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婚姻法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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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作为我国的一项古老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最早开始于夏朝，目的是为了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使得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嫡长子继承制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保证社会组织形式的有效奉行。一夫一妻实则是维护家国相通、亲贵合一的宗法制度，在唐朝也被严格奉行。唐朝的一夫一妻原则是指婚姻主要是一夫一妻的形式，但是可以采取纳妾的制度维系繁衍。一夫一妻同样禁止有妻再娶妻，否则构成重婚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即使是有经济能力的贵族官僚，也有可能出于珍惜夫妻之间感情的原因而拒绝纳妾。2.严格婚姻等级制原则。唐朝有着严格的婚姻等级制度，这包括禁止贵贱为婚、良贱为婚等。其实这样严格的等级婚姻制度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在士族门阀中盛行。等级婚姻强调门当户对，严禁士庶贵贱通婚，禁止贵贱为婚、良贱为婚，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将受到法律制裁。首先，唐律禁止官民通婚。如果有违者，就要受到杖刑。其次，禁止奴、婢、杂户、官户等贱民与良人通婚。根据唐律，唐朝的贱民分类为两种，一种是官贱，即身份契约属于官府的奴婢；另一种是私贱，也就是身份契约属于私家主人的家仆。在唐朝，贱民是官府和私人的一种财产，并不享有所谓人的待遇，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贱民与良人通婚，同样要受到杖刑，一般情况都是杖刑一百。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唐朝婚姻制度中缔结婚姻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在唐朝婚姻制度中是不被认可的，只有在父母同意，有媒妁的情况下婚姻才能被承认。如果有违抗者，也要受到杖一百的法律制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际上是唐律维护古代礼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是维护父母尊长主婚权的表现。这种父母尊长对子女的主婚权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但是通过唐律，在唐朝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二、关于结婚的法律规定

唐朝的结婚制度主要体现在对于结婚年龄的规定和对于婚姻缔结程序的规定上。1.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唐朝对于结婚年龄的规定主要有两次，都是通过诏令的方式的。第一次的诏令是在唐太宗即位不久的贞观元年，也就是公元627年的。根据诏令的规定，庶人之间男女如果结婚，男性应当年满20岁，女性应当年满15岁。而且规定年龄为男年20、女年15以上必须婚媾，也就是必须结婚。第二次的诏令是唐玄宗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的。这一次新的诏令更改了唐太宗对于结婚年龄的规定。根据新的诏令，男性年满15岁，女性年满13岁，就可以婚嫁了，即“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这条新的诏令，不仅在结婚年龄上有所提前，而且改变了唐太宗诏令中的“须申以婚媾，命其好合”的强制性要求。当然，唐太宗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是针对唐朝建立初期，人口不足，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到了唐玄宗时期，社会秩序已经稳定，社会经济已经发展，但是人口从唐太宗时期开始逐渐增长，到了唐玄宗时期人多地少成为难题。唐玄宗才颁布这样的诏令，改变强制性规定，只是设置一个许可年龄的限制。2.关于婚姻的缔结程序。我国唐朝的婚姻主要是一种形式婚中的礼仪婚[1]132。中国的婚姻制度讲究礼仪程序，唐代的婚姻方面的礼仪习俗主要是沿袭从西周以来到汉代所形成的婚姻习惯[2]189。唐代的婚姻缔结程序也同样如此，主要讲究六礼，只有完整的履行六礼，这样的婚姻才是完整的、合法的婚姻，无论是天子，还是达官贵人，或是庶民百姓，只要结婚，都得按照这六礼来举行婚礼。六礼则主要指的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结婚六个程序。除了六礼之外，唐代的婚姻法律规定还有些积极创新的地方，其主要体现在婚书、私约和聘财等方面。所谓婚书，就是唐代婚姻成立的书面合约，一旦写了婚书，双方都得受其约束。根据唐律的规定，如果女方反悔的话，要打60大板，而且婚姻还得继续。如果男方悔婚的话，就不得追回聘礼财物。所谓私约，一般是指男方应事先说明男方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年龄偏大、身有残疾，或者是身为养子或庶子、妾生子、婢生子等等，在说明情况以后，得到双方认可的契约。有了私约，如果悔婚，也要打60大板。另外，如果女方家庭收了男方家的聘财以后，又再把女儿许配给他人，根据唐律规定，女方家的家长要被打100大板。但是如果前夫表示不再娶，同时女方也返还了聘财的，后夫的婚姻还是有法律效力。

三、关于离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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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国最早的古代婚姻原则是在西周时期形成的。

(一)一夫一妻制与纳妾制并存。表现有二：一是妻妾地位差悬殊。妻为“取”，妾为“纳”，取妻之财为“聘礼”，纳妾之财为“买妾之资”。“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妻就是妻，妾就是妾，不得僭越，即“勿为妻为妾”。二是很多朝代的律法都确认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如“诸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但却没有禁止纳妾的法律规定，而是对社会上层根据社会等级的不同而确定了不同的纳妾数量，对社会下层处于传宗继世需要的纳妾表示出支持和默许的态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也还是存在于形式上，实际生活中却是一夫一妻制外纳妾制被普遍承认。例如“庶人于年四十以上无子者，许选娶一妾。”娶妾在于延续宗祀，既有利于整个宗族的利益，又符合于婚姻目的。

(二)同姓不婚。人类社会早期，姓乃血缘关系的一种标志，同姓之人多有一定亲缘关系。在西周周公制礼时期，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将以前各地所分散的原始礼义和习惯风俗加以总结，用来确认和维护伦理和等级关系。历经千年的实践，周人即已感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唐律规定“诸同姓为婚，各徒一年”，明律规定“凡同姓为婚者杖六十，离异。”通过这些规定确保种族内部的伦理关系，从这些规定中也能看出中国古代对生育进步的一面。

(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婚姻礼仪的一道程序。即“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在人们的印象中，媒人是沟通男女双方的唯一媒介，“男女双方非媒不知名”(<礼记•曲礼下>)，为中国古代的通例。在先秦的史书及典籍中，就有大量与此有关的记载。

二、中国古代婚姻法律制度的缔结与解除

(一)婚姻缔结。婚姻是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可如此关系重大的事情却不能为夫妻双方自行决定。在古代的中国，婚姻要符合家庭的利益。即必须是“父母之命”。封建婚姻的成立还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道程序，即所谓“六礼”。历代法典都有类似“六礼”的规定。后世缔结婚姻时，男方付给女方一定的财物作为“聘财”，就渊源于“六礼”中的“纳采”和“纳征”。

(二)婚姻解除。古代婚姻的解除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秩序，叫做“七出三小去”。七出即封建法律规定的丈夫休弃妻子的七种理由。“七出”的内容具体反映了男尊女卑和夫权制度。“三不去”即妻虽有“七出”之因，但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夫亦不得休弃：“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三不去作为七出的补充规范，有利于维护封建婚姻家庭的关系。还有一种，义绝。即封建法律规定的强制离异。按唐律是指夫妻任何一方，对另一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殴、杀等情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制离异，违者判处徒刑一年。

三、中国古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存在价值及对现代的影响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从原始时代的母系社会到以男权为核心的制度社会，婚姻是将已逝的祖先和未来的后人连结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的存在有几个重要的价值：第一，传宗接代。即为其家族延续子嗣，继续存在于世间；第二，祭祀祖先。即宗法社会重视血缘，把祖先血脉不绝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第三，增加劳力。即为家族添置男丁，是家族兴旺；第四，防止男女。即以婚姻来分别男女，防，尤其强调妇女要恪守贞洁，本质上顺应了宗法制的需要，以确保女子所生子女血缘的纯正；第五，政治婚姻。即维护了家族的秩序和同族之间的关系，借婚姻扩大了家族的势力，增强了同异性亲属间的联络更重要的是宗族的延续。古代婚姻制度对现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门当户对”的择偶标准的现代延续。所谓“门当户对”即男女双方具有相当的身份地位和经济能力。而新时期的门当户对则更多涉及到双方的文化背景，价值判断，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相配。一个人的文化气质修养主要是在家庭环境中熏陶形成的，而现如今新一代的择偶标准大多要求家庭经济政治和家庭背景相当，其实就是门当户对的新的诠释，就是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与自己有类似的思考问题的意识和思维，同时要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否则就适合恋爱不适合结婚。

(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新面孔。人类最早的恋爱婚姻是自由的，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自由相爱，奔者不禁。但进入阶级社会特别是周公制定了严格的婚姻礼制之后。主婚权就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恋爱婚姻就变成了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能成婚。时至今日，父母之命已经被越来越深得人心的自由恋爱而取代。这样双方从相识到相恋，彼此都很了解，具有了缔结婚姻的感情基础，婚姻自由原则也早已深人人心。而时下的媒人也换了新的面孔，越来越多的另类“月老”出现，如婚介所、相亲节目、网络婚介等等，虽然形式有所变化，但负担的任务和所起的作用的和古代如出一辙。这些月老的出现也是为了满足大量未婚男女的社会需求。

(三)一夫一妻制的现代意义。古代男性具有绝对特权，女人没有地位和权力。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中，女性成了一个被动的非自主性的工具。为所属的男性生育合法的儿女和忠诚不二地照顾家室。而男性为了处理家庭内部矛盾和继承问题，开始走向一夫一妻多妾制。现如今，个体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一夫一妻制下当代婚姻矛盾主要是男女两性之间的争斗。在一个男女平等共处、张扬个性发展的时代，婚外恋、包二奶这样的事情在古代就是用妾使之合法，但是主体说的是男人，而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可不仅仅限制男人的喜新厌旧的本性也用于限制女人的移情别恋。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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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夫妻别居是指夫妻双方不解除婚姻关系，但停止同居义务的婚姻家庭制度。我国现行法律对夫妻别居制度未有规定，是造成目前离婚案件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尽快设立夫妻别居制度，以法律规范夫妻别居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避免轻率离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乡的离婚案件出现了上升的趋势。根据有关调查，中国诉讼案件中，百分之八十为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又有将近一半是离婚诉讼，其中不乏很多是草率离婚。这不但是一种对生活不负责任的表现，也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针对这一现象，我国目前一些地方法院实行了“试离婚”的司法改革尝试，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所谓试离婚即指在婚姻当事人都同意离婚的情况下，不急于从法律上履行离婚的手续，在生活上真正“离开”对方一段时间，给婚姻一个缓冲区，让双方在远离婚姻生活的环境下，体验没有另一半的生活，同时也使双方能够对婚姻关系进行冷静反思，对他或她进行再认识。“试离婚”是一种准备性离婚，是对婚姻的一种主动性适应，而不是单纯被动接受离婚。它使婚姻主体重新冷静反思自己、正确审视对方，能有效地避免离婚的草率性。笔者认为，我国的婚姻法应该把“试离婚”制度合法化、制度化，避免现在这种“法无明文规定”，但司法实践却屡试不爽的尴尬局面。“试离婚”制度其实就是英美法系国家家庭婚姻法中的别居制度。

1　别居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国外立法实践

“别居”(Separation)，是国家用以调整夫妻关系而规定的一项特别的法律制度，它依法院判决或夫妻双方协议而免除夫妻的同居义务，但婚姻关系并不因此解除。因此别居又被称为桌床离异或分床分食制。[1](P522)该项制度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在教会法的禁止离婚主义之下为不堪共同生活的夫妻所设。在当时，夫妻关系即使恶化到不能共同生活的地步也不能离异，只能在有正当理由时，通过别居来免除同居义务。它是不准离婚的补救手段，是禁止离婚的缓解方法。

别居与离婚的区别主要有:(1)别居期间，婚姻关系仍处存续状态，双方只解除同居义务，双方不得另行结婚，否则构成重婚。离婚则完全解除婚姻关系，离婚后，双方均有再婚的权利;(2)别居期间夫妻仍负义务，离婚后双方无此法律义务;(3)别居期间夫妻仍有相互扶养的义务，离婚后此义务完全消灭;(4)别居期间夫妻间仍有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离婚后则无此权利。

别居与日常生活中出于主、客观原因的单纯性分居在法律性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分居只是一种单纯的夫妻居住状态的反映与表述，在夫妻双方之间不产生新的法律关系。而别居则不同，夫妻之间能产生新的法律关系:首先，别居是一项正式的法律行为，产生变更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后果，使双方暂时或永久地解除同居的义务，但不解除婚姻关系。这是别居的主要效力和基本特征，多国婚姻法在这一点上均有规定。其次，许多国家规定别居后可以分割夫妻财产，但不丧失夫妻间的财产继承权。再次，一些国家还对别居后子女的抚养照顾问题作了规定。如法国、比利时规定为与离婚子女的后果相同。意大利则要求法庭应宣布子女由夫妻何方监管、抚养和教育。秘鲁规定法官在确定子女的照管问题时应注意不得切断子女同父母的联系。英、美等国还要求别居协议中往往规定有不得虐待子女以及子女的抚养、照管条款。

世界上最早在婚姻关系中明确规定了别居制度的法律是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2](P94)到目前为止，别居制度在多数西方国家已是一项较为成熟的婚姻法律制度。国际上甚至为此还制定了相关的条约，如《关于离婚和别居法律冲突与管辖权冲突的公约》、《关于承认离婚与别居的公约》。虽然各国有关别居制度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相同点有下列基本内容:(1)别居是离婚的主要依据。很多国家的离婚法把夫妻别居达到一定期限作为法定的离婚理由;(2)别居是离婚的准备阶段。有些国家规定夫妻必须先别居或实际别居，满一定时期才可判决离婚;(3)别居是构成遗弃配偶的一种形式。不间断地单方面别居达一定期限是构成遗弃的必要条件，而遗弃又是申请离婚的主要法定理由;(4)别居具有法律效力。别居的法律效力是解除夫妻同居义务，但不解除婚姻关系;(5)当事人申请别居应有法定理由。虽然各国规定的理由不相同，但当事人都须具备法定理由;(6)别居关系须正式形成。别居可经法院判决形成或经双方协议达成;(7)别居关系可以终止。别居既可因双方和解恢复共同生活而终止，也可因法院撤销或因法院改判离婚而终止。

综上所述，在现代国外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中，别居已不再是禁止离婚的变通手段，而是一种严格的法律制度，有明确的含义和具体的内容及其行为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别居不是离婚，其婚姻关系仍存在，双方均不得再婚，如果任何一方在别居期间再婚、与他人同居或与第三方发生两性关系，则构成重婚或通奸行为，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　我国设立别居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律制度，没有规定别居制度，但是却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调解制度。调解是我国离婚程序中的必经程序。调解程序对防止草率离婚，迅速解决婚姻纠纷起到较大的作用。然而，调解受调解员(法官)的知识、技能、经验等影响甚大，一个能说会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调解员可能会把“死亡”的婚姻调解“和好”。反之，一个口齿笨拙、缺乏洞察力的调解员则可能把未“死亡”的婚姻导向死亡。笔者认为，在我国设立别居制度则能很好地弥补上述调解中存在的任意性缺陷，且更具有合理性，对促进我国社会和谐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人对待离婚本身就有一种羞耻心，结婚自然是欢天喜地，离婚则是丢人败俗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复杂的诉讼程序，因此对于离婚，国人更是能免则免，即便婚姻的存续已非自己所希望，也委曲求全。[3]

别居制度的确立，给早已没有感情的夫妻双方创造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比较平和的结束婚姻的方式，既无需前往民政机关面对别人的白眼，也无需前往法院让别人处理自己的婚姻大事。一旦别居到达法定年限，只需要一份书面申请，无需开庭审理就可以结束失败的婚姻，给自己、也给对方一个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机会，这不仅一举多得，而且更符合中国国情。

此外，别居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子女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和稳定的家庭环境，别居期为子女提供了一个适应阶段，可以减少父母离异给子女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二，从诉讼成本上来讲，别居制度也是不错的选择。一方面，从国家角度来讲，离婚案件虽小，但基于追求公正，司法人员在审理离婚案件时需要处理更多的细节，在法律实践中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进行协调与调解。另一方面，从公民而言，虽然离婚案件的诉讼费用相对而言不高，但是在涉及分割财产案件中，离婚案件的费用也不低，这对于经济困难的夫妻双方而言都是一种不小的负担。而且，公民在进行诉讼活动时，不仅需要花费一定的诉讼费用，还要花去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实践中对于绝大多数离婚案件而言，从立案到判决一般短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这样的时间和精神成本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果建立法定的别居制度，有了法定的期限和程序，不需要走传统的诉讼程序，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

第三，设立别居制度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人身权益。当婚姻关系出现裂痕后，彼此仍同居，不仅无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会使矛盾激化，甚至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其结果将无助于夫妻关系的修复。如果夫妻双方于此时别居则可起到减震器、冷却剂的作用，防止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和暴力事件的发生。近年来，婚内案件屡见不鲜，受害的广大妇女，在婚姻存续期间，已经与丈夫感情破裂，却由于受到自古以来的“同居义务”的影响，不得已继续受到人身侵犯。在我国正是由于没有人设立别居制度，所以使这种犯罪行为屡屡发生。

第四，建立别居制度，明确夫妻财产关系，为离婚时夫妻财产的分割提供依据。在离婚纠纷中，如何确定家庭财产关系、减少离婚夫妻的财产争议，已成为法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婚姻法为我国婚姻家庭中的夫妻财产制度做了明确规定，有夫妻共有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及夫妻约定财产等几种制度可供选择。然而，中国人的观念不同于西方人，有在结婚时或结婚后约定财产的归属的做法。中国人认为结婚时就想到离婚，不吉利。然而，当夫妻感情破裂离婚时，为财产归属争执不下的不在少数。别居制度的建立可以缓解这种矛盾，夫妻在别居期间可以明确各自财产(确定为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甚至开始分割财产，以减少离婚时夫妻财产方面的争议，同时为夫妻和好后的约定财产做准备。[4]

3　我国建立别居制度之法律构想

纵观现代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典或婚姻法，别居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作为夫妻双方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体现。我国是世界上少数一些没有设立别居制度的国家之一。

不同的是我国的婚姻法使用了“分居”这个概念。然而，我国法律规定的“分居”与别居有很大不同，除了前文指出的不同之外，在实践中更是模糊不清，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首先，“分居”在空间上的概念不明，在我国公民的实际婚姻生活中，既有因感情破裂引起的夫妻真正分居于不同的处所的;也有由于家庭住房条件较为紧张，即使感情破裂而事实分居了很长时间，但同居于一套住房的;还有因客观原因，诸如工作原因、农村与城镇户口差别的原因等，使夫妻事实上分居的。我国法律虽明确规定“因感情不和分居”，但对生活中种种夫妻分居的情况，何种类型的分居才是法律所认可的分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其次，虽然法律规定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调解无效可准予离婚。但由于对分居的含义规定不明确，可能会使人民法院对夫妻分居的原因无法掌握，分居的起始时间无法计算，夫妻是否确已分居也无法证明，使该条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无法准确执行。因此，“分居”这个用语是非常不严谨的，在婚姻法的修改中应予以取缔。

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中应增设别居制度，作为我国离婚制度的补充形式。以采用英美法系的立法体例为宜，即别居程序较离婚程序简单，但由别居到离婚，则条件相对严格，以维护婚姻的严肃性。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应本着符合中国实际国情，高效便民，维护家庭稳定的宗旨。在立法的原则上，突出体现当事人意思优先，司法干预为辅。因为从法理上讲，别居制度是婚姻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婚姻自由和当事人处分的精神。在设置别居制度时，应考虑到这种制度的特点，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节约诉讼成本。因此在立法上建议采取以协议别居为主，法院判决别居为辅的两种别居方式。

3.1　协议别居制度

这是别居最主要的形式。即夫妻双方自愿依法通过订立正式书面别居协议而形成的别居。在遵守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决定协议内容，无须在协议中具体说明理由，别居协议即是法定理由的证据。别居后，双方的同居义务解除，而夫妻间的其他人身关系、财产关系问题可根据双方的意愿，通过协议的方式决定。同时，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建议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在签订别居协议的时候，必须对未成年子女(如果有的话)的抚养问题作出约定，否则别居协议无效。

此外，别居协议的订立，既可采取律师介入帮助订立或律师予以认证的方式，也可采取国家公证机关公证的方式，法律都予以认可。因别居协议发生争议的，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3.2　法院判决别居制度

法院判决别居制度是经当事人一方申请，由法院裁定或判决而形成的别居。判决别居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裁决进行，法律对此类分居应有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才可被裁决分居，因此，建议婚姻法对此类别居应给予明确的规定:

(1)别居的原因。申请判决别居必须具有法定理由，别居的法定理由应与离婚理由相同，但双方或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也可申请别居:1)已持续遗弃配偶至少一年时间;2)一方与他人通奸或非法同居;3)一方经常虐待、殴打配偶或该配偶的子女;4)一方有义务但故意不供给配偶合理的生活费用或该配偶未成年子女合理的生活费和教育费;5)一方明知患有传染病而坚持与配偶发生性关系;6)一方有赌博、吸毒、酗酒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7)生命受危害、身心受虐待、名誉受损害的;8)一方有严重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的;9)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缓的;10)其他致使夫妻无法共同生活的情形。

(2)别居的法律效力及夫妻关系。夫妻判决别居后，同居义务终止，但婚姻关系、夫妻身份关系保留，没有正常生活来源的一方可要求对方给予扶助;对子女亲权的行使参照离婚时对子女抚养及探望的办法确定;别居后夫妻财产不当然分割，依双方的实际需要决定使用权;别居期间夫妻各自取得的财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

(3)别居的程序。申请分居及审理分居申请的程序应参考离婚程序进行，但与离婚请求分离。对当事人提出别居未提出离婚的，法院不得判决离婚;当事人提出离婚的，若不属于“感情确已破裂”，法院可考虑提议别居，当事人一方提出别居而另一方提出离婚的，应以离婚诉讼认定。

(4)别居的终止。夫妻经司法程序形成的分居，其终止的条件除当事人死亡或失踪外，须经法定程序解除。若当事人已和好，应双方亲自申请撤销别居裁定;若当事人无和好可能，且分居满两年的，则可应一方的离婚申请判决离婚。

无论是协议别居，还是判决别居，都会在夫妻双方之间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建议在修改的婚姻法中明确:(1)在别居期间，双方都不得再婚，如果一方或双方再婚就构成重婚，如果与第三者发生两性关系就构成通奸;(2)别居后夫妻间互相扶养、互相继承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存在，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3)别居期间，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共同偿还。

此外，为了防止一方借别居之名，遗弃对方，对未订立别居协议或未经法院裁决的所谓片面别居，立法应允许对方当事人以遗弃或违反夫妻义务为由起诉，构成犯罪的，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　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　法国民法典[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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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涉美婚姻；法律思考；比较研究

中美婚姻法律制度的差异，中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势必对缔结涉美婚姻产生障碍，许多法律层面的实务性问题需要认真把握。

一、中美法律关于结婚规定之异同

(一)结婚条件的异同

美国1970年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UniformMarriageandDivorceAct)规定，写作英语论文结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一方由于无智力或智力不健全，或由于酒精、或其他致人麻醉的物质的作用而没有能力表示同意，或一方是在暴力或胁迫下，或在有关婚姻的重大问题上受到欺骗的情况下，所缔结的婚姻无效。第二，结婚必须达到法定婚龄。年满l8周岁可以结婚。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获得其父母或监护人或法庭的许可后，也可以结婚。第三，结婚的三种禁止条件：①一方尚未离婚的，禁止结婚；②直系血亲之间、兄妹或姐弟之间禁止结婚；③伯父、叔父、舅父与侄女、外甥女之间或姑母、姨母与侄子、外甥之间禁止结婚。除此之外，美国许多州还规定了其他禁止结婚的条件，主要包括：同性不得结婚；堂(表)兄妹之间、堂(表)姐弟之间不得结婚；直系姻亲之间不得结婚；患有性病者不得结婚等。

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一条与美国法律规定基本相似，体现了婚姻自由的立法精神。第二，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这一条比美国法律规定的结婚年龄要晚一些，符合中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国情。第三，禁止条件：①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不得结婚。②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不得结婚。这比美国法律规定更加宽泛、更加完备，充分考虑了优生优育的立法原则。

(二)结婚程序的异同

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结婚必须经过法定程序。①结婚申请。②结婚批准。③结婚准备期与结婚批准有效期，该法第204条规定，除法庭命令自签字时起即生效的情况之外，在本州内结婚的批准在签字之日起三天后开始生效，有效期为180天。即当事人必须在结婚申请获得批准以后的第3天到第183天这一期间内举行结婚仪式，否则须重新办理结婚登记。④举行结婚仪式，该法第206条规定，举行结婚仪式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不得采取私人性质的结婚仪式。也就是说，结婚的男女须在牧师等神职人员、法官或政府官员面前依法举行婚礼。

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相对美国法律规定而言。我国法定的结婚程序相对简单，既不需要结婚准备期与结婚批准有效期，举行结婚仪式也不是必经的法定程序。

(三)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异同

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下列四种情形宣告婚姻无效：第一，非真实意思表示的婚姻；第二，一方有性生理缺陷的婚姻；第三，一方或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婚姻；第四，属于法律禁止结婚的婚姻。另外，美国法律还规定虚假婚姻为无效婚姻。虚假婚姻多数发生在移民领域，即美国之外的公民欲通过与美国公民结婚而移民美国。美国法律规定了两种可撤销婚姻的状况：一方精神或身体不健全的婚姻；一方受胁迫的婚姻。

我国《婚姻法》规定，以下四种情形婚姻无效：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的。没有虚假婚姻属无效婚姻的规定。关于可撤销婚姻，我国《婚姻法》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因此，中国可撤销婚姻的情况限于受胁迫一种，性无能及拒绝性生活不能成为婚姻可撤销的法定理由，仅作为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参考依据。

二、中美法律关于离婚规定之异同

(一)离婚理由的异同。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

将“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这一无过错理由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写作留学生论文但到目前大多数州实行的是有过错与无过多相结合的离婚制度。美国法律规定了三种无过错离婚理由：第一，分居。指婚姻当事人依法解除同居义务但仍然保持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第二，不和谐。指当事人达到不可能维持正常的同居生活以及婚姻关系。第三，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

一般指婚姻双方因无法协商的差异而造成破裂，导致不能恢复的程度。规定了四种有过错离婚理由：通奸；虐待；遗弃；其他各种离婚理由，如重婚、不人道、、有罪判决、酗酒、吸毒、恶疾等。

我国《婚姻法》三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同时，还对现役军人离婚、女方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的离婚作出了特别规定。

这些规定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了有过错离婚理由与无过错离婚理由相结合的立法精神。

(二)离婚程序的异同。在美国，离婚必须通过法庭进行，不能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即使双方一致同意离婚，也要法庭裁判。美国法院一般只有在无过错离婚的案例中，才适用调解程序，但对于涉及子女监护和探视问题，一般都进行调解。美国法律规定了离婚抗辩制度，所谓离婚抗辩，又称离婚的限制或阻却离婚的事由，指一方配偶即使有离婚理由，但他方也有一定的事由存在，法院应据此理由不准离婚，也被称作被告在离婚诉讼中有权提出抗辩，以阻止离婚的判决。

我国法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的途径有两种：协议登记离婚与单方诉讼离婚。对于离婚合意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到一方户口所有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离婚登记，不必到法院办理。第二种途径，是适用于一方不同意离婚而一方坚持离婚的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一方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方式解除婚姻关系。与美国婚姻家庭法相比，我国离婚程序显得简洁而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但法条规定比较抽象，操作更多依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三)离婚后果的异同。美国法律大体规定了四个方面的离婚后果。第一，身份上的后果：主要包括再婚的自由、姓氏的变更和子女的监护。关于子女监护，<统一结婚离婚法》第402条规定，法院应使有关监护权的决定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要考虑的因素有：父母一方或双方在监护问题上的愿望；子女在监护人选问题上的愿望；子女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其兄弟姐妹及其他对子女最大利益有影响的人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关系；子女对家庭、学校和居住地的适应；所有有关监护关系者身心健康状况。第二，财产上的后果。主要是对财产的分割、扶养费的给付等。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法律规定，结婚后双方获得的所有财产均为共同财产，双方对共同财产均享有不可分割的一半利益。同时，美国广泛实施婚前财产协议，几乎所有的州均允许夫妻双方在离婚前就财产处理自行达成协议并签署相关协议书，内容包括共同财产如何分配、债务债权的承担等，但离婚协议须经法院审查批准后方能生效。关于一方对另一方的扶养，《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在离婚诉讼或在扶养费诉讼中，只要发现当事人一方离婚后，财产拥有情况不足以维持其合理的生活需要，并且因抚养子女原因不能工作或即使工作也不能达到上述需要就可以判令有能力支付的另一方履行扶养义务，扶养费的数额根据具体的因素考虑。第三，离婚损害赔偿。《统一结婚离婚法》没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规定，一些州的损害赔偿制度是通过判例的形式体现的。第四，子女抚养。美国法律规定，父母在离婚时就子女抚养费达成的协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不可自行约定，否则法院不予认定。如何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子女的经济来源；监护父母的经济来源；婚姻解除前子女的生活水平；子女的身体和感情状况以及受教育所需要的费用；没有监护权的父或母的经济来源及其生活需要等。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这就明确规定了离婚后子女的身份后果。法律尽管没有明确规定离婚双方之间的身份后果，但在司法实践中，离婚双方从离婚之日起就有了再婚的自由。关于财产上的后果，《婚姻法》第三十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一般一人一半，这一点，与美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原则基本一致。

关于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给付，法律规定了两种情形：其一是经济补偿，《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其二是经济帮助，《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商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一规定虽然是经济帮助，但与“扶养”概念显然不同。《婚姻法》三十六条规定，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根据相关法律，离婚后对子女产生的民事责任依然有连带赔偿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子女抚养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20％至30％的比例支付。这一规定为离婚家庭的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提供了制度保证。

三、缔结涉美婚姻需要着重考虑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中美婚姻法的比较，笔者认为，尽管中美婚姻制度有许多共同点，但差异显而易见，而这些差异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宗教背景，如果形成冲突，往往难以调和。因此，缔结涉美婚姻应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一)心理预期与现实反差。俗话说，婚姻不是儿戏，涉外婚姻更应慎重。有些人特别是女性对缔结涉外尤其是涉美婚姻相当期待，把和美国人结婚与幸福快乐等同起来，有的甚至当着炫耀的资本，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事实上，相对国内婚姻而言，涉美婚姻的不确定性更高。这主要是缺乏共同的文化传统，双方在语言、习俗、信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很难获得认同感和归宿感，倘若不能逾越这些障碍，就会发现与美国人结婚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心理预期与客观现实就会产生落差，其结果必然是身心疲惫，原来盼望的婚姻很可能会在痛苦中结束。

(二)国籍和永久居住权。本文前面谈到，美国法律规定虚假婚姻为无效婚姻，而虚假婚姻主要是针对涉外婚姻而言的，目的是限制美国之外的公民通过与美国公民结婚移民美国。美国移民法案规定，美国之外的公民如果想通过婚姻移民美国，必须在美国居住相当长的时间，一般要求两年以上。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有的人与美国人结婚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拿到签证或绿卡，到美国深造或定居，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第二，有的人与美国人结婚，本身并没有移民美国的故意，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国籍和永久居住权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导致长时间的两地分居，婚姻基础势必动摇。同样的，美国人通过婚姻到中国定居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三)缔结婚姻的程序。我国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写作工作总结因此，第一，如果可能，尽量在国内办理结婚手续。第二，如果在美国办理结婚手续，要注意几个关键问题：①既要熟悉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关于结婚方面的规定，又要掌握结婚对象所在的州的特殊规定。②申请结婚时，要按照美国法律的要求，提供齐全的资料，防止申请受阻。③尽量在结婚批准有效期举行婚礼，避免重新申请带来麻烦。④一定要通过公众场合举行正式婚礼，以获得法律的确认和保护。第三，无论在国内或是在美国办理结婚手续，最好举行婚前财产公证，签订婚后财产分配与处理协议，这也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方式。

(四)离婚风险的承担。权威部门统计表明，涉美婚姻离婚风险较高，这既有前面提到的心理预期难以实现的问题，也有对方存在严重过错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法律对离婚的规定过于简单，即法院确认离婚的唯一条件为婚姻已无可挽回地破裂。这就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离婚随时可能发生；二是离婚存在风险。第一，定居美国的婚姻双方当事人不能协议离婚，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婚姻的解除必须采用诉讼离婚的方式，不承认诉讼外的协议离婚，所以离婚必须到法院判决。第二，由于适用法律不同及管辖权争议等原因，某些当事人离婚可能会困难重重。我国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案件管辖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这就说明，如果涉美离婚案件一旦由美国法院管辖，且对方不予配合时，就有可能成为马拉松式的离婚诉讼。第三，财产调查受到限制，执行希望十分渺茫，财产分割难以落实，夫妻扶养义务多数为空头支票。第四，子女监护和抚养问题难以协调，特别是在离婚后一方回国定居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尤其突出。无论子女判给哪一方，都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有监护权的一方经济负担沉重，而另一方的探视权将会受到损害。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建议当事人寻求专门咨询机构或有此专长的资深律师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编写委员会．婚姻家庭与社会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编写委员会．婚姻司法解释kg,~l指南[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5．

篇5

    根据作家潘军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合同婚姻》自三月初在北京公演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凡响。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叫苏秦的自由撰稿人，在与妻子李小东离婚后，心情低落，在一个偶然的雨夜，遇见了曾经的同事陈娟。因为“看着顺眼、聊着开心、睡着舒服”，所以两个走在一起，并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婚姻合同”。合同约定，如果两个人“合同”履行的好，可以续签或升格为正式婚姻；如果履行不好，随时终止。

    话剧上演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既要两性相悦，又要个性自由。拥有自由的时候总是怀想两人世界的温馨，而得到温馨又要怀念一个人的自由”，所以，“最快乐的时候是一个人，最忧伤的时候是一个人，最自由的时候是一个人，最孤独的时候也是一个人……”

    潘军通过男女人公的话感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个大市场，几乎所有的行为都靠合同维持，合同是什么？那种心照不宣哪里去了，那种心领神会哪里去了，那种心心相印又哪里去了？

    这部话剧里渗透的一种思想是对现实的疑惑甚至背叛，“如果婚姻老是有婚外情和离异，那肯定是婚姻制度有问题”。而其实对于“婚姻合同”（marriage pact），早就几十年前就已在美国出现。比如，家住纽约的克里和马克斯20多岁时到墨西哥度假，在柔情蜜意中许下一个诺言：如果他们到40岁时都还没有结婚的话，那么他们俩就成亲。尽管他们从来就不是正式夫妻，但他们长达5年的交往可谓是如胶似漆。他们不仅一起唱卡拉OK，一起会见朋友，而且还一起在黄昏中手挽着手看落日西沉，甚至一起出席朋友的婚礼。对“婚姻合同”赞成者认为，“婚姻合同的优点在于，你会和一个有可靠友谊的人转变成一种称为婚姻的关系。真正让婚姻持久不衰的是友谊，如果两个人互相信任、互相尊敬，那么将获得高质量的婚姻”。反对者认为，“婚姻合同”实质上是在逃避责任，是对生活的放任以及对婚姻制度的嘲弄。

    “婚姻合同”是否有效？

    以一个律师的视觉看待，“婚姻合同”实质是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处置。如果这种处置行为侵害了第三者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就会具有违法性质。而未婚或离异男女的“婚姻合同”，实质最近似于一份“同居宣言”，“合同”履行期间其实就是“同居”行为的延续。对于“同居”，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已经悄悄将“非法同居”变成“同居”，这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立法基础的提升，对于未婚或离异男女之间的“同居”行为，我国法律已从过去的“制裁”态度改变为“既不支持，又不制裁”的消极态度。

    就我理解，对于“婚姻合同”中关于情感问题的约定，如果一方违约诉至法院，法院不会受理；而对于“婚姻合同”履行期间，因财产分割的处理争议，人民法院将参照民事合同性质争议受理及裁决。如果男女在履行“婚姻合同”期间有了小孩，抚养费争议人民法院也会按一般抚养纠纷案件受理。

    因此，不能片面地认定“婚姻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要具体到合同中具体的条款，再依据合同所依附的事实本身去综合看待。

篇6

关键词网络婚姻重婚过错损害赔偿

网络婚姻源于21世纪初我国台湾一家网站推出的“同居理想国”游戏，传入内地受到了网络用户的大力追捧，并以非常之快的速度传播开来。据业内人士称，目前约有几十家国内网站，如“联众游戏网络”、“九天之城”等都陆续开通了网络婚姻的社区游戏。同时，据《中国妇女报》统计，目前参加网络婚姻的中国人已超过十万。网络婚姻已逐渐成为人们在网络时代不容忽视的一个新课题。

一、网络婚姻的性质

对网络婚姻的定义，众说纷纭，有的认为网络婚姻，就是男女双方在网上发喜帖、办喜宴、拜天地、闹洞房，在网上“结婚”，在一个虚拟的图文环境中,体验男欢女爱的婚姻生活，操持家务、挣钱养家，过“小日子”，甚至虚拟“生儿育女”。有的认为网络婚姻，指的是男女双方用虚拟身份借助网络这个互动平台，在虚拟的图文环境里体验两情相悦、男婚女嫁、家务操持，甚至“生儿育女”。笔者认为，网络婚姻其实就是指双方依靠网络图标和象征符号作为交往媒介，虚拟现实中的婚姻家庭生活。它避开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事，只充斥着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概括来说，网络婚姻具有以下特性：

（一）虚拟隐蔽性

由于网络的虚拟，使得网络的另一端变的神秘而隐蔽。网络婚姻中的双方无须见面，而是通过（）网络相连的两台电脑互诉衷肠。双方的“男欢女爱”、“生儿育女”都只建立在一堆图文之上，彼此看不见对方的缺点，完全生活在想象的空间里。这就增添了网络主体的个人魅力，使双方都能体验到现实生活中不曾有刺激。但由于网络双方过于隐蔽，往往会使网络婚姻趋于戏剧性。

（二）戏剧性

由于网络双方都以匿名的形式进行联络，而且网络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这使得网络婚姻出现了不少闹剧，如现实生活中的直系亲属，甚至是同性在网络上也能结成夫妻。这在现实中很荒谬，但在网络中这种“”、“同性恋”的情形却极易发生。

（三）非理性

在网络婚姻中，结婚、离婚的条件都相当宽松，手续也十分便利，双方你情我愿，好聚好散，不用负任何道德或法律的责任，看起来洒脱之极。但这种简单而又不负责任的婚姻很容易使网络婚姻的主体对婚姻产生错误的认识，对待现实中的婚姻家庭变得冷漠、不负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们的责任感和家庭道德观。

二、网络婚姻与现实婚姻的区别

网络婚姻与现实婚姻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二者皆是婚姻主体的自主行为；双方的婚姻旨在建立亲密的情感交流方式；婚姻的选择过程存在不确定因素等。但本文重点要探讨的是网络婚姻与现实婚姻之间的差异。

（一）结婚条件

现实婚姻需要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其中必备条件为：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达到法定婚龄（目前我国规定，男的结婚年龄22岁，女的法定婚龄20岁）、符合一夫一妻制等。禁止条件为：某些血亲关系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不能结婚。而网络婚姻的结婚条件则因网站不同而各异，但概括来说，无非是结婚主体通过某种形式成为“网络成年人”，并且双方自愿结合。如：某个虚拟社区规定，凡发帖超过一定数量的用户，即可视为已成年，就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对象结婚。

（二）结婚程序

现实婚姻中结婚程序是婚姻成立的法定手续。我国《婚姻法》第8条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结婚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法律规定的才予以登记，并发给结婚证书。结婚程序包括申请、审查和登记。其中审查环节是网络婚姻与现实婚姻的最显著区别，因为现实婚姻须通过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严格审查，而网络婚姻则不用。网络婚姻的登记程序非常简易，大体而言，只要双方分别向登记中心发送一份注明双方昵称的结婚申请，登记中心接到申请后，于公告栏刊出双方昵称，就算登记完成。

（三）婚姻的社会功能

在现实婚姻基础上形成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担负着实现社会人口再生产和家庭教育的社会功能，从而使人类得以进化发展。然而网络婚姻只是虚拟的，绝大多数网络婚姻的主体都不愿在网络外见面，因而难以有机会真正同居，更不用说实现婚姻中的生儿育女，赡养父母的社会功能了。

通过对网络婚姻和现实婚姻从结婚条件、结婚程序以及婚姻的社会功能三个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网络婚姻与现实婚姻差异甚大，尤其是在法律层面上二者大相径庭。

三、网络婚姻引发的法律思考

（一）网络婚姻可否作为离婚的依据

目前，一部分已婚者由于沉溺于网络婚姻而冷落了现实婚姻中的配偶，从而导致夫妻双方感情的破裂，甚至发展到诉诸法院请求离婚的地步。当事人将网络婚姻作为离婚的法定事由向法院提出离婚。那么，网络婚姻能否成为离婚的依据呢？根据我国《婚姻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即：（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从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并未明确地把网络婚姻作为法定离婚事由。那么可以把网络婚姻视为重婚而作为法定事由请求离婚吗？要想证明网络婚姻是否构成重婚，首先要明确重婚的含义。重婚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具体包括法律重婚和事实重婚。法律重婚指的是前一个婚姻尚未解除,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行为;事实重婚是指前一婚姻尚未解除,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同居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我们再看网络婚姻，“夫妻双方”只是在虚拟的网络中“谈情说爱”，期间并未有事实的同居生活，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行为，因此，网络婚姻并不构成重婚。但倘若网络婚姻的双方由网络中的同居行为转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同居行为时，这种情况就可以适用《婚姻法》第32条中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而准予其离婚。因为其违反了夫妻生活中的忠实义务，当夫妻双方调解无效时，法院可以判决离婚。由此可见，网络婚姻在这点上符合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一离婚的法定依据的。另外应须注意的是第五条这个兜底条款，法律设定兜底条款就是为了将立法时尚未发生而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形囊括在内。它的作用是弥补法律的漏洞，当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需要最高司法机关的解释才能确定下来，而网络婚姻造成的夫妻感情破裂就可能属于“其他情形”。

（二）离婚的受害方能否提出赔偿请求

既然网络婚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离婚的法定依据，那么网络婚姻的受害方是否可以因此获得赔偿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规定，分割夫妻财产时应照顾无过错一方，这就表明有过错一方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四种具体的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行为，即：（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由此可见，网络婚姻的行为除了发展成现实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外，并不承担损害赔偿。网络婚姻只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之一，并未对另一方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在此种情况下，网络婚姻不能成为受害方损害赔偿的依据。在现实操作中，无过错方想通过诉讼的手段来得到损害赔偿的概率也是很低的。

由网络婚姻导致的离婚中无过错方不能因此得到相应的损害赔偿对受害者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笔者认为，网络婚姻中有过错方往往会对另一方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有些精神伤害远比物理伤害严重的多，如果不对有过错方作出相应的惩罚和约束，则有违婚姻法保护无过错方的立法本意。我们在处理法律问题的过程中，在无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考虑该法律的立法精神，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问题。

四、网络婚姻的立法构思

网络婚姻是一种虚拟的婚姻，但它却确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而且它的存在正在弱化婚姻中的责任感和家庭观，导致了一些家庭的破裂。目前，道德规范的引导和预防已不能有力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我们只有通过法律的调控才能真正有效地规制网络婚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完善婚姻性空间的注册实名制

网络婚姻虽然够不上法律定义上的重婚,但它的危害性有过之而不及，由其造成的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的不在少数，因此我们要正视网络婚姻对社会的危害性，具体而言，网站经营者应加强行业自律，禁止网络上的各种刺激性和诱惑性的语言，在对婚姻性或者两性空间的准入标准上应尽快完善注册实名制，网络经营者应加强监管力度，屏蔽不健康的内容。在这方面，有些网站做得很出色，如天涯社区就于2002年了“天涯婚姻法”，对规范网络婚姻秩序就起到很好的作用。

（二）通过司法解释将网络婚姻列入离婚依据的兜底条款

对于一方因沉迷于网络婚姻而导致离婚的，应准与其离婚，虽然网络婚姻不构成重婚，但它是造成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原因，因此可将网络婚姻作为《婚姻法》第32条第一款第五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来看待。但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案件的处理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将网络婚姻列入离婚依据中的“其他情况”。

（三）完善关于离婚时过错损害赔偿的规定

对于一方因沉溺网络婚姻而导致的离婚，无过错方可要求其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具体来讲，可在《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中写入一条兜底条款，即“因其他原因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现行《婚姻法》第46条只有4项规定无过错方可要求另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条文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参照《婚姻法》第32条的规定，在46条补充一款兜底条款，这在法理上也是符合逻辑的。或者在相应的司法解释中加入这一条款，以便于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灵活的作出决定，只有真正的照顾了无过错方，保护婚姻中的受害者，才能做到真正的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持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吴小璐．我国目前有十多万人在网上“结为夫妻”．法制早报．2005年6月25日．

[2]魏武林．“网络婚姻”法律评述．www1ccelaws1com/int/artpage/12/art_74581htm1．

篇7

一、准婚姻关系的概念

要定义准婚姻关系，首先必须明确婚姻的概念。通说认为，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是婚姻主体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所缔结的身份性契约。或者说，婚姻是为法律所承认的，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男女两性的结合。

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婚姻关系受到了较为强烈的挑战。同性婚姻的出现，使得婚姻不再局限于男女异性之间，且在国外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德国于2001年颁布的《同性生活伴侣关系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已登记的同性生活伴侣在民事身份、财产及继承等法律领域的行为具有相当于婚姻的效力。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实则也是对传统婚姻关系的挑战。

准婚姻关系是一种婚前关系，即结婚之前的关系状态，亦可称之为缔结婚姻契约之前的一个关系状态。笔者认为，从契约的角度来看，既然婚姻被视为缔结契约，那么婚前关系便可视为要约。

准婚姻关系也称为亚婚姻关系，是指未婚男女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的两性结合关系的事实状态，亦称为不婚同居或非法同居关系。《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就将其称之为非法同居。豏这样的称谓很大程度上具有强烈的谴责性，而对于准婚姻关系来讲并不存在法律的谴责问题，它仅仅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未婚男女所选择的一种新的婚姻关系形式，就其性质来讲是一种类似于婚姻的事实状态。

二、建议对准婚姻关系立法保护的理由

(一)必要性

未婚同居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得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默许甚至认可，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目前我国对准婚姻关系采取的态度是不予保护，并将它称为非法同居。

异性当事人同居生活，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产生如非婚生子女问题、财产问题、继承问题等问题，在我国的婚姻法和亲属法中并未得到体现。若发生民事纠纷，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可依据致使法院未能妥善解决纠纷，则会激化矛盾，甚至无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不能保护准婚姻关系中的弱者的权利，因而亟需对其予以立法。

(二)迫切性

近年来，因为解除未婚同居关系而走上法庭要求分割财产的人不在少数，并呈上升趋势，不婚同居族日益壮大。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既说明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对婚姻的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法律应当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此做出新的规定。

我国刑法中对重婚罪的认定标准，实质是按照民事关系中的非法同居认定的，在民事关系中的非法同居，在刑法中却按照重婚对待，因而存在着民事关系认定和刑事认定相矛盾的问题，亟需对准婚姻关系予以立法上的界定与保护。

三、准婚姻关系的界定

笔者认为，首先应从民法基础上来界定准婚姻关系，即准婚姻关系应当具有一定的民法基础，最主要的便是自愿原则和尊重个体的原则。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法律就应当对准婚姻关系予以明确并加以保护。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的构成要件应当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准婚姻关系的主体应为符合法定婚龄的未婚异性。准婚姻关系主体的适格年龄必须符合法定婚龄，没有达到法定婚龄的，法律不应当承认其准婚姻关系的状态。准婚姻关系的主体应为异性而非同性，这点与我国的文化背景和传统道德观相关，而且我国法律尚未承认同性恋合法化，故而准婚姻关系不包括未婚同性恋。同时，准婚姻关系的主体应当是未婚，而不是一方或双方均有配偶，否则便对抗了《婚姻法》。

2.准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应具有明确的合意。这种合意不以是否具有建立婚姻关系的目的为基础，只要具有共同生活的合意即可，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并没有要求。同时，该合意可以仅通过自己的行为使外界知道，并不一定要公示。

3.准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应有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的客观事实。所谓共同生活，应当包括共同的性生活，共同的社会生活以及共同的经济生活等。

四、准婚姻关系协议

准婚姻关系协议应当是婚前协议的一种。婚前协议，也称为婚前契约或婚前合同，是指由将要结婚的当事人对于婚姻关系开始之前或婚姻过程中及婚姻关系结束时的财产及其他事项的安排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婚前协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限制过错方违反协议，是自我保护的有效方式。相关的规定只是散见于一些法律文件中。

准婚姻关系协议，是指结婚目的不确定的双方当事人在准婚姻关系状态中就关于该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的权利义务、财产及其他事项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对于准婚姻关系的婚前协议的签订、效力及法律适用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与一般婚前协议相同。我国现行法中还没有一般规定，所以应尽快从立法上予以保护。婚姻是一种包含了特定人身关系的特殊契约，互相忠实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当然的义务，对于准婚姻关系亦如此。婚前协议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忠实义务而达成的一个协议，其性质即为合同。协议并未设定人身关系，不是身份协议。此外，准婚姻关系协议应当经过公证才发生法律效力。

五、准婚姻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结合我国现行法律，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身份上来说，准婚姻关系当事人并不发生配偶的亲属身份，不享有配偶权，不论当事人是否有子女，均不构成配偶关系。准婚姻关系当事人所生的子女，应当适用亲属法关于亲子关系的一切规定。笔者认为婚姻关系的姻亲关系也是适合准婚姻关系的，准婚姻关系当事人与对方近亲属之间具有姻亲的权利义务关系。

从财产关系上来讲，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未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当事人不具有约定财产的主体资格。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虽然类属于未依法缔结婚姻关系，但当事人对其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处理所订立的协议，在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情况下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对该期间的财产应按共同共有由当事人协议处理。该协议并不是基于配偶身份，而是对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的清算行为，其效力的确定应当依照一般民事行为的有效和生效条件，而不应受婚姻与否的影响。此外，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财产协议应必须经过公证后具有法律效力，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财产约定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

六、准婚姻关系的损害赔偿

无救济即无权利。准婚姻关系中比较普遍的侵权主要有暴力和第三者等，这些问题与婚姻关系中的问题是一样的，只是当事人所处的关系状态不同，因而对其权益的保护也略有不同。笔者认为在暴力侵权方面，对准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救济应与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救济无异，在立法上均应制定明确的认定和制裁条款，尤其对精神损害赔偿应有明确的认定;而在第三者之损害赔偿方面，因为准婚姻关系当事人并不具有配偶身份，其权益保护应不同于婚姻关系的保护。对于准婚姻关系的第三者损害之赔偿，应首先从立法上确认准婚姻关系当事人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适用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准婚姻关系的第三者损害之赔偿，可以适用民事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

七、准婚姻关系的解除

所谓准婚姻关系的解除，就是解除双方当事人的同居关系。其解决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准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准婚姻关系，解除准婚姻关系的效果为终止准婚姻关系。若一方要求解除关系而另一方不同意而发生争议时，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裁断。

第二，准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伦理义务。准婚姻关系终止后，当事人之间原则上互不负责任。但在其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能对相互之间的生活扶持义务适用绝对排除，但基于准婚姻关系的性质也必须对此有所限制：在准婚姻关系存续满一定时间之后，一方对另一方就应当开始适当承担扶养义务。

第三，准婚姻关系的解除对人身关系的影响。当事人不能达成解除准婚姻关系的合意时，一般应当判决解除准婚姻关系，并警告无理纠缠一方其行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若是准婚姻关系持续时间较长，如超过五年，为了保护弱者一方的权利，可以酌情适用婚姻法关于离婚后扶养义务的规定。笔者认为，准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可参照适用我国《婚姻法》关于法定婚姻形式中的财产关系的规定。只要准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对于财产关系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认可其法律效力，按照其约定处理相关纠纷。如果准婚姻关系破裂，则财产共有关系的基础即告消灭。

篇8

可撤销婚姻的法律特征有：

1、可撤销婚姻是违反了当事人意愿的，是违反结婚自由原则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包办、买卖婚姻。

2、可撤销婚姻是有婚姻事实的。

3、可撤销婚姻是相对无效的，它有时间限制。

篇9

内容提要: 目前我国的婚姻立法越来越多地将婚姻中的房屋界定为夫妻一方所有，其忽略了对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鉴于婚姻住宅对婚姻当事人的重要意义，从呵护婚姻、稳定家庭的立法目的出发，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对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法律保护，即赋予婚姻住宅非产权方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居住权、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在离婚时，法院应当根据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贡献，确定其对婚姻住宅经济价值的份额，在非产权方配偶无住房且比产权方更需要住房或者需要抚养子女时，将婚姻住宅判决由非产权方配偶使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中国社会，由于房产的价值问题日益凸显，其往往成为夫妻离婚时的争议焦点。为统一司法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期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其中明确以下两种情形中房屋产权属于夫妻一方所有：(1)婚后一方父母出资购买，产权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的；(2)夫妻一方婚前订立合同购买并支付首付款和办理银行贷款，婚后夫妻双方共同还贷，离婚时对房屋产权归属不能达成协议的，法院可判决该房产归产权登记一方。此外，夫妻双方婚后用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的，离婚时也不被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虽然此处的房屋并非属于夫妻一方所有，但由于另一方同样没有所有权，故本文在此一并讨论）。wWw.133229.cOM这些规定使得我国婚姻法前所未有地突出了夫妻个人房屋所有权的地位，其对“同居共财”的传统婚姻观念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1]

虽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的涉房条款规定有可商榷之处，但是只要有个人利益和房屋确权规则的存在，就总会有房屋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出现。夫妻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决定了婚姻法不可能将所有与婚姻有关的房屋都界定为夫妻共有。结合《婚姻法》及其前两部司法解释的涉房条款规定即会发现，虽然当前我国的夫妻法定财产制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但房屋被界定为夫妻一人所有的情形却是越来越多了。[2]由于这种情况的不可避免，由此产生的如下问题即应引起人们的关注：如夫妻一方将其享有产权的房屋作为婚姻住宅（即家庭住所）而由夫妻双方共同居住时，非产权方配偶对该住房是否享有权利或者享有何种权利？享有产权的一方配偶能否像对待一般所有物那样对婚姻住宅仅依自己一方的意思进行出售或抵押等处置？其是否可以将配偶赶出住房不允许其居住？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很多家庭所担忧的问题。 网络上出现的诸如“一夜之间，丈夫变房东，妻子变房客”、“无产权者离婚将会被扫地出门”等言论就充分反映了人们的困惑和焦虑。实践中出现的妻子因对住房无所有权而被赶出家门的事件[3]使得这种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为了消除疑虑，一些地方出现了非产权方配偶要求在婚房产权证上加名的所谓“房产加名潮”。[4]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制定目的原本是想让家庭财产产权更加明晰化，结果却使得和谐的家庭关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究其原因，欠缺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5]这与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夫妻共同居住的婚姻住宅予以特别保护，尤其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特别规定的立法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本文试图在考察两大法系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对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期能够更好地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利益，纠正现行立法在适用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并促进我国婚姻法的完善。

二、婚姻住宅的法律界定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保护的必要性

所谓婚姻住宅，在大陆法系也称为家庭住宅或婚姻住所，在英美法系则称为matrimonial home或family home，其中后者对其含义规定得更为明确。如苏格兰2006年《家庭法》第22条规定，婚姻住宅是指由配偶一方或双方提供的用来供家庭居住，或者已经成为家庭居所的房屋、房车、居住船或其他建筑。加拿大安大略省1990年的《家庭法》第18条规定，个人对其享有一定的利益，并通常被配偶双方作为家庭居所以共同居住的财产就是婚姻住宅。虽然上述表述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都表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即所谓婚姻住宅，就是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家庭住所而由夫妻双方共同居住的不动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住宅的用途（即家庭住所）和其使用人（即配偶双方），至于该住宅的所有权人是谁则无关紧要。就此而言，婚姻住宅可以是夫妻一方所有，也可以是双方共有，还可以是一方或双方租赁的房屋等。虽然我国婚姻法上没有确立婚姻住宅或家庭住宅这一概念，但它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其含义与国外的相关立法规定亦无本质的区别。就此而言，上述对婚姻住宅的理解也同样可以适用于我国。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其一，婚姻住宅之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决定了法律应当对其“另眼相看”。在现实生活中，婚姻住宅是夫妻双方以及子女生活的基本场所，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也是实现养老育幼职能的基本场所，同时还承载着人们对婚姻家庭的情感寄托。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并非仅仅具有财产意义上的价值，而是与人的生存、安全密切相关，与其他财产相比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6]就此而言，法律有必要对婚姻住宅予以特殊的规定。

其二，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很多家庭只拥有一套房子，在该房屋为夫妻双方共有时，任何一方都会基于所有权而享受应有的利益，包括对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对房屋处置的决定权，以及在离婚时的分割请求权等。但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的情形下，如果只重视房屋产权人一方的权利和自由，而忽略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话，则在前者擅自将婚姻住宅出售、抵押、租赁等时，或者在因感情破裂而以另一方配偶无所有权为由将其赶出家门时，作为非产权人的配偶往往会立即陷入无房居住的困境。由于受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多数家庭都是由男方提供婚姻住宅，这使得可能陷入上述困境的多数是女性。现行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可避免地使其在执行过程中陷入困境。[7]其结果是削弱了婚姻家庭本身具备的对家庭弱者特别是女性的保障功能，从而导致我国《婚姻法》一贯坚持和倡导的“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原则无法得以真正落实。

其三，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基于维系夫妻感情和家庭的考虑，产权方配偶一般也都会允许另一方在其中居住，但如果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权利仅仅建立在另一方许可的基础上，则不仅使得其利益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且也有可能导致其为了有一个安身之所而忍受来自另一方的不当行为甚至是家庭暴力。就此而言，法律有必要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规定。

虽然对婚姻住宅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势必会对产权方配偶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构成限制，但任何权利和自由的行使都不是绝对的，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婚姻中的个人财产权利也同样如此。而从婚姻法的价值取向来看，个人自由在婚姻家庭领域不是也不应当是最重要的价值。虽然婚姻可以认定为是一种民事契约关系，但婚姻的伦理性决定了这种契约关系的突出特点是长期性、非计算性、全面合作、互相信赖和难以转让，美国学者麦克尼尔将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8]这意味着理想的婚姻关系应当是一个长期合作、利他互惠的关系，这与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交易契约有着本质的不同。[9]婚姻的上述特质决定了婚姻法应当更多地鼓励夫妻间的合作互惠，并通过合理分配婚姻家庭利益来实现个人自由与正义的平衡，而不应当片面强调个人财产权利，更不应当在家庭领域推行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理念。尽管近些年来，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不断地受到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与成本理性观念的冲击，再加上个人自由与契约婚姻观念的嫁接，一些人的家庭生活观念日益功利化，家庭成员中“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甚至“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的观念更是不断滋生。但是，法律应当体现主流的价值观即以促成美好婚姻、充分呵护家庭为己任的价值观，而不能以片面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为主要价值取向。就此而言，对婚姻住宅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予以适度限制，注重发挥婚姻法稳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功能并更好地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

三、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保护的比较法考察

正是由于婚姻住宅对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两大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对婚姻住宅予以了特别的保护，尤其是对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各国对此种情形下配偶利益的保护也是相当宽泛的，不仅包括婚姻住宅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同时也包括婚姻住宅系由夫妻一方承租的情形等。鉴于本文的主旨，以下只对前者的法律规定作一介绍和分析。

英美法系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婚姻家庭法都通过“婚姻住宅权”这一专门的制度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特别的保护。如英国1967年的《婚姻住宅法案》、1996年的《家庭法案》，苏格兰2006年的《家庭法案》，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庭法案》（2009年修正），爱尔兰1993年的《婚姻住宅法案》等均对这一制度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归纳起来，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居住权。如根据英国1996年的《家庭法案》第30条的规定，在一方配偶基于使用权、所有权、契约或法令的继续占有授权而享有居住权利的住宅中，另一方配偶虽无上述权利或授权，但如果其正占有住宅，则享有未获法院指令不被其配偶逐出住宅或部分住宅的权利。如果其未占有住宅，则享有经法院许可进入并占有该住宅的权利。鉴于婚姻住宅权是一项确定的法律权利，为了便于认定，有的立法规定了婚姻住宅的确定制度。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庭法案》第20(3)条规定，婚姻住宅应当在相应的地政机关予以登记。

二是非产权方配偶对他方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家庭法案》第21(2)条规定，享有所有权的配偶只有经过另一方配偶的同意才能处分婚姻住宅，包括转让、抵押等。如果未经同意则交易行为无效，除非第三人能够证明其在交易时对婚姻住宅并不知情。在英国，根据1996年《家庭法案》第31条的规定，婚姻住宅权利在地政局进行同意公告的登记后，就可以对抗第三人，包括房屋的购买人和抵押权人等。

三是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在英美法系，夫妻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并不完全取决于何方拥有所有权。例如，在英国，所有权被区分为法律上的所有权（legal title）与衡平法上的所有权(equitable title)。在一方对婚姻住宅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时，法院会基于另一方对婚姻住宅的贡献而认可其享有衡平法上的利益。而一旦确定非产权方配偶享有受益权，法官对于该利益的大小就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可以改变所有权的主体。[10]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其家庭法则规定无论婚姻住宅属于谁所有，对于房屋的价值，配偶均享有平等的份额。即虽然房屋的所有权最终归属于一方配偶，但另一方仍可以得到房屋一半的价值。[11]而在决定婚姻住宅由哪一方予以居住或使用时，英美法系的法院更多地考虑双方的实际需要，一般而言，处于经济弱势者（一般是女性）特别是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通常具有优先权。[12]

与英美法系不同的是，大陆法系并不存在所谓“婚姻住宅权”这样的概念，在法律上也并无关于婚姻住宅权的体系化的规定。但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亲属法对于婚姻住宅以及非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也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一是关于婚姻住所的确定及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2款规定，家庭住所应为夫妻一致同意选定的场所。该条并未对家庭住宅的所有权问题予以专门的规定，据此推断，无论家庭住宅的所有权属于何方配偶，他方都有居住的权利。《瑞士民法典》第162条、《澳门民法典》第1534条等也作了相似的规定。

二是关于非产权方配偶对他方处置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如《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3款规定，夫妻各方未经他方同意，不得擅自处分家庭住宅据以得到保障的权利，也不得处分住宅内配备的家具。《瑞士民法典》第169条、《澳门民法典》第1548条第2款以及第1549条也作了与上述内容相似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需要经过配偶同意的行为不仅包括转让、抵押，也包括出租、出借以及在婚姻住宅上设定其他物上或债上负担的行为。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法典并没有对上述同意权予以专门的规定，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是通过对配偶权利的一般限制性规定予以保护的。[13]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规定，婚姻一方只有在征得婚姻另一方同意后方得承担处分其全部财产的义务，婚姻一方如果未经婚姻另一方同意而承担此种义务，则必须征得婚姻另一方同意方得履行此义务。而在司法实践中，配偶一方的处分行为涉及不动产交易的，只要配偶一方除了该不动产之外仅剩动产，或该不动产占其全部财产价值的十分之七以上的，就可以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的规定。[14]这使得非产权方配偶对于婚姻住宅的权利得以保护。至于这种权利能否对抗第三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均未作明确规定。但在法国，学者一般认为原则上第三人在未经配偶一方同意处理婚姻住宅的案件中并不受保护。[15]在德国，学者一般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规定的是“绝对的出让禁止”，因此不适用善意取得或者根据公信力的取得。[16]但为防止配偶对同意保留的滥用，《德国民法典》赋予了家庭法院在特定情形下替代另一方配偶同意的权限。[17]

三是关于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配。与英美法系相同的是，在大陆法系，婚姻住宅也可以由法院判决分配给非产权方配偶居住使用。如《法国民法典》第285条规定，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时，在特定条件下（如另一方需要抚养子女等），法官可以判决将其租让给另一方配偶。《德国民法典》第1586a条第1款规定，考虑到在家庭生活中的子女的利益及配偶一方的生活状况，或者基于公平的考虑，法院会将婚姻住宅分配给更需要婚姻住宅的一方使用，配偶一方可以在离婚后要求另一方离开婚姻住宅，并要求作为所有权人的原配偶按照本地区的通常条件缔结租赁合同。此外，由于德国实行的法定财产制是剩余财产共同制，因此即使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在离婚时另一方也可就房屋的增值利益分得一定的份额。

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关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相关法律规定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婚姻住宅从其他夫妻共有财产或夫妻个人财产中分离出来而加以特别的规定。二是在婚姻住宅的所有权属于一人所有时，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予以了规定，同时对所有权人对该住宅的处置自由予以了限制。三是在离婚的时候，即使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法院考虑经济弱者（主要是女性）以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也会将该住宅的居住权分配给非产权方配偶，并会给予后者相应的财产份额。相比而言，英美法系赋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主要目的是实现一个更为公平的结果。四是各国及地区立法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模式，有的国家和地区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了直接的保护，如英美法系国家和法国、瑞士、澳门等；有的国家则予以了间接保护，如德国、意大利等。而就直接保护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系通过专门的“婚姻住宅权”制度提供体系化的保护，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具体的条文提供保护；二是对婚姻住宅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有的国家对善意第三人予以了相对的保护，如英国规定登记的婚姻住宅权即可以对抗第三人；而有的国家则更倾向于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如法国、德国在实践中一般认为对婚姻住宅的处分不适用登记的公信力制度。

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对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婚姻法之稳定婚姻家庭、保护家庭经济弱者以及子女利益的价值取向，值得我国借鉴。

四、我国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法律保护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颁布，作为家庭物质基础和生活场所的婚姻住宅被越来越多地界定为夫妻个人所有，而与此相关的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过分注重对夫妻个人财产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而忽略了对婚姻家庭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特殊因素的考量，由此导致的弊端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有必要借鉴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规定，对于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规定，以纠正机械适用现行立法有可能导致的偏误。

（一）关于婚姻住宅的确定

鉴于婚姻住宅对于婚姻当事人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婚姻法应当将其区别于其他婚姻财产予以特别对待，并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在婚姻法中对婚姻住所的确定予以明确的规定，即规定婚姻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婚姻住所。而为了便于婚姻住宅的确定，可以借鉴加拿大的规定建立婚姻住宅的登记制度，即将婚姻住宅的情况登记在相应的不动产登记簿中。在目前情形下，法院可以根据婚姻当事人共同居住的事实确定婚姻住宅。

（二）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利益

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时，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产权方配偶应当享有如下权利。

1．居住权。即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享有居住的权利。具体而言，在其已经在婚姻住宅内居住时，产权方无权将其赶出住宅。在其尚未人住时，则有权请求居住，法院对此应当予以支持。应当指出的是，配偶之所以能够享有此项权利，是由婚姻本身所具有的伦理特性所决定的。因此，此项权利系非产权方配偶基于配偶的身份当然取得，不需要经过法院的认定，更不需要经过另一方的许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婚姻法对此尚未予以明确的规定，但基于以下理由上述权利同样应当得到认可：其一，婚姻住宅是夫妻二人共同确定的，因此无论房屋系何人所有，在合意中都有允许另一方配偶居住的意思；其二，我国《婚姻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而所谓扶养，在解释上不仅包括支付扶养费，也应当包括在配偶一方有能力时，须为对方提供相应的居住条件。

至于该权利的性质，虽然从内容上看其系对物行使的占有、使用的权利，颇类似于物权，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对其物权性质予以明确的规定，基于物权法定原则，此项权利目前尚不能认定为物权，将其界定为配偶之间的兼具身份权与请求权性质的一种权利更为合适（但从保护家庭弱者的角度出发，今后有必要将该权利纳入物权的范畴）。[18]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此项权利目前不能被界定为物权，非产权方配偶仍然可以基于“占有”的事实而获得《物权法》上占有制度的保护。即在该房屋被侵占或遭受妨害时，其有权请求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2．同意权。即房屋所有权人在处置婚姻住宅时，应当征得非产权方配偶的同意。此项权利主要是为了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而设，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需要经过同意的行为。赋予非产权方配偶同意权的目的主要在于使其居住的权利不受妨碍，因此，需要同意的行为不宜界定过窄。应当既包括转让、赠与等使所有权发生移转的行为，也包括在其上设定抵押等物上负担的行为，还包括出租、出借等债权行为。

第二，同意的形式与作出方式。同意应当采用明示的方式但不必一定是书面形式。同意的意思表示既可以向配偶方作出，也可以向参与交易的第三人作出。

第三，未经同意的法律行为的后果。如果婚姻住宅的产权方未经另一方配偶的同意而擅自处置了婚姻住宅，则非产权方配偶有权向法院主张该行为无效。但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此项请求权应当有时间的限制。《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3款将此时间界定为配偶知道此处置行为后的一年内或离婚后的一年内。此项规定值得我国借鉴。

第四，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冲突及解决。上述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配偶利益与第三人利益的冲突。即当与产权方配偶进行交易的第三人不了解前者的家庭情况或不知道交易未经另一方配偶同意时，该第三人能否受到保护？现行立法虽然未对此予以明确规定，但从立法价值取向上的确体现出保护善意第三人即保护交易安全的倾向。例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1条对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有房屋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予以了明确的肯定。[19]以此推论，在夫妻一方处分属于个人的婚姻住宅时，当然更没有理由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但笔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民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而设计，而婚姻住宅的存在与否涉及到家庭安全，家庭安全也是一种需要法律保护的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比交易安全更为重要。诚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不动产上的利用利益，可分为资本的利用利益和生存的利用利益。资本利益所依据的是市场原理，生存利益利用的是生活原理，如果将生存利益按照资本逻辑的竞争规则处理，势必将造成社会弱者的生活处于困境。在资本的利用利益与生存的利用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优先保护生存利益。[20]因此，我国应当借鉴法国、德国的规定，优先保护另一方配偶的利益。上述理由和结论在婚姻住宅属于夫妻双方共有时也同样适用。

第五，配偶同意权的限制。为防止非产权方配偶滥用同意权，损害产权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法律应当规定在特定情形下，针对婚姻住宅的交易被认为是有效的。这主要是指产权方与第三方的交易并不损害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而后者无充足理由拒绝的情形。例如，夫妻一方或双方尚拥有其他的房屋可以居住；因夫妻一方或双方无力承担婚姻住宅之上的债务（如银行贷款），需要出售房屋以偿还债务，且已另行安排了其他婚姻住宅等。

（三）关于离婚时一方享有产权的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

在婚姻住宅的分割上，我国《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据此，离婚时予以分割的只是夫妻的共有财产，个人财产并不参与分割。这意味着在夫妻离婚时，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不仅不能对另一方所有的住房主张所有权，也不能请求对该住宅的经济价值予以分割。此外，依《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5条的规定，该配偶还不能对该住宅的增值部分请求分割。[21]根据该司法解释，非产权方配偶可以请求另一方予以经济补偿仅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形中：一是婚前按揭购买的房屋被确定为登记名义人所有时，非产权方配偶可以就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要求另一方补偿；二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且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被确定为登记名义人所有时，可以请求对方偿还自己的出资。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值得商榷。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是完全沿袭了大陆法系“以归属界定利益”的绝对所有权观念，而忽视了这一理论在婚姻法领域适用的局限性。在大陆法系国家，所有权被明确表述为一种对物的完全支配权，其重要价值在于确定物本身的归属，并通过界定物的归属来界定利益的归属。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种绝对所有权观念对于定分止争、分析既有的财产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却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例如，在公司法人股产权、信托财产权等问题上，传统的所有权观念就会捉襟见肘，进而发生“所有权失灵”现象。[22]究其原因，乃在于传统所有权观念的适用有其特殊的语境，失去了这一语境，这一理论就很难发挥作用。[23]而在笔者看来，婚姻领域恰是该理论适用的例外之一。首先，传统所有权观念的目的在于解决物的归属，而婚姻强大的伦理性和公益性决定了夫妻财产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家庭的扶养功能，而并非仅仅在于确定物的归属；其次，传统所有权观念的语境在于个人主义，而如前所述，婚姻法的目的则在于促进夫妻间的互惠、合作，稳定家庭关系；再次，传统所有权观念是建构在个人完全占有物的基础上的，而对于婚姻住宅而言，其由夫妻长期稳定地共同使用，房屋经济利益的保值增值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夫妻双方的投入和贡献。换言之，房屋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增长并非依靠所有权人一人之力，而是双方通力合作的结果。就此而言，传统绝对所有权观念之下的“归属与利益一致”原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婚姻家庭领域。而基于婚姻住宅的特殊性，也不必强求用所有权理论来规范和解释，直接根据事实并基于公平的观念进行分析或许更为恰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应当区分所有权与其上的经济利益（即房屋的评估价值）。所有权可以依不动产登记制度和相关法律确定为夫妻一方所有，但其上的经济利益应当在二人之间公平分割。[24]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经济利益的贡献可以根据以下事实认定：参与房屋价金的支付、参与共同还贷、为婚姻住宅的保值增值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例如，通过家务劳动、装修等提高了房屋的价值）等。值得说明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把非产权方配偶的参与共同还贷以及共同出资仅仅界定为一种“借贷”行为，这种理解不仅没有尊重既成的婚姻生活规律，有违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抹杀了婚姻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特性，否定了夫妻通力合作的价值，使得美好的婚姻沦落为冷冰冰的契约关系。相比之下，将非产权方配偶的贡献推定为其对房屋经济利益享有一定的份额更为公平和恰当。至于非产权方配偶对房屋经济价值所占份额的比例，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结婚的时间长短、共同还贷在房屋价值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家庭劳动等无形贡献对房屋保值增值的影响等因素确定。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规定的由夫妻共同出资购买、只是因为政策的原因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的房屋，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该出资系对名义产权人的赠与的话，则虽然房屋的法律物权人是名义登记人，但夫妻双方作为事实物权人原则上应当享有房屋的全部经济利益。因此在离婚时，非产权方配偶应当得到房屋价值的一半。[25]但从作为名义产权人的一方父母那里享受到的福利，则应当予以相应的补偿。

在婚姻住宅的分配上，离婚时婚姻住宅原则上应当由所有权人居住使用，但非产权方能否请求继续居住？这个问题在我国婚姻法中也有所规定。例如，《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而所谓以住房提供帮助，则既可以是所有权，也可以是居住权。在司法实践中，请求住房帮助的一般有三种形式，即住房所有权、暂住权和无期限的居住权。[26]该制度固然有利于解决无住房者的困难，但在笔者看来，其尚不能给那些家庭弱者以充分的保护。因为该制度设计的基础是“帮助”，而能否提供帮助，在多长时间内提供帮助，取决于帮助方是否有帮助的能力，这就使得无房者能否继续使用婚姻住房具有或然性，其利益不能得到确定的保护。学者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在离婚诉讼中无房居住是当事人的首要困难，但法院判决直接以房屋形式予以经济帮助者甚少。如在北京市法院裁决准予经济帮助的63起离婚案件中，以住房所有权的形式提供帮助的只有1例，占1.6％；提供两年的住房居住帮助的有3例，占4.8％；提供住房无限期居住帮助的有4例，占6.4％。此外，还有一例判决提供住房至其有房或者再婚时止。[27]这说明在实践中，现行立法并未能解决无房居住者的住房困难。因此，如何在平衡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保护家庭弱者的利益，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将一方所有的婚姻住宅分配给另一方居住使用的条件，其一是另一方存在住房及经济上的困难，且比所有权人更需要使用住宅；其二是另一方存在住房困难，且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在符合其中一项条件的情形下，法院有权将婚姻住宅的全部或部分判决给非产权方前配偶使用。但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此种判决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非所有权人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法院无权将婚姻住宅直接确权给居住权人；（2）非所有权人的居住应当设定一定期限。需要抚养子女的，一般至子女成年或能够独立生活为止。不需要抚养子女的，应当至其有住房、再婚，或有购买、租赁房屋的能力时止，但一般不超过10年；(3)在居住权人能够承受的前提下，可以允许所有权人向居住人收取一定的租金。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论者系针对婚姻住宅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但在婚姻住宅系由夫妻一方承租的情形也同样适用。即非承租方对租赁的房屋同样具有居住权，承租方配偶在作出转租、解除租赁合同等行为时，也同样需要经过另一方配偶的同意。在离婚的时候，法官根据双方和子女的需要，可以在承租期内将租赁的房屋判决由非承租方的配偶使用，一经判决，非承租方配偶即取得承租人的地位。

五、结论

在家庭价值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中国社会，婚姻法不仅是裁判的依据，同时也起着正确引导人们的婚姻观念及婚姻模式的作用。因此，无论个体对婚姻有着怎样的理解，婚姻法都应当坚持主流的价值取向。鉴于婚姻家庭是国家社会稳定的根本和基石，婚姻家庭的稳定就应当是婚姻法及其司法实践的首要任务。而目前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特别是有关婚姻房屋的制度设计却过分强调了个人的财产权利，忽略了对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以及夫妻之间应负的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法律及司法实践应当充分注意到婚姻住宅之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尤其要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的利益予以特别的关注和保护，并同时对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予以适度的限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赋予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居住权，以及对产权方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另一方面，在离婚时，法院应当根据非产权方对婚姻住宅的贡献确定其对婚姻住宅经济价值的份额。在非产权方配偶无住房且比产权方更需要住房或者需要抚养子女时，法院应当将婚姻住宅判决由非产权方配偶使用。

注释:

[1]参见国博慧编辑：《婚姻新法之博弈》,http：//chinalawinfo-com/fzdt/subjectcontent.aspx? code=436,2011年9月12日

[2]根据《婚姻法》及其前两部司法解释的规定，下述房屋也被认定为夫妻一方所有：(1)夫妻一方婚前的房屋；(2)夫妻一方婚后通过受赠、继承中明确的意思表示得到的房屋；(3)结婚前一方父母出资为双方购置的房屋且没有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

[3]参见河北电视台2011年8月22日《午间视野》报道，http： //v. ifeng. com/news/society/201108/d0e934cc-dacd-4a31-9946 -f647a8b47685.shtml,2011年9月10日访问。

[4]参见《婚姻法新解释引发房产加名潮 谁动了谁的奶酪?》,http：//book.qq.com/a/20110822/000040-2.htm,2011年9月10日访问。

[5]在当今中国社会，伴随着市场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家庭的观念与其根本价值逐渐被经济理性和消费文化所侵蚀，进而使得金钱与商业关系逐步融入夫妻家庭经济关系之中，夫妻之间的家庭经济关系已经渗入了理性化、商业化的意识。参见方乐：《法律实践如何面对“家庭”？》，《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潘鸿雁：《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6]参见孙若军：《家庭共同生活居住所需房屋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研究》，《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

[7]参见陈惠馨：《法律与生命—一个女性主义法学者的观点》，《法官协会杂志》2004年第6卷第2期。

[8]参见[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2页。

[9]参见巫若枝：《三十年来中国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反思—兼论保持与发展婚姻法独立部门法传统》，《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

[10]see c. m. v. clarkson, study on 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s and the property of unmarried coupl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l law, european commission/directorate general for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jai/a3/2001/03,pp.7-8.

[11]see the ontario family law act, section 19.

[12]英国的法院经常通过居住令的形式对女方以及子女的居住利益予以保护。如法庭可以“米舍令”(mesher order)，根据该令状，女方与其未成年子女有权居住在原家庭住宅中直至子女们达到特定的年龄或完成全日制学业；法庭也可以“马顿令”(martin order)，该令状允许无房居住的一方当事人（通常是女方）在婚姻住宅里无期限居住，直至其死亡、再婚或者自愿放弃。see frances burton, family law, taylor＆ francis, 2007, pp. 253-255.

[13]see katharina boele-woelki, matrimonial property law from a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 amsterdam, 2000, p. 21.

[14]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符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15]同前注[3]。

[16]同前注[14]。

[17]《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第2款规定，如果配偶一方欲缔结或已经缔结的某法律行为符合通常的财产管理规则，而另一方无充足理由仍拒绝同意，或者因疾病或不在场而无法作同意的意思表示并且若迟延会有遭到损害的危险，家庭法院也可以代替另一方配偶作出同意。

[18]一些学者对我国物权法应当规定居住权制度有过较为深入的论述，参见周珂、梁文婷：《新时期居住权制度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曾大鹏：《居住权制度价值的理论争议及其评析》,http：//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 asp? id=34071,2011年9月15日访问。

[19]该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参见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5页。相似的观点参见陈苇：《婚姻家庭住房权的优先保护》，《法学》2010年第12期。

[21]该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2]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在其所著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认为，在罗马法系各国中，所有权是指承认所有权人具有三种特权，即使用权、收益权与处分权，这种分析尽管是传统的做法，但却惊人地肤浅，信托财产迫使人们懂得这一点……当大家明白了对所有权内容分析的全部不足之处后就有条件懂得信托财产。参见黎晓平：《司法活动与法制发展》，《清华法治论衡》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23]近代大陆法系的“绝对所有权”概念的语境是“物的分裂”和“个人主义”，其无法适用于团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物的情形，以及无形物的拥有和流通的情形。参见梅夏英：《民法上“所有权”概念的两个隐喻及其解读—兼论当代财产权法律关系的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4]事实上，我国婚姻法对该观点也是承认的。例如，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在婚前按揭购买的房屋被确定为名义登记人所有时，非产权方配偶可以就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要求另一方补偿。其中“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指的应当就是房屋的相应增值部分，这实际上是认可了房屋所有权与其上经济利益是可以属于不同主体的。只不过该司法解释没有将此精神贯穿始终。

[25]关于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区分与确定，参见孙宪忠、常鹏翱：《论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区分》，《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篇10

论文关键词　女性　权益保护　法律思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社会中的价值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肯定，女性群体在社会中的权益得到了逐步的建立并完善，建立了一系列的女性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合法权益的法律救济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既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时至今日女性在社会中虽然拥有了和男子一样的社会地位，但现实却并非尽如人意，因此要加强对女性法律权益的保护，社会才能更加和谐、进步。本文所界定的女性权益是指女性作为社会上的人所应当享有的与其他主体（男性）一样的平等自由的权利。下文主要对女性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权益保护进行法律的分析与思考。

一、现代女性在婚姻家庭方面享有的权益及其内容

在旧社会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极其低下，她们被看成是男性的私有财产，任由其处置，最终使女性从身体到精神都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让女性不仅在身体上而且精神上都遭受了许多的痛苦和折磨。不过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看待事物的观点发生了变化，现在法律赋予了女性充分的权益。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现如今，法律赋予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包括：（1）人身方面的权益；具体是：婚姻自由权（婚姻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完全处于女性个人的意志）、生育自由（有可生育子女和不可生育子女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威胁和干涉）、人身自由和不被虐待的权益、和男性享有一样的家庭地位，不因收入的多少而受到歧视。（2）财产方面的权益；具体是：享有个人财产权，不被剥夺，继承权（继承丈夫、父母等直系亲属财产的权利），获得赡养的权利，离婚时获得和男性平等分配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等。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赋予了女性这一系列的权益，说明在法律领域内女性地位日益提高，女性权益保护问题已向着完善的目标进步。

二、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权益保护的不足

虽然国家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不受侵犯，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侵犯女性合法权益的事件仍旧存在。如：在离婚案件中，一些男性往往采取各种手段，限制或剥夺女性的财产权益，侵吞经营收入或花钱买离婚。还有就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继承权问题，我国《继承法》明文规定了继承权男女平等。在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中，不得歧视妇女；女性配偶可以继承丈夫的财产，不受任何人干扰。但在实际生活中，在我国城市地区，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几乎没什么障碍，但在一些农村地区或边远地区，法律意识还不够强，其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使得那些地区的人认为“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不应该再回来继承父母的财产，剥夺了女子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同时还存在一些阻碍女性继承亡夫的财产和丧偶儿媳继承公婆的财产，以及阻碍其处分自己继承的财产的行为。《继承法》规定，妻子是丈夫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之一，与其他同一顺序继承人享有同样的继承权利；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但是在一些法律比较落后的地区仍然存在剥夺女性继承权和阻碍其处分自己财产的现象发生。如：女性继承了亡夫的财产，要再嫁就不能带走她所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婆家。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存在许多的漏洞。在婚姻家庭中还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侵害女性权益的问题，就是现在讨论的比较热点的话题：家庭暴力问题。虽然目前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现实状况仍然不是很乐观，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没有得到解决。其中，规范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突出就是其原因之一。同时还由于：（1）虽然现在是新时代了，但是在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的影响，还是有一些人抱有“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思想根深蒂固。（2）一些丈夫文化素质低下，在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价值，只能靠打骂自己的妻子来体现个人价值。（3）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性差。（4）社会对家庭暴力现象的漠视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5）女性的懦弱是致使产生家庭暴力的自身原因，女性在遭受家庭暴力后，不懂得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使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三、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权益保护的完善建议

目前虽然国家颁布了不少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但还存在一些漏洞，可操作性还是不强。本文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大力宣传法律知识，增强大家的法律意识

保护女性权益最主要是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们，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在“3.15法制宣传日”的时候，政府部门应该在那些大型的活动地点：如中心广场、商业街、购物广场、商场等地进行法律宣传，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同时可以通过配合演出一些有关法律方面的小品节目之类的，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在“3.8妇女节”的时候在各个人员流动比较大的活动地点设置专门针对女性的法律知识宣传，让女性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懂得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二）设置一些免费的法律宣传讲座，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法律

现在有些人对法律不是很了解，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尤其是女性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更应该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在农村各个村和乡设置法律知识普及讲座，让各个村和乡的政府部门组织大家去参加法律知识普及讲座。农村的人法律知识不够全面，法律意识不够强，因此应该在农村做大力的宣传。

（三）加大惩罚力度

严厉惩戒那些在婚姻家庭中侵害女性合法权益的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当女性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男性应赔偿因此给女性造成的损失，而且赔偿额应比较大，是损失的双倍。这样男性就不会利用各种手段来剥夺女性的财产权利了。同时完善《婚姻法》和《继承法》，让女性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完善女性在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保护。

（四）完善家庭暴力方面的制度