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审计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参加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人员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2、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及有关财经法规和制度，无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3、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热爱本职工作;

4、从事审计、财经工作；

5、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5年;

6、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4年;

7、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2年;

8、硕士学位，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1年;

篇2

内部审计师考试内容：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考试科目共同4科，必须在2年内通过，每科80个单项选择题，75分为通过，即答对75%，考试时间为两天，上下午各考一科，一科考试时间为3.5个小时：

（1）内部审计过程（InternalAuditProcess）

（2）内部审计技术（Internalauditskills）

（3）管理控制和信息技术（Mangementcontrolandinformaiontenology）

篇3

关键词：审计师强制轮换　“利”的冷静分析　“弊”的客观分析

审计师强制轮换是会计学界关注和争论的重要问题。本文就审计师强制轮换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试图从我国目前的审计环境来探讨审计师强制轮换的可能性，以提高审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并给出相关的建议。

一、审计师强制轮换“利”的冷静分析

(一)提高审计质量 在审计师强制轮换的情况下，审计师不愿屈从管理当局的压力去接受有问题的会计处理，因为保留客户的动机已不存在，新任审计师可能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惯例和会计政策提供新看法，审计质量可能随着审计师的强制轮换而提高。在初次审计中，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缺乏了解成了导致审计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但是，初次审计导致的审计质量下降的因素是可以控制的(李兆华,2005)，通过努力能够消除其不利影响。对其实行控制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一是委派有专业胜任能力的审计人员，执行较大范围的审计抽样，从而增加发现问题的概率，降低了审计风险；二是借鉴以前年度的审计报告。通过对审计报告的分析，可以帮助找到重要的审计领域，从而降低风险；三是与前任审计师沟通，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在提高审计质量上，初次审计有优于再次审计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有助于发现和终止审计师和被审单位“共谋”作假的情况。审计师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被审计单位的舞弊不揭示，这种共谋一旦达成会连续下去，危害极大。“共谋”作假只有强制更换审计主体才有可能被发现，初次审计为此提拱了契机。基于对会计事务所声望的珍惜，强制轮换后审计师对审计控制会更加严格，从而提高审计质量。经历了美国“安然”、“世通”等系列会计造假案，以及我国的“银广夏”、“大庆联谊”等上市公司舞弊案，会计师行业信誉和地位急剧下降。为使人们恢复对审计师的信任，重塑行业形象，适当增加审计成本是必要的。

(二)增强审计独立性　有观点认为，如果审计师长期为一家审计客户提供审计服务，会与客户产生影响审计独立性的关系，损害审计质量。当管理当局并不支持审计师对遵守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规定所持的立场时，保留客户的压力可能会使审计师在评价客户时丧失客观公正性，容易形成对客户有利的判断。而对客户的判断，是审计师评价会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重要考虑因素，不正确的或者带有偏见的判断，可能使审计师不能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进而无法发现客户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重大错报，对审计师恰当处理财务报告问题的决策产生不利影响，致使审计风险加大。但在审计师强制轮换下，由于审计师知道审计师任期和相关的收入，只能保持有限的时间，强制轮换有利于形成并强化审计工作的实质独立。从形式的独立性要求来看，强制轮换更能使审计师的工作被认为更加客观和公正，以保证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的可信度。因此，审计师强制轮换作为一个激励因素可能使审计师采取恰当的措施，使后任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更为谨慎，提高审计的独立性。

(三)预防违规行为 当审计师第一次审计新客户时，由于对新客户的会计信息系统的质量没有把握，审计师一般会投入很多的时间认真仔细分析客户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各个方面。面对新的审计项目，审计师将花更多的时间去认识客户，以谨慎且职业地去调查和评价会计报表是否公众以及会计信息系统是否具有高质量。审计师不可能再像以前重复审计同一客户那样考虑，“从上一次审计以来改变了什么”，而是将思维的核心，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审计”。强制轮换后，顾及信誉的后任审计师将比前任审计师具有更高的专业胜任能力，更能发现和报告客户账户中的错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下一次对该客户执行审计业务时，审计师主要关心的就从“谨慎审计”转移到“上次审计后出现新的变化”上来。强制轮换对从业者本身也是一种预警机制，可使从业者彻底强制原来的侥幸心理，为留意后任谨慎和挑疵而不留后患。近年来，我国相继出现的重大造假案使会计师事务所的诚信一落千丈，管理层由此加大了对审计师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如果实行强制轮换，有许多问题是可以及早发现的，减少审计师因对客户的熟悉而形成的自满，从而也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牺牲。

二、审计师强制轮换“弊”的客观分析

(一)增加审计成本审计师在对一个客户进行审计时会形成许多专用资产，这些资产仅在合约关系存续时才有价值，一旦强制轮换这些专用资产将遭受损毁，并导致审计的成本和价格大幅上升。在强制轮换的情况下，可能发生更频繁的审计师更换，导致审计师和公司承担更高的财务报表成本。一方面，审计师为了获取审计业务，要承担为获取财务报表审计客户相关的营销成本。另一方面，为了在第一年的审计中获取对公司经营系统的必要了解，其初始年度审计成本可能高于随后年度的审计成本。除此之外，强制轮换还具有无形成本，即要对外说明轮换原因的自愿轮换，若以审计任期到了规定年限而强制轮换的信息形成，市场将会因减少了信息说明渠道而变得缺乏效率。由于强制轮换增加的成本会转嫁到上市公司从而提高了审计的价格。审计定价的谈判双方对审计定价的谈判能力受审计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从而使上市公司对审计定价的绝对决策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审计市场中的存续供给方――后任审计师所在审计定价的谈判能力上有所提高，并对具有潜在监管关注目标客户的风险评价提高(这种风险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作用)，最终提高了审计的价格。此外，强制轮换，可能剥弱审计市场竞争，这也会导致价格上升。

(二)不能改善审计意见上市公司强制轮换审计师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改善意见，而收到“不清洁”审计意见则是上市公司强制轮换审计师的直接动因。但其审计意见并不是上市公司强制轮换审计师的决定性因素。上市公司只有预计到强制轮换审计师后能够改善审计意见，才会强制轮换审计师，否则，就失去强制轮换审计师的动机。上市公司在进行决策时，强制轮换之后的审计市场以及根据轮换之后审计市场而估计得到的审计意见是无法预知的。因此，上市公司对审计师强制轮换之后的审计意见的估计，是根据以往审计市场和公司预计的本期财务状况而做出的。与上市公司决策最相关的审计市场就是上一时期的审计市场，而上市公司估计的本期财务状况则可以直接用本期的实际财务状况代替，因为上市公司本身是非常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可以用总资产营业利润率、总资产经营现金流量和财务杠杆来表示。总资产营业利润率和总资产经营现金流量越高的公司，其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而财务杠杆越高的公司，其被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另外，上市公司所收到的审计意见与股权结构也相关，一股独大公司收到“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要高，而多股同大公司收到“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

要低。上市公司预计轮换审计师后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则轮换审计师的概率就越大。事实上，上市公司强制轮换审计师与否，并不影响上市公司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当然，审计师强制轮换是否改善审计意见的问题也就不存在，审计师强制轮换并不能显著改善审计意见。

(三)增加审计风险强制轮换后，新任审计师可能未能充分制定和运用审计计划以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和影响财务报告的流程，对公司经营、支持财务报表的信息系统和财务报告缺乏了解。为获取这些了解需花费更多的时间，这增加了新任审计师在初始年度不能发现重大财务报告问题的风险。据统计，超过83％的第一层次审计师认为，当不再需要花费额外的资源获取必要的了解前，通常需要2～3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充分熟悉公司的经营和流程。这样，最有经验的审计师又会出现，以寻找新的客户，从而增加了审计失败的风险。同时，当发生审计师强制轮换后，就会向投资者发送警示信号，投资者就会质疑为何发生变动。警示信号可能由于强制轮换而被消除，因为投资者可能无法区分公司变更审计师是由于非计划进行还是由于强制轮换造成的。

三、提高审计质量的政策建议

审计师强制轮换具有两面性。关键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笔者认为，不能期望通过审计师强制轮换解决审计工作的全部问题，其影响的实际结果还要经过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探索。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使审计师强制轮换尽可能扬长避短的效果，更好地发挥审计师的鉴证作用，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

(一)加强审计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诚信教育，加大处罚力度 一方面，强化对审计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诚信教育，改变重专业知识教育，轻诚信教育的现状。在审计师的职业道德和诚信教育中，独立性是核心，独立性被视为审计师的职业价值核心，审计师为了增加自身价值，会积极采取措施来维护和提高独立性。然而，我国审计师并没有从观念上真正认识到独立性，对于其个人和整个行业发展的重要价值，仅将其视为一种被迫遵守的行为限制。为此，必须在不断完善制度安排的同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强化职业道德意识，使审计师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对待独立性，从而避免对于独立性的追求流于形式，营造“信则共赢，不信则亡”的良好氛围，使审计师爱惜自身声誉，建立审计师诚信记录、诚信网络查询、信用评级制度，有了不良的记录，就会影响执业活动甚至生存发展，迫使其自觉规范市场行为，建立对失信行为的投诉、举报制度，使无诚信的审计师被拒绝于市场之外。另一方面，审计师行业是一个公众行业，肩负着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其职责决定了行业必须加强自律监管。虽然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和刑法规定了事务所和审计师应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在实际执行中对其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明显偏轻，致使事务所和审计师的违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加强政府对审计行业的监管采用行业自律和行政监管相结合的方式，严格控制审计质量，并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提高审计师违法的处罚力度，以提高其违规的成本，增强审计师的风险意识，从而提高其审计的独立性。

(二)规范收费标准和审计师的报告行为，约束审计师与上市公司“共谋” 一般而言，小规模客户审计师收费要低于大规模审计师的收费。审计师以“低价揽客”开拓市场，降低审计收费并期望能在未来审计年度中得以补偿，将可能导致审计师与客户之间产生不当的利益关系，不管是强制轮换还是非强制轮换，从而有损于审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因此，规范审计服务的收费标准势在必行(刘琨，2005)。物价部门已有规定收费标准，但在具体操作中弹性较大，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审计市场的竞争不应当是价格的竞争，而应当是审计质量和信誉的竞争。应当根据审计服务行业的特点、被审计单位的行业状况和业务量制定出规范的统一收费标准，杜绝因收费标准而导致审计师强制轮换和由此而发生的对审计市场的影响。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组建审计交易中介机制，使之成为连接审计师与公司的纽带，审计业务签约、收费等事项，从而减轻公司管理当局对审计师压力的可能，以提高审计的独立性。同时，强制轮换使后任审计师倾向于选择出具更严格的审计意见类型的方式报告所发现的问题，而不是以调整重大会计差错来代替出具更严格的审计意见类型。在我国目前欠发达的证券市场上，大部分投资者尚未能深入地理解和利用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中的有用信息。相对于重大会计差错调整，审计意见显然是更为直观的信息，更容易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对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来讲，更愿意看到审计师以调整重大会计差错的方式来对待公司的“可避性”问题，而不是以更严格的审计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独立性的审计师便可能迎合管理当局的意愿，以调整重大会计差错来代替本应该出具的更严格的审计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制轮换对规范审计师的报告行为，约束审计师与上市公司“共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完善民事法律责任规定一方面，在财务报告中应对公司的审计费用和咨询费用做出更充分的披露。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审计师强制轮换动机的信息披露要求，详细披露公司更换的种类(公司提前更换审计师、审计师提前辞聘、到期强制轮换)。公司提前更换审计师的详细原因以及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的意见，审计师提前辞聘原因的具体陈述，到期强制轮换应当披露审计师的审计期间及各年审计结果。在非强制轮换情况下，公司与审计师在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报告中的分歧，并阐述各自观点及理由。要求对审计师强制轮换进行信息披露，实际上反映了监管部门希望通过审计师强制轮换获取必要的信息，从中发现具有潜在购买审计意见动机的审计师强制轮换事件，以便实施有效的监管。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公司结构治理下，股东大会很难发挥相应的机制作用。如果缺乏足够的外界压力，离任的审计师普遍不希望在客户公司的业务终止后“惹过多的麻烦”，以免影响其维持与其他客户公司的关系。此外，部分审计师离任后原因还在于意识到在过去的审计业务中或多或少存在过失，为了避免潜在的诉讼风险和监管处罚，审计师强制轮换的事件以不张扬为宜。笔者认为，一方面，监管当局应当集中精力来消除，各种可能阻碍审计师自愿披露信息的障碍，应当规定一些带有强制性的、具有惩罚机制功能的规则，促进轮换信息的披露；另一方面，监管当局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来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进行监控，披露那些向市场竞争妥协的审计师。应要求公司及时披露其强制轮换的真实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上市公司意见购买成功的可能性，对审计收费动因、新任公司管理当局动因、地域关系动因而强制轮换审计师的公司起着一定的遏制作用，以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有效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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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计寻租 审计轮换 客户资源控制权

自安然事件以来，审计轮换以及审计寻租问题备受监管机构关注。安然事件并非企业管理层独立操控的舞弊案，审计师（事务所）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起对公众投资者的欺诈案中存在着严重的寻租 行为。

一、理论分析

（一）审计师（事务所）变更与审计寻租

关于审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原因众说纷纭，审计意见观是其中一种，指审计师因出具了“不清洁”审计意见 而遭解雇。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不清洁”审计意见导致审计师（事务所）轮换。所以有理由相信上市公司会寻求与新任审计师（事务所）建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以达到购买审计意见的目的；审计师作为“理性经济人”也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获取客户资源以维持审计收入；这样双方合作便成为可能，在合作关系构建中必然有寻租行为发生。

（二）客户资源控制权

在审计服务中，当不确定客户是否会续聘而审计师的行动对此有相当影响时，审计师很可能会拥有客户名单；当较为肯定客户会续聘而审计师的行动对之几乎无影响时会计师事务所很可能会拥有客户名单。如果采用审计意见观来解释审计师（事务所）变更的话，在审计师变更和事务所变更两种选择下，能否使审计意见变更幅度更大就在上市公司改聘时起到了决定作用，即拥有了客户资源控制权。

二、研究设计

国内外都出台了强制轮换审计师的规定以避免上市公司和审计师之间建立长期依附关系，减少寻租空间。与强制轮换相对应，很多客户在尚未到达审计任期时，主动轮换审计师（事务所），并不惜为重构合作关系付出高额费用。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理性人的管理层做此决策的收益大于成本。

（一）数据选择

选取沪深两市2004～2010年发生了审计师及事务所自然轮换 的上市公司，所统计的审计师变更是指两位签字注册会计师均发生了变更，因为在签字会计师部分变更时，前任会计师的影响仍在，不利于新 “合作”构建。

（二）描述统计

对2004～2010年总体的变更情况及具体的变更形式统计发现，事务所变更更易引发审计意见变更（2004～2006年变更比例约20%，2007～2010年约15%），而在同一事务所内审计师发生变更时，除了2003年和2006年超过10%之外（14.29%、10.19%），其他年度只有5%；且事务所发生变更时，审计意见变好的比例更大（平均每年60.55%），而在审计师变更时平均每年只有47.85%。这说明了事务所变更更容易达到改善审计意见的目的。

对审计意见具体变更类型进行统计发现，在同一事务所内审计师发生变更时，共发生审计意见变更60例，其中28例较上年度有所改善，占比46.67%；在事务所发生变更时，共发生审计意见变更144例，其中87例较上年度有所改善，占比60.41%。在事务所变更的情况下，有43例直接由保留意见（包括保留意见加事项段）或无法表示意见变更为无保留意见，占比29.86%，其中20例直接变更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在审计师变更的情况下，有11家公司由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直接变为无保留意见，占比18.33%，仅有5例变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综上，事务所变更更容易改善审计意见，达到购买审计意见的目的。

三、结论和启示

通过研究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事务所）行为及由此带来的审计意见变化发现事务所变更引发审计意见变化幅度更大，购买审计意见更易成功，寻租行为更可能发生，即上市公司更愿意与新事务所合作而非通过原事务所内的其他审计师来购买审计意见。这说明当上市公司为改善审计意见而改聘审计人员时，事务所能否被聘用取决于它本身的资本，而非所内个别审计师。客户资源控制权更多的掌握在事务所的手中。

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是与这一结论紧密相关的，而目前我国较多的上市公司舞弊案件也与审计寻租息息相关，这需要对我国的审计制度进行深度思考，同时需要监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多方努力，避免寻租的发生，构建良好的审计秩序。

参考文献：

[1]耿建新，杨鹤.我国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情况的分析[J].会计研究，2001（4）

[2]李爽，吴溪.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自然轮换状态与强制轮换政策的初步影响[J]，会计研究，2006（1）

[3]陆正飞，童盼.审计意见、审计师变更与监督政策[J].审计研究.2003（3）

[4]王少飞，唐松，李增泉，姜蕾.盈余管理、事务所客户资源控制权的归属与审计质量[J].审计研究，2010（1）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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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审计师解聘； 审计质量； 威胁解聘； 实际解聘

一、审计师解聘的相关概念

审计师解聘是指由上市公司发起的单方面解除或威胁解除审计合约的行为。从博弈视角来看，作为博弈一方的上市公司可以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采取解除审计合约或威胁解除审计合约的决策。由此可见，审计师解聘概念主要是从上市公司行为的角度进行界定的，而非审计师主动发起的。后者称为“审计师辞聘”，即作为博弈另一方的审计师由于审计风险超过了其自身的可容忍水平而向上市公司等被审计单位递交辞呈，解除审计合约的行为。本文所指的审计师解聘并非根据解聘结果进行界定，而是由审计主体行为而定。根据上市公司解聘审计师的不同动机，可以将审计师解聘分为两类：威胁解聘和实际解聘。

（一）威胁解聘

上市公司针对现任审计师所实施的，通过对现任审计师施加压力，试图改变审计意见类型的行为，称为“威胁解聘”。其主要动机是通过威胁解聘审计师改善审计意见，并非解聘审计师行为本身。

（二）实际解聘

上市公司试图通过解聘现任审计师，聘请继任审计师并通过新一轮的审计谈判，以期改善审计意见的行为，称为“实际解聘”。其主要动机在于利用现任审计师与继任审计师对审计准则的不同理解、对被审计单位审计风险的不同评价或者与继任审计师合谋等手段，进而改善审计结果。

关于审计师解聘对审计质量的研究文献，国内外不胜枚举。无论从理论研究角度还是从实证研究角度，审计师解聘（包括威胁解聘和实际解聘）均对审计师的审计行为产生了实质影响，进而导致审计结果向对上市公司有利的方向发展。这种影响在我国审计市场竞争激烈、审计师一方话语权欠缺的现实环境下尤为显著，如何从制度建设上消除这种影响，成为极为现实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审计师解聘对审计质量影响的对策分析

鉴于上市公司在解聘审计师时的不同动机，威胁解聘和实际解聘会对审计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笔者分别从上市公司的威胁解聘和实际解聘行为两个方面研究制度层面的对策。

（一）关于威胁解聘行为的对策

针对上市公司的威胁解聘审计师行为，可从规范上市公司和审计师两个主体的行为入手。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防止上市公司根据自身利益随意解聘审计师，增加上市公司解聘审计师的难度；另一方面应当增加审计师的违规成本，通过加大审计师违规的处罚力度等手段提高审计师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此外，通过审计师行业组织、媒体等方式强化审计师职业道德教育，使其在面临威胁解聘时仍能够保持客观公正性。

1.规范审计委员会制度，确保其独立性和权威性

审计委员会制度是我国借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相关制度安排。SEC在其会计系列文告第19号（Accounting Series Release NO.19）中首次建议上市公司应当设立直接向股东大会负责的审计委员会，拥有解聘或聘用审计师的权力。这一制度安排有助于提高审计师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防范与控制财务报告舞弊等方面有着突出的作用。对此，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众监督委员会（POB）也建议审计师与上市公司签订审计合约时，审计委员会应当作为审计合约的委托人，并于审计合约中予以署名。

我国自2002年4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审计委员会制度予以规范以来，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实践中审计委员会往往是董事会的一个下设机构，在聘请或解聘审计师过程中缺少话语权，成为一个摆设。尽管如此，相关实证研究仍然表明审计委员会制度对于增强会计师事务所抵御上市公司威胁解聘能力有着突出的作用。李强和薛祖云（2005）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董事会均设置了审计委员会，其会议由独立董事召集，并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上市公司随意解聘审计师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独立性和权威性对审计委员会职能的发挥十分关键。就目前而言，审计委员属于董事会下设的职能部门，其独立性本身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作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者，独立董事的聘任以及待遇受到公司管理层直接影响，独立董事根本无力与管理层作对。对此，应该建立一个独立于管理层的审计委员会。笔者建议设立一个与董事会平级的、隶属于股东大会的审计委员会，其聘任与待遇的确定应该完全独立于管理层，这样审计委员会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减少公司通过威胁解聘审计师，企图改善审计意见等损害审计质量事件的发生。

2.强化违规审计师经济赔偿责任，加大违规审计师民事处罚力度

正所谓“没有成本的造假就等于没有希望的未来”，对违规审计师的查处力度和处罚力度的不足正是审计师无视审计规则、接受上市公司无理要求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提高审计师的违规成本，改善当前违规成本与违规收益之间严重不对称的状况，从根本上消除审计主体的违规执业动机，这样才能为审计质量提供最强有力的保障。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审计师处罚机制下，审计师所承担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法律责任形式中，民事责任的规定和执行力度最为薄弱。尽管《民法》、《注册会计师法》以及《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均对审计师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了责任上的认定，然而事实上，随着大量虚假审计意见的相继曝光，牵涉其中的审计师和事务所情节轻微、影响较小的往往以行政处罚为主，情节严重的、影响较大的则对关键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鲜有审计师和事务所因此而承担赔偿投资者损失的民事责任。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针对审计师和事务所的民事责任的有关法律法规操作性较差，从而导致我国针对审计师的民事法律诉讼缺乏。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没有一套关于证券市场违规违法行为的、可据以提讼的操作规范。对此，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从立法层面对审计主体以及所属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违规责任（尤其是民事责任）进行详细的说明，从经济处罚力度和广度上改变其违规成本“重形式、轻实质”的现状，以提高其专业胜任力和职业道德，在面临上市公司威胁解聘时能够客观公正，消除威胁解聘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3.大力弘扬审计师职业道德

审计质量的主体因素包括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专业胜任能力在审计师考取注册会计师证书过程中的理论学习和长期的审计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而审计师职业道德在我国现阶段的审计环境中显得格外重要。设想一个专业胜任能力较强的审计师在缺乏职业道德的情况下会作出怎样的审计判断？对审计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应当充分发挥审计师行业协会以及媒体的作用，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对恪守职业道德的审计师予以奖惩，以加强审计师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审计师的职业道德水平。

（二）关于实际解聘行为的对策

在我国，审计服务市场属于买方市场，上市公司作为审计服务的购买者在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在审计谈判过程中往往比较强势。正基于此，上市公司有着通过解聘审计师并签约新的审计合约以改善审计意见的动机。对此，需加强上市公司实际解聘审计师行为的监管。

1.赋予被解聘审计师充分的话语权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解聘审计师的程序中剥夺了被解聘审计师的话语权，使之无法拥有为其自身申诉的权利，也正是由此，审计师在面临威胁解聘时往往屈服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这里可以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于解聘审计师的相关规定。以美国为例，美国市场监管层要求上市公司在解聘审计师时，允许现任审计师向股东大会或监管部门进行申诉，并形成书面声明，经股东大会或监管层审核后方可解除审计合约，以此防控公司管理当局解聘审计师的随意性。在英国，审计师的聘任由公司董事会表决，而在审计师解聘时，允许审计师亲临公司董事会对相关解聘原因进行陈述，并告知所有股东，而相关费用则由公司管理层负责。由此可见，国外上市公司解聘审计师比聘请审计师复杂得多，这也降低了审计师被随意解聘的可能性，提高了审计师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进而可以充分发挥其职业判断能力，得出中肯、公允的审计结果。这点在我国形式上也做过相关要求，却未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原因之一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用脚投票”现象十分严重，并不能发挥其制约经营管理层的作用；原因之二在于我国审计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审计师普遍不希望丢失上市公司规模的大客户。此外，不少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存在或多或少的过失，为避免被诉讼或处罚，在被解聘时往往都不愿声张。因此，赋予被解聘审计师话语权，能够使上市公司在实际解聘审计师时三思而后行，充分考虑实际解聘审计师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从而改善上市公司任意解聘审计师，损害审计质量的情况。

2.强化前后任审计师之间的联系与沟通

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注册会计师之间缺乏联系和沟通，这样不仅加大了继任审计师的审计风险，还浪费了大量的审计资源。强化前后任审计师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有助于削弱上市公司随意解聘审计师的不良动机，进一步拉平了上市公司管理层与审计主体的地位。对此，国外已有先例，如美国要求继任审计师与现任审计师必须进行一定的沟通，以决定是否接受业务。其中，继任审计师至少应当了解包括现任审计师与上市公司在会计准则或审计程序方面存在的争议以及现任审计师被解聘的原因等相关信息。虽然我国已经颁布关于现任审计师与继任审计师沟通的独立审计准则，但是实务中发生实际解聘审计师行为后，现任审计师与继任审计师极少进行必要的沟通。为此，加强前后任注册会计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于提高审计质量十分关键。

加强前后任审计师之间的联系与沟通，能够有效地减少继任审计师对当前客户财务状况的错误判断，进而减少前后任审计师的审计误差，减小上市公司通过解聘审计师，利用前后任审计师不同的审计误差来改善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上市公司实际解聘审计师的收益，最终提高审计质量

3.完善实际解聘审计师的信息披露

目前，我国已经在形式上建立了对实际解聘审计师的信息披露框架，但在实际执行和监管过程中却十分乏力。在上市公司年报中已披露的与实际解聘相关的信息形式可谓五花八门，但缺乏实质性信息，甚至就实际解聘原因这一基本问题也没有统一、明确的披露要求，其信息实用性可见一斑，信息使用者无法获取相关解聘审计师的信息。对此，市场监管方应当建立健全实际解聘信息披露规范，对于市场中实际解聘审计师的行为，披露中应当加大监管力度，尽可能地使信息使用者明晰实际解聘的过程以及经济后果。

西方证券市场中在对实际解聘审计师的信息进行披露时要求涉及披露的实质性信息至少应当包括实际解聘行为的发起方、上市公司管理层与现任审计师存在的意见分歧以及该分歧对会计报表在定性和定量指标上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应当披露包括现任审计师对解聘事实的说明或意见申述以及现任审计师与继任审计师的沟通情况等，进而使信息使用者能够有效甄别实际解聘事件的详细过程，同时有效抑制上市公司实际解聘审计师的动机和复杂程度，改善审计师的执业环境。

4.加强对继任审计师的监管

前已述及，上市公司实际解聘审计师的主要动机在于通过继任审计师与现任审计师对会计准则或审计风险的不同理解或与继任审计师合谋，从而达到改善审计意见的目的。因此，加强对继任审计的监管成为防控审计师被恶意解聘的有效方式。对于发生审计师解聘行为的上市公司，应当重点核查其后续财务报告审计情况，严惩审计师与上市公司的合谋行为。

三、总结

本文在对审计师解聘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针对威胁解聘与实际解聘审计师对审计质量可能造成的影响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治理威胁解聘审计师的行为时，要从上市公司与审计师两方面入手，既要降低上市公司威胁解聘审计师的可行性，又要增强审计师抵御威胁的能力。上述目标具体应通过增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加大对违规审计师的惩处力度以及强化审计师的职业道德来实现。对上市公司实际解聘审计师的治理则要从赋予审计师话语权、增加审计师之间的沟通以及提高上市公司解聘审计师信息的透明度等方面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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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审计师变更　市场集中度　购买审计意见　地方保护主义

一、审计师变更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我国《注册会计师法》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受理业务，不受行政区域、行业的限制”，“委托人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办理业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但现实情况是，审计师变更现象的逐渐增多(表1)，已经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且众说纷纭。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从(表1)可见，1997年～2005年年间，审计师的变更比例除少数年份外，始终保持一个较高的比例。审计师的频繁变更导致审计质量难以保证。

(一)市场集中度过低，竞争性市场难以保证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为审计师变更提供了境基础　市场集中度指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客户的数量、客户资产、客户主营业务收入等反映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客户资源的规模，这一指标可用以反映审计市场的集中程度。我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过低(表2)，审计市场中的无序竞争是审计师频繁变更的原因之一；从近些年的审计师变更的情况来看，审计质量并未得到显著的改善。

从(表2)我国1997年～2001年证券审计市场的集中度以及(表3)中2002～2004年审计市场集中度的指标可见，我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过低。从2002～2004年度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化，与1999年、2000年的事务所的合并风潮相对比，市场集中度有所提升，但近三年的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化，说明通过事务所自身的变更来达到提高事务所集中度的目的是不现实的。通过(表4)可以看出，美国审计行业被认为具备典型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特征。1988年“”合并以前，纽约证交所96％的上市公司是“”的客户；1999年“”合并以后，98％的上市公司是“六大”的客户。而我国的审计市场1997年～2004年的市场集中度来看，排名前十位所占市场份额并不高，我国的审计市场基本属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这种过度竞争损害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而有信誉、高质量的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远没有脱颖而出。这种市场分散的低层次的竞争职业环境，严重的损害了审计的独立性，导致了频繁的事务所的变更，因此，审计市场的集中度过低与不正常的事务所的变更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是审计师变更的主要原因。

(二)购买审计意见是变更审计师主要原因　收买会计政策，是指上市公司变更与其在会计政策上意见不一致的会计师事务所，转而聘用与其在会计政策上意见一致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判断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在会计政策上意见是否一致的标准。Chow和Rice(1982)发现收到“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公司在随后的一个审计年度更可能更换其会计师事务所。从(表5)可以得出结论：被出具非标准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比未被出具过的更容易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由(表5)可见，从1996年到1999年的四个年度中，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的变更比率，明显大于未被出具过非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1996年位20％对1.75％；1997年为12.5％对3.94％；1998年为11.8％对4.14％，1999年为19.1％对3.84％)。吴联生等通过运用修正过的Lennox审计意见估计模型来研究2002年上市公司审计师变更改善审计意见的决策行为，结果表明：中国2002年上市公司作出变更审计师决策的依据，不仅仅在于上一期被出具“不清洁”的审计意见，也在于预计的审计师变更给审计意见所带来的改善作用。但审计师变更并不能显著改善审计意见。由此可见，上一年被出具了“不清洁”的审计意见是造成审计师变更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变更并未真正导致审计意见的切实的改善。smith(1986)认为，在签订业务约定书的时，委托人并不知道会计师会带来什么样的审计意见，即客户可能的确会有收买审计意见的动机，但由于签约时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收买审计意见不一定成功。在我国的审计市场上，随着规范和防止购买审计意见的规范的出台，如2001年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进一步做好2001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紧急通知》，其要求2001年会计报表审计中被上市公司更换的会计师事务所，将被更换的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告中国注册会计协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最终的“图谋”。

(三)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　地方保护主义，是指上市公司所处地域的地方主管部门为了保护本地域内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利益，而对上市公司施加压力；上市公司希望在本地域的会计师事务所给与更多的“帮助”；或者是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各种形式影响上市公司，使上市公司变更非本地域的会计师事务所，转而聘用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耿建新(2001)通过对1996年至1999年上市公司变更事务所后，聘用本地的事务所和聘用外地事务所的比率水平发现：上市公司在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以后，更倾向于聘用与公司在同一地域的会计师事务所。刘峰(2002)在中天勤客户流向的案例分析中得出结论：原中天勤63家客户选择事务所中表现出来的两条主要特征：选择本地事务所；与长期合作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共进退，很难说是高质量的选择。因为，当人们将长期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的传统与选择本地事务所联系起来，让人更多想到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63家客户选择事务所受到当地政府的干预和影响，但如此高比例的选择本地事务所，肯定会引起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在总体上背离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熊建益(2000)通过采用二样本z检验，对各年度样本公司在更换前后聘用同一地区会计师事务所所占比例进行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下表(表6)。

通过(表6)可见，1997年度的样本及全部样本均通过了检验，分别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上，说明样本公司在更换后聘用同一地区会计师事务所的比例显著大于更换前的比例。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现象，可能的解释是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处于同一地区，便于两者进行“密切沟通”，以获得对上市公司较为有利的审计意见。

(四)其他原因分析　除了上述引起事务所变更的原因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如事务所的自愿性变更，上市公司存在的财务困境等，以及证监会相关的规章制度方面的规定。证监会在《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中规定：签字注册会计师连续为某一相关机构提供审计服务，不得超过五年；签字注册会计师由于工作单位变动，在不同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为同一相关机构提供审计服务的期限应当合并计算；为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在该公

司上市后连续提供审计服务的期限，不得超过两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规范审计师变更的对策建议

(一)培育寡占型的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　经济学家一般将产品的市场结构划分为垄断、寡占、垄断竞争和完全竞争等型态。其中寡占是指市场上只有提供相似或者相同产品的卖者，基于上市公司审计这种产品的特殊价值和无差别性，构造寡占型的审计市场是十分有益的。首先，可以淡化审计活动的地域性色彩，减少来自当地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当地企业的牵制。其次，可以据此形成若干家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增强其保持独立性的能力并实现规模经营的经济性。再次，有利于保持审计业务的连续性，从而可以通过更准确地评估和控制客户的审计风险来提高以后的审计质量。在美国等所有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上市公司审计业务都是由极少数几家巨型会计师事务所控制的。Simunic等人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寡占并没有产生垄断，审计市场仍具有竞争性。由于目前我国审计市场因行政干预已被人为的分割，西方国家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实现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是难以奏效的，至少需要漫长的过程。为加快审计市场的结构调整，必须发挥政府管制的作用，如由财政和证券监管部门联合发文提高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准人标准，要求事务所具备50名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有若干年上市公司审计资历且没有被处罚的纪录等，以促使事务所进行合并和联合，不断扩大规模和提高市场占有率。

(二)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相关信息的披露审计师变更信息披露的法律依据可以追溯到美国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该法案规定，如果上市公司与审计师的关系发生变更(包括审计师辞聘、拒绝续聘和被解聘)，上市公司就必须向证券监管部门提交报告。中国证监会早在1993年颁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中便已经规定：如果上市公司更换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编制重大事件公告书向社会披露。在1996年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由股东大会作出决定，并在有关的报刊上予以披露，必要时说明更换理由，并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在《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中规定：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的“重要事项”部分对公司聘任、改聘、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其披露情况进行说明；董事会报告不再对审计师变更事项作出说明，而是置于“股东大会简介”部分披露。这些规定，实际上也是出于对“公司解聘和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由股东大会作出决定”的法规考虑。但这些法规对此未作强制性规定。现实情况中上市公司出于谨慎性的考虑，要么不披露换所的理由，要么不披露真实的换所情况。由于目前的审计市场对审计机构来说还属于买方市场，在双方的博弈中审计机构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虽然近年来的信息披露有较大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如缺乏实质性信息披露、信息披露形式不规范和信息披露时间之后等问题。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阶段特点来看，监管重点应放在抑制公司管理当局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能力和信息的及时、充分披露上。政策制定者应在制度上确保离任审计师与公司股东、与监管部门、与后任审计师、乃至与社会公众在实质性信息方面的充分、及时沟通。借鉴西方发达证券市场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应在以下方面做出完善：在信息披露的格式方面，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向证券监管部门提交报告，并在报告中明确审计师变更事实，明确披露审计师变更的发起方。同时还要求上市公司对距审计师变更事项最近的两年及中期的某些意见分歧进行披露，该报告必须附有审计师的意见说明或解释。在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上，至少限定上市公司在年报公布以前，必须对已经发生的审计师变更事实作出表决。限定董事会决议日后一定工作日内必须通知前任审计师，在其作出必要声明后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报送备案，并在中国证监会制定的报刊和网站上公开披露。此外，还应强化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对于违反相关信息披露规范的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视严重程度做出不同程度的处罚。

作者简介：

杨继飞(1977-)，男，天津市人，天津工业大学工商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夏冬林等：《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状况分析》，《会计研究》2003年第3期。

[2]耿建新、杨鹤：《我国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情况的分析》，《会计研究》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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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峰等：《我国审计市场制度安排与审计质量需求――中天勤客户流向的案例分析》，《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篇7

关键词： 市场化程度；审计师选择；借款融资

中图分类号： F239.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1)06-0092-05

一、引 言

与股权融资相比，银行借款因其资本成本低、手续方便和筹资速度快等优点而备受青睐［1］。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化法人组织，银行只能按照契约规定按期获得利息收入和收回本金，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利息收入和债务期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风险状况。现代审计具有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功能、监督功能与保险功能，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则通过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有效保护而促进现代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2］。上市公司聘请的不同审计师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审计质量的高低差异，相比于“非四大”，“四大”事务所的规模较大、声誉资本投资较多、从事审计业务的时间较长、行业专业化程度也较高，上市公司选择“四大”审计，旨在向市场传递公司良好的信息，在上市公司和银行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所以，上市公司审计师在“非四大”和“四大”之间的选择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银行的信贷决策。现有关于审计师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审计师选择的原因、审计师选择与审计意见购买、审计收费及其市场反应等方面，而鲜有论及审计师的选择对企业借款融资的影响。

本文以2004~200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审计师的选择对公司借款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外部审计师为“四大”时，其新增借款明显会增多，且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审计师为“四大” 的选择对上市公司借款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

本文的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我国目前尚无学者就审计师的选择对公司借款产生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上市公司审计师是否为“四大”为切入点，分别研究其对公司借款所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分析了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进一步丰富了审计师选择与公司借款融资的研究文献。（2）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证券投资者和债权人结合企业的产权特征和外部治理环境，分析公司审计师的选择对借款融资的影响，降低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利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的提出

通常来说，商业银行作出贷款决策前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除了要对公司的资信进行评估以外，还需要充分关注外部审计师的信息，如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盈余质量信息所表达的意见、审计师的类型、审计师的变更以及审计师自身的特质等［1］。因此，上市公司对审计师的聘任和解聘必然会成为银行信贷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之一。由于审计质量高低难以作出判断，因而基于间接感知审计质量的逐步累积就形成了对审计师声誉的认定，“四大”与“非四大”既是规模的体现，也可以作为事务所声誉、事务所审计质量的一种表征。Williams（1988）研究认为：当公司的合约环境发生变化时，公司想改善形象，期望得到更高效的审计或非审计服务，此时会选择聘用高质量的变更审计师［3］。Titman & Truman(1986)研究发现：聘请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在IPO中能得到较高的市场定价［4］。Beatty（1989）对1975～1984年间美国实施IPO的2215家公司进行分析后发现，实施IPO时改聘“国内知名事务所”可以降低公司股价低估的可能性［5］。Johnson & Lys（1990）指出，当被审计单位的经营规模扩大时，客户需要寻找质量更高的事务所以适应在规模扩张后的审计需求［6］。Pittman & Fortin（2004）发现,对于刚上市不久的公司,“六大”事务所能够降低这些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7］。Mansi Maxwell & Miller（2004）同样发现,“六大”以及事务所的审计任期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8］。胡奕明、唐松莲（2007）发现，银行的货款利率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与借款企业的审计意见和审计师规模有关［9］。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上市公司为了更多的融资需求有动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来披露足够的信息，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开信息披露对债权人来说至关重要。再者，经营业绩良好的公司自身会存在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更大激励，作为一个可信承诺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可靠、管理层勤勉尽职的信号,从而达到与劣质公司区分的目的，以获取债权人对公司的更多贷款。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多为国有股权控制，银行也具有较多的国有性质，两者之间这种共同的产权性质致使国有上市公司基于政治背景,必然比民营公司更容易获取贷款，国有产权性质实质上对公司债务起到隐性担保作用，此时,国有商业银行可能不太会重视高质量审计提供的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效应；另一方面,当国有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其存在的预算软约束也使得政府更愿意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财政支持, 审计对国有公司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也不太明显，由此可能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不太重视高质量审计提供的保险功能，国有银行对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和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存在着差别贷款行为，而民营上市公司则缺乏这种“政治关联贷款”，来源于政府的行政支持相对较少，其聘请的外部审计师及其所作出的审计意见将会成为银行贷款的重要依据，为更好地获取外部债务融资，自身具有更大的动力通过聘用“四大”等高质量审计师以向市场传递有效信号，以减少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信息的透明度，从而降低银行放贷的风险，促使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10-15］。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聘任“四大”为外部审计师，其对借款融资的影响较为显著。

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及国家政策的差异,中国各个地区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制度越完善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较少，法治程度也相对较高，上市公司面临着一个相对较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商业银行收集公司有关生产和经营方面信息的能力较强，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务契约更多地借助于市场和法律机制来履行，商业银行对高质量审计在公司借款融资中的降低信息不对称、监督作用的依赖可能会有所减弱；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缺失一个较好的外部法律环境和金融环境，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也较多，此时，银行为了减少对市场水平较低地区企业的贷款风险，由高质量事务所代表的高质量审计必然成为外部治理环境不完善的一种有效替代机制，自然会成为银行发放贷款的有利依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民营上市公司聘任“四大”为外部审计师对借款融资的影响较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审计师选择对银行贷款数量决策的影响，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从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新增贷款的“数量”角度来考察银行贷款决策，直接采用各年期末资产负债表上公布的借款数据来度量借款总额的变化。本文以2004～2009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并按照以下方法对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了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2）剔除了金融业的上市公司；（3）剔除了发行B股和H股公司、ST和*ST公司；（4）剔除了当年IPO公司和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

本文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与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和CSMAR”数据库，市场化指数来自于樊钢、王小鲁等(2010)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相对市场化进程2009年报告》［16］。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对存在异常值的总资产报酬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及经营投资现金流等相关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调整（winsorize），数据处理运用Excel和Stata9.0进行统计分析。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描述

为了检验审计师选择与公司借款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17,18］，对影响借款数量变化的公司特征因素和外部环境加以控制，根据研究目的对某些因素作适当修正，为验证本文前述提出的假说，构建了以下修正模型：

LOAN=β0+β1BIG4+β2OP+β3SIZE+

β4LEV+β5ROA+β6GROW+β7TOP+

β8CIFO+β∑IND+β∑YEAR+ε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LOAN表示公司单位资产新增借款额（其中借款总额为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和长期借款之和）；解释变量为审计师类型（BIG4）。根据前文假说，本文预期BIG4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负债比率、成长性、盈利能力、公司规模、审计意见、公司自有资金充裕程度以及行业、年度等。模型中各变量定义见表1。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在整个样本中，新增借款（LOAN）均值较小，各企业之间的新增借款差异不大，这表明民营上市公司获取新增融资相对比较少，扩大融资往往比较困难。审计师选择（BIG4）均值偏小，主要是因为我国大部分民营上市公司规模较小，上市时间不长，只有规模较大、发展较成熟的公司会选择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民营上市公司的整体负债水平(LEV)较高，平均达60%，整体盈利能力(ROA)也较低，均值仅近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达31%，股权相对较为集中，各公司之间成长能力（GROW）与自身经营现金流（CIFO）均显出较大差异，结果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质量整体差异较大。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中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除MKT变量外，LOAN与解释变量BIG4和各控制变量均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实际上本文模型中并未将MKT作为控制变量，而只是作为模型检验的设定条件。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值均未超过0.5，表明多元共线性问题将不是模型的一个严重问题［18］。

（三）多元回归分析

表4列示了全样本和分低、高市场化程度样本的OLS回归结果。全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审计师选择BIG4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司“四大事务所”为外部审计师，一定程度上向市场和出资人提供了公司经营良好的信息，公司审计质量较高，减少了公司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公司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了银行贷款的风险，促使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其他控制变量如审计意见、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收入成长能力、第一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当年经营现金流均与预期保持一致，假说1得到了支持。

为了检验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对审计师选择与借款融资关系的影响程度，按代表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MKT变量的中位数8.81，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对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组的样本中，审计师选择BIG4的回归系数虽然符号与预期一致但不显著，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的样本中，审计师选择BIG4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两组样本中解释变量BIG4的回归系数值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市场化程度较低组的BIG4系数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组的BIG4系数的1.5倍多。这进一步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加之民营公司缺乏类似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贷款”，银行出于降低贷款风险考虑，必然会更加注重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审计质量的高低，此时，“四大”审计作为一种高质量审计的信号传递，必然会成为银行贷款决策的重要依据。假设2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局限性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四大”相比，民营上市公司选择“四大”为外部审计师，其新增借款明显会增多，且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审计师为“四大”的选择对上市公司借款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分析认为基于风险控制和降低成本的考虑，银行贷款决策时会关注公司的审计质量，对于审计质量较高的民营上市公司会给予更多借款；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外部治理环境较差，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较高，金融发达程度低，加之民营公司缺失类如国有公司的“政治关联贷款”，此时独立审计的质量高低会作为公司外部治理缺失的重要替代机制，银行为了将贷款发放给优质企业，必然会更看重外部审计师对公司财务质量的保障作用。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审计师选择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和债务融资之间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基于滞后模型一定程度上能克服这种内生问题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无法予以足够消除，因此回归结果可能是有偏差的。其次，本文关于新增借款的确定和衡量相对比较简单和宽泛，若能严格地认定上市公司前后各期每笔贷款的实际金额，对本文的研究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但限于数据收集上的困难，很难实现。最后，本文关于审计师选择的界定局限于国际“四大”，是否能够代表审计质量的高低，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未来可以考虑从审计师是否为国内“十大”、审计师的更换、不同审计师发表的意见类型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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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of Marketization,Auditor Selection and Loan Financing: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Priv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HU Su1,2

(1. Institute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auditor selection on loan financing using the data from A share private owned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09.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Big Four” that are choosed by privateowned companies as external auditors can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subsequent loan financing. 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impact of “Big Four” on corporate's subsequent loan financing seems more significant in some areas wher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is lower. Signaling theory tell us that high quality audit report has been used as a tool to reduc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banks and firms.

Key words：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uditor selection; Loan financing

收稿日期： 2011-07-11

篇8

关键字：注册环境审计师 必要性

一、国外注册环境审计师的发展情况

国外一些国家成立了环境审计师协会，如北美的环境审计圆桌会议（EAR）成立了环境审计师协会，该组织于1993年出版一书《环境健康和安全审计标准》；加拿大环境审计师协会（CEAA）1991年成立，它和加拿大标准协会（CSA）撰写了一书《环境审计的原理和实践》；英国注册审计师协会（EARA）1992年成立，有上千成员；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和环境审计协商会议共同成立了环境审计师注册委员会（BEAC）。这样环境审计师的执业水平才有了衡量的系统，股东可以雇用他们来保证环境评估人员具备应有的技能、知识和诚实性，他们极大地推动了环境审计的发展。但是，没有环境审计师协会。（刘力云，1998）

随着充分地进行环境管理的职责从政府转移到，股东会要求高质量的环境评估，很可能公司需要对外有关环境业绩的书面报告。环境审计师已经变得至关重要了，因此，他们执业也必须经过相应的注册。现在国际上大约有数千计的环境审计师，他们水平从不充分到一流不等。直到由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和环境审计协商会议共同成立了环境审计师注册委员会（BEAC），环境审计师的执业水平才有了衡量的系统。现在，股东可以雇用注册职业环境审计师（CPEA）来保证环境评估人员具备应有的技能、知识和诚实性。（刘力云，1998）

二、我国环境审计人员的现状

我国环境审计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进行的与环境相关的审计主要是合规性审计，即主要鉴证企业的活动是否遵守了现有的环境保护和地方颁布的环保法规，如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了规定标准，是否按照规定的要求及时上交了各种费用等。环境审计的作用主要是限于消极的防范，远未起到环境审计应有的制约和促进作用。这种落后的现状，除了相应的国家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人”的因素。我国现有的环境审计人员一部分是会计岗位上转来的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一部分是从经济管理部门转来的经济师、高级经济师，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员是会计、审计专业或经济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或生等。他们的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主要包括会计、财务和审计方面，缺乏环境管理的和实践经验。

我们以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进行的太湖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的环境审计为例，可以发现审计人员单独承担专门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任务还具有一定困难。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其广度和深度对审计人员的素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首先，审计人员必须懂得审计方面的知识，如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管理审计等；另外，还要具备学、统计学、工程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规等多方面的知识。由于水污染治理审计的特殊性，审计人员还必须具备一些与水污染相关的知识，例如水污染程度的鉴定、污水量的确定等。显然，从目前审计人员的现状看，还缺乏这方面的知识，难以适应环境审计的发展要求。

三、我国设立注册环境审计师的必要性

1、设立注册环境审计师是扩大环境审计范围的要求

目前我国的环境审计主要局限于财务审计，主要针对环保资金是否被截留挪用， 排污费是否超收漏收等等，也就是说仅仅围绕环保资金的运作这条线展开。对于环保投资， 包括环保工程立项， 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工程竣工后是否正常有效运转， 以及运转效果等仍未涉足。实际上， 有些环保工程竣工后有关部门未组织验收或竣工之后长期处于停用状态， 不能发挥效益， 不能发现和揭示深层。当然政府扩大审计范围也有相当难度。一是缺乏专业人才， 二是缺乏资金。如果把环保投资后的监管交由独立的中介——注册环境审计师， 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

2、设立注册环境审计师有利于有效地监督环保机构

我国目前开展的多是财务审计， 仅对环保项目绩效审计进行了试点。其实对环保机关进行绩效审计也是相当重要的。环保机构在环境保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们的工作绩效需要监督。促进环保机构尽职尽责， 做好环保本职工作， 审计机关应对环保机构的工作绩效进行监督。另一方面， 环保项目的绩效同样需要评估和监督， 国家审计机关可以监督环保机构的投资、环保项目的实施及运行效益， 但真正展开又有一定的难度。 这部分业务可由注册环境审计师来承担， 再由环保部门或政府审计部门实施再监督， 这样就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 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

3、设立注册环境审计师是跟踪审计的需要

跟踪审计对我国目前环保现状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国有很多环保工程竣工后未能及时办理工程决算和财务决算，甚至长期处于停用状态，不能及时发挥治理效益。如某市审计局对本市63家重点污染企业的审计调查发现，实现达标排放的44家企业，治理工程已完工且通过验收，但均未办理竣工决算。在这种情况下，审计机关除了督促环保建设资金落实到位，把好竣工决算审核关外，还应该对这些企业的治污项目进行跟踪审计，检查其验收落实的情况。此外，有很多环保设施耗用了大批环保资金，但却长期闲置、停运。据全国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的调查，在所调查的22个省市的5556套废水处理设施中，因报废、闲置、停运等而完全没有运行的设施占32%，运行的占68%，运行设施的总有效投资率只有44.19%，总体有效的投资只占全部环保投资的31.13%，情况堪忧。由于缺乏有效的跟踪审计监督体系，对很多环保资金的投入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的情况，无法进行揭示及评价其真正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国家审计机关只是对重大项目派出检查组进行跟踪审计，这远远还不够可见，在这方面如何发挥环境审计师的作用也成为必要。

4、企业环境报告的发展和环境标准的产生使设立注册环境审计师成为可能。

在年报审计中揭示企业环境方面问题日趋重要。一方面，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的制定，工业发展带来环境的恶化，使企业面临着愈来愈多的由环境引起的诉讼和制裁。这种诉讼和制裁必将企业的财务状况。例如企业在其决策中，随时都需要考虑到废水的污染处理问题、空气污染问题、以及支付额外的环境保护费等。如何反映企业的环境问题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是会计师在年报审计中值得考虑的问题。增加披露和报告环境责任的要求成为必然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14000 系列标准的出台，完整而系统的环境标准的产生，内部审计的环境审计对象扩大到整个企业，环境审计师在内审人员的配合下，正确反映企业环保资金的使用效果，以及合理评价企业环境管理体系的效率亦成为可能。

四、在我国设立注册环境审计师的设想

在我国设立注册环境审计师首先要求注册环境审计师是审计人员，这是与国外注册环境审计师最大的区别。下面简要一下注册环境审计师的资格要求、工作、对他们的管理以及与审计主体的关系。

1、注册环境审计师的资格要求

⑴学历

审计师应该至少受过高等或取得同等学历（包括本科、生），专业应主修学、辅修环境工程，或者主修环境工程、辅修会计学。另外，审计师应该具备下列知识当中的几项：环境与技术；经营的技术和环境方面；环境、法规和相关文件的要求；环境管理系统的标准；审计程序、过程和技术。

⑵资格

既然称作“注册环境审计师”，那肯定有相应的“资格审查制度”、“资格考试办法”以及定期的资格考试。这方面可以已经做的比较成熟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在规定的年限里参加规定科目的考试，考试合格并从事相关工作一定年限后颁发执业资格证书。考试科目包括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科目，如财务会计、财务成本管理、法、税法、审计，环境方面的考试科目包括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环境生物学、环境工程学等。这些科目不一定要像注册会计师考试那样细致，可以是几门合在一起的综合考试。比如说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可以把经济法、税法、环境保护法放到一门课程中，进行综合考试。考试要在五年内完成，每年可以考两次，分别在春季和秋季。

⑶工作经验

审计师从高等学校毕业后应该有5年工作经验，其它的学历可以相应减少工作经验的要求，但不得低于2年。对这样广泛的技能需求使绝大多数的环境审计项目是由审计小组来完成的。即便如此， 培训也是一个关键。

⑷后续教育

环境审计的专业性、技术性很强，又不同于一般的财务收支审计、经济效益审计。要进行环境审计必须熟悉掌握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和法律法规，才能胜任环境审计工作，写出较好的环境审计报告，完成审计任务。因此，必须举办培训班，对现有审计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每年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一个星期，主要针对新修订的会计政策、法规，以及经济法、税法和环保法等方面的改变进行培训，还可以进行一些案例和实例介绍。

2、环境审计师的工作内容

环境审计工作主要可以分成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法审计、环境绩效审计三个方面，还可以增加环境咨询服务等业务。具体环境审计师要做的工作如下：

⑴为各部门职员和工厂经营人员就与空气污染、水污染、有毒物质、废物处置和外部工厂噪声有关的政策要求、最新的法规措施和组织政策提供咨询和指导，以保证工厂对环境法规的符合性。

⑵对工厂的环境控制设施进行定期的现场评估以确定环境控制合规性的状况。

⑶保存许可标准的记录、合规性计划、和其他的要呈交给政府部门的材料，跟踪合规性数据，保证符合环境法规。

⑷通过视察，参加地方职业组织的会议，各级政府间的交往，在公共听证会和其他会议上提供证据，保持对政府环境控制部门的活动、程序和法规的了解和熟悉。

⑸帮助工厂经营人员准备上报材料（例如，的许可标准、各种不同的请求、排放物品资料、对违规通知的反应、合规性计划、环境说明、或流出物监控数据）。

⑹通过走访其他工厂，与适当的、专业人员、组织和政府人员接触确保对环境控制技术（例如，学术状况，好的以及实用的设备和技术）的最新发展的清醒认识。向受影响的组织活动提出恰当的报告。

3、注册环境审计师的管理

注册环境审计师可以参考注册会计师、土地估价师、房地产评估师、证券评估师等资格考试制度的内容，对其报名资格、考试制度、注册制度、后续教育制度、职业协会、准则的颁布、质量检查等做出严格的规定。应设立注册环境审计师协会，由国家审计署负责。它可以与注册会计师等一样存在于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家审计人员和内部审计人员中负责环境审计工作的必须是注册环境审计师。

4、注册环境审计师与三种审计人员的关系

注册环境审计师的审计工作是对政府环境审计工作的一个补充，可以对扩大政府审计范围、加强对政府机构（如环保机构）自身的绩效审计、进行跟踪审计等起到了良好的补充作用。注册环境审计师又可以作为会计师事务所成员中的一部分，由此加强了其独立性，为更客观、公允地对企业环境报告等进行审计创造了条件。虽然对注册环境审计师的要求如此之高，但在环境审计中，内部管理、控制同样重要，内部审计人员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对机构内部的环境风险管理系统，内部审计人员较为熟悉；对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他们有切身体会；在制定审计总体计划时，环境风险也是一个他们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因此，在企业内部中一般不单独设立环境审计部分，而是内部审计师与环境审计师角色合二为一。这样的话，注册环境审计师可以充分利用内部审计师的工作，为更好的完成环境审计工作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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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内部控制 成本 审计师选择

一、引言

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关键，然而有关成本的治理结论并未能得到一致统一。传统理论认为权冲突特征明显的公司面对较高的成本需要安排较好的治理机制来弥合冲突，更需要“降低成本的工具”的审计机制，对独立审计师的选择就应当倾向于选择质量较高的审计师来监督，很多经典研究也支持了这种假设（Defond，1992；Joseph & Wong，2004）。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问题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与外部审计两个方面。Fama（1983）最早指出独立董事的存在可以减少成本，此后Sheifer和Vishny（1997）、Singh等（2003）以及国内的诸多学者肖作平、陈德胜（2006）、高雷、宋顺林（2007） 、蔡吉甫（2007）等先后研究发现股权结构，管理层持股，债务融资以及投资者关系对成本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而Jensen和Meckling（1976）首先认为独调入立审计服务通过对公司公开财务信息认证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成本，起到治理作用。此外，企业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其重要作用开始日渐被学者们所重视，但研究很少。国内外从内部控制角度研究成本文献主要集中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层面。Bushman和Smith（2003）研究发现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增加减少了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约束机制，降低了管理者道德风险。杨玉凤（2010）认为，高质量内部控制信息能够抑制成本。然而，不管是公司治理还是外部审计以及信息披露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抑制成本。然而，作为公司重要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对于成本是否起到了应有的治理作用，总的来说研究很少，国内仅有杨德明等（2009）研究了内部控制对于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抑制情况，且针对第二类问题。其次，尽管已有研究显示：问题明显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但是，选择的外部审计对问题是否起到了治理作用还不得而知。2008年5月财政部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后，标志着公司治理水平的企业内部控制开始被很多学者的研究所重视，这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现代企业重要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或者出于治理意图选择的高质量外部审计是否对成本起到了治理作用？在问题的治理上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的作用是否相同？企业如何权衡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以上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作为考察样本，构建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探讨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对企业成本治理效果以及企业对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在治理方面的权衡。。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根据研究目的和已有文献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1）企业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对成本的治理。成本的产生是委托人为监督人是否产生损害自身利益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企业中对人的监督依赖于企业的治理机制。可见，有效的治理机制需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在保证委托人利益的同时还能有效的降低成本（Goh，2007等）。内部控制作为企业极为重要的治理机制，保证着企业目标的完成，如果一个企业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则证明其内部控制有效，因此也应该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对企业成本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以往研究发现，问题冲突明显的企业会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曾颖、叶康涛2005；车宣称，2007等），问题冲突明显的企业“寄希望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实现有效治理。但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起到治理企业问题的作用吗？本文认为，外部审计的本质作用在于为委托人利益提供保证而不是用于治理，企业对问题的治理更依赖于内部治理机制。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外部审计对成本不存在抑制作用或抑制作用不如内部控制明显

（2）企业内部控制治理效果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出于制度的安排，企业需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其业务执行效果进行审计，由于外部审计质量高低不同，作为高质量审计代表的四大或国内十大其保证审计质量的同时也会有较高的审计收费，意味着委托人要付出额外的高昂成本，由于内部治理机制对于问题的治理在先，理性委托人会视已有的治理效果而对事务所进行选择，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会保证委托人利益的同时抑制成本，即本身包含了对于问题治理的信息，这种信号使得理性委托人会选择小规模事务所用以节约成本，相反，内部控制有效性越低，其对问题治理的效果不明显，此时委托人则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以保证自身利益。即外部治理机制的选择原则是在保证利益的前提下节约成本。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事务所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年沪市865家上市公司为原始研究样本，并且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剔除：金融类公司；财务数据异常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444个实证研究样本。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年报，所有的统计分析均由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完成。

（三）变量定义 本文变量定义如下：（1）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首先要制定评价标准并且要将其进行量化。但是内部控制指标构建目前处于尝试阶段，有问卷形式出现（张颖，2009；张川、沈红波等，2009）。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来看，以公开数据构建内部控制指标还不多，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是与否及详细程度（如Krishnan，2005；Doyle，2007a；蔡吉甫，2005；方红星、孙，2007）或者其披露内容反映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的程度（林钟高等，2007；杨德明等，2009）。仅以年报中是否提到“内部控制”代表是否披露、以披露文字的详细程度表示披露程度，使得内部控制变量设计的经济含义不明确（李享，2009）。虽然，目前沪市上市公司、深市中小企业板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情况为强制性披露，但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审核意见的披露在2010年内部控制规范正式实施前尚属于公司自愿的选择，因此在以是否披露为关注角度研究问题时，会存在较大偏误，可见上述两种方法构建内部控制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认为，COSO报告将企业目标的实现视为内部控制的首要任务，而五大要素的存在也是为了保证企业目标能够实现。可见，企业设计内部控制系统，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企业实现目标，因此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以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衡量更合理。其次，企业内部控制应当融于其管理流程（郑石桥，2008）而不是浮于企业的表面形式，有效的内部控制意味着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中运行良好。而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即为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中运行的结果，恰好可以反映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运行的情况（Robert H.Chenhall，2003）。基于此，本文以COSO报告下内部控制应当实现的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合规目标的实现程度来构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具体如下：IC =Operationk+Reportingk+Compliancek。其中：Operation1由“销售收入与总资产之比”来衡量，Operation2由“销售收入与企业职工人数之比”来衡量。Reporting1为审计意见和财务报表是否重述这两个变量取值之和。审计意见是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值为0；审计意见是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值为-1。财务报表重述时，取值为-1；财务报表未重述时，取值为0。Reporting2=。Total Accrual 表示剔除非经营性损益之后的营业利润计量，Abnormal/Normal Accrual分别表示不可操纵与可操纵应计利润，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分行业回归取得。Compliance1用是否违规来度量，当公司违规时，取值为-1；不违规时，取值为0。Compliance2用“营业外支出的罚没支出除以总资产来度量”。本文将这六个指标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的影响，然后加总出内部控制评价指标。（2）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成本定义后，存在没有合适的变量去衡量成本这种现象，从而导致学者们对该种成本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 Ang等（2000），Singh等（2003）采用经营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和营业费用率）、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成本。随着国际学术界对这两种替代指标认可后，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参考这种方法，如金雪军等（2005），李寿喜（2007），张兆国等（2008）都曾用管理费用率与总资产周转率作为权益成本的衡量指标。本文借鉴学者们的方法，采用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净利率作为成本的替代变量，分别作为衡量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和反映成本的综合财务绩效的测量变量，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管理费用率MFR，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表示，管理费用率越高表明企业成本越高。根据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管理费用是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了组织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种费用，主要包括董事会费、公司经费、业务招待费、工会经费、差旅费、办公费、各种折旧费和坏账准备等。其中，董事会费、聘用监督人员等费用体现出监督成本的内容；而办公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与管理人员的行为有密切关系，并且连同坏账准备与存货跌价准备反映了企业的剩余损失。第二，总资产周转率AT，用营业收入与平均总资产金额的比例来表示，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表示成本越低。它代表一个综合指标，当管理人员存在过度投资、偷懒、在职消费时会导致资产的无效使用，降低使用效率。总资产周转率从侧面反映了成本。第三，总资产收益率ROA，用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金额的比例来表示，总资产收益率越高表示成本越低。它亦是一种综合指标，人用闲暇代替努力工作、投资不当等情况发生时，致使资产使用率较低，会导致企业净利润减少。（3）审计师选择。DeAngelo （1981）, DeFond（1992）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最早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审计服务质量，此后DeFond（1999），Francis（2004）用规模、品牌声誉表示审计质量，区分了“十大”和“非十大”事务所，可见不同的审计师事务所代表了不同的审计质量，审计质量不同，其提供的审计服务发挥的保证或者治理作用也会有差别。蔡春等（2005）发现“十大”比“非十大”更容易发现并且抑制错误的会计行为。漆江娜等（2004）检验出由“四大”进行审计的公司每单位资产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额比较低，高质量外部审计提供的保证程度更高。但是，四大或者十大审计收费要高于普通事务所，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也意味着企业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本文借鉴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排名前十位的会计师事务所BIG10：即普华永道中天、安永华明、德勤华永、毕马威华振、中瑞岳华、立信、信永中和、大信、万隆、利安达信隆作为高质量的审计事务所，取值为1；非十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0。

（4）控制变量。本文的假设将由4个模型展开，模型Ⅰ至模型Ⅲ以验证假设1与假设2，模型Ⅳ验证假设3。假设1与假设2的模型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为企业的问题特征变量，借鉴了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公司成长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实际控制人性质。模型Ⅳ的控制变量主要为影响审计师选择的因素，包括了问题特征变量（股权制衡，独立董事人数）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总资产收益率）以及审计收费，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

（四）模型建立本文建立以下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假设1与假设2：

模型Ⅰ：MFR=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模型Ⅱ：AT=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模型Ⅲ：ROA=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针对假设3，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模型Ⅳ：BIG10=α0+α1IC+α2Fee+α3ROA+α4Size+α5DR+α6

DU+ζ

其中，α0 为常数项，αi 为相应指标的回归系数，i=1,2,3，……，ζ为残差变量，变量的定义同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的结果显示，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收益率三个变量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的极小值为-17.7918，极大值为14.5989，均值为0.0182，标准差为2.7465，说明各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差别很大。（表3）的结果显示除了内部控制之外，各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企业营利能力）、企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十大与非十大事务所的审计收费的均值也有明显差别。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表4）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收益率正相关；说明企业内部控制对于成本有抑制作用，印证了本文的假设1。而审计师选择与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没有关系，并且相关系数小于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这说明外部审计对于成本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与本文的假设2相印证。而（表5）的结果显示，审计收费与十大事务所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质量外部审计对企业来说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内部控制与审计师选择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证明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需要外部审计提供的保证程度越少，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企业会选择小所，印证了本文的假设3。

（三）回归分析本文对上述假设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表6）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每一个模型的F值所对应的P值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各个模型整体上均具有统计意义。在假设1中，根据模型1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管理费用率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企业的显性成本；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的效率越高，对隐性成本有抑制作用；根据模型3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总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加企业的收益且对这两类成本具有综合抑制作用。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1相吻合。 在假设2中，内部控制指标得出的结论与假设1中的一致。针对外部审计而言，高质量外部审计与企业的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但是对应的P值不显著，说明外部审计对企业的显性成本不存在抑制作用；根据模型2可知，外部审计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正向关系并但仅在0.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其系数为0.116，小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系数0.139，说明外部审计对企业隐性成本的抑制作用要远低于内部控制所起的效果；根据模型3可知，外部审计与总资产收益率呈正向关系，但是对应的P值不显著，说明外部审计不能够使企业提升效率，起到综合抑制的作用。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2相吻合。模型还显示了公司规模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总资产收益率正相关，说明规模大的公司，所获得的收入较多，获利性强。公司成长性与管理费用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说明成长性越好的公司，其发生的管理费用较多，但是所获得的投资机会多，因此收益较高。此外，资本结构、股权制衡等代表企业权特征的变量与成本之间也存在显著关系。（表7）的回归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审计收费两个主要解释变量与审计师选择有显著的关系，而且审计收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高质量审计师事务所对企业来说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而由于外部审计对于问题并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此时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是为委托人的自身利益提供更多的保证，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的企业本身的治理效果较好，则会倾向于选择小所，模型中内部控制的系数显著为负证明了本文的假设。模型的卡方值与P值显示了良好的拟合性，模型整体显著有效。此外，模型显示了企业盈利能力、股权集中程度对审计师选择也有影响，这与以前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

（四）稳健性检验本文对研究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本文选取营业费用率、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成本的替代变量，重新检验发现原有的结论保持不变；将“十大”替换为“四大”作为审计师选择的变量，重新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结论成立。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明显影响了成本，但是外部审计则对成本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在已有内部治理的效果影响下，企业选择外部审计会视内部控制治理效果与外部审计成本而定，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更多的是起到一种利益保证的作用，在节约成本的基础上，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事务所。由于在解决问题方面，外部审计更注重提供企业利益的保证，治理作用尚不具备，因此企业应该更注重加强自身内部控制的建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确认识外部审计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权衡成本，使内外部监督机制实现有机结合。对于成本的治理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本文的研究仅仅选择了2008年沪市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的结论。此外，本文选用了成本的替代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研究结论，对于成本衡量以及治理的研究还需深入，这也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本文系新疆财经大学校级课题“基于权变理论的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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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8306

一、引言

自1980年开始，国内外学者相继对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瓦茨和齐默尔曼[1]认为，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师的职业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了影响，而Fama和Jensen [2]以及逯颖[3]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合伙形式提高了证券市场对审计师独立性和职业能力的评价，其更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同时，学者们对审计师声誉溢价进行了相关研究，曾颖和叶康涛[4] 以及王艳艳等[5] 在研究中发现成本较高的企业为了降低其成本，往往会选择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并承担其带来的审计费用溢价。

从实际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审计师的审计鉴证工作产生影响：一方面，不同组织形式的事务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同，其面临的审计风险也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的职业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了影响，导致审计质量的差异，进而影响了审计师声誉。不同组织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不同，审计师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不同，拥有的审计师声誉也不同，对不同客户的审计收费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呢？笔者基于合伙制与有限责任公司制两种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将审计师声誉作为中介变量检验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本文主要贡献：第一，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定价的相关关系，对审计定价相关领域的研究做了进一步的拓展。笔者通过对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的分析，从产权组织形式的角度比较了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区别，及其分别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第二，论述了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作为约束机制对审计师声誉的影响。由于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导致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互匹配对应不同，导致对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审计效率，尤其是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督和激励不同，最终导致对审计师声誉的影响不同。第三，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对审计师声誉作为中介变量在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定价之间所起的作用进行了验证。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1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定价

审计定价的理论模型首先是由Simunic[6] 提出，之后又经过了Houston等[7]的改进，其模型是：ΕC=cq+Εd?Εθ 。其中，ΕC表示审计费用，c表示提供审计服务的单价，q表示提供审计服务的数量，Εd表示审计失败导致的损失，Εθ则表示审计失败发生的概率。从该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审计定价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审计成本（包括提供审计服务的合理报酬）和风险溢价（补偿可能发生的诉讼或其他风险导致的损失）。其中风险溢价的存在是因为有审计的保险价值。Dye[8] 提出，审计具有信息价值和保险价值，根据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审计不仅通过审计的鉴证机制，而且可以通过风险转移机制，降低投资者的财务风险。投资者一方面希望能从审计师处获得高质量的财务信息，另一方面希望可以基于风险转移机制，由审计师承担其财务风险。Kellogg[9]和Stice [10] 认为，审计师能够在审计失败的情况下承担投资者的损失，也就是把损失的风险从投资者转移到自身上来，对投资者来说审计师就是财务信息风险的保险人。而且，由于所有者和管理层通过支付审计费用而向审计师转移了财务风险，根据“深口袋”理论（即任何看上去拥有经济财富的都可能受到起诉，不论其应当受到惩罚的程度如何，又称为“保险理论”），法院也会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进行赔偿，这就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保险价值。但是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能力各不相同，其收取审计费用的多少应该和赔偿能力有关。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制会计师事务所，即使注册会计师给第三方造成再大的损失，都将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赔偿责任，而我国对会计师事务所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只有30万元人民币，所以分摊到各注册会计师身上就更加微乎其微；而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合伙人都应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所以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承担的赔偿责任要重得多。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由于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更重，其产生的审计风险更大，所以应该收取更多的风险溢价，于是提出如下假设：

H1：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高于有限责任公司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

2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与审计定价

王帆和张龙平[11] 提出审计师声誉是社会公众及利益相关者对事务所与审计师个人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职业道德规范活动的整体认知与评价。同时，Toth [12] 也认为声誉作为一种市场机制，它依赖于消费者考虑到的产品不可观测特性（质量）的可获得信息，而对于审计质量，众所周知，审计产品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因为审计过程处于封闭状态，所以审计服务本身难以观测，审计质量也很难衡量。经典的审计理论认为，审计质量取决于审计人员的职业能力和独立性的联合作用。而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审计质量的高低。Fama和Jensen [2]提出，合伙形式提高了证券市场对审计师独立性和职业能力的评价。瓦茨和齐默尔曼[1]认为是由于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师的职业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了影响。如果审计师是以有限责任成立事务所，可以用来约束他们行为的资源便会减少，市场也就相应地降低对审计师独立性的评估概率。相反的，无限责任的合伙形式为审计师的独立性提供了更大的约束力。因为每个合伙人都要对其他合伙人的业务活动负责，每个合伙人都有相互监督的内在动机。这种相互监督增强了职业能力，降低了某一个审计师屈服于企业经理压力的概率。由此可见，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师声誉有约束作用。

同时，根据信号传递机制，通过可观察的行为可以传递商品价值或质量的确切信息，在资本市场上，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作为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外部投资者，为了自身的权益要求监督内部管理层的行为，这样作为成本一部分的审计师审计鉴证服务就应运而生了。审计师审计鉴证服务虽然能解决一定的委托问题，但同时也面临着成本问题。而声誉有助于抑制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减轻人的道德风险，所以管理层更倾向于选取声誉更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同时，Akerlof [13] 认为，会计师事务所为维持和提升它的良好声誉，要支付高昂的成本，从而他也会反过来向客户索取更高的审计服务费用。

综上所述，审计师声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而审计师声誉又是影响审计定价的重要因素，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也是审计定价的主要影响因素，那么，为进一步研究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影响路径，于是提出如下假设：

H2：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师声誉产生正向影响。

H3：审计师声誉是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定价相关关系的中介变量，审计师声誉具有中介效应作用。具体地，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影响审计师声誉，进而影响审计定价。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选取

1研究设计

首先，笔者以瓦茨和齐默尔曼 [1]以及Francis和Stoke [14]等的模型为基准，并参照国内已有的关于审计定价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结果，建立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lnfee=β0+β1partner+β2lnasset+β3sqsub+β4audittyp+β5invacc+β6cur+β7lev+β8roe+β9loss+β10region+β11yeari+ε（1）

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影响路径，检验审计师声誉中介效应的存在性，笔者采用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即依次检验回归系数。具体的检验步骤如下：（1）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2）在（1）成立的前提下，将中介变量与自变量做回归分析。（3）将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做综合回归，若自变量及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若自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而中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4）若（2）和（3）回归系数至少一个显著，则做SOBEL检验，若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反之，不存在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笔者依次构建如下模型：

ar=β0+β1partner+β2lnasset+β3sqsub+β4audittyp+

β5invacc+β6cur+β7lev+β8roe+β9loss+β10region+β11yeari+ε（2）

lnfee=β0+β1ar+β2partner+β3lnasset+β4sqsub+

β5audittyp+β6invacc+β7cur+β8lev+β9roe+β10loss+

β11region+β12yeari+ε（3）

各变量含义如表1所示。

2样本选取

笔者选取了 2007 ―2012年主板市场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对原始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的38家上市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共得到7 151个样本数据。所有的审计及财务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笔者使用的统计软件是 Stata110。

四、具体检验

1描述性统计

表2为变量描述性统计。从样本观测值可以看出，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的差异较大，最低费用为10万元人民币，而最高费用为28 100 万元人民币，中位数与均值基本相近。原因可能是与我国某些“巨无霸”上市公司的出现而提高了审计成本有关。从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安排看，均值为0260，说明我国的大部分为A股上市公司提供审计鉴证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是有限责任公司制。 从四大事务所审计比例来看，ar 均值为0090，说明A股上市公司年报更多地被非四大事务所审计。

2相关性检验

表3为各变量间的 Spearman/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表3中的审计定价和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以及审计师声誉显著正相关，同时与企业资产、子公司数等控制变量显著相关，符合我们的预期，但需要在回归分析中进一步检验。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400，说明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回归检验

由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回归的结果如表4所示。

region控制控制控制

year控制控制控制

F值383520***94050***460970***

R2067102770733

表4中，模型（1）是对H1的检验，即验证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是否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表4中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变量（partner）与审计定价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119，这就支持了H1，说明选择合伙制组织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较选择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会产生更高的审计定价。这符合审计需求保险理论，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收取审计费用，向自身转移了投资者的部分风险，并承担审计失败所产生的责任，由于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所要承担的审计风险比有限责任公司制的会计师事务所要高，所以应该获得更高的审计溢价。

模型（2）是对H2的检验，即验证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是否对审计师声誉产生影响。表4中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变量（partner）与审计师声誉变量（ar）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57，这与H2是一致的，说明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的选择对审计师的声誉会产生重要影响，促进声誉的提高。合伙制的组织形式一方面会加大审计师的法律责任，促使审计师更加勤勉和谨慎，通过提高自身的审计专业水平，同时增加审计时间和精力，扩大审计范围来降低自身的风险和责任，从而间接地提高了审计师的声誉；另一方面，合伙制改变了审计师的身份，使其成为了事务所的所有者，拥有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同时审计师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合作和连带的关系，以上两者使得审计师有了监督和提高审计质量的动因，从而也提高了审计师的声誉。

模型（3）是对H3的检验，即验证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是否是通过审计师声誉的中介效应来影响审计定价。表4中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变量（partner）与审计定价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66，比模型（1）中的系数0119要小，同时审计师声誉变量（ar）与审计定价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931，这说明对于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和审计定价来说，审计师声誉变量起到了部分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比重是0057×0931/0066=0804。具体说，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通过其保险价值获得审计溢价，另一方面，其对审计师声誉产生间接影响，而审计师声誉作为信息传递机制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获得审计溢价，也就是通过审计师声誉的中介效应获得了审计溢价。

4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笔者进行了如下检验：（1）对模型中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以进一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经过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发生实质性变化。（2）对连续变量数据使用了删除双侧各1%观测值的极值处理，并重新检验了上述假设，结论也没有改变。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近年来，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不断地调整，从普通合伙制、有限责任公司制到新出现的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再到将要出现的个人独资制。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必然对审计定价产生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