工具会计对信息披露的要求。

由上可知，金融产品创新对传统会计带来的挑战是原则性、根本性和全方位的，需要对传统会计制度从设计原则、计价基础、报告体系和会计要素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调整，逐步建立体现金融创新特点的会计制度。

二、金融会计制度创新的思路

（一）把握金融会计制度设计的基本点

1.强化理论基础支撑。金融会计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等方面。其中，哲学作为方法论，是构建会计制度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石；经济学和管理学作为会计学的基础学科，是构建会计制度目标的两大支柱；法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构建会计制度思想的支柱。经验表明，任何一项会计制度都是一定环境的产物，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会计制度，产生了法典式、规章式、混合式和社会式等会计制度模式。从中国会计环境出发，应该继续坚持规章式会计制度模式。

2.体现制度设计的多重性。不同层次的会计制度，其设计主体也不尽相同。规章级会计制度的设计主体可以是财政部、国务院其他部委或地方人民政府，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设计主体是企业本身。

3.坚持科学性与有效性相结合。在会计制度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包括符合政府要求、考虑企业特点、采用综合导向、实施国际协调、坚持稳定适用、供求平衡以及遵循成本效益等方面。

4.遵循会计制度的基本规律。会计制度的规律性主要表现为：会计制度的构建离不开会计制度概念框架的支持，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离不开会计制度的规范，会计制度的规范内容有赖于会计实践，会计制度的繁简程度有赖于政府政策，会计制度的运作方式有赖于文化背景，会计制度的国际协调源于经济全球化等。

5.重视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既推动了会计制度变革，又给会计实务、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计算机的出现，将原来的手工会计改变为计算机会计，因特网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电子商务、ERP，形成了财务业务一体化，并引发了网络会计的发展趋势，由此必然引起相关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的重新思考与调整。

6.扩大信息量，减少不确定性。符号经济的不确定性有两类：一类是初级的，即由自然的随机变化和消费者偏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类是次级的，即由信息的不对称而引起的不确定性。前者系经济体系之外的力量所引起的，具有根本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则是经济体系中内生的。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量度，减少不确定性必须获取和处理更多信息。制度决定着信息的提供、处理、传递、分布及信息本身的准确性，成为对抗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为突破个人不确定性的理解力和结算力限度、规避风险提供了现实途径。（二）正确处理金融会计制度创新中的协调性问题

1.金融业系统内会计制度与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的协调。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的修订应经过充分酝酿论证，保证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尽量减少金融业各系统内部的补充制度。从务实的角度确定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完善内容，既要适应金融业务的需要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注意基本的技术层面，既要考虑中国经济环境又要体现国际惯例，保证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在各系统内的适用性，以及各系统切实按统一会计制度从事会计工作。这样，一则可以使各系统有权威性的参照依据，二则可以保证各系统会计信息与平时账务处理的一致性，便于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披露真实全面的会计信息。

2.金融业会计制度的国际协调。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的核心，资本市场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公平和效率是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基本准则，资本市场的顺利运作和健康发展有赖于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质量。目前，会计的国际协调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及有关国际性组织的支持，成为各国政府增强本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跨国上市和发行证券的公司企业降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成本和提高筹资效率的重要途径。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透明、可比和充分披露成为各国政府、财务信息提供者、财务信息使用者和有关国际性组织的一致性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其程序和会计方法具有可通用性，各国在同类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方面差异并不大，其国际协调存在现实性。

（三）建立稳定性与应变性相结合的机制

会计制度作为一种会计规范，一方面要求保持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经营方式、新的金融业务不断涌现，会计制度也必须及时修订与完善。建立稳定性与应变性相结合的机制，有效防止由于会计制度的滞后影响金融业务的发展或导致金融会计信息的失真或混乱，是金融会计制度改革的前提和关键。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会计制度的本质是节约交易成本。会计制度具有浓缩的特征，是内生性的“共有信念”，所有的交易主体从这些浓缩的信息中受益。这种“共有信念”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当随机变量因素作用过大以至于动摇了信任基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大的偏离，产生“诚信危机”。为了防止陷入危机的恶性均衡，会计制度要通过纠错机制进行“补漏”，这既是制度完善的要求，也是制度演进的动力。按照演进博弈论，会计制度是在反复博弈中形成的渐进稳定动态均衡，即“进化均衡”，规则决策与“混合策略决策”相对应。这表明，正是随机因素的累积，而不是纯粹的竞争本身，确保了有效结果的长期稳定性。这一多重进化均衡，决定会计制度必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条件下，随机因素不断增加，会计制度的动态博弈过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明显。知识经济为合同的可实施性在技术上提供了保障，这就使得一些原本不可能的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可以预见，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本—收益相对变化必然会带来会计制度的创新，催生新的运行机制，成为与知识经济博弈的演进动力。

三、积极应对新金融工具挑战的对策措施

从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的现实看，需要特别关注解决新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应对新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的挑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1.对会计原则进行重大调整。考虑到会计所确认和计量的业务特点，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办法，确立适宜的会计原则。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的会计确认和计量，仍应坚持现行的一系列会计原则，以确保这类会计信息的质量；对新金融工具业务的确认和计量，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采用与传统会计相区别的原则，更加强调和注重相关性原则和重要性原则。对新金融工具的会计计价，应调整传统会计坚持的历史成本原则，针对该类业务风险大、不确定因素多等特点，确立并坚持公允价值原则，并形成根据市场进行适度调整的机制，着力提高信息的相关性。

2.采用多重化的计价基础。传统会计采用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具有客观性、精确性等优点，应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根据新金融工具不存在历史成本的情况，其会计计价最可行的办法是按公允价值进行计价。从国外经验看，不论是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的计价，还是在新金融工具契约生效后的财务报表日对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计价，均可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价。这样，会计的计价基础就不再是单一的历史成本，而至少是以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并存的双重计价基础，不同的会计计价基础适应着不同的经济业务的计价要求，更符合金融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强调的是，理论界有人主张按持有目的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并分别以不同的计价标准来计价。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实务操作中难以实现。金融工具分类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金融工具创新更是源源不断，尤其是对合成金融工具的归类计价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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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创新；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政策体系

金融创新在改进金融服务、鼓励直接融资和减轻间接融资压力的同时，又削弱了存款准备金的功效，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与GDP的相关度，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地位受到置疑。适应我国金融创新发展的需要，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以减少金融创新给金融宏观调控带来的负面影响势在必行。

一、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的影响

由于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都可以视为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乘积。而货币乘数可以表示为：K=1／(rhe)。其中：r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h是现金漏损率，e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一般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改变货币乘数，控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但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乘数中的有关变量不断发生变化，致使中央银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能力减弱。

(一)金融创新缩小了法定存款准备金r的计提基数，从而降低了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第一，金融创新使融资证券化趋势日益增强。大量资金从存款性金融机构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绕开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第二，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负债结构比例，尤其是商业银行、外资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存款在其负债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2004年，外资金融机构全年净拆入资金604亿元，同比增长40％，政策性银行共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4348亿元。这两个方面的结果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在负债中的比例下降，非存款负债比例上升，因此降低了提缴的存款准备金。2004年，全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非存款负债的比例已达22．45％。第三，商业银行通过创造出的介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之间或逃避计提法定准备金的新型负债种类来减少实际提缴额。如近年来，人民币理财再次升温，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等都纷纷公开发售以央行票据为主要投资方向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实际提缴额与金融机构负债总额的不对称，从而使事实准备金率低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因近年来金融创新的不断变化发展，该缺口正在不断扩大，使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作用力被削弱。

(二)金融创新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的弹性增强，致使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受到限制。金融创新使货币市场高度发展，使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降低。一是银行通过调整超额储备的途径很多，银行保持超额准备的机会成本得以提高，从而使银行尽可能调低超额储备愿望加强，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刚性减少而弹性加大。二是货币市场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增强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各商业银行才可以尽量压缩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数量，扩大贷款投放，同时又可以把大量闲置资金投放货币市场，获取高于央行存款的利率，一旦头寸吃紧可以随时通过回购业务，从市场上筹集资金。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85年—1991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基本稳定，保持在13．2％—12．28％之间，偏差是0．92。从1992年—1998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率则大幅下降，一直保持在7．31％—9．54％之间，偏差是2．23个百分点。从1999年—2004年的6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另外，支付结算方式的不断创新，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在全国的推广应用，转账结算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从而可以有效降低超额准备金的占用比例。

(三)金融创新使现金漏损率h出现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现金漏损率h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持币的机会成本、公众偏好与支付习惯、金融制度的发达程度等。金融创新从促进金融制度发达方面对现金漏损率h产生变小的压力。1985年—1989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22％左右，1990年—1994年，现金漏损率h保持在18％左右，1995年—2000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12％左右，2001年—2004年，现金漏损率h则进一步降到10％以内。主要原因：一是POS机的普及、ATM机的推广，使得随身携带信用卡比带现金更安全、更便利，大大节约了现金使用量，提现率大幅度下降。二是金融机构开展的工资业务日益为公众所认同，2004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工资总额1．45万亿元，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85．9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现金漏损比率h和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都会因金融创新而不断变化，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准确预测的难度加大，进而影响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一)金融创新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难度增大了。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使货币定义及其计量难度增大。金融创新以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空前加大，模糊了原有货币定义中的界限，界定M1、M2、M3，等层次的货币的内涵变得十分困难：

一是难以判断什么是货币，或者说货币的外延扩大。目前，不但现金、账本上的存款数字是货币，企业通过一定程序发行的公交卡、电话卡也当“货币”使用。二是难以计量货币的数量，货币创造主体出现多元化，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一方面，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为增强，模糊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类金融机构在存款货币创造功能上的本质区别，使得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级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三级主体。比如，国库券、基金、保险单等这些金融资产可以随时在金融市场上转让变现，或者进行质押贷款变为现金，其流动性已经不亚于定期存款，事实上已发挥着货币的某些功能。而现行这些流动性极高的金融资产并不在人行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内，对人民银行的金融决策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电子商务与网络金融业务基础上产生的电子货币，其发行正以一种类似于商品生产的方式进行，银行、信用卡公司、IT企业，甚至一些大型传统企业，都成为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中央银行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和限制。如公交部门发行的公交IC卡，电信部门发行的电话卡，等等。但是从目前的统计制度来看，公交卡、电话卡的数量，人民银行无法统计。三是金融创新部分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加。近年来一些金融市场方面的创新，如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允许企业海外上市等，使得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更大，跨国界的金融活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如果我国拟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却可以通过境外上市等手段筹措资金，扩大信用规模，于是便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拟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二)金融创新使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中介目标，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是其有效性发挥的重要基础。实证分析表明其相关性有下降的趋势。比如，2003年和2004年，为适度控制金融机构信贷扩张，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达到7．5％。2004年，M1、M2增长率分别下降5．1和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有所下降(其幅度均不超过1)。但是2004年—2005年的GDP仍分别增长9．5％和9．9％，增长幅度仍超过往年。主要原因是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企业投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降低，直接融资的比重相对提高。

三、政策建议

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货币供应量、货币的结构和内涵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央银行应积极采取对策，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一)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控，为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金融创新是市场本身发展力量的自发显示，而货币政策则是政府运用货币手段对市场发展中表现出的某些方面的失灵和缺陷进行人为调整和补救。只要这方面的市场缺陷存在，货币政策便有存在的必要，两者的冲击与调整的对比较量便会持续下去。因此，必须把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控作为中央银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中央银行要研究建立金融创新监控制度，加快建立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部门的金融创新信息共享机制，对金融创新的发展情况、规模大小、对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监控，以便对货币政策工具适时进行动态调整。

(二)应研究对投资理财业务征缴存款准备金的问题。从存款准备金管理来看，不能因为商业银行有关负债业务在名称上没有“存款”二字就不适用于存款准备金制度，对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的债券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产品应考虑适用存款准备金制度。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规范地进行业务和产品创新，改进金融服务。

(三)适当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和地位。面对存款准备金率效力减弱的现实，应提高公开市场操作这一政策工具的地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运用，但是对其作用和地位应有所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变化，应更多从配合其他金融制度实施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角度出发，要逐步演变为约束货币供应增长、增强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调整有效性和灵敏性的基础性制度，而不是单纯依靠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货币政策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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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创新，保险投资，资本市场

保险制度创新是指顺应现代保险金融化的发展潮流，改变传统保险经营理念，突破保险经营仅局限保险承保范畴的制度安排，实现保险保障与保险投资并举，构建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保险业与金融市场协同发展的新的制度安排。高效的保险投资是保险制度创新的动因，也是保险制度创新的结果。

一、保险制度创新的背景和趋势

目前，国际保险业保险制度创新，是在国际经济、金融出现金融保险服务一体化趋势背景下的一场保险制度的变革。金融和保险服务的一体化是指各自的产品及服务被相互采用，从而形成业务交叉与融合。近来年，“一站式”金融服务成为金融业的一种发展趋势。对客户来讲，通过一个金融服务机构获得所需的各种金融产品与服务，这的确是非常便捷。金融与保险一体化客观上是因为市场竞争激烈、金融管制放松、客户寻求成本更为低、更便捷的金融服务等多种原因。随着国际金融和保险集团在不同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与保险业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推动了保险业在保险制度、产品开发和增值服务方面的完善与创新。

保险制度包括保险业运作的基本原则，如最大诚信原则、可保利益原则、损害赔偿原则、近因原则等；险种设计、保险合同的制定、产品定价、展业、承保、理赔、投资、准备金的提取等方面的共同做法。20世纪后期，国际保险业在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进行了保险制度的重大变革，完成了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整合，保险金融化、证券化成为基本发展趋势。目前，国际保险业在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高度融合的新的平台上运作，实现了保险经营的一次“质”的飞跃。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险业在运作中存在很多缺陷，有很多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作法。特别是在保险投资问题上，与现代国际保险业发展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保险经营长期“一条腿”走路的制度安排，制约了我国保险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影响了我国保险业健康和持续发展。未来的国际竞争要求我们遵循同一个游戏规则。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及早地融入世界，熟悉国际游戏规则，才能在日益严酷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进行保险制度创新，构建全新的保险经营平台，实现保险业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是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保险制度创新的环境分析

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经验表明，保险制度创新是建立在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基础上的。因此，进行保险制度的重大变革，需要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制度创新所需要的企业基础和市场环境。首先，要建立现代化的保险企业制度。要解决好保险企业组织形式、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及其经营状况的基本评价指标、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竞争原则、税收政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其次，要完善保险经营的市场环境，尤其是保险投资环境，重点是完善保险投资所必须的政策法规环境和资本市场环境。完善的资本市场环境，是实现我国保险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险创新的平台。

目前，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投资的规定十分严格。从表面上来看，这些规定似乎可以保证资金的安全性，但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都处于转型期、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变量波动率相对都很高的国家中，这样一种规定有可能将保险公司置于巨大的负。债风险之中。然而，如果只是简单地改变或放松保险投资的监管规定，在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很不成熟、投机性很强，保险公司投资人才匮乏的情况下，又有可能使保险公司面临重大的资产风险。因此，需要积极稳妥地改革和完善政策法规环境。

要解决保险投资的两难问题，满足保险业的资金运用需求，必须将保险投资问题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具体讲，就是应当大力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同时推动保险投资的多元化。第一，政府要调整对资本市场的政策，从总体上看，要重点发展包括寿险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第二，逐步扩大寿险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业务范围，放开投资业务和允许其直接经营证券业，对产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应区别对待，逐步放宽寿险公司的投资业务范围。第三，逐步放宽投资政策，允许国内保险公司选择海外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内资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大其投资组合，降低风险程度。

目前，我国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受到严格的分业经营限制，保险企业的经营模式单一，缺乏创新的基础。鉴于此，对于全球金融业务一体化趋势，我门要从容面对，认真研究，既不可视而不见，又不可盲目追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一体化，为保险业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我国保险制度创新的基础

实现保险业与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现阶段保险制度创新的基本目标。保险投资是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衔接的纽带，是我国保险制度创新的基础。国际保险业发展的趋势表明，现代保险越来越离不开保险投资，保险投资是保险业的重要利润来源，是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首先，保险公司是金融市场上一个正在不断成长的重要参与者。它们承保各种不同的企业和家庭风险，从而推动其参与经济与金融活动。在盈利性的驱动下，它们也已成为全球广阔金融市场上日趋重要的投资者和金融媒介。它们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创新的保险方式，为金融风险提供保险保障，并在新金融工具的开发进程中搭起了银行与保险产品间的桥梁。保险与再保险公司拓宽了金融工具的范畴，提高了市场参与者的多样性，并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融资和规避风险创造了新的机会。与此同时，它们还促进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及其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

保险业参与资本市场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回顾上世纪的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费率疲软与低债券收益的环境刺激着创新，从而促使保险与资本市场之间出现了某种对接。保险公司在这一时期致力于将其庞大的投资组合与融资渠道进行多元化。例如，在信贷衍生市场上它们正成为日益重要的参与者，帮助银行对其信贷风险暴露头寸进行套期与多元配置。在融资方面，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发行了融资安排(FAs)与担保投资契约(GICs)，这一发行量很快上升到大约400-500亿美金的规模(J.PMorgan，2001)。对市场参与者的调查表明，这些基金一般都投向与FA／GIC有相近到期期限的高收益证券，以便得到正向的收益。在保险需求增加过程中，对新活动中风险的日益重视，对保险费率的稳定这些考虑导致许多保险公司开始重新评估他们的资本市场活动。

其次，金融市场为保险业摆脱困境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环境，为保险资金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有效运作提供了空间，为保险业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共发展，最终达到利益共享创造了条件。保险业介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一方面表现为保险资金介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保险资金介入货币市场，即保险资金存入银行可以商谈利率，允许保险公司与银行合作，使保险资金进入消费信贷领域和房地产按揭业务，允许保险资金投向有长期稳定回报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允许保险资金涉足风险投资领域等；保险资金介入资本市场，即允许保险公司单独或者与基金管理公司合作组建独立的保险基金进入股市，或者支持保险资金从目前间接进入股市转为直接进入股市。另一方面，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对保险市场有三大拉动作用。一是保险产品更趋向投资型；二是保险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发生变化；三是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由互助型向股份制转变。

四、我国保险制度创新的目标

随着国际金融保险服务一体化的推进，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的日益融合，成为当今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它为我国保险业摆脱困境提供了必要的宏观环境，同时也为资本市场的完善提供了契机。资产收益率低、“利差损”问题使中国保险业将面临偿付能力不足的困境；市场结构不完善、功能存在缺陷使资本市场发展陷入泥潭。为摆脱这一困境，需营造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整合的基础环境，制定符合国情的制度安排，使中国保险市场深度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与资本市场共同发展，以达到利益共享，并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最终摆脱各自的困境。

首先，中国保险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保险业的竞争使得保险经营利润空间日趋窄小，保险投资利润成为维持保险生存发展的基础。根据新修改的《保险法》，保险资金主要运用于资本市场中。现阶段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规范，不完善，但是资本市场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规范和完善。中国保险业不能坐等资本市场规范和完善以后再发展，必须与资本市场同步发展；觎范和完善。保险业急需的资金运用人才只有在发展中才能不断吸收引进和培养提高。

其次，保险业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市场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之一。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规范和发展需要一大批理性的机构投资者，需要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保险业就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主要的资金来源。同时，中国金融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并不影响保险业在资本市场上发挥作用。随着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和地位会越来越大。

五、推动我国保险制度创新的措施

实现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高效的资金营运、高效的保险投资，因此，必须在完善资金运用管理体系上进行专业化资金营运管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经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构建全新的保险经营平台，探索并建立高效的保险投资运作管理体系，是当前重大的保险制度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拓宽并不一定等于资金投资收益的提高。积极探索合适的保险投资的组织管理体系，允许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设立专业资产管理公司，是保险业进入资本市场，提高投资收益率，防范风险的内部条件。

由于保险公司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所管理的都是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资金，而不像一般资产管理公司那样吸收社会各界的自由资金，这种资产管理公司应该被认定为保险相关企业。保险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并不违反《保险法》的规定。可以认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是现阶段我国保险投资的组织管理体系的新的制度安排。

当然，在现有体制下，要充分释放我国保险业所蕴涵的巨大创新能量，还应该注重处理好几个关系：创新与WTO规则的关系；创新与市场的关系；创新与运作条件的关系；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因为保险创新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创新扩大市场来获取更多的新资源，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得到保险市场的认同，因此，研究和分析市场需求是保险创新的关键。

保险创新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应的运行条件和制度条件；缺乏一定的客观条件或者监管制度的保证，是难以充分发挥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特别是保险创新，一般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加大了监管难度。而以逃避监管为目的的保险创新与原有监管体制有着更为直接的冲突。因此，尽快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管体系，既是控制保险创新风险的需要，也是推动保险创新发展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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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评价体系有待完善考核评价是高效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学校各项工作的进度和完成质量。但是就目前来看，高校考核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考核内容单一、流于形式，不能对教职员工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的客观公正评价。此外，目前考核评价还存在以下问题：有的高校在教师考评方式上过于重视学术成果的数量，长期发展下去，使得教师将大量精力转移到了学术研究和课题论述上，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不注重师德的考核，师德考核比重小，导致教师忽视了师德的建设；没有充分使用考核的结果，对教职工的奖励不及时，惩罚也不到位，考核结果没能很好地同工资待遇、职务评聘等进行挂钩，缺乏激励性，绩效管理很难实现，难以调动教师职工的积极性去主动承担工作任务，实现不了考核的真正目的。

（二）用人制度僵化目前，我国高校基本都是在国家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背景下进行人事管理，其内部人事管理体制缺乏改革力度，改革不彻底，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事实上，高校教职工和学校之间为用人终身制，许多教职工进了单位评了职称后就满于现状，越来越不重视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另外，还存在事业单位职工能进不能出、职称评定上的论资排辈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教职工不能充分发挥其工作的积极性，逐渐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在工作上缺乏开拓和创新精神，对提高高校的管理质量和效率产生了严重影响。

二、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管理理念制度创新创建新型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一是要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转变，将传统以事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新型人力资源管理方式，注重高校现有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合理调整学校的人力，优化人力资源的整体结构，同时将人的管理作为核心内容，做到用人所长，让每位教职工都能在最适合的岗位上工作，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二是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往往以经验管理去进行人事管理工作，缺乏创造性和自主性，没有能体现出高校自身的特性的管理制度。因而，创新高效管理制度必须根据人事管理内在的规律，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技术改善管理手段和方式，促进管理手段的科学化水平，并通过对人员聘任、考核、奖惩的科学管理，使人员的配置更加合理，从而建立适合人才发展的用人环境。

（二）用人制度创新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要求，促进人才配置的市场化，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高校需要创新用人制度，改变传统的用人终身制，转变为聘用合同制。具体的来说，首先，高校应依据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充分挖掘各种类型的人才，拓宽人才引进的渠道，积极引进人才，适应高校发展对多层次人才的需求，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其次，在人才的任聘上，必须以“按需设岗、公平竞争、择优聘任”为前提，即依据高校的需要设立工作岗位，经过公平、公开的竞争，实行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将最合适的优秀人才安排到对应的岗位上去，然后签订聘用合同，保证教职工和学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将教职工的个人利益和学校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教职工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力，努力实现个人价值。

（三）考核制度创新高校考评体系是否有效关系着高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近年来，由于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发展，高校教职工的考核评价应与现代教育发展状况相适应，并结合现代教学的特点，以教育理论为指导，按照教育教学的工作规律，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考核，使考核更加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在考核中根据各类教职人员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建立不同的考核指标和考核标准，进一步增强考核评价的透明度，使广大教职工都参与到考核中来，让考核评价更加公平、公开和公正，从而逐步建立一种有利于吸引人才、稳定人才和适于优秀人才成长的环境。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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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行的经济条件下，循环经济不会自发地实现。构建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循环经济主体的动力机制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所在。有效的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利益诱导机制、环境责任约束机制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

关键词：循环经济主体；动力机制；经济利益

循环经济涉及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影响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各阶段，因而与企业、消费者和各级政府密切相关。作为循环经济系统的成员或主体的企业、消费者和政府在循环经济运行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能。这些主体必须遵循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自觉发挥各自的职能并相互协作。这样，整个循环经济系统才能顺畅运转起来。然而，在现行的经济条件下，循环经济不会自发实现。事实上，当消费者还没有接受绿色消费的理念时，不会购买再生利用产品，选择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同样，当循环产业无利可图或资源能源监督都未能形成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企业也不会转变增长方式，选择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因此，在明确循环经济各主体职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就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

一、循环经济主体的职能

企业、消费者、政府构成了循环经济系统的主体。这三个主体通过各自不同的职能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其中，企业既是资源消费者，又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它在循环经济系统中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尽可能采用可再生和便于回收利用的资源，并减少资源的消耗；向市场提供能有效减少环境负荷并有利于再使用和再利用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开发清洁生产技术和废弃物再使用、再利用技术等发展循环产业；对企业自身排放的废弃物实施再利用和适当处置；构建企业间的废弃物和副产物循环利用的工业生态链，实现废弃物的零排放。消费者是包括循环型产品在内的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也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其职能应为：自觉控制容器包装的使用和废弃物的排放；遵守废弃物的分类回收等制度，以促进其有效地回收再利用；购买环境负荷少的产品和资源循环利用产品；尽可能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采用注重功能、服务的享用而非物品占有的消费方式。政府是国家和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决策者和推动者。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因而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循环经济不会自发地发展起来，而必须有政府的推动。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为：为国家和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指出方向和目标；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借以引导和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为建立国家和地区的循环型经济系统创造条件；作为集团消费者通过自身的绿色采购行为直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并为企业和居民做出表率。

为使循环型经济系统顺利运转起来，企业、消费者、政府这三个主体必须通过建立彼此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一个互为条件的整体。首先，企业和消费者要通过市场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如，企业要制造节约资源的环境负荷小的产品，消费者也要实行绿色采购，优先购买此类产品。在这里，企业把保护环境纳入经营宗旨和消费者确立绿色消费理念是二者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实现良性互动的条件。其次，要建立循环型经济系统中各类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围绕废弃物和副产物资源化再利用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城市或区域范围内废弃物排放企业与废弃物回收、运输、资源化再利用、无害化处理等所谓静脉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上述各类企业都是循环经济系统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相互间不能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系统整体就无法顺利运行。再次，要建立政府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政府应通过制度设计，运用适当的政策手段，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和消费者也应通过确立环保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适应政策的变化，以求减少政策执行阻力，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此外，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政府的各相关部门之间必须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以保证政府制定的目标、规划、法令、政策等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

二、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

为保证循环经济主体实现各自的职能，必须构建有效的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利益诱导机制、环境责任约束机制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和环境责任约束机制都是通过外在力量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则是通过经济主体价值取向这种内在力量，使其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

(一)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指当某种制度能使经济主体获得预期的最大利益时，就会使其积极作为，以适应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只有当它使企业有利可图时，企业才会积极推动或适应其发展，从而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如，当绿色消费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资源节约型产品和循环型产品的市场空间日益扩大，循环型产业成为一种巨大的商机时，企业就会积极地适应这种变化，推动它的发展；当资源循环技术日趋完善，企业进行废弃物资源化能大幅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时，企业就会从追求低成本高利益出发，发展循环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对企业主体主要表现为追求循环经济中潜在的最大利润，对消费者则主要表现为以较低价格获得预期需求的满足。如，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通常决定于对商品效用与价格的比较，在效用相同或近似的情况下，会选购价格较低的商品。当循环型商品与原有同类商品相比效用相同或近似而价格低于或仅略高于原有同类商品时，就会对消费者产生吸引力。可见，通过对消费者进行这种以低成本获取需求满足的利益诱导，会开拓和扩大循环型产品市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环境责任约束机制。指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赋予企业、消费者等主体在循环经济运行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使这种运行成本在内部转化为各主体的成本，从而形成由环境责任约束而产生的动力机制。如，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企业承担管理、处置废弃产品的经济责任，使由此发生的成本内部化为生产企业的成本。这样，会激发企业积极开发产品回收处置系统，努力降低回收处置成本，并从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的各环节努力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使产品报废后便于回收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样，当生活垃圾由政府统一处理时，消费者没有成本意识，也不会主动进行垃圾减量化，而当实施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使生活垃圾处理的经济责任由消费者承担时，由于消费者有了成本意识，就会产生回收再利用资源、减少垃圾排放的内在动力。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起关键性作用，如果政府的决策忽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则循环经济将无法实现。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形式赋予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发展循环经济中所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并建立和实施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履行法定责任的监督和考核制度，形成政府履行环境责任的约束力。这种环境责任的约束力就会成为各级政府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每个经济主体的行为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支配下进行的。通过教育和学习，使人们树立起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维持人类持续生存能力的价值观，就会产生自觉推动循环经济的动力。在循环经济主体中，绿色消费者是在绿色价值观影响下最先涌现出来的循环经济主体。这里所谓的绿色消费不仅指消费者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有利于健康的产品，还包括选择环境负荷少的节约资源的回收再利用产品。因此，绿色消费不仅在于倡导崇尚自然、追求健康舒适的生活，还在于关注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实现可持续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接受绿色消费的理念，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消费行为，因而出现了日益扩大的绿色产品的市场空间，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经营行为是在一定经营理念支配下进行的。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企业以追求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利润为唯一出发点，不考虑自身环境行为后果。也就是说，企业经营只追求经济效益，而不考虑社会生态效益。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加深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绿色消费者群体日益扩大，政府有关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法规日趋完善，国际公约中的环境法规也日益严格。在上述背景下，企业的环境行为逐渐成为其获利乃至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能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循环型产业正在成为企业新的发展机会。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企业良好的环境行为已成为自身发展的新的力量源泉。正是这种经营理念的深刻变化，成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政府的全部执政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执政理念指导下进行的。执政理念是政府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也是政府执政活动的动力所在。为保证政府在经济建设中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除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立对政府的环境责任约束机制外，还必须确立对政府的绿色价值观的影响机制，通过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形成政府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源泉。

三、构建循环经济动力机制的措施

(一)运用经济措施构建循环经济的利益诱导机制。运用经济措施保证企业和消费者从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是构建其动力机制的关键所在。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建立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使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明确其产权关系，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以促进环境成本的内部化，使企业产生珍惜环境和资源的内在动力，从而推动企业致力于资源能源的减量化和再循环。第二，制定支持和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包括制定税收政策，对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企业征收环境税，对实行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有利于改善环境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制订财政政策，政府投资兴建大型资源循环利用的公益性项目，强化政府主体对循环经济的投入力度。对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技术研发和生产项目给予财政补贴或从排污收费建立的生态环境基金中给予支持。实施政府的绿色采购政策，要求政府必须优先采购节能、环保的绿色产品。制订金融政策，对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资源循环利用项目，通过银行的优惠贷款或运用证券和债券等融资手段给以支持。第三，制订鼓励消费者参与废弃物回收利用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包括建立押金返还制度，鼓励消费者回收饮料容器、电池等可再利用和危害环境的物品，形成良好的环境意识；建立生活垃圾排放收费制度，促使消费者避免过度的饮食消费，减少生活垃圾排放；建立罚金制度，推动消费者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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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模式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加强职业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教育的时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充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构建“一体化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

主题词：网络信息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

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

1.网络信息杂乱无章

在网络信息时代以前,学生接受信息的主渠道是新闻媒体,这些媒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工作规范,强调的是党性原则与社会规范,而网络媒体的出现使这种稳定的格局发生改变。由于在网络上传递信息、发表意见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不承担责任。因此,各种政治的、社会的谣言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到处流传,再从网上传到网下,会造成学生原有稳定的传统文化的分裂和趋异,对他们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的畸变将产生重大影响,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对学生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2.网络对传统思想教育方式带来冲击

“网络信息时代”开放的、自由的信息系统提供的是一种崭新的、动态的和超文本式的传播模式,这种人机系统高度自动化、精确化而缺少人情味,容易导致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幸福漠不关心,使人产生精神麻木和道德冷漠的问题。

3.学生网民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现实，网民的最大构成群体是学生（如下图所示），学生群体的大量存在，一方面极大地活跃着中国的互联网应用，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中国互联网的商业价值。网民数猛增，大学生上网人数占得比例很大，网络技术的发展严重冲击着大校园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机遇

1.充分利用网络有利条件,强化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教育与引导

发挥教育的“濡化”和“涵化”作用,以培养大学生文化自省、选择、判断能力和批判意识。还要充分发挥网络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随时掌握学生的心理发展。让学生参与“网络社会”的信息管理与研究工作,以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精神,促使他们成为“网络社会”中的道德主体。

2.网络良好的交互性克服了时空的限制,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

传统的教育模式,是以教育者为中心,受教育者在封闭的空间被动地接受灌输,效果不佳,从而也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而网络的平等性、交互性和跨跃时空的特点,使得受教育者不必按传统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教育,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网络上方便自由地与教师(或同学)进行“直接”对话,沟通交流,教师以及时发现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和现实表现,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引导或对疑难问题予以解答、辅导,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从而也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

3.信息网络与学校、家庭有效联合

通过网络,还可以将学校与家庭联系起来,家长可以随时随地查询子女在校的思想表现、学习表现等情况,学校也可以在网上与家庭保持联系,即时沟通、交换信息,做到家庭、学校相结合,为共同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手段。

4.网络内容的多样性,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吸引力

信息网络是一种具有感染力,充满时代性的传播媒介,其影响和吸引力明显大于过去任何一种传播手段。尤其是图文、声像并茂的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让人感觉身临其境,寓教于乐,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和想象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生获取知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其效果是传统的教育手段所无法比拟的。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的对策

职业院校肩负着为经济建设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使命，人才的质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培养一批符合时展需要的高素质优秀专业技术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前，职业技术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普遍存在效率低、效果差的状况。许多思想教育工作者都感到工作做了很多，精力耗了许多，却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应该针对当前网络信息时代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1.思想教育工作者必须树立牢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面对困难和问题，要毫不退缩和畏惧，发扬善于学习、勇于探索的精神；既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又要有创新、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特别要善于学习和吸收新的教育成果，并努力运用到工作中去。要通过开展辅导员工作经验交流、研讨、撰写论文、校外培训等活动，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向深入发展。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旧有的方法和措施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用新的手段和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努力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2．建立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建立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要搞好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没有一支精干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学院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工作者也要注意提高自身的网络信息技术和业务能力，诸如利用网络进行教学的能力、利用网络与学生互动的业务能力、利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和学生进行沟通等各方面的能力都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能力与素质才能与时俱进，才能在教学中更好地域学生进行沟通，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当代学生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况，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的对症下药，找出解决之策。

3.加强网络管理,促使学生合理、有节制地使用网络

学生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比较欠缺,极有可能在网上丧失自我而做出触犯法律、违背道德的事情。有的学生还因为上网没有节制而造成学业受挫。因此,学校应该制定规范学生上网的条例和守则,对学生上网的机房、图书馆要配有专职的网络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制止。

4.树立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的新观念

思想政治工作网络是指各级党政机关、政工人员以及传输系统、通信系统组成的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网络。高职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利用网络，交换、传输包括文字、数据、声音、图形、动画等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对高职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激励、引导和调控。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可提高信息的传播率、利用率。通过网络传播，可使先进模范的讲话，有关专家的辅导、电视教育讲座直接进入网络课堂，使一人授课，全体学生同时接受教育成为可能。并且由于网络教学的趣味性、形象性、直观性的优点，使受教育者达到的学习效果远优于普通课堂教学。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网络还可以将其他大众媒体，如报刊、广播、电视、图书、录音录像和户外宣传信息移置到网络上，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大众传媒的结合与互补，大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感染力、吸引力和教育引导作用。同时，在网络上还可以让受教育者与教育者实现双向交流，及时获得咨询信息，及时反馈意见，从而提高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进一步增强其教育功能。

5.优化校园网站，积极打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立体平台

面对学生上网的高比例，我们对学生的教育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润物细无声”地进行。网络是信息传播的载体，建设主题鲜明、独具特色的网站或网页，是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关键。为做好学生上网教育工作，必须积极主动建设好校园网，重点开发和扶持一批网站，形成立体式的宣传教育网络平台。

四、思想政治工作与网络技术有机结合的新思考

1.规范网络道德,促进网上自律和他律的有机结合

这是提高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和对有害信息的审视能力,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在网上渗透和传播的有效途径。要加大网络监控力量,清除网上垃圾,规范网上行为,尽量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网上活动空间。要广泛开展网络安全教育,保证网络健康、有序运行。要在网络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的同时,对学生进行网络道德的宣传教育,规范他们的网上行为,强化他们的自律精神和责任意识。

2.营造全新的网络文化氛围,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营造全新的网络文化氛围,是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进网络的标志之一。我们要用先进的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努力营造一个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氛围,从而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应该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电子论坛、聊天室等交互式的信息传输方式把科学理论灌输和渗透到他们头脑中去,让他们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体系下学会鉴别,学会选择,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想、观念的侵袭。要利用网络的交互性和易参与性来实现受教育者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

3.开展网络道德教育，加强网络责任感

面对精彩得让人眼花缭乱的网络，要加大网络道德教育，一方面提高学生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自觉对有害信息进行抵制，识别和拒绝网络破坏;另一方面强化法制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的上网意识，培养健康的网上人格，正确对待人机关系，正确对待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理性地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加强网络责任感。

4.构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系

互联网络的发展扩展了思想教育空间,今天的互联网,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系统,高校“围墙”的概念将逐步消失,不同地点的高校学生,既可通过网络共享思想教育资源,又可在网上自由地向教师咨询思想问题,与其他同学开展思想交流和讨论。互联网使用的普及性,将社会、家庭与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连为一体,将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思想工作的社会化,使得原先相对狭小的教育空间,变成了全社会的、开放性的教育空间,为全社会育人创造了一个最新的育人环境和育人模式。

构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系，其内在必然性要求以全方位的工作实现网络管理的全面展开，即在以全新的理念管好全新的阵地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找准切人点，建立好网上网下互动、课内课外互补，覆盖全校、辐射社会的立体交叉大网络，使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高校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并努力取得优良的教育效果。

结束语

在网络化时代,高等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同时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网络环境下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努力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去占领网络文化的阵地,切实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工作。今天,伴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主动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为我们提供的现代化手段,来拓展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和渠道,使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

总之,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的育人工程,涉及学院工作的方方面面。只有把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学院工作的各个方面,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高技能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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